2231南渡北归.md-ND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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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烽火照京都

北平的7月，酷暑已经来临。

每到这个烟雨飘渺，蛙语蝉鸣的时节，总有一些城里城外的老汉提了鸟笼，或托一把无边无沿加无嘴的“三无”茶壶，三三两两地聚集到胡同口或马路边一棵槐树下，不时摸两把落到头上的槐蚕，拖着圆滑的京腔，议论起多少年之前，哪朝皇上娶了几打妃子，自己的祖上哪朝哪代曾荣幸地伺候过哪位宫中太监大总管等等。谈到得意处，肩膀上那个呈兔子扒了皮一样温热的紫红色肉球，越发晃动摇摆得厉害。原本满脸蛛网状的皱沟，因塞了过多辨不清来路的尘沙污垢，在汗水冲刷浸泡下，如同乌龟壳上的甲骨文于扑朔迷离中，以快速程序不住地变换重组。随着下部呈元宝状势如蛙形的嘴巴一张一合上下剧烈起伏，龟壳上每一个四仰八叉的字符神咒里，都透着“天下一切人等无足惧者”的傲然神气。受这股邪乎得令人费解的世风熏染，红墙黄瓦映照下的古城沉浸在一派浮华、平和、温馨外加迷迷糊糊勃起、狂欢、天马行空的大梦之中。

1937年的7月，与往昔大为不同，看上去平静无波的古城，荡动着沉闷、压抑、神秘并伴有一点腐霉的气息，一种不祥的预兆，随着行色匆匆的人流和不时从墙上飞窜而过的狸猫幽灵般的身影，于潮湿酷热伴有火药味的空气中飘动游荡。往日提着茶壶在大树下谈天说地的土著们，不再谈论狸猫换太子与慈禧老佛爷出殡时棺椁里填置了三斗四升乌龙珍珠的豪华气派，而是相互得意地吹嘘炫耀着自家的老三或是小五儿，已成为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毛驴太君手下的翻译官，或是专门服侍小犬纯一郎穿衣洗澡的著名贴身侍卫与端茶送饭的小二儿。期间不时夹杂着一些探询性质的讨论，一旦北平城沦陷，自己将何去何从？

是时，驻扎在北平郊外西南部丰台、长辛店一带的日本军队，顶着火辣辣的烈日，于尘土飞扬中操枪弄炮频繁调动演习，不时对天空或宛平城厚实的城墙胡乱放几声冷枪，借以向中国守军和民众显示大日本皇军的强大无敌。永定河畔，马队奔腾，刀枪显耀，日军官兵满布血丝的眼睛透着瘆人的光。即使是一名非职业军人，也感觉到这股从大海那边侵袭而来的武装力量暗藏的锐锋邪气已形成了不可遏止的旋风，大树梢头响起了民族危难的呼哨。北平城内，极度紧张敏感的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已嗅出对方阵营内暗含杀气与飞扬飘荡着的血腥气味，同时清晰地意识到“日方使用武力侵略之企图，已成弯弓待发之势”〔1〕，必须予以防范。于是，这位驻守北平的最高长官，在紧急下令卢沟桥守军加强警惕和坚守阵地的同时，在一个溽热的下午，邀请北平教育文化界名流大腕胡适、梅贻琦、傅斯年、张怀九等20余人至市政府大厅出席会议，报告平津局势，共商御侮图存大计。

按秦德纯在报告中所言，当今北平乃至整个华北局势，如同一个巨大的火药筒点燃了引线，烟雾升腾，火星四溅，天崩地裂的时刻就要到来。

胡适等尚以忧国忧民自命的群儒大贤闻此凶讯，无不惊骇。于是，会议在忧愤、激昂、悲壮、失望与希望，甚至激烈的争吵中，一直持续到夜间十点多钟方才散去。

秦德纯不幸言中，此次会议散罢不到两个钟点，巨大的火药筒在北平郊外沉沉的墨色中轰然爆响了。

这是一个注定写入中国乃至世界战争史的忌日。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经过长期密谋策划，终于采取占领平津，继而征服整个华北和中国的侵略行动。是日夜，早已占领北平市郊宛平城外的日本军队，以走失一名士兵为由，强行进入宛平城搜查。在遭到拒绝后，日军突然向卢沟桥龙王庙中国守军发起进攻，继之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冯治安师何基沣旅吉星文团奋起抵抗，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中国军民八年抗战序幕随之拉开。

驻守在华北地区的二十九军，其老班底是一代军阀大佬冯玉祥旗下的西北军旧部。这支军队的兴起与演变，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其兴亡存续与翻云覆雨的经过，更是深深地打上了清末民初战乱时期军阀们相互倾扎、暗算、合纵连横的烙印。

卢沟桥中国守军

1928年夏，以蒋介石为总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相继占领平津，定鼎中原。6月20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儿子张学良在沈阳老巢承袭父职，自任奉天军总司令。7月1日，张学良通电南京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等军事巨头，表示愿意用和平手段统一全国。自此，中国军阀折腾了几十年的相互攻战防守、腰斩开膛、砍头剁脚、水煮油烹的大混战暂告一段落。

1930年，刚刚在名义上取得统一的中华大地，又爆发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中央军与冯玉祥、阎锡山两个地方割据军阀联军对决的中原大战——这是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混战之一，共有130万人参战。交战之初，双方势均力敌，互有胜负。就在彼此打得难分难解，成一团麻花时，蹲在白山黑水间的奉系军阀张学良，在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亲往其密所连番规劝、利诱下，张氏原本因吸食大麻而蔫儿巴唧的身子骨儿，如同每日注射的杜冷丁药力发作，突然“稀里咔嚓”响了起来，屁股开始由发热到发烫，随着脉管血液奔流窜腾，密布的毛孔迅速扩张炸裂，细黄的汗毛如同霜打毛草在苦寒的夕阳中根根直竖。张学良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澎湃如涛的激情，在蒋介石与阎、冯联军双方死伤达到30余万众仍难决胜负的关键时刻，突然“嗷”叫一声蹦跳而起，抽刀拔剑，亲率20万东北军携枪架炮以虎狼之势入关助蒋。

“东北虎”突然窜入关内，大战正酣的冯、阎等群狼组成的地方联军土崩瓦解，纷纷作鸟兽散。阎锡山扔下残兵败将独自躲到天津租界一个暗室不再露头，冯玉祥统率的号称42万西北军四散逃亡。原西北军名将吉鸿昌、韩复榘、梁冠英、焦文典、葛运隆、孙连仲等相继率部投蒋；庞炳勋、孙殿英、刘春荣等土匪出身的将领率部脱离冯玉祥，自谋生路。约万余残渣余孽在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孙良诚、秦德纯、冯治安等人的带领下，于慌乱中自河南之境渡过黄河，退入晋南一隅之地苦苦挣扎，企图死里求生。

1930年底，因助蒋有功而荣升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在北平设置行营，全权掌控东北军政、兼理整个华北地区军务的张学良，挟“东北虎”的凌厉威势，根据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决议，对西北军残兵败将进行捕获收编。1931年1月，原西北军残部被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6月改为名义上隶属于南京中央政府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由冯玉祥旗下所谓的“五虎上将”之一宋哲元（字明轩）任军长，辖冯治安、张自忠两个师，驻防山西正太路一带。

晋东南原为山西军阀阎锡山经营多年的老巢，二十九军驻防此地自是处于寄人篱下的地位，军费稀薄，官兵衣衫褴褛，形同乞丐，其状凄凄，惨不忍睹。处在夹缝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宋哲元与二十九军将士于饥寒交迫加白眼中，做梦都想得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儿，以便东山再起。

机会终于来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抵抗将军”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未放一枪退守关内，东三省沦陷。整个西北、华北局势立刻变得严峻起来。出于多方面考虑，1932年8月，国民党中央行政院会议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兼二十九军军长，所属部队随之向西北一带转移。未久，其军队扩编为三个师辖八个旅。察哈尔虽仅辖16县，地狭人稀，天荒地老，但毕竟是个落脚之地，也是命悬一线的二十九军死里求生的唯一依托。1933年2月，二十九军被调往北平以东的通县、三河、蓟县一带驻防，未久，奉命参加著名的长城喜峰口、罗文峪抗战，有效地狙击了日军侵略，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赞誉，名震一时。

二十九军大刀队长城喜峰口抗战情形

1935年6月，迫于日本的强大压力，著名的《何梅协定》签定，蒋系中央军关麟征、黄杰等部撤出平津地区。在日本人的操控施压下，具有半独立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二十九军经过一阵左右摇摆，瞅准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发展缝隙，宋哲元趁机坐大，一身兼任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等三项要职，冀察两省与平津两市一切政务、军务，统归宋哲元一人节制。

借了乱世风云的契机，得到冀、察、平津政权，今非昔比的宋哲元，同样深知“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硬道理，开始利用地方财政收入及截留中央收入的关税、盐税、统税、铁路交通税等钱财，打着准备抗战的幌子，以各种名目大肆扩军，并通过种种理由和方式向国外购买军火。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其部下已有4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两个保安旅、一个独立旅、一个特务旅，共五师四旅的兵力，部别番号分别是：

冯治安三十七师（驻防北平西苑、卢沟桥一带）；

张自忠三十八师（驻防天津附近韩柳墅、小站、廊坊、马厂和大沽各地）；

赵登禹一三二师（驻防南苑团河、河北省任丘、河间一带）；

刘汝明一四三师（驻张家口、宣化、怀来一带）；

郑大章骑兵第九师（师部和骑兵一团驻南苑，其余两团驻固安、易县等地）；

孙玉田特务旅（驻南苑，以一团在城内）；

石友三部两个保安旅（翼东一带，河北保定一线）。

另外有直属军事教导团，冀、察、天津保安队，总兵力达到了10余万众。

二十九军主要将领，前排左起：张维藩、张自忠、宋哲元、刘汝明、石友三，后排左起：郑大章、冯治安、赵登禹、佟麟阁

二十九军所属部队分别驻守冀、察两省与平、津两市，各地区的省市最高行政长官亦分别由驻军首领兼任，其情形为：冯治安兼任河北省主席；刘汝明兼任察哈尔省主席；张自忠兼任天津市市长（萧振灜离职后由张兼任），加上原已任命的宋之嫡系、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为北平市市长，冀察二省与平津二市完全成了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的天下，并复现以前军阀割据局面。

以蒋介石为首脑的南京中央政府，对这块具有特殊性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半独立地盘上的一切军政事务，已无力直接控制指挥。而自认为羽翼丰满，不可一世的宋哲元在截留税收、白银南运、故宫宝物南迁等一系列关乎国家民族大是大非问题上，更是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双方矛盾加剧。日本人瞅准机会，借以操控宋哲元并不断向其施压，企图将其变成一个受日本人指使的傀儡政权，日本外务省在《对华北新政权方针》一文中，直呼冀察政务委员会为“宋哲元政权”。〔2〕对此，蒋介石曾对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慨叹道：“我们只能希望宋哲元等几个人听命令，并不能命令他们。”其痛苦、愤恨、无奈之状溢于言表。也正是这种非驴非马非骡子的四不像局面的形成，为后来平津乃至整个华北地区危急与沦陷埋下了祸端。

卢沟桥事变之前，宋哲元为躲避日本人的纠缠，正猫在山东乐陵县老家为死去的父亲挖坑修墓，一切军政事务全部交付驻平的冯治安与秦德纯办理。当宛平城枪声响起时，秦德纯以职业军人特有的干练与魄力，当即于二十九军司令部电令长辛店守军何基沣旅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率官兵奋起抵抗，并有“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3〕等悲壮之语。吉星文得令后率部死打硬拼，给日军以痛击。

7月8日晨，秦德纯打电话到庐山，向正在牯岭召开会议的中国军政最高统帅蒋介石，报告事变经过以及北平面临的危急情形。蒋介石闻讯，大惊，继而对日军制造这一事变的真实意图，以及中国将如何采取应对策略，作了反复思考与细致推敲，其焦虑、矛盾、痛苦、犹豫之神情，从蒋氏本人当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一，倭寇已在卢沟桥挑衅，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乎？三，决心应战，此其时乎？”〔4〕

此时，中国的形势是，包括热河在内的东北四省已经沦亡于日寇之手。就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一年半以前，日本又迫使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和华北特殊化，这就意味着平津地区成为中国北方抵制日寇最前沿的堡垒，若平津失陷，整个华北将不可收拾。因而，经过反复思索权衡，蒋介石认为对方此次明火执仗的行动，绝非往日任何一次军事争端与挑衅能与之相比，华北大难临头，中国政府和军队很难再有退路，非战即降，非死即活，有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到来了。

面对危局，蒋介石采取外交斡旋与不惜开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一方面命令外交部部长、资深外交家王宠惠向日本驻华大使提出严重口头和书面抗议，要求日军立即撤回原防，中国保留一切合法要求。同时立即向宋哲元、秦德纯等二十九军将领发出了“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属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5〕电令。

此时躲在山东乐陵老家的宋哲元，早已从秦德纯发来的电报中得知卢沟桥事变情形，但这一事件似乎没有引起他的兴趣和警觉，他本人也没有立即回平处理事务的打算。面对宋的暧昧态度，秦德纯焦急万分，电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长邓哲熙火速自保定抄近道赴乐陵，促宋速返北平，以应付危局。当邓氏抵达乐陵时，宋哲元摆出一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将军气派，表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自己表示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于是下了一道“只许抵抗，不许出击”〔6〕的命令，让秦德纯向前线官兵传达，并表示自己将考虑与日军方面谈判，力争和平解决卢沟桥事件。由于宋哲元的迟钝和迷幻式梦想，导致事件风生水起，波诡云谲，整个平津前途命运落入凶险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7月9日，蒋介石采取积极军事反击的决心已定，在迅速调兵遣将的同时，于庐山牯岭海寒寺致电宋哲元，告已调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部两个师、庞炳勋部及高桂滋部开赴保定、石家庄一线助战。并警告宋哲元放弃固执、幼稚的幻想，尽快从沉醉的迷梦中醒来，速到保定指挥战事，严令“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技，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7〕同时电召正在重庆主持川康军事整理会议的军政部长何应钦速返南京，尽快着手编组军队，对中国空军实施紧急动员，准备抵抗即将到来的日军全面侵华战争。与此同时，日本军政首脑机关采取利用和扩大宋哲元与南京中央政府矛盾的政治策略及外交手段，行使挑拨离间之术，设法控制和麻痹宋哲元，将南京政府的势力排除在华北以外，促使宋哲元部放弃抵抗，以达到迅速占领华北之目的。蒋介石透过各种军事情报网络，觉察到日本方面的阴谋，在公开声明中严正指出，任何协定都须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面对宋哲元一直摇摆于战、和之间，置中央政府训令于不顾，顽固地寄希望于日军妥协求和的心理与做派，蒋介石甚为担忧和不满，于7月10日先后两次发出电令，恩威并施地对宋哲元指示道：“务望在此期间，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守土应具决死必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技，务须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吾兄忠直亮节，中所素稔。此后尚希共为国家民族前途互勉。”〔8〕

电令发出后，蒋介石于庐山召开紧急国防军事会议，制定了三项应变措施：

（一）编组第一线战斗部队100个师，预备部队80个师，于7月底前，组建好指挥大本营及各集团军、军团等一切事宜；

（二）把可供半年之需的弹药存放长江以北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如兵工厂一旦被日军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

（三）准备后备兵员100万人，军马50万匹及半年的军粮等。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几次电令宋哲元速赴保定相机处理战事，但宋不但置若罔闻，反而与邓哲熙等幕僚于7月11日化装打扮，悄然无声地赶到了天津。而去天津的目的，正如当时的一一O旅旅长何基沣后来所言：“不是抗战，而是求和”。〔9〕

7月12日下午7点，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令，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境内的国民党军队接到动员令，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与平汉线集结；山东境内的部队担任津浦铁路北段防守；在南昌的30架军用飞机立即编队飞行北上。

宋哲元一行潜往津门后，与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长张自忠密谋求和，这一做法得到了张氏明确支持。宋哲元心怀忐忑，试探性地与驻天津日军首领进行谈判，企图靠自己纵横捭阖之术予以“转丸”。惜宋氏与张自忠的幻想，皆与时代大势相违，结果自是一相情愿。当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和日本驻朝鲜军首脑机关，频频致电日本中央军事统帅部，强烈要求当机立断，痛下决心，以卢沟桥事变为契机，实现彻底征服中国之“雄图大业”。面对国内外局势，驻华北日军对前来求和的宋哲元采取了虚与委蛇，以等待大批援军到来的战略决策。对日军首领的阴谋，沉浸在“和谈”美梦中的宋哲元全然不觉，迷醉中于12日匆忙对外发表谈话：“此次卢沟桥事件发生，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云云。〔10〕

此番妄言传到庐山，蒋介石与奉召前来开会议政的各方人士大为不满，为防宋氏以华北军政之主的新式军阀心态，一意孤行地沉浸在“苟和”迷梦中昏睡不醒，做出有损国格、人格和民族大义的逊事。7月13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哲元，严明而又措辞强硬地指出“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予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今日对倭之事，唯能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11〕对此指令，宋哲元不屑一顾，来了个反其道而行之。竟下令自14日起北宁铁路正常运行，取消北平戒严，严禁二十九军与日军摩擦，并释放双方交战中被俘的数十名日军官兵。

7月15日，宋哲元针对海内外爱国志士纷纷汇寄到北平的钱款财物，通电全国，谢绝国人“捐款募军之举”，以免让日本人找到借口，妨碍“和平”大计。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有：“……接明轩电，有放弃天津之意，严令禁止。岂其已允倭寇退出天津乎？可疑之至。”

7月16日，鉴于外交路线直接谈判无效，南京政府邀请英国驻华大使出面进行“调停”，但为日方所拒绝，中日关系向恶化的方向急剧发展。此时日本国内的情形是：7月11日，日首相近卫文麿觐见日皇，就中日战争形势举行了紧急会议，根据会议制定的方案，于16日派遣10万陆军向中国进发。17日，东京五相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动员增派40万日军赴华助战。日方决心已定，中国方面即是不惜以重大牺牲为条件，来换取所谓“卢案”和平解决，亦无半点可能了。日本军队本着“军刀既已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12〕的既定方针，加紧调集大军向平津地区急速推进，全面战争气氛在华北进一步扩大蔓延开来。日本的强硬姿态再度给蒋介石和中国军民以极大刺激。7月16日，蒋介石邀集全国各界人士158人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讨论必要的“应战宣言”。该《宣言》坚决地声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抗战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演讲，极其干脆地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变4项条件，同时以慷慨悲壮的语调提醒全国军民：“卢沟桥事件能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续绝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己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而一旦被逼到“最后关头，只有抗战到底。我们希望和平，但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存免之理。……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13〕

此次关于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后关头”的讲话，标志着蒋介石既慎重又决绝的态度，确立了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战略的总方针，标志着中国政府彻底抛弃忍让、克制、退缩的政治军事策略，坚定地转入共赴国难，全力抗战，生死存亡在此一举的战略轨道。这一誓死捍卫国土，不惜身家性命与日军血战到底的战斗檄文，令全国军民为之大振。同日，国民政府紧急拨发300万发子弹与大批武器装备运往二十九军，命令孙连仲统率的第二十六军、商震第三十二军、庞炳勋第四十军及国民党中央嫡系李默庵第十师、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刘勘第八十三师等部队立即开拨，沿平汉、津浦路北上，火速推进至保定与石家庄一线布防，协同二十九军与日军决一死战。

当这一切布置完毕，蒋介石于20日由庐山返南京，再度召集军政要员会议，商讨对日长期抗战的总战略。

在天津一直寻求与日本人谈和的宋哲元，于18日偕张自忠初次会见了新上任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回归后当即对人表示：“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14〕这个时候的宋、张二人尚不知已落入日本人的圈套，日军真正的目的是等待援军到达，一举将二十九军击溃，彻底占领、掌控冀察与平津政务。

自信摸到日本人底牌的宋哲元于19日悄悄溜回北平后，仍把蒋公介石在庐山慷慨激昂的陈词和一次次急促的电令置之脑后。宋氏像一个醉酒的猛汉，两腿打晃，在战、和之间左右摇摆，并在焚香燃烛对天神祷告、向地虎求法的苦苦寻觅中，出现了短暂的晕眩与幻觉，满脑子寄希望于日本军方因种种原因突发慈悲，手下留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使“事变”得以无声无火地平息。在这一错觉与虚幻迷醉下，宋哲元不顾有识之士再三提醒与竭力劝阻，置中央政府大政方针与介公的命令于不顾，擅自下令拆除部队官兵与北平民众在北平城内各通衢路口用血汗乃至生命筑起的准备巷战的防御工事，将关闭数日的各道城门全部打开，放弃一切警戒，命令各部搁置备战计划，向城外增兵的军队立即撤退，电请已火速北上的中央军孙连仲、万福麟、庞炳勋等部停止前进，将主战甚力的冯治安师与主和的赵登禹师换防，以为日军做出“求和”的榜样。按宋哲元设想的勾钳之术，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中国军队做出放弃一切，任人宰割的羔羊式“榜样”，日军就会被深深感动并大发慈悲，开始以真诚和平的姿态与中国军民共同建设宏伟瑰丽的大东亚乐土。

令宋哲元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候，日本驻朝鲜的第二十师团近万人已悄然开抵唐山、天津，并在塘沽卸下10万吨军火。日本关东军三个旅团，已相继秘密调入华北，21日抵达丰台，完成了围攻平津的军事战略部署。另外日军8个师团约16万人正日夜兼程沿不同路线向平津扑来。面对宋哲元极其反常的荒唐之举，在南京坐镇指挥的蒋介石闻讯暴跳如雷，在大呼一阵“娘希皮”之后，于盛怒中再度致电秦德纯转宋哲元：“闻三十八师阵地已撤，北平城内防御工事亦已撤除。如此，则倭寇待我北平城门通行照常后，彼必有进一步之要求，或竟一举而占我平城，思之危险万分。务望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15〕同时叮嘱宋氏一定要守住平津，并将在津期间与日军签定的秘密协议立即报告中央政府，不得自以为是，擅自隐瞒。〔16〕

7月25日，日军已完成军事部署，大规模攻击平津的战争前奏——廊坊之战打响。二十九军所部爱国将士奋起反击，敌我双方伤亡惨重。

7月26日，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并有27架飞机前来助战轰炸。中国守军抵挡不住，撤出廊坊。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哲元，令其务必丢掉幻想，立即恢复一切城防戒备，死守勿失，决心大战，并拟亲至保定指挥战事。

7月27日，二十九军所部攻复廊坊，激战后不支，随之撤出，廊坊失守。

驻守苑平城的二十九军官兵被迫迎战

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在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亲自指挥下，开始对北平守军展开大规模进攻。集结在京郊南苑一带约七千余名二十九军所部将士被迫仓促上阵，与凶悍的日军展开血战。日军凭借优良武器和大批坦克战车步步紧逼，并以飞机数十架低空轮番轰炸，由晨至午，片刻不停。因宋哲元一度求和的战略指导思想，导致南苑直到大战到来的最后一刻都未能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仅以简陋的营围作掩体，在敌机疯狂轰炸扫射下，营围被撕成碎片，营房变为一堆废墟，守军部队受到极大钳制而无法反击。随着通信设备被炸毁，各部队与指挥部联络断绝，指挥失灵，致使秩序大乱。战至28日拂晓，守军伤亡惨重，南苑失守，官兵奉命向北平城撤退。在大血战、大混乱、大溃退中，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及其所属三千余名官兵阵亡。

7月28日夜，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以及北平城防司令张维藩等高官大员，率部仓皇南撤。〔17〕

7月29日，北平沦陷。

当日傍晚，驻守北平郊外西苑至八宝山一线的何基沣一一O旅，在掩护各部撤退完毕后，奉命向长辛店一带南撤。消息传出，北平民众悲感交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一千多名高校学生，纷纷聚集起来，走出古城，悲愤交加地向这支打响卢沟桥第一枪的部队告别。

一年之前，受抗战爱国人士的影响和鼓动，在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授意下，一一O旅旅长何基沣在西苑成立了“北平大中学生暑假军事集训队”，组织几千名大中学生进行集训。作为集训总队副总队长的何基沣和学生们相处的日子，被青年学子的爱国热情所感染，特别是那些从关外沦陷区流浪而来的东北学生，内心的悲怆与强烈的抗战爱国热情，使何基沣深为感动，几次演讲皆声泪俱下。为此，何旅长成为力促宋哲元放弃军阀割据，与南京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坚决实行抗日救国的主要将领之一。

当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第二期集训队正在进行，何基沣等官兵返回部队，集训队解散，青年学生们纷纷要求上前线与官兵并肩战斗。正在妙峰山演习游击战术的学生迅速返校，同北平民众一道，积极投入到拥军抗战热潮中。群情激愤的学生们喊出了“保卫卢沟桥”、“发动华北民众，援助二十九军，抗日到底”的肺腑之音。许多大学生和社会各阶层服务人员、市民、甚至车夫走卒，纷纷自发组织起一个又一个不同形式的“劳军团”，前往卢沟桥和南苑一线慰劳英勇守土的二十九军爱国将士。另有为数众多的学生和北平民众携手并肩，奔走在七月火辣滚烫的毒日下，布满尘土的脸上淌着汗水，逐街逐巷征集麻袋，与守军官兵一道，扛沙运土，构筑防御工事。时在前线指挥作战的何基沣闻知学生们的行动，心灵受到强烈震撼，在训令中对他的部下感慨地说道：“这些青春年少的中华儿女，散发出的是何等强大、热血喷涌的澎湃激情，我们如不奋勇杀敌，何以对得起他们的一片忠胆赤诚！”

而如今，麻袋构筑的防御工事被当局下令自行拆除了，华北守军的最高统帅宋哲元走了，北平最高长官秦德纯走了，城防司令张维藩走了，自己的顶头上司、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走了。北平守军的兄弟部队，除了部分人员身不由己地被迫留下来，能自由行动的军队都撤走了。在这场溃退大潮中，一一〇旅独木难支，自然也不能留下，必须尽快撤离北平这块险恶之地。夹在撤退队伍中的何基沣于仓皇中百感交集。遥想当年，在这些热血喷涌的青年学子们面前，自己曾慷慨陈词，高呼着誓与北平共存亡的口号，走在训练队伍的前列。如今壮志未酬，不但抛弃了自己当初的誓言，也抛弃了这些满腔热忱的青年学子和满城的百姓，开始一场前程未卜、不知身归何处的军事流浪。想到这里，泪水模糊了视线。

北平市民用沉默表示了对守军的不满与愤慨，没有人为之送行，唯年轻的学子们真情不减，怀着一颗赤诚之心与对未来的期望，向这支败军与败军中的将士恋恋不舍地作最后辞别。学生们跟在队伍后面，送了一程又一程，不住地呼喊着送别的口号。眼看离北平城已经很远了，天空渐渐暗了下来，只有西方天际透着一丝血色的微光。夹杂在队伍中的何基沣于心不忍，策马冲出队列，勒住马头，侧转身，望着紧跟在队伍之后满面悲情的学生们，热泪盈湿了眼眶。泪眼婆娑中，他突然看到那高高举起的分明是学生们用自己的鲜血书写的标语：

“何基沣将军不要走！”

“抗战到底！”

“我们要从军，与日寇决一死战！”

“何将军与一一〇旅将士不要走！”

“北平不能丢！”

“……”

“同学们——！”何基沣旅长的声音已经嘶哑，他抬头挺胸，强行抖了一下精神，用最大的气力继续喊道：“同学们！北平——，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话到此处，何基沣哽咽不能语，他抬手向学生们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溢满眼眶的泪水倾泄而出。随着一阵旋风刮过，坐下战马的长鬓迎风飘动。何基沣趁势抖动缰绳，枣红色的战马前蹄腾空，马头蓦地仰起，在急速旋转中冲乌云压城的长空一声短促的悲鸣，载着泪流满面的主人箭一样向前冲去。身后，甩下了一座正在陆沉的千年古城和沉浸在惊恐迷惘中的芸芸众生。

次日，天津陷落。

注释：

• 〔1〕〔3〕秦德纯《七七卢沟桥事变经过》，载《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13、1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

• 〔2〕《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41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 〔4〕《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总编纂，台北，中山图书公司1968年出版。以下蒋介石日记除特别注明外，均引自《大事长编》。

• 〔5〕〔7〕〔8〕《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以下所引电文同。

• 〔6〕〔9〕〔10〕〔14〕何基沣等《七七事变纪实》，载《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5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

• 〔11〕《七七事变与平津作战》，载《抗日战史》，第五章，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转引《七七事变前后——抹去灰尘的记忆》，李惠兰明道广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 〔12〕《谁为中国声辩：八年抗日外交风云录》，尹家民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

• 〔13〕《革命文献》，第69期，罗家伦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3年版。

• 〔15〕《蒋总统秘录》，第十一册，台湾《中央日报》译印。转引《七七事变前后——抹去灰尘的记忆》，李惠兰明道广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 〔16〕此处，蒋介石所担心和焦虑的是宋哲元瞒着中央政府私下与日本人签订不利于抗战协议事。此前宋哲元因不甘心放弃他所经营掌控的平津地盘和权力，断然拒绝了蒋介石让其到保定指挥战事的命令，悄悄潜往天津与日本人谈和。此举引起了国内舆论界哗然，但南京政府一直得不到真实的消息。蒋介石根据外间盛传的风声，于18日致电宋哲元，指出：“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当上海一·二八之战，本于开战之前已签和约，乃于签字后八小时仍向我沪军进攻。此为实际之经验，特供参考，勿受其欺。”（《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宋得到蒋的命令后，似有所悟，于19日借故离津赴平。宋走后，一直处在亲日分子包围中、力主和谈的张自忠与他的拜把子兄弟张允荣（后为汉奸）代表冀察政务委员会，于7月20日凌晨与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签订了一份有七条之多的密约，世称《香月细目》。主要内容为五个方面：一，中国正式向日军道歉；二，中国军队后撤，包括撤出北平市；三，惩罚、罢免抗日人员，首以惩“主战甚力”的冯治安为主。因秦德纯与冯相附和，亦在撤惩之列；四、撤离冀察境内属于排日组织及人员；厉行反共和取缔排日的宣传、教育及学生、民众运动。这个时候，宋哲元并不知张自忠已在密约上签字，当然更不知日本人已有了让张取宋而代之的许诺。

何以张自忠会像后来媒体所说的那样“自以为忠”，如此胆大妄为地与日本人签订密约？除了张本身具有山东人刚强的性格外，还要追溯到二十九军组建时的背景。因当时张带来的部队较为完整，宋隐然倚为重心。当然，南京政府及张学良之所以能收留冯玉祥残部，与一个叫萧振瀛的人四处奔走不无关系。萧是冯的旧部，脑瓜子聪明，嘴巴灵便，当年很得冯的欢心，颇受重用。就是这个萧振瀛凭三寸不烂之舌，在南京与北平张学良行营奔走权要，为加强砝码，游说中对张大加抬捧，称为杰出的军事将才云云。被说动的孔祥熙曾至阳泉检阅二十九军，对张自忠特致嘉勉。迨二十九军在冀察稳住阵脚并扩大局面后，张自忠觉得整个军队之有今日，他的威望与力量起了关键作用，乃自我膨胀，做事多表现出自负骄傲之色，并以“二头儿”自居。当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张对各师补充兵员及地盘分配问题，对宋哲元心怀不满（当时萧振瀛因救二十九军有功而任天津市市长），宋对张亦有戒心，但对其“故示优容，安其反侧”，后来让张当了天津市市长。在这种情形下，自视在二十九军权高位重的张自忠，因急于与日本人谈和，且自信有能力缓和危局，才头脑发热，签署了密约。

密约既签，张自忠在天津无法完成《香月细目》的规定内容，遂于7月25日离开防地，秘密潜往北平，未向军部报到，背着宋哲元和其他将领，与张璧、潘毓桂、江朝宗等一群亲日分子，谋划具体执行的方针大计，以谋求日本人的欢心。这是张自忠有汉奸嫌疑、踏入泥潭最显著的一步。假如就此打住，张自忠尚能为党国领袖和军民所谅解，可惜他没有就此止步，遂有汉奸之名附身，造成了后来无可挽回的痛悔之局。

• 〔17〕关于宋哲元与二十九军将领率部撤退事，有如下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

第一种是宋“丢卒保车”，张“临危受命”说。此说以时任二十九军独立二十六旅旅长、驻守廊坊的李致远为代表。李在《张自忠谈留平的经过》一文中说：“张师长（对我）说，7月中旬，他接到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密电，叫他秘密去北平，商谈华北抗日局势。到平后，他们进行了多次谈话。宋哲元说：‘西北军是冯（玉祥）先生的一生心血建的，留下的这点底子（二十九军），我们得给他保留着。这个事情非你不能做到。冯治安师已被日军打了多日，刘汝明师在察哈尔省也被打了，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率部队从石家庄以南开到南苑作战，赵已阵亡。你的部队由廊坊到塘沽，战线拉得很长。二十九军的队伍，很容易被日军消灭，只有你能和日本人谈，你拖上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就能把部队收容起来，改变局势。望你忍辱负重，好自为之。’”宋对张又说：“我去保定以南收容队伍，刘汝明师正在南撤，赵登禹师正由南苑回转，部队将全部撤到保定到沧州一线。我走之后，你在北平每天宣布就一个职。”张自忠听罢，不表同意，宋再三说服，最后宋说：“我命令你在北平任这些职务，好把部队保留下来！”两人痛哭。宋又给张写了证明，委任了职务。然后宋说：“我今晚就走，明天你就和日本人接触，你来维持这个局面。我一定向蒋介石说明这些情况。”（《尽忠报国——张自忠将军史料专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出版。）

对于李致远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李惠兰提出质疑，认为李文提供的两个时间都不对。一是张自忠于7月中旬奉宋密电抵平，而事实是，自7月11日—19日，宋、张二人都在天津。二是赵登禹阵亡于7月28日，在这之前的任何时候，宋、张都不可能预见到赵会牺牲，而7月28日下午，宋哲元曾召开会议，有五人在场（宋哲元、秦德纯、张维藩、冯治安、张自忠），宋与张没有单独见面之机会，因而不可能说这些话。李致远本人以及与李氏说法、观点相近者，皆有伪造史料，篡改历史之嫌疑，属于歪风邪气，不足凭信。

第二种是张自忠“逼宫”与“篡权”说。此说以李世军、萧振瀛等为主体。据时任二十九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充当蒋介石、宋哲元之间联络员的李世军在《宋哲元和蒋介石关系的始末》一文中说：“宋哲元（27日）上午甫经发出愿与北平共存亡的通电，而下午四时张自忠突然离开天津跑到北平武衣库宋哲元寓所见宋，宋愕然变色地问：‘你来干什么？’（因宋在最后一次离津时，曾嘱张自忠坐镇天津，非有命令，不得离开，而张自忠竟于宋离开天津的第三天，秘密来平，与汉奸齐燮元、潘毓桂等暗中来往）宋哲元听了张自忠对他说‘有人说委员长（指宋）如果离开北平，日本不会再打’的逼宫表示，宋面色苍白，便一言不发地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本人离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交由张自忠接替’的手条之后，匆匆偕秦德纯等二三幕僚，傍晚乘汽车离开寓所经颐和园、门头沟绕道退往保定。”就这样，“张自忠在汉奸怂恿拨弄下，逼走了宋哲元，当上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引七七事变前后》，李惠兰明道广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与张自忠共事的萧振瀛在抗战期间著文回忆道：宋哲元撤离北平后，“余于泊头镇与宋哲元相晤，二人握手，相对而泣。”宋曰：“如此巨变，非所预料，本正与日方谈判中，潘毓桂、齐协民（南按：燮元？）二贼忽然变脸恫吓，云日寇松井令其等转告，由张自忠代余，可了此局。我斥之。……不料下午三点荩臣（南按：张自忠字）突然来平至余处，威胁要我离开，他有办法。余与绍文（南按：秦德纯字）遂即出走，家人均未得携带一同离平。冯仰之（南按：冯治安）归拢部队南下。”说罢，宋哲元叹曰：“‘荩臣何至如是’。言下痛楚。秦德纯言同宋语。”又说：“张自忠离北平至济南。余即乘专车赶往相见，张抱余大哭曰：’对不起团体，对不起大哥。’余询事之究竟。张曰：’宋一味图与日本妥协，七七战起，军队已与日血战，宋竟接受日本条件，故急至北平制之。……潘毓桂明告，宋已接受日所有条件，日本认为军队不听从宋命令，故要余代之。余在问清谈判情况后，方赶往北平，代之以控制局势，不意演变如是。’余责之曰：’此汉奸之计也，宋并未接受，其错在汝。’张痛哭曰：’此心可对天日。现百口莫辩矣。惟求蒋委员长容余死在战场，有以自白。’余哭曰：’余当向委员长力陈，同进退，共生死。’二人相抱而哭。”（《华北危局纪实》，萧振瀛遗著，1944年9月18日于重庆西山新村完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出版。）

另据时任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回忆：“二十八日下午二时，宋哲元召开军政首脑会议讨论撤退问题……张自忠在会上向宋表示，和谈不成是由于日本人对宋有意见，并说：’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据说宋一听，脸色都变了，立即决定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并马上写条子，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把三个职务一起交给了张，当晚即偕同冯治安、秦德纯等带领三十七师撤至保定。”（张克侠《“七七事变”后实况》，转引《七七事变前后》，李惠兰明道广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对于以上回忆与论述，史家鲁荣林认为张自忠留守北平，决不是临危受命，代人受过。张要求宋交权在先，宋被迫写给张手令在后，此点应更具真实性。张自忠以危局胁逼宋哲元并敢于取而代之，根本原因在于张此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和私心作怪，特别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和作用。平津沦陷后，张曾亲口对友人说：想不到闹了这么一下子，好像被鬼所迷，深感有愧于宋。1940年，当张自忠得知宋哲元死讯时，曾痛哭流涕道：“宋哲元先我而去，是天不许我有赎罪的机会了。”从此，张自忠死心益决，终至壮烈殉国。（参见鲁荣林《关于张自忠的一段公案》，载《《七七事变前后——抹去灰尘的记忆》，李惠兰明道广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宋哲元率部南撤后，张自忠到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就职，未经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擅自将原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刘熙哲、门致中、石敬亭等八委员开除，同时任命张璧、张允荣、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等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以潘毓桂为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潘氏一上台，即发表讲演，“痛责南京中央之非，并招待新闻界，不得有反日言论。”（1937年8月15日，前敌总指挥孙连仲呈何应钦电报。）从此，冀察政务委员会沦为汉奸组织，其委员统统变成日本人的鹰犬。同时，张自忠命令二十九军撤离后留在北平的两个独立旅接受改编，听从汉奸指挥操纵（刘汝明之弟刘汝珍等部不听张的命令，突围而出，辗转回归军队在察省一带继续与日军作战）。此为张自忠踏入污泥浊水的第二步。当时的社会舆论皆指责张已沦为汉奸，有报纸以“自以为忠”，实则乃一卖国求荣的汉奸相责，南京军政高层不少大员发出了对其惩办的呼声。清华大学教授吴宓于1937年7月30日日记载：“闻人谈及二十八之战，宋氏事前未多布划，战时，军士忠勇异恒。而张自忠附敌，由南苑攻我军之后，并以阵势军情随时报告敌营，致我军大败。重要将领均殉（见报），兵士死者尤众。今宋已率残军退保定，但二十九军已损过半矣。”（《吴宓日记》，第六册，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吴宓记载显然有道听途说的意味，但足见张自忠附逆的传说已遍及各界。

未久，日本人先后在平津扶植、建立了伪地方治安维持会，并直接指派张璧、潘毓桂等汉奸办事，张自忠被日本人一脚踢开。至此，张的幻想变成了一场噩梦，处于责诟满天下的困境之中，而无法洗涮自拔。8月18日，名存实亡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布解散。鉴于越来越险恶的环境和各方指责施压，深感大势已去的张自忠于惊恐中化装打扮，秘密由北平只身逃往天津，乘轮船转赴烟台后乘火车抵达济南。蒋介石闻知张的动向，立即指令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将张扣押，解送南京接受审查。此时的平津算是彻底沦为敌手。

平津沦陷后，全国军民与社会舆论皆以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与张自忠为罪魁祸首，其他将领受指责和非议较少。据说，宋哲元一直到死都念念不忘平津失守之责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这个问题不但在当时，即使在以后的若干岁月也一直争论不休，且波及宋、张，甚至赵登禹等人的亲属、后代。宋哲元的外甥女李惠兰认为，在七七抗战中牺牲的赵登禹家属，于1952年就得到了新中国民政部门频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而张自忠的“烈士证书”直到1982年4月16日才频发，其因就是二十九军健在的将领都说七七抗战之初，张自忠有汉奸或附逆行为，民政部门对此颇有顾虑，故迟迟未发。也有研究者对李惠兰之说不以为然，并以佟麟阁的事例加以驳斥。当年与赵登禹一起在南苑牺牲的佟麟阁将军，直到1979年8月才被中共北京市委追认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随后国家民政部为其家属频发“烈士证书”。不能说佟麟阁的烈士证书比赵登禹晚发了近三十年，就说他当年有汉奸和附逆行为，证书频发的时间不同，当另有原因，李惠兰推断的理由实为荒唐可笑，不足为信云云。

2008年2月21日，宋哲元之子、寓居美国的宋华玉，给张自忠之女、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的张廉云写了一封公开信，对张多有指责和批评。宋华玉信中说：“至今我失望的是，你（南按：指张廉云）还在继续做出这些损人利己的事，继续想尽方法指使像林治波等人写文章，遮盖你父亲张自忠前辈在七七事变前后亲日的过失。将他那时所做的一切全部推罪于他人头上。在海外的二十九军前辈们都说过张将军已承认他自己的一些过错，后已为国捐躯，也算是为国体争了光。但你这位做女儿的却另有疑义，做出这些不符合历史的事。大家说可能是为了你本身利益而为。比如说喜峰口战役的前敌总指挥明明是赵登禹前辈，你却改称你父亲……现在国内的亲友们一向因你是党员及有职权，对你的跋扈是敢怒而不敢言.尤其是赵登禹前辈的后代心情可想而知。”又说：“抗日期间你与义兄张剑光全家在我们西安的家中住过一个时期，我母亲带领我们诚心照顾你们，大家相处有一段很好的回忆。我们没有做过任何事对不起你及你们家。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竟忘恩负义。这么多年来想尽方法想将你父亲自己承认过去亲日的错误改成是受命于我父亲。我记得你义兄剑光为人真诚忠厚，他如在世定也不会赞同你的所作所为。现在你我都已超过古稀之年。我希望你接受我再一次的劝告。好好反省一下。凭良心给自己有个交代。”

除了宋氏家族后代，赵登禹与原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的后人，也对张自忠后人特别是张廉云，在父辈问题上的宣传与功过是非的评价深感不满并加以指斥。国恨家仇，纠结在一起，虽是八十年过去，仍是扯不断，理还乱，给世人留下了无限的感慨。

第一章　往事再回首

慌乱大逃亡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随着隆隆炮火与日机轰鸣，平津地区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各政府机关及工商界人士于纷乱中开始自寻门路纷纷撤离逃亡。以北大、清华、南开、北平大学、燕京大学等著名高校为代表的教育界，同样呈现出一派惊恐、慌乱之象，一些人悄然打点行装，拖儿带女，呼爹喊娘，随着滚滚人流，顶着盛夏酷暑和弥漫的烟尘，纷纷向城外拥去。一时来不及逃亡或因特别情形而不能逃亡的各色人等，则在恐惧与焦灼的煎熬中苦苦等待与观望，心中暗暗祈祷并希望中国军队或许能赢得神助和佛灵保佑，尽快击退日军，保住北平这座千年古城与储存着民族文化血脉的校园。

时在庐山的蒋介石，除接二连三向宋哲元、秦德纯等拍发“固守勿退”的电令外，分别邀请各界人士火速赶往庐山牯岭，频频举行谈话会及国防参议会，共商救国图存大计。[我现在还是不能理解秦德纯的撤退，如果是我，我会死在北京。]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一大批学界要人应邀参加会议。

此时，平津两地各高校正逢暑期，被邀请到庐山参加会议的各大学校长、院长与著名教授，以及部分在外地的教职员工，由于远离平津，对战事进展的真相难辨真伪，而混乱时局伴着恐怖谣言，如同风中野火四处流窜飞腾。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在庐山的蒋、梅、张等三校校长坐卧不安，其情状“实属肠一回而九折”。〔1〕为此，三校校长与学术界资深人士纷纷陈情，渴盼中央政府尽快作出决断，以挽救平津，挽救在日军枪刺与炸弹下苦苦挣扎的高校和学界同仁。

7月16日，面对华北当权者宋哲元等战和不定的暧昧态度，北平高校的查良钊、罗隆基、潘光旦、郑天挺、金岳霖以及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刘敦桢等26位教授和文化名人，联名致电正在庐山参加座谈会的军政要员，吁请政府坚决抗日：“卢沟桥抗战以来，全国振奋，士气激昂。几日来忽有天津谈判之举，敌人重兵深入腹地，城下之盟——求不丧权辱国，岂能幸免。勿请一致主张守土抗战之决心，在日军未退出以前，绝对停止折冲，以维国权。”〔2〕

7月17日，梅贻琦自庐山密电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今日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3〕可惜梅贻琦说的是庐山而不是北平，政府的军令部署与时局反复不定，令平津地区望眼欲穿、度日如年的师生和民众所看到的不是守军的积极“布置”，而是弃守溃退。7月29日凌晨2时，天津守军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根据宋哲元撤离北平途中拍发的密电，指挥所部对天津海光寺日军华北驻屯军指挥部、东局子飞机场、大沽军用码头等日军占领点发起猛攻。“全市民众殆如除夕之守岁，大多数为炮声惊起，通宵不眠。”〔4〕战斗持续15个小时后，于29下午3时许，接到继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张自忠从北平发来的“和平有望”电报，加之日军援军已到，敌特汉奸大肆活动，李文田忍痛下令弃守天津，率部且战且退，向已撤往保定的二十九军司令部靠拢。日军趁势反攻，地处天津城南八里台的南开大学，突遭海光寺日军兵营炮火袭击，射击的第一个目标是校内高耸的木斋图书馆大圆顶，第一炮弹着点从圆顶旁擦身而过，第二炮击中目标，巨大的冲击力将图书馆圆顶整个切掉抛入空中，因圆顶又大又重，当翻转抖动着落下时，整个书库被压塌。紧接着，日军数炮齐发，南开大学校园内弹如雨下，秀山堂、芝琴楼女生宿舍、单身教师宿舍区均被日军炮弹击中，顿时楼塌屋倒，几十万册宝贵图书和珍稀资料灰飞烟灭。炮击过后，日机凌空在校园内外投放炸弹，校园内残存的建筑以及相邻的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均被炸毁。轰炸过后，凶残的日军又派出大股骑兵与汽车数辆，满载煤油闯入南开大学校园四处投弹，纵火焚烧，整个校园弹片横飞，黑烟滚滚，烈焰升腾。这所由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等人创办、靠各界人士赞助，经过千辛万苦发展起来的中国当时最杰出的私立大学，在战火中成为一片废墟。时已转往南京的张伯苓闻此凶讯，当场昏厥，尔后老泪纵横，悲怆不能自制。

当天下午，张伯苓强忍剧痛，以悲壮的语调和不屈的精神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5〕

7月31日，蒋介石约见张伯苓，以同样的悲壮与坚毅之情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6〕

蒋介石与张伯苓的谈话，给茫然四顾的平津教育界人士注入了一支强心剂，由此增添了一份慷慨悲歌之气。此时的日本人十分清楚，要彻底击垮一个民族，除动用武力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予以摧毁，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彻底征服。但“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权威逐渐南移，唯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7〕因此，日本军队决不会轻易放过平津高校和高校中的民族文化精英以及珍贵的文化遗产。事变前就把平津高校作为重要征服目标而虎视眈眈的日本军队，终于将南开大学置于炮火之中，开始了精神上的征服。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保护和抢救平津地区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越来越显得重要和迫在眉睫。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揭露日军破坏中国教育机关的罪行，提出了“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一些高校迁往内地办学。

8月17日上午，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在南京汪精卫寓所召开，共邀请16人参加，分别是：

张伯苓、蒋梦麟、黄炎培、张嘉森、张耀曾、沈钧儒、曾琦、▲李璜、▲蒋方震、▲梁漱溟、▲陶希圣、▲傅斯年、毛泽东、马君武、晏阳初、▲胡适。由汪精卫主席，列席者有蒋作宾、王世杰、吴达诠三部长及秘书长张群。

所邀人员大约有一半出席（有▲标志者），时在延安的中共领袖毛泽东由周恩来代表出席。从受邀人员名单可以看出，此次会议除了军事上的讨论，更多的是对文化教育方面的关注，平津地区教育、学术界何去何从，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予以讨论。

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在长沙和西安两地设立临时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北（西安）临时大学。两个临时大学以原各校校长任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迅速赴当地选址筹备，尽快组织师生撤出平津地区在新校舍开课。

9月13日，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为当然委员，另有北大胡适、清华顾毓琇、南开何廉，外加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等为委员。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为主任委员，教育部次长周炳琳为主任秘书，因周炳琳不得脱身赴长沙，其主任秘书一职由杨振声代理。会议确定租赁地处长沙市韭菜园一号原美国教会所办圣经书院作为临时校舍，明确院系设置、组织结构、经费分配等事宜。此时的长沙圣经书院已经停办，校内教室、宿舍、家具及办公用具较为齐备，另外还有一个大礼堂地下室，正好作为临时大学师生的防空洞，以避日机轰炸。

9月20日，北大校长蒋梦麟与三校同仁陆续到达长沙紧急筹备。9月28日，各项事宜就绪，开始启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关防，校务由三校校长及主任秘书组成的常务委员会负责。〔8〕与此同时，西北临时大学也在西安择好了校址并基本筹备就绪，战时的中国教育即将揭开新的一页。

在此之前，由教育部发出的撤退命令已在平津各校师生中用书信和电报秘密传达，早已心力交瘁，翘首以盼的各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们接到通知，纷纷设法夺路出城，尽快逃离沦于敌手的平津两地，辗转赶赴湖南长沙和古城西安——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知识分子大撤退开始了。这一决定是在时局激变的紧急情况下仓促作出，因而，此次撤退实际上是一次毫无组织和秩序可言的慌乱大逃亡。

校园成为一片焦土的南开大学师生接到命令，乘船沿海路陆续南下。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理学院院长杨石先，早在宋哲元、张自忠等辈与日本人拉拉扯扯，欲谈和屈就时，已感到凶多吉少，遂着手组织部分留守师生向校外转移图书、设备，并组织教授眷属尽可能撤出校园，转往安全之处。当战争打响，日军炮击、轰炸南开校园后，黄钰生、杨石先与郭屏藩等教授冒着滚滚浓烟和零星的枪炮声，在校内检点情况。当撤离校园时，黄钰生从自家倒掉的废墟中扒出了未烧着的被褥和一件衬衣，杨石先则只有身上的一套单衣和一架相机，二人带着这点仅有的身外之物，率领南开师生踏上了去往长沙的路途。

坐落于北京城中心地带，建校历史最为悠久的北京大学，由于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等名流均赴庐山参加政府会议，各项善后工作落到了北大秘书长兼历史系教授郑天挺身上。随着北平沦陷，日军进城，一些骨气与民族气节都呈“五短身材”状的文人、学者纷纷“下水”，开始与日寇狼狈为奸，企图阻止师生南下，局势异常严峻。面对危局，郑天挺顾不得夫人新丧，子女年幼的悲痛与托累，全部身心用于保护校产和组织师生安全转移中来。他先是决定向经济困难的滞校学生每人发款20元，促其迅速离校，尔后想方设法使北大教授及其家属安全撤离。对此，郑天挺回忆说：“蒋梦麟校长等离北平后久无来信，对学校下步如何处理，大家都不清楚，只能临时应付。日寇进城、形势更加恶化，当时教职工到校者寥寥可数，多数同仁都想早离危城，但又无路费。当时我仍每天到校办公，解决职工教授生活、安全、校产保护等问题。未走教授如孟森、汤用彤、罗常培、邱椿、毛子水、陈雪屏等也多次开会，建议给低薪职工每人发30元维持费。并表示全力协助我共同支撑、维持学校局面。当时大家也常为我的安全忧虑。”〔9〕

撤离北平十几年后的1948年，北大中文系教授罗常培对郑天挺的倾心竭力仍念念不忘：大家在凄凉惨痛的氛围中仍旧主张镇定应变，共维残局，“但是自从七二九以后大家的精神实在已经逐渐涣散了。城陷的那天，逵羽（南按：樊际昌，时为北大教务长）就避入了德国医院。上午十时我到第二院巡视只碰见了郑毅生（南按：郑天挺）、章矛尘（廷谦）、梁实秋和潘光旦。十一时到第一院，听说卢吉忱曾经来过一会儿，后来连工友的影儿都不见了。到了八月七日平津试行通车，海道可航，于是逵羽便首先离开了北平。第二天河边率日军入城，分驻天坛，旃坛寺和铁狮子胡同等处，人心更加浮动。八月九日毅生、树人、公超、端升和我在欧美同学会晤谈，一部分同仁便主张早离危城。于是十一日清晨公超、树人、实秋和姚从吾就陪同胡适之太太离平赴津。在张皇失措中从吾还给胡太太丢了一只箱子。同仁既然纷纷南下，北大的重担几乎完全压在毅生一人的肩头。”而“八月二十五日日本宪兵四人到第二院校长室检查，由毅生独自支应，后来周作人闻讯赶到，用日语和日宪兵驳辩，那时他还站在北大同仁的立场说话。过了两天日人又到图书馆索取中俄画界地图并且请孟心史（南按：孟森）先生给他们解释，这时的情势已经越逼越紧了。”〔10〕

关于罗常培所说日人强行索地图事，北大教授钱穆在他的回忆中就具体细节有过这样的补充：“日本军队进北平，闻心史曾在北大图书馆发现一旧地图，于中俄两国蒙古边疆问题有新证据之发现。遂派人特访心史，于其宅前并曾摄一像而去。而心史不久以病进医院。双十节后，北大同仁陆续离北平南下。余赴医院与心史话别，不谓心史竟已不起。”〔11〕

北大同仁南撤后，一代史学大师孟森于1938年去世，身后没有像样的财产传给亲属，只有《清初三大疑案考实》等名著供后世学人追思纪念。当年他发现的那张旧地图为日本人掠去“收藏研究”，从此再也没有面世。

9月3日，大批日军进驻北大第一院和灰楼新宿舍，于门口挂上了各分队、小队的日文牌号。在如此严峻纷乱的局势中，郑天挺仍每天到校负责料理校产与未能脱身教授们的生活，直到10月18日，地方维持会将保管北京大学的布告挂在北大二院门口，郑天挺才和在平全体职员合摄一影，又于二院门前地方维持会的布告底下单独拍了一张小照，算是与他恪守的岗位作了最后告别。

11月17日，郑天挺与罗常培、陈雪屏、罗膺中、魏建功、邱椿、赵乃抟、周作人（南按：经济系，非鲁迅之弟）、王霖之、周濯生、包尹辅等北大教授，最后一批离开沦陷的北平，转道南下长沙。正如罗常培所说：“北平沦陷后的北大残局就这样暂时结束了！”〔12〕

就在北平沦陷的7月29日下午，日军窜入北京城西北郊树木参天、荷花飘香的清华园进行骚扰。随即又数次以参观为名，将窃取的大批珍贵图书、仪器设备用卡车装运出校园。因梅贻琦在南京未归，局势越来越恶化，代理校务的叶企孙与陈岱孙等几位教授会商决定，尽快组织师生及其家属撤退，同时决定由校秘书处事务科长毕正宣与汪健君、施廷镛、陈传绪、傅任敢等五人留守，组成“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以保护校园与校产。骄狂的日军见此情形，索性派遣牟田口等部队侵入学校公开搜查，强占部分校舍，劫掠校产，直至把“校产保管委员会”人员驱逐出校。自此，“清华园内，遂不复有我人之足迹矣。”〔13〕

据时为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冯友兰回忆：在炮火连天，北平危急，人心惊恐之际，除了逃难的人群，还有四处张罗准备男欢女爱，以成百年之好者。此种做法虽与整个北方硝烟弥漫、家破国亡的氛围极不谐调，但那些痴男情女们却不管这些，由着自己的性子继续在情思的梦境中生活。就在北平失守的这天，清华一位教员正在城中举行婚礼，特邀冯友兰主婚。想不到当天晚上城门关闭，这对痴男怨女在清华园预备的新房已无法进入，只有坐看北平沦陷，扼腕叹息。

从北平沦陷到清华师生南迁的这段时间，整个清华园在一阵大乱过后渐渐沉寂下来，几乎成了真空。冯友兰回忆说：“我们参加校务会议的这几个人，还住在清华，说的是要保护学校。我在图书馆内对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中国一定会回来，要是等中国回来，这些书都散失了，那就不好，只要我人在清华一天，我们就要保护一天。有一次，夜里我和吴有训在学校里走，一轮皓月当空，四周一点声音都没有，吴有训说：‘可怕，可怕，静得怕人！’。”此情此景，使冯友兰想起了黄仲则的两句诗：“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霄”，几近溘然泪下。后来日本军队正式进入北京城，开始到处接管搜查，冯友兰等几个留守教授觉得在政权已经失掉，保管已经没有意义了，事实上是替日本保管，等他们来接收。于是大家决定南迁，“南迁的人和留守的人，都痛哭而别。”〔14〕

冯友兰与吴有训二人一起离平南下，到达郑州时，冯突然建议上馆子吃一顿黄河鲤鱼，因为这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有机会先吃一顿再说。正在这时，意外碰到了清华的同事熊佛西，于是三人一同去馆子吃了一顿黄河鲤鱼，算是了了一桩心愿。当时熊佛西喜欢养狗，他面带忧戚地对冯、吴二人说：“北平有许多人都离开了，狗没法带，只好抛弃了。那些狗，虽然被抛弃了，可是仍守在门口，不肯他去。”冯听罢，满目凄然，道：“这就是所谓丧家之狗，我们都是丧家之狗呵！”〔15〕

别了，北总布胡同三号

就在北大、清华、南开、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师生纷纷南下西行之际，众多与这些学府无缘的知识分子在沦陷的北平茫然四顾，不知命运维系何处。按照南京政府的迁移纲要，鉴于时局危殆，政府资金短缺，除天津南开大学之外，整个华北地区包括燕京、辅仁在内的著名私立大学、私立文化科研机构，一概弃之不顾。这些学校和机构是存是亡，是死是活，除了自己设法寻找门径求得一线生路，只有听天由命，看阎王爷以及身边手捧鬼录的助手们兴趣如何了。此时，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所服务的中国营造学社，正是一所民办机构，自然属于中央政府“弃之不顾”之列。

尽管政府无力顾及，但梁思成和刘敦桢这两根支撑中国营造学社“宏大架构”的支柱，曾在7月16日于清华、北大潘光旦、查良钊等教授和文化名人致南京国民政府要求抗日公开呼吁书上签过自己的名字，且这批名单已被日本特务机关密切关注，他们自然不能留在已沦陷的北平。在内外交困，险象环生的大混乱、大动荡的危难时刻，梁思成于匆忙中来到中山公园内营造学社总部，找老社长朱启钤和同仁商量对策。商量的结果是：在如此混乱的局势下，中国营造学社已无法正常工作，只好宣布暂时解散，各奔前程，是死是活，各自保重。老社长朱启钤因年老体衰不愿离开北平，学社的遗留工作以及学社未来的希望，都托付给梁思成负责。此时令众人最担心和放心不下的是，学社同仁工作的成果——大量的调查资料、测稿、图版及照相图片等如何处置。为了不使这批珍贵文化资料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等决定暂存入天津英租界英资银行地下仓库，“所定提取手续，由朱启钤、梁思成和一位林行规律师共同签字才行”，〔16〕三人缺一，不能开启。

正当中国营造学社同仁紧锣密鼓地处理各种繁杂事务之时，梁思成突然收到了署名“东亚共荣协会”请柬，邀请他出席会议并发表对“东亚文化共荣圈”的看法。梁思成深知日本人己经注意到自己的身份和在北平文化界中的影响，要想不做和日本人“共荣”的汉奸，就必须立即离开北平。于是，他与爱妻林徽因一面联系可结伴流亡的清华大学教授，一面尽快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出城。

正在这时，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突然来到梁家，神色紧张地对梁说自己刚从外地潜回北平，有约50毫克放射性镭还在清华实验室的保险柜中，这是自己从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学成归国时，卢瑟福博士出于对中国的好意而特别赠给的。为了这一份全世界都禁运的极其珍贵的高能物理材料，赵忠尧历尽无数艰难险阻，终于把它带回祖国。如今北平沦陷，日军已进入清华园，如果这个东西落到日本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为此，赵忠尧想起梁思成这位“铁杆”校友有一辆雪佛兰牌小轿车，决定找梁帮忙，一同进入清华园，抢救出这份关乎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科学珍宝。

梁思成听罢，立即答应冒险一试。黄昏时分，梁、赵二人开车出城，冒着被日本军队和随日本人来到中国的高丽浪人打劫的危险，一路狂奔驶入清华园，进入显然是被日军骚扰过，散乱不堪，人去楼空的实验室，在特殊伪装的角落将盛装镭的铅筒启出。二人借着朦胧的夜色，驱车驶出已变得阴森恐怖的清华园，躲过日军的盘查，伴着咚咚的心跳，返回城中。

赵忠尧在一个偏僻的胡同下车后，携带这份珍宝悄然隐入夜幕不见踪影。梁思成将车开回家中，顾不上吃饭，与林徽因一道收拾家什。仓皇中，除了必需携带的几箱资料和工作用品，生活方面只带了几个铺盖卷和一些随身换洗的衣服，其它所有的东西包括梁思成心仪的小轿车，不管贵重与否，只好采取国民政府对待营造学社的政策，一概“弃之不顾”了。国破家亡，英雄末路，心中自有说不出的凄楚与怆然。在休息的空当，林徽因拿出纸笔，给她的美国好友费慰梅写了一封告别信：“思成和我已经为整理旧文件和东西花费了好几个钟头了。沿着生活的轨迹，居然积攒了这么多杂七杂八！看着这堆往事的遗存，它们建立在这么多的人和这么多的爱之中，而当前这些都正在受到威胁，真使我们的哀愁难以言表。特别是因为我们正凄惨地处在一片悲观的气氛之中，前途渺茫……”〔17〕

1937年9月5日凌晨，梁思成夫妇携带两个孩子和孩子的外婆，与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及另外两位教授走出了自己的住所——北总布胡同三号院大门。众人行色匆匆，许多往事已来不及细想与回忆，时间的分针秒针走过心头犹如针刺，临上车的一瞬，多愁善感的林徽因，心像被什么东西拽了一把，一阵酸痛袭过，泪水夺眶而出。她知道，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回到心爱的故园。尽管此前医生曾经有所警告，说她的身体难以承受千里奔徙的颠簸流离之苦，但林徽因只有面对严酷的现实，无奈中悲壮地答道：“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

林徽因与女儿梁再冰，儿子梁从诫在北平北总布胡同三号家中

天地茫茫，江山苍黄，不只是林徽因的寿命由天决定，一旦离开了与生命相伴了十几年的居所，梁家五口的命运之舟也只有随波逐流，听阴曹地府的阎王爷，甚或哪个主事的判官、小鬼来打发处置了。

这个时候北平的情形是：东面有日本傀儡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军万余人驻守；北面的热河集结着大量日本关东军；西北面的察哈尔有伪蒙军约4万人驻防。三面受困的北平只剩下向南的一条通道——平汉铁路。而这条紧挨卢沟桥的交通大动脉，由于战争爆发被切断，流亡的路，只有从北平乘车到天津，转水路绕道南下。许多年后，梁、林夫妇的儿子、当时只有5岁的梁从诫道出了凄风苦雨中离别北平的情形：

临行的那天应是一个特别悲凉的场面，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倒记住了在去天津的火车上，坐满了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我们竟然和他们挤在一节车厢里。爹爹闭着眼在那里假寐，我却极有兴趣地在那里观察日本兵手里的“真枪”，一个日本兵冲我笑笑，还招招手。我就挨了过去。他让我摸摸他的枪，正在我十分兴奋的当儿，只听见背后一声怒吼：“小弟，回来！”一回头，爹爹正怒不可遏地瞪着我。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吓得半死，不敢再看那个日本兵，赶紧挤回妈妈身边。就这样，我们告别了北总布胡同三号。〔18〕

到达天津后，梁思成一家和清华的金岳霖等稍事休整，然后乘圣经号轮船到青岛，再由济南、郑州、汉口，最后到达长沙。在天津上船前，梁思成无法预料自己和家人的前途命运，遂把他此前用英文写就的几篇关于发现古建筑的学术论文与林徽因写的信一同寄给美国的朋友费慰梅，请她设法把自己的心血之作在国外发表，并附上一张纸条，说：“发生了这么多事，我们都不知道从何说起。总之我们都平安，一个星期前我们抵达天津，打算坐船到青岛，从那里途经济南，去到换车船不超过五次的任何地方——最好是长沙，而这期间尽可能不要遇上空袭。等到战争打赢了，我们就可以结束逃难生涯。”〔19〕

轮船鸣笛起航，站在圣经号甲板上的梁思成一家，眺望渐渐远去的陆地与岸边的点点渔火，一定没有想到他们到了长沙之后再转昆明，最后辗转到一个未曾听说过的地方——四川南溪李庄隐居下来。他们或许认为中国很快会打赢这场战争，自己也会很快随之返回留下了人生无数美好与温馨记忆的故园。但正如此时同他们一道站在甲板上，眼望浪花翻腾、海鸥飞舞的宝贝儿子梁从诫在许多年后所说：我的父母“也许没有料到，这一走就是九年。此时他们都年轻、健康、漂亮，回来时却都成了苍老、衰弱的病人。”〔20〕

且将怀想寄清风，明月依依送远客。残淡的星光照耀下，梁思成一家与金岳霖等随船到达青岛，尔后转乘火车向济南驶去。经过近二十天的奔波，总算到达了长沙。按照老金致费慰梅信中的说法，“一路上没出什么大岔子，不过有些麻烦已经够难应付了。我们绕来转去到了汉口，最后总算到达长沙，这时已是十月一日了。联合大学十一月一日开学。”〔21〕

身体本来单薄、瘦弱的林徽因，经过近一个月的颠沛流离，早已疲惫不堪，刚刚抵达长沙，就患病发烧，只好暂借朋友处休息。待病情稍有好转，梁思成奔波几天，总算在火车站旁租到了一个二层楼房上层的三间作为全家的栖身之所。

此时，流亡的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的教授、学生及部分家属，几经辗转纷纷来到长沙，相聚于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属于陌生的地方。大家相互见面，自是感慨多多，当初在北平夜幕中与梁思成分手的赵忠尧，把盛装镭的铅筒放在一个咸菜坛子里，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中向长沙进发。为躲避日本军人与伪军的盘查，他绞尽脑汁，昼伏夜行，一路风餐露宿，几乎丢掉了所有的行李，只有手中的咸菜坛子与他形影不离，双手磨出了道道血痕。当破衣烂履、蓬头垢面的赵忠尧，在离北平一个多月后，拄着一根木棍，手提咸菜坛子，晃晃悠悠地来到临时大学办事处报到时，工作人员认为是一个乞丐未加理睬。待这个“乞丐”将坛子慢慢放下，声称要找梅校长单独说话时，梅贻琦正从内室出来送客。赵忠尧一声低沉沙哑的“梅校长”，梅贻琦先是一惊，继而泪水涌出了眼眶……

赵忠尧得知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已抵达长沙，专程登门看望和拜谢，其间遇到了许多梁家的朋友和清华的熟人。这些来自沦陷区的朋友相聚一堂，除了寻找一点家庭的温暖，更多的是怀着抗战的热情与对沦陷区亲人的牵挂抒发胸中块垒，预测战争局势和中国的未来。大约十几天后的一个傍晚，两位从南京来的学者又主动找上门来，梁思成夫妇一看，大为惊喜。来人一是老友李济，一是自己的弟弟梁思永。在这战火连绵、危急四伏的异地他乡，思成、思永兄弟相见，手足之情自不待言。而梁思成夫妇与李济的会面，亦非一般朋友故旧所言表，双方自是百感交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大师云集清华园

站在面前的李济，与梁氏家族两代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渊源，其深厚的友谊肇始于清华国学研究院。

1921年初，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校长积极倡导下创建研究所国学门，蔡元培亲任所长，由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生、北大教授沈兼士任国学门主任。所聘教授除本校名师，还聘请社会上名声显赫的鸿学硕儒罗振玉、王国维为通信导师。此举开创了在大学校园内设立研究机构专门研究学问的先河，一时为天下儒林所重。与北大同为北方教育重镇的清华学校，自1911年建立后，其体制只是作为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设置，学生进入清华园，主要学习英文和一些欧美文化知识，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相对薄弱。〔22〕眼见蔡元培把北大国学门搞得红红火火，清华学校教授与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不断发出清华亦应仿效北大，增强国学教学研究，以传播民族文化香火于天下的吁请。

在各方鼓噪和社会大潮涌动中，1924年初，清华学校当权者报请政府批准，欲正式“改办大学”，校长曹云祥专门函请周诒春、胡适、范源濂、张伯苓、张景文、丁文江等六位名重一时的学术、教育界大腕担任清华大学筹备处顾问。六人中，除前任清华校长周诒春婉言未就，其余五人均接聘。这年10月，根据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草拟的组织纲要，决定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备创建研究院。由于财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诸方面限制，经过多次商讨、斟酌，最终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也就是后来被社会广泛称谓的国学研究院。培养目标是“训练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23〕学科范围包括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同时吸收欧美、日本等国际学术前沿的积极成果，重建中国传统学术之魂。

计划既定，清华校长曹云祥即动员早在1917年就“暴得大名”的北大教授胡适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主持院务。尚不算糊涂的胡适立即推辞，表示只做顾问不就院长，并建议曹校长根据中国学界的优秀传统，采用宋、元时代书院的导师制，兼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位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校长深以为然，表示请胡氏出任导师，广招天下士子名流，亲身示范，绵延中国文化血脉。但此时的胡适没敢忽视王国维、梁启超等诸前辈那“高山仰止”的国学气势和学界泰斗的真实存在，以及王、梁等人作为文化昆仑在天下儒林所展现的高山之高，大师之大的伟岸身影，他再次清醒又谦虚地说道：“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启超）、王静安（国维）、章太炎（炳麟）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24〕

1925年2月，在曹云祥校长主持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鸣锣开张，聘请由美国哈佛大学归国的一代名士吴宓主持研究院筹备处事宜。自此，吴宓开始协助校长曹云祥积极物色延聘国内精博宏通的国学大师来院执教。〔25〕

按照当初胡适的建议，曹云祥让吴宓拿着自己签发的聘书前往几位大师居处一一聘请。时年49岁的王国维（号观堂），作为满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帝师”，自然属于旧派人物（南按：王曾任满清宣统朝五品衔“南书房行走”职）。半年前，王国维因不满北大国学门沈兼士等人的一些做法，愤然辞去通信导师一职。1924年秋，脑后长有反骨的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率部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战争中，中途倒戈，悄然拉着队伍从前线回到北京，发动了著名的“北京政变”。冯玉祥下令将国民政府总统曹锟囚禁，未久又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取消国民政府对皇室的一切优厚待遇。1924年11月5日上午，冯玉祥擅自派出的国民军包围了紫禁城，宣布废止对清王室优待条件的函文，限令清逊帝溥仪三个小时内搬出皇宫。仍以皇帝自居的溥仪看了函告，惊慌失措，在军队胁迫下，召开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交出了皇帝印玺，收拾了私物，遣散了太监和宫女。当天下午，被监护离开皇宫紫禁城，搬到后海甘水桥生父的居处醇王府暂避锋芒。

溥仪被逐出宫，王国维的“南书房行走”差事也自然化为泡影，王氏只好在家著书度日。正在这样的节骨眼上，曹云祥校长托胡适向王国维转交一封非正式的印刷体聘书，并让胡对王就研究院性质与教授程序作一番解释说明。王氏深怕机关中人事倾扎，本不欲就聘，后经胡适说和，加上胡又动用自己的汽车专门拉着王国维到清华园转了一圈，王始有进清华的念头。

此次吴宓再次登门，对王国维这位晚清遗老的生活、思想习性专门作过一番了解研究，计定了对付方法，力争一举成功。待吴到了北京城内地安门织染局10号王国维住所后，采取入乡随俗策略，先行三拜如仪大礼，然后再提聘请之事。此招令王国维深受感动，觉得眼前这个吃过洋面包的年轻人很尊重自己，心中颇感痛快。王氏“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26〕吴宓的一番心思总算没有白费。

决定就聘的王国维，觉得这样重大的工作调动，应该禀报“皇上”，看“上面”是否“恩准”，再最后决定行止。于是，[王国维，居然是‘奉旨’当的清华教授，这在清华历史上应该是唯一一个吧。]

清华学校校门（作者摄）

身材瘦小的王国维，脸庞黑黄，八字须，头戴瓜皮帽，身后拖着一根猪尾巴状的小辫子，一副颓丧委糜的样子，属于现代文学与影视作品中塑造的典型的满清遗老形像，看上去不是很酷，且有些丑陋。当年与王相识的鲁迅曾说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28〕胡适也曾直言不讳地说王国维“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29〕正应了那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的古训，此人肚子里的学问，可谓如江河湖海，浩瀚无涯，并世罕有其匹。

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的王国维，早年立志研究哲学、美学，继而词曲，通过自己的天才加勤奋，精通英文、德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对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特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后世的叔本华、尼采等大师的思想理论，有独特的研究和深刻洞见。凭借“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求学治学精神，王氏经过多年苦心钻研，终成利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对宋元戏曲史的研究更是独树一帜，达到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奇境界。〔30〕1906年，王国维所著《教育之宗旨》一文，首次提出“美育”一词，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倡导德、智、美、体四育并举的教育理念，明确提出教育之宗旨为培养“完全之人物”，为中国现代教育理论的创建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亦师亦友的满清遗老、古文字学家罗振玉避居日本，开始随罗专治经史、古文字学、考古学，先后在历代古器物、甲骨钟鼎、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以及殷周秦汉古史的考释研究领域取得了惊人成就。最惊世骇俗和令人钦佩的，是对出土甲骨文与传世金文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殷墟出土甲骨文研究这一视若生命的追求，使王国维最终以不足50公斤的瘦弱之躯，借助思想学术的浩然锐气，轰然撞开了迷蒙遁隐几千年的殷商王朝大门，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一下子向前延续了近一千年。王国维也因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划时代学术贡献，一举成为甲骨学的鼻祖和“新史学的开山”（郭沫若语）。后世评价王国维学问之博大精深，有“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陈寅恪语）的高度赞美。1922年8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31〕

此时的胡适虽然有点谦虚地把自己大名列入“半新半旧”的圈子之内，但就他的国学功底与成就而言，与王国维相较，不能说无法望其项背，至少是不能与王国维齐肩并立，更谈不上予以匹敌。

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学术框架和标高论，

• 自两千多年前伟大的史学之祖司马迁与世长辞，

• 过了一百多年才产生了班固；

• 班固死后五十多年产生了荀悦；

• 荀悦死后过了八十多年产生了陈寿。

• 陈寿死后七百年，

• 直到11世纪才产生了欧阳修、司马光及其助手刘恕和范祖禹。

• 12世纪产生了郑樵。

• 郑氏死后六百年，

• 到18世纪才产生了赵翼、钱大昕、王鸣盛、全祖望、章学诚等几位名家。

• 继赵、钱、王、全、章等人死后百余年，才有旷世天才王国维横空出世。

而王氏不仅“古史及文字考证之学冠绝一世”（吴宓语），其学问博大精深，是继魏晋时期写出不朽名著《三国志》的大史学家陈寿死后一千六百年来，历代史学名宿所不能匹敌的。正是有了如此伟大的创举，后人遂有“不观王国维之学问，不知大师之大，高山之高”的名言警句。

王国维到校后，鉴于他如雷贯耳的显赫声名，曹云祥校长请其出任国学研究院院长一职，王氏却以“院长须总理院中大小事宜，坚辞不就，执意专任教授。曹云祥校长复请吴宓任之，吴乃允就主任之职。”〔32〕

与王国维处事风格不同的是，时年53岁的梁启超一见吴宓送达的聘书，极其痛快地欣然接受。

梁启超此举，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当时北平学界几乎尽人皆知，梁氏与清华学校有着相当长的密切关系与感情，而梁家的三位公子又先后求学于清华学校。

梁启超长子梁思成，1915年入学，1923年毕业，次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次子梁思永，1916年入学，1924年毕业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

三子梁思忠，1918年入学，1926年毕业后留学美国，步入著名的西点军校。

梁启超本人于1914年前后，曾数次来清华学校作“名人演讲”，开始与清华建立起真挚的感情与友谊。晚清至民国初年的梁启超不仅是名满天下的国学大师，还是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言论界的骄子”和“舆论界的权威”，他那宏阔深邃的思想、词锋如剑的演说，如一道道耀眼刺目的闪电，在昏沉沉的中国放射出灼人的光芒，无论是他主办《时务报》时期、《新民丛报》早期、反对袁世凯称帝，还是反对张勋复辟时期，其思想锋芒皆具有气贯长虹，移山填海的浩浩威势，袁世凯的“太子”、曾野心勃勃想当皇帝接班人的袁克定，曾公开坦承梁启超是一位罕见的领袖名流，并有“得渠一言，贤于十万毛瑟也”〔33〕的赞许。许多年后，已成为文学家、名教授的梁实秋在回忆清华求学时代聆听梁启超某次演讲时说：“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又说：“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先生怀着无限的景仰，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政变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于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过去也有不少显宦，以及叱咤风云的人物，莅校讲话，但是他们没有能留下深刻的印象。”〔34〕

对这一历史因缘，梁启超曾自言“我与清华学校，因屡次讲演的关系，对于学生及学校情感皆日益深挚。”〔35〕除了演讲，梁氏还不时来清华休假“小住”，著书立说，并对国学的前途有所关注。他在一次校方组织的教授座谈会上直言不讳地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36〕因有了这样的感情与私谊，梁启超常在清华兼课和讲演。1914年，即清华建校三周年之际，梁氏亲赴清华演讲，讲题名为《君子》，他用《周易》中两句关于“君子”中乾坤二卦的卦辞作发挥，以此激励清华学子发愤图强：“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且学者立志，尤须坚忍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君子责己甚厚，责人甚轻……。”在阐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君子“大道”后，梁启超明确提出：“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谁属？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37〕梁氏江河狂泻，中流破柱般的演讲，在清华师生心灵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对清华学校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后来，清华大学校委会决定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定为校训并镌刻在校徽上，以励师生。自此，内含真正“强大”、“不息”玄机奥秘的八字校训，如同一座高耸的路标，昭示着清华师生前行的方向。

正因为有了如此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情感交结，梁启超接到聘书之后立即萌动了应聘之心。当然，除了梁氏与清华在感情上的瓜葛，还有另外一个插曲。这便是，出于对国学的挚爱和对国学发扬光大的目的，此时梁启超正准备在天津筹办一个专门用来培养国学人才的“文化学院”，正在他苦其宏愿而总不得实现之际，清华国学研究院鸣锣开张且适时来聘，于是便有了梁启超放弃旧构，欣然前往的抉择。

王、梁二位大师应聘后，按当初胡适的提议，清华方面欲聘另一位名盖当世，为天下士子服膺的大师、外号“章疯子”的章太炎前来聚会，但自视甚高，目空天下士，且素与梁启超不睦的章氏，不愿与王、梁二人共事。因为章氏在日本时，常和梁启超为“革新改良”还是“革命共和”等社会政治问题打过笔墨官司；另外，章太炎公开反对世间有甲骨文之说，他认为无论是社会上流传的还是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都是奸商们鼓捣的假冒伪劣产品，信它就是替骗子张目的妄人，而王国维恰是以研究甲骨文并从中发现了殷商先公先王名号而闻名于世的。鉴于这众多的瓜葛，章疯子得此礼聘，“疯”劲顿起，拒聘不就，当场把聘书摔到地上并踩了几脚，表示决绝之态度。自此，章太炎失去了在清华园一试身手的机会，清华园失去了一位儒林宗师。〔38〕

国学研究院既开，仅王、梁二位导师显然不足以应付各科学业，于是，清华教务长张彭春积极荐举与他同期留美，时年34岁，才华超群，号称“汉语言学之父”的哈佛博士赵元任前来任教。曹校长闻知，欣然同意，立即发电聘请。身为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一看张彭春荐了自己的同学，也不失时机地向校长曹云祥强力推荐自己在哈佛读书时的同学、时正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的史学奇才、37岁的陈寅恪前来清华担当导师之职。经过吴宓的力荐与梁启超、王国维共同用力，曹校长在反复权衡之后，终于同意，并由吴宓电请陈寅恪归国就聘。——这就是当年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留学柏林大学时的陈寅恪

清华校方为聘请“四大导师”任教，可谓不遗余力，其中一个被后世广为称道的鲜明特点是，重视真才实学，不慕虚名，不轻信文凭。在“四大”之中，只有赵元任一人怀揣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而王、梁、陈等三位，均无博士、硕士头衔，较为年轻的陈寅恪连个学士学位也未拿到。梁启超的“文学博士”称号，则是他到清华国研究学院任教之后由美国耶鲁大学赠予的。尽管头上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却学贯中西，堪称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陈寅恪放洋十几载，于哈佛、柏林等美国、欧洲名校转过一遍，终未能揣一张博士文凭回来，完全是为求知而读书。〔39〕当年在哈佛大学读书的中国学子，陈寅恪、吴宓、汤用彤等三人被誉为“哈佛三杰”，〔40〕风头强健，为同辈所瞩目。而陈寅恪更是人中之龙，其学问之广博精深，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奇境，为学术界推崇备至。至于清华园内新来的“四大教授”或“四大导师”称号最先由谁呼起，研究者已难考证，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回忆：“‘四大教授’这个称呼，不是我们自诌的，这实在是张仲述找元任时信上如此说，第一次见面也是如此说。而校长曹云祥开会时也是如此称呼的。……其实正式名称是‘四位导师’”〔41〕

紧随这“四大”之后进入国学院的另一位导师，就是后来被誉为中国人类学和考古学之父的年轻“海龟”李济。

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钟祥县的李济（字济之），4岁即入书房，从一个表叔开始念“盘古首出，天地初分”之类的古书。1907年，李济随时为清朝内务府的小京官父亲进入北京两个著名中学之一——南城的五城中学（北师大附中前身）读书，14岁考入清华学堂，1918年毕业后留美。

李济留美的这一年，与他同船离开上海浦江码头的一批官费、自费留学生与考察人员中，有后来成为教育部长的朱家骅、清华大学理学院长叶企孙、著名学者董时、张道宏、查良钊、刘叔和、诗人徐志摩，还有一个同船赴美筹备造反事宜的一代美男兼职业革命家汪兆铭（精卫）。船抵旧金山，李济与诸友分手，同徐志摩等几人进入马萨诸塞州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就读。李与徐同居一幢公寓，后同居一室，二人由此结下了深厚友谊。李主攻心理学，徐读财政、银行学专业。一年之后，徐志摩转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20年暑期后转赴伦敦），李继续留在克拉克大学作为研究生攻读社会学，并于1920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成为当时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院唯一的外国留学生，同时也是哈佛创建以来这个专业中最早到校的唯一的研究生。哈佛三年，李济随具有国际威望的人类学大师虎藤（E.A.Hooton）、罗兰·B·狄克森（RolandB.Dixon）等教授，“利用民族学的一个观点，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所指的中国与夷狄的说法，把中国的历史材料作一种分析”，进一步弄清整个中国民族是怎么形成和移动的，“这个最突出的现象”。〔42〕

1923年，李济以他那凝聚了三年心血的《中国民族的形成》论文获得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此为第一位中国人获此殊荣。这一年，李济27岁。

获得博士学位的李济旋即收拾行装，告别了风景秀丽的查尔斯河畔和浸润着自己三年青春汗水的哈佛校园，踏上了归国的途程。一只意气风发的“海龟”，怀揣满腔热血，穿过波涌浪滚的浩瀚大洋，携西学文化的新风与锐气，精神抖擞，豪气飞扬地爬上了黄土凝成、板结干裂的远东大陆，回到了赋予他青春和梦想的故都北京。此时的“海龟”与若干年后作为新生代的“海龟”或者“假洋鬼子”皆有较大不同，在李济的梦想里，有成就一位学术界大师的心愿，却没有捞个大官或弄个百万富翁或千万大亨的追求。从徐志摩于哥伦比亚大学致李济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个被徐称作“刚毅木纳，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的“老兄”，〔43〕心中装填的是“新文化，科学救国，振兴民族”等一类理想与抱负。这一鲜明的时代特征，正如若干年后李济所说：“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想在美国长久地呆下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就回国的。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糊口的问题。我就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44〕

回国后的李济在一位名叫凌冰的美国克拉克大学时期结识的学长举荐下（南按：时凌担任南开大学部主任，一说教务长），接受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聘，先是担任人类学、社会学兼及矿科教授，第二年兼任文科主任。其间，由于矿科专业的关系，结识了当时中国著名的矿物学家、地质学家翁文灏，并通过翁再度结识了在李济人生旅途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国际级地质学大师丁文江（字在君），二人成为终生挚友。

丁氏作为曾在欧洲剑桥、葛拉斯哥等大学求学七载，并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归国的老字号“海龟”，此时已取得了中国地质界的领袖地位，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秘书长，对田野考古发掘和野外收集资料颇为热心。正在这个时候，河南新郑古墓出土一批青铜器的消息传到北平，引起了学术界注意，丁文江得知，立即鼓励李济亲自到那里做些发掘工作，并筹了200块钱作为发掘经费，另外派了地质调查所谭锡畴作为李的助手协助工作。

在南开大学任教时的李济（李光谟提供）

李济接受了丁文江的好意，于1923年秋赴河南新郑做了第一次试探性小规模考古发掘，由于土匪捣乱与当地土著们不合作，加上墓葬几乎被盗墓贼盗掘一空，发掘收获不尽人意。李济自觉有“失败”之感。正是这次“失败”，使年轻的李济从具体实践探索中积累了可贵的田野工作经验，并有简短的英文报告《新郑的骨》一文问世。按李济的说法“由这些无数的宝贵经验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丁文江先生对我们的一番苦心。”自此，李济迈出了由人类学家向考古学家转变的第一步。这一步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意义，正如许多年后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走下飞船舷梯，迈向月球加里加特梯死海之时对地球人类说出的那句永垂不朽的名言：“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正因了李济在新郑发掘的第一步，具有科学性质的考古学大幕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轰然开启，神秘的东方古代文明之门再度洞开，整个地球人类将随着中国田野考古发掘一步步推进和丰硕成果的展示，为远东大陆如此不可思议的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而惊叹。

1924年，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弗利尔艺术馆（The Freer Gallery of Art），派毕士博（C.W.Bishop）率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鉴于李济在学术界日渐兴隆的名声，以及他在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史上迈出了关键性一步的机缘，毕士博代表团驻北京团部写信至天津南开大学，邀请李济加入他们的工作队，共同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李济接信后，颇为踌躇，最后在丁文江支持下，决定与对方合作，他在给毕士博的回信中首先提出了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但却关乎国家与民族大义的两个至关重要的条件：

一、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

二、在中国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

毕士博接信后，立即回华盛顿向他的上司——弗利尔艺术馆馆长洛奇汇报，并将李济赞扬一番，终于达成一致意见。不久，李济收到毕士博的回信，称：“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决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45〕李济对这个答复很满意，于是辞去南开大学教职，于1925年初，加入毕士博等人的行列。李济所提的两个合作条件，开创了“既维护主权，又公平合作”，利用外资搞科研的先河，直接的收益不仅为后来著名的“殷墟第二、三次发掘的资金问题的解决”打下了基础，更重要的是，为后来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的国际性合作树立了坚实稳定的坐标。

李济加入毕士博考古工作队不久，清华国学研究院招聘天下一流人才的行动开启，作为筹备处顾问的丁文江建议李济去研究院，一边任教一边做研究工作，并把情况介绍给老朋友梁启超。梁启超深以为然，二人共同出面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曹一听李是哈佛博士，且正与美国人合作田野考古发掘项目，当场表示这样的人才实在难得，赶快请进清华园。于是，时年29岁的李济，以讲师的身份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5年6月15日，清华校长曹云祥正式宣布国学研究院教职员名单：

1925年冬，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合影。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后排左起：章昭煌，陆维钊，梁廷灿。时陈寅恪尚未到校（引自《清华年刊》1925年26期）

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讲师：李济；

助教：陆维钊（同年9月辞职，由赵万里接任）、梁廷灿、章昭煌；

主任：吴宓；

事务员：卫士生；助理员：周光午。

如此精简干练的教职员阵营，颇为校内外同仁称赞，向来以木讷寡言著称的王国维更感欣喜，认为此举正合他早年关于治校之论述：“一校之中实行教授之人多，而名为管理之人少，则一校之成绩必可观矣！”〔46〕可惜的是，王氏此言，在日后的清华与全国教育界被视为蹩履和歪理邪说被无情地扔到垃圾堆中，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和管理队伍控制的大学，其办学成绩自可想见。

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整个聘任过程中可以看到，由于当时中国学术界人数，特别是有名望的“海龟”不可多得，学者间的相互推荐和学者出身的校方负责人之认同，发挥了交叠影响和作用。就整个导师队伍论，此时的李济虽有大师的身价，并且是研究院的五位导师之一，但后世士林却没有把他与王、梁、陈、赵“四大导师”并列而成为“五大”，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他没有前“四大”的教授头衔，其实内中还有更多复杂的原因与详情，而这些详情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模糊淡远，成为后来剪不断，理还乱的一桩历史公案。〔47〕

梁启超与李济的友谊

李济以大师的身价、讲师的头衔做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担任的课程先后有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考古学等，其间还主持了一个考古学陈列室并兼任历史系教授。令人稍感遗憾的是，在清华任教期间，李济重点指导的研究生只有一个半。一个是后来中国龙山文化和南诏文化的发现者、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另半个是后来成为著名古文字学家的徐中舒。因徐氏主要从王国维研读古文字学与殷周民族史，故在李济的名下只能算半个。

在清华的日子，李济与各位教授关系融洽，但走得最近的则是比自己大23岁的梁启超，不仅缘于梁对李进清华有推荐保举之恩，主要是二人对待近现代田野考古这门新兴学科具有相同的眼光和热情。梁启超是最早介绍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并系统总结中国传统金石学成果，极富远见卓识的史学大师，也是一位非常重视遗址搜寻和田野发掘的热心倡导者。此时的梁启超正担任着中国考古学会会长。而李济则是一位血气方刚，朝气蓬勃，满身透着西方文明浸染的富有科学知识与理念的青年才俊，用他自己的话说，像“刚出笼的包子”，热气腾腾，许多想法与梁启超一拍即合，二人遂成亦师亦友的莫逆之交。由于梁、李都极为重视田野考古发掘所取得的第一手材料，李济进入研究院后，在梁启超的鼓动和弗利尔艺术馆毕士博支持下，即着手让考古人类学这门新兴学问突破厚重的清华园围墙，把教研课堂搬到田野中间，放开手脚做一番实实在在的现代学术事业。于是，便有了李济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和决定未来田野考古学这门学问路径走向的山西考古之旅。

1921年10月，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与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在仰韶村野外调查时所摄。左起：袁复礼，安特生，老王，村长兼当地福音牧师

1926年2月5日，李济与地质学家——曾随瑞典著名学者安特生发掘闻名于世的仰韶文化的袁复礼同赴山西，沿汾河流域到晋南作考古调查。〔48〕其间发现了几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遗址，取得了一些标本。在初步确定几个可供发掘地点后，二人于3月底返回清华园。同年10月，由李济直接协调洽谈，清华校长曹云祥出面，清华国学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共同组织，并由对方出大部分经费，李济、袁复礼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田野考古发掘协议达成。按照协议规定，发掘古物永久留在中国，论文用中英文撰写并在中美两国学术刊物上发表。〔49〕——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正式的近代科学考古发掘尝试，也是李济在清华任教的几年间做成的唯一一次田野考古发掘事业。对于这次发掘的意义和评价，许多年后，李济的学生、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曾言：“这第一个中外考古合作计划所采取的立场是明确的：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而且是国有的。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与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作任何的让步。这种眼光远大的爱国精神是李济先生一生从事学问从事事业的特色。”〔50〕此次发掘，由于其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与奠基性地位而载入史册。

梁启超对于此项中外合作发掘事宜极感兴趣，主动给予大力关怀与支持，李济后来曾深情地回忆道：“梁启超教授是非常热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动地把我推荐给山西省模范省长阎锡山。”〔51〕因有了阎老西政府的撑腰和关照，使得这次考古发掘非常顺利。

当此之时，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正在大洋彼岸美国哈佛大学就读，主攻考古人类学专业。这一专业的选择来自于梁启超的精心策划与安排。具有博大学术眼光和强烈民族责任感的梁任公，眼望世界范围的考古学迅猛发展，而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境内，从事考古工作的人都是以各种名义来华的外国学者，如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son）、加拿大人步达生（Davidson Black）、德国人魏敦瑞（J.F.Weidereich）、法国人德日进（Pierre.Teilhardde.Chardin）、日本人鸟居龙藏、水野清一等等。对这种现状颇为不满和不服气的梁启超，很希望有中国人自己出面做这一工作，认为“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作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有极高的位置”。〔52〕

安特生拍摄的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风情。在这个村的野外，安特生发现了彩陶，一个轰动世界的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由此诞生（引自英文本《黄河的儿女》，安特生著）

正是有了这样一种眼光和信心，决心以学术薪火传家立业的“饮冰室主人”，才让长子梁思成赴美国学习建筑，次子梁思永学习考古。这一安排，皆是为了让当时不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冷僻专业，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一世界性名誉。”他在致子女的信中说：“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条路，将来互得联络观摩之益，真是最好没有了。”〔53〕后来的事实证明，梁启超的目的达到了，梁思成与梁思永学成归国后，分别成为自己专业学科中领一代风骚的宗师，只是天不假年，梁启超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1926年12月10日，梁启超在写给次子梁思永的家信中，多次提到李济的田野考古发掘：“李济之现在山西乡下（非陕西）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经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作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54〕此前，梁思永在美国学习期间，曾参加了印第安人遗址的发掘，他写信给父亲梁启超，表示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为此，梁启超向这位远在异国他乡的儿子提供了有关统计资料，还为其回国后的实习机会和条件作了精心安排。从信中可以看出，梁思永一旦回国，则可跟随李济到田野去一试身手。

李济和袁复礼在山西工作了两个多月，直到12月30日方结束。此次发掘收获颇丰，共采集了七十六箱出土器物，分装九大车，于次年元月初，历尽数次艰险磨难和几个昼夜的风餐露宿，总算把古物安全无损地押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成功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标志着现代考古技术在远东这块古老大地上作出了突破性示范。作为人类学家的李济也由这次发掘而正式转到了考古学领域探索与实践中，从而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开一代先河的大师地位。

1927年1月10日，清华国学研究院欢迎李济、袁复礼二人山西考古发掘成果的茶话会在众人期待中召开。继张彭春之后出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兼理国学研究院事务的梅贻琦、国学院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及全体助教、研究生出席了会议。〔55〕李济首先介绍发掘西阴村遗址的情况，选择这个遗址是因为《史记》上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这些行政名城都在今天的山西省南部。又说这次发掘不是乱挖的，而是严格地一层一层挖下去。袁复礼插话补充说：“我同李先生从某地寻找到某地，我敢于同他赌咒：如果能在这里找到新石器文化遗址的话，我决不相信。后来到了西阴村，真的找到了，我就认输。我们用的‘刮地皮’（的方法），一层层刮……”〔56〕当时骂军阀搜刮民财称“刮地皮”，袁复礼把这个名词移到考古发掘的方法上，颇为形象生动，师生们听罢不禁开怀大笑。

西阴村遗址的出土物大多是残破的陶片，因知识与眼界所限，研究生们看罢有点不知所云，当一个半腐的、经过人工切割的小小蚕茧现身时，大家的兴趣才一下子提了上来。只见：

助教王庸端着一盒子遗物上来，其中有被割裂过的半个蚕茧。同学都伸长了脖子看。有人说我不相信年代那么久还是这样白（实际是用棉衬着）；有人说既然是新石器时期的遗物，究竟用什么工具割它？静安先生说，那时候未始没有金属工具。（他）同时提到加拿大人明义士的话说：“牛骨、龟骨是用耗子牙齿刻的。”李老师拿出一块仿佛石英一样的石片，说这种石头是可以刻〔割〕的……。〔57〕

呈丝状的半个茧壳，显然是用锐器切割过，用显微镜考察，割的部位平直，茧壳仍旧发光，与西阴村现在的蚕茧比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展览中，李济特别强调：“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而这半个经锐器切割的蚕茧，当是一种“文化的遗留……这个发现替我们辟了一条关于在中国北部史前研究的新途径。中国有历史就有关于蚕业的记载，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指数，较之安特生所说的陶鼎与陶鬲尤为可靠。”〔58〕

1926年，西阴村出土的蚕茧，1.36cm×1.04cm，上部被割去（李光谟提供）

梁启超听取了李、袁二人作的长篇报告并观摩了实物，精神亢奋，欣喜逾常，回到寓所的当天晚上，便以极大的兴致给远在大洋彼岸的儿子梁思永写了一封长达二千余字的长信。信中充满激情地说道“他（南按：李济）把那七十六箱成绩，平平安安运到本校，陆续打开，陈列在我们新设的考古室了。今天晚上，他和袁复礼（是他同伴学地质学的）在研究院茶话会里头作长篇的报告演说，虽以我们的门外汉听了，也深感兴味。他们演说里头还带着讲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济之是学人类学的），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的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家’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59〕

梁启超在信中谈到出土器物有铜器、石器、骨器以及复杂的陶器花纹问题时说：“此外，他们最得意的是得着半个蚕茧，证明在石器时代已经会制丝……这几年来（民国九年以后）瑞典人安特生在甘肃、奉天发掘的这类花纹的陶器，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想翻这个案。”“（李济）所说‘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真是不错。”梁启超再次建议儿子回国后“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又说，“即使因时局动荡而无法外出做田野发掘，在室内跟着李济整理那76箱器物，也断不至白费这一年光阴……。”酣畅淋漓的翰墨，透着一个父亲对儿子的舔犊之情与殷切期望。按梁启超的打算，他还想让梁思永丰富一些古文物方面的知识，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后再去欧洲深造几年，那时再回国于田野考古这门学科上一试身手，定会创造一番伟业。

梁思永接受了父亲的建议，于1927年7月回国。令人扼腕的是，此时的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王国维已钻入湖底，命赴黄泉，李济的田野发掘计划也成为泡影。

王国维在清华大学执教的两年中，尽管生活趋于平静，学问越发精进，但仍“时时以津园为念”，每年春节都要去天津觐见早已逊位的“皇上”，常为“有君无臣”而忧虑。〔60〕1927年5月间，听说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城略地打到了河南，即将北渡黄河，扫荡华北，入主京师。又听说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等一代名儒为北伐军或农民协会的人抓起来砍了头，王氏甚为恐惧，认为北伐成功之后，自己也不会被国民党所容，乃于惊恐中常与吴宓、陈寅恪等朋友密谋应变之策。期间有人劝其避居国外，但王大师总踌躇不定，只是经常深夜枯坐居室流泪。〔61〕

延至6月1日，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过后，下午举行“师生叙别会”。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教授各入一席，李济、梅贻琦等在座，师生畅谈别情。据当时在场的研究生柏生回忆说：“座中（王国维）先生为吾侪言蒙古杂事甚畅，其雍容淡雅之态，感人至深。”宴席将散，梁启超起立致辞，历述同学们之研究成绩，并谓：“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62〕众皆聆听，王国维亦点头表示同意此说。宴毕，王国维与众师生作别如平时，尔后随陈寅恪至南院陈宅，二人畅谈至傍晚。是日晚，王氏在自家宅中会见谢国桢等同学，依旧是谈笑和怡。6月2日晨，王国维餐毕，八时至研究院办公，料理事务如常，并与同仁谈及下学期招生事宜。随后离奇地向事务员侯厚培借了五元钱，独自悄无声息地走出清华园，在校西门雇一辆洋车径赴三里地的颐和园，花六角钱买了一张门票，嘱车夫在原地等候，约十时左右独自向园内走去。在园内，王国维闷不作声地徘徊于长廊之间，后踱步至鱼藻轩前的昆明湖畔独立沉思，尽纸烟一支，约十一时左右，怀揣剩余的四元四角和一纸写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等字样的简短遗书，纵身一跃，沉入湖底。虽有园丁“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63〕但王的头颅已插入淤泥，前后不过两分钟即气绝身亡。——一代国学大师由此告别了凡尘滚滚，充满血腥、苦痛与悲伤的世界，时年51岁。

王国维沉湖而死的消息传出，全国学界一片哗然。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怀着极度的悲伤与哀痛，以他深厚的学术造诣与犀利的洞世眼光，挥毫写下了哀婉凄绝的挽联：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64〕

陈寅恪诗文向来以隐晦难解著称，此诗算是较为浅白的一个例外，但对个别字词的理解也曾引起学术界不休的争论。王国维在遗书中曾有“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之语，陈诗中所谓“谬承遗命”当特指王氏遗书所言。显然，王国维是把陈寅恪、吴宓视作他的知已的。面对知已，陈氏于“倍伤神”中又发出了“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风义平生师友间，招魂哀愤满人寰”的深切悲鸣。〔65〕

王国维之死，之所以引起陈寅恪如此悲伤，自是与二人在过往的岁月里结下的深厚友谊，并对天命人事在心灵深处产生共鸣有极大的关联。

面对王氏离奇的跳湖自尽，学术界产生强烈震动的同时，坊间对他的死因也产生了种种猜测议论，以致有多种说法流传于世，如殉清说，自殉文化说，悲观哀时说，罗振玉逼债致死说，王国维“妻妾出轨受辱”说等等，一时甚嚣尘上，莫衷一是。王氏之死遂成为一个人言言殊的谜团。〔66〕

王国维的遗体入葬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对其死因作了解释和评价，其说成为众说纷纭中最有说服力的论断，为天下士林广为瞩目和重视。在陈寅恪眼中，王国维是亦师亦友的人物，也是极少可以引为知己者，王的自杀绝非世人所说的由于个人恩怨，或后来的溥仪所说是经济方面的索债等等。王氏真正的死因，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见到即将衰亡的中国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怆结局而死，其一死是对当时混乱无序的时局和世风日下的现实作出的近似“尸谏”的抗争。陈寅恪以他对师友的深切理解与同情，在挽词中云：“凡一种文化，值此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又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67〕

陈寅恪挽词和序文一出，时人纷纷赞之，王国维的好友兼亲家、著名甲骨学家罗振玉更是赞誉有加，谓：“辞理并茂，为哀挽诸作之冠，足与观堂集中《颐和园词》、《蜀道难》诸篇比美；忠悫（南按：逊帝溥仪赐给王氏的谥号）以后学术所寄，端在吾公矣。”〔68〕

显然，陈氏之说较之世人流传或溥仪道听途说，更能接近事实本质和王氏内心之痛楚。作为死者的知己，陈寅恪对其深剖追思至此，王国维九泉之下自当颔首。

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已，要为天下哭先生。

——这是1922年，王国维的知己，也是陈寅恪的师辈人物，清末著名诗人与学者沈曾植去世时，王国维为其撰写的挽联，其悲恸怆怀之情溢于言表。当王国维纪念碑在清华园落成后，陈寅恪再以悲天悯人的大情怀、大心愿，以明晰的哲理与深邃的思想，为其书写了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69〕

陈寅恪借碑文而抒发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情怀，如天光突裂，地火迸喷，再次展现了内在的文化精髓与人性光辉，于苍茫的天地间扬波激浪，振聋发聩。此文一出，世人莫不为之动容。

王国维奇特、诡异、神秘地离去，在给世界留下一串谜团的同时，也昭示了一个不祥的预兆，清华国学院“四大”支柱轰然断裂一根，另外一根也岌岌可危，马上就要坍崩——这便是学界中号称泰山北斗，被陈寅恪誉为“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70〕的梁启超。

早在1926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他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毅然住进北京协和医院，于3月16日做了肾脏切除手术。极其不幸的是，手术中却被“美帝国主义派出的医生”、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与其助手，误切掉了那个健全的“好肾”（右肾），虚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残留的一只“坏肾”（左肾）来维持供给。

此时西医在中国立足未稳，大受质疑，而手术主要主持者乃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协和医学院院长刘瑞恒。刘的副手则是纯种的美国人，声名赫赫的外科医生。为了维护西医社会声誉，以便使这门科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对于这一“以人命为儿戏”的事故，作为亲身的受害者，在“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71〕的情形下，梁启超不但没有状告院方，相反在他的学生陈源、徐志摩等人以“白丢腰子”（徐志摩语）通过媒介向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之时，梁启超仍把西医看做是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科学，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他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诉法庭，不求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并艰难地支撑着病体亲自著文为协和医院开脱。1926年6月2日，《晨报副刊》发表了梁启超《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内中详述了自己此次手术的整个过程，同时肯定协和的医疗是有效的。梁启超说：“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它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至于该不该割去右肾的问题，梁启超提出责任不在协和。他说：“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那三次诊断的时候，我不过受局部迷药，神智依然清楚，所以诊查的结果，我是逐层逐层看得很明白的。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文章的最后极为诚恳地讲道：“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梁启超默默承受着内心的煎熬与苦痛，维护着他笃信的科学与进步事业，而代价是他的整个生命。与其说梁启超“白丢腰子”是被他所“笃信的科学”所害，不如说他为科学所作出的牺牲更具理性和人道。〔72〕

这年6月5日，梁启超在致女儿梁思顺的信中委婉地说道：“近来因我的病惹起许多议论。北京报纸有好几家都攻击协和（《现代评论》、《社会日报》攻得最厉害），我有一篇短文在《晨报副刊》发表，带半辩护的性质，谅来已看见了。总之，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好在用了之后身子没有丝毫吃亏，（唐天如细细珍视，说和从前一样。）只算费几百块钱，捱十来天痛苦，换得个安心也还值得。现在病虽还没有清楚，但确已好多了，而且一天比一天好，或者是协和的药有效（现在还继续吃），或者是休息的效验，现在还不能十分休息（正在将近毕业要细阅学生们成绩），半月后到北戴河去，一定更好了。”〔73〕让梁思顺看到的是，不但梁启超的北戴河之旅未能成行，原有的理想也被击得粉碎。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党人、军阀之间无休止的混战和社会在一片“革命”与“打倒”的号角声中急剧动荡，病中的梁启超陷入了忧心戚惶的境地。1927年1月2日，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说道：“时局变迁极可忧，北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但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我想他们到了北京时，我除了为党派观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约还可以勉强住下去，因为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至和我们捣乱。你二叔那边只怕非二叔亲自买菜，二婶亲自煮饭不可了。）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如何以善其后也。现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党人宣战，待彼辈统一后，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拼耳。”〔74〕

此时的梁启超对北方军阀、共产党和国民党人皆不满意，认为全是胡闹，属于社会的乱源与民众的克星。他在公开发表的演讲和给朋友、孩子们的信中，多次坦白地表述这一思想观点：“近来的国民党本是共产党跑入去借尸还魂的。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如段祺瑞、张作霖等——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士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来了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远（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孙文病倒在北京时，一切行动都在鲍罗庭和汪精卫监视之下，凡见一客都先要得鲍罗庭的许可，每天早半天鲍或鲍妻在病榻前总要两、三点钟之久，鲍出后孙便长太息一声，天天如是，此是近来国民党人才说出来的，千真万真。）自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以来，只有共产党的活动，哪里有国民党的活动。即专以这回北伐而论，从广东出发到上海占领，哪一役不是靠俄人指挥而成功者。（说来真可耻，简直是俄人来替我们革命。）党中口号皆由第三国际指定，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阶级等等，哪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来。除了这些之外，国民党还有什么目标来指导民众？”又说：“思永来信说很表同情于共产主义，我看了不禁一惊，并非是怕我们家里有共产党，实在看见像我们思永这样洁白的青年，也会中了这种迷药，即全国青年之类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国前途担惊受怕。”〔75〕

此时的梁启超不只是替儿子担惊受怕，随着形势发展，自己也越发惊恐紧张起来。1927年4月2日，他给女儿梁思顺信中说：“我大约必须亡命，但以现在情形而论，或者可以捱到暑假。本来打算这几天便回天津，现在拟稍迟乃行。”19日给孩子们的信中又说：“南海先生忽然在青岛死去，前日我们在京为位而哭，好生伤感。我的祭文，谅来已在《晨报》上见着了。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我得着电报，赶紧电汇几百块钱去，才能草草成殓哩。”〔76〕5月31日又说：“本拟从容到暑假时乃离校，这两天北方局势剧变，昨今两日连接城里电话，催促急行，乃仓皇而遁，可笑之至。好在校阅成绩恰已完功，本年学课总算全始全终，良心上十分过得去。今日一面点检行李，（因许多要紧书籍稿件拟带往津。）下午急急带着老白鼻往坟上看一趟，（因为此次离开北京，也许要较长的时日才能再来。）整夜不睡，点着蜡结束校中功课及其他杂事，明日早车往津。”〔77〕

第二天，梁启超入城，尚未登车回津，突然得到王国维自沉颐和园的噩耗，惊愕中复奔回清华料理王氏后事，直至8日才返回天津。

天命人事，伴着刀割针刺般的噩梦不断纠缠于梁氏的身心，原本十分虚弱的病体越发不支，而北伐军势如破竹的锐风与王国维自杀身死的悲剧，给梁启超以巨大刺激。兔死狐悲，梁氏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不得不反复到医院救治，且不断靠输血予以维持生命，其人生之旅已是日薄西山，即将走到尽头。

这年夏天，梁思永自海外归来，本想做一番事业，因时局变幻纷乱，党人与各派军阀之间激战正酣，使得李济精心筹划，准备与梁思永一道去山西和西北地区两次田野考古发掘皆成泡影。梁思永无奈，只好以清华国学研究院梁启超助教的名分暂时留下来，除到城内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参观，并向郭宝昌等鉴瓷名家和文物专家请教外，大多数时间憋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古物陈列室，整理、研究李济从西阴村田野考古发掘带回的古物标本。

1928年5月底，清华国学研究院学期结束，梁启超将学生论文评阅完毕，身体不支，即请假回天津养病。6月8日，北伐军击溃奉系军阀，攻占京师，北洋政府宣告覆灭，国民政府旋改北京为北平。清华学校由梅贻琦“暂代校务”，听候接管。未久，梁思永带着未完成的研究报告和一颗痛苦、滴血之心，再度赴美深造。当他刚踏出国门，死神悄然逼近梁任公的府第，父子俩这一别竟成永诀。

8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议决，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任命“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留学欧美的著名“海龟”罗家伦为校长。自此水木清华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年9月底，梁启超再度入协和医院，治病期间托人觅辛弃疾材料，以便撰写《辛稼轩年谱》。一日，忽得一朋友送来的《信州府志》等书，梁氏不胜狂喜，遂不顾病情未愈，携书出院回到天津家中扶病连续笔耕七日。此时死神已开始“嘭嘭”叩击梁府大门那个怪兽状的铜环，梁任公的生命之火已是油干薪尽，回天乏术，只能听从死神的召唤了。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57岁。噩耗传出，学界政坛天下同悲，清华同仁抚棺恸哭，梁的友朋故旧、学生与家人泣不可抑。

泰山崩塌，梁柱摧折，哲人已去。尚在人间的生者在巨大的悲痛中发出了“痛斯人之难再，嗟举世之皆瘖，天丧斯文悲天悯人”的哀叹。〔78〕

四个月后，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告解体。〔79〕

1930年夏，梁思永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归国，此时李济已离开清华投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任考古组主任。感念旧情，李济把梁思永推荐给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分配到考古组工作。自此，继梁启超之后，命运之神又赋予了李济一段奇特的因缘，与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开始了近20年密切合作与交往的人生之旅。

注释：

• 〔1、2、3〕《西南联大·战火的洗礼》，赵新林、张国龙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 〔4〕天津《益世报》1937年7月30日。

• 〔5〕南京《中央日报》，1937年7月31日。

• 〔6〕《南开大学校史·大事年表》，南开大学档案馆档案。

• 〔7〕《国立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转引自《冯友兰自述》，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据时为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在《被日寇洗劫的南开大学》一文中回忆：当时学校已放暑假，师生大多已离校，“7月28日夜间，留守在校舍的有杨石先和我，还有几位职工。29日凌晨1时，我们听见多处的枪声，拂晓，驻在海光寺的日军开炮了。第一炮打河北省政府，第二炮打南开大学。接着就是对南大各建筑连续的炮轰。”（《中国现代史料选辑》第5册，上册）。

何以日军面对中国守军的进攻的同时还要拿出精力炮击、轰炸南开校园呢？除了日军华北驻屯军指挥部所居的海光寺，位于南开大学与中学之间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日军需在附近展开火力以保指挥首脑安全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南开大学师生长期积聚的嫉恨。早在1927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赴东北考察时，亲见日本人经营满蒙之精心与野心，“今东北各省陷于危局，而我国人士能言之、知之者鲜”，本着“匹夫有责之义”，回校后成立了“满蒙研究会”（后改名为“东北研究会”），组织教授赴东北调查实况，搜集资料证据，开展学术研究，并利用其成果教育民众，提醒军民注意日本人之野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开“东北研究会”编写了20万言的《东北经济地理》，系统介绍了东北各省的自然资源和人文地理，作为南开大、中学必修课教材，令学生“加深了解何以东北对祖国是那样重要、神圣”。之后南开大学一直作为天津抗日救亡运动中心，与日军、汉奸展开长期或明或暗的斗争，从而播下了日本人仇恨的种子，一旦战争来临，南开首当其冲地置于日军炮火之下，也就不感意外了，南开大学遂成为抗战以来中国第一个罹难的高等学府。（参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史》，第23页，郭建荣主编，云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

• 〔8〕据曾担任过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的陈岱荪说，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南下，并在长沙办临时大学，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刚到长沙时住在圣经学校，是教会办的，在长沙西门外。为什么叫“长沙临时大学”，因为在抗战前两年，清华已感到北京这个地方有危险，所以停止建设一座大楼，把这个钱拿出来，在南方找一个根据地，以备后患。选中了长沙，在岳麓山底下，是乡下，那是个空旷的地方，投资大概30万块的样子，那时30万块钱很值钱。1937年战争爆发时，那个房子还没盖好，里面没整修，恐怕还得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用。在南京，几个校长开会的时候，认为这个地方既然有清华那个底子在那里，几个学校搬到那去，几个月后就可以利用，所以决定搬到长沙。临时这几个月怎么办呢？就看看长沙有什么房子可以利用。到长沙一看，有个圣经学校。因为是打仗，他们人都散了。当时就说把这个圣经学校给租下来。圣经学校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主校，就在长沙，另外一个是分校，在衡山底下，叫圣经暑期学校。夏天他们到那去，可能是嫌长沙太热了。我们两边都租下了，主要是在长沙西门外。在长沙只有半年。到长沙后，文学院是在衡山底下的那个圣经学校，法学院是在长沙，我是在长沙，金岳霖先生等是在衡山，两个地方。（见王中江《金岳霖其人其学访问记——陈岱荪先生访问记》，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9〕郑天挺《南迁岁月——我在联大的八年》，载《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 〔10、12〕罗常培《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载《北大旧事》，陈平原夏晓虹编，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 〔11〕《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钱穆著，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 〔13〕《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上），第18页，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 〔14、15〕《冯友兰自述》，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 〔16〕单士元《中国营造学社的回忆》，载《中国科技史料》1980年2期。

• 〔17、19、21〕《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 〔18、20〕梁从诫《北总布胡同三号——童年琐忆》，载《不重合的圈—梁从诫文化随笔》，梁从诫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 〔22〕清华学校的建立要追述到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这一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又称“庚子之变”。这一号称“扶清灭洋”的运动，在慈禧太后暗中唆使鼓动下，导致中国境内许多外国传教士被杀，教堂被焚毁。最后的结果是，八国联军（德、英、法、美、俄、日、意、奥）纠集在一起向大清国发动战争，并打进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率王公大臣仓皇出逃西安避难。1901年（辛丑），清政府被迫与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偿八个国家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年息四厘，分39年付清），其中美国分赃三千二百多万两。七年以后（1908年），美国国会认为中国的“庚子赔款”，美国索取“实属过多”，从而通过了把“额外”赔款逐年退还中国以选派学生赴美留学的议案，俗称“退款办学”案。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二十三日，外务部、学务部以“会奏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上奏朝廷。说：“此项赔款，业于宣统元年正月起，按照议定减收数目逐月摊还，在彼既已实行，则选派学生一事，在我自应举办，以昭大信。”

于是，这年6月，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负责选派留美学生和筹建“游美肄业馆”。同年8月，外务部和学务部一同奏准，由内务部把北京西北郊圆明园旁一座荒芜的皇家花园——清华园拨给游美学务处修缮使用。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迁入清华园，并将校名定为清华学堂。4月29日（旧历四月初一），清华学堂正式开学，清华历史由此开始（此前以“游美学务处”名义已输送三批学生赴美，梅贻琦、胡适分别为第一、二期赴美留学生。）。后来，学校把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定为校庆日。1912年10月，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但办学宗旨、学制、课程设置并未变动，仍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因而1914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并到清华学校参观后，“给了一个批评，就是：清华学校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了的大学校。”（邱椿《清华教育政策的进步》，载《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清华大学出版社。）

• 〔23〕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载《清华周刊》第351期，1925年9月18日。

• 〔24〕蓝文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载台北《清华校友通讯》，新32期，1970年4月29日。

• 〔25〕吴宓（1894——1978），字雨生，又字雨僧，陕西泾阳人。1916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1917年赴美留学，初进弗吉尼亚大学，后转入哈佛大学，获学士学位，继入哈佛研究院，师从新人文主义美学大师白壁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攻研哲学，1921年获硕士学位。当此之时，与其在哈佛共读并友善者，还有中国的陈寅恪、汤用彤等，因吴、陈、汤三人学业成绩超群，故有“哈佛三杰”或“三剑客”之称。至于这顶帽子是别人给戴上还是自己扣到头上，似无确切的说法，但三人作为一个优秀的小群体为众生所瞩目，当是不争的事实。当时在哈佛就读且与“三杰”友善者，还有陈寅恪的表弟俞大维，以及梅光迪、张鑫海、林语堂、楼光来、顾泰来等人，此等人物大都拿到了硕士、博士学位，归国后在学术界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

1919年10月，梅光迪受南开大学之聘归国任教，一年后受他的同学好友、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的哲学博士、时任东南大学副校长兼文理科主任刘伯明邀请，转赴南京高师兼东南大学任英国文学教授。1921年7月，吴宓受梅氏举荐，回国出任东南大学西洋文学教授，讲授“中西诗之比较”等课程，自此开中国比较文学先河。按当时规定，清华留美公费生为五年学制，吴宓本应继续学习深造，一举拿下博士学位，可他经不住梅氏的蛊惑，还是决定提前归国了。按吴宓的女儿吴学昭的说法，“他实在是太关心中国文化的命运了，迫不及待地回国参加弘扬民族文化、沟通中西文明的战斗。”（《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也就在这一年9月，陈寅恪离美，进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东方古文字学。吴宓回到国内至上海两周后的1921年8月，即与陈心一女士结婚，自此开始在起伏跌荡、飞转升腾的爱情与婚姻旋涡中打起滚儿来。1922年初，吴宓同刘伯明、梅光迪、胡先骕等一帮志同道合的留美学者共同创办《学衡》杂志，吴出任总编辑，这个文化团体，时人称之为“学衡派”。

此时正值国内新与旧、传统与西洋文化交织争斗的关键时刻，学衡派的知识分子成了专一和陈独秀、胡适为首的号称新文化派作对的一个学术团体。

此前，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反对胡适否定传统文化，搞另类文化，以梅光迪为最早。梅和胡适是安徽同乡，二人关系很好，并以兄弟相称，常在通信中讨论学问，梅对胡很是钦敬。但当胡适提出“要须作诗如作文”之后，立即受到梅的批评，开始以朋友的口气讨论、相劝，但无效。二人关系越来越僵，说话的口气也越来越生硬，往来书信中渐渐夹杂着火药味道。胡适回国后，得到一批知音，特别是陈独秀以及钱玄同等北大教授支持，声名大噪，剑锋所指，大有所向披靡、无坚不摧之势。此举令哈佛相当一部分中国留学生为之愤怒，张鑫海曾愤然曰：现在我们“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到了1922年《学衡》创刊后，很快云集了一群文化精英与宏通博学之士，除了吴、梅与胡先骕三人，尚有刘伯明、吴芳吉、刘扑、易峻、曹慕管、张鑫海、李思纯、浦江清、张荫麟、赵万里、郭斌酥、马宗霍、汤用彤、黄华、萧纯棉、柳诒徵、徐则陵、张其昀、王焕酥、徐镇颚、束世澂、向达、刘永济、刘盼遂、林损、王易、王浩、黄节、刘善择等。另外还有大师级人物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均为《学衡》撰稿人，其阵营与声势可谓浩大壮观。为此，倒胡的积极分子梅光迪曾在《学衡》创刊号上发表战斗檄文，引春秋时楚国申包胥对伍子胥说的话，“子能覆楚，我必复之”，准备与《新青年》周围的陈独秀、胡适、周豫才（鲁迅）等另类文化派来一番“鏖战”。

其后的十余年间，学衡派与陈、胡领导的《新青年》派展开决战，两派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争论都围绕着这一个大的战线展开，即如何对待祖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全盘否定，一概打倒，还是甄别优劣，优者保存继承，劣者扬弃的问题；对西洋文化是盲目崇拜，臣服在地，全盘引入，还是有区别地明白辨析，审慎取择，供我所用的问题。学衡派号称要以“论究学术，阐述真理，倡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为宗旨；以陈独秀为首的另类文化派则倡导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吃人的礼教文化一概打倒，并云：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槌碎，烧去！等等。

对以梅、吴、胡先骕为首的学衡派之行为举动，当时和之后的社会人士有毁有誉。毁者，斥其为保守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逆历史潮流而动，在死路上爬行。誉者，称其不随时尚为转移，挽中国文化狂澜之既倒，为继承绵延优秀传统文化血脉作了重大贡献云云。道不同，不足为谋。两派的大多数中坚，直到死都未能与对方和解，吴宓更是如此。当时的周氏兄弟对吴宓与学衡派人士不以为然，周作人指斥学衡派为复古主义；鲁迅亦为：“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决用不着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鲁迅《估＜学衡＞》）周氏兄弟的文章，当时反响并不是太大，只是令鲁迅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文章竟在半个世纪之后的“文革”时期，给上海的一个写作班子“石一歌”提供了炮弹，以余秋雨等学者组成的“十一歌”，借此对学衡派人物一顿猛烈开炮，指斥整个学派“对新旧学问都是一窍不通的”，并扣上了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结合的复古逆流“遗老遗少”以及“穿西装的卫道士”等等几顶颇为吓人的帽子，大有让其遗臭万年之势，为此吴宓等人倒了大霉，成为批斗整治的对象。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此处主要叙述吴宓到清华园的情形。据云，当时东南大学管理完善，学风甚好，学生颇为上进，为各方所瞩目。吴宓在日记中载：“又适为东南大学前后多年优秀之两班学生”正为自己所教，乃深受鼓舞，“以东南大学学生之勤敏好学，为之师者，亦不得不加倍奋勉。是故宓尝谓‘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的三年中，为宓一生最精勤之时期’者，不仅以宓编撰之《学衡》杂志能每月按期出版，亦以宓在东南大学之教课，积极预备，多读书，充实内容，使所讲恒有精彩，且每年增开新课程。”（《吴宓与陈寅恪》）由此可看出，吴宓当时确是意气风发，颇有一番作为的。

1923年下学期，由于一个意外插曲，使吴宓最终与清华结下了渊源，也使他的事业达到了一生中最为辉煌的高峰。这个插曲的制造者就是后来在文坛大名鼎鼎且被鲁迅骂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梁治华，也就是后来颇有文名的梁实秋。

这年下学期开学之后，清华学校高等科四年级（本年毕业留美）学生梁治华（字实秋）等几人到南京东南大学游览、参观，顺便听了吴宓的几堂课，梁为吴之风采和学问倾倒，回到清华后作出了积极反应。据吴宓日记载：“梁君本人，连听宓课两三日。适值宓讲授《欧洲文学史》，正至卢梭之生活及其著作。梁君回校后，即在《清华周刊》中著论，述东南大学学风之美，师饱学而尽职，生好读而勤业。又述其听宓讲卢梭课，宓预先写大纲于黑板，讲时，不开书本，不看笔记及纸片，而内容丰富，讲得井井有条，滔滔不绝。清华今正缺乏良好教授，此人之所共言。吴先生亦是清华毕业游美同学，而母校未能罗致其来此，宁非憾事哉！云云。”

梁实秋的文章发表后，在清华引起了较大反响，也引起了立志改革，正准备办国学研究院的校长曹云祥重视。鉴于东南大学俊彦云集，士气高昂，整个学校蒸蒸日上的态势，曹校长没有采取挖墙脚，强行将吴拉入清华的打算与行动，而是引而不发，静静地等待机会，想不到这个机会很快就到来了。

1923年夏天，刘伯明代校长郭秉文主持校务，秋初赴湖南讲学；积劳成疾，10月27日陡感头痛，以后诊断为脑膜炎，医治无效，20余天后去世，年仅37岁。刘伯明的英年早逝，全校师生为之悲痛。吴宓曾撰一长联哀悼。据《吴宓日记》载：随着刘氏的溘逝，“事变纷来。本年（一九二四年）四、五月之交，校中宣布裁并西洋文学系。于是诸同道如梅（光迪）、楼（光来）、李（思纯）诸君，均散之四方。”此时的吴宓自然“亦处不可留之势，一再审思计议，卒于五月底，决然就聘奉天东北大学”，为英语系教授，主讲《世界文学史大纲》等课程。一直暗中关注吴宓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在得知东南大学变故与吴宓人生转折后，适时向吴伸出了橄榄枝，吴接到聘书自是心中欢喜，乐意回母校任教。待一个学期结束，吴宓便决然地离开东北大学，来到他曾生活过八年的清华园，开始了一生最为辉煌的事业。作为研究院筹备处主任的吴宓为了实践新的办学宗旨，特别提出并通过了聘任教授及讲师的严格标准：（1）受聘者必须具有中国文化之全部知识。（2）必须具备正确和精密的科学研究方法。（3）熟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果。（4）愿意和学员亲近、接触、热心指导，期其于最短时间内学到丰富的知识和治学方法。此一标准不可谓不高，而吴宓也确实是以此高标准聘请到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位教授和讲师李济。其标准和操作过程令后人为之钦佩的同时，也为一个大师消失的时代至堪扼腕。

• 〔26〕《吴宓自编年谱》，吴宓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

• 〔27〕《王静安先生年谱》赵万里编载《国学论丛》第1卷第3号（1928年4月）。

王国维受清华之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便是生活所迫与溥仪“小朝廷”的喧嚣混乱。据顾颉刚回忆，最早推荐王国维至清华是他向胡适提出的。顾在《我是怎样编＜古史辩＞的》一文中说：王国维“以南书房行走的名义教溥仪读中国古书。溥仪出宫，这个差使当然消失；同时，他又早辞去了北大研究所导师的职务，两只饭碗都砸破，生计当然无法维持。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便于这年（1924）十二月初写信给胡适，请他去请清华大学校长曹某，延聘王国维到国学研究院任教。胡适跟这个校长都是留学生，王国维又有实在本领，当然一说便成。”

从胡适保存的资料看，顾说不妄，有书信为证。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信中说：“静安先生清宫殿俸既停，研究所薪亦欠，余月入五十元，何以度日。曾与幼渔先生谈及，他说北大功课静安先生不会担任，惟有俟北京书局成立时，以友谊请其主持编辑事务。然北京书局不知何日能成立，即使成立而资本有限，亦不能供给较多之薪水。我意，清华学校既要组织大学国文系，而又托先生主持此事，未知可将静安先生介绍进去否？他如能去，则国文系已有中坚，可以办得出精采。想先生亦以为然也。清宫事件，报纸评论对于先生都好作（多）尖酸刻薄之言，足见不成气候的人多。”《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手稿本，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

由此看出，顾信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甚至酝酿前，说是他首先向胡推荐王国维入清华并不为过，而从胡与曹云祥书信来往可知，胡正式荐王任教国学院都在此信之后。但从整个过程看，荐王之头功，还属于胡，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王国维死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有“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迁幽居”的诗句。按陈的弟子蒋天枢解释：陈诗中的前一句，来自《昌黎集》嘲鲁连子诗，诗云：“鲁连细而黠，有似黄鹞子。田巴兀老苍，怜汝矜爪觜”。胡适乃安徽绩溪人，盖胡怜王氏之身世处境，荐入清华也。（《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编）

另，当时住在天津张园的溥仪，身边一帮旧臣随从仍阴魂不散，相互倾轧，斗法争宠。与王国维亦师亦友的罗振玉在角逐中渐渐败下阵来，不再受宠。而郑孝胥等一帮孤臣孽子借此得势，开始在“皇上”身边出谋划策，发号施令，整个张园“小朝廷”充满了无休止的争论、表演、欺骗与榨取，在这种污浊的环境之下，已被折腾得晕头转向的逊帝溥仪，整日沉浸在一连串的热闹、烦躁、激动、梦想、失望、希望、滑稽之中不能自拔。耳闻目染这种环境和人事，王国维大为苦恼，于是较痛快地答应了清华之聘。此事在王氏给友人蒋汝藻的信中可见得分明：“数月以来，忧惶忙迫，殆无可语。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南按：指溥仪）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然困穷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慢，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耳！”蒋汝藻回复曰：“顷知已毅然决定，为之颔首不置。从此脱离鬼域，重入清平，为天地间多留几篇有用文字，即吾人应尽之义务。”（《王国维全集·书信集》，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或许，王国维这一无奈中的选择，不只对他自己是个解脱，对中国文化而言亦算是一个大幸运吧。

• 〔28〕《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载《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 〔29〕《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 〔30〕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贰陆》云：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

• 〔31〕《胡适的日记》，第3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 〔32〕孙敦恒《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载《吴宓纪念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 〔33〕转引《主角与配角》，傅国涌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

• 〔34〕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载《梁实秋散文》，第一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出版。

• 〔35、36〕《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孙敦恒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 〔37〕《梁任公先生演讲词》，载《清华周刊》，第20期，1914年11月10日。

• 〔38〕章太炎（1869—1936年），名炳麟，字枚叔。据云因倾慕明末清初顾炎武之行事、志向，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国学造诣极高，以能文善论著称于士林，被时人誉为最著名的国学家与金石家。此人对时势政治亦特别感兴趣，堪称革命家，为当时文坛政界备受瞩目的名士。其受业弟子多一时俊杰，如著名的钱玄同、黄侃、沈兼士、胡以鲁、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朱希祖、许寿裳、沈尹默、马裕藻、吴承仕、黄子通、刘文典等。由于弟子之多之出众，章氏大有天下儒林盟主之势，更受社会各界所重。当年袁世凯称帝，惧其凭借在学界身份和地位，以言论惑众煽乱，遂禁章于京师龙泉寺，欲杀之。内史监阮斗瞻慕章之才华，不忍，欲救之。乃谓袁皇帝曰：“武曌读骆宾王之檄布，犹许为人才，燕王受方孝孺之口诛，尚欲其不死。章之文章学术不可多得，无罪而戮之，公之智岂下于燕王、武曌乎？”袁动容，乃止。（陈赣一《新语林》，卷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南按：方孝孺终被燕王朱棣所杀。）

侥幸捡得一命的章氏仍性情不改，继续从事他的学术与政治主张，只是后来思想和学术眼光越来越僵化死板，尤其在对待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问题上，更是顽固不化，终被时代所淘汰，后来他的弟子也造起反来。据董作宾云：章太炎是那些不相信甲骨文并抨击对其进行任何研究的学者之一。他认为，“龟甲刻文不见于经史”；而龟甲乃“速朽之物”，不能长久，焉能埋于地下三千多年不腐烂；“龟甲文易作伪”，是最不可信的。他还说罗振玉“非贞信之人”，那末他流传的甲骨文也不可信。（董作宾《甲骨学五十年》，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年出版）同时，李济也说道：“本世纪（20世纪）头二十五年里，甲骨文在收藏家心目中之所以重要，主要因为这些骨片上发现的契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它们受到宗教式的尊敬，一些中国的古文字学家把它们视为中国古代最神圣的文字。但也并不是没有不同的看法的。这一时期的经学名家、古典音韵学大师、革命家并为孙逸仙博士的朋友的章炳麟，就认定甲骨文是以罗振玉为首的一群江湖骗子伪造的假古董。”（李济《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的重要性》载《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关于章氏弟子造反事，李济举例说：有一件逸事有趣地记述了关于章太炎对待这些古代遗物，即殷代甲骨文的内心感受：’在章太炎作生日那天，他的弟子黄（侃）季刚送了一份礼物，是用红纸包扎着的长方形东西，看去像一盒子点心。过后章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部罗振玉写的四卷本《殷墟书契前编》。……’逸事的结尾仅提到，他弟子的这份礼物没被掷掉，被放置在自己的床头枕边。很显然他真的读了这些被他认为应判罪的假文字。”但据李济说，“章的看法，在安阳科学发掘证实这些新发现的甲骨卜辞存在后，仍未改变。”（《安阳》，李济著）

• 〔39〕关于陈寅恪放洋十数载未得学位而独得学问事，学界坊间多有赞赏者，但岂不知正是没有博士这顶帽子，才让好友吴宓“费尽力气”。可以想象，陈氏倘有一顶博士帽戴在头上，清华聘请事应该更加顺利，至少无需举荐者多费口舌，赵元任、李济都是极好的例子。据云，陈氏应清华之聘，除了吴宓竭力相荐外，还得到了王国维与梁启超的赞许与鼎力相助。

王国维与梁启超皆陈家旧识，王国维与陈寅恪均受过晚清大学者沈曾植（1850——1922）的指导与影响。沈是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郎中、江西广信、南昌知府、总理衙门章京、安徽提学使，署布政使。光绪二十一年，与康有为等开强学会于京师，主张维新。曾受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主讲两湖书院。清亡后为遗老，寓居上海。学识渊博，早年通汉宋儒学、文字音韵，中年治刑律，治辽金元史、西北南洋地理，并研究佛学。又究心经世之学，提倡学习西欧。余事为诗，郑孝胥、陈衍推他为“同光体之魁杰”，诗篇有《病僧行》等。工书法，由帖入碑，结体险峻，用笔生辣，生拙高古，奇趣横生。著有《蒙古源流笺证》、《元秘史笺注》等几十种。1915年，王国维经罗振玉引识沈曾植，后二人情谊甚笃。沈为寅恪父执，与陈三立酬唱密契，作诗吟赋，共为“同光体”诗派领袖。寅恪作为晚辈亦对沈抱极大崇敬，向其求教问难。陈寅恪后来从事梵文、西北史地、蒙古史研究，与沈之影响颇有关系。通过沈氏这一中介，王国维与陈家相识相交并成好友。陈寅恪游学巴黎得识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即得王国维作书引介（伯希和氏曾把敦煌藏经洞的经卷运出国外，引起了中国人的愤怒。但作为汉学家，曾在傅斯年的帮助下，于1935年到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现场等地作过考察）。

梁启超不仅是陈家旧识，且与寅恪祖父宝箴、父亲三立、长兄衡恪祖孙三代交谊笃厚。据《民国人物碑传集·陈三立传略》（吴宗慈，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年出版）载：陈三立（1853——1937），字伯严，因中年于金陵筑散原精舍，故以“散原”为号。清光绪八年乡试中举，光绪十二年进士及第，在京师以主事分吏部行走。此时朝廷部吏弄权，成积重之势，吏部尤甚。而父亲宝箴颇有政声，名扬海内，三立遂决定辞官随从父亲，亲侍左右，并藉与当世贤士大夫交游，讲文论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宝箴诏授巡抚湖南，一切新政，裒然并举，“一时贤哲如朱昌琳、黄遵宪、张祖同、杨锐、刘光弟辈，或试以事，或荐之于朝。又延谭嗣同、熊希龄、梁启超等，创立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之属，风气所激厉，有志意者，莫不慨慷奋发，迭起相应和。于是湖南士习为之丕变，当时谈新政者，辄以湘为首倡，治称天下最。凡此为政求贤，皆先生所赞识别勷而罗致之者也。”

1897年，也就是戊戌变法（1898年）的前一年，已有才名的梁启超受时任湖南巡抚陈宝箴与其助手陈三立之聘，出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从此，梁氏与陈家结交，有机会对祖籍义宁的陈氏家学有所了解，并极为崇敬。据云，1924年，梁启超夫人李蕙仙去世，葬于北京香山卧佛寺东面小山，梁启超曾想让陈三立为之书写墓碑文，后因故作罢。

正因为陈寅恪与王、梁二人有如此渊源和交情，后者为其进清华园助力当是合乎常情与人情的。据清华研究院第三届学生蓝文徵回忆，当年梁启超曾亲自向校长曹云祥面荐过陈寅恪，当时的情形是，“曹说：’他是那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载台湾《传记文学》1970年16卷3期）陈哲三是蓝文徵的再传弟子，关于梁曹对的故事，是陈从蓝处得来的，因而有人谓“颇具小说家之描述”，只能“为一种传闻”，不能全部置信。其理由是到了陈哲三氏这里，与梁曹已隔三代，时间久远，难免有以讹传讹之嫌，即使真有此事，也多有演义，致使后人难辨真伪了。如同顾颉刚氏搞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一样，年代越往后，编造的成分越大，色彩越浓，当年清华园中的梁曹对亦当如此吧。

• 〔40〕《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另据吴宓晚年《自编年谱》云：吴于1918年秋到哈佛大学后，与初到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俞大维相识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后又与进入哈佛就读的陈寅恪相识。俞与陈是姑表兄弟，此前“俞大维君又多称道其姑表兄义宁陈寅恪君之博学与通识，并述其经历。诗人陈伯严先生（名三立），前夫人罗氏，生长子衡恪（字师曾），诗人，画家。继配夫人俞明诗（俞大维之姑母，能诗）。生（二、三、四，虚，无）五子隆恪、六子寅恪、七子方恪（字彦通，能诗，而狂放佻达），八子登恪，留学法国，撰有《留西外史》小说。（宓按，陈寅恪君一八九〇年庚辰年生。年十一（吴学昭按，此处疑为年十五之误。南按，应为年十三。）留学日本。两度游学欧洲，先居巴黎，后再赴欧洲，今始到美国。一九二五年，由宓荐，清华聘为国学研究院教授，月薪四百圆，乃回国。计其在外国留学之时期凡十八年，与玄奘同。）宓深为佩仰。”（转引《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当吴宓向曹云祥举荐陈寅恪时，陈仍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和佛经。1925年2月16日，吴以曹云祥校长的名义致电柏林，陈有过迟疑，后决定就聘，但言不能即刻到校。据吴宓日记4月27日载：“陈寅恪复信来。（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为此，吴宓感慨道：“介绍陈来，费尽力气，而犹迟疑，难哉。”于是，吴再致电陈寅恪劝说。此后，吴、陈之间电报频传，往返协商。6月25日，吴在他的日记中又出现了“晨接陈寅恪函，就本校之聘，但明春到校”之语。同年8月14日，吴宓再记道：“陈寅恪有函来，购书殊多且难。”面对陈的困难，吴宓几次面谒校长曹云祥，请求予以设法资助，最后曹校长同意先预支薪金数千元，兑成美金汇至柏林，陈寅恪得款并料理一切事务后，于同年12月18日由马赛起程回国，直到次年7月7日方到京。

据云，除陈寅恪外，吴宓还向曹云祥荐介了柳诒徵、张尔田两位前辈和汤用彤、楼光来几位哈佛同学，皆学界一时之名流，不过作为研究院主任的吴宓，并无人事决定权。陈寅恪之来校，都令吴感“费尽气力”与“难哉！”而介荐的另外几人就更难上加难了，其结果是皆成梦中之花。当陈寅恪到校时，吴已辞去研究院主任职，改任新制大学部外文系教授。

• 〔41〕赵杨步伟《四年的清华园》，载台北《传记文学》，第7卷第4期，1965年10月。

赵元任（1892—1982），字宣重，江苏常州人。清著名学者赵翼（号瓯北，有《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等著作）是其六世祖。宣统二年（1910年）十八岁时考中游美学务处第二批庚子赔款留学生，该批留学生在全国400多名投考者中录取70名。从当年金榜题名、后来成为著名气象科学家竺可桢保留的一份原始发榜名单看，江苏震泽县的杨锡仁排名第一，赵元任名列第二。全体留学生中，后来在社会上名气较大的有：张彭春，排名第十；沈祖伟，第十三；竺可桢，第二十八；胡宪生，第四十三；胡适，第五十五；胡达，第五十七；周仁，第六十七。处于古代科举考生“孙山”地位的最末一名是浙江平湖的张宝华。至于谁是“名落孙山”者，已不可考。

又，杨步伟文中所说的张彭春（字仲述），乃著名的南开大学校长、教育家张伯苓之弟。1910年，张彭春与赵元任同期以第十名的成绩考取庚款二期生放洋留美，在克拉克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研究文学、欧美现代戏剧。191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及教育学硕士学位，为杜威的得意门生，此后在美国任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指导。1916年归国，任南开中学部主任，并兼南开新剧团副团长，开始了他在天津的话剧创作活动。周恩来、万家宝（曹禺）等均为南开新剧团张彭春的学生。同年10月，南开新剧团公演了张彭春在美国创作的《醒》。1919年张彭春再度赴美国攻读哲学，192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离美，赴英、法、德、丹麦等国考察。1923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兼教务长。1926年因与校长曹云祥、吴宓等派系矛盾致发展到相互倾轧，你死我活之不能容忍地步，被迫辞职回天津任南开中学和南开女中代理校长，兼南开大学教授，协助其兄发展南开教育事业，抗战爆发后从事外交活动。

• 〔42〕载：李济《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载台北《传纪文学》1962年，第1卷第5、6期。

• 〔43、44〕《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 〔45〕李济《我与中国考古工作》，台北《新时代》，创刊号，1961年。

• 〔46〕《王国维遗书》（5），载《静安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出版。

• 〔47〕关于李济没有成为“五大”的原因，据1926年考入清华研究院的第二届研究生戴家祥说，李济当时正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合作组织考古发掘事宜，在时间分配上，考古发掘占相当比重，因而大部分薪水由美方拨发，每月300元，清华每月发100元，二者合在一起，正好和梁、王、陈、赵“四大”的教授薪水持平。（参见戴家祥《致李光谟》，载《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另据戴家祥信中云：当时的清华研究院有王、梁、陈、赵等教授四人，各有工作室一间，助教一名。李济同样得到了一间工作室，一名助教的待遇，其助教是第一届毕业生王庸（字以中）。根据院方安排，研究生可以直接找导师谈话。因清华支付的100元并不是教授的薪水，故只能给个特别讲师的帽子戴在头上。想不到这“教授”与“讲师”两顶帽子的不同，造成了儒林士子多年的疑惑与不解。

另一种说法是，当丁、梁二人向曹云祥推荐李济时，曹一开始欲聘李为研究院专职教授，与前四人所戴的帽子等同，搞出个“五大导师”，即当年西蜀霸主刘备手下“五虎上将”的阵营，并借助“五虎”的实力与名气，以威天下。但当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吴宓奉命与李济接洽后，发现情况并不如曹校长所想的那样简单，对田野工作特别倾心的李济，因此前与毕士博已经签约，不太愿意完全放弃在弗利尔艺术馆考古队的工作，但又不忍舍其回母校效劳的机会，对是否到清华做全职教授犹豫不决，他向吴宓提出的公开理由是，怕不能“常年住院，任教授与指导之事”。此两难情形由吴宓禀报曹云祥，经过曹、梁、吴、丁等人共同商谈，认为李济虽然年轻，但毕竟是中国第一位攻读人类学的“海龟”，其学术前景不可限量，决定采取让李济一担挑的方式两头兼顾，聘为特别讲师。丁文江更是不遗余力地对李劝说，认为清华研究院的工作性质与南开毕竟不同，在南开是纯粹的教书，而在清华则以研究为主，所带学生不过几人而已，谓李“不要放弃作第一手科学研究的机会”云云。李济听了丁的劝导，遂欣然就聘。此情形在《清华周刊》第345期“新闻”栏曾有披露，文曰：“26日，李先生来校，与吴宓博士晤谈。闻校中拟请其任教授，惟恐有碍Bishop（毕士博）先生方面之考古事业，则李先生暂任讲师云云”。另吴宓在日记中也有如下记述：“下午二时，李济如约来，愿就聘。以特别讲师为宜。”据清华国学研究院院史研究专家孙敦恒称，如此聘法是按当时清华学校的有关规章制度办事的，如此聘任者并非李氏一人，稍后与李济一同去山西进行考古发掘的袁复礼，因先任职于地质调查所，来清华讲课，被聘为清华新制大学部地质学讲师。再后，著名学者梁漱溟、马衡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也是因为二人都是北大的在职教授。另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赵元任此时已是正式入围“四大”的教授，但自1929年他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担任研究员，并兼任语言组主任后，再来清华授课，其头上顶的也是中文系讲师衔的帽子。

据清华档案馆所藏《研究院纪事》称，1927年6月，清华学校评议会在讨论李济函询其下年度待遇问题时，议决：“如毕士博方面仍续约，则本校继续聘李济为研究院讲师；如毕士博方面不续约，则本校聘李济为大学部教授。结果毕士博继续聘李济与之一同进行考古发掘，李济下年度仍任研究院讲师。”

关于这段公案，李济之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光谟后来有一补充推断：“可能李济教的是人类学、考古学，不被人们视为‘国学’，登不上大雅之堂；再则——这一点或许最关紧要，李济受聘入国学院时，年龄尚不足二十九岁，太不够‘大师’的身价了。当时的助教和第一、二两届研究生里，比李济年长好几岁的也不乏其人。尽管如此，他确是货真价实的导师，也是第一位以特约讲师身份任研究生导师的，这是有官方文件为证的。对此，季羡林教授在1992年主持纪念赵元任先生百岁诞辰的座谈会的发言中明确提到，“成立时的导师应是五位，其中李济之先生当时的职称是讲师，但他属于五位导师之一。”李光谟在分析了几乎与孙敦恒所述清华的聘任制度之后，又说“看来，清华国学研究院终其‘一生’（四年之久），也仅仅在第一批导师中有四位是教授衔的，称他们为‘四大’，也的确是实至名归。”（李光谟《“好像刚出笼的包子”——记李济二进清华园》，载《永远的清华园——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北京出版社2000年出版）。

或许，这便是李济没有被后世誉为“五大”之一，而只称“五位”之一的缘由和内情吧。当然，那时的李济并不知道日后会为“几大”问题产生如此繁乱的纠葛与争论，他只是带着自己的兴趣与志向满怀激情地走进了清华园。

• 〔48〕袁复礼（1893—1987），字希渊，河北徐水人。1915年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在伯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学、生物学、考古学和地质学，1920年获硕士学位。1921年10月回国后，入北京地质调查所工作。在此期间，随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参加了河南“仰韶文化”的考古发掘。1923年5月至1924年8月，在甘肃作地质调查，对中国石炭纪地层划分和古地理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1926年，与李济赴山西省西阴村遗址发掘。1927-1932年，袁作为成员之一参加了由中、瑞双方合作组成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到西北考察，并任中方代理团长3年（瑞典方面团长是斯文赫定）。在长达5年的蒙新地质考察中，全靠骑马、步行，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1928年在新疆吉木萨尔县三台大龙口首次发现了水龙兽、二齿兽和袁氏阔口龙等三叠纪爬行动物化石，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称赞，为此获得了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北极星勋章”。1932年，参加创办了清华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和系主任。1937年后，在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地质学院教授，为中国地貌和第四季地质学的创始人。

• 〔49〕就山西省夏县西阴村发掘事宜，毕士博代表弗利尔艺术馆，曹云祥代表清华学校共同商订如下协议：

（一）考古团由清华研究院组织；

（二）考古团的经费大部分由弗利尔艺术馆承担；

（三）报告用中文英文两份：英文归弗利尔艺术馆出版，中文归清华研究院出版；

（四）所得古物归中国各处地方博物馆，或暂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俟中国国立博物馆成立后永久保存。”（见清华国学研究院档案）

• 〔50〕张光直《对李济之先生考古学研究的一些看法》，载《李济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系列活动》（资料），李光谟编，手稿1996年6月。

• 〔51〕《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 〔52、53、54、71、73、74、78〕《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 〔55〕此次茶话会没有吴宓在座的原因，是由于吴已辞研究院主任之职，由梅贻琦兼理。吴宓辞研究院主任之职，情形颇为复杂，但总体而言是清华的吴宓一派与教务长张彭春意见不合，相互倾轧导致的。当时的张彭春与胡适、赵元任等庚款二届留美同学往来密切，与学衡派成员或支持学衡派者则成对立状态，想当初吴宓进清华乃学校正急需人才之时，且是曹云祥校长一手促成，作为教务长的张彭春与“暴得大名”的胡适都不好从中作梗，于是乃有了吴宓顺利到来并成为研究院主任的机缘。但自吴主持研究院工作后，情形就变得复杂微妙起来。在校长曹云祥行将出国之时，荐张以自代，因长期在校政施教方面不合，吴宓和张彭春彻底决裂，成为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由于派系的成见，吴与胡适、赵元任的关系也越来越生硬。当时深受校长曹云祥器重的张彭春，正在青云直向，一飞冲天之际，并不把吴宓放在眼里，并认为吴宓的为人为学是不值一提的，在人前人后很不应该地表露出轻视意味，这一点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出。1925年10月22日，吴宓初任国学研究院主任不久，正在志得意满之际，受邀为清华普通科学生作“文学研究法”讲演，万没想到的是，讲完之后，却被张彭春借机当场讽刺戏弄了一顿。为此，吴觉得自己“空疏虚浮，毫无预备，殊自愧惭。张仲述结束之词，颇含讥讪之意。宓深自悲苦。缘宓近兼理事务，大妨读书作文，学问日荒，实为大忧。即无外界之刺激，亦决当努力用功为学。勉之勉之。勿忘此日之苦痛也”。言辞中见出吴宓的书生本色，也透出他处境的尴尬与内心的痛苦。

1926年1月19日，在校长曹云祥主持下，清华学校校务会议举行临时会议讨论研究院事务。张彭春和赵元任，李济主张研究院只任专门研究，不容纳普通国学。赵元任同时主张“研究院为大学院，先办国学，久后乃设科学”等等。吴宓在梁启超的支持下，异议力争，王国维初无意见，后亦附张，校务会议最终否定了吴宓意见。研究院同学会代表全体师生为此发表了《宣言》，以“破坏研究院”等语句，对张彭春等给予指责，同时指责吴宓保护研究院不力，在全校师生中引起震动。在双方的挤压下，心情焦虑的吴宓被迫表示提出辞职。这个时候，吴、张两个派系的矛盾已发展到不可调和的余地，其情势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绝无缓和并肩共事之可能。

吴在表示辞职的同时，张彭春的所作所为也引起了校长曹云祥的警觉与吴派盟友和研究院学生的强烈不满，借此机会，吴派联盟决定实施绝地反击，一举将张彭春斩于马下。在斗士王祖廉、庄泽宣、徐然三位资深教授的公开操纵、指挥下，清华学校爆发了要求张彭春去职的学潮。在一片人喊马叫的吵闹、混乱声中，不知如何是好的曹云祥听从了身边谋士与号称世外高人的指点，突然改变拥张的态度，决定令张即刻离校，越快越好。曹氏这一急转直下的姿态，令张彭春如同吃了一记闷棍，顿觉晕头转向，天旋地转，完全失去了回应和反击能力，只好甘拜下风，强忍怨恨，打起铺盖含泪向他的同派人物胡适、赵元任等话别，出走天津，回到他老兄经营多年的南开大学，以图东山再起。

张彭春在决战中滚鞍落马，令吴宓大大地舒了一口气，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张氏去职离校，如竟成事实，则实为权臣威加于主者之普通下场。各方反对虽烈，然已司空见惯，久已无足重轻。此次去张，纯由校长自决。而校长之为此，必自有不得已之原因，或缘大权旁落，恐驾驭为难；或张竟有图谋去校长而代之之举动，为所觉察，故而出此。诸人之谗言，以及宴会表示，不过适凑其机，校长亦乐于俯从而利用之耳。”（《吴宓日记》第三册，142页）

就吴宓的性情言，在学术教育界中，算不上一个热衷于派系争斗的人，只是被偶然卷入了这个圈子，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已。但吴毕竟不是个糊涂人，得胜之际，也心生惴惴，自起反思。1926年1月27日，吴在日记中写道：“念宓初无与人为仇之意，惟此次倒张运动，竟以研究院事件及宓之辞职，用为导火线，作为张氏大罪状之一，则宓所不及料，亦无术洗清者也。平心而论，张君仲述实有胜过诸人之处，允称清华办事惟一人才。……宓之卷入与张氏为敌之党，实亦不得不然者也。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宓庸碌，愧无能。直至此时，则更不能完全置身事外，而不与敌张氏者敷衍。语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盖若出身任事，卷入政治，则局势复杂，不能完全独立自主。其结果，不得不负结党之名，亦不得不为违心之事”。（《吴宓日记》，第三册。）此可谓吴氏一段切身体会领悟的惨痛经验，要独立不倚地做人行事，在这个世俗社会和利益纠葛的纷繁人群中，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乌托邦。此时的吴宓不但无法从这群乱的纠葛中抽身，且事态的发展已非他能预料，他虽有悯人之心，而人不我悯，不久即轮到了他的大尴尬、大狼狈。

1926年2月4日，张彭春离校的当天，在胡适派与张的铁杆心腹合力鼓动、组织下，清华部分师生集会游行，强烈要求学校当局挽留张氏，并对校长曹云祥是否包藏私心大加指斥、攻伐。至次日，集会的师生强迫校方命所谓“反张元凶”王祖廉、庄泽宣、徐然三教授立即辞职，否则此事将继续闹将下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被列为“陪凶”的吴宓，此时正居于城内，得到心腹报告后，顿感大事不妙，“遂决久住京中，以避内潮焉”。（《吴宓日记》，第三册。）

2月21日，清华学生贺麟、张荫麟、陈铨向吴宓报告，言昨晚学生评议会又议决驱逐曹校长。3月6日，清华校务委员会在研究《清华学校组织大纲》时，国学研究院原办学宗旨中有几条被改变或裁撤。是日吴宓记道：“惟念去年三月六日，研究院中，英文章程，方在大学筹备会中通过，而今年此日，复在委员会之《组织》大纲中取消之。由我作成，复由我手破坏。我乃如杀身自焚之蝉儿。因为顾大局，希望全校改良，协助钱（端升）、子孟（宪承）诸君，并愿以身作则之故，乃自在委员会中，将研究院主任之职位取消。如此高尚之心情，谁复谅解？”（《吴宓日记》，第三册。）同意裁撤研究院的办学宗旨，是校方向张彭春一派的妥协，而研究院的学生又因此质问吴宓：身为研究院主任，为何不为研究院争利益云云。

3月9日和10日，研究院学生出面约吴宓在教室谈话，双方不欢而散。11日，研究院学生会派吴其昌和杜钢百作为代表向吴宓递交要求其辞职的“哀的美敦书。”吴进退不得，乃以“研究院之性质及发展方向，已与宓所持之国学研究院之说完全反背”为由，向校长提出辞职请求，并另抄一份，送交研究院学生会。曹云祥正为张彭春辞职出走之事被部分师生搞得心烦意乱，见吴自动送上门来，正好借此机会给吴一刀，以平息张派的愤怒。于是，曹云祥不但立即批准了吴的请求，还把吴调离研究院，安排到大学部外文系任教授，研究院事务由曹本人“兼理”。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教育史上留有光荣一面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吴宓生前身后久被人赞誉的辉煌，但最后还是被迫辞职。从吴留下的日记可知本人此时的心境，同时也显出即便如学术重镇之堂堂清华学校乃至象牙之塔国学研究院，亦并非理想的圣洁之地。此时的吴宓，就是在这种矛盾与相互倾轧的处境中搞得心憔神悴，最终如他在日记中所言“如杀身自焚之蝉儿”“以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事业”。

张彭春辞职离校后，改由梅贻琦任教务长，未久，又“兼理研究院事务”。自此，梅贻琦在清华崭露头角，终得大用，而吴宓的身影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消失了。

• 〔56、57〕戴家祥于1989年致李济之子李光谟的信。转引《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 〔58〕李济《西阴村史前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年出版。

• 〔59〕梁启超《给梁思成等孩子们书信十一封》，载《薪火四代》（上），梁从诫编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下同。

• 〔60、62、63〕《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孙敦恒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 〔61〕叶德辉其人与被杀经过：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号郋园，又号直山。祖籍江苏吴县。太平天国动乱之时，其父叶雨村始迁居湖南，占籍长沙（后叶德辉读书岳麓书院时，又买了个湘潭县籍）。叶德辉出生于长沙，故自称是“半吴半楚之人”。年少时，曾一度弃学经商，又弃商就学。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与张元济、李希圣为同年，三人均分部主事，叶德辉到吏部不久便辞归湘里居住，以提倡经学为己任，与王闿运、王先谦为湘中三名士。叶德辉政治上不赞成相互砍头式的革命，在生活上沉溺声色，常夜御十女。1903年，他编辑出版《双梅景闇丛书》，含《素女经》等六种，道学家哗然，斥为淫书，而叶之名益著。1927年，时任长沙总商会会长的叶德辉对国民党北伐大为不满，对时兴的农民协会和“一切权力归农会”（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更视为仇寇。对此，他送给农民协会一副对联：“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皆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都是畜生。”横额是：“斌尖卡傀”（长沙方言）。意为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非人非鬼。正因了这副对联，不赞成相互砍头式革命的叶德辉被农民协会的梭标队抓去，并在1927年4月11日砍了头。

关于王葆心其人与死因，可参见1927年6月15日，梁启超致信在北美的女儿梁思顺，告以王国维之死事，并涉王氏之死。信中说：“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棰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寿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今竟为恶社会所杀，海内外识与不识莫不痛悼。研究院学生皆痛哭失声，我之受刺激更不待言了。”（《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对于梁氏之说，后世学者多有考证，但不得其详，王葆心其人其事可能系误传。

• 〔64〕《挽王观堂先生》，载《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 〔65〕《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 〔66〕关于王国维为何拖着辫子自沉昆明湖，后世臆测大致分几种：一为“愚忠殉清”说；二为“逼债”说（王曾与罗振玉合作做生意亏本，欠下巨债）；三为“惊惧”说（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四为“谏阻”说（以“尸谏”劝阻溥仪东渡日本避难）；五为“文化殉节”说；六为“妻妾出轨受辱”说。

王国维的亲家兼师友罗振玉认为是殉清而死，而清逊帝溥仪却认为是罗振玉逼迫而死。在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第四章（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南按：罗女嫁王氏子），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律，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

又，溥仪在“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引的头”一句后，加了一个“附注”，注云：“我在特赦后，听到一个传说，因已无印象，故附记于此，聊备参考。据说绍英（南按：清室内务府大臣）曾托王国维替我卖一点字画，罗振玉知道了，从王手里要了去，说是他可以办。罗振玉卖完字画，把所得的款项（一千多元）作为王国维归还他的债款，全部扣下。王国维向他索要，他反而算起旧帐，王国维还要补给他不足之数。王国维气愤已极，对绍英的催促无法答复，因此跳水自尽。据说王遗书上‘义无再辱’四字即指此而言。”因溥仪的名声和特殊地位，在后世流传的诸种说法中，以“罗振玉逼债而死说”影响最大。这一“逼债说”后被郭沫若著文加以肯定并传播，遂成为王氏之死诸说中的主流观点并为时人广泛采信。

另有史家商承祚认为王国维妻妾有外遇，王氏不愿受辱而一死之说。此说由于为尊者讳之故，罕有见于文字者。罗振玉之孙罗继祖主编《王国维之死》一书，所引商承祚之说语焉不详，只有“中冓不可道”一句，罗继祖理解为亲戚之间的矛盾，似不附合商氏本意。常任侠1940年1月12日日记载：“晨，商锡永（南按：即商承祚）来，留其在舍午餐，杂谈男女琐事，商云王静安以妇有外遇，故愤而自杀，未知信否也。”（《战云纪事》，常任侠著，海天出版社1999年出版，232页。）

后世有研究者认为，溥仪只是道听途说，任意捏造事实，卖画之事纯系子虚乌有，罗振玉“逼债”说难一成立，商承祚“妻妾受辱”说也不大靠得住。从王国维遗书上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可以看出，他的死正如陈寅恪所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陈氏之“殉文化”说，与梁启超之论王国维死因相接近，因而陈氏之说最为接近本真，亦多为后世研究者赞同。

• 〔67〕《寒柳堂集》，陈寅恪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68〕《罗雪堂先生致陈寅恪书》，载《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号，1928年4月。

• 〔69〕碑文见陈寅恪著《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关于为王国维立纪念碑情形，有一插曲。据时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就读的研究生戴家祥回忆：王国维跳湖自尽后，1928年初冬研究院同学会更选，最后选出宋玉嘉为会长，吴其昌副之，戴家祥为文书，姚名达任会计，然后决定为王国维立碑纪念。为此，梁启超捐资五百元，陈寅恪二百元，马衡（南按：字叔平，当时被聘为研究院讲师）一百元，新任校长严鹤龄二十元（南按：曹云祥已辞职，被师生逐出校园），李济二十元等等，大多数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都捐了款，共得银3000元。碑由陈寅恪撰文，马衡书丹，梁思成设计，于1929年夏竖立于清华园工字厅东南土坡之下，前书“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背为陈氏撰文。当时“只有赵元任和助教杨某（赵师母的内侄）一文不名（南按：即杨时逢），他们是另有看法的。”（《致李光谟》载《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赵对王国维有何看法或成见，戴家祥未明言，但从当时的情形看，“老实得像根火腿”的王国维并未参加清华派系斗争，平时亦不好自命不凡，盛气凌人，究竟何时何地与赵产生过节，或许如吴宓所言之情形？1928年3月23日，吴宓日记载：“戴家祥、姚名达持捐册来，欲强宓捐助研究院学生为王静安先生立纪念碑经费。且谓宓昔为研究院职员，义当捐助云云。宓极不赞成此举，又愤若辈之无礼，但含忍之。晚7-8时访陈寅恪，托其惋告彼等，言宓家庭负担重，又常捐巨款于《学衡》，故不克捐助云云”（《吴宓日记》，第三册。）查吴氏日记，内中有大量施舍金钱于朋友学生的记录，如吴芳吉、王尧城、毛彦文等用他的金钱都是千元以上的大数，而张歆海、张荫鳞、胡征、高棣华等学生辈也常向吴借钱并得到资助。但吴宓此时在金钱处置上却显得很不尽人情，亦很不明智。尽管戴家祥、姚名达辈不尽懂礼数，言语中引起吴之反感，但此事非彼事，看在王国维临终托孤的份上，亦应略尽绵薄，何况梁启超与陈寅恪所捐都是五百与二百元的数目。吴宓书生意气在此，或许赵元任亦类似吧。

• 〔70〕《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陈寅恪《寒柳堂集》。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故陈寅恪在诗中以“新会”代之。

• 〔72〕就在梁启超去世四十多年后的1971年，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因病入住协和医院，于一个偶然机会，从自己的医生那儿得知父亲早逝的真相。具体情形是：当梁启超入住协和医院后，鉴于其在社会上的显赫名声，协和医院相当慎重，决定由留学美国的中国人、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亲自主刀，美国医生副之，其他人员也是从各方面选拔而出，可谓阵营强大，应该不会有什么闪失。意想不到的是，闪失还是发生了。据当时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后来私下对同行说：“病人被推进手术室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位置，结果标错了地方。刘博士（按：刘瑞恒）就动了手术，切除了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这个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刻就发现了，但因关乎协和医院的声誉，被当成‘最高机密’归档。”（《中国建筑之魂》，56页，〔美〕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未久，不少传媒把此事炒得沸沸扬扬，且成为一件秘闻流传于坊间。其实，梁启超出院不久协和医院就已默认了，梁启超也已确切地得知自己的好肾被割掉，但为何割掉仍是雾中看花，不甚明了。梁氏在1926年9月14日给孩子们的信中曾这样写到：“……伍连德（大夫）到津，拿小便给他看，他说‘这病绝对不能不理会’，他入京当向协和及克礼等详细探索实情云云。五日前在京会着他，他已探听明白了。……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在手术前，克礼、力舒东、山本乃至协和都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入岐途。但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他对于手术善后问题，向我下很严重的警告。他说割掉一个肾，情节很是重大，必须俟左肾慢慢生长，长到大能完全兼代右肾的权能，才算复原。”“当这内部生理大变化时期中，左肾极吃力，极辛苦，极娇嫩，易出毛病，非十分小心保护不可。唯一的戒令，是节劳一切工作，最多只能做从前一半，吃东西要清淡些。……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我却真放心了。所以连德忠告我的话，我总努力自己节制自己，一切依他而行。”（《梁启超年谱长编》。）

有研究者分析，认为协和误割好肾当然是一劫，也是梁启超致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若切实按照伍连德提出的要求进行疗养（南按：伍连德、梁启超好友，留英、德等国学医和研究，医学博士。回国后创办多所医院并任院长，1935年，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提名），还是有可能多活一些岁月的。而不良生活习惯，也是导致梁启超患病和屡医无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加上后来夫人李蕙仙病故等刺激，又成为他发病的一个导因。再有就是梁氏的写作欲过于旺盛，夜以继日地写作，不愿过“享清福”的疗养生活，“家人苦谏节劳”而不听，没有认真考虑劳累为病体带来的恶劣后果，是他早逝的第三个重要的、甚至是最主要的原因。梁思成在追述父亲得病逝世经过时说：“先君子曾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方在清华、燕京讲学。未尝辞劳，乃至病笃仍不忘著述，身验斯言，悲哉！”

2006年8月10日，北京协和医院举办了一次病案展览，一大批珍贵的病案走出历史尘封，其中包括梁启超病例档案。经专家对其观察研究，与梁思成听说的原因基本相同。至此，历经八十年的梁启超“错割腰子”一案，总算尘埃落定。

• 〔75〕1927年5月5日，梁启超给女儿梁思顺的信。载《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 〔76〕《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南海先生，指康有为，康氏1927年3月31日在青岛病逝。

• 〔77〕《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老白鼻，梁启超小儿绰号。坟上，指位于北京西山卧佛寺旁的梁启超夫人李惠仙墓茔，李夫人于1925年薨，墓茔有梁启超预留穴位，梁殁后与夫人合葬此地。

• 〔79〕清华国学研究院从1925年兴办到1929年停办，只存在了四年，共录取学生74人，除2人退学、4人病故外，实际完成学业68人。先后在研究院任教的教职员共17人。根据办学规定：“学生研究一年完成论文一篇，经导师核可即准毕业，毕业证书由校长及全体导师签名盖章。第二年起准许成绩优良者继续研究一二年，每年毕业一次，照发毕业证书，但不授予学位。”（《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从这个规章制度看，即表现出鲜明的“重学问而轻学位”的态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极为罕见的成功案例。短短四年中，清华研究院人才辈出，硕果累累。毕业的68人，后来大都成为海峡两岸以至海外教授与研究中国学术的栋梁。1995年7月，清华大学特别举办了“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主题有三：一、纪念创办研究院的六位学者——王、梁、陈、赵、李、吴；二、清华人文学术范式的建立及其当代意义；三、国学研究院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的成就与经验。（《清华校友通讯》〔J〕，第31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4月）2009年11月1日，清华大学再次成立国学研究院。据校方称：“希望以此续写其在该领域创造的辉煌历史”云云。

第二章　英雄辈出的时代

波滚浪涌的北大校园

李济从清华大学转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职，离不开时势造英雄的际遇，但更多的是他自身的学识与人格光辉所铸就的必然结果。以李氏在天下儒林中所具有的身份、地位和声望，倘若一生没有入主中研院史语所，并位居前几把最为显赫的交椅，不仅是不可思议的，同时亦是中国乃至世界考古人类学这门科学的损失。

1928年10月底，李济以清华研究院导师的身份赴美讲学归国，路经香港，就在停留的短暂空隙，与一位在中国未来政坛与学界掀起滔天巨浪的重量级人物——傅斯年相遇了。

在北大读书时的傅斯年

关于二人初识的经过，李济后来有一个简单的叙述：“因为我向来不曾到过广东，所以顺便到广州去看看。又因为我不懂广东话，而那时刚成立的中山大学，有许多从北方来的教授在那儿教书，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人在那儿，我只是去碰碰看。谁知一去，在门口碰到清华的老教授庄泽宣先生，我们彼此很熟。他一见我就说，你什么时候来的？正有人在这儿找你呢！快去快去！我带你见他去！我不免吃了一惊，问他什么人要找我呢？他说：这个人你也知道的，就是傅孟真先生。”李济大吃一惊，他虽没见过其人，但在美国的时候经常听罗家伦谈到其人在五四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心中不免生出一种敬佩之情，于是便随庄去见傅。李济说：“他跟我谈的事就是在中央研究院办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件事。谈了不久，他就要我担任田野考古工作。”〔1〕正是这次会谈，决定了李济未来50年的考古学术历程。

李济偶然结识的这位傅孟真，名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896年出生于一个儒学世家兼破落贵族家庭，其七世祖傅以渐乃大清开国后顺治朝第一位状元，后晋升为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职，权倾一时，威震朝野。傅以渐之后，傅门一族家业兴旺，历代显赫，故聊城傅宅“状元及第”的金匾高悬于门额，在当地有“相府”之称。据说傅以渐的这位后世子孙——傅斯年，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继孔圣人之后二千年来又一位“傅圣人”。这位现代“圣人”经历了十余年家塾与官学训练，于1913年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类甲班就读，凭借其深厚的国学根基与聪颖头脑，连连夺魁，四年考试三次列全班第一，一次屈居第二。1916年秋，转入国学门继续深造，大有羽翼丰满，一飞冲天之势。而这个时候的傅斯年自我感觉良好，一般的同学甚至教授很难被他放在眼里，气焰之盛为同学侧目。据傅的同班同学伍淑回忆说：“民国五年下半年，（我）在北大上课的第一天，大约在一个上午，上什么历史，一位有长胡子的教员来了，分到三张讲义，仿佛都是四个字一句的。上课半小时，黑板上写满了讲义校勘记，感觉到乏味，于是开始注意班上的同学；发现第二排当中一位大胖子有点特别，因为教员的眼睛，老是注意他的身上。下了课，这位胖子同一位像阿拉伯马一样的同学在课堂的角落谈起天来了，围起一班同学来听，议论风生，夹杂些笑声，我就很欣赏他的风度，到他台子上一看，放了几本检论，上面有了红色的批点，却没有仔细去看它。下了课，回到宿舍，才打听到他就是山东傅斯年。有几个老同学就说：‘他是孔子以后第一人’，这是我对孟真的第一个印象。”

正是这个场面与印象，傅斯年在伍淑的心目中高大起来，且有点高不可及。伍淑继续回忆道：“以后我就常常走近他的身边，想同他打招呼，他总是若理不理。一天，我是忍不住了，很唐突地同他谈起天来，说不到几句，他回过头去，背起书来了，我也只好很不高兴地走开。”〔2〕

傅氏这种耿直、张扬的性格、为人与处事态度，以及盛气凌人的做派，可谓一直到死，都没有改变。也正因如此，才成就了一个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最稀有的天才”和“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3〕的伟大学人。

《新青年》杂志封面

傅在北大学习的后期，因有了陈独秀、胡适之等几位新式教授像孙悟空一样翻着筋斗来回折腾，使原来就不平静的北大校园风生水起。随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骁将加入到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行列，有别于传统文化思想的另类文化主张，更是领一时风骚，“欧风美雨”外加从伏尔加河畔刮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这座古老的校园中吸收融合，在文化、教育界产生了极大震动，一场被传统派视为另类文化运动的号角就此吹响。具有革命性的新文化运动，伴随着“德先生”与“赛先生”（democracy和science，即民主与科学）的理想与主义，于“铁屋子的呐喊”中向四面八方呈波浪式辐射。

大潮涌动中，傅斯年与同学好友罗家伦、汪敬熙、杨振声等20余位学生，以陈独秀、胡适等人主编的《新青年》为样板，搞起了一个叫做《新潮》的刊物，聘请胡适担任该杂志顾问，学着《新青年》的样子与吴宓等人搞的《学衡》派大唱反调，猛力鼓吹与传统学术观念、文化思想不同的另类思想与文学。〔4〕这一做法得到许多同样具有另类思想的年轻人与激进分子欢呼与追捧的同时，也遭到了以吴宓、梅光迪等“学衡派”、特别是北京大学校园内“拖辫子复辟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两足书柜陈汉章”（罗家伦语），以及章太炎的头号大弟子黄侃等名流大腕的强烈反对与拼死抵制，双方皆以手中的笔作投枪、匕首，你来我往地对刺起来，并有不把对方刺倒打垮决不收兵之势。

新潮杂志封面

当此之时，而无论是被呼曰国粹派的黄侃、辜鸿铭等老夫子，或被称之为大搞“歪理斜说”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之辈，还是刚刚崭露头角、大受时髦青年欢迎追捧的傅斯年、罗家伦等在一旁敲边鼓的文化新锐，甚至包括张国焘、段锡朋、许德珩、汪敬熙等等各色人物，心中极为清楚真正让他们在北大校园内兴风作浪、交锋对垒的后台老板，乃是北大校长蔡元培。也只有蔡氏秉持“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才使一座制造官僚政客的京师大学堂从一具僵尸中蛹化而出，成为“改进的运动的先锋”和“有着希望的前途”〔5〕的新北大。

蔡元培

出生于浙江绍兴府的蔡元培，作为光绪皇帝御笔钦点的翰林，曾经在日本和上海等地与他的同乡，也就是那位整天高呼要造反杀人的女界名流——秋瑾秘密联系，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埋头为革命党人制造炸弹，准备搞一场震憾世界的恐怖活动——刺杀大清国皇亲国戚与王公名臣，以达改朝换代的目的。〔6〕就中国的恐怖分子或曰刺客而言，自战国末年的荆轲之后似乎没有再形成什么像样的气候，是谓“荆轲之后无荆轲也”。直至清末民初，这一职业才又僵尸复活，于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动荡社会中再度勃兴。当此之时，整个世界都似乎沉浸在打闷棍、刺杀与劫掠的风浪之中，无政府主义暗杀更是风靡全球。热血青年趋之若鹜，大街小巷不时传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颈成一块，不负少年头。”“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的啸叫，更有“人头做酒杯，饮尽仇雠血”、“断头台上凄凉夜，多少同侪唤我来”等等狂吼。流风所及，中国留学生和革命党人如徐锡麟、秋瑾、汪兆铭、蔡元培、任鸿隽、周豫才（鲁迅）等等，纷纷投入到这股大潮之中。当时被鲁迅誉为“中国的脊梁”的刺客们的做法，到了21世纪初叶，由于著名的阿富汗男子拉登等一干人马再度亮相、驰骋于国际舞台，始被更名为“恐怖分子”。由“脊梁”到“恐怖分子”的名称更迭，这一过程后来被学者称为“和国际接轨。”〔7〕

蔡元培生就一副典型的南方人形象，身材矮小，行动利落稳当，“读书时，伸出纤细的手指迅速地翻着书页，似乎是一目十行的读，而并有过目不忘之称。他对自然和艺术的爱好使他的心境平静，思想崇高，趣味雅洁，态度恳切而平和，生活朴素而谦抑。他虚怀若谷，对于任何意见、批评，或建议都欣然接纳。”〔8〕朴素谦仰的蔡元培，骨子里又有北方梁山好汉造反举事的志气与血性，“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们主张保存满清皇室来领导维新。说到激烈时，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否则任何改革都不可能！”〔9〕这是蔡元培给青年学人、后来一度出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留下的印象。

就蔡元培本人而言，把硫磺和硝酸包裹在铁片和石块里制造出的炸弹，可以将一个王朝残破的躯体炸出几个血洞，让其在流血中慢慢死去。而改造一所堕落的国立大学堂，同样可以制造出爆炸力惊人的文化炸弹，把整个中国腐朽没落的思想和体制炸个天翻地覆。为此，1916年正在法国考察避居的蔡元培，受教育部电召回国，于12月22日的“大风雪中”，迈着沧桑的步伐，伴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10〕的呼号，跨进刚刚经历过一回帝制复辟的古城北京，接受时任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签发的任命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1917年1月4日，时年49岁的蔡元培于北京古城晦雾缭绕的“三海”岸边匆匆绕过，轻健沉稳的身影迈进高傲中透着古怪的北京大学门槛，在宽敞漆亮的校长交椅上坐定。自此，这位前清翰林的后半生，便与国家、民族政治文化命运紧紧地维系在了一起。

蔡元培这一与往昔大不同的举动，为当时中国僵硬得如干尸状的教育体制开辟了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通道。面对蔡氏的雄心锐气，当朝腐朽官员和御用策士们深感震惊，以少有的清醒及政治洞见作了如下预言：蔡元培之入主北大，北洋政府“无异猪八戒肚中吞了一个孙悟空”，是自取痛苦和死亡的不详征兆。无乃情势所迫，潮流浩荡，不管是当朝的“猪八戒”，或山中魔兽还是朱仙群党，皆顾不得许多，只有听凭这个制造炸弹并心怀异志的“齐天大圣”钻进自己肚中，挥舞金箍棒翻着跟头上下折腾了。

当胸有成竹的蔡元培从那把稳坐的校长椅子上起身时，北京大学储存日久且透着腐气的一潭死水，已被投下了坚硬如铁的“知识革命之石”。死水翻起微澜，浩荡的波浪即将腾起。在北大那长满苔鲜的校园和潜伏着蓬勃生机的宽阔讲台上，怀揣新思想与现代科学知识的校长与他的同事及学生们一道，共同负载起抗争与奋斗，梦想与追求的新使命。在周围尚处于蒙昧与混沌状态的历史时刻，蔡元培审时度势，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十六字箴言。这个光芒万丈的治学方针，如大海潮声，振聋发馈，故都上空，犹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11〕自此，故宫脚下那个日渐沉沦腐败的原京师大学堂，渐成一块民族文化的“精神的圣地”，一代又一代人类的梦想，都羁系在这片风雨迷朦中升浮而起的圣地之上。北大不再是成批生产封建体制内候补官僚的冰冷机器，而是成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散发着人性光辉和科学理念的人才成长的摇篮。这个摇篮在散发出科学与民主精神光辉的同时，也“为文化的积累留下了一个永久的崖层”。〔12〕

就在这个崖层之上，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派学界领袖人物统率的革命闯将，在与强劲的老派对手黄侃、辜鸿铭等名流交锋过程中，各种文化思潮如乌云滚动中爆裂的雷电，相互碰撞，激荡，交融，在古老的京都与中华大地迸发出一串串耀眼的火花。火花闪耀中，蔡元培亲手制造的文化炸弹，一不小心被点燃了引线，北京街头热切的呼唤伴着声声怒吼，终于爆响了20世纪黑暗中国的第一声惊雷。

从北大到柏林

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学生在街头演讲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规模学潮——以“德先生”与“赛先生”为纲领，反帝爱国运动大幕由此拉开。当此之时，整个北京高校校园和街头闾巷，风卷浪滚，泥沙俱下，豪杰并起，猛士如云。胡适麾下头号骁将傅斯年，尽管还没有成为满身散发着西洋气味的“海龟”，而只是比“土鳖”稍高级的“一只稀有蟋蟀”（罗家伦语）。但正因为稀有，才在这股世纪大潮中鼓起翅膀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学潮爆发后，只见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有一位威武的山东大汉高举大旗走在大家的最前面，他不时地带领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又偶尔暂缓脚步，与身边的几位同学低声交谈。——他，就是这次游行队伍的总指挥、北京大学国学门学生、素有‘大炮’雅号的傅斯年。”〔13〕学生们呼喊着“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废除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利”、“还我青岛”等口号，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后，又赶赴赵家楼痛殴了卖国汉奸曹汝霖，〔14〕一把火烧了赵家楼，从而引发了社会各阶层大震动，号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爱国运动由此揭开了光辉一页。

关于傅斯年在“五四”运动特别是游行示威中的具体身份和地位，傅氏本人一生很少向人提及，虽在1944年5月4日，也就是“五四”运动二十五周年的时候，在《大公报》发表过一篇回忆性文章《’五四’二十五年》，但对此细节仍未触及。这顶“总指挥”的纸糊高帽，无疑是社会中人和后生们强行给他戴了上去，以示对其人其行的崇拜景仰之情。从“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张国焘、许德珩、罗家伦、段锡朋等学生领袖的回忆看，关于傅任“总指挥”的问题尚有探讨的空间。罗家伦说：在火烧赵家楼，痛打了卖国者之后，游行的学生们在北大院内开会，“大家本来要推傅斯年做临时主席，忽然有一个浙江籍的学生姓陶的，打了傅斯年一拳，这一拳就把傅斯年打得不干了。自此以后，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发生关系了。因为他是一个以感情用事的人，一拳被打万念俱灰了。我当时因为在各处接洽的事太多，所以不愿意做会场上固定的事，经大家一想再想，最后推出段锡朋来，由他做北大学生会的代表，结果就是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主席。”〔15〕与罗氏之说不同的是，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说，打傅者乃一名叫胡霹雳的陕西人。胡先是一拳把傅的眼镜捣飞，傅大怒，晃动高大身躯只一脚便把胡霹雳踢于台下，接着又跃下台阶，呈武松打虎状，骑于胡的后背照准对方头部狠狠地抡了几个“霹雳拳”，胡当场被击昏不省人事。后有人问及傅斯年与人打架取胜招数，傅豪气飞扬地认为是靠自己肥胖的体积乘速度，如此结合便爆发出一股所向无敌的力量，可一举将对方打翻在地云云。

傅斯年被打后为何戛然而止，与波急浪涌的伟大反帝爱国行动决绝，当然不是姓陶的或胡霹雳捣了一拳，或一个“万念俱灰”可以简单概括和解释的。就当时的情形论，傅氏一定有更多、更复杂的考虑或顾虑，只是这许多的想法在刹那间突然爆发而已。许多年后，蒋梦麟回忆说：“我认识孟真远在1919年，他是五四运动领袖之一，当时有人要毁掉他，造了一个谣言，说他受某烟草公司的津贴。某烟草公司，有日本股份，当时全国反日，所以奸人造这个谣言。我在上海看见报上载这个消息，我就写信去安慰他。”〔16〕蒋氏之说若果真属实，那也是“五四”之后的事情，似与当天傅氏被打了一拳下台并放弃继续参加运动无关，其中必然另有隐情。

另一个说法是，有几个学生秘密社团——多数是无政府主义组织，有意在4月下旬就要搞游行示威活动，并于“五四”前夕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严惩曹汝霖、章宗祥等媚日官僚，并作了携带小罐燃料与火柴烧毁赵家楼曹宅的计划（南按：后来曹氏向总统府控告赵家楼被烧情形时，就认为是被学生们用汽油等燃料所烧）。当时与无政府组织有联系的一个同盟会的老会员，为了使学生能够辨认章宗祥，把章的照片弄到手后转给这个团体成员观看，以便在殴打时能找准目标。而这一秘密活动，作为北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傅斯年却蒙在鼓里，其他几位头目同样不知。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局势进一步恶化，这个无政府组织社团怕秘密外泄，于是在5月3日晚的紧急会议上利用各种方式说服其他同学第二天开始行动，即“利用了当时的大众的普遍情绪，争取到施展暴动的机会。”〔17〕若这一事实真的成立，学生队伍由北大至天安门再转入赵家楼，直至破门而入强行闯进曹宅之后突然火起，傅斯年等几位学生领袖已无法控制局势等等这一隐情，则得到一个相应而合理的解释。但无论如何，傅在当时和之后，一直是不赞成学生们到曹家进行打砸抢烧行动的。罗家伦也曾对“五四运动”史的研究者、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亲自说过：“他们多数人从开始就不赞成暴动行为”，〔18〕

但打砸焚烧的事情还是出乎傅、罗等人意料地发生了。当时有五个跳窗子的学生很快变成了传奇性的猜测，传说第一个爬墙跳窗进入赵家楼曹宅的是傅斯严，即时在北大预科就读的傅斯年之弟，当天他与未赶上撤退队伍的32名学生被当局逮捕。傅斯年在北大校园演讲台上正和姓陶的或胡霹雳挥拳飞腿地互殴之时，傅斯严正关在狱中生死不知，并且此次运动有被别有用心的党派和政客利用的苗头和危险——所有这一切，当是导致傅斯年此次退出风头正健的学生运动的根本原因。〔19〕

原北京大学主楼（红楼），作者摄

纵观傅傅年一生，号称“绝不参与政治”的他，在政治上并不是一个糊涂的莽汉，且有许多聪明过人之处。这种聪明才智既来自于他童年生活环境的熏陶，如梁山好汉们以造反起家，而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精神浸湮（南按：傅的家乡聊城出过武大、武松、西门庆、潘金莲等《水浒》人物，武松打虎的景阳冈即在聊城所属的阳谷县），也来自于他那个聊城大家族的血脉传承，即儒家学说中“正统”、“忠君”思想的价值观。这一殊途同归的儒道墨法等诸家的杂交文化对其影响之深，从他后来对蒋家王朝这个以股份制形式合伙拼凑起来的政府班底，不抓上头，只抓下头；不揍蒋介石本人之头颅，专捏其两位下属（孔祥熙、宋子文），搞得介公整日喊痛并快乐着便可显见。而当江山易主，大地陆沉之时，他作为铁杆的“忠义之士”追随国民党政府横渡台海，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更是明证。有研究者认为，傅斯年一生的可惜之处就在于读书太多，否则将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成不了项羽、刘邦，也应比宋江为代表的梁山好汉，或他自誉的“不过是陈胜、吴广”之业绩要辉煌得多，最次也不至于以“中国最稀有蟋蟀”和一个“傅大炮”或“一只学界大鳄”等名声流传后世。——但历史没有假设，人间世事纷纭，形势比人强，在历史的大舞台上频频出镜亮相的英雄豪杰，可惜可叹者何止傅氏一人哉！

世人看到的现实情景是，就在“五四运动”掀起狂涛巨澜尚未消退之时，北洋政府对支持学潮的蔡元培等十分不满，认定学生运动与北大提倡另类思想和“歪理邪说”关系甚大，拟施以颜色并加以收拾，甚而搞出了一个查封、解散北大，惩办校长等等秘密行动计划。校长蔡元培成为众矢之的，处境危艰。好在蔡氏是见过大风大浪的杰出人物，能沉着果敢，既不为权势所惧，又与政府官僚周旋，以减缓各方压力，安抚学生，劝其复课。同时联络组织平津地区的国立大学校长为营救被当局逮捕的学生奔走呼号。经反复交涉，终于如愿。当被捕的学生全部释放后，蔡元培为避其锋，也为了消解北洋政府的怨气，于5月8日夜提交辞呈，悄然离京，远走他乡。

蔡元培走了，傅斯年也于这年夏天毕业离校，怀着悲感交集的心情回到家乡聊城休整，个人前途命运处在一个历史夹缝和悬空之中。瞻念前途，一片迷茫。

就在傅斯年心烦意乱，悬剑空陇之时，新的命运之门再度向他敞开。

这年秋季，山东省教育厅招考本省籍的官费留学生，傅斯年赴省会济南应考并以全省第二名的压倒性优势登榜。尽管如此，主考方不但不把这位“黄河流域第一才子”放在眼里，反而因傅斯年所显示的强大力量，坏了欲走后门安插亲信者的好事，立即成了权贵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和打压攻伐的对象。当权者以傅是五四运动的“激烈分子，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20〕且还是“凶恶多端的学生示威活动的头头”、“打砸抢烧的危险激进分子”等等为由，拒绝录取。这个听来令人满含悲愤的说辞，是否就是傅斯年在火烧赵家楼后，所思所虑和所担心的主体尚待考证，但就当时的情形言，大部分官僚政客与相当部分士大夫阶层的知识分子，对五四运动心怀反感与恼怒。时任国民党湖南省代理省主席的何健，曾公开宣示他的愤懑之情，谓胡适之流“倡导的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煽惑无知青年”等等，〔21〕藉此可见社会政治情势之复杂，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立面之多。假如傅斯年有这样一种不祥的政治嗅觉，他在北大讲台上被胡霹雳猛打一拳后悄然退出，便可得到进一步合理的解释，否则将仍是一个历史之谜。

不管傅斯年当时和之后的想法如何扑朔迷离与不可捉摸，当他站在济南考场之外准备仰天出一口长气时，随着风云突变，心中的辉煌大梦瞬间成了狗咬尿泡——一场空。这个结局，傅氏深感当头挨了一记闷棍，顿时天旋地转起来。

就在决定是一只“海龟”还是“土鳖”这一重大人生命运的紧要关头，山东省教育厅一位叫陈雪南（名豫）的科长，出于对傅斯年同情和对贪官污吏的义愤，据理力争，坚持应以考试结果为准，并言道“如果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而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22〕眼看陈科长已不顾自身得失跳将出来与当权者叫起板儿来，一些具有文化良知或良心未泯的官员，也趁机出面为傅氏大鸣不平。另有一群见风使舵，欲走后门而最终落败者，趁机煽风点火，四处鼓噪，给既得利益者施加压力。在一片噪杂的叫喊声中，当权者出于各种考虑，终于作出让步，把傅斯年列入官费留学生名单。〔23〕正在济南一间小旅馆垂头丧气的傅氏得此喜讯，当场喊了一声“我的亲娘！”眼珠一翻，差点惊昏过去。待跑堂的店小二弄来一碗凉水灌下，傅斯年才缓过劲来，并迅速搓干手心中那湿漉漉的汗渍，意气风发地回到了家乡聊城准备出国事宜。

同年12月26日，傅斯年晃动着小山包一样庞大肥硕的身躯，先到北京大学与师友告别，然后动身去上海，再乘轮船赴大英帝国，开始了为期数年的留学生涯。

就在傅斯年动身之前，蔡元培在学界呼吁和社会舆论的支持声中再度重返北大任职，师生二人得以于风暴中心的古老京城相会。蔡专门题写了“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的对联赠与傅斯年，寄望于这位北大出身的青年才俊渡洋后学有所成，将来折腾出一番开天辟地，震惊寰宇的大事业、大事功。傅斯年深受鼓舞，以同样的雄心壮志期许于未来。在与北京大学《新潮》同仁告别演说时，傅流露了自己对政治现状与政治运动的态度，说道：“中国的政治，不特现在是糟糕的，就是将来，我也以为是更糟糕的”，并进一步断言：“在中国是断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而对于政治关心，有时不免是极无效果，极笨的事。”因而，傅斯年表示从此时起，下定决心要潜心学术，不再关心政治，不再过问政治。他坦城而直白地奉劝《新潮》社同仁：

（1）切实的求学；

（2）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

（3）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

中国越混沌，我们越要有力学的耐心。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养成一个‘真我’”〔24〕

到达英国后，傅斯年先入伦敦大学跟随史培曼（Spearman）教授攻读实验心理学，后兼及生理和数学、化学、统计学、矿物学等等学科。1923年9月，由英国至德国，入柏林大学哲学院跟随近代德国史学之父、语言考证学派的一代宗师朗克（Leopold von Ranke）弟子攻读比较语言学与史学。〔25〕傅氏之所以中途由英赴德，一个重要缘由，是因为中国的俞大维与陈寅恪两位天才人物在此就读。

在柏林大学的傅斯年

德国留学时的俞大维

傅斯年与陈寅恪相识，是他在北大读书时，经同窗好友、陈寅恪的弟弟陈登恪介绍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大约在1915年春夏之季，离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还有4年。当此之时，20岁的傅斯年正在北大预科就读。尽管傅氏胆识俱在，国学功底深厚，在北大校园的小圈子里牛气冲天，不把同学与一般教授放在眼里，走路总是鼻孔朝天，与同学说话大多扭着脖子哼哼唧唧做不屑一顾状，但名声仅限于北大校园。而26岁的陈寅恪已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等地游学数载，肚里装载了不少东洋与西洋的墨水。二人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相见，可以想象，傅斯年对陈寅恪的学问与见识当是深表钦佩的。许多年后，当在英国的傅斯年听说陈寅恪与他的姑表弟俞大维正在柏林大学研究院就读时，心中大为惊喜，立即有了转学的打算。当时德国的近代物理学为世界瞩目，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力学，都是轰动一时的学说。而社会科学中的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则是柏林大学传统的、久负盛名的学科。出于对陈寅恪为人为学和道德力量的敬仰，以及对柏林大学良好的学术环境、氛围与显赫声名的尊崇，傅斯年卷起铺盖，身背一捆英文、德文、中文等各种文字的书籍，外加一把打掉嘴儿的中国陶制茶壶，离开学习了近三年的伦敦大学，进入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与俞、陈二人在一个屋檐下携手并行，共同度过了四年时光。

傅斯年转学前后，柏林大学除陈寅恪、俞大维等几人外，原在北大的同学罗家伦、毛子水、何思源等也陆续从欧美各地转到此处求学，同时还有金岳霖、姚从吾、段锡朋、周炳琳、宗白华、曾慕韩、徐志摩等会聚在柏林街头巷舍，形成了一个颇为壮观的中国留学生部落。这个群体凭借自己的天才加机遇，经过数载寒窗苦读，无论是内功还是外力，皆成为出类拔萃的一代人杰，回国后大多成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耀眼的人物，所释放的能量，对中国近现代学术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据毛子水回忆，自己刚转到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傅斯年就跑来对他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26〕毛子水听罢，对傅氏这位昔日北大同窗的话不以为然，但自从与陈、俞二人接触并暗中过了几招后，很快就相信且从心坎里佩服二人超拔脱群的天才与渊博的学识。而陈寅恪和俞大维对傅斯年所显露的才气、霸气与超人的识见，同样敬佩有加。俞大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学的是哲学，成绩名列前茅。来柏林后，研读的兴趣与方向由数理逻辑渐渐转入文史，并打算以此为终生事业。当他和傅斯年结成朋友后，自感力不能敌，遂对毛子水慨然叹道：“搞文史的人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27〕转而弃哲学与文史，潜心研习数理专业，终成著名的数理和弹道专家。

柏林求学时代的陈、俞、傅三人，其才学与交情颇有点像三国时代刘、关、张桃园结义的味道，只是当年刘、关、张具有封建时代的君臣思想与腐朽气息，而陈、俞、傅则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同学加挚友关系。后来陈寅恪的妹妹陈新午嫁给俞大维，则是陈寅恪促成。而俞大维的妹妹俞大綵嫁给傅斯年，同样得益于俞、傅二人在柏林大学结下的深厚友谊。三人离开柏林许多年后的1970年，在台北的国民党前“国防部长”俞大维，对自己的经历及与陈家的关系曾说过这样几句话：“本人与寅恪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连续同学七年。寅恪先生的母亲是本人唯一嫡亲的姑母；寅恪先生的胞妹是我的内人。他的父亲陈三立（散原）先生是晚清有名的诗人；他的祖父陈宝箴（右铭）先生是戊戌湖南维新时期的巡抚。右铭先生有才气，有文名，在江西修水佐其父办团练时，即为曾国藩先生所器重，数次邀请加入他的幕府，并送右铭先生一副对联，以表仰慕。上联寅恪先生不复记忆，下联为：‘半杯旨酒待君温’，其推重右铭先生如此。曾文正公又有与陈右铭（宝箴）太守论文书，此文收入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中。本人的母亲是文正公的孙女，本人的伯父俞明震（恪士）先生、舅父曾广钧（重伯）先生（均是前清翰林），与三位先生皆是好友。本人与寅恪先生可说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的同学。”〔28〕

俞大维文中所说的三代世交，是指俞的外祖父曾国藩一家与陈寅恪的祖父、湖南巡抚陈宝箴；俞的父辈俞明震与陈寅恪的父亲、前清吏部主事、诗人陈三立；俞本人与陈寅恪兄弟等三代的密切关系。两代姻亲是指俞、陈两家与曾国藩一家都有至亲，而俞大维与陈寅恪既是姑表兄弟，又是郎舅之亲。俞大维的姑母是陈寅恪的母亲，俞的妻子陈新午又是陈寅恪的同胞妹妹。1927年，俞大维之妹俞大絪重返曾家，与曾国藩的侄曾孙、著名化学家曾昭抡（曾国藩二弟曾国潢之重孙）结婚。1934年8月，傅斯年娶俞大维最小的妹妹俞大綵为妻，与俞大维成为郎舅关系。从此，傅斯年与俞家、陈家、曾家结成了扯不断、紧相连的亲友圈。而这一姻缘，皆得益于德国柏林的风云际会。陈、俞、傅三位同学，外加曾昭抡和曾昭抡的妹妹曾昭燏等等圈内人物，在日后几十年风雨苍茫岁月里越发亲密，情同手足，彼此照拂，共同闯过了一道道难关险阻。抗战期间陈寅恪眼睛失明前后的经历，更见出这种关系映照下的真情厚爱。

赵元任与杨步伟夫妻新婚不久合影

1924年，赵元任与夫人杨步伟离美回国，途经德国柏林，曾与傅斯年、陈寅恪、俞大维、罗家伦等中国留学生相见并有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据杨步伟回忆说：“孟真与元任最谈得来，他走后元任总和我说此人不但学问广博，而办事才干和见解也深切得很，将来必有大用，所以以后凡有机会人家想到元任的，元任总推荐他，因元任自知不如也。”〔29〕后来傅归国后到中山大学任职，就与赵元任向当时负责校务的朱家骅间接荐介有很大关系。

1926年9月，经历了七个春秋寒暑的面壁苦读，装了一肚子西洋墨水而今非昔比的傅斯年，作为一只比“海龟”还要威武生猛的巨无霸式学术“大鳄”，告别欧洲大陆，自马赛港乘船向阔别日久的故国驶来。时年傅斯年31岁，正是他留学前自己设定可以“在社会服务”的年龄界线。

当傅斯年随船越过浩瀚的印度洋，刚刚在远东香港岛晃晃悠悠地登陆，尚未抖掉满身带有咸腥味的水珠，身居南国广州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时在中山大学主持校务工作的副校长朱家骅得到了情报，并立即着手撰写聘书，请傅氏到中山大学任教。历史在不经意间把傅斯年的人生前程与朱家骅紧密维系在了一起。〔30〕

狭路相逢

傅斯年在回国前已有耳闻，广州一隅得西洋风气之先，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轮番兴起，各色大旗往复变幻。随着国民党北伐节节胜利，作为国民政府的龙兴之地，看上去很有点生气与活力，是可以干一番事业的地方。接到聘书的傅斯年当场拍板儿，表示愿意应聘，但先要回山东老家拜望老母。待一切谈妥之后，傅斯年回山东聊城小住时日，于同年12月携胞弟傅斯严（孟博）来到广州中山大学出任文科学长（后改称文学院长）暨国文、史学两系主任。——这是傅斯年与民国时期学界最有影响的重量级人物朱家骅相见、交往的开始。从此，二人在工作、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尽管后来一个从政，一个是亦官亦学，走着不尽相同的道路，但人生际遇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在未来二十余年颠沛流离的岁月中，共同度过了相互信任与协作的难忘时光。

朱家骅

傅斯年到中山大学上任不久，朱家骅发现此公为人做事“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宏辩，如骏马之奔驰，箕踞放谈，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31〕不愧是学界难得一见的具有天才处事能力的领袖型“大鳄”。只是这“大鳄”在目空天下士的同时，还算心中有数，视朱家骅为难得的知已，并以过人的胆识、才气加霸气，主动帮助朱氏筹划校务，处理各类繁杂事宜。在傅的策划和主持下，文学院很快增聘了如吴梅、丁山、罗常培、顾颉刚、杨振声、何思源、汪敬熙、商承祚、珂罗掘伦（南按：即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瑞典著名汉学家）、史禄国（南按：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俄国人类学家）等当时学界名流与大牌“海龟”担任教授或通信教授。中山大学由此声名鹊起，威望隆盛。

令人扼腕的是，这样的大好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由于人事纷争很快走向衰微。

激烈的纷争首先在鲁迅与顾颉刚、傅斯年三人之间展开。

傅斯年到中山大学时，鲁迅正在该校任教务主任兼中文系主任。此前，鲁迅在北平经历了著名的“女师大风潮”，并与陈源（西莹）、徐志摩等现代评论派展开了一场混斗，夹在其间的胡适也被鲁迅视为敌人而遭到咒骂，二人关系宣告破裂并逐渐恶化。也正是由于陈源、徐志摩以及鲁迅认为的后台老板胡适等西洋“海龟”与之交锋对垒，鲁迅对胡适等留学欧美的所谓“洋绅士”，以及胡的弟子顾颉刚之类热衷于在研究室内搞考据的学院派都没有好感。更因此前有人揭露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窃取”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顾颉刚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此事。陈氏一听立感奇货可居，正是攻击鲁迅的好机会，便写了一封揭发信，由徐志摩编辑发表于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疑心甚重又疾恶如仇的鲁迅看到陈源的公开信后，反应异常激烈，立即写了《不是信》的长文予以反驳。为此，鲁、陈之间再度展开了一场论战。就在这场论战中，鲁迅对陈源、徐志摩，还有躲在背后撑腰的胡适怀恨在心，同时与他认为躲在背后的“阴谋家”顾颉刚也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32〕直至“三·一八”惨案发生，鲁迅遭到北洋政府缉捕（南按：其间鲁迅有《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发表），不得不设法离开北京赴南方暂避。1926年8月2日，鲁迅最后一次前往女师大领取薪水，随后告别了这座浸染着他满腔激情与血泪的学府，悄然隐去。

不久，鲁迅受好友林语堂邀请，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在女师大任教期间结识的女学生兼女友许广平与鲁迅同车南下，到广州的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

鲁迅抵厦门大学不久，顾颉刚也受时任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林语堂之邀，辞别北大文学院研究所编辑员之职，阴差阳错地来到厦大任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兼国文系名誉讲师。鲁迅一见顾氏到来，眼里冒火，很快二人就演化成势不两立的仇寇。鉴于层层盘根错节的矛盾，誓不愿与顾颉刚等一路人为伍的鲁迅辞职离开厦门，于1927年1月18日抵达广州中山大学，出任教务主任兼中文系主任。

傅斯年受聘中山大学并出任文科学长后，对鲁迅渐生厌恶之感，遂力主聘请北大时代的同窗好友顾颉刚到中大任教，〔33〕其主要任务是“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并谓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34〕意在架空鲁迅，扫除障碍。鲁迅一听顾颉刚要来中大，知道是傅斯年等人合谋设下的圈套，顿时火冒三丈，疾言厉色地对前来商量的傅斯年道：“他来，我就走！”此举令傅深为尴尬与不快，但傅斯年以他敢作敢为的作风，顶着鲁迅的巨大压力，最终把顾颉刚请进了中大。鲁迅眼见自己竟成了一个“大傀儡”，于1927年4月21日辞职离开广州，携情人许广平赴上海开始了公开同居生活。顾颉刚留了下来，除在中山大学任教，还将大部分精力与傅斯年共同主持筹划语言历史研究所。

1927年5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隶属于中华民国大学院。蔡元培正式辞去北大校长之职（蒋梦麟继任），出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在蔡氏和中央研究院筹备处总干事杨杏佛筹划下，聘请筹备委员30余人，傅斯年、顾颉刚均在其内。这时的中央研究院只设了与国计民生有直接、紧迫关系的理化实业、社会科学、地质、观象等四个研究所。当时既无历史学、语言学或考古学的研究所，更无“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立项打算。但霸气十足的傅斯年经过一番权衡后认为，既然是中央研究院，就应该有文史方面的学科加入，否则将有失偏颇。于是纠集“一部分热心文史学的先进”，以“历史语言研究的特别重要；现代的历史学与语言学科是科学”等说辞，凭着北大时代与蔡元培校长结下的良好关系，对蔡氏与杨杏佛等几位决策人物展开游说攻势，声称可“借用在广州语言历史研究所已成就及将建设者，以成中央研究院之语言历史研究所”云云。傅斯年不愧是当年的北大学生领袖，以他特殊的魅力和超人的智能加霸气，终于迫使蔡元培与杨杏佛就范，答应成立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机关——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如傅氏对外界所炫耀的那样：“这一努力显然是很快地成功了。”〔35〕

顾颉刚在书房工作

1928年3月底，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会一致通过，“因历史语言研究之重要，决设历史语言研究所于广州，委任傅斯年与顾颉刚、杨振声为常务筹备委员”，以傅斯年为掌门人。这一“无中生有”（傅斯年语）的学术机构的正式设立，令学界人士为之侧目，即是神通广大的胡适都感到有些意外，因而戏称傅氏“狡兔二窟”。〔36〕

1928年4月，国民政府决定改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为国立中央研究院，成一独立研究机关，任命蔡元培为中央研究院院长，杨杏佛任总干事。下设各研究所及首任所长如下：

地质所李四光；

天文所高鲁；

气象所竺可桢；

物理所丁燮（西）林；

化学所王进；

工程所周仁；

社会科学所杨端六。

1928年10月14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宣告成立，所址设在广州东山柏园。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应聘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这一抉择，是傅斯年人生旅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也是中国史学异军突起的坐标系，接踵而来的，将是一个“开辟史学新天地”的伟大时代。

就在史语所成立之时，傅斯年与顾颉刚缘分已尽，开始出现裂痕与冲突。

傅、顾二人的矛盾表面上没有特殊的标志性事件供后人评断，据顾颉刚的女儿顾潮说，主要原因是两人的性格、志向不同。顾与傅在北大同窗时，谈及各人的理想与志向，顾谓最强者乃知识欲，傅斯年谓最强者乃政治欲。两人都有刚强的性格，傅斯年博学多才，极具办事才干，甚欲在学术界成为领袖人物，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脾气暴躁，霸气十足，在各个方面想把顾氏压服，听命自己的调遣。而顾颉刚则倾心自己的学问，生性倔犟，不吃傅斯年那一套，曾声言只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而不能听从任何人的指挥。于是二人关系越来越僵，终于酿成了不能合作之局。

1929年2月，顾颉刚趁中山大学领导人戴季陶、朱家骅不在校之际，携眷悄然离开了广州返回北平。同年9月受燕京大学之聘，出任历史系教授。随后，顾颉刚分别致信戴季陶、朱家骅，正式辞却中山大学教职。自此，顾颉刚彻底脱离了中大，中大失去了顾颉刚。而傅、顾二人天南地北，时聚时散，却是咫尺天涯，互不提携，终生再也没有一起共事。后来，傅斯年接替胡适在北大办文科研究所，曾想与顾颉刚重续旧缘，聘顾氏为北大研究所教授，但顾表示坚决不重做冯妇，为傅氏驱使，以免遭到压迫与征服的耻辱。傅斯年因失了面子，甚觉恼火，竟暴跳起来，并写信挖苦顾颉刚：“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顾颉刚阅信后则漠然置之，在日记上反讽曰：“我入燕京为功为罪，百年之后自有公评，不必辩也。中国学校聘外国教员亦多，岂此外国教员亦为作亡国之准备乎？”〔37〕从此永未回头。

顾颉刚出走后，作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开始以他的霸气与超人的办事才能，四处网落人才，并率先把目光投向了清华国学研究院陈寅恪、赵元任两位导师身上。

注释：

• 〔1〕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载台湾《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一期，1976年。

• 〔2〕伍淑《忆孟真》，原载《傅故校长哀录》，第2卷。转引《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王富仁石兴泽编，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出版。

• 〔3〕胡适《＜傅孟真遗著＞序》，载《胡适作品集》，第二十五卷，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

• 〔4〕在“新文化运动”中立过汗马功劳的《新青年》，原名《青年》，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1916年1月改名《新青年》，陈独秀主编，年底迁到北京。蔡元培长北大后，于1917年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继续发行，并得到了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人的大力支持，1922年休刊，前后只短短的七年，可谓英年早逝。但这份刊物以它独特的风格名动中国，得到许多青年的热烈追捧，当然也遭到“八面非难”，主编陈独秀不得不在1919年1月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为之辩护。

1931年8月下旬，“五四运动”中北大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于北太平洋舟中，向他的助手马星野（原单名伟）就《新青年》时代的北大相关人员情形进行了回忆，马星野于26日晚上将罗氏口述整理完毕，因涉及当时人物甚多，一直未公开发表。直到1978年，罗的女公子罗久芳整理先人遗稿，特检出自美国航寄台湾《传记文学》发表，这段弥足珍贵的回忆录始与公众见面。

据罗家伦说：“当陈独秀没有进北京大学以前，他就在上海亚东书局办了一个杂志叫做《青年》，胡适之不过是一个投稿的人，而易白沙这些人，都是这个杂志的主干。胡适之发表《改良中国文学刍议》一文，以八事相号召。此文发表以后，陈独秀就做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其主张较胡适之更为激烈。故‘文学革命’四字乃是陈独秀提出来的。胡适之接上又做了一篇《建设新文学革命》。因为胡适之本来于革命二字有点害怕，所以于文学革命之前面，戴了一个‘建设’的帽子。胡适之初到北京大学，我曾去看他，他的胆子是很小，对一般旧教员的态度还是十分谦恭，后来因为他主张改良文学，而陈独秀、钱玄同等更变本加厉，大吹大擂，于是胡适之气焰因而大盛，这里仿佛有点群众心理的作用在内。当时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时候，大家已经吓得目瞪口呆了，而钱玄同更加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所以许多人更目之为怪诞。他们因为要找一个反对的人做骂的对象，所以钱玄同便写一封假名的信，用‘王敬轩’的假名字，这封信是特地用旧派口吻，反对文学革命的，当时刘半农就做了一篇什么连刁刘氏鲜灵芝都包括进去的一封复信，狗血喷头地把这位钱玄同先生的化身王敬轩骂一顿。这封信措辞轻薄，惹引了不少的反感。后来新青年社中人，亦甚感懊丧。刘半农还有一篇《作揖主义》也是同样的轻薄口吻的文字，所以大家都看不大起。”又说：“当时新青年社是由六个人轮流编辑的，陈独秀笔锋很厉，主张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惊人之语。他的毛病是聪明远过于学问，所以只宜于做批评社会的文字而不宜于做学术研究的文字。胡适之在当时还是小心翼翼的，他回国第一年的功夫，拼命地在写着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他自己亲手抄了两遍，的确下过一番苦功。但是这是依他在美国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作骨干而以中文写成的，所以写起来比较快，一年就完事了。当时他所做的《建设（新）文学革命论》很引起大家的同情，他做了一些似词非词似诗非诗的所谓白话诗，虽然失之于浅薄，但是在过渡的时代里是很适合于一般人口味的。钱玄同本来是一个研究音韵学的人，是章太炎的学生，是自己主张白话却是满口说文言的人，是于新知识所得很少却是满口说新东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说他有神经病，因为他也是一个精神恍惚好说大话的人。”

除陈、胡、钱三位号称“文学革命”的主将之外，罗家伦还谈了对《新青年》周围其他几位摇旗呐喊者的看法：“《新青年》除了六位编辑以外，更有许多投稿的人，如李大钊，是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人也很朴素。周作人是极注意于写小品文字的，他《自己的园地》等一类稿件，都是那个时候写成的。鲁迅即周树人，乃是周作人的哥哥，当时在教育部做一个科长，还是蔡孑民做教育总长时代找他进部的。以后他宦隐于教育部者多年，这时候也出来打边鼓，做《狂人日记》、《药》等很传诵一时的小说。至于旧派方面，刘师培在学问方面是公认为泰斗的，他赋性柔弱，对于此类问题不去计较。黄季刚则天天诗酒谩骂，在课堂里面不教书，只是骂人，尤其是对于钱玄同，开口便是说玄同是什么东西，他哪种讲义不是抄着我的呢？他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主张，见人便提出来骂，他有时在课堂中大声地说：’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这种村夫骂座的话，其中尖酸刻薄的地方很多，而一部分学生从而和之，以后遂成为国故派。还有一个人，读书很多，自命不凡并太息痛恨于新文学运动的，便是陈汉章。陈汉章乃是前清一位举人，京师大学堂时代，本要请他来做教习，他因为自己没有得到翰林，听说京师大学堂毕业以后可得翰林，故不愿为教师而自愿为学生。他有一个兄弟，乃是一个进士。当年他兄弟中进士时候，要在他家祠堂中央挂一个表，他坚决地反对，他说你的表不能挂在祠堂中央，中央地方要留给我中了翰林时候才可以挂的。哪知道他在当年十二月可以得翰林的，八月间便是辛亥革命，所以到了现在，他到祠堂里面尚不敢抬头仰视。他所读的书确实很多，《十三经注疏》中三礼的白文和注疏，他都能个个字背出，他一上讲堂，便写黑板，写完以后一大蓬黑胡子变成白胡子。他博闻强记而不能消化。有一次我问他中国的弹词起于何时？他说，我等一会再告诉你。我问他是上午9时，到11时接到他一封信，上面写了27条都是关于弹词起源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结论，只是一篇材料的登记而已。他自负不凡，以为自己了不得，只有黄季刚、刘申叔还可以和他谈谈，这位先生也是当时北大一个特色。还有朱希祖、马叙伦等人，则游移于新旧之间，讲不到什么立场的。从《新青年》出来以后，学生方面，也有不少受到影响的，像傅斯年、顾颉刚等一流人，本来中国诗作得很好的，黄季刚等当年也很器重他们，但是后来都变了，所以黄季刚等因为他们倒旧派的戈，恨之刺骨。最近朱家骅要请傅斯年做中央大学文学院长，黄季刚马上要辞职（南按：黄季刚即黄侃，后来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朱家骅曾任中大校长）。当时我们除了读书以外实在有一种自由讨论的空气，在那时我们几个人读外国书的风气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我三个人，尤其以喜买外国书。”

在谈到《新青年》与《新潮》的关系时，罗家伦回忆说：“傅孟真是抛弃了黄季刚要传章太炎的道统给他的资格，叛了他的老师来谈文学革命。他的中国文学，很有根底，尤其是于六朝时代的文学，他从前最喜欢读李义山的时候呢？他回答说：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妖。傅孟真同房子的有顾颉刚。俞平伯、汪敬熙和我，都是他房间里的不速之客。天天要去，去了就争辩。还有一位狄君武（膺）是和傅孟真同房子的，但是他一天到晚咿咿唔唔在做中国小品文学，以斗方名士自命。大家群起而骂他，且当面骂他为“赤犬公”（因狄字为火及犬构成），他也无可如何。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可见北大当时各种分子杂居一处的情形及大家有一种学术自由的空气。因为大家谈天的结果，并且因为不甚满意于《新青年》一部分的文章，当时大家便说：若是我们也来办一个杂志，一定可以和《新青年》抗衡，于是《新潮》杂志便应运而产生了。《新潮》的英文名字为The。”（《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罗家伦口述，马星野记录，载台湾《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1978年5月出版。）

• 〔5〕鲁迅《我观北大》，《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 〔6〕蔡元培，清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字鹤卿，号孑民。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7岁考取秀才，青年时期连续中举人、取进士、点翰林、授编修。1898年，弃官从教，初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1902年，组织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1904年组织光复会，1905年参加同盟会。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等，武昌起义后回国，1912年1月就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不久，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而辞职，再赴德、法等国学习和考察。1915年与李石曾等在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次年与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提倡勤工俭学。1916年回国，次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1年，分别被法国里昂大学、美国纽约大学授予文学、法学博士荣誉学位。1924、1926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入选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除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外，倡议成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被任为大学院院长。1928年辞去各行政职务，专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1932年，同宋庆龄、杨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推为副主席。1938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名誉主席。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 〔7〕李零《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载《读书》2004年11期。另，后来这刺客行列中的许多人如蔡元培、任鸿隽、鲁迅等，都主动放弃了这一暴力手段，转入其他形式从事反清闹革命的活动。在日本的同盟会曾在激进留学生中秘密招募暗杀者，鲁迅因为前一阶段的出位表现，被一帮哥们找去要求加盟，鲁迅拒绝了，理由是家有老母需要抚养云云。蔡元培则由主张单打独斗的用炸弹暗杀，转向在教育界实行另类思想的培育。在他看来此种效果的爆炸力将更大，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判断。

• 〔8、9〕《西潮与新潮》，蒋梦麟著，团结出版社2004年出版。蒋梦麟是蔡元培北大校长的继任者，抗战期间，蒋在昆明西南联大防空洞撰写自传体《西潮与新潮》，先后在美国与台湾出版。据该书透露，蔡元培在开科纳仕的征途上颇具传奇色彩。蒋梦麟在书中特别提到一个小故事：“蔡元培在早年写过许多才华横溢，见解精辟的文章，与当时四平八稳，言之无物的科举八股适成强烈的对照。有一位浙江省老举人曾经告诉我，蔡元培写过一篇怪文，一开头就引用《礼记》里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缴卷时间到时，他就把这篇文章缴给考官。蔡先生就在这场乡试里中了举人。后来他又考取进士，当时他不过三十岁左右。以后就成为翰林。”

• 〔10〕傅斯年《“五四”偶谈》，载《中央日报》1943年5月4日。傅斯年在文中说：“‘五四’已经成就了它的使命了。当年蔡孑民先生之就北大，其形势如入虎穴。蔡先生之办学，兼容并包，原非徒为国民党而前往，然而蔡先生提倡潜修，口号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其结果是出来一团朝气。犹忆‘五四’以后有人说，北洋政府请蔡先生到他的首都去办学，无异猪八戒肚子中吞了一个孙悟空。”

• 〔11〕蔡元培抵京，报界多有报道，其中《中华新报》1917年1月1日报道说：“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

• 〔12〕傅斯年《“五四”偶谈》，载《中央日报》1943年5月4日。

• 〔13〕《圣地之光——城子崖遗址发掘记》，石舒波于桂军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出版。

• 〔14〕曹汝霖（1877—1966）上海人，字润田。早年留学日本东京早稻田专门学校、私立东京法学院攻读法律。1902年返国，任商部行走，兼任京师大学堂附设之进士馆法律助教。清末出任外务部左侍郎。辛亥革命以后，任袁世凯秘书。不久即离开袁府在北京执律师业，一时为社会所重。据说曹是一个头脑灵活，办事干练而善于沽名钓誉的人，其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有一次，上海有两个富家女婆，被控告强奸了一个男性少年，而且这个少年在两个女人实施强奸过程中，因心力交瘁而猝死于女人的大腿之上。法院接案后，以“强奸罪”把两个女人关进了监狱。曹闻讯，认为法院判决不当，遂自愿前往搭救两富婆。他以名律师的身份和才学与法官辩论，认为鉴于女人在生理上的局限性，只有男人强奸女人，不可能反过来女人强奸男人，就像天上下雨落到地下，而地下的喷泉再高也达不到天宫一样。即使两个女人用其他辅助技术与这少年发生了性关系，法律上也没有明文规定女方是在实施“犯罪活动”，因而两个女人无罪。法院最后采纳了曹的辩护，两个女人走出监狱，与曹热乎起来。新闻界借机添油加醋地渲染，说曹借机又让两个富婆为他心甘情愿地劈腿云云，曹在社会各界一下爆得了大名。（事见《新编刀笔菁华》襟霞阁主编1924年上海出版。转引《五四运动史》，周策纵著，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

1913年8月，曹出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次长。1915年和陆徵祥一起奉袁命同日本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6年后任北洋军阀政府交通总长、财政总长，趁机卖国求荣，大发国难之财。据1919年5月16日中美通讯社报导，曹侵吞占有的各项财产总数在2000万元以上，按当时的比价，其数目已超过了清朝巨贪和坤之数。1919年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三人。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将曹等三人免职。抗日战争时期，曹汝霖曾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1949年逃往台湾，后至日本、美国。死于底特律。

曹汝霖生前在《一生之回忆》中对五四有如下评价：“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又闻与此事有关之青年，因此机缘，出国留学，为国家成就人才。在我呢，因之脱离政界，得以侍奉老亲，还我初服。所惜者，此事变化，以爱国始，而以祸国终，盖学潮起始，由于学子不明事实真相，误听浮言，激于爱国心，以致有越轨行动，情有可原，迨北大校长蔡孑民先生，发表谈话，劝学生适可而止，学潮似已平息；然反对者以尚未达到目的，又鼓动街头演说，加以背后有组织，有援助，遂扩大范围，游说至上海等处。迨至我们三人下台，钱阁引咎，蔡校长亦辞职南下，反对者已如愿以偿矣。”（《一生之回忆》，曹汝霖著，香港春秋杂志社1966年初版。）

• 〔15〕《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罗家伦口述，马星野记录，载台湾《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1978年5月。

• 〔16〕蒋梦麟《忆孟真》，载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0日。

• 〔17、18〕《五四运动史》，〔美〕周策纵著，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

• 〔19〕1919年4月30日，胡适终生服膺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抵上海，开始在中国讲学活动。此时适值“五四运动”爆发，在南方讲学的杜威闻听各种传言，对北京高校学生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他曾写信给家中的女儿，把北大等高校学生游行与痛打曹汝霖等行为，看做是一般大学校园中男生们的相互斗殴，是无聊之举。但当他于6月5日抵达北京后，亲眼看到了“五四运动”掀起了新一轮高潮的蓬勃气象，在一个月内，军警已拘捕学生近千人，并把北京大学校舍作为临时监狱关押被捕学生。尽管如此，学生们与政府较量的斗志不减，爱国热情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参与。此举令杜威大受感动，并完全改变了以前的看法，对学生们的行动给予了高度肯定与赞誉。6月8日夜间，美国驻华使馆设宴招待杜威及中外名人、要员三百余人。席间杜威在演讲中说道：此次来京，适逢学界学潮扩大之际，本人不能充分讲演，起初不免寂寞。但现在深觉中国学生不特能教训自己，并且能教训他人，实在可以不必他多讲演了云云。（1919年6月9日《晨报》）

在社会各界的巨大压力下，北京政府将被捕的学生全部释放，6月10日下令免去曹、章、陆等三个卖国者本兼各职，倾向于改良主义的老头子杜威心灵受到很大震动，他在较详细地了解了学潮发生的情况后，于6月20日写信给家中女儿的信中，再次提出并修正了以前对“五四运动”的看法。信曰：“附带说一句，我发现我上次把这里的示威游行比作我们一般大学里男生的宿舍打斗，对这里的学生说来有欠公平。整个示威游行是经过了细心的计划，并且比他们预定的时间还要提早结束，原因是有一个政党也要游行示威。他们的运动如果在同一个时候，会给误认作是被政党利用。他们要以学生身份独立采取行动。想想我们国内14岁以上的孩子，负起一个大清除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并且使得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惭愧而来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五四运动史》，周策纵著，岳鹿书社1999年出版）

• 〔20、22〕屈万里《傅孟真先生轶事琐记》，《傅故校长逝世纪念专刊》，台湾大学学生会编印，1951年。

• 〔21〕张家康《胡适与鲁迅》，载《人物》，2003年第8期。

• 〔23〕关于傅斯年放洋留学事，胡颂平《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1984）第2932页写道：“今天蒋复璁带来民九、民十两年的北京政府教育公报”，“编者附记：在附录里，还有傅斯年当年考取出国的分数是八十二分，第二名。”据台湾学者王汎森说：“为了这次官费考试，还有一个插曲，即许多考官因为傅斯年是激烈学生而不拟录取。当时山东省教育厅的科长陈雪南出面力争，认为成绩如此优秀的学生非取不可，终于定案。值得注意的是，此后陈雪南与傅氏保持相当友好关系，1948年，傅在美国，竟被选为立法委员，傅氏不就，也是托陈雪南劝说才接受。”（王汎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载《胡适研究》，第二辑，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 〔24〕《新潮》，二卷，一期“附录”，1919年10月30日。

• 〔25〕傅氏研究者多云傅斯年在柏林大学颇受朗克的影响，但据台湾学者杜正胜说，傅斯年一生只提到朗克二、三次（杜氏称“兰克”），藏书中亦没有任何朗克的著作，“向来的通说恐怕不必然多么可靠。我对这个问题尚无绝对把握。”（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载《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印行，1998年）按杜正胜的说法，傅斯年之所以在留学的最后阶段决定“弄史学”，是受顾颉刚搞《古史辨》并暴得大名的刺激。傅不愿向顾“称臣”，遂下决心要跳出“顾氏王国”的阴影，“动手动脚找材料”，以新的科学研究方法“开辟史学的新天地”。傅与顾在广州筹建史语所的矛盾，与两人的学术观念以及傅想跳出顾的阴影的急迫心情不无关系。

• 〔26〕毛子水《记陈寅恪先生》，载台北《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二期，1970年。

• 〔27〕马亮宽《傅斯年与陈寅恪》，载《傅斯年》，聊城师范学院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 〔28〕载《谈陈寅恪》，俞大维等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9月再版。

• 〔29〕《杂忆赵家》，杨步伟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 〔30〕朱家骅，字骝先，浙江吴兴人，16岁（1908年）赴上海，在通运公司结识了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蒋介石的拜把子大哥张静江。是年9月，考取同济德文医学校。当时张静江与国民党另一位大老戴季陶，以及陈英士等都在上海扯旗造反，大搞恐怖活动，四处抓捕朝廷命官进和斩首。朱家骅积极参与，得到了戴季陶的赏识。同济大学毕业后，朱家骅在张静江的资助下，于1914年自费赴德国留学，攻读地质专业。1917年初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兼德文系主任。1918年，教育部决定每年选派各大学、高等专门学校男女教授若干名赴欧美各国留学，本年选派刘复、朱家骅、邓萃英、杨萌榆等7人，于8月14日由沪乘船赴美，此举乃中国教授留学之始。与此同船的有李济、叶企孙、徐志摩等初出茅庐的留学生若干名。

朱家骅抵美后不久即转赴瑞士，后再赴德国柏林大学与工科大学深造，1924年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归国，仍任北大前职。1925年因参加北京学生声援“五·卅”等爱国运动，又参加国民党的翠花胡同派（与右派有所区别），遭北洋政府通缉，朱潜入六国饭店匿藏起来。与他先后潜入饭店的，还有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等人。眼望革命形势陷入低潮，性命堪忧，朱化装打扮，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秘密潜逃出京，回到原籍隐遁起来，但暗中仍与外界保持密切联系。数月后，张静江、戴季陶等在广东参与国民党北伐，急需人手，秘密通知朱家骅前去任事。此时蒋介石正以戴季陶为主要幕僚，并视为心腹，而戴也正需要政治上的助手，见朱应邀前来，积极拉拢，并竭力为朱家骅步入仕途铺路打桥。1926年7月，原孙中山创立的广东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山大学，以示对这位民国创建人的纪念。更名后的中山大学被国民党所操控，并实行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在黄埔军校校校长任上尝到甜头的蒋介石，深知办学的重要，亲自任命自己的铁哥们戴季陶为校务委员会委员长，顾孟馀为副委员长。因戴与顾在国民党内有更多的要务兼理，难以顾及学校事务，朱家骅借机入主中山大学，出任中大校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副校长）兼地质系主任、教授，主持日常校务工作，并奉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之命改组学校，自此正式踏上了“风险与机遇共存”的仕途之路。

• 〔31〕朱家骅《忆傅孟真先生》，载《台大校刊》，第101期，1951年。

• 〔32〕关于鲁迅与顾颉刚交恶的原因有多种说法，如陈漱渝，根据鲁迅与许广平以及章延谦（川岛）的通信内容，认为鲁迅不满顾颉刚，主要是“顾颉刚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人，而胡适在20年代却多次给封建军阀出谋献策，幻想由他们来‘裁军’‘制宪’、实行‘联省自治’，甚至反对驱逐废帝溥仪出宫。陈源则是众所周知的鲁迅论敌。1926年秋，鲁迅与顾颉刚先后应聘到厦门大学任教。顾颉刚曾表示不问外事，专一看书，但他推荐了潘家询、黄坚、陈万里来厦大，陈万里又推荐了罗常培、王肇鼎，因而在厦大国文系和国学院形成了一种势力。他们排斥鲁迅，说鲁迅是‘名士派’。同年12月，章廷谦来厦大任国学院出版部干事兼图书馆编辑。顾颉刚暗中竭力反对，但事成定局后，他又抢先向章廷谦报告。章抵厦门的当天，他还派人送章一大碗红烧牛肉和一碗炒菜花”云云。（《倦眼朦胧集》，陈渝漱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按另一位名曰孙玉祥者所言：“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还不能完全解释鲁迅为什么对顾颉刚这么仇恨。因为即使对胡适和陈源，鲁迅在论争时，也没有违背自己为文原则而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更没有在小说中对他们进行影射。对‘阎王’这么‘宽大’的主儿会对‘佩服’他们的‘小鬼’那么严厉？这从道理上讲不过去。”（孙玉祥《鲁迅为什么刻薄顾颉刚》，载《鲁迅世界》2004年1期）

事实上，即使当事人顾颉刚对鲁迅如此刻薄甚至刻毒地对自己人身攻击也有些莫名其妙，百思不解。他在给胡适的信中曾不无感慨地说道：“我真不知前世做了什么孽，到今世来受几个绍兴小人的播弄。”（1927年4月28日《致胡适信》）直到去世，顾颉刚都没能明白鲁迅究竟何以如此。后世有名为胡文辉的研究者，在《鸟头与红鼻》一文中，对鲁顾交恶的死结作过解释，文曰：“鲁迅与顾颉刚交恶是现代文化界上的一大公案，据说起因是顾颉刚曾误信陈源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鲁迅自然耿耿于怀，从此就‘盯’上了顾颉刚”云云。（胡文辉《最是文人》，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

若按胡文所言，就不免牵涉两个悬案：一是鲁迅是否抄袭了盐谷温的作品；二是顾颉刚误信了陈源之说，为何鲁迅骂陈源远没有骂顾氏刻毒，且从没有对陈源进行人身攻击？

第一个悬案，学术界已有公论。1935年年末夜半，鲁迅在他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曾提到过此案，鲁迅道：“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却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1936年鲁迅去世不久，一个叫苏雪林的妖艳加自恋的女人跳将出来，高举“倒鲁”大旗，于这年11月公然“鞭尸”，该妖女在致蔡元培、胡适的信中，以一种近似变态的心理，对鲁迅进行了激烈攻击、谩骂。苏氏谓“新文化产业，被左派巧取豪夺”，“今日之域中，已成为‘普罗文化’之天下”，“鲁迅死后，左派利用之为偶像，极力宣传，准备将这个左翼巨头的印象，深深打入青年脑筋，刺激国人对共产主义之注意，以为酝酿反动势力之地”。苏氏促使胡适站出来做所谓“取缔‘鲁迅宗教’”的工作，并在信中骂鲁迅为“假左派”、“文笔尖酸刻薄，无以伦比”、“含血喷人，无所不用其极”，是“一个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耻的小人”等等。（《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下同）

曾被鲁迅骂为“焦大”的胡适接读书信后对苏氏回答说：“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

这里，胡适显然没有把鲁迅当做盟友而是当做对立面看待的，但仍抱了极大的同情与尊重。如果说胡对鲁有何不恭之处，也只是“狺狺”一词。但接下来，胡适对苏氏粗暴卑劣的“鞭尸”恶行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胡说：“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又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生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份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一生与鲁迅见过两次面，并对鲁迅的作品极端崇拜爱恋的女人苏雪林（苏原籍安徽太平县人，曾任武汉大学教授，1952年赴台）。为什么后来对鲁迅如此愤恨，居然做出了“鞭尸”的疯狂之举？有研究者认为这是苏氏掺杂进了“爱而不可得的”怨恨。（房向东《鲁迅：最受诬蔑的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出版，下同）据说，大陆鲁迅研究者陈漱渝到台湾访问时，曾专门和苏雪林有过一场对话，并问苏为何对鲁迅如此激烈地攻击。苏答曰：“有人说，我之所以攻击鲁迅，是因为我对鲁迅单相思，爱而不得转为恨。这是没有根据的。”当时陈并未提问苏是否爱过鲁迅，是否因爱而不得而转怨恨，苏氏突然神经质地说出此话，是在表白什么，还是在透露什么信息？陈漱渝没弄明白，其他人似乎也不甚清楚。当年落到鲁迅头上的“盐谷一案”总算洗刷明白了，苏雪林之对鲁迅的爱恨情仇，仍有待研究者深入狭窄的历史隧道探一个水落石出——这是题外话。

那么，到底鲁迅为何对顾颉刚如此痛恨呢？

按照研究者孙玉祥的最新发现，认为在“盐谷一案”中，此前普遍流传的“顾颉刚误认陈源之说”是一种误导，从陈、顾二人的知识背景上说不过去。按孙的说法：陈源乃留英博士，对国学或东洋（日本）学问不太在行，因而不太可能知道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与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有何关系，进而“造谣”说“抄袭”。而专弄国学的顾颉刚显然比陈内行也更有资格。其次，如果是“顾颉刚误信陈源之说”，鲁迅骂陈源当比骂顾颉刚更厉害，可事实并不如此。于是，孙玉祥认为：鲁迅恨顾颉刚比恨陈源厉害，是因为谣言的制造者比谣言的传播者更可恨。说鲁迅的名著《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传播者虽然是陈源，可制造者却是顾颉刚。即不是“顾颉刚误信陈源之说”而是“陈源误信了顾颉刚之说”。按孙氏的推理，这一结论除了逻辑的合理性外，还有一个直接证据，这便是顾颉刚之女顾潮撰写的传记文学《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出版）一书。书中写道：“其实父亲与鲁迅的交往并不多，但为什么会成为鲁迅笔下的阴谋家、不共戴天的仇敌？”顾潮的解释是：由于法日派与英美派“海龟”们的相互撕咬纠缠，使并未出国放洋的本土学者顾颉刚夹在中间颇有“两姑之间难为妇”之感。随着两派激烈交锋斗法，顾最终倒向了胡适阵营，成为鲁迅笔下的“胡适之先生之门人们”。鲁迅与陈源因“女师大风潮”结怨后，顾又以“盐谷一案”卷了进来。顾潮说：“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随后鲁迅于2月1日作《不是信》，说道：‘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为了这一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结了怨。”

正是根据顾潮这段记载，孙玉祥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出面传播谣言的虽然是陈源，而制造者却是顾颉刚。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鲁迅对顾颉刚如此愤恨，以至于不惜在信件和小说中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原因了：其一，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被别人判为抄袭者几乎就意味着他学术生命的完结。所以，鲁迅对造谣的顾颉刚深恶痛绝而对其酒糟鼻子进行没完没了的攻击，对传播这个谣言的陈源也谓之‘谎狗’！其二，鲁迅所以特别恨顾颉刚，还因为他是一个‘阴谋家’：自己造谣不公开，却叫陈源在报上唧唧喳喳。这特别让人感到愤恨（因为他造谣）而无奈（因为他没公开）。”（孙玉祥《鲁迅为什么刻薄顾颉刚》）

孙氏之推理可谓独辟蹊径，异军突起，令人耳目一新。但细加琢磨，似仍有不能服人之处。其一，孙氏引用的唯一直接证据是顾潮所言，而从顾潮所写的这段文字中，看不出引用诸如顾颉刚《自传》、日记，或其它相关的证据材料，只是她自己的一说。显然，作为1946年出生的顾潮是不会比当时人对“盐谷一案”知道得更多、更准确的。这就出现了第二个问题，即1936年胡适在致苏雪林的信中，明确有“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小人张凤举之言……就使鲁迅终生不忘此仇恨！”之语，这就是说，此事与顾颉刚无涉，事情坏在“小人张凤举”之手。面对这份颇有说服力的证据，深感绕不过去的孙玉祥作了如此辩解：“胡适这样说还是为了替陈源洗刷，也掩护了顾颉刚（那‘小人’不是顾颉刚，而是张凤举）。可谓用心良苦。可惜，顾颉刚的后人并不领情，还是白纸黑字地将这个‘功劳’算在了自己父亲头上。胡适若在地下有知，恐怕真会啼笑皆非。”

顾颉刚的后人“不领情”固然是自己的失误或有其他方面的考虑，但非要说胡氏列举了“小人张凤举”就是为了掩护顾颉刚，在逻辑上可以讲得通，在证据上仍难令人信服。如果说他为掩护顾颉刚而不弄别人，却偏凭空造出一个“小人张凤举”做靶子，恐怕胡适地下有知，也一定会“啼笑皆非”的吧。

• 〔33〕1911年，傅斯年与顾颉刚同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并同住北河沿译学馆旧址工字楼，二人始相识。这一年傅17岁，顾20岁。1916年，二人均入北大本科，傅入国文门，顾入哲学门。次年秋，二人同居北大西斋丙字十二号宿舍，“静心研究他的哲学和古史，对人非常谦恭”的顾颉刚，开始与“大气磅礴”、“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罗家伦《元气淋淳的傅孟真》）的傅斯年成为好友。1917年9月，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来年仅27岁的胡适受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学哲学门教授，主讲西洋哲学史、英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三门课程。作为放洋七年，又是哲学大师杜威高足的胡适，讲授洋学问自是得心应手，但讲授中国学问就有些不同了。按北大传统，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皆由年长的、国学深厚的名教授担任。在胡适登台之前，此门课程由号称“两足书柜”的陈汉章主讲。据说陈氏在台上引经据典，夸夸其谈，天上地下，云山雾罩地大谈伏羲、黄帝、神农、尧、舜、禹等等史影里的人物与故事，两年下来，才讲到商朝的《洪范》。胡适接课后，不管以前的课业，重新编写讲义，以一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远古历史和古代哲学家的遗著。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采用“截断众流”的方法，摒弃远古“一半神话，一半正史”的记载，在开篇“中国哲学的结胎时代”一章中，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材料，抛开唐、虞、夏、商，直接从西周行将覆灭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周宣王之后讲起。如此一改，原来号称五千年历史被截去了一半，听讲者大为惊骇。当时在哲学门就读的顾颉刚回忆说：“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我是怎样编＜古史辨＞的》，载《顾颉刚古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以下引文同）遭受了重大打击的学生们并没有就此服膺或向胡适投降，他们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胡说”，于是有几个激烈分子开始鼓动闹事，琢磨如何把这位“胡说”的年轻教授赶走。顾颉刚有些与众不同，“觉得他讲的虽是哲学，不啻讲的史学，更不啻讲的是治史学的方法。他用实验主义的态度讲学问，处处是出我意外，入我意中。”这个话是顾颉刚在几年之后说的，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恐怕他还不知所谓的“实验主义”为何物，只是后来胡适暴得大名，评论家们开始评头论足并与胡的洋老师对号入座之时，顾才晓得大洋彼岸有个叫杜威的哲学大师弄了一套号称“实验主义”的学说。

正在激烈学生分子要闹事倒胡的关键时刻，顾颉刚想起了在学生中颇有领袖威望的同舍好友傅斯年，并劝虽不是哲学系的傅“何妨去听一听呢？”傅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专门听了胡适的几堂课。据说傅在课堂上曾几次以请教为名向胡问难，最后把胡适弄得汗都下来了，绝顶聪明的胡适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一路过关斩将，突出重围算是渡过了难关。自此之后，傅斯年同顾颉刚一样，对胡适的治学路数与学术思想从认可渐渐变为倾慕佩服。傅斯年不惜背叛他的指导老师黄侃要传章太炎的道统给他的资格，毅然决然地转向胡适，正如顾颉刚所说：“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作为年轻的胡适而言，他在北大讲坛上站稳脚跟并长吁一口气的同时，对台下这批学生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在他看来，这批学生尽管“年轻但是却相当成熟，而对传统学术又颇有训练”，有“几个学生的学问比我强”，其中就包括“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等人。”（《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许多年后，胡适曾深情地回忆说：“那时北大中国哲学系的学生都感觉一个新的留学生叫做胡适之的，居然大胆的想纹断中国的哲学史；因为原来讲哲学史的先生们，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而胡适之一来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断，从西周晚年东周说起。这一班学生们都说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讲授呢？那时候，孟真在学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那些学生们就请他去听听我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他听了几天以后，就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胡适作品集》，二十五卷，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

又，原《中央日报》主笔程沧波说：“论到五四时代的人物，陈独秀、胡适之与傅孟真，见解智慧，陈、傅都超过了胡，可是胡对他们有相当的化导作用，这因在当时，胡的基本西洋学识比他们两人深入，孟真对胡，生平执礼甚恭。但他们不是师弟，世间所说傅是胡的大弟子，这是错误的，如果论思想见解，若说傅是弟子，那是青出于蓝了。”（程沧波《记孟真》载《谔谔之士》，王富仁石兴泽编，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出版。）或许，正是有了这诸多的风云际会和“同”与“不同”，才聚成了胡适与傅斯年、顾颉刚等师生的交往与友谊。

• 〔33、37〕《顾颉刚日记》，第二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出版。分见1927年3月1日、1931年6月12日条。

• 〔35〕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载《感旧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 〔36〕《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

第三章　通往历史隧道的深处

四巨头聚会

此时清华研究院五位导师中的王国维已跳湖自尽，梁启超的生命之灯即将熄灭，赵元任正张罗着出国讲学，李济的心思仍放在田野发掘和器物整理研究上，陈寅恪独木难撑，研究院已成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之势。傅斯年趁此机会，凭着自己非凡的人脉关系，迅速向陈寅恪、赵元任“二大”伸出了橄榄枝，对方很快作出回应，表示愿意接受傅的聘请，分别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下设的历史组和语言组主任。

待搞定“二大”之后，像清华研究院成立之初，胡适没敢忽视王国维、梁启超这两座文化昆仑的存在一样，心中窃喜的傅斯年，同样没敢忽视另一位讲师衔的导师李济的存在。尽管傅、李二人同庚，都是盛极一时的“海龟”，但李济毕竟是“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美利坚合众国哈佛大学的博士，且归国后开创了田野考古发掘的先河，声名日隆，为全国学界所瞩目。鉴于这种现实的存在，继陈寅恪、赵元任之后，傅斯年以极大的热情与真诚准备邀请李济加盟这一新生阵营。恰在此时，两位学界巨子在1928年那个初冬里，于中山大学不期而遇了。

傅斯年告诉李济，在此之前，他在中大办了一个语言历史研究所，现在要在中央研究院办一个历史语言研究所，名称倒过来了。原来聘请的基本都是本土学者，现在全部或大部分要改为“海龟”，且以欧美派为主，目前已聘请了陈寅恪与赵元任，希望李济能加盟入伙，出任史语所第三组——考古组主任。

李济听罢，很是高兴，因为从事新式的专职田野考古一直是他的梦想与追求，现在有这样一个实现梦想的地方，当然是件令人愉快的事。这种愉快，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正如李济所言：“我感觉陈寅恪和赵元任先生都已答应他参加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分别主持历史组和语言组，现在要我来主持考古组，地位和他们平等，而我的年纪比较轻，这使我感觉到很大的荣幸。在学术上，傅先生可以说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待遇。”〔1〕从这几句简短话语透出的信息推断，是否李济此前已感到自己在清华没有被列入“四大”的尴尬，而为这次与陈、赵二人同时被列为“三大”而庆幸？但无论作何考虑，李济的心是被说动了，他决定辞去清华和弗利尔艺术馆的职位，加盟史语所并集中全力主持考古组工作。自此，清华研究院残存的三位导师尽数归入傅斯年举起的大旗之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也顺利完成了由本土学者向欧美派“海龟”的成功转型。

——这一年，傅斯年33岁，李济33岁，赵元任37岁，陈寅恪38岁。

对于这一决定史语所未来发展方向和命运的划时代成果，傅斯年大为高兴并有点沾沾自喜，他极力挽留李济在中大多住几日，与自己好好聊聊日后的事业。兴之所至，傅斯年找出陈寅恪写给他的诗文，略带炫耀之意地让李济观赏，也暗含坚定对方信念之玄机。陈氏墨迹作于1927年7月6日，诗曰：

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曛。

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

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

解识玉珰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2〕

陈诗是由北京寄往广州傅斯年的，文中所谓“北海南溟”当指陈寅恪视傅为可以共同唱和呼应的知己。“正始遗音”则指此前投昆明湖自尽的王国维。“元和新脚”可解释为包括陈氏自己在内的青壮学者。全诗为后世学者争议最大者乃“天下英雄”一句。按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的说法，此句应看做陈氏“其立场与傅有别”。〔3〕台湾学者杜正胜认为余说有误，其理正好相反，陈与傅的立场不但未“有别”，且互为欣赏，大有“唯使君与操耳”之意。按杜氏的诠释，诗中“未成军”者，不一定就指傅斯年正在筹办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应涵盖更广博的深意。当时无论是中山大学的语言历史研究所转变为中研院史语所，还是中山大学本土派学者被欧美派“海龟”所取而代之，甚或包括盛极一时的清华研究院，只有陈、赵、李等不足40岁的几个“元和新脚”予以掌舵，而支撑整个中国新学术阵营的“宏大架构”尚未成军，还需加以组织训练。——这或许是陈寅恪诗的本意。

李济到中山大学之时，离陈寅恪作此诗又过了近一年半的时光，也是傅斯年单独拉起杆子，积极招兵买马，扩编队伍，欲使“元和新脚”成为一股强大生力军的关键时刻。因而李济的态度令傅斯年神情亢奋，肥胖的身体血压上升已属必然。

李济走后，傅斯年感觉底气倍增，史语所可以与清华或清华之外的任何一家院校、学术机关恃强斗勇、叫板甚至开打了。于是，他在给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等几位清华名流大腕的信中，以卖弄加显摆的姿态表露道：“现在寅恪、元任两兄，及李济之，我们的研究所均不免与之发生关系。这不是我们要与清华斗富，也不是要与清华决赛，虽不量力，亦不至此！亦不是要扯（拆）清华的台，有诸公在，义士如我，何至如此！乃是思欲狼狈为善（狼狈分工合作本至善），各得其所。”

紧接着，傅斯年以沾沾自喜外加几分自负的心情，向三人剖析了史语所与清华的优劣：

清华到底是个学校，此则是一纯粹研究机关。

清华到底在一处（北平），此则无所不在。

清华各种关系太多，此则究竟是个小小自己的园地。

所以在清华不便派人长期在外时，可由我们任之。……清华有感觉不便者，我们成之，如此而已！〔4〕

早在史语所成立之初，傅斯年就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的名义撰写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明确提出：“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文中，傅斯年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天才的构想，概括地提出了历史学与语言学研究的三个标准：

（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

（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

（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实验学家之相竞如斗宝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语言学和历史学亦复如此。

在三条标准中，傅氏特别强调：“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最后，傅斯年以他惯有的“大炮”性格振臂高呼：

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它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5〕

同陈寅恪一样，作为学术“大鳄”的傅斯年，尽管游学欧洲七年，却是为学问而学问，没有弄到一顶硕士或博士帽子，但凭其出众的学识与大气磅礴的组织能力，受到学术界普遍的钦佩与尊重，李济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道：“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大本营在中国建筑‘科学的东方学正统’，这一号召是具有高度的鼓舞性的，举起这面大旗领首向前进的第一人，是年富力强的傅斯年。那时他的年龄恰过三十不久，意气丰盛，精神饱满，浑身都是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柢，对于欧洲近代发展的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以及科学都有彻底的认识。他是这一运动理想的领导人，他唤醒了中国学者最高的民族意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聚集了不少运用现代学术工具的中年及少年学者。”〔6〕

对这一辉煌的科学发展前景，极富理性与科学眼界的李济没有因为傅斯年的大呼小叫而陶醉，反而为之担心并提出警告：“口号是喊响了，热忱是鼓起来了，如何实行？若是这进一步的问题不能圆满解决，口号将止于口号，热忱终要消散的。”〔7〕

傅斯年毕竟非等闲之辈，亦不愧是胡适盛赞的“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8〕他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在处理各项事务时，较之中山大学时代更加谨慎、务实和富有远见。经过一年的筹备经验及各方面的反复磨合，到1929年6月，在傅斯年主持的所务会议上，正式决定把全所的工作范围由原来预设的九个组，压缩为历史、语言、考古三个组，通称一组、二组、三组。主持各组工作的分别是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三大主任”。后又增设第四组——人类学组，由留美的“海龟”吴定良博士主持工作。这一体制，直到史语所迁往台湾都未变更（南按：其中有一段时间，人类学组从史语所分出，成立人类体质学研究所筹备处，但终未正式独立建所）。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要鸣锣开张了。当三个组的人员各就各位后，傅斯年以非凡的处事能力与人脉关系，很快为第一组找到了内阁大库档案，指定了汉简与敦煌材料的研究范围；为第三组划定了安阳与洛阳的调查。二组的语言调查工作也相应地开展起来。

为了消除李济担心的“口号将止于口号”这一形式主义的疾痼，富有学术远见的傅斯年于史语所筹备阶段的1928年8月12日，便指派时任中山大学副教授、史语所通信员董作宾，悄悄赶往安阳殷墟，对甲骨出土地进行调查并收集甲骨了。

所谓甲骨文，即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一种古老文字，其作用就像远古的先民“结绳纪事”一样，属于一种“纪录文字”。当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未被识读之前，只是被当做不值钱的药材出现在大小药店。而一旦上面的古文字被确认，天下震惊，中华远古文明的大门轰然洞开。

据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时任国子监祭酒，也就是相当于皇家大学校校长的山东烟台福山人王懿荣得了疟疾，京城一位老中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里面有一味中药叫“龙骨”，王氏派家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一家老字号中药店——达仁堂按方购药。待把药买回之后，王懿荣亲自打开查看，忽然发现“龙骨”上刻有一种类似篆文的刻痕，凭着自己渊博的学识和金石方面深邃的造诣，他当即意识到这颇像篆文的刻痕，可能是一种年代久远的古文字，且刻写的时间要早于自己以往研究古代青铜器皿上的文字。这一意外发现，王氏既惊且喜，于是又派家中跑堂的伙计迅速赶到达仁堂把带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加以鉴别研究，同时注意在京城各药铺及“龙骨”出现的场所大肆收购。由于王懿荣在天下儒林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其收购、研究甲骨文的举动在圈内逐渐传开。不久，消息灵通，颇具生意眼光的山东潍县古董商范维卿携带刻有文字的甲骨12片，进京拜见王懿荣。王氏一见视若珍宝，将此物全部收购下来。此后，又有一位古董商赵执斋见搞这种东西有利可图，不知从那个地沟里弄了数百片带字甲骨跑到京城王府售卖，王祭酒悉数认购，并发出信息让古董商继续搜寻，多多益善。唯利是图的古董商闻风而动，采取许多年后侵华日军“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的战略战术，四处搜索追寻，在不长的时间里，王氏就收购了有字甲骨约1500片，并作了相关研究。正是得益于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的机缘，王懿荣不仅作为认定商代文字第一人，确认了甲骨文世之无匹的学术价值，同时开创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揭开了中国商代历史研究的序幕。

罗振玉（左）与王国维在日本，其间，二人对甲骨文进行了着重研究，在学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继王懿荣之后，1912年2月，著名古器物与古文字学家罗振玉，按照世间流传和自己调查的线索，委托他的弟弟罗振常到河南安阳访求甲骨。罗振常不负所望，在安阳小屯逗留50余日，不仅弄清了甲骨出土地的准确位置，而且搜求甲骨多达1.2万片，分两次装箱通过火车运往北京。罗振玉一见如此丰盛的收获，大喜过望，遂着手对这批甲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经过一番努力，罗氏从《史记·项羽本纪》“洹水南殷墟上”的记载中得到启示，认为出土甲骨文的安阳之地，就是历史记载中商朝的“武乙之都”。再后来，罗振玉又在其所著《〈殷墟书契考释〉自序》中，确定了小屯为“洹水故墟，旧称亶甲，今证之卜辞，则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的晚商武乙、文丁、帝乙三王时的都城。这个考释，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都被学术界认为是一项了不起的具有开创性的重大学术研究成果。

如果说罗振玉通过对甲骨文的释读和研究使湮灭日久的殷商的历史之门露出了一道缝隙，让学界同仁得以管窥远古庙堂之间的些许影像，那么，王国维则把这扇封闭了三千余年的殷商王朝的大门彻底撞开了。王氏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考订，使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号和世系基本上得到了确认，并在整体上建立了殷商历史的体系。为此，王国维作为“新史学的开山”登上了甲骨学研究的第一座奇峰。所著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为甲骨学研究和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从而直接引发了古代史，尤其是殷商史作为可靠信史研究的革命性突破。

正是鉴于已经面世的辉煌的研究成果，傅斯年才决定派34岁的河南南阳人董作宾前往安阳进行调查，为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作准备。意想不到的是，这一举动遭到了不少老派学者的反对。此时跳水而死的王国维，僵尸不能复活，自然无话可说。但以罗振玉为首的大部分金石学和古器物学家认为，自王懿荣时代始，经过世间近三十年对甲骨文的挖掘、搜集，地下所埋藏的珍品已全部被发现，可谓“宝藏一空矣”，如今“再进一步搜集是徒劳无益的，而且这种企图也是愚蠢的”。〔9〕骨血里流淌着梁山好汉精神基因的傅斯年闻听，不但不吃这一套，反而认为罗振玉等人是愚不可及的，所言纯是没有学术眼光和不懂“概率”这一新兴科学理念的谬论。在傅斯年的强力坚持下，正在南阳探亲休假的董作宾开始了对殷墟科学发掘具有历史性决定意义的安阳之行。

从殷墟到龙山

董作宾到达安阳后，通过实地调查得知，小屯地下埋藏的有字甲骨，并不像罗振玉等人所说的已被挖尽，他从当地农民盗掘甲骨留下的坑痕作出判断，殷墟规模庞大，地下遗物十分丰富，且遗址破坏严重，有组织的科学发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紧要关头。董氏在写给傅斯年的报告中颇为焦虑地宣称：“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10〕

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记载的“洹水南殷墟上”之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提供）

傅斯年得知安阳殷墟地下宝藏既丰且富的报告，惊喜交加，马上筹措经费，购置设备，调配人员，在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大力支持下，组成了以董作宾为首的殷墟发掘团，开往安阳小屯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其成员有李春昱、赵芝庭、王湘、张锡晋等，另外还有一名董作宾的同乡同学，时任河南省教育厅秘书的郭宝钧。这次以寻找甲骨文为主要目的有组织的殷墟发掘，自1928年10月7日开始，至31日结束，前后共进行了24天，发掘土坑40个，揭露面积280平方米，掘获石、蚌、龟、玉、铜、陶等器物近3000余件，获甲骨854片，其中有字甲骨784片，另有人、猪、羊等骨架出土。董作宾作为本次发掘的主持人，手抄有字甲骨392片，并作了简单的考释，这个成果与他前期的调查报告，共同在后来史语所创办的《安阳发掘报告》中作为首篇文章刊载。此次发掘与著述的问世，“不仅结束了旧的古物爱好者‘圈椅研究的博古家时代’，更重要的是为有组织的发掘这著名的废墟铺平了道路。”〔11〕

殷墟出土的刻字龟甲

当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未受过西方近代考古学正规训练的董作宾，所带领的发掘队员皆是一群土包子书生，且将发掘的主要精力用在寻找带字甲骨上，其它器物甚少顾及，这样就出现了一些疏漏甚至笑话。许多年之后，已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夏鼐说道：“我在1935年参加殷墟发掘时，还听说过一个关于董作宾1928年主持初次发掘时‘挖到和尚坟’的故事。书斋中出来的董作宾，从来没有看见过出土的骷髅头，只从笔记小说中知道死人身上头发是最不易腐朽的。所以，他发掘到一座时代不明的古墓时，便认为头上无发的墓主人一定是一位和尚。骷髅头狰狞可怕，所以仍被埋起来。到了李济、梁思永主持发掘时才注意到人骨标本的采集，并且用科学的采集方法和保存方法。”〔12〕

或许正是由于以上的缺憾，没有喝过洋墨水的董作宾感到惶恐不安，并有中途换将，由周身散发着海腥味的大字号“海龟”李济出任第二次发掘主持的因缘。按照蔡元培后来的说法：“董先生到了那里，试掘了一次，断其后来大有可为。为时虽短，所得颇可珍重，而于后来主持之任，谦让未遑。其时，适李济先生环游返国，中央研究院即托其总持此业，以李先生在考古学上之学问与经验，若总持此事，后来的希望无穷。承他不弃，答应了我们，即于本年（1929年）二月到了安阳，重开工程。”〔13〕

对于这段记载，李济的弟子，后来成为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考古学家张光直，对其所作的补充注释是：“33岁的李济先生在那时的学术界已经有了相当的声望。据说傅斯年先生在物色考古组主任与安阳殷墟主持者的时候，最后的两个候选人是李济先生与著名的金石学家马衡先生。当时48岁的马衡先生是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和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是中国传统金石学最优秀的代表。在这两位候选人中，蔡元培先生最后选定了代表科学考古的李济先生。夏鼐先生说：‘后来证明这选择是明智的’，这就是因为李济先生把殷墟发掘领导到一个新的方向上去，也就是把中国考古学带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上去。”〔14〕

张光直所言大体不差，只是不够深入和全面，具体细节上与事实亦有出入，如当时的马衡并未出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只是此前曾出任过故宫博物院理事与下属的古物馆副馆长，另外还有一个挂名的故宫维持会委员等职。他被拒于史语所大门之外，与蔡元培没有多大关系，完全是傅斯年的把戏。个中原因，除了马衡属于金石学家一派，学术观念陈旧，与西洋的新式科学派学者相比属于不“预流”者，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便是傅斯年与他尊崇的老师胡适，对北京大学极其强大的浙江派或曰法日派这个呼风唤雨、声威赫赫的派系大为反感。傅除了对北大校长蔡元培，教务长马寅初以及后来成为中研院代院长的朱家骅稍加敬佩外，对此前或之后北大文科方面所谓的“三沈二马加二周”等等著名健将，不管被时人或后人誉为“投枪”还是“匕首”，是“战士”还是“民族魂”，傅斯年皆无好感。原与傅关系稍好一点的周树人（鲁迅），在中山大学时已变成你死我活的敌人，其他大同小异，没有往来，而处在这一派系中的马衡自然受到牵累。

尽管马衡在这一派系中为人低调，颇有人缘，且以经史、金石、汉魏石经等学问闻名学界，但毕竟只是南洋公学出身，不可能具备欧美派“海龟”的学术眼光与气度。当时心高气傲的傅斯年崇尚的是胡适、陈源等欧美系出身的“海龟”，对那些未跨出国门即在圈内成名成家的“泥腿子”、“土包子”或“土鳖”之类三六九等各色人物，傅氏不屑一顾，倘为了工作或其他关系双方不得不接触时，傅亦经常用英文或中英文混杂的言辞与对方讲话，借以戏弄那些未出国留洋，不懂英语的土包子们。〔15〕此时已近知天命之年的马衡，在傅斯年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是不言自明的。而北大法日派在考古学的建设上也显得老态龙钟，暮气沉沉，远没有以清华李济为首的欧美派更具科学锐气，更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因了法日派日薄西山与清华园中学者的旭日东升，朝气蓬勃，以及势不可挡的锐气，傅斯年无论从心理的好恶还是实际需求来考虑，最终选择了掌握西方先进田野考古方法的欧美系李济，而不是金石学家的大老土马衡，实则是历史的必然。或许由于这段因缘，20年之后，当李济在战火纷飞，炮声隆隆的生死抉择中，毅然决然押运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故宫博物院等多家集成的珍宝名器跨越台湾海峡，安全抵达台北基隆港时，以马衡为首的老朽和老土们，在北平与南京之间呼天抢地，奔走啸叫，坚决反对文物随国民政府运台等等，也就找到了一个历史的根由和注脚。

遭到傅斯年拒绝的马衡被弄了个灰头土脸，退回北大国学门，再也没有吭声。接到蔡元培与傅斯年邀请的李济，遂辞却其他一切职位，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的身份，立即赴河南与正在那里的董作宾见面协商发掘事宜，并对殷墟遗址有了进一步认识，作出了三个方面极具科学眼光的天才设定：

小屯遗址明显是殷商时代的最后一个首都。

虽遗址范围未确定，但有字甲骨出土的地方一定是都城遗址的重要中心。

在地下堆积中与有字甲骨共存的可能还有其它类遗物，这些遗物的时代可能与有字甲骨同时，或早或晚，当然要依据埋藏处多种因素而定。

根据以上三个设定，李济制定了第二次小屯发掘计划，并凭借此前与毕士博合作的良好关系，得到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经费支持。在董作宾密切配合下，李济率领考古队来到安阳小屯，于1929年春季和秋季分别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发掘，陆续发现了大批陶器、铜器与3000余片甲骨、两大兽头刻辞与闻名于世的“大龟四版”（南按：一个完整的刻满文字的乌龟壳）。尤其引人瞩目和振奋的是，这年的11月21日，李济于一堆碎片中发现了一片彩陶——这是安阳殷墟在抗战前全部十五次发掘中，所记录出土25万块陶片中唯一的一片具有仰韶文化性质的彩陶。对于这一异乎寻常的发现，20年之后，李济曾专门撰写论文指出它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大价值和意义：“在开始这一工作时，参加的人员就怀抱着一个希望，希望能把中国有文字记录历史的最早一段与那国际间甚注意的中国史前文化连贯起来，作一次河道工程师所称的‘合龙’工作。那时安特生博士在中国所进行的田野考古调查工作已经到了第十个年头了。这一希望，在第三次安阳发掘时，由于在有文字的甲骨层中一块仰韶式彩陶的发现，大加增高。现在事隔二十年了，回想这一片彩陶的发现，真可算得一件历史的幸事。”又说：“要不是终日守着发掘的进行，辛勤地记录，这块陶片的出现，很可能被忽视了。有了这一发现，我们就大胆地开始比较仰韶文化与殷商文化，并讨论它们的相对的年代。”〔16〕

1929年，李济（左）和董作宾（右）在安阳殷墟压道车上（李光谟提供）

1930年春，当史语所准备对殷墟再度进行发掘时，不详的预兆接踵而至，河南地面大雨、冰雹成灾，所降“冰雹大者数斤，小者如鸡卵”。这场灾难过后，接着出现旱灾，导致河南全境“每天平均饿死1000余人”。〔17〕此前，以李济为首的中研院殷墟发掘队与河南地方势力为争夺出土器物而大闹纠纷，使发掘陷于困难。随后爆发的中原大战，使河南一带成为阎锡山、冯玉祥等地方军阀组成的联军，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中央军拼杀的主战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原定对安阳殷墟的第四次发掘计划，在大炮轰鸣，硝烟弥漫，血肉横飞、新鬼添怨旧鬼哭的风云激荡中化为乌有。

既然河南不能发掘，李济决定率部转移到山东临淄故城一带，欲开辟新的发掘工地。当在临淄勘察后，感觉“问题太复杂了，绝非短时期可以料理得清楚的”〔18〕。正在李济等人犹豫之际，突然传来了城子崖发现古遗址的消息，而遗址的发现者，正是清华研究院时代李济唯一的一位攻读人类学与考古学的研究生吴金鼎。

1928年春天，时任山东齐鲁大学助教的吴金鼎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田野调查，在济南东约60余里的历城县龙山镇一个叫城子崖的地方，发现了一处黑陶文化遗址。惊喜之余，吴金鼎及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自己的导师李济。李济喜出望外，立即赶赴济南随吴金鼎到现场察看，意识到这是一处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址，遂立即“决定选择城子崖作山东考古发掘第一个工作地点。”

1930年秋，中原大战硝烟尚未散尽，李济与董作宾率师走出安阳，移驻山东济南城子崖开始首次发掘。考古人员发现遗址中明显具有新石器时代特征，所出土的文物与仰韶文化风格迥异，其中发现最多的黑陶和灰陶器具，几乎完全不同于河南、甘肃的彩陶，器形也没有相同之处。而发掘所得的最具特征的“蛋壳陶”，通体漆黑光亮，薄如蛋壳，其制作工艺达到了新石器时代的巅峰，这种工艺作为一种文化标志——黑陶文化，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响。

根据发掘成果，李济等认定其文化遗存属于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学上的价值和意义“不但替中国文化原始问题的讨论找了一个新的端绪，田野考古的工作也因此得了一个可循的轨道。与殷墟的成绩相比，城子崖虽比较简单，却是同等的重要。”〔19〕由于城子崖遗址地处龙山镇，考古人员将这一文化命名为——龙山文化。

当中原大战硝烟散尽，血迹风干之后的1931年春，李济率部重返安阳，展开第四次大规模的殷墟发掘。在李济具体指导下，有计划地将殷墟遗址划分为五个大区，每区由一位受过专业科学训练或有经验的考古学家指导，以“卷地毯式”的新方法进行发掘。发掘队除原有的郭宝钧、王湘等人外，增加了十几位年轻学者。史语所新招聘的吴金鼎、李光宇来了，河南大学史学系学生石璋如、刘燿（尹达）、尹焕章等新人来了。最令人瞩目的是，梁启超的二公子、被李济称为“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梁思永，也在这个明媚的春天里，带着勃勃生机，神采飞扬地到来了。

人类星光闪耀时

梁思永于1930年夏季在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归国，此时梁启超去世一年余，清华研究院也已解体一年，梁思永举目四望，物是人非，恍如隔世，其伤感悲痛之情无以言表。正在北平的李济感念梁氏家族与自己的交谊，主动把梁思永介绍给傅斯年。从此，梁思永正式加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行列，开始了后半生的考古学术历程。

梁思永入所不久，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从来华考察的法国传教士、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神父处得到线索，说中国东北中东铁路一线，有人发现黑龙江昂昂溪附近有个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个线索传到蔡元培与傅斯年耳中，蔡、傅二人立即意识到该遗址在历史和现实政治中的重要意义，遂产生了派人前往调查的愿望。当时傅斯年正酝酿组织力量撰写《东北史纲》，其理由正如傅氏所言：“中国之有东北问题数十年矣。欧战以前，日俄角逐，而我为鱼肉。俄国革命以后，在北京成立《中俄协定》，俄事变一面目，而日人之侵暴愈张……日本人近以‘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一种妄说鼓吹当世。此等‘指鹿为马’之言，本不值一辩，然日人竟以此为其向东北侵略之一理由，则亦不得不辩。”〔20〕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见梁思永学成归国，蔡元培与傅斯年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上，立即决定抢在日本人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派梁氏前去实地调查、发掘，以地下出土历史实物来书写历史，借此塞住日本人邪妄的嘴巴，消解其为进攻占领中国而疯狂叫嚣的“满蒙非支那领土”的谎言。

这年9月19日，梁思永打点行装离平向东北进发，顶着正在黑龙江地区流行的鼠疫，冒着时断时续的战火，于28日与助手从容来到偏僻荒凉的昂昂溪五福遗址开始调查、发掘。此时该地天气已特别寒冷，梁思永到达昂昂溪，巡视第一、二、三、四沙冈，很快发现了古代遗址并与助手携带发掘工具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因地势偏僻，每次往返于乡村驻地与遗址之间，都必须脱掉鞋袜，裤脚卷到大腿根部，光脚淌着冰凉的积水而过。继9月30日在第三沙冈发掘一座墓葬后，又在各沙冈开探坑，寻找遗址和墓葬线索，相继在五福遗址水淀里亲自发掘了四处沙冈与一座墓穴，发现了300多件石、骨、陶器。10月3日，因突降大雪，天寒地冻无法开工，发掘工作只好暂停。

梁思永将发掘器物作了初步研究，交与当地政府部分保存，取道热河回北平，以便沿途考察其他地方的史前遗址。10月21日，梁氏由通辽出发，经过开鲁、天山、林东、林西、经棚、赤峰、围场，抵达热河，历时38天，跋涉上千里。其中在天山发现查不干庙遗址，在林西发现林西、双井与陈家营子等遗址。在赤峰城东北发现赤峰遗址。梁思永于塞外5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采集了大量陶片、石器等文物标本，以一个考古学家的眼光，对沿途地理环境作了考察，于11月27日回到北平。

经过对热河与东北三省发掘材料对比研究，梁思永根据共同出土打制石器及印文陶（至少在热河）的特点，把西辽河以北之热河，同松花江以北之东三省划为一区；辽河流域（广义的）为一区（其特点是盛出磨制石器），进行了条理清晰的文化区系划分。随着对黑、热二地史前文化材料鉴别、比较和认识，初步得出了“昂昂溪的新石器文化不过是蒙古热河的新石器文化的东支而已”的结论。

一年之后，即1932年10月，梁思永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一分册，发表了长达44页近7万字，外加插图、写生达36版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昂昂溪史前遗址》。从此，松嫩平原嫩江中下游沿岸广泛分布的以细小压琢石器为主的原始文化类型，被称作“昂昂溪文化”，并在中国和世界古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梁思永此次科学考古发掘和研究报告的问世，为嫩江流域古代文化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特别在石器研究中，对在热河特别是查不干庙和林西、赤峰等一带采集到的细石器（当时称为幺石器）、石核制器、陶片等概念和分类标准，进行了创新性的时代划分，为后来的研究树立了科学典范。与此同时，由傅斯年撰写的《东北史纲》第一卷于1932年11月在北平出版，以大量的事实所列四项理由否定了日本人妄倡邪说者的鬼话。而《史纲》的第一条就是“近年来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在中国北部及东北之努力，已证明史前时代中国北部与中国东北在人种上及文化上是一事。”从而扩展为“人种的，历史的，地理的，皆足说明东北在远古即是中国之一体。”〔21〕由此事实依据，驳斥了日本人“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理论，并利用“民族学、语言学的眼光和旧籍的史地知识，来证明东北原本是我们中国的郡县；我们的文化种族和这一块地方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22〕发出了“东北在历史上永远与日本找不出关系也。史学家如不能名白以黑，指鹿为马，则亦不能谓东北在历史上不是中国矣”〔23〕的大海潮声。傅斯年这个声音与梁思永的发掘报告相为呼应，给日本“指鹿为马”者当头一棒，为国人大出了一口志气，日本小鬼不得不在事实面前缩头猫脑，改辙易张，另外编造侵吞中国的谎言了。

李济主持的殷墟第四次发掘工作开始后，在北平休整的梁思永接到指令，告别新婚刚刚三个月的爱妻李福曼，意气风发地来到了安阳。

此前，殷墟附近有许多满布陶片的遗址，只因不出甲骨文而不被重视，当李济主持第四次发掘时，感到有发掘附近这些遗址的必要。于是决定在殷墟遗址的东南部，靠近平汉路一个明显鼓出地面、名叫后岗的地方进行发掘，并把该区划为第五区，发掘工作由刚刚加盟而来的梁思永独立主持。

1931年春，第三次殷墟发掘时，史语所“四巨头”在发掘工地留影。左起：董作宾，李济，傅斯年，梁思永（李光谟提供）

由于梁思永是当时中国学术界唯一一位真正受过考古学训练的独特“海龟”，在田野考古发掘中，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技术技能，都比其它“海龟”和“土包子”学者更胜一筹，即是李济亦不能与之匹敌。在发掘中，梁思永带领吴金鼎、刘燿、尹焕章等几名年轻学者，采用了西方最先进的科学考古方法，依照后岗遗址不同文化堆积的不同土质、土色、包含物来划分文化层，成功地区别出不同时代的古文化堆积，以超凡卓绝的旷代才识，发现彩陶——黑陶——殷墟文化三者之间以一定的顺序叠压着。这一奇特的现象引起了梁思永高度警觉，他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的学术眼光意识到：既然彩陶文化代表着安特生所发现的仰韶文化，那么黑陶文化是否代表着城子崖的龙山文化？如果假设成立，则意味着龙山文化不仅局限于城子崖一地，所涉及范围应更为广阔，并代表着一种普遍的史前文化。这一极富科学眼光的洞见，无疑找到了解开中国史前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面对史语所同仁“天天梦想而实在意想不到的发现”，〔24〕李济等考古学者感到城子崖遗址是获取这把钥匙的关键所在，实有再度发掘、以详察内容及充实材料的必要。于是，傅斯年决定暂缓编印殷墟发掘报告，派梁思永率一部分考古人员赴城子崖遗址再度展开发掘，以验证此地黑陶与安阳殷墟所出黑陶是否为同一种文化。

1931年秋，梁思永率领吴金鼎、王湘等人由安阳转赴山东城子崖，开始继李济之后第二次发掘。发掘的结果再次证明，殷墟与城子崖两地的黑陶文化基本相同，这一文化范式，证明了梁思永此前天才式推断的正确。——正是由于这次意义非凡的发掘，以鲜明亮丽的事实证据，纠正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将仰韶与龙山两种文化混在一起，并轻率地得出“粗陶器要比着色陶器早”的错误结论，〔25〕进而推动了殷墟发掘中“地层学”这一先进考古技术方法的运用，使当时与后世学者认识到必须将殷墟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分析的重要原则，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树起了一座里程碑式的坐标。

城子崖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陶鬶（河南文物考古所提供）

仰韶村遗址出土的彩陶（河南文物考古所提供）

城子崖发掘结束后，梁思永又率队返回安阳。在以后的几次发掘中，于殷墟西部的同乐寨发现了纯粹的黑陶文化遗址。这个发现使梁思永坚信在后岗关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小屯）文化三叠层按存在先后时间划分的科学依据。这一伟大发现，“证明殷商文化就建筑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之上”。〔26〕梁思永对后岗三叠层的划分，成功地构筑了中国古文明发展史的基本框架，使中国考古学与古史研究产生了划时代的飞跃。自此，干涸的历史长河沿着时间的脉络重新开始流淌，梁思永也由于这划时代的发现一举成名，奠定了中国考古学史一代大师的地位——这一光辉成就，正应了其父梁启超当年的愿望。只是命运多蹇的梁任公早已身赴黄泉，无法与之举杯同庆了。

1932年春，在李济主持的第六次殷墟发掘中，发现了殷墟宫殿基址，这一发现无疑较单纯地发现甲骨更具有科学考古价值和意义。

从1932年秋到1934年春，由董作宾、郭宝钧、李光宇、刘燿、石璋如为主力队员的考古学者，在殷墟进行了第七、八、九次连续性发掘，并把目光由小屯转移到后岗和洹河北岸的侯家庄南地、南台等处，发现了梦寐以求的王陵区，而商代王陵之所在，此前从未见诸史籍记载。

梁思永指挥史语所人员发掘安阳殷墟大墓情形（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1934年秋与1935年秋，由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十一、十二次殷墟发掘，对已发现的王陵迹象紧追不舍，继续扩大战果。此时，史语所考古组主力几乎全部调到这一推进历史知识最前线的发掘行列中来，发掘专业人员达到了整个殷墟发掘的鼎盛时期，除总指挥梁思永外，另有石璋如、刘燿、祁延霈、胡福林（厚宣）、尹焕章、李光宇、王湘、李景聃、高去寻（晓梅）、潘悫等考古组“十大金刚”（南按：又称“十兄弟”），另有临时工作人员与实习生马元材、夏鼐（作铭）、王建勋、董培宪、李春岩、孙文青，外加史语所元老级人物傅斯年、李济、董作宾。傅、李、董三人是作为视察的高级人员由南京来到安阳，穿梭于考古发掘现场，协助梁思永处理各种棘手问题与事务的。其间，黄文弼等监察人员参加了第十二次发掘工作，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与中国学者徐中舒、滕固、王献唐，清华大学的闻一多携燕京大学的陈梦家，以及河南大学师生相继前往工地参观。一时间，在几十平方公里的殷墟发掘工地上，大师云集，将星闪耀，气势如虹。胸有成竹的梁思永充分表现出一个战略家的宏大气魄，规划周密，指挥若定，每天用工达到550人以上，如果连研究人员和参观的学者计算在内，最多时达到近600人的数字。据参加发掘的石璋如回忆：西北冈的发掘，有五个最多，即：参加的工作人员最多；用工人最多；用钱最多；占地最多；收获最多。其中“单就工资一项来说，每人每天工资四角，五天发一次，每人二元，五百人，五天便要发大洋一千元。本次工作102天，除了星期天、下雨天停工，实际的天数约85天，要发十七次工资，即一万七千元。这个数字在现在听起来，简直不算回事，可是在当时听起来，真是骇人听闻。一万七千元，那还了得！”此次发掘的收获，除了甲骨文之外，仅从后来参加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展展品目录总说明来看，“其中十之九出自安阳城西北十二里之侯家庄西北冈，十之一出自城西七里之小屯村北地。侯家庄为殷代陵墓之残迹，小屯村为殷代宫室之遗址。”〔27〕

1935年，梁思永（右）在安阳殷墟西北冈大墓发掘工地，接待前来参观的傅斯年（左）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中）

三次大规模殷墟发掘，使湮没地下数千年的古老遗址得以大面积揭露，考古人员共发掘10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围1200多座小墓和鸟坑、兽坑、车马坑等祭祀坑。所揭露的商代大墓规模浩大，雄伟壮观，虽经盗掘，成千上万件丰富精美的铜器、玉器、骨器、石雕等出土文物令人瞠目，举世震惊。

1936年，继郭宝钧主持的第十三次发掘之后，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四次发掘，在寻求甲骨方面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著名的编号为YH127号商代灰坑中，一次发现带字甲骨17096片，其中有300多块是未破损的整版甲骨且刻有卜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甲骨出于同一坑中，说明相互之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比之零星出土的传世甲骨残片，其学术价值更高一筹。这一重大发现令学者们欣喜若狂。

1937年春，由石璋如主持的第十五次更大规模的殷墟发掘再度展开。此次发掘从3月16日开始，一直延续至6月。此时，华北地区已是战云密布，局势一日紧似一日。面对一触即发的中日大战，为防不测，殷墟发掘不得不于19日匆匆结束——这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最后一次发掘，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央研究院考古人员与殷墟考古工作的最后诀别。

至此，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主持，从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共进行了九年十五次，出土有字甲骨24918片，另有大量头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器物出土。发掘规模之大，牵涉人员之多，收获之丰，前所未有，在世界考古史上亦属罕见。这一创世纪的伟大成就，“在规模上与重要性上只有周口店的研究可以与之相比，但殷墟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重要性是无匹的。”〔28〕

当发掘人员于匆忙中将出土器物整理装箱，风尘仆仆押运到南京钦天山北极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大厦，喘息未定，额头的汗水尚未抹去，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胡适在摇摆中前行

1937年7月下旬，应蒋介石之邀出席庐山牯岭国防会议的傅斯年回到南京，开始处理中央研究院特别是史语所的各项事务。

史语所自1928年于广州成立后，随着国民党北伐成功与国内局势纷纭变化不断迁徙，先是由“革命中心”广州迁到文化中心北平，进住北海静心斋。再是由北平迁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最后迁至南京北极阁史语所大厦，与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住在一个大院，算是落地生根，安顿下来。

1936年春，继杨杏佛之后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因煤气中毒不幸在长沙病世，院长蔡元培示意傅斯年与其它几位所长协助自己共同邀请朱家骅接任总干事。〔29〕按中央研究院章程和权力划分，院长之下以总干事掌握实权，总缆全局。时朱身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勉强答应。是年冬，朱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浙江省主席，对中研院总干事一职更无兴趣，再三坚辞，但无结果。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即有进攻上海，迫近南京之势，华北、华东陷入全面危急。面对危局，身兼多职的朱家骅显然已无法继续兼顾中研院事务了，只好请傅斯年出面代理。傅氏顾及各方面的情形，毅然挑起了这副担子。因而，从庐山回到南京的傅斯年，开始以事实上的总干事身份处理中央研究院各项事务，史语所只是他掌控大局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罢了。

就在傅斯年上下奔波，忙得焦头烂额之时，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了。

1937年8月13日，驻上海日军与中国张治中部第九集团军因虹口机场的“大山勇夫”事件发生磨擦并交火，日军乘势向江湾、闸北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举世瞩目的淞沪抗战拉开了序幕。

8月14日，蒋介石任命冯玉祥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负责上海对日作战。同时电令京沪警备司令兼前敌总指挥张治中对日军发动总攻击。自此，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面笼罩在战火硝烟之中。〔30〕

8月15日，日本政府动员两个师团派往中国，并成立作战大本营，中日战争机器全面开动，就此踏上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分胜负决不罢兵的不归路。

8月17日，国防参议会最高会议在南京召开，胡适、傅斯年、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等学界要人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傅斯年力主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以及平津重点大学，内迁长沙与南昌一带城市暂避。这个请求得到了多数入会者的响应与支持，很快形成了政府决议。蒋介石受全民抗日激情影响，下定决心与日寇一战。鉴于中国军事力量最多可支持六个月的现状，又希望在外交上得到英美等国的同情和支持，决定派胡适出使美国；蒋百里出使德国；孙科出使苏联，争取国际社会同情与援助，压制日本的嚣张气焰。

日军紧急调集装甲部队进入上海参战

8月23日，日军将领松井石根率领第三、第十一师团在吴淞登陆，日军实力大增。9月11日，日军第九、第十三、第一〇一等三个精锐师团抵达上海，与先头部队兵合一处向中国军队发动全线攻击，中国守军拼死抵抗。蕴藻浜、苏州河之战，双方死亡惨重，成堆的死尸阻断了航道，血流成河，浜水皆赤。

面对敌军强大攻势，中国军队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作战组组长刘斐等将领向蒋介石提出，淞沪会战当“适可而止”，中日军队武器装备悬殊，我军不要再做无谓牺牲，应从长计议，命令各部向吴福线国防工事转移。蒋介石踌躇再三，在攻守之间摇摆了几天后，闻见从全国各地抽调的增援部队正陆续到达淞沪战场，遂决心与敌拼个你死我活。9月10日，蒋介石日记云：“各部死伤大半，已觉筋疲力尽，若不支撑到底，何以慑服倭寇，完成使命也？”〔31〕

9月18日以后，敌军攻势再度加强，中国军队气力不支，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顽强的守卫战。

就在淞沪战场炮火连天之时，蒋介石于指挥作战的空隙，专门召见胡适、傅斯年、钱端升等人，就胡适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出访欧美，进行国民外交。众人皆认为胡氏此次出使定对国民政府抗战有所补益。但此时的胡适却顾虑重重，表示不能从命。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战争局势日见迫近，与日寇是战是和的问题也突兀地呈现在中国政府和人民面前。当此之时，主战者有之，主和者有之，和稀泥者有之，各派吵吵闹闹，难分主次。在诸多嘈杂纷繁的宏论中，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也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远不能与日本抗衡，中国应当想方设法避战“忍痛求和”，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两国之间的悬案，以谋求十年的和平。同时警告政府当局“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32〕按胡适的设想，在这和平的十年中，中国全力发展现代军事工业，以阻止日本武力征服中国的企图。

1932年胡适初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时所摄

因胡适在学术文化界以及青年人心目中的崇高声望，其声远播，观点分外引人注意，但这个声音受到了许多人特别是大学生们的指斥。随着日本军队步步紧逼，华北告急，抗日救亡运动一天比一天高涨，此时的胡适仍坚持他青年时代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读书时的易卜生主义，号召青年学生愈是在国家危难之时就愈应冷静，也愈应把握时机努力追求知识，即易卜生所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以为将来救国的凭借。为此，胡适受到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一片恶毒的咒骂。一位叫做李祖荫的北大学生，在许多年后回忆1934年秋季于北大三院礼堂召开的全校师生大会时说：那天天气晴朗，出席人数相当多，“蒋梦麟主持大会，讲了一段法国‘最后一课’的故事，作为开场白。主要目的是劝同学安心读书，不要过问国事。同学还克制忍耐，让他从容说完。他随即宣布请胡适先生讲演，声音甫毕，在静寂中突然一声，有如霹雳，嘘声四起，加上喧哗，经久不息。当时我站在讲台旁边，眼见胡适在台上面红脖子粗，他说一句，嘘声一阵，我只听见‘打仗三日就亡国’的谬论，余多听不清楚。胡适身穿古铜色绸长袍，围灰绒围巾，双手握之，左右急剧飞舞，想压下这场想也想不到的下马威。只听他说：‘你们不是北大的学生，北京大学的学生是有理智的，北大学生应该站起来保护‘真理’。此言一出，如火上加油，轰轰然愤怒之声、叫骂之声，越来越厉害，胡适不得不从讲台上下来，抱头而去。从此以后，胡适就很少在北京大学公开场合里露面了。”〔33〕

尽管遭到自己的学生唾骂，但胡适似乎初衷不改，依然坚持暂时不能与日本开战，必须有一个较长的预备阶段之后方可言战。后来据胡适自己说，这个观点的形成与他在1933年春与蒋介石的一次谈话有关。在这次为时两点钟的谈话中，蒋介石道及日本人的神速出乎自己的预料：“我每日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所传攻热河不过是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的多的多！”当胡适问到中国军队能否抵抗时，蒋介石谓需要三个月预备期。当问及三个月后能否开战时，蒋答：“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生存而退却。这样子也许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们不是怕死的。”仅此而已。

按照胡适的理解：“其实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抵抗。”〔34〕

摸到了底牌的胡适于1935年6月27日夜给王世杰的信中说：“以我观之，蒋先生只有‘等我预备好了再打’的算盘，似乎还没有‘不顾一切，破釜沉舟’的决心。我在二十二年热河失守后在保定见他，他就说：‘我们现在不能打。’三年过去了，我看他似乎全没有对日作战计划。……但日本不久必有进一步而不许他从容整军经武的要求。因为敌人不是傻子，他们必不许我们‘准备好了打他们’。老实说，无论从海陆空的任何方面着想，我们决无能准备到可以打胜仗的日子。”〔35〕

正是受蒋介石几年前所说“现在不能打”的战略思想影响，一介书生的胡适也就认为积贫积弱的中国暂时不能打，遂有了与日讲和的念头并公之于众。这一主张给胡适带来了“主和派”的称号，除了学生们的咒骂，还受到主战派猛烈谴责与攻击。当时孙科、居正等国民党大佬，皆主张逮捕胡适，押入大牢灌辣椒汤或老虎凳伺候，以正视听。孙科是亲苏主战派，他当时有利用苏联方面的力量帮助中国制衡日本的构想，但此举遭到了蒋介石的否决和喝斥，其道未得行使。

1936年7月，胡适应邀参加在美国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年会，当选为副会长，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再次得到提升。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胡适认为虽然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仍没有充足的准备，但事已至此，大战不可避免，且势在必战。只是在战之前，还要作最后的和平努力，并给予当局“外交路线不可断”的提示。7月31日，蒋介石邀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陈布雷等人共进午餐，认为不便说话的胡适在告辞时还是一吐为快：“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对于胡氏的进言，蒋介石连连称许，并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36〕8月5日，胡适向蒋介石建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解决中日两国间的一切“悬案”，换取东亚长期和平。〔37〕8月6日，胡适再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书面建议，着重提出三条：

1、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

2、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

3、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

〔38〕按照胡适的设想，通过外交努力，可在中日间维持50年的和平。

出乎胡适与一切鼓吹和平者预料的是，日本方面的强硬姿态和军队步步进逼的凌厉杀气，最终导致和平之路断绝，中国政府咬牙放手一搏，自此踏上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举国抗战的凶险之路。

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奋起抵抗，战事持续一个多月仍呈胶着状态，全国军民士气有增无减。面对如此悲壮惨烈的战争场面和中国军队宁死不屈的精神，胡适在大受感动的同时，心境为之改观，认为中国守军不是想象的那样糟糕，在国家存亡的紧急关头，还是以民族大义为重，是可战的。而日本小鬼子并不是打不垮、压不毁、煮不烂的铜豌豆。受此形势和情绪影响，胡适思想随之转弯。又听说此前在五四运动中，躲在赵家楼被傅斯年等学生一把火烧出来的亲日分子曹汝霖，也应邀上了庐山参加会议并表示今日中国非与日本拼一场不可了。〔39〕

连一个被国人指斥为汉奸的曹汝霖都如此表示，可见中国面临的处境和人心向背。经过一番思考斟酌，胡适乃彻底抛弃原有的观点，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的抗战政策，并产生了“和比战难百倍”的新观点。鉴于胡在美国知识文化阶层中的声望，蒋介石遂产生让胡适到美国以非正式外交使节的身份疏通国际关系，争取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战同情与支持的战略构想。但此时的胡适觉得在这个关键时刻冒然出国，会招致自己贪生怕死的非议，又不知道出去后“能做些什么”，遂极度情绪化地谢绝使命，并说：目前“战争已经很急，我不愿离开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40〕

胡适的坚持使众官僚很是为难，在蒋介石亲自出面劝说无效的情形下，蒋让傅斯年单独与胡适交谈，力促其出洋为国家效力。傅斯年受命前来苦劝，但胡适仍不答应。最后，傅斯年于焦急中流着眼泪说：“要说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为了抗日……”听到这里，胡适深为所动，同样流下了热泪，遂以“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为由答应赴美。

同年9月8日，胡适以学者身份离开即将进行一场血战的南京，由武汉转赴欧美。临行前，对前来送别的汪精卫、高宗武、陶希圣等主和派干将们清楚地表明：“我的态度全变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41〕并劝对方不要太性急、太悲观，我们八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谋国不能不小心，但冒险也有其用处。在当天的日记中，胡适这样写道：“晚上八点半，正料理上船，空袭警报又起了，有翁詠霓、陈布雷、孟真、枚荪、之椿、慰慈诸人和我们父子两人同坐在黑暗中静候到‘解除’的笛声——我独自走到外边，坐在星光下，听空中我们的飞机往来，心里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个有许多朋友的首都。”〔42〕

尽管胡适舍不得离开战火纷飞的家园故土，但又不得不为民族的使命远走他乡。1937年9月23日，胡适辗转多日终于抵达檀香山，26日抵达旧金山，开始了自嘲为“过河卒子”的非正式外交使节生涯。

当胡适到达华盛顿，随驻美大使王正廷首次去拜访罗斯福总统时，罗氏颇为关切地询问中国战局，并有“中国军队能否支持过冬？”等语，胡适听罢倒吸一口冷气，想不到美国佬对中国如此轻视，但中国的情形实在令人担忧。胡适有些激动地予以肯定答复，并动情地说：“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我想总统很快会以明快的眼光判断是非！”通过胡适的进言，罗斯福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军事情形，同时也理解了中国人民需要美国政府“拉兄弟一把”的迫切心情。只是当时的美国奉行“中立主义”政策，也就是说不管你们中国、日本还有其他什么东亚或南亚国家如何开打，打到什么程度，是你死还是我活，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最后打出个什么名堂，美国全部采取袖手旁观，绝对置之不理的态度，舒舒服服地过好自己的安稳日子。这个政策令身居总统高位的罗斯福对胡适提出的问题难以回答。临别时，罗斯福紧紧握住胡适的手，态度极为诚恳地说了些安慰的话，嘱咐不要着急，此举令胡适深为感动。

1938年9月，国民政府召回在美国四处碰壁，过街老鼠一样的无能大使王正廷，于17日发表了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任命状：“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王正廷呈请辞职，王正延准免本职。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此令。”

当天，胡适接到了电令，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1938年9月17日

今天得外部电，说政府今天发表我驻美大使。今天下午王亮畴有电来贺。

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42〕

注释：

• 〔1〕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载台北《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一期，1976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校园内见面之前，傅斯年与李济并未谋面，据李济之子李光谟推断，傅决定聘李大概得益于李四光（字仲揆）的举荐，因李四光当时正奉命筹备中央研究院地质所，李济是院聘筹备委员，自然熟悉。李光谟所言大体不差，这个推理从1928年傅写给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三人的信中可找到证据。信中说：“李仲揆盛赞李济之，我见其教史禄国文，实在甚好。我想请他担任我们研究所的考古一组主任，如他兴趣在人类学，亦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至此，原清华国学研究院残存的三位导师皆归到傅斯年旗下，傅氏成了众人瞩目的大师之林中的盟主。但作为傅斯年本人，游历欧洲七年，却什么学位帽子也没有弄到，既不是硕士，更不是博士。对此，胡适有一段时间不理解并对傅的“不争气”表示过不满，但傅却表现得很坦然，他与陈寅恪都表示为追求知识而读书，不是为追求学位而学习。尽管如此，没有博士学位总是为一部分知识分子所不屑，后来有人提出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长都是大学问家，傅斯年会什么，凭什么当所长？等等，其实就是对他没拿到博士学位的一种嘲讽。

• 〔2〕《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 〔3〕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新学术之路》（上），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印行。

• 〔4〕《致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原信未署年代，编者据函中内容推断为民国十八年（1929），不确，应为1928年。信中涉李济、杨振声等人。李于1929年春已赴安阳发掘，杨于1929年夏，作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到青岛参加筹备议并筹建青岛大学，已离开清华。

• 〔5〕《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 〔6、7〕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载《感旧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 〔8〕胡适《〈傅孟真先生遗著〉序》，作于1952年12月10日，载《胡适作品集》，第二十五卷，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初版。

• 〔9〕《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文中所提到的罗振玉（1865-1940），浙江上虞人，古文字与古器物学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携王国维等及家人避居日本，从事学术研究。1919年归国，住天津。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1924年奉溥仪之召，入值南书房。1928年迁居旅顺。“九一八”事变后，参与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并任多种伪职。1937年退休后，死于旅顺。

在政治立场上，罗氏由保守逐渐滑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历史罪人。但他在艰难困境中仍把保存和流传古代文化遗产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在整理金石文字、抢救清宫大库档案及敦煌文物、校斟善本古籍、流传名家著述、搜集和考释甲骨文字、研究敦煌文书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罗氏对甲骨文的研究和甲骨学的创建，具有划时代意义和影响。由于他与王国维在这一学术领域所作出的开拓性贡献，被学术界称为“罗王之学”。后来由于董作宾、郭沫若的加入，甲骨学界遂有了“四堂”之说，即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号鼎堂）。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孟世凯统计，从1904年至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之前，有姓名可考且知道甲骨文下落流向的私人挖掘就有9次之多，所得甲骨文除一部分由国内学者收藏外，许多都流失到国外。另据胡厚宣统计，殷墟科学发掘前，外国人收购的有字甲骨约5万5千多片。（孟世凯《百年出土甲骨文述要》；《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由此可见罗振玉等人当时对殷墟甲骨文被挖掘一空的猜测与说法并非凭空想象。

• 〔10〕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结》，载《安阳发掘报告》，1933年4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

• 〔11、16〕《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 〔12〕《安阳殷墟头骨研究·序言》，转引《敦煌考古漫记》，见《夏鼐文集》卷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

• 〔13、28〕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

• 〔14〕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1929年后，马氏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兼古物馆副馆长，1933年7月任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1934年4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另，关于安阳发掘是选李济还是马衡的问题，除张光直所言，还有另外一个插曲。那就是在此前的1926年6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与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会结盟，成为东方考古学协会。但这一协会在成立之后，就学术路数与研究方向及发展前景等问题，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最后竟不了了之。这一分歧最终导致北大考古学派的衰落与清华学派的崛起。据对这一协会作过专题研究的桑兵说：“中日双方在东方考古学协会内部的分歧，最终还是削弱了日本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力，与之关系最密切的北京大学考古学会，成就和影响反而不及清华研究院。日方重视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会，原因之一，是后者（南按：当为前者）在北京的考古学机关中具有官学至尊的地位，看重政府行为的日本学者认为是对华施加影响的有力支撑。与此相对，他们视美国系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中的考古学机构为‘私学’的代表。清华研究院以人类学讲师李济担任主席。凭借较多的资金以及和美国考古学家的有效合作，清华研究院的考古学稳步发展，成效明显，后来成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台柱。该所成立时，主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的马衡，曾主动提出想参加考古组，但遭到傅斯年的拒绝。在傅心目中，志同道合的理想人选是从事新兴考古学的李济而非金石学家马衡。”参见《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桑兵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

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原所长杜正胜将以上问题又作了进一步引伸与推理，他提到1979年夏鼐在记述考古组主任产生时曾说过，“所中提名二人，一位是著名金石学教授，另一位是年轻而具有一定的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归国留学生。蔡元培院长选择后者，后来证明这选择是明智的”。夏鼐所说的金石学教授指马衡（字叔平），年轻学者指李济。对于这一说法，杜正胜认为：“夏鼐虽在史语所工作过，唯其生也晚，对创所的历史并不清楚，也不了解史语所成立时的运作，成员不是院长选的，故多想象之词。史语所设置的目的是在提倡新学术，不是要找闻名的老教授来装点门面。十七年十二月，李济给傅斯年的信谈董作宾第一次安阳发掘，提到‘北大马叔平曾间接表示欲参加此事’，探问傅的可否。可见史语所一成立，马衡就想加入。过了快一年，马衡同时写信给傅斯年、李济与董作宾，正式提出参加考古组的要求，傅斯年立刻拒绝，李济向傅报告他与董作宾商酌过，完全赞同傅的决定。他说‘彦堂已拟以极客气信致马叔平，弟亦将客气地回复他’。这无关乎人事倾轧，而是对知识的态度和追求知识方法的歧异；如果说是门户，那也是‘道’不同的缘故。”

杜正胜又说：“学问有新旧，人有老幼，但二者并无必然关联。傅斯年拒绝前辈学者马衡（时年四十七岁）于千里之外，却对另一前辈陈垣（时年四十八岁）欢迎之唯恐不及。……傅斯年与陈寅恪那么竭诚欢迎陈垣，就是因为他的敦煌研究是‘今日学术之新潮流’，他是一位‘预流’者，取新材料研究新问题，‘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陈寅恪语）。陈垣和史语所志趣相投，而且成绩斐然，可以让欧洲和日本学者不敢轻视中国无人，故引为同道。”（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载《新学术之路》（上），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印行。）1930年，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时代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在他的眼中，陈垣乃当之无愧的“预流”者，可惜的是陈垣一生终未能入主史语所成为专任研究员。

• 〔15〕据考古学家石兴邦在一篇回忆郭宝钧的文章中说：“他（郭宝钧）在考古生涯中，也遇到些不尽如人意处，传说他在中研院时期，不被当时领导所重视，因为当时中研院集中了好些从国外留学回来受过现代科学训练的博士和根基深厚的国学饱学之士，而他是一个土专家。听说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先生，明知他不懂英文，有时和他用英语说话，是捉弄他。”

对郭宝钧遭到的这一不幸，石兴邦则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倒不相信傅先生有捉弄他的意思，因为当时在史语所学者间用英语讲话是常事，我在大学的几位老师就是史语所的研究员，有时和你谈或解释某个问题时，间或用几句英语。我在大学三年级时，给凌纯声院士当助手，在他的套间办公，有时也用英语问话或找材料。我想傅先生用英语向他问话，是习惯使然，不会有恶意。”（《我所知道的郭宝钧先生》石兴邦载《中国文物报》2003年6月1日。）

或许，石兴邦的解释有些道理，但作为留洋的“海龟”，总在一些土包子面前呜哩哇啦地说一些鸟语，总让局外人感到有显摆之嫌，尽管毫无恶意，但令听者感觉不怎么舒服。1945年7月，傅斯年一行抵达延安对中共领导人进行访问，在和中共领袖、当年的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毛泽东长谈时，傅斯年似乎没有用中英文混合的词汇来应对毛。究其原因，在安阳的郭宝钧只是一位普通的土包子工作人员，而此时的毛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月薪只有8块大洋的北大图书管理员了。看人下菜碟，傅斯年也未能免俗。

• 〔17〕《20世纪中国大事年表》，贾新民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 〔18、19〕李济《城子崖·序》，转引《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 〔20〕《东北史纲》（卷首引语），傅斯年、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著，转引《傅斯年全集》，第二卷，374页，欧阳哲生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 〔21、23〕《东北史纲》，第一卷，第一章，转引《傅斯年全集》，第二卷，396页。

• 〔22〕潘光哲《傅斯年与吴晗》，载《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

• 〔24、26〕《安阳发掘报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编，1933年4期。

• 〔25〕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年），瑞典地质学家，对于中国近代考古学特别是史前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作过重要贡献。他于1914年应中国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张謇之聘来华任矿政顾问，此前他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教授，兼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曾两次率考察队赴北极、南极探险，对未知领域有强烈的探寻、求知欲望。1910年任国际地质学大会秘书，并组织过国际性的铁矿资源调查活动，主编了《世界铁矿资源》等学术名著，当时已是享誉世界的著名地质学家。来华初期，在丁文江主持的地质调查所协助下，安特生对中国北方的煤铁资源，如对斋堂煤矿产煤和储煤情况，华北龙烟铁矿的发现与调查等作了大量工作。由于当时处于风雨飘摇和军阀混战状态下的北洋政府，“没有人会利用他这样的专家”，导致这位年薪18000块大洋的顾问（当时北大名教授的月薪是300多块大洋，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月薪大洋8块）长期处于休闲状态。

在这种情形下，安特生偶然于北方地质调查中发现了古生物和新石器时代的器物，同时敏锐地感觉到其中蕴藏的巨大科学价值，从此他的兴趣和热情迅速转入了中国史前考古发掘与研究领域。在地质调查所主要负责人丁文江、翁文灏的支持下，安特生从瑞典方面争取到资助经费，以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任委员长的瑞典中国委员会（1919年成立），先后向中方提供了85万克朗的资助。正是得此慷慨资助，才使安特生在中国大地上大显身手，先后在内蒙古发现了绥远青铜器，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著名新石器文化遗址，在甘肃发现彩陶等，从而提出了著名的“仰韶文化”概念，并成为中国学生历史课本中的重要一页。在这一时期，通过安特生对北京西南的房山县周口店龙骨山等地区化石的调查研究，引发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重要的科学大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发掘和研究。（参见李学通《为中国科学“打工”的洋人》，载《中华读书报》，2005年7月13日）1926年，安特生衣锦荣归，在他的祖国受到了空前隆重的迎接。不久在斯德哥尔摩筹建了远东古物博物馆并出任馆长，以整理所搜集标本终了一生。安氏有《中华远古文化》、《黄土的儿女》等英文著作问世。

1927年1月10日，梁启超在清华园观看李济运回的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器物后，给远在美国的梁思永写信“这几年来（民国九年以后）瑞典人安特生在甘肃、奉天发掘的这类花纹的陶器，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想翻这个案。”所谓“这个案”，就是指学术界争论许久的中国文明起源是土生土长的，还是由西方传入的问题。随着欧洲殖民主义兴起，部分外国人的文化殖民心理也随之膨胀，不承认中国古代文明有自己独立的起源。如17世纪中叶，耶稣会士、德人祈尔歇（Athanasius Kircher，1601—1686）就提出中国文明源于埃及说。此人在1667年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国图说》一书中，说《圣经》所载的闪的子孙率领埃及人来到中国，把古埃及文字传授给中国人。此后持中国文明西来说者层出不穷，一个共同特点是否认中国文明的远古，不相信远古的中国人会创造出辉煌的文明（参见李学勤《古代文明与“夏商周断代工程”》，载《炎黄文化研究》，第3辑，1996年。）

1983年3月，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应日本广播协会（NHK）邀请，针对颇受争议的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在日本作了几场演说，夏氏称：“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在西方，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这种说法，很久以来就有了。18世纪后半，法国人约瑟夫·德·岐尼（Josephde Guignes，或译德经）认为，中国人乃是从埃及殖民过来的。另外两位法国的汉学家波提（M.G.Pauthier）和卢内尔曼将汉字和楔形文字进行比较，提出了中国文明和巴比伦文明有亲缘关系的说法。英国的东方学者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将中国文明和美索布达米亚的乌尔地方的迦勒底文明相比较，也认为两者之间有某种关系。英国的理格（James Legge），提出了诺亚的子孙东行来到了中国之说。德国的李希霍芬也主张中国人是西方移入之说。”而“上述种种说法，无非都是出于假设。但安特生发现了彩陶并指出这和苏联中亚的安诺及南俄的特里波列等处的彩陶相类似，于是为西方起源说提供了有力证据。”（《中国文明的起源》，夏鼐著，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

事实上，自1921年始，安特生在各地从事地质调查期间，由于发掘了河南省仰韶遗址，调查了甘肃青海地方（1923—1924），因而搜集了大量的彩陶。在这个基础上，他将甘肃的史前文化分为六期，构成了当时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分期的标准。由于彩陶的发现与分期，安特生也力主中国文明西来说。这个臆测的学说对东西方学术界都产生了至深且巨的影响，号称中国学术界新派领袖的胡适也为其所惑，并大放厥词，胡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说：“发现渑池石器时代的安特生，近疑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新石器时代），我想他的假定颇近是。”（见《古史辨》，第一册，120页）又《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0年12月6日载：“如我在六七年前，根据渑池发掘的报告，认商代为在铜器之前。”但后来通过李济、梁思永、刘燿、夏鼐等几代考古学家数十年田野考古工作的努力，终于以活生生的材料推翻了安特生的妄说，包括安特生本人在内的东西方学术界人士开始重新审视中国青铜时代的历史，并认为商代已属于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为此，胡适也不得不破除他持之甚坚的“商是新石器时代”的荒诞言论，改为：“在整理国故的方面，我看见近年研究所的成绩，我真十分高兴。如我在六七年前根据渑池发掘的报告，认商代为在铜器之前，今安阳发掘的成绩，足以纠正我的错误。”（1930年12月6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演讲词，载《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0年12月6日条。）

中国学者经过数年努力得出的学术成果，不但推翻了安特生对彩陶——龙山——齐家文化谁先谁后的文化分期，还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的文明既不是西来，也不是东来，它就起源和来自这个具有无穷创造力和光荣历史的伟大民族本身。

• 〔27〕石璋如《考古方法改革者梁思永先生》，载《新学术之路》（上），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印行。

• 〔29〕杨杏佛（1893—1933）名铨，以字行。江西玉山人，1911年入唐山路矿学堂。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处收发组组长。11月赴美国留学，先后入康乃尔大学、哈佛大学学习机械工程、工商管理和经济学。1920年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科教授兼主任，后任东南大学商科主任。1924年任孙中山秘书，1926年同恽代英等成立“中国济难会”。1927年任蔡元培主持的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副院长，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代所长。1931年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1932年12月18日，参与蔡元培与宋庆龄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杨任同盟筹备委员会副会长兼总干事。此举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与诛锄异己分子大为不利，双方发生冲突，势若仇寇。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在上海被国民党高层指使特务暗杀，并以炸弹及恐吓函送蔡元培寓所以示警告，蔡乃迁居沪西以避之。从此，蒋介石与蔡元培之间的利用与被利用关系算是彻底了断了。

与杨杏佛同为上海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的鲁迅冒着生命危险出席了杨氏的葬礼，送殓时，天降下雨，鲁迅触景生情，有《悼杨铨》诗传世：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杨死后一周年忌日，也就是1934年6月18日，学术界胡适、李济等人尊称的“丁大哥”，时为北京大学地质学研究教授、被誉为“中国地质学之父”的丁文江，接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请求，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上任后，以他的精明才干，很快为研究院按西方学术模式创设了评议会、基金保管委员会等机构，从制度上完善了中央研究院的机构职能。一系列机构的创立，标志着中央研究院从一个半新不旧的学术团体，过渡到具有现代科学体系的学术研究中心。1935年12月初，丁文江应铁道部部长顾孟馀之请，到湘南探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12月初8日，丁文江在衡阳铁路局招待所晚寝，是日烈风聚雨，温度陡降，因下矿而一身疲惫的丁氏遂将室内门窗全闭，沐浴入寝，倒头便睡。谁知是夜风雨过猛，壁炉中煤烟不能上升，倒灌室内，遂致中毒。9日晨，呼吸急促、奄奄一息的丁文江被仆人发现，请路局医生救治，后辗转至声名赫赫的长沙湘雅医院施救。1936年1月5日，医治无效病逝于湘雅医院。

丁去世后，傅斯年曾撰文警告国人“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善良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备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者。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载《独立评论》第一八八期，1936年。）

• 〔30〕《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31〕《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转引《寻找真实的蒋介石》，杨天石著，出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 〔32、37〕杨天石《胡适曾提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载《抗战与战后中国》，杨天石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 〔33〕李祖荫《胡适受窘北大礼堂》，载《纵横》2004年9期。

• 〔34〕《胡适日记全编》（1933年3月13日条），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下同。

• 〔34〕《胡适日记全编》本日条后附记。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 〔36、42〕《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

• 〔38〕《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胡颂平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 〔39〕五四运动对曹汝霖刺激很深，他发誓不再过问政治，愿做在野之民。据曹汝霖云，抗战前他曾受邀到庐山谒蒋介石，并在庐山住了数日。曹说：有一天蒋招待午餐，并相约到别室谈话，“蒋先生精神充沛，态度从容，没有自尊自大之意，却有诚恳亲近之感。坐定后，他即问，你对日本战事，怎样看法？我略谦逊道，我以为九一八事变之后，经过五六年，当时日本政府尚无扩大战争之意，且有控制军人之力，那时却是谈判的机会，可惜张宋两位都没有与他们诚意谈判，失此机会。后来日本不守塘沽协定，节节推进，占领地方已不少。虽然占领的只是点与线，已使国军攻守为难。目下日本政府已没有控制军人之力，要想和平解决，摄于军人，无从谈起。军人气焰愈高，欲望越大，少壮军人已渐抬头。此时我们决不能谈和，为民族为国家，只有抗战到底一途了。蒋听了微点首。……后众异问我，君向主亲日，何以对蒋先生说抗战到底的话，莫非违心之论？我曰不，所说的都是由衷之言。我主张亲日，不是亲帝国主义者的日本。现在他们侵略我国，与我为敌，怎能再讲亲善？”（《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曹汝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会2009年出版。）

抗战爆发后，日本想延揽旧北洋政府各部次长以上的官员出来任职，曹、陆、章三人都拒绝了，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华北伪政权给他挂了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的头衔，据说曹汝霖并无实权，从不到职视事，不参与汉奸卖国活动。章宗祥1928年后寓居青岛，1942年亦被挂上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的头衔。抗战胜利后戴笠进北平捉拿汉奸，首先就把曹、章扣了起来。后来曹汝霖给蒋介石写信，声明自己一直经商，从未出任过伪职。蒋接信后让戴笠放人。戴笠并当场向曹汝霖致歉。曹又代章宗祥求情，证明他也不曾出任过伪职。蒋介石问明其人就是五四运动中挨打的那个“章”以后，也下令把他放了。

• 〔40〕《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

• 〔41〕《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63页，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

• 〔42〕《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第四章　流亡岁月

战争催生的中央博物院

就在上海战事正酣，蒋介石铁定了心要与日军决一雌雄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开始设法动用运输力量，把国家珍藏的宝器、工业设施、战略物资和科研设备，经长江、陇海铁路和各条公路悄悄运往内地，以保存实力，长期抗战。与此同时，根据国民政府的命令，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与平津两地大学也开始向长沙与西安一带迁徙。

决策既定，傅斯年立即指示中央研究院各所捆扎物资仪器，打点行装，准备起程。

早在淞沪战事爆发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已根据战局演变，在富有远见和责任心的李济指挥下，开始对历次发掘的器物和各种器材打包装箱，准备内迁。据史语所《大事记》民国二十六年七月条：“本所随本院西迁，先选装最珍贵中西文图书、杂志及善本书共六十箱，首批运往南昌农学院，其余一千三百三十三箱分批运长沙。但部份殷墟出土的人骨、兽骨及陶片等，限于运输工具，暂留原址。”八月条：“本院组织长沙工作站筹备委员会，本所迁入长沙圣经学院，所长傅斯年仍留南京，派梁思永为筹备会常务委员。〔1〕

此次行动，按照史语所研究人员石璋如的说法：“因为南京离上海很近，战事吃紧，所以先行装箱。”在具体作业中，首先选择重要的文物装箱，“像骨头就选人骨，其它部分就留下，这也是一种决定。”〔2〕根据不同的情况，傅斯年与李济、梁思永商定，已捆装完毕的六十箱最珍贵中西文图书及善本书等，由李济亲自负责押运到南昌农学院保存，其他一千三百多箱出土器物，陆续运到南京下关码头装船，分批运往长沙，由梁思永总负其责，组织雇用船只、运输和安置。

就在史语所人员装船过程中，上海战事已到了最为酷烈和决定胜负的阶段，日本飞机开始飞往南京实施轰炸。在炮火硝烟中，一批又一批满载着成箱国宝的轮船悄然离开下关码头，沿长江溯水西行。史语所大部分人员连同家眷一同随船起程，也有个别人员如那廉君、石璋如等乘火车从陆路绕道赶赴长沙。

由于从内地迁来的机关太多，整个长沙市显得异常拥挤混乱。圣经学校是一座三层楼的建筑，空间较大，且有地下室可储藏东西与躲避敌机投下的炸弹。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师生已陆续来到长沙，并借用圣经学校上课，大部分房间已被三校占据利用，中央研究院只分配到三层楼的学生宿舍及一小部分教室，史语所运来的所有箱子都放在地下室暂存。10月之前，史语所人员一直忙于装船运输、搬运和整理，差不多到了10月中旬才开始安顿下来。因梁思永一直在南京组织装船运输，长沙的搬运工作由董作宾、石璋如等人具体实施。当梁思永随最后一只轮船抵达长沙并与梁思成一家见面时，已是10月上旬，这时李济正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的身份，率领部下奉命押运一百多箱国宝级文物沿长江溯流而上，艰难地向重庆行进。这批文物是此前从北平抢运出来在南京暂时收藏的。

1931年9月18日，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进一步向华北地区进犯，威胁平津，中华民族进入了危难之际。鉴于清末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导致大量价值连城的文物遭到焚毁和劫掠的悲惨命运，考虑到北京故宫等机构保藏的文物有在战火中被焚毁或遭日军抢劫的可能，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等有识之士，电告南京中央政府，提出了尽快把文物南迁以避刀兵之灾的意见。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得到国民政府批准，北平几家存有文物的部门于1932年底商定派员精选文物，紧急装箱南迁。除故宫博物院集中的13427箱零64包外，另有古物陈列所、太庙、颐和园、国子监，以及奉天、热河两行宫等处文物6066箱，由国民政府委托故宫博物院派员一起将其南迁——这便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第一次国宝南迁大行动。1948年底，这批宝物中的相当一部分精品随蒋介石政府迁往台湾，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由北平南迁的文物先运到上海暂存，同时利用南京朝天宫旧址，修建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长期存放。因南京分院只能容纳原北平故宫运出的文物，一同运往上海的其它部门如太庙、颐和园等原有6066箱文物无处存放，经蔡元培倡议，于1933年4月在南京成立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暂时接管这批文物。中央博物院隶属教育部，办公地点设在鸡鸣寺路1号，在中山门半山园征地12.9公顷，原拟建人文、工艺、自然等三大馆，后因时局关系，仅建一座人文馆（即后来南京博物院大殿）便仓皇撤离西迁。

中央博物院徽章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成立后，蔡元培出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傅斯年为筹备主任，延请翁文灏、李济、周仁分别为自然馆、人文馆和工艺馆筹备主任，并确立了“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智识之增进”的宗旨。同年10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77次会议作出决议，将北平古物陈列所（南按：1914年袁世凯政府设立）迁到南京的文物拨付给中博筹备处。1936年，再度把原国子监（南按：1911年成立的北平历史博物馆所在地）、颐和园等处迁往南京的文物，全部拨付给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这两批文物入库，不但成为正处于襁褓中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藏品的基础，同时也奠定了日后在文博界举足轻重的大腕级地位。

除政府明令拨发的南迁文物，中博筹备处自成立之始，就有建成一个名至实归的国家乃至世界级博物院的构想，于是开始从私人收藏家手里征集文物。1933年10月，在蔡元培、叶恭绰、李济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以3.4万元的价格，购进了闽侯何叙甫绘园古物2000余件。再后来，随着不断收购、拨交和派员主动到田野进行考古发掘，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很快集中起全国第一流珍品约三十万件，其中包括绘画中的《历代帝后像》、《唐明皇幸蜀图》；铜器中闻名中外的《毛公鼎》等稀世珍宝。1934年7月，中博筹备处主任傅斯年因兼职过多，决定辞职，由李济继任，原安阳考古发掘队队员郭宝钧任总干事，工作人员有王振铎（天木）、赵青芳等。

也就在这一年，开始成立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特聘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为专门委员，进行初期筹备建设规划，并向全国建筑界人士征集建筑方案。建筑委员会成立以及梁思成的介入，是李济继与梁启超、梁思永共事之后，又一次与梁氏家族成员密切合作。1935年，著名建筑师徐敬直设计的方案当选，后徐氏会同梁思成将方案稍加修改，建筑外部仿辽代宫殿式，内部结构则中西合璧，使整个建筑群具有独特风格和磅礴的气势。按照国民政府“把中博建成亚洲乃至世界一流博物馆”的规划和设计方案，1936年第一期工程开工，以中博筹备处为代表的业主与德国著名的西门子公司签定合同，由对方提供建筑材料，并负责安装电梯、电话及排气扇等通信、通风等当时世界博物馆中尚属珍稀的一流高科技设备。意想不到的是，1937年7月，由于卢沟桥事变爆发及日寇大举入侵上海，南京告急，第一期工程刚刚完成四分之三（人文馆）即被迫停工，所有人员连同收藏的稀世珍宝，开始了又一次历史上最为悲壮的大迁徙。

卢沟桥事变爆发当天，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在李济领导下，把一部分书画等珍品密存于上海的兴业银行。上海战事兴起后，李济负责押运史语所六十余箱中西文杂志及善本书安全运往南昌农学院，迅速返回南京，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人一起，商讨由北平迁来南京大批文物的转移办法。协商的结果是，文物分三批运往川、陕、甘等地。根据各自的分工，这年10月中旬，李济奉命押运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的一百余箱国宝级文物，乘船沿长江赴重庆密藏。工作人员随船撤离南京迁往重庆沙坪坝暂住。当一切安排妥当后，李济又急如星火地赶往长沙与史语所同仁会合。此时已是11月下旬，中央研究院迁来的史语所、社会学所等几个所基本已安顿下来。当得知梁思成一家从北平迁往长沙后，李济决定登门拜访，在梁思永带领下，二人来到了梁思成一家的临时住处，自此便有了离别后再度相会的机缘。

此时，主客双方都没有意识到，随着这个机缘的重新聚合，梁思成一家与李济一家及其所在机关，一起度过了漫长的九年流亡生活。

华北沦陷

长沙临时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几个研究所，于圣经学院陆续安顿下来，沦陷区大批机关单位、知识分子、工人、商人、难民、乞丐、流氓、无产者等等各色人物，潮水一样纷纷向长沙涌来，整座城市已呈人满为患，混乱不堪之势。而每一股难民潮的涌入，都标志着前线战场国军不断溃退以及大片国土的连连丧失。

1937年9月20日，华北重镇保定失守！

10月10日，石家庄城破，日军开始向黄河沿线疾速推进，整个北中国陷入空前危急！

10月11日夜，在南京的傅斯年给远在美国的胡适书写Confidential〔密〕信，对国内政治、军事情形作了如下披露：

1、国内抗战之意识有增无减，老百姓苦极而无怨言。上海前敌兵士，真是再好也不能了。这次最可佩的是革命军将士，最无聊的是南京官僚。太子（南按：指孙科）有排德、意以便取信于苏联之说，为General（南按：指蒋介石）大教训一下，以后他们也消声了。王陆一因在dugout（南按：防空洞）玩女人，被免职。外部之吴司长亦以逃走免职，这是差强人意的。

2、两广对出兵助战之卖力气，可算一百分。广西军大批北上，全省总动员，广东军在上海战死、伤数万人，看来历年的“人事问题”算一扫而空了。阎、韩亦皆好，如理想，阎尤奋勇（南按：指山西省主席阎锡山、时兼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韩至最近亦奋起（南按：指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时兼任第五战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只是那些杂牌军如东北军、二十九军，太不好生打了。

3、上海方面，今日之战线大致与先生走时差不多。上月十七八左右曾有一度危险，General亲自出马，转危为安，并且攻下一段。北四川路一段，北站、江湾仍在我们手中，浦东只是大炮比武，敌未能登岸。此一线中，我们是以血肉抵抗飞机、大炮，不消说死伤之多，数目听到吓死人。但千古未有之勇敢，完全表现。这是抗日训练之大成功。

4、……。

5、津浦路糟透了。二十九军闻声即跑，不战失静海，闻汽船而失马厂，敌以数千人长驱直入，我们十七师不知何在，冯指挥不动。幸广西军大批已开上，韩亦上前了（以前谣言甚多，大前日方明白，昨日韩下手令教全省公务员至死抵抗，韩亦以精兵上前）。目下此一路将由李宗仁及韩指挥决守黄河北岸，李大致三、四日内可至前方。人云李、韩交情不错。此线现战于平原。

6、平汉路也弄到一塌糊涂。刘峙已革职查办，目下调冯指挥。此线现在石家庄打着。7、晋绥局面皆坏于刘汝明二十九军也。刘乃一准汉奸，最初拒绝汤恩伯入察，后来汤守南口，彼在后方溃退，以致中央军大吃亏。刘退之前，傅作义来援，到张垣则满地红旗，皆汉奸之信号也。傅乃退，转为刘军缴械。刘军沿路缴傅、汤诸军之械，直溃到山西。李服膺又不行，于是大同不守。但后来老阎大拼命，打了几个大胜仗。倭寇乃括满蒙伪军共约十八万来犯，沿长城各口皆攻，遂失茹越口，而贼直入矣。但中央军八师日内已赶上，老阎卖气力，八路军（共）在后面作游击战。大约山西可以支持一下子。可惜刘、李二贼，否则燕山天险，岂易于此哉？〔3〕

人云傅斯年是文人秀才中少数几个懂军事的人才之一，此言大体不差，从他对全国繁乱复杂的军事形势和各军将士心态的了解分析可见一斑。

师长刘汝明赠给部下的奖品，似乎在喻示自己的委屈

1937年8月1日，蒋介石令派绥远主席傅作义为阎锡山属辖的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为前敌总指挥，从绥远和山西向张家口增援。同时，军事委员会设立保定行营，任命徐永昌为主任，林蔚为参谋长，督寻河北省区战事。8月6日，蒋介石同意将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任命宋哲元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刘峙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分别负责指挥津浦路和平汉铁路北段与敌作战。傅斯年在信中所说的“准汉奸”刘汝明，当时被编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手下，出任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傅作义为总司令）兼一四三师师长，另兼察哈尔省主席，直接指挥的部队为两个师一个保安旅与敌作战（第一集团军其它部队在河间、大名一带阻敌），由于刘汝明军阀割据心态甚重，一心想保存实力，与阎锡山、傅作义、汤恩伯等将领合作并不融洽，遂致绥察晋一线战事一塌糊涂，最终导致张家口、南口等战略要地相继失陷。

就华北情形论，按照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部署，先行巩卫南口，使战局形式趋于稳定，而后立刻发动对张北、商都的进攻，尤其着重于张北的争夺。但刘汝明对于张北汉奸的逆袭，竟延迟一日始行动，而且当他进至张北城边时，又复误信伪军首领李守信之请求，请其缓兵一日，即可反正云云。就在刘汝明犹豫不决之时，日军纷纷调兵援守张北，并以李守信为前锋，向刘部反袭，张北前线形势陷入混乱，直至导致张家口与南口两处军事重镇相继失陷。

山西省辖境天镇、阳高在张家口以西，大同以东，它不但是山西的门户，同时还屏蔽着绥远的东南。而它的西南是柴沟堡，从这一带直至大同，由晋军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率部把守。当南口危急时，晋军总首领阎锡山接到急电，曾下令李服膺率部由柴沟堡出援南口，可是李氏不但抗令不救，反被日军从柴沟堡一炮所吓，退走天镇、阳高。

日军占领南口与张家口两镇和交通咽喉，察哈尔全省很快被其控制。于是，日军复以张家口为根据地而进攻大同与张家口之间的军事要塞天镇、阳高，叩山西之门户，以取大同。在这关乎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李服膺依然消极抵抗，致使天镇于9月8日失陷。第二天，丰镇告急，孤山与兴和相继陷入危急。与此同时，日军的另一路则用七辆坦克冲进李服膺司令部所在地阳高，李氏率众参谋人员出逃，阳高随之沦陷。13日，大同陷于敌手，晋省门户洞开，敌军大队人马分两路向内地扑来，进太行，叩雁门关。时分兵驻守阳高、蔚县、广灵、灵邱、涞源等平汉与平绥路间唯一可连接地带的刘汝明部，见日寇气势汹汹，纷纷溃退，致使局势江河溃堤，不可收拾。虽有中共指挥的八路军林彪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对日军予以严重打击，但仍未能阻止敌人南下的步伐，具有“天险”之称的雁门关于9月27日弃守。

当此之时，能给予中国以枪弹支援的列强只有苏联一家，而由苏联运往中国的线路有二：一条是经外蒙古、内蒙古、山西大同至内地；一条经新疆、甘肃、陕西，连接陇海路。如果大同、雁门关失守，太原自是难保，中苏枪械运输线即被掐断，这对交战正酣的上海战事乃至以后整个中国的持续抗战，无疑是致命打击。对此，蒋介石闻讯极为震痛，其悲愤痛扼之状从14日蒋氏日记中可以看到：“阎之罪恶甚于宋之（失）平津，其为无胆识，一至于此，实为梦想所不及也，可痛之至。对于苏俄之运货交通更生难矣。”

为保上述通道不被斩断，蒋介石遂有加强上海战事，以吸引日军主力，保住中俄运输线的作战计划。

蹲守在山西老巢的阎锡山同样深知大同与雁门关失陷对三晋和中国全局抗战影响之巨，盛怒之下命人将败军之将李服膺押解至太原，来了个挥泪斩马谡，以振军纪。10月3日晚，李服膺在太原被枪决。未久，蒋介石下令对刘汝明撤职查办。〔4〕

一代枭雄阎锡山

雁门关失守，日军随即突破晋军阎锡山部设在晋北的长城防线，进逼太原以北的忻州要塞。为挽回颓局，阎锡山下令驻忻口晋军严防死守。于是，双方展开血战，阵地多次反复易手，争夺持续20余日。日军消耗兵力达2万余人，晋军更是伤亡惨重，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等将领阵亡。交战中，日军源源不断地增兵，并伴随猛烈炮火步步紧逼，晋军终于不支，败退太原。自此，整个晋北沦入敌手，著名的风景名胜五台山等殿宇庙堂一并遭到炮火毁坏。

10月13日，石家庄彻底沦陷，日军第一军团沿正太铁路线向三晋大地推进。蒋介石立即抽调第一战区两个军团，由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指挥，火速赶至娘子关增援晋军。

10月29日，南京国防最高会议正式决定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并对外公告，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政府和军民长期抗战，决不屈服于倭寇的坚定信念。

11月5日，河南安阳沦陷。日军的铁蹄踏进了这座历史古城，随军而至的日本“学者”窜到小屯殷墟遗址，开始明火执仗地大肆盗掘、劫掠地下文物，小屯四周被掘得满目疮痍，一片狼藉，大批地下文物被日军劫走。

11月8日，阎锡山弃守太原，三晋大部落入敌手。

11月11日，淞沪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已苦苦支撑达3个月之久。此次战役，中日双方共投入兵力约103万人，日本动用了28万海军陆战队与陆军精锐部队，挟4艘航空母舰、34艘大型军舰、400余架飞机与近400辆战车，与约75万中国军队进行了一场空前惨烈的大兵团会战。中日双方死伤俱重，日方阵亡达10万人，中方阵亡约30万。此次会战的规模与死伤人数，是整个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型的会战之一，无论是后来闻名欧洲的诺曼底登陆，或太平洋战场的硫磺岛大血战，都无法与之匹敌。由于装备与兵员素质等诸方面的差距悬殊，中国军队在苦战三个月后伤亡过重，力不能敌，被迫从苏州河南岸撤出。

11月12日，远东最大的海港城市上海失陷，日军转而围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紧要时刻。

国府西迁（油画）。1937年11月，日军兵临南京城下，林森率国民政府仓促西迁重庆。（左起：立法院长孙科，国府主席林森，监察院长于佑任，行政院长蒋介石，司法院长居正，考试院长戴季陶（现藏南京“总统府”，作者摄）

在如此紧要关头，国民党内的主和派又冒出头来，力主讲和。原坚决反对和议，并力主逮捕主和派鼓吹者胡适的司法院院长居正，此时见华北与上海等地沦陷，转而力主向日方求和，并公开宣称：“如无人敢签字，彼愿为之！”〔5〕11月21日，蒋介石处理南京战守事毕，面对居正等一帮外强中干，见风使舵的政客软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慨叹道：“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而高级将领，亦有丧胆落魄而望和者。呜呼！若辈竟无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之为何也。”〔6〕

12月7日晨，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前往中山陵拜谒，因悲怆过甚，当场晕倒，随众惊骇。稍事休息，蒋携夫人匆匆回寓，继而飞离南京前往江西继续筹划战事。

炸弹落到梁家

国难当头，民族危急，流亡到长沙的知识分子同政府最高领袖一样，从内心深处生发出一种悲愤交织的情愫，这种情愫又迅速铸成哀兵必胜、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坚强信念，一种与国家民族同生死共患难的英雄主义气概，于这个群体中迅速蔓延、升腾、撞击开来。这种令人热血翻滚，魂魄激荡的情愫和气概，梁思成、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几十年后都记忆犹新：“那时，父亲的许多老朋友们也来到了长沙，他们大多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准备到昆明去筹办西南联大。我的三叔梁思永一家也来了。大家常到我们家来讨论战局和国内外形势，晚间就在一起同声高唱许多救亡歌曲。‘歌咏队’中男女老少都有，父亲总是‘乐队指挥’。我们总是从‘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首歌唱起，一直唱到‘向前走，别后退，生死已到最后关头！’那高昂的歌声和那位指挥的严格要求的精神，至今仍像一簇不会熄灭的火焰，燃烧在我心中。”〔7〕

既然战火已燃遍大江南北，国军丧师失地，节节败退，长沙自然不是世外桃源。上海沦陷后，日军一面围攻南京，一面派飞机沿长江一线对西部城市展开远程轰炸，长沙即在被攻击范围之内。不久，梁思成一家即遭到了敌机炸弹的猛烈袭击，灾难来临。

日本飞机轰炸长沙

梁从诫回忆说，一天，忽然头顶有飞机的声音，大批日机首次突袭长沙。由于事先没有警报，梁思成以为是所谓苏联援助中国的飞机到了，而这些飞机很可能是为保护人民大众和流亡的知识分子特地在长沙上空守航，于是怀着一份感动跑到阳台，手搭凉棚对空观看。飞机从楼群上方掠过，机翼上有一个圆形的血色的鬼子徽记。刹那间，几个小黑点从飞机的肚子里喷射而出，“嗖、嗖”地向火车站飞去，那显然是被轰炸目标，而这座初次经受战争洗礼的城市竟没有向市民发出任何警报。小黑点很快变成了头尖脚圆的像小孩子一样大的“亮晶晶的家伙”，梁思成这才意识到是什么，随之车站周围腾起了烟火。巨大的爆炸声与升空的残渣碎石，使他的身心猛地颤抖了一下，头“嗡——”地一震，急转身冲进屋里，一声“炸弹，快跑！”尚未喊完，一枚“亮晶晶的家伙”就飞到眼前落地爆炸。随着一团火球腾空而起，梁思成本能地抱起8岁的女儿梁再冰，屋中的妻子林徽因眼望窗外的火光惊愣片刻，顺势抱起了5岁的儿子梁从诫，搀扶着一直跟随自己居住的母亲向楼下奔去。就在这一瞬间，炸弹引爆后的巨大冲击波将门窗“轰”地一声震垮，木棍与玻璃碎片四处纷飞。一家人连拉加拽，跌跌撞撞地奔到楼梯拐角，又有几枚炸弹落到了院内。在“隆、隆”的爆炸声中，院墙上的砖头、石块随着腾起的火焰向外迸飞，林徽因抱着儿子当场被震下阶梯滚落到院中，整个楼房开始轧轧乱响，门窗、隔扇、屋顶、天花板等木制装饰物瞬间坍塌，劈头盖脑地砸向梁思成和怀中的女儿……。等梁氏一家冲出房门，来到火焰升腾，黑烟滚滚的大街时，日机再次实施俯冲，炸弹第三轮呼啸而来，极度惊恐疲惫的梁思成、林徽因同时感到“一家人可能在劫难逃”了，遂相互搂在一起，把眼一闭，等着死神的召唤。出乎意料的是，落在眼前的那个“亮晶晶家伙”在地下打了几个滚儿后不再吭声——原来是个哑弹。苍天有眼，命不该绝，梁氏一家侥幸死里逃生。

敌机飞走后，流亡长沙的教育、学术界同仁听说梁思成家中被炸，结伴前去探望，据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石璋如回忆：“去到梁家，看见小楼的楼梯被炸毁了，还挂着东西，但是没有楼梯上不去，很惨。家眷幸好躲到别的地方去了，没有事情。另外一件惨事就是在路上发现不知从那里来的、还穿着丝袜的女人大腿断肢，真的很惨。”〔8〕

当晚，梁家几口无家可归，梁思成那“合唱队指挥”的职位自然也随之消散。面对如此凄惨景况，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把自己租来的两间屋子让出一间给梁家居住，张家五口则挤在另一个小房间里苦熬。第二天，梁思成找来几人，把家中日用物品慢慢从泥土瓦砾中挖掘出来。据梁从诫说，当梁思成回到被炸塌的房前时，发现在一块残垣断壁上，有一个人形的清晰血印。据目击者称，此人被炸弹的冲击波平地抛起后，重重地掼在墙上，留下了这个鲜明的血色印记，墙上的人自然成为一块模糊的肉饼。

梁从诫说的这一天，是1937年11月24日，轰炸起始时间大约是下午一点半。此次经过，除了官方的文件档案有大略的记录，随校流亡到长沙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吴宓在他的日记中作了较为详细的披露。吴宓记载说：这一天是星期三，天气晴朗，每年的这一天，自己便遭遇奇特重要的事情，今年特别加以注意，但“未卜其为何事也”。

上午十点，吴宓至明德学校，邀请好友姚家闻一同乘人力车至湘江码头，换乘渡船至湘江西岸，然后步行过湖南大学，登岳麓山，至著名的爱晚亭小坐。只见山谷中，绿树参天，日光照灼，更以到处红叶，实为美境。至黄兴、蔡锷坟庙而止。饮茶休息后，渡湘江，入城，由姚家闻请宴于李和盛牛肉馆，并电邀胡徵夫人前来一同就餐。下午1：30分，几人刚离餐桌，吴宓一直挂念在心的“奇特重要之遭遇”发生了。

吴宓日记叙述道，此时“日本飞机忽至，在东车站投炸弹，毁交通旅馆（方举行婚礼）。及中国银行货仓等，死二百馀人，伤者众。此为长沙初次空袭。当时，远闻轰击之声，楼壁微震，街众奔喧。乃下楼步行而北。行至中山北路，别徵等，宓独沿大街东行。警察禁止行动，而街中人民拥挤奔窜。宓依檐徐进。至湖南商药局门口，被警察饬入局内。众留该局久久，至警报解除，始得出。此时街中人更多，盖群趋车站欲观轰炸之实况，无殊看热闹者，道途拥塞。及宓抵圣经学院已4：00矣。宓当时虽为镇静，惟为K忧（是日K竟外出，还刘佩兰妹款，亦被阻于街中。宓事后知而深责之。）自后，每遇空袭，宓辄虔祷上帝。略谓：宓亦畏死，然不敢惜死。如今日宓当死，惟上帝所命，宓安心就死，毫无怨悔。但愿上帝保佑K，使勿遇祸，使能生还至其母所，俾宓无负K母之托。”〔9〕

吴宓。温源宁对吴氏的形象这样描述：“脑袋的形状像颗炸弹，也像炸弹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憔悴，苍白，头发好像就要披散下来，亏得每天早上都要剃须，还保持着一张脸面清晰的边界，脸上多皱，颧骨高耸，两颊下陷，盯着人看的一双眼睛像是烧红了的两粒煤球——这一切全都支撑在比常人长一半的脖颈上，瘦削的躯体活像一根结实梆硬的钢条（《不够知己》）”

吴宓日记中的K，是吴在清华园的女学生兼恋爱对象，卢沟桥事变之后受聘北平图书馆，未及上班便随吴宓南下，向迁往长沙的北平图书馆报到。面对敌人的轰炸，吴宓对既无社会生活经验，又像乱世漂萍一样稚嫩的K的担心胜过自己。按吴宓的说法，K之南下，是自己力劝的结果，吴必须担负起照料保护的责任，方对得起K本人和她的家人。吴宓认为自己“虽爱K，然以年龄悬殊，决不强求，只愿以至纯洁之心护助之。惟上帝鉴我忠诚，降福于K母女二人”云云。时年44岁的吴宓，自北平至长沙，再至昆明西南联大，所爱恋追求的女人不只K一个，而是有十几人之多，但拉拉扯扯一晃九年过去，吴氏过了知天命之年，不但无丰硕收获，抱得几个美人归，连一根毛也没有得到，徒令时人和后人扼腕——当然这都是后话，暂且不管，接着继续看吴宓日记对敌机轰炸长沙的记述：

11月25日，“宓于正午12：00归抵圣经学院，而毛应斗君仍坚欲请宓宴叙，遂同步至中山北路易宏发餐馆，进西餐。甫食一汤一菜（时为1：30），警报忽响，飞机倏至。是日却未投弹。宓静坐餐室中，毛君甚惶惧，奔避馆中前后各处。宓祷如前，且与餐客中之军官（南京来者）谈。3：00警报解除，乃偕毛君步归。”

11月26日，“下午1：00偕毛玉昆乘人力车拟赴湘雅医院，探Wattendorf华敦德病。中途，警报忽传，市人奔窜，警察禁止，不听。宓等乃舍车步行。至北大路，被阻。为警察拥入衡粹女学内，键户，与诸避难者坐厅中，移时，警报解除。”

11月27日，星期六，阴，微雨。“上午11：00，警报传来。宓时在圣经学院，乃随众至办公楼地室中藏避，校中师生皆集于是。或新交故知，互道寒喧，又述情意。此地室中，乃如一交际会。宓忆《左传》’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宓惟忧念K。守和（南按：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表字，对K小姐也有一举拿下的意向，吴宓对此甚为恼怒和焦虑）亦往来寻K。宓见慈（南按：吴宓曾爱恋之女生）等，独不见K。飞机回翔空中。楼外院中草场，则平铺一极大之美国旗。12：00警报解除。宓等出。’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焉。”

敌机不断前往长沙轰炸，且在一段时间内围绕圣经学院周围展开，显然是有备而来，或为专门对付三校与中央研究院高级人员，于是便有“内部间谍引导日机”的说法传出。

鉴于此情，临时大学与中央研究院长沙管理委员会主持者，共同派员组织了一个巡逻队，当警报发出后，众人都奔赴圣经学院地下室躲避，巡逻队人员则在地面巡查是否有间谍或汉奸躲在某个角落，或明或暗地发信号引导敌机。据史语所派出的巡逻队员石璋如说，巡逻队是一个高度危险的差事，弄不好就要挨炸弹炸，性命难保，但自己既年轻，也就不太在乎。每当警报响起，敌机来临，石璋如与史语所的年轻研究人员刘燿就随巡逻队在街面和各个角落巡查。但几次过后，并没有发现间谍，大家心中不免有些泄气。正在这个时候，一件事发生了。

有一天，警报大作，众人纷纷向圣经学院地下室逃奔，巡查人员各就各位，以警惕的眼睛盯着逃难的人群与各处异样情况。正在众人拥挤奔窜、惶恐喧嚣之时，只见一青年人怀中夹一紫红色长物，无目的地在人群中乱窜，不时停下脚步东张西望，样子十分可疑。巡逻队队长大声喊道：“前边持物之人必是间谍，快给我拿下！”话毕，几名年轻队员飞身冲向前去将持物的青年人扑倒在地。石璋如等众巡逻队员见状，从各个方向奔来将青年人擒获，反扭胳膊将其送入圣经学校一间房内关押起来。

待警报解除，巡逻队员们急不可待地将青年人提出来审问。想不到青年人自称姓刘名致平，是梁思成领导的营造学社中人，大大的良民，不是什么间谍，手中所执长物乃一未撑开的油纸伞。审问者详细查看，确是一把普通的油纸伞，看不出暗藏发报机等特务们使用工具的迹象。经详细审问才知，刘致平原是梁思成任教东北大学时的学生、后投奔梁、林夫妇到北平中国营造学社任法式部助理。当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南下后，刘致平也辗转来到长沙投奔，因初来乍到，没有跑警报的经验，当警报响起，心中惊惶，顺手抓起身边一把油伞就向外狂奔。当跑到街上，又不知向那里躲避，遂不时停留东张西望引起注意，遂有巡逻队员怀疑手中的油纸伞可能是发报的秘密工具，并当做间谍抓捕关押之事。情况弄明，巡逻队找梁思成前来辨认，梁思成来后作了说明，将其保释，事情也就算过去了。后来石璋如说：“刘是东北人，因为有这种事，使彼此熟识起来，才知道他也是很有成就的人。”〔10〕

敌机持续轰炸，整个长沙动荡不安，每天面临着不是家破就是人亡的威胁，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意识到在此很难做成什么事情，遂萌生了离开长沙前往昆明的念头。按他们的设想，远在中国大西南的昆明，离战争硝烟或许还有一段距离，既可以暂时避难，又可以静下来做点学问，是个一举两得的理想处所，于是决心奔赴昆明。而这时的长沙临时大学因校舍不敷使用，文学院改设在湖南南部衡山圣经学校分校，称南岳分校。临大校方要求30余名教职工和约200名学生尽快赴南岳上课。12月1日晚，吴宓及李赋宁、陈慈、张婉英、赵世燕等师生携带行李于寒风中冒雨赶往长沙火车站，欲乘过路火车赴南岳文学院。原定于当晚十一点钟到达长沙的列车，直到次日凌晨五点还不见踪影。据《吴宓日记》载：“中间兵车开过数列，伤兵滋闹，且欲殴站长。此一夜，宓等疲惫已极，且威风凛冽，实不能耐。于是宓主张回归圣经学院。”人员复归本校后，挤在教室里待至天明，各自散去。

12月4日晚，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陈之迈与未婚妻黎宪初（南按：著名学者黎锦熙之女，也是吴宓爱慕追求的女人之一，想不到竟被陈之迈捷足先登。懊恼中的吴宓于衡山分校写密信于黎宪初，揭露此前陈之迈一直与守寡的嫂子同居，且他的寡嫂闻陈氏婚变，欲前来闹事云云，想把陈黎的婚事搅黄。想不到黎宪初接信，仍和陈之迈在长沙举行了婚礼，搞得吴宓灰头土脸。1949年，陈之迈携黎宪初赴台，先后出任“驻美公使”、“驻日大使”、“外交部”顾问等职，1978年病逝台北），于潇湘酒家宴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顾毓琇、吴宓等教授，以示送别。时寒风凄厉，细雨连绵，尽管席间酒酣耳热，但瞻念前途，总难掩心中的落寞与悲凉。宴会在温情目光与“前途保重”的相互叮咛声中散去，各自心中备感凄楚。正如林徽因写给好友费慰梅的信中所说：“我们已经决定离开此处到云南去。……我们的国家还没有组织到可使我们对战争能够有所效力的程度，以致至今我们还只是‘战争累赘’而已。既然如此，何不腾出地方，到更远的角落里去呢？有朝一日连那地方也会被轰炸的，但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了。……除了那些已经在这儿的人以外，每一个我们认识的人和他们的家人，各自星散，不知流落何方。”〔11〕

12月6日，吴宓等师生终于挤上火车向衡山南岳分校驶去。

两天后的12月8日，在一个阴风阵阵，星光残淡的黎明，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五口搭乘一辆超载的大巴车向苍茫的西南边陲重镇——昆明奔去。

清溪阁醉别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走后不久，战场局势进一步恶化，前线传来的消息已到了令每一个中国人都顿足捶胸，揪心裂肺的程度。

12月5日，日军开始围攻南京，中国10万守军在司令官唐生智总指挥下拼死抵抗，伤亡惨重但未能阻止日军的凌厉攻势。延至10日，强悍的日军以精锐部队和配备优良的武器同时进攻雨花台、光华门、通济门、紫金山等战略要地，切断中国军队的后路，南京守军10万将士在血战后不支。危急时刻，蒋介石命令著名战将顾祝同向唐生智传达弃城突围，全军沿津浦路北撤的命令。由于日军早已切断了后路，只有参战的六十六军、八十三军少数部队突围成功，多数将士被困于城郊未能及时渡江而遭日军阻截枪杀。

12月13日，日军攻占了中国首都南京，这座散发着浓重的脂粉与墨香气味的六朝古都，顿时淹没在鲜血、呻吟与绝望的哀号之中。放下武器的国军官兵被集体屠杀，30万手无寸铁的无辜市民遭到杀戮，日本天皇的军队像出笼的野兽一样在大街小巷疯狂强暴泪尽滴血的妇女。连续四十余日的屠城，横七竖八的尸体满目皆是，扬子江成为一条流动的血河，整个南京笼罩在“天雨粟，鬼夜哭”的阴霾恐怖之中。

南京沦陷，日军列队入城

消息传出，举世震动。大海那边的日本国民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纷纷叫喊着拥上东京街头，施放焰火，提灯游行，欢呼着“战争就要结束，中国已被无往不胜的大日本皇军全面征服”等等口号。整个日本四岛大街小巷灯火闪耀，人潮涌动，许多人拥抱在一起，喜极而泣。此时，全世界每一个关注中国命运的人，都感受到了1937年隆冬那来自远东地区强烈的震撼与滴血的呼喊。

紧接着，杭州、济南等重量级省会城市于12下旬相继陷落。

由于平汉铁路沿线保定、石家庄、新乡等军事重镇相继失守，长江沿岸上海、南京、芜湖等地区陷落，骄狂的日军开始集结精锐部队，沿长江一线大规模向西南方向推进，地处两条干线交汇处的军事要镇武汉三镇，立即成为中日双方瞩目的焦点和即将进行生死一搏的主战场。

12月14日，蒋介石由江西抵达武昌，紧急布置军事防务。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加紧了武汉大会战的策划和兵力集结。与此同时，日本内阁与大本营召开联席会议，提出对华四项新的和谈条件：中国放弃抗战；承认满洲国；设立非武装区；对日赔款。

12月15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会议情况是：“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12〕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原本就对抗战信心不足，此时大放厥词，散布战败亡国论。次日，他向蒋介石提出，“想以第三者出面组织，以为掩护”云云。此时汪精卫企图抛弃抗战国策，在国民政府之外另树一帜，号令诸侯。而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也顺胡溜须地从“倾向和议”变为“主和至力”。〔13〕

面对一堆饭桶与软蛋们的嚣叫与哀嚎，蒋介石瞪圆了双眼，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哪怕只剩一兵一卒也要战斗到底，誓死不降。为增强军民抗战信心，12月17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号召全国军民放弃一切和谈幻想，坚决地、不能有丝毫动摇地团结抗日，并公开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谓“中国持久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之国土从内到外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致敌于死命。……最后胜利必属于我。”〔14〕这是中国政治军事高层最早公开提出对日采取持久战争以赢得最后胜利的伟大的军事战略构想。

12月29日，蒋介石顶着汪伪投降派与一切悲观主义分子的强大压力，下定破釜沉舟之决心，与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谈话，再次以强硬的姿态重申日本所提出的四项和谈条件是“等于灭亡与征服，我国自无考虑余地，并应坚决表明，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15〕——这是1937年蒋介石在中国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刻最后一次重要谈话。此时的蒋公再次以哀兵必胜的悲壮之情，明确表达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与日寇决一死战的坚定信念。这一信念与政治策略的意义，正如著名史家、外交家、原清华大学教授、曾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的蒋廷黻所言：“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委员长慎重避免任何刺激日方的行动。他比别人更清楚对日战争的严重性，无论是物质方面的或是人员方面的。战争一旦开始，他从未表示他要接受日方所提的和平条件……他认为在那个军事节节失利的非常时期来谈和，一旦失败，必致影响士气。即使和谈能够成功，也只能达成一种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因而，“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直到今日，仍不知道蒋委员长在八年抗战期间一柱擎天的力量。”〔16〕

大战在即，而长沙与武汉只有300公里之距，一旦武汉失守，敌人必溯水而上，长沙势难独撑。面对危局，无论是刚组建不久的临时大学，还是中央研究院在长沙的研究所，又一次面临迁徙流亡的历史性抉择。

何处才是安身之地？长沙临时大学委员会在迁往重庆还是昆明之间摇摆不定，有师生认为立足方定，正好弦歌不辍，倘再兴师动众迁徙，不但劳民伤财，荒时废业，甚至是杞人忧天，自寻烦恼。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闻讯，同样认为迁校无此必要，并表示：“即使长沙不安全，尽可以在湖南另找一地，省政府仍愿全力支持办学。”〔17〕广西省政府听到消息，迅速派员赴长沙与临大常委们接洽，积极建议迁到桂林或广西别的安全城市，广西政府和人民愿意倾全力支持云云。

对于这些建议，常委会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武汉万一弃守，长沙必遭攻击，到那时整个城市将陷入混乱和战火之中，再想从容迁徙就万般困难了，其前途也将不堪设想。为学校能够从容不迫地办下去，必须未雨绸缪，在长沙遭受敌军攻击之前就要转移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经过反复研讨，常委们最后决定迁往云南省会昆明，其理由是：昆明地处西南，距前线较远，且有滇越铁路可通海外，采购图书设备比较方便。更重要的战略意义还在于，一旦内陆全部被日军攻占、封锁，还可通过滇越铁路在西南之地甚至海外予以周旋，为民族复兴保存最后一批文化种子。时为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龙云闻知，表示出极大热情。但此人属于独霸一方的军阀，号称云南王，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被蒋视为脑后长有反骨，需日夜提防的三国时代魏延一类的人物（南按：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因而，对于这一方案，尚不算糊涂且深谙官场规则的王世杰与教育部官僚均不敢定夺。蒋梦麟于焦急中径直赴武汉面见蒋介石陈述，但不便向车胎上扎针——泄气，直白地说一旦武汉弃守之类的丧气话，只说昆明可通安南直达海外等等，蒋介石心知肚明。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在1938年1月上旬得到最高当局批准。

1月20日，长沙临时大学第43次常委会作出即日开始放寒假，下学期在昆明上课的决议。规定全体师生于3月15日前在昆明报到，同时通过了一系列迁校的具体办法，组建了由蒋梦麟为主任的昆明办事处。2月15日，蒋梦麟飞赴昆明，主持建校事宜。

就在临时大学高层人物蒋梦麟等来回奔波商讨迁校之际，中央研究院长沙工作站委员会几名常务委员，也在紧急磋商进退办法。此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已转往香港，傅斯年随中研院总办事处迁往重庆。在群龙无首的境况中，中研院在长沙几名委员的讨论未能达成共识，谁也不知要流落何处更为有益。梁思永以中研院长沙工作站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与史语所代所长李济共同召集所内主要人员开会，商量本所的去留问题。经过一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激烈争论，尽管未能最终确定目标，但总算拿出了一个大概的应对策略，这就是许多年后石璋如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为了此地同仁的安全，不能够留在长沙工作，要再搬家。搬家的地点目前虽然还未确定，只有一个先决原则：同仁的家庭没有沦陷的话，就先回家；家庭沦陷的话，可以跟着所走，只是地点未定；若不想跟着所走，也可以自便。决定此一原则之后，就让各组自行商量。”〔18〕

史语所考古组（三组）经过协商，决定先把个人手头的工作尽快结束，全部交付主任李济处，尔后再谈个人去留问题。经过几天的紧张忙碌，所有资料全部收集起来，按顺序打包装箱，倘日后有其它人接手，可以按照原来的顺序继续工作，不至于茫无端绪。待这项工作结束后，李济召集考古组全体人员集会，议决各人的去留问题。商量的结果是：李济是组主任，不能走；董作宾专门研究甲骨，安阳出土的所有甲骨都需要他负责保管研究，因而也不能走；梁思永正研究殷墟遗址西北冈出土的器物，同时又是中央研究院长沙工作站管理委员会常委，即使走，也要等各所的事务告一段落才能走，因而暂时不动。同时，李、董、梁三人属于中央研究院的高级委员，各自都带有家眷，上有老，下有小，所谓拖家带口，真要走也不是件容易之事，不到万不得已，前行的脚步是不易迈出的。

李、董、梁“三巨头”无法脱身，史语所考古组的“十大金刚”却要各奔东西了。

老大李景聃是安徽人，家乡尚未沦陷，表示乐意回去。老二石璋如是河南偃师人，当时洛阳一带还在中国政府的控制之下，偃师属于尚未沦陷的洛阳地区之一部分，因此石璋如也要回家乡暂住。老三李光宇是河北人，家乡那个偏僻村落虽没进驻日本鬼子，但他一直负责管理三组的出土器物，因而不能走。老四刘燿（尹达）是河南滑县人，家乡已经沦陷，他自己表示要投笔从戎，奔赴延安投奔共产党抗日。对于这一抉择，众人觉得中央政府领导的国军就在眼前，与整个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武汉大会战即将打响，而刘氏却弃而不投，偏要远离血与火交织的正面战场，越长江，跨黄河，跋山涉水，不远千里到后面的山沟里来一个“敌进我退，敌跑我追”的游击式抗日，颇有些不可理喻和过于“圆滑”，并担心这种“游击”会不会变成介公所说的“游而不击”。但想到人各有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也就不再理会，随他去罢。〔19〕

“十大金刚”中的老五尹焕章在安阳发掘之后，被河南古迹研究会留下来帮忙，压根没到长沙，也就不存在走与留的问题了。老六祁延霈是山东人，家乡已沦陷，家人已流亡到重庆，他决定到重庆寻找亲人。老七胡福林（厚宣）是河北人，家乡属于最早沦陷的一批，两眼茫茫已无退路，到前线战场跟鬼子真刀真枪地拼几个回合，来个刺刀见红，胡氏既没有胆量，又不情愿到沙场送死，只好表示跟着所走。

老八王湘是河南南阳人，家乡尚未沦陷，但他年轻气盛，好勇斗狠，属于典型的愤青一族，平时经常与流落到长沙的大学生在茶馆酒肆吃吃喝喝，拉拉扯扯，发表一些“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众人皆醉我独醒”之类惊世骇俗的豪言壮语。当时长沙临时大学曾布告学生，凡愿服务于国防机关者，得请保留学籍，并得由学校介绍，张伯苓还担任了临时大学的军训队队长兼学生战时后方服务队队长。据蒋梦麟在他的自传《西潮与新潮》中说，有了这一战时规定，临时大学共有350名以上的学生满腔热血投笔从戎，或参加了各种战时机构（南按：北大校史记载共295人）。——这是后来西南联大学生大批参军的先声，也是这些青年学子们人生悲剧的开端。王湘受这股风潮的影响，决定跟随临时大学的学生到前线参加抗战，与鬼子真刀真枪地干上几个回合，来一个“我以我血荐轩辕”或“头颅掷处血斑斑”。既然王湘本人有这份热血与激情，乐意提着脑袋在战场上抵挡日军的指挥刀，其他人只能以“很好，不错，是个站着尿的”等等话语表示赞许，并未挽留，一样地随他去了。

老九高去寻，河北保定人，家乡的锅灶早变成了日本军人喂马的马槽，万般无奈中，决定与史语所共存亡。老十潘悫，被内定为古物押运人员，自然不能离去。如此一来，在“十大金刚”中，除一个尹焕章原本留在开封外，有“五大金刚”要走，只有四个留下，整个史语所考古组的骨干人员，将走掉一半。这个数字与结果一旦成为定局，每个人心中都蒙上了一层难以言表的悲怆、苍凉的阴影。

去留问题在吵吵嚷嚷中好不容易拍板定案，天色黑了下来，梁思永与李济决定史语所三组全体人员到长沙颇为有名的酒肆——清溪阁举行告别宴会。据李济等人回忆，这清溪阁，乃长沙一小有名气的湘菜馆，兼营面食，门店位于八角亭鱼塘街街口。该店所售“卤子面”以碎香菇、金钩及海鲜余料为码，且码多，鲜味异于常家，深受食客的欢迎，为各方人士云集之地。只是当时的店主没有想到，后来清溪阁名声远播，尤其是扬名于海峡两岸学术界，并不是因其所售“卤子面”突然发生了核裂变式的物理反应，引起了世人的警觉，实因与文化史上一件不可忽视的事件——此次史语所考古组同仁前来聚会有关。正是有了这一意义非凡的聚餐，才使它有幸在中国文化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丝印痕。

这个晚上参加的人员，除“李、董、梁”三巨头“和“九大金刚”外，还有几位技工。由于人员较多，一室分成两桌围坐。此时，众人的情绪都有些激动，悲凉加忧伤无形地袭上心头，菜还没有上桌，几个年轻人就开始叫酒，并很快喝将起来。“三巨头”的酒量都不算大，只能勉强应付。而年轻又经常下田野刨坟掘墓的几个北方汉子，如王湘、刘燿、石璋如、祁延霈等，倒有几分中原好汉与山东响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气。待把各自面前的酒杯倒满，几条汉子就迫不及待地招呼开席。

1936年2月，考古组同仁在南京北极阁史语所大楼前合影。后排右起：胡厚宣，李光宇，高去寻，李济，梁思永，徐中舒；前排右起：祁延霈，李景聃，刘燿（尹达），郭宝钧，石璋如，董作宾，王湘（李光谟提供）

众人端着酒杯站起来，“九大金刚”面色严峻地相互望着，齐声呼喊“中华民国万岁！”各自举杯，一饮而尽。第二杯酒端起，众人皆呼“中央研究院万岁！”一饮而尽。第三杯酒端起，再呼“史语所万岁！”，又是一饮而尽。第四杯喊“考古组万岁！”第五杯是“殷墟发掘团万岁！”第六杯喊“山东古迹研究会万岁！（南按：该会最早成立，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都是常务委员）”，第七杯是“河南古迹研究会万岁！”，第八杯是“李（济）先生健康！”，第九杯是“董（作宾）先生健康！”，第十杯是“梁（思永）先生健康！”，第十一杯是“十大金刚健康！”。〔20〕如此这般痛快淋漓地喝将下去，有几位年轻的“金刚”从历代酒场上具有规律性的“和风细雨——窃窃私语——豪言壮语——胡言乱语——默默无语”等五级台阶，猛地一下晋升到“胡言乱语”的台阶上来。在一派群情激昂，张牙舞爪的觥筹交错之后，王湘、祁延霈、刘燿、石璋如等表现最勇猛的“四大金刚”，端着酒杯各自摇晃了几下，眼前发黑，腿打哆嗦，一个接一个“扑通、扑通”倒了下去，霎时进入了酒场中所谓的“默默无语”、人事不省的“最高境界”。

第二天，刘燿、石璋如等“五大金刚”从沉醉中醒来，各自收拾行李，含泪作别史语所同仁，离开长沙，星散而去。

注释：

• 〔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年大事记》，1998年10月出版。

• 〔2、8、10、18、20〕《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纪录：任育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2002年出版。

• 〔3〕《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 〔4〕李服膺，字慕颜，又名兴菴，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兰村人，1890年生。早年从军跟随阎锡山，官至军长。1937年10月3日晚，阎锡山将败军之将李服膺招至省府大堂审问。阎对李说：“从你当排长起，一直升到连长、营长、师长、军长，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但是你却对不起我。第一，你做的国防工事不好。第二，叫你死守天镇、阳高，你却退了下来。”说到这里，李服膺插嘴说：“我有电报。”阎把眼一瞪，猛拍桌子：“你胡说！”接着说道：“你的家，你的孩子，有我接济，你不要顾虑！”李一听这话，知阎已起杀心，当场掉下了眼泪，没有再说什么。阎锡山向周围点了一下头，走出了大厅。警卫营官兵走上前来，将李押上车带到大校场，场地上放着一口棺材。李被押下车，即将走至棺材处，阎锡山警卫营的连长康增抬起山西造的大眼盒子扣动了板机。枪声响起，李扑地不起，死时年仅47岁。（参见庞小侠《太和岭口见闻与李服膺之死》，载《晋绥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出版）李服膺被枪杀后，晋军不少将领认为李是被冤杀，阎锡山此举实有更复杂的考虑和不足为人道的隐情。傅作义曾痛惜地说，天镇失守“怎么竟把罪责全落在李军长一人身上，真是可恨、可惜又可叹！”

就在李服膺被枪决第五天的10月8日，南京政府发表了第二四七号令，对张自忠、刘汝明予以撤职查办。文曰：兹据军事委员会呈称：天津市市长兼陆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放弃责任，迭失守地；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兼陆军第一百四十三师师长刘汝明抗战不力，致受损失；陆军第六十一师第三百六十一团团长陈参贻误军机，均请从严惩处，以振纲纪等情。张自忠著撤职查办；刘汝明著撤职留任；陈参著先行撤职，从严实办，以肃军纪，而儆效尤。此令。（《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7年7月—12月，潘振球主编，台北“国史馆”1997年印行。）

据《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报道：刘汝明之轻弃张家口，固然是一大原因，但还有其他错误因素存在。首先是刘氏“留其主力于张家口之南，散驻宣化、涿鹿、阳原、蔚县，早作退逃之布置，而遣其杂色部队与敌军对抗……南口特别紧急时，汤恩伯曾电刘，请将其驻涿鹿、怀来附近之某团，向南稍为移动，必要时请其增援，刘亦始终未与复电。刘之主力尽在后方，张北敌人反攻之时，刘不调其主力赴前方，而反向汤恩伯请兵。……涿鹿为刘汝明基本部队所在，而日机竟未曾以一弹相加。”“但是刘汝明之‘不坚决抗战可以缓和日军进攻’之迷梦，终被日军不客气的重压所粉碎。日伪军节节进逼张家口，……傅主席为大局起见，不得不移南口待命出击之师，反戈以救张垣之急，刘至此始仓皇调其后方基本部队及炮兵至张垣应战，而大势已去，……张家口以西铁路，被日军截断，傅主席所部亦大半作冤枉之牺牲。八月二十五日夜间，’满’军先头部队入张家口，刘部仓促败退。自此日军的目的已达，无利用刘汝明之必要，向之对刘部后方异常亲善之日机，至此成群结队轰炸宣化、涿鹿、蔚县等地，其所用炸弹，尤大于炸汤恩伯者云。”（《察绥晋诸战役》，载《文汇年刊》，1939年出版。）

对于南京与社会各方面的问责，刘汝明并不服气，许多年后，退到台湾的刘氏曾著文为这段经历辩解，认为自己尽到了一个军事指挥官的责任，军队弃守溃败与自己无关，外界盛传的一切皆是嫉妒自己的军队将领与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之流造谣与挑拨离间所致。在提到范长江时，刘说：“一天，副官递入一张访客名片，上书‘大公报记者，十三军顾问范长江’。我请他进来，交谈不久他即说中央不是真抗日，我顿觉很不中听……范又向我请求两件事，一、由他来负责组织察省民军；二、借给他几千元作为组织费用。我与范素不相识……且范言论乖谬，我只回答他待我与汤军长商议后再作决定。他居然又要先借一千元，我当即允应。那时我尚不知范是共产党，才肯借钱给他。后来，范擅自往各县组织民军，许多县长纷纷向我请示处置，范对那些县长说，十三军是中央军，我们是‘杂牌军’，着县长支持他，准他组织民军。我命令各县长，倘范长江强要组织民军，就将他捕送省府，范听说我要捉他，就逃走了。”又说：自此范长江怀恨在心，“我离开察省后，他说我在张家口一枪未放，一人未伤，便告弃守。张家口战役由八月十八日到廿七日历时十天，我旅长马玉田、团长刘田均于是役阵亡。此外，旅长李金田，团长刘居信、李凤科均重伤，营长以下军官伤亡二百三十员，士兵伍千一百多名。张家口战役的详细经过及人证，以下尚有说明，由上列伤亡数字已不难想见当时官兵浴血奋战的壮烈情形。但范长江居然说我一人未伤，一枪未放。走笔至此，不禁痛骂范长江丧尽天良。”（《刘汝明回忆录》，刘汝明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

刘汝明的辩解是否属实，此时已无人再顾及了，但从南京政府给予的撤职留用处分看，当时的社会舆论与国民党军政高层对刘氏的所作所为，恐怕少有好感。傅斯年所得消息，正是多方面综合情况的反映。

• 〔5、12、13〕杨天石《1937年：没有在存亡时刻选择投降的蒋介石》，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第1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下同。

• 〔6〕《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

• 〔7〕《困惑的大匠梁思成》，林洙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出版。

• 〔9〕《吴宓日记》，第六册，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下同。

• 〔11〕《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 〔14、15〕《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16〕《蒋廷黻回忆录》，蒋廷黻著，岳麓书社出版社2003年出版。

• 〔17〕《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 〔19〕此等情形和心境不只史语所独有，在长沙临时大学亦有相同者。据当时在南岳临大文学院任教的钱穆回忆：武汉沦陷后，“某一日，有两学生赴延安，诸生集会欢送。择露天一场地举行，邀芝生（南按：冯友兰）与余赴会演讲，以资鼓励。芝生先发言，对赴延安两生倍加奖许。余继之，力劝在校诸生须安心读书。不啻语针对芝生而发。谓青年为国栋梁，乃指此后言，非指当前言。若非诸生努力读书，能求上进，岂今日诸生便即为国家之栋梁乎。今日国家困难万状，中央政府又自武汉退出，国家需才担任艰巨，标准当更提高。目前前线有人，不待在学青年去参加。况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线。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散会后，余归室。芝生即来，谓君劝诸生留校安心读书，其言则是。但不该对赴延安两生加以责备。余谓，如君奖许两生赴延安，又焉得劝诸生留校安心读书。有此两条路，摆在前面，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如君两可之见，岂不仍待诸生之选择。余决不以为然。两人力辩，芝生终于不欢而去。”（《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钱穆著，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

这段往事，除说明当时确有一部分青年人，因自己的政治观念与志向，不愿与国民党合作，瞒着锅台上炕，越过炮火连天的抗日前线，远赴尚处于寂静之中的延安山沟和窑洞。这个插曲同时也点中了钱、冯二人各自的性格与政治观念的穴位，暗含了十年之后，毛泽东为什么说国民党蒋介石只能控制“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丢掉幻想，准备战斗》，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而冯友兰却留在大陆，紧跟政治形势，左右摇摆，见风使舵，结果落了个晚节不保，灰头土脸的下场的人生密码。其实，以芝生惯用和天生具有的为人处事的骑墙与迎合帝王的性格，日后之悲剧，在此即显露并注定矣！

第五章　弦诵在山城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

中研院史语所人员撤退长沙时，由李济住处门口上车赴桂林.其时，李济已搬运中博筹备处一批珍宝去重庆，由梁思永送行.车窗口是李济之子李光谟，女儿李鹤徵（李光谟提供）

1938年1月中旬，根据国民政府指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中共驻长沙办事处的徐特立等几位书生闻讯，急速来到长沙临时大学讲演，坚决反对西迁，鼓动学生抵制国民政府与学校当局的号令。无奈形势比人强，历史选择的只能是顺应时代潮流为民族大义而前行的人，不会顾及怀揣不可告之目的的几个老朽的哀鸣。国难当头，大局已定，临时大学师生打点行装，昂头挺胸，以悲壮的豪气英姿，毅然迈出了西迁的步伐。

几乎与此同时，中央研究院在长沙各研究所，经过一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争论后，决定即刻向重庆、桂林、昆明等不同的地区撤退转移。中研院总办事处于重庆发出指示，电令在长沙的史语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天文研究所等设法向昆明转移。

1938年春，中央研究院在长沙各所陆续向昆明进发。据《史语所大事记》1937年12月条：“议迁昆明，图书标本迁昆明者三百六十五箱，运重庆者三百箱，运桂林者三十四箱，待运汉口者两箱，等运香港者五十二箱，其余六十多箱且封存于长沙。”〔1〕

一切安排完毕，史语所人员押送三百余箱器物，先乘船至桂林，经越南海防转道抵达昆明，暂租赁云南大学隔壁青云街靛花巷三号一处楼房居住。此时梁思成一家已先期抵达昆明，并在翠湖边一个大宅院里落脚。可谓有缘千里来相会，史语所同仁与梁家在这个陌生的边陲春城再度相会了，大家相互倾诉路途的艰辛。

关于梁家由长沙至昆明的逃难经过，许多年后，梁从诫曾有过这样的回忆：“汽车晓行夜宿，几天以后，在一个阴雨的傍晚，到达一处破败的小城——湘黔交界处的晃县。泥泞的公路两侧，错落着几排板房铺面，星星地闪出昏暗的烛火。为了投宿，父母抱着我们姐弟，搀着外婆，沿街探问旅店。妈妈不停地咳嗽，走不了几步，就把我放在地上喘息。但是我们走完了几条街巷，也没有找到一个床位。原来前面公路坍方，这里已滞留了几班旅客，到处住满了人。妈妈打起了寒战，闯进一个茶馆，再也走不动了。她两颊绯红，额头烧得烫人。但是茶铺老板连打个地铺都不让。全家人围着母亲，不知怎么办才好。”〔2〕后来，多亏遇上了一群空军飞行学院的学员，才在他们的住处挤了个房间住了下来。此时的林徽因患急性肺炎已发烧四十度，一进门就昏迷不醒，多亏同车一位曾留学日本的女医生给开了几味中药治疗，两个星期后才见好转。

经历了四十余天的颠簸动荡，梁氏一家穿山越岭，历尽艰难困苦，终于在1938年1月到达昆明。几个月后，史语所人员接踵而至，相见之后的惊喜可想而知。

待一口气喘过，原中国营造学社的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等人，在与梁思成取得联系后，从不同的地方先后赶到了昆明。尽管前线依然炮声隆隆，战火不绝，但此时的梁思成感到有必要把已解体的中国营造学社重新组织起来，对西南地区的古建筑进行一次大规模调查，唯如此，方不辜负自己与同事的青春年华，以及老社长朱启钤的临别嘱托。他开始给营造学社的原资助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发函，说明大致情况并询问如果在昆明恢复学社的工作，对方是否乐意继续给予资助。中基会很快给予答复：只要梁思成与刘敦桢在一起工作，就承认是中国营造学社并给予资助。梁思成迅速写信与在湖南新宁老家的刘敦桢取得联系，并得到对方乐意来昆明共事的许诺。于是，中国营造学社的牌子又在风雨迷蒙的西南之地挂了起来。

就在中研院史语所等学术机构向昆明撤退的同时，长沙临时大学也开始了迁徙行动，师生们分成三路赶赴昆明。据《西南联大校史》载：

第一批走水路，由樊际昌、梅关德和钟书箴教授率领，成员包括教师及眷属，体弱不适于步行的男生和全体女生，共计600多人，分批经粤汉铁路至广州，取道香港、坐海船到安南（越南）海防，由滇越铁路到蒙自、昆明。

第二批由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郑昕、钱穆等10余名教授乘汽车，经桂林、柳州、南宁，取道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河内，转乘滇越铁路火车抵达蒙自、昆明。

旅行团为避土匪袭扰，途经湖南沅陵凉水井时在小道上急行

第三批为“湘黔滇旅行团”由290名学生和11名教师组成随队的11名教师组成辅导团，由黄钰生教授领导，成员包括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教员许维遹、助教李嘉言；生物系教授李继侗助教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助教王钟山等人。

应临时大学请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湖南省政府指派驻湘中将参议黄师岳担任“湘黔滇旅行团”团长，军训教官毛鸿上校充任参谋长，对旅行团实施军事化管理。师生身穿湖南省政府赠发的土黄色崭新制服，裹绑腿，背干粮袋、水壶，外加黑棉大衣一件，雨伞一柄，犹如一支出征的正规部队。全团分为2个大队、6个中队、18个小队。大队长分别由教官邹镇华、卓超二人担任，中队长和小队长分别由学生担任。

2月20日，旅行团大队人马离开长沙，一路经湘西穿越贵州，翻山越岭，夜宿晓行，跋涉1600余公里，日夜兼程68天，除车船代步和旅途休整外，实际步行40天，约1300公里。时湘黔一带土匪横行，山野村寨经常传出抢劫财物，杀人越货的消息。湘西土匪之猖獗世人皆知，大股匪群有数千人之众，不但拥有新式来复枪、手枪、盒子炮，还拥有重机枪与小钢炮等装备。在军阀混战时期，匪众们为争地盘和钱财，时常与当地驻军交战，有时一棚土匪敢跟一个师的兵力对抗交火。临时大学组成的旅行团之所以由全副武装的军人领队护行，一个重要缘由就是深怕途中遭遇匪徒，发生不测。临出发前，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专门派人与黑道中的“湘西王”打过招呼，告知有一批穷学生将“借道”湘西与黔境到云南读书，请传令沿途各“广棚”、“土棚”和“斗板凳脚”，〔3〕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要对其进行骚扰。

或许是张治中的招呼起了作用；或许“湘西王”真的以民族大义为重，向密布于山野丛莽中的黑道弟兄下达了手谕；或许因为穷师生们本身没有多少财物可劫掠。一路下来，旅行团并未与土匪遭遇。只有一次，走到一个离土匪窝点很近的地方停留过夜，有探子来报，说可能当晚有土匪前来打劫，众人极其紧张，作了特别戒备和最坏的打算。然而夜间只听得远处几声枪响，并未见土匪来临，众人虚惊一场，算是度过了一劫。

贵州地界的地保敲锣，请百姓不要抬高物价，以方便过路的旅行团师生。（引自《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史》）

旅行团进入湘黔交界处，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热情照拂。当大队人马进入黔东门户——以侗族人为主体的玉屏县境时，政府专门张贴由县长刘开彝于3月16日签署的布告，告知商民临时大学旅行团将抵本县住宿，而“本县无宽大旅店，兹指定城厢内外商民住宅，概为各大学生住宿之所。凡县内商民际此国难严重，对此振兴民族之领导者——各大学生，务须爱护借重，将房屋腾让，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并予以种种之便利。特此布告。仰望商民一体遵照为要。”〔4〕

3月17日，旅行团到达玉屏县，受到县长刘开彝、各界代表及童子军的热烈欢迎，食宿等诸方面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关照。

当旅行团进入贵州腹地时，不间断地有村寨地保敲锣，提示商人与百姓不要提高物价，以方便过路的旅行团。此后，旅行团更是一路畅通无阻，有的县甚至派出中学生在城郊列队欢迎。有一对郑姓姐妹，特地邀请一位同姓的团员到家里吃饭认亲。玉屏产的箫闻名全国，有“苏州笛子玉屏箫”之誉，郑姓姐妹赠送同姓学生玉箫一对留作纪念，从而留下了一段佳话。

热烈的场景在省城贵阳达到了高潮，这一天正赶上滂沱大雨，旅行团成员们为壮观瞻，步伐整齐地冒雨行军，嘹亮的歌声在雷电交加中传向四方，大街两旁的群众无不鼓掌欢呼，冒雨向前与队员们握手拥抱。如此热烈的场景，令师生们深为感念，徒增肩上神圣使命。据随行的闻一多后来说：“那时候，举国上下都在抗日的紧张情绪中，穷乡僻野的老百姓也都知道要打日本，所以沿途并没有做什么宣传的必要。同人民接近倒是常有的事。但多数人注意的还是苗区的风俗习惯，服装，语言，和名胜古迹等等。”又说：“在旅途中同学们的情绪很好，仿佛大家都觉得上面有一个英明的领袖，下面有五百万勇敢用命的兵士抗战，反正是没有问题的。”〔5〕

68天的长途跋涉，旅行团师生们真正地走出了象牙塔，进入到书本之外形形色色的大千世界。一路上，师生们拜访苗寨，调查社会与民众生活，切身感受到国家经济的落后与百姓生活的艰辛，尤其是对当地种植鸦片的背景和这种毒品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有了更深层的了解和认识。辅导团教师们借此时机进行实际教学，当年与李济一同进行山西夏县西阴村田野考古发掘的著名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结合湘西、黔东一带的地形地貌，讲解河流、岩石的构造形成，以及黔西岩溶地貌和地质发育理论。闻一多指导学生收集当地民歌、民谣，研究不同民族语言，并对当地风土人情进行写生。闻氏本人用铅笔写生画作数十幅，取材别致，笔意苍劲，当到蒙自展示后，许多教授大为震动，认为是不朽之作。师生们收集的云贵民间歌谣多为男女相悦相慕之词，在内地和书本上极难闻见，其含蓄中暗带的艳丽令师生们大感新奇，如“廊前半夜鹦鹉叫，郎弹月琴妹吹箫”，就是一首绝妙的民谣。

旅行团中，与闻一多的慷慨激昂性格和诗人浪漫气质不同的是，北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的故事更是为师生津津乐道。这位晚清名臣曾国藩的后辈沉默寡言，平时很少与人交际，只是专心治学，有时简直到了着迷的程度。尽管曾氏自少年就在长沙美国教会学校学习，又是清华出身，留美博士，但与其他留学东洋、西洋的学人大不相同。一般而言，凡留洋的学生总是西装革履，打扮入时，气宇轩昂，头发梳得油光发亮，一丝不乱。曾昭抡却反其道而行之，在穿衣打扮上，具有浓厚的中国乡村塾师的“名士”气。他所穿的大多是蓝布大褂，在外人看来总是皱皱巴巴，不太合身，且有些破破烂烂、土里土气，有时第三个扣子还要扣到第二个扣眼中，形成一个大斜襟。脸洗得好像不太干净，头发不整，胡子几天不刮，像个游走于街头巷尾的卖油条或煎饼果子的小商贩。脚上的袜子似是没有袜筒，只到脚后跟为止。鞋子更是玄乎得令人头晕，总是一双蓝色或黑色布鞋，且鞋子前后有洞，近似于后来的塑料拖鞋或凉鞋，只能趿拉着走路。鞋中袜子的前头总是被脚趾顶破而不补，形成了鞋前裸露脚趾，后头露着袜子甚至脚后跟的古代游方和尚济公模样。这副打扮，师生们见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每次在路上见了只是悄悄叽咕一声“空前绝后”，一笑了之。但不明就里的人往往发生点误会，搞得双方都很尴尬。据联大学生何兆武说：“朱家骅做中央大学校长的时候，有一次召集各系主任开会，曾昭抡来了，朱家骅不认得，问他是哪一系的。曾昭抡答是化学系的。朱家骅看他破破烂烂，就说：’去把你们系主任找来开会。’曾昭抡没有答话，扭头走了出去，回宿舍后，卷起铺盖就离开了。随后就在北大化学系做系主任。”〔6〕

尽管曾昭抡为人低调，穿得破破烂烂，平时不哼不哈，但湘湖文化中的“吃得苦、挺得住、霸得蛮”的脾气还是一点不少的。由于此次朱家骅的冒失，使曾昭抡感到受了人格污辱。与许多官僚不同的是，他并不解释和辩驳，并且认为对这类高高在上的官僚政客解释一句都是多余的，且有损于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于是闷头不响地悄悄卷起铺盖开路。这个作风很有一些“湘乡蛮子”倔犟不羁的风格。

何兆武讲的这个故事应是1931年间的事。就在这一年，曾昭抡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邀请，出任北大化学系教授兼主任。曾昭抡到北大任职后，所放的“三把火”，就是添设备、买药品、扩建实验室。据费孝通回忆说：“他为这个学科费尽心力，像一个妈妈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在我国把实验室办到大学里边，据说他是第一个。通过实际获得科学知识，他解决了这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抓住了要害。”〔7〕在这个基础上，曾昭抡把在国外多年学到的绝招全部施展了出来，并天才地加以发挥，对各项事务作了彻底革新，使北大化学系无论是人才还是设备一跃成为全国业内最强的一个系，受到全国教育界的瞩目和称誉。按照曾氏的学生、1948年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后为北大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苏勉曾的说法，曾昭抡“振兴北大化学系的功绩可与蔡元培校长改革、振兴北京大学的功绩相比拟。”〔8〕这话或许有点言重了，但当年曾氏在北大化学系建设中的功绩确是名动一时的。

湘黔滇旅行团由十一名教师组成，此为其中十位教师于途中合影（缺王钟山）。左起：李嘉言，郭海峰，李继侗，许维遹，黄钰生，闻一多，袁复礼，曾昭抡，吴征镒，毛应斗。右起第三人为曾昭抡，蹲者为闻一多（北京大学档案馆提供）

北大南迁后，曾昭抡率化学系一批师生来到长沙，继而随“湘黔滇旅行团”向昆明徒步进发。每天自清晨走到傍晚，曾氏不走小道捷径，而是沿盘山的沙石公路走，每当休息时，就坐下来写日记。据当时就读于北大化学系，随旅行团赴滇的学生唐敖庆回忆：“每天早晨，当我们披着星光走了二三十里路时，天才放亮。这时远远看见曾昭抡教授已经坐在路边的公里标记石碑上写日记了。等我们赶上来后，他又和我们一起赶路。曾先生每天如此。看来，他至少比我们早起一两个小时。”〔9〕每到一地，借休整之机，曾昭抡还同闻一多等教授向当地军政官员、士绅与民众作政治文化方面的讲演，分析中国的国力、军队和武器，以及长期抗战中如何解决所需要的钢铁、棉花、酸碱、橡胶等物资的供应等问题，同时论证抗战必胜以及胜利后将需要大量人才，寄希望于当地青年与西南联大的学生等等议题。

在整个旅途跋涉中，旅行团师生们写下了一本又一本日记、观察心得和画作，学生钱能欣到达昆明后，将自己的旅行日记整理成《西南三千五百里》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歌谣采访组学生刘兆吉将途中收集的2000多首民歌，汇集成《西南采风录》一书，为当地的历史文化留下了丰富的史料。清华外文系学生、湘黔滇旅行团“护校队员”查良铮，也就是后来著名的诗人穆旦，以澎湃的激情和飞动的灵性，创作了名动一时的《出发》、《原野上走路》等“三千里步行”系列诗篇：

出发

——三千里步行之一

澄碧的沅江滔滔地注进了祖国的心脏，

浓密的桐树，马尾松，丰富的丘陵地带，

欢呼着又沉默着，奔跑在江水两旁。

千里迢遥，春风吹拂，流过了一个城脚，

在桃李纷飞的城外，它摄了一个影：

黄昏，幽暗寒冷，一群站在海岛上的鲁滨逊

失去了一切，又把茫然的眼睛望着远方，

凶险的海浪澎湃，映红着往日的灰烬。

（哟！如果有Cuitar，悄悄弹出我们的感情！）

一扬手，就这样走了，我们是年青的一群。而江水滔滔流去了，割进幽暗的夜，

一条抖动的银链振鸣着大地的欢欣。

在清水潭，我看见一个老船夫撑过了急流，笑……〔10〕

原野上走路

——三千里步行之二

我们终于离开了渔网似的城市，

那已窒息的、干燥的、空虚的格子

不断地捞我们到绝望去的城市呵！

而今天，这片自由阔大的原野

从茫茫的天边把我们拥抱了，

我们简直可以在浓郁的绿海上浮游。

……

我们走在热爱的祖先走过的道路上，

多少年来都是一样的无际的原野，

（！，蓝色的海，橙黄的海，棕赤的海……）

多少年来都澎湃着丰盛收获的原野呵，

如今是你，展开了同样的诱惑的图案

等待着我们的野力来翻滚。所以我们走着

我们怎能抗拒呢？！我们不能抗拒

那曾在无数代祖先心中燃烧着的希望。

这不可测知的希望是多么固执而悠久，

中国的道路又是多么自由而辽远呵……〔11〕

旅行团队伍抵达昆明后绕行近日楼，经过正义路，华山路，向圆通公园欢迎会场行进

4月28日上午，旅行团师生们带着满身风尘和疲惫，抵达昆明东郊贤园。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梅贻琦，以及南开的杨石先、清华的潘光旦、马约翰等教授，另有部分从海道来昆的学生伫立欢迎。之后，大队人马向城内开进，当队伍经过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临时租赁的拓东路宿舍门前时，史语所同仁打出了“欢迎联大同学徒步到昆明”的横幅，以示嘉勉。史语所语言组主任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北大校长蒋梦麟夫人陶曾榖、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夫人梅美德，携各自的女儿与一群当地儿童，在路边设棚奉茶迎接。队伍的前锋一到，众人立即端茶送水递毛巾，向师生献花。欢迎的人群还为这支历尽风霜磨难的队伍献歌一曲，这是著名语言学家兼音乐家赵元任特地为师生们连夜制作而成的，词曰：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

遥遥长路，徒步。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

不怕危险和辛苦。

再见岳麓山下，

再会贵阳城。

遥遥长路走罢三千余里，

今天到了昆明。

歌声响起，如江河翻腾，大海惊涛，慷慨悲壮的旋律向行进中的每一位师生传递着国家的艰难与抗战必胜的信念，许多师生与在场的群众被感动得涕泪纵横。

队伍进入昆明圆通公园，在唐继尧墓前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旅行团团长黄师岳站在队前逐一点名完毕，将花名册送交梅贻琦。这个简单神圣的仪式，标志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学生旅行团，成功地完成了由湘至滇的千里奔徙，全体成员平安抵达目的地，黄师岳与随团的官兵也完成了政府赋予的光荣使命。〔12〕自此，数千名师生在昆明正式组建了足以标榜青史、永垂后世的西南联合大学。国民政府任命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等三人为西南联大常委，共同主持校务。

张伯苓

梅贻琦

蒋梦麟

为鼓励师生精神，坚持文化抗战的决心，表达中华民族不屈的意志，西南联大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向全体联大师生征集警言、歌词，制定新的校训、校歌。从众多来稿中，专门委员会经过反复筛选和讨论，最后以“刚毅坚卓”四字作为联大校训。同时选定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用《满江红》词牌填写的歌词，清华出身的教师张清常谱曲的词曲作为校歌，歌词为：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13〕

西南联大校训

这是一曲20世纪中国大学校歌的绝唱，它凝聚了中国文人学者、莘莘学子在民族危难时刻最悲壮的呼喊，浓缩了联大师生在国危家难之际所具有的高尚情感和坚强意志。从此，西南联大的歌声开始响起，激昂的旋律震动校园内外，感染着师生，激励着不同职业的中华儿女共赴国难，奋发自强。

西南联大组建之初，以蒋梦麟为主任的总办事处设在崇仁街46号。未久，在各界人士支持帮助下，又租得大西门外昆华农业学校作为理学院校舍，租得拓东路迤西会馆、江西会馆、全蜀会馆作为工学院校舍，盐行仓库作为工学院学生宿舍，几处房屋略加修理，置办一些桌椅就可以开课。木床赶制不及，每个学生配发几个做外包装用的小木箱，拼拢以代卧榻，箱中还可以放书，可谓一石二鸟，一箱两用。

西南联大校徽

秩序甫定，张奚若、金岳霖、钱端升等原与梁家关系密切的联大教授，又得以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相聚，流浪的知识分子在阳光明媚，风景宜人，鲜花遍地的边城，又找回了往日的温馨与梦中的记忆。只是安详舒心的日子未过多久，沉重的生活压力接踵而来。地处西南边陲，多崇山峻岭，在国人眼中并不突出的云南，由于战争爆发和国军大规模溃退，此地的战略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省会昆明不仅成为支撑国民政府持续抗战的大后方，同时也成了沦陷区各色人等的避难场所。大批机关和社会人员涌进，导致昆明物价飞腾窜升，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外来人，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压力。

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在几次登门看望梁思成这位清华老学生时，曾谈及不久的将来，邀请梁氏夫妇充当联大校舍设计师，梁林夫妇为能接受这一任务深感荣幸。在云南省政府支持下，这年7月，联大选定并购置昆明西北城外三分寺的120余亩土地作为校舍，初步预算暂定为贰拾万元，以后边投资边建设。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受领任务后，根据以黄钰生等15人组成的联大建筑设计委员会的要求，花了半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个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校舍跃然纸上。然而，这一方案很快被否定，其原因是设计委员会当初没有考虑到理科学生所需要的实验室等房舍，梁、林夫妇的设计方案被迫修改。几经反复，拖延数月。随着内地战事不断扩大和无限期地延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定了一个《平津沪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此方案规定新组建的西南联大经费拨款按“北京、清华两校预算及南开原有补助四成移拨。”即便如此，经费也难以如数到位，教职员工的薪水都无法按时发出，要建高楼大厦就无疑成为痴人说梦了。

1938年，梁思成一家在昆明西山华亭寺与清华好友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梁再冰，金岳霖，吴有训，梁从诫

梁、林夫妇遵照新的设计方案，将原计划中的三层砖木结构楼房改成二层，未久矮楼又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当交出最后一稿时，建设委员会委员长黄钰生很无奈地告诉他们：“经校委会研究，除了图书馆和食堂使用砖木结构和瓦屋顶外，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

梁思成听罢，感到忍无可忍，径直来到梅贻琦的办公室，把设计图纸狠狠地拍在桌子上，大声嚷道：“改，改，改！从高楼到矮楼，又到茅草房，还要怎么改？！”

梅贻琦望着这位平日总是心平气和的老学生一反常态地恼怒起来，知道是冲着政府削减经费过猛过狠又拖欠的做法而来，叹了口气，起身像对待耍脾气的小孩子般和颜悦色地说道：“思成啊，大家都在共赴国难，以你的大度，请再最后谅解我们一次。等抗战胜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为清华园建几栋世界一流的建筑物，算是对今天的补尝，行吗？”梁思成望着梅贻琦温和中透出的坚毅的目光，想起时局的艰难，泪珠从眼角悄然滑落下来。

跑警报的日子

1939年4月，按梁、林夫妇的设计，新校舍在一片荒山野地里建起来了，其景观是：所有校舍均为平房，除图书馆和东西两食堂是瓦屋外，只有教室的屋顶用白铁皮覆盖，学生宿舍、各类办公室全部都是茅草盖顶。尽管如此，毕竟有了教室、宿舍、图书馆、餐厅等设施，用冯友兰的话说就是“肝胆俱全，有了这座校舍，联大可以说是在昆明定居了。”〔14〕

有些遗憾的是，因学校经费奇缺，所建教室及宿舍容量，尚不及全校所需的一半，只能勉敷文、理、法商三个学院之用。工学院只好留在原租住的拓东路三个会馆开课，其后设立的师范学院则租用昆华工校部分校舍，教职员工原则上均在昆明城内自行觅房屋租住。只有几位校领导因职务关系，办公室设在新校区，房舍仍需在城里租住，条件同样局促简陋。几年后，梅贻琦曾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居住条件的尴尬：“屋中瓦顶未加承尘，数日来，灰沙、杂屑、干草、乱叶，每次风起，便由瓦缝千百细隙簌簌落下，桌椅床盆无论拂拭若干次，一回首间，便又满布一层，汤里饭里随吃随落。每顿饭时，咽下灰土不知多少。”〔15〕

在这种情况下，梅贻琦一家又搬到了龙院村一幢小土楼一层居住，时在联大图书馆任职的唐冠芳一家住在楼上，小楼因年久失修，同样简陋不堪。许多年后，唐冠芳的儿子还记得这样一幕情景：有一天中午吃完饭，母亲照例收拾桌椅、扫地。正在这时，只听见楼下的梅家三姑娘高声喊道：“唐太太，你别扫地了，我们在吃饭！”原来，土碴与灰尘随着扫帚起伏顺着楼板的裂隙淌了下去，成为梅家饭菜的“胡椒面”了。

1939年建成的西南联大铁皮屋顶教室，1944年学校财政困难，不得不将铁皮卖掉，换成茅草顶。（引自《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史》）

住瓦屋的梅贻琦尝了不少云南的灰土，而平时在铁皮屋教室教课与上课的师生，同样深为苦恼。教室内除了黑板、讲桌、课椅（右边扶手上有木板，便于记笔记），别无他物。在多雨的云南，除了潮湿与闷热使北方来的师生难以忍受，一旦遇到刮风下雨，铁皮便开始在屋顶发情似的抖动摇晃起来，并伴有稀里咣当，叮叮咚咚的叫喊声。其声之大、之刺耳，早已压过了面呈菜色的教授的讲课声。有苦中求乐者，把这一独特风景写成对联在校园贴出，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既是自嘲，也借以激励联大师生在新的艰苦环境中，按照“刚毅坚卓”的校训克服困难，迈出坚实的步伐。许多年后，在此就读的杨振宁对这段特殊生活，仍记忆犹新：“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几年之后，满是泥垢；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16〕这位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连同与他一道获奖的李政道等一流学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教室条件如此糟糕，而学生宿舍更是简陋不堪。在所建的36座茅屋宿舍中（东西走向12座，南北向24座），两端按有双扇木门，两侧土墙上各有几个方口，嵌上几根木棍就是窗子。每间宿舍放20张双层木床，学生们用床单或挂上帐子把紧靠的两床隔开，以减少干扰，便于自读。有学生因而开玩笑道：“蒋校长大概认为住宿条件不错，可以把他的孩子送到这宿舍里住了。”此语暗含了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典故。在长沙临大时，学生们住在一个满清时期留下的破营房内。某日上午，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常委由秘书主任陪同巡视宿舍。蒋看到宿舍破败不堪，一派风雨飘摇的样子，大为不满，认为此处会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不宜居住。老诚持重的张伯苓则认为国难方殷，政府在极度困难中仍能顾及青年学生的学业，已属难能可贵，而且学生正应该接受锻炼，有这样的宿舍安身就很不错了，于是二人争执起来。梅贻琦乃张伯苓在南开时的学生，生性寡言，此时不便表示态度。争执中，蒋梦麟突然有些怒气地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个宿舍里！”张伯苓听罢，脸一沉，不甘示弱地反击道：“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里！”见二人皆面露愠色，梅贻琦不得不出面打圆场，说：“如果有条件住大楼自然要住，不必放弃大楼去住破房；如果没有条件那就该适应环境，因为大学并不是有大楼，而是有大师的学校。”〔17〕梅氏一语双关的劝说，使一场争执才算平息。未久，学校搬迁，此事不了了之。

想不到学生们的一句戏言，竟真的成为事实。到昆明不久，蒋梦麟儿子真的由内地辗转来到联大茅屋宿舍住了下来。当年蒋、张之争与梅贻琦打圆场的典故，随着西南联大校史一同流传了下来。

无论是三校在长沙还是迁往昆明，总有一些沦陷区的学生不断投奔而来，这一特殊而又易被战时文化史家忽略的过程，蒋梦麟本人在昆明地下防空洞中撰写自传《西潮与新潮》中曾专门提及。蒋说，三校到了昆明之后，除招收的新生，还有为数不少的学生是从沦陷区辗转投奔而来，他们不止穿越一道火线才能到达自由区，途中受尽艰难险阻，有的甚至在到达大后方以前就丧失了性命。对此，蒋梦麟特以他儿子为例说道：“我的儿子原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战事发生后他也赶到昆明来跟我一起住。他在途中就曾遭遇到好几次意外，有一次，他和一群朋友坐一条小船，企图在黑夜中偷渡一座由敌人把守的桥梁，结果被敌人发现而遭射击。另一次，一群走在他们前头的学生被敌人发现，其中一人被捕，日人还砍了他的头悬挂树上示众。”〔18〕

不只是外地、外校学生有如此遭遇，即使是本校学生亦有此例。北平沦陷后，北京大学许多未能及时逃出来的学生，被日军逮捕并关进了北大红楼（校办与文学院所在地，又称一院）地下室，接受灌辣椒水、杀威棒与扇耳光的‘招待’。囚在牢内的人不准讲话，如被发现就要遭到毒打。即使在夜间，日本宪兵也要蹑手蹑脚地在过道里巡视，通过栅栏窥视室内的动静。被囚的学生深夜听到受刑的鞭笞声、喊叫声，裂人肺腑。一个被关了两年终于逃出来的北大老学生，辗转数千里抵昆明后对校长蒋梦麟泣诉道，他被关的文学院地下室已成为活地狱，日军把辣椒水灌到他鼻子里，终至使他晕过去。他醒来时，有一个叫上村的日本宪兵告诉他，北大应该对这场使日本蒙受重大损害的战争负责，所以他理应吃到这种苦头。这位老学生连续三天都受到这种特殊“招待”，每次都被灌得死去活来，他在那个地牢里还看到过其他的酷刑，残酷的程度不忍追述。女生的尖叫和男生的呻吟，已使中国这座历史最悠久的学府变成撒旦统治的地狱。不少学生就在这样的“招待”中被活活灌死，或在“杀威棒”下暴毙而亡。

环境如此酷烈，西南联大在昆明落地生根后，仍不断发展壮大。1938年5月联大初开课时，所属四个学院的学生总数在1300人左右。同年9月，文学院和法商学院由最初落脚的云南蒙自迁往昆明，联大由原来的文、理、工、法商四学院扩大到五院二十六系（内含师范学院），学生人数也增至2000余人。1939年9月，联大规模再度扩充，学生人数达3000之众，教授、助教也增至500名左右。与此同时，西南联大又利用自己的师资力量和毕业生，创办了联大附属中学、附属小学，形成了极为可观的教育基地。而新建的师范学院主要招收云南省内的学生，为地方培养人才，成为继云南大学之后第二所综合性高校，此举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称许（南按：抗战结束后，一批自愿留滇的联大教师，在联大师范学院的基础上，组建了昆明师范学院，1988年改为云南师范大学）。

可惜好景不长，住在昆明茅屋中上课的联大学生，平静的书桌未安放多久，凶悍的日军飞机又带着一肚子“亮晶晶的家伙”主动找上门来了。

自1938年7月中旬始，日本作战大本营指挥25万日军沿长江两岸和大别山麓向西南地区围攻而来，国民政府迅速调集100万大军，以武汉为中心，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沿岸组织武汉保卫战。

8月21日，蒋介石接见英国《每日捷报》驻华访员金生并发表谈话，谓“扬子江阵线之一，不久即将展开剧战，此战将为大决战。”〔19〕

10月下旬，日军迫近武汉三镇，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空前大血战，这是抗日战争初期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交战双方伤亡异常惨重，日军伤亡人数达到了10万以上，国军伤亡40万之众。武汉保卫战不仅有效地阻止了日军进攻西南大后方的脚步，更重要的是为上海、南京等地迁往武汉的大约3000多家兵工企业、民用制造业和大批战略物资转移到四川、广西、云南等地赢得了时间，为国民政府以时间换空间的战略计划发挥了效力。

10月25日，剧战中的国军在被打得残缺不全，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师可供补充之时，为保持继续抗战的力量和持久抗战，蒋介石下令全线撤退，武汉沦陷。

就在武汉会战正酣之际，日本军部已将注意力转移到切断和封锁中国国际通道的战略与外交行动中。日军大本营首先派遣海军航空队轰炸昆明至越南、缅甸的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同时出兵侵占广东和海南岛，以切断香港和中国内地的联系，继而进攻广西，切断了镇南关和法属印度支那越南的联系。被压缩到西南一隅的中国军队，即将陷入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

昆明西门外潘家湾一带遭受到日机轰炸后惨状

1938年9月28日，日军以堵截、破坏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为终极战略意义的昆明大轰炸开始了。由9架日机组成的航空队从琴横岛（位于广东珠江口外）起飞至昆明上空，首次展开对这座春城的轰炸。昆明市居民和无数难民大多没经历过如此阵势，见敌机轰响着一字排开向这座边城压来，一时不知所措。而许多平时好围观看热闹的民众，意识到又一奇观突现，遂停住脚步和手中的活计，站在地下像往昔一样准备看个不买票的把戏。

无情的炸弹冰雹一样从天空倾泻而下，观看的人群没来得及嗷叫一声便血肉横飞，人头在空中如飘舞的风筝，四处翻腾，当空乱滚。时在昆明西门外潘家湾昆华师范学校附近聚集了大批外乡难民和好奇的市民，日机28枚炸弹从天而降，当场炸死190人，重伤173人，轻伤60余人。

当此之时，西南联大师生和中央研究院等学术机构人员，因在长沙时已有了跑警报的经验，一看敌机来临，立即向附近的防空洞或野外逃窜。中研院史语所住地靛花巷，离昆明城北门只有几十米的路程，出北门即是乡下的旷野，学者们听到警报，扔下手中的工作窜出室外纷纷向北门外狂奔，幸免于难。此次日机轰炸昆明城的悲壮情形，许多年后史语所的石璋如仍记忆犹深：

当天九点响起空袭警报，我跟高去寻先生两人一起跑，藏到一个挖好的战壕，战壕的形状很像田野的坑，我们看见敌机本应从东往西，却在上空绕了一圈从西往东，九架敌机在上空缓慢盘旋，整队飞往昆明城，不久就清楚地听见机关枪、高射炮、炸弹的声音，我们在战壕内丝毫不敢动弹，听见声音结束后才起身。看见敌机轰炸完毕后成群结队地离开，却见我方有一架飞机起飞追击，只见一架敌机冒烟，我方飞机见敌方飞机冒烟就溜了。后来听说发布空袭警报时，昆明航空学校、飞机场的战斗机都奉命飞离。独航空学校一个还没毕业的学生是瞎子不怕老虎，自行起飞追击，日机不防遭击，所以损失一架飞机。这个学生本来会因不守规矩受罚，却因为打下敌机就没有受罚，反而接受奖赏。独眼的龙云（人称‘独眼龙’）与中央的关系虽然不怎么好，不过在昆明被轰炸时，还站在北门上指挥呢（南按：日机被击中后机尾冒黑烟，后坠入滇越铁路宜良狗街火车站外2里地一个叫高苦马的地方，敌机焚毁，除司弹手池岛功1人跳伞被俘，另外5名同机组人员全部丧生）。

我们从战壕出来，回去昆明城内，大概是下午两点左右。往小西门方向走，那一带有昆华师范学校，被炸得很厉害，听说死了不少人。我们研究院的天文所也有损失，我不知道天文所在那里，只听人说天文所的研究员（可能还是所长，很有名气）李鸣钟的妻女都被炸死了。董（作宾）先生作《殷历谱》时经常一起讨论的天文所的研究员陈遵妫，他的母亲跟弟弟都被炸死，太太跟儿子被炸伤。这可能与天文所在高处，目标显著有关系，不然怎么会死伤这么多人？我不认识李鸣钟，认识陈遵妫，都被炸得很惨。〔20〕

惨剧发生后，昆明市民政局一位参与赈济救灾的科员孔庆荣目睹了当时的场面：“炸弹落地爆炸，硝烟弥漫，破片横飞，死者尸横遍野，幸存者呼天嚎地，惨叫之声不息……最惨者为一年轻妇女领一岁多的小孩，妇女的头被炸掉，尸体向下，血流不止，而孩子被震死于娘的身旁。除此，其它破头断足、血肉狼籍……”〔21〕其凄惨之状不忍追忆。

初试刀锋，日军眼见中方几乎无丝毫反击能力，于是放开胆子继续更大规模地对昆明实施狂轰滥炸。许多人都亲眼目睹了这样的景象：只见飞机在空中从容变换队形，一架接着一架俯冲投弹，整个城市浓烟四起，烈焰升腾，尔后才是炸弹的呼啸和爆炸声，有时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枚枚炸弹如何从银白色的飞机肚子里钻出来，带着“嗖嗖”恐怖之声向城市飞去。据当时的联大学生何兆武对日机的观察，“日机来昆明轰炸都是排成‘品’字形，3架排一个小‘品’字，9架排一个中‘品’字，有时候是27架排一个大‘品’，有时候是36架，前面一个大‘品’，后边九架再组成一个中‘品’，看得非常清楚。”至于飞机投弹的状况更是清晰可见，久久不忘。“飞机飞过去的时候炸弹极其耀眼，就像一群水银球掉下来，亮得晃人眼，就听见‘吱吱吱吱’的一阵响，然后是‘嘣——’的一声，如果离得近，就会感到地动山摇。”〔22〕

因有了“九·二八”惨剧这一血的教训，“跑警报”成了昆明城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共同的一种生活方式。连无孔不入的小商贩在黑市上倒卖的本地酒，也挂名“警报牌”，以此表达自己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商业精神与现代化意识。跑警报几乎成为每个人每日不可或缺的要务和功课。而随着空袭逐渐增多，昆明的空袭警报系统也逐渐完善起来。起初，昆明防空司令部曾经让单车队持红旗在市区内疾行，表示预行警报。当敌机临近后，则鸣警报器，其声间隔稍长。如果敌机距市空不远，则再鸣警报器，其声间隔短而急。警报解除时，除警报器长鸣外，并由单车队持小绿旗遍示城乡。后来空袭警报改为在五华山悬挂灯笼。预行警报悬一个红灯笼，空袭警报悬两个红灯笼，并且鸣警报器，紧急警报则警报器短鸣，同时收去所悬挂的两个红灯笼。敌机一旦离开市空，则仍然挂两个红灯笼，等到敌机出境后，改为悬挂一绿灯笼，表示警报解除，同时警报器长鸣数分钟后停止。到了后来，又将红绿灯笼改为长形布桶。

时在西南联大就读、后来成为作家的汪曾祺在撰写的回忆文章《跑警报》中，曾有过这样一段描述：联大刚进入昆明的那几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昆明那时几乎说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来。有时竟至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二十七架飞机来昆明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部还真言而有信，说来准来！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报”。

对于当时兴行的三种警报，有些人特别敏感、恐惧，有些人反应较为迟钝，不太在乎。当年的汪曾祺曾遇到过一位对警报反应特别敏感且有些怪异的人物，此人姓侯，“原系航校学生，因为反应迟钝，被陶汰下来，读了联大的哲学心理系。此人对于航空旧情不忘，曾用黄色的‘标语纸’贴出巨幅‘广告’，举行学术报告，题曰《防空知识》。他不知道为什么对‘警报’特别敏感。他正在听课，忽然跑了出去，站在‘新校舍’的南北通道上，扯起嗓子大声喊叫：’现在有预行警报，五华山挂了三个红球！’可不！抬头往南一看，五华山果然挂起了三个很大的红球。五华山是昆明的制高点，红球挂出，全市皆见。我们一直很奇怪：他在教室里，正在听讲，怎么会‘感觉’到五华山挂了红球呢？——教室的门窗并不都正对五华山。”〔23〕直到死，汪曾祺也没弄明白这位侯姓同学是否有特异功能，何种特异功能。

为了说明昆明警报之多，汪曾祺还以他特有的幽默风趣举例说，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须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夹，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24〕

频繁的警报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无论是学者还是学校师生，大好时光白白流逝。鉴于这种痛苦不安的情形，云南省政府开始通知驻昆的学校及科研院、所，尽量疏散乡下，以便减少损伤，同时也可腾出时间工作。西南联大人多势众，要选个合适的地方极其不易，一时不能搬动，但有些教授还是自愿住到了乡下比较偏僻的地方。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为保存发掘出土的文物及书籍免受损毁，决定立即搬家，搬到一个既安静又不用跑警报的地方去。此前，石璋如到过城外十几里地的黑龙潭旁一个叫龙泉镇的龙头村作过民间工艺调查，结识了龙泉镇棕皮营村村长赵崇义。棕皮营有个响应寺，石认为此处条件不错，便引领李济、梁思永等人前去观察，经赵崇义与镇长商量并得到许可，史语所决定迁往此地。正在大家准备搬家之时，傅斯年来到了昆明。

观音殿、尼姑庵的学者们

淞沪抗战爆发后，傅斯年托史语所一位陈姓职员护送自己的老母前往安徽，暂住陈家，继而让妻子俞大綵携幼子傅仁轨投奔江西庐山牯岭岳父家避难，自己只身一人留在危机四伏的南京城，组织、指挥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和各所内迁重庆、长沙等地的事务。

自1928年6月中央研究院成立后，陆续按学科分科增设各研究所，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已设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及动植物等十个研究所。理、化、工等三个研究所设在上海，其余各所均设于南京，并在南京成贤街旧法制局内设立总办事处（北极阁新址落成后，办事处迁往新址办公），主持办理全院行政事务。

当史语所、社会科学所等机构迁往长沙后，傅斯年在总办事处度过了最后的留守岁月，于南京沦陷前夜，奉命撤离，同年冬到达江西牯岭，见到爱妻幼子，随即携妇将雏乘船经汉口抵达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临时住点。1938年初夏，蔡元培终于同意朱家骅辞去总干事一职，本想请傅斯年继任，但傅坚辞，说对昆明的弟兄放心不下，急于到昆明主持史语所工作，蔡只好请抗战前曾做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四川大学校长、中国科学社创办人、著名科学家任鸿隽（字叔永）任总干事。

傅与任交接了总办事处事务，携妻带子来到了昆明，与史语所同仁相会于昆明靛花巷三号，继而迁往龙泉镇龙头村。此时，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虽已恢复，但要开展工作，必须有辅助这一工作可供查阅的图书资料，否则所谓工作将无从谈起。

自长沙撤退之后，清华通过本校毕业生、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顾毓琇联系，将图书大部分运往重庆，存放于顾毓琇之弟顾毓瑔为负责人的经济部下属某所，携带昆明者只很少的一部分。想不到1938年6月26日，顾毓瑔从重庆急电昆明的梅贻琦，告之曰：

昨日敌机狂炸北碚，烧炸之惨前所未有，敝所全部被焚毁，救无效。贵校存书全成灰烬，函详。〔25〕

此前南开大学的图书馆在津门被日机几乎全部炸毁，北大图书没有抢出，如今，抢运出来的清华图书大部分又成灰烬，这就导致迁往昆明的三校几乎无图书可资参考。多亏中研院史语所来昆明后，傅斯年设法将先期疏散到重庆的13万册中外善本图书寄运昆明靛花巷三号驻地，随即又将靛花巷对面竹安巷内的一座四合院租下作为图书馆，算是为迁来的三校和其它学术机构研究人员借读缓解了燃眉之急。正处于孤助无援的梁思成，见史语所大批图书到昆，与傅斯年协商，借用图书资料及部分技术工具以便开展业务。傅斯年慷慨应允。此后，中国营造学社与史语所这两个本不搭界的独立学术团体，就形成了老大与老二，国营与民营，依附与被依附的“捆绑式”格局。

既然营造学社与史语所已成了老大与老二的依附关系，在史语所搬迁时，营造学社也只好跟着搬入乡下，在史语所旁边的麦地村落脚，寻租一处尼姑庵作为工作室。

1939年1月20日，傅斯年为爱子仁轨画了一张旅程图，题记曰：“小宝第二个生日，是在牯岭外公外婆家过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袭。生下三年，走了一万多里路了！”〔26〕言辞中透着钻心的悲怆与凄凉。

李济领导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龙泉镇龙头村的办公场所（作者摄）

就在史语所迁往龙头村不久，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也从重庆迁往昆明，并在离史语所不远的龙泉镇起凤庵暂住下来。据当时在筹备处工作的年轻研究人员赵青芳回忆：此处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村子背靠山坡。起凤庵内有个四合院，共十多间房屋，除尼姑占有少部分外，大部分都拿来做了办公室。当时的工作人员不足二十人。村子在夜深人静时常闻狼嗥，大狼小狼之声清晰可辨，一时间颇使人生畏。好在白天环境十分幽静，在办公室窗前可以看见松鼠在树上跳跃，给孤独、清贫的工作人员带来一点心灵慰藉。

尽管生存环境差强人意，毕竟在炸弹纷飞中又安下了一张书桌，众研究人员心情渐渐平静的同时，又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忙碌起来。到了1940年3月，突有噩耗传来，蔡元培在香港去世。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西南联大同仁闻讯，震惊之余无不同声悲泣。傅斯年在龙头村旁边的弥陀殿，专门组织相邻的几家单位召开追悼会，傅氏作为主持人，在讲述蔡元培的生平、特别是上海沦陷前后一段经历时，泪如雨下，几不成语。

卢沟桥事变前两年，蔡元培的身体状况已现衰老颓势，病魔开始与他纠缠不休，但这位中国学界领袖，仍为民族的救亡与复兴奔走呼号。据他的学生、先后任清华、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回忆，有一次蔡元培到南京，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闻讯后设宴招待。席前，蔡元培极为真诚恳切地苦劝汪精卫改变亲日的立场和行为，严正态度，以推进抗战和民族复兴的国策。当时在座的罗家伦等人看见，蔡元培说到激动伤心处，眼泪一滴滴落在汤盘里，又和汤一道咽下去。其情其景，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

1933年2月，杨杏佛（中）与鲁迅（右）、李济（左）在上海亚尔培路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合影（李光谟提供）

1931年，当蔡元培与蒋介石关系逐渐疏远并发生裂隙时，南京政府的要员党棍如桂崇基（南按：1927年以后，历任国民党“清党”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中央政治大学校长，考试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随蒋逃台）等常思压制中央研究院，诋毁蔡元培。当情形紧急时，傅斯年便乘火车赶到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吴稚晖处请其出面向蒋援颊。蒋介石一度曾想任命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为江西“剿匪”秘书长，杨氏极不愿淌这滩浑水，但为顾及中央研究院利益，只好硬着头皮随蒋前往江西。对此，杨杏佛于1931年6月16日致傅斯年的信中说：“赴赣则要钱较有力，此亦冒暑随征之一原因也。”尽管奉命以身前往，且伴随蒋氏左右，但要钱仍非易事，同年7月21日，杨杏佛在致傅斯年的另一封信中颇为伤感地说：“虽尽力帮闲，而要钱终不如有实力者。”此时的中央研究院以及掌门人蔡元培，在蒋介石心中已由热变冷，双方的隔阂与裂隙无形中拉大。后因杨杏佛遭暗杀与自己遭特务恐吓事，蔡元培彻底与蒋介石在感情上分道扬镳。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蔡元培正在上海。此时，中央研究院理、化、工等三个研究所仍留在上海租界内开展工作。淞沪抗战爆发，蔡氏强撑病体，亲自组织、指挥上海的三个所向内地撤退。上海城陷之际，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已由朱家骅和傅斯年共同组织撤往重庆，蔡元培满怀悲愤与忧伤，乘一艘外国油轮独自一人从上海赶往香港。对于这个秘密行动，后来有两种解说，一说蔡准备至港后，转赴重庆与傅斯年等人会合，共撑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战时工作。一说蔡对蒋派特务刺杀杨杏佛事件耿耿于怀，情绪消沉，对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失去信心，极不愿到重庆与蒋氏打交道，遂负气出走，避居香港，与宋庆龄等人会合，静观待变。由于一路颠簸漂荡，年高体衰的蔡元培抵达港岛后身体不支，被迫滞留疗养休整，暂居于跑马地崇正会馆。

次年2月，蔡氏一家老小逃出沦陷的上海乘船抵港，蔡元培携家迁往尖沙咀柯士甸道，化名“周子余”隐居下来，谢绝一切应酬，但仍遥领中央研究院事务。1938年2月，在蔡元培精心策划和组织下，于香港主持召开了中央研究院自上海、南京沦陷以来首次院务会议。浙江省主席兼中研院总干事朱家骅，以及所属的丁西林、李四光、竺可桢、傅斯年、陶孟和等十位所长如期赴约，共商御侮图存大计，面对众人的慷慨悲歌之气，蔡元培精神为之一振。就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战时院务工作的许多重大策略与生存、发展方针。

早在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告急之时，极富远见的蔡元培就派人赶赴云南昆明与当地政府有关机构按洽，希望把中央研究院上海的三个研究所搬到昆明继续工作。云南方面表示欢迎并乐意提供路费，但作为交换条件，中央研究院下属的工程所等相关机构，需帮助对方在昆明近郊安宁建立一所现代化利用电炉制钢的工厂，这一要求得到了蔡元培的批准。1938年春，中央研究院工程所等机构，从日本人的铁蹄下悄然撤离沦陷的上海，租用外国油轮从香港、河内一路辗转来到了昆明，只是限于当时的条件，炼钢电炉没能带出。当时的云南只能用高炉和转炉生产生铁，中研院工程所到来后，开始在昆明东寺街石桥辅租用民房进行炼钢实验，后来为了躲避日机轰炸和市区的拥挤、喧闹，于滇缅公路昆明至缅甸方向22公里的桥头村，建立了一座占地100亩的工厂，所需设备除自制外，还通过昆明安利公司从英国、美国购进。工厂建成后，于1941年6月炼出第一炉钢，8月轧出第一批钢。自此之后，昆明几乎所有新兴的大型建筑都使用此钢材，名震一时的胜利堂、五华山光复楼等，都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兴建起来的。〔27〕不过，当这一切到来的时候，蔡元培已经看不到了。

1938年5月20日，蔡元培应宋庆龄邀请，同港督罗富国爵士等人一道，出席由“保卫中国同盟”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于圣约翰大礼堂举行的美术展览会，并公开发表演说。——这是蔡元培在港期间唯一的一次公开演讲，其意本为公开话别，离港前往昆明或重庆，奈何因身体荏弱不堪，未能成行，最终病逝香江。

1940年早春，73岁的蔡元培步入了贫病交加的人生暮年，他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而此时，偏又遭逢爱女蔡威廉死于难产的致命一击。这位留洋归国的艺术家，自和林文铮结婚后，一直致力于国立艺专的艺术教学工作，满腹才华和理想尚未来得及施展和实现，就撒手人寰。她死得很惨，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还用手在墙上反复疾书“国难，家难……”〔28〕其撕心裂肺之状令天地为之动容。白发人送走了黑发人，而白发人也将循着女儿的背影飘然而去。

1940年3月3日晨，蔡元培起床后刚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鲜血跌倒在地，继而昏厥过去。两天后，医治无效，溘然长逝。

巨星陨落，天下震惊。全中国不分政治派别，均表深切哀悼。蔡氏遗体于7日下午在香港湾仔摩利臣山道福禄寿殡仪馆入殓，10日举殡，香港各学校及商号均下半旗致哀。蔡元培灵柩初移厝于东华义庄七号殡房，以待运回故乡浙江绍兴安葬。但因战事迭起，炮火连绵，未能成行，遂移葬于香港华人永远坟场。从此，这位“五四元老”、“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学界泰斗”、长眠于香江。

蔡元培在民族危急的“大风雪”中走来，又在山河破碎的暴风骤雨中离去，在他到来和离去之后，中国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中国，他所开创的学术大业，自由之思想，民主、科学之理念，囊括、兼容之精神，将成为一座不灭的灯塔，于岚山雾海、天地苍茫中，昭示着天下儒林士子远航的路。

蔡元培走了，死者不能复生，中央研究院不能长时间没有院长。为使本院各个系统不至因其缔造者蔡元培去世而在战火中出现断路或瘫痪，院长继任人选问题自然地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1940年3月中旬，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秘书翁文灏与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任鸿隽，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教育部长王世杰等人沟通后，呈报国民政府批准，召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评议员赴重庆开会，选举新一届院长。

在昆明科研学术机构的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李四光、丁西林、汪敬熙，及西南联大教授陈寅恪、周炳琳等接到通知，纷纷向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云集而来。此时，每个评议员都渴望自己看好的对象能够当选，开始或明或暗地角逐起来。3月23日，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终于在重庆蒙蒙细雨中开幕，评议员对院长侯选人正式进行无记名方式投票，选出3名候选人。据统计，到场者共30人，由王世杰担任会议主席，为避嫌，王放弃投票。其结果是：翁、朱二人旗鼓相当，各得24票，胡适得20票，李四光6票，王世杰与任鸿隽各4票，顾孟馀仅得1票。按照选举条例，评议会将得票最多的翁、朱、胡三人名单呈报国民政府审批。尽管在评议员特别是傅斯年、陈寅恪、李济等重量级大腕中间呼声很高，且陈寅恪放言“如果找一个搞文科的人继任，则应为胡适之。胡适之对于中国的几部小说的研究和考证的文章，在国外的学术界是很有影响的。”〔29〕但胡适正在驻美大使任上，关乎国家民族抗战责任重大，终究不能回国。这一点，王世杰在给胡适的电报中说得非常明白：“政府觉美使职务重于中研院，迄无调兄返国决定。”〔30〕

既然胡适不能返国，中央研究院院长人选就只有在翁文灏与朱家骅之间选择了。但蒋介石对翁、朱二人皆不满意，故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直到蔡元培死后半年有余的9月18日，才最后下定决心弃翁而圈朱，不过在圈定之后又加了个“代”字，以示平衡各派势力，朱家骅遂以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的名分被公示天下。

朱家骅本是合法的三位院长候补人之一，结果阴阳差错地以暂代之名充当天下儒林共主，心中颇为不快，又无力改变这一尴尬局面。经过他一番明查暗访，认为导致这一局面出现的原因，与王世杰背后捣鬼大有关系。王不想让胡适此时离任回国，但又觉得胡适因此失去中研院院长牺牲太大，既然自己得不到，也不能让朱氏轻易占了便宜，于是欲留院长之位以待胡适，并以此说动介公，抛弃最具竞争力的翁文灏，让资历较浅的朱家骅暂代。蒋介石心想，既然翁氏被抛弃，单举朱氏来做院长也有些不便，于是顺水推舟，在朱家骅的院长前轻轻加了个“代”字以示平衡，可见介公此举之煞费苦心。

事已至此，朱家骅回天乏术，只好屈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局的演变，王世杰的设想也成为泡影，当胡适从朱家骅手中接掌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时候，已是18年之后台湾孤岛上的事了。

朱家骅以险胜暂时坐上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把交椅，久悬在傅斯年、陈寅恪等人心中的一块石头怦然落地。尽管傅斯年在选举院长问题上明显偏重于胡，但对朱家骅也没有暗中下绊儿或在背后鼓噪捣乱，总体上亦属拥护之类，鉴于傅在中央研究院非同寻常的号召力和办事才干，朱家骅上任之始便弃任鸿隽而请傅斯年出任总干事一职，是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也。可怜的任鸿隽不但竞选院长未果，连总干事的帽子也丢掉了，只好仰天长叹，莫之奈何。傅斯年此时正身患高血压，并深受其累，不想戴这顶“闲曹”手下总干事的帽子，但因朱家骅真诚相邀，感念当年朱在中山大学时对自己有知遇之恩，遂“为了院，为了朋友，欣然地答应下来。”〔31〕不过傅斯年还是有言在先，认为自己既然已担任了史语所所长，不能再兼职，只是以暂时代理的身份出任总干事一职。在正式上任之前，傅斯年要先回昆明处理史语所的事务，然后回重庆就任。而这个时候，国际国内局势又进一步恶化了。

九州遍洒黎元血

1940年5月，欧洲战场上，德国法西斯军队机械化部队绕道比利时，以闪电速度斜插法国腹部，从法国马奇诺防线左翼迂回，在蒙梅迪附近突破达拉弟防线，占领了法国北部。紧接着进抵马奇诺防线的后方，导致号称“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变成了毫无用处的垃圾堆，在此布防的英法盟军数十个师瞬间崩溃，德军势如破竹向巴黎挺进。与此同时，远东战场上的日军与希特勒遥相呼应，立即出兵威胁越南，封闭滇越铁路，进而封锁香港。见风使舵的英国迅速与日本达成协定，拱手交出中国政府存放于天津英国银行的大批白银，并承诺配合日军封锁滇缅路3个月，与日本共同觅得“光荣之和平”。

就在以上战略步骤实施前后，为确保日军已经攻占的武汉三镇，控制长江水上交通线，扼住中国军队的咽喉，置国民政府于死命。5月2日，日军调集15万精锐部队在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指挥下，于襄阳、枣阳、宜昌一带发动战争，史称“枣宜会战”。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六个集团军进行狙击。日军自5月1日起分三路先后攻占明港、桐柏、唐河、枣阳等地，10日会师于唐白河畔。中国军队转入外线的部队将敌反包围于襄东平原，收复明港、桐柏，一度克复枣阳。5月14日，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上将衔总司令张自忠，亲率第74师、骑9师及总部特务营数千人渡襄河出击，截击敌军，与日军血战竟日，复激战通宵。第二天，日军调集飞机20余架，炮20余门，轮番轰击。

张自忠上将

平津沦陷后，以匹夫之勇在北平主持冀察事务的张自忠痛悔自己的过失和糊涂，不该独自留下，以极不恰当的方式，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日本人进行一场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上都颇为错误的周旋。当自己受日本人利用的价值不存，被对方一脚踢开并威胁到生命安全时，遂猛然悔悟，化装打扮，潜出北平逃往天津，再乘轮船逃至青岛，秘密转车赴济南。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奉命将张自忠扣押。期间，张见到专程前来探望的萧振瀛，追悔莫及，相抱大哭，说了些：“对不起团体，对不起大哥”的话，尔后由原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陪同，解往南京面见蒋介石请罪。张自忠在蒋面前提出愿回“军前效力”，立功赎罪。后在原二十九军将领宋哲元、萧振瀛，以及李宗仁、何应钦、程潜、张治中、鹿钟麟、魏道朋、郑毓秀等军政显要的轮番游说下，蒋介石终于被说动，在大敌当前，鏖战正酣的关键时刻，根据“使功不使过”的策略思想同意张回原部队，以三十八师师长原职兼代该师新升格的五十九军军长。〔32〕

1938年1月，张自忠的五十九军被调归第五战区序列李宗仁指挥，旋赴临沂一带参加台、枣会战。张自忠以悲愤交加的心情，率部在临沂战役中击溃号称日本“钢军”的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揭开了台儿庄大捷的序幕。

血战台儿庄之后，日军增兵包围徐州，截断陇海路，张自忠部又临危受命，掩护徐州数十万主力部队突围。武汉会战中，张部奉命守卫潢川，重创来犯日军第10师团。战后，张自忠以战功升任第二十七军团军团长，未久，军事委员会组建第三十三集团军，该集团军下辖曹福林的五十五军，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和冯治安的七十七军，张自忠任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副之，这支部队算是原二十九军老班底的余脉。此时的三十三集团军重整旗鼓，面貌一新，再也不是宋哲元第一集团军暮气沉沉的混乱状况了。受张、冯二位将领“尽忠报国”（张自忠语）的影响，军士们个个奋勇当先，在著名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均打出了军威、声威，立下了赫赫战功。令人痛惜的是，一代名将张自忠竟在战场上以身殉职。

与日军周旋的国军士气高昂，在山区丛林中穿插行进

5月16日晨，张自忠部进至宜城东北罐子口地区与日军展开激战，在敌猛烈炮火的轰击下，被迫退至南瓜店附近。日军得知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部被包围，集中万余人全力展开围攻夹击。因实力悬殊，第74师和特务营伤亡殆尽，张自忠数次中弹，身被七创，自知不治，弥留之际，对身边的人员说道：“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得起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旋拔剑自戕，壮烈殉国，时年51岁。

当时围攻而来的日本鬼子亲眼目睹张自忠舍身以成仁的忠勇场面，皆认为倒下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座山。随之而来的日军将领确认眼前阵亡的将军就是张自忠后，在片刻的欢呼之后，即肃穆郑重地列队，给面前这座大山一样伟岸刚卓的烈士行了军礼。——这是对勇者强大灵魂与高贵人格的敬畏和敬佩。

当天夜里，根据最高统帅部命令，中方派一个师的兵力强攻落入敌人手中的阵地，以牺牲二百多名士兵的代价，占领该据点并抢回落入到日军手中的张自忠将军之躯。5月21日5时，李致远将军、徐惟烈顾问奉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之命，率手枪队，乘六辆卡车从快活铺集团军总部起程，护送张自忠灵柩前往重庆。

将星陨落，举国震悼。护送张自忠灵枢的车队经荆门、当阳等县和沿途集镇，均有各界群众祭奠。下午3时许，车抵宜昌县境，在宜昌东山寺停灵三日，23日凌晨4时，张自忠灵柩在严重、郭忏、王陆一等人护送下，由东山公园东山草堂运往轮船码头，宜昌民众路祭送灵者达10万之众，夹道香花爆竹不绝。民生公司免费运送灵柩的“民风”号轮船，停泊江面，生火待发。江面上过往轮船按响汽笛，以哀悼党国在抗战中失去的第一位集团军总司令职、上将衔的民族英雄。清晨6时半，盛载张自忠遗体的轮船拔锚起航，岸上人群无不怆然，江中其他轮船都停止航行，肃穆以待，汽笛一阵紧接一阵，扣人心弦，催人泪下。

这一感人至深的场面，时任军事委员会战区军风纪第二巡察团委员、正在宜昌亲睹其情的王陆一有如下记述：

张自忠将军忠榇之过宜昌也，军中未即公布而民间已有所闻，不期集于东山寺者逾十万人。入夜，万火荧荧、衔哀野祭，山头路角，终夜闻悲叹声。几多老母夜起手制面食，曰：我为张将军作北方饭也。凌晨移榇上船，由东山寺直至江边，千家万户争于街头设祭。花香酒果，低头虔拜，望行列且近，手燃爆竹，目注灵舆，若有无穷之哀思，欲尽情倾诉者，祭桌上盛陈珍贵品物者，其意恨不尽献所有于此民族英雄也。沿途人山人海，悲壮恳切之情，使送灵者垂泪而过，莫能仰视。其时警报呜呜，敌机已凌空，而送者无一人退祭，无一人去也。前导军乐激楚，覆棺之国旗愈显光丽，十万人缀队以行，发于自然之情而不能己，庄严沉毅，初无指挥而整肃无比，视敌机盘旋蔑如也。灵榇上船，素旐徐展，岸上人犹是心送将军欲溯江俱远耳。〔33〕

5月28日，张自忠将军灵柩运抵重庆，全军举哀，满城悲恸。蒋介石亲临致祭，发表告全军将士书，追述张自忠一生的抗战之功：

追维荩忱（南按：张自忠字）生平与敌作战始于二十二年喜峰口之役，迄于今兹豫鄂之役，无役不身先士卒。当喜峰口之役，歼敌步兵两联队，骑兵一大队，是为荩忱与敌搏战之始。抗战以来，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而临沂之役，荩忱率所部疾趋战地，一日夜达百八十里，与敌板垣师团号称铁军者鏖战七昼夜，卒歼敌师，是为我抗战以来克敌制胜之始……

在表彰其战功的同时，蒋介石借机对张自忠在平津沦陷前后一段历史功过作了评述：

抑中正私心犹有所痛惜者，荩忱之勇敢善战，举世皆知，其智深勇沉，则犹有世人未及者。自喜峰口战事之后，卢沟桥战事之前，敌人密布平津之间，乘间抵隙，多方以谋我。其时应敌之难，盖有千百倍于今日之抗战者。荩忱前主察政，后长津市，皆以身当樽俎折冲之交，忍痛含垢与敌周旋，众谤群疑无所摇夺，而未尝以一语自明。唯中正独知其苦衷与枉曲，乃特加爱护矜全，而犹为全国人士所不谅也。迨抗战既起，义奋超群，所向无前，然后知其忠义之性，卓越寻常，而其忍辱负重，杀敌致果之概，乃大白于世。夫见危授命，烈士之行，古今犹多有之。至于当艰难之会，内断诸心，苟利国家，曾不以当世之是非毁誉乱其虑，此古大臣谋国之用心，故非寻常之人所及知，亦非寻常之人所能任也……

据时为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六十八军军长的刘汝明后来回忆：“此文传至前方，二十九军袍泽捧读之余，无不感激泣下。”〔34〕

张自忠牺牲后，三十三集团军由盛转衰。随着抗战胜利、内战爆发，原二十九军老班底遭到重创，最终走向末路，烟消云散。〔35〕

尽管国军将士忠勇荩忱，硬打死拼，不惜以身殉国，终因装备与兵员素质等方面与敌方相差悬殊，仍未阻止日军的凌厉攻势。骄狂的日军在扫荡武汉周边战略要地后，又集中兵力向西部的宜昌赴来，企图打开三峡门户，围攻陪都重庆，给精疲力竭的国民党抗日力量最为致命的一击。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死里求生的抉择。

1940年7月，为彻底切断中国仅存的一条国际通道，日本军队直接出兵强行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的越南，不仅切断了滇越铁路，而且由于距离缩短，使得飞机轰炸滇缅公路和终点站——昆明更加频繁起来。到了8月底9月初，日机对昆明的轰炸更加猛烈，轰炸范围已扩大到昆明郊区，日军开始组织精锐向云南境内进犯，形势日趋危急，处在硝烟炮火中的西南联大形势日渐严峻。对这一时期的局势，时在联大读书的学生何兆武记忆犹深：“从1940年夏天到1941年秋天，在这一年零一个季度的时间里，日本几乎天天来飞机轰炸，而且很准时，早晨九十点钟肯定拉警报。据说重庆一拉警报大家就躲进山洞里，可是昆明没有山洞，幸亏联大就在城边，一拉警报我们就往郊外跑，十来分钟就能翻两个山头，跑到山沟里就安全了。不过因为日本飞机到处丢炸弹，山沟里也有不安全的时候。有一次，华罗庚先生和教我们西洋史的皮名举先生躲在一起，不知怎么日本人在那山沟里（记得叫黄土坡）撂下两颗炸弹，石头土块把他们埋了起来。皮先生爬出来，晕头转向地往外走，没走几步忽然想起华罗庚还在里边，赶紧又找人回去，又把华先生拉了出来。”〔36〕

何兆武所说躲警报的地方又称为“一线天”，这是一道很窄的狭谷，大家认为躲警报此处较为安全，每次空袭到那里去的人也最多。因是在狭谷中，炸弹下来把两边的土炸翻，才有华罗庚被埋的险情发生。

给何兆武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40年秋开学不久，敌机又来轰炸，“那一次炸得很凶，宿舍、图书馆都被炸了。我还记得那天回来以后校园里到处都是灰尘，就看见蒋梦麟校长——平时他很少露面的——坐在图书馆门前的地上，一副无奈的样子。”〔37〕

这次轰炸的具体时间是1940年10月13日，前一天是联大招生发榜日，13日是星期日。关于当天轰炸情形，从吴宓日记中可见得较为清楚。

是日，联大外文系教授吴宓邀多位友人同游西山，上午9：00从小西门外篆塘上船，10：40在滇池中闻警报。“途中2：00见日机27架飞入市空，投弹百余枚。雾烟大起，火光迸烁，响震山谷。较上两次惨重多多。”傍晚归城后，“始知被炸区为文林街一带。云大及联大师院已全毁，文林巷住宅无一存者。大西门城楼微圯，城门半欹。文林街及南北侧各巷皆落弹甚多。幸联大师生皆逃，仅伤一二学生，死校警工役数人云。”

次日清晨，吴宓赴翠湖边的先生坡、天君殿巷等处访友，只见：“房屋毁圯，瓦土堆积。难民露宿，或掘寻什物。……文化巷口棺木罗列，全巷几无存屋。”又“闻死者约百人。”〔38〕

吴宓所记的“校警工役数人”，其中一位是专门负责看守联大常委办公室和地下室的老校工尹师傅。当时在梅贻琦办公室后面专门挖了一个小型地下室，用来存放学校有关文件、贵重仪器和从北平带来的为数不多的孤本、善本书籍。平时有两名校工管理看护，遇到空袭时就把门锁上，众人一起“跑警报”，而在三名常委中，梅贻琦“跑警报”的次数最多最勤。据西南联大教授陈岱孙回忆说：那时候经常有警报，而“一有警报，我们就往后山跑，上坟堆里去。飞机来了，就趴在坟堆里看着下炸弹，下了炸弹以后飞机飞走了，我们才站起来。那时候，张伯苓校长在重庆，蒋梦麟也经常到重庆去，有时也在昆明，但是很少参与学校的事情。梅校长就是那个时候的校长，尽管名义上是常委。他经常每天办公，警报一来，也跟学生一样一起往后山跑，飞机来时，跟学生一样趴在学生身边。所以当时，学生看起来，梅校长是很亲近的。”〔39〕

因敌机来得频繁，跑警报的次数太多，联大师生与员工渐感疲乏并产生了懈怠与侥幸心理，对敌机的“嗡嗡”轰鸣也不再理会。每次警报响起，几位老校工就打开联大校园的后门，让众师生向后山疏散，自己则在校园内或常委办公室看护。有些学生也仿照老校工的做法，在校园内随便找个树木繁密的地方或蹲或坐，待敌机过后再继续到教室自习，想不到这个做法竟酿成了一场灾祸。

10月13日下午，梅贻琦正在办公室处理公务，紧急警报响起，梅仍像往常一样走出办公室，随着师生穿过校园后门奔赴后山躲避。当他尚未跑到离校园最近的白泥山，敌机已飞临校园上空，密集的炸弹冰雹一样落下，顿时浓烟腾起，常委办公室与临近的一幢宿舍被炸塌，看守地下室和常委办公室的老校工尹师傅与几位同事，另外还有几名躲在校园密林内的学生，见此次敌机轰炸异常猛烈，乃起身向防空洞奔去。有的刚钻进洞口，有的尚在洞外，一枚炸弹从天而降，众人不幸遇难。梅贻琦多亏跑得及时，算是逃过了一劫。

同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日军轰炸南开大学一样，此次日机对昆明的空袭，显然是专门针对教育机构而来。对这一悲剧的发生，梅贻琦事后在一份《告清华大学校友书》中写到：“敌机袭昆明，竟以联大与云大为目标，俯冲投弹，联大遭受一部分损失，计为师范学院男生宿舍全毁，该院办公处及教员宿舍亦多处震坏”；“环学校四周，落弹甚多，故损毁特巨”；“清华办事处在西仓坡之办事处，前后落两弹”，办事处防空洞“全部震塌”，“工友二人，平素忠于职守，是日匿避该防空洞内，竟已身殉”。〔40〕

此次联大校舍被炸的具体情形，昆明报纸于次日作过详细报道：“昨敌轰炸机二十七架袭昆，对我最高学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做有计划之轰炸，以图达到其摧残我教育与文化事业之目的……新舍男生宿舍第1、2、28、32等号被毁……师院女生宿舍第2号……男生宿舍第1、2号，教职员宿舍被毁……第7、8教室被毁。南区生物实验室一栋全毁，内有仪器多件，图书库被毁……其余，常委会办公室、出纳组、事务组、训导处、总务处均被夷为平地。”〔41〕

被炸断的房梁直插在蒋梦麟办公桌上（北京大学校史馆提供）

就在这次轰炸中，蒋梦麟办公室一根被炸断的房梁轰然落下，把蒋的办公桌桌面刺穿。多亏当时蒋梦麟已跑出办公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学生何兆武看到这位蒋校长坐在图书馆前的地上，一副无奈的样子，或许不够准确。但当时的蒋梦麟面对他办公室中的恐怖情景，一定是百感交集并心有余悸的。

当然，对此次不幸事件的发生，也有教授同仁对学校高层特别是师范学院领导者的态度表示不满，曾昭抡于第二天日记载：“昨日敌机轰炸昆明后，我等住宅前后左右，落炸弹甚多。附近数屋变成一片废墟，有一屋全家六人均被炸死。联大师范学院的男生宿舍全毁，学校负责人，竟不露面。在办公时间内，全校无一人办公，惟教授则仍有一部分上课者。”〔42〕这个批评是否合适当另当别论，或许师范学院的领导人另有他事而不在现场，或有其他缘由。但无论如何，此次轰炸对联大校舍及其他物质的毁坏是巨大的，其在师生心中投下的战争恐怖阴影也难以消除，以至多少年后仍记忆犹深。

西南联大被炸的这一天，正是日军全面占领法属印度支那一个月的日子，昆明距日军占领的越南河内军用机场不足600公里，距已经推进至河口一线的日军先头部队不足400公里。地处边陲的云南昆明由大后方一变而成为战火纷飞的战区旋涡，遭受敌机轰炸如同家常便饭，不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包括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都无可奈何，只能是一边工作一边默默忍受着。据曾昭抡10月17日的日记载：“日方广播，谓将于17至21日，狂炸昆明及四郊。今日五时左右即醒，早饭后赴校上课。天空阴云甚重，上两节课安然无事。九时三刻，空袭警报终来，出城避至山边沟中。坐沟旁草地上，读完《罪与罚》一书。至下午一时余，仍放紧急警报。坐沟中向天张望，不久旋见敌机三架，来回盘旋侦察。后见重轰炸机三队二十七架，作银白色，自头上飞过，至城角上空，投轻炸弹一批，随见城内黑烟扬起。由城飞至马街子，投重磅炸弹一批，地为之憾。警报至五时左右始解除。回家晚餐后，阅清华留美试卷，至十一时睡。”〔43〕18日日记又载：“八时至北门街宿舍取书，返宅后画《高等有机》应用之图表。九时半警报又来，出城疏散，坐两山间之山沟内，读看清华留美试卷。”〔44〕

因了连续的轰炸，许多文科教授干脆把课程安排到晚上讲授，如吴宓就利用晚上没有轰炸的空隙，借月明之夜继续他的《欧洲文学史名著》中“柏拉图”一课的讲授。10月16日，吴在日记中写道：“晚7—9时至校舍大图书馆外，月下团坐，上《文学与人生理想》，到者五六学生。”〔45〕

正如“物极必反”的道理一样，轰炸次数多了，就出现了一些反常现象，或称为一种战时精神。如汪曾祺所说：“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据我所知，就有两人。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中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46〕

这两位同学置敌机轰炸于不顾，临危不惧，神态自若的另类表现，真有点古代战争或武侠小说中描绘的大将风度，甚至有点神仙风范，令人叹服。据说，联大校园外不远处有一家牛肉面馆，老板很有个性，被炸之后，索性换了一个新的招牌，叫做“不怕炸牛肉面馆”，大家都觉得这个招牌挺有趣，也挺鼓舞士气，前来吃面喝汤的食客增加了不少，老板因此大大地发了一笔。

当然，说是“不怕炸”只是赌气式地与日本人暗中叫劲儿，或者称为一种黑色幽默，凡胎肉体总是敌不过钢铁炸弹，警报一响，还得跑。日复一日，没完没了地跑，众人身心俱疲，就连住在昆明郊外龙泉镇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以及李济领导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同仁，每天都在警报的鸣响中惶恐度日，其悲苦之状从林徽因给费慰梅的信中可以看到：

日本鬼子的轰炸或歼击机的扫射都像是一阵暴雨，你只能咬紧牙关挺过去，在头顶还是在远处都一样，有一种让人呕吐的感觉。

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还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47〕

梁、林夫妇的儿子、当时只有8岁的梁从诫童年的记忆里，曾烙下了这样的画面：“有一次，日本飞机飞到了龙头村上空，低到几乎能擦到树梢，声音振耳欲聋。父亲把我们姐弟死死地按在地上不让动。我清楚地看见了敞式座舱里戴着风镜的鬼子飞行员，我很怕他会看见我，并对我们开枪，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48〕

联大师生、昆明的民众与林徽因母子的感受，基本代表了当时国人的心境：战争是酷烈的，由节节失利的战争带来的苦难，更令人焦虑、心悸、不安。但大多数人并未因此全面退缩，或放弃抗战的决心与胜利的信心，用民众通俗的说法，就是“豁出去了，拼了再说。”对知识分子而言，此时的心境按清华大学教授闻一多的说法，就是“教授们和一般人一样只有着战争刚爆发时的紧张和愤慨，没有人想到战争是否可以胜利。既然我们被逼得不能不打，只好打了再说。人们对于保卫某据点的时间的久暂，意见有些出入，然而即使是最悲观的也没有考虑到战事如何结局的问题。”〔49〕

当时日军对重庆的轰炸远胜过昆明，1939年6月11日，蒋介石的重庆黄山官邸附近遭到轰炸，官邸亦中弹，时蒋在三楼，险遭劫难。1940年5月始，日机经常以一百架次以上轰炸重庆，许多无辜的民房与市民被炸毁炸死，其悲惨之状，令人痛扼。这年5月29日，蒋介石在目睹了重庆大轰炸后，于当天的日记中作了如下记载：

其扶老携幼，负重行远之情状，见之心酸，下代国民应知今日其父母挈其避难之苦痛，为空前史所未有，为国为家，更应特尽忠孝之道，庶不愧为中华民国之子孙也。〔50〕

1939年春，日军航空兵开始对重庆大规模空袭。图为1939年8月19日，重庆市教会学校遭到日机轰炸情形

进入8月，日机对重庆的轰炸更为猛烈，整个重庆市区墙倒屋塌，满目疮痍，死伤惨重。尽管如此，军民们那种慷慨悲歌之气未减，大有越炸越勇，越炸越冷静、不屈之势。8月19日，日机出动一百九十余架，对重庆展开轮番轰炸，整个市区笼罩在浓烟与烈火中，许多建筑被炸后燃烧，持续数十小时。面对惨剧，蒋介石于8月21在日记中作了如下记载：

徒凭满腔热忱与血肉，而与倭寇高度之爆炸弹与炮火相周旋于今三年，若非中华民族，其谁能之。〔51〕

字里行间，透出这位战时军政领袖不服输，不怕鬼，不信邪的精神气概。颇有气象万千，为整个民族的不屈意志甚感光荣与自豪的伟大情怀。1941年8月30日，蒋介石的重庆黄山官邸再次遭日机轰炸，六名卫士死二伤四。面对血肉横飞的惨象，蒋介石心怀忧愤但不为所惧，继续在残破的官邸办公和召开会议，周身透出一股视死如归的英雄豪气。

就在日军攻占越南并出动战机对重庆与昆明等地狂轰乱炸之际，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西南联合大学、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学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驻昆学校和科研机构“宜作万一之准备”，即作迁移的准备。7月17日，西南联大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按照教育部指令，做必要的准备工作。7月26日，梅贻琦与联大教务长樊际昌、事务组主任毕正宣赴云南澄江考察，但澄江接纳能力有限，只能前去一个学院。9月9日，联大常委会在听取了叶企孙、周炳琳、杨石先、樊际昌等人前往澄江再次调查和筹设分校与当地接洽的情况后，决定不去澄江，分校地点以重庆以西的四川辖境为宜。号称天府之国的蜀地，既有千山万壑的阻隔，又有长江或岷江、金沙江、嘉陵江等支流和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相通，其间有大大小小的坝子可以耕种，粮食、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容易解决，是一个天然的避难场所与积蓄力量、待机反攻的后方基地。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在大难临头之际都逃亡四川避难，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在长安城陷之际，唐玄宗携带部分文臣武将出逃四川剑南，李唐王朝在天崩地裂的摇晃震荡中最终稳住了阵脚。鉴于这样的天然条件，西南联大作出了迁川的决定。

这年10月初，四川省政府致电西南联大，对迁川“极表欢迎”，并表示“校址似以泸县、宜宾、叙永一带为宜。”〔52〕根据派人勘察的结果，联大常委会于11月13日决定，在泸县以南的叙永设立分校，聘请杨振声为分校主任，先迁移一年级及选修班学生到该校上课，待将来形势演变再作全部搬迁的抉择。因战时交通不便，600余名新生入校注册时间推迟到1941年1月2日，6日开学，10日上课。自此，中国西南边陲又诞生了一个特殊的课堂。

就在联大派人赴川考察空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也令该所副研究员芮逸夫，随同济大学派出的教授一道赴川寻觅迁移之处，并很快在宜宾下游22公里处找到了一个可供安置书桌的地点。傅斯年与李济、梁思永、董作宾、李方桂等人根据考察情况交换意见，认为在没有更好的地方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此处暂时落脚。于是，中央研究院在昆明的几个研究所，连同相关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学术机构，与驻昆的同济大学一道，又开始了一次大规模迁徙，目标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四川南溪李庄。

注释：

• 〔1、20〕《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纪录：任育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 〔2、48〕梁从诫《长空祭》，载《不重合的圈——梁从诫文化随笔》，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 〔3〕土匪内部与民间的称谓，凡集结匪众在一千人以上，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武装集团者称为“广棚”，一般居住深山野外，有独立的山寨房舍，形同小说《水浒》中描写的样子；“土棚”人数在百人以上，常住深山与乡间，游走不定；“斗板凳脚”人数几人与几十人不等，如同乡间拿着板凳围在一起聊天之类的小股团伙，一般分散乡间，做一些打家劫舍和绑肥猪之类的“小买卖”（当地土匪称绑票为绑肥猪，绑女票称绑女猪）。

• 〔4〕《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 〔5〕《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载《历史动向——闻一多随笔》，闻一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 〔6、22、36、37〕《上学记》，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

• 〔7〕费孝通《我心目中的爱国者》，载《群言》，第8期，1999年。

• 〔8〕苏勉曾《深切怀念曾昭抡先生》，载《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26期，1999年。

• 〔9〕郭建荣《疾步人生的曾昭抡教授》，载《文史精华》2001年1期。

• 〔10、11〕原载《大公报·综合》（重庆版），1940年10月21日、25日，转引《穆旦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 〔12〕1938年6月1日，回到长沙复命的黄师岳给蒋梦麟、梅贻琦寄发一信，婉拒了联大赠送的金表一只及川资500元。信中说：“虽云跋涉辛苦，为民族国家服务，与数百青年同行三千里，自觉精神上痛快与光荣。到滇承招待慰劳，反使内心感与愧，并所赐纪念像，谨什袭珍藏，永远存念以纪此行。至赠送金表一只及川资五百元，在公等为诚意，在师岳实无受法，均原璧交来人带回矣。”（《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史》，96页，郭建荣主编，云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此事仅过七十年，却是今非昔比，遥不可及。观之今日之世风，黄师岳中将当年之人格风范，令人不胜感慨。

• 〔1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该《校史》附录的校歌，署名为：罗庸词，张清常曲。就作者研究考证，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应为冯友兰。其论据是除了《冯友兰自述》中冯的自白，尚有大量证据表明词作者就是冯友兰，而非人云亦云者所说的罗庸。关于这个问题，在第二部二十四章注释中有详细论证。

• 〔14〕《冯友兰自述》，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 〔15〕《梅贻琦日记》，第206页，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 〔16〕杨振宁《读书教学四十年》，载《世纪清华》，庄丽君主编，光明日报社2001年出版。

• 〔17〕《联大九歌》，第206页，许渊冲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 〔18〕《西潮与新潮》，蒋梦麟著，团结出版社2004年出版。

• 〔19〕《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21〕《忆日机首次轰炸昆明》，孔庆荣段昆生，载《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 〔23、24、46〕汪曾祺《跑警报》，载《滇池》，1985年3期。

• 〔25〕《梅贻琦1937—1940来住函电选》，黄延复整理，载《近代史资料》，19页，李学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 〔26〕俞大綵《忆孟真》，载《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 〔27〕《一座古城的图像纪录》，王继锋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

• 〔28〕蔡威廉（1904-1940〕，1914年至1927年，三次随父蔡元培旅居欧洲，先后就读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美术学院和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回国后被聘为国立杭州艺专西画教授。蔡威廉与潘玉良是民国初年率先留学欧洲的女性美术家，中国第一代以油画教学的女教授，近代美术教育园地女性拓荒者之一。蔡威廉在杭州艺专执教的十年中，曾创作完成了人物众多的大幅油画“秋瑾绍兴就义图”与“天河会”等。这两件大型作品分别以现实和神话中的女性为题材，表现大义凛然、为革命捐躯的女英雄，同时借助神话题材表现女性追求自由与解放的人文主题，均为不朽名作。1928年7月，蔡威廉与留学法国巴黎大学的美术史家、时任国立杭州艺专教授兼教务长林文铮在上海结婚，主婚人为蒋梦麟。

抗战爆发后，杭州陷落，蔡威廉与林文铮携家随杭州艺专师生内迁到湖南沅陵。1938年12月，教育部下令北平国立艺专与杭州艺专合并，改名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两校合并后出现了严重的派系倾轧，由于当年张道藩欲在杭州艺专谋职并追求蔡威廉未果，遂对林、蔡夫妇怀恨在心。此时张已在国民党中央担任要职。处于嫉妒和怨恨，张道藩与国立艺专的部分北方派人士合谋，胁迫林、蔡夫妇辞职。林、蔡无力抵抗，被迫出走，于1938年冬，携一家老小历尽艰辛来到昆明，在城内一幢破旧民房租住。由于经济来源断绝，全家8口人分住在两间面积约30平方米的平房内艰难度日。1939年夏季，蔡威廉生下一个女婴，因难产，在数小时内，她痛苦地于床前的白壁上用手指勾画出新生女儿的肖像，并用炭笔写下了“国难！家难！”几字后昏厥。此四字是为蔡威廉一生之绝笔。两天之后，这位才华出众的女艺术家因难产流血过多不治去世，时年35岁。

当年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沈从文与蔡威廉一家同住一个大杂院，相互熟悉。蔡威廉去世的情形，据沈氏在《记蔡威廉女士》一文中回忆：“我每天早晚进出，依然同小朋友招呼。间或称呼他家第三位黑而胖的小姐做‘大块头’，问她爸爸妈妈好，出不出门玩。小孩子依然笑嘻嘻答应‘很好’。可是前两天听家里人说，才知道孩子的母亲，在家生产了一个小毛毛，已死去三天了。死的直接原因是产褥热，间接原因却是无书教，无收入，怕费用多担负不下，不能住医院生产，终于死去。人死了，剩下一堆画，六个孩子。死下的完了，三十多岁就赍志而没，有许多理想无从实现。”（《沈从文全集》第十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

蔡去世后，林文铮对她的感情始终不泯，直至演化为命运的悲剧。国难家愁以及对爱妻的思念，使林文铮渐渐成为一个执著、虔诚的佛教徒，幻想着在另外一个世界与爱妻再度相逢（信奉佛教而入了密宗的一个派系，旧中国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信奉密宗。据梁实秋说，他就曾向林文铮借阅过慧能大师的《六祖坛经》拜读，并受到启发云云）。

抗战胜利后，林文铮被聘为北京中法大学教授。1951年全国院系调整，中法大学解散，林氏转入中山大学。1953年调任南京大学教授，主讲外国文学史。1957年，林文铮在学校外语系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大鸣大放，结果落入阳谋的圈套，被打成右派分子。自爱妻蔡威廉去世后，林文铮数十年如一日，按照佛教密宗方式在家中摆放着蔡威廉的照片，并在照片前焚香献花诵经礼拜，为其超度，并经常挥泪写诗怀念亡妻，并集有《苍茫楼诗稿》约百首。打成右派后，林文铮痴心不改，仍在家中设香祭奠亡妻，此举被奉命监视的一个街道积极分子老太婆侦知，经居民委员会和街道办事处“阶级斗争积极分子”检举揭发，林文铮很快以不思悔改的右派分子“从事反动道会门活动”的罪名，被公安机关逮捕，判处重刑20年，自此与世隔绝。

1975年，根据政治形势需要，中国出版部门奉命欲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译成法文出版，但偌大的中国文化界凋零得竟找不到一位合适的译者。出版部门人员辗转数家机构，才被人告知林文铮可胜任，但此人正在狱中戴着脚镣服刑。后经中央某权贵特批，准许林氏除掉脚镣，在狱中一边进行改造，一边翻译《中国小说史略》。直至1976年春，林文铮刑满出狱，此时已是73岁衰老残翁了。1989年，林文铮在杭州病逝，享年87岁。

• 〔29〕邓广铭《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 〔30〕李学通《一九四〇年中央研究院院长的选举》，载《万象》，2002年第4期。

• 〔31〕朱家骅《悼亡友傅孟真先生》，载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1日。

• 〔32〕关于张自忠赴南京向蒋请罪，先被明令撤职，后被重新起用的情形，根据相关者的回忆大体如下：

一，据陪同张自忠赴南京请罪的秦德纯回忆：在济南，张见秦，痛哭流泪，无地自容地说“对不起长官，对不起朋友，无面目见人。”秦安慰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报国之日方长，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不必介意。”秦即陪张到泰安面见晋升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宋哲元。9月间，冯玉祥派石敬亭为代表；韩复榘派山东省府委员张钺为代表；宋哲元派秦德纯为代表，解张自忠到南京谒蒋请罪。秦等坐在头等车内，张自忠则同他的随从人员匿居三等车中。抵达南京浦口临下车时，张恐被扣押，神色极为不安，从身上取出一个包着存折的小包暗自递交秦妻代为保存。到南京见蒋前，张问秦“应该说些什么？”，秦逐句教之，边行边诵。及见蒋，张说：“职当兵出身，是个老粗，不学无术，愚而自用，原来想着和平解决华北局面，结果贻害国家，贻害地方，后悔无及，请委员长给以严厉处分，任何处分都是教育我改过学好，有生之日即是报德之年。”蒋说：“我是长官，你是我的部下，你的错误，就是我的责任，既往不咎，由我担当。”秦接着问蒋：“对张自忠如何安置？”蒋说：“你看现在这个情况，他到哪里能够安全呢？先在这里待些日子再说吧。”蒋又对秦说：“你接三十八师行吗？”秦答：“不是自己的队伍，个人的得失事小，恐贻误戎机，不敢当此重任。三十八师是张师长一手训练的部队，统率已经多年，现由副师长李文田暂代，还是张回任好。”秦在京五日，即同石敬亭北返，秦恐蒋对张态度中途发生变化，威胁到张的安全，在火车上亲拟电稿，用宋名义电蒋介石。文曰：“职部师长张自忠，为人所愚，应变乖方，经面请严处，已蒙钧座宽宥，该师长仰体高厚，誓报涓埃。兹值钧座统帅抗战之际，正将士用命之秋，可否令其军前效力，借赎前愆之处，恭请钧裁。”秦到泰安，将电稿呈宋阅后即行拍发。未久，秦德纯调任汉口中央军风纪巡察团团长，从此离开了二十九军。（《秦德纯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引自《七七事变前后》，附录“秦德纯”条。作者：秦寄云赵仲璞）

二，据李宗仁回忆：李、张二人南京见面后，张自忠在一旁默坐，只说：“个人冒险来京，戴罪投案，等候中央治罪。”我说：“我希望你不要灰心，将来将功折罪。我预备向委员长进言，让你回去，继续带你的部队！”张说：“如蒙李长官缓颊，中央能恕我罪过，让我带罪图功，我当以我的生命报答国家。”李又说：“自忠陈述时，他那种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忠荩之忱，溢于言表。张去后，我便访何部长一谈此事。何应钦似有意成全。我乃进一步去见委员长，为自忠剖白。我说，张自忠是一员忠诚的战将，决不是想当汉奸的人。现在他的部队尚全师在豫，中央应该让他回去带他的部队。听说有人想瓜分他的部队，如中央留张不放，他的部队又不接受瓜分，结果受激成变，真去当汉奸，那就糟了。我的意思，倒不如放他回去，戴罪图功。”委员长沉思片刻，遂说：“好吧，让他回去！说毕，立刻拿起笔来，批了一个条子，要张自忠即刻回到其本军中，并编入第一战区战斗序列。”最后，李仁宗深情地回忆道：“自忠在离京返任前，特来我处辞行，并谢我帮忙，说，要不是李长官一言九鼎，我张某纵不被枪毙，也当长陷缧绁之中，为民族罪人。今蒙长官成全，恩同再造，我张某有生之日，当以热血声明，以报知遇。言出至诚，说来至为激动而凄婉。我们互道珍重而别。（《李宗仁回忆录》，下册，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广西师范大学2005年出版。）”

• 〔33〕《张上将自忠纪念集》，卷14，上海，张上将自忠传记编纂委员会编辑，1948年印。王陆一，系“三原才子”，初为于右任秘书。孙中山奉安南京时，征哀词，应者数百，唯王的哀文膺选，乃受世人称赞，自此以文章高手名世。后入主国民党中枢，曾出任国民党中央书记长、中央执行委员、秦晋监察使等职。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10月11日，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所说的首都南京沦陷前，“在dugout玩女人”被免职者，正是此人。后经老长官于右任为其说情，王陆一悄悄复出，任职国民党军队风纪巡视团驻宜昌委员。张自忠牺牲时，王正在宜昌。由于职务的关系，得以参加祭奠、护送张将军的礼仪活动，并留下了这段感人肺腑的纪录。不幸的是，抗战未结束，王陆一便在秦晋监察使任上英年早逝。鉴于他的文名，关中地方官僚和民众，不少人找到王的老长官于右任提出为王立碑纪念。时值抗战国难，关中复又大旱，饥民载道，看到老百姓如此凄惶，于右任对倡议者说：“还是省几个钱，让百姓多喝几碗粥吧！”立碑之事乃罢。

又，张自忠牺牲后，傅斯年对这位山东同乡的荩忱之勇颇为感动，曾有为张自忠撰写年谱的打算。据台湾史语所研究员王汎森说：“在傅档中有一大卷《张自忠年谱》草稿，是张自忠殉国之后，其弟张自明所辑资料，傅氏承应代为编辑的。傅氏在上面题有“生前拾零”四字。这件工作与傅氏所学毫不相干，他之所以自告奋勇，应与强烈的民族思想有关。”但“这一件事始终未完成。由IV216（南注：傅档编号）邓广铭的来信中看，傅斯年后来曾欲以张自忠年谱的工作委托邓氏。而且当1947年傅夫人俞大綵携子离北平时，信中仍提到随身携带张自忠年谱稿之事。”（《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339页，王汎森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王汎森记录这一段的意思，是为证明傅氏一生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一情绪表现在他思想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也表现在一些细微之处，欲为张自忠年作谱事便是一例。

• 〔34〕《刘汝明回忆录》，刘汝明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

• 〔35〕平津沦陷后，二十九军将领和所部命运概括如下：

1937年7月30日，退至保定的宋哲元闻讯天津失守和日军咄咄逼人的气势，头脑从“谈和”的晕眩迷梦中清醒过来，致电蒋介石，自承对日军应付不当又未作好应变准备，以致爆发事变并使平津弃守，有负重托，表示请罪。所任二十九军军长职务，已委托冯治安代理，请中央明令发表。31日，秦德纯呈蒋介石与何应钦电，谓：“宋军长精神时有错乱，说话有时失常。军部现在保定，由冯师长治安代理二十九军军长职务。嗣后如有谕示，务恳径电保定冯师长为祷。”（《“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载《民国档案》，第一期，1985年。以下引电同。）对此，蒋复电同意由冯代军长职务，并望宋早日销假视事。同日，秦德纯再次电呈蒋介石，谓，如今之计，只有战和两途，如战则出兵分三路北上，“由均座统一指挥，则一举而平、津可下，直捣长城沿线。……如不战而和，则拟请中央派员到平、津与日方直接交涉，或可敷衍一时。倘不和不战，则国家前途不堪设想矣。冒昧直陈，敬请鉴察。”蒋在此电上批示：“拟复。所见甚佩。现已到最后牺牲关头，已无和之可言。除已积极准备外，希我二十九军一面从速整理，一面占领阵地，构筑强固工事，以赴事机。”

1937年8月6日，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下辖四个军一个师，由原所属的四个步兵师整编而成。原二十九军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和赵登禹的一三二师合并扩编为七十七军，以冯治安为军长；原张自忠的三十八师扩编为五十九军，军长由宋哲元兼，李文田代理（张自忠未归队），原刘汝明一四三师扩编为六十八军，以刘氏为军长。郑大章的骑兵第九师扩编为第三骑兵军，郑为骑兵军长，原所属几个混成旅合并为一八一师，由石友三任师长，另外增加一个新编第六师，由高树勋任师长。按刘汝明的说法，扩编后的“七七”“五九”“六八”三个主力陆军的番号，数字相加都含两个“七”，一个明的“七七”，两个暗含的“七七”，暗示二十九军不忘“七七事变”这个日子，团结奋斗，意义深长。由于新编第一集团军名声不响，世人称这支部队仍习惯旧称二十九军，这也就是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所说的“二十九军”之缘由。

面对察、绥、冀、晋一带的危局，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委员会，于9月11日划津浦线为第六战区，任命西北军元老冯玉祥为战区司令长官，辖宋哲元等部。宋哲元面对这一变局，知道这是南京政府变相剥夺自己的兵权，于是称病告退，赴泰山休养，还老蒋以颜色。当冯玉祥以老资格的将领出马，满怀豪情来到第一集团军欲施展拳脚，准备大干一番时，才发现此一时彼一时，过去的部属早已和他离心离德，阴奉阳违，根本不听他的指挥调遣。也只有到了此时，冯玉祥才感到自己是老朽了，不但外部世界要抛弃他，即是周身流淌着他血脉的二十九军（第一集团军）将士也已抛弃他了。此情此景，使他备感伤心。而屋漏偏逢连阴雨，政客出身的萧振瀛又趁机在其间煽风点火，拉拢冯治安，离间第一集团军将领，使得局面更不可收拾。

而这时，日军矶谷师团开始倾全力沿津浦路向南进攻。第一集团军内部矛盾重重，诸将领相互疑忌，结果是连战连败，有的阵地一触即溃。固安、涿州、保定、沧州、德州、石家庄等战略要地和沿途城市相继陷落，眼看敌军就要饮马黄河，直指中原。在如此糟糕的局面下，南京方面不得不撤销第六战区，将已经老朽无用的司令长官冯玉祥一脚踹开，让宋哲元重新回来收拾残局，同时把第一集团军调属由程潜代理司令长官的第一战区统领。此时全国性的抗战高潮兴起，连一向与国民党视同仇寇的共产党军队，为了民族大义和国家存亡，都放弃党派成见，自愿改编为八路军，奔赴前线参加抗战。但此时的宋哲元仍不能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脑海里装填的依然是军阀时代保存实力，占据地盘做土皇帝的老套思想。其命运也如同他的老师加老长官兼老军阀冯玉祥一样，很快遭到了深受民族大义感召，思想已经进步了的年轻将士抛弃。整个第一集团军士气低落，矛盾重重，战事仍是一塌糊涂。面对不可收拾的局面，南京政府下决心对宋哲元和所部进行整顿、分割。10月下旬，刘汝明六十八军调离第一集团军归第三战区序列。

1937年12月初，日寇逼近南京，宋哲元派他的专用列车南开，接二十九军在京人员与家属，其中包括一个特殊人物张自忠。张随宋哲元派出的火车来到郑州，继之到新乡回归原部队。

1938年3月，宋哲元和他的第一集团军总部撤到黄河北岸的茅津渡，接到了南京军事委员会调其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命令。宋知道这是一个明升暗降的阴谋，颇有自知之明地黯然离开了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原二十九军将士，独自渡过黄河前往郑州战区大本营报到。而他的第一集团军番号随之撤销，所属部队交由张自忠、冯治安与刘汝明分别统率。自此，宋哲元成了一个徒有其名的光杆司令，经营多年的原二十九军算是在他手中土崩瓦解。

既痛失了亲军，又失去部队指挥权的宋哲元郁郁寡欢，不久便身患肝病，且病情迅速恶化。1940年3月，宋哲元回到夫人常淑青的故乡四川绵阳疗养——这是25年前宋哲元在此驻防，也是和夫人常淑清结婚的地方。宋氏本拟小住后移往西安，因病情进一步恶化，于4月5日医治无效溘然长逝，终年55岁。

宋去世后，葬于四川绵阳富乐山。蒋介石猫哭老鼠地亲自书赠了挽联：“砥柱峙中流，终仗威稜慑骄虏；星芒寒五丈，不堪珍瘁恸元良。”中共方面的周恩来也赠了一幅挽联：“失地未收回，虎威昭垂芦沟月；绵阳惊不起，鹃声啼破锦江春。”

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宋氏含恨登了鬼录，除了几个直系亲属，最痛心怆然的当是原二十九军将士。在4月17日宋哲元出殡的日子。张自忠、冯治安率领新组建的三十三集团军主要将领，专程由鄂北前线赶赴四川绵阳送殡。追悼仪式上，张自忠与冯治安、刘汝明联名敬献挽联：

感知己，报祖国，此身尚在，决不苟富贵惜生命而存；率全军，哭我公，虽死犹生，敢继执干戈卫社稷之志。

有研究者说，这副挽联表达的其实是张自忠此时此刻的心情。返防后，他曾致信冯治安说：“佟（麟阁）、赵（登禹）死于南苑，宋又死于四川，只余你我与刘（汝明）、石（友三）数人矣。我等不知几时也要永别。我等应即下一决心，趁未死之先，决为国家、民族尽最大努力，不死不已！如此就是死后遇于冥途，亦必欢欣鼓舞，毫无愧怍。”宋哲元的去世，进一步坚定了张自忠为国捐躯，明死从志的决心。

1940年5月18日，宋哲元被重庆国民政府追晋一级上将衔，明令褒扬。此时张自忠已牺牲两天矣。

刘汝明的六十八军和张自忠的五十九军从宋哲元手下被分割出去后，所部将士都参加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的临沂战役、台儿庄大捷和徐州会战，直至武汉保卫战。张自忠壮烈殉国后，冯治安接任其总司令职。枣宜会战使三十三集团军元气大伤，又由于一直属于杂牌部队的缘故而得不到中央粮饷弹药补充，部队越打越少，战力每况愈下，三年后参加常德会战时已失去了锐气，沦为二流部队。抗战结束以后，三十三集团军改为第三绥靖区，冯治安任国民党徐州绥署副主任，兼第三绥靖区司令官，驻节徐州。

原二十九军另一位与张、冯二人齐名的刘汝明，自卢沟桥事变之后，正如傅斯年所说，在绥冀晋一线为保存实力和争地盘，不惜与兄弟部队捣乱和大动干戈，做了一段时间的“准汉奸”。后在全国军民一致声讨中，稍有收敛，但仍没有大的改观。1940年以后，刘汝明部活跃于豫、鄂接壤处，并多次与日军作战。1943年3月，刘因军功晋升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1944年授予上将军衔。1946年，刘汝明由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辖六十八、五十五军与豫南游击总指挥部），改为第四绥靖署司令官，驻节开封，与冯治安部东西毗邻，辖区相接，声息相闻。嗣后冯、刘二人又同兼华东剿总副司令，共同参加剿共。

内战爆发后，冯、刘率部参加了“徐蚌会战”（中共称“淮海战役”）。刘部被编为第八兵团，刘出任司令兼徐州剿总蚌埠指挥所副主任，冯治安仍担任原职。战幕揭开不久，冯治安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共同率领五十九军两个师、七十七军一个半师共二万三千余名官兵，在国民党防区贾汪、台儿庄一带宣布倒戈起事。据张、何二人供称，起事前，二人曾试探劝冯一起倒戈，但冯不为所动，二人只好撇开冯单独行动。

张克侠、何基沣率部起义后，冯治安于11月12日抵南京当面向蒋介石哭诉张、何二人“叛变”经过并请罪，蒋介石强压怒火，对其慰勉，未予苛责，并谓“你另有任用，留在南京，你快打电报回去，说明总统对逃回来附敌的官兵，加以慰勉，并说你另有任用。”（《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蒋介石如是说，自是出于稳住军心的目的，事实上冯治安并未“另有任用”，也不可能任用了。蒋下令撤销了第三绥靖区及所属七十七军、五十九军两个军的番号，冯的余部划归邱清泉指挥。从此冯失去了兵权，再也没有翻盘的机会。对于这一段历史，时为徐州“剿总”副司令的刘汝明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冯治安（字仰之）其人的性格乐观洒脱，凡事都很民主，“所以他的两个副司令官张克侠、何基沣权力都很大。他们两个人想当军长，没有当上，便不免心怀怨望，在徐蚌会战方一揭幕，便率领一部分队伍，变节投降。做出了对不起国家、长官、朋友的事，实在是二十九军的败类。仰之闻报气愤之极，我便陪他一起去剿总，晋谒刘经扶（峙）上将请罪。刘经公豁达大度，不愧忠厚长者，对仰之反而安慰一番，叫我陪他回来，收容部队。在这种情形下仰之自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便辞职回南京待罪，所余部队随邱清泉兵团作战，覆灭于青龙集。”又说：“徐蚌战役三十三集团军，突围出来的残部犹有数千人，政府把他们编成一个军，叫吉星文任军长。后来撤退到福建归我指挥，到这时候旧二十九军，又都会合在一起了。”（《七七抗战与二十九军》，载《刘汝明回忆录》，刘汝明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再版）

国民党于徐蚌会战兵败之后，刘汝明率部退到江南，改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担任铜陵到九江间的防务，总兵力仍有七万余人。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刘汝明部不支退却。此时国民党军已成兵败如山倒之势，在乱军中，刘汝明率部一路向南狂奔二千余里，到达闽东南的漳州、龙岩地区才稳住阵脚，损失惨重，自此一蹶不振，终至走上末路。后刘被任命为闽粤剿匪总司令，担任厦门防务。1949年10月，厦门失守，刘汝明率残部仓皇撤退，大部被俘，只有一小部分逃亡小金门转乘大船退往台湾。当抵台时，这支流淌着二十九军血液的残部，已形同一群讨饭的乞丐。据一位后来和刘氏同住在一个大院内的李敖说，这位丐帮帮主刘汝明很有趣，“他带着部队糊里糊涂跟着蒋介石来了，到了基隆外海的时候，不让他们下船，也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三天让你们饿着渴着，然后把刘汝明放下来，单独见了蒋介石。他的部队全部缴械，枪放下来，饿都饿昏了，渴惨了，然后一下船就分发，把你解散掉。蒋介石还骗刘汝明说，我把你的部队恢复，刘汝明说谢谢了，不必了，这就是刘汝明。”（2005年8月25日，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历史幕后有乾坤”）

李氏所言大体不差，只是刘部登陆地点是高雄，不是基隆，内中原委，除了二十九军不是蒋的嫡系，还与刘汝明几十年来不佳的声誉，特别是内战中消极避战，在国共间左右摇摆，政治立场一直令国民党高层担忧有关。倘若刘部到了台湾发生哗变，或像张克侠、何基沣一样倒戈相向，对蒋介石和整个国民党来说，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而必须防患于未然，先把械缴了再说。

经过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声名赫赫的二十九军由勃兴走向消亡，著名将领除佟麟阁、赵登禹、宋哲元、张自忠等四人死于抗战期内，“徐蚌会战”中起事的张克侠、何基沣，在内战结束后分别出任过新中国的林业部副部长、农业部副部长等职，极具荣光，双双活到20世纪80年代去世。随国民党军队撤往台湾的秦德纯、冯治安、刘汝明等，皆失去兵权，在军政机关做一些幕僚方面的事宜。至此，原二十九军骨架坍塌，血脉荡尽无存。“徐蚌会战”中因为部属张、何二将军反水起事而受到牵连离职的冯治安，自赴南京后便忧郁寡欢，退台后与刘汝明共同在中和乡买了一块地皮，自己建房居住，于1954年病逝。年轻的吉星文于1957年入台湾国防大学联战系深造，结业后擢升中将，出任金门防卫部副司令官。1958年7月，吉星文旧伤复发，请假返台北医治，嗣因金门告急，带疾返防。8月23日，解放军炮击金门，吉星文于巡视阵地时腰部中弹，延至24日，因流血过多殒命，终年48岁。

吉星文殒命五年之后的1963年，70岁的秦德纯病逝于台北。又过了十二年，刘汝明以80高龄病逝于台岛中和乡寓所，生前有《七七忆战友》、《七七抗战与二十九军》、《刘汝明回忆录》等文章和著作问世。内中透出了刘氏晚年心系大陆，思念故人、怀恋故土的殷切之情。对自己的一生，刘总结性地说道：“我一生戎马，由缔造民国，而北伐、抗战、戡乱，身经何止百战？诚如麦帅所云：‘老兵不死，只是慢慢衰褪’（《刘汝明回忆录》）。面对原二十九军主要将领零落殆尽的凄凉晚景，刘汝明于孤独中，在“七七事变”二十七周年纪念日，写下了感人至深的《七七抗战与二十九军》一文，文中最后说道：“我们的国家虽仍在艰危之中，但是相信我们的国难必除，国运必昌。待大陆重光之日，如果我们仍然人神有隔，我必一一到你们灵前去祭吊的。”

• 〔38、45〕《吴宓日记》，第七册，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 〔39〕在“回忆梅贻琦座谈会”上发言，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312页，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40〕《梅贻琦校长告校友书》，清华校友总会编《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4辑。

• 〔41、52〕《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史》，第130页，郭建荣主编，云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

• 〔42、43、44〕王治浩邢润川胡民选《读曾昭抡一九四〇年昆明日记（节选）》，载《中国科技史料》1982年2期。

• 〔47〕《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 〔49〕《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载《历史的动向——闻一多随笔》，闻一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 〔50、51〕《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山图书公司1968年出版。

第六章　又成别离

小酒馆奇遇

中研院史语所连同相关的科研机构之所以选择李庄，得益于同济大学的导引。

同济大学是由一个在上海行医的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Dr.Paulum）创办，大致经过是：1900年（庚子）爆发义和团运动，导致英、法等八国联军携枪弄炮来华兴师问罪，在大清天朝的旨意下，官兵们联合号称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战无不胜的义和团成员，与八国联军展开激战，尽管大清方面最终败绩，并落了个赔款求和的悲惨结局，但联军方面也有一些伤亡。德国为应付战时急需，从欧洲本土运来大批医疗设备，并聘请当时在沪极负盛名的埃里希·宝隆医师协助在上海成立伤兵医院。及义和团运动结束，大清王朝屈服，联军扛着大包小包的战利品，趾高气扬地归国，德国方面鉴于运输困难，遂把伤兵医院的全套设备无偿赠送给宝隆医师，以示感谢。面对从天而降的这笔横财，颇具远大理想与抱负的宝隆没有沾沾自喜，或躺在银子堆上享受，更没有把设备五马分尸变成残品零件卖掉，背着满布袋的大洋回家盖房起屋，再娶几房姨太太搂在怀里暗自享乐。而是以这批设备为基础，另外捐了一笔钱，在上海公共租界白克路创办了同济德文医学堂。这个医学堂的创立，竟孕育了一个全新的同济大学，同时也搭起了一座战前战后唯一沟通中国与德国文化的桥梁。1917年，借欧战德国战败之机，同济医学堂被中国政府接收，迁入上海江湾新址，1927年易名为国立同济大学。抗战爆发前，同济大学已是一所具有医、工、理三个学院，在国内外颇负盛名的综合性德文大学了。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同济大学在上海江湾的校舍遭到日军首轮炮击，顷刻夷为平地。同济师生于惊恐慌乱中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仓皇逃离，先是流亡到浙江金华，旋因杭州吃紧，退至江西赣县，随着战争局势不断恶化，再度迁往广西八步，到达后，尚未安顿下来，又因广东战事吃紧，桂境时受敌机侵扰，于1938年12月再一次迁往昆明。翌年2月，全体师生抵昆，开始在城中的临江里、武成路、富春街等十几个狭窄混乱的街区租赁房屋开课。1940年7月，由于日军对昆明城轰炸日渐加剧，同济大学高职机械科的学生项瑞荣不幸在一次日军空袭中被炸弹炸死，噩耗传出，全校师生悲怆不已。眼看局势持续恶化，根据全校师生的意愿和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同济大学高层决定离昆迁川，并向川南叙府（今宜宾）中元造纸厂厂长、同济大学校友钱子宁拍发电报求援，请他在宜宾与泸州一带寻找一个落脚之地。

钱子宁接到电报，得知母校师生正处于敌人炸弹的死亡威胁与精神煎熬中，不敢大意，立即奔波忙碌起来。此时，小小的川南宜宾城已是人满为患，从上海、武汉、长沙一带内迁的人员如过江之鲫，几乎到了难以插足的地步，同济大学人多势众，根本不可能再安插进来。通过朋友探寻，下游的泸州比宜宾的情况更为糟糕，几乎无立锥之地。于是，同济大学的命运就只有维系在宜宾与泸州之间这个狭小的沿江一线。所幸的是，钱子宁偶然听说在这一线之间的南溪县与江安县尚有利用的空间，于是火速派得力干将前去打探联系。事有意外，江安县已有国立剧专的师生捷足先登，无力他顾，只有南溪县还有条件和能力安置。但当地官僚和士绅却不肯援手相助，其公开的理由是“小庙供不起大菩萨”，如此多的“下江人”呼啦一下拥到这个江边小城，会给当地社会造成动荡，治安无法保证，传统的社会风俗将变质、变坏云云。真正的想法是当地官僚们不乐意多事，只想如何多捞钱，少费劲，清静安闲地享受各自的悠闲生活。一些当地士绅和社会贤达，深怕“下江人”到来后，哄抬物价，大米小菜都跟着抬成了天价，使他们的生活陷于困顿，予以拒绝。

正当钱子宁派去的人灰头土脸从各衙门里走出，身心疲惫与无望地在南溪县城一家饭馆借酒消愁时，一个新的机缘来临了。只见酒馆走进两个五十多岁的中年汉子，双方一照面，当即打起了招呼。来者是南溪县李庄镇有名的士绅罗伯希与王云伯，双方早有交情，如今在此偶遇，格外亲切。稍事寒暄，几人便坐在一桌推杯换盏喝将起来，席间少不了谈到同济大学欲迁川避难，而南溪县官僚士绅拒不接纳的情形。罗伯希听罢，颇为义愤，借着几分酒劲随口说道：“这国难当头，怎有能接而不接的道理，这帮官老爷和那帮闲杂碎们也太不顾大体，识大局了。”言毕，把头突然转向身旁的王云伯：“我说云伯，他们不要，咱来接待咋样，别看咱这个李庄镇不大，可是有九宫十八庙和大片庄园嗬，我估摸着安置这伙‘下江人’没得多大问题。”

云伯听了，会意地点点头，附和道：“应该没得啥子问题，不过要回去商量一下才好。”

“那是，是要回去商量，我们俩力争把这件事促成，也好给南溪那些官老爷和闲杂碎们一点颜色瞧瞧，让他们没得脸面！”罗伯希像是对王云伯，又像是故意说给对方。

这罗伯希可不是因为酒喝高了胡言乱语，也不是故意吹牛摆什么长短龙门阵。此人乃是见过大世面且办事严谨的人物，早年出身行武，曾做过川军将领刘云辉的副官，并在成都川军二十六集团军办事处当过少将参议，后因不满军阀之间的相互残杀与争斗，解甲归田，回李庄老家栖居。因其特有的政治背景，在李庄甚至南溪这块地盘上，算是个叫得呱呱响的人物。钱子宁几位手下在走投无路，垂头丧气之际，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柳暗花明的李庄，大感意外，从心中透出了感激之情。待酒足饭饱，罗伯希邀请对方同自己顺道去李庄做一番实际考察，与当地官员、士绅们商量后，再做裁夺。如此这般，历史在不经意间施以惠顾，注定了同济大学迁川并与李庄古镇结缘的宿命。

几个人到达李庄，罗伯希找了个上岁数的当地土著，带领对方围着镇内镇外转了起来。他与王云伯则很快找到了一位重量级人物——时任国民党李庄区党部书记的罗南陔说明一切。罗南陔本是读书人出身，对知识分子比较尊重，当即表示可以考虑，并派人把李庄的张官周、张访琴、杨君慧、宛玉亭、范伯楷、杨明武、李清泉、邓云陔等权势人物及士绅名流、巨贾富豪，请到自己在李庄镇羊街8号家中厅堂，共同商议。

此前，为躲避敌机轰炸，省立宜宾师范学校与宜宾中学等两所学校已迁往李庄镇，分别住在张家老宅大房子和李庄下坝。因有了接待外来人员的经验，再接待一个同济大学就不显得突兀。经过几个时辰反复权衡、议论，与会者最终达成共识：如果同济大学有意迁居李庄，大家将竭尽全力为其安置。众乡绅如此痛快地答应，其中自有缘由。许多年后，罗南陔的儿子、南溪县政协委员罗萼芬回忆说：“除了罗南陔等人对知识分子同情和尊重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原因，那就是，南溪县城位居长江以北，李庄位居长江以南，南北两地的官僚与民众长期互不服气，隔阂日深，一度视同仇寇。此时的李庄官僚与士绅富贾，大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意气用事之味。也就是说，既然南溪县官僚与士绅不予接纳，李庄就要揽过来，这个道理同罗伯希在南溪酒馆里所表现的心理是相同的。”〔1〕历史正是由于众多的复杂因素而使奔流的长河不断地拐弯，想不到这一拐，同济大学竟拐到了李庄。

李庄古镇（王荣全摄并提供）

既然李庄方面已表同意，与罗伯希一道来考察的几人转了一圈后，也颇感满意，于是抖起精神乘船赶往宜宾向钱子宁作了汇报。钱子宁一听，既惊喜又踌躇，尽管李庄有情，但毕竟是个乡镇，不知同济方面是否有意，于是决定亲自乘船前来看个究竟。当他来到李庄镇，对当地的山川形势、民风民俗，特别是九宫十八庙及周边几个大型山庄作了一番考察后，心中悬着的石头怦然落地，在没有更好的地方可接纳的情况下，此处未偿不是一个避难读书的安居之所。

由李庄罗南陔拟稿发出的十六字电文（逯弘捷提供）

钱子宁与当地官僚、士绅就相关情况作了进一步洽谈，李庄方面为表诚意，罗南陔当场起草了一份“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2〕的十六字电文，由钱子宁带到宜宾发往昆明的同济大学。随后，又写了几份函件，从历史、地理、交通、物产、民俗等等方面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分由钱子宁致同济大学与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等机关。在昆明的同济大学得到电报，颇为欢喜，新任校长周均时立即派出理学院院长王葆仁、事务主任周召南赴李庄考察并筹备迁移事宜。正在重庆的傅斯年通过教育部得此消息，即刻发电通知在昆明龙头村的史语所民族学组副研究员芮逸夫，令其随王、周二人共同前往李庄考察。于是，一个注定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深刻标记的新的文化中心，在山河破碎的西南一隅悄然形成。

胡福林神秘出走

就在芮逸夫去李庄考察之际，史语所发生了一件看上去不大，却令傅斯年大为恼火的窝里造反事件。

这年8月23日，在昆明龙头村一间黑屋子整日伏案做甲骨文识别与编纂工作的史语所助理员胡福林（厚宣），突然向傅斯年请假，说是有位叫许心武的好朋友，在重庆北碚替自己的妻子找到了一份工作，因昆明至重庆道路艰难，匪盗众多，需亲自护送家眷赴渝，并说一个月后立即回昆明销假，需预支九、十两个月的薪金以作旅费云云。傅斯年听罢，感到自己手下弟兄生活艰难，其家眷能在陪都重庆找份工作自是一件好事，只是考虑到史语所马上就要搬家，劝对方不要此时离开，最好入川后再作打算。若从新的地方——四川乘船沿长江顺流而下可直达重庆，此道比从昆明赴渝方便得多。想不到胡福林不以为然，执意要走。傅斯年经过再三踌躇，最终一咬牙答应下来，嘱咐对方快去快回，不要误了所内搬家事宜。胡氏点头答应，此事算告一段落。

几个小时后，傅斯年来到李济住处，把胡福林请假赴渝之事讲了一遍，李济当场表示反对，他认为如果胡福林非要离开，待把家迁到四川后再作行动，这样于公于私都说得过去。现在全所搬迁在即，许多器物需要整理装箱，人手本来不足，若小胡此时离开，对史语所工作极其不利。本来就有些不情愿的傅斯年经李济一说，颇为懊悔，立即找到正在工作室整理器物的石璋如，让他赶快找到胡福林并转达傅、李二人的意见，希望对方暂且留下，待随所搬迁后再行赴渝。石璋如得令，急忙跑到胡福林工作的那间小黑屋与宿舍，发现人去屋空。又到史语所驻地和弥勒殿可能匿身的地点搜寻，仍不见胡福林的踪影。难道此人神消了不成？石璋如这样想着，经多方打听才得知胡氏已悄然离开昆明远走高飞了。

胡福林于1928年自河北保定培德中学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就读，1934年毕业。在此期间，中研院史语所由广州搬到北平北海静心斋办公，北大校长蒋梦麟聘请史语所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大腕前往授课，以壮北大文学院声威。而自1931年下半年起，顾颉刚除专任燕大教授外，也受聘北大历史系兼课讲师，每个星期讲几点钟的课。学生胡福林处于对顾氏学问的崇拜，渐渐与顾颉刚建立了较密切的师生关系。胡氏毕业后，因学业尚不算差，被傅斯年、李济弄进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工作。从此之后，胡福林追随梁思永赴河南安阳殷墟参加了第十、十一次考古工作，并单独主持了侯家庄西北冈王陵1004号大墓发掘。抗日战争爆发后，又追随董作宾整理殷墟出土甲骨，兼做《殷墟文字甲编》的释文事宜。据石璋如回忆说：“先前在南京急着将一到九次发掘的甲骨出版《殷墟文字甲编》，所以YH127坑甲骨就只放到架子上，后来装箱都没有再动过。”到了1941年的8月，史语所同仁感到“离搬家还有段时间，也不知道搬家地点，不妨趁机开箱编号。三组同仁都可以帮忙开箱，编号就落到胡厚宣、高去寻两位先生身上……胡厚宣与高去寻一人写号码，一个纪录，若有可以合块的碎片，也许有两个编号，便趁机重组。董先生就描写重要的东西，进行分类……工作从早忙到晚，吃了晚饭之后继续加班到十点。”〔3〕就在这项紧张而繁杂的工作进行中，胡福林悄然告辞了。

1939年，胡福林夫妇与孩子在昆明龙头村外留影

当时整个中研院史语所大师如林，将星云集，一个小小的助理员如胡福林者要休一个月的假，本不足挂齿。而此事的非同寻常之处就在于，当石璋如奉命搜寻胡福林踪迹时，突然发现胡氏的一切书籍文件、生活用品等器物，随着本人的消失也一道无影无踪。石璋如深感跷蹊，觉得其中有诈，立即向傅斯年和李济作了汇报。傅、李二人一听，亦觉不可思议，遂带着疑问与不解在史语所与周边学术机关展开调查。第二天，得知胡厚宣确已追随顾颉刚跑往成都齐鲁大学办研究所去了。傅斯年听到这个切实的消息，大为震怒，认为这个小胡把自己当猴耍了，遂在弥勒殿几个泥塑金刚面前晃动肥胖的身子，不时跳动脚跟儿，对胡福林以及齐鲁大学连同顾颉刚、钱穆等人骂将起来。骂过之后乃展纸修书一封致胡福林，说：“顷闻兄就齐鲁大学事，为之愕然。如有此事，务乞打消；如无此事，亦乞示知。”随后又命史语所考古组发出一函：“奉傅所长嘱，请将《武丁多妻多子》及《殷代农业》两文留下，交汪和宗先生带来，以便编入集刊。”〔4〕

两函写就，傅斯年觉得并没有解除心头之恨，于是再修书一封，把窝在肚子中的虚火狂泄到齐鲁大学主事者身上，其书云：

本所职员胡福林君请假离所一日后，本所即得到若干口头报告，谓，贵校之国学研究所一年前即已聘定正在本所任职之胡福林君为教授，资以薪给。其本年之职务则为：（一）在云南为贵校购买书籍。（二）在本所抄录影拓一切本所正在研究尚未出版之材料，以备将来贵校国学研究所之用等语。事涉离奇，殊难置信……据负责人报告，近一年来，该员将本所所藏重要史料誊录甚多。本所之正式工作〔资料〕，该员亦全数携走，其目的为何？实难揣测……〔5〕

傅斯年在函中强烈要求齐鲁大学立即“查复上述传言是否属实”，并给史语所一个说法。

齐鲁大学为英美长老会传教士于1917年在济南联合创办，但长时间未能正式立案，后在号称基督徒、蒋介石“老二”孔祥熙的暗中关照下，于1931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批转山东省教育厅准予在济南立案，承认其合法地位。因孔氏对此出力甚大，按中国特色的处事哲学，齐鲁大学主动聘请孔祥熙担任了该校的名誉校长。〔6〕

抗战爆发后，济南沦陷，齐鲁大学流落到四川成都，寄居于华西坝华西协和大学校园内。此时，顾颉刚已辞去燕大教职，先是组织一个西北考察团对西北边疆展开调查，后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聘请，于1938年10月抵达昆明任云大教授。未久，北平研究院（南按：非中央研究院）迁至昆明，顾颉刚兼任该院史学研究所历史组主任。1939年春，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邀顾颉刚到该校出任国学研究所主任，顾氏认为齐大开列的条件对自己的生活与学术研究较为有利，慨然应允，并悄悄拉上正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钱穆一道入伙。

钱穆出生于江苏无锡，幼年读过家乡私塾，及长，为苏州中学教师，虽满肚子学问，却一直默默无闻。直到顾颉刚自北平回老家探亲，经人介绍，偶然发现这位乡村才子学识渊博，对历史文化有独到见地，言谈举止非一般“土鳖”甚至放洋的“海龟”可以匹敌，称得上是中国乡村自学成才的标本式人物，不觉心生惜才之心。顾颉刚一回到北平，便竭力向学术界荐钱并得到回应。1930年秋，36岁的钱穆离开苏州至北平，先是随顾颉刚在燕京大学任教，后由顾氏推荐执教于北京大学。钱氏自此鲤鱼跳龙门，一跃进入全国顶尖级的高等学府，迅速成为史学界一颗亮丽的明星。

因个人成长经历、学术观点以及性格等差异，钱穆与傅斯年、胡适等团体中人的关系由表面的客气逐渐变为不再客气，感情裂隙越来越大。〔7〕究其内情固然复杂，但大体的脉络还能看出，按钱穆本人的说法，当时的史学界有两大派系，一是“革新派”，一是“科学派”。钱氏对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代表人物胡适、傅斯年辈颇不以为然。在钱穆眼里，这一学派价值并不大，无非是“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而已。〔8〕就胡与傅相较，钱穆更看不上眼的是傅斯年，因为胡适当时尚有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问世。傅斯年一直反对“著史”，倡导以专题研究为重，崇尚德国郎克学派的实证、客观等理论衣钵，此点与钱穆心中那带有苏州甜米糕和咸鱼味的史学观相抵牾，言谈交往中互不服气，终致个人关系恶化。据钱穆自己回忆说，他与傅斯年只有在批判康有为今文家疑古之说这一点上是同志，过此以往，则泾渭分明。傅斯年赴台去世后，史语所研究员王汎森奉命检查整理傅氏携台的全部档案资料，发现傅与钱之间只有两封通信，且都是为公家之事，其中一封信是钱穆为学生争取奖学金而与姚从吾联名写信给傅斯年的，可见二人关系之薄。〔9〕

到了四十年代，傅斯年公开对外宣称他从来不读钱某人的书，而钱穆对傅也已明显地表露出厌恶之情，二人积怨渐深，几乎到了见面开打找练的地步，这一情结和怨仇毕生都未能化解。据一位知情者回忆，钱穆尝谓傅斯年霸气十足，是水泊梁山忠义堂里的山大王一类人物，就是一个造反起事的土匪头头。而傅斯年则骂钱穆属于狗头猫脑的鼠辈，充其量是一个南方小裁缝，根底肤浅，不足为谋。抗战之后，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一度出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兼主任，时为中国地理学会总干事的张其昀（字晓峰），在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见到傅斯年，询问对此书的看法。〔10〕张某人明知钱、傅二人不合，故意询问，无非是一种阴暗的心理在作崇，挑拨是非，看个热闹。傅斯年当然不傻，知道对方之意但又不把对方与钱穆等他心目中的鼠辈人物放在眼里，遂高声回答道：“我从来不读钱某人的书文一个字。钱某人屡谈西方欧美学术如何如何，那些知识其实都是从《东方杂志》转抄而来的，没有什么自己的发明创造。”〔11〕

张其昀听罢，立即瞪圆了蚕豆状的眼睛，老鼠一样龇牙咧嘴地“吱吱”怪叫着回敬道：“你既然号称不读钱某人书文一字，又如何知道得这么详细？”

傅氏涨红着脸“吭”了一声，尔后愤然骂道：“他妈的，不读他的书就不知道其浅薄可笑了？你见过你老爷爷，也就是你爷爷的老爸没有？”

对方不知何意，摇着头道：“没有，早死个球的了。”

“你有没有老爷爷？”傅斯年快速问着，晃动着小山包一样的身躯，急步向前，摆出要以体积乘速度，给对方致命一击的架式。

“我当然有老爷爷！”对方见势态不好，后退几步，嗫嚅着说。

傅斯年突然仰天哈哈大笑，继而又面色严肃地说道：“此谓我不读钱某人书文一字，乃知其荒唐之故也！”

张其昀愣了一会儿，终于醒悟，深为傅斯年的嬉笑怒骂所惧，怕再争执下去不但看不到对方的热闹，弄不好会被眼前这位活阎王暴打一顿，乃缩头勾背，老鼠一样一步三回头，连蹦加跳地溜走了。

从钱穆晚年的回忆文章可知，他在北大和西南联大时，交往最密切的是汤用彤、蒙文通和熊十力等辈。这些人都不是“新文化运动”中人，唯有例外的是顾颉刚——尽管顾在这个运动中没有多少可圈可点的功绩可言。钱穆对顾一直抱有知遇之恩，他之所以离开西南联大赴成都协助顾，与顾颉刚的邀约有关，但也与那时校园的政治空气有联系。据钱穆自述：“自余离开联大以后，左倾思想日益嚣张，师生互为唱和。闻一多尤为跋扈，公开在报纸骂余为冥顽不灵。……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12〕闻一多跳着脚尖大骂钱穆不是个东西的情形，虽然发生在钱氏离开联大以后，可以想见，在他未离开以前，已经有了不少反对者，对立面仍在不断扩大增长中。就当时钱穆的为人处事而言，也并不是如傅斯年所说的臭狗屎一堆，一无是处，对其深表同情和支持者还是大有人在，如后来在成都燕大任教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就对钱氏说，倘若在昆明，当“可以诽谤罪将闻一多等人讼之法庭”。〔13〕正是由于派系倾轧与各方面错综复杂的缘由，钱穆接受了顾颉刚的建议，辞去西南联大教职，于1939年9月先回苏州老家探亲，尔后赴四川成都齐鲁大学研究所任职。而这个时候，中研院史语所几乎没有人知道，顾颉刚已秘密和胡福林建立了联系，并拉胡氏一同入伙齐大研究所了。

无论是北大时代还是抗战之后，胡与顾的关系较为隐秘，对于二人的交往外界熟知者不多。而一直对顾颉刚心怀不满的傅斯年始终蒙在鼓里。如果傅氏知道胡与顾的密切关系，胡不可能进入史语所工作，即使阴差阳错进了史语所，也会被傅斯年踹出门外。胡福林与顾颉刚一直隐而不宣，自是胡氏的聪明之处。按照石璋如推断，当在昆明龙头村的胡福林得知中研院可能还要迁徙的消息后，“觉得未来难料，就与以前的老师顾颉刚联系……顾的兼职很多，表面上不活动，可是实际上很活跃。北平研究院当时在黑龙潭，顾颉刚住在龙头村西北边、隔金汁河就到黑龙潭的浪口村。……既然浪口村与龙头村不远，可能顾就与胡厚宣有联系。”〔14〕

石氏的猜测确实不错，许多年后，胡福林对这段经历交代说：“正在云南任教的顾颉刚先生，时居乡下离我处不远的浪口村，先生时常遣师母于去‘街子’（集市）时，带字条给我，命查找资料。而钱穆先生亦随联大来西南，只播迁途中，家人皆留苏州，先生即东归探母。此时顾先生已与哈佛燕京学社商得专款，于迁校成都之齐鲁大学创国学研究所，他邀请教书于西南联大的钱先生和我任研究员。顾先生告，齐鲁大学有明义士所藏甲骨需要整理，故约我同往。这样，在史语所即由昆明迁往四川时，我于1940年转往成都来到齐鲁大学。而钱穆先生亦于同年在返乡侍亲一年后，经重庆抵蓉。”〔15〕

胡福林所说的这位明义士，原是加拿大教会中人，英文名James Mellon Menzies，曾受教会派遣来中国安阳一带传教，见当地的甲骨具有文物和学术价值，趁机收购保存了一批有文字甲骨。1932年，明义士携这批甲骨入齐鲁大学任考古教授，并在校中办了一个博物馆收藏自己的部分甲骨。抗战爆发后，齐大迁入成都华西坝，部分甲骨也随之同迁。可以想象的是，欲弃昆明赴成都的顾颉刚正需要人手以壮声威，且齐鲁大学又有明义士收藏的大批甲骨需要整理研究，胡福林在甲骨整理方面受过专门训练，算是内行，顾氏乃暗中拉胡氏入伙。胡出于个人利益考虑，认为另立山头的机会来临，遂与顾一拍即合，这才有了后来胡福林离奇出走的事发生。

1939年傅斯年在昆明龙头村响应寺观音殿善本书室阅鉴图书（傅乐铜提供）

傅斯年的霸气以及在学界政坛的身份和地位，齐鲁大学当权者自然深知，接到质询函不敢怠慢小视，于1940年9月20日复函傅斯年，解释说：“敝校三年前，曾购置明义士所藏甲骨，以整理需人，夙闻胡福林先生精于是学，遂行奉聘，此议虽系发于去年，但当时胡先生以贵所工作一时未能结束，辞谢不来，并将原聘函退还，此为去岁十月中事。至本年四月胡先生来函谓贵所工作再有三四月可了，敝校因再寄出聘书，订明自本年九月一日起薪，惟因道途艰阻，特发给旅费国币一千元正”云云。

这封信函，明白无误地证实了傅斯年听到的消息，尽管此前傅认为“事涉离奇，殊难置信”，但此次却不得不予以置信了。为此，傅斯年更加恼怒，认为这是顾颉刚、钱穆者流另立山头，与史语所分庭抗礼，向自己挑战的不祥之举。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诸学术大腕闻讯，皆对此表示愤慨，并鼓动傅斯年对齐鲁大学校方（实则是对顾、钱、胡等人）来一番口诛笔伐，以正视听。于是，傅斯年卷袖挥臂，再度奋笔疾书向齐鲁大学开起炮来，书曰：

查本所助理员胡福林于本年八月廿三日请假一月送眷赴渝，言明一月后即返滇销假，并预支九、十两月薪金，以作旅费。行前并未表示辞职之意，且谓其妻由许心武君介绍在北碚工作，言之凿凿。该员领有本所任书，任期至本年度年底截止。但据贵校来函，该员又已接受贵校聘书，并订自本年九月一日起薪，此种矛盾事实，究应由贵校解释，抑由胡福林本人解释，无关重轻，惟有不能不向贵校正告者：本所历来对于服务人员，除契约中所规定双方必须遵守之少数条件以及一切文化国家学术机关共认之原则外，无任何其它约束，但在规定中者，则双方均有严格遵守之义务。十余年来，本所同仁之聘任、续约、解约、去职，各随意志，照章而行，来去均极光明。曾有其它学术机关借用本所专门学者，先例甚多，大抵均在约满以后行之，或由请求机关征得本所同意，本所亦乐为赞助。如胡福林之未向本所辞职，即接受贵校聘书，并领双方薪金者，尚为初见。该员在本所工作有年，尚属勤谨，向无外务，不意贵校利用美金收入，外汇高涨，由滇赴川旅费一项，即支一千元，使一青年学者背其契约上之义务及作人之道，且事前并未与本所有商洽，此等办法，是否基于贵校所谓‘基督教之精神’，自应仍请贵校思之。本所以为此类举动，似与学术机关之身份不合，且易在青年学者之心术上生不良之影响，实不胜遗憾。

在指责教训了一番后，傅斯年又以凌厉的姿态和攻势向齐鲁大学发出警告：

至此后关于胡福林个人之行动，自与本所无涉，但在该员服务于贵校期间，若在贵校任何刊物内，载有本所未经发表之任何材料，自应由贵校负责，本所当采取适当办法办理。又，贵校来函，如昆明“购书之困难”等语，不知胡福林在此，乃向北平、上海购书，由此转寄贵校，积之已久，人所共见。诸如此类，以无大情，不暇细论，一切统希照查为荷。〔16〕

1940年，董作宾于昆明龙头村“龙头书屋”工作室摹写研究殷墟YH127坑出土甲骨情形（董敏提供）

董作宾手绘殷墟第十三次发掘所得武丁时期甲骨文（董敏提供）

当傅斯年发出这篇言辞激烈的讨伐檄文时，已是1940年11月1日，其时，胡福林已悄然转道赶赴成都齐鲁大学，与顾颉刚等人胜利会师于成都北郊崇义桥赖家院研究所住地了。对于傅斯年的愤怒与指责，齐鲁大学校方与顾颉刚、胡福林等商讨后，认为傅氏尽管霸气冲天，但毕竟鞭长莫及，对齐鲁大学构不成巨大威胁，且齐鲁大学的名誉校长是重权在握的孔祥熙，有这位孔大人罩着，谅傅斯年也不敢，或者说不能在太岁头上动土，做出不利于齐大的事来。于是，校方当局与顾、胡等人以胜利者的姿态会心一笑，不再理睬。只是令顾颉刚与胡福林没有想到的是，早在抗战前的1936年，明义士回加拿大休假，行前将收藏甲骨的大部分珍品悄悄打包，秘密转移到外籍好友麦克卢医生住房地下室中，这个诡秘的行动没有一个中国人知晓。抗战爆发，齐鲁大学南迁，这批最具学术研究价值的甲骨并未随校迁到成都，学校于兵荒马乱中带走的只是一少部分零散甲骨。因而胡福林到了研究所之后并没有多大的空间可供发挥，颇为窝火（南按：直到1951年夏，时任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林仰山，才向当局交出了一份明义士埋藏地点的秘密地图，这批甲骨珍宝才从地下室挖出，得以重新面世）。

1941年5月19日，胡福林致函傅斯年，询问可否援引史语所“集刊十本一分附录沦陷文稿办理之例”，用于自己最新撰写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中。傅斯年与李济、董作宾商量后，李、董二人皆认为不可，于是傅回信予以拒绝。想不到胡福林并不罢休，来信提出抗议，指责史语所几位巨头不通人情世故。李济得知此情，勃然大怒，在7月30日致傅斯年的信中毫不客气地说道：“弟对于胡福林实在厌恶。他所抗议的几条是否可作有效答复这要问彦老了。士林多此一人即多一败类，未议尊意如何？”8月3日，傅斯年回复李济：“关于胡福林事，如就其引彦老之文与之辩，转不易说，只能就他末了‘不得已’一节，骂他一顿。弟觉应复一信，尊意如何，乞示知。”〔17〕

傅斯年与李济对胡福林的抗议有无反击，如何开骂，不得而知。但自此之后，史语所算是与胡福林彻底脱离了关系，虽胡氏日后还有主动示好的信函致傅、李、董几位大腕，几人皆漠然处之。

挺起中国人的脊梁

就在傅斯年火气凛凛地写信讨伐胡福林，以及与齐鲁大学你来我往地较劲争吵之际，史语所大队人马已经离开昆明，正在翻越崇山峻岭，奔走于风雨迷蒙的路途之中。

此时，赵元任已赴美讲学，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各有一摊子业务需亲自料理，史语所的搬迁事宜，由语言学组的研究员李方桂主持，石璋如作为总提调予以协助。

在中央研究院十个研究所中，史语所的物资之多是出名的，甲骨、青铜器、陶器等地下出土器物，连同从各方陆续运来的共20多万册珍贵书籍和部分明清档案，有六百余箱之巨。面对这份国宝级的庞大物资，李方桂从昆明利国公司雇用了二十多辆汽车，每三辆为一组，分批行动。

1940年10月5日，史语所组织的第一批车队由昆明龙头村向四川李庄进发，由于中国营造学社与史语所的依附关系，梁思成、林徽因及学社的其它同仁，尽管对迁往偏僻的李庄很不情愿，但为了利用其图书资料的缘故，只好随车前往。为此，梁思成在给好友费正清的信中表白道：“这次迁移使我们非常沮丧。它意味着我们将要和已经有了十年以上交情的一群朋友分离。我们将要去到一个除了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所以外远离任何其它机关、远离任何大城市的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大学将留在昆明，老金、端升、奚若和别的人也将如此。不管我们逃到那里，我们都将每月用好多天、每天用好多小时，打断日常的生活——工作、进餐和睡眠来跑警报。但是我想英国的情况还要糟得多。”〔18〕

1939年前后，于昆明郊外龙头村合影。左起：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李方桂（李光谟提供）

梁氏所说的英国，此时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苦难和考验。1940年7月16日，希特勒实行“海狮计划”，德英爆发不列颠之战。9月7日至1941年5月10日，法西斯德国对英国发起大规模长波次轰炸袭击，轰炸范围遍及英国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以伦敦受创最为严重。到不列颠战役结束，伦敦被轰炸超过76个昼夜，约有10万幢房屋被摧毁，4.3万名市民死亡。伦敦因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轰炸最为严重的三座城市之一（其他分别是柏林和重庆）。感同身受，远在昆明的梁思成得知与日本共同结成邪恶轴心的法西斯德国对英伦和欧洲实施大规模轰炸的消息，自有一种兔死狐悲，芝焚蕙叹之感。

尽管心情沮丧，但要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就必须跟随史语所一同进川，别无选择。10月25日晚，住在龙头村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邀请金岳霖、曾昭燏等朋友到家中吃饭，算是离别昆明的最后晚餐。席间，众人尽量避开令人伤感的话题，以免把聚会搞成追悼会，大家只谈一些历史传奇和花边新闻。在“名嘴”林徽因的诱导下，众人“谈鬼至深夜”，〔19〕直到天际放出亮色才恋恋不舍地散去。

因敌机不断前来轰炸，所有准备工作在一种混乱、焦急、恐惧中度过，过度的劳累使梁思成于起行前突发高烧，只得暂时留下休养。林徽因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和母亲，随史语所专门为家眷辟出的一辆有篷客车离开了昆明。据林徽因事后写信对费慰梅说，这辆特殊的客车，里面装载了30多人，年龄从70岁的老人到怀中的婴儿一个年龄段都不缺。由于人多物杂，车箱拥挤不堪，每个人只好采取“骑马蹲档式”，把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尽量缩小占有空间，随着车的颠簸动荡苦熬时日。

从昆明到李庄，需经滇黔公路入川，中途翻越沟壑纵横，坡陡路险的乌蒙山脉，并需渡过著名的赤水等几十条水流湍急、险象环生的河流方能到达长江上游的城市泸州。许多年后，总提调石璋如回忆说，由昆明到李庄，一路要过曲靖、宣威、黑石头或赫章、威宁、毕节、叙永、蓝田坝等地。除了其他几个地方的艰难险阻，在“黑石头、赫章、威宁一带的山区，其实都很危险，因为夜晚时老虎会下山觅食，人都不敢出来。在黑石头、赫章，司机、副手会留在车内，锁上车门，不敢出来。到了威宁，地方稍微平坦一些，车子可以围在一块，司机还是留在车内，万一有老虎过来，司机可以打开车灯吓走老虎。”〔20〕

史语所人员所乘车辆历尽艰险抵达泸州，停在长江南岸的蓝田坝卸货，通过当地的转运站转送到大吨位轮船，再沿长江水道运往宜宾，最后从宜宾再返运到李庄码头上岸。根据傅斯年的指示，先遣人员潘悫、王文林等人与长江航线赫赫有名的民生公司联系，负责具体的转送航运事宜。

“民生”是四川合江人卢作孚于1925年创立的轮船公司，主要经营重庆至上海的长江航运。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民生公司已拥有轮船46艘，总吨位18718吨，成为中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和长江航运的主力。

1938年底，日军攻占汉口后所绘制的宣传海报，指称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携带金银财宝落荒而逃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任命卢作孚为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兼农产、工矿、贸易调整委员会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自此，卢氏临危受命，放弃了预定到欧洲考察船运业务事宜，全力投身于航运组织中，并向他的员工明确提出了“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的倡议。随着华北陷落，淞沪战争爆发，南京告急，武汉面临威胁，民生公司奉命集中了所有的轮船，在两个星期内将四个师、两个独立旅的川军将士，由重庆、万县等地以最快的速度输送到了武汉前线。

上海、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卢作孚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任——包括民生公司、招商局等在内的所有大小轮船公司的船只均归这个委员会指挥，主要的任务则是抢运战略物资入川。此时，从上海、南京和华北、华中撤退到武汉的工厂设备、战略物资，大批的军队和给养，以及故宫南迁的国宝等等，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运到西南后方。卢作浮集中川江中下游的所有轮船，在武汉保卫战的炮火硝烟中，日夜工作，紧急抢运。

1938年10月21日，广州落入敌手。24日，蒋介石正式下达放弃武汉的命令。25日，武汉沦陷，日军沿长江一线开始向西南大举进攻。至此，原集中武汉三镇及周边进行防御的129个师，110万国军已被打得七零八落，中国国土精华尽失，彻底陷入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整个国民政府抗敌武装力量，已无一个完整的师可以继续作战。若论外援，除从苏联购买的一点有限军援外，英美和其他所谓民主国家皆袖手旁观，几无片甲之赠。有些巧合的是，就在武汉沦陷的那天晚上，驻美大使胡适与奉命前往美国借贷的金融家陈光甫，正在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家中拜佛求神，竭求美国当局尽快为借款求援打开绿灯，为身衰力竭、即将崩溃断气的中国政府“打一剂救命针”。而这个时候美国的战略物资如钢铁等仍源源注入敌国日本。

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决定中国不被灭亡的最后一线希望，就是滞留在武汉西部长江岸边宜昌城内的9万吨重要战略器材——这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并决定未来反攻的有生力量。卢作孚后来在回忆这段艰难岁月时说道，那些器材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敌机已飞临宜昌实施轰炸，日军正向宜昌推进，中华民族危在旦夕。而民生公司承担的任务，除了这9万吨极其重要和珍贵的战略物资，还有10万聚集在宜昌等待入川的军政两界要员及其部下与附属人员，外加100万吨左右的零散物资和不计其数的难民，处境万分危急。当时国内重量级的船运实业家是浙江巨商虞洽卿和卢作孚，虞洽卿掌控的三北轮埠公司、中华公司轮船和鸿安轮船公司更大，总吨位达到9万余吨，主要在长江下游和海面上经营。抗战爆发后，虞洽卿的船只大部分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命凿沉于长江下游，以封锁江面，阻止日军舰船沿黄浦江口上溯。尚余的4万吨左右大船，因吃水深而无法进入浅水位的川江。当时在川江行驶的船只共有24艘，其中22艘属于民生公司。

10月23日，即武汉沦陷的前两天，卢作孚到达宜昌坐镇指挥输送事宜。被称为“川鄂咽喉”的宜昌，是长江航线上一个重要的转运港，上游的三峡航道狭窄弯曲，滩多浪急，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凡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所有下游开来的船只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必须在宜昌下船换载大马力小船，才能继续入川。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至少需4天，下水航行至少2天，而当时川江已接近枯水期，较大吨位的船只航行的时间只有40天左右，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停航期。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员和物资，都必须在40天的时间内运出。而要完成如此之巨的运输量，以民生公司当年的运力计算，需要一年时间。

此时的宜昌小城已是人心恐慌，大街小巷遍布逃难的人群，满地是待运的物资与器材，轮船公司内外塞满了前来交涉的各色人物，“管理运输的机关，责骂轮船公司，争运器材的人员，又相互责骂。”〔21〕面对人声鼎沸，混乱不堪的局面，卢作孚到达宜昌的当天晚上，立即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船长、技术人员会议，促使众人要以《孙子兵法》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悲壮精神，想方设法打破困境，突出重围，保全中华民族生存、反攻仅存的一点血脉。次日清晨，随着太阳光芒初照战争阴影笼罩下的宜昌，抢运方案终于制定完毕，其核心是分段运输，缩短航程，多运快运，整个川江分三段航行：宜昌至三峡入川为第一段；三峡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待运物资中，除了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外，次要、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行转运。如此这般，川江水位回落之前的时间被充分利用，仅有的运力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民生公司轮船在抢运货物（民生公司提供）

计划既定，卢作孚指挥部下在三峡航线增设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工3000多人，征用民间木船850余只予以协助。由于川江航道独特的条件，只能白天航行，为了争取时间，卢作孚号令员工夜间装卸，凡是次日运走的物资，当晚必须装备完毕，拂晓即拔锚起航。每当夜晚来临，江边码头、轮船、驳船，灯火交映，人影绰绰。装卸人员的号子声，起重机的轰鸣声，汽笛声、江水涌动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抗战烽火中独特而动人的历史画面。

这场后来被著名教育家晏阳初称为“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22〕行动开始后，卢作孚指挥民生公司，在日机轰鸣与残酷轰炸中，把重要物资的三分之二在40天内安全转运到大后方。此后，枯水期来临，中水位轮船已不能在川江继续航行，卢作浮临危不乱，组织民生公司职员改用木船和绞盘拖船装载着最后三分之一的物资日夜运输。遇到浅滩水枯处，民生公司的员工与前来援助的军民一道，改用人力在长江岸边拖着一艘艘分装的木船艰难地一步步前行，开始了长江航运史上前所未有的意志与力量的竞拼。尽管有为数众多的轮船被追逐而来的日机炸沉，有的触礁而毁，水手和船员伤亡惨重，但那大船小船齐头并进，那军民不分，通力合作的悲壮场面，以及在硝烟密布，弹片横飞的川江水面负重前行的身影，永远留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史上而使后人越发奋励。其间，有外国记者拍下了全裸的民生公司职员和当地纤夫，为抢运战时物资于寒风凛冽中，在长江岸边匍匐前行的照片。当这批照片在西方报刊登载后，引起强烈震动。为此，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人，才知道世界东方这个被讥讽为“拿着筷子与日军刺刀交战”的民族，在最危急的时刻会用肉体与炸弹、刺刀搏斗，用鲜血浇泼战火的烟焰，中国民众有着一种不可战胜的意志与潜在力量——这样的民族是不会灭亡的。美国民众援华的呼声空前高涨，美国政府与议会对中国抗日前途的估计，以及对华政策发生了巨大改观。

1938年12月上旬，宜昌大撤退结束。此次抢运的物资，相当于民生公司战前1936年全年的运输总量。直到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2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正是得益于这次大抢运，一批现代化的钢铁厂、兵工厂和纺织厂，在山河破碎中又于长江上游大后方相继建立起来，为中国政府组织反攻和夺取整个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军方后来在检讨武汉会战得失时，才认识到此次中国军民拼着性命抢运战略物资在整个战争中的意义，并慨叹道：“假定昭和十三年（1938）攻占武汉作战的同时就攻占宜昌，其战略价值就大不一样了。”〔23〕限于当时的特定条件，日本侵略者没有这样做，或者上帝没有给予他们机会实施这一进攻计划，中华民族绝处逢生，最终等到了战略反攻的那一天。

声名远扬的民生公司在战火纷飞中度过了最危难的时刻，留下了一段光芒四射、千古不朽的历史荣誉，卢作孚本人也于1939年元旦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

事隔两年，面对中国学术重镇由滇至川，卢作孚与他的民生公司开始了新一轮转移中华民族国宝和学术精英的行动。与武汉会战期间宜昌特殊抢运不同的是，这一次运输更注重商业运营模式，并遵照双方拟定的协约予以操作。

滇川道上的行旅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由昆明派出的第一批车队行程并不顺利，一辆在易隆附近山区翻车，一辆中途抛锚，只有趴在山野草莽中暂且与虎狼为伴，后来经过千难万险才到达泸州江边。林徽因等人乘坐的眷属车也无一例外地遇到了麻烦，据梁从诫回忆：“到威宁县城，天已全黑，而车子在离城门几里处突然抛锚。人们既不能卸下行李掮进城，又怕行李留在车里被人抢劫，最后只好全车人留在卡车里过夜。而我又偏偏发起高烧，妈妈只好自己拖着一家人进城为我找医生。次晨听说，夜里狼群竟围着车厢嗥了半宿。”〔24〕

当车辆陆续到达泸州南岸的蓝田坝后，在潘悫、王文林等先行人员与当地转运站交涉下，人与物资一起转入民生公司轮船，沿江西行至宜宾，再转乘小型木船返回李庄。身在重庆的傅斯年得到消息，于1940年10月15日致电王世杰转呈四川省政府报告说：“谢拨给南溪县李庄为迁徙所址，第一批人员物资已到达，余在途中。”〔25〕

11月12日，由史语所研究人员王崇武押队的第三批共140箱物资抵达宜宾，稍事停留后，分装几艘民生公司小型驳船运往李庄。意想不到的是，刚驶出宜宾不远，其中一艘驳船不幸失重倾覆，船上运载的货物全部滚落于江水。众人一看大事不好，急忙上岸找人打捞抢救，宜宾专员冷寅东闻知，深感事关重大，当即下令所属水运局火速派遣潜水员下水打捞。在上下左右一番紧急抢救后，总算把落江的箱子全部打捞上来。万分遗憾的是，落水者偏偏不是收藏的青铜器、陶器或甲骨，而是分装于各箱中的拓本与善本书籍，尽管装箱时外部包了一层函套，仍全部被江水浸透。

此事迅速报知了先期到达李庄的董作宾和在重庆的傅斯年，二人闻听大惊，董作宾向傅斯年发电商讨救治办法，傅斯年早已气急败坏，大骂王崇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眼睁睁地看着几十箱珍贵书箱翻落水中。骂过之后，一面派人和民生公司在重庆的总部联系查验、索赔事宜，一面指示宜宾王崇武等人速把落水书箱搬到一个安全地方开启验示并设法救治。

此后，傅斯年电请董作宾由李庄赶往宜宾，亲自组织指挥对落水书籍的救治事宜，凡从江水中打捞出的箱子，全部集中到宜宾明德小学进行开箱、晾晒，并一一登记造册。于是，在重庆与宜宾之间，傅斯年与董作宾的信函你来我往，频频交换救治情况并向民生公司通报。

宜宾方面，除了王崇武一队人马外，又加派了后到的一组同仁共同晾晒救治。大约到了1941年1月11日或12日，晾晒的书卷才算告一段落，所有人员乘船押运物资抵达李庄板栗坳驻地，正如石璋如所说，这一下“等于晒了三个多月的经”。〔26〕

位于宜宾东部长江南岸的李庄古镇全景。王荣全摄影并提供

除了王崇武等一队人马中途发生意外，在昆明最后一批押车起程的石璋如，途中也遇到了较大的麻烦。一辆汽车翻入赤水河桥下，所幸没有摔入水流滚滚的河心，车上的箱子大都散落在桥头，只有几个滚落于河边的浅水里。石璋如与同行的王志维等人憋着闷气到当地去找吊车求百姓帮忙拖吊，寒风呼号中，经过三天三夜的折腾，车子才被拖上来重新上路。当来到泸州装船时，已是1941年1月9日。又经过4天的装船押运，全船物资才算安全运往李庄板栗坳居地。——至此，史语所全部人员和物资抵达李庄，众人悬着的心才得以放下。

1941年1月18日，傅斯年从重庆匆匆赶往李庄，主持分房事宜。

就在傅氏准备动身之时，同济大学师生也陆续翻越乌蒙山脉，渡过赤水河，溯江向李庄赶来。原本只有三千多人口的李庄古镇，突然要安置上万之众的“下江人”，尽管当地士绅和民众早有心理准备，但当一队队人群扛着箱子，背着背包，提着行李，潮水一样涌来时，还是感到震惊和为难。

当初联系迁徙地点时，同济大学在先，李庄乡绅拍发的电文也是“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中研院的史语所等机构只是跟随而来，因而在李庄的院落房舍分配上，如同当地豪门大户分家一样，就形成了正房夫人与偏房二奶、三奶、四奶及小妾、丫鬟们的主次关系。同济大学凭借此次行动中开山鼻祖的地位，自然博得了头彩，凡李庄镇内最适合外来人员办公、学习场所，如历史上“湖广填四川”时兴建的各种会馆、祠堂，或年代稍晚的“九宫十八庙”，均被其所占据。如当地著名的南华宫成了同济大学理学院，紫云宫变成了同大图书馆。镇内位置最好、规模最大、院内房舍最为宽敞明亮的禹王宫，成了同济大学的校本部。最具川南代表性的建筑——东岳庙，当地士绅组织人力用滑轮和长杆起吊神像，让这些掌管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天神们暂时集中到一间黑屋子里“办学习班”，待抗战胜利后再出来工作。腾空的大殿、偏殿和各个大小不一的套院，支起了简易的课桌——同济大学规模最大的工学院在此敲响了上课的钟声。镇内原小学校址——祖师殿，腾出后移交同济大学医学院，除平时上课，还作为学院解剖、实验场所应用。当地驻军18师一个团部住在东岳庙的偏殿内，经学校委婉劝说，也移迁它处，调给同大使用。同济师生在这座千年古镇找到了一片绿荫与栖息之地。

与同济大学相比，中研院来李庄的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则逊色了许多。处于二奶位置的史语所，总算占据了离镇四公里张氏家族最庞大的住居地——板栗坳（栗峰山庄）。半年之后，当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罗常培来李庄时，对这座山庄的位置和地形制作过如下描述：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址在板栗坳，离李庄镇还有八里多……，离开市镇，先穿行了一大段田埂，约有半点钟的光景。到了半山的一个地方叫木鱼石，已经汗流浃背，喘得上气不接下气。躲在一棵榕树阴下休息一会儿等汗干了，才能继续登山。又拐了三个弯，已经看不见长江了，汗也把衬衫湿透了，还看不见一所像样的大房子。再往前走到了一个众峦逃拱的山洼里，才算找到板栗坳的张家大院。〔27〕

尽管板栗坳离镇中心远了点，且位居一座大山的山顶，要到其地需过田埂，穿树林，上山需爬500多级台阶。但这个当年曾经暗藏刀兵的大本营，如同当年水泊梁山的水寨一样庞大，且自成一统。太平天国后期，当地一个号称“张四皇帝”的人，曾与出走西南的石达开暗中联系，率万余人在此造反起事，后被清兵与当地民团剿灭。如此庞大的城堡式山庄，除了房舍存放大批物资，还可安置研究人员和家眷，倒也不失为一处理想的避难之所。

李庄板栗坳牌坊头，中研院史语所办公处，现已改为学校（作者摄）

傅斯年到来后，开始找人修整房舍并着手分配。因板栗坳交通相对困难，特别是要爬500多个台阶才能到达山峰顶部的山庄，来往异常辛苦，考古组的李济与梁思永两个重量级人物都不想上山，自己在李庄镇内找房租住。另一位重量级人物董作宾则不怕山高路艰，乐意上山与众人一起聚居。为此，傅斯年严格规定，凡是单身的研究人员与技工全部上山，并在山上成立伙食团，共同搭火做饭，实实在在地过一段水泊梁山豪杰聚众山寨的日子。板栗坳的住房按照等级制分配，职级较高的研究人员分配的房子相对明亮宽敞，职级低的青年人自然要在小黑屋里蹲着。为便于管理，整个住房与办公场所基本以当地原称如桂花坳、柴门口、田边上、牌坊头、戏楼院等四处大院落为主。

按照各机构座次排列，中国营造学社作为一家被政府“弃之不顾”的民间学术机构和史语所的附庸，此次是被迫来到李庄，经过学社另一位重要支柱刘敦桢和林徽因等人的努力，总算在李庄郊外的上坝月亮田找到一处农舍落下脚来。这座房舍属于普通的川南民宅，布局为前后两个较大的院落，院中各有平房几间，梁家与刘敦桢一家各占其一部分，用于日常生活，其余的房屋作为营造学社的办公室用房。主持学社工作的梁思成因在离昆时突发高烧，直到一个月后方随史语所最后一批车队赶来。此后，梁、刘二人在本地找了几个木匠制作了几张桌子与条凳，算是办公用具，以备同仁看书、绘图、写作之用。

中国营造学社总算安顿下来，条件虽苦，但毕竟有史语所的图书可参看，有过去野外考察的大批资料可供整理、编写，有一个较为安静的环境，学问可以慢慢做下去。相对这几家机构而言，陶孟和率领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就显得颇有些尴尬和狼狈了。

注释：

• 〔1〕2004年10月，作者在李庄采访罗萼芬记录。

• 〔2〕《四川省历史文化名镇——李庄》（内部发行），熊明宣主编，宜宾市李庄人民政府1993年出版。

• 〔3、14、20、26〕《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纪录：任育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2002年出版。

• 〔4、17〕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

• 〔5、16〕引《龙山春秋》，石舒波著，大象出版社2008年出版。

• 〔6〕关于孔祥熙与齐鲁大学的情缘颇有戏剧色彩，其源头要追溯到庚子年（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那一年，由山东省冠县赵三多领导的义和拳，打着“扶清灭洋”、“助清灭洋”的口号，与中国境内的洋人发生争斗，打砸抢烧事件很快席卷全国。除京津一带特别是著名的北京西什库教堂等西洋人传教的据点，遭到了义和团攻击外，散落于全国各地的基督教堂，同样遭到了义和团的攻击与焚毁。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公理会设在直隶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的潞河学院已无法上课，外国教师感到大祸临头，纷纷潜逃。此时，一个叫孔祥熙的晋籍青年学生也被迫离开学院，欲回山西太谷老家避难。

1890年春，教会所办山西太谷福音小学招生，年幼的孔祥熙要求入该校读书，获得父亲的同意，但是族人多表示反对，认为此举违背了孔氏子弟读“圣贤书”的光荣传统，洋人搞的那一套是典型的歪理邪说，进教会学校就是走歪门邪道。经过多次争辩，最后以承诺只在校读书不信奉洋教，才被允入学。1894年底，孔氏小学毕业，成绩优良，但对八股试帖之类的制艺却未学习。为将来打算，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支持儿子继续念新式学堂，走求新知的道路。次年，经太谷小学堂外籍教师魏禄义推荐，孔祥熙来到直隶通州，入美国公理会所设的潞河书院读书。孔在校学习勤奋，由于国学根底较好，在随同传教士到校外讲道时，经常把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义结合起来增强宣讲效果，从而受到书院高层的重视。潞河书院年轻美丽的女传教士麦美德，对孔氏尤为关注，认为这个整日满脸挂笑的中国小伙子是个可造之才，遂以她出众的魅力与热情，最终引导年轻的孔祥熙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忠心耿耿的基督教徒。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孔祥熙于归晋途中，急急赶回太谷，去营救早年曾给他治过病的教会医生高斯和极力保送他进入教会学堂的魏禄义等洋人。此时，那耸立在太谷县城的基督教堂早已被义和团焚毁，所有在太谷的外籍传教士均被捉拿关押在教堂三间尚未完全焚毁的偏房内。孔祥熙回到家中，经过一番密谋，暗中买通看守洋人的乡民，两次看望了包括魏禄义、高斯在内的9名外国传教士及部分教民，嘱咐他们作逃跑的准备，并给予逃亡的部分旅费。在孔祥熙重金贿赂下，看守的义和团成员暗中帮助其中3位洋人逃走。孔氏的行动尽管诡秘，仍被义和团的高层侦知，义和团声言如抓到孔祥熙立即处死，有知情不报或故意隐匿者一经查出，格杀勿论。

面对日趋严峻的局势，孔祥熙不敢在太谷停留，依靠族人和乡亲的掩护，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逃离险境。

义和团被清剿后，孔祥熙回到太谷，并找太谷知县料理了被害传教士和教徒的后事。稍后，他与同学张振福赴京向华北公理会汇报了太谷教案的情况，并作为华北教会派赴山西教案善后谈判代表叶守贞和文阿德的助手，赴晋谈判。太谷教案办理完毕后，华北公理会对孔“一心事主”的品质和处事干练的才能十分赏识，决定推荐其到美国欧伯林大学学习。不久，经孔祥熙的引路人、潞河书院麦美德教士的奔波努力，该院教务会会议通过，由该校出资送孔氏赴美。

1901年秋，孔祥熙在潞河书院美丽的女教士麦美德亲自护送下赴美，入俄亥俄州欧伯林大学，先攻读理化，后改修社会科学。在美期间，孔氏用自己的生花妙笔，将这段惊心动魄的传奇经历广泛刊布于北美及欧州大陆报刊，使这位“中国青年英雄”的壮举广为人知。1905年，孔祥熙考入耶鲁大学研究院，研习矿物学。1907年，于耶鲁大学毕业，并获得理化硕士学位。孔氏归国后，踌躇满志，自称未来的理想和抱负是：“提倡教育，振兴实业。”

庚子之乱30年后的1930年，直隶州潞河书院的美女麦美德，在传经送宝的生涯中，辗转来到了山东济南，担任齐鲁大学女生部主任一职。当这位已不再年轻的麦美德，对齐鲁大学的洋教授们叙述30年前的义和团运动与山西太谷的往事，并深情地回忆着她心目中的“青年英雄”孔祥熙时，敏感的校方领导人立即意识到埋藏在这个故事背后的玄机，认为齐鲁大学苦苦寻求而不得的备案机会终于到来了，当即委派麦美德亲赴南京拜见孔祥熙。

此时的孔祥熙已今非昔比。自美归国后，他借天时、地利、人和等三种大势，在仕途上平步青云，时已身居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部长要职。当孔氏与满脸皱纹的麦美德相会后，突然从记忆深处唤醒了自己美好的回忆，真可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当麦美德提出自己赴京的使命，孔氏一脸真情地满口答应。于是，在孔氏的直接过问帮助下，1931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批转山东省教育厅准予齐鲁大学立案，承认其正式的合法地位。功绩赫赫的孔祥熙担任了该校的名誉校长。

“立案”后的齐鲁大学，算是获得了新的生命。校方抖起精神，以雄厚的美金作后盾，广泛扩充校舍规模，聘请儒林名流前来任教，入校学生骤然增多，各系、科和课程设置日臻完备。与此同时，还仿效国内几所著名大学，成立了以弘扬、研究中国民族文化为主旨的国学研究所，开设钟鼎文、文字学、音韵学、古代文选、美学、考古等课程。为了与国内其他几个大学的国学研究所（院）抗衡，齐鲁大学专门把曾在河南安阳传教多年的加拿大籍牧师明义士调到齐大，让其在国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并开讲考古学。明义士号称是博学多闻的“中国通”，对中国文化有着痴迷的情结和强烈的占有欲望。他在安阳传教期间，借中国时局动荡不安的时机，浑水摸鱼，常骑一匹老白马往来于洹水岸边，在传经布道的幌子下，大量搜求中国古代文物，仅其所藏殷墟甲骨就达5万多片。所收藏的古物大部分都被偷运出境，入藏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博物馆专为其开设的“明氏收藏专室”。来不及运走的文物，一部分折价卖于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一部分被他秘密深埋入齐大的住宅底下，企图在适当的机会偷运出境。直到抗战结束，经过几番周折，明义士的秘密藏宝图被发现，这批宝物才重见天日，回到中国人民手中。

• 〔7〕关于钱穆与胡适、傅斯年等派系的恩怨，缘起自几个方面。据钱穆的侄子，曾做过清华大学教务长的钱伟长在2002年4月25日与吉林省政协退休干部在北京一次谈话所说：“我是无锡人，祖父生了十个孩子，由于人口多、收入微薄，家很穷。我从小在家族的祠堂里念书，念的四书五经，只背不讲，并没有读懂，只是培养了记忆力。后来念初中、高中，都不怎么完全。我的叔叔钱穆，是一位文史大师。他到北大去讲历史，胡适看不上他，两人都讲中国通史，并且都出了教材，胡适讲的是理论，我叔叔讲的是史实，他二十四史史料很熟，故事讲得娓娓动听，听讲的人越来越多，胡适终于没有讲过他。后来我叔叔又被请到美国的哈佛大学讲中国史，到香港办大学，在海外很有影响。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才回到台湾，办了国学培训班。八十多岁眼睛失明了还用自己口述、别人笔录的方式著书，在九十多岁临终前，完成了一部大书叫做《晚学盲言》，是一部集大成的书。”（《厦门日报》，萧善因，2005年3月4日。）

从钱伟长的谈话可知，钱与胡积怨，是由于胡适在北大讲台上敌不过钱穆，顿觉失了面子，因妒生恨，从此结怨。但细考起来，二人的恩怨似乎从第一次见面就注定了。

据钱穆本人回忆说：“常熟陈天一毕业南京中央大学，任教苏州东吴大学，与余相识，惟往来不甚密。一日，苏州女子师范请胡适之来演讲。翌晨，转来苏中演讲。余早在前排坐定。典存（南按：苏州中学校长汪懋祖）偕适之进会场，见余即招至台上三人同坐。适之袖出天一一柬示余，柬云，君来苏州不可忘两事，一当购长洲江湜叔《伏敔堂集》一书，盖适之提倡白话诗，江湜乃咸同间人，遭洪杨之乱，工诗，造语遣词颇近昌黎，多写实。可为作白话诗取镜。此集唯苏州有售。其二，则莫忘一见苏州中学之钱某。适之与余本不相识，盖以询典存，故典存招余上台同坐也。余时撰《先秦诸子系年》，有两书皆讨论《史记·六国年表》者，遍觅遍询不得。骤遇适之，不觉即出口询之。适之无以对。演讲毕，典存留宴，余亦陪席。适之午后即欲返沪，典存告以太匆匆，何不再留一宵。适之谓，忘带刮胡子刀，今晨已不耐，不可再留。典存谓，刮胡子刀可购可借，区区小事，何足为困。适之言，积习非此常用刀不可。……余与适之初次识面，正式与余语者仅此。自念余固失礼，初见面不当以僻书相询，事近刁难。然积疑积闷已久，骤见一天下名学人，不禁出口。亦书生不习世故者所可有。适之是否为此戒不与余语。倘以此行匆匆不克长谈，可于返沪后来一函，告以无缘得尽意。余之得此，感动于心者，当何似。颜斶见齐王，王曰斶前，斶曰王前，终不前。此后余亦终不与适之相通问。”（《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40—141页，钱穆著，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

可以说，钱、胡两人初次见面虽然时间短，未做深入长谈，当时也并没有论及文化志向上的分歧，但却显示了胡适尺有所短的尴尬和钱穆寻觅知音的失望情态。在胡适这一方是挥之不去的尴尬，以后也不能以正常的心态来与钱穆交往；在钱穆这一方或许是深深的失望，他笔下的胡适名不副实、度量狭小。两人初识，远非思慕已久所应有的亲切自然，这似乎预示着两位大学者日后的不谐乃至相斥。

钱穆来北平后进入的燕京大学，于1929年在中国注册，按当时中国政府教育部规定，凡外国势力在华创办学校，校长必须是中国人，因而当时燕大的校长由清末的老翰林，曾做过民国教育部副总长的吴雷川出任。其实中国人心知肚明，吴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摆设，真正拿大顶、主持校务的是美国人司徒雷登博士。那些受聘来燕大任教的美籍教员既不把吴雷川放在眼里，也不信任中国的董事会，他们把“校长”翻译成chancellor，司徒雷登改称“校务长”，翻译成英文就是president。而美国大学校长可以称chancellor，也可以称president。如此这般驴打滚式地反复包装捣腾，美国人被弄得眼花缭乱，根本不知道燕大在中国政府立了案，更不知还有了一位中国校长。而在中国杭州出生、成长的司徒雷登，自然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以中国人的柔道或称“捣浆糊”术来对待美国人，根本不去作任何解释。因而从燕大注册一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司徒雷登的职务一直是“校务长”或“教务长”——即美国人认为的校长。司徒雷登就是以这样的“法术”取得了中美双方的认可。

据钱穆说，有一天司徒雷登在家中设宴招待新来的教员，钱亦在其内，司徒问来者对燕大印象如何，作为在乡村小学、中学教了18年书的土包子钱穆，对司徒雷登制定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含义稀里糊涂，更不会明白此语源自《圣经》中的一句话：“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著。北京出版社1982年出版。）钱穆说：“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一座默然。后燕大特为此开校务会议，遂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它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园中有一湖，景色绝佳，竞相提名，皆不适，乃名之曰未名湖。此实由余发之。有人知其事，戏谓余曰，君提此议，故得以君之名名一楼，并与胡适名各占一楼，此诚君之荣矣。”

其实在燕大所谓的‘M’、‘S’’贝公’楼，皆是美国捐款人英文字母缩写，以其命名某某楼，不仅为了纪念捐款人，同样也张显了一种人道主义的奉献精神。

因有了在家乡不快的经验，钱穆认为胡适“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扰困之无穷，不愿增其困扰者，则亦远避为事”，因此两人再度见面，则是钱穆在燕大任教之时了。

1931年秋，钱穆在顾颉刚举荐下受聘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这就不可避免地与胡适展开了正面交锋。毕竟是文人相逢，开始二人都相互拿捏，各自引而不发，胡对钱尚属客气，“每有人问适之有关先秦诸子事，适之云可问君，莫再问彼。”（《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57页。）但后来随着各自的学术观点与为人处事的不同，冲突已不可避免。就学术观点上，二人关于老子时间之争，引起学界瞩目和胡适的极大不快。胡适沿袭清人的一种说法，认为老子年代早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因为有孔子问学于老子之说为证，并在自己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把传说神仙化的“老子”还原为哲学化的老子。钱穆在其所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中，则认为老子晚到战国，晚于孔子，略早于韩非。胡适坚持己说，不但与冯友兰、顾颉刚、钱穆的意见相左，并且遭到了学术名流梁启超的公开反对。在这种形势下，钱穆在北大不同场合与胡适展开辩论。北大师生中有好事者趁机煽风点火，兴风作浪，将此事闹得不可收拾，坊间也有许多关于钱、胡二人争论老子问题的趣闻，于幽默之中反映了两者的尖锐分歧。据说有一次胡适面对前来听讲的师生愤然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什么成见呢？”当一位同学问钱先生的说法和他不同，究竟哪一个对时，胡适答道：“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合乎真理。”当时在北大求学的学生张中行，晚年在《红楼点滴》一文中曾就此事记载说：“胡书早出，自然按兵不动，于是钱起兵而攻之，胡不举白旗，钱很气愤，一次相遇于教授会，钱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答：‘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载《负暄琐话》，张中行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这次激烈的争执以“双方各具主观，殊难相辩也”不了了之。对此钱穆曾感慨地说：“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自知所言触处有忤，然亦无自奈何。”又说，“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上述老子孔子两氏不过其主要之例而已。闻有北大同事之夫人们前来余课室旁听，亦去适之讲堂旁听，退后相传说以为谈资。”胡钱之争，不但令北大师生争相观看，连夫人们也一道搅了进来，其热闹可想而知。

由最初的学术观点之争，最终发展到人事等各方面斗争，直至涉及对各自人格的是非评价。钱穆认为胡适人格低下，不但霸道成性，而且内心相当阴暗，他列举了几个事实加以证明：“胡适之藏有潘用微《求仁录》一孤本，余向之借阅。彼在别室中开保险柜取书，邀余同往。或恐余携书去有不慎，又不便坦言尔。”（《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80页，钱穆著。）对于这一说法，后世研究者大多认为是可信的，胡适确实有这方面的毛病。当年鲁迅在提到胡适予他的印象：“紧紧的关着门，门上贴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钱穆与鲁迅之间的距离，恐怕比他与胡适间相去更远，有趣的是，他对胡适，经常也不免要“想一想”。

以上自是说胡适性格阴暗之一面，而在“霸道”上则表现得更加露骨。钱揭露说：“某一年暑假后，钱氏得知北大历史系名教授孟森（心史）顶着酷暑对商务新出版的《水经注》作了许多考订，当孟把稿子送北大《国学》季刊欲发表时，主其事者发现孟氏之考证与胡适学术意见有异，当时胡号称业内考证《水经注》专家，震于他的赫赫声名，主事者便告之孟森，适之先生现在国外访学，非等到他回来而不能发此文。孟森一气之下，索性将稿收回，自此之后决定不再考订《水经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68页。）

当时北大历史系有位名教授蒙文通，四川人，从师廖平，乃钱穆的好友。他最早赏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并将其发表于南京某杂志。或许处于道不同不足以为谋的习性，在北大同仁中，蒙氏与胡适关系疏远，时任北大文学院长的胡适便以“文通上课，学生有不懂其所语者”为由，决定秋后将不续聘。钱穆听说后据理反驳，胡适自知理屈，两次“语终不已”。钱替蒙氏开脱辩解说：“文通所任，乃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两时期之断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离职，至少在三年内，当物色不到一继任人选。”但胡适并不理会，“两人终不欢而散”，蒙文通还是被解聘了。对此，钱穆暗含讥讽地回忆说：“北大教授蒙文通在北平七八年，胡适仅来访过一次。而且胡适来，仅为告诉蒙文通解聘之事。”“文通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个不动声色的补白，意在进一步说明胡适的霸道与卑劣。

与蒙文通的命运相反的是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在谈到毛与胡适的关系时，钱说：“子水北大同事，为适之密友，在北平时，常在适之家陪夫人出街购物，或留家打麻雀。”又说：毛子水见钱氏撰写的《国史大纲》引论在报上发表后，曾“愤慨不已”，指天发誓“将作一文批驳”，但终“未见一字”。如此这般描述，在时人和后人心目中颇有人缘和声望的毛子水之形象顿时一落千丈，简直不像一位鼎鼎大名的教授，而是一个专靠拍马溜须，阳奉阴违的小丑或佞臣了。

自蒙文通被胡适逐出北大之后，钱穆亦从中感到了一丝凉意，心中隐含落聘之忧，他在北平购书五万余册，尝笑语友人曰：一旦学校解聘，可摆一书摊，不愁生活。当然胡适对他，还没有到对待蒙文通的残酷地步，尽管二人失和，胡适从各方面考虑，仍继续聘他任北大教授。不过，一旦涉及到实际问题，胡的态度就变得敌友分明。据北大文科研究所学生任继愈回忆，有一年历史系系主任陈受颐休假，有人提议系主任是否由钱先生接替。当时胡适任文学院长，说：“钱先生刚来北大时是副教授，现在已是教授了。”没有往下说，这个建议就搁浅了。到了台湾以后，胡适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在他有生之年，钱穆一直没能评上院士。有一号称“台大历史系跑出的一条小疯狗”名李敖者为此抱不平，认为“他（指钱穆）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然而，中央研究院无论是在大陆时期，还是迁台后的残山剩水，确是一直将其拒之门外的。要说起这段恩怨，除了胡适之外，则与比胡适霸道百倍的傅斯年（字孟真）有很大关系。

当钱穆由燕京转北大任教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已从成立时的广州迁往北平北海静心斋办公。期间傅斯年与李济、董作宾等兼任北大历史系教授，意在从学生中选拔人才，后来入所的胡福林（厚宣）等就是这一时期的北大学生。由于工作的关系，傅、钱二人相识。就像胡适对钱穆开始表现得很客气一样，傅斯年也禀承老师遗风视钱穆为上宾。据钱回忆：“孟真屡邀余至其史语所。有外国学者来，如法国伯希和之类，史语所宴客，余必预，并常坐贵客之旁座。孟真必介绍余乃《刘向歆父子年谱》之作者。孟真此意，乃以此破当时经学界之今文学派，乃及史学界之疑古派。继此以往，则余与孟真意见亦多不合。”（《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61页。）

在钱穆看来，当时的史学界有两大派，一是“疑古派”，一是“考古派”或称“科学派”。他对“考古派”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代表人物胡适、傅斯年辈颇不以为然。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将古代典籍抛之脑后，这个做法与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样有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钱穆认为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派”搞的那个《古史辨》否定古史，疑而太过，辨而过激，弄出了不少问题，仍认为“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只是钱氏“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

对于原是同窗好友，后来反目成仇的顾颉刚与傅斯年各自史学观与治史方法的不同，钱氏曾直言不讳地说：“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而孟真所主，则似尚有迥异于此者。如其以历史语言二者兼举，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无此根据。即在西方，亦仅德国某一派之主张。大体言之，西方史学并不同持此观念。其在中国，尤属创新。故在其主持之史语所，其时尚仅有地下发掘与龟甲文研究两门，皆确然示人以新观念，新路向。”（《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160页。）正是有了如此这般里里外外的隔阂与矛盾，使胡适、傅斯年与钱的关系从一个道上的同行者，最终步上了水火不容，分道扬镳的途程。当然，赴成都后的钱穆未久又与顾颉刚发生矛盾，并与张维华合力将顾挤出了成都，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 〔8〕《国史大纲·引论》，钱穆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6月出版。

• 〔9〕《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的系谱》，343页，王泛森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 〔10〕晓峰，即张其昀，字晓峰，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开创人，号称历史地理学的鼻祖。曾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史地系主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等职，深受蒋介石信赖。1948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大地陆沉之时，蒋介石正是听从了他的建议，下决心撤往台湾固守，等待反攻大陆的机会。张其昀随蒋政府到台后，曾任教育部长等职。1985年于台北去世。

• 〔11、12、13〕《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钱穆著，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3年出版。

• 〔15〕胡厚宣《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回忆点滴》，载《中国文化》，第十四期，1996年12月。

• 〔18〕《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 〔19〕《曾昭燏日记》，南京博物院藏。

• 〔21〕《卢作孚的梦想与实践》，赵晓铃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 〔22〕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法联军防线在德国机械化部队快速攻势下崩溃之后，于敦刻尔克这个位于法国东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港口城市进行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大体经过如下：

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国军队在希特勒命令下，对波兰发动了突然袭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3日，英国和法国被迫对德国宣战，但实际上英法军队躲在马奇诺防线后，各自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对波兰进行有效的军事支援。9月27日，气势正盛的德军占领波兰首都华沙，波兰完全沦陷。1940年5月10日清晨，德军136个师在3000多辆坦克引导下，绕过马奇诺防线，以A、B两个集团军群发起强大攻势，进攻比利时、荷兰、法国、卢森堡等国。仅十多天时间，德国装甲部队就横贯法国大陆，直插英吉利海峡岸边。5月20日，德军装甲部队切断了的英法联军与其南翼法军的联系，仓促中组成的英法联军三个集团军约四十个师被包围在法、比边境的佛兰德地区。随后德军抵达英吉利海峡沿岸，联军被压缩在宽50公里的敦刻尔克周边滨海地区不能动弹。5月26日英国海军下令代号为“发电机”的撤退行动。德国空军猛烈轰炸敦刻尔克，将港口炸成废墟，阻止联军撤退。5月27日，比利时军队大批投降，40万英法联军不得不集中起来，拼上最后性命向敦刻尔克撤退——西面的英吉利海峡成为联军绝处逢生的唯一希望。

由于英国海军军舰吃水深，无法靠近海滩，撤退速度较慢，27日全天只撤出了七千多人，而德国大军缓缓而来，并调集一切力量设法切断联军唯一的后退之路。面对如此险恶的局面，英国政府呼吁民众提供任何可用的船只，并调集所有能抽调的军舰和民船，无数业余水手和私人船主也应召而来。这支由驳船、货轮、汽艇、渔船，甚至花花绿绿的游艇和内河船只组成的“敦刻尔克联合舰队”，冒着德国飞机、潜艇与大炮的猛烈炮火，往返穿梭于海峡之间，将一批批联军官兵送回到英国本土。由于德军空袭和逼近敦刻尔克海滩的密集炮火令英国海空军无法匹敌，自6月2日开始，联军撤退改为夜间进行。其后三天，联军利用暗夜的掩护，每天将26000左右的人员撤往英国。6月4日，德军攻克敦刻尔克，担任后卫来不及撤离的法国军队40000余人被俘。

自5月27日开始，至6月4日结束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历时9天。据英国政府后来披露的数字显示，此次撤军共有338226人从敦刻尔克撤到英国，其中英军约21.5万人，法军约9万人，比利时军约3.3万人。近34万从死亡陷阱中撤退而出的大军，为盟军日后反攻保存了有生力量，敦刻尔克大撤退作为二战史上的一个奇迹传遍世界。

• 〔23〕李天元杨金邦《东方的敦克尔刻大撤退》，载《宜昌文史资料》第七辑。

• 〔24〕《不重合的圆——梁从诫文化随笔》，梁从诫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 〔25〕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存傅斯年档案。

• 〔27〕《蜀道难》，罗常培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第七章　陶孟和逼上“梁山”

与毛泽东北大结缘

率部由昆明前往李庄的陶孟和，名履恭，字孟和，以字行世。1888年出生于天津一个读书人家。清末，天津教育家严修创办以新学为主的家塾，聘其父陶仲明担任塾师，陶孟和随父就读。1901年，陶仲明因病早故，其位由张伯苓继之。到了1904年，严氏家塾改为敬业学堂，陶孟和仍在此就读。1907年，学堂迁入南开地区并改称私立南开学校，张伯苓任校长，陶孟和毕业并留校任助教。南开学校人才辈出，比陶孟和稍后毕业的有后来大名鼎鼎的梅贻琦、周恩来等一批人杰。

陶孟和

陶孟和在南开学校任教时间不长，遂以官费生的资格赴日本留学，进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攻读教育学专业，两年后因事回国。留日期间，编译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外地理大全》。据说这套书颇受读者欢迎，十年内再版七次。1909年赴英国求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专攻社会学和经济学，191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在留学期间，受韦伯夫妇的影响极大，其时韦伯（Sidney Webb）与萧伯纳（G.B.Shaw）等人共同创立费边社（Fabian Society），在英国从事社会改良主义运动，而伦敦的政治经济学院就是费边社成员所创立。陶孟和在费边社人员的影响下，撰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于1915年在伦敦出版。该著的问世，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此时陶孟和27岁。许多年后，著名社会学家巫宝三对此评价说，此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认为家族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和核心；二是最早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中国与欧洲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各有其特点，各有其利弊；三是肯定了中国的祭祖风俗以及佛教传入中国的积极作用。

1913年，陶孟和学成归国，先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后出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其间与胡适、蒋梦麟、丁文江等学界名流过从甚密。蔡元培于1917年入主北大时，陶氏极力赞助其对北大的改革，并于1919年1月邀集杨昌济、马叙伦等教授发起成立北大哲学研究会，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论启新知”，积极参与旧文化对立的另类文化运动。据巫宝三、罗尔纲等曾在社会学研究所工作过的研究人员回忆说，陶孟和乃一“学问通家”，对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学、史学、地理学乃至地质学、天文学等等诸种学问，可谓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在北大时期风头之健劲，声威之显赫，不在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之辈以下。1919年3月，远在欧洲问学的张奚若收到胡适寄来的几份杂志，阅读后向胡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新青年》中除足下外，陶履恭似乎还属学有根底，其余多半皆蒋梦麟所谓‘无源之水’。李大钊好像是个新上台的，所作《Bolshevism的胜利》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虽前者空空洞洞，并未言及Bolsheviki的实在政策，后者结论四条思律，不无mechanical〔机械的〕，而通体观之，尚不大谬，可称新潮。”〔1〕此番评价是否妥当是另一回事，至少说明陶孟和年轻时算是一个新锐人物。当然，对于陶氏的学问本领，也有一部分更为新锐的青年学者不放在眼中，或曰不屑一顾。当时的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在回忆《新青年》创办与几名编缉的特点时，曾以嘲讽的口吻鄙薄道：“更有一位莫名其妙的，便是陶孟和，陶是英国的留学生，他外国书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读书顾问，但是他的中国文字太坏了，而且他读书不若胡适之之能得简，且没有综括之能力，做出来的文章非常笨（以后他还出了一部《孟和文存》，真是可笑之至）；但是因为能够谈什么社会问题、家庭制度等等，所以他也成为一位编辑了。”〔2〕

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陶孟和在当时的北大拥有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和人脉关系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萧三回忆，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图书登记员时，经杨昌济介绍，毛带萧专门拜访过北大名流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1920年初，北大教授杨昌济病故后，蔡元培与马寅初、胡适、陶孟和等四人联名刊登“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金。此事过去37年，在毛泽东一手策划的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中，陶孟和曾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毛搞的那一套斗争方法，对知识分子是一场浩劫。毛泽东通过郭沫若闻知陶氏的“妄言”，勃然大怒，本想给陶施以颜色，忽想起当年在北大的往事，特别是在杨家唯一的精神与经济支柱——杨老教授坍崩归天之时，陶孟和作为北大名流之一，给予了道义和经济上的体贴、关照。感念旧恩，毛泽东只采取了敲山震虎式的方法，通过郭沫若对陶氏提出了严厉警告，让其闭上嘴巴，不要再出头露面乱哼哼，否则就地拿下，施以颜色。自此之后，陶孟和噤若寒蝉，历次运动皆闭嘴不语，所有的闷气与怨气都憋在心中，终致在政治挤压下忧郁死去，稍占便宜的是免掉了像他的师友弟子们所经历的那般皮肉之苦，可谓不幸之中的大幸。

因在学术和政治上与蔡元培比较契合投缘，陶孟和对蔡氏主持的北大改革和发展规划皆热心效力，陶氏本人博取了蔡元培与北大教授特别是欧美派的信任与支持。1919年初，陶孟和赴欧洲考察，鲁迅在2月12日的日记中有简要记录：“向晚同往欧美同学会，系多人为陶孟和赴欧洲饯行，有三席，二十余人。夜归。”〔3〕陶氏赴欧洲考察期间，时时注意为北大网罗人才。当他在英国见到李四光与丁燮林（丁西林）并相互过招后，感到两位年轻人功力非凡，道术高深，才华超群，有干大事业的眼光与魄力，于是很快致函胡适，满怀敬佩之情地盛赞李、丁二人为“不多觏之材”，将来必有一番大作为。“望与校长一商，如能得两君来吾校，则大佳矣。”〔4〕后来李、丁二人皆被延聘，使北大又平添了两名重量级“海龟”教授。再后来，李、丁二人分别出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物理研究所所长，名噪一时，各自成为雄霸一方的盟主。1920年8月，陶孟和与胡适、蒋梦麟、王征、张祖训、李大钊、高一涵等七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宣言说：“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因而，我们便产生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的精明，首先要依靠人民的觉悟。如果没有养成“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就不会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没有肯为自由而流血流汗的人民，就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5〕

1922年5月7日，丁文江与胡适、高一涵等合办的《努力周报》创刊

按胡适的说法，他与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相识，是陶孟和所介绍，从此丁文江成了胡适最好的一位朋友。1922年5月初，胡适在“丁大哥”的影响下，一改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创办了以谈论政治为主的《努力周报》。这份刊物问世后，在第二期刊登了由胡适起草，蔡元培、丁文江、陶孟和等16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竭力倡导“好政府主义”。尽管此举很快成为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残景旧梦，而自以为经验丰富的丁文江受军阀孙传芳支使，在上海弄权施术很快落得个灰头土脸，被国民党通缉捉拿，甚至差点被当时留学欧洲的“大炮”傅斯年杀掉，但毕竟是中国知识分子干预政治的一次非常可贵的努力。这也是胡适当年为什么与他的朋友们有“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戒约，后来又不能不谈政治甚至参与政治的内在原因。

为了这种改革的理想，陶孟和发大慈悲，立大宏愿，主张开展社会各方面的调查，尤其是乡村调查，对中国社会问题作出分析，提出见解。他身体力行，亲自参与调查和发表了《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情形》、《中国的人民的分析》、《贫穷与人口》等社会调查文章。在文章中，除了呼唤“民主是一个高尚的理想……要设法增高人民的程度，使他们有资格能够实行那个理想”等等之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的贫穷更是与人口的关系小，与政治及经济的关系大”〔6〕这一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症结。

1926年2月，美国一个社会宗教团体通知设在北京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基会），愿捐赠三年专款，委托该会办理社会调查事业。中基会随即决定接受此项赠款，在该会之下增设一个社会调查部，专门从事社会调查，聘请在学界声名显赫的陶孟和为主任，全面主持调查部的工作。陶颇为干脆地接受其聘，纠集一帮志同道合者，风风火火地折腾起来。组建之初，调查部研究人员与统计人员共有8人，主要骨干如樊弘、杨西孟、王子建等，均毕业于北京大学。

所谓中基会，原是为管理美国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于1925年成立的一个行政管理机构。1924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将中国庚子赔款之余额及利息约1200万美元退还中国，分期支付。当时中外人士皆认为此款应作为发展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基金，而近代中国军阀混战，政局多变，为防政府官吏挪作军费或政治活动费，组织了一个由中美两国民间知名人士为主的基金董事会，共同管理和使用这笔巨额款项。这个董事会既决定资助的领域，投放的力度；又经营资本，购买有价证劵，使基金也有收益。考虑到庚款余额终有用罄之时，遂决定设置一笔基金，并接受捐赠，以图长久。美国政府之所以如此行事，主要是置于保持在中国的长久利益，及传播美国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的考虑；而中国政府则认为借此可发展教育等事业，加快现代化步伐。二者各为其想，各有所得，因而一拍即合，迅速纳入操作轨道。

1920年8月，胡适（右）与任鸿隽，陈衡哲夫妇合影。胡与任氏夫妇在美国留学时即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胡适曾有新诗《我们三个朋友》（1920年8月22日），叙述他们的友谊。据美国学者夏志清等人考证，胡适与陈衡哲自在美国留学时代起就建立了友好关系，这种关系保持了许多年

成立后的中基会最高决策者归属于董事会，主持日常工作的是中基会干事长。成立之初，由范静生、周诒春相继任干事长，任鸿隽担任该会的专门秘书、执行秘书。按任鸿隽的说法：“自民国十四年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的消息传出以后，全国的教育界都感到一个异样的兴奋。其原因就是因为在中国教育文化经费常闹饥荒的时代，这一年百余万的款子，就好像一支生力军，人人都希望它能发生一点奇迹。”又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这个机关的组织，是美国退还庚款的一个条件。当时国民政府尚未北伐，北方的军阀又濒于崩溃，美国政府不把这笔款子直截了当地交还中国政府而要求成立一个中美合组的董事会来管理，老实说，就是表示对于当时政府的不信任。不过这会的名称，不为‘中美’而为‘中华’，还表示这个机关完全是中国的。这不能不说是美国人对于我方的尊重。”根据中美两国的协议，这笔款子只有中基会有支配的全权，其用途是“促进中国教育及文化之事业”。由于“教育文化”是个很宽泛的概念，所以中基会把“教育文化”的含义限定在科学事业。随后“中基会再加限制，把科学的范围规定为自然科学及其应用，社会科学事业虽然偶尔也有阑入，但已不是中基会事业的重要部分了。”

• 〔7〕

自立山头的甘苦

有了中基会对服务方向的定调，其附设的“社会调查部”就显得有些尴尬和多余，亲主其事的陶孟和也越来越感到这样一个非自然科学研究的机构隶属于中基会，实乃权宜之计，对于调查研究事业的发展，终非所宜。为此，陶氏在苦恼中觉得这一机构非独立不能发展，便有了拉杆子闹革命，另立山头的打算。1928年，陶孟和在给正在上海中国公学做校长的胡适信函中披露了当时的心情和渴望独立的计划：“现有一件事，打算请你特别帮忙，就是扩大我们这个小机关并且使他独立的事，现在能够明白社会科学研究重要的人很少，就是稍为明白，也缺乏远大的眼光。像这个小机关永远做一个行政机关的小附庸，终非长久之策。还不如索兴停止了罢。”陶孟和所说的“停止”当然是一时的气话，他心中想的不但不是停止，而是独立和壮大。他继续说道，“我现在正起草一种意见书及计划，将来请你教正，并且希望你在明年二月大会里有所主张——如你赞成的话。”

在中国学术界早已暴得大名的胡适是中基会的董事之一，对内部人事有相当的影响力，陶孟和希望他能鼎力相助促成此事。紧接着，陶氏又叙说了一番自己的另一种苦闷：“北京自从诸友人去后，又经变成沙漠似的枯寂。我们所过的是离群索居的生活。我每天除了八小时的公事外，便是在家庭里。小孩们因为请不到合适的先生，太太也变成老夫子了。”〔8〕

陶氏的这种苦闷，很难向外人道及，也只有对胡适这样的好友才能略加表白。不过即使向外人道，也未必能得到多少理解。当年由林徽因、沈从文鼎力提携和栽培的记者兼作家萧乾，在许多年后的1994年8月，写了一篇《我的书房史》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涉及陶孟和，文章说：

我生在贫苦人家。小时睡大炕，摆上个饭桌它就成为“餐厅”，晚上摆一盏煤油灯，它就是“书房”了。可是我老早就憧憬有一间书房——一间不放床铺、不摆饭桌、专门供读书写文用的地方，对于读书人或文学工作者，不应说它是个奢侈，那就像木匠的作坊。然而它在我大半生中都曾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二十年代初期，我每天都去北京安定门一条胡同去上小学，在三条拐角处有一排槐树，旁边是一道花砖墙，通过玻璃可以看到那栋洋式平房里临街的一间书房——后来才知道它的主人就是社会科学家陶孟和。平时窗上挂了挑花的窗帘，看不清里面。冬天黑得早，书房里的灯光特别亮。我有时看到主人在读书或伏案写作，有时又叼着烟斗在一排排书架中间徘徊。当时我小心坎上好像在自问：我长大后有一天会不会也有这么一间书房？〔9〕

雾中看花的萧乾，眼见的朦胧影像是美好的，在他童年的心灵里羡慕这间如同天堂般书房的同时，也一定猜想生活在里面的主人的生活该是多么惬意和无忧无虑的吧。岂不知此时陶孟和心中却凝结着巨大的孤寂与落寞。

自1928年6月，国民党北伐成功，定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随着政治重心南迁，中基会人事也随之变更。1929年1月4日，在杭州新新旅馆召开的第三次董事常会上，周诒春被当时的副董事长蔡元培，董事蒋梦麟、胡适、翁文灏、颜惠庆、顾临、贝诺德、司徒雷登、孟禄等人整肃掉，由蔡元培出任董事长，孟禄、蒋梦麟为副董事长，翁文灏、赵元任为执行委员，与胡适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加好友任鸿隽（南按：胡适自称与任鸿隽及夫人陈衡哲为共同的朋友），当选为董事、名誉秘书、干事长，中基会的大权落到了蔡元培与任鸿隽手中，而身兼三职的任鸿隽则成了名副其实的掌柜大臣。此次大会，胡适因董事任期已到，辞职并被接受。与胡适处于相同原因辞职的还有郭秉文、顾维钧、张伯苓、颜惠庆、周诒春，分别由汪兆铭、孙科、李煜瀛、伍朝枢、任鸿隽、赵元任继任该职。因胡适的特别处境，此次会议对陶孟和所托之事似乎没有什么明显“主张”，除会议“议决拨付国币八千元，作为社会调查部基金本年之息金，拨入该部存帐备用。”〔10〕没有其他记录在案的明显动作。

同年6月29—30日，中基会第五次年会在天津利顺德饭店举行，出席者为蔡元培、蒋梦麟、任鸿隽、翁文灏、赵元任等人。会议其中一项为改选董事。因汪兆铭、施肇基、蒋梦麟三董事，于本年度任满，照章改选。此次改选所整肃的目标是在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中失势的汪兆铭，“全体一致票选胡适君继汪兆铭董事之任”、“名誉秘书任鸿隽任满，票选胡适董事继任”。同时会议全体一致票选施肇基、蒋梦麟二人董事连任。本次选举意味着暂时避退的胡适卷土重来，并进入中基会权力核心，这个时候的胡适开始为陶孟和的理想事业助一臂之力。正是得益于胡适的“主张”，此次会议正式通过陶孟和的社会调查部改为社会调查所，并得到了下半年四万元经费的预算。郁闷中的陶孟和终于实现了造反起家，另立山头的“宏愿”，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据《社会调查所概况》载：“十八年七月改组以后，本所始有独立之组织。首由中基会聘陶君孟和为所长，而另设社会调查所委员会。所内规模亦略事扩充。”又“专门学术机关之规模于是乎粗具”。〔11〕——这是陶孟和在胡适的鼎力相助下争取独立自主的一次小胜。

对于胡适在自己危难之处显示的真情与血性，陶孟和感恩戴德。作为投桃报李，对胡适遇到为难又非办不可之事，陶孟和同样采取了尽量予以支持的姿态加以呼应。

1931年底，胡适的爱徒吴晗给胡写了一封推荐函，文中说“生有一北大友人千家驹君，此次在文史号撰《东印度公司之解散与鸦片战争》一文，他是用新的观点来作尝试，虽不能说是成功，却似乎比时下一般自命为物观者之生吞活剥、削趾就履来得强一些。千君是一个比较肯用功看书的人，他从前曾写过一些文章，如在《平等》上发表之《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及中国之工业化问题》、《中日外交关系之过去与现在》等文，都还有点新见。他是一个畸零人，自幼便见弃于旧官僚的父亲，凭着自己的努力，工读到现在，今年在北大经济系毕业了。他很想来见先生，不知可否？”〔12〕

吴晗在信中罗嗦了那么多，其实就是想让声名显赫的胡适为同学千家驹谋个差事。胡见信后，除了顾及吴的脸面，也对千家驹的论文选题和不幸经历产生了兴趣与同情，遂相约来见。为人谦和又好热闹的胡适经过一番交谈，对千家驹大为赏识，认为此君乃堪造之材，便在不知不觉中把千氏当成了“我的朋友”。既然是朋友，就要为其两肋插刀，排忧解难，时为号称大学生“毕业即是失业”之时，找份工作谈何容易。兴致中的胡老师想来想去，找不到一把合适的椅子供这位年轻的新朋友来坐，最后一拍脑门，终于想到了陶孟和的社会调查所，顺手提笔修书一封，让千家驹揣在怀里上门求职。陶孟和见了胡适的手谕，当即表示可以在角落安一把椅子让千家驹来坐。但稍后从侧面一打听，得知千家驹乃北大著名的“捣乱分子”，担心其人是共产党，或与共党有瓜葛之徒，遂向胡适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开朗的胡适几句话就打消了陶孟和的忧虑：“捣乱分子与研究工作并不矛盾，会捣乱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而且进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至于共产党，我看不会吧！这样的人才你不用，还用什么人呢？”〔13〕在胡适一番劝解、说和下，陶孟和勉强答应下来。

千家驹进了社会调查所后，胡适感到一件心事有了着落，颇为欢喜，后来专门把千、吴二人作为例证，在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栏中发表文章，证明当时社会上所谓的“毕业即失业”之说，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只要有本领，毕业决不会失业”云云。——当然，内中的曲折与人际关系的纠缠，几次号称“为政府做一点面子”的胡适是不会透露一个字的。

关于千氏在北大的所作所为，并不糊涂的胡适是清楚的。1936年元旦，当千家驹与杨梨音结婚时，证婚人便是胡适。胡在致辞中说：“千家驹在北大时，担任学生会会长，是著名的捣蛋头儿，但在今天的婚礼上，却一点捣蛋气息都没有了，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了！”尽管是席间的玩笑话，但聪明如胡适者，已经隐约地暗中点出了千氏的政治身份。事实上，刚满17岁的千家驹于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就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开始参与鼓动学潮、驱赶教授等等“捣蛋”生涯，北京大学发生的许多乌烟瘴气的邪里古怪事，都与千氏与他的一帮地下兄弟在月黑风高之夜暗中操作有关。

进入社会调查所的千家驹，最大的感受就是陶孟和的宽容和信任。他后来回忆说：“陶先生是知道我的政治立场的，但他颇有蔡元培兼容并包的风范。他从不干涉我们的研究自由，他评判一个人的研究成绩，是看他的成果，而不是其它。”〔14〕从回忆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陶孟和也不是傻蛋一个，他只是碍于胡适的情面，揣着明白装糊涂而已。不过，就陶孟和当时的思想观点，确实也是能容忍不同思想倾向的人在一起做事的，只要别闹出大的乱子，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过去了。千家驹有所不知，当他到来之时，这个调查所的好日子即将走到尽头。

在陶孟和主持的社会调查所独立前，蔡元培主持的中央研究院于1928年在南京成立了一个社会科学研究所。此时的中研院如同当年的水泊梁山一样声势浩大，威震八方。社会科学所成立之初，蔡元培曾邀陶孟和赴南京，专门商谈筹组事宜，意欲让其出面主持工作。但陶氏觉得自己已经在北平组建了社会调查部，山头已立，并且有扩大的计划与“宏愿”，遂婉言谢绝。蔡元培见对方无意在自己手下为将，且有分庭抗礼之野心，转而邀请留学欧美的博士、北大史学系与法学系教授陈翰笙出任所长，无奈由于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以陈氏属共产分子加以阻挠，未果。到了1929年，为减轻阻力，蔡元培以院长身份亲自兼任科学研究所所长，正式邀请陈翰笙出任该所副所长，所内一切具体工作交陈翰笙主持。

如此，在中国一南一北，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研究性质相同的阵营或山头。由于蔡元培尚有兼容并包的肚量，两家还算相安无事，陈翰笙实际主持的调查所特别关注“三农”问题，按他的想法，既然马克思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那自己就要试着发现一下穷人、特别是农村那些穷人们的秘密。对这一构想，陶孟和也大感兴趣，1930年双方以平等的地位进行了友好合作，共同对河北保定清苑进行农村经济调查，选定10个自然村1578家农户，对其劳动力、雇佣农业劳动、工资、畜养、住房及农舍、水井和水浇地、耕地占有与使用、交租形式等等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

1933年8月，陈翰笙出席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会议，宣读了论文《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论文号称继马克思之后，陈翰笙本人发现了穷人的秘密，认为中国严重的“三农”问题是地主富农一手造成的，必须来一番打土豪、分田地等等暴力手段才得以最终解决。陈氏的言论传到国内，立即引起了社会各阶层震动，国民政府的党国大员对此大为不满，立即给予痛击。在一片喊打讨伐声中，陈翰笙只好采取鞋底抹油——溜之乎也的战略战术，辞去中央研究院本兼各职，带着手下几个铁杆弟兄悄悄溜下山坡，跑到鱼龙混杂的上海滩潜伏下来，准备待机而起。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几乎成为一个有名无人的空机构，各项工作无法运转。

丁文江

正在这时，对陶孟和自立山头成割据之势产生芥蒂，且耿耿于怀的中基会干事长任鸿隽跳将出来，表示陶孟和既已经独立，腰杆子越来越硬，喘气也越来越粗，看来没有必要再依附中基会这个老巢了。既如此，索性把这个调查所抛将出去，让其合并于中研院。此举既在形式上帮助了蔡元培，使其麾下势力不至于因陈翰笙的出逃而削弱，同时也达到了给陶孟和施以颜色，并驱逐出中基会这座大靠山的目的。主意打定，任鸿隽主动与中研院方面联系。其时，中研院总干事杨杏佛因与蔡元培、宋庆龄、鲁迅等人搞“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于1933年6月18日被国民党高层派出特务暗杀。声名显赫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受邀继任中研院总干事。丁氏听任鸿隽如此一说，当场表示乐意接收陶氏调查所的家业，收编全部人马为己所用。老于世故的丁文江让任鸿隽作为说客先与陶孟和接头，算作投石问路，待陶氏方面有此意向，再由丁文江亲自出马一举拿下。

想不到任鸿隽把自己的打算跟陶孟和说出时，陶氏勃然大怒，严厉痛斥对方乱用职权，假公济私，党同伐异，排弃异己等等不道德做法，并义正词严地指出：此举完全违背了中基会的宗旨与学术界的公理，是对北平调查所合法权益的公然挑衅和肆意践踏，也是对陶氏本人及手下职员人格尊严的污辱，遂当场予以拒绝。

眼看陶孟和敬酒不吃要吃罚酒，任鸿隽毫不退让，表示乐意奉陪到底。于是，任氏凭其手中的大权，指示中基会大量削减调查所的预算，截其粮道，断其财路，使之不战自溃，以达逼其就范的目的。面对这一凶招，陶孟和极其恼怒与愤慨，他在致胡适的信中说道：“叔永（南按：任鸿隽字）逼我们一步一步的太紧了，先限制我们的预算，继之以促进合并（即驱逐之变相），又继之取消我们对于现用的建筑所有权，并规定我们几时退出。现在竟公然的要求随时停止我们的补助费了。”〔15〕

陶孟和此举，是想让胡适出面“拉兄弟一把”。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的情形已比不得当初拉杆子时的“独立运动”了。当年陶氏要另立山头，成就一方霸业，只是与任鸿隽一人或一个中基会的诸位大佬交锋，胡适尚可跃马挺枪为陶助战，或在阵外擂鼓为其呐喊助威。而现在中间又横插进一个坐地“招安”的老大——中央研究院，这中研院坐前两把交椅的又是自己的师辈人物蔡元培与平辈的“丁大哥”，胡适闻之虽甚着急，但感到左右为难，不便援手发力，处于观望之中。由于胡适的怯战与未能及时救援，陶孟和很快陷入前无救兵，后无粮草的绝境。在此境况下，尚以办事干练着称的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一马当先冲出本部立入阵前，以胜利者的姿态挥枪弄刀，威风凛凛地劝其降服，并令其放下武器，老老实实地接受改编。陶孟和眼看大势已去，如不就此下马受降，等待著自己的将是丢盔御甲，全军覆没的命运。瞻前顾后，为保住自己的实力，在山穷水尽中只好就范。同当年大宋朝的少华山的史进、朱武、陈达、杨春中等一帮头领，率部归降实力雄厚的水泊梁山晁盖、宋江两大首领一样。万般无奈中，陶孟和只好放弃割据势力，以悲怆的心境硬着头皮将队伍自北平拉到南京，无条件地接受改编。此举在丁文江致胡适的信中，可以看到陶孟和当时的痛苦之情和艰难抉择：“当叔永提出合并的问题的时候，孟和就大怒，说×ב压迫驱逐’。经我再三疏通……彼方表示可以合作。”〔16〕

对于此事，丁文江是打着避免浪费金钱和人才的旗号而作出的收编决定。关于这一做法的得失功过，李济后来曾有所提及：“他（丁文江）的理由详细说来是很动听的。他说，中国的科学人才不多，而金钱更少，我们现在花一个钱，就应该有一个花这一个钱的意义。现在中国的学术机关，往往以科学研究的名义买了很多仪器，却常常地没人用，等到上了锈，糟蹋了，也没人管，岂不是浪费？这毛病就是有责任的人不但对于金钱的价值没有真正的认识，对于人的价值也没有真正的认识。而这种损失，不特是金钱的、人才的浪费，更难估计的，为那追求的目标将愈离愈远。”

当时不只是李济一人，几乎整个中央研究院所属人员都颇赞成丁文江收编陶孟和这支流散队伍的做法。在他们眼里，陶氏在北方另立山头，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都不舒服，必须收入麾下才觉心安理得。丁文江在收拾陶孟和与社会所一役终于如愿以偿，斩获颇丰。在凯歌声中，丁文江于声威显赫中接着排兵布阵，欲一鼓作气将中基会所属的静生生物调查所拿下，收编合并到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成立一个由中研院领导、秉志主持的动物研究所。此时，中基会所属的静生生物调查所，由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总长、中基会第一届干事长、尚志学会会长、著名生物学家范静生草创。范不幸于1927年12月因病去世，为纪念范静生提倡生物学未竟之志，由其胞弟、化工实业家范旭东捐出范家在北京石驸马大街83号的房产作为调查所开办所址，由尚志学会拨付基金15万元，委托中基会组织静生生物调查所。1928年10月1日，静生生物调查所正式成立，由动物学家、教育家秉志任所长，植物学家胡先彇、动物学家寿振黄为主要成员，任鸿隽兼任该调查所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任书记。调查所成立后一切经费皆由中基会承担，与中基会成为依附的母子关系。因生物调查所的科研人员老老实实地依附于中基会这座大靠山，没有像陶孟和一样拉杆子造反另立山头的野心，因而，当中央研究院方面的丁文江率部袭来时，遭到了中基会掌门人与生物调查所双方的共同抵抗，丁文江见对方无隙可乘，久攻不下，最后只得收兵回城不再出战，收编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宏愿无果而终。

何处觅安居

当年少华山的史进、朱武弟兄被以晁盖、宋江领导的梁山武装集团兼并改编后，在后来的众势力平衡和兄弟排坐次中，史进被列入三十六天罡领导层之内，朱武居为七十二地煞星之首。陶孟和率部接受改编后，其队伍仍按梁山的办法，没有遭到分割肢解，仍按原建制保留，只是为了与旧体制，也就是少华山山头有所区别，让各位被改编者认识到此处非彼处，必须好自为之，名称改换成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以中央研究院第十一罡星的身份出任高级领导层的所长一职，副所长也由陶的旧部担任，算是地煞星之一员。

当新的格局形成后，历史给予陶孟和一个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的契机，那就是尽快招兵买马，培植自己的班底，以与林冲等原梁山旧部和原二龙山归降人马抗衡，免遭白衣秀士王伦被火并的悲惨命运。由于陶孟和在北大任教多年，树大根深，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在此之前，原北平社会调查所的人员全部来自北大，但此时情形有所不同的是，作为“北大之父”兼中研院院长的蔡元培，对这所学府和学子的影响与号召力，自然是陶孟和辈不能望其项背的。于是，在并入中研院之后，陶氏改变了原来的战略战术，除从北大招收人员外，开始在清华、燕京、南开、武汉、复旦、中大（南京）等高校广泛撒网，招收毕业生入主自己主持的研究所，以这种特有的杂交混血式的新生力量，为自己连同研究所本身在中研院的立足奠定基础。因陶孟和梦想一举坐大，在气势上首先压倒山中群雄的心理作充，加之各大学的毕业生来势凶猛，陶孟和已无力选拔、延聘留学国外的“海龟”，直到抗战爆发前，陶氏所主持的研究人员与储备人员共50余众的研究所，只有梁方仲等4只“海龟”，其它均为党性色彩混杂的“土鳖”，且这仅有的4只“海龟”皆属于名声不大的小号型，相当于水泊梁山的朱武、陈达之流，压根无法与梁山英雄鲁智深、武松、杨志、曹正、施恩、张青、孙二娘等相比拟的原二龙山派的学术“大鳄”如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梁思永、李方桂等武功盖世的特大型“海龟”相提并论，而傅、陈、梁等人又出身名门，非常看重家学渊源与本人在学界的身份地位，因而中研院其他所的人员，包括史语所的傅斯年、陈寅恪等人，戏称陶孟和的调查所为“土鳖”或“土包子”调查所，大有轻视之意。尽管如此，陶孟和并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与称呼，依然按自己的处事哲学和行事方式，带领如汤象龙、梁方仲等几员大将与一帮小喽罗，在属于自己的小山包上默默经营，并渐渐打拼出一方天地。

1937年抗战军兴，陶孟和带领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人员，自南京西迁，由湘而桂、而滇，直到迁往四川南溪李庄。

李庄镇内的祖师殿，抗战时期同济大学医学院（王荣全摄影并提供）

社会科学研究所由昆明迁往李庄是在仓促中成行的。此前，既然陶孟和没能像同济大学或史语所那样派出人员前往李庄考察，并与当地士绅谈判，已形成被动之局。当陶率部来到李庄这块陌生的地盘儿后，同济大学师生几乎全部占据了李庄镇内镇外的“九宫十八庙”，处于龙头老大的位置，只有一个张家祠让给了李济掌控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而次一级的史语所占据了郊外的板栗坳张家大院与周围民房，势力相对不弱。社会学所到来后的境况是，前无救兵，后无粮草，没有一点人力财力支撑，只有扮演“三奶”之类的末流角色了。瞻前顾后，思考再三，陶孟和不得不放下师辈的身份，向学生辈的一代霸主傅斯年乞求。

同济大学医学院在李庄时期的女生，后来三人分别在成都医院，海军和空军总医院工作（李庄镇政府提供）

1941年10月28日，尚在昆明一筹莫展的陶孟和致电重庆的傅斯年：“张家大院之房，务请拔几间给社所暂用，顷社所已去十余人。”也就是说，直到社会科学所的人拖家带口，乘车在坡陡路险的乌蒙山区颠簸的时候，陶孟和都不知道这些人该在李庄的哪个地方落脚御寒。

陶氏是傅斯年的师辈人物，且在北大主持《新青年》编务时，编发过傅斯年几篇文章，无论是师承还是私谊皆不算差，只是两人性格以及处事方式大不相同，傅斯年以他“目空天下士”的傲气和颇有几分绿林色彩的霸气与豪气，并不把这个曾做过北大教务长的师辈长者放在眼里。史语所在昆明时，与社科所相距并不远，但两所人员极少打交道，陶、傅二人更是很少来住。现在，整个李庄镇涌入的外地师生、科研人员、家属等人员已过万人，宫殿庙宇已被同济大学近万名师生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所占。郊外山顶的板栗坳作为一个独立王国式的庞大山庄有屋有房当是事实，但当地土著都在此居住，并没有太多的空房专等着中研院的人来填补空白，一个史语所加上北大文科研究所的职员与家属近百口人涌进，已显得相当拥挤，怎好再霸王硬上弓，强行塞进一个社科所。倘若社科所的所长不是陶孟和，而是陶氏的朋友胡适之，傅斯年是拼了命也要在板栗坳为其找到一个安息之所的。遗憾的是陶孟和不是胡适之，傅斯年当然不会为其拼命效力，庞大的板栗坳栗峰山庄之门，轰然一声无情地向陶孟和关闭了。

可怜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当大队人马全部抵达李庄后，镇里的头头脑脑与士绅们此前不知有个社会学所一同前来，故没有为其找院备房的准备，遂弄了个措手不及，陶部大队人马踯躅街头，不知将在何处栖身。此时已是寒冬季节，李庄的天气虽然没有北方那样冰冷，但长江的水气弥漫天空，挡住了阳光照射，使人感到有一种阴森森的切骨的寒意。而这种气候对刚由四季如春的昆明迁徙而来的人员更是难以适应。为此，许多社科所研究人员，特别是随所而行的老老少少的家眷，先后“扑扑腾腾”地病倒在地，所属人员呈现出了一片困扼潦倒、无家可归、乞丐与叫花子般悲惨的凄凉景象。万般无奈中，匆匆赶到李庄的陶孟和只得和罗南陔、张官周等当地士绅协商，把社科所人员连同家眷化整为零，分散于有空房的户主家中暂住，先治病救人，恢复身体，等熬过严冬，来年春天再设法安置。

当1941年春天来临的时候，陶孟和总算在李庄镇找到了张家祠堂附属的三间仓库，并与张氏家族的士绅张官周等人商定，欲借此处作为社科所的办公用房。但天不合作，该仓库此前已租赁给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并存放着的该公司的部分物资，要想把这些物资搬到别处，必须征得民生公司的同意并给予转租赔偿。陶孟和深感自己势单力薄，无力与民生公司财大气粗的老板爷卢作孚抗衡，再次屈尊就驾，恭请傅斯年出面合力与民生公司商谈。傅斯年身在重庆，正以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的身份处理各项事务，见陶氏求援，本想不予理睬，又想到自己毕竟暂时还坐在总干事这把椅子上，社会所的事务就是自己的份内工作，遂与陶孟和联名致电民生公司老板、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卢作孚，请求“拟借用贵局在李庄张家祠仓库三个月，为两所临时办公之用，如承慨允，祈电饬该库管理人员以便商洽。”〔17〕想不到此事又遇到了麻烦。

自武汉沦陷之后，民生公司的活动范围被压缩在川江流域，由于航运通道缩短，船只来往频繁，民生在沿江的许多大小码头，都租赁仓库存放货物，以便更有效地运营。如果是在半年之前，凭傅斯年在朝野的威望或与卢作孚本人的私交，民生让出仓库是完全可能的，但此次却大不相同了。由于年前民生公司为史语所转运物资在宜宾翻船事件，导致史语所的珍贵图书落入长江并造成重大损失，傅斯年亲自找到在重庆的卢作孚，不依不饶地让其赔偿。面对确凿的人证物证，卢氏自知理亏，无力狡辩，只好咬着牙答应赔偿。而按照这批图书的价值算下来，民生公司为中研院几个所搬迁所挣的全部运费，远远抵不上要赔偿的巨额资金。尽管卢作孚身居高位，且爱国心切，堪称民族英雄，但商人毕竟是商人，其职业特性是不会改变的，且庞大的民生公司要生存发展，整日翻船赔款总是令人不快的事情。为此，卢作孚颇为恼火，但又不好迁怒于傅斯年，只有采取打掉了牙和血吞的方法，把这口闷气憋在心里，一面虚与委蛇，拖欠赔款，一面等待合适的时机予以发泄。就在这个时候，傅斯年、陶孟和不请自来，竟没事一样地向自己求援，卢作孚的心情可想而知，其抉择也就用不着作过多的考虑了。他当即给傅、陶二人回电道：“承嘱暂借李庄张家祠仓库一节，歉难应命，希鉴察。”〔18〕可以想象，卢作孚在他那宽大的办公室向秘书口述完这短短的20个字时，嘴角上一定露出了令人难以察觉的冷笑。

此所谓没吃着羊肉反惹一身臊，傅斯年被弄了个灰头土脸，大骂卢作孚是小人一个，嘴里不住地嘟囔着“此处不养爷，必有养爷处”等等没有多少实质性意义的无聊之语。为显示自己的“硬骨头”精神，也为了在陶老先生面前挽回一点面子，傅斯年索性一咬牙，告之对方可把李庄板栗坳的地盘设法先挤出两个院子，以便陶孟和与社会所的部分人员居住与办公。面对傅氏的义气与血性，陶孟和颇为感动。回到李庄后，先找板栗坳史语所代理所务的李方桂牵头，又找当地乡绅和房主商谈，总算弄了两个不大的院子。因院子过于狭小，显然不能安排社会所全部人员在此住居与办公，陶孟和只得再次率人在李庄郊外四处奔波，寻找地盘，直到1941年5月中旬，总算在距李庄镇五里地的石崖湾与门官田（又称闷官田，以夏日酷热，不透风而闻名）两个地方找到了落脚点。尽管两处相隔四五里路程，生活、研究等极其不便，且门官田的办公室隔壁就是牛棚，中间仅有一道竹“墙”分离，整日牛喊驴鸣，臭气熏天，真可谓实实在在地入了牛马圈，但毕竟安下了一张平静的书桌，有了自己的栖身之处。在陶孟和的亲自指挥下，社科所人员分批迁入居住地和办公处。

抗战期间位于李庄门官田的中研院社会学所办公处（王荣全摄影并提供）

至此，李庄的外来人员达到了1.1万之众，这些“下江人”在抗战烽火中，随着就读和服务的学校与学术机构，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

注释：

• 〔1、8、12、15、16〕《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出版。

• 〔2〕《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罗家伦口述，马星野记录，台湾《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1978年5月。

• 〔3〕《鲁迅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 〔4、6、11〕巫宝三《纪念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经济研究事业的开拓者陶孟和先生》，载《近代中国》，第七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出版。

• 〔5〕《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411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 〔7〕《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出版。

• 〔9〕《中国文学名家散文随笔保留作·萧乾卷——人生百味》，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9年出版。

• 〔10〕《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四次报告》，知之整理，载《近代史资料》，总118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

• 〔13、14〕《怀念陶孟和先生》，载《怀师友》，千家驹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出版。千家驹（1909—2002），笔名钱磊，浙江武义人，经济学家。在陶孟和主持的社会调查所工作不久即离开，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师，广西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在香港从事民主运动，并为《大公报》撰写社论。后回广西，在黄姚与欧阳予倩等办的《广西日报》任编辑。胜利后又去香港，办《经济通讯社》，兼达德学院教授。1945年8月13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南方总支部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教授，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等职。民盟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1989年6月客居美国洛杉矶、后由美国返回中国居住深圳。关于其人的学问有一点不得不加以提及。1991年，千家驹在海外发布了一个耸人听闻的研究成果，即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曾经是鲁迅的妻子，证据是鲁迅1912年7月10日的一则日记。原文是：“午前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按照千家驹的研究，羽太“即羽太信子，鲁迅把寄羽太信子的信函称为‘家信’，可知他们是夫妻关系。（千家驹《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它》，1991年《明报月刊》第1期）事实是：羽太信子是鲁迅二弟周作人之妻，1909年在日本成婚。羽太信子家贫，人口多，既有祖母，父母，又有一弟二妹。为帮助周作人及羽太一家的生活，当年留学日本的鲁迅毅然中断了留学生活归国。1911年5月，周作人夫妇归国。1912年5月16日，羽太信子分娩，得一子。其弟羽太重九携妹羽太芳子来绍兴，照顾产妇。鲁迅7月10日寄“羽太家信”，并不是寄给羽太信子的信，而是寄给日本羽太家的信。当时羽太信子在浙江绍兴。鲁迅也曾复羽太信子信，日记明确写道“与二弟妇信”，而不是“家信”。从这一发前人未发之覆的“研究”中，可知千家驹确实想象力非凡，并具有敢于拉竿子造反起事的勇气与狠劲儿。当然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到千家驹学问根底的深浅和一生为学之荒唐所在了。

• 〔17、18〕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存傅斯年档案。

第八章　扬子江头的来客

庙堂之困

中研院史语所人类学组在李庄板栗坳办公处陈列的人类体质测量标本，多数是安阳殷墟发掘的古物

各机构与所属人员在李庄古镇内安顿下来后，开始各行其是。史语所的日常工作由李方桂主持。未久，李方桂因史语所待遇微薄，入不敷出，索性辞职离开李庄到成都，进入以美钞作后盾的燕京大学任教，史语所代所长一职由董作宾出任。

按照工作计划，史语所考古组人员开箱整理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李济指导人员整理殷墟出土的陶器；梁思永做侯家庄大墓出土资料研究。后来增加的四组吴定良等人整理殷墟出土的人头骨；凌纯声、芮逸夫等则筹划做少数民族风土人情的调查。一、二组人员继续研究自己的课业，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李庄板栗坳（栗峰山庄）不时闪动着学者们忙碌的身影。当大家在这个新环境中渐渐适应并略感寂寞之时，有客人自远方而来。

1941年6月27日，西南联合大学常委梅贻琦、总务长郑天挺、中文系主任罗常培，自四川泸州码头乘船，溯江而上，朝万里长江第一古镇——李庄进发。〔1〕

梅氏一行自5月中旬陆续从昆明飞到战时陪都重庆，在处理了一堆繁杂公务后，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汇报并商谈解决叙永分校回迁事宜。

叙永小城坐落在川江以南，位于泸州的正南方，属于川、黔、滇边境之地，素有“鸡鸣三省”之称。此处有永宁河通往长江，往南可入云、贵高原，与西边的南溪李庄虽有一段距离，但同属于川南地区，两地在各方面多有联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等机构从昆明迁李庄时，叙永是必经之地。史语所的石璋如在押运物资从昆明迁往李庄的途中，曾在叙永附近翻车于河中，晚年他对叙永及西南联大分校的情况曾有片断回忆：“叙永算是一个关口，也不算小地方，不过查得没有蓝田坝厉害……当时很多搬迁的机构来到叙永附近，像西南联大就把招考的新生搬到叙永上课，结果有很多在昆明考上的学生，千里迢迢来到叙永上课，但是在叙永上课的地方很小，是借用一间小庙来用。我们在叙永的时候，联大正准备教室的布置，尚未正式上课。”〔2〕

梅贻琦一行于6月9日由重庆到达叙永分校，因交通闭塞，地理位置偏僻，分校师生整日窝在破旧荒凉的野庙中上课，条件简陋，生活极端困苦，女生宿舍设在帝王宫，食堂设在城隍庙，更是多有不便。因是在小庙及周边安置课堂与宿舍，城内的电灯不能接通，晚上只有用一只小碗或小碟，灌上桐油或菜籽油，点燃灯芯照明。时间不长，埋头学习的学生眼毛、鼻孔已被熏得乌黑，倘不小心用手一抹，便成了戏曲中的黑脸包公。师生们整日伴着一堆黑乎乎的泥菩萨上课下课，文化生活几乎为零，不但青年学生难以忍受，即是随来的教授也觉得不好。梅贻琦等到来后，“助教多愿回昆，学生闻返昆讯皆大高兴”。对于战争局势的判断，叙永分校教授们的看法尽管有所不同，但又多倾向于“昆明敌所必取，而我方自亦必据守，但昆明如失则叙府（宜宾）继陷，而川南川东亦必不稳定矣。此种推测数月之后或能证明”。〔3〕

鉴于师生返昆心切和前途未卜的情形，梅贻琦等三人返回泸州后，于6月19日分别致信昆明西南联大主持日常事务的常委蒋梦麟、教务长潘光旦等人，谓“详告叙永分校诸君对于取消分校之意见，正反各列五条，末附本人意见……总之无论如何以早决定为宜。如叙校迁回，同仁及眷属旅费应酌予增加”。〔4〕

蒋梦麟等接信后，同意叙永回迁昆明，并上报教育部，着手筹措旅费等事宜。梅贻琦一行得知蒋的意见，颇感欣慰，表示在四川多待些时日，自泸州溯江而上，对抗战期间迁往乐山、成都的学术、教育机构作一番考察。

因泸州方面一时无船上行，梅贻琦等人只好坐地苦等，9天之后，总算于6月27日登上长丰轮，一路颠簸动荡来到李庄。此行的目的除了看望迁往该地的老朋友，还有一项任务必须完成，那便是由昆明迁往李庄的北大文科研究所部分青年学子的论文需要答辩，郑天挺作为该所的副所长，罗常培身为直接授业的导师，需完成各自应负的责任。李庄古镇在泸州去乐山一线的长江边上，此行正可一举两得。

昆明龙泉镇龙头村响应寺，北大文科研究所驻地（傅乐铜提供

创立于1918年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是以培养文、史、哲等学科研究生为主的学术机构。1921年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后改称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由沈兼士、刘半农担任正副主任，当年顾颉刚、罗尔纲等人曾在该机构担任编辑员。1934年始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由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兼任所长，傅斯年为副所长。该研究所自组建之初，就具有学术资料丰富、工作范围广泛等与众不同的特点，且在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也不尽相同。如在历史、考古、整理编纂清朝内阁大库档案、参加1928—1929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调查并整理所获居延汉简等学术活动，都取得过举世瞩目的业绩。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文科研究所停办。1939年春，西南联大在昆明稳住阵脚，北大文学院一些大牌教授，深感一个具有光辉人文传统的研究所中断数载而未恢复，实有负创立者、特别是胡适所长的心愿，应借联大成立之机，在昆明重新鸣锣开张，以展示国人不屈之意志，并培养一批学术种子。这一想法得到了傅斯年的大力拥护与支持。在征得北大校长蒋梦麟同意后，于这年5月在昆明再度恢复。

由于胡适此时正在美国办外交，所长一职暂由傅斯年代理，原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担任副所长。文科研究所下设语言、文字、文学、哲学、史学等组，各组导师分工如下：

文字组导师：唐兰；

文学组导师：罗庸、杨振声等；

哲学组导师：汤用彤；

史学组导师：陈寅恪、姚从吾、向达、郑天挺等；

语言组导师：罗常培、李方桂、丁声树等。

据说语言组导师本来还有魏建功，因魏和罗常培闹别扭，不久离开北大，赴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等院任教，其导师之职自然化为乌有。

恢复后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阵容之强大，远过于国内任何一所大学，师生暂借住中研院史语所在昆明靛花巷三号租来的房子学习与生活，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学术小圈子。第一届招收学生实到者十人（语言组招收的女生陈三苏未曾报到），分为文学、哲学、史学、语言四组。因后来移居昆明郊外龙泉镇龙头村宝台山响应寺弥勒殿，很有点中国古代书院的味道，而书院的总负责人称山长，因而罗常培戏称郑天挺为“山长”，十名弟子号称“宝台山北大十翰林”。第一届研究生名单与专业分别是：

文学组：逯钦立、阴法鲁；

哲学组：任继愈、王明；

史学组：杨志玖、汪篯、阎文儒；

语言组：马学良、周法高、刘念和；

文字组：第一届未招生。

第二届与下一届的研究生有：王玉哲、殷焕先、高华年、董澍、王永兴、李孝定、王叔岷、王利器等，前后几届加在一起约20人。

1940年秋冬之交，西南联大时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在昆明城

对于昆明宝台山的这段生活，第二届文字组研究生王玉哲有过这样一段回忆：“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如罗常培先生、汤用彤先生、郑天挺先生，大部分时间和我们住在这里。他们除了到联大上课时进城外，一般都和我们共同生活，朝夕相处。所居乡村，仅数十户，平时荒僻清冷，几不闻人声。研究所坐落在龙头村旁的宝台山上，设备简陋，我们住的几间小土房既是宿舍，又是图书室，连作〔做〕饭、吃饭也在里面。隔壁是只住有一两个老僧的破落寺院，从不见他们拜佛、诵经，而外面香客亦复鲜过。这也增加了我们似乎旧式书院的清静生活。几十个师生除了每天读书之外，便促膝纵谈学问，别无他事。由于乡下没有电灯，晚上我们是在菜油灯下攻读的……那时我们研究所的所长是傅斯年先生，但是真正关心我们学习和生活的，却是作副所长的郑先生。”〔5〕

因傅斯年并不常在龙头村或宝台山，所内事务大都由郑天挺主持，才有这样一个笑话传出。说的是：“每当有人来文科所访问，守门的那位老司阍就一定会问：您是找正所长，还是找副所长？接着解释说：正所长是傅（副）所长，副所长是郑（正）所长。”〔6〕有一天，一位少壮军官模样的人来到昆明拜访傅斯年，当他费尽力气一路打听摸到龙头村宝台山文科研究所，那位忠于职责的守门老司阍挡住去路，开始用昆明土话没完没了地解释起正所长与副所长的关系来。时正值盛暑溽热，来者越听越糊涂，以为眼前这个老家伙装疯卖傻，原地兜圈儿故意与自己为难，遂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不耐烦地用山东话道：“你就不要给我瞎鸡巴胡扯蛋了，我要见的是傅所长，你装什么孙子？”言毕，顺手赏给了对方一个响亮的嘴巴。

老阍身子一歪差点倒地，待站稳脚跟，一看对方黑塔一样的块头，面露愠色，眼角有凶光透出，不敢再行多言，急忙转身跑到所内一间小黑屋，把郑天挺叫了出来，结果双方大眼瞪小眼，并不认识。因了这次尴尬事件，宝台上的研究生们在窃笑的同时，又戏编一副对联，曰：

郑所长是副所长，傅所长是正所长，郑、傅所长掌研所。

甄宝玉是假宝玉，贾宝玉是真宝玉，甄、贾宝玉共红楼。〔7〕

晚年的郑天挺在教育界人士的怂恿下，曾想把这段特殊而有意义的生活写一长文留世，且把当时的学生名之为“宝台山子”，惜文未成而身已殁，令人扼腕。

尽管傅斯年因兼职过多，对研究所事务和学生学业管理、指导较少，但也倾注了大量心血，特别是在导师的聘任和处理各方关系方面着力甚多。1940年8月26日，傅在写给驻美大使胡适的信中曾这样道及：

北大事，我这一年亦颇尽力，近则焦头烂额矣。北大文科研究所去年恢复，向中英庚款会捐了点小款，除教授兼导师外，请了向觉明（南按：向达）作专任导师，邓广铭作助教，考了十个学生，皆极用功，有绝佳者，以学生论，前无如此之盛。汤公公道尽职，指导有方，莘田大卖气力，知无不为，皆极可佩。此外如毅生、公超、膺中皆热心，只有从吾胡闹。此人近办青年团，自以为得意。其人外似忠厚，实多忌猜，绝不肯请胜己之教员，寅恪断为‘愚而诈’，盖知人之言也。近彼大骂受颐无学问，我真不能忍耐，即与之绝交。我自求代理此事，一年中为此进城不少，又由史语所借了一大批书，弄得史语所中颇有怨言，真不值得。〔8〕

傅斯年提到的受颐即陈受颐，原是留美毕业生，归国后辞却境外大学聘请，受胡适之聘到北大历史系任教，并做过一段时间的系主任，深得胡适与傅斯年尊敬。此时在昆明，受到正担任北大历史系主任姚从吾的排挤，傅斯年为之大鸣不平。傅在信中提到的“从吾胡闹”之从吾，即姚士鳌，号从吾，河南襄城人，1920年毕业于北大史学系，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其间结识了傅斯年、陈寅恪、毛子水、俞大维、罗家伦、何思源等人，算是欧美派的一个人物。1934年归国后出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两年后出任系主任，抗战时期任西南联大史学系教授，但其为人为学一直不为傅、陈等欧美派重量级学者所重。由于这种关系，抗战胜利各校复员后，姚从吾没有再进北大，而是跑到他的老家河南大学做了校长。1948年6月，解放军围攻开封的战役打响，姚从吾负隅顽抗，最后见开封陷落，大势已去，便混于百姓中逃出城外。后企图在苏州恢复河南大学，刚及成形，便在解放战争隆隆炮火中仓皇逃往台湾，不久在台湾大学谋得了一份教职，得以继续从事教书匠生活。姚在台大的一个名叫李敖的学生，曾对其形象作过这样的描述：“大二时候，我选了姚从吾老师的‘辽金元史’。此公挺着一个大肚皮，讲课时最喜欢用手去揉搓，满头白发，造型厚实朴拙，他一大把年纪，却对我们满口自称‘兄弟’。第一堂课下来，班上女生众口纷纷，笑谓他怎么跟我们称兄道弟呀？他那么老，被他称‘兄弟’，多倒霉呀！姚从吾老师有满口乱牙，我从没见过一个人有那样乱的牙。他的牙，每颗都很大，并且N多，我始终怀疑他不是‘重瞳’而是‘重牙’，牙齿比一般人要多。当然我这样说，毫无根据，但从亚里士多德把他老婆的牙齿数目搞错一点上看，这种牙多之感，可见也不唯我独有也！姚从吾老师长得一副中原老农相，这副相其实救了他。他在河南大学校长任上，共产党打开封，他在乱军之中，能够逃出，吉人农夫相之故也！吴组湘老师在《姚从吾师尽瘁史学》中回忆，说姚老师当时‘化装为一老农’得以逃出，我看了，一直暗笑。——姚者造型原装即一老农，又何须化装啊！姚从吾老师学名姚士鳌，从德国留学回来，做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他虽喝过洋墨水，但是出身河南襄城，人还是土土的。学生们乃把‘姚士鳌’戏呼为‘姚土鳖’，深为他所忌，乃用姚从吾之名代之。有一次同我两人照相，洗好后，我送他一张，背面题‘士鳌老师惠存’等字样。后来一个偶然机会，又看到这张照片，背后‘士鳌’两字已被他偷偷涂去，自改为‘从吾’矣！”〔9〕

赴台后的姚从吾（左）与李敖合影

不只台湾学生称姚士鳌为“姚土鳖”，即在昆明时的研究生们也在背后偷偷地称为“姚土鳖”。而作为极其重视家庭门弟、家学渊源的陈寅恪、傅斯年等破落贵族子弟，平时待人接物最反感的就是一种唯唯诺诺、鬼头倒把的“土鳖”相。试想姚从吾如此一副嫉贤妒能、刁钻刻薄的中原“土鳖”做派，怎能赢得同仁的敬重。姚士鳌不幸，竟阴阳差错地与陈寅恪、傅斯年两只光芒四射的重量级“海龟”共为同学兼同事，因而被得出一个“外似忠厚，实多猜忌”“愚而诈”的结论，也就不能怪对方刻薄寡恩了。

史语所迁往四川李庄，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本可继续留昆明，因西南联大几乎没有图书可借阅，而史语所藏书丰厚，研究生们不得不像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一样随史语所迁川。1940年9月7日，郑天挺致信在重庆的傅斯年，专门谈及此事。信中说道：

此外尚有一事，即北大研究所址，非追随史语所不可。此事已数向兄言之，而兄皆似不以为然。但细想之，北大无一本书，联大无一本书，若与史语所分离，其结果必致养成一班浅陋的学者。千百年后探究学术史者若发现此辈浅陋学者，盖我曹之高徒，而此浅陋学风为北大所轫始，岂不大糟！弟亦知若此十余人追随史语所离开联大，在史语所，在吾兄均增加无穷麻烦，但此外实无他策。弟意：万一史语所与联大不能在一地，而研究生必须随史语所者，北大可每年或每学期，请一位教授随同前往，俾稍减史语所之麻烦，并负其他事务责任。兄意如何？如兄意以为可行，则此时即可准备起来也！〔10〕

板栗坳一角。李庄抗战史研究专家左照环（左）说，这就是当年北大文科研究所人员驻地，那时院子比现在大得多（作者摄）

此事涉及问题较为复杂，史语所迁川已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两个机构相依附，如今再加上一个北大文科研究所，实在令傅斯年头痛，但考虑到手心手背都是自己身上的肉，或者“肉烂在锅里”等事理，在郑天挺一再劝说下，傅斯年终于答应下来。据史语所档案显示，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随同史语所先后入川驻李庄者有：马学良、刘念和、任继愈、李孝定、逯钦立、杨志玖等。作为助教的邓广铭和他在北大的同班同学、进所不久的助理研究员、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等，也相继迁来李庄。有几位同学因各种情况留在了昆明，如周法高就因为车况问题未能成行。据周回忆说：“语言组的马学良、刘念和都随车去了李庄，而我却在停车场停留了好几天没有去得成。三十余年后，在台湾，当时的总提调石璋如先生曾经对我表示过歉意。后来在1941年秋天，我得到傅所长的同意，命我乘车赴李庄，由公家出路费。当时通常都是坐在卡车司机旁边的空位上，出一笔钱给司机，这样夹带的客人就叫做‘黄鱼’。我就是作为‘黄鱼’被带到四川的。”〔11〕与周法高命运基本相同的另外几个研究生，也是以此种方法被当做“黄鱼”由卡车司机陆续带到了李庄。

既然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仍为北大研究所代理所长，在李庄为学生们适当安置一个读书的环境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况且，傅斯年办这个研究所的主要目的，就是把毕业生招到史语所留用，北大文科研究所，实际上成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一个预备培训班。当研究生们到达李庄后，全部被安排在板栗坳与史语所同仁一起居住、生活，平时则各人在图书馆看书学习，着手撰写论文。为了显示这股力量的存在，傅斯年还专门让研究生们在居住的门口挂起了一块“北大文科研究所办事处”的牌子，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彰显于世。若干年之后，当地政府在统计李庄外来学术机构时，北大文科研究所也理所当然地被列入其中了。

梅贻琦在李庄

流亡李庄的几个学术、科研机构人员，除陶孟和之外，按照辈分排列，梅贻琦几乎是所有人的前辈，尤其清华出身的学子更是如此。声名赫赫的李济、梁思成、梁思永、李方桂等皆是梅贻琦的学生。1889年生于天津的梅贻琦（字月涵），于1908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南开私立学校第一届师范班，当时的校长为张伯苓，助教陶孟和，陶算是梅的师辈人物。1909年，梅贻琦考取了清华学校前身——游美学务处招收的第一批庚款留学生，直接入美国吴士脱工科大学机电工程系就读，1914年毕业并获工学学士学位后回国，1915年到清华学校任教，先后讲授数学、英文、物理等课程。据当年就读于清华学校的李济回忆说：“我是他（梅贻琦）所授的三角这门课程的学生，那时候所留下来的印象，保存到现在的只有两点：他是一个很严的老师，我却算不得一个好学生。”〔12〕

梅贻琦为清华大学第五级学生题词

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弟子们称为“寡言君子”（Gentlemanoffewwords），若不与其相当熟悉，一般看不到他的言笑。梅氏颀长的身材常配一身青布长衫，脸形如棱角分明的雕塑，风度翩翩，算是那个时代的美男子，曾被来中国访问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誉为“中国学者的完美典型”和“中国学者的理想化身”。〔13〕梅氏的风度与雅量，早在1909年参加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考试时，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梅的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在发榜那天，考生们都很活跃，考上的喜形于色，没考上的则面色沮丧。只有瘦高的梅贻琦，始终神色自若，“不慌不忙、不喜不忧地在那里看榜”，让人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而实际上，在参加的全国630名考生当中，他名列第六。〔14〕

后来李济赴美留学，所在的美国东部麻省乌斯特城的克拉克大学，与梅贻琦早年所读的吴士脱工科大学在同一城中，这所大学已有许多中国留学生就读。有一次李济来到这所大学游玩，便有中国留学生对他说：“梅月涵先生就是从这个工业学校毕业的高才生。”这一情景，给李“留下了一个深的印象。”〔15〕

当李济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不久，梅贻琦接替张彭春出任清华学校教务长，负责全校的教务兼管研究院事务，开始有机会一展其治学思想与才能。1928年至1931年，梅贻琦被派赴美国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1931年冬，受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李书华举荐，回国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梅以“生斯长斯，吾爱吾庐”的心志表达了自己对清华的爱恋与深厚情谊。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梅贻琦率清华师生迁长沙，再迁昆明。西南联大成立，梅以常务委员的名义执掌事实上的联大事务。1940年，美国吴士脱大学鉴于梅贻琦在清华服务25年成绩卓著，而在艰苦的抗日烽火中主持西南联大呕心沥血的高尚人格与不屈精神，特授予他名誉工程学博士学位。此次梅贻琦等人的李庄之行，受到众位学者的普遍敬仰与尊重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梅贻琦等三人来到李庄的第二天上午，在董作宾、梁思永、李方桂陪同下，到吴定良等人的工作处如戏楼院、田边上、新院等地参观，顺便到北大文科研究所青年学子们的宿舍视察，并叮嘱准备论文答辩事宜。据梅贻琦日记载：“晚饭为董家备办，同座有凌纯声、芮逸夫，为第四组研究员，专民族学者。饭后因饮酒稍多，更觉闷热，汗出如浆，灯下稍坐即先归房睡下。李（方桂）太太给余万金油，令涂额上，盖余显有醉态矣。”〔16〕

1941年清华大学校委会成员于昆明迤西会馆合影。左起依次为施嘉炀（工学院院长）潘光旦（教务长）陈岱孙（法学院长）梅贻琦（校长）吴有训（理学院长）冯友兰（文学院院长）叶企孙（特种研究委员会主席）

关于饮酒，梅贻琦在学界向以爱喝、能喝但不闹酒闻名，每遇他人在酒场敬酒，总是来者不拒，极豪爽痛快地一饮而尽，因而落了个“酒风甚好”和“酒圣”的美名。李济曾专门著文说道：“大家都知道梅先生酒量很高，但他的酒德更高。他在宴会中饮酒总保持着静穆的态度。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在这一点我所见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17〕梅贻琦到台湾后一位叫孙观汉的助手在回忆文章中说得更加真切：“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爱的时候，是吃酒的时候，在许多次的聚会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拒绝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干杯时那种似苦又喜的面上表情，看到过的人，终身不会忘记。在清华全校师生员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称第一。”〔18〕

世间万物相生相克，赢得这一连串的“美名”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此点，在梅贻琦去世后，其子梅祖彦曾有过论述：“先父在外表上给人印象严肃拘谨，非对熟人不苟言笑，实际上他对生活仍是充满热情的。例如他喜欢喝酒，酒量很大，这可能是由于当时社交的需要，另外在闲暇时他也常与三五好友品尝美酒。在日记中他承认自己喝酒太多，也有过自我批评，但似乎没有什么改变。”〔19〕

人云知子莫如父，作为儿子的梅祖彦，看来也是颇知父亲生活况味的。从梅贻琦日记看，在许多场合，梅氏都有喝酒过多且在事后自责的记载。就在此次由昆明飞往重庆，与来李庄之前的5月23日，梅贻琦日记载：“（晚）六点余至国货银行清华校友十六七人之饭约，食时因腹中已饿，未得进食即为主人轮流劝酒，连饮廿杯，而酒质似非甚佳，渐觉晕醉矣。原拟饭后与诸君商量募款事，遂亦未得谈。十点左右由宝弟〔20〕等将扶归来，颇为愧悔。”

这次在李庄板栗坳董作宾家中，梅贻琦虽没有畅怀豪饮的“壮举”，也未当场失态，但从记载看，也多少有些悔意。当离开李庄与郑天挺、罗常培三人结伴赴成都与重庆考察时期，对朋友招待的各色酒水同样是来者不拒，且仍有不少的醉酒记录，在不到20天的短短时间内就有三次。请看梅氏自己的记载：

7月25日，6:30至南打金街99号赴邓敬康、王孟甫饭约，在彼晤佩弦、李幼椿、魏、李秘书长等。酒颇好，为主人及朱、李、宋等强饮约廿杯，微有醉意矣。

9:00回寓，苏永煊来谈清华中学事。留茀斋住寓中，在房中加设一床。

8月4日，3:00王铮如（中行专员）来，陪余往朝阳城垣访刘季陶，季陶适病疟稍痊，勉强起床。

晤其所中刘鸿万及康某。德章忽滑倒，伤颧骨，颇重。

晚饭为刘太太留住，并由余送信邀郑、罗及杨夫妇同来。饭时饮大曲，刘太太兴致颇好，但饭后即呕吐上床，罗亦至院中呕二次。余初代刘太太打牌一圈，后牌停，在堂屋坐椅上竟睡去，盖亦有几分酒意者。

10:30归寓时误着王衣，余未觉，而王亦因醉先归去矣。

8月11日，5:30至小可食馆，主人为王翰仙、郑颖孙、戴应观、邹树椿，客为余等三人：杨仲子、任东伯、张女士。席间饮大曲，酒杯颇大，五杯之后若不自胜矣，临行竟呕吐，主人以滑竿送归，王君伴行，益感不安也。〔21〕

上述记载，第一次是梅、郑、罗三人抵达成都之后，邀请者皆梅氏的故旧与学生，西南联大的朱自清（佩弦）时正休假被邀往成都讲学，因而陪坐在侧。梅氏一次痛饮二十杯，可见确是酒场中难得的痛快豪爽之人。当年的英雄好汉武松打虎前在插有“三碗不过冈”招旗的酒店里，也不过喝了十八碗“透瓶香”，到得冈上就不行了，且喝的还是劲道较小的当地自产的老酒，如果不是遭到猛虎惊吓和凉风一吹，打个激凌醒了过来，可能连人加哨棒都进入老虎肚中。而梅氏连干二十杯高度白酒，竟能回寓后还与来客谈论事务，可见确是海量，假如不幸路上遇到类似景阳冈上的吊睛白额大虫，完全可以搏上几个回合，只是身子骨没有武松硬朗，后果如何就不好说了。

上述记载的第二次，是梅氏一行返重庆途中的内江。第三次是已回到重庆沙坪坝青木关经历的酒局。以后类似酒局仍然不断，作为一家名牌大学的校长，酒桌上的应酬自是不可避免，只是身体很难抗得住酒精对健康的腐蚀力。1945年10月14日，梅贻琦在日记中又记载道：“上午十时清华评议会，会后聚餐，共十一人。……食时饮‘罗丝钉’酒甚烈，又连饮过猛，约五六杯后竟醉矣，为人送归家。以后应力戒，少饮。”两个星期后的10月28日，又有“上午十时半清华服务社委员会讨论结束事项，会后聚餐，为谢诸君努力，饮酒约廿杯。散后大睡……”〔22〕

据梅祖彦推测：“实际上他（梅贻琦）晚年得的中风病，肯定是和饮酒过多有关。”〔23〕梅氏博得的善饮美名，最终还是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此引申出一个生活命题：人的生活习性一旦形成，很难因外力而改变，尽管理智、刚毅坚卓如梅贻琦者，亦不例外，并终因饮酒过度中风倒下。悲夫！

且说梅贻琦在李庄董作宾家中痛饮之后，次日上午，梅、郑、罗三人到门官田陶孟和的社会科学所访问。据梅贻琦日记载，这天的天气是“晴热，蔚蓝天空，片云绝无，盖较昨日更热矣”。

几人气喘吁吁赶到社科所，刚在厅堂坐定，外面突然传来警报声，梅贻琦问陶孟和：“这里不断有警报？”

陶孟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道：“警报是不断，不过这里不够级别，日本人没有那么多炸弹来照顾，有数的炸弹都投到重庆、泸州、宜宾去了。”正说着，外面传来了“隆隆”的轰炸声，梅贻琦等三位客人有些惊惶，所内十几位青年学者纷纷跑到室外向天空和四周观看，有几人回到厅内道：“可能是重庆那边被炸了，这边听到的是爆炸的回响。”梅贻琦听了，忍不住微笑起来，心想这年轻人是不是神经有毛病，重庆爆炸在几百里远的李庄山坳里怎能听得如此清晰？于是在当天的日记明确记载“不信声音能传来如此之远也”。

下午一点半时，警报声稍歇，所内清华出身的八九人告梅贻琦，要在李庄镇设宴款待，以表达师生情意。梅氏不好推辞，只得随之向山下走去。未走多远，突然又从东方传来巨烈的轰炸声，此时陶孟和面色骤变，立即招呼梅贻琦等奔到山坡下一片树林中躲避。如此躲躲闪闪，直到下午二点多钟才到达李庄镇。只见“街上人甚多，为赶场者，竟都不疏散”，梅贻琦认为如此冒险“实为不妥”。〔24〕对此种情形，罗常培也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但问当地人听没听到轰炸声，咋不分散躲避时，赶场的乡民却若无其事地说：“这是轰炸重庆的回响。”第二天罗常培一对报纸，发现“所记的空袭时间，果然不错”。〔25〕看来梅贻琦此前的估计有误，相隔几百里有如此大的回响，足见重庆被炸之惨烈。

参加李庄宴会者共13人，梅、郑、罗、董、陶等几位元老为客，年轻的后学，且清一色清华出身的汤象龙、梁方仲、巫宝三、潘嘉林、严中平、林兴育、桑恒廉、夏鼐（时属中博筹备处）八人为主。在异地他乡，师生相见，自是感慨良多、祝福良多，多少往事涌上心头，恍于隔世又如在眼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华意图已十分明了，国人的危机感越发紧迫。这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任命梅贻琦为清华大学校长。12月3日，梅贻琦到职，发表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演讲。〔26〕同时强调大学教育“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的办学至理。对于“九一八”以来的危局，梅贻琦特别提醒师生“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谨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27〕

梅贻琦的良苦用心在这段文字中已表达尽致，但有些思想另类的学生觉得这个表达并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也不能代表广大师生及国人的意志，遂不明事理和不知深浅地向校长请愿，要求迁校，并有“爱国有心避难无术”的怪论贴到校内墙上，以蛊惑众志。时华北情形岌岌可危，表面上宁静，弦歌不绝的清华园，实际上已动荡不安，人心惶惶。履新未久的梅贻琦认为部分学生的此种要求，是懦弱苟安的软骨症行为，极为痛心失望，遂奋笔疾书，贴出文告，剀切地告诫师生特别是一部分欲偏安江表、苟安图存者注意：国家的将来依赖青年的努力与作为，“自强不息”是清华的校训，期勉青年负起时代的神圣责任，不可妄自菲薄。且清华大学是用庚子赔款退还部分成立的，其中含有很沉痛的历史背景，因此清华学生应对国家更多一份“饮水思源”“自强不息”的责任。梅氏的布告在清华引起了极大震动，那些蛊惑迁校偏安的另类人士，不得不闭上荒唐怪诞的嘴巴。而梅氏的“这篇文告，对于民国二十年以后的同学播下了优良的种子”。〔28〕

梅贻琦上任的时候，清华学生绝大多数无党无派，纯粹以求学为唯一目的，对政治斗争不感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少数学生开始有了较为坚强的政治理想和信仰，且有社会上或明或暗的政治派别作后盾，如此一来，便引起清华园的骚动。1935年冬，清华学生姚克广（依林）、蒋南翔、陆璀、黄诚、吴承明等辈，在中共北方局人员林枫、叶小舟、黄敬等人的暗中鼓动下，以抗日为号召，在北平策动了著名的“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示威游行，以及1936年的南下扩大宣传队等政治活动。几次活动使大批爱国心切的学生被卷了进去，国民党政府对此十分恼火，多次派宪警到校园抓带头煽动学潮的学生，却又很难捉到。

1936年2月29日，正是年终大考的第一天，盘踞平津地区的军阀、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派出军队到清华园清查学生共党分子。宋本是受南京政府的指令行事，并不太情愿做此类出力不讨好甚至败坏名声的事，再加上清华校长梅贻琦等经常与宋见面交谈学潮问题及消融解决办法，宋哲元怀揣复杂的心态命令进入清华园的一个团，可以携带枪枝作威吓工具，但不得动真格的，最好是徒手将“刺头”的学生擒拿归案。该团团长得令，率部携带未装子弹的枪支进入校园。有消息灵通者得知这一命令并亲眼看到官兵们“温柔”的表现，认为大兵们很傻、很天真，且有点软弱可欺。于是乎，聚集而来的学生们在几名地下共党学生分子的指挥下，一拥而上，将官兵们三拳两脚打翻在地，缴了枪支，掀翻了运输的车辆，团长以下的军官全部被扣留。越聚越多的学生们群情激昂，对官兵们指手画脚地开起了批斗会。几个激进的学生感觉只开会批斗并不过瘾，索性把几个当官的用绳子捆住吊在树上进行人身污辱。与此同时，一个由师生组织的护校组织应运而生，这个组织俨然以清华园为堡垒，大有长期与宪警对抗之意，只要发现风吹草动，便在园内小丘钟亭上敲响警钟，集合同学，以扩大声势。不少有识之士预感到如此闹腾，必将引起更大的冲突甚至祸端。天快黑的时候，校园的气氛更加紧张，一帮学生关闭了校门，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亲自在门口与校警把守大门，严阵以待，预防不测。天黑之后，突然有一个师数千人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和部分警察、特工队伍，由西苑浩浩荡荡地开来，关闭的校门被轰然撞开，守卫的陈福田与数名警卫被闯入官兵一顿枪托拍倒在地，尔后用绳子捆了吊在树上，表示以牙还牙。大兵们喊着号子，潮水一样向校园深处袭来，黑暗中只听见跑步的号子声，撞击的枪管声，沙沙的刺刀摩擦声，整个校园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那些白天组织围攻官兵的“刺头”们，眼见对方来势凶猛，知道大祸来临，脑袋急转弯，丢下一脸茫然、不知如何应对的学生队伍，一个个鞋底抹油——溜之乎也。多数学生见平时蛊惑闹腾得最厉害者逃之夭夭，也在一片大呼小叫中四散奔逃。奉命追捕的官兵在黑夜中四处搜寻，先是到学生宿舍查寻，不见几个人影，最后在新体育馆中找到了近千名“避秦”的同学。官兵们将学生们分开，按照名单上的姓名一一查找、核对共党分子和带头闹事者。折腾了大半个晚上，名单上的人一个也没有抓到，只有二十余名参与者被官兵带走。

来势汹汹的军警特工们撤走了，校园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但有二十余名学生被捕，生死不知，令人无法平静。天亮之后，昨晚悄悄溜走的几个带头者不知从什么地方又冒将出来，重登讲台煽动部分学生向校方质问昨晚的名单由谁提供？提供者该当何罪等。议论纷纷中，有人认为名单是教务长潘光旦提供的，便围聚到办公楼前堵截潘光旦，欲施以颜色，作为报复性惩罚。

潘光旦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因跳高伤了一条腿，未得到及时治疗成为终生残疾，成了“独腿客”，以后走路总是架着拐子，为此很担心留学问题。1922年，潘氏清华学业期满，到了该放洋的时候，他问代理校长严鹤龄：“我一条腿能否出洋？”严氏不假思索地说：“不太好吧，美国人会想到我们中国人两条腿的人不够多，把一条腿的都送来了！”

潘光旦听罢这个校长暗含讥讽侮辱的混账话，沮丧不已又无可奈何。有位教美术的美籍女教员司达（F.S.Starr）得知此情，专门找到严校长为潘打抱不平：“他不能出洋，谁该出洋！”〔29〕

经过一番周折，最后潘光旦总算与其他同学一道赴美国留学。潘氏抵美后，先入达特茅斯学院，1924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主攻心理学，并获理学硕士学位。1926年归国，在上海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书，与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胡适等创办《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1934年回母校清华任教授。当宋哲元的官兵进校搜捕学生时，他正担任教务长。学生们见潘氏拄着拐杖来到校园，立即进行围攻，几名“刺头”上前把他的拐杖夺过扔到地上，潘只好用一条腿边站边跳以保持平衡。后面的学生见状，甚为得意，大呼小叫地兴师问罪。潘光旦头发凌乱，却面带笑容，在地上来回蹦跳。有一个叫林从敏的学生见此情景，于心不忍，与另一名学生方鉅成上前扶住，将拐杖拾起，架着潘氏向大礼堂走去，后面仍有一群学生不依不饶地高声喊着讨伐口号。走至台阶，只见梅贻琦身穿一件深灰色长袍，从科学馆方向慢步走来。梅停留片刻，大体弄明事情经过，快步来到潘光旦身边的台阶上站定，面带愠色，表情肃严，眼睛瞪着二三百名学生，有半分钟未发一言，显然是尽量抑制胸中的愤怒。夹在人丛中高呼喊打的学生见此情形，顿时闭上了嘴巴，其他学生也静了下来。

只见梅贻琦往台阶上移了一格，挺起胸膛，对众人厉声说道：“你们要打人，就打我好啦！您们如果认为学校把名单交给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负责。”〔30〕

现场的学生顿时被梅贻琦的威严姿态和坚硬如铁的话震住，瞪着眼睛相互望望，缩着脖子，悄无声息地渐渐散去。许多年后，一直在现场架扶潘光旦的林从敏颇为感慨地回忆道：“我们记得某学长戏作打油诗一首，描述校长说话谦逊含蓄情形：’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恐怕仿佛不见得。’但是在推打潘光旦先生这一天梅师坚定果断，毫不含糊其辞。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梅师表现他在‘危机’情况下，当机立断处事的精神。”〔31〕

围攻潘光旦的学生们四散而去，此事并没有就此了结，名单的事可以不再追究，但二十余名学生的命运不能不加以探询。当天上午，梅贻琦召集全校学生讲话，以沉痛怜爱的口气告诫道：“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昨天早上你们英雄式的演出，将人家派来的官长吊起来。你不讲理，人家更可不讲理，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宿舍的名单，我能不给吗？”〔32〕

停了一下，又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的。”最后，梅贻琦表示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学生，以维护学校和学术上的独立。学生们听罢，深为感动，皆抱以热烈的掌声。

三日后，被捕的学生全部放回，一场风波就此消解。

梅贻琦“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他虽不从事实际政治，但他对政治上的潮流却认识得很清楚”。〔33〕这是李济对梅贻琦的评价，也是梅氏本人真实的写照。而如今，在李庄街头这个异乡餐馆里就坐的，有几位就是当年参与闹事的清华学子，当他们从梅贻琦那一直“保持着静穆的态度”和“不多但能切中要害”的言谈中，再次感到了这位“寡言君子”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政治眼光与坦荡胸怀，从而对母校清华和包括自己在内饱受战乱之苦的困境有了更多理解。在相互告慰与祝福声中，酒酣耳热的梅贻琦又向他的弟子们重复了不久前对清华同仁说过的几句话：“在这风雨之秋，清华正好像一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仁校友敢告无罪。”〔34〕

李济与梁思永等安家的李庄羊街，约建于清同治年间

一番话令在座的清华学子热血沸腾，激情荡漾，纷纷表示要在这个偏僻小镇的山坳里老老实实地待着，不管是平日与牛为伴还是夜晚与狼共舞（南按：此时社会学所的青年学者仍与牛圈为邻，晚上时常听到狼嗥，并有狼窜进院内觅食和吃人之事传出），总要尽心研究学问，唯如此，方可向清华师友敢告无罪云云。

宴会在情感交织与慷慨激昂的旋律中结束，此次梅贻琦连饮20余杯未显醉意，仍精神矍烁，豪气飞扬。离席后，与郑、罗二人在陶孟和引领下，步伐轻盈，丝毫没有拖泥带水，一如平常地来到李庄镇内禹王宫同济大学校本部，拜访了同大校长周均时，尔后至镇内羊街六号、八号，分别拜访了李济、梁思永等各家，天夕时分方重返郊外板栗坳。几人刚登上五百级台阶，如浆的汗水尚未擦去，年轻的董同龢夫妇就从一个小山包上奔过来，声言已在家中设了便宴，专等几位业师到来品尝。限于战时李庄的条件，董、王这对小夫妻只能以精心制做的打卤面来招待恩师。因中午已喝过白酒，晚上食吃卤面倒觉得特别舒服，为此，梅贻琦等三人很是满意。

董同龢乃清华出身，夫人王守京出身名门，其父是中国最早留日归国学生之一，王本人则毕业于西南联大，梅、郑、罗三人皆属是她的师辈人物。董同龢于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在校时曾任《清华周报》副刊编辑、清华中国文学会主席，师从著名语言学家王力习音韵学。当时唐《切韵》残本正引起中国语言学者的注意和重视，董同龢抓住这一机遇进行研究，毕业论文就是《切韵指掌图的几个问题》，其文得到了导师与众多文科教授的高度称赞。因了这一成就，走出清华校门的董同龢顺利考取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生，先是给赵元任做助手，并不时地向李方桂、罗常培等名师请教。后从事方言调查，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特别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收益颇大，引起了语言学界的重视。关于这对夫妇颇为奇特的性格、学识和经历，石璋如曾有一个简单的回忆，说的是在昆明时，傅斯年表面看上去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同事平时都不爱跟他讲话，但是二组（语言组）的董同龢并不怕他，经常与其辩论。傅斯年的身材焉然一庞然大物，体重约一百八十多斤，走起路来像一座小山包在移动。有一次罗家伦笑傅斯年曰：“你这大胖子怎样能和人打架？”傅颇为自信地答曰：“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35〕这便是流传甚广的傅氏名言之处去。后来，傅斯年又在南京对他的学生、史语所助理研究员何兹全说：“我就是不怕死。在北大读书时，在红楼门口几十个人打我一个，把我压在底下，还是传达室的工友把我拉出，我也不怕。”〔36〕从前后两段不同的话语中可见，傅斯年所谓的无往不胜和压倒一切，也是要有前提条件的，否则就只有被人打趴在地并踏上几只脚的份了。

同世间万物皆相生相克的规律一样，史语所二组的董同龢同样生得人高马大，如黑塔一样耸立于众人面前，若以“体积乘速度”，产生的爆发力绝不在傅斯年之下，且董氏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比之已现颓象的傅氏更具实力，所以初生牛犊的董氏并不畏惧傅氏这只号称“压倒一切”的老虎。——当然，二者的比拟并不是真的要拳打脚踢，刺刀见红，主要体现在平时的学术论战上。傅斯年虽学问广博，文史数理皆有精深造诣，号称练就了前记五百年、后算五百载的妙法神功，但史语所二组有音乐之类专门的学问，且这种学问并不是诸葛亮摆空城计弄的那种吹拉弹唱的小把戏就能蒙得住人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大象无形，大音稀声”式的文化语言艺术，即是诸葛武侯再生，亦不见得尽解其中的玄机奥秘。在这方面，作为专家的董同龢自然要比傅氏懂得更多更精也更广，故石璋如所亲临的傅斯年每与董同龢辩论场合，“在许多时候辩不过董。有时不知为一个什么问题，二人就开始抬起杠来，史语所的同仁就聚过来围观”。〔37〕傅斯年眼看自己出现力不能支的颓势，就以“这个董同龢最爱抬杠”为名宣告败退。

此时，无论是董同龢本人还是围观的史语所同仁，都不可能想到，这一场场看似激烈而傅氏又往住最后败北的论争，实际上暗藏着傅的另一种心机。几年之后，傅斯年在为董作宾撰写《殷历谱》的序言中，才将这玄机奥秘抛露出来。傅氏用心之细微和良苦，也才为大家理解和心生敬意，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一场特殊的考试

且说梅贻琦等人在李庄镇内镇外转了一圈，江也渡了，山也爬了，酒也喝了，汗也流了。接下来的7月3日，开始对几位研究生进行考评。

按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制度，每一个研究生配一位正导师，一位副导师，语言组第一届研究生研究的范围和导师为：

马学良，云南非汉语研究，导师李方桂、罗常培。

周法高，汉语历史音韵，导师罗常培、丁声树。

刘念和，汉语历史音韵，导师罗常培、魏建功（未就聘）。

每当研究生答辩时，不论是正副导师，按理都要参加。此时，与其他组的研究生一样，以上这三位研究生都将出席在板栗坳戏楼院召开的论文答辩会。但身处战时，受各种条件限制，导师、学生皆被战争炮火分割为几地，且有的导师如魏建功等早已与北大文科研究所分道扬镳，哪里还有师生齐聚一堂的机会？因而，不但当年郑天挺在致傅斯年信中相商“北大可每年或每学期，请一位教授随同前往，俾稍减史语所之麻烦，并负其他事务责任”的事未能落实，即是在李庄板栗坳进行的这个答辩会，也因缺乏导师与学术委员会人员而变为一种外在形式，比不得在北平时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氛围，更无法与该研究所的创办者胡适当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答辩时，面对的萧煞情景相提并论了。〔38〕

可能由于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那段被搞得灰头土脸、口吐白沫，差点倒地不起的特殊经历，使他铭记在心，并在自己入主中国学界执掌学位生杀大权的漫长岁月里，显得格外宽容和民主，从而令无数后生小子感念不已。据一位叫陶元珍的北大文科研究生回忆：抗战前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常举行研究报告会，由研究生提出研究报告，所主任及导师加以批评。有次一位姓韩的研究生，提出一篇有关隋唐之际佛学的研究报告，宣读完毕之后，胡适以研究所主任资格首做批评，言词谦和却滔滔不绝，刚说到中途，韩君突然打断他的话头说：“胡先生，你别再说下去了，你越说越外行了。”随即把胡批错了的地方一一指点出来。胡适立刻停止批评，毫不动气，请韩姓学生的导师、佛学权威汤用彤对报告继续加以检讨。当报告会结束时，胡适说：“以后举行报告，最好事先让我们知道题目，以便略作准备，免得像我这次对韩君的报告作错误批评啊！”此后胡适并未因此怀恨那位韩姓学生，反而特别重视，为其学习、谋生帮忙多多。几十年过后，陶元珍不无感慨地说：“他（胡适）的民主风度，应用到学术上，实足奖掖后进的学者，促成学术的进步，与借口维持师道尊严，压抑后进，僵化学术者，真不可同日而语。”〔39〕

此时北大研究所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尽管郑、罗二位导师早已知道弟子们各自研究的题目，但也不敢像胡适那样听完报告就开始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甚而提出批评，倒是把胡适大度、宽容的方式方法延续下来。其主要原因在于这批研究生来到李庄后，与昆明相隔千山万水，郑、罗二人已是鞭长莫及，只是名誉上的指导教授而已。实际的情况是，李庄的这批学生，除了相互切磋，靠史语所藏书自学，主要依靠史语所几位大师指导。如罗常培在他的《沧洱之间》中所言：此时的“马、刘两君（马学良、刘念和）受李方桂、丁梧梓（声树）两先生指导，李君（李孝定）受董彦堂（作宾）先生指导，李、董、丁三位先生对他们都很恳切热心。据马君告诉我说，李先生常常因为和他讨论撒尼语里面的问题，竟至忘了吃饭，这真当得起‘诲人不倦’四个字。任君（继愈）研究的题目是‘理学探源’，他在这里虽然没有指定的导师，可是治学风气的熏陶，参考图书的方便，都使他受了很大的益处。”〔40〕

早在昆明时期，马学良就曾跟随李方桂赴云南路南县的尾则村做过倮倮语调查研究。师徒二人在路南县境奔波了一个多月，各掉了十多斤肉，白皙的皮肤也早已变成灰黑色，总算把撒尼语的词汇记录下来，并整理出了一个语音系统。遗憾的是，由于经费短缺，时间不足，未能进一步记录其语法系统。1940年秋冬，马学良与张琨等研究生，随李方桂与史语所大队人马迁往李庄板栗坳，并继续在李氏的指导下，整理研究撒尼语资料，同时着手撰写毕业论文。

此时，郑天挺和罗常培看到马学良的论文，就是有关撒尼语的整理研究成果。对于马生本人及论文的评价，罗常培在他的《蜀道难》一书中作了如下叙述：“三日上午，约马学良君来，评定他所作的《撒尼倮倮语语法》。……李先生对我说，他这篇论文在已经出版的关于倮倮语的著作里算是顶好的。这虽然含着奖掖后学的意思，但是我看过论文初稿后，也觉得李先生的话不算是十分阿好或过誉。我一方面佩服马君钻研的辛勤，一方面更感谢李先生指导的得法。”〔41〕罗氏的记述，字里行间透着温暖和感念的真情，令人读后久不能忘。

李方桂与徐樱在清华园合影

经过一天的忙碌，答辩会结束，对各位研究生提交的论文，郑、罗二人均感到满意，除个别地方需要“小修”外，全部通过。整个过程没有出现当年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论文答辩时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面如死灰”的悲壮场面，师徒双方皆感欣慰。

7月5日凌晨，李方桂夫妇忽闻外面传来枪声，立即惊起，出门察看。只见板栗坳远山近林笼罩在墨一样的黑暗中，并无异常动静。刚要返回室内，枪声再度传来，且越来越密集，越来越清晰，似是沿长江边向板栗坳推移。

“土匪，是土匪，不是抢劫就是火并。”暗夜里，李方桂轻声对夫人说。

“要不要唤起梅校长？”李夫人徐樱悄声问着，此时梅贻琦就住在李方桂家中的楼上。

“他可能刚睡着，不要唤他，估计没啥大事。”李方桂回答着，夫人徐樱不再作声。

枪声响了一阵，渐渐稀疏起来，见板栗坳周边仍没异常动静，李氏夫妇方回归室内。

早上六点钟，梅贻琦等即起床准备下山，下午在李庄码头登船赴宜宾。早餐时，李方桂夫妇问道：“校长，昨夜听到什么异常动静没有？”

梅贻琦摇摇头道：“开始热得睡不着，等睡着的时候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李方桂讲述了昨晚外面枪声大作，并断定是土匪骚扰作乱时，梅贻琦略作惊奇状，叮嘱道：“看来你们以后要多加小心，我在泸州和叙永分校时，就听说川南一带土匪自抗战以来，像蝗虫一样在川江两岸窜起了。乱世出盗贼，自古亦然，只是你们别发生意外就好。”梅贻琦断断续续地说着，吃罢早餐，离开李家，同郑、罗二人一道告别了史语所与北大文科研究所诸君，在李方桂夫妇陪同下，往山下走去。

至一山坡，李庄镇内风物已看得分明，梅贻琦等在一棵大树下站住向对方辞谢。李氏夫妇恋恋不舍地望着三位师友，各自眼里含着泪水。握别时，李方桂道：“今日一别，何时再得一见，天南地北，恐遥遥无期矣！”一句话引得夫人徐樱的泪水刷地落下，众人顿感怆然。梅贻琦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乱离之世会聚为难，惜别之意，彼此共之也。”〔42〕

八点半左右，梅氏一行来到了李庄郊外上坝月亮田中国营造学社租住的院子，看望梁思成夫妇与刘敦桢等研究人员，并借此告别。

四川气候潮湿，秋冬时节阴雨连绵，这对在昆明时就一直身体欠佳、特别对曾患有肺病未得到根除的林徽因无疑雪上加霜。1940年冬，梁家从昆明赶来时，天气的阴寒加上路途颠簸劳累，不到一个月，致使林徽因肺病复发，连续几个星期高烧40度。此时李庄随着民国战乱，百事凋敝，医疗卫生条件极差。恰逢梁思成为了营造学社的生计问题，已赴重庆向国民政府教育部“乞讨”活命与学术研究的经费。当他从信中得知爱妻发病的消息后，向重庆的朋友们借钱，买了些药品匆忙回赶。尽管心急如焚，从重庆到李庄，也要在水上漂流三天三夜才能抵达。据梁从诫回忆说，当时没有肺病特效药物，也不可能进行肺部透视检查，病人只能吃点于事无补的药物，凭体力慢慢煎熬。因了这一场病，林徽因卧床不起。尽管在稍好时还奋力持家和协助梁思成做些研究工作，但身体日益衰弱，梁思成的生活担子因而越发加重。

按照辈分，梅贻琦与梁启超算是同代人，梁思成夫妇自属晚辈，但平日相处做事却没有隔代之感，故双方交情颇好。此次梅贻琦等人来李庄，没有忘记这对可爱的夫妇，此前的6月30日，几人曾从专程登门看望过梁氏一家，林徽因卧病不能起床，几人在病室谈约半小时便匆匆告辞，为的是“恐其太伤神也”。〔43〕

此次梅贻琦等三人下山登门“再看梁夫人病”，令梁、林夫妇甚为感动，为表示礼节和礼貌，林徽因强撑着发烧的病体，令人将行军床抬到室外与来客交谈。对于当时的情形，梅贻琦在日记中记载道：“大家坐廊下，颇风凉。徽因卧一行床，云前日因起床过劳，又有微烧，诸人劝勿多说话，乃稍久坐。”〔44〕

梁思成，林徽因手绘的五台山佛光寺大雄宝殿测绘图

当梅贻琦问梁思成近来生活、工作等情况时，梁氏有些伤感地说：“除徽因有病外，由于营造学社经济窘迫，到重庆政府‘化缘’又没得到几个钱，大半年来未开展什么具有开拓意义的工作，也不能组织野外考察，只是猫在这房子里，整理前两年在昆明野外考察的资料，同时把抗战前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考察的报告也找了出来，继续整理。佛光寺的研究报告在长沙和昆明时整理了一大部分，迁李庄时草稿一并带来，现在正好借这个缺少经费外出考察的机会加一整理。如这部报告能顺利完成，接下去准备写一部英文的中国建筑史方面的著作”云云。〔45〕

梅贻琦等人听了，一股忧伤之情弥漫心头，不知话题如何说下去。最后，主客双方又谈了一些生活方面的事务，斜躺在帆布床上的林徽因认为李庄缺医少药，不利于养病，提出希望自己与中国营造学社同仁重返昆明，与西南联大的朋友住在一起工作、生活。梅贻琦听罢，以自己所知的医学知识，深感对方的病情很难在短时间内好转，恐怕还要在眼前这张帆布床上度过一段漫长的岁月。而且由李庄迁昆明，千山万水又谈何容易，故未作响应。

谈话在郁闷与压仰的气氛中结束，梅、郑、罗三人离开营造学社，在李庄羊街六号李济家中吃过湖北做法的凉面后至江边一茶楼饮茶，藉等船来。此时，董作宾、芮逸夫、杨时逢、陶孟和、李济、梁思成、梁思永等皆来送行。李济的父亲、词人——李老太爷（郢客）也从家中颤巍巍地走来参加到送行之列，此举令梅氏甚觉不安。临别时，李老太爷与梅贻琦握手曰：“江干一别。”梅氏听罢，一阵酸楚袭上心头，“言外之意，不禁凄然”。〔46〕

下午三点钟，长丰轮自下流开到李庄码头，仍以地漂（趸船）登轮，梁思成坚持独自踏“地漂”将梅贻琦一行送到轮上。望着思成凛弱的身体和因过度劳累而灰黄的脸庞，想起林徽因躺在病床上送自己出门时，那双透着泪光、令人爱怜的眼睛，梅贻琦不禁生出了“余对此小夫妇更为系念也”〔47〕的感慨。在无尽的祝福和感念中，长丰轮载着三位学界巨子，迎着滚滚的江水向宜宾方向驶去。

注释：

• 〔1〕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芩三人为西南联大常委，共同主持校务工作。因张年老体弱，又兼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职，党国公务甚忙，无更多精力管理联大之事。蒋梦麟先在联大参与主持管理，后常驻重庆，或在国外奔波，再后来到国民政府行政院做官，西南联大的事务从始至终实际是梅氏一人主持，因而梅贻琦被学界一直称为“梅校长”。鉴于此称已成为习惯上的“事实”，故用之。同时，本文沿袭当时学界的习惯，称“校长”而不称“梅常委”。也为对应下文中梅氏的活动与对话场面，避免因名称交代不清而产生混乱。

又，1940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之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陈寅恪与郑天挺就读的王永兴，在许多年后他自己成为北大历史系教授时，对西南联大的具体情形如此说：“西南联大在昆明能正常进行教学科研，种种重大问题主要落在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与北大秘书长郑毅生（天挺）先生肩上，毅生先生处理的事务更多。西南联大的办学方向与精神，由梅、郑二位先生决定，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培养出众多杰出人才，固然因为众多学术水平甚高的教师与学生的努力，亦与西南联大办学方向和精神密切相关。”（王永兴《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西南联大时期，论人数、经费、设备，清华均占压倒性优势。而此时主持联大校务工作的梅贻琦，则必须让清华不感到吃亏，让北大和南开不觉得被清华占了上风。事实证明，梅是这样做的，且做出了令人敬佩服膺的水平。梅在此等问题上再次显示了胸怀之“大”，这种“大”就是令他对整个联大平等看待。因而整个联大师生一样看待他，共同尊称他为梅校长。这亦是本文称梅氏为校长的又一个原因。

• 〔2、37〕《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纪录：任育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 〔3、4、16、21、22、24、42、43、44、46、47〕《梅贻琦日记》，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 〔5、6〕何兆武《忆傅斯年先生二三事》，载《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

• 〔7〕王玉哲《忆郑毅生师二三事》，载《南开史学》，1983年第1期。

• 〔8〕《致胡适》，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又，傅氏提到的汤公，指汤用彤；莘田，指罗常培；毅生，指郑天挺；公超，指叶公超；膺中，指罗庸。

• 〔9〕《快意恩仇录》，李敖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另据李敖说，李在台大历史系读书时，其父突患脑溢血死在家中。由于李氏在丧葬事宜上不按常规出牌，号称特立独行，搞得世人议论纷纷，并背上了“不孝”的恶名。据李自言，其中一个好笑的说法是：“李敖把他老子气死了！”对此，李敖认为散布这种说法的，李济便是一人。说有一天，李济向姚从吾说：“听说李敖跟他父亲意见不合，最后把他父亲气死了。”姚从吾说：“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知道李敖的父亲是我们北大毕业的。北大毕业的学生，思想上比较容忍、开通。李敖的父亲若能被李敖气死，他也不算是北大毕业的了！李敖对他父亲的态度如何，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李敖对母亲很好，一个对母亲很好的人，大概不致对父亲不孝吧！”（《李敖回忆录》，中国友谊出版社2004年出版。）

不知李济是否真的说过李敖气死他老子之类的话，而其人竟完全相信了姚从吾的一面之词，从此之后与李济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后来李敖许多攻击李济的言论，皆与此事有关。许多人认为李敖不该张口咬人，且咬到李济身上，尚不知这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李敖对李济之恨，其始作俑者，则是这位河南农民出身“外似忠厚，实多猜忌”且“愚而诈”的台大历史系教授姚从吾也。

• 〔10〕郑克晟《中研院史语所与北大文科研究所——兼忆傅斯年、郑天挺先生》，载《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

• 〔11〕周法高《记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载《我与北大》，王世儒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 〔12、15、17、33〕李济《我的记忆中的梅月涵先生》，载《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 〔13〕《李约瑟游记》，李约瑟、李大斐编著，余廷明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 〔14〕清华学校是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成立的，美国退钱是在宣统元年就开始了，所以在学校正式成立之前，“游美学务处”先派出了三批留美学生。分别是：

一、宣统元年（己酉，1909年）八月，47人。

二、宣统二年（庚戍，1910年）七月，70人。

三、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七月，62人。

在第一批留美学生中，“有一个瘦瘦的长着雷公嘴的人物，就是梅贻琦”。（《梅校长月涵博士七秩年谱纪要及其与清华有关事迹》，载《清华学报》，新二卷，第一期，1960年5月，台北版。）第二批便是胡适、赵元任、张彭春等人。

关于胡适参加留美考试与录取经过，胡氏曾有一段回忆：“那一年（庚戌，1910）是考试留美赔款官费的第二年。听说，考试取了备取的还有留在清华学校的希望。我决定关起门来预备去应考试。……留美考试分两场，第一场考国文英文，及格者才许考第二场的各种科学。国文试题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我想这个题目不容易发挥，又因我平日喜欢看杂书，就做了一篇乱谈考据的短文，开卷就说：‘矩之作也，不可考矣。规之作也，其在周之末世乎？’下文我说《周髀算经》作圆之法足证其时尚不知道用规作圆；又孔子说‘不逾矩’，而不并举规矩，至墨子、孟子始以规矩并用，足证规之晚出。这完全是一时异想天开的考据，不料那时看卷子的先生也有考据癖，大赏识这篇短文，批了一百分。英文考了六十分，头场平均八十分，取了第十名。第二场考的各种科学，如西洋史，如动物学，如物理学，都是我临时抱佛脚预备起来的，所以考的很不得意。幸亏头场的分数占了大便宜，所以第二场我还考了个第五十五名。取送出洋的共七十名，我很挨近榜尾了。”（《四十自述》，83—84页，胡适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其实，这次考试胡适并没有达到各学校通常划定的及格线，平均分数仅得59分。既然要凑足七十人，招收的方式自然就是矬子里拔将军，这就决定了招考方顾不得投考者是打虎的武松，还是武松的兄长——卖烧饼的武大郎了。但无论如何，像历史上所有真正的招考一样，在发榜之前，考生们的心情总是怀揣一只小兔，恍恍然，怦怦然，坐立不安。尤其像自我感觉并不好的胡适就更是如此。许多年后，胡适回忆道：“那一天，有人来说，发榜了。我坐了人力车去看榜，到史家胡同时，天已黑了。我拿了车上的灯，从榜尾倒看上去（因为我自信我考得很不好），看完了一张榜，没有我的名字，我很失望。看过头上，才知道那一张是‘备取’的榜。”（胡适《回想明复》，载《科学》，第十三卷，第六期，1928年出版）

胡适的聪明此时显露无疑，一般人看榜是从上往下看，他却来个反其道而行之，倒着看。当时自我感觉或实际情况考得比他差的大有人在，恐怕不见得都有自知之明和如此做法。当得知刚才所看的并不是“正榜”时，胡适如同从跌落的深坑又突然望见了暗夜中跳跃的鬼火，惶恐中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抬起衣袖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看到了另一张榜。榜文如下：

胡适在回忆中继续说道：“我再拿灯照读那‘正取’的榜，仍是倒读上去。看到我的名字！仔细一看，却是‘胡达’，不是‘胡适’。我再看上去，相隔很近，便是我的名字了。我抽了一口气，放下灯，仍坐原车回去了，心里却想着，那个胡达不知道是谁，几乎害我空高兴一场！”（引文同上）至此，胡适悬着的一颗心才算砰然落地。

后来方知，那个胡达便是胡明复。胡适回忆说：“后来我和他和（胡）宪生都到康南耳大学，中国同学见了我们的姓名，总以为胡达胡适是兄弟，却不知道宪生和他是堂兄弟，我和他却全无亲属关系。”（《回想明复》）

胡适所说的胡达，共三兄弟，即胡敦复、胡明复、胡刚复。胡达后转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是“中国科学社”发起人之一。回国后任大同、交通、东南等大学教授。在东南大学时与吴宓等一群重量级“海龟”同事，并与这些同事共同造出了东南大学最为鼎盛的局面。1927年夏季休假回乡，为避暑到一个偏僻池塘游泳，用的是狗刨式。游到中途不幸其小腿肚子转了筋儿，不能继续蹬踹，乃紧急呼救。时值正午，乡民们正在家中睡觉午休，其声不闻。只有附近一个80多岁的老妪闻讯，住着拐杖，全身打着哆嗦赶到水塘边探个虚实。只见胡达在池中呈旱鸭子状呜呜哀叫着不住点头喝水和吐水，情形甚急，性命甚忧，那老妪却只能望塘兴叹而不能下塘救人。胡达扑腾了一阵后，终于气尽力绝，没水淹死，年仅37岁。

与原胡明复，后改名胡达颇为相似的是，胡适的名字也是留洋前才改的。胡在回忆中说：“我在学校里用胡洪骍的名字，这回北上应考，我怕考不取为朋友学生所笑，所以临时改用胡适的名字。从此以后，我就叫胡适了。”（《四十自述》，84页。）此又见出胡氏之聪明。至于是大聪明还是小聪明，或者是否聪明反被聪明误等，只能另当别论了。

• 〔18〕孙观汉《清华和酒》，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19、23〕梅祖彦《写在本书出版前的几句话》，载《梅贻琦日记》，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下同。

• 〔20〕宝弟，即梅贻宝，梅贻琦之幼弟，燕京大学教授，时由兰州专程来渝与梅贻琦会晤。

• 〔25、41〕《蜀道难》，罗常培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 〔26、27〕《国立清华大学校刊》，三四一号，1931年12月4日。关于梅贻琦这句名言的历史背景如下：

1928年8月，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把奉系军阀赶出北平后，国民党政府把清华学校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在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亲自支持下，出任清华大学首任校长。杨振声为教务长，冯友兰为秘书长。罗到任后，推行了扩充学额、添招女生、兴建馆舍等一系列措施，表面看起来搞得颇为红火。可惜好景不长，1930年5月22日，在各种压力下罗被迫辞职离校。关于罗氏在清华的是非功过以及离校的原因，时任清华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有几句评论：“罗确有缺点，但在那时的政治形势下，清华只有接受罗为校长。梅贻琦、赵元任和我等都是这种看法。那时，还有别人在谋做清华校长，他们还不如罗。”又说：“罗家伦对于清华大学的发展是有功的。但是他也有缺点。罗在学问上根底不切实，又好大言，以致为教师们和学生们所轻视。1930年春，教授会和学生会都表示了对罗不满意的意见，罗不得不辞职离校。”（《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下同。）罗辞职时，他的计划大都开始实施，有的半途而止，有的已初见成效，大部分被他的后任梅贻琦校长出色地完成了。

罗家伦辞职后，清华校务会议推举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代理校务会议主席，兼代理清华校长职务。未久，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势力扩展到北平，借此机会，有一山西人名乔万选者，通过山西省政府秘书长谋到了清华校长一职。乔为清华1919级毕业生，留美后专习法律，回国后曾做过律师、法官等职业，其学问、人品皆不能令天下士林服膺，更不能令清华师生满意。结果乔一到清华，即被闻讯而来的学生拒之大门之外，连校长的椅子都没能摸一摸就灰溜溜地掉头走了。据当时的北平卫戍司令、山西人楚溪春对代理校务的叶企孙说：“从山西来北平的许多阎的部下并不赞成乔这样草率到任，曾劝告他不要这样做，而乔不听，以致被拒。楚氏还表示，卫戍司令部决不以军警支持乔到校，全校员生因而都放心了。”

叶企孙代理校务至8月底，9月中旬即照原计划体假一年，赴德国进行学术研究。1931年春，由于C.C.派头目陈立夫的关系，派吴南轩为清华大学校长。吴曾在美国一个极为普通的大学里学习过教育，无论是学问还是见解都与罗家伦相差一大段距离，到校后遭到了教授会和师生的强烈反对，吴被迫离校。接下来在教育部次长钱昌照的支持下，请翁文灏出面代理清华校长，翁应允就职。这年的9月12日，清华结束暑假开学，举行全校大会，翁文灏讲完话后，表示自己因事务繁杂，不再主持校务，代理校长一职仍由三天前从德国归来的叶企孙担任。

据说，在吴南轩要求辞职后，南京政府教育部曾请赵元任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但赵却推荐了当时在美的清华留学生监督梅贻琦，梅氏推脱不过，只得由美返国就任。国民政府遂命赵元任赴美接替梅职，赵当了一年多的留美学生监督后返国重回史语所工作。（《李方桂先生口述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也有另一种说法，即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清华大学因校长人选引发学潮。战争结束后，清华师生希望在周贻春、赵元任和胡适中挑选一位出任校长，但政府却以赵元任“‘非办事人才，胡适议论乖谬，碍难予以任命’，而周贻春又坚辞不就”为理由，否决了师生的意见。（《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第55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89年，8月初版）1931年3月，清华大学派三位学生代表赴南京请愿，蒋介石在接见学生代表时表示：“政府非不欲容纳学生意见，但先征周贻春未得同意，胡适系反党，不能派。”消息见报后，胡适在日记中只写下这样一句话：“今天报载蒋介石给了我一个头衔。”（《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98页）当时胡适正和蒋介石政权闹别扭（1929年，胡在《新月》上发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等文，上海市特别党部呈请将胡适撤职查办。国民党教育部发布对胡适的警告令），所以蒋对胡没有好感。而向来与国民党没有瓜葛的赵元任自然也不在蒋介石圈选的范围之内。

另据时任南京教育部长的李书华回忆：“民国十九年冬，我当着教育部长，那时清华大学罗志希先生坚决求去，梅先生在美国任清华留学生监督，我去电请其回国掌管清华校务，他最后终于同意了，任职一直到现在。清华有今日的成绩和地位，他当然尽了不少的力，这是我在教育部长任上最满意的一件事。”（《清华校友通讯》，第66卷，9期，1940年9月）由此可见，当时的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准备推选梅贻琦的可能性较大。梅贻琦以独特的人格魅力被时人称为“寡言君子”。正如清华早期著名的体育教员马约翰对梅贻琦的评价：“他有他的人格……真君子Real Gentleman的精神。梅先生不但是一个真君子，而且是一个中西合璧的真君子，他一切的举措态度，是具备中西人的优美部分。”就当时的情形论，由梅出任清华校长，可谓众望所归。

梅受命返国后，于1931年12月3日到职视事。到校当天，即在全校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就职演说：“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其愉快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不能邀准，而且本人又与清华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到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作，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能无罪于清华足矣。”同时梅贻琦宣布了自己的施政方针。略有如下几条：

①办大学的目的。“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要向这方面努力。”

②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知识，固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

③既要造就人才，更要（合理）利用人才，避免人才浪费。“……就拿清华说罢，清华的旧同学，其中有很多人才，而且还有不少杰出的人才，但是回国之后，很少能够适当利用的，多半是用非所学，甚且有学而不用的。……我们今后对本校的毕业生，应该在这方面多加注意。”

④保持良好校风。“清华向来有一种简朴好学的风气，这种良好的校风，我希望今后仍然保持。”一位清华的老校友在纪念梅贻琦的文章中称：“母校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8字为校训。历届毕业同学，凡是请梅先生题纪念册的，梅先生辄书此两语为勉。梅先生一生行谊，也正可以这两句来说明。”

⑤合理使用经费。“清华的经济，在国内总算是特别的好，特别幸运。但如果和国外相比，还相差甚远。”“我们对于经济问题，有两个方针，就是基金的增加和保存。我们总希望清华的基金能够日渐增多，并且十分安全，不至动摇清华的前途。然而我们对于目前的必需也不能因为求基金的增加而忽视，应当用的，我们也还得要用。不过用的时候总要力求撙节罢了。”

⑥时刻不忘救国的责任。“最后我不能不谈一谈国事，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谨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三四一号，1931年12月4日）

以上六条施政方针，对清华后来的发展，具有奠基和示范作用。特别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之句，被称为至理名言广为流传。据北大教授、中国教育史家陈平原说：“我相信，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很可能是早年主持清华国学院院务会议时，和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交往。正是这一因缘使他深有感受：办大学，关键是要有学术专精且声名显赫的教授。”（载《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胡显章、曹莉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梅贻琦对于这些基本思想终生奉行不渝，而且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而加以充实、完善。梅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的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并在短短的五六年间，使清华创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黄金时代”。而他的教育思想也在风雨的磨砺中渐趋大成，在遍布世界的清华校友心目中，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提到清华也就意味着梅贻琦。梅氏本人作为中国最有声望和成功的教育家被誉为“清华之父”和清华“永远的校长”，而后来的校长无一人可与之匹敌。

• 〔28、32〕徐贤修《怀念梅校长》，原载台北《传记文学》第四十卷六期，转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29〕《文化古城旧事》，第232页，邓云乡著，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

• 〔30、31〕林从敏《追忆校长梅贻琦先生》，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34〕梅祖彦《天南地北坐春风——怀念先父梅贻琦校长》，载《永远的清华园——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宗璞、熊秉明主编，北京出版社2000年出版。

• 〔35〕《傅斯年印象》（编选小序），王为松编，学林出版社1997年出版。

• 〔36〕何兹全《忆傅孟真师》，载台湾《传记文学》，第60卷，第2期。

• 〔38〕胡适自1917年离开哥伦比亚大学返国后，他的博士帽子问题就引起学界与坊间关注，但内在的悬疑直到今日仍未搞清。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这一问题又成为研究者疑惑、考据、争论的热点。

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由蔡元培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封面署名“胡适博士著”，蔡元培亲自为之作序。蔡氏在序中说胡适是著名的绩溪大学问家“三胡”的后代，并云：“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缀；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后世有一种说法认为，蔡元培明知道胡适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且不是绩溪大学问家“三胡”的后代，但在《大纲》中有意加上“博士”二字，以抬高胡适的身价。而在序中有意移花接木向“三胡”靠拢，为的是彰显其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所有这一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震慑当时北大气焰嚣张的保守派和反对派。亦有人认为，当时的蔡元培对胡适这路英雄的家底并不熟悉，关于“博士”与“三胡”问题，是受胡适巧妙的蒙骗而稀里糊涂地落入圈套的。也就是说“蔡氏固不明胡氏的底细，而胡适明知而照登在书前，直到后来有了‘安全感’后，才说（自己）原非出自汉学世家的绩溪胡氏”。（汪荣祖《胡适历程的曲直》，载《读书》2005年2期）到底哪种说法更具历史的真实，还有待研究者进一步考证。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胡适于1917年离开哥伦比亚大学时并没有戴上博士帽子，而是光着头，空甩着十个手指头归国的，直到十年后的1927年才获得博士学位。有争论的是，胡氏为何毕业十年才得以戴上他梦寐以求的那顶博士帽子，其中的奥秘何在？

金岳霖晚年曾写过一小段关于胡适的回忆文章，叫做《胡适，我不大懂他》，其中涉及胡氏毕业论文事，金说：“在国外留学，写中国题目论文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是胡适。他写的博士论文好像是《在中国的逻辑发展史》。在论文考试中，学校还请了一位懂中国历史的、不属于哲学系的学者参加。这位学者碰巧是懂天文的，他问胡适：’中国历史记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准确的？’胡适答不出来。那位考官先生说：《诗经》上的记载‘十月之交，率日辛卯，日有食之，是正确的记载，从天文学上已经得到了证实。’这个情节是我听来的，不是胡适告诉我的。虽然如此，我认为很可能是真的。”（《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老金说这话的时候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若干年，当年老诚持重的金岳霖已变成了老金头，记忆力明显衰退，回忆起往事也就免不了有一些失误。其实，胡适的论文题目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1922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以英文刊行，底稿的中文本标题是《先秦名学史》。1983年上海学林出版社以《先秦名学史》书名出版了中译本。

金岳霖对胡适的学问向来有轻视意味，蔡元培说胡适“旧学邃密，新知深沉”。而金氏却说胡“旧学不过乾嘉，新学止于赫胥黎”，（余世存《非常道》），又说“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二）等。从老金表示对胡适不太懂的文章中还曾举过几个小事例，其中一个说：“这位先生我确实不懂。我认识他很早的时候，有一天他来找我，具体的事忘了。我们谈到necessary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需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又说：“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呀！”（《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

通过这些小事例，看出金岳霖对胡适这位哲学博士的疑义，同时也隐约透出金氏怀疑胡适当年在博士学位考试中没有合格的信息。这个信息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见仁见智不同的评述，相信者有之，否定者亦不乏其人。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美籍华人、著名史家唐德刚就曾明确指出：“金岳霖先生说‘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所长！’这就很明显的是一种‘文人相轻’的心理在作祟。”“但是在中国哲学界里像金氏这种能够和胡氏‘相轻’一下的‘文人’也实在不多啊！在文学、史学、宗教……等各行各业，其情形亦复如是。相轻者既鲜，剩下如我辈的芸芸众生就只有‘爱而且慕’了。这也该是‘我的朋友胡适之’所以能为举国上下一致接受的主要原因吧！”又说：“加以胡氏气味好，有所为，有所不为；深知自重，因而纵使‘批胡’‘搞胡祸’的专家们也断难信口雌黄，骂胡适之‘无聊’‘无耻’‘无行’。他们如果以三‘无’中的任何一‘无’来加诸胡适，也就会‘不得人心’了。无聊、无行乃至无耻之人，在今日世界里，真是滔滔皆是！但是，凭良心，不是胡适！”（《“我的朋友”的朋友》，载《胡适杂忆》，唐德刚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出版。）

为此，唐德刚给胡适当年的博士问题辩诬，专门用功费力做了仔细精密的考证。按唐的说法，胡适时代的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博士学位研读过程是：研究生修毕规定学分之后（胡氏在康乃尔研究院的学分，哥大是承认一部分的），还要考过一道笔试、一道口试、一门欧洲语。门门及格，这样才算是“博士候选人”。既为“候选人”便可选择题目，撰写“博士论文”了。论文完毕，再来一道“防卫口试”。防卫口试是最后一道关，也是最容易的一道关。但是尽管比较容易，考后仍有三种，通称“三栏”或“三柱”的不同结果。其分别如后：

第一柱，“小修通过”。“通过”之后，由主任论文导师监督，“小”事“修”改就成了。

第二柱，“大修通过”。“通过”之后，要另组考试委员会监督“大”加“修”改。这是件极麻烦的事。论文“大修”之后，还要回校参加“补考”。

第三柱，“不通过”。十年之功，废于一旦，不许补考，博士告吹。

还有，哥大当年博士论文一定要出版成书，缴入大学一百本（今日用缩微胶片），才算有正式学位。所以不论你考得大修、小修，至少要一年半载以后才能算真博士。加以那时美国出版太贵，中国学生论文频多带回上海交“商务印书馆”一类的出版商代印，然后以一百本寄回哥大，才算大功告成。所以那时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不管考得哪一“柱”，甚至没有考，一旦回国，都迫不及待地以“博士”自居了。所以那位疑胡派诗人张子英先生说的“哥伦比亚读未终，先把博士使用。”那时几乎个个博士都如此。张诗人如把他的《西江月》里的“先”字改成“都”字就更贴切了。不过有的“先用”一年半载，有的三年五载乃至十载。“先用”一辈子的也不是没有的。

夏（志清）富（路得）二教授认为胡公先用了十年，别无他因，只是“论文缓交了”就是了。……富、夏二先生都“有疑处不疑”地认为他考得“第一柱”——“小修通过”。如此，则胡氏的论文便立刻可以在上海出版，一九一七年底便可拿得哲学博士学位了（哥大博士学位是论文随缴随拿，不以学期为限），何必等到一九二二年杜威离华之次年始付印；一九二七年亲返纽约始拿学位呢？！

事实上，胡氏在一九一七年口试上所遭遇的困难略同于后来的“二柱”。考入“第二柱”在普通情况之下，便非返校补考不可了。那时中美之间又无喷气客机，返校补考，谈何容易！所以他就只有“拖”之一途了，一拖就是十年！

杜威来华讲学归国后，以杜氏当年在哥大的地位，配合胡氏本身在中国和国际间的声望，从“大修”改“小修”，自然就没有“补考”之必要了。如果杜威遗札尚存，哥大记录犹在，“胡适学位问题”的官司也就不必再打了。（见《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释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唐德刚之说遭到了胡颂平、余英时等人的反对与责难，胡颂平在《胡适年谱长编》的“编者按”中引述了唐德刚在《胡适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中的一段记述。唐说：“胡氏在哥大研究院一共只读了两年（1915—1917年）。两年时间连博士学位研读过程中的‘规定住校年限’（required residence）都嫌不足，更谈不到通过一层层的考试了。……所以胡适两年时间读完是不可能的。”对此，胡颂平为胡适辩护说：“照《胡适杂忆》的话（南按：唐德刚著，其观点与上文相同），似哥大不应授予胡先生博士学位的。但哥大授予胡先生博士学位乃是事实，若非唐君推断有错误，则是哥大办理博士学位授予的人有错误。”

按史家余英时的说法，“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全无问题，除了因‘论文缓交’延迟了十年之外，别无其它可疑之处。”也就是夏志清所说的，只是“手续未完”而已。为证明这一说法，余英时根据胡适日记、往来书信与《口述自传》等材料，列举了几项与此相关的事例加以论述，认为胡适在康乃尔大学的最后两年已修够了哲学史和哲学课程，所以加上哥伦比亚的两年，读博士学位的时间一共是四年，“有了这样充分的准备，胡适两年内在哥大完成‘哲学博士学位的一切必需课程和作业’便丝毫不必诧异了”。（《重寻胡适历程》余英时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下同。）

余氏还指出，在已出版的《胡适秘藏书信选》续篇（台北，远景出版公司），有一封1919年9月7日朱经农给胡适的信，文曰：“今有一件无味的事体不得不告诉你。近来一班与足下素不相识的留美学生听了一位与足下‘昔为好友，今为雠仇’的先生的胡说，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神气，说‘老胡冒充博士’，说‘老胡口试没有pass’，‘老胡这样那样’。我想‘博士’不‘博士’本没有关系，只是‘冒充’两字决不能承受的。我本不应该把这无聊的话传给你听，使你心中不快。但因‘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种谣言甚为可恶，所以直言奉告，我兄也应设法‘自卫’才是。凡是足下的朋友，自然无人相信这种说法。但是足下的朋友不多，现在‘口众我寡’，辩不胜辩，只有请你把论文赶紧印出，谣言就没有传布的方法了。”

据史家余英时考证，这“昔日好友，今日雠仇”乃指与胡适同在美国留学的梅光迪。这是当年“谣言”的策源地，但朱经农显然知道问题的症结在于胡适的博士论文没有印出来。1920年8月9日，朱经农在致胡适函中附注说：“又，你的博士论文应当设法刊布，此间对于这件事，闹的谣言不少，我真听厌了，请你早早刊布罢。”根据这两封信件，余英时认为胡适的论文终于在1922年刊出，与其有一定的关系。

按唐德刚的说法，如果胡适在哥大不是在考试时遭遇了“大修通过”而且必须“补考”，胡氏何必等到1922年杜威离华之次年始付印，1927年亲返纽约始拿学位呢？（《胡适口述自传》）余英时认为此说比较荒唐，当时哥大“博士论文‘口试’是‘最容易的一道关’，这是唐先生也承认的。除非‘哥大纪录’中有关于胡适从‘大修’改‘小修’的明确记载，我们实在很难想象考官中有谁故意和杜威过不去，一定要挑剔他所指导的论文”。余英时的解释是：“胡适1917年回国后立即卷入了如火如荼的“文学革命”，紧接着又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最初四五年中，他活动之多和工作量之大简直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我们只要一查1919—1920年《日程与日记》残本（《全编》第三册）便可见其一斑。这一段时期内他心中不可能有印论文、拿学位证书的念头。那么他为什么终于在1922年出版了这篇论文呢？除了与上引朱经农的信有关外，另一原因是他一度动念，愿意应哥大之聘，去教一两年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这应该是他决定将论文付印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完成学位的最后手续；另一方面也可用为讲授中国哲学的教材。不但如此，1923年6月他还有赴美参加教育会议的机会。所以论文不迟不早，就在1922年出版，决不是偶然的。后来这两个远行计划都取消了，因此拖延到1926—1927年才有欧美之行。……总之，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除了因‘论文缓缴’延迟了十年之外，别无其他可疑之处。（《重寻胡适历程》）

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并在该校任教授，后出任过香港新亚书院院长与中文大学副校长的余英时——这位钱穆的追随者，一向自视甚高，号称海外研究胡学的权威人物，虽没有到当年傅期年“目空天下士”的份上，但也牛气哄哄，不把其他史家放在眼里。因而便有了痛责海外史学界大腕唐德刚的“义举”。不过与“天子门生”唐德刚相比，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不是一个等级，英时堪称小字辈，无法与修炼得几乎成精的唐老夫子对阵匹敌。就唐德刚而言，英时只不过是个娃娃，无须与之较真，面对责难乃避而不言，一笑了之。但英时的“犹大之吻”却惹恼了与其年龄相当的台湾史家汪荣祖，汪氏同样出于看不惯唐德刚遭受问责的“义举”，像大陆五六十年代经常说的一句政治属语一样，“自己跳出来”挥刀弄棒地对余氏进行了一番痛击。汪说：“余氏澄清事实的主要依据就是胡适的日记，根据胡适日记所载来纠正一些有意的误传与谬误，当然有其正面的意义；不过，胡适日记的权威性也不能说百分之百。除了日记常因事后追记、补记而失真外，胡适由于成名甚早，而又爱惜羽毛，他的日记明摆着是要公之于世，给别人看的，不免因谨言慎写而掩遮真相。换言之，胡适的日记并不全是胡适的私密空间，像他与何炳棣在纽约闲聊时所说的‘陈寅恪就是记性好’‘雷海宗就是笨一点’‘马寅初每天一个冷水澡，没有女人是过不了日子的’（见何著《读史阅世六十年》）等‘真情表白’全无掩饰的话，在胡适日记里是找不到的。”（汪荣祖《胡适历程的曲直》，载《读书》2005年2期，以下引文同。）

在谈到胡适“博士问题”的关键点时，汪荣祖说：“大力捧胡而又出版《犹大之吻》来痛骂唐德刚的苏雪林，也承认她当年上胡适课时，胡适用的就是印有‘胡适博士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不过，她引胡适的话说：‘我向来不喜以学位的头衔炫人，这胡适博士著数语，是出版商弄的花样。’所谓不喜炫耀学位，乃表示有学位不炫耀而已，至于出版商又如何能擅自弄此花样？如苏雪林所引不误，反而显示胡适的不诚实。当年北大并没有非博士不能当教授的规定，若非胡适尚未取得学位时已自称博士，就不会有识者所谓‘老胡冒充博士’的以应，朱经农也没必要在一九一九年的信里提醒胡适，并希望他赶快将论文印出，以释群疑。胡适在此压力下，并没有尽快将论文印出，取得博士学位，却等待了十年之久，当然可疑。余氏的解释是：胡适于一九一七年回国后，‘立即卷入了如火如荼的文学革命’；换言之，胡适无暇去印论文、拿学位。然而，如果学位考试在一九一七年就已通过，论文既不需要大修或小修，但须交给书商印书，则所谓‘没有时间’或‘没有念头’（在朋友们质疑下念头应该很强），就难成理由；剩下的理由没钱印论文，恐怕也难以成立，其中必有蹊跷。唐德刚曾告知笔者，胡适博士论文未于一九一七年通过的档案资料仍存哥伦比亚大学，他曾取阅过，也曾当面与胡适谈过；不过，现在这些档案非经家属同意，不再能够调阅……”

汪荣祖最后说：“胡适的缺点在余氏的笔下可以成为优点，甚至是‘健全的榜样’。套一句殷海光的口头禅：‘要我们从何说起呢？’”

近来又看到余英时新近发表的一篇名为《胡适“博士学位”案的最后判决》（见《余英时文集》第五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余氏在文中称自己又发现了几条新证据，足以彻底解决胡适“博士学位”的悬案，并举例说明，以“作为全案的最后判决”。

余氏所得新证据为胡适的一篇“略记”和一封信。略记写于1922年1月，是胡适为亚东版《先秦名学史》所写，内中说：这部论古代中国逻辑方法之发展的专著是我在1015年9月到1917年4月旅居纽约市时期写成的。它已被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接受，作为完成哲学博士学位的一部分要求。……过去四年中我曾渴望能有机会，对这篇论文进行一次彻底的修改。但工作的压力使我无法达成这一愿望，这是此书迟迟未能出版的原因。在华的英、美朋友读过此书原稿的，都一再劝说我将四年前的旧作照原样刊印出来。我现在决定这样做，虽然很有些勉强……”就这一“略记”，余英时得出结论：“我们由此确知两个基本事实：第一，1917年他的博士论文呈缴后，当时便已为哥大哲学系所正式接受；第二，1922年亚东刊本，除‘略记’和‘导论’之外，与1917年呈缴的论文原稿完全相同，并无改动。1926年12月〔胡适〕《日记》记：‘发电亚东，请他们寄《名学史》一百册到杜威处。’可知他1927年正式取得博士学位即是凭着1917年写成的论文定稿。这一事实必须建立在一个绝对性的前提上面，即1917年5月22日的论文口试已顺利通过。”第二个凭证是，1917年4月13日，胡适有一封长信给韦莲司，信末说：“我还在写论文的结论。我把写好的部分给了杜威教授，他对我所写的非常满意，并给了我许多鼓励。我估计再一星期就可以整个写完了。”余英时得信后，认为“这真是一条铁证，可以摧毁任何关于论文口试未通过的妄测”。针对唐德刚一段“极其生动而有趣的‘想象’，最主要的关键人物当然在于指导教授杜威对它的评价如何”。因而余英时认为：现在“我们已确实知道，杜威读过了除‘结论’以外的全部论文初稿，感到‘非常满意’并且给予‘许多鼓励’，那么所谓‘口试未过’的推测已彻底失去了存在的根据……指导教授杜威既已肯定了论文的价值，任何奇峰突起的意外是不可能在这一场最后的口试中发生的”。因而，余氏认为胡适的博士学位迟拿了十年的根本原因就是论文迟交的缘故，其他的解释和猜测都是妄言。“八十五年来的一件疑案终于完全消解，再也没有争论的余地了。”余氏所作的这个结论是否就是真正的结论，在这一悬案破译的过程中还有没有“奇峰突起”的可能？且等历史的检验吧。

• 〔39〕参见“五柳村网站”，本文原名《胡适之先生在北大文科所的民主风度》，发表于1946年9月，署名“云深”。

• 〔40〕《沧洱之间》，罗常培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

• 〔45〕1936年6月，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人员的名义赴山西考察古建筑，在五台山豆村附近的山中发现了著名的晚唐建筑佛光寺。经过几天的考察研究，佛光寺的建造年代随着相关的物证推演而出。这座古老庙宇的大殿建成于晚唐的公元857年。这个时代，不但比此前梁思成等人发现的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独乐寺早127年，而且是当时中国大地上已搜寻到的年代最为久远、唯一的一座唐代木构建筑（独乐寺，位于天津蓟县，梁思成、林徽因于1931年在考察中发现，始建于辽代统和二年，即公元984年，当时是已发现的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这座建筑保存了不少唐代建筑的风格。1933年9月，梁氏夫妇在山西大同沿线的考察中，发现了闻名于世的应县辽代木塔，相当于公元1056年）。惊喜交加的梁思成曾慨道：“我们一向所抱着的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一旦在此得到一个实证了。”（梁思成《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载《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5—6期。20世纪50年代初，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于古建筑普查中，在五台山离佛光寺不远处发现了年代更加古老的南禅寺，该寺院重建于唐德宗建中三年，即公元782年，比佛光寺早75年，但殿宇规模较佛光寺小了许多.参阅《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11期。）

当梁思成、林徽因连同两位助手走出山门，骑上毛驴离开了五台山佛光寺来到附近豆村一家鸡毛小店住下时，当天夜里，远在北平的卢沟桥响起了枪声，由此拉开了八年抗战的序幕，梁家开始了流亡西南的人生之旅。

第九章　似水流年

人生若只如初见

梅贻琦等人离去不久，一位中年男子又自昆明来到李庄梁家。——此人便是被学界朋友们亲切呼之为老金的西南联大教授、哲学家金岳霖。

老金的到来，与梅贻琦一行到梁家有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不同韵味，他给梁氏夫妇特别是病中林徽因的慰藉，是梅氏等任何其他人所无法比拟的。

出生于湖南长沙的老金，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先后留学美国、英国，外加游学欧洲诸国，时间近十年，所学专业由早期的经济学转为许多人看来枯燥无味的哲学。按照当时风行的清华——放洋——清华的人生模式，金岳霖于欧洲归国后回清华执教，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只是此点非彼“点”，正如许多年后一位叫王洪曦的山东武警教官所说：“不同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装了满肚子洋墨水的老金，已是今非昔比了。

1917年至1920年在美国。左起：金岳霖、张奚若、徐志摩

自满清同治年间金岳霖的家乡出了一位曾文正公，湖南人的雄心壮志就空前膨胀起来。据老金说，他少年读书时，就跟着学长们齐声高唱：“学友们，大家起来，唱个歌儿听，十万军人，狠狠狠，好把乾坤整。”另有更狠的，如“中国若是古希腊，湖南定是斯巴达；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是普鲁士；若谓中国即将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等。这种“舍我其谁”的豪气、霸气加蛮气，连同后来盛行天下的“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毛泽东语）的“斗争哲学”，贯注于金岳霖的神经与血液中，并决定了他对政治的态度，即“参政意识”和“改变历〔1〕史”的意识。只是由于欧风美雨的的浸湮，又使老金的“参政”与“改变”意识中少了土生土长的蛮霸之气，增添了现代主义的改良与民主性的因子。1922年，在英国伦敦大学读书、时年28岁的金岳霖，受罗素《数学原理》与休谟《人性论》的影响，对知识分子改良社会产生了自己的理想。面对国内蔡元培、胡适、丁文江等自由知识分子大张旗鼓地宣传鼓吹中国要有“好人政府”，也就是要选拔好人做官，由好人在政府里办事才能改良社会并使之进步等幼稚的理论与虚幻多于现实的理想，金岳霖却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另一条道路和独特的生活方式：第一，知识分子必须成为“独立进款”的人。老金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做官当一种职业来经营。“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第三，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做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第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并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当时的金岳霖意识到，这个理想要落实到中国大地，并在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自然需冲破相当的阻力和荆棘遍布的围网，甚至漆黑的秩幕，还有一段遥远的包括流血的路可走。但他坚决地认为，无论遇到多大困难和阻力，中国的路非这样走下去不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要在这条路上做出典范，“有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至于被政府利用，他们本来是独立的，所以能使社会慢慢地就他们的范围。有这样一种优秀分子，或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功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至于无望。”〔2〕

对于老金这一天真、率性、淳朴的禀性和独特的思想观念与行事准则，冯友兰认为“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3〕这个比喻未见得妥帖，但从老金身上，能隐约看到或想象到魏晋人物、号称“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的影子。这里强调的只是一个影子，或者像《晋书·嵇康传》所言“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的外在风度、风仪和韵味，并不是历史上真正的嵇康。金岳霖比那个逆历史潮流而动，不与司马氏新兴政治势力合作，动不动就抱着琴瑟大弹《广陵散》，年仅40岁就被司马昭砍了头的嵇康要聪明、清醒、理智和识时务得多。尽管当年的小金、后来的老金不只一次说过他一生对政治不感兴趣，却又不知不觉地对政治投入了相当的热情。与当时许多清华、北大出身的欧美派“海归”一样，中年与晚年的老金也曾在许多公开场合发表宣言，特别对学生运动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改造”等运动，更是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真诚，对新兴的政权也是从心底里予以服膺和配合。正因为老金不同于当年的嵇康，且在新政权统治时期一系列出色的政治表现，才有幸活到1984年90岁高龄去世，这样的际遇在金氏的同辈朋友、同事中算是个罕见的异数，由此可见老金的政治头脑以及对政治和王道理论活学活用的功夫，并非一般知识分子如陈寅恪、吴宓或叶企孙等人可以比拟的。

饱受欧风美雨的浸湮，思想、生活观念已相当西化的老金，自重返清华执掌教鞭后，总是西装革履，打扮入时，加上一米八几的高个头，可谓仪表堂堂，极富绅士气度。在所有关于老金的逸闻趣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他终生未娶。好事者们阐释的版本相当一致：他一直暗恋着心中的圣女、建筑学家、诗人林徽因。据说，老金在英国读书时，曾得到很多妙龄少女的追捧，其中有一风流俊美、整天高喊着“哈喽”“OK”的金发女子，还一往情深地追随老金来到北京同居了一段时期。但自从金岳霖与林徽因相识后，与其同居的那位风流美女，便被老金想方设法打发到美国她老娘家，再也没有回来。〔4〕

当那位金发碧眼的美女含泪离去之后，老金在长出一口气的同时，索性卷起床上那张狗皮褥子，提了锅碗瓢盆，于1932年搬到北总布胡同3号梁思成、林徽因一家的院子“择林而居”了（林徽因原名林徵音，因与一位男作家重名，愤而改为林徽因。后来书信往来中，仍有称林徽音者）。后来老金对这段生活有过描述，说：“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三十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抗战以后，一有机会，我就住他们家。”又说：“我离开了梁家，就跟掉了魂似的。”〔5〕

金岳霖与林徽因相识直至相爱，缘于好友徐志摩的引荐，而徐志摩与林徽因的相识则在英国剑桥，即徐志摩诗中不断吟咏的康河与康桥，著名的“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便是《再别康桥》的名句。

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与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在北洋时代分别出任财政总长和司法总长，皆属显赫一时的高官大员，又是多年的挚友。因了这一关系，梁思成与林徽因于1919年，也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在北京相识。尽管梁、林两家的前辈颇有结成儿女亲家之意，但梁启超并不想按传统婚俗行事，来个指腹为婚，或弄个娃娃亲之类的团圆媳妇（南按：即童养媳）。他曾明确告诉年仅18岁的梁思成与年仅15岁的林徽因：“尽管两位父亲都赞成这门亲事，但最后还是得由你们自己决定。”〔6〕令梁启超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年，便有一不知好歹的小子横冲直撞地钻入了林徽因的感情世界，并在大洋彼岸生发了一股狂涛巨澜。此人就是徐志摩。

1920年，当时在段祺瑞内阁任司法总长的林长民，因受各方政治势力排挤被迫卸任，旋以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驻欧代表的身份赴英国考察，心爱的女儿林徽因一同前往。其时林长民44岁，林徽因16岁。就在这年10月，徐志摩告别克拉克大学的同学好友李济，由美国渡海来到伦敦，入剑桥大学学习。两个月后，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林家父女。此时徐志摩出洋已三年，在欧风美雨吹拂的花花世界里，已蜕变为摧花折枝的情场老手。林徽因情窦初开、妙龄含春的音容笑貌，令徐志摩一见惊为天人。欲火难耐中，徐很快施出几十年走南闯北练就的八卦勾魂术与七步麻醉散，向林徽因发起爱情攻势。其用情之烈，完全可与水泊梁山一派人物中在孟州道上十字坡开人肉包子店的孙二娘有一拼，只是目的有点不同罢了。在浪急风高的异国他乡凭空遭遇这样一个猛汉的情爱袭击，林徽因惶恐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但林长民是个见过世面且豁然大度之人，对有妇之夫的徐志摩夜里挑灯看剑式的豪放做派，不但不横加指责，反而有些暧昧地为其开脱。从当年12月1日林长民给徐志摩的信中，可以看到各自内心情感的波动，林在信中说：“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误解了。”信末附言“徽因问候”。〔7〕

1921年10月，林徽因随父回国。仍在英国读书的徐志摩于1922年3月赶到德国柏林，由中国留学生吴经雄、金岳霖作证，与从国内追随而来的结发之妻张幼仪翻云覆雨地闹腾了一番后，由金岳霖作为见证人签字画押，正式离婚。〔8〕同年秋，自认为挣脱了锁链的徐志摩匆匆结束学业，由伦敦归国。在家乡浙江海宁和上海等地稍事停顿，于12月来到北京。徐之所以匆忙离开欧洲回到国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听到林徽因已许配给梁思成的消息。而回国的目的，除了弄清虚实，还想以自己的实力和练就的情海勾魂术，赢得林氏的芳心，使其抛却旧构，与自己共结百年之好。然而，徐志摩一到北京，便听到梁思成与林徽因将要结婚的消息。这个消息如同当头一棒，令他许多天缓不过劲儿来。

清华出身的梁思成毕业于1923年，亦称癸亥级，这一级的清华学生曾产生了陈植、顾毓琇、梁实秋、施嘉炀、孙立人、王化成、吴文藻、吴景超等后来闻名于世的人物。梁思成本来在这一年出国留学，结果在1923年5月7日，梁氏骑摩托车带着弟弟梁思永参加北京学生举行的“国耻日”纪念活动（1915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日子），刚出长安街，就被北洋政府交通次长金永炎的汽车撞倒路边沟中。梁思成血流满面，当场昏迷。尚清醒的梁思永飞跑回家说：“快去救二哥吧，二哥碰坏了。”等梁家的听差曹五奔到出事地点把梁思成背回家时，梁思成脸无血色，昏迷不醒，急送协和医院检查，梁思成右腿骨折，脊椎受伤。梁思永只是嘴唇被撞裂了一处，流血很多但无大碍。因是当世名人梁启超的两位公子被撞伤，媒体借机大肆炒作，一时产生了许多版本，徐志摩与林徽因也被卷入其中，成为炒作的化工原料，直至许多年后仍有一种较为刺激的说法在流行。这个版本说的是：当时在北京西山养病的林徽因，和“她的追求者们定下了一个赌赛：谁能以最快的速度从城内买到刚上市的苹果给她，就证明谁对她最忠心耿耿。有目击者称曾见到梁思成先生的摩托自西山驶出”，于是在北京街头发生了车祸，梁氏被撞翻在地。记述此事的作者援引了一段当年的“本报讯”并附加了一个证据，“本文资料由陈从周先生书面提供。交代一句：陈从周先生为著名建筑学家，是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女士的同行，也是著名诗人徐志摩先生的表弟”云云。〔9〕

无论如何，梁思成被撞伤是一个事实，梁启超夫人见肇事者金永炎在人前人后仍然牛气哄哄，拒不前来赔礼道歉，便直奔总统府大闹了一场，据说还跑到金永炎家中，从放洋油灯的坎子（小窗）伸进手去，把金次长的脸上抓出了几道血印子的传闻。

极其不幸的是，这次车祸使梁思成的骨折的左腿没能接好，左腿比右腿短了约一公分，落下终生残疾，走起路来有些微跛。更为严重的是，梁的脊椎受到了严重损伤，影响了他一生的健康。后来不得不穿上一件医院为此特制的厚重钢背心，以支撑上身。因了这一特殊情况，梁氏只好推迟一年放洋。

1924年，在梁启超精心策划、操作下，梁思成与林徽因同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许多年后，当梁思成谈到自己为何进入建筑专业，并成为中国建筑史一代宗师时，毫不讳言得益于林徽因的启示。梁说：“当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爱屋及乌，梁思成先是被林徽因的个人魅力所吸引，尔后才走上建筑这门学术道路。当然，这一抉择与乃父梁启超的思想观念与平时的教导密不可分。颇具学术眼光的梁启超，处于对世界学术前景的了解和关注，很想让儿子到国外学习这些在俗世看来极其偏僻的专业，并对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前途充满期待。梁思成与林徽因结伴抵达美国后，因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只好入该校美术学院学习，但仍选修建筑系的课程。

1928年，梁思成，林徽因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期间留影

二人赴美入学刚一个月，梁思成的母亲李夫人病逝，梁启超再三阻止梁思成回国奔丧。第二年，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因参与郭松龄倒戈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不幸被流弹击中身亡。梁启超亲自写信给梁思成，通知这一不幸的消息，并给予林徽因极大的精神安慰。1927年，林徽因于宾州大学美术学院毕业，旋进耶鲁大学戏剧专业学习舞台美术设计，成为中国向西方学习舞台美术的第一位留学生。同年2月，梁思成获宾大建筑系学士学位，后入哈佛大学攻读并获建筑学硕士学位。根据梁启超的安排，1928年3月21日，梁思成、林徽因在加拿大温哥华梁思成的姐姐梁思顺家中举行了婚礼。

1928年8月，梁启超在国内为梁思成夫妇联系好了工作——去沈阳东北大学创办建筑学系。梁思成担任教授兼系主任，月薪800元；林徽因担任教授，月薪400元。——这是中国大学最早设立的一个建筑学系。此前，梁启超曾在清华为梁、林夫妇联系了教学工作，但后来又改变注意，力主这对小夫妻去沈阳，理由是：“（东北）那边建筑事业将来有大发展的机会，比温柔乡的清华园强多了。但现在总比不上在北京舒服，……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10〕对梁启超的良苦用心，梁思成夫妇深以为然，表示完全听从父亲的指教。东北大学方面要求梁、林尽快到职，而这个时候梁启超的肾病日趋严重，梁、林这一对周身散发着温热，正沉浸在甜密幸福中的重量级“海归”，不得不中断婚后欧洲的考察和旅行，于这年9月匆匆赶回国内赴东北大学就职。

此时梁启超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溘然长逝，与前些年去世的李夫人合葬于北京西山脚下。梁、林夫妇专程从沈阳赶回北平奔丧，并设计了造型简洁、古朴庄重的墓碑。梁思成没有想到，自己一生中所设计的第一件建筑作品，竟是父亲的墓碑。天命人事如此聚合，令人不胜欷歔。

这年8月，林徽因在沈阳生下了一个女儿。为纪念晚年自号“饮冰室主人”的父亲梁启超，女孩取名再冰。

梁、林夫妇在东北大学如鱼得水，工作极其顺利，遗憾的是东北地区严酷的气候对林徽因的健康极其不利。第二年，林徽因那原本有些凛弱的身体受到损伤，肺病复发，不得不返回北平赴香山双清别墅长期疗养。——沈阳回返，标志着林徽因青少年时代的肺病再度开始。自此之后，这个被时人视为像癌症一样不可治愈的肺病，一直与她形影相随，纠缠不休，直至把这位才华横溢的美丽女人拖向死亡的深渊。

由于林徽因身体状况已不允许她重返沈阳东北大学工作和生活，梁思成不得不重新考虑以后的生活方向。恰在这时，一个新的机会出现在面前，这便是中国营造学社的聘请。

中国营造学社最早设在北平天安门里西庑旧朝房，后属于中山公园的一部分，是一个民办学术团体的科研机构，主要从事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建筑学研究机构。学社的发起人是朱启钤（字桂莘），人称朱桂老。此大佬1872年生于贵州，民国3年（1914年）10月出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后又代理过国务总理，1915年奉袁世凯之命修缮皇宫时，对营造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17年，朱启钤在江南图书馆偶然发现了一部湮没日久、由宋代建筑学家李诫（明仲）创作的《营造法式》抄本。此书编成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镂版印刷于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朱氏看罢惊为秘籍，将此书借出馆外两次出资刊行，很快引起学术界瞩目。在一片追捧叫好与鼓噪声中，朱启钤头脑一热，索性自筹资金，发起成立了一外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筑工程学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朱氏自任社长，办公地点就在他的家中，一些国学名家被邀入社成为社员。这时的情形，还是一群对建筑感兴趣的儒生聚在一起谈古论今的沙龙模式，没有形成什么气侯，更没有什么科学研究可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地区弥漫着浓重的火药气味，驻沈阳的日本关东军不断以演习为名进行挑衅，经常闯入校园横冲直撞。为强行修建沈阳——铁岭的铁路，日本人竟把东北大学通往沈阳城里的一条大路截断，树起路障，上书：“随意通行者，格杀勿论”等散发着血腥气味的恐吓标语。政治形势日趋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东大建筑系“弦歌”正处在断亡绝继之秋。中国营造学社的朱启钤探知此消息，托人捎信，希望梁思成夫妇能加入该社工作。此时东北大学校园内已是老鼠动刀——窝里反了，几位院长之间的派系斗争到了剑拔弩张，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地步。梁思成看不惯日本人的横行和校内诸位鼠辈们拳脚相向与明枪暗箭的厮杀，加上林徽因身体不适，已不能回东大工作，于是决定离开他亲手创建的建筑系，一切事务交给当地人童寯料理，回到北平应聘到营造学社担任法式部主任，林徽因继之被聘为营造学社校理之职。

当年梁思成夫妇在美国留学时，梁启超就曾给他寄去过由朱桂钤重印的《营造法式》，但在当时的学术界，对于中国古建筑的科学研究是一块尚未开拓的荒原，而这部《营造法式》更像一个浸在雾中的谜团，无人辨识真正面目。梁思成作为建筑系的学生，对《营造法式》的术语同样不知所云，遂视为“天书”。这个时候，西方学者对于欧洲古建筑，几乎每一处都作了精确的记录、测绘，并有深入而透彻的研究。此种情形，对于渐开眼界的梁、林既是一种启发，又是一种鼓励，两位海外学子似乎突然看到了天光乍泄，一下找到了为之奋斗的目标。梁思成怀着激动之情专门写信给梁启超，谈了自己日后要写成一部《中国宫室史》之类书籍的志向。梁启超接信后大为惊喜，立即回信鼓励说“这诚然是一件大事”，但还需要多方学习研究，才有可能达到目标。正因为梁思成心目中始终怀揣着《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不解之谜，以及乃父所鼓励支持并值得终生为之奋斗的一件“大事”的姻缘，才使梁思成最终决定离开东北大学，为实现心中的“大事”转入民办的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后来梁、林夫妇有了一个儿子，取名梁从诫，有“跟从李诫”，并以此纪念《营造法式》作者、宋代大建筑学家李诫之寓意。

1937年7月，林徽因在山西考察途中测绘五台山佛光寺唐代经幢

梁、林夫妇辞归北平不久，东北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等人，一起来到北平投奔老师梁思成夫妇，从而成为营造学社的骨干。未久，曾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的建筑学家刘敦桢，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转赴北平，参加营造学社的工作并出任文献部主任。自此，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建筑学界的健将，构成了营造学社两根顶梁柱，并作为发起人朱启钤的左膀右臂，对学社的未来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梁思成和林徽因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标志着他们古建筑研究学术生涯的开始。这个学社由于梁、林以及刘敦桢等精英的加入和卓有成效的工作，逐渐成为在中国乃至世界享有声誉的学术组织。自然地，中国营造学社本身也为梁、林等人提供了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舞台。梁思成后来之所以能成为闻名世界的建筑学家、中国古建筑史学的开拓者、文物建筑和历史名城保护的先驱，与他在中国营造学社这段生活经历有极大关系。

林徽因与冰心成为仇敌

梁、林从海外归国时，家中已为他们准备了新房，即梁启超在东四十四条北沟沿胡同的住宅（南按：即今北沟沿胡同23号），但这对新婚的小夫妻在此住了不长时间即赴东北大学任教。当他们从沈阳回来后，全家搬入地安门内米粮库2号居住。当时米粮库胡同一带住着大批清华、北大的学术界名流，如陈垣、傅斯年住在米粮库胡同1号，胡适住在4号等。后来，梁、林认为米粮库胡同住宅过于狭窄，又搬到北总布胡同3号。同米粮库胡同相比，这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四合院，宽敞明亮，安静适宜，确是难得的佳处。

自搬到北总布胡同3号的四合院，梁、林夫妇所具有的人格与学识魅力，很快吸引了一批当时中国知识界文化精英围聚而来，如当年在英国狂追林徽因，时已名满天下的诗人徐志摩；在学界颇具声望的哲学家金岳霖，另有政治学家张奚若、哲学家邓叔存、经济学家陈岱孙、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社会学家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文化领袖胡适、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萧乾等。这些学者与文化精英常常在星期六下午陆续来到梁家，品茗谈天，坐论天下事。每逢朋友相聚，风华绝代、才情横溢的林徽因，总是思维敏锐，擅长提出和捕捉话题，具有超人的亲和力和调动客人情绪的本领，使众学者谈论的话题既有思想深度，又有社会广度；既有学术理论高度，又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可谓谈古论今，皆成学问。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家的交往圈子影响越来越大，渐成气候，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时人称之为“太太的客厅”。对于这个备受世人瞩目，渐成国际俱乐部特色的“客厅”，曾引起过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青年的心驰神往，如萧乾、沈从文等小字辈人物，就曾因前来请教而得到林徽因的欣赏和提携。

当然，这个时期和林徽因打交道的不只是像萧乾这样的傻小子兼文学青年，一旦承蒙召见受宠若惊，感激涕零。有一些在文学创作上成就赫然者，特别是一些喝过洋墨水的女性，不但不把林氏放在眼里，还对此做派加以嘲讽挖苦。当年与林徽因过从甚密的作家李健吾对林徽因的为人作过这样的描述：“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为此，李健吾还加以举例说明：“我记起她（林徽因）亲口讲起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对于这一趣事，李健吾得出的结论是：林徽因与冰心之间“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则是“她（林）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都）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热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11〕

1925年夏，冰心（前）和林徽因在绮色佳风景区野炊

李健吾提到林的“仇敌”冰心，颇有些令后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核查历史，冰心确实写过一篇讽刺文章，标题是《我们太太的客厅》。此文写毕于1933年10月17日夜，自9月27日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连载。这年的10月，林徽因与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赴山西大同调查研究古建筑及云冈石窟结束，刚刚回到北平。从时间上看，李健吾的记载似有一定的根据，送醋之事当不是虚妄。冰心此为，的确刺痛了林徽因的自尊心。按冰心小说中的描述：“我们的太太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十六七岁时候尤其嫩艳……我们的先生〔的照片〕自然不能同太太摆在一起，他在客人的眼中，至少是猥琐，是市俗。谁能看见我们的太太不叹一口惊慕的气，谁又能看见我们的先生，不抽一口厌烦的气？”“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却并不喜欢女人。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的守旧，特别的琐碎，特别的小方。”又说：在我们太太那“软艳”的客厅里，除了玉树临风的太太，还有一个被改为英文名字的中国佣人和女儿彬彬，另外则云集着科学家陶先生、哲学教授、文学教授，一个“所谓艺术家”名叫柯露西的美国女人，还有一位“白袷临风，天然瘦削”的诗人。此诗人“头发光溜溜的两边平分着，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

冰心的这篇小说发表后，引起平津乃至全国文化界的高度关注。作品中，无论是“我们的太太”，还是诗人、哲学家、画家、科学家、外国的风流寡妇，都有一种明显的虚伪、虚荣与虚幻的“三虚”，以及庸俗、低俗、媚俗等“三俗”，外加“一二”，即二杆子色彩，这“三虚”、“三俗”加“一二”人物的出现，对社会、爱情、对己、对人，都是一股颓废情调和萎缩的浊流。冰心以温婉伴着调侃的笔调，对此作了深刻的讽刺与抨击。金岳霖后来曾说过：这篇小说“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三十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12〕

当时尚是一名中学生，后来成为萧乾夫人的翻译家文洁若在《林徽因印象》一文中说：“我上初中后，有一次大姐拿一本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短篇小说集《冬儿姑娘》给我看，说书里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女主人公和诗人是以林徽因和徐志摩为原型写的。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后，家里更是经常谈起他，也提到他和陆小曼之间的风流韵事。”〔13〕

冰心的夫君吴文藻与梁思成同为清华学校1923级毕业生，且二人在清华同一寝室，属于真正的“同窗”。林徽因与冰心属福建福州同乡，其前辈就有接触，两对夫妻先后在美国留学，只是归国后的吴文藻、冰心夫妇服务于燕京大学，梁、林夫妇服务于东北大学和中国营造学社。这期间两对夫妇至少在美国的绮色佳，也就是当年陈衡哲与任鸿隽外加一个胡适搞三角恋爱的地方相识并有过愉快的交往。只是时间过于短暂，至少在1933年晚秋这篇明显带有影射意味的小说完成并发表，林徽因派人送给冰心一酝子山西老醋之后，二人由朋友变为仇敌，以后的岁月再也难以相处了。

1938年夏，冰心怀抱小女儿吴青，全家在燕京大学燕南园寓所前留影。此后，冰心全家离开北平，前往昆明

1938年之后，林徽因与冰心同在昆明居住了近三年，且早期的住处相隔很近，冰心先后住螺蜂街与维新街，林住巡津街，步行只需十几分钟即可相见，但从双方留下的文字和他人的耳闻口传中，从未发现二人有交往经历。倒是围绕冰心这篇小说与徐志摩之死又滋生了一些是非恩怨，且波及后辈，这可能是冰心与林徽因当时没有想到的。冰心在小说中所讥讽的那帮学界名流，却一直作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挚友和知音在时间的长河中绵延不绝。而“太太客厅”最忠实的参与者，当是著名的哲学家金岳霖。为此，有人说林徽因之所以成为林徽因，离不开梁思成，缺不了金岳霖，也少不了风流情种徐志摩。此一语，可谓道出这三位优秀男儿对林徽因一生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与人格塑造。据林徽因的美国女友费慰梅说：“徽因和思成待他如上宾，一见了他们，志摩就迸发出机智和热情。他乐意把那些气味相投的朋友介绍给他们……无疑地，徐志摩此时对梁家最大和持久的贡献是引见了金岳霖——他最挚爱的友人之一、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老金’。”〔14〕

徐志摩介绍了老金，自己的情感也渐渐转入另一个女人，这便是一代名媛兼交际花陆小曼。

一代名媛陆小曼

当林徽因从英国归来，在与梁思成赴美留学归国这段时间，徐志摩完成了与发妻张幼仪离婚，再回国迎娶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中国军官王赓的夫人、京城名媛——陆小曼的感情历程（陆在徐的迷恋下，与其夫离婚）。对这段曲折变故，梁从诫曾说：“徐志摩的离婚和再娶，成了当时国内文化圈子里几乎人人皆知的事。可惜他的再婚生活后来带给他的痛苦多于欢乐。”〔15〕事实确如梁从诫所言，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后，迁往家乡海宁与南京、上海等地居住。1931年初，为了照顾新婚不久的陆小曼的生活并陪其开心取乐，徐志摩舍北平同事朋友而跑到上海光华大学与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意想不到的是，徐到南方不到一年，就化羽成仙了。

1931年11月19日早8时，徐志摩搭乘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邮政飞机由南京北上，他要参加当天晚上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者作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会。当飞机抵达济南南部党家庄一带时，忽然大雾弥漫，难辨航向。飞机师为寻觅准确航线，只得降低飞行高度，不料飞机撞上白马山（又称开山），当即坠入山谷，机身起火，机上人员——两位机师与徐志摩全部遇难。

噩耗传来，林徽因当场昏倒在地。梁思成、林徽因、张奚若、陈雪屏、钱端升、张慰慈、陶孟和、傅斯年等相聚胡适家中，众人相对凄惋，张奚若恸哭失声，林徽音溘然泪下。22日下午，受北平学界同仁委派的梁思成、张奚若、沈从文等人分别从北平和青岛赶到济南白马山空难现场，收殓徐志摩的遗骸。梁思成带去了他与林徽因专门赶制的小花圈以示哀掉。〔16〕

丧礼结束后，按照林徽因的叮嘱，梁思成专门带回一小块失事飞机的残骸。此后的岁月，这块飞机残骸一直挂在林徽因卧室的墙壁上，以表达对徐志摩的永久怀念。

徐志摩乘风归去，与林徽因最为相知相爱的男儿，只有梁思成和老金了。

金岳霖比梁思成大6岁，比林徽因大9岁，在梁、林面前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自从徐志摩引见后，老金始终是梁家沙龙中最为痴迷的铁杆客人。梁家与老金之间，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就非寻常人可比。孑然一身，无牵无挂的老金，对林徽因的人品才华赞羡至极，而林对这位金大哥亦十分钦佩敬爱，二者之间的心灵沟通达到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奇妙境界。徐志摩死后，金与林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最后到了心心相印，难舍难离，火花闪闪，一度到了干柴烈火加草木灰搅在一起不可收拾的程度。

关于金与林之间的爱情谜团，在林徽因去世后，梁思成曾有所披露。据梁的后续夫人林洙说：“我曾经问起过梁公，金岳霖为林徽因终生不娶的事。梁公笑了笑说：‘我们住在总布胡同的时间，老金就住在我们家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在1931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我感谢徽因，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该怎么办？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当徽因把我的话告诉老金时，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的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17〕

梁思成进一步解释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是，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地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18〕

从流传下来的可靠材料看，这三人间的关系真有点像西洋小说里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结局是：金和林一直相爱、相依、相存，但又不能结成夫妻。金终生不娶，以待徽因，只是命运多舛，徽因英年早逝，只留得老金成为一个孤独的骑士和爱情行旅了。

当欲望之火熄灭之后，金岳霖理智地看待自己所处的位置并理性地掌控着他的处世哲学，许多时候用“打发日子”来形容他长期不成家的寂寞。他在后来著述的文章中，把自己与梁、林三人间的亲密关系作了简单的、纯粹外表上的描述，并发挥了对“爱”和“喜欢”这种感情与感觉的分析。按老金的逻辑：“爱与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这二者经常是统一的，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就人说可能还非常之多。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他们彼此之间也许很喜欢。”而“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它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生活”。〔19〕看得出，此时的老金已真的把爱藏在心底，与梁、林夫妇以纯粹的朋友相互“喜欢”了。

由于老金在日常生活中名士气或曰书呆子气太重，在当时的北平学术界流传着许多令人为之捧腹的故事。因老金只迷恋林徽因一人，平时不太与其他女性来往（南按：只有一个沈性仁是个异数，后有详述），也不是那种太好热闹之人，闲来无事，平时迷恋起养鸡和蛐蛐等小动物，想不到这养鸡斗蛐蛐竟闹出了一件奇事。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回忆录《杂忆赵家》中说：赵家在北平时，有一天，金岳霖忽然给赵元任家打了一个电话，说是家里出了事，请赵太太赶快过来帮帮忙（南按：杨步伟原在日本学医，专业是妇产科）。杨步伟认为大概老金那时正跟一位Lilian Taylor小姐做朋友（南按：即从美国跟来的那位金发碧眼的洋女），可能出了什么男女私情方面的事，跑去一看，原来是金家的一只老母鸡生不出蛋，卡在后窗的半当中，情急之下老金忙请妇科专家杨医生前来帮忙助产。此举搞得杨步伟哭笑不得，因而许多年后仍对此事记忆犹深。

除上述所列，还有更令人拍案叫绝者。据金岳霖自己回忆：陶孟和在北平时与老金是好朋友，陶也是介绍金在北平较早吃西餐的引路人。当时陶住在北平的北新桥，电话是东局五十六号，金岳霖平时记得很牢，可有一天给陶孟和打电话，突然发生了意外。老金拨通后，电话那头的小保姆问“您哪儿？”意思是你是谁。老金一听，竟一时忘了自己是谁，但又不好意思说自己忘了，即是说，对方也不会相信，一定认为是搞恶作剧，但是老金真的是忘了。憋了半天，急中生智，说：“你甭管我，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可那位小保姆仍不依不饶地说：“不行。”老金好言相劝了半天，对方还是说不行。万般无奈中，老金只好求教于自己顾来的洋车夫王喜，说：“王喜呵，你说我是谁？”王喜听罢，将头一摇，有些不耐烦地答道：“你是谁我哪里知道。”老金着急地说：“你就没听见别人说过我是谁？”王喜把头一扭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才使老金从迷糊中回过神来，急忙答道：“呵，我老金呵！”电话那头早已挂断了。〔20〕

以上故事是说老金的“痴”与“愚”，下两例则是老金的“直”与“憨”。

留美才子、当年清华研究院主任、外文系教授吴宓与老金友善。一次，吴按捺不住爱情对他的折磨，公然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九洲四海共惊闻”之句。众人闻见，大哗，认为吴有失师道尊严，不成体统，便推举老金去劝劝吴，希望对方以后多加收敛，不要锋芒毕露，刺痛了别人，也伤及自身。于是，老金便稀里糊涂地找到吴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

话音刚落，吴宓勃然大怒，拍着桌子高声呵斥道：“你休在这里胡言乱语，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厕所更不是毛彦文！”老金听罢，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木头一样呆呆地站着听吴骂了半天。后来老金曾自我检讨说：“我把爱情和上厕所说到一块，虽然都是私事情，确实不伦不类。”〔21〕

1939年，林徽因（中跪者）与朋友金岳霖（左一）等在昆明合影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金岳霖与梁家一起离开北平，转道天津赴长沙。后来，又先后抵达昆明。梁、林继续经营中国营造学社，老金则任教于西南联大哲学系，但多数时间仍与梁家住在一起。据当时就读于西南联大并听过老金讲课的汪曾祺说：“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睛即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22〕

老金这一颇具特色的鲜明形象，给听过课和相熟的西南联大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中文系出身的汪曾祺还回忆道：“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有几个联大的同学住在金鸡巷。沈先生（从文）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大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领，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23〕

汪曾祺讲的只是生活中几个逗人的片段，就金岳霖而言，当然还有他生活严谨和忧国忧民的一面，否则金岳霖将不再是金岳霖，而成为王岳霖或什么张岳霖，甚或张学良乃父、东北胡子出身的军阀张作霖了。

老金一生所搞的逻缉哲学真正懂得的人不多，但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则是首屈一指的大师级人物。当时西南联大文学院一年级就开设逻辑课，听的人不多，每堂课只有七八个学生，而真正能听懂且领会其中名堂的也就一二人。对于这门学问的深奥与哲理，与金同在哲学系的冯友兰曾有过这样的话：“金先生还有一种天赋的逻辑感。中国有一个谚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金先生说，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谚语有问题，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的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这和这个谚语的本意正相反。”〔24〕

当年在联大上课的学生做了教师之后，经常把老金例举的这一事例作为逻辑的辅助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只是说得更通俗易懂罢了。如说“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这话不合逻辑，既然钱财是粪土，仁义又值钱财（千金），那么仁义也就等于粪土。逻辑学的一个功用就是训练人的头脑，养成缜密思维的习惯，一步步与真理接近。对于这门深奥的学问，外行只能瞧个热闹，真正的奥妙是难得一窥的。金岳霖的学问中有很重要的理想主义成分，这个理想或者说梦想，充溢着反中国传统理念的西方现代主义的新式思维，具有相当的特立独行色彩。当时在联大听老金讲逻辑课的几个学生中，有一个叫殷福生的学生在课堂上比较活跃，似乎颇得老金学说的要领。殷福生（后改名殷海光）曾这样描述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透过我的老师，我接触到西洋文明最厉害的东西——符号逻辑。它日后成了我的利器。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25〕

殷海光与夫人、女儿在台北留影

1919年生于湖北黄冈回龙山镇一个传教士家庭的殷福生，中学时代迷上了哲学，曾写信向金岳霖求助，老金给予了无私帮助。晚年的金岳霖写过几十篇短小精悍的回忆文章，其中一篇《张东荪帮助我加入民盟》，明确提到了当年资助殷福生求学的事，并对时任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大为不满。文中说：“我同张东荪的关系，一部分是好的，另一部分是不愉快的。先说不愉快的部分。殷福生是当时要学逻辑的青年，写信给我要学这门学问。我问张东荪，有什么青年可以做的事，得点钱过过日子。他说那好办。我就让殷福生到北京来了。来了之后，张东荪说没有事给殷做。我只好维持殷的生活。多少时候，现在忘了。”〔26〕

正是得益于金岳霖的资助和言传身教，殷海光才有了上西南联大的机会，并从金氏哲学中受益良多。到台湾之后，殷氏凭着一张大嘴和湖北佬的聪明，吸引了一批激进青年围观膜拜，一时声名鹊起，号称台湾地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学者、政论家、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现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飘扬在台岛上空的自由主义的一面光辉旗帜等。〔27〕

或许，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学生，许多后年，金岳霖的名声在台湾地区又响亮一时，并成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神秘人物，留在了知识分子心中。

老金千里走单骑

却说老金来到李庄梁家，无论是林徽因的病情还是梁家的生活环境，都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林徽因之所以旧病复发，与当地的气候、环境有极大关系。

抗战时期曾在重庆工作、生活的德国人王安娜博士，在她的回忆录中，对重庆一带的环境曾作过这样的描述：“从飞机上俯瞰重庆，但见迷茫一片。每年十月至第二年四月末，全市都覆罩着浓雾。风平浪静时，长江及其支流嘉陵江这两条大川的水蒸气，与含硫量很高的煤块烧出来的煤烟混在一起，便成了烟雾。无数的烟囱冒出滚滚浓烟，使得重庆到处都弥漫着硫黄的气味。因此，重庆自不待说，河岸的各个村庄的空气对健康都很有损害，肺结核病蔓延得很广。”〔28〕尽管李庄离重庆几百公里，但上游的泸州、宜宾等中等城市的情形与重庆极为相近，硫黄的气味并未消减，林徽因与后来梁思永，还有陶孟和的夫人——民国时期一代名媛沈性仁相继发病——且皆是肺病，第一祸首就是当地气候和环境被硫黄毒素污染的环境。

老金看到，梁家唯一能给林徽因养病用的“软床”，是一张摇摇晃晃的帆布行军床，这张床已跟随梁家转了大半个中国。自晚清至抗战前的几十年，川南军阀混战不断，战祸连绵，此时的李庄已衰落凋零，整个镇子没有一所医院，也没有一位正式医生，更没有任何药品。林徽因告诉老金，家中唯一的一支体温计已被儿子从诫失手摔碎，搞得她大半年竟无法测量体温，只有靠自己的感觉来估计发烧的度数。在这种条件下，林的病情渐渐沉重，眼窝深陷，面色苍白，晶莹的双眸也失去了往日的神采，成了一个憔悴、苍老、不停咳喘的衰弱病人。此前林徽因在写给西南联大沈从文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表露过自己的痛苦、无奈心情：“如果有天，天又有旨意，我真想他明白点告诉我一点事，好比说我这种人需不需要活着，不需要的话，这种悬着的日子也不都是奢侈？好比说一个非常有精神喜欢挣扎着生存的人，为什么需要肺病，如果是需要，许多希望着健康的想念在我也就很奢侈，是不是最好没有？”〔29〕每当看到爱妻躺在病床上痛苦地挣扎时，束手无策的梁思成便在心底呼喊着：“神啊！假使你真的存在，请把我的生命给她吧！”

好在随着天气转暖，林徽因发了几个月的高烧有点消退，但还是时退时烧，无法稳定，身体仍然十分虚弱，大多数时间都躺在行军床上，不能随意行动。这样的束缚对好动惯了的林徽因而言，无疑是一件莫大的痛苦。自从林徽因病倒后，家中一切事务自然要靠梁思成承担。由于李庄没有任何医疗条件，梁思成只好自己学着给林徽因打针，并学会了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经过大半年的治疗和静养，人总算挣扎着活过来了，梁思成对妻子的坚强和上帝的惠顾心怀感激。

除疾病折磨和生活艰难，对林徽因另一个重大打击就是她弟弟林恒与其他飞行员朋友们的不断罹难。

在空军学校受训时的林恒

林徽因与梁思成结婚后，因父亲林长民已去世，林徽因的母亲与三弟林恒便跟梁家一起生活。七七卢沟桥事变时，已考取清华的林恒受抗日爱国风潮影响，毅然决定退学，转而报考了空军军官学校，成为中国空军航空学校第十期学员。当梁家迁到李庄时，从航校毕业不久的飞行员林恒却不幸在成都上空与日机作战时阵亡。

梁思成得知噩耗，没敢立刻告诉病中的爱妻，自己借到重庆出差的机会，先悄悄拐往成都，匆匆收殓了林恒的遗体，掩埋在一处无名墓地里。为了向林徽因的母亲（南按：抗战爆发后，一直随梁家流亡）隐瞒这一不幸的消息，梁思成归来，把林恒的遗物——一套军礼服，一把毕业时由部队配发的“中正剑”，小心翼翼地包在一个黑色包袱里，悄悄藏到衣箱最底层。后来老人还是从别人口中得知了真情，悲痛欲绝，当场昏厥。与自己的母亲相比，林徽因得此消息，尚能直面惨淡的人生，承受住了感情打击。据说，梁思成还专门在林恒的遇难地找到了一块飞机残骸，带回了李庄。后来，林徽因把这一块残骸挂在自己的床头，以示缅怀。

• 〔30〕

林徽因以惊人的毅力强抑住内心的悲恸，但相当长一段时间，梁家仍没有完全从林恒阵亡的阴影中摆脱出来。老金的到来，使林徽因又想起了林恒，想起了与老金交情极好的年轻的“三爷”（在家中排行第三）。遥想当年北总布胡同时代，林恒还是个蹦来跳去的顽皮孩子，其志向与才识深得老金赞赏，二人经常开一些颇为幽默的玩笑，而老金有时称呼他为“三爷”。如今“三爷”驾鹤西去，再也无缘相见了。林徽因躺在病床上叙述弟弟的往事与阵亡经过，不觉悲从中来，几度泣不成声。坐在一旁静心聆听，极富理性的老金，也禁不住为失去这位年轻的朋友而潸然泪下。

梁思成在月亮田营造学社工作室工作情形

灾难和痛苦形影相随，但生活还要继续，梁、林夫妇“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拼上性命，继续坚持着自己为之追求的学术事业。自离开北平南下，辗转近万里逃难，梁家几乎把全部“细软”都丢光了，战前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同仁调查古建筑的原始资料——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记录等，却被紧紧地带在身边，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是他们生命中被视为最宝贵的财富。而那些无法携带的照相底版，还有一些珍贵文献，在离开北平前，经老社长朱启钤同意，梁思成经手，存进了天津英租界的英资银行地下保险库，就当时的情形论，这是最安全的一种方法。意想不到的是，1939年夏季，天津暴雨成灾，整个市区呈水漫金山之势，那家银行的地下室倾刻间变成了一座水库，营造学社所存资料几乎全部被毁。消息两年后才传到李庄。此时，老金正在梁家，当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林徽因伤心欲绝，梁思成与老金也流下了悲伤的眼泪。

在李庄时期，病中的林徽因

失去的永不再来，劫后余存的资料使营造学社同仁倍加珍惜。在李庄上坝月亮田几间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与刘敦桢、莫宗江、刘致平、陈明达等几位共患难的同事，在几张简易木桌上，摊开他们随身携带的资料，着手系统地总结整理营造学社战前的调查成果。为实现多年的夙愿，梁、林决定用英文撰写并绘制一部《图像中国建筑史》，以便向西方世界科学地介绍中国古代建筑的奥秘和成就，同时草拟《中国建筑史》写作提纲，欲完成一部积聚在心中多年的皇皇大著。凄风苦雨中，夫妇二人一面讨论，一面用一台古老的、噼啪震响的打字机打出草稿，又和他们亲密的助手莫宗江一道，处心积虑地绘制了大量英汉对照注释的精美插图。此时，梁思成的颈椎灰质化病再度发作（南按：留学前在长安街骑摩托车被撞的后遗症），常常折磨得抬不起头来，他只好在画板上放一个小花瓶撑住下巴，以便继续工作。林徽因只要身体稍感舒适，就半躺半坐地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为书稿做种种补充、修改、润色工作。床边那一张又一张粗糙发黄的土纸上，留下了病中林徽因用心血凝成的斑斑字迹。

老金在李庄梁家院中喂鸡，身后右立者是梁思成，梁再冰，梁从诫和邻居家小孩

为了给林徽因积弱的身体增加一点营养，老金从自己微薄的薪水中拿出一部分，到集镇上买来十几只鸡饲养，盼望着鸡们早日生蛋。老金是圈内知名的养鸡能手，早在北平北总布胡同居住时代，就养着几只大斗鸡，并有同桌就餐的经历。——当然也有请杨步伟医生“助产”的笑话。据梁从诫说，大家住昆明的时候，“金爸在的时候老是坐在屋里写呵写的。不写的时候就在院子里用玉米喂他养的一大群鸡。有一次说是鸡闹病了，他就把大蒜整瓣地塞进鸡口里，它们吞的时候总是伸长了脖子，眼睛瞪得老大，我觉得很可怜。”〔31〕正是老金具有丰富的养鸡和取蛋经验，在李庄集镇上买来的十几只鸡长势很快，不但没生病，后来还开始下蛋了，这让所有的人都为之开心。

至于老金自己，他对生活的艰难与当时的通货膨胀总是用哲学家的观点加以对待，他对梁、林夫妇和营造学社同仁们说：在这艰难的岁月里，最重要的是，要想一想自己拥有的东西，它们是多么有价值，这时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富有。同时，人最好尽可能不要去想那些非买不可的东西。〔32〕老金的“金口玉言”，使正处在艰难困苦中的岩穴寒士们精神上获得了一丝慰藉。

就在梁思成紧锣密鼓地准备《中国建筑史》的写作之时，老金也借营造学社一张白木桌子，开始了他那部多灾多难的《知识论》的写作。按老金晚年的说法，他一生共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花时间最长、灾难最多的是《知识论》。此书之所以花时间最长，其中有一段颇为离奇的插曲。1939年，老金刚到昆明不久，洋洋六七十万言的《知识论》已基本杀青。有一天，敌机忽来轰炸，整个昆明警报大作，老金正伏案赶写他那视若生命的《知识论》，且灵感大发，沉醉其中欲罢不能。迟疑间，突然几声巨响，房屋晃动，桌椅跳腾，碎片纷飞，尘土飞扬。痴迷的老金晃晃脑袋，抖抖手稿继续沉浸在忘我的写作中。待警报解除，师生归来把他叫出，才看到前房后屋皆被炸弹击毁，老金于惊恐中喊了声“幸哉！”，自此再也不敢只管书本不管炸弹了。每逢日机轰炸昆明，他便携带一只书箱跑到郊外，一边躲避，一边埋头修改书稿。

每次老金跑警报，手提箱里除了视若生命的《知识论》，还装着视为自己灵魂的林徽因写给他的信函。对这一情状，西南联大学生汪曾祺在后来撰定的《跑警报》一文中说：联大师生跑警报时没有什么可带，因为身无长物，一般大都是带两本书或一册论文的草稿。但“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总要提了一只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一个女朋友写给他的信——情书。他把这些情书视如性命，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来给别人看。没有什么不能看的，因为没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气。这些信实在是可以拿来出版的。金先生辛辛苦苦地保存了多年，现在大概也不知去向了，可惜。我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人长得就像她写的那些信”。汪后来曾对人明确表示，文中所说的金先生即金岳霖，那位“女朋友”就是林徽因，他对金、林的爱情和爱恋方式十分尊崇和敬仰。

当时昆明人跑警报，大都要把一点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最方便的是金子，最普遍的是金戒指。老金提着林徽因的情书跑了几次警报后，忽然灵感迸发，非同常人的头脑立即意识到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既然有人带金子逃跑，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有了这个逻辑推理之后，便把这个发财的门道悄悄告诉了几个学生，让其如法试行。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几个学生每次回归都很留心巡视路面。果真有同学两次捡到过金戒指，老金闻讯甚为得意。逻辑推理有此妙用，是教这门课的金岳霖此前未曾料到的。

所谓有福必有祸，即福兮，祸之所倚也。金岳霖不但没有料到他的学生捡到金子小发一笔，同样没有料到自己那比金子还要宝贵的手稿竟会黄鹤一去不复返。

却说有一次敌机突至，警报响起，老金同往常一样挟起藏有林徽因情书与《知识论》手稿的小箱子向郊外逃奔。当赶到城北蛇山安全地带后，日本飞机在城内轰炸，他坐在山中一块石头上，打开箱子取出书稿埋头修改。想不到这次日机轰炸的时间比往日长了许多，老金又饥又困，疲惫至极，以书稿当枕头躺着休息，竟一觉睡过去了。当老金醒来时，天就要黑了。老金坐起身，揉揉眼睛，提起箱子就走，恍惚中书稿被遗忘在山上。等回到宿舍忽然想起时，急忙提了灯笼赶回去寻找，凭着记忆找到白天躲警报的大体方位，怎么也找不到那块石头。待第二天再去找，方位是找到了，但只有几块石头和飘荡的野草在林中闪现，书稿却踪迹绝无。这部书稿到底是被风卷走，还是被人捡去保存，或当做垃圾随手扔掉，或者是老金误记了方位？等等，一切皆不得而知。回到宿舍，在一阵捶胸顿足之后，老金从巨大的懊丧与悲苦中逐渐恢复平静，痛下决心来个“重开窑子另烧砖”，一切从头再来。于是，这部后来在学术界影响巨大的哲学巨著于昆明创作了一部分，借休假的空隙，又携来李庄继续写作。老金之“痴”与“倔”，由于这一离奇事件的发生而传诵一时。

不过此稿最终完成时，已是七年之后的1948年年底了（南按：据老金回忆可能是12月12日或14日）。书成之后，老金曾送给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冯友兰审阅。只是像这样的专业性特强的书稿，不是一般的人能看得懂的，即是哲学家而不研究这个哲学分支的学者读起来也感到吃力，有时甚至不知所云，冯友兰也深有同感。据冯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他（老金）把定稿送给我看，我看了两个多月才看完。我觉得很吃力，可是看不懂，只能在文字上提了一些意见。美国的哲学界认为有一种技术性高的专业哲学，一个讲哲学的人必须能讲这样的哲学，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哲学专家。一个大学的哲学系，必须有这样的专家，才能算是像样的哲学系。这种看法对不对，我们暂时不论。无论如何金先生的《知识论》，可以算是一部技术性高的哲学专业著作。可惜，能看懂的人很少，知道有这部著作的人也不多。我认为，哲学研究所可以组织一个班子，把这部书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使国外知道，中国也有技术性很高的专业哲学家。”〔33〕

冯友兰如是说，不排除有自谦和耍一点布袋戏的成分，但细考究起来恐怕多数还是真话，只是以冯当时的地位和名声，不足以令人、特别是当政者听从，对这部著作的出版与翻译等建议亦不可能有人理会。事实呈现给世人的是，老金从冯友兰手中接过《知识论》手稿，稍作修改即寄给商务印书馆，时中共军队正在围阻北平城，炮火硝烟中，印书馆的职员已是人心惶惶，各自顾命，没有人再去顾及这部天书一样的书稿了。直到三十年后的1983底，由于政治大气候的需要，商务印书馆才把倾尽了老金这部前后两次共十余年心血的结晶——《知识论》印了出来。此时老金已重病在身，和梁思成、林徽因之子梁从诫住在一起，并由梁从诫家人负责照顾这位“金爸爸”的日常生活。当老金病情好转开始翻看这部大著并回忆写作的坎坷岁月时，已是1984年春天。这年10月，90岁的老金与世长辞，这部大著遂成哲学家金岳霖学术生涯的一曲绝响。

注释：

• 〔1、12、19、20、21、26〕《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二版。

• 〔2〕金岳霖《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载北京《晨报·副镌》，1922年12月4-5日。

• 〔3〕《冯友兰自述》，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 〔4〕据好事者研究考证，跟金岳霖同来中国的是中文名字叫丽琳的美国女人。此女与老金何时相识相恋记载不详。外界所知的是，该女子与老金同于1924年赴法国游历，后又去意大利转了一圈，于1925年11月来中国同居。在当时看来，丽琳属于妇女界的另类，她倡导不结婚，但对中国的家庭生活又极感兴趣，表示以同居的方式体验中国家庭内部的生活与爱情真谛，于是便和老金在北京悄然蛰住下来。对于这段生活，当时北京学界许多人都知此事并识其人。徐志摩与丽琳同样相识，他在1928年12月13日由上海到北平后，给陆小曼写的信中，对此事有所披露：“老金他们已迁入（凌）叔华的私产那所小洋房，和她娘分住两厢，中间公用一个客厅。……丽琳还是那旧精神……”（高恒文、桑农《徐志摩、凌叔华八宝箱事件之真相》，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6月7日。）至于这位来自美国的丽琳，因何事、何时离开了老金回归家乡，并黄鹤一去不复返，在已发现的文字中少有记载，而当时的学界中人又为爱护老金的面子计，对此事大多讳莫如深，后人也就很少知晓了。

• 〔5〕金岳霖《要说说“湖南饭店”，也就是我的客厅》，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二版。

• 〔6〕《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吴荔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 〔7〕《寻访林徽因》韩石山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 〔8〕陈从周《徐志摩年谱》1922年徐氏离婚条下案：“是年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他对于徽因倾倒之极，即此可见。而宗孟（林长民）曾说：论中西文学及品貌，当世女子舍其女莫属，后以小误会，两人暂告不欢。志摩就转舵追求陆小曼，非初衷也。”

• 〔9〕高芾《东安市场的一场车祸》，载《南方周末》报，2003年2月27日。

• 〔10、15〕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载《不重合的圈——梁从诫文化随笔》，梁从诫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 〔11〕陈学勇《林徽因与李健吾》，载《文汇报》2001年12月6日。

• 〔13〕《随笔》，1992年1期。

• 〔14〕《中国建筑之魂》，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金岳霖与徐志摩相识于美国哈佛大学并成为好友。1918年，老金与徐志摩、张奚若、王伯衡等人共同发起创立《政治学报》，但该报仅出版3期即停办。1922年3月，金岳霖来到柏林留学，与吴经雄一起为徐志摩和张幼仪的协议离婚做证人。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金是徐的伴婚人。1928年年末，金岳霖与徐志摩、张彭春、瞿菊等人赴江苏、浙江两省考察，为实践印度诗人泰戈尔所谓的农村建设计划选择实验区。后来一度选定浙江，但终因太过于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流产。

• 〔16〕徐志摩遇难后，之所以由沈从文和梁思成去收尸，与沈和徐的深厚情谊有关，按沈从文的说法，徐志摩是他走上文学之路的导引者兼“恩人”。徐遇难时，沈正在青岛大学任教，因而由青岛直接赶赴济南与梁思成等人会合料理善后是合理的。对徐之死因，沈在给好友赵家璧的信中说道：“徐南去，主要因小曼不乐意去北京，在上海开支大，即或徐先生把南京中央大学和北大教书所得薪金全寄上海，自己只留下三十元花销，上海还不够用，因乘蒋百里先生卖上海愚园路房子时，搞个中介名义，签了点字，得一笔款给小曼，来申多留了几天，急于搭邮件运输机返北京，则因为当天晚上林徽因在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节讲中国建筑艺术，急于参加这次讲演，才忙匆匆地搭这次邮件运输机回北京。到山东时（白马山只隔济南廿五里）因大雾，飞机下降触及山腰，失事致祸，一切都这样凑巧，而成此悲剧。”（陈从周《记徐志摩》，载《陈从周散文》，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沈的说法大致不差，更具体的细节他可能不太明了，据山西作家韩石山对这段历史事实研究后说：徐离北京是搭乘张学良专机飞南京的，当时张以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身份驻节北京，顾维钧帮张学良办外交，常乘坐张的专机在南京与北京之间飞行。此次是南京政府要顾维钧代理外交部长，顾仍乘张学良专机赴宁，徐志摩与顾友善，借机一道前行。而“从南京返回北平，徐志摩原打算仍乘坐张学良的专机，但顾维钧一时还不能回去，他便决定不搭乘了。正好离开上海时，他顺便将去年保君健（航空公司财务科长）赠给他的免费机票带在了身上，经联系后获准第二天一早可搭乘航空公司的邮政飞机。徐志摩之所以要匆匆赶回北京，前面说了，是因为北大的教员有活动，要一起表示抗日的精神，但也不能说，与林徽因当天下午要在协和小礼堂作报告，给外国人讲中国的建筑艺术无关。11月19日早8时，徐志摩乘‘济南号’飞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10时10分，飞机抵达徐州，徐志摩在机场发信给陆小曼，说头痛不欲再行，但最终还是又走了。10时20分，飞机继续北上，及飞抵济南附近党家庄时遇大雾，触开山山头，机身着火坠毁，徐志摩遇难身亡，终年35岁。”（《悲情徐志摩》，韩石山著，同心出版社2005年出版。）

关于徐志摩坠机事件，11月20日《北京晨报》以《京平北上机肇祸，昨在济南坠落机身全焚，乘客司机均烧死，天雨雾大误触开山》为题，作了如下报道：

• 〔济南十九日专电〕十九日午后二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由京飞平，飞行至济南城南三十里党家庄，因天雨雾大，误触开山山顶，当即坠落山下，本报记者亲往调查，见机身焚毁，仅余空架，乘客一人司机二人，全被烧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认，邮政被焚后，钞票灰仿佛可见，惨状不忍睹……。

徐志摩遇难后，社会议论蜂起，哀悼者有之，慨叹者有之，作为各种作料添油加醋以供饭后谈资者有之。学人雅士有兴文追祭者，丝竹之辈有为之作诗吟赋缅怀者，有谓“徐先生之死，等于除东三省以外，我们又失去了一省”者，（《文化古城旧事》，邓云乡著，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有大谈徐志摩与林徽因、陆小曼之“三角关系”者。如此这般吵吵嚷嚷，谈来说去，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新中国成立，随着政治运动接踵而至，知识分子被关进了“牛棚”，万千劳苦大众卷入政治旋涡不能自拔，这个老幼皆宜的消遣话题才暂时沉寂。想不到几十年之后，随着政治解冻，思想开禁，文化复倡，徐志摩又死尸复活，再度成为大众明星和巷里坊间的热门话题，尤其与此相关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出笼与热播，如同火上浇油，再度吊起了亿万观众的胃口，从而引起了一场围绕主人公是是非非的论争。媒体与网友的评论自不待言，围绕着主人公林徽因、梁思成、徐志摩等人故事情节的真实与否，徐家和梁家后人都卷了进来，予以激烈抨击……

1993年4月，梁从诫在为某出版社出版的《徐志摩林徽因诗集》而写的序文《空谷回音：关于这本诗集的作者——林徽音》中说道：“关于林、徐之间的感情关系，几十年来都是社会上一些人喜欢议论的话题。但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故事。其悲剧性就在于：作为诗人，他们在志趣上是那样投合，徐对林又是那样的一往情深，但两人却不仅始终无缘，而且事实表明，他们本来就不可能走上同一条生活道路。可以说，徐志摩的精神追求，林徽因后来是完全理解的，而反过来，林徽因所追求的，却未必都能得到徐的理解，更谈不到专业性的支持。从古建筑研究和美术创作的角度看，林徽因和梁思成是天生的搭档。虽然梁思成不搞文学，但抗战前那几年，林徽因在古建研究方面的成就不仅没有妨碍她的文学活动，而且实际上两者相得益彰，使她在两个方面都得到了相当辉煌的成绩。但如果真是徐志摩和林徽因生活到了一起，那么，我们就肯定不会有——如最后她的墓碑所铭刻的——‘建筑师林徽因’了；而生活里没有了建筑和美术活动，又会有我们所认识的这个‘诗人林徽因’吗？回顾徐志摩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易受情绪支配，充满幻想，有时甚至放荡形骸之外的浪漫主义者；而林徽因在精神上却比他保守，比他更重务实。她在少年时代就一心要以‘把美术创作与日常生活需要结合起来’的‘建筑学为自己的终身事业’。说明了她气质上和徐诗人之不同。”又说：“徐志摩的诗人生涯，可以说是伦敦邂逅林徽因之后开始的，在随之经历了巨大的感情波澜和生活挫折之后，他生命之路的终结，竟又是为了赶去听林徽因关于古建筑的一场学术报告。这是不幸的巧合呢还是天意？”（此文后来载梁从诫所著的《不重合的圆》一书）

文中的语气透出，梁从诫相信徐志摩被烧死，是冥冥之中有一只上帝之手在操纵的，徐之死就是上苍的旨意。说得更明了一点，那就是——徐志摩必死。

这股暗含抑徐扬梁（思成）的情绪到了十年之后，随着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播出，异常激烈地喷射而出，一时引得众人侧目，纷纷驻足观望。梁从诫在答媒体提问时愤然说道：“我一直替徐想，他在一九三一年飞机坠毁中失事身亡，对他来说是件好事，若多活几年，对他来说更是个悲剧，和陆小曼肯定过不下去。若同陆离婚，徐从感情上肯定要回到林这里，将来就搅不清楚，大家都将会很难办的。林也很心疼他，不忍心伤害他，徐又陷得很深。因而我一直觉得，徐的生命突然结束，也算是上天的安排。”（《文艺报》2000年5月6日。）

梁从诫的愤慨之言，立即招来了徐志摩粉丝们的反“愤慨”，并很快做出了回击，韩石山在《梁从诫不该这样说》一文中，对梁指责道：“当晚辈的说这样的话，实在太不应该了。为了自己的家声，竟说他人烧死是好事，不像个有文化的人说的话。……不看这些话，人们还不知道一九三一年在北平，徐林之间的感情已发展到这样危险的地步。”（韩石山《林情徐爱有多深》，载《寻访林徽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在旁观者的眼里，梁从诫与韩石山的话看起来各有道理，但似乎又缺失了点什么。当年海涅在他的名作《两个波兰人》中曾写过这样的诗句：“为祖国牺牲是很好的，可要是活着那就更好了。”或许处于各种考虑，或许一时情绪失控，梁从诫的言论显然有些过激了。而韩石山与那些徐志摩的超级粉丝们，在梁从诫一再否定徐林之爱的情况下，非要把“徐林爱情”进行到底。再加上电视剧的火上浇油，整个社会舆论就变得硝烟弥漫，烽火连天了。假如不存偏见，对这段历史和历史人物是不是可以这样看待？不管徐与林之间是有爱还是无爱，如套用海涅的诗句，不妨理解成“为了避免双方日后更大的苦痛，徐志摩适时被烧死是很好的，可要是活着那就更好了”。

除了围绕徐志摩该不该被烧死，是烧死好，还是活着更好的论争外，梁从诫对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公开批评中，还说把梁思成演得窝囊了一些。韩石山则针锋相对地认为“这是做儿子的还没完全了解父亲。正因为梁思成深爱着林徽因，也正因梁思成是当时新旧交替之际接受西方文明的君子代表式人物，所以他对徐志摩表现得特别宽厚仁慈，包括后来同样地对待金岳霖先生，他的得体的言行决非窝囊，而是知识文明在身上的崇高体现，是海阔胸怀。”梁从诫则坚持认为，若是林当年真的从了徐，那么林徽因只是一个诗人的林徽因。而从了梁思成，结果是林徽因既是诗人的林徽因，又是建筑学家的林徽因，可谓一举两得矣！对这一说法，社会舆论各有不同的看法，赞成与否定各有各的理由。否定者说，若按以成什么名与什么家为坐标的逻辑去推理，似乎离“爱”与“爱情”偏远了一些。有赞成者说当年的逻辑大师金岳霖曾公开表达过此意，认为梁思成是林氏最佳的人选，徐志摩只是个不自量力的丑八怪而已。

金岳霖确实说过林与梁结合比与徐结合好的话，但要说把徐描绘成一个丑八怪，似乎是后人添油加醋的结果。有研究者陈宇与陈钟英二人，曾于1983年对金岳霖进行过一次针对性的访问，从当时的谈话记录可知金氏晚年对徐志摩的评价：

我们（按：指采访者陈宇与陈钟英等人）取出另一张林徽因相片问他。他（按：金岳霖）看了一会儿回忆道：“那是在伦敦照的，那时徐志摩也在伦敦。——哦，忘了告诉你们，我认识林徽因还是通过徐志摩的。”于是，话题转到了徐志摩。

金岳霖所说的大意是：徐志摩在伦敦邂逅了才貌双全的林徽因，不禁为之倾倒，竟然下决心跟发妻离婚，后来追林徽因不成，失意之下又掉头追求陆小曼。为此，金岳霖谈了自己的感触：“徐志摩是我的老朋友，但我总感到他滑油，油油油，滑滑滑——”又说：“当然不是说他滑头。”

经老金解释，采访者才领会，金岳霖是指徐志摩感情放纵，没遮没拦。老金接着说：“林徽因被他父亲带回国后，徐志摩又追到北京。临离伦敦时他说了两句话，前面那句忘了，后面是‘销魂今日进燕京’。看，他满脑子林徽因，我觉得他不自量啊。林徽因、梁思成早就认识，他们是两小无猜，两小无猜啊。两家又是世交，连政治上也算世交。两人父亲都是研究系的。（南按：是一个政治派别，非某学院某系。）徐志摩总是跟着要钻进去，钻也没用！徐志摩不知趣，我很可惜徐志摩这个朋友。”（陈宇《金岳霖忆林徽因》，载《传纪文学》，1999第4期）说这话时，金岳霖已89岁高龄（翌年去逝），和梁从诫一家住在一起，梁家后人以尊父之礼相待，呼曰“金爸”。为此，金岳霖颇感欣慰。

关于老金晚年对徐的这段评价，若记录无误，显然是老金带有抑徐扬梁的感情色彩，同时似乎也忘记了他曾是徐、张离婚的鼓动者与签字见证者，也是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的证婚人这段陈年旧事了。

• 〔17、18〕《困惑的大匠》，林洙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出版。

• 〔22、23〕汪曾祺《金岳霖先生》，载《读书》，1987年5期。

• 〔24、33〕冯友兰《怀念金岳霖先生》，转引《西南联大·昆明记忆——学人与学府》，余斌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出版。

• 〔25〕《殷海光文集》（第四卷·书信与随笔篇），张斌峰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 〔27〕殷海光，原名殷福生，1919年12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今团风县）回龙山镇殷家楼村，他的伯父殷子衡系辛亥革命志士、日知会骨干。殷海光7岁随父母迁到本县上巴河镇，1925年入叶家瓦小学（私塾）念书，1930年到武昌上初中。1933年念高中时与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通信，并与金讨论有关逻辑学问题，得到老金赏识，并在殷海光的思想深处播下了自由主义的种子。上高中二年级时，殷福生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并翻译了一部40万字的译著《逻辑基本》，后在中正书局出版。

1938年，殷海光在金岳霖帮助下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并成为哲学系的高才生。在西南联大，殷接收了五四时代知识分子为自由、民主和科学奋斗的思想洗礼。1942年，殷海光从西南联大毕业，再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专攻西方哲学和西方逻辑学。1944年参加青年远征军，被派往印度西多学习汽车驾驶技术，1945年因不适宜当军人提前退伍，在重庆独立出版社任编辑。其间，在《扫荡报》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被国民党要人梁寒操、陶希圣看中，调入《中央日报》任主笔，同时兼任南京金陵大学副教授。在《中央日报》任职期间，殷撰写了大量社论、评论，出版了多部理论著作。

据西南联大学生何兆武说：殷福生是个很怪的人，当年在联大时，每次上课发言总是滔滔不绝，作慷慨陈词状，“用北京话来讲，还挺‘唬人’的，而且他讲完了之后还骂人。记得有一次他骂胡适，说：‘胡适这个人一点哲学都一懂！’”骂了胡适，再跟着国民党骂共产党，如国民党说中共在延安“游而不击”“摆出一副超然的姿态”等，他也跟着狂骂一气。后来跟着国民党跑到台湾，又狂骂国民党。同为西南联大哲学系学生、金岳霖的爱徒王浩曾对何兆武说：“其实殷海光不懂哲学，不过他很有口才，而且是个政治宣传家。”后来在台湾专门宣传政治自由主义。晚年的时候，国民党等于把他软禁起来，五十几岁得癌症死去了。（《上学记》，何兆武著，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三版。）

1949年春，殷海光去台湾，继任《中央日报》主笔，主编《青年》周刊，并兼任《民族报》总主笔。1949年8月，因受到不同政见者的攻击，愤然辞去《中央日报》主笔职务，转入台湾大学任教。同年11月与胡适、雷震等人一起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任编委兼主笔。1954年，作为访问学者赴哈佛大学考察、研究、讲学一年。1955年，殷回到台湾，一面在台大任教，一面为《自由中国》和香港《祖国》周刊撰稿。1969年，被美国哈佛大学聘殷为研究员，并邀请去美国，但遭到蒋介石、蒋经国父子阻拦。由于殷海光不断在报刊发表批评、揭露台湾政治当权者的文章，令当局极为不满，蒋氏父子利用其控制的党、政、军、特及学术界一帮铁杆追随者，对殷做“政治思想工作”，劝其改邪归正，不要再搞歪理邪说，做毒害党国精英和人民大众之事。想不到殷海光敬酒不吃吃罚酒，表示要以自己五尺之躯与国民党政权对抗到底。当局对其所作所为保持了最大克制，只对其采取了敲山震虎和小打小闹的所谓整训。

尽管殷海光不识时务地逆政治潮流而动，整天像喝醉了酒的莽汉一样，两腿打晃，四处叫骂攻击台湾的蒋氏政权及属下臣僚，但念及殷氏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影响，蒋政权恨之入骨但始终保持克制而没有采取措施伤其皮肉。只是殷海光本人总觉得不爽，他认为一切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应该按照他的性子和理想来闹腾，只有按他的理想行事，才是最高境界和台湾人民之福。遗憾的是，当局置之不理，恼怒时还来一番舆论鞭挞，或施以小小颜色。殷海光在悲愤交加又无可奈何中疾病缠身，最后身患胃癌不治，于1969年9月6日去世，终年50岁。

殷氏去世后，其在台大时的学生有一个名叫李敖者，多次撰文为殷氏喊冤叫屈，以鸣不平。同时又不断地为自己的牢狱之灾大放悲声，像一个神经病或街头泼皮一样，整日连哭加叫地大放厥词，天上地下地痛骂蒋氏父子及其列位臣僚，并不时摆出一堆垃圾状的事例来向围观的看客们证明对方如何卑鄙渺小顽劣，自己如何“高大全”等等。其实李氏应该知道古人所云“好汉死在牢里”的道理，他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李敖与其师如此闹腾竟没能死于牢中，更没有弄个“秋后问斩”或“斩立决”，完全是蒋氏父子和国民党治下的政治环境宽容赏赐之福。殷海光活到了半百，据说李敖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已活到现在（75岁）尚未登鬼录，且还在60岁时生一小儿。作为“政客中的文人，文人中的政客”之人间混混儿，在中国，能活到57岁已是高寿了。或者等不到那个时候，就被五花大绑，拉到菜市口在鬼头刀的腾空闪耀中“咔嚓”一声枭首示众见了阎王，哪里还容得与“一个多欲多谋、济一己之私者”（胡茵梦语），跑到北京大学校园内汪汪狂吠，并别有用心地呕吐一些北大学生运动在悲情中应如何如何的混账话的份儿了。

上述所论，并不是无根无据、无凭证、无事实的“三无”式信口开河，故意贬低殷、李师徒并指责其在福中不知福的禀性。1952年4月17日，金岳霖在《光明日报》发表《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一文，曾有这样的话：“我培养了只做概念游戏，不关心政治，甚至于反动的人。例如殷福生就是我所供给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又说：“殷福生这个人，我非常不赞成他，他为什么要反对中国共产党，逃到台湾？”当然，除殷福生之外，还有老金早年得意弟子沈有鼎和王浩也与殷氏一道受到了指责：“我也有资产阶级天才教育观点，例如沈有鼎先生在概念游戏方面有特别的能力，我就只看见他的这一方面，他受了我的毒素，一直到现在还严重的脱离实际……天才教育观点在这一方面使我特别的捧王浩，他现在仍然留在美国大学里，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金岳霖如是说，内心并没有伤害殷福生、沈有鼎、王浩辈的故意，其目的还在于贬其自身，以便在政治上过关。但从另一侧面透露出那个时代政治形势的险恶。

据说，1948年由英自动返国并留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后进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沈有鼎，在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开始不久就主动闭上了嘴巴，侥幸躲过了一劫。王浩于1949年前赴美教学、定居，日后成为世界公认的杰出的华裔哲学家。中美关系解冻后，王浩每次重回祖国，都不忘去看望一下他的恩师老金。而殷海光对恩师更是投入了深情的眷恋。殷重病之后，台北中华电视台曾经采访过他，问一生中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殷答：“我没有什么心愿了，唯一让我遗憾的是没能再见一下我的恩师金岳霖先生。50年了，我很想念他。你们将来有机会去大陆，请替我问候一下，就说他的学生殷福生很想念他。”两个月以后，殷海光撒手人寰。

海峡两岸民间交往解冻后，台北中华电视台记者来到北京并采访了已近90岁的老金。当记者问金岳霖是否还记得过去曾经教过一个叫殷福生，后来改名殷海光的学生，老金说：“我太老了，教过的学生很多，记不得了。”对方说：“可是您的学生还记得您，对您给他的帮助念念不忘。”金岳霖说：“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还提他干吗！”

这位记者走后，北大哲学系主任汤一介（汤用彤之子）曾专门问过老金，说金先生您的记性那么好，难道真的忘了这个叫殷福生的学生了吗？老金笑了笑说：“没有。殷海光在海内外有一点小名气，这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他原来的名字是殷福生，真难为他还能记得我。他是湖北人，我那时年轻，孤身一人，每月有几百块大洋，我又用不完，殷福生很穷，我资助过几十个哲学系的学生。我从来没有想过让他们回报我。我对殷海光好，不是为了他将来报答我。一个人真心地帮助别人，不是为了别人怎么回报。善之为善，不求回报，这才是善的原意啊！”

几年以后，殷海光的学生、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邀来北京大学访问讲学，借机拜见金岳霖，说是十多年以前，受自己的老师——台大教授殷海光之托，来看看太老师。遗憾的是，此时老金已经去世了。

• 〔28〕《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王安娜著，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出版。

• 〔29、32〕《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 〔30〕徐志摩在济南白马山坠机身亡时，按照林徽因的叮嘱，前去收尸的梁思成专门带回一小块失事的飞机残骸。此后的岁月，这块飞机残骸一直挂在林徽因卧室的墙壁上，以表达对徐志摩的永久怀念。就是这块飞机残骸，令好事者视为林爱徐的“铁证”。有一名叫苗雪原者，在《书屋》2001年第11期上，发表了《伤感的旅途——徐志摩情爱剖析》一文，着重提出梁思成是否真正爱着自己的妻子林徽因的问题。经过苗氏的一番论证，认为：“日后成为中国第一流建筑大师的梁思成与林徽因看起来郎才女貌十分般配，实际上梁与林的婚姻本质上极为不幸。梁在徐生前一直与之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徐飞机失事后，亲赴出事地点参与料理善后事宜，并给林带回失事飞机残骸上烧焦木片一块（南按：实际是铁片）。但林徽因的反应一定令梁始料不及，林竟将此木片悬挂于卧室正中央，并一直挂了二十四年，直至辞别人世。深知徐林过去的交往，对其也并非没有一点本能的戒心，但既然能够主动带回存留着诗人印迹的遗物，说明梁此举是在信任徐林朋友关系的基础上，出于尊重和理解妻子的感情而为之的。但梁在徐死后才惊觉林与徐之间的关系决非友谊所能包容——诗人是林心中永远的痛，占据着任何人都无法占据的位置——而这在徐死前，一直超出梁的理解力。至于梁是否真正爱着自己的妻子林徽因呢？由于缺乏足够的史料，难以下断语。也许在徐死前是爱的，由于父荫而得到林的梁或许出于对林所承受的痛苦而心怀内疚，对林的举动加以迁就包容，但这并不成为永恒的爱的充分证明。几十年如一日悬挂于卧室墙壁中央的焦木片所包蕴的含义远远超出梁最初的定义——它以迟到的勇气寄托了始而柔弱终而刚强的女诗人对不幸婚姻的无言控诉和对意中人无限的深情。在它面前，梁作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的尊严，及其对妻子的感情直至整个婚姻，在每一天每一晚都将受到挑战、考验和折磨。”

为了证明梁林之间没有爱情，苗氏举例加以说明：“林徽因于1955年辞世后仅一年梁就有了新夫人林洙的事实或许能够说明一切。就人之常情而言，即便是缘分平常的夫妻，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也会产生相濡以沫的感情，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追思亡灵之痛尚未平复，遑论再议迎娶新妇？二人貌合神离的婚姻其裂痕一至于此！”

苗氏此说一出，在坊间与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林徽因与徐志摩、梁思成的关系一时甚嚣尘上，又成为新一轮饭后谈资。苗氏之说，看似独辟蹊径，别立门户，成一家之言，但细一考察又不尽然。第一，梁娶新夫人林洙与林病逝“仅一年”明确有误。从当事人留下的材料看，梁与林洙相爱是在1959年之后，结婚是1962年，此时离林徽因去世已7年矣。（参见林洙《困惑的大匠》另，作者曾亲自找林诛证实过）如此时间间隔，无论对生者还是死者都是可以说得过去的。第二，如果说林在卧室悬挂徐志摩遇难飞机残骸是林爱徐的“铁证”，那么林在李庄悬挂弟弟林恒罹难飞机残骸之举则说明了什么？

对于林收集飞机残骸的真伪，有一位名叫陈宇的徐志摩研究者曾专门到古城西安采访过林徽因的堂弟、已由大学讲堂退休在家的教授林宣。据林宣说，林徽因跟他情同手足，几乎无所不谈。林宣与徐志摩也很熟，当年林徽因在香山养病，就是林宣陪徐志摩不断看望、照顾林徽因的。已进入耄耋之年的林宣对陈宇回忆说，“他（按：指林宣）陪徐志摩下了香山后不久，就听到徐志摩再次北上飞机失事。关于林徽因保存飞机残片，确有其事。但不是一块，而是两架飞机的两块残片，并且都是由梁思成去取回的。一次是抗战期间，林徽因当飞行员的胞弟林恒在对日空战中阵亡，梁思成参与后事处理带回的。另一次即徐志摩出事时，林徽因叫梁思成马上赶去济南取回的。林宣说两块残片他都见过，有烧焦的痕迹，都用黄绫扎着，放置地方并无定所。”（陈宇《一路解读徐志摩》，载《传记文学》1999年12期）

如果林宣的回忆无误，这两块“铁证”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林只把此物视作一种亲情、友情的纪念性标志，并不专含男欢女爱的爱情之“爱”。这一标志尽管不能如梁从诫所说徐林二人一生都没有男女之爱的“爱”，但至少可说明所谓的“铁证”并不太“铁”。至于梁思成到底爱不爱林徽因，就如同鞋子穿在脚上，只有自己知道合不合适一样，也只有梁思成自己心里明白，外人看到的都是表象，不足为凭。据梁思成的后续夫人林洙在《困惑的大匠》中记载，梁思成生前针对社会上流传的“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一语，曾对人说过“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此语是否可代表梁氏的心境，或许较为复杂，有待识者明察，但绝非苗氏所说的如此简单则是肯定的。

• 〔31〕梁从诫《北总布胡同三号——童年琐忆》，载《不重合的圈——梁从诫文化随笔》，梁从诫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第十章　大爱无言

状元府走出的才子

日子一天天过去，当老金休假期满，准备离川回昆，傅斯年又携妻带子离开重庆来到李庄。傅氏的到来，对正处于艰难困苦中的梁家与史语所同仁无疑是一个喜讯。

此次傅斯年返李庄，除对史语所事务放心不下，主要原因是身体状况已糟糕得不容许他再行代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职了。傅氏身体垮掉得如此之快，除原有的病根与终日奔波忙碌，与他突遭老母病故有很大关系。

傅斯年家族宅院（作者摄）

傅斯年父亲早逝，家中全靠年迈的祖父与母亲支撑。到了傅斯年祖父傅淦这一代，当年的状元府已经衰败，兄弟们分家时，处世淡泊的傅淦只要了一点末等房产安身度日，因而到了傅斯年成长的年代，家中就显得寒酸落魂，生活窘困。如有急事用钱，告贷无门，傅母只得忍心含泪命人从颓垣断壁上拆一些砖瓦变卖。因住房破损又无钱修理，每逢风雨来临，屋顶漏水，傅母只好怀抱幼子孟博，头上撑一把布伞遮风挡雨，生活十分艰难。按当地风俗，身为长子的傅斯年，在16岁读中学时，就由祖父和母亲做主，把聊城县绅士丁理臣之女丁蘸萃姑娘一顶花轿抬到家中拜堂成亲。年轻的丁姑娘虽略通文墨，号称聊城第一美女，但由于长期生活在乡下小城，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与傅斯年反差极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系统接受与中国传统教育不同的另类教育，傅斯年对自己的婚姻越来越感到不快，对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形式更是深恶痛绝。他与丁媳妇长期分居，既已失了共同的志趣，感情更是无从谈起。傅氏为此悲愤满腔，想摆脱这种困境，又如同老虎吃天无处下口，转来转去总不得要领，令他苦恼之极。

当他留学欧洲归来，以一只全身散发着海腥味的学术“大鳄”重新爬上远东之岸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傅斯年挟西洋之学以自重，再也不管中国社会瘟疫一样繁衍盛行的那一套乱七八糟的“吃人”礼教，遂下定决心要与母亲娶的那位“儿媳妇”一刀两断。于是，在1934年那个酷热的夏季，傅斯年擦着满头大汗，咬牙掏出了一笔“青春损失费”，总算与丁媳妇在济南协议离婚。同年8月5日，与俞大维的小妹俞大綵在北平共结百年之好。

出身名门官宦之家的俞大綵，幼冲之年即受到新式教育，及长，求学于上海沪江大学，长于文学，尤擅英文，且写得一笔好字，作得一手绝妙的小品文章。得益于傅斯年留德同学俞大维从中牵线搭桥，傅氏才与比自己年轻10岁的俞大綵缔结连理。1935年9月，儿子傅仁轨出生，傅斯年把在老家聊城的母亲接到北平与自己一起生活。据说，傅氏平时对母亲十分孝顺，虽已成了学界政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且霸气十足，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偶遇母亲发脾气，乃立即长跪不起，听任母亲斥责，直到老太太发完脾气，让他起来方才站起，或是对母亲解释，或是好言安慰。因傅母患高血压病，忌吃猪肉，作为儿媳的俞大綵为照顾婆母身体，不敢给她食肉，而傅母却偏喜好这一口，且极爱好吃肥肉，于是矛盾不可避免。晚年的俞大綵曾回忆说：

孟真侍母至孝，对子侄辈，也无不爱护备至。太夫人体胖，因患高血压症，不宜吃肥肉，记得有几次因我不敢进肥肉触怒阿姑，太夫人发怒时，孟真辄长跪不起。他窃语我云：“以后你给母亲吃少许肥肉好了。你要知道，对患高血压症的人，控制情绪，比忌饮食更重要，母亲年纪大了，别无嗜好，只爱吃肉，让她吃少许，不比惹她生气好么？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含辛，抚育我兄弟二人，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1〕

傅斯年夫妇与母亲合影，后排右一是傅斯年侄子（傅乐铜提供）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京空袭日频，危在旦夕。傅斯年由于领导中央研究院各所的搬迁事宜，无暇顾及家庭，更无力陪侍老太太避难同行，特委托一位下属和两个侄儿负责保护母亲转移至安徽和县暂住。南京沦陷，傅氏辗转来到重庆后不久，两个侄儿来见，傅斯年以为家人顺利脱险，十分高兴，当侄儿述说祖母没有逃出来时，傅斯年大怒，当场打了侄儿两个耳光，又各自踹了两脚。随后，千方百计令人把母亲于战祸连绵的安徽接了出来，辗转20余天由陆路逃至汉口，最后抵达长沙。斯时老太太年已七十余岁的高龄，傅斯年每言及老母逃难事，总怀歉疚之情，他曾对同事说：老母“幸能平安至后方，否则将何以面对祖先？”后来，史语所由长沙迁昆明，傅斯年把母亲接到重庆，安置在歌乐山下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与弟弟傅斯严（孟博）一起生活，费用全部由傅斯年负担。

傅氏老母体胖，加之为躲避战火长年奔走劳累，一旦安定反生病恙，时好时重。到了1941年春，作为儿子的傅斯年又一病不起。此病源于他身体过于肥胖，又患有高血压症，整日奔波操劳，遂使病情加重，不得不住进重庆中央医院救治。傅斯年患病的消息传出，远在美国的胡适曾专门致函表达了真挚的关切之情：

昨晚得你四月三十日的飞邮，才知道你病了，我真十分担心，因为你是病不得的，你的“公权”是“剥夺”不得的！你是天才最高，又担得起担子的领袖人才，国家在这时候最少你不得，故我读你病了的消息，比我自己前年生病时还要担心……你的病必须休息静养，若能如来书所云，“六个月内绝对休息”，我可以包你恢复健康，但不可忧虑气恼，也不可贪吃肥肉！你的兴致好，和我一样，我想你一定可以恢复健康的。〔2〕

不管是“天才”还是“领袖”，或者是真龙天子，作为人难免是要生病的，上帝不会单独照顾傅斯年。但胡适的手足之情，还是在傅的精神上给予一些慰藉，使他增加了同病魔抗争的信心和勇气。几个月后，傅斯年终于出院，回到重庆郊外的家中休养。

意想不到的是，傅斯年出院了，他的老母却因胆结石引发的疾病死在了医院。

老太太病逝后，傅斯年因不知病情，医院方面的专家又拿不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为此双方吵吵嚷嚷，争论不休，最后院方提出解剖，以验证病症之要害。傅斯年犹豫再三，最后同意解剖，其结果确为胆结石所致。经此病案，借此可见当时中国头号医院医药设备及医疗技术是怎样的落后与糟糕，亦知傅斯年之心情是如何的悲愤交集又徒感哀伤了。

斯人已去，作为孝子的傅斯年能够做的就是尽其所能地料理后事。国难当头，丧事又须从简。傅母墓地选在歌乐山附近中研院数学所办公处旁的一个小山顶上，由俞大维派兵工署人员在岩石中钻一洞穴，下葬时用吊车将棺木放入，用水泥制成七八寸厚预制板三块，用吊车吊起盖在墓穴上方，整体看上去如同一个应用于战争的碉堡，极为坚固。为此，傅斯年致信胡适说：“家母葬于歌乐山风景绝佳处，作成一水泥之圹，甚坚。”短短几十字，透出傅斯年的得意与宽慰之情。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当1966年“文革”风潮兴起时，这个寄托着自己缅怀之情的“水泥之圹”，作为“地主妖婆”和“蒋帮特务的后台老板”的窝点，被红卫兵和造反派以“摧古拉朽”之势，用炸药炸开，抛骨扬尸，荡涤殆尽。据说傅母的人头骨，被一革命小将拿去作为辉煌战果公开展览后，倒上洋油，挂于一棵大树之上点了天灯。此时傅斯年在台湾孤岛去世已15年矣。

傅斯年安葬了老母，怀着哀痛与悲壮的双重心境，拖着病体，坚持出席了11月中旬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会议，但仅出席了一半就因体力不支回到家中继续养病。此时，傅斯年对所谓的“参政”早已没了兴趣，只因为他的老对头孔祥熙，在前一段时间曾到处散布流言，谓“听说傅斯年病的要不行了！”〔3〕言外之意是马上就要断气死掉了。傅斯年闻知怒不可遏，大骂孔氏是乱臣贼子，混账王八蛋，人人得而诛之等。这次带病出场亮相，完全是为了反击幸灾乐祸的孔祥熙，正如他在给胡适的信中所言：“盖证明我未死也！”

未死的傅斯年心力交瘁，越来越感到撑不下去了，遂下定决心离开重庆这块是非之地，回李庄休整。

1941年12月3日，已辞去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之职的傅斯年，携家眷乘长丰轮赶赴李庄。

就在傅斯年乘坐的轮船溯江而上，艰难前行的时候，日本帝国海军六艘航空母舰，盛载四百余架飞机，携同两艘战列舰、两艘重巡洋舰，以及驱逐舰、潜艇、油船等，共三十三艘舰只组成的庞大舰队，在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南云忠一海军中将的指挥下，根据日本军令部发布的绝密作战命令，以颇为壮观的环形航海队形，在波涛滚滚、浓雾密布的太平洋海面上，向离日本本土三千海里以外的美国珍珠港急速挺进。

美国西部时间12月7日凌晨，日本舰队已抵达夏威夷群岛，并进入预定作战位置。1时16分，漆黑冰冷的太平洋瓦瑚岛海底，随着“咔嚓”一声轻微的响动，牵缚五艘日本潜水母舰的固定带迅速断开，随着暗流巨涛骤然滚动，五艘特种潜水母舰如脱缰野马，向位于夏威夷群岛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驶去。

夏威夷时间7日早6时15分，从六艘航空母舰甲板上起飞的183架日机，在黎明的夜空中编好队形，组成第一轮冲击波，发疯般向珍珠港扑去。

日本轰炸机群对珍珠港先后实施两轮攻击后迅速撤离，总计炸沉、炸伤美太平洋舰队各种舰船40余艘，炸毁、炸伤美飞机450架，有4500多名美军官兵伤亡，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美国时间12月8日，罗斯福总统身披深蓝色海军斗篷，登上国会大厦讲坛，发表了令全世界为之震憾并注定要流传后世的演说。罗斯福同时要求国会宣布：“自12月7日星期天无端发动这场卑鄙的进攻之时起，美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

梁思永患病之因

因冬季上水行船，傅斯年乘坐的轮船行驶缓慢，连续五天的颠簸动荡，总算于1941年12月7日上午到达李庄板栗坳。一进家门，便感到头晕目眩，全身无力，一量血压，水银柱忽忽上蹿，竟打破了先前的一切纪录。面对血压高症再度加重，只得大把吃药，迷迷糊糊地昏睡了两天才稍有好转。当傅斯年从床上爬起来，晃晃悠悠地走出宅院，站在板栗坳的山顶上，舒展着筋骨，眺望东流不息的滚滚长江，大有“山中方几日，世上已千年”之感。此时，珍珠港事件已经爆发就在罗斯福总统发表讲话的同一天，中国政府对德、意、日三国宣战！

随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自由法国、波兰等20多个国家，相继对德、意、日宣战。惊心动魂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12月22日，蒋介石电令国民党杜聿明第五军、甘丽初第六军、张轸第66军编组以罗卓英、杜聿明为正副司令官的中国远征军，入缅甸配合英军对日作战。中国军队首次以战略进攻的姿态走出国门，与同盟国军队一起夹击日军。

12月23日，蒋介石在重庆官邸召集中、美、英等国军事代表会议，对太平洋战局发表了意味深长的演说：“日、美开战之初，日本不宣而战，偷袭檀岛，〔4〕使美国遭受不测之重大损失，……我国抗战，以后如能自强不息，则危险已过大半。往者美国限制日本，不许其南进（南按：东南亚诸国）北进（南按：苏俄），独不反对其西进（南按：中国）。而今则日本全力侵华之危机，已不复存在矣！”〔5〕蒋委员长一席话，令中方人员不禁想起当年最有实力制衡日本的美国，不但隔岸观火，而且还暗示日军把战火烧向积贫积弱、灾难连连的中华民国，以保存他们在东南亚的既得利益。面对日寇步步进逼与中国军民在长达四年半的时间里孤军御敌，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在座的军政大员无不悲感交集，溘然泪下。

国际战争局势明显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但作为偏隅一地的李庄，却一如既往，看不出有什么明显变化，所有的当地人和“下江人”仍在战争威胁与生活极端匮乏的阴影中艰难度日。

在此之前，史语所代所长董作宾已被诸种繁杂的事务搞得疲惫不堪，祈盼傅斯年早日回到李庄主政，从他给傅氏的信中不难看出其迫切之情。1941年5月21日，董作宾致电傅斯年，询问“是否提前来李，当代筹备”；8月9日再发一电：“兄寓修成，弟当迁入，为兄守门户，静候返所”；8月27日，傅斯年从重庆致信董作宾，表示不日将回归李庄，并寄来一字据，曰：“兹经凌纯声、芮逸夫、董作宾先生介绍，承张雨苍先生雅意，愿将本宅大礼堂东边套房二间借与本人居住。本人亦愿出资，代为修理仓房五小间，以答厚谊。立此字据，附粘修理仓库房工料一单，并祈存查。”9月22日，董作宾再度致函傅斯年，告之曰：“兄之房子装修后大致可用，弟偶工作于此，以示其屋有用……”云云。〔6〕

董作宾所说的房子，是专门为傅斯年预留的一个叫桂花坳的小地方。此地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离板栗坳张家大院隔着几十米水田，石头垒起基脚，高出水田许多，视野比较开阔。在这个看上去既独立又和张家大院整体上连在一起的地方，几栋房子围成一个三合院，房前屋后茂林修竹，风景倒也典雅别致。傅斯年全家入住后，甚感满意。许多年后，俞大綵记述道：“那是一个水秀山明，风景宜人的世外桃源。我们结庐山半，俯瞰长江……在李庄几年中，孟真在家时更少，常去重庆，心所焦虑，唯在国家之危急存亡。”〔7〕

这段叙述，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及梁再冰、梁从诫等人描绘有很大不同。在梁家人眼里，这里是个偏僻荒凉、寂寞的“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除了潮湿、阴冷、简陋的农舍，就是满屋子乱窜乱爬的老鼠和臭虫，可谓“简直不是人居住的地方”（林徽因语）。而在傅斯年夫妻眼里，除了环境如“世外桃源”，居住条件也如傅斯年给胡适信中所说：“两处皆是一片大好房子。”从宏观的角度看，梁家与傅家住房条件基本相当，甚或在上坝月亮田的梁家还更高一筹，之所以产生天壤之别的分歧，主要取决于各自的心境与面对苦难的生活态度。事实上，傅斯年在来李庄之前和之后，身体、生活条件并不比梁家更好，这一点从俞大綵回忆中可辨得分明：

傅斯年在李庄板栗坳的故居（作者摄）

孟真屡年来，因为公务奔波劳碌，感时忧国，多年的血压高症暴发，头昏眩，眼底血管破裂，情形严重。不得已，在（重庆）郊区山中，借屋暂居，借以养病。那时，他奄奄在床，频临危境，悲身忧世，心境极坏，看不见他常挂在嘴角的笑容了。

那是一段穷困悲愁的日子。孟真重病在身，幼儿食不果腹。晴时，天空常有成群的敌机，投下无数的炸弹。廊外偶而细雨纷霏，又怕看远树含烟，愁云惨淡，我不敢独自凭栏。

记得有一次，三五好友，不顾路途遥远，上山探疾。孟真嘱我留客便餐，但厨房中除存半缸米外，只有一把空心菜。我急忙下楼，向水利会韩先生借到一百元，沽肴待客（我与韩君，素不相识，只知他曾在北京大学与孟真同学，但不熟）。那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向人借钱。

事隔一月，我已还清债务，漫不经心地将此事当笑话说与孟真昕。不料他长叹一声，苦笑着说：

“这真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了。等我病愈，要拼命写文章，多赚些稿费，决不让你再觍颜向人借钱了。我好惭愧！”我很后悔失言，不料一句戏言，竟引起他的感慨万千，因为他常为国家多难而担忧，但他于个人生活事，从不措意！

孟真病稍愈，我们即迁李庄。〔8〕

傅斯年到李庄稍作休整，狂涨的高血压症慢慢好转，而大山那边林徽因的病情却依然没有康复的迹象。更为严重的是，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史语所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此时已身染重疴，性命堪忧了。

当傅斯年走出板栗坳，满头热汗地来到李庄上坝月亮田营造学社驻地，见到梁思成、林徽因夫妻时，对于林的病情没有太感意外，闻知梁思永的病况如此之重，则大出意料，惊悚不安。

当史语所在昆明时，梁思永曾抱怨此处的天气不冷不热，搞得人一点进取心都没有，工作情形不佳。四川的天气有冷有热，人会精神得多，也就不会呆钝，所以“当芮逸夫在李庄找到房子后，梁思永很赞成搬家”。〔9〕按梁思永的想法，或许到了四川就可以提起精神多做一些工作，因而到了李庄之后，尽管路上受了很多苦，但精神很好，跑前忙后不亦乐乎。当史语所大部分人员迁入李庄郊外板栗坳张家大院后，梁思永考虑到山上的环境可能对自己身体不利，便住进了李庄镇羊街8号罗南陔家一个单独的小院中。

1932年，罗南陔（左三）在期来农场的养蜂场所摄（逯弘捷提供）

罗南陔属于读书人出身，时任国民党李庄党部书记，无论是思想还是眼界都较一般当地土著为高。自梁思永携妻子李福曼和女儿梁柏有进住之后，双方的关系越来越融洽。罗家种植了近三百盆兰花，见梁思永身体比较虚弱，还伴有类似气管炎的病症，春天来临时，罗南陔就命家人把几十盆上等兰花搬到羊街8号梁家院落，除了便于观赏，还借以改善环境调节空气。当梁思永在紧张的劳作之余于院中望着碧绿的兰花，嗅着扑鼻的芳香，心中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时在李庄镇郊外上坝月亮田的梁思成经常到羊街8号看望弟弟一家，罗南陔与梁思成也渐渐熟悉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当时罗家还开办了一个“期来农场”，仅菜地就达一百多亩，从开春到秋后，每当新鲜蔬菜下地，罗家总是专门精选两份，一份送给梁思永，一份送给梁思成一家，以接济他们艰难的生活。梁家兄弟在李庄近六年，与罗家的这种亲情一直保持下来。

梁思永把家安在李庄镇内，生活较为方便，由于史语所在山上板栗坳办公，上山下山都需爬五百多级台阶，来回异常辛苦，梁思永便采取周一上山在史语所宿舍居住，周六下山回家休息的办法，在镇内家中的时间是每周两夜一天。当时梁思永的身体尚好，工作热情颇为高涨，“在山上时，忙于工作，不分昼夜。虽然是研究室内的工作，但拼命的程度，不减田野工作的精神”。〔10〕

自1934年始，由史语所编写、出版的中国第一部考古专门报告《城子崖》出版之后，学术界好评如潮。受其鼓舞，傅斯年、李济等开始筹备安阳殷墟发掘报告《小屯》的编写、出版事宜。1934年秋，梁思永主持殷墟西北冈发掘时，恰好小屯的发掘由一次至九次告一段落，即着手进行发掘报告编著。受城子崖报告编写方法的启发，梁思永拟把自己主持的西北冈工作告一段落后，接下来作室内整理工作，其他人可以主持另外遗址的发掘，这样田野、室内均可工作。待报告完成，再去作田野工作。如此循环往复，遗址不断发掘，报告不断出版，中国的考古事业将出现一个良性发展的盛况。遗憾的是，卢沟桥一声枪响，惊碎了这个辉煌的梦。抗战之前，梁思永只写出了《后冈发掘小记》〔11〕、《小屯龙山与仰韶》〔12〕两篇文章。仅此二文，就引起学术界广泛瞩目和好评，“在当时都认为在中国考古学上是划时代的贡献，使中原史前文化的层位予以确定”。〔13〕

梁思永与夫人、女儿在李庄羊街8号罗家院中留影（引自《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吴荔明著）

来到李庄的第一个夏天，梁思永精神干劲一如从前，日间工作之暇，穿着背心短裤打乒乓，以保持健康。与梁思永抱怨的昆明气候大为不同的是，李庄夏天闷热，冬天湿冷，称得上有刺激性。只是这种刺激有些过火过度，晚上不但闷热流汗，蚊子又结队来叮，这种气候对他的身体极为不利。到了第二年初夏，梁思永卧病不起，不但不能再到田野工作，还差点丢了性命。

尝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地的气候是造成梁思永发病的一个原因，但梁氏本身就有沉疴，其病症肇始于殷墟发掘的时代。

1931年春，27岁的梁思永来到殷墟参加史语所考古发掘团工作，由此发现并正确划分了著名的“后冈三叠层”。1932年，在一次野外发掘时身患感冒，因田野发掘紧张，生活艰苦，梁思永来回奔波，不能稍离工地，病情未得到及时控制。直至高烧几日，转成病情严重的烈性肋膜炎，才急忙转到北平协和医院住院治疗。由于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梁思永胸肋部开始大量化脓积水，协和医生从他的胸腔内连续抽出了四瓶如同啤酒一样颜色的积水。经加量用药和多方设法救治，方稳住病情。当时梁思永的妻子李福曼已怀身孕，日夜守在丈夫病床前施以照顾。梁思永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病，直到1932年底才渐渐好转，但未能完全康复，且在未来岁月中留下了一个潜在隐患。

1934年，梁思永再度参加安阳殷墟侯家庄南地与同乐寨的田野考古发掘，接着于1935年主持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的发掘。也就在这次发掘中，梁思永与夏鼐两位在中国考古史上影响深远的巨擘不期而遇了。对于这次相会的情形，时隔20年，夏鼐回忆道：“我初次跟梁先生做野外工作，是1935年春间在安阳侯家庄西北冈。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但留在我脑中的印象仍很鲜明。那次也是我们初次的会面。梁先生那时刚过三十岁，肋膜炎病愈后并不很久。瘦长的身材，苍白的脸色，显得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是在工地上，他是像生龙活虎一般地工作着。他的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他完全忘记了身体的脆弱。白天里，他骑着自行车在各工地到处奔跑巡视。对于各工地在发掘中所显露的新现象和产生的新问题，他随时都加以注意，加以解决。他有时下坑亲自动手，有时详细指点助理员去做。那次的工作地范围广达数万平方米，分成五六个区域，但是几乎随时到处都有梁先生在那儿。四百多个工人和十几个助理员，在他的领导之下，井然有序地工作着，像一部灵活的机器一般。晚间在油灯下，他有时和工作队助理员谈谈当天发掘中的新发现，有时查阅各人的田野记录簿，有时看着助理员们剔花骨等，整理当日出土品，有时和他们讨论新问题——因之时常深宵还未入睡。”〔14〕

抗战爆发后，梁思永与李济等组织全所同仁携带物资由长沙经桂林、越南海防迁往昆明，由于物价飞涨，入不敷出，一同随梁思永流亡到昆明的妻子李福曼，不得不在街道两边摆地摊变卖家中稀有的一点衣物艰难度日。据梁思永的外甥女吴荔明说：当梁思永一家从长沙撤往昆明绕道越南海防时曾稍事停留，5岁的女儿梁柏有在商店看见一个模仿美国当时红透世界的女童星设计的洋娃娃——秀兰·邓波儿，便在柜台前转来转去不肯离开，软缠硬泡让妈妈李福曼买下来。当时生活已极清苦，但梁氏夫妇实在不忍伤孩子的心，一咬牙买了下来。这个洋娃娃在昆明陪伴幼小的梁柏有度过了一段欢乐而难忘的时光，并于战时的西南之地给予她幼小心灵莫大慰藉。令人不忍追忆的是，1940年冬，当梁思永携家随史语所即将迁李庄时，家中生活实在困难，李福曼忍痛把女儿已爱抚了两年多的洋娃娃——可爱的秀兰·邓波儿，以18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富商的女公子。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灾变”，年仅7岁的梁柏有大哭不止，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久久难忘的伤痛。

来到李庄后，梁思永开始着手撰写抗战前殷墟西北冈的发掘报告，并有“一气呵成”之志。这部报告自南京撤退长沙时即开始撰写，梁思永一有机会便出示标本，加以整理。在昆明时已将西北冈的全部出土古物都摩挲过一遍，写下要点，对报告的内容组织也有了大致轮廓，完成似乎指日可待。遗憾的是天不遂人愿，未过几个月，梁思永开始患病。1941年10月16日，梁思永给正在重庆出差的李济写信汇报三组的工作情况，顺便谈了自己的病况，信中说：

一、技术员张曼西君试用期满，成绩不佳，已于上月底辞去。三组绘图员一席又虚悬。请兄就便在重庆招考。关于资格，弟意：学历不必限制；年岁在廿五岁左右或以下，年青一些好；能绘图兼摄影为上选；绘图以钢笔黑墨画为主（尤着重线条）；须能写生兼机械画。三组各报告大致都进行到绘制图版之阶段，此项技术人员之需要甚为急切；如研究所不能供应，工作只好让实君（按：指绘图员潘悫）一人慢慢做，何年何月做得完，就无法估计了。三组现积之绘图工作，非少数人短期内所能完成；这次招考，研究所如能取用二人更好。如用二人，其中至少一个须能兼摄影。

二、西北冈器物之整理，本预定十月底完毕。今因上月廿二日、本月八至十日弟之胃病大发了四次，八日至十日几不能饮食，下山回家调养，耽误约半个月，完工之期又展迟至十一月中旬。器物整理完毕之后，即开始继续报告之编辑。报告中统计制表、编索引等机械工作，拟请研究所指派一专人协助。〔15〕

信中看出，此时梁思永尚能带病坚持工作，并为撰写殷墟西北冈发掘报告之事操劳不息。但随着冬季来临，梁思永肺病再度复发，且来势汹汹，发展迅速，梁氏自称是“闪击战”，极大地威胁到生命。正在这个生死存亡的节骨眼上，傅斯年由重庆赶往李庄。

在困境中突围

在李庄镇羊街8号，傅斯年详细询问了梁思永的病情，虽暂时得到了扼制，但仍“颇使人忧虑”。傅斯年环视周围环境，认为罗家的房子虽好，但少阳光，且有些阴冷，这对患有肺病的人极其不利。经过反复权衡，傅斯年决定在板栗坳山上史语所租住的一个院内，专门腾出三间上好的房子，请来当地木工安上地板，钉上顶棚，在窗上装上玻璃，打造晾台等，让梁思永搬来居住，以便能每日晒到太阳，并可在晾台上做简单的室内活动。待一切准备停当，梁思永已病得不能走动，只得请人用担架抬到板栗坳。但上山需跨越五百多级台阶，为求万无一失，傅斯年与梁思成亲自组织担架队伍，先由梁思成躺在担架上请人抬着在上山的台阶上反复试验，出现问题及时设法解决，感到切实可行后，方请人把病中的梁思永抬到板栗坳称作“新房子”的住处安顿下来。

鉴于史语所与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人员都已“吃尽当光”，只剩了一个“穷”字，傅斯年意识到非有特殊办法不足以治疗梁思永和同样处于病中的林徽因的病症。于是，1942年春天，傅向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写信求助。信曰：

骝先吾兄左右：

兹有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音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其理如下：

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该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夫人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

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16〕

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少！二人所作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亦此时介公所提倡者也。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专此敬颂

道安

弟斯年谨上四月十八日

弟为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因兄在病中，此写了同样信给咏霓，咏霓与任公有故也。弟为人谋，故标准看得松。如何？

弟年又白〔17〕

此信发出11天，未见回音，担心重庆方面无能为力或深感为难，情急之下，傅斯年召开所务会，想出了一个新的援助办法，再度写信于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满怀挚诚与爱慕之情地历数梁思永功高过人之处，并请其核准史语所做出的决定。原文如下：

骝先先生院长、企孙、毅侯两兄赐鉴：

梁思永先生病事，兹述其概。十年前，思永于一年过度劳动后生肋膜炎，在协和治愈，但结疤不佳，以后身体遂弱。自前年起，忽生胃病甚重，经二年来，时好时坏。去年胃病稍好，又大工作，自己限期将殷虚报告彼之部分写完。四个月前，即咳嗽，尚听不出肺病声气。上月医生大疑其有肺病，送痰往宜实验，结果是+++！所听则左右几大片。此次肺病来势骤然，发展迅速，思永自谓是闪击战，上周情形颇使人忧虑，近数日稍好。思永之生病，敝所之最大打击也。兹谨述其状。

思永虽非本所之组主任，但其moral influence甚大，本所考古组，及中央博物院之少年同志，皆奉之为领袖，济之对彼，尤深契许。彼学力才质，皆敝所之第一流人，又是自写报告、编改他人文章之好手，今彼病倒，殷虚报告之进行，一半停止矣。思永尤有一特长，本所同仁多不肯管公家事，或只注意其自己范围事，弟亦颇觉到敝所有暮气已深之感。思永身子虽不好，而全是朝气。其于公家之事，不管则已（亦不好管闲事），如过问，决不偏私而马虎也。其公道正直及公私之分明，素为同仁所佩。弟数年以来，时思将弟之所长职让彼继任，然此事不可不先有准备。抗战时，弟在京代总干事，思永在长沙代弟，不特敝所翕然风服，即他所同在长沙者，亦均佩之也（孟和即称道不置之一人）。以后弟在重庆时，曾有若干次托彼代理，其目的在渐渐养成一种空气，俾弟一旦离职，彼可继任耳。彼于代理殊不感兴趣，强焉亦可为之。自胃病后，不肯矣。弟此次返所，见其精力甚好，前计又跃于心中，今乃遭此波折，亦弟之大打击矣。

彼如出事，实为敝所不可补救之损失，亦中国考古学界前途之最大打击也，故此时无论如何，须竭力设法，使其病势可以挽回。此当荷诸先生所赞许也。查敝所医务室现存之药，在两年中可以收入二万数千至三万数千元（如照市价卖去，当可得六七万，今只是用以治同仁生病之收入，故少）。拟于此收入中规定数千元为思永买其需要之药之用（本所原备治T.B.之药甚少，所备皆疟、痢等）。此事在报销上全无困难，盖是免费（即少此项收入），而非另支用经费也。此意昨经敝所所务会议讨论通过，敬乞赐以考虑，并规定一数目，其数亦不可太少，至为感荷！若虑他人援例，则情形如思永者亦少矣。以成绩论，尚有数人，然以其在万里迁徙中代弟职务论恐济之外无他人，故无创例之虑也。如何乞考虑赐复，至感！

专此，敬颂

日安！

傅斯年谨颂

四月二十九日〔18〕

写完此信，傅斯年思慎半天，觉得意犹未尽，许多具体的操作细节亦未言明，为了达到终极目的，还需作一点补充说明。于是，在昏暗的菜油灯下，傅氏再次展纸，蘸墨挥毫，作了如下追述：

骝先吾兄：

此函尚有未尽之意。思永是此时中国青年学人中绝不多得之模范人物，无论如何，应竭力救治，彼在此赤贫，即可卖之物亦无之（同仁多在卖物补助生活中）。此种症至少须万元以上。此信只是一部分办法耳。去年弟病，兄交毅侯兄中央医院费公家报销，弟初闻愕然，托内子写信给毅侯兄勿如此办，内子谓，然则将何处出耶。弟后来感觉，去年之病，谓为因公积劳，非无其理，盖1月中弟即自觉有毛病，而以各会待开，须自料理，不敢去验，贻误至于3月末，遂成不可收拾之势，故去年受三千元，在兄为格外之体恤，弟亦觉非何等不当之事。思永身体虽原不好，然其过量工作，实其病暴发之主因。报销既无问题，甚愿兄之惠准也！

专此，敬颂

痊安！

弟斯年再白

四月二十九日

与早年和梁启超交往并友善的李济不同，傅斯年与梁家并无深交，他进北大求学以及留学海外再归国的那段岁月，梁启超的思想光芒已经暗淡，影响力显然大不如前，思想不但与时代脱节，且有倒退之嫌，再也没有当年万人景仰的盛况了。故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奉校长曹云祥之命聘请梁启超为导师时，曾发出过“儿时读《新民丛报》，即于梁任公先生倾佩甚至。梁先生之行事及文章恒大，影响我的思想精神”。又“及宓留学美国，新文化运动起后，宓始对梁先生失望，伤其步趋他人，未能为真正之领袖，然终尊佩梁先生为博大宏通富于热情之先辈”。〔19〕傅斯年在给朱家骅的信中也曾明言“弟于任公，本不佩服”。但无论如何，梁任公对社会改良以及“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这就是说，梁启超思想光芒的余晖还是在吴宓、傅斯年这一代知识分子心中闪耀未绝，只是仅此而已。何况梁启超晚年竭力反对国民党的主张，并作为国民党的敌人，在演讲中公开骂过孙中山、蒋介石等人卑鄙下流，无论什么坏人，只要一入他的党，立刻变成了很好的好人。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什么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成了俎上鱼肉等。如此怨慨与评价，搞得天下舆论汹汹，对国民党北伐与日后的统治极其不利。尚以士大夫阶层和“御史”自居的傅斯年，政治立场一直站在国民党政府一边，尽管他数次强调自己拥护政府，不是拥护既得利益集团，但与梁启超的是非观念自然有着根本区别。从梁思成与林徽因早期的交往圈子看，傅斯年偶有参与，如徐志摩乘机遇难之事，傅氏就曾与胡适等人一道参与了处理后事的讨论，但仍不能说是深交。当年北平以林徽因为主角的著名的“太太客厅”，也少有傅斯年出没的身影，这一缘由与傅氏本人有一多半时间在南方有关，但徐志摩也并不是全部生活在北方，却是“太太客厅”最为活跃的座上客。两相比较，可见傅与梁家交往之深浅。而今傅斯年之所以对思成、思永兄弟加上林徽因不遗余力地关心帮助，确如傅本人所言“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少！”梁思永来到史语所后，一直作为傅斯年的下级从事工作，其间亦无其他如俞大维、陈寅恪、傅斯年等三人关系转化成亲戚关系的枝节横生。傅、梁二人之交，如同一条直道的河流在苍茫大地上毫不喧嚣地汩汩流淌，此景也壮观，其情也绵绵，纯粹属于自然界的正常互动，整个脉络清澈明媚，没有半点污浊之气，真可谓应了古人那句名言——君子之交淡如水。

当然，像这种四处求人，八面联络以取得款项的事，也只有傅斯年这样的“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和“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胡适语）才能做到——否则，仅就梁启超“曾为国民党之敌人”这道门槛就难以迈过去。因了傅的性格和在政学两界放射的巨大能量，在当时或之后，有不少学界和官场中人称傅斯年为典型的学霸或学阀。〔20〕这虽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淫者见淫的事，但也多少反映了时人对傅为人处世的定位。按台湾学者王汎森的说法，在那样一个时代，要成为“学霸”或“学阀”，也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必须有学术以外的网络，绵密的政府关系，同时与仅有的一些基金会如中基会及中英庚款委员会，保持密切的关系，而傅斯年正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在政府关系方面，傅与国民党的组织部长、教育部长朱家骅形同莫逆，而且共同具有在中国建立一个学术社会的理想。他与国民党内自由派官员关系密切，最后并得到蒋介石的尊重。在基金会方面，朱家骅是中英庚款的负责人，而与傅氏谊兼师友的胡适，则是中基会的负责人。不仅史语所的诸多经费——尤其是安阳发掘的庞大费用，能得到中基会的挹注，傅斯年实际上也常成为广大学者与政府及基金会间的桥梁。”又说：“在民间资源绝少的年代里，这是极为关键的一种关系。而其来往书信中，与此性质有关者乃极多，尤其抗战期间，大量知识分子贫病交迫，为知识分子请求各种补助成为他的要务，傅氏成为照顾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王汎森说这段话的时候，曾翻拣史语所保存的《傅斯年档案》，列举了几个事例，其一就是正在云南大理家乡进行民间文化调查的史语所研究人员李家瑞，曾致信傅斯年“因生活迫人，为儿女太多所累，无法维持生计，不得已请假一年，暂营商业”，以免饿死。另一个就是为梁思永与林徽因请求补助一事，“梁思成夫人林徽音（因）在一封给傅斯年的信中表示他们感谢得不知说什么好”。〔21〕

林徽因这封信在封存、湮没了几十年后，被台湾史语所傅斯年档案整理者王汎森重新发现并公之于众，由此为傅斯年与梁家的交往又增添了真诚而感人的一笔。信曰：

孟真先生：

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万一，雅不欲循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踌躇了许久仍是临书木讷，话不知从何说起！

今日里巷之士穷愁疾病，屯蹶颠沛者甚多。因为抗战生活之一部，独思成兄弟年来蒙你老兄种种帮忙，营救护理无所不至，一切医药未曾欠缺，在你方面固然是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但在我们方面虽感到lucky（幸运），终总愧悚，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及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

现在你又以成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丛细之事累及咏霓先生，为拟长文说明工作之优异、侈誉过实，必使动听，深知老兄苦心，但读后惭汗满背矣！

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分（份），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

素来厚惠可以言图报，惟受同情，则感奋之余反而缄默，此情想老兄伉俪皆能体谅，匆匆这几行，自然书不尽意。思永已知此事否？思成平日谦谦怕见人，得电必苦不知所措。希望咏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知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此问！

双安〔22〕

此信略有残缺，落款日期已难觅，因而具体时间已不可考。据辗转得到这封信影印件的梁思庄（梁思成妹）之女吴荔明推测：朱家骅收到傅斯年的求援信后，与翁文灏等人设法作了援救之策，而傅斯年得知确切消息或收到款子后，在转给梁思成的同时，顺便把他给朱家骅信的抄件一并转来，意在说明缘由。而此时恰逢梁思成外出（最大可能是去重庆办理公务），信落到林徽因的手中。林看罢自是感激莫名，未等梁思成回李庄，便先行修书一封，表示对傅感谢，同时顺便做些谦虚性的解释，并问及其他事宜，如“思永已知此事否？”等等。

在李庄病中的林徽因与女儿梁再冰、儿子梁从诫

至于傅斯年为梁家兄弟讨来多少款子，吴荔明说：“因为当事人都已经谢世，无法妄测，只有耐心等待相关档案后才能真相大白。但是，林洙舅妈记得二舅曾告诉过她：收条是傅孟真代写的。……傅斯年为思成、思永兄弟送来的这笔款子，无疑是雪中送炭，二舅妈林徽因和三舅思永，从此生活质量有了改观。”（按：林徽因去世七年之后，梁思成于1962年与清华建筑系女同事林洙结婚。）

为了证明傅斯年确实送来了款子，吴荔明还引用梁思成给美国驻华好友费正清的信作补证，梁氏在信中写道：“你们可能无法相信，我们的家境已经大为改善。每天生活十分正常，我按时上班从不间断，徽因操持家务也不感到吃力，她说主要是她对事情的看法变了，而且有些小事也让她感觉不错，不像过去动不动就恼火。当然，秘密在于我们的经济情况改善了。而最高兴的是，徽因的体重两个月来增加了八磅半。”〔23〕

吴荔明的这个推测，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也有令人困惑之处，从梁思成致费氏的信中看，内中并未述及傅斯年送款之事，而后来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在写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传记中，引用这封信之前是这样说的：“可是，他（梁思成）已不再像从前那样无忧无虑。他现在成了管理者，一个什么都得管的‘万事通’，奔波在李庄和陪都之间筹集资金，成天忙于开会和联系人等等，而不是从容不迫地专注于他的研究、绘图和田野调查。”〔24〕从这段记载分析，似乎费慰梅更倾向于梁家生活的改善是梁思成本人奔波的结果。

当然，要彻底推翻吴荔明的论断是困难的，除了林洙一面之词外，最能证明梁家得款的证据是林徽因在给傅斯年信中那句话：“希望咏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知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倘若梁家未见成果，何以凭空生出“引见访谢”之意？

这个谜团湮没了六十多年后，于21世纪初有了破译的线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得知翁文灏日记有一部分收藏于台湾“国史馆”，经与翁的家属和台湾方面沟通，特派研究员李学通前往查阅核校。李从翁氏1942年的日记中发现了如下两条记载：

9月16日，访陈布雷，谈梁思成、思永事。又谈魏道明为驻美大使，美方颇为不满。

9月28日，接见周象贤、Fitzroy、周茂柏、李允成、黄人杰、张克忠、胡祎同、周国剑（送来蒋赠梁思成、思永贰万元正，余即转李庄傅孟真，托其转交）。〔25〕

如果没有相抵牾的推理，这两条日记就是梁氏兄弟得款过程和数目多少的铁证，其操作程序当是朱家骅与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主任的翁文灏（咏霓）商谈，由翁找蒋介石侍从室一处主任陈布雷，再由陈向蒋呈报，蒋介石以他自己掌控的特别经费赠梁氏兄弟二万元，以示救济。——这个环节得以破译，上述三封信便可通解。

有一点必须提及的是，从傅斯年上书到介公赠款的五个月里，梁家兄弟的生活特别是梁思永的病情一直有恶化的趋势，必须随时用药物控制。而除了史语所有个医务室和一位被同仁称为“白开水”的专职医务人员（南按：据石璋如说，每当同事到医务室看病，这位老哥就说多喝白开水，于是大家便送了他一个“白开水”的绰号），要从外部购点药困难重重，傅斯年只好以割腕断臂的方式打起了内部主意，而这个主意产生的后果，正如8月6日傅斯年给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信中所说：“又云弟平日办此所事，于人情之可以通融者无不竭力，如梁思永兄此次生病，弄得医务室完全破产”“为思永病费，已受同仁责言”。又，8月14日信：“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一有例外，即为常例矣。如思永大病一事，医费甚多，弟初亦料不到，舆论之不谓弟然也。”〔26〕

由此可见，为了挽救梁思永的生命，傅斯年以他特有的霸气加梁山好汉的哥们义气，把医务室本来并不厚实的家底，几乎全部倾注在了梁思永身上，从而出现了史语所同仁不满和各种舆论滋生，而傅斯年本人也感到进退不得，颇为恼火。事实上，在如此艰苦卓绝、生死茫茫的紧急关头，因一个人的病情把整个史语所同仁、家眷所依靠的医务室弄得破产解体，这对全所人员造成的惶恐是显而易见的，舆论对傅氏的做法不以为然，甚至非议也是一种必然。——若不如此，才是不可思议的。看来，即是在别人眼里手眼通天、霸气冲天、牛气冲天的“三天”之才傅斯年，面对梁家兄弟这种特殊的情形，也有点力不从心。幸运的是，因有了介公赠送的这笔款子，来回奔波的傅斯年，总算可以抬头挺胸抹几把额头上的汗水，长嘘一口气了。

注释：

• 〔1〕俞大綵《忆孟真》，载《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 〔2〕《胡适研究丛刊》，第三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出版。

• 〔3〕《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 〔4〕檀岛，即夏威夷群岛著名的檀香山岛，美国太平洋舰队大本营所在地。

• 〔5〕《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6〕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傅斯年档案”。

• 〔7、8〕俞大綵《孟真与我》，载《傅斯年》，岳玉玺等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 〔9〕《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访问；任育德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2002年出版。

• 〔10、13〕石璋如《考古方法改革者梁思永先生》，载《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出版。

• 〔11〕载《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编，609—625页，1933年出版。

• 〔12〕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555—568页，1935年出版。

• 〔14〕夏鼐《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原载《新建设》，1954年6期，转载《夏鼐文集》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

• 〔15〕《李济与友人通信辑》，李光谟辑，载《中国文化》，第十五期，1997年12月（北京版）。

• 〔17〕《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下引信件同。重点符号为信中原有，信中提到的“咏霓”为翁文灏。

• 〔16〕此处令人感到有些突兀。为何傅在颂扬林徽因的同时，突然从半道扯出一个冰心来为其垫背？且明确表示林的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此种语气显然含有对冰心轻视的意味。傅何以要弄出一个不相干的冰心与林对比，难道傅与冰心之间还有“太太客厅”的纠葛与过结吗？

从傅斯年、冰心的人生历程看，二人没有特别的交往，也没有明显的矛盾。据梁实秋与费孝通等人说，当年冰心留美时已是国内知名的女作家和诗人，加上外表文静高雅，得到了许多热血正盛的男生青睐，一时间求爱者云集，在美利坚合众国那块充满野性与朝气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场好莱坞式的爱情追逐大战。但在五彩缤纷又夹杂着刀光剑影的情场上，多路来攻的英雄豪杰只能在围城之外来回兜圈徘徊，无法破门而入，来一个生擒活拿。纵然有强悍之将如顾毓琇者，用尽全身气力，一次又一次发起强攻，其结果仍无法突破冰心那冰冷如铁、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大败而归。在各路攻取的人马中，平时不声不响的吴文藻坚信世间无不破之城与不盗之墓，乃抖起精神，以孙子兵法所倡导的巧取制胜之道，利用独特的火攻战术，几个回合下来，冰心防线产生雪崩，从而一举拿下，吴文藻取得了令人喝彩又被众人嫉妒的辉煌战绩……而这部大片中上演的一切姻缘际会，爱恨情仇，与傅斯年皆毫无干系，可见傅对冰心的轻视，与世俗的爱情观或弗洛伊德的情爱欲望理论都没有直接关联。有人谓冰心当年写《我们太太的客厅》小说，讽刺林徽因与“客厅”里的知识分子，产生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负面影响，引得与“客厅”有联系的傅斯年大为不快，并对冰心如此轻率加轻狂的做法，产生了厌恶与轻视之感，从此怀恨在心。此次借向朱家骅进言的机会，正好把林徽因与冰心放在一起作一对比，以扬林抑冰的方式，达到出一口恶气的目的云云。

以上说法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冰心确是有她的人格缺陷，据北大教授季羡林回忆说：“我于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不知什么时候起改名为外国语文系）。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却是很富裕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旁听或偷听。教师不以为忤，学生各得其乐。我曾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先生的课，都安然无恙，而且因此同郑振铎先生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但也并不是一帆风顺。我同一群学生旁听冰心先生的课。她当时极年轻，而名满天下。我们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满脸庄严，不苟言笑。看到课堂上挤满了这样多学生，知道其中有“诈”，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选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我们悚然而听，憬然而退，从此不敢再进她讲课的教室。”（《忆陈寅恪先生》，载《怀旧集》，季羡林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从这段回忆看，冰心除了当年撰写《我们太太的客厅》讽刺与梁思成、林徽因交好的学界朋友，并引得林徽因当场派人送给她一坛山西陈醋以示报复外，冰心的确含有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令人不太喜欢的一面。但这些事仍然与傅斯年无关，看来傅氏对冰心的鄙视必有更复杂的原因。

从已披露的材料看，傅斯年对冰心的轻视，与她的丈夫吴文藻有极大关系。这一说法的证据是，晚年曾做过高官大员，且一直坚持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非来一场“改造”不能走上正途的费孝通，在接受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访问时，曾断断续续地说过这样的话：“在燕京，吴文藻同他们都不对的，他是清华毕业的，应当回清华的，因为冰心到了燕京。他们夫妻俩以冰心为主，她同司徒雷登很好的。这样，吴文藻是被爱人带过去的，在燕京大学他没有势力的，在燕京靠老婆。后来出了燕京，他才出头。吴文藻的一生也复杂得很啊。我们燕京大学是跟老师的，一个老师带几个好学生，我是跟吴文藻的。”（《费孝通先生访谈录》，朱学勤等，载《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下同。）

在谈到当时燕京与北大、清华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时，费孝通明确表示北大、清华与燕京有很大不同，“吴文藻同傅斯年也不对的，搞不到一起的。吴文藻想自己建立一派，他看得比较远，想从这里面打出一个基础来，通过Park这条思路创造中国这一派。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够，他就培养学生。”又说：“云南大学校长是清华的熊庆来，他请吴文藻去组建社会学系……但到了云南大学没有办法发展。后来冰心不愿意在云南，她的朋友顾毓琇想追冰心，没有追到。冰心厉害，看中吴文藻，吴文藻一生受冰心影响。”

最后，费孝通总结性地说：“对旧知识分子，我一直看不起。在我眼中，真正好的没有几个，好的知识分子，有点学问的，像冯友兰、金岳霖、曾昭抡这批人，我是欣赏的。自然科学里也有点好的，可是也不是好在哪里，叫他们来治国、平天下，又不行。”因而，1949年之后，官场得意的费孝通竭力主张要给这些不能“治国平天下”的旧知识分子来一场脱胎换骨的政治改造。在费孝通等人的鼓噪声中，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被关进了“牛棚”，而有幸得到费某人“欣赏”的知识分子如曾昭抡等亦未能幸免，“文革”中被活活整死。最后费某人自己也落入圈套不能自拔，成了不折不扣的“牛鬼蛇神”。——古人谓“玩火者必自焚”，看来不是乱讲的。当然，在费氏看上的人物中，只有冯友兰是个异数，他以御用文人“梁效”顾问的身份，跟随江青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腾云驾雾好一阵子，在得以苟活性命的同时，也给这纷乱的世界留下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生哲学命题和具有反面典型意义的标本。

费孝通是吴文藻的得意门生，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唯吴的马首是瞻，从费氏的谈话中知道吴与傅斯年不合，但他没有明确列举不合的原因，只隐约透露了吴到云南大学之后要建立一个社会学系，但又遇到强大阻力，最后只得放弃云南赴重庆工作云云。这一点，从台北傅斯年图书馆档案保存的与顾颉刚、朱家骅等人通信中可窥知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侧面。

1938年10月，顾颉刚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聘，赴昆明任职，主要讲授“经学史”与“中国上古史”两门课程。并在距城20里的北郊浪口村安居。据顾的女儿顾潮说：“出于排解不开的边疆情结，父亲到昆明不久，便在《益世报》上创办《边疆》周刊，集合许多朋友来讨论。”想不到这一讨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傅斯年的警觉。

抗战时期中国人口流动量大增，“外来户”与当地土著或私下称作“土包子”之间不团结闹矛盾，或暗中较劲儿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当时国民党统治的西南边城昆明如此，而共产党控制的陕北黄土窑洞依然若是。当时的左翼作家茅盾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就曾叙述过抗战期间自己在昆明与顾颉刚、朱自清、闻一多、吴晗等人交谈的情形。据说茅盾曾让朱自清派人去找过冰心，正好冰心外出不在家，未能参加。谈话不久，茅盾就发现所谓的“外来户”与“土包子”之间不团结的问题，遂当即决定“把话题转到外来文化人与本地文化界如何联络感情加强团结的问题”。参加谈话的顾颉刚在发言中说：“大家步调一致是对的，但把单方面的意见强加于人就不对了”云云。（《我走过的道路》，茅盾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针对顾颉刚在《益世报》上弄出的那个《边疆》周刊以及登载的文章，傅斯年通过对昆明社会各阶层思想现状分析，清醒地意识到民族矛盾是一个极为重要和敏感的问题，从团结的大局出发，毫不客气地给予了批驳。傅在致顾颉刚的信中这样说道：

有两名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其一为“边疆”。夫“边人”自昔为贱称，“边地”自古为“不开化”之异名；此等感觉云南读书人非未有也，特云南人不若川粤人之易于发作耳。其次即所谓“民族”。犹忆五六年前敝所刊行凌纯声先生之赫哲族研究时，弟力主不用“赫哲民族”一名词。当时所以有此感觉者，以“民族”一词之界说，原具于“民族主义”一书中，此书在今日有法律上之效力，而政府机关之刊物，尤不应与之相违也。今来西南，尤感觉此事政治上之重要性。夫云南人既自曰：“只有一个中国民族”，深不愿为之探本追源；吾辈羁旅在此，又何必巧立各种民族之名目乎！今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泰族Thai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英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广事传教。即迤西之佛教，亦自有其立国之邪说。则吾辈正当曰“中华民族是一个”耳，此间情形，颇有隐忧。迤西尤甚。但当严禁汉人侵夺蕃夷，并使之加速汉化，并制止一切非汉字之文字之推行，务于短期中贯彻其汉族之意识，斯为正途。如巧立名目以招分化之实，似非学人爱国之忠也。

针对这一论点，傅斯年正告顾氏：要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以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在北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血统，在南人谁敢保证其无百粤苗黎血统，今日之云南，实即千百年前之江南巴蜀耳。此非曲学也。”又说：“日前友人见上期边疆，中有名干城者，发论云：’汉人殖民云南，是一部用鲜血来写的争斗史。在今日，边地夷民，仍时有叛乱情事。’所谓鲜血史，如此人稍知史事，当知其妄也。友人实不胜骇怪，弟甚愿兄之俯顺卑见，于国家实有利也。”（《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当此之时，顾、傅二人因在广州中山大学时代和后来的一系列矛盾，早已割袍断义，互不来往。但为民族大义计，顾接信后，听从了傅的劝说，即作《中华民族是一个》的长文刊于周刊。顾氏如此说，当然不是屈服于傅的压力，而是一种外力警醒下的自觉。当时云南的政治情形正如本地出身的学者楚图南在后来回忆中所言：除蒋介石的“中央”与云南省掌门人龙云的“地方”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之外，在文化教育界，已经产生了“本省人和外省人，云大与联大之间的隔阂”，以及“高级知识分子之间如留美派、留欧派、洋教授和土教授等门户之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楚图南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正是鉴于这一错综复杂的情况，顾颉刚在《自传》中说道：“因为我到西北去时，在民国十七年回民大暴动之后十年，在这暴动区域里，处处看见‘白骨塔’‘万人冢’，太伤心惨目了，经过十年的休息，还不曾恢复元气，许多的乡镇满峙着秃垣残壁，人口也一落千丈。到西宁时，一路上看见‘民族自觉’的标语，这表示着马步芳的雄心，要做回族的帝王。我觉得如果不把这种心理改变，边疆割掘的局面是不会打破的，假借了‘民族自觉’的美名，延迟了边民走上现代化的日期，岂不是反而成了民族罪人。所以发表这篇文字，希望边民和内地人民各个放开心胸，相亲相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努力，扬弃这种抱残守缺的心理。”

顾在1939年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得孟真来函，责备我在益世报办边疆周刊，登载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因写此文以告国人。此为久蓄于我心之问题，故写起来并不难也。”在这篇文字里，顾氏主张“中国没有许多民族，只有三种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中国各民族经过了数千年的演进，早已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尤其是‘汉族’这名词，就很不通，因为这是四方的异族混合组成的，根本没有这一族”。后来顾颉刚在《自传》中回忆说：文章发表后，“听人说各地报纸转载的极多，又听说云南省主席龙云看了大以为然，因为他是夷族人，心理上总有‘非汉族’的感觉，现在我说汉人本无此族，汉人里不少夷族的成分，解去了这一个症结，就觉得舒畅多了”。（《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顾潮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顾文的刊发，令当地土著和省主席龙云等甚感满意舒畅，傅斯年当然也乐意看到这一结果，写信谓顾氏深明国家民族大义并加以赞扬。为此，二人的心又拉近了一步。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史学大师陈寅恪也同意傅、顾的观点，认为外来的知识分子不要乱说一些夷汉籍贯之事。如云南史学家方国瑜请陈寅恪以及顾颉刚、姚从吾、向达、方豪等人吃饭。席间，方豪问方国瑜，云南的方姓是从哪里迁来的。方国瑜答：“我桐城方氏的后裔。”饭后，顾颉刚告诉方豪：“方国瑜是么些人（南按：云南少数民族称呼），说是桐城方氏后裔，只是面子好看些。”陈寅恪便提醒方豪：“我们万不可揭穿他，唐代许多胡人后裔，也用汉姓，也自道汉姓始祖何处。”（《陈寅恪编年事辑》（增订本），226页，蒋天枢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意想不到的是，就在大家以抗战团结为重，尽量避谈夷汉民族之别，并对傅、顾的学术观点群声叫好之时，却惹恼了另一个山头的派系，为首者乃吴文藻，马前卒乃吴的学生费孝通。

吴与费同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费做吴的助手，当时吴文藻是属于中英庚款基金会派往云南大学的，因而吴氏挟庚款之声威，与费孝通辈联合一帮师生和所谓的“民族学家”，在昆明搞了一个号称“民族学会”的山头，并扯出大旗，占山为王，有声有色地闹将起来。众所周知的是，以傅斯年为首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本来就有一个声望颇大的民族人类学组，其人员由大字号“海龟”吴定良、凌纯声以及著名学者芮逸夫等人构成，这个组至抗战爆发时，已遍走中国大部分地区，特别对东北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有广泛的调查研究，并动用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摄影机进行实际考察拍摄。这就是说，此组无论是人员还是装备都是全国独树一帜，没有任何一个同类团体和个人可以匹敌。——在这样的背景下，吴文藻、费孝通借战乱之机欲在云南边陲拉杆子立山头竖大旗，这自然就被傅斯年与学术界同仁看做是对史语所甚至整个中央研究院的挑战。

傅斯年眼看吴、费之辈高举的大旗在云南高山峡谷中飘扬开来，并对自己所属的阵营来了一个先发制人式的打击，公开在报上驳斥傅、顾之说，宣称“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傅斯年一看，自是怒火攻心，立即意识到吴、费等“民族学家”的言论，将在云南发生极其不良的社会影响，弄不好会产生新的乱子，引起复杂的民族纠纷，必须立即想法截断这股歪风浊流。根据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兵家战略，傅斯年采取后发制人的战术决策，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开始向吴、费联盟反击，于是有了顾颉刚与傅斯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题论文发表。兵锋所指，一目了然。已经占山称王的吴文藻见傅、顾集团挥刀弄枪地向自己砍来，颇不服气，认为顾、傅联盟构筑的理论堡垒乃牧竖之妄语，必须以“替天行道”的豪气与正气，坚决、彻底、干净地给予毁灭性打击。于是，吴文藻亲自秉烛焚香，筹划密谋，坐阵指挥，遣费孝通为大将，高擎“民族学会”的大旗，呼喊着“为学问而学问”，以及“学问不为政治服务”的口号，率领部分精兵强将一路喊声震天地杀出山门，欲扫荡顾、傅联盟堡垒。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对势力，傅斯年挥舞令旗，急速从西南联大、北大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阵营调兵遣将予以迎战。因吴氏敢于较劲称王的底气来自有美金英镑支撑的中英庚款董事会，而当时该会的董事长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兼任，总干事为杭立武，傅斯年便采取釜底抽薪的狠招，立即密函朱家骅、杭立武二位钱权在握的掌门人，揭露吴、费之谬说，痛陈其妄为，历数思想观点之荒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危害，条列乱党扰国之举动，要求朱、杭二人紧急将吴氏他调，以免破坏民族团结，发生不侧之事端，借机达到将来犯之敌一举击溃之目的。

傅在致朱、杭二人的密函中告之曰：

先是颉刚在此为《益世报》办边疆附刊，弟曾规劝其在此少谈“边疆”“民族”等在此有刺激性之名词。彼乃连作两文以自明，其一，论“中国本部之不通”。其二，论“中华民族是一个”。其中自有缺陷，然立意甚为正大，实是今日政治上对民族一问题唯一之立场。吴使弟子费孝通驳之，谓“中国本部”一名词有其科学的根据；中华民族不能说是一个，即苗、瑶、猓猡皆是民族。一切帝国主义论殖民地的道理，他都接受了。颉刚于是又用心回答一万数千字之长文，以申其旧说。

欲知此事关系之重要，宜先看清此地的“民族问题”。此地之汉人，其祖先为纯粹汉人者本居少数，今日汉族在此地之能有多数，乃同化之故。此一力量，即汉族之最伟大处所在，故汉族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一个民族。若论种性，则吾辈亦岂能保无胡越血统。此种同化作用，在此地本在进行中，即如主席龙云，猓猡也；大官如周钟狱，民家也；巨绅如李根源，僰夷也。彼等皆以“中国人”自居，而不以其部落自居，此自是国家之福。今中原避难之“学者”，来此后大在报屁股上做文，说这些地方是猓猡，这些地方是僰夷……更说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这些都是“民族”，有自决权，汉族不能漠视此等少数民族。更有高调，为学问作学问，不管政治……弟以为最可痛恨者此也。

最后，傅斯年说：

夫学问不应多受政治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想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吴某所办之民族学会，即是专门提倡这些把戏的。他自己虽尚未作文，而其高弟子费某则大放厥词。若说此辈有心作娲固然不然，然以其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以不了解政治及受西洋人恶习太深之故，忘其所以，加之要在此地出头，其结果必有恶果无疑也。

以傅斯年的霸气与朱、杭二人的密切关系，加上顾、傅在昆明所调集各路精兵强将的强力支援与夹击，吴、费山头不稳，派系不牢，最终力不能敌，丢盔卸甲败下阵来。最终的结局是，吴文藻携夫人冰心弃昆明转重庆另谋新职，整个昆明“民族学会”阵营树倒猢狲散，傅斯年所说的“费某”也顾不得“大放厥词”，而不得不设法撤离山寨，杀出重围，夺路而逃了。

正是鉴于这样一种充满了火药味的政治、学术背景，深知费氏所言“吴文藻一生受冰心影响”的傅斯年，在反对、轻视吴氏的同时，对他认为的真正幕后操纵者——冰心，没有好感，并在致当年曾给过吴文藻一记闷棍的朱家骅信中，再度与林徽因同时提出来，并给予轻视性的评价，也就不足为奇了。

• 〔18〕骝先，朱家骅表字。企孙，指叶企孙，叶氏原为清华大学特种研究事业委员会主任，时接替傅斯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毅侯，指王毅侯，时为中央研究院会计处主任。

• 〔19〕《吴宓诗集·空轩诗话》，149页，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出版。

• 〔20〕李敖《一个学阀的悲剧》，载《李敖全集》第十二卷，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

• 〔21〕《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的系谱》，338页，王汎森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 〔22、23〕《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吴荔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 〔24〕《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 〔25〕《翁文灏日记》，翁文灏著，李学通刘萍、翁心钧整理。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

• 〔26〕《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第十一章　归去来兮

李济的哀伤

就在傅斯年为梁思永、林徽因的病情处心积虑谋划筹款、医治之时，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最为宏大和重要的支柱——李济，由于家庭突遭不幸，又出现了坍塌崩毁的迹象。

1937年12月，李济一家摄于桂林，后排左一是女佣（李光谟提供）

抗战爆发后，李济带着一家老小六口（父亲郢客老人、妻子、女儿凤徵、鹤徵、幼子光谟），从南京到重庆、长沙、桂林、越南直至昆明，辗转数千里，备受艰难困苦，总算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万没想到，1940年夏，在史语所议迁李庄时，14岁的二女儿鹤徵突患急性胰腺炎，因得不到药物及时治疗而死去。一枝含苞待放的鲜花，无声无息地凋落在红土结成的高原之上，在西南边陲那温暖的阳光照耀下，永久地与青山茂林做伴了。

心中滴血的李济夫妇在巨大悲恸中，来到爱女的坟茔作最后辞别，旋即含泪打点行装，带领全家匆忙迁往李庄。积在心头的哀痛尚未淡去，1942年初春，在李庄中学读书即将毕业，17岁的大女儿凤徵又不幸身染伤寒，一病不起。因李庄缺医少药，终于不治。爱女临走的那天下午，握着父亲李济的手，有气无力地说：“爸爸，我要活下去，我要考同济大学，在李庄读书，永远不离开您和妈妈，还有爷爷……”纵然如伟大的学者李济博士，连同迁入李庄的同济大学医学院数位留德“海龟”教授共同努力，亦回天乏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美丽的双眸悄然划下两滴泪珠，带着无尽的遗憾，走了。

凤徵的墓地选在李庄郊外一座小山冈的平坦之处，这是李庄乡绅张官周出于对郢客老人和李济父子的敬重，特地从自家的园地中僻出无偿出让的一块地方。小小的山冈之上，痛失爱女的李夫人撕心裂肺的呼喊，在荒草萋萋的山野回荡。李济的眼睛里汪着一潭痛楚的泪水，将一把把温润的泥土轻轻地撒在女儿的墓穴里。一片片于西南早春盛开的黄色花瓣被抛向天际，于新起的坟茔上空飘舞飞旋。没有葬礼，没有悼词，唯有滚滚的江水和阵阵袭来的山风，让人感到生命的凄美与哀伤。

从1940年到1942年的两年间，李济的两个爱女一“鹤”一“凤”，撇下风烛残年的祖父、悲痛欲绝的双亲以及年少的弟弟，悄无声息地撒手人寰，乘风而去。

面对接踵而至的灾难，李济的心灵受到了重创，在一夜接一夜痛苦的失眠与哀叹中，精神支柱开始倾斜。彻骨的凄凉与过度的悲伤，终于使李济病倒床头。李济的父亲李权（郢客）老人，这位满清王朝末年的小京官，著名的词人雅士，面对两个从小围在自己身边唧唧喳喳，小鸟一样惹人爱怜的孙女不幸夭亡，更是悲情难抑，身体很快垮了下去，不久即中风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老爷子自感将不久于人世，遂立下遗嘱，一旦自己魂归道山，让家人在其墓碑上镌刻“词人郢客李权之墓”以示纪念。五年之后，当身衰体残，骨瘦如柴的郢客老人在南京去世时，李济按照遗嘱一字未改地书写了碑文，算是实践了老人的遗愿。

在凄凉悲苦的心境中，李济勉强从病床上支起身体找到傅斯年，于李庄郊外板栗坳一个月高风清的晚上进行了一次秉烛长谈。按李济的想法，他要辞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之职，去掉安在自己头上的两顶“官帽”，以便摆脱行政事务繁扰，调整心态，做点案头研究工作，借以缓解日甚一日的精神苦痛。对李济的处境，傅斯年深感悲戚，清醒地意识到这根宏大支柱一旦坍塌，对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工作将意味着什么。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紧要关头，他所做的不是顺水推舟，而是要尽可能地使对方从颓丧委靡中振作起来，在事业上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1942年3月27日，李济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于李庄镇张家祠租赁的办公室，以忧伤的笔调给傅斯年修书一封，派人送到几里地之外的板栗坳，信中说：

在李庄期间李济致傅斯年的信函（李光谟提供）

前日所谈，感弟至深。弟亦自知最近生活有大加调整之必要，但恐西北之行（未尝不愿）未必即能生效，或将更生其他枝节。数月以来，失眠已成一习惯，中夜辗转，窃念研究所自成立以来，所成就之人才多矣，而弟愧不在其列，有负知己，诚自不安，然此亦非弟一人之咎。弟自觉念日最迫切之需要，为解脱，而非光辉。衷心所祈求者为数年安静之时间。若再不能得，或将成为一永久之废物矣。〔1〕

从信中可以看出，前天晚上的交谈，傅斯年除了给予同情、理解和好言相慰，还为李济想出了一些解脱之法，如到西北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等，以缓解对方的精神压力与恶劣的情绪。但一直处于极度痛苦与悲伤中的李济，虽被傅氏的真诚与热情所感动，终未能回心转意。

三天之后，傅斯年回信，再次以诚挚坦率之言劝慰：

惠书敬悉，深感！深感！大约四十为一大关，过此不能不宝爱时光矣，弟之大症，有一好处，即能辞去总干事也。虽今日治学未必有望，而在总干事任中必无望。援庵①之“开快车”（彼亦同感而言），寅恪之“损之又损”②，前者弟不能，后者弟亦求其如是矣。兄目前之事，不在博物院，而在精神之集中。博物院事，似乎办事人不比史语所少，兄可不必多操心（此人劝我语，兄或鉴于裘事③，然彼等事不能再有？亦不可有反常之心理也）。安阳报告固为一事，此外似尚须有一大工作，方可对得起此生。弟所以劝兄一往西北者此也。总之，治学到我辈阶段，无所著述，甚为可惜。兄之一生，至少须于安阳之外再有一大事，方对得起读书三十年也。然西北不过是一法；其他亦有法，要看战事如何耳。我之一病大约是一无结局，故此等问题多不敢想也。〔2〕

傅斯年推心置腹的一席话，令李济不好意思再僵持下去，只好带着一颗悲伤、抑郁、孤独的滴血之心，在史语所考古组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之间艰难支撑。就当时的情形言，无论哪一个方面，都不容许李济轻易对呕心沥血为之经营的事业撒手不管。何况此时以史语所为主体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之事正在紧张地筹划之中，中央博物院的主力人马，对岷江流域彭山一带的田野发掘刚刚取得大捷，并酝酿对牧马山墓葬大规模发掘。头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两顶“官帽”的李济，此时如同干手插进湿面里，想抖搂得一干二净几乎是不可能的。历史给予他的，只能像在驻美大使任上的胡适自嘲的那样：“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早在1941年春，受“西北考察热”影响，在李济倡议下，经傅斯年、朱家骅及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等实权派要员批准，拟组织一个西北科学考察团和川康古迹考察团，对西北敦煌一带和四川、西康两省的古迹作一次大规模调查和发掘。西北科学考察团由中研院史语所、中博筹备处、中国地理所三家合作，并从西南联大文学院抽调以研究中西交通史闻名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向达（觉明）出任团长。由于事涉多家机构，此事一直在不间断地联系、组织中，迟迟未能成行。而川康古迹考察团却较为顺利地按计划实施起来。

川康古迹考察团由抗战期间流亡李庄的中研院史语所、中博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三家机构联合组成。考察团以吴金鼎为团长，全面主持工作。1941年1月，吴金鼎率队赴叙府一带作考古调查和发掘，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获得南溪葬地、九家村崖墓、双江头、旧州城等遗址。同年3月至4月，考察团由叙府沿岷江而上，至成都及周边地区，在新津发现堡子山葬地，旧县城故址。继而在彭山发现蔡家山葬地、双江葬地；在温江发现古城埂遗址；在成都发现青羊宫葬地；在郫县发现马镇古城等颇有考古价值的遗址。

调查工作告一段落，考察团成员撤回李庄休整。1941年5月，吴金鼎再度率中央研究院考察团自李庄乘船溯江而上，沿急流湍急的岷江直奔彭山而去。

当考察团一行抵达彭山地区后，经过调查走访，发现此处山岭相连，古迹颇多。自汉代始，随着各类墓葬制度和丧葬风俗的兴起，彭山县境成为四川汉代崖墓分布最为广泛、密集和重要的地区。考察团将地理方位与崖墓的分布情况作了大致了解后，决定以彭山县城东北约五公里，位于武阳江、府河与岷江交汇处的江口一带群山定为考察重点，并把江口镇东南一座名叫寂照庵的寺庙做工作站安营扎寨。此后以江口附近山中崖墓为起点，开始一路向西连排式发掘。尽管考察团人数不多，却是一支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的精锐之师，尤其吴金鼎、曾昭燏、夏鼐三人，作为中央博物院乃至整个中国考古与博物馆界最明亮的新星，横亘于中国西南知识分子群落之中，光彩夺目，令人无法忽略他们的存在。而三人周身散发出的强劲势力与刚健锋芒，以及从大洋彼岸带来的最为新鲜的蔚蓝色思想与科技之光，也将随着此次调查发掘，在中国西南地区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辉煌。

吴金鼎与城子崖遗址

作为本次考察团团长的吴金鼎（字禹铭），与傅斯年虽同为山东人，但身材短小，不善言辞，生性腼腆，有时在陌生人面前还偶露几分羞涩。全然没有傅斯年膀大腰圆、虎气生生、挥斥方遒、激扬文字的山东大汉形象。在外形特证上，如把傅、吴二人比作水泊梁山好汉中打虎英雄武二郎与在阳谷县街头卖烧饼的大郎弟兄，当然不确，因为这对吴金鼎似缺乏公道和人文关怀。但若把傅誉为山东大汉，吴称为山东小汉，应该符合实际并说得过去的。尽管吴氏身材矮小，身子骨却壮健结实，脉管里流淌着山东人倔犟直行的血性，倘若打起架来，可与一般壮汉叫劲对敌，三拳两脚难分胜负，很可能还会把对方撂倒，这一特色算是多少弥补了五短身材的缺憾。

或许是吴金鼎与傅斯年在身材、性格、教育背景及思想等各方面相差悬殊，二人断断续续相处的十余年里，傅氏似乎一直不把吴金鼎放在眼里，不但缺少对这位既是后学，又是同乡的关照，相反在李庄期间，还表现出一些令吴氏不快的态度和处事方式。至少可以这样说，傅斯年与吴金鼎在感情上未曾建立过个人友谊并为对方倾心过。

相对傅斯年的态度，李济与吴金鼎的关系则显得情同手足，非同一般。这一情形追根溯源，自然与清华时代结下的师生之谊有密切关联。

1901年出生于山东安邱县万戈庄的吴金鼎，青年时代就读于山东齐鲁大学文理学院历史政治系，在毕业之后的1926年考入清华研究院，有幸成为第二届36名学生之一。他在清华主要追随导师李济学习人类学与考古学，其后在中国考古学与人类学上的巨大成就和贡献也根植于此。据当时吴金鼎的同届同学、后任职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的戴家祥回忆说：当时“李（济）老师所讲的考古学与我们过去所讲的考古，或者挖古董、收藏古董，实在相去十万八千里。在第二届同学中，只有吴金鼎一个人选择这门专业。吴金鼎山东人，毕业于齐鲁大学，看样子实在是个木讷君子，整天拿着本巨型的外文书，据寅恪师背地对我说：’吴金鼎英文好极了！’可是他没有写出论文，1927年暑假没有拿到毕业证书。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找不到一个考古发掘现场”。〔3〕

吴金鼎在清华就读时研究的课题为《中国人种考》，李济作为他的指导老师尽管只有短短不足一年时间，但对其影响可谓至深且巨。吴氏在1938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引言中，曾透露了他醉心考古人类学的心愿根植于清华，并受李济的影响至大。吴说：“当李济博士在夏县史前遗址进行发掘时，我就读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李济博士将其发掘所得的遗物带回大学。从典型器物的展览以至李济博士及袁复礼教授在茶话会中关于发掘工作的演说都十分生动有趣，使我也不自觉地想象有一天能够发现一个遗址，研究它，发掘它，并撰写它的历史。”

据清华大学档案显示，1927年6月7日，国学研究院召开第12次教务会议，审查并确认是年有30名毕业生合格，并给予毕业证书。李济也出席了会议，但合格学生名单上并没有吴金鼎的名字。吴没有写出论文，戴家祥推测他在当时可能找不到一个考古发掘的现场，这个推测是否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有待考证。只是吴金鼎英年早逝，没有留下与这一历史悬疑相关联的说明文字，他亲近的朋友如夏鼐等虽有回忆文字，但对此疑点同样没有只言片语的信息透露，这给考证者增加了困难的同时，也提供了多种思考空间。许多年之后，有台湾学者名苏云峰者，经过对这段史实折旧翻新，写出了下面一段话：“李济因主持安阳考古发掘工作及赴美参加考古学术会议，在（清华）研究院讲课的时间每学期不过数周，参加研究院教务会议次数也最少，所指导的学生仅徐中舒、吴金鼎二人，在他的《感旧录》中，无只字谈到清华研究院之事，可见他与学生之间，没有建立起像王国维和梁启超一般的亲密关系。”〔4〕

苏氏没有点明吴金鼎没有拿到毕业证书，是与李济的关照不够有直接关系，但如果推理不误，想来苏氏之言应有这方面的指向罢。那么李济就吴金鼎的毕业证书问题，是否像当年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时，于生死抉择的最后一刻，大名鼎鼎的导师杜威教授只是冷眼旁观，任其就地倒毙不起，还是曾热心奔波周旋？这一过程虽无确切的证据留传于世，但从后来李济与吴金鼎的关系看，想来不会像当年的杜威老夫子那样绝情，对考场上“面如死灰”的胡适视而不见，甚而见死不救。李济至少应为此做过一定的努力，只是最终未能成功罢了。

这一推陈出新的理由是，从可考的资料看，在后来的若干岁月，李济一直在鼓励、关注着吴氏学术事业的进展。吴金鼎后来在他的著作《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一书的引言中，曾这样说道：“民国十六年（1927）春，作者肆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蒙李济先生授以人体测验之方法。同时且就地实习以资熟练。更蒙助教王以中先生之助，约于一月期间共量清华学生六十八人。此作者对于人体测验工作之第一次尝试也。”又说：“既而清华放假整装回籍，济之先生慨允以仪器借予，俾得带回山东作长期测验，以完我未成之工作，所期望者尚远且大也。归鲁后任教齐鲁大学，逐日疲于校课，几无余暇得作课外之研究。所幸于学期内尚有长短若干假期，稍得从事工作。计自十六年秋迄十八年冬，共量二百九十一人。适济之先生以书来，询及所获成绩，于是乃取所有资料，核算之整理之草成《山东人体质之特质》一文，邮示先生，极蒙嘉许，十九年春来本所考古组，承先生命，取原稿重新计算之，乃成本篇。”〔5〕如果此话不虚，戴家祥所言应有一定的道理，吴金鼎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完成论文而未拿到毕业证书。

1990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在城子崖遗址发掘中清理的龙山文化时期城墙遗址（山东省考古研究所提供）

想来1927年那个酷热的夏季，吴金鼎是带着怅惘和些许的遗憾之情离开清华的。走出校门后，他返回母校齐鲁大学做了一名助教。这个抉择，除他本人内心的故乡情结，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山东跟其他中国北方多数省份一样，有相当丰富的古代遗迹，自新旧石器时代一直追溯到汉代的古代遗物，几乎在每一个县区均可发现。既然吴氏有志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研究，选择能够有机会进行考古工作的齐鲁大学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吴金鼎利用业余时间到野外作田野考古调查，并进一步坚定了他毕生从事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路向。他在《平陵访古记》中曾这样描述自己在1928年4月4日第二次踏勘龙山遗址后的心情：“自此之后余始确切认定此遗址，包含层中所蕴蓄之重大意义。而余之兴味自此不知不觉亦为之转移，平陵研究之热忱渐趋冷淡。嗣后所读参考书多关于新石器时代之文化。余暇所思念者，亦多为石器时代人之生活状况。盖余已认明此龙山遗址，确为新石器时代之一村落。一部古代史迹深藏黄土垄中。嗣后余将牺牲所有余暇，尽吾全力以求此遗址之了解。”〔6〕

平陵访古是吴金鼎涉足田野考古的起点，也是他人生历程的重要转折点。1928年，当吴金鼎前往山东平陵进行考古调查时，就注意到城子崖一台地有异于寻常的堆积——这是发现伟大的龙山文化一个高亢嘹亮的前奏。后来经过多次探查拭掘，城子崖遗址埋藏着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得以正式出现在中国考古学的序列中，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而巨大的影响。

不能说没有吴金鼎就一定没有龙山文化的发现，但至少这个发现要晚一段岁月，而晚些岁月发现、发掘的城子崖遗址，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是否还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并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则是无法想象的。对此，李济说得十分清楚：当“殷墟出土的实物分析出来，显然地呈现着极复杂的混合状态，相比的材料必须多方追求。在这类材料实现以前，殷墟出土物之意义，就不能十分明了。故史语所发掘殷墟以来即从事于类似之搜求……有了城子崖的发掘，我们不但替殷墟一部分文化的来源找到一个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得了一个新阶段。”〔7〕由这段记述可以看出，龙山文化的发现适逢其时，吴金鼎功莫大焉。

城子崖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时期高柄蛋壳陶

龙山文化时期陶鬶

城子崖龙山文化发掘之后，吴金鼎把主要精力全部集中到中国新石器文化的追寻研究中，对于各地所出陶器特别加以注意。1932年春，吴氏跟随李济、董作宾等前辈再赴安阳殷墟进行第6次发掘，计得字骨一版及可分三期的建筑遗迹遗物。这年冬天，吴金鼎再于津浦路临城车站附近发现一处包含黑陶和石器的重要遗址，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鉴于吴金鼎在考古学上的重大贡献，山东省政府专门拿出奖学金，于1933年7月，派他携夫人王介忱入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叶慈（Professor W.Perceval Yetts）教授攻读考古学博士学位（南按：王介忱陪读）。同年冬，又跟随英国的埃及考古学泰斗彼特里（Prof.F.W.Petrie）教授赴中东地区巴勒斯坦做发掘工作。关于这段经历，后来赴英留学的夏鼐回忆道：“我经过耶路撒冷城晋谒彼特里教授谈起吴先生时，这位八十七高龄的老教授还掀着银须说：‘吴先生确是一位田野工作的好手。虽不勇锐机警，但沉着勤奋，工作罕匹。’在巴勒斯坦碰到几个跟吴先生做过工的阿拉伯工人，提到吴先生，都跷起大拇指说他‘夸依思’（Kwaiyis.即华语‘顶好’），吴先生也常以幽默的语调，叙说他在巴勒斯坦跟从老教授工作的经验。”〔8〕

1934年，详细记录城子崖龙山文化发掘缘起、经过及成果的考古报告《城子崖》一书，由中研院史语所出版。此书由李济、梁思永、董作宾任主编，傅斯年、李济撰写序文，主要撰稿人为吴金鼎、郭宝钧、刘屿霞等。在赴英国之前，吴氏以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到这部中国第一部考古报告的撰写之中。该书共有七章，吴金鼎一人撰写两章，与人合写四章，几乎囊括了报告的全部。这一工作业绩诚如李济在序言中所说：“初稿大部分是由吴金鼎君预备出来的，他是城子崖的发现者，田野工作他费力很多，屋内工作及报告草稿也费时最久。他的初稿交到梁思永先生手中的时候，要比现在的多一倍以上，可见他用力之勤了。”〔9〕

当《城子崖》考古报告在国内出版并引起业内轰动之时，吴金鼎却在万里之外的伦敦中央高等工业学校实习原始制作陶器的方法，未能亲睹这一盛况。1935年春，吴氏获伦敦大学中国委员会奖学金，返回国内搜集论文材料。就在这个时候，他与另一位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夏鼐相遇了。

考古界两只学术大鼎

1910年出生于浙江温州城内厝库司前老屋的夏鼐（字作铭），原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主要选修功课有：张尔田的“史学”、钱穆的“国文”、萧公权的“政治学”、任宗济的“经济学”等。1931年暑期考取清华大学二年级插班生，改入历史学系。选修功课有：吴其昌的“中国通史”，孔繁霱的“西洋通史”，钱穆的“战国秦汉史”，史禄国的“人类学”，商承祚的“殷虚文字研究”，以及“法文”，后再选修雷海宗的“史学方法”和“中国上古史”，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外交史”，刘崇鈜的“西洋十九世纪史”，以及“法文”“日文”等。1934年5月完成毕业论文《太平天国前后之长江流域田赋问题》，受到导师蒋廷黻教授赞誉，7月获文学学士学位。8月以考试成绩之冠（总平均83分），录取清华研究院近代史门。10月以考试成绩总平均78分，获得中美“庚款”提供的出国留学奖学金。据夏鼐研究者孟甫说：当时能获得留学美国资格的名额只有历史、考古各一名。夏鼐的同学杨绍震，自知水平不及夏鼐，便对夏说，如果你我都报考历史，我定会下榜，如果你考考古，我考历史，那么我们都有希望。这样我们清华就会有两名公费留学生了。夏鼐一听认为他说得也对，就同意，果然二人均被录取。就当时夏鼐的学习情形言，他原致力于中国近代外交史和经济史，对考古学所知甚少，为此他曾后悔，一度想放弃名额，准备重新报考清华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生。后经朋友劝说，才决定先出国看看再说。〔10〕

当时要赴国外学习考古学，按规定学生在出国前必须有田野考古发掘的经历，于是，清华大学确定傅斯年、李济为其导师。夏鼐开始阅读考古学书籍，而他阅读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李济在清华研究院时期于山西西阴村田野考古的发掘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

1935年1月4日，夏鼐抵南京，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拜见李济，并在所中广泛阅读中外文考古书刊，时间长达两月有余。在傅斯年和李济安排下，这年3月，夏鼐抵河南安阳，参加梁思永领导的殷墟发掘团进行考古实习，在侯家庄西北岗殷代王陵区东部，先后发掘了几座小墓和车马坑。其间，与石璋如、刘燿、胡福林等考古人员相识。又遇及傅斯年陪同前来参观的法国汉学家、探险家伯希和（Paul Pelliot）。许多年后的1983年，夏鼐应日本广播协会（NHK）邀请，在日本做了三次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学术讲演，在谈到商代文明和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时，夏说：“我是1935年春季在安阳殷墟初次参加考古发掘的，也是我第一次到这考古圣地。那一季我们发掘西北岗墓群。发掘团在侯家庄租到几间房住下去。因为当时盗墓贼猖狂，曾寄来匿名信，要我们不要染指他们视为宝藏的西北岗墓群，否则当心性命，所以住处的门前有威风凛凛的武装士兵站岗。”〔11〕

夏鼐所言，自是安阳发掘后期的情形，而先前的发掘，其艰难险阻要比这时严重得多。最早驻守安阳的兵士由同情史语所考古人员处境的冯玉祥将军所派，后来一直延续下来。兵士的进驻，在盗贼蜂起的年代，客观上使殷墟发掘人员的生命和出土文物得到了保护，这是身处战乱不休的年代，颇为庆幸的一件事。

夏鼐在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实习期间，接受的是李济、梁思永二人的指导训练，因而继吴金鼎之后，夏鼐算是从李济直接受业的弟子。鼐，大鼎也。历史竟是如此的巧合，此前的李济不会想到在中国田野考古这道亮丽的星河中，竟有两只大鼎齐聚自己门下，并在日后的岁月领一时风骚，发出灿烂光芒。当年李济与梁思永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时，皆受业于狄克逊教授并获益匪浅，因而李、梁二人皆主张夏鼐赴美后仍投奔到狄克逊门下攻读。不巧的是狄克逊刚好于这年病故，李、梁遂把英国伦敦大学定为中国考古学的培养基地。夏鼐征得有关方面同意，改赴英国留学。于是，一个原本对考古学知之甚少的大学生，由于命运的安排，从留美改为留英，并由心仪的历史学转向陌生的考古学。

1935年春，欢迎李济视察殷墟发掘团时合影。左起：王湘，胡福林（厚宣），李光宇，祁延霈，刘燿（尹达），梁思永，李济，尹焕章，夏鼐，石璋如（李光谟提供）

夏鼐即将赴英就读，对同样陌生的大英帝国、特别是即将就读的伦敦大学充满了好奇与遐想，而这时恰好在殷墟发掘工地上遇到了一位从这所学校临时返回的留学生吴金鼎，二人自然地交往亲近起来。对于这段经历，夏鼐在回忆中作如是说：“我和吴先生的初度相识，是民国二十四年春在安阳侯家庄的工作站。那时他正由英国返国来搜集论文材料，偷空暇跑到我们的发掘团来看看。他的诚恳，他的模样，初见面时便令人心折，相见恨晚。”〔12〕

1935年夏季，夏鼐结束了安阳殷墟发掘实习活动，于8月7日在上海乘意大利邮船赴英国。途经香港、新加坡、科伦坡、孟买、苏伊士运河、威尼斯，然后乘火车，于9月2日抵巴黎，3日到达伦敦。10月，正式在伦敦大学科特奥德研究所注册就读。

尽管吴金鼎比夏鼐大9岁，由于同为李济的门生，并有了安阳殷墟相识、相知的经历，外加共同的理想与追求，二人很快结成了亲密无间的挚友，在生活、学习上的相互帮助与切磋自是必然。对此，夏鼐在回忆中曾绘声绘色地说道：“在英伦时，我和他人很少往来，但时常不惜跑几里路，爬上几十级的楼梯，到他所住的三层楼小阁上去看他，一起聊天，有时在不列颠博物院中工作后一同出来，在英伦的狂雾中，并臂相偕，一面行走，一面谈话。”〔13〕此段叙述，如同一幕幕电影画面，令人如同置身于雾都缥缈奇幻的生活中，亲眼所见两个风华正茂的东方青年学子，在雾气弥漫飞卷的伦敦古城，于一幢幢陈旧壮丽的楼群交织而成的街道旁侧，身心充满激情地探讨着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前景。那瘦削的背影在狂雾中渐行渐远，若隐若现，如同他们东方祖国的命运，于政治幕雾与战争硝烟的裹挟中升漂沉浮，前途莫测。

1937年，吴金鼎通过论文答辩，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次年，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的陶器》（Prehistoric Pottery in China, Kegan Paul, London，1938）获伦敦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并得以顺利以英文在伦敦出版，由此成为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史前各地区陶器的开先河之作。关于写作这篇论文的目的，吴金鼎在序言中有明确地说明：“中国考古学中最令人迷惑的问题，就是中国文化的起源，以及中国与西方在古代的关系。而这些问题随着彩陶的发现又再复苏引起争论。”吴氏通过对各地区陶器的分析与比较研究，拟建立一个中国史前文化的年代顺序表，以解决当时考古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对这部著作的成就，后世考古学史家陈星灿曾作过中肯的评价：“应该肯定吴金鼎已经正确地根据陶器的比较（主要在制作技术方面）把仰韶村的文化遗存划分为两个时期，这比梁思永漫然地称之为混合文化已经进了一步。”又说：“吴金鼎氏虽然没有论及彩陶的来源，但是通过对陶器的分析，把甘肃史前文化远远置于河南仰韶文化之后，这种做法也间接地否定了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设。”〔14〕

时身在英国曾亲眼目睹吴金鼎撰写这一长篇论文过程的夏鼐，后来不无感慨地论述道：“为了做这一研究，吴先生不但翻遍了所有已出版的关于中国史前陶器的书籍，亲身观摩了几万片已出土的陶片实物，并且还特地在伦敦中央高等工业学院，实习原始制作陶器的方法。他的这一部书，因为所收入的材料的丰富，已成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史前陶器的必备参考书。虽然因为近数年来西北的考古工作者有了好些新发现，加之安特生氏近来将他二十年前在中国发掘的收获，陆续写成报告发表，所以新材料增加了不少，有许多可以补充或修正吴先生的书中的说法。但是在还没有人出来再做这样综合的工作以前，吴先生这部书，仍不失为最详尽的关于中国史前陶器的参考书。”〔15〕斯言是也。

1937冬，吴金鼎携夫人王介忱挟洋博士之光环、“海龟”之盛誉、成名著作《中国史前的陶器》之威力，涉洋渡海回到了生养他的故土。只是适逢中华大地硝烟弥漫、人头乱滚、血流涌动的“主大凶”之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已迁往长沙圣经学院，吴金鼎夫妇闻讯赶赴长沙，于战乱中寻找李济、梁思永等几位导师。想不到刚刚抵达长沙值敌机轰炸，差点死于敌人炸弹之下。惊魂甫定，便跟随梁思永等调查小吴门及北关外，因为那里常有铜器时代墓葬出土。“十二月南京沦陷，研究所紧缩，又拟他迁。”〔16〕

1938年春，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机构迁昆明，吴金鼎受李济之聘，出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之职。自此，吴氏夫妇协助李济对安阳殷墟出土的二十几万片典型陶器标本进行全面审查整理。同年10月，在李济具体组织下，由中研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联合组织的“苍洱古迹考察团”成立，吴金鼎任团长，吴的夫人王介忱以及刚从英国学成归国的曾昭燏小姐为团员，另携几名技工赴云南大理及洱海一带进行史前遗址调查，至1931年1月，在吴金鼎主持下，曾、王二位女士带领技工在大理一带发现了苍山、马龙、龙泉、下关西等遗址。

大理苍山洱海与南诏太和城及其卫星城图

1939年2月至1940年6月，吴金鼎率领王介忱、曾昭燏等“苍洱古迹考察团”赴大理郊外，开始用现代科学手段对所获遗址进行发掘。据曾昭燏在1951年向中共组织部门提交的一份自传式“交代材料”说：“吴氏夫妇皆基督徒，性格也较为保守，所以彼此在一起研究、生活的过程中关系相当融洽。”〔17〕从后来的事实看，曾昭燏所言不虚，但吴氏在工作、生活中遭遇的挫折甚至悲剧，也与他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此时吴金鼎、曾昭燏一行在大理民众中了解到，该地区的风俗习惯与中原有异，男人基本不下田劳动，所有的野外工作都由妇女承担，而此次发掘也只能采取入乡随俗之法，所雇用的技工几乎是一色的女性，因而有人说吴金鼎主持下的“沧洱古迹考察团”开了中国“女性考古”的先河，创造了考古史上的新纪录云云。发掘队先后发掘了马龙、清碧、佛顶甲、佛顶乙、中和中、龙泉、白云甲7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17座古墓。经过对发掘遗物进行整理研究，吴金鼎与他的业师李济、梁思永等皆认为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有很大差异。鉴于发掘遗址分布于苍山之麓和洱海之滨，故定名为“苍洱文化”。——这一文化的发现和命名，开创了西南地区文化研究的先河，为中国西南部田野考古与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为后来整个西南部地区文化体系建立了坐标，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42年，吴金鼎、曾昭燏主持编写完成了《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作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刊在四川李庄出版，这本报告的特殊性在于，插图全部用木版刻印，为考古发掘报告所罕见，从内容到形式都引起了业内专家热情关注。作为师辈人物的梁思永更是赞不绝口，并有“像吴禹铭先生才算是田野考古学的正统派”之赞誉，并说吴金鼎着重田野考古而轻视故纸堆中的研究，为中国的考古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云云。〔18〕

2008年11月26日，作者（左）随当地考古人员（右）在大理苍山中和峰考察吴金鼎等人当年发掘地点（颜竹摄）

历史行进到此处，吴金鼎成长历程的脉络以及他与李济的关系也就变得清晰明了起来。这里不妨旧话重提，试想，如果像苏云峰对清华国学研究院几位导师的评价，仅凭李济在自己《感旧录》中“无只字谈到清华研究院之事”，就武断地认为“可见他与学生之间，没有建立起像王国维和梁启超一般的亲密关系”，着实有欠公允，并有信口雌黄、胡言乱语之嫌。至于台北有一位名叫李敖者，谓李济其人的性格中“悲观”的成分过重，“严肃而不可亲，气量狭窄小气与态度跋扈专横”“把持职位、学术资料”“师心自用，不善用人，排斥异己，唯我独尊”，外加老而不退，后继乏人，性格狷介，难免走上“恶恶而不能去，爱才而不能用（或不敢用）”〔19〕的十字街头等等一连串“罪名”，也就不再是正常的学术批评与道德论述，而是像邓公小平所说的某些“不怀好意”的外国鬼子一样，完全是由咬文变成“咬人”，甚至如同得了病的小疯狗一样狂吠乱咬了。一位叫徐复观的学者曾痛斥“以胡适为衣食父母的少数两三人……豢养一两条小疯狗，专授以‘只咬无权无势的人’的心法，凡是无权无势的读书人，无不受到这条小疯狗的栽诬辱骂”。其间的“小疯狗”就是指四处咬文加咬人的李某人。

就李济而言，他尝谓自己“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20〕这个“大不韪”他没有言明何所指，想来应包括强加在他头上的无奈之事与无耻之辞吧。尽管许多学界中人不一定像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毕业生许倬云那样“在李先生身上，我们看见了希腊精神和儒家修养的结合！”〔21〕但从吴金鼎的身上，可以看出，作为一个传道、受业、解惑的导师，李济对其至少是尽了自己最大心力来奖掖提携的，假如李济静夜独坐遐思，其“心”当是相“安”的吧。

如果没有过硬的反证，可以说，若不是李济十几年来不间断的教诲与鼓励，天分并不出众的吴金鼎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绩是不可能的。或许正如李济之子李光谟所言：“李济一直把吴金鼎当作自己学术工作的接替者来看待。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所建立的一段师生情谊，亦驱使吴金鼎以李济为自己的终身学习的对象。不论是《山东人体质之研究》的完成；龙山城子崖遗址与黑陶文化的发现；《城子崖》发掘报告的撰写；安阳殷墟发掘的参与以至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古调查工作，吴金鼎都是得到李济的支持和鼓励的。”〔22〕事不避亲，其说应该算是公允和公道的。令人扼腕的是，由于吴金鼎英年早逝，失去了承接李济学术道统的机会。道是另一位年轻的门生夏鼐步吴金鼎之后，继承了李济的学术衣钵与治学路数，并在十几年后的中国大陆创造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辉煌局面。

据夏鼐后来对人说，当他刚刚走出清华园来到安阳殷墟之时，李济除自己与傅斯年共同担任导师外，还特意把他安排到当时最好的发掘现场——侯家庄西北冈殷墟第十一次发掘工地，交由“中国第一位专门考古学家”梁思永亲自带在身边栽培。这个时候学术界没有人特别留意年轻的夏鼐在安阳的实习和赴英留学对中国未来的考古学意味着什么，但此时的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几位名宿心中已十分清楚，以夏鼐出众的天分和才气，倘学成归国，无疑是接替李、梁二人挑起中国考古学发展重担的主要人选，因而在傅、李、梁等学术界大腕的眼里，夏鼐的渡海求学，关系到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和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声望，其意义与一般留学生不可同义而喻，而后来的事实也对此作了确切的明证。

可能傅斯年、李济对夏鼐寄予的希望过大和过于迫切，仅实习半年，傅、李二人就开始催促其远赴英伦。对于这一史实，夏鼐赴英后在给清华校长梅贻琦要求延长留学年限的信函中有所披露：

生曾于〔1934年〕12月23日陈请学校拟再留国内预备一年，当时承批复，此事须得导师同意。生曾与导师李济之、傅孟真二先生商酌，二先生皆劝以早日出国为是（李先生于二十四年四月初旬，致函安阳，劝生能早日出国，还以早日出国为佳。傅先生则口头接洽）。盖以国内考古学之标本实物，皆极缺乏”……生有见于自己预备功力之不足及国内预备之困难，曾企图转习近代经济史，结果未能成功，只得贸然出国……〔23〕

在这种情形下，夏鼐怀揣李济写给自己的朋友、伦敦大学考古学教授叶兹的介绍信，踏上了开往英国的轮船。从夏鼐踏上大不列颠国土的那一刻起，中国少了一个经济史学家，而多了一位具有国际声望的伟大的考古学家。

到达伦敦大学的夏鼐，在学习史前考古学，还是有史之后考古学问题上，于伦敦大学和爱丁堡大学这两座著名学府之间左右摇摆，最后终于决定在伦敦大学跟从叶慈教授学习“中国考古与艺术史”，选修“岩石与矿物学”、“普通测量学”等普通课程，并且师从惠勒教授，学习田野考古工作方法。后来主攻伦敦大学最为出名的埃及考古学。由于考古学过于繁杂与深奥，特别是需要学习艰深的古埃及文字，尽管绝顶聪明如夏鼐者，也不得不在四年的基础上申请清华校方同意给予延长一年的学习时间。在得到梅贻琦校长批准后，夏鼐如愿以偿，继续留在海外攻读。

1940年，夏鼐在埃及开罗博物馆工作时留影

1937年12月，夏鼐受学校指派，参加英国派遣的埃及考察团，前往埃及进行田野考古实习，途经法国的巴黎，意大利的都灵、威尼斯、布林迪斯、罗得岛，直至抵达埃及的亚历山大和开罗及达卢克索附近艾尔曼特（Armant）遗址的工作站。1938年初，参观艾尔曼特地区的托勒密神庙遗址和撒哈拉遗址发掘。随后至尼罗河西岸的帝王谷，详细参观图坦卡蒙、拉美西斯二世古埃及帝王墓，以及戴尔巴哈里神庙。另转赴王后谷，参观尼斐尔提提王后（亚美西斯二世之后）等陵墓和卡纳克的库苏、阿蒙、亚美西斯三世、孟图、图特摩斯三世等神庙，以及尼罗河西岸的几十座陵墓，并对这些遗址皆作了学术性考察。3月2日，夏鼐随团由开罗抵达巴勒斯坦加沙，参加杜韦尔（Tell Duweir）遗址的考古发掘。一个月后离开发掘工地，转赴耶路撒冷和伯利恒参观，并在那不勒斯停留，详细参观庞培、赫尔库兰尼姆两处遗址。4月19日抵达罗马，参观考察言观色诸多古罗马时代遗址。直到4月23日返回伦敦。

此次旅行、发掘和考察，共用去了4个多月的时光，夏鼐自感所得的收获远超过四年室内读书生涯。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方得胸怀开阔，眼界高远，学问竟成的中国古训，在年轻的夏鼐身上得到了应验。而在这一期间，夏鼐曾瞅准机会通信和当面向吴金鼎的导师、耄耋之年的埃及考古学泰斗彼特里教授请教。夏鼐凭着自己过人的天资和刻苦努力，像进入埃及金字塔法老的墓穴一样，一步步接近埃及远古历史之门，直至进入辉煌殿堂，窥探到了深藏于学术烟海中的玄心妙诀。

1937年初，李济借赴英国讲学的机会，多次与夏鼐晤谈，关心其论文的写作，并约夏氏返国后与自己一道工作，嗣后又一再促其归国，为振兴中国考古学效力。1939年10月21日，根据导师格兰维尔教授的安排，夏鼐离开英国，前往埃及工作，并进一步收集撰写博士论文所需资料，于30日抵亚历山大和开罗。由于战争的关系，夏鼐的博士论文《古代埃及的串珠》回国以后于1943年最后完成寄往英国的。战后，伦敦大学于1946年复课，7月作为特殊情况免予答辩，通过授予夏鼐博士学位，夏鼐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位埃及考古学专家（南按：1947年10月6日，夏鼐在国内收到伦敦大学授予博士学位的证书）。

同吴金鼎一样，在回国之前，夏鼐已接到李济代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发来的聘请函。作为一只才华横溢，光芒四射，对中国未来考古学事业肩负重大传承与发展使命的“海龟”，毫不迟疑地于1940年12月6日由开罗起程回国。先乘火车赴巴勒斯坦，由仰光乘汽车，经曼德拉、腊戍，向阔别五年半的祖国驶来。

1941年1月24日，抵达中国云南边境畹町。2月3日抵达昆明，与自己的师友相会于祖国西南这个兵荒马乱的边陲城市。而风尘未洗，又要离开，到一个自己从没有听说过的小镇生活。遥想当年，安阳殷墟发掘的宏大场面与虎气生生的风采英姿，是何等令人向往自豪，而如今，面对一张张因战争灾难而变得忧郁、压抑、慌张的菜色面孔，大有“山中方几日，世上已千年”的恍如隔世之感。面对眼前的一切，夏鼐灼热的内心蓦地增添了一股悲壮与凄凉。

1941年2月28日，夏鼐未顾得回家乡看一眼离别5年的双亲与妻子儿女，按照傅斯年与李济的电示，由昆明乘汽车赶赴重庆，晋见傅斯年、李济，汇报留学事宜。3月19日乘船抵达李庄，到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报到，出任筹备处专门委员之职，相继与郭宝钧、马长寿、王天木（振铎）等中博筹备处人员，以及史语所考古组的董作宾、梁思永、石璋如、高去寻等师友会面。7月7日，夏鼐受李济委派，由李庄出发，前往彭山参加以吴金鼎为团长的考察团，开始了抗战时期中国最著名的汉代崖墓的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

注释：

• 〔1、2〕《李济与友人通信辑》，李光谟辑，载《中国文化》第十五期（1997年12月北京版）。据李光谟考证，①为史学大师陈垣表字。②本为庄子语。傅氏借用陈寅恪所言，可能解为“求其精到”之义。③“裘事”疑指与抗战初期史语所留守北平的机构负责人裘善元有关的事。

• 〔3〕戴家祥《致李光谟》，载《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 〔4〕《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苏云峰著，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 〔5〕吴金鼎《山东人体质之研究》，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31年出版。

• 〔6〕吴金鼎《平陵考古记》，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1930年出版。

• 〔7〕《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 〔8、12、13、15、18〕夏鼐《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载《中央日报》（南京），1948年11月17日，第6版《泱泱》副刊。转载《夏鼐文集》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

• 〔9〕《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出版。

• 〔10〕夏鼐的许多情况，均承在负责整理夏鼐日记的王世民先生见告。《夏鼐日记》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 〔11〕《中国文明的起源》，83页，夏鼐著，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

• 〔14〕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

• 〔16〕石璋如《田野考古第一——吴金鼎先生》，载《新学术之路》，634页，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出版。

• 〔17〕1951年曾昭燏所写《自传》，载《曾昭燏年谱》（征求意见稿），曹清、张蔚星编撰，南京博物院2009年印行。

• 〔19〕李敖《李济：他的悲剧与贡献》，台北《文星》，第七十三期，1963年11月。

• 〔20、21〕许倬云《寻真理的李济之先生》，载《心路历程》，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出版。

• 〔22〕林锦源、陈淑玲《吴金鼎在中国史前考古学上的贡献》，载《考古与文物》，2003年3期。

• 〔23〕夏鼐《陈请梅贻琦校长准予延长留学年限的信函》，载《敦煌考古漫记》，夏鼐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

第十二章　三只新生代“海龟”

一代才女曾昭燏

从李庄出发的彭山汉墓考察发掘团，除吴金鼎、王介忱、夏鼐之外，还有一位与吴、夏二人同在伦敦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专业的女性——曾昭燏。吴、夏、曾三人，是李济领导下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鼎盛时期所拥有的留学英伦的三只最著名“海龟”。

就吴、夏、曾的人生经历和取得的成就而言，虽是殊途同归，但毕竟又有各自的门径。自踏入考古之路始，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夏鼐跟随的导师基本与吴金鼎相同，治学的路数也大同小异。不同的是，二人同为人中之杰、考古学界的一代英才；相异的是，吴金鼎在许多方面却无法与夏鼐抗衡。二人在性格和习性上就充分体现了典型的南方人与北方人，或者更具体的浙江温州人与山东昌潍平原人的特点。吴氏木讷不善言词，天资一般却异常努力；夏鼐在言词上的表现虽不能誉为出口成章，呈江水滔滔之势，却清楚流利，尤其讲到英语，比吴金鼎更为流畅通达。就各综合素质论，夏鼐比吴金鼎更聪明，更有才华，更具有学术眼光和处事能力。这种落差是天生的，且是不可弥补与不可逆转的。这天生差异也是决定夏鼐在留学前后深受傅斯年赏识，而到李庄之后不久，其风头很快就盖过了他的学长吴金鼎的根本原因。

但是，此时和之后的夏鼐，也并非一骑绝尘，打遍天下无敌手。像天下事物有阴即有阳，阴阳相克、相生一样，继李济、梁思永等一代考古学家之后，在新生代考古学家中，堪与夏鼐叫板匹敌者，便是他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时的女同学、晚清“同治中兴名臣”、著名爱国将领曾国藩家族后裔，具有女中英豪之誉的——曾昭燏。

晚清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曾国藩，是湖南湘乡曾家长子，同胞兄弟依次为曾国藩、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等五人，以祖父辈的家族序列排，分别为老大国藩、四弟国潢、六弟国华、九弟国荃、季弟国葆。哥五个在后来的岁月里，除仅具中等之资的曾国潢在湘乡原籍经营家业，曾国藩作为湘勇的缔造者和指挥者，率部与太平天国洪杨辈展开搏击拼杀。曾国华以下三兄弟均投笔从戎，加入了剪灭“长毛”的“圣战”之中。随后的结局是，曾国华在三河战役中战死，曾国葆在围南京时身染瘟疫病亡，曾国荃则成为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的头功之将。

曾昭燏是曾国藩二弟（行四）曾国潢的长曾孙女，按照曾家“国、纪、广、昭”的排列，曾昭燏属于第四代。昭燏的祖父曾纪梁、父亲曾广祚都是清代县学附生，皆诰授中宪大夫。曾广祚是晚清举人，著有《屏锲斋诗文》行世。曾昭燏母亲陈季瑛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女，即陈寅恪嫡亲姑母。清宣统元年农历正月初八（1909年2月3日），曾昭燏出生在湖南湘乡县（今双峰县）荷叶镇峡石村曾家“万宜堂”，母亲共生十三个孩子，其中六个早夭，七个长大成人，依次是：长兄昭承、二兄昭抡，昭燏，弟昭拯（又名绍杰）；二妹昭懿、三妹昭鏻、四妹昭楣。兄妹七人皆勤奋好学，且学有所成，各有所长。昭承为美国哈佛大学硕士；昭抡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昭杰为上海大夏大学学士；昭懿为北平协和医学院著名妇科医师林巧稚的学生、医学博士；昭鏻为西南联大经济系学士；昭楣为西南联大生物系学士。七兄妹在世俗社会中名声最大者，当是昭燏的叔兄、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9年之后一度出任北大教务长、高教部副部长的著名化学家曾昭抡。

曾昭燏出生时，曾家虽失了往日的辉煌，但豪门显宦的余晖仍照耀着这座标志着梦想与荣光的巨宅深院。万宜堂为当年曾国藩所筹划取定之名，取“万代千秋”“宜室宜家”“万事咸宜”等寓意。房院规模宏大，具有明式风格，由曾国潢主持建造，并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建成。此时曾国藩去世已近一年，曾国潢一支移居于此。国潢死后，两个儿子曾纪梁、曾纪湘分家，各居一头，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曾昭燏成长的时代。

在家庭排列中，曾国藩比曾国潢及其他四个弟弟分别年长10岁、12岁、14岁、18岁。作为晚清历史上扭转乾坤、声名显赫的一代人杰，曾国藩最初以吏部侍郎的身份在家乡湖南创办湘勇，与洪秀全、杨秀清等邪教分子搞出的所谓“太平天国”展开血战，历经几年苦斗，终于平息了声势浩大、祸国殃民的洪杨之乱。治军有方的曾国藩以卓越战功和道德人格平步青云，先后受封大清帝国两江总督、直隶总督、钦差大臣等高官显爵，一时名动朝野，为天下所重。曾昭燏另一位叔伯曾祖曾国荃，以著名的湘勇“吉字营”起家，在血与火交织的大拼杀中，率部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南京城，给予即将断气的洪杨残渣余孽最后一击，由此奠定了满清历史上著名的“同治中兴”基石。当洪杨为首的武装割据力量被歼灭后，战勋卓著的曾国荃登上了湖北、陕西、山西等省巡抚、两江总督等高位。一时间，整个湖南湘乡曾家祖坟上空，青烟呼呼乱窜，冲天盖地，直逼斗牛，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福禄周全，门祚鼎盛”的辉煌局面。家中的人丁也如三月的桃树，枝繁叶茂，一串串吐絮放花，繁衍开来。

1932年，曾昭燏家庭合影。前排蹲者为曾昭楣，中为曾昭燏母亲。后站立者自左至右：曾昭懿，曾昭鏻，曾昭杰，曾昭燏，曾昭熙，曾昭承（曾宁提供）

当然，这个局面的形成是伴着长期的辛劳，无尽的血汗甚至付出生命换来的，得之并不容易。常言道，长兄如父，曾国藩未发达之时，就肩负起教导几位弟弟的使命，并为此真真实实地下了一番苦工夫。晚清著名外交家兼散文家黎庶昌所编《曾文正公年谱》道光二十六年条：“公与弟国潢国华相砥砺于学，有如师友。”从其他材料还可看出，曾国藩为师的时候更多，其中不乏代父发言的威严和责任感。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任职于京师翰林院兼国史馆协修的曾国藩写信给家乡的曾国潢等兄弟，谓：“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1〕

类似这样透着殷殷亲情的家书，在曾国藩书剑飘零的一生中可谓多矣。它不仅展示了曾家这位长兄望弟成才的苦心，更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了其儒家文化忠实继承者的道德风范。在诸兄弟中，国藩与国荃二人面相极为相似，命运也颇相同，均同日封爵开府，又都死于南京两江总督任上。——在中国近代史上，如此巧合还属首例。

曾国藩墨迹

曾国藩一生崇尚功名，但更重视修身齐家之道，当他在京师任职时，接得家书，知国潢、国华两位弟弟未得入学，顿觉怅然。他回信说：“科名有无迟早，总由前定，丝毫不能勉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讲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2〕曾氏所说的“卫身”，乃修身向学，自食其力之意。又说：“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入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作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士果能精其业，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即终不得科名，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则特患业不精耳。”

曾国藩的嫡系后人及诸弟的后人，无不被这位声震天下的大清帝国同治“第一中兴名臣”光辉笼罩。而曾氏家风中蕴涵的一种脚踏实的、明智的奋发精神，则是由曾国藩一手促成，此点在社会变革的时代尤显其重要和难得。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曾国藩致信欧阳夫人，又重复了他屡屡言及的“勤俭自持，习劳苦”“修身齐家”等道理：“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3〕

在这种家风熏染下，曾家后人中为官者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凭一技之长如数学、化学、教育、考古学、艺术等领域，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这个转变，不是从做官的形式中，而是从精神上使曾家达到了曾国藩所谓“福泽悠久”的功效。曾家的男性如此，女性亦然，且多有特立独行、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如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曾纪鸿一支）就算是一个极好的例证。1918年，曾宝荪与胞弟曾约农在长沙创办教会学校——艺芳女校，后担任过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28年出席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会议，1948年被选为国大代表，名动一时，成为中国妇女自强自立的典范。

曾国潢的曾孙辈中，曾昭燏、曾昭懿、曾昭楣等几位女性更是非同寻常，堪称一代女杰。曾昭燏的妹妹曾昭楣晚年在台北家中回忆湘乡生活时，曾有过这样一段话：“燏姐长我十一岁。幼时我多病，每次都是她给我讲故事，剪纸人，喂药。先母治家甚严，对我们的教育尤为注意，家中设家塾，请一饱学的老师专授中文。我等都是五岁入学，读完十三经，兼背诵古文诗词等。满十二岁去长沙进初中。族叔筱屏老师从姐教起（长沙两兄另从一师），至我读书，整整在我家教了十八年。姐学得最精，诗词歌赋，无所不能。后入艺芳攻读六年，学行俱佳。”〔4〕

曾家的姐妹之所以自小能受到优秀和新式的教育，与她们的母亲，特别是他们的祖母郭筠老太太有重大关系。郭筠（字诵芳）乃曾国藩次子曾纪鸿夫人，其父郭沛霖，后世许多不明就里的人写文章，以为郭筠是郭嵩焘的女儿，其实不对。郭沛霖是曾国藩的同年，二人一起考取进士，又一起进翰林院，感情甚好。当曾纪鸿1岁的时候，曾家和郭家就把他们的婚事定下了。郭沛霖去世的时候，郭筠刚刚12岁，成了郭家的女主人。因要做很多家务事，没什么时间看书，后来郭氏和曾纪鸿完婚，才有饱读诗书的机会。郭筠晚年曾对同乡后辈们讲过：“大部头的书，如《十三经注疏》等，都是到曾家来，在文正公指导下才读的。”〔5〕曾国藩有两个儿子，长子曾纪泽长期出使外国，从光绪三年离开荷叶镇富厚堂再没回来过。曾纪鸿早年患有咳血病，伏根已久，时作时辍，已而遂成痼疾。光绪七年（1881）病情加剧，不治而亡，终年34岁，与其同年的妇人郭筠遂成为寡妇，清朝诰封恭人、晋封一品夫人。

因了早年的家教和磨炼，郭筠持家教子不让须眉，且老当益壮，曾氏家族的重大内外事务，皆由郭氏决断。相当长的时间，郭筠其实是富厚堂真正拿得起放得下的第一主人，曾家子孙几十口人都听她的号令。郭氏写了个《曾富厚堂日程》，要求子孙自立自强，还一度把自己的书斋取名艺芳馆，并有《艺芳馆诗存》传世。这部诗集后由湖南湘潭大儒王闿运作序，在世家名门中影响很大。郭氏晚年立有“家训”六条，策勉男女儿孙要谋求自强自立，同时不要求女儿、孙女们缠足，不赞成八股文章，亦不愿孙辈去考秀才，却要他们学外国文字，接受新式教育。而“每房长孙，不管孙男孙女，她都要带到身边，她把女儿曾广珊的长子俞大维也带在身边教，并请了个日本人给孙辈们教日语，江南制造局一位留过洋的工程师教英语。除了私塾读完就嫁人的女儿，别的儿孙她都送到国外去留学”。因“曾家人才辈出实得益于老太太的早期抚育之故，以致女孙曾宝荪开设女校要以‘艺芳’之名作为纪念”。〔6〕此时曾家仍然呈现着一派繁荣昌盛，从表面上还能看出曾国藩治家精神的痕迹和惯性作用，但又明显发生了新的、与时俱进的历史性大转变。

曾昭燏是1923年刚满14岁的时候，与其姐曾昭浚一起离开湘乡荷叶镇来到长沙，进入堂三姐曾宝荪创办的艺芳女子中学读书，翌年曾昭浚得伤寒症死去，曾昭燏备受打击，家母一度让她回湘乡，勉得再染病身死，幸得曾宝荪力劝才得以继续留校就读。

曾宝荪是曾纪鸿的长孙女，曾广钧之女，1913年进入伦敦大学西田学院就读，主修生物学。1916年夏获理科学士学位，旋进入伦敦师范学院就读。受西田学院在教育方法和尊重学生人格、师生相互信任的启迪，以及在师范学院受到的熏陶，曾宝荪从此立定人生志向，以教育为终身职业。1917年取道美洲归国，即着手教育事业的筹备。曾宝荪去英国前，曾在浙江一所高等女校读过书，自英归国，这所高等女校的校长巴路义（英国人）支持她在湖南办女校。于是，曾宝荪邀请刚从英国伦敦大学矿冶科毕业的堂弟曾约农（南按：曾纪泽长孙，曾广诠长子），一起在长沙创办了私立艺芳女子学校，曾约农任教导主任，曾宝荪为校长。曾昭燏的两个妹妹昭懿、昭楣也都在艺芳学校读过书，后各有成就。

艺芳学校先设在长沙西园，1918年开始招生，计有英文、算学专修生及大学预科两科，后迁曾文正公祠（即曾国藩祠堂）。祠堂位于长沙小吴门正街，占地广袤，约有百亩，系用清廷祭银三千两、门生亲友祭银四五千两，以及监商捐助建成，曾氏家族每年为其提供资费用以维护。艺芳迁入曾文正公祠，房舍和空间扩大，学校实行六年中学一贯制，除了开设数、理、化、英语、音乐、体育等现代科学知识的新式教育，还进行基督教义的宣传与洗礼，但在义理上与纯粹的基督教学校又有不同，明显地融入了中国优秀文化的特长。如编配班级就采用孔子主张游于六艺的思想，共编六个班，即礼、乐、射、御、书、数六个字，依序命名为礼字第一班、御字第一班等。

艺芳学校旁边即曾国藩祠的一部分建筑被船山学社占据，当年毛泽东主持的自修大学就办在船山学社。据曾约农从湘乡老家带到台湾的书童朱竹生回忆说，曾宝荪一直记得一件事——毛泽东有一次到艺芳女校对曾宝荪、曾约农讲：“你们两位曾先生，书读得好，品德也高尚，可惜我们政见不同。”〔7〕

除了政见不同，后来两家为争夺曾国藩祠中的“浩园”矛盾加剧，最后的结果是船山学社里的人动用梭镖队对艺芳师生大打出手，艺芳师生四散奔逃，学校一度停办。此次事件又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双方势力在社会急剧动荡的长沙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角逐，除毛泽东外，李淑一之夫柳直荀，以及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等人都卷入其中，从而铸就了一连串的恩怨纠葛、爱恨情仇，并为曾氏家族成员日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这是后话，下文再表。

且说在艺芳这座基督教会的学校里，作为校长的曾宝荪期望学生“好学，又不专读呆书”，能“崇信基督，又不忘孔孟之道”，能“守校规，又能提出有条有理的建议”。〔8〕这些校训和教育方法给少年曾昭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年后，曾昭燏回忆说：“艺芳虽不是教会学校，而教育带有宗教性，因曾宝荪是个基督徒，不过她不是个普通‘吃教’的人，而是一个对于基督教的哲理有研究的人。她每天早上和我们全体学生讲话，告诉我们：‘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做事要负责认真，做人要勇敢坚强，有是非心，有正义感’‘要爱人如己，牺牲自己，帮助别人’。这些话在我生平做人上，起了相当大的影响。”〔9〕

1929年夏，20岁的曾昭燏于长沙艺芳中学毕业，校长曾宝荪劝其留在长沙升学，日后好在艺芳教书。曾昭燏出于对堂姐的崇拜，愿意留下，但其二哥曾昭抡力阻不允，并召其到南京或上海升学。在其兄的坚持下，曾昭燏来到上海住到法租界大哥昭承家中，由正休假住在上海岳父俞明颐家的二哥曾昭抡负责为其补习功课，准备报考中央大学。

曾国藩旧居富厚堂，藏书曾达三十余万卷（南京博物院提供）

曾昭抡（字隽奇，号叔伟），1899年5月25日生于长沙城内陈宅外祖母家（陈寅恪家），后随父举家迁回湘乡荷叶镇万宜堂居住。在父亲和塾师的严教下学习中国古代典籍，接受启蒙教育。曾家藏书巨富，在曾国藩旧居富厚堂专门修建了一座藏书楼，珍藏30余万册书籍，号称与中国近代四大藏书楼齐名，甚至还要出类拔萃的藏书楼之一。〔10〕受先祖“勤奋好学，知书识礼”的故事和“吃千般苦，读万卷书”的家风熏染，曾昭抡的孩提时代就迷恋书本，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藏书楼和乡间的田埂上捧着书本度过。富厚堂藏书楼厅堂侧门上的一副对联：“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成为激励曾昭抡和曾氏家族子弟读书的源泉和动力。曾氏家族人才辈出，连续五代都有杰出人物出现，属于历史上少有的五世不斩的官宦之家，其长盛不衰的奥秘，或许就暗伏在这座藏书楼里。

同曾氏家族其他子弟一样，曾昭抡6岁进入家塾馆读书，9岁读《四书》《五经》。塾师对其惊人的记忆力绝口称赞，谓日后必有大发之时。1912年，14岁的曾昭抡与胞兄曾昭承一起赴长沙进入美国圣公会创办的雅各学校就读，半年后转入美国耶鲁大学民间团体主办的长沙雅礼大学堂预科就读。1915年夏，考入清华学堂。在清华期间，因学习成绩优异，只用了5年的时间念完了8年的课程，于1920年提前结业。同年夏，曾昭抡与其兄昭承同时考上了庚款留学生，即将赴美国读书。此举引起了家族的议论，姑母们大表反对，对两位兄弟的母亲说：“他们将来在番邦招了附马，你怎么办？”〔11〕曾母表示招附马事小，留洋事大，坚决让儿子放洋。于是，曾昭承进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科，后转入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并获硕士学位。曾昭抡进入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系学习，3年修完4年课程，后转攻化学，1926年获该校工学院博士学位，旋归国参加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科学社年会。时“大革命”在南方闹腾得正凶，曾昭抡受其影响，到广州兵工试验厂任技师，这是曾昭抡关注兵工制造业与战争理论研究之始。抗战爆发后，他对世界战争局势的分析与战后实施原子弹制造计划，与这段生活经历不无关系。

当曾昭抡归国经过上海俞家拜谒重堂姑母曾广珊时，与俞大维胞妹俞大絪相恋。1927年6月，曾昭抡回到上海与俞大絪成婚，个人出资送俞大絪入上海沪江大学学习。未久，应当年与胡适同船赴美留学、时任上海政治分会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哲学博士胡明复（胡达）之荐，出任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当曾昭抡来到中大并把手中的绝活亮出一二，其出众的才华与渊博的学识立即赢得师生喝彩，很快就兼任中央大学化工系主任。至此，曾昭抡与教育和学术研究事业结下了终生之缘。

在中央大学任教的日子，曾昭抡节衣缩食，设法让弟、妹们入学读书。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经曾昭抡一个暑假的辅导，曾昭燏报考中央大学并被外文系录取，秋季开学成为中大的学生。1930年秋季开学后，曾昭燏转入中文系。当时的中大中文系，可谓名师云集，高手如林，如黄侃、吴梅、胡小石、汪东等均于此执教。在几位大牌教授中，对曾昭燏思想学识影响最大的师辈人物首推胡小石。

胡小石，名光炜，字小石，号夏庐（斋名愿夏庐），以字行。原籍浙江嘉兴，生长于南京。1906年9月考取两江优级师范学堂，三年后毕业。由于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天资聪颖，在校学习期间，受到学堂监督、经学大师、书法名家李瑞清（号梅庵，又号“清道人”）的赏识。李是中央大学前身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的创办人，《清史稿》称他“诗宗汉魏下涉陶、谢。书各体皆备，尤好篆隶”。日本书家称他是“中国书法家五百年来第一人”。拜在其门下的弟子除胡小石外，另有张大千、吕凤子等人。1917年，经业师李梅庵介绍，胡到上海明智大学任国文教员。翌年1月，应邀到梅庵家中任塾师，在教其弟侄经学、小学及诗文的同时，又受李梅庵的指点教导。当此之时，“海内老宿像沈子培（曾植）、郑大鹤、徐积余、刘聚卿、王国维等名士，都流寓沪上，各出其平日所藏的金石书画，相与观摩讨论。小石交游于期间，得阂绪论，遂由碑版、法帖，上溯到金、石、甲骨刻辞，无不加意寻研”。稍后，胡小石又经李梅庵介绍，与江南才子胡翔冬一起拜师陈宝箴之子、陈寅恪之父，清末诗坛“同光体”领袖之一陈散原（三立）门下，从受诗学。陈氏因材施教，“命胡翔冬专习中晚唐五律，胡小石专习唐人七绝，而后再就性之所近，兼习各体。胡小石谨遵师教，转学多师，自成风格”。其诗作被业师陈散原赞为“仰追刘宾客，为七百年来罕见”。〔12〕

胡小石步入大学讲坛执教后，除一连串著名教育家、学者、诗人、书法家等头衔外，毕生致力于古文字学、声韵学、书学、楚辞之学、中国文学史之研究，皆有巨大成就。许多年后，曾昭燏为胡氏所撰的墓志中，特地点出其生平最致力的三大领域，即古文字之学、书学和楚辞之学——这也是曾昭燏得益最多的三门学问。楚辞之学对于出生于楚地的曾昭燏来说，自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湖南湘乡荷叶塘时代，曾昭燏的母亲对包括她和曾昭抡在内的七个子女都教读过屈原的作品，昭燏本人还写过《读楚辞》九首之类的诗作，颇受时人称许。关于从胡小石问学的这段经历，曾昭燏有一段颇含深情的回忆文字：“余自一九三一年秋始识师。其时师在金陵南雍讲甲骨文及金文课，余往听课，惊其引证之渊博，说理之致密，自是有课必往听，亦尝登门请益。师手写声韵表及说文双声字例，皆命余誊录一遍，余略知古文字声韵之学，皆师之教也。师讲中国文学史、楚辞、陶谢诗等课，不仅见解精辟，且深得其神味，听者座无虚席。师所居在城北将军巷，为自筑小楼一所，号为‘愿夏庐’。师自居二楼北室中，称北楼……为师挥毫作书之所。亦于此教余书法，初学即命写钟鼎文，不令习法帖，恐开头便落圆熟陈套也。余每习书，师自后观之，耳提面命，如诲蒙童。”〔13〕

胡小石一生最得意的门生不过几人，当年得其书法真传者还有就读于金陵大学的张隆延和一位女弟子游寿。时游寿就读于中央大学国文系，曾昭燏转入中文系实得益于游氏的启发。据游寿回忆说：“我与曾昭燏是同窗好友，某日遇到曾昭燏，她在外语系一年级，我叫她转到中文系，学文字学，再学一点文献、考古文物，这样前途较广阔。”〔14〕曾昭燏听了游寿的劝说，便前往中文系旁听，时胡小石正在讲授甲骨文及金文课程，倡导铜器上文字的变迁与花纹相适应之说，并主张将文字、花纹作综合的研究。两堂课下来，曾昭燏大受震动，惊其引证之渊博，说理之致密，于是兴趣大增，每课必听，并登门请益。胡小石手写声韵表及说文双声字例，命曾昭燏誊录一遍，意在测其功底，曾氏很出色地完成，并对古文字声韵之学表示了浓厚的兴趣，胡氏对曾的表现亦甚满意。于是，师生一拍即合，在第二年学期转换时曾昭燏便转到了中文系，并与游寿“共同构写了甲骨文前后编，用蝉翼笺影写，请胡小石先生题词”。〔15〕1931年秋，曾昭燏与游寿、张隆延三人，按照旧式拜师规矩在胡小石“愿夏庐”厅堂一齐叩首，呈递门生帖，正式成为胡门入室弟子。后来游寿得以进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张隆延留学法国南溪（Nancy）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并一度出任台湾艺术专科学校校长等职，皆与早年这一历史机缘和打下的深厚学术功底密不可分。

曾昭燏拜师不久，曾昭抡因中央大学系主任开会之事，受到校长朱家骅“叫你们主任来”这句话的羞辱，一怒之下辞职去中大教职，应蒋梦麟之邀赴北平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孤单的曾昭燏遂移居胡小石“愿夏庐”吃住。对于这段生活，曾昭燏回忆说：“师所居在城北将军巷，为自筑小楼一所，号为愿夏庐。师自居二楼北室中，称北楼。一榻倚壁，前列几案，皆堆典籍，室中置大案，为师挥毫作书之所。亦于此教余书法，初学即命写钟鼎文，不令习法帖，恐开头便落圆熟陈套也。余每习书，师自后观之。耳提面命，如诲蒙童。”又说“愿夏庐之三楼，为藏书楼，牙签万卷，师甚珍之，外人罕得窥，余常读书其中，竟日不下”。〔16〕

三年间，师生二人朝夕与共，留下了诸多温馨的慈父爱女般的深情厚谊。小楼的灯火，伴着苍穹的星光跳动明灭，神奇的知识之门无声地向年轻的曾昭燏打开，金石、书法、历史、考古、艺术、音韵学等宏大精深的学问，如汩汩清冽的泉水，从盛夏的青山高原流出，注入一位渴求知识的才女心田。

斗转星移，曾昭燏对其师的治学渊源和精髓深有领悟，而对音韵学的感悟、研习更是颇得要领，据南京大学所藏《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学生历年成绩表》音韵一门显示，曾昭燏连续三年考试成绩均为100分，藉此可见学业之精进。1933年《国立中央大学文艺社丛刊》第一卷第一期刊发的《古文变迁论》，就是曾昭燏记录胡小石讲课（演）稿。胡小石去世后，曾昭燏对这篇文章着重提出：“胡先生研究商周铜器，远在1931年、1932年间，就青铜器上文字的变迁与花纹相适应之说，主张将文字、花纹作综合的研究，其说见所著《古文变迁论》一文。”几年后，曾昭燏在伦敦大学研究院所做的洋洋十多万字的硕士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即是在《古文变迁论》基础上深入细致研究和对胡氏治学路数的传承。

中央大学毕业后，曾昭燏担任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国文兼职教员。1934年秋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深造，与其同班的有游寿、沈祖棻等几位好友，胡小石在此兼课讲授书法史课程。期间，曾氏完成了《读〈契文举例〉》一文，刊于1936年本校《小学研究》杂志。

当曾昭燏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时，她的二嫂、曾昭抡夫人俞大絪已考取中英庚款留学生，往英国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此为历届庚款中唯一录取的女性。俞氏到达英伦后，眼界开阔，感到世界真奇妙，放洋读书确是人生梦想中最绚丽的一刻。沉浸在新鲜时尚与激情澎湃中的俞大絪遂致函曾昭燏，劝其莫在国内空耗青春，赶紧赴英留学，以融入世界学术潮流之中。俞氏之说受到曾昭承、特别是曾昭抡的支持，曾昭燏感念兄、嫂的好意，决定渡海求法，窥资本主义列强之堂奥，得其学术真针。

1935年3月初，曾昭燏辞去金陵大学研究班学业并辞去附中教职，在两位兄长的资助下（昭抡出自己薪水的60per作学费，昭承出路费）赴英伦求学。行前，曾昭燏辞告亲友，登诣师门，一一作别。特诣胡小石“愿夏庐”与恩师家人告辞。曾氏以礼称胡小石之母为太师母，当曾昭燏听太师母以“归后未知能相见否”之语，〔17〕不禁凄然，顿时热泪盈珠。

3月13日，曾昭燏由二位兄长送至上海码头，登上意大利邮轮，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这是中国首位赴海外就读考古学的女性，正是在这所世界著名的大学里，曾昭燏与吴金鼎、王介忱、夏鼐等三位海外学子不期而遇了。

伦敦大学的中国学生

夏鼐与曾昭燏皆出生于清宣统元年（己酉年），只是曾氏出生于农历正月初八，夏鼐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戌时生于温州城内厝库司前老屋。按中国传统历法的算法，曾昭燏生在年头，夏鼐在年尾。但按西历计算，夏鼐出生时已是1910年2月7日，比曾氏小一岁。

从曾、夏二人赴英国留学的时间排序看，曾在前，夏在后。曾昭燏由上海动身时，夏鼐正在安阳从梁思永领导的殷墟发掘团进行考古实习，直到这年的8月7日始离上海。尽管曾、夏二人入学时间相差几个月，但同拜在叶兹教授门下就学，属于同年同师真正意义上的同窗。因吴金鼎早已入学，且同为叶兹的学生，曾、夏二人自然尊吴氏为学长，或按武侠小说中的排行称为“大师兄”是也。

同祖上曾文正公常年撰写日记的习性一样，曾昭燏留学期间写有大量日记，其兄曾昭抡也有记日记的习惯，这大概是曾国藩所说的“有恒”的一种家风的再现。曾昭抡的日记大多在战乱中遗失，而曾昭燏日记原藏于曾氏后人曾宪洛家中，惜“文革”被抄没，只有少量残存。从南京博物院于2009年曾昭燏百年诞辰期间编辑印行的《年谱》所引曾氏部分日记、信函等材料可见，曾昭燏在英国留学期间，除了随导师读书，还有机会参加实际的田野发掘工作，生活颇有趣味，也是一生中难得的短暂的幸福时光。1935年10月，曾昭燏奉导师叶慈教授之命外出作考古发掘实习，在30日这天，她给堂兄曾约农写过一信，叙述了自己学习生活等情况。信曰：

二哥则鉴：

妹走入考古一途，事亦滑稽。妹在国内，虽曾起此一念，然自问于此道，毫无根柢，念亦旋消。到英以后，顾小姐力劝妹入维斯堡校补习。因上期是学年最后一期，各大学例不收新生。妹以此校之设，似专门为各殖民地之公民训练的，于妹以不甚须。故妹未上此校，而往伦敦大学各学院接洽旁听。同时请用一教员补习德文及英文。故上期除私人补习外，在伦敦两学院旁听，欲在此一期从容考虑。因妹在中大所学是中文，于英国任何课目均不相衔接。不意伦敦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叶慈，系研究中国及印度佛刻铜器等艺术，现任中国考古及美术学教授，见妹大喜，即令为其校之旁听生。于妹基本科，如人类学等特加教习。再三劝妹专心就学此地。如此一期之久，下期已成不可离之势。妹亦不知其然而至此也。然录于此地亦甚满意……

国土日蹙，强邻内逼，诚不知二三年后国家如何也。妹在此，遇三姐（南按：曾宝荪）之前后同学数人，皆盛言三姐的天才，并问近状，妹一一告之。妹常自念，以三姐之学问才能十倍于妹，为艺芳终身牺牲，妹何以不能？……恺姐（南按：俞大絪，字恺芳）在牛津甚忙，大约明年可回国。妹因教授之命，来此地作发掘工作三星期，日与锹锄泥土为伍，亦觉有趣。拟于明日返伦敦。因闻恒姐（南按：俞大缜）将于后日来英，妹往迎之。恒姐到后，即将往牛津。妹在伦敦居一二星期，亦往牛津。四姐（南按：堂姐曾宝菡）已抵英，有信与恺姐，托于牛津觅屋。家人骨肉能于万里相聚，何乐如之？

……〔18〕

11月1日，曾昭燏接自国内来的姑表姐俞大缜（恒姐）往牛津与二嫂俞大絪会合。至此，曾、俞两家表姐妹在英伦读书人数达四人，一班心性高洁的才女相聚于千里之外的异国校园，曾昭燏的快乐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1936年，曾昭燏利用寒假到各地博物馆收集散失在英国的中国铜器资料，为写作硕士论文做准备。这年6月19日，曾氏给傅斯年写了一封长信，内容不但关系她的留学生涯和治学路数的抉择，还牵涉到同在伦敦大学的夏鼐和吴金鼎。从这封信中，可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中国考古界新生代中，最有希望的三位考古学家的留学生活以及当时的处境。信曰：

孟真先生：

……前两个星期，夏鼐给您写与他的信给我看，您和他讨论他求学的问题，并要他转告我，我很感谢您的好意，所以今日冒昧地写信和您商量……

当然在此地（Courtaulld institute）也有相当的好处，第一是伦敦大学各学院的课程很多，我们可以自由地去听讲做实习，例如这一年来我和夏鼐、吴金鼎三人都在其他学院上课，夏鼐上的尤其多，第二论文可以马虎一点，而腾出较多的时间来学习其他的课程，不过根本而论，我们到外国来，应当学外国的东西，中国考古是无从学。

您信上说中国考古学之发达须有下列专科之研习者：

（1）Prehistory.

（2）Egyptology.

（3）Assirriology（？）including Ancien Asiajunior.

（4）Classical Archaeology.

（5）Byzantineand Arabic Arch.

（6）Indian Arch.

（7）Oceanic Arch.

（8）American Arch.

但是在英国对于考古并不十分完全，例如（5）（7）（8）是完全没有。关于“史前”的考古，爱丁堡是很有名的，但因地方小，钱太少，设备不十分充足。剑桥似乎也有一点，但我们不十分清楚。您信上说“中国学史前的已有数人”，劝夏鼐不必到爱丁堡去，所以我们也用不着讨论。关于Classical的，伦敦大学和牛津都有，但多注于艺术，尤其是雕刻，似乎和我们无大关系。“印度考古”伦敦大学也有少数的课程，但十分的不完全。伦敦大学考古部分最好的要算“埃及学”，其次便是“近东的考古”，包括米索波大米伊兰等。夏鼐大约决计学埃及学，我本来也想学埃及学的，已和教“埃及学”的教授接洽过，他表示欢迎，但夏鼐既学此，我不想学了，因为用不着两人同学一种。夏鼐劝我学“近东”的一种，巴比伦或伊兰，并劝我放弃一切科学的课程，如“测量”“制图”“地质”“人类学”等而专从事于“文字”和“历史”的研求，将来以近东的一种文字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与中国的相比较，也是很有用处。我自己想也是这个方法最好，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比较于文字和历史用功多，而于科学用功少。但我许多的朋友反对，说既然有机会，何不多学点欧洲的文字，何必学这种“死语”干什么，恺姐也是反对的一个，恺姐说“与其学埃及、巴比伦的东西，不如学点梵文”，但我知道学梵文的中国已经有了，陈六哥（南按：指陈寅恪）和许地山就是有名的，您对于此事觉得如何？

我还有私人的问题，我在国外读书，以前是家里供给，现在是老闻〔19〕供给，但老闻收入有限，最多能供给我一年，所以我在英国，只有一年了。您给夏鼐的信说“不必学有所成，即学到半途而返，犹有用处”，假使我把这一年的工夫专学近东的文字和历史，您觉得有用没有？

您信上又说“夏鼐与吴金鼎从叶兹读书，无非备其顾问”，当然呢，我也是顾问之一，但我在此地读书，或者可以借叶兹的力量，得到一笔奖学金，可以延长一年或两年，此事虽不可必，但有五分可能，本来是互相利用的性质，他利用职权（利用）我的学识，我利用他的金钱，也无所不可。我假使得了奖学金，便势不得离开此地，而势不得应酬式的写篇论文，但写个关于中国东西的论文，不到半年就完了，横竖是骗人的，他们也不懂，而我可以利用其余的时间来学其余的东西，您以为如何？

现在我总结的问您几个问题：

（一）假使我不能得奖学金，那我在英国只有一年的时间，我应当学什么？还是学点科学的方法？还是学一种文字和历史？不读学位，在中国有没有关系？

（二）假使我能得奖学金，则在英国尚有二年或三年的时间，除写一篇论文外，其余的时间，应当向哪一方面研求？

我没有写信和老文商量，也没有和家里其余的人商量，因为他们于中国考古界情形完全不懂，于外国考古学尤其不懂，冒昧地写信麻烦您，希望您为我个人着想，为中国的考古学发展着想，我学什么东西最有用处，赶快回信给我，因为我在暑期中必须决定下期的计划，您既然不惮烦地指教夏鼐，希望您也能不惮烦地指教我，您知道老文很深，一定能相信我一切的话都是真的，最后请您看完此信，即刻撕掉，不要给别人看。

……〔20〕

曾昭燏写这封信的时候是27岁，其思想成熟或者说对世事洞察的程度大大超过了她的同龄人，真有点当年曾国藩为官处事之老辣世故的意味。尤其是后几句，更见其道业之深和非同寻常的魄力。夏鼐是作为清华当时唯一的一个留英名额，以中英庚款的名义公派到伦敦的，在他的身上肩负着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考古界前辈的热切期望，以及中国考古学未来发展的前途使命，傅斯年与李济自是关怀备至，殷切之情溢于书信往来之中。曾昭燏没有这份运气，但为中国考古学的前途和自身利害计，她内心颇有些不服气并有对傅斯年责怪的意味，因而便有了你“既然不惮烦地指教夏鼐”，为何不能一视同仁地也来指导一下的怨气与期望。可以想象的是，以曾昭燏处事之老成，如果此信是写给李济或梁思永等诸前辈，是断然不会如此直白剖露心迹的。之所以在傅斯年面前敢如此大胆地放言，是与下面那句“您知道老文很深”有很大关系的。此时傅斯年与俞大綵结婚已近两年，而俞大綵的同胞姐姐是俞大絪，俞大絪即是曾昭抡的夫人，也就是曾昭燏的嫂子。既然傅斯年与曾昭抡是连襟，那俞家、曾家与傅家，就自然地具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在亲情，且傅斯年与曾昭抡夫妇私交甚笃，又加上陈（寅恪）家、俞氏家族与曾家有着三代姻亲的旧故，此时的曾昭燏自然要把自己放在这一个盘根错节的姻缘圈子里，并以小妹的身份向傅斯年来一番略带撒娇式的告白。

可以想象的是，绝顶聪明的曾大小姐在伦敦大学那雾气升腾的美丽夜晚，独自一人在斗室里纵情泼墨挥洒之时，也一定感觉到了这封信所言“一切的话都是真的”，甚或觉得太过于“真”了，这才有了让傅氏看完信立即烧掉的警示。恰恰是这最后的警示，更见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那心照不宣的真性情，以及当年曾国藩于营中灯下密谋机要时谨小慎微、处处提防的影子。——当然，信中除了真诚的道白，并没有“不足为外人道”的狭隘自私之处，相反还真诚地透露了曾大小姐要以“为中国的考古学发展着想”的远大理想，足见其眼光之高，胸怀之广，气魄之大。或许这便是傅斯年终未将信烧掉，并把这一历史见证有意无意地留给后人参阅的原因吧。

咸丰十一年正月十四日，曾国藩致函“少负俊才”的长子曾纪泽说：“今年已二十三岁，全靠尔自己扎挣发愤，父兄师长不能为力。作诗文是尔之所短，即宜从短处痛下工夫。看书写字尔之所长，即宜拓而充之。走路宜重，说话宜迟，常常记忆否？”〔21〕这一全靠“自己扎挣发愤”“从短处痛下工夫”的精神，在曾昭燏信中亦不难看出。如此不让须眉之气，不知是以曾国藩为核心父权文化下女性的“他塑”，还是女性本身的“自塑”，或者兼而有之？通观中国近代杰出女性活动的领域，多是在文学、艺术、教育、医学等几个门径中来往穿梭，而曾昭燏却从古文字学入手，最后选择了连许多男性都望而却步的田野考古学，而且能坚持下去，并蔚然成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女性奋斗史上的一个令人惊叹的异数。

接到信的傅斯年对大洋彼岸这位翘首以盼的曾大小姐作何答复，因公示的资料缺乏，无法妄加推断，但曾昭燏似乎没有学习近东或巴比伦等文字，主攻方向还是中国的历史、古文字和新兴的博物馆学。这个选择除了傅斯年的旨意，恐怕与李济的影响和指导大有关系。1937年1月21日至4月7日，李济应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院和大学联合会及瑞典王储、考古学家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之邀，赴欧洲讲学和学术访问，并出席国际科学联合会总会的伦敦大会。期间，吴金鼎、夏鼐、曾昭燏陪同李济至伦敦大学科特奥德艺术研究所、皇家亚洲学会等处活动和讲演，参观伦敦大学考古研究所、大学学院博物馆等地，并帮助李济联系英伦的考古界专家，先后陪同会见了伍莱、惠勒、赛利格曼、格兰威尔等著名学者。就在李济抵达伦敦不久，突患一场重病，住了二十余天的医院，幸亏吴金鼎夫人王介忱与曾昭燏两位女性悉心照料，才算康复得较好。据李济之子李光谟说，李济在英伦期间，与吴、曾、夏等学生过从甚密，并且“非常关心这几位青年朋友的成绩和他们的去向，时常约请他们讨论，探询他们的志趣。他以一个长者的身份动员这几位青年人回国后到史语所和中博去工作，最后果然都实现了”。〔22〕

据南京博物院档案显示，这年3月，曾昭燏允得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每月百元津贴，并要求曾氏择机赴德国考察，借此研究博物馆学。这份档案和上述信函，连同个人回忆等基本证实，这一时期，傅斯年与李济对曾昭燏攻读方向和治学路数进行过具体的指教，曾氏接受了傅、李的好意，攻读门径与治学路数随即拐弯，先是从课堂与纸面转向了广阔的田野，再是从中国和近东的学术目光与研究理想，转向了处于世界前沿的博物馆学科。这个转变无论是对曾昭燏本人，还是对中国考古学，特别是博物馆学未来的发展，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战略性转移与突破。中国文化中所谓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此时的傅斯年、李济、曾昭燏身上再次得到了生动鲜活的体现。

1937年6月初，曾昭燏以学术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得到导师叶慈的赞许并获文学硕士学位。这篇论文实乃一部专著，文中所列古代铜器上的600种徽识，是从2082件青铜器中整理得来。这是曾氏留学海外数年的收获，也是她的成名之作，因了这部大著，曾昭燏在学术界的地位由此奠定。6月底，在牛津就读的俞大絪、俞大缜结束学业，与曾昭燏一起离开伦敦抵达巴黎，在稍事游览与休整之后，俞家姐妹购买船票归国，曾昭燏则按照中央博物院李济的约定和学习计划，赴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参加什维希威格（Schleswig）为期十个月的考古实习。

曾昭燏到达柏林的这天，卢沟桥事变爆发，曾氏闻听，大为惊骇，使刚刚告别同学加亲友、孤悬海外的她，“感觉沉闷愤激”和心中凄凄。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的消息传来，曾昭燏与同学们才“以万分振奋的心情，注视这战事的发展，而且慎重地考虑自己能在这抗战中做些什么事”，并“开始痛恨自己为什么要学历史考古，想当初如果随曾昭抡学化学多好”。〔23〕此时曾昭燏认为，抗战爆发，祖国最需要的是枪炮弹药与军队的勇武牺牲，而学化学可以像汪兆铭、蔡元培、喻培伦、黄复生、任鸿隽等老一辈革命党人一样制造炸弹，把侵华日军的战舰炸个粉碎。只是自己有心无力，徒叹奈何而已。

怀揣这样的心境，曾昭燏经常与在柏林留学的袁炳南、吴大任、赵九章等中国留学生聚会，每次见面，总是谈论国内战争形势。当从柏林的华文报纸得知“北方将士抗战之艰苦情形，而人民逃避一空，救护无人，饮食不给。有饿死者、有自投河死者、转徙流离以达到后方救护所在者盖无几”的悲惨酷烈情形时，曾昭燏悲伤哀痛，心绪不安，归所后久不成寐，只有借助日记舒发心中的慨叹。在10月31日的日记中，曾昭燏写道：“此伤心惨目之情况，真不忍言。余尚偷生此间，过欧洲人之普通生活，真何以对我战士耶！”11月14日晨，曾昭燏与中国留学生杨允植，同往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之后，以蒋介石特使身份出访德国的军事家蒋百里秘书谢君处探访消息，“闻其言，心绪更为不宁。又闻傅作义将军战死之讯，悲痛不能自已”。（南按：傅氏之战死属误传）11月21日，曾昭燏往听蒋百里、张彭春演讲。当蒋氏讲道：“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时（南按：蒋百里在他的《国防论》扉页上曾强调了这句话），心情为之振奋。但曾氏亦亲眼目睹演讲后的侨胞大会上，“两派争执几至动武”，于是大起反感，愤然道：“至今日党见犹不解除，事之可悲观者，孰过于此！……战败不足悲，惟今日国人而尚不能团结，则真可悲也。”

此时，曾昭燏逐渐认识到自己对于国家、民族和抗战的帮助，莫过于做好目前的份内工作，待学业大成再为国效力。想到此处，遂强按悲怆心境把自己埋于学问中。12月8日晨，曾昭燏一出家门，即见德报以大字登载南京失守的消息，曾氏立感“触目惊心，心痛欲裂”。本不欲往史前古史博物院实习，只是因为昨日说过自己必往，觉得“不能失信”，于是，“在车站徘徊良久后，仍决心一往工作如常”。下午，曾氏去学生会阅报，方得知南京失守是误传，心中“为之稍定”，同时认为“其实南京之失，于我战略无大关系。徒以为我首都观瞻所系，不由不特别关怀也”。这天深夜，曾昭燏悬着的心仍未放下，乃写信向朋友询问国内真实战况。10日晨，得到正在巴黎访学的北大教授向达信函和所附《泰晤士报》一份，知“南京沦陷，盖旦夕间事”，心情又陡然沉重，发出了“感痛何极”的哀叹。12月18日，正在史前古史博物院上课并实习修补陶器法的曾昭燏，突然从报上看到了南京确实已经失陷的消息，顿时痛苦失声。恰在此时，有一与曾氏同室修补陶器的工人询问中日战争情况，有令曾氏“出语伤人”之感觉，曾昭燏愤恨至极，“恨无手枪击之”。只是考虑“彼非有意，盖教育程度不够”，方没有动手胖揍这个不懂事的家伙一顿。

随后的日子，曾昭燏在学习的同时，仍关注国内抗战情形，并与同学好友以及由巴黎至柏林访学的向达、吕叔湘等竟日交谈，对归国后的前途一片迷茫。1938年1月31日，曾昭燏完成了柏林史前古史博物院实习课程，与指导业师Brittner教授和实验室同事依依惜别。想到国事家愁，前途暗淡，不禁流下了热泪。

2月1日傍晚，曾昭燏踏上了开往慕尼黑的火车，在德意志博物馆蔡司（Zeiss）教授指导下，到巴伐立亚国立博物馆、德国民族博物馆、人类民俗博物馆等众多博物馆参加藏品整理和展览设计实习工作。鉴于曾昭燏在异国土地上展示了中华女性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深厚的治学功力，英国伦敦大学欲让其留校任教。2月5日，得到叶慈教授相聘为助教的信函。曾昭燏接信后，当天复信许聘。3月24日，曾昭燏结束了在德意志博物馆的实习任务，前往柏林国家博物院与导师等人见面后，于1月16日返回敦伦，19日正式出任伦敦大学叶慈教授的助教，主要从事教书及编目工作。按曾昭燏当时的设想，如继续在本校工作兼学习，最终斩获一顶博士帽子，无论是凭本人的学识，还是与导师的真诚或相互“利用”的关系，当是顺理成章之事。这年3月12日，德国法西斯希特勒军队吞并奥地利，引起欧洲动荡不安。几个月后，曾昭燏主动放弃留在英国工作和戴上博士帽子的双重心愿，决心辞去教职，回归祖国。在任叶慈助教期间，曾昭燏陆续完成了论文《论周至汉之首饰制度》和《博物馆》等两部专著初稿，后在国内出版。

1938年，曾昭燏在德国柏林史前古史博物院实习时所摄（南京博物馆提供）

1938年6月3日，曾昭燏在敦伦大学工作整日，并得到硕士毕业文凭。据曾氏在后来提交的“交代材料”中说：“暑假时，伦敦大学举行盛大的典礼，授学位给上年的毕业生，发了通知给我，我不去，心里想：’祖国的人民正在浴血抗战的时候，我何必去参加这种为个人荣誉的典礼！’我只写了封信去，让学校将文凭寄到我寓所来。”〔24〕另据她当天日记载：“二年工夫只此一纸而已。”6月10日，曾昭燏闻“广东遭敌机惨炸。平民死者已达五六千，惨不可言”的消息，发出了“此真百世之仇，不可忘也！”的愤慨与悲鸣，遂坚定了尽快回到祖国，与人民一起受难的决心，并写信向家人讲述这一打算。8月1日，曾昭燏收到时在国民政府任职的大哥曾昭承信函，谓中国已战火遍地，混乱不堪，抗战前途甚忧，“力阻其归国”，曾昭燏一时“心绪颇乱”。经过几天的思考，仍坚持返回家园。8月21日，驻美大使胡适赴伦敦中华协会演讲，曾昭燏前往听讲，并与胡适“略谈”，且“印象甚好”，认为“所谓闻名不如见面。”从这条日记推断，此为曾氏与胡氏的初次谋面，而这次交谈为日后二人交往埋下了伏笔。9月14日，曾昭燏归国的决心已经下定，并写一航空信至柏林的朋友杨允植，让其代定二等船票。次日，曾氏应威格纳尔（Wignall）教授午餐，席间，幽默风趣的威格纳尔讲了许多他当年在中国北平访问时的见闻趣事，说有一次与一美国人往看明陵，同乘一汽车前往，并雇一向导。因道路崎岖不平，那位美国人大为抱怨，并问向导：“此路何时所修？”向导从容答道：“大概两三千年。”美国人遂哑然而不作声。曾昭燏听罢，一股复杂的情愫涌向心头，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中国，如今却面临被外虐大卸八块的灭顶之灾，不能不令人备感神伤。当天晚上，她把自己决定归国并已定船票之事告知夏鼐，得到了夏的支持。

1938年9月19日，曾昭燏向导师和伦敦大学校长告辞，起程返国，由夏鼐和另外两位朋友送到维多利亚（Victoria）车站。在当天的日记中，曾氏以略带伤感和恋恋不舍的心情写道“别矣，伦敦！”

26日，曾昭燏由柏林抵达巴黎，此时欧洲战局更趋紧张，巴黎民众人心惶惶，开始逃难。因一时不能成行，遂独自到卢浮宫一观，因时局混乱，已闭门谢客。正在怅然中，有一守门人问道：“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曾昭燏抬头答道：“中国人。”对方听罢大为欢喜，说我们两国人都是朋友呵！遂向曾昭燏送了一个飞吻。曾氏见状，心头的阴霾消了一半，心想法国人的愉快性情真非英国人所能比，笑意中，也学着法国佬的样子给了对方一个飞吻，对方大为高兴。晚八时许，曾昭燏登上火车前往马赛港，夜色朦胧中透过车窗向外看了最后一眼，心中默念一句：“别矣，巴黎！”

1938年10月，曾昭燏留学归国途中与费孝通在越南河内留影（曾宁提供）

9月30日，曾昭燏踏上了由马赛港起程的轮船，向东方故国驶来，同船有中国留学生费孝通等数人为伴，倒也不显孤寂。10月22日，曾昭燏一行在越南西贡上岸，此时传来广州失陷的消息，顿感“晴天霹雳，闻者皆面无人色，大事从此去矣！”〔25〕

经过几番周折和长途跋涉，曾昭燏等终于在29日上午接近国境，众人见到久违的国内风物山色，不禁触景生情，又“遥见一穿灰色衣之士兵荷枪而立，几为之泪下，看见其老迈龙钟之态，不免失望”。〔26〕经过一天的颠簸，下午六时抵达昆明，与前来迎接费孝通的友人李君一同到居住在昆明的吴文藻、冰心夫妇家中晚餐。餐后乘黄包车到西南联大找二哥曾昭抡，到校后方知曾昭抡到重庆开会未返，而时在联大读书的三妹曾昭鏻亦居亲戚尹家，不在校内，遂大为失望，幸得曾昭抡同事介绍表哥俞大绂在此，方喜出望外，立即找寻交谈，并知道家中所有人的消息，久悬的心始砰然落地。

第二天，曾昭燏与俞大绂谈及归国时，一路看到大好河山遍布疮痍，难民成群，民族危殆。欲暂时舍弃学术研究工作，做一名战地新闻记者，以便更直接地为中国的抗战服务。这一设想，除了曾昭燏对国难的焦虑，以及受爱国人士勇于牺牲精神的感召，在她的血液中，还暗伏着作为一名政论家和记者的因子。早在1927年，正在长沙艺芳读书的曾昭燏经历了“汤翯事件”。当时国民党正在北伐，一年仅17岁的女中学生汤翯，无父无母，家境清贫，平时并未涉足政治，因被国民党特务在其枕头中搜出共产党的传单而被捕。尽管汤翯声明这份传单她并不知情，定是别有用心的人所为，但仍被关入监狱。事后查明，该传单为一左倾分子陈姓同学所放，其用意何在不得而知。尽管如此，国民党仍视汤翯为亲共分子，决定施以严刑。曾昭燏与汤姓同学平时来往密切，眼看好友蒙冤被难，挺身而出，不顾亲友的反对和自己被牵连的危险，同几位要好的同学一道设法营救，一面为其写法庭辩护词，一面让汤翯的婶母到庭长的姨太太处说情，公私两面夹击。但终于无果，汤翯被当做罪犯游街示众后惨遭砍头，遗体弃市，遭到凌辱。身临其中的曾昭燏目睹了惨痛的一幕，又在汤翯一个在教会做事的姐姐处读到了遇难者的临刑前留下的一封带血的遗书，伤心欲绝，心灵备受刺激，难以释怀。1929年，曾昭燏就“汤翯事件”的真相撰文在《新社会》杂志第9期发表，揭露国民党的暴行，倾吐了积郁在心中日渐膨胀的恶气，痛苦愤懑之情稍感缓解。此为曾氏第一次发表时事文章，也是她蒙发日后成为一名报刊评论家和记者，揭恶扬善，传达民众心声的志愿的发端。1951年，曾昭燏在向中共组织撰写的“供状”中，专门提及这件往事，并坦承自英国回来后想当一名战地记者，为抗战服务的想法就缘于此。

只是，曾昭燏的记者之梦刚一萌生，就遭到在昆明的亲友特别是俞大绂反对。俞认为眼前这位曾小姐过于天真，对国内抗战情形亦不够了解，徒凭一腔热血欲弃多年的学术造诣不顾，去做一个并不熟悉行情的战地记者，于国于己皆无益处，还是以教书和进研究机关为正途。曾昭燏亦觉俞大绂所言有理，遂打消了做一个记者的念头，于11月4日到昆明靛花巷史语所租居之处拜见李济。5日，曾昭燏与李济、梁思永、吴金鼎夫妇共同聚餐，商谈受聘中央博物院事宜。6日，赴昆明郊外温泉傅斯年、俞大綵一家居处拜访，就留学与归国后的前途等与傅斯年作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傅明确表示支持曾昭燏进中央博物院筹务处工作，并对曾的事业和前程寄予很大希望。10日，曾昭燏突接一亲属自昆明打来的长途电话，谓曾昭承来信，嘱其回湘迎母，遂立即告别傅斯年夫妇搭车返回昆明。时俞大绂以“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聘书相示”，但曾昭燏思母心切，无暇顾及。当天下午，由在西南联大就读的曾昭媚相送曾昭燏至汽车站，“别时不觉泪下。此去湘中烽火万里，未知能生还否也？”〔27〕按当时的行程计算，由昆明至湘中至少需要十二天，且时逢战乱，凶险莫测，故姐妹俩深感悲戚。

当曾昭燏乘车抵达桂林时，接曾昭承电报，告母似已逃出湘乡，正向西南奔徙，嘱其留桂探候。曾昭燏闻讯，立即在当地登报，并留有时住桂林的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地址。11月23日，突有一个叫陈昭熙的表姐找上门来，谓家乡沦陷，熙妹与母亲及一男工逃出湖南抵达桂林，正准备赶往昆明投亲，想不到在此地看到了报上的消息，真是曾家祖辈烧了高香，才得到这异地相逢的因缘。曾昭燏闻讯，悲喜交集，立即随熙妹到下塌的旅馆，母女相见，自是一番热泪与亲昵。

经过一番旅途周折和千辛万苦，曾昭燏母女及随行的亲属经贵阳、越南海防等地，总算于1月19日到达昆明，与家中在昆的亲人团聚。也就是这一天，曾昭燏首次见到了刚从重庆回昆、分别四年的二哥曾昭抡，其亲近欢乐之情非外人所能体会。第二天下午，曾昭燏来到西南联大宿舍，与曾昭抡、俞大绂交谈未来工作事宜，俞大绂告“金陵大学陈裕光校长以‘考古讲座’名义邀请其至金大工业讲学”，曾昭燏以“余心在中央博物院”而辞职谢了陈校长的好意。

其后，“为了使国内田野考古学的炬火不熄灭”（夏鼐语），在国难当头的危难中，曾昭燏正式进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参加了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组的苍洱古迹考察团，于1939年2月9日与吴金鼎、王介忱等人，一道赴云南大理苍山洱海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借此际遇，曾昭燏大显身手，首次向中国考古界展示了她卓越的才华和广博的学识，发掘成果极为惊人。

1941年2月，曾昭燏以出众的学术才能和组织能力，被任命为迁往李庄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总干事，位居李济一人之下而统揽实际上的全局事务。此时夏鼐已携英伦博士之盛名来到了李庄。自此，吴、曾、夏三位年轻的考古学家，势同滔滔不尽的江河穿越层峦叠嶂的高山峻岭，在扬子江尽头的小镇融会集结，并将以锐健的英姿和蓬勃朝气，荡漾开一片烂漫的风景。

——抗战期间最著名的彭山汉代崖墓大规模调查发掘的序幕由此揭开。

发掘彭山汉墓

自1941年5月始，川康古迹考察团在彭山江口镇方圆百里的崎岖山区展开调查，至1942年12月，共探明崖墓墓址900余座。6月14日，考察团对江口附近崖墓开始大规模发掘。此后以江口为坐标，一直向西廷伸，发掘地点计有寂照庵、石龙沟、丁家坡、豆芽坊沟，李家沟，砦子山等处，共发掘汉代崖墓77座，砖墓2座，所发掘墓葬均有详细的勘测记录并绘制了精确的实测图。如曾昭燏后来撰写的《永元残墓清理报告》中，作了这样的描述：

1941年发掘四川彭山崖墓主要人员合影。左起：吴金鼎、王介忱、高去寻、冯汉骥、曾昭燏、李济、夏鼐、陈明达（南京博物院提供）

1941年6月12日，与吴金鼎君自寂照庵北行，往寨子山调查。于山之西向半腰上，见有近代石工所开之大缺口，其近处有一洞，盖一已开之崖墓。入其内，见墓室尚完好，惟石椁破片与泥土堆积不平。吴君忽于墓之尽头处左侧，发现一内室，室门外两侧石上，各有刻字一行。向内一行过暗，不能读。向洞口一行，有“永元十四年三月廿六日”字样。既已知墓之年代，当即决意全部加以清理。

15日，再往访此墓，为内室门侧刻字二行作拓片。内室不见天光，甚暗，持灯入，见瓦棺残片及泥土堆积，于土中拾得残陶数十片而归。

16日，率一工人往，将内室瓦棺碎片，堆于一处，室内泥土，全清理一遍，凡遗物皆为拾出。19日，清理外室左面石椁内之积土。20日，为内外二室作平面剖面各图，工作遂毕。据本地人言，四五年前，山下石工凿石修路，此墓遂开。然（英人）陶然士于1931年在《华西大学边疆杂志》上发表《四川西部崖墓与古代葬阜》一文，言在川所见之崖墓中，惟有一墓带刻字，可确知其年代，为永元十四年三月廿六日，但陶氏并未言此墓在何地。今吴君所发现之永元墓，与陶氏所见者年月相合，疑即为一也。〔28〕

从简短的文字可以看出，刚刚30岁出头的曾昭燏，此时已超越了中国传统金石学的范畴，完全按近代田野考古的科学方法进行操作，工作方法真正代表了当时英国乃至世界的先进水平，使田野考古学上的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得到进一步发展。由曾氏与吴氏等新一代考古学家的操作规程，可清楚地看到中国考古学在输入了西方科学理念之后，所发生的承前启后的重大转变。

曾昭燏在报告中提及的陶然士，乃一英国传教士，1908年，这位陶然士（Rev.Thomas Torranee）来到中国沿四川岷江流域作汉墓调查，曾到过彭山，后写成《四川西部崖墓与古代葬阜》一文，发表于上海《亚洲学会会志》第四十一卷，曾氏显然读过此文。

事实上，四川省境内的崖墓自南宋起就有发现的记载，当地土著常在山区崖间发现洞穴，但并不认为是墓葬的一种，而称为“蛮洞”，也就是远古时代出没于草莽丛林中的野蛮人居住的洞穴。直到近代才被考察者证实为汉代人有意开凿的洞室墓，简称崖墓。20世纪初，当欧美学者、传教士、文化强盗，以各种名义纷纷拥向中亚和远东大陆进行古迹考察或劫掠之时，同敦煌藏经洞的命运一样，偏居西南一隅的彭山地区也引起了注意和重视。继英人陶然士之后，1914年，法国考古学家色伽兰（VictorSegaIen，1878—1919年）组织了一支考古队，在转遍了大半个中国后，又沿嘉陵江和岷江进行崖墓调查。这支考古队一度抵达岷江流域的江口，并在彭子浩一带发掘了大量崖墓。色伽兰本人有《中国西部考古记》行世，书中用诗一般的语言赞叹中国文物“精美绝伦，名冠天下”。同时又以欧洲中心主义和“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观点，武断地判定四川汉代崖墓的建筑形制来源于古波斯崖墓。1935年，色伽兰编写的《汉代墓葬艺术》一书出版行世。

川康古迹调查团在彭山汉墓发掘中发掘出土的“秘戏图”（南京博物院提供）

1933年，美国人葛维汉（D.C.Granam），在充当川南传教士和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期间，曾专程到彭山江口一带调查崖墓，并对其中一墓进行发掘。墓壁用花砖砌造，惜此墓早已被盗，内中空无一物，无功而返。后来葛氏率华西大学一批师生，调查发掘了四川广汉三星堆玉器坑，从而揭开了三星堆器物与文化大发现的序幕。

此次以吴金鼎为首的考察团于彭山汉墓的发掘，无论是技术还是思想观念上，都比陶然士与色伽兰等人先进高明得多，因而所得到的收获与研究成果也就自然不同。如在第十五号墓发掘中出现的“秘戏图”，以及对该图的认识和处理就是一个极其鲜明的例证。这个例证从1941年11月26日，吴金鼎于砦子山给李济的一封信中可辨大概：信曰：

前函谅达左右。作民（铭）兄于昨日去成都，明达兄回寂照庵帮豆芽房（发掘）队赶办结束，鼎一人留砦子山。今日新开本区第十五墓，忽然奇运来临。墓门面刻一凤（残），楣上刻双羊相向，中刻“春宫”——一对男女并坐拥抱接吻，男之右手搭过女肩持乳部，女左手抚男肩，余两手相携。

前函陈述，鼎及作民皆不主张凿取石刻，惟此处春宫或将视为例外。自今午出现以后，好奇来观者大有其人。因践损洞下麦苗以致地主厌烦，青年男女以此画为调笑资料。由此二事可以推测，将来此处石刻不毁于地主之手，即遭道学先生敲碎。似不妨站在卫护彭山风化的立场上，将其移运嘉定存藏中博院仓库，地方人士当能谅解，甚或钦佩吾人之卫道精神，而同时亦不违反保护古物之旨。其唯一困难即石质不佳，石匠能否凿下而不致碎，极有问题。〔29〕

秘戏图线描图（李光谟提供

吴金鼎发现的“秘戏图”门楣高浮雕，在艺术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它展示了汉代风俗中以往不为人知的一个侧面，向后人“提供了与历来正统观念相悖的题材，这就需要今人对汉代的意识形态观念重新加以估计”，〔30〕尤其是将“秘戏图”置于墓口门楣处，不避讳甚至特意展示人体和性爱，这在中国性史和陵墓史上极为罕见，其保存、研究价值无疑都是极其重要的。从吴金鼎给李济的信中可看出，他主张把“秘戏图”作为标本坚决地、毫不犹豫地切凿下来移入博物馆作永久性保存，而一同前来发掘的陈明达则从建筑学上的完美性考虑，力主保持原貌，坚决反对切凿，于是二人展开了争论。吴金鼎在征求夏鼐等人的意见后，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硬是从当地请来极富经验的石工将“秘戏图”浮雕凿了下来。此图先是藏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仓库，后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那座雕刻“秘戏图”的崖墓，则于后来“文革”中被“已觉醒了的革命群众以满腔的热情全部捣毁砸烂”，成为一堆荒草飘荡，蛇鼠出没的废墟。而此时吴金鼎已去世多年，尚活在人间的陈明达闻知此情，不禁为之欷嘘，由此感谢吴氏当初的“固执己见”。

经发掘团的史语所研究人员高去寻考证，这幅“秘戏图”的功能和作用主要是辟邪厌胜，正如在他的论文《崖墓中所见汉代的一种巫术》中所说：“汉墓之有这类图像乃为保护墓葬或死者之尸体及灵魂的一种巫术之用也。”〔31〕曾在抗战前参加过殷墟发掘的高去寻，在田野工作中特别注意对民风民俗调查研究，他于这年12月12日的日记中载：“午前彭山寨子山工人杨玉山谓余曰，‘此地有钱人家死后，绸子包尸首，玉环金圈戴在手腕上，因为如此则尸不朽烂。口内含银子，子孙可以有钱使’。余问曰近日此种风俗仍存否？杨曰：‘有钱人家仍然如此。’”〔32〕这种在民间代代流传的材料，令善于思考的高去寻马上想到安阳殷墟发掘时，所见到的屈肢葬、殷礼含贝与握贝等风俗，他把这种风俗同彭山崖墓的“秘戏图”联系起来，共同作为宗教史与文化史加以考察、研究，从而得出了全新的结论，令学术界为之耳目一新。

除“秘戏图”之外，考察团还发现了佛教造像和飞羊乘人插座（南按：又称摇钱树插座，现藏于南京博物院），首次证实佛教至少在东汉时期就传播到了中国。而崖墓建筑格局及墓内大量的随葬品，第一次以实物形式模拟再现了东汉四川地区的现实生活场景，表现出与中原地带的地域性差异。特别是大量仿木结构的石质建筑构件的发现，如编号为460号墓墓门斗拱；530号墓墓内石柱，皆向古建筑研究者提供了接近原大的汉代建筑构件资料和堪与同时期希腊建筑柱式相比肩的中国建筑标志性实物。吴金鼎等人从墓葬的技术源流等各方面分析，所得结论与当年法国人色伽兰完全相反——四川汉代崖墓确系本土文化的产物，与所谓的古波斯崖墓没有任何内在联系。——这一结论，再次对甚嚣尘上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给予了颠覆性回击。

彭山王家坨崖墓460号门楣。门口站立者是发掘者陈明达特意安排的当地少年，意在与墓门大小形成对照（陈明达摄影，殷力欣提供）

历时一年半的彭山崖墓发掘，在资金短缺、生活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辉煌成果。正如夏鼐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所言：“那时候因为抗战正殷，经费困难，吴先生想以最少的费用，取得最大的收获，当时住在山中一个叫做寂照庵的和尚庙中。吴先生提倡节约，以身作则。不但早晨吃苞谷面做的粗馍馍，还要轮流推磨磨苞谷面。发掘蛮子洞，有时找不到工人，便几个人亲自动手。逢到休息日，还跑十几里路赶街子买吃的东西打牙祭。然而生活虽是清苦，大家精神上都很愉快。每日收工时，大家从崖墓中钻出来，弄得满身是泥。返工作站换衣服，一起传观着新获的罕见的古物，抚摩欣赏。有几天，吴先生患了脚气病，只好留守工作站，看见大家收工回来，一一慰劳。晚上，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大家围坐着一盏菜油灯，吴先生谈笑风生，时常说几句笑话，使大家哈哈大笑，打破了古庙中沉寂的空气。此情此景，恍惚犹昨。”〔33〕

1942年3月7日，彭山崖墓发掘工作结束。面对如此重大收获，作为发掘团团长的吴金鼎仍感意犹未尽，又率领人员移师牧马山再度展开调查发掘。与彭山崖墓不同，牧马山属于土坑墓或砖室墓类型。这类墓葬比崖墓要大得多，除拥有不同于崖墓的特色外，墓坑多未扰动，内藏器物极其丰富，具有极大的田野考古价值和收藏价值。

面对如此丰厚的文化宝藏，吴金鼎显现了少有的大将之风和罕见的气魄，他在1942年9月由牧马十七保一位周姓人家寄给李济的信中说道：

今春鼎在蓉参观华大及四川博物馆时，私立小小志愿，希于三年期内愿见中央博物院所有藏品在全国居首位，并使自己在汉代考古学上得有一知半解。自发现牧马山葬地后，此志益坚。近与乡珊（南按：后补队员赵青芳）兄仔细计议，拟于短期内多开几墓，冀天从人愿，在江水大退前获有特殊重要发现。又说“今特早日以所志愿求助于先生，愿在指引之下，趁留川机会，尽力代博物院搜集标本，并增长个人学识，为公为私，苟得如愿以偿，则感戴之忱，更将倍于往日矣！”〔34〕

胸中拥有如此气魄和宏愿，加上已发现的丰富地下遗物，在李庄大本营坐镇遥控指挥的李济，自然乐意没法筹集经费，使牧马山的发掘不至中断。吴金鼎等人得此支持与鼓励，不负所望，甩开膀子大干起来，很快发掘了大型墓葬7座，其中砖室墓2座，土坑墓5座，收获了大量的上等文物。

1942年12月9日，严寒的冬天已经到来，岷江水位急速消退，吴金鼎等人尽管心有不甘，但鉴于运输所必需的水位尺度，不得不开始停工撤退。在吴金鼎的组织指挥下，发掘团人员把出土的各类随葬品，所采集的石质建筑实物标本等，总量在20吨以上，分装三条大船从江口镇起程，顺岷江浩浩荡荡驶往李庄镇码头——抗战期间最大规模的一次田野考古发掘，以丰富的斩获宣告结束。

就在彭山汉代崖墓发掘斩获甚丰，捷报频传，李济从亡女的阴影中得以摆脱，梁思永病情逐渐好转，众人准备挽起袖子在扬子江尽头的小镇上大干一场时，蹲在板栗坳山顶上的“寨主”傅斯年，却进入了旧忧方解新愁添的尴尬境地，围绕“三百年仅此一人”〔35〕的史学大师陈寅恪是否来李庄，以及薪金如何支付等一系列问题，与新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你来我往地叫起板儿来。

注释：

• 〔1、2〕《致诸弟》，载《曾国藩家书》（上），岳麓书社2002年出版。

• 〔3〕《致欧阳夫人》，载《曾国藩家书》（下），岳麓书社2002年出版。

• 〔4、12〕徐雁平《旧世家，新女性——以湘乡曾昭燏为例》，载《东方文化》，2001年2期。

• 〔5、7〕刘建勇、谢灵芝《双峰荷叶，那些曾家的女人们》，载《潇湘晨报》2008年6月27日。

• 〔6、14、15、17、18〕《曾昭燏年谱》（征求意见稿），曹清张蔚星编撰，南京博物院2009年印行。

• 〔8〕李又宁《曾昭燏——我国最杰出的女性考古学家与博物馆学家》，载《近代中国妇女研究》1993年6月第1期。

• 〔9、24〕曾昭燏于1951年10月3日所作“干部履历表”中之《自传》，载《曾昭燏年谱》（征求意见稿），曹清、张蔚星编撰，南京博物院2009年印行。

• 〔10〕按传统说法，中国近代“四大藏书楼”分别为江苏常熟县翟绍基的“铁琴铜剑楼”，始于嘉乾时的瞿绍基；浙江吴兴县的“皕宋楼”，始于咸丰年间的陆心源；浙江杭州丁申、丁丙兄弟的“八千卷楼”，始于光绪初年；山东聊城的“海源阁”，始于道光年间进士出身的杨以增。其中以翟、杨两家所收藏的宋元刻本和抄本书为最多，因之又有“南翟北杨”的美称，深为海内外学者所仰慕。湘乡曾氏家族的宣厚堂始建于清同治四年（1865），又称“毅勇侯第”，当地人称“宰相府”。同治三年（1864）6月，曾国藩被诏封“太子太保”，加封“一等毅勇侯”。富厚堂建好以后就在大门上方悬挂了“毅勇侯第”匾。据曾宝荪在《我的家世》中描述“这栋大屋，大体是照侯府规制盖的。宅有东西两门。进来是一个半月形的石板大坪，半月形外，是一张大塘，也是半月形，有如泮宫。中门国为门楼很宽，所以并不显得高大，门上有‘毅勇侯第’四个大金直匾。进了大门，便像北京的四合大院。”（转引《曾昭燏年谱》，曹清、张蔚星编撰，南京博物院2009年印行。）

富厚堂的建筑，最精华部分则是藏书楼。包括求阙斋、归朴斋、艺芳馆、思云馆四个部分，分别为曾国藩、曾纪泽、曾纪鸿与郭筠、曾宝荪等宋氏子嗣的藏书。其建筑面积总计为2054平方米，其中专用于藏书的占16间，计800余平方米，藏书30余万册（卷）。宅南是曾国藩的藏书楼求阙斋，里面收藏有曾国藩的藏书10万卷，种类主要有经、史、子、集和各地的地方志，地方志是曾国藩藏书的一个重要特色。阙者，空也，缺也。意为学识无涯，无瀛之时。同时也暗含福禄不可尽享，要有缺憾之意。其他诸楼也名有喻意，如曾纪泽兴建的“归朴斋”为“返璞归真”之意等。除曾国藩的“求阙斋”外，别外三楼归朴斋、艺芳馆、思云馆总计藏书20万卷之多，收有大量经、史、子、集线装书，另还收藏有大量平装书籍和外文书籍，尤以归朴斋以收藏外文书籍为特色，如《大英百科全书》以及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医学、农学书籍陈列满架。整个富厚堂藏书楼藏书数量比杨氏“海源阁”多出10万卷，比陆氏“皕宋楼”多出15万卷，比丁氏“八千卷楼”与瞿氏“铁琴铜剑楼”都分别多出20万卷。另比其他四楼多出大量平装书籍和外文书籍。单就数量而言，富厚堂藏书楼堪称晚清以来天下第一楼。

• 〔11〕曾昭楣《致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的信函》，载《一代宗师——曾昭抡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 〔13、16〕曾昭燏《忆胡小石师》，载《曾昭燏文集》，南京博物院编，文物出版社1999年出版。

• 〔19〕据流传的说法，曾昭抡乳名闻，因而谓之“老闻”。此说恐怕有误，凡乳名皆有避讳，作为妹妹不会对像傅斯年这样的外人公开言说。但从流传的一些史料看，其说不止曾昭燏一人，据俞大絪胞姐俞大缜回忆：“有一年暑假，昭抡夫妇从北京到南京去探亲，一天，他们家人和几位亲友正坐在房中，昭抡也站在房中指手画脚地谈他出外旅行的经过，我的哥哥大绂（现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忽然招手，把在门外的大絪叫到身边，轻轻对她说：’老闻的裤带又没系紧，裤子都快掉下来了，肚脐眼都露出来了，赶快设法让他把裤穿好，弄得哄堂大笑。’过了暑假，他们回了北京，天气渐渐地冷了，我哥哥大绂从南京写一封信给我们姐妹说：’天气已冷，想必老闻已不再作昆虫呼吸矣！’因为昆虫是从腹部呼吸的，大绂是指昭抡连裤子都不系好，掉下裤子让肚脐眼露在外面。”（俞大缜《化学家曾昭抡二、三事》，载《中国科技史料》，1981年1期。）由这段回忆可见曾昭抡的名士派头，亦可见“老闻”这个雅号是在家族与好友的圈子内颇为流行。因了这一现象，或可推断“老闻”的雅号，是因其高度近视，看书读报总把脸贴着纸面，似“闻”的模样而得之。

• 〔20〕《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印行，1995年。

《曾昭燏致傅斯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傅斯年档案”。

• 〔21〕《谕纪泽》，载《曾国藩家书》（下），岳麓书社2002年出版。

• 〔22〕《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李光谟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 〔23、25、26、27〕《曾昭燏日记》，未刊本，南京博物院保存。

• 〔28〕曾昭燏《彭山汉代砖室墓》，载《曾昭燏文集》，南京博物院编，文物出版社1999年出版。

• 〔29〕《李济与友人通信辑》，李光谟辑，载《中国文化》，第十五期（1997年12月北京版）。

• 〔30〕《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发掘报告·结束语》，南京博物院编，文物出版社1991年出版。

• 〔31、32〕杜正胜《通才考古学家高去寻》，载《新学术之路》，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出版。

• 〔33〕夏鼐《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载《中央日报》（南京），1948年11月17日，第6版《泱泱》副刊。

• 〔34〕《吴金鼎致李济》，载《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李光谟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 〔35〕据与傅斯年、陈寅恪二人同在德国柏林留学的罗家伦回忆说：当时中国留学生读书的普遍趋向、治学风气大都是“先博后专”，求知欲极其旺盛，又各怀学术创获的雄心壮志。“朋友中陈寅恪从哲学、史学、文字学、佛经翻译，大致归宿到唐史与中央亚西亚研究，又供他参考运用的有十六七种语言文字，为由博到精最成功者。”（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载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0日。）

从保留下来的六十四本之多的陈寅恪学习笔记看，当时除梵文和巴利文外，陈氏还学习过藏文、蒙文、满文、突厥文、回纥文、朝鲜文、印地文、俄文、波斯文、希伯来文等多种文字。至于陈寅恪一生究竟懂多少种文字，当时学术界中人和日后的研究者皆无定论，据陈氏在西南联大时期的研究生王永胜说，陈氏“具备了阅读藏、蒙、满、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十三种文字的阅读能力。”（王永兴《陈寅恪》，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8期。）

另据陈氏的再传弟子、台湾学者陈哲三云：“他（陈寅恪）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字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扎儿文也懂。”（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载台北《传记文学》，1970年16卷3期。）面对诸种说法，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后来较为谦虚、平和地对外宣称：“一般说来，他能读懂14种文字，能说4、5国语言，能听懂7、8种语言，是大致不差的。这些成绩基本上是他在36岁以前取得的。”（陈封雄《卌载都成断肠史——忆寅恪叔二三事》，载《战地》，1980年5期。）求学时代的陈寅恪尝自言：“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朱延丰突厥通考·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第5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这是他的志向，也是至实名归的一种境界。

当陈寅恪在国外学业大成，载誉而归，出任清华研究院导师后，声名日隆，为学界同仁广为推重。从陈的学生刘隆凯整理的当年课堂记录，陈寅恪在考证讲解唐代白居易那篇著名的《琵琶行》时，陈氏广征博引，以此考出了那位“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倡女原籍何处，什么人种、多大年龄赴长安为妓，属于几流妓女，在什么年纪金盆洗手成为“商人妇”，与那位茶商是正式结婚还是同居关系等。每一步考证，皆缜密谨严，无不令人拍案叫绝。因而，陈寅恪每次授课，除学生外，因羡慕其学问之广博与才情之高，清华的吴宓、朱自清等名贯一时的教授皆前来听讲，因而陈寅恪便有了“教授的教授”之美誉。对陈氏通今博古、学贯中西的鸿学硕论，目空天下士的傅斯年于敬重推崇的同时，深感自愧不如，甘拜下风，并慨叹曰：“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载台北《传记文学》，1970年16卷3期。）

第十三章　三千里地山河

三百年来一大师

1928年，陈寅恪加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并出任第一组（历史组）研究员兼主任。与李济和赵元任不同的是，因陈寅恪不舍得丢掉清华国学研究院这个与自己建立了血肉情感的学术阵地，以及那些好学上进的学生，虽答应了傅斯年聘请，并未前往广州赴任。当盛极一时的研究院解体后，陈寅恪仍在清华园担任改制大学后的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史语所一组主任职务属遥领性质，除人员聘请、职称晋升与研究课题等大政方针亲自操劳，具体事宜并不过问。

1929年春末，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由广州迁往北平北海静心斋办公，陈寅恪得以与史语所同仁会合，并有了经常在一起研讨的机会。而这个时候，经陈寅恪与无津一位叫李盛铎藏书家无数次谈判，终于把清宫流出的号称8000麻袋，计约6万公斤内阁档案（南按：即满清入关后的档案文书，曾作为废纸被卖掉，后被罗振玉、李盛铎先后获得），以史语所名义买下并运到北海静心斋供陈寅恪主持的一组整理研究。——这是史语所自成立以来所获得的第一笔宝贵史料和学术研究资源，史语所“有此一得，声光顿起”，达到了一鸣惊人，为天下学界所重的奇效。随着安阳殷墟发掘成果的扩大，史语所威望日隆，成为傲视群雄的学术重镇。正如董作宾后来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一文中所言：到了1948年，中央研究院已有13个研究所，史语所排行第九，“该是一位小弟弟，其实他一向在研究院中被推居老大哥的第一把交椅上”。史语所其人员多达84人，比其他的所多一倍至九倍。而“那些兄弟所们，在敬、畏、妒，复杂情绪之下，不能不尊他是老大哥，称之曰‘大所’”。〔1〕

正在往“大所”路上行走的傅斯年自搬来北平，大有潜龙归渊，虎踞深山之势。除了统率史语所本部人马，傅氏还跃马挺枪杀回北大，于雾色苍茫中争占地盘，以再展当年学生领袖的风采与辉煌。傅斯年入主北大公开的名号是北大文学院历史系兼职教授，暗中的打算是借授课之机，发现读书种子和有希望的学术研究苗子加以载培拢络，以便其人毕业后拉入史语所，继续扩大“大所”的阵营和声势，后来加入史语所的胡福林——也就是在昆明不辞而别的那一位，就是这个时候被傅斯年发现并着意栽培的学生。对于北海静心斋储存的数量惊人的内阁大档，傅斯年认为非陈寅恪出面主持整理不可，于是要求在北平郊外清华园居住的陈寅恪，立即“改住北平，至少可以在北平住每周数日，以便从事上列（内阁档案）工作”。〔2〕

既然担负着史语所历史组主任兼研究员之职，而整理内阁大档的工作又属于历史组，陈寅恪责无旁贷，遂痛快地答应了傅斯年的要求，除保留清华园新西院三十六号的寓所，另在北平城内西四牌楼姚家胡同三号租赁了一处宽敞舒适的四合院，并把其父陈三立，连同本家大嫂从南京接来居住。有了城里城外的两处住房，且两处住宅房间墙上都安装了当时极其稀有的电话，陈寅恪开始比较从容地奔波于两地之间。除在清华授课，大部分时间都在城里北海静心斋带领史语所历史组人员如徐中舒、劳榦、李光涛等人整理内阁档案。这年9月，傅斯年与陈寅恪筹划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编刊会”，除傅、陈二人，另聘史学大家朱希祖、陈垣以及年轻的学术中坚徐中舒为编刊委员，拟列了一个庞大的出版计划，历史组人员一边进行整理、分类、编目，一边刊布印行，将珍贵史料公诸于世，取名为《明清史料》。——这是陈寅恪一生在生活上最舒心、精神上最得意、学术上最有创见的极盛时期。

1936年1月28日，傅斯年移家南京，告别史语所同仁，于北平北海静心斋所摄。后排左二为傅斯年，左三为陈寅恪

可惜好景不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据东三省，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逐渐南移。1933年4月，遵照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指令，史语所拔寨起程，由北平迁往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办公，除一少部分人员与内阁档案留守北平外，其他人员全部南迁。陈寅恪不忍舍弃清华园生活环境与学术氛围，没有随所迁移，仍留校任教，同时改任史语所“专任研究员暂支兼任薪”（南按：意为陈氏在史语所的主任与研究员名义保留，但只给一点薪金补贴，主要薪水由清华支付。）这是陈寅恪与他所统领的史语所历史组共同相处了四年之后首次分别。就陈寅恪当时的情形言，史语所自广州成立之日起，就有迁北平的打算，而陈氏之所以答应傅斯年出任历史组主任，正在于史语所迁北平后自己可以两头兼顾，或者辞去一头而专顾另一头，无论是在清华园任教，或到城内史语所办公处从事专门的学术研究，二者皆可。想不到史语所仅在北平四年就来了个“孔雀东南飞”，一口气跑到了上海，独自留在清华园的陈寅恪遂有辞去史语所职务的打算，只因时局动荡，史语所最后在何处落脚生根仍未有明确的目标，尽管有定居南京的议案，但毕竟没有落实，何况政局不稳，说不定哪一天又出个什么岔子，再度返回北平亦未可知。于是，陈寅恪只好采取静观待变的态度，视具体情形再作最后打算。1934年，中央研究院在南京北极阁兴建的办公地点陆续竣工，大部分研究所陆续迁入，史语所随之由上海迁南京，同年5月增设人类学组，并于筹备完成后的1935年聘请欧洲归国的大字号“海龟”吴定良博士主持。就在这个时候，陈寅恪产生了辞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一心一意在清华园教书的想法，但未得到蔡元培和傅斯年应允。

1936年春，傅斯年致函陈寅恪，请其赴南京参加史语所会议，就未来大政方针和发展方向进行商讨。陈寅恪思虑再三，于1936年4月8日致函傅斯年，决定不予出席，并正式提出辞呈。函曰：

孟真兄左右：

首示敬悉。所以稽迟未即奉复者，以尚未决计南行与否故也。今决计不南行，特陈其理由如下：清华今年无春假，若南行必请假两礼拜，在他人，一回来即可上课，弟则非休息及预备功课数日不能上课，统合计之，非将至三礼拜不可也。初意学生或有罢课之举，则免得多请数日之假，岂知竟不然，但此一点犹不甚关重要。别有一点，则弟存于心中尚未告人者，即前年弟发见清华理工学院之教员，全年无请假一点钟者，而文法学院则大不然。彼时弟即觉得此虽小事，无怪乎学生及社会对于文法学院印象之劣，故弟去学年全年未请假一点钟，今年至今尚未请一点钟假。其实多上一点钟与少上一点钟毫无关系，不过为当时心中默自誓约（不敢公然言之以示矫激，且开罪他人，此次初以告公也），非有特别缘故必不请假，故常有带病而上课之时也。弟觉此次南行亦尚有请假之理由，然若请至逾二星期之久，则太多矣，此所以踌躇久之然后决定也。院中所寄来之川资贰佰元，容后交银行或邮局汇还。又弟史语所第一组主任名义，断不可再遥领，致内疚神明，请即于此次本所开会时代辞照准，改为通信研究员，不兼受〔任〕何报酬，一俟遇有机会，再入所担任职务。因史语所既正式南迁，必无以北平侨人遥领主任之理，此点关系全部纲纪精神，否则弟亦不拘拘（泥）于此也。所欲言者尚多，特先约略奉复，即希鉴谅，并代候诸公，至深感幸。敬叩

撰安

弟寅恪顿首

四月八日〔3〕

傅斯年接信，对陈寅恪提出的不出席会议和辞职事皆不照准，退而求其次，想出了一个“两头兼顾”之法，让陈氏只出席几天会议，保证一个星期内可返北平。为了加重邀请的砝码，傅斯年与李济联名拍发电报，以示尊崇和迫切之情，但陈氏仍未南下。4月13日，陈寅恪在致傅斯年、李济的信中说道：“前日奉到来电，又迟疑久之，至今日仍决计不南行，殊负盛意，惶愧之至。弟虽可于一星期内往返，但事实上因身体疲劳及预备功课之故，非请假两星期不可。自昨日起，又略感冒受谅，则短期内往还之可能更少矣。又弟请于暑假后解除第一组主任名义一事，实考虑再三，认有必要，否则亦不拘泥，务求兄等与诸公会商允许，不胜感祷之至。”信旁注数语，其中有“弟不列会或可便于讨论，否则互相客气，又恐不易决定矣。此亦不必到会之一小小理由也”。〔4〕

既然陈寅恪两次复函表示不再南下，并列举了相当的理由，傅斯年自然不便霸王硬上弓，强人所难，陈氏南下之事就此画上了句号，只是他所坚辞的史语所历史组主任之职未能遂愿，不但这年的暑假之后未能解除，即是在抗日烽火燃烧于大半个中国之时同样没有实现。以陈寅恪在学术界超凡的学识与名望，满身霸气的傅斯年好不容易才延揽到自己麾下，自然不会轻易放弃。令傅、陈二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北平分别五年之后，陈寅恪与史语所同仁又有了一次相聚的机缘，只是，这次相聚不在北平，亦不在南京，而是硝烟弥漫、弹片横飞的西南边陲昆明城。

天涯涕泪一身遥

1937年7月7日，当卢沟桥枪声响起时，陈寅恪作为清华大学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在讲授多门功课的同时，仍兼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主任、研究员。在此之前的七八年间，陈氏在学术研究上著述颇丰，教学上业绩辉煌，深得中央研究院蔡元培、朱家骅、傅斯年以及清华大学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等双方大小主事者的赞誉和尊敬。1934年5月27日，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特别提道，“若以寅恪事为例，则寅恪之职务，大事仍由其主持，小事则我代其办理。”又说：“且寅恪能在清华闭门，故文章源源而至（其文章数目在所中一切同仁之上）。”〔5〕这一时期，根据清华大学规定，教授月薪最高以400元为限，所在学科有特殊贡献者，可超过此限，其人数不得超过全体教授总数的五分之一。陈寅恪属当之无愧的“特殊贡献者”，因而得以连年加薪，到1937年上半年，月薪已达480元，为清华教授中薪水最高者。一家人生活稳定，无忧无虑。最令陈寅恪得意的是，他的父亲三立老人得以从南京迁北平城内和儿孙辈家人经常见面，不再孤独。平时城内与清华园两方面家务都有仆人打理，省心省力，大事小事均可通过家中电话随时联络，真正过上了俗世中所说的幸福像花一样的美满生活。〔6〕

这一时期，与陈寅恪交往频繁、密切者有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吴宓、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以及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中文系教授朱自清等名流大腕。由于陈寅恪日记不幸在“文革”中散失，他的心境已不得而知，但从好友吴宓留下的几条日记可窥知清华园内的景象和教授们不同的侧影。1937年5月21日，吴宓日记云：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近始感树木繁荣，绿叶浩浩发明光，景物之美丽，居处之清幽，皆足以适我之性，怡我之情。能端居自读佳书，即是真乐。……盖宓久为志业、道德、恋爱诸事所困，劳苦多年，不知享受。近顷始渐能超然，略获解脱，稍致心安意得之境界。苟能长如此，则恋爱婚姻问题，无论如何途径解决，皆能得所裨益而不足为累矣。〔7〕

如此怡性舒适的环境和心境，吴宓在整天思索着恋爱与女人相互关系与作用问题的过程中，与陈寅恪交往更趋频繁。沿着吴宓日记的轨迹延伸下去，可看到这样的场景：

1937年5月24日晚上、6月3日晚上、11日上午和晚上、22日晚上、23日晚上，陈寅恪要么到吴宓住处闲谈，要么二人在户外西园散步，谈学论世兼及婚丧嫁娶，兴致盎然。

6月25日晚，陈寅恪与吴宓双双来到清华园西园散步，观天上各色雨云及彩虹，夜归后，吴宓作《写怀》诗，以舒当晚得意快活之情怀。

7月6日晚7时，陈寅恪与吴宓再次来到园中散步，后坐在体育馆后球场观晚霞，觉大自然之美妙，人生之苦短。忽陈寅恪心中若有所失，默坐了一会儿，又谈起时局变化，感日本之汹汹，叹中国之落后，不禁黯然神伤。第二天夜里，卢沟桥畔枪声响起。自此，西天的云霓霞光被腾起的炮火硝烟所笼罩。

7月14日，吴宓在日记中记载道：“阅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则（一）华北沦亡，身为奴辱。或则（二）战争破坏，玉石俱焚。要之，求如前此安乐静适丰舒高贵之生活，必不可得。我一生之盛时佳期，今已全毕。此期亦不可谓不长久，然初未得所享受，婚姻恋爱，事事违心，寂寞愤郁，痛苦已极。回计一生，宁非辜负？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无论若何结果，终留无穷之悔恨。更伤心者，即宓本为踔厉历发、慷慨勤勉之人。自1928年以来，以婚姻恋爱之失败，生活性欲之不满足，以致身心破毁，性行堕废。故当今国家大变，我亦软弱无力，不克振奋，不能为文天祥，顾亭林，且亦无力为吴梅村。盖才性志气已全漓灭矣！此为我最伤心而不可救药之事。如此卑劣，生世亦何益？思及此，但有自杀，别无它途。”〔8〕

7月15日，吴宓日记又载：“是日清华提前发给教职员七月份薪金。计私利，急逃避，此中国人之所能为者耳！”“夕5—6洪谦来（南按：留德哲学博士，时为清华大学讲师），同散步。洪君以国人泄泄沓沓，隐忍苟活，屈辱退让，丝毫不图抵抗，使日本不费力而坐取华北。如斯丧亡，万国腾笑，历史无其先例，且直为西洋人士所不能了解者。故洪君深为愤激痛苦，宓亦具同情。按西洋古者如Troy与Carthage之亡（南按：指古希腊特洛伊城与古罗马时代迦太基之亡），皆历久苦战，即中国宋、明之亡，争战支持，以及亡后图谋恢复之往迹，皆绝异中国今日之情形。中国之科学技术物质经济固不如人，而中国人之道德精神尤为备下精神尤为卑下，此乃致命之伤。非于人之精神及行为，全得改良，决不能望国家民族之不亡。遑言复兴。”

7月21日，风闻卢沟桥已开战，此为大战之始，清华园内师生更加惊慌。面对此情此景，吴宓颇为悲愤地记述道：“3—4，蒋振东来。友生多为个人逃避之计，或包运书物，而绝少激昂悲愤，以谈论国事者；遑言舍生取义耶？”

7月29日，吴宓日记详尽地记述了战争紧迫，清华园末日，各色人等的形态，以及自己逃亡入城的慌乱情形：

晨，在荷花池散步，花犹盛开。日机在空中整队飞翔，偶闻一二掷弹或炮声，旋及平静。8：00企孙电告，因张自忠军及石友三保安队等倒戈，我军大败，宋等已于昨夜退走保定。城中已另有政治组织云云。一夕之间，全局尽翻，转喜为悲。不特为事实上之大损失，抑且为道德精神上之大失败。益叹人不能亡我，而我能自亡也！

陈昌年来，言拟随同众学生走门头沟，由此南行，以避敌锋，因学生将被搜捕云云。甘肃学生冯绳武两次来，以存款不多，生活无术，求为宓之仆。宓拒之。此时，见学生纷纷乘自行车（携小包）离校，或以人力车运行李入城。教授亦纷纷以汽车载物送眷入城。校工则退还储金，又将发给两月工资解散。

传闻日军已南进至清河，前队已驻守清华园车站。不久，或即来校接收。情形甚为忙乱。宓深感清华瓦解之易，与员生之但求自逃，不谋团结维持。宓原拟终留清华，至是，叶企孙力劝入城。陈寅恪亦谓‘在此生命无忧，入城可免受辱’。宓以众教授如此行动，遂亦决入城（事后思之，实太急遽）。电K，则香山电话已不通矣。

10：00卞慧新来。还书。宓与吴延增匆匆收检随身零件，单衣，及一部分日记等，于二小手提箱。馀皆弃置（深悔平日不早决行止，双轨预备。此时尚可自雇汽车，多带要件及贵重物品书籍以行，乃全行弃置，悔咎无及）！至1：00毕。

约2：00，与吴延增别，托其暂管宓之书物。又以彦函一包，托彼携归家中保藏。吴延增又大悲泣，挥泪送我。宓忽如此舍弃可爱之清华园西客厅，一生美满舒适之环境与生活，从兹尽矣！关魁元亦来送。宓附乘叶企孙之汽车，并熊大缜君，入城。约3：00抵城内帘子库一号姑母宅中。

就在这一天，陈寅恪见清华园已经大乱，知花落春去，事不可为，亦乘一辆人力车携带部分小物件于纷乱中逃入北平城内西四牌楼姚家胡同三号寓所与家人团聚。一进大门，陈寅恪便急切地招来侄子陈封雄说，其他的东西都可牺牲，唯多年购置的常用书籍与手稿不能丢，让陈封雄尽快想法顾车赴清华园寓所把这些东西抢出来。陈封雄知道书籍与手稿乃叔父的性命，想方设法雇了一辆小汽车前去抢运。陈寅恪购书之多在清华众人皆知，早在哈佛求学时，他就主张大购、多购、全购书籍。1919年8月18日，吴宓在日记中记载：“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陈君及梅（南按：即梅光迪）君，皆屡劝宓购书。回国之后，西文书籍，杳乎难得，非自购不可。而此时不零星随机购置，则将来恐亦无力及此。故宓决以每月膳宿杂费之余资，并节省所得者，不多为无益之事，而专用于购书。先购最精要之籍，以次类及，自本月起，即实行焉。”〔9〕

陈寅恪归国时曾于国外购买一大批书，到清华后仍四处收购不缀。一次竟将积蓄的2000元购买一套日本印制的《大藏经》，约有二三百册之巨，放于清华园寓所中研读。此次陈封雄乘车赶到清华园陈氏寓所，本想把这套巨著一并带上，无奈体积实在庞大，汽车空间有限，只好暂时舍弃不顾，先把书桌内外的手稿及书桌周围的书籍匆忙收拾起来塞进车内。当满载书籍、手稿的汽车于慌乱中驶出清华大学西校门时，正好碰见一辆日军坦克迎面驶入，几个鬼子嗷叫着钻出坦克，荷枪实弹冲过来喝令汽车停下接受检查。待车门打开，鬼子们挥动枪上的刺刀胡乱挑检起来，见装载的都是一捆捆的破书乱纸，有些失望地冲陈封雄呜哩哇啦地喊了几句听不懂的鬼话，抬脚狠狠地踹了一下车门，示意放行。据陈封雄后来说，当时日军仍在西苑一带投弹，处境十分危险，遂没有再返回清华园。翌日，因通州败退之保安队为日军追击，溃败人员绕北平城北、城西而遁，西直门外万寿寺之地犹有战事，西直门连续几日关闭，不能出城，逃入城内的朱自清、陈福田、吴有训等清华教授皆乘车出城，欲入清华园抢救书籍、衣物，皆被阻回。后来清华园成了日军的兵营，陈寅恪又遭逢父丧，没再施行抢救措施，当年花费重金购买的《大藏经》和其他大量书籍全部下落不明。

正应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的古话，陈寅恪入城之时，85岁高龄的父亲陈三立老人已身染沉疴，行将不治。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面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日本军队咄咄逼人的凶妄气焰，三立老人忧愤不已，情绪低沉，终致一病不起。无论家人如何劝慰，总是忧愤难平。卧床期间，每有亲朋故旧前来探视，老人则艰难撑起病体，以低沉沙哑的声调问道：“时局究竟如何，国军能胜否？”外传马厂国军大捷，老人特向来访亲友询问消息是否确凿。当中国军队败退，有悲观者言称中国非日本人之对手，必弃平津而亡全国时，三立老人于病榻上圆睁二目，怒斥曰：“中国人岂狗彘不若，将终帖然任人屠割耶？”〔10〕言毕遂不再服药进食，欲一死铭志。平津沦陷后，老人伤心欲绝，大放悲声，曰“苍天何以如此对中国邪！”延至9月14日，一代诗文宗师溘然长逝。

炮火连天中，老父的不幸弃世，对陈家可谓雪上加霜。时陈寅恪几个兄弟均在南方，因交通阻隔，一时难以赶赴北平奔丧，陈寅恪只得在等待中先行准备丧事。

进入城中的吴宓自8月10始，又几次潜入清华园，将寓中书籍、衣服被褥等物皆清点装箱，雇人力车拉回城内姑母家中保存。

9月2日，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发出公告：“开学无期，现组织校产保管委员会，自九月份起停止发薪。”〔11〕各自设法向长沙集中，吴宓对此犹豫不决。23日，吴宓亲至城内姚家胡同陈宅参加三立老人祭吊。此时，北平早已沦陷，日军已进清华园，清华师生多数已躲避逃亡。吴与陈寅恪商量逃难办法。吴宓不愿南下，欲留北平暂避读书，陈寅恪表示赞成，惟谓“春间日人曾函邀赴宴于使馆，倘今后日人径来逼迫，为全节概而免祸累，则寅恪与宓等，亦各不得不微服他适矣。”〔12〕也就是说，日本人已注意到自己的身份并开始拉拢，且日后还会前来纠缠，身为富有民族骨气的学界名流，要想不受日本人拉拢和协迫，甘当汉奸，做有辱人格与民族气节之事，就必须离开北平，远走他乡。于是，二人决定奔赴长沙临时大学，吴宓比陈寅恪提前一个星期，也就是10月26日，携两位女学生与叶企孙、熊大缜等人一起离平去津，自此开始了流亡西南的乱离生活。而熊大缜抵津后，突然决定赴冀中参加中共指挥、吕正操直接领导的部队抗日，就此踏上了扑朔迷离的不归路。

吴宓与叶企孙等同事好友走后，陈寅恪继续留在北平家中办理丧事。国恨、家愁交叠而来，陈氏急火攻心，导致视力急剧下降，不得已到同仁医院检查，诊断为右眼视网膜剥离，医生叮嘱及时入院手术治疗，不可延误。陈氏听罢，面露惊慌之色，但犹豫不决。据陈寅恪女儿陈流求回忆说：“记得那天晚上祖父灵前亲友离去后，父亲仍久久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表情严峻，一言不发。”又说：“考虑到当时接受手术治疗，右眼视力恢复虽有希望，但需费时日长久。而更重要的是父亲绝不肯在沦陷区教书，若在已陷入敌手的北平久留，会遭到种种不测。当年，美延刚出生，流求八岁（南按：应为九岁）。侧听父母严肃交谈反复商量，从大人的语句中感觉出父母做出决定很慎重，也极艰难。父亲终于决定放弃手术治疗眼疾，准备迅速赶赴清华大学内迁之校址。此时父辈四兄弟均已抵达，共议祖父身后事，在祖父逝世后刚满‘七七’尚未出殡时，于11月3日父亲隐瞒了教授身份，携妻带女，离开北平，决心用唯一的左眼继续工作。”〔13〕

关于陈寅恪身患眼疾的渊源，据流求说：“父亲出身在一个世代读书的家庭，家中藏书丰富，自五六岁入家塾启蒙后即嗜好读书”，从而影响了视力。另据陈寅恪在成都燕大任教时的助手王钟翰谈到陈寅恪突患右眼视网膜剥离症一事时透露：先生“一日见告，‘我之目疾非药石所可医治者矣，因龆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旧日既无电灯又无洋烛，只用细小油灯藏于被褥之中，而且四周放下蚊帐，以免灯光外露，防家人知晓也，加以清季多有光纸石印缩本之书，字既小且模糊不清，对目力最有损伤，而有时阅读爱不释手，竟至通霄达旦。久而久之，形成了高度近视，视网膜剥离，成为不可幸免之事了’。先生语毕，不胜感慨系之。”〔14〕尽管陈氏自知“目疾非药石可医治”，但后来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去英国医治，只是被他自己不幸言中，外科手术终告失败，终致一代史学大师双目失明，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陈寅恪常年漂泊海外求学，无心婚配，直到1928年39岁时才与唐筼结婚。唐筼小寅恪8岁，广西灌阳人，其祖父为清廷台湾巡抚唐景崧。1895年甲午海战一役，中国战败。4月17日，清廷代表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予日本。台湾官吏与士绅闻讯，激昂悲愤，联合上书唐景崧，谓：“万民誓不服倭，割亦死，拒亦死，宁先死于乱民之手，不愿死于倭人手”，力主唐氏抗日守台。同年5月23日，唐景崧发表“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宣称“台湾同胞誓不服倭，与其事敌宁愿战死”云云。5月25日，台湾民主国成立，唐景崧被推选为总统，年号“永清”，开始组织军队与招募义勇抗击日本侵台之敌。6月3日，日军陷基隆，台湾岌岌可危。6月4日，唐景崧自感力不能敌，遂化装为一老妇，带领随员和部分官银逃到沪尾（今淡水），转乘德国籍轮船鸭打号（Arthur）弃职内渡厦门。台籍士绅、新上任的义勇统领丘逢甲得知唐氏逃遁，亦不再抗日，于混乱中携带公款十万元，逃往广东嘉应州。此后，整个台岛人心惶惶，溃兵四处抢掠，台北藩库存银被抢劫一空，继之仓库失火，秩序大乱。延至6月7日，强悍的日军占领台北，昙花一现的台湾民主国宣告覆亡，台湾落入日本人之手。

唐景崧逃回大陆后，被清廷以抗命罢黜，1903年卒于家中，有《请缨日记》等传世。

当时陈寅恪的舅公，即俞大维伯父俞明震曾入台襄助唐氏策划防务并出任民主国内务大臣。而胡适的父亲胡传（字铁花）曾以台湾直隶州知州兼（军事）统领的职务，助唐景崧、刘永福守台，后于1895年退出台湾病死于厦门（南按：一说因弃台获罪，遭清廷赐死）。胡适5岁之前曾在台湾随父居住。许多年后，胡适由美国转赴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曾专门寻找过儿时的旧居，媒体多有报道。因了这一历史渊源，唐氏家族与俞家、胡家、陈家皆有交情。陈寅恪在海外学成归国任教清华，一个偶然的机会，与时任北京女子文理学院体育教师唐筼相识并“一见如故”，在胡适、赵元任夫妇的撮和下缔结连理。在以后的若干岁月里，陈、唐夫妇相濡以沫，荣辱与共，手拉肩扶地走过了悲欣交集的人生旅程。

陈寅恪、唐筼夫妇共育三女：长女流求，其名为台湾古称；次女小彭，意指澎湖列岛，两个名字皆为纪念台湾岛和唐景崧所取。三女取名美延。抗战爆发，当陈氏一家自北平逃亡之际，陈寅恪47岁，流求9岁，小彭7岁，美延出生仅4个多月。

未久，陈寅恪与相继赶到北平的几个兄弟匆匆议定了父亲葬礼办法（诸如暂停灵柩于西郊寺庙等），未及出殡，便于1937年11月3日携带家人，连同佣人忠良与照顾美延的王妈妈等踏上了逃亡之旅。此时日军已在平津地区稳住了阵脚，整个局势已完全被日伪政权控制。为防止平津文化、教育界人士出逃南下与抗日力量会合，日伪军在车站码头及沿途重要关口设卡堵截。出逃之前，陈家就听说清华老教授高崇熙逃出北平后，在天津火车站一下车即被日伪军识破身份，当场按倒在地一顿拳脚揍了个鼻青脸肿，然后一根绳子拴住手脚扣押起来。为防不测，陈寅恪扮成生意人，又叫孩子们熟背沿途及目的地等有关地址及人名，以便在走失后设法寻找亲人或故旧。待这一切匆匆安排妥当，一家人踏上了险象环生的逃难之旅。

此时，深秋已降临中国北方辽阔大地，在寒风的肆虐中，树叶枯萎，草木凋零，天地萧瑟。清晨，北平城内霜气阵阵，冷风袭人，越发令人感到凄苦悲凉。陈寅恪一家与北大毛子水等几位教授结伴，在凄冷、惨淡的星光映照下，于微明的夜色中踏着晨霜，悄然告别北平相依相恋的家园，由前门乘火车向天津进发。所幸的是，由于逃难人潮如黄河之水奔腾四溢，无论是火车之内还是沿途停靠的车站，如同一锅煮烂的饺子，人声鼎沸，身影绰绰，混乱不堪，使日伪军的辨别能力受到限制。陈寅恪等几名教授趁着混乱，引领家人小孩在慌乱的人群中穿行。孩子们则一个接一个牵着父母的衣角，越过了日军和伪警察设置的盘查关卡，提心吊胆走出了天津火车站，在租界暂时躲了起来。次日，先到一步的叶企孙已奉梅贻琦密电留守天津保管部分资金，与学生熊大缜共同负责清华师生南迁事务。陈寅恪自叶企孙处领到部分薪水作路费，择定乘英商船济南轮南下，一家人于天津紫竹林搭大汽车至大沽口码头，登上“济南号”英国邮轮向青岛驶去。跟随陈氏一家服务十年之久的佣人忠良，因家事不能前行，在把陈家老小送上轮船后，含泪作别，依依不舍地离去，只有王妈与陈家同行。另外，与陈家同行的还有袁复礼、毛子水和一位北大教授。

轮船在大海中一路颠簸动荡总算到了青岛，乘客登岸后已过午夜，陈家与毛子水等几位教授不敢停留，急忙购好长沙联票，连夜挤上去济南的火车。行至济南，火车停开，班次皆无。此处风声更紧，商店关门，人相争传日军即到，各色人员争相离开这块危险之地，整座城市陷入混乱之中，逃难者如同被火烧着的蚂蚁，挤成一堆，滚成一团，又各自向心中的目标挣扎冲撞。火车站每有火车南开，人潮如江海巨涛，轰然而上，至于最终逃往何处，许多人并不清楚。陈寅恪一家被裹挟在涌动的大潮中，于茫茫人海中不知身归何处。幸亏苍天有情，一班列车停在车站未动，被挤撞得热汗淋漓的毛子水突然从一个窗口中发现清华教授刘清扬眷属已先在车内。这一发现，如同大海中迷途的航船突然看到了暗夜中的灯火，众人拼尽力气挤上前来求援。刘清扬等见车门已不能通行，索性把陈寅恪家人连拖带拉从窗口一一拽进车厢，毛子水等也借机钻了进去。车厢内如同一个被封了盖的热锅，拥挤不堪的人群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在一片高呼小叫、哭爹喊娘中四处冲撞游动，以找到片寸落脚之地。不懂世事的美延突见如此混乱情景，连惊加吓大哭不停，弄得陈氏一家情绪低落，叫苦不迭。此时，北风呼啸，阴雨连绵，敌机不断在沿线轰炸，济南车站时闻炸弹在附近爆裂的声音，并有炸起的碎石尘土落入站台之上，车内车外惊恐凄苦之状令人心碎。所幸的是，陈家乘坐的火车没有遭炸弹掀翻，未久即驶出济南站，一路狂奔向南急驶。至徐州后下车，天空大雨连绵，日机不能起飞前来轰炸扫射，心神略安，陈家与其他教授转陇海线至郑州，旋又转车奔赴武汉，在入夜的混乱中，毛子水一只手提箱被人盗走，懊悔愤懑不已又徒叹奈何。在汉口旅店休息半日，即搭粤汉车冒雨前往长沙，历尽磨难，终于11月20日夜抵达长沙。同来的大小知识分子各寻住处，陈氏一家无处觅房，暂时在一位亲戚家借住。自北平至长沙，整个行程5000余里，历时18天。在天津之时，陈寅恪本想乘轮直去上海或香港再转长沙，为求快捷，决定在青岛登陆转火车南下，想不到此路竟拖延了十几天，且一家人备尝乱离苦痛，才总算熬到了落脚之日。

一家人喘息未定，长沙临时大学又奉命南迁云南昆明，陈寅恪只好携家眷继续登程。在迁往昆明的三条路线中，陈家选择了水路。在南下之前，陈寅恪将清华园抢运出的一批私人书籍另行打包邮寄长沙，但直到要离开此地时，邮寄的书籍因交通阻隔尚未收到。眼看师生已走大半，陈氏已顾不得许多，只好携家眷起程。据流求回忆：“我们离长沙时已经霜冻，经衡阳搭乘长途汽车，途中抛锚，走走停停，夜宿零陵县，入夜米糖开水的叫卖声，提醒我们逃难的路程已由辽阔的华北平原到达祖国富饶的南方了。”〔15〕接着乘汽车到广西桂林市。广西是唐筼的故乡，父母早已去世，有些亲属在桂林工作和居住。这是一座看上去较北方安静的古城，买卖货物使用的是“桂币”，物价尚平稳。陈家住进靠近湖畔的一家旅馆，一面做继续上路的准备，一面在城中拜访唐氏的本家或亲戚。

桂林的日子很快过去，陈寅恪一家又要急着赶路。在蒙蒙细雨中，一家人登上长途汽车，经平乐到达广西梧州市，稍事休息，再转内河轮船，沿江夜航而下，经虎门抵达香港。此时已是1937年阴历岁末了。

初到香港，陈夫人唐筼因旅途劳累过度，心脏病突发，三女美延又身染百日咳，高烧发热，昼夜尖叫咳嗽不止，全家不能再行，只好找一家旅馆住下。据流求笔记：“这时香港大学许地山教授夫妇来我们旅馆看望，见三妹患病发高烧，许伯母把我和二妹带到他们家，并代租赁房屋暂住。我家就在这简单行李和家具的房子里度过逃难后的第一个春节。”〔16〕大年之夜，幽暗的灯光映照下的餐桌上，唐筼悄悄叮嘱女儿：“王妈妈和我们奔波半年，过旧历年总要让她多吃几块肉。”意思是让尚不太懂事的流求、小彭们主动克制、谦让一些，尽量让王妈妈多尝到一点难得的美味。王妈妈从旁侧闻听，感动得泪流满面。

春节过后，陈寅恪必须赶往西南联大授课，唐筼心脏病未愈，体力不支，不能随行。陈氏只好告别家人，独自一人先行上路，自香港取道安南海防市抵达云南蒙自。几个月的艰苦跋涉，令陈寅恪与吴宓、朱自清等清华同仁在这座边陲小城再度相聚，抗战流亡的生命历程中添加了一个特殊的注脚。

由长沙到蒙自

因内地战事连连失利，凶悍的日军烧杀抢掠，大批官僚、士绅、商人与难民纷纷向西南边陲，尤其被誉为春城的昆明逃奔而来，使这座舒展安详的“世外桃源”很快淹没在滚滚人流与嘈杂的喧嚣之中。物价开始上涨，房舍更是高度紧张，几有爆棚、揭盖的迹象。面对此情，提前赶至昆明的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遂产生让联大师生暂在云南蒙自落脚之意。

1938年2月底，蒋梦麟给长沙临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拍发一份电报，内称：“昆明校舍无着，工料两难，建筑需时。蒙自海关银行等处闲置，房屋相连，可容900人，据视察报告，气候花木均佳，堪作校址。”〔17〕未久，在“云南王”龙云直接过问、协调与昆明各界人士鼎力相助下，临时大学总算在昆明租到昆华农校与几家会馆以备急需，但校舍仍不能满足全校师生需求。于是，蒋梦麟亲赴蒙自考察，受到当地政府与士绅的欢迎，蒋认为此处可以供部分师生容身。3月14日下午，由蒙自返昆的蒋梦麟召集张伯苓、周炳琳、施嘉炀、吴有训、秦缵、郑天挺等校务负责人在昆明全蜀会馆开会，决定联大文法学院设在蒙自，暂名蒙自分校，并派出郑天挺（北大）、王明之（清华）、杨石先（南开）前去筹备。王、杨二人先于郑天挺抵达蒙自办理租赁等手续，很快筹备就绪。

蒙自位于云南省南部边陲，为一偏僻的县级小城，靠近红河，可与安南（今越南）通航。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法国用武力侵入越南南部，继而探测从越南通往中国云南的航线，期间不断派出军队窥探、入侵越南北部，1882年侵占北越重镇河内等地。

1883年，法国扩大侵越战争，迫使越南朝廷屈服，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国原与越南属宗藩关系，清政府为防止法国占领北越、危及中国边境，遂在西南边陲增派了军队，加强防务。此时法军已不把奄奄一息的大清王朝放在眼里，公然向清军挑战，中法战争随之爆发。光绪十一年（1885）4月4日，中法双方匆匆签订停战条件，战争终止。这年的6月9日，清政府代表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特纳在天津正式签订《中法和约》，即《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或《越南条款》，又称《中法新约》《李巴条约》。条约共十款，其中第一、二条为：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陆路交界开放贸易，中国边界内开辟两个通商口岸，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允许法国商人在此居住并设领事。

光绪十三年（1887年），云南蒙自依照中法续议商务条约辟为商埠，设有海关、法国领事馆、法国银行、医院等，更有希腊人歌胪士在该城开设洋行、旅馆等商业设施。一时间，国内外商人蜂拥而至，纷纷向这块原本并不起眼的偏僻卑湿之地砸钱扔金，蒙自小城迅速热闹繁荣起来，四周的锡矿、铜矿等矿业加大了开采力度，闻名于世的“个旧滇锡”通过蒙自商埠，沿着滚滚红色河道，源源不断运往世界各地。据当时的数据显示，鼎盛之时，仅其一地的外贸额就占到了云南全省外贸的77per至89.9per，小小的蒙自一跃成为滇南甚至整个云南商业的龙头重镇。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法国借口在三国干涉日本退还中国辽东时有功，强迫清政府签订协定，取得了滇越铁路的修筑权，并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兴工。当389公里的越南海防至老街段筑成后，法国人考虑到中国境内山高谷深，路况十分复杂，决定全线铺设弯道半径小的米轨（两轨间距1米的铁轨）。中国段原拟从河口经蒙自、临安（今建水）、通海、新兴（今玉溪）、昆阳、晋宁、呈贡等州县达昆明，因建水、蒙自等地的无知官僚裹胁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和流氓无产者，上蹿下跳，强烈反对在其境内修建铁路。加之法国勘测队在蒙自等地为非作歹，四处寻找良家妇女和花姑娘陪酒作乐，强暴奸淫，激起了沿线有良知的士绅和民众的强烈反对，迫使法国人放弃原选路线，从河口沿南溪河北上，偏东避开蒙自城，经碧色寨，过阿迷州（今开远）、婆兮（今盘溪）、宜良、呈贡抵达昆明。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法国政府批准东线全长466公里的规划，于次年正式开工。宣统元年（1909年）4月15日，一期铁路建成，通车至碧色寨。次年4月1日，全线通车。云南第一条铁路，也是中国第一条国际线路——滇越铁路就此诞生。自此，云南的交通状况产生了突破性进展，这条线路对物资的内进与出口发生了重大作用。当然，在铁路修筑过程中，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代价，法国殖民者对中国筑路工人进行极其野蛮的奴役、压迫，仅在滇段修筑的7年间，从各省招募民工总数30余万，而被虐待折磨致死者近8万人，可谓每一根枕木下都有中国人的缕缕白骨。

碧色寨火车站（作者摄）

碧色寨位于蒙自县城东北12公里，未通火车前，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偏僻乡村。通车后，一跃成为滇越铁路上的特等车站。便利的交通给这个原先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带来了勃勃生机和无限商机，每当吐着黑色浓烟和淡淡蒸汽的火车呼啸而来，车站便挤满了上下车的旅客和堆积如山的货物。碧色寨像一个被注入空气的红色气球，眨眼间便热闹膨胀起来，成为一个装卸、搬运、运输极为繁忙的车站和商家、官家、旅人毕集的大集镇。

被冷落的蒙自、建水等地的矿主和商人眼见火车使碧色寨迅速崛起，遂于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联名上书云贵总督李经羲，要求修建一条由碧色寨经蒙自县城至个旧城的铁路，以便把成色优质的个旧锡与其他矿物销往国外。1921年，个碧铁路全线通车，以后又延长到建水、石屏，称为个碧石铁路。碧色寨车站正好处在北回归线与滇越铁路交汇的地方，是滇越铁路（米轨）与个碧石铁路（寸轨）交会换乘之处，碧色寨在商业上的地位如同一颗闪耀的明星，在滇南腾空而起，各色逐利谋财者在星光照耀下竞相奔来，一个小小乡村很快成为云南的繁华之区。

未久，碧色寨设有海关分关，国际巨商如美孚三达水火油公司、英商亚细亚水火油公司、法国加波公司、德国德士古水火油公司等十多家外国公司在碧色寨设立代办处。车站旁还有一家希腊人开设的歌胪士大酒店，经营项目应有尽有。中国商人、越南商人、法国商人、意大利商人在这块小小地盘上开设的各种旅馆、店铺更是不可胜数，此地一度被称为东方的“小巴黎”。

碧色寨的名声迅速蹿升，繁荣一时的蒙自县城却一蹶不振。原驻蒙自的海关移至昆明，很多商号、洋行要么搬迁碧色寨，要么搬迁省城昆明，蒙自很快衰落下去，重新回到了几十年前的景况，只剩一片片被主人舍弃的高大坚固的洋房蹲在原处空守寂寞，偶尔以黯然的余光向世人昭示曾经的辉煌。——正是蒙自商业地位的衰落，大片房舍闲置，才给予联大文法学院师生进驻的历史机缘。

由长沙撤出的部分教授如汤用彤、贺麟、吴宓、毛子水等到达昆明后，暂住昆明迤西、全蜀两会馆，4月初分几批乘火车到达蒙自准备开课。校区主要分三部分：

一、原蒙自海关作为学生上课的教室，租期为一年零三个月，租金仅为国币一元，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

二、法国银行、领事馆作为图书馆和教职员宿舍。此三处房舍在一个大院中，来往还算方便。据吴宓记述：“此乃法国人昔所经营布置，为一法国式之花园。花木繁盛，多近热带植物如棕榕（白树。寅恪云，即玉树神油，其汁可避瘴气，制金鸡纳）等。绿荫浓茂，美丽缤纷。……惟房屋甚稀少，半中半西式，且多破坏倾圯，现正在芟除修理之中。此间分校庶务，暂由郑天挺君（毅生，福建）主持，其人贤而才，而工程则夏震寰君任之。宓等均暂住银行一排有地板之半西式房内。宓与涂文君合住311室之前半小间，两床两写字台即占满矣。饭食在教职员食堂。晨粥，一鸡蛋。午晚米饭，每日饭费0.04元，恒患不饱。宓以安南人咖啡店所售之面包佐餐，夜晚以线绳悬面包于空中，防鼠食也。”〔18〕

三、希腊人歌胪士（Kalos）开办的洋行，为另一批到达的教授居住，这是分校租赁的第二处，也是主要一处居住地。歌胪士洋行属于前后两进的二层楼房，面湖临街，建筑精美气派。临街一进的楼上作为教职员宿舍，楼下与后进作为男生宿舍。郑天挺回忆说：“我第一次去该处时，记得室内的月份牌为192×年×月×日，说明以后未再营业。洋行中尚存有大量洋酒待售，一些清华的教授见到，高兴极了，当即开怀畅饮。”〔19〕

4月8日之后，到达蒙自的教授渐多，房舍开始紧张起来，在海关院内银行居住者，由每室2人增至4人，而各室内均有门互通，故其“喧扰纷乱之状况，与昆明全蜀会馆亦相差不远，读书写信均难”。〔20〕

4月12日至20日，经粤、港来滇的男女学生，分批抵达蒙自。由长沙步行来滇的学生，也于4月底到达，如此多的外乡人突然拥入，当地乡民与士绅纷纷关来观望，整个县城为之轰动。

5月4日，联大分校宣布开学，寂寞的蒙自小城又重新热闹起来。全体女生借住城内早街周伯斋宅第一幢被学生们号曰“听风楼”的三层小楼，周家不仅借出一幢楼房照应女生住宿，还设宴款待联大先遣团成员，令师生深为感动。因蒙自地处边陲，社会成分混杂，打家劫舍的匪徒不时前往光顾。为防不测，分校负责人经与当地政府商妥，由县里派保安队40名驻扎在“听风楼”附近的三元宫，对女生实施保护，每当晚自习散后，女生们要由校警护送进城住宿。

前来的师生发现，蒙自地理环境与内陆省份很有些不同，春天就是雨季，暴雨连旬滂沱不止，搞得人不能出户，城中店铺多数关闭，而“最堪忧惧者，乃时有巨蛇进入室中，惊惶逃避，不可言状”。〔21〕原居住在蒙自海关的教授，因一室多人，性情各异，喧扰纷乱，不宜备课和休息，一些个性独特的教授开始自觅居处。4月下旬，吴宓、汤用彤、贺麟、浦江清和一位外籍教授于校外合租一幢西式二层小楼，吴宓为其取名为“天南精舍”。到了5月，几乎每天下雨，且较之前更大更猛，道路泥泞难行。由“天南精舍”到蒙自分校教室，须经一片田野，久雨则积水成为泥淖，跨越极其艰辛，一不小心就滑倒于泥潭，成为水中鸭子，或一个情形颇为狼狈的泥猴。不堪忍受其苦的吴宓等教授又陆续返回校内宿舍，在教职员食堂用餐。以久雨之故，凡居住在平房或楼房一层的教授，室中积水淹及床脚，除了蚊蝇乱飞，还有花花绿绿的大小群蛇窜入室内，沿床缠绕，对着主人摇头摆尾，瞪眼吐舌，作啮人状。教授们一见，便惊呼奔逃，久久不敢回宿舍就寝。有一位清华来的青年讲师，晚上看见海关院内墙上有条黑乎乎的大裂缝，颇觉奇怪，拿灯一照，只见一条碗口粗的大蟒从房顶倒挂下来，讲师大惊，手中的灯盏“砰”地一声摔出丈余，后退两步一仰身倒地不起。

因海关旧址荒草丛生，蛇蚊特多，令人生畏，大多数教授想到条件较优的哥胪士洋行楼上居住，但洋行房间有限，需抽签决定。对此，郑天挺有过这样一段回忆：“我原住法国银行314号，大批教授来到后，又重新抽签。314号为罗常培、陈雪屏抽得，我抽至歌胪士洋行5号房，邱大年住4号房，于5月3日迁入。此外住在歌胪士楼上的尚有闻一多、陈寅恪、刘叔雅、樊际昌、陈岱孙、邵循正、李卓敏、陈序经、丁佶等十几人。”又说：“寅恪先生到蒙自稍晚，未带家属。经常与我们一起散步，有时至军山，有时在住地附近。当时他身体尚好，我们一起去过蒙自中学参观图书。临离开蒙自时，大家曾去该地的黑龙潭游玩，往返15里，历时数小时。”〔22〕

蒙自海关大门（蒙自博物馆提供）

陈寅恪与政治系教授浦薛凤（号逖生）及一女生，在安南乘火车于4月23日下午4时才抵达碧色寨，尔后转乘小火车到达蒙自海关旧址，时已暮色苍茫，在与朱自清等教授见面后，方知临时大学已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原设在西安的临大，也已迁往汉中，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了。第二天，经与分校总务主任樊际昌商量通融，陈寅恪与浦薛凤、沈乃正等三教授没用抽签，即允准移住歌胪士洋行楼上一大一小相通的两室，浦、沈住外面一大间，陈寅恪独住里面一小间。一个星期后，闻一多由昆明来蒙自，住歌胪士洋行楼上二号一室。教授房中设备统一配置，分别是每人板床一张（三块板两张长凳拼铺而成），书桌一，木椅一，洋油灯一，余则一无所有。因条件实在过于简陋，陈寅恪等各出四元钱，每人向歌胪士洋行购得旧藤椅一把，后来的教授虽欲出重价索购，但藤椅早已售光，只能因陋就简，应付度日了。

蒙自歌胪士洋行正面（作者摄）

由长沙经香港、安南赴滇时，陈寅恪把自己随身携带的文稿、拓本、照片、古代东方书籍，以及经年批注的多册《蒙古源流注》《世说新语》《五代史记注》等，连同部分文献资料，装入两只木箱交于铁路部门托运——这是他几十年心血凝聚并视之生命的珍贵财富。万没想到的是，待陈氏赶到蒙自，雇人力车夫将运来的木箱拉到居住处兴冲冲打开校点，却发现箱内只有砖头数块，书籍等物踪迹绝无。面对如此惨状，陈寅恪当场昏厥。后据校内同事分析推断，很可能木箱在越南海防换滇越火车时发生了变故，而盗窃者可能就是铁路行业内部的不法分子，他们误以为箱内盛有金银珠宝，或其他贵重物品，遂想法窃走，因多数书都由包袱或其他物包藏，窃贼并不以为是书，或以为书中夹有重金。为防盗事过早暴露，另易砖头数块入箱内，以此蒙混过关。可以想象的是，当盗贼们怀着满腹发财的欲望在暗处打开包袱，发现包藏的竟是一堆破旧书籍时，一定气得七窍生烟。而流亡西南的陈寅恪眼望一堆砖头和两只空箱，自是悲愤交加，顿足捶胸，徒叹奈何？奈何？！

陈寅恪所丢之物，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谓的“珍籍秘本”，而是他曾花费无数心血用蝇头小楷，在书眉详细记录相关资料以及自己心得的批注本，其间有蒙古史、佛教史和古代东方书籍。这一批眉批本，可说是他研究工作的“半成品”，是心血与思想的结晶，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工润色，便是一部完整的作品。这些书籍在陈寅恪心中的地位之高和价值之巨，是一切读书人特别是靠读书、著书安身立命的知识分子所能深切体会的。1942年9月23日，陈寅恪在给好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永济信中，对此次遗失书籍与手稿作了如下披露：

弟廿十年来所拟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遗失。中有蒙古源流注，系依据其蒙满文诸本，并参稽其所出之西藏原书四库提要所谓咖喇卜经等者，考订其得失。与沈乙庵书大异。后闻伯希和在库伦获元秘史元本，故欲俟其刊布，再有所增删。用力虽勤而原书价值颇不高，今稿既已失去，亦不复谈论此事矣。

又有世说新语注，主旨在考释魏晋清谈及纠补刘注之疏失。

又有五代史记注，其体裁与彭、刘旧注不同，宗趣亦别，意在考释永叔议论之根据，北宋思想史之一片断也。

又凡佛经与之存于梵文者，与藏译及中译合校，凡译匠之得失，元本之为何（今梵本亦非尽善本，有不及译本所依据者。又其所据之本，亦有与今不同者。其异同得失，皆略能窥知）列于校记。今虽失去，将来必有为之者。又钢和泰逝后，弟复苦其烦琐，亦不敢涉及此事。但有巴利文普老尼诗偈一部，中文无今译本，间散见于阿舍经。钢君不甚精巴利文，在北平时未与详校。弟前居柏林时，从德名家受读，颇喜妇人入道之诗，哀而不怨，深契诗经之旨。然俱是公历纪元前作品，尤为可贵。欲集中文旧译并补译及解精（？）其诗，亦俱失去。〔23〕

正因为这批倾尽了陈寅恪心血与汗水的书籍与稿本遭窃，使若干部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的新著不得不加以延迟，甚至成为泡影。如《世说新语笺证》《高僧传笺证》等“半成品”，一直未成完璧，遂成终生憾事。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小插曲，即此劫发生17年之后的1955年，栖身岭南的陈寅恪突然收到越南华侨彭禹铭一封信，言其家居西贡，曾到海防搜买旧书，偶得陈氏当年遗失《新五代史》批注本两册，寄存家中。陈寅恪闻讯大喜，急欲见到实物，惜越南政府禁书出口，法令甚严，一时无法携出，只好等待时机。未久，越南战火突起，兵火所及，将西贡数万家变成瓦砾之场，彭禹铭家不幸亦在其内，家藏数千卷古籍尽付一炬，陈寅恪批注本《新五代史》一并化为灰烬。据陈寅恪后来说，他唯一得到的“原箱遗物”，是一位旧时清华毕业生梁秩风辗转买得的《论衡》一部，惜这部书不过是当年为填塞箱子起见，偶尔放置其中，实非欲带之书。对此，陈寅恪在致他的学生蒋天枢信中满含遗恨地说道：“当日两箱中文书及古代东方文书籍及拓本、照片几全部丧失。此时身边旧箱中原物，仅余填补空隙不足轻重之《论衡》一种，可叹也。”〔24〕

陈寅恪的命运如此，而战时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在旅途中丢失财物者比比皆是。1937年11月27日，吴宓日记载：“阴，微雨。上午9：00至车站，宓之卯箱已运到，遂自舁归。但已破毁，以绳索之。箱内之黑云丝棉袍亦已为人取去。后此宓将卯箱中物，归并其馀各箱，而此牛津纪念品之卯箱遂不复存矣！”〔25〕时局动荡，世道如此，面对一幕幕惨象，作为一介知识分子除了扼腕长叹，夫复何言？

遭窃事件使初到蒙自的陈寅恪一病不起，悲愤交加中，仍做着登堂授课的计划。待身体稍有好转，便写信向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仁求援。时史语所历史组的劳榦（字贞一）、陈述（字玉书）等人已抵达昆明，并与史语所同仁丁声树、全汉升等借住拓东路663号赵元任家。5月1日，陈寅恪致劳榦、陈述二人信中，以哀伤的笔触写道：“弟到蒙已将十日矣，欲授课而无书。不知史语所之三国志、晋书、南北史、魏书、隋书、通典等在昆明否？如在昆明，无论何种版本（即开明廿五史本亦可），请借出，邮寄或托友人带下均可。如昆明史语所无此类书，则朋友中能辗转借得否？此次来蒙，只是求食，不敢妄称讲学也。”〔26〕

5月7日，陈寅恪向劳、陈二人追加一函，谓：“三国志、晋书已在此间借得，可以不寄。通典如一时未能借得，亦可从缓。近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有书箱运到蒙自，借与联大。以无目录，又无人到此点交，故不知其中有无大藏经、四部丛刊、三通在内，请两兄代弟一查，并速示以在何号书箱内为感。此间联大已催史语所派人来蒙自点交，愈速愈好，因有许多功课皆视书籍之有无以为开班与否之决定也。弟俟孟真先生到昆明后当来昆一行，大约在五月底或六月初也。所中同仁均乞代致意。”

劳榦与陈述接到陈寅恪求援信后立即行动，于5月5日寄出第一批书。然而路途关口阻隔，寄送并不顺利。5月12日，陈寅恪在复信中说：“南北史收到，感荷感荷。北史为百衲本，然则百衲本未运到耶？（五日寄南北史，八日即收到。）来示谓本月六日已寄魏书，今尚未收到，乞一查为感。”信未补充道：“蒙自已入雨季，起居饮食尤感不便，疾病亦多，吾侪侨寄于此者皆叫苦连天，想昆明或较此略胜。”

三天后的5月15日，陈寅恪接到劳、陈二人于11日发出的信件，谓大藏经不在昆明而在重庆。焦急中的陈寅恪再发一函述说急迫之情：“大藏经弟急需用，因弟在此所授课有‘佛经翻译’一课，若无大藏则征引无从矣。乞速航空信请重庆速径寄蒙自，不胜感盼之至。魏书今日已收到，谢谢！那君信已收到，所以急盼那君者，为大藏耳。今大藏既在重庆，不知昆明方面尚有哪位可卖或可借否？前云南省长王九龄提倡佛教，曾请欧阳竟无讲经，疑昆明或尚有可借处也。”

陈氏信中提到的那君，指史语所图书管理员那廉君，此前史语所拟派那氏赴蒙自点交寄往联大分校的书籍，陈寅恪欲让那廉君把大藏经一并携往蒙自，想不到昆明无书，希望落空。欧阳竟无，名渐，字竟无，亦称宜黄大师，江西宜黄人，著名佛学家、居士，与陈寅恪属同乡旧识，曾赴昆明讲经并为陈氏所知。

几天后，那廉君来到蒙自欲点交书籍，因涉史语所与联大的运费问题发生纠葛，未能开箱。陈寅恪亦收到劳、陈二人寄送的昆明佛经流通处所刊佛经目录。陈氏看罢，认为可买者不多，遂于5月21日回复道：“兹将目录寄上，乞查收，并希将右列六种购就寄下……屡次烦渎，心感不已，所费邮资谅已不少（如航空信），希示知，以便弟照数奉还。又，高去寻君文稿亦交那君带回，并附一复书，乞转交为荷。”

6月17日，陈寅恪给劳榦、陈述二人再发一函，此为乞今可查的陈氏在蒙自期间发给二人的最后一书。内容如下：

大作均收到，容细读再奉还。弟于七八月间必到昆明，如两兄不急于索还，则俟弟亲带至昆明面还。如急需，即乞示知，当由邮局寄上也。

联大以书箱运费系其所付，不欲将书提出。现尚未开箱，故联大无书可看。此事尚须俟孟真先生来滇后方能商洽解决。研究所无书，实不能工作。弟近日亦草短文两篇，竟无书可查，可称“杜撰”，好在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谓国亡有期而汗青无日矣。大局如斯，悲愤之至。匆复。

许多年后，陈氏弟子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师门往事杂录》中，摘录了陈寅恪致陈述三封信函，多涉学术方面的问题，陈氏对二人的关爱、阿护、教诲之情溢于言表。在转引6月17日致劳、陈二人信后，蒋氏曾注云：“其时先生漂泊西南，备历艰困，当流亡逃死之际，犹虚怀若谷，奖掖后学，孜孜不倦。其以文化自肩，河汾自承之情伟矣！录上四信，藉见先生彼时情怀。世之读上录函件者，其亦省识先生当日感愤之深欤？”〔27〕

注释：

• 〔1〕李敖《从李济的悲剧看中央研究院的几个黑暗面》，载《教育与脸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出版。

• 〔2、3、4、26〕《陈寅恪集·书信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 〔5〕《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 〔6〕据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1932年留学法国归来任清华中文系副教授、后为西南联大教授的王力说：“抗战以前，常听人说大学教授是清高的。’高’字有三种意义，第一是品格高，第二是地位高，第三是薪金高。关于品格高，自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也就撇开不提。关于地位高，我们应该感谢达官贵人的尊贤礼士，使一个寒儒也常能与方面之权要乃至更高的官员分庭抗礼。关于薪金高呢？正薪四百至六百元，比国府委员的薪金只差二百元，比各省厅长的薪金高出一二百元不等，比中学教员的薪金高出五倍至十倍，比小学教员的薪金高出二十倍至三十倍。虽然住惯了外国的人对于区区每月四五百元的收入不觉得多，甚至于有‘芸阁官微不救贫’之感（自注：芸阁，古代藏书的地方，这里指掌握图书的官），但是，像我们这些‘知足’的人看来，每日有人送菜上门，每周有人送米上门，每月有人送煤上门，每隔一二十天有书贾送书上门，每逢春天有花匠送各种花卉上门，也就可以踌躇满志的了。”（王力《清苦》，载《生活导报》1943年8月22日）

这里说的是清华大学一般教员的情形，比王力高一级的大牌教授其条件还要好。

自1931年梅贻琦出任校长后，为招聘贤能，清华大学颁布规定：教授月薪300～500元，每位教授可拥有一栋新式住宅。1933年春，清华西院住有陈寅恪、吴宓、闻一多、顾毓琇、周培源、雷海宗、吴有训、杨武之等近五十家。1935年初，闻一多、俞平伯、吴有训、周培源、陈岱孙等教授又迁入清华新南院，这是30栋新建的西式砖房，每位教授一栋，其条件比西园更好，除有一个花木葱茏的小院子外，内有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等大小14间，附设的电话、热水等生活用具一应俱全。清华学生的学费每学期10元，不收寄宿费，共有学生1200余人。

20世纪30年代币值与世纪末（2000年）的兑对比率大体如下：

1934年月薪500元，约合2000年1.5万元。当时大学教授常有兼职，收入更多，例如在学术界地位和陈寅恪齐名的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兼职所得月收入可达上千元，甚至达1500元。有一个时期陈寅恪也在北大历史系兼职，后鉴于身体状况，夫人唐筼以“再兼职就不管饭”相要挟，陈氏才不再兼职。当时北大文学院长胡适购置一辆小汽车，耗资500元，相当于一个月的薪水。1936年，顾颉刚因考虑每日往来于城内的北平研究院与西郊燕京大学之间，多有不便，也购小汽车一辆，每月支付司机的薪水是20元。当时的物价波动不大，基本情形为：一角七分可买一斤上等黄酒；一元钱可买8斤猪肉；一元钱可在正阳楼吃两只上等的“高梁红”肥大螃蟹，且伺候十分周到；一元钱可吃一汤三菜的西餐（小吃、面包黄油果酱、咖啡）；二元钱可买一袋上等面粉，月租八元可得一个约有20间大房的四合院。当时北平一家四口，每月12元伙食费，即可达到小康水平。（参见陈明远《文化人与钱》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

据周作人回忆，他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的北平与胡适有过“卖稿的交涉”，所谓交涉其实就是由神通广大的胡适出面推荐给出版商，凡例共有三回，都是翻译稿。最后一回是周作人翻译的一册《希腊拟曲》，也是周在那一时代唯一的希腊译品，共有4万字。译稿由胡适荐给文化基金会的编译委员会，所得稿酬是每千字10元，共得400元。周说：这个价格是他在当时卖稿中所得的最高价格，“有极大的好处，即是就用了买得一块坟地，在西郊的板井村，只有二亩的地面，因为原来有三间瓦屋在后面，所以花了三百六十元买来，但是后来因为没有人住，所以倒塌了；新种的柏树过了三十多年，已经成林了。那里葬着我们的次女若子，侄儿丰二，最后还有先母鲁老太太，也安息在那里，那地方是到今还好好的存在，便是我的力气总算不是白花了。”（周作人《忆胡适》，载《知堂回想录》，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

若把周作人的4万字稿的稿酬放在20世纪后半叶计算，可得如下数字：六七十年代所得稿酬是0元；八十年代为千字5元，约200元，时猪肉大约七、八角一斤；九十年代为千字30元，约1200元，猪肉价格略长；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千字40～50元，约得1600～2000元。其时中国已连续十年经济增长为7per～8per，物价较稳定，若以所得中间数1800元算，约可购买北京郊区土地0.01亩；若购猪肉，按每斤7元计，可得257斤；若有好事者想买活猪拉回家自己练练宰杀手艺，顺便弄些肝肠之类的下水换换口味，可得中等偏上的肥猪一头。如此而已。

• 〔7、11、18、20、25〕《吴宓日记》，第六册，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下引日记同。

• 〔8〕吴宓此处所言“以婚姻恋爱之失败，生活性欲之不满足”等等，是指他与妻子陈心一离婚，追一代美女毛彦文又不可得，遂致性欲不得发泄，而只能捂着肚子弯着腰大汗淋漓地干憋，强忍精神与肉体痛苦之事。就吴氏一生所恋爱的女人而言，尽管有几十位之多，但毛彦文在其心中的分量当是最重的，当时许多流传的爱情诗歌与略带黄色的段子，亦由吴氏狂追毛彦文而引发。可以说，直至死，吴宓都没有忘掉此人。鉴于毛彦文在吴宓心中的位置以及毛氏本人在民国时代与几个男人纷纷扬扬的情爱纠葛，这里不妨旧事重提，略作释解。

毛彦文（1898—1999年），女。小名月仙，英文名海伦。浙江省江山市须江镇沙埂人。7岁入家塾启蒙。民国二年（1913年）被保送入杭州女子师范，学业名列前茅。民国五年入浙江吴兴湖郡女校，四年后毕业，又以浙江省第一名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系，学习期间参加了著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民国十一年，被推选为女权运动同盟会浙江支会临时主席。同年，转学至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民国十八年（1929）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教育行政与社会学，两年后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国立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育系教授。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与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结婚后辞去大学教职，一心协助熊希龄开展慈善事业，后继熊出任北京香山慈幼院院长，其间出席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国际禁贩妇孺会议。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当选浙江省参议会参议员。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当选北平市参议员，同年十一月当选国大代表。1949年4月去台湾，1950年4月赴美，先任旧金山《少年中国报》编辑，后任华盛顿大学研究员。1962年退休后定居台湾，1999年11月10日逝于台北，终年102岁。生前著有《往事》一书。

1918年11月，留学哈佛的吴宓，突然接到清华留美同学陈烈勋来信，欲将自己的妹妹陈心一介绍给吴宓为妻。信中说陈心一毕业于杭州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完全科，现年24岁，为浙江定海县一位小学教员，心气很高，择婿特别苛严。陈烈勋在信中明确指出，其妹在家中曾多次听他谈及吴宓，后又阅读过《益智杂志》、《清华周刊》中吴宓的诗文，尤其是看到《清华周刊》上吴宓的照片，萌发爱慕之情，愿嫁吴宓，侍奉终身。吴宓接信后，怦然心动，立即回信认可，旋即收拾好行装，迫不及待地赶回了国内。悲剧的帷幕就此拉开。

1921年8月，留美归来的吴宓没休息两天，便猴急心热地匆匆赶往杭州，相晤陈心一。然而，这次的相晤极富戏剧性，似乎从一开始便隐示着某种悲剧的意象。到了陈家，吴宓西装革履，意气风发，一副海外学子的风采。见过岳父岳母，跪拜叩首后，吴宓在椅子上干熬了一个小时，陈心一才被家中一个老妪从一间僻静屋子里徐徐牵引出来。按吴宓日记的叙述，大家只是默默相对，没有话可谈，场面甚是尴尬。大约十五分钟，一件如同小说般的事情发生了，只见一位打扮时髦华丽的女人翩然临场，这便是吴宓人生悲剧中最为关键的另一中心人物——毛彦文。

对于毛彦文出现的情景，吴宓日记有精彩的记述：只听门口忽报“毛彦文来了！”言时彦已走入，神采飞扬，态度活泼。先对庭中众人曰：“我由家中（江山县也）来，要到北京上学。心想吴先生正回国，不知已到否？故来此处探问一下。谁想到这样巧？”（《吴宓自编年谱》，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

确是一个巧合。这天的毛彦文是专门来陈家做客并探询一下消息的，陈心一与毛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好友（同校不同班），想不到与吴宓不期而遇。除却毛、陈二女子本是同学的关系外，更巧的是毛的未婚夫朱君毅乃吴宓清华读书时的同桌加好友。朱君毅长毛彦文4岁，为姑表兄妹，二人自幼青梅竹马，感情甚笃。但在毛彦文9岁时，由其父做主，把她许配给了衢州布店小老板方姓朋友之子为妻。当毛彦文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时，方家怕生变故，催逼完婚，就在方家迎亲的大轿抬至毛家大门之际，不甘命运摆布的毛彦文在朱君毅（时为清华大学学生，在家乡休假）的暗中帮助接应下，从后门悄然逃离。此前，她和表哥朱君毅早已月下为盟，私订终身。毛家在方家退婚后，由双方家长做主，毛彦文与朱君毅正式订婚，并约定待朱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归国后再举行婚礼。1916年秋，朱君毅赴美国蒙大拿州霍布金斯大学留学。

早在清华读书时，吴宓作为朱君毅的同桌好友，便知道了毛彦文其人。那时，朱君毅每次读完这位表妹寄来的情书，都会让吴宓过目。吴宓对毛在信中流露出的才情敬佩不已。久而久之，心中便涌动出异样的情愫，碍于同学之谊，他不曾流露，而是深深隐藏在心底。

吴宓于美国哈佛留学并与陈心一酝酿订婚的过程中，曾通过清华同学、毛的表哥朱君毅居中介绍，委托毛专门观察过陈心一，事后又经由朱君毅将其对陈的印象、评价以及对吴的建议报告给吴。毛彦文在写给朱的信中明确提到：“不悉吴君欲得一种如何配匹，抑须具有世界知识者，或仅通晓中国知识者就可；抑须善于交际者，或仅能在家为一贤主妇即为满足。以上二端，似不得不先决定（以妹眼光观之，陈女士似适应于第二种。）至于陈女士之性情，我实不明了，俟调查后再告。”又说：“最好吴君先与之为友，屡与通讯，积久自能知其性情。（性情一节，至难调查，非相处日久，共事时多不能详悉。）苟吴君对于彼表示满意者，再行订婚，较有把握。若单靠妹一度调查，恐不能周到也。”（《吴宓日记》，第二册）

此时，毛彦文的话于含蓄中已表明了真知灼见：吴与陈并不是一路人，结成婚姻并不合适。但吴没能体察毛的苦心，一回国即迫不及待地来到陈家相亲，当他与毛彦文不期而遇时，但见对方活泼雅趣，大方得体，一副新派淑女风范，顿时在心中暗生出一丝落寞。怎奈对方名花有主，且是挚友之未婚妻，吴宓只好暗中“狠斗私字一闪念”，把痴情的目光转向默默无语的陈心一。

当日下午，颇为识趣的毛彦文便告别陈家返回上海。据《吴宓自编年谱》记载：毛彦文来后，陈家人与前来帮忙的“章姑母即留彦午饭。彦直盘桓至下午4时，始去。彦在此，对庭中每一人，时时皆有话说。然仍以与宓所谈者为多。询朱君毅，询美国，询宓之种种事兼自陈述。毛彦文去时，宓亦辞去。岳父亲送宓至城站（火车站）购票，登火车。旋即开行。晚7时前，归抵上海北车站。下火车，回鸿兴坊家中，极近。1921年民国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即阴历辛酉年七月二十日（宓二十八岁生日），宓与陈心一（年二十六岁）。在上海一品香旅社结婚。”不知吴宓是另有苦衷故意隐瞒，还是在整理这份《年谱》的时候，已是年老眼花，神智糊涂，竟把这段“人生若只如初见”好事、美事的细节记载错了——其间或许另有隐情？

根据吴宓当年留下的日记可见，毛彦文走后，吴宓并未离开陈家，而是留居陈家并与陈心一过起了浪漫生活。此时，初涉情事的吴宓欲火腾起，对陈心一的沉默寡言似有所谅解。在陈父的安排下，吴、陈二人双双泛舟西湖，颇为快活。第二天，二人再度早游西湖，其乐融融。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道：“是日之游，较昨日之游尤乐。家国身世友朋之事，随意所倾，无所不谈……此日之清福，为十余年来所未数得者矣。”（《吴宓日记》，第二册）沉浸在情爱蜜罐之中的吴宓，13天以后，即与陈心一匆忙完婚。随后，吴宓与归国的同学朱君毅博士双双被南京东南大学聘为教授。

随着家庭成立与相互了解的加深，吴宓逐渐不满于陈心一的不善交际、不能与他在知识、学业、心灵上沟通，遂有了另谋婚姻之意。而这个时候毛彦文已出落成才貌双全的奇女子，开始广泛参加社会活动，并出任了女权运动同盟会浙江支会临时主席等职务。其善于交际，识见超群的才华，一时为社会各界瞩目，不少风流文人倾心向慕，趋之若鹜。与吴宓等人相反的是，对于毛的社交活动，朱君毅由开始的不喜欢渐渐表现得不耐烦，终于导致双方关系破裂。朱以近亲结婚将贻害下一代为由，坚决提出与毛彦文解除婚约。守候6年，逃婚只为下嫁表哥的毛彦文始料不及，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转而求助吴宓夫妇。于是吴宓作为中间人，往返于两人之间，极力救火说和。怎奈朱君毅去意已决，坚决不肯与毛缔结白首。结果于1924年双方解除婚约（后有研究者认为，朱、毛离婚的真正原因是毛彦文性冷淡，不愿与朱做爱，而朱又年轻气盛，如同一只猫围着一个装在瓶中的鱼头乱转，欲入其门而不得。在无法忍受漫漫长夜的枯寂与心痒之际，转而与一个女生私通并生情，终致走上了离婚之途。关于朱与女生私通之事，毛在后来出版的《往事》中有所批露）。

朱、毛二人分道扬镳后，望着瓶中鲜美的鱼头而欲火中烧的吴宓，不顾有妇之夫的身份，颇为唐突地向毛彦文表白了自己的爱意。经受两次婚姻打击的毛彦文极其理智地予以拒绝。只是将吴作为“极好的朋友”看待而已。从吴宓日记看，吴在与发妻陈心一离婚前，颇为踌躇，费了不少神思。他深恐此举遭到社会舆论批评，有损名誉，故以两妻之法是否可行商讨于好友陈寅恪，也就是既不弃陈心一，又可搂住毛彦文，来个一棍开二门。陈当即予以严肃批评，并劝告其“应持道德，悬崖立（勒）马，勿存他想。双妻制度，亦不可行。”（《吴宓日记》第4册168页）吴并不死心，决意仿照古人玩一回一棍开二门的把戏，遂以娥皇、女英为喻向毛彦文试探（南按：娥皇、女英，中国古代传说中尧的两个女儿，姐妹二人同嫁帝舜为妻。）毛见吴宓如此胆大妄为，愤慨地回驳说：“……彦何人斯，敢冒此大不韪？不特非彦之素志，彦且耻闻之矣，吾辈固以友谊始，而以友谊终者也。此后幸先生万勿以此事扰心一姊之心境，即自己亦不应有此思念。幸心一姊为一贤淑女子，不然，苟生误会，至令府上各人起不安之态，则彦虽非作俑者，而先生已陷彦于罪矣。”（见《吴宓日记》第4册173页）后来，吴曾在日记中又反复提及，毛并无爱他之意，吴虽两次放下课程千里迢迢前往杭州访毛彦文，意欲触发其对自己的爱意，但仍一相情愿，毛并未作出吴所期待的回应。

当陈寅恪在美国初识吴宓时，曾对他说过这样一番话：“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志之大，而竞竞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吴宓日记》第2册35页）此可谓是陈对婚恋家庭生活的彻悟之言。但“千古多情的吴雨僧”（顾毓琇语）不但未能领悟陈氏所言之义理，反而欲火攻心、心乱情迷不能自制，终于作出为追求毛彦文而不惜与发妻陈心一离婚，并抛下三个女儿的绝情事。1929年9月15日，吴宓于《大公报》和《新闻报》登出离婚启事，随后作《九月十五日感事作》诗一首：

早识沉冥谁入俗，终伤乖僻未宜家。

分飞已折鸳鸯翼，引谤还同薏苡车。

破镜成鳞留碎影，澄怀如玉印微瑕。

廿年惭愧说真爱，孤梦深悲未有涯。

离婚之后，吴对毛更加痴情，曾三下江南，一年欧游，其间苦苦追求毛彦文又反复无常，终于一无所获。情急之下，吴宓于1931年作诗在《大公报》发表，标题为：

吴宓先生之烦恼仿沙克雷所作《反少年维特之烦恼》四首。

一

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

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二

作诗三度曾南游，绕地一转到欧洲。

终古相思不相见，钓得金鳌又脱钩。

三

赔了夫人又折兵，归来悲愤欲戕生。

美人依旧笑洋洋，新妆艳服金陵城。

四

奉劝世人莫恋爱，此事无利有百害。

寸衷扰攘洗浊尘，诸天空漠逃色界。

此诗一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大哗，当时主张新文化的人在思想上往往流于愤激，对待传统文化的维护者一概斥为保守。在批评对方观点时，也常常带有人身攻击的意味。吴宓曾声明：“你们攻击我的学术，那么来吧，要是攻击我的名誉，我吴宓本无名誉可言，随你们去。”尽管吴氏作出对攻击者不屑一顾状，但报刊抓住这一花边新闻绘声绘色地大肆渲染，使吴的同僚友好大感跌份和无聊，于是有了金岳霖受朋友之托出面做吴的“政治思想工作”，并劝吴“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而使吴宓勃然大怒，拍着桌子高声呵斥老金“你休在这里胡言乱语，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厕所更不是毛彦文”等惊人一幕。

当吴宓决意与陈心一离婚，并幻想着与毛彦文结婚，或一棍撬二门，吴的好友冯友兰曾以评论的口吻预言道，吴此举之结果为“两头落空”，盖谓其“既失心一又不得彦也。（《吴宓日记》第4册295页）可惜吴在未能领会陈寅恪那至理名言的同时，又没有重视冯友兰的警语，其结局正如吴宓在自题诗中所言，真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也。

• 〔9〕《吴宓日记》，第二册，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 〔10、12〕《陈三立传》，吴宗慈著，载《民国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5年出版。

• 〔13〕陈流求、陈美延《先父陈寅恪失明的过程》，载《永远的清华园——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北京出版社2000年出版。下同。

• 〔14〕王钟翰《陈寅恪先生杂忆》，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 〔15〕陈流求《回忆我家逃难前后》，载《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王永兴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

• 〔16〕引自《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115页，蒋天枢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文中提到的许地山，后来曾为陈氏到港大做兼职授，以及对陈家的生活多有救援性帮助，其热情与至诚受到海内学界普遍赞誉。许氏简历大既如下：

许地山（1893—1941年），名赞堃，字地山，笔名落华生。祖籍台湾省台南市，落籍福建龙溪（今龙海）。中国现代小说家、散文家、“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先驱者之一。在梵文、宗教史等方面亦有突出的研究硕果。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研究文学、宗教和哲学，精通宗教史、梵文。回国后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执教。1935年受聘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为抗日救国事业奔走呼号，展开各项组织和教育工作。1923年，许地山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落花生》，文章主要记述童年时，姐弟们在“收获节”晚上和父亲一起讨论花生品格的一段生活故事。在孩子们七嘴八舌的讨论中，父亲经由概括花生的好处，引出了做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的人生道理，启发孩子们要像落花生那样，质朴无华，埋头工作，有益人类。父亲的这番话，给少年许地山留下深刻印象，直接影响到他后来的人生志向，并长期以“落华生”作为自己的笔名，“落华生”（古文中的“华”同“花”），表明了他的人生态度和品格，并以此自勉。

许氏与陈氏一家友善，除了在北平时代结下的情谊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缘由，那就是许地山之父许南英在甲午海战前后，曾任职清政府驻台湾筹防局统领。“甲午战争”爆发后，许南英协助唐景崧率部抗击日军，终因寡不敌众，台湾陷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许南英抛弃台湾的全部家产，携带家眷到大陆福建龙溪定居，过着清贫的生活。自此，唐家与许家遂结成生死之交，其后代感情自不待言。另外，许地山夫人周俟松，即陈寅恪启蒙老师周大烈之女，故陈寅恪一家与许氏夫妇共为世交。陈寅恪携家初至港，备受许氏夫妇照顾，盖在其然也。除追忆父亲教诲的著名散文《落花生》外，许地山另有《许地山选集》等著作问世。

1941年8月4日，许地山卒于香港，年48岁。葬于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薄扶林道坟场。陈寅恪撰赠挽联表达了哀悼思念与感激之情：

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殚浑未觉；

乱离相倚托，娇女寄庑，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挽许地山联》，载《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 〔17〕《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 〔19、22〕郑天挺《南迁岁月——我在联大的八年》，载《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 〔21〕《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钱穆著，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

• 〔23〕《致刘永济》，载《陈寅恪集·书信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信中的乙庵，是沈曾植号，沈是王国维与陈寅恪的师辈人物，著有《蒙古源流笺证》等著作。伯希和，法国汉学家，曾来中国并与中国学者有所交往。钢和泰，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1877-1937），俄罗斯人，汉学家，历任彼得格勒大学助理梵文教授、北京大学梵文与宗教学教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教授并长期担任哈佛-燕京学社驻燕京大学的中印研究所所长。他与当时世界汉学家交往甚广，如著名汉学家高本汉、伯希和、戴密微等，与中国学者陈寅恪、胡适、赵元任、王云五、汤用彤、吴宓等交情深厚，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 〔24、27〕《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蒋天枢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第十四章　南渡自应思往事

对花还忆去年人

1938年6月下旬，蒙自地界连天的暴雨暂时停歇，天气放晴，无论是联大师生还是城内的土著皆以不同的方式活跃开来。

蒙自小城之南、联大分校附近有一片洼地，周围遍种杨柳，大雨过后，积水成湖，当地人称为南湖。湖四周有人行道，中有菘岛等景点可供游览。每到晚间，月亮升起，轻风微拂，杨柳飘荡，湖水波光粼粼，美不胜收，“南湖月夜”遂作为蒙自八景之一写进县志。善于描写风物韵致与捕捉女子风情的吴宓，在日记中有过文笔生动的描述：“南有瀛洲亭，北岸为蒙自师范学校及Kalos洋行楼房，东为由校入城之石路，西侧为堤，有桥，有树。堤西更为巨湖，有荷花红白，极广且盛。更西南为菘岛，遥南为军山公园，湖岸环以柳槐等树，南岸有三山公园，又有昔法人布置之墅宅，以花树覆叠为壁，极美。夏日水涨，湖光鲜艳。”〔1〕

蒙自南湖（作者摄）

如此妙湖美景，自然成为联大分校师生课外时间闲游之所。在入南湖的堤上，有一横匾，上书“秋至杨生”四个大字，匾后是两排茂盛的杨柳。据历史系教授钱穆回忆说，初时，钱与联大教授皆不知此匾何所指，后来才知蒙自一入春便是连旬滂沱的雨季，雨季过后便到了秋天，这个时候杨柳才开始发芽，直到绿条成荫，与湖光水波构成一绝佳之景色。柳树本应春天萌生发芽，此处却独为秋生，令人惊异。有了这般胜景美色，钱穆“每日必至湖上，常坐茶亭中，移晷不厌”。而每当在环湖散步，“远望女学生一队队，孰为联大学生，孰为蒙自学生，衣装迥异，一望可辨。但不久环湖尽是联大学生，更不见蒙自学生。盖衣装尽成一色矣。联大女生自北平来，本皆穿袜。但过香港，乃尽露双腿。蒙自女生亦效之。短裙露腿，赤足纳两履中，风气之变，其速又如此”。〔2〕有一富家出身的女生，本好打扮装束，自香港经安南一路到蒙自，学业没增长多少，装束与整容方面的业绩却上蹿了许多个档次。当这位女生一袭红白相映的新衣出现在南湖岸边时，游湖的师生惊为天人，继而恍于梦中突遇仙女下凡。只见这位仙女顾盼生辉，满面春风地含笑向自己走来、走来……众师生眼望垂柳摇曳的倩影伴着少女的花容月貌在眼前晃个不停，无不心跳加速，面赤腿软。——许多年后，当时有幸一睹芳容的政治系教授浦薛凤还牢牢地记着这位女生的名字——王慧敏。只是这位名动一时，号称“交际花”的王生，后来花落谁家，后半生一度出任台湾当局“教育部政务次长”的浦薛凤没有探听到确切消息，遂成人生一大憾事。

打扮艳丽的女生耀眼夺目，联大的男生也较劲儿般，各不相让兼加醋兮兮地跟在女生屁股后头尽展风流。就特色言之，北大的男生喜穿长衫，文质彬彬如同乡村学究；清华学生不乏西装革履者，如同归国华侨或时髦商人；南开学生则多穿夹克，头戴软底的小礼帽，有的还戴一墨镜，如同美国电影中的侦探，既神秘又恐怖，用北京话说，很是唬人。每有空闲，教授结伴游湖，男女学生也成群结队地在湖岸四周溜达，有调皮的男生还专门弄来蒙自特产的藤木拐杖拄在手中，像阔老一样西装革履、大摇大摆地走在前边，后边跟几位着丝绸旗袍，足蹬高跟皮鞋的女生。当地士兵有游湖者，认为来者是省府或地方的要员，情不自禁地向男女生立正行军礼，并一脸严肃、紧张地呼曰“长官”“太太”“小姐”等。男生们听罢，装模作样地点点头继续前行，女生们则羞涩地扭着高翘的臀部，以手捂住白齿亮丽的嘴巴，啼笑皆非地跑开。据当时在蒙自分校任教的中文系教授刘文典对他的学生回忆说，女生们从香港带到学校的奇装异服，尤使当地百姓感到惊异，有的顽童甚至包围女生，俯视旗袍之内是否尚有内衣内裤，其风气可想而知。刘强调：“这些顽童绝不是小流氓，只不过是惊异而已。”〔3〕

除了顽童的取闹，面对如花似玉的丽人，动邪念者也不在少数。向来对美女和发生在美女身上惊险故事特别热心收集的浦薛凤回忆说，有一女生不知何故于晚八时许单独入城门回宿舍，途遇穿制服者二三人，喝问女生皮夹内有何物，女生以为遇到了打劫的盗贼，不敢反抗，乖乖将包递上，说：“可以将钞票取去。”其中一人接过皮夹看看，突然从袖中拔出一只手枪，对女生喝道：“随我来玩玩。”女生这才意识到对方不仅劫财还要劫色，环顾四周一片寂静，女生不敢强抗，只好跟随几个贼人往指定地点走去。来到一个拐弯处，忽见一老妇迎面走来，女生趁机一把抓住老妇之手大呼救命。老妇踉跄几步差点倒地，几个贼人就此溜掉。此事惊动了联大与地方当局，有人谓正是女生们装束及修饰太显讲究和新鲜，才惹得贼娃子想入非非，差点酿出祸端。〔4〕于是，学校一面严令女生不得单独外出行动，一面要求穿着打扮不要追求时髦。前一项做到了令行禁止，而后一项却无效果，即是女生们不刻意装束打扮，对于当地人来说也如睹天外来客，新奇得不得了。其结果是，联大学生的装束打扮，不但令蒙自女生群起效之，蒙自城内的中老年妇女也深受影响。此前，当地妇女长裙及地，长袖及腕，无论冬夏，皆是如此。新娘子上街必打“遮羞伞”，青年男女上街不得并肩而行。自联大女生到来后，不但新娘子的“遮羞伞”送回了她姥娘家，即是一般妇女也开始穿起短裙，与年轻学生们争奇斗妍，甚至于争风吃醋。而联大学生还有更加出格的事情发生，如一男生被当地一咖啡店老板女儿姿色所惑，索性弃学入赘，当起了咖啡店的二老板。另有学生一男一女，晚自习散后不回宿舍，竟胆大妄为地借着月色在教室桌上拥在一起呈碌碡样来回滚动碾压，结果被好事者发现并报告学校当局，二生被勒令退学。

当然，这种性饥渴严重并饥不择食的学生仍是少数，大多数学生较为理性平和，在穿越饱受战乱的祖国山河后，深切感到自己的学习空间与时间，是散布在祖国各条战线上浴血奋战的将士所赐。时长江中下游两岸正炮火连天，武汉保卫战如火如荼地全面展开，民族存亡在旦夕，遂珍惜每一分时光用于读书学习，课余时间则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以慰藉心中的灵魂。到蒙自不久，哲学系学生刘兆吉与中文系学生向长清等人，联合一些爱好诗歌的学生自发成立了诗社，取名南湖诗社，聘请闻一多、朱自清等教授为导师，社员有查良铮（穆旦）、周定一、赵瑞蕻、林振述（林蒲）、刘重德、李敬亭、刘寿嵩（绶松）、王般、向长清、陈三苏等20余名青年教师和学生，诗社不定期地出版诗歌壁报《南湖诗刊》，举行诗歌朗诵会、座谈会，讨论诗歌的创作方向与前途等问题。

事实上，这个以诗交友和励志的文学社团，自北平南迁湖南衡山时已初具规模，只是没有创作出几首新诗，未成气候便仓促撤离，倒是冯友兰的一首旧体诗，给师生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诗的灵感来源于一次课外爬山，冯友兰与几位教授走到一个叫二贤祠的地方，据说是朱熹和张栻聚会之处。祠里正房叫“嘉会堂”，堂中立了一块横匾，上写“一会千秋”。冯友兰触景生情，作了几首古体诗，其中两首是：

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

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

洛阳文物一尘灰，汴水繁华又草莱。

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

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朱自清以深沉微颤的声调朗诵了这两首诗，全体师生受国破家亡的情绪感染，顿有凄怆悲凉之感，有的悄悄流下了热泪。

1937年冯友兰由长沙经越南转昆明时护照上的照片

南湖诗社成立后，社员以写新诗、研究新诗为主，但不反对旧体诗，只是不在诗社主办的壁报上刊载。据诗社骨干成员、曾在长沙至蒙自步行途中收集民间歌谣并出版过《西南采风录》的刘兆吉说，像查良铮、赵瑞蕻、刘重德、李敬亭、王般等人都是外文系吴宓的学生，吴也是一位颇有名声的诗人，且曾翻译过不少英美诗人的著作。于是社员们想请吴为诗社的指导老师，后来怕这位《学衡》派主将，不仅反对白话文，还反对白话诗便作罢。当第一期诗刊以壁报形式贴出来后，吴宓站在围观的人群中津津有味地品评。十几年后，当刘兆吉对吴宓谈起这段往事并为没有请吴作为指导老师表示歉意时，吴说自己反对的是不像诗的白话诗，而用白话写诗古已有之，算不得什么新发明，如李白的“窗前明月光”，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金昌绪的“打起黄莺儿”等等，都是优秀的白话诗。刘兆吉听罢，对吴宓的博学心悦诚服，也为当初的拘谨和对老师的误会感到一丝愧疚。

尽管刘兆吉为当年邀请了闻一多与朱自清而未邀请吴宓做指导感到不好意思，但就当时的情形论，刻板严肃有余而活泼不足的吴教授，确实不是新诗创作指导的上乘人选。从“南湖诗社”走出来的诗人后来言谈与发表的文章看，他们认为最好的一位指导者，是一位长鼻子的英国佬、著名诗人、学者燕卜荪。抗战前，刚过三十岁的燕卜荪应北京大学外语系之聘来华任教，未久抗战爆发，燕卜荪随校来到长沙、蒙自。此人饮食起居都很随便，休息的日子常独自一人到蒙自城四郊漫游，有一次在乡间小路上不幸遇上了贼人，钱物皆被劫走，但他舍不得常叼在嘴里的那把烟斗，居然不顾安危，又追上去要了回来。

别看这个外国佬纯真率性，吃喝住行满不在乎，讲课却很认真，据说全部莎士比亚背诵如流。在学生眼里他是一位奇才，具有数学头脑的现代诗人，锐利的批评家。他在联大开的那门《当代英诗》，从霍甫金斯一直讲到奥登、艾略特、叶芝。所选的诗人中，有不少是燕卜荪的同辈诗友，因此他的讲解是书上找不到的内部实情，加上他对于语言的精细分析，与一般学院派大为不同，学生们受到的启迪也就自然非学院派可比。学生们跟着燕卜荪读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读奥登的《西班牙》和写于中国战场的十四行诗，又读狄仑·托玛斯的“神启式”诗。而“联大的年青诗人们并没有白读了他们的艾略特与奥登……这些年轻作家迫切热烈地讨论着技术的细节。高声的辩论有时深入夜晚。”〔6〕在燕卜荪影响下，一群现代派诗人和一整代英国文学学者成长起来。如“南湖诗社”社员周定一在蒙自作的《南湖短歌》，以新颖别致的题材和艺术技巧，映射出联大师生当时的灵性和心境：

我远来是为的这一园花，

你问我的家吗？

我的家在辽远的蓝天下。

我远来是为的这一湖水，

我走得有点累，

让我枕着湖水睡一睡。

让湖风吹散我的梦，

让落花堆满我的胸，

让梦里听一声故国的钟。〔7〕

差不多与此同时，“南湖诗社”社员穆旦创作了《我看》《园》两首诗，以新奇的眼光，捕捉着进入这座边陲小城所看到大自然舒展开来的鲜活生命。《我看》这样吟道：

穆旦摄于湘黔滇旅行团到达昆明的第三天，背面记有“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

我看一阵向晚的春风

悄悄揉过丰润的青草，

我看它们低首又低首，

也许远水荡起了一片绿潮；

我看飞鸟平展着翅翼

静静吸入深远的晴空里，

我看流云慢慢地红晕

无意沉醉了凝望它的大地。

O，逝去的多少欢乐和忧戚，

我枉然在你的心胸里描画！

O！多少年来你丰润的生命

永在寂静的谐奏里勃发。

也许远古的哲人怀着热望，

曾向你舒出咏赞的叹息，

如今却只见他生命的静流

随着季节的起伏而飘逸。

去吧，去吧，O生命的飞奔，

叫天风挽你坦荡地漫游，

像鸟的歌唱，云的流盼，树的摇曳；O，让我的呼吸与自然合流！

让欢笑和哀愁洒向我心里，

像季节燃起花朵又把它吹熄。〔8〕

南湖诗社社员于1938年12月游昆明海源寺，此时已改为高原文艺社。左起：李廷揆，周正仪，陈登忆，林蒲（坐者），邵森棣，王鸿图，周定一，向长清，于仅，穆旦，周贞一，何燕晖

几年后，“南湖诗社”社员的诗名由昆明传向全国，风行一时，其中杰出代表穆旦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和昆明《文聚》上发表的大量诗作，深受时人追捧热爱，穆旦一跃成为诗坛一颗亮丽的明星。抗战后期，穆旦参加远征军入缅甸丛林与日寇作战，归国后以椎心泣血的情感，写出了一大批反映远征军战地生活的震憾人心的现代诗歌，对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而久远的影响。1945年1月，穆旦诗集《探险队——献给友人董庶》，由昆明文聚社出版，其中收入了蒙自时期《我看》与《园》两首。

当时颇受青年学生推崇爱戴的新月派诗人闻一多已不再写现代诗，专事《楚辞》和神话研究，除授课外，埋头于歌胪士洋行楼上轻易不踏出房门，每到课休或饭后，教授们结伴到南湖堤上散步闲游，患有眼疾的陈寅恪也经常参加，唯闻一多不肯“入伙”。据郑天挺回忆说：“在歌胪士洋行住宿时我和闻一多是邻屋。他非常用功，除上课外从不出门。饭后大家散步，闻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都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的一个典故，也是一个雅号，即‘何妨一下楼主人’。后来闻下了楼，也常和大家一起散步。记得一次与闻及罗常培相偕散步，途中又遇汤用彤、钱穆、贺麟、容肇祖等人，大家一起畅谈中国文化史问题，互相切磋，极快慰。战时的大学教师生活，虽然较前大不相同，但大家同住一室，同桌共饭，彼此关系更加融洽。”〔9〕

郑天挺所言只是事情的一面，还有另一面并未提及。闻一多在1946年7月所写《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曾有过一个片段式的回忆：“到蒙自后，抗战的成绩渐渐露出马脚，有些被抗战打了强心针的人，现在，兴奋的情绪不能不因为冷酷的事实而渐渐低落了。”又说：“在蒙自，吃饭对于我是一件大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咸，而云南的盐淡得可怕，叫厨工每餐饭准备一点盐，他每每又忘记，我也懒得多麻烦，于是天天只有忍痛吃淡菜。第二，同桌是一群著名的败北主义者，每到吃饭时必大发其败北主义的理论，指着报纸得意扬扬说：’我说了要败，你看罢！现在怎么样？’他们人多势众，和他们辩论是无用的。这样每次吃饭对于我简直是活受罪。”〔10〕

闻一多所说的“败北主义者”代表人物，是联大法学院教授陈瑾琨，此人不但在饭桌上公开宣讲他的败北主义，在课间也对学生大讲中国必亡论，不少教授对其说辞大为不满，但此人却不以为然，甚至大放厥词，公然宣称做汉奸未必个个都是坏人，就要遗臭万年等。另有历史系一年轻教师，把败北主义发挥到极致，认为“从历史上看亡国是正常的”，“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一国有兴即有衰，有亡才有兴，一个朝代与国家根本不可能‘万岁’”云云。〔11〕这种亡国与做汉奸未必不好的言论，自然得到了像闻一多之类热血知识分子的强烈反感和斥责。许多年后，同在蒙自的政治系教授浦薛凤回忆道：“联大同仁，课余饭后，对于整个国家民族出路，尤其是对目前战局前途，不免时常谈到。……有时二三人散步提及，有时饭桌上彼一句此一句杂乱发言。”这些发言，大体上不外分为主战派与主和派，姑称为甲乙两方面。“甲方面是着重情感，出于主见，表示乐观，认为早应抗战，精神志气，较武器尤重要，无论如何，不可委曲求和，必须作战到底，而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乙方面则着重理智，取客观态度，持戒慎恐惧之心理，认为当初倘能拖延时日，充实准备，形势较优，倘能保持主权，虽暂时委屈，可徐图伸张，谚所谓‘能屈能伸’，亦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甲乙两方观点不同，论断自异。甲方讥乙方怯懦悲观，乙方斥甲方为鲁莽糊涂，甚或如寅恪所云，‘非愚即诈’。”〔12〕

从浦氏的叙述中可知，所谓“主战”与“主和”两派，不但在共桌吃饭时争论，即是散步游湖时也经常争论不休。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双方，时常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心中形成介蒂亦不可避免。被同仁谑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闻一多，当为“主战派”的代表，面对“主和派”人多势众的压力，他不甘屈服对方的观点，又憋着闷气不能倾吐，索性在饭后“躲进小楼成一统，那管春夏与秋冬”，来个耳不闻，心不烦，也算是一个解脱的办法——这便是闻氏不愿下楼的真正原因。

至于蒲氏文中所说陈寅恪云中国人“非愚即诈”，实乃陈氏一生之观点，这个观点蒙生于幼年，形成于青年和中年，并在战前有多次披露。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一个星期后的7月14日，陈寅恪在清华园曾对吴宓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为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

对于这段话，吴宓的解释是：“寅恪之意，盖以胜败系于科学技术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实微。况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怯儒而极不可恃耶。宓按，寅恪乃就事实，凭理智，以观察论断。但恐结果，徒有退让屈辱，而仍无淬厉湔祓耳。”〔13〕

相对陈寅恪的态度，吴宓似乎在战和之间摇罢，但精神颇为悲观，他在7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按今兹事变，吾侪不能慷慨激烈，为国效力，已属可耻，下至个人亲友安全之计，虽多议论，亦少实行。日日虑祸变之来，而终无所动作，无所预备。因循郁抑，坐待事机运命之支配，呜呼，精神之颓丧不乐，可知已！”〔14〕

7月21日，吴宓在记述当日所闻战事情况之后，对陈寅恪观点和自己的想法再次披露道：“6：30叶企孙、熊大缜来此晚饭，又同出散步。陈寅恪亦来。熊电城中，并阅报，知宋完全退让，片面撤兵，日内平郊当可无战事。然和战无定策，事事随人转，岂云善计。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宓谓仍视何人为之，而为之者何如也。寅恪仍安静读书。我宜效法。”〔15〕

此时的吴宓与陈寅恪观点仍不尽相同，他于悲观低沉中，寄希望中国有一位铁腕强人站起来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倾，而这位强人自然是蒋公介石。“西安事变”之后，蒋氏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急剧提升，无论是政客、军阀还是普通民众，皆认为能领导中国人民与日寇一拼者，非蒋委员长莫属。正如闻一多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一文所说：“抗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那时还不甚显著，人们对蒋主席的崇拜与信任，几乎是没有限度的。”随着平津、上海沦陷，南京弃守，吴宓同许多国人一样，对抗战前途的憧憬陷入低谷。12月15日，已迁往衡山圣经学院授课的吴宓记述道：“是晨，得悉蒋委员长拟来南岳，在圣经学院驻旌。本校奉令迁让。顷梅校长等赴桂林寻求校舍（终无所得）。临时大学全迁云云。甫完长途，又难安居！且自今日起，天气骤变，阴雨，且大风。兼之战事消息又恶。上海早败退，南京又失陷。或云蒋公离南京时，谒孙陵。悲甚，晕倒。……亦可为悲剧之英雄也。于是宓心亦甚悲郁无欢，自兹始矣。”〔16〕

北归端恐待来生

流亡蒙自后，吴宓把在南岳滋生的悲观情绪一同带来，且比衡山犹甚。陈寅恪与吴宓于教课之余经常往南湖散步，并有诗文唱和，从流传于世的几篇诗作中，可见其悲戚哀伤之情。

据吴宓日记载：1938年5月，“阴雨连绵，人心已多悲戚，而战事消息复不佳。五月十九日徐州失陷，外传中国大兵四十万被围，甚危云云。于是陈寅恪先生有《残春》（一）（二）之作，而宓和之”。〔17〕

残春

陈寅恪

（一）

无端来此送残春，一角湖楼独怆神。

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还忆去年人。

过江愍度饥难救，弃世君平俗更亲。

解识蛮山留我意，赤榴如火绿榕新。

（二）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

雨里苦愁花事尽，窗前犹噪雀声啾。

群心已惯经离乱，孤注方看博死休。

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

残春和寅恪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作于蒙自

吴宓

阴晴风雨变无端，折树摧花未忍看。

小胜空矜捷坦堡，覆军终恐败师丹。

降心苟活全身易，异志同仇御侮难。

一载颠危能至此，何堪回首梦长安。

诗中吴宓自注：“捷坦堡今译坦能堡（Tannerberg）。”此句指发生于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坦能堡会战，又称坦嫩贝格战役。1914年8月17日，俄罗斯第一、二军侵入东普鲁士，向首府哥尼斯堡进发。俄军成功进入德国，直到德国第八军在8月20日反击。德军设计了一个陷阱，让俄国第二军提前进入德国后，在后面反击其补给线。9月2日，俄军放弃整个作战计划，坦能堡会战后，没有再向德国领土进攻。虽然德军在坦能堡会战得胜，但德军原先并没有准备俄罗斯会在8月中旬开战，因此德军用了两支部队来抵抗俄军，造成德军的资源被分散，继而影响西线对英法联军的战事。吴宓诗中的师丹，一译绥丹（Sedan），今译色当，是发生于1870年普法战争中的一次战役，拿破仑三世因兵败向普鲁士投降。诗中的“小胜空矜捷坦堡，覆军终恐败师丹”，当指国民党军队在台儿庄取得大捷，而徐州很快失陷之事。据吴宓日记：“因忧共产党与国民政府不能圆满合作，故宓诗中有‘异志同仇’之语。而寅恪又有《蓝霞》一诗。”

蓝霞

陈寅恪

天际蓝霞总不收，蓝霞极目隔神州。

楼高雁断怀人远，国破花开溅泪流。

甘卖卢龙无善价，警传戏马有新愁。

辨亡欲论何人会，此恨绵绵死未休。

按吴宓的说法：“蓝霞”二字出吴文英《莺啼序》末段，而寅恪用之则指蓝衫党，通称蓝衣社及红军。“寅恪之意，吾能识之。吾爱国并不后人，而极不慊今日上下之注重‘革命’等观念，而忽略中国历史文化之基本精神，日本俘虏亦有能言此者，见报。此则二十余年来学术思想界所谓‘领袖’所造之罪孽，及今而未已也。”〔18〕

未久，吴宓与陈寅恪又于南湖散步之余，以“南湖”为题各赋诗一首：

南湖一首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吴宓

南湖独对忆西湖，国破身闲旧梦芜。

绕郭青山云掩映，连堤绿草水平铺。

悲深转觉心无系，友聚翻怜道更孤。

亘古兴亡无尽劫，佳书美景暂堪虞。

南湖即景

一九三八年六月作于蒙自

陈寅恪

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歌声杂醉醒。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据吴氏解释：“宓以南湖颇似杭州之西湖，故有‘南湖独步忆西湖’之诗。寅恪以南湖颇似什刹海，故有‘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之诗。皆合。惟当此时，日军已攻陷开封（时已六月中上旬之间）据陇海路，决黄河堤（中日两军互诋，孰为决堤者，莫能知）。死民若干万人，我军势颇不利。故寅恪诗有‘黄河难塞黄金尽’（指国币价值低落。据云，语出《史记》封禅书或河渠书。）之悲叹，而宓和诗亦有‘舜德禹功何人继，沉陆殴鱼信有哉’之责机。”〔19〕

陈寅恪诗尚以多典、隐晦著称，几乎无诗不典，不弄懂诗中引用典故，则难窥其堂奥。吴宓诗受陈寅恪影响颇大，当年吴、陈二人在哈佛时，吴曾向陈请教过作诗的奥秘。1919年5月25日《雨僧日记》载：“近常与游谈者，以陈、梅二君为踪迹最密。陈君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宓倾佩至极。古人‘闻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信非虚语。陈君谓，欲作诗，则非多读不可，凭空杂凑，殊非所宜。又述汉、宋门户之底蕴，程、朱、陆、王之争点及经史之源流派别。宓大为恍然，证以西学之心得，深觉有一贯之乐。为学能看清门路，亦已不易。非得人启迪，则终于闭塞耳。”〔20〕又，“寅恪习惯，以诗稿持示宓等后，不许宓钞存，立即自撕成碎片，团而掷之。但寅恪在美国所作之诗，宓皆能背诵”。〔21〕另据吴宓女儿吴学昭所言：“父亲很注意收集寅恪伯父的诗作，从哈佛同学时开始。他常说，寅恪伯父作诗不多，但很精美，寓意深长，不熟悉历史典故，不具有丰富的文学知识，不对其人有非常的了解，很难确切领会其诗深邃的含义。寅恪伯父关于诗词的谈论，语多精彩。如为诗作笺注，详叙当时情事，以贻后人，寅恪伯父谓之‘今典’。谈唐诗与唐代文学的特点，说‘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的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有欧洲骑士文学之盛况。而唐代文学特富想象，亦由于此云云。”〔22〕

透过这些记述和追忆，可见陈对吴在学术上和为文作诗方面影响之深。从已发表的吴诗看，大体沿袭了陈诗的路数，作为一代自由知识分子，陈、吴之诗字里行间透着国破家亡的哀愁与忧戚。但就诗的整体质量和艺术价值而言，吴诗比之陈诗稍逊风骚。

陈寅恪《残春》一诗之深意，除吴宓简单提及，需解者尚有“读史早知今日事”“过江愍度饥难救”等句。晚年的陈寅恪栖居岭南之际，曾有《柳如是别传》一书问世，开篇有云：“寅恪少时家居江宁头条巷。是时海内尚称平安，而识者知其将变。寅恪虽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触，因欲纵观所未见之书，以释幽忧之思。”又《赠蒋秉南序》云：“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拣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当读是集时，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寰宇纷扰，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23〕

陈氏赠蒋文中，有两个名字属于难以直言的隐指，这便是辛有、索靖。辛有为周朝大夫，周平王迁都洛阳时，辛有在伊水附近看到一个披发的人在野外祭祀。披发是戎族的风俗习惯，辛有据此预言这地方不及百年必将沦为戎人居住之地。辛有死后，后秦、晋果然迁陆浑之戎人居于伊水之滨。唐代诗人吴融在《金桥感事》中用过此典。诗曰：

太行和雪叠晴空，二月郊原尚朔风。

饮马早闻临渭北，射雕今欲过山东。

百年徒有伊川叹，五利宁无魏绛功？

日暮长亭正愁绝，哀笳一曲戍烟中。

据《唐诗鼓吹评注》释读，此诗“指孙揆败于沙陀之事”。沙陀，以族名代称藩镇李克用。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李克用进据邢、洛、磁三州。昭宗不顾多数大臣反对，采纳了宰相张浚等人发兵讨李的主张。由于对形势估计不足，结果三战三败。张浚的副手孙揆在这年九月李克用破潞州（今山西长治西南）时被杀。李克用的军队乘胜纵兵焚掠晋、绛、河中一带。百姓家破人亡，赤地千里。大顺二年春正月，昭宗被迫罢了张浚等人的官，二月又为李克用加官晋爵。诗人吴融时在潞州金桥，有感于此，写了这首诗。吴融生在藩镇割据时代，预感到唐王朝必将灭亡，但他不可能直陈其事，又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所以用辛有的典故，巧妙地抒发了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同时昭示世人，辛有的预言生前无人理睬，死后却备受赞叹，这又有什么用呢？肺腑之言，泻于毫端。尽管个人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但作为诗人的吴融仍希望皇上采用古时魏绛的方法，以期收到“五利”之功。魏绛是春秋时晋悼公的大夫，晋国所在地的山西，是个汉、戎杂居的地方，民族间经常发生战争。魏绛曾建议用“和戎”方式解决矛盾，他认为“和戎”有“五利”，晋悼公采用了魏绛的主张，因此收到“修民事，田以时”的政治效果。吴诗人通过肯定魏绛，婉转地批判了唐王朝此次对李克用的用兵方略。

另一历史人物索靖，乃西晋时期著名书法家，累官征西司马、尚书郎，封安乐亭侯，谥号庄。当西晋行将灭亡前，索靖预见到天下将乱，指着洛阳宫门前的铜驼伤感地叹息道：“会见汝在荆棘中耳！”唐代诗人李商隐有《曲江》诗，曾以索靖所指人事隐喻唐王朝的时势。诗曰：

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

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

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

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

曲江，是唐代长安最大的名胜风景区，“开元中疏凿为胜境……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上已之节”（康骈《剧谈录》）。安史之乱后渐趋荒废。唐文宗颇想恢复升平故事，于大和九年（835年）二月派神策军修治曲江。十月，赐百官宴于曲江。甘露之变发生后不久，下令罢修。李商隐这首诗，写于事变后第二年春天。

陈寅恪手书《蒙自南湖》，引自《陈寅恪诗集》

曲江的兴废和唐王朝的盛衰密切相关。李诗中的第六句“老忧王室泣铜驼”，承起首“望断”句与颔联，以索靖忧西晋之亡，借以抒写对唐王朝国运将倾的忧虑。整首诗在构思方面有一个显著特点：既借曲江今昔暗寓时事，又通过对时事的感受抒写“伤春”之情。而“天荒地变”之悲并非主体，“伤春”才是真正的中心。尽管诗中正面写“伤春”的只有两句（六、八两句），但实际上前面的所有描写都直接间接地围绕着这个中心，皆透露出一种浓重的“伤春”气氛。

陈寅恪用辛有、索靖二典，谓其青少年时代即预感到中国将乱，外敌入侵。此两段回忆正可与“读史早知今日事”相互印证。而《残春》一诗，则暗合了李商隐《曲江》“伤春”之意。但与陈诗意蕴更接近的是陈寅恪的本家——南宋陈与义的《伤春》。

靖康之难，金兵入侵，权奸误国，高宗南逃，陈与义流落江南，以“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峰”，表达了对国家的忧虑和对未来国家复兴的希望。陈寅恪《残春》诗中的“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当自陈与义的《巴丘书事》“未必上流须鲁萧，腐儒空白九分头”而来，表达了作者面对国破家亡，自己无力匡扶大厦之倾而只能忧心愁悴，彷徨山泽，嗟号旻天的郁愤之情。此种心情从陈氏同首诗中的“过江愍度饥难救，弃世君平俗更亲”句中可见要略。

诗中的愍度，因避讳亦作敏度，即支愍度，西晋僧人。据梁慧皎《高僧传》载，两晋及晋宋之际，北方南下的高僧几乎遍及“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诵经”、“兴福”、“经师（转读）”“唱导”等各个方面，其中以“义解”高僧的人数最多。两晋时期南下的著名僧人有：康僧渊、康法畅、支敏度，“晋成之世，（康僧渊）与康法畅、支敏度等过江”。《世说新语·假谲》以诙谐、轻松的笔调叙述了上述南下、过江僧人及受其影响的南方僧人的佛教活动，如“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伦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伦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

当时南下过江的僧人并非都是一帆风顺，但他们凭着自己对佛教义理的深刻理解和掌握，使名士们不得不刮目相看。流亡云南边陲的陈寅恪以支愍度南渡，喻自己漂泊西南，以授课为生计的无奈之举。正如他致史语所历史组劳榦、陈述信中所说：“此次来蒙，只是求食，不敢妄称讲学也。”此话虽有自谦的意味，但正迎合了伧道人“治此计，权救饥尔”之意。

陈诗后一句所说的“弃世君平俗更亲”之“君平”，乃西汉蜀郡人严君平，名遵。道家学者、思想家，《汉书》记其人于汉成帝时隐居成都市井中，以卜筮为业。“因势导之以善”，宣扬忠孝信义和老子道德经，以惠众人。日得百钱足自养，即闭门读《老子》。精老庄之学，终身不仕，著书十万余言。年90余，以其业终。

据与陈寅恪友善的联大政治系教授浦薛凤说，在蒙自时，陈氏曾手书《残春》诗以赠，但与后来流传者稍有差异，其中上二句为“伧僧义旧饥难救，曹社谋亡梦已真。”前一句与“过江愍度饥难救”用典相同；后一句典出《左传·哀公七年》：“初，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宫，而谋亡曹。”社：曹之国社。后以“曹社之谋”，指灭亡他人国家的阴谋。北周庚信《哀江南赋》：“鬼同曹社之谋，人有秦庭之哭”即出此典，藉此可见陈寅恪对抗战前途的悲观失望。陈氏的悲观之情，与《南湖即景》中的“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之句，可谓一脉相承。

所谓“南渡”，如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所言：“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24〕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大片国土沦陷，政府与人民流亡西南，为第四次南渡。“殷鉴不远，在夏世之后”，陈寅恪对此次南渡的前途深为悲观忧虑，于是有“北归端恐待来生”之语。

作为史家的陈寅恪以史观今，企图“在史中求史识”，寻找“历史的教训”。而中国漫长的历史留给后世的一面镜子，就是立足中原的封建王朝三次南渡未归而终致灭亡的事实。这个事实在陈寅恪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晚清消亡，民国兴起，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刚刚缓过一口待死之气，又遭逢日本小鬼入侵，按照中国的军事实力与国人“上诈下愚”的德行，实难与雄视亚洲，具有超强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日本帝国抗衡。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陈寅恪与学界大腕丁文江、胡适、蒋廷黻，甚至抗战初期所谓“低调俱乐部”成员，包括国民党高层内部的汪兆铭、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者流，具有相同、相通之处。

就在陈寅恪于蒙自南湖岸边感时忧国、徘徊苦吟之际，他曾经的上司兼好友、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著名近代史家蒋廷黻，正猫在国民政府实际中心汉口的一间房子里，埋头撰写《中国近代史》。在这本作者称为“望读者只把它作个初步报告看待”的薄薄的小书里，蒋氏谈到了1894年清朝和日本之间为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而爆发中日甲午战争的教训，特别指出：“那一次的海军战争是我民族在这次全面抗战以前最要紧的一个战争。如胜了，高丽可保，东北不致发生问题，而在远东中国要居上日本居下了。所以甲午八月十八日的海军之战是个划时代的战争。”结果众人皆知，中国战败了。次年三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马关和约》，中国承允高丽独立，割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蒋廷黻因之说：“近代的战争固不是儿戏。不战而求和当然要吃亏，这一次吃亏的是高丽的共管。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领袖如曾、左、李及恭亲王、文祥诸人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25〕

1932年5月，丁文江与蒋廷黻、傅斯年等合办的《独立评论》创刊

借古喻今，自是文人史家的惯用笔法，蒋廷黻此处所喻没有什么隐秘可言，仍无非是避战、慎战等与胡适、陈寅恪类似的战争观念。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东北沦陷，日本侵略者欲吞并华北，继而全面征服中国的企图，胡适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远不能与日本相抗，力主避战求和，认为中国军力不足以言战，战则中央军力必毁，故“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26〕，竭力主张国民政府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两国之间的悬案，以谋求十年的和平。这一主张使胡适成为“主和派”的靶子而为“主战派”群起攻之，并有司法院长居正要将其逮捕法办的激愤之语。许多年后，蒋廷黻在他的回忆录中坦承：“我一向不怕日本，我认为：就中日两国而言，中国弱、日本强不过是暂时现象。我晓得日本有装备精良的陆海空军，有训练有素的士兵和有效的官员。军队的后面，他们有最爱国、最勤奋、最俭朴、最守纪律的国民。尽管日本有上述的优点，我却不认为他对我国会构成永久的威胁。我相信时间是对中国有利的。没有强国的基本根据地，任何人都不能建立、保持一个伟大帝国。因此，我对“九一八”事变的主要想法是争取时间。”又说：“一九三一年冬，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日本外相〕币原于那年夏天就曾要求当时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回南京向政府报告。’报告你们政府。’币原说，’一个大事就要发生了。除非中日双方政府谨慎处理，双方均将被毁。尽速和我来解决。但，我一定要占一些便宜。如果你的政府不肯让步，我的政府必然会垮台，而后任将较我更甚，会要求无厌。’事实上，整个七、八两个月，币原一直都急于寻求谈判的机会，而南京和东北方面都尽量设法避免。明了对方所使用的策略后，我不禁感到我们政府措置失当。而且也越发使我相信日本民政党的政府是急欲将‘九一八事变’地方化的。”〔27〕

为了应付这一险恶局面，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顾维钧提议将东北南部的锦州附近地区划为中立区，隔开中日双方的军队。此议得到了蒋廷黻等《独立评论》派的赞成，认为这样做可使冲突紧张形势不致蔓延。蒋氏说：“《独立评论》创办于‘九一八’事变后，自然其中会有许多讨论到和战以及国联是否可以信赖的文章。《独立评论》同仁中没有人主张立即对日作战的。在这一点上，大家的主张是一致的。当时天津《益世报》编辑罗隆基，发表了一篇轰传一时的文章，题目是《枪口朝外，不可对内》。文中大意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在《独立评论》上为文答复罗氏，略谓：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社中同仁对我的主张均未表示异议……和这些人在一起，常常和他们讨论时事，我可以感到〔丁〕文江胸中的激愤，也可感到胡适心中的忧伤。”最后，蒋廷黻以惋惜的心情说道：“日子一天天过去，自由人士在日本越来越失势，迷信武力的主战者越来越抬头。在中国，反政府分子利用纯洁的人民爱国热狂，呼吁作战，而政府拿不出办法以缓和人民的情绪。我认为一项伟大的改革和建设计划或可代替人民主战的情绪，但是政府无力及此。我想《独立评论》的同事们的看法都是如此的，只是有时他们表示出来，有时不表示而已。”〔28〕

蒋氏所言大体不差，除了《独立评论》的主要撰稿者，像陈寅恪、叶企孙、金岳霖甚至吴宓等清华一些较理性的教授，所持观点与上述基本相同。1932年4月，陈寅恪在《清华周刊》发表《高鸿中明清和义条陈残本跋》一文，借古喻今，文章最后提醒国民党当局并警示世人：“夫明之季年，外见迫于辽东，内受困于张李。养百万之兵，糜亿兆之费，财尽而兵转增，兵多而民愈困。观其与清人先后应对之方，则既不能力战，又不敢言和。成一不战不和、亦战亦和之局，卒坐是以亡其国。此残篇故纸，盖三百年前废兴得失关键之所在，因略征旧藉，以为参证如此。”〔29〕金岳霖在1951年12月思想改造运动中曾公开检讨：“抗日军兴，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觉得松了一口气。但是对于抗日底前途没有信心，所以我总想外国来帮助，尤其是英美。”〔30〕

对于这些不同的论调和声音，正如浦薛凤所言，知识分子中主张“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主和派，对于“国际关系与世界局势之有无变化，而如有变化，其对吾国影响之利害得失，亦难预料”。因而才出现了“甲乙两方观点不同，论断自异”〔31〕的争持。而这个时候，无论主和还是主战，皆是政治策略上的主张不同，属于个人对时局的识见与判断问题，即政见之差异，当然不能一提主和就目为汉奸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设若以不损失主权为前提，以较小的代价与日本谋和，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只是事实上又如胡适后来所言：“和比战难”。而一般群众总是赞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旦果尔演成全面战局，则民族国家根基时感动摇，力不如人，气不足靠。因而，抗战爆发后，在蒙自的浦薛凤曾作过这样的推想：“最高当局内心恐本来宁愿忍辱一时，不愿轻启戎祸，只因一般高调论者，似乎非此不觉痛快。不得不孤注一掷。”〔32〕

浦氏之推测自有道理。早在1932年，国学大师黄侃在《牡亡》一诗中就喊出了“羞与深仇同日月，不妨孤注掷乾坤”的声音，后来全国军民特别是知识群体中的学生，抗日热情空前高涨，曾产生了北平学生南下逼蒋抗日之举。在如此人势汹涌的潮流中，若说蒋介石是被这种声音逼上了抗战之路是合理的。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在发表的《告抗战全军将士书》中特别指出：“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33〕这个讲话已透露出蒋氏内心的良好愿望与迫不得已的做法。而一旦战争打响，蒋介石却如他自己说的那样孤注一掷，壮士一去不复还了。1937年12月29日，蒋介石对于右任谈话，坚决表明“与其屈服而亡，不与战败而亡。”即是蒋的性格、决心与抗战的态度。

不可忘却的一个关键是，抗战一开始，蒋介石就渴望英美等大国施以援手，共同驱逐日寇，他派胡适、蒋百里等人出国即是这一战略方针的具体体现。只是对于这一方针，汪精卫一派人物并不以为然，曾任汪伪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伪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的樊仲云曾发表一篇《和与战》的奇文，樊氏在文中大放了一番战难、和亦不易的厥词之后，以宋人南渡为个案剖析抗战得失并作了如下结论：“总而言之，战不容易，和亦非易。这是严肃的事实问题。诚如李纲之言，必须‘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若己无能力，而欲利用他人而求一旦的侥幸，如宋之借金灭辽，借元灭金，或者以为这是中国以夷制夷之上策，其实却是最愚蠢不过的办法。于慎行《读史漫录》中论曰：‘童贯助金灭辽，徽宗不纳种师道之谏，辽灭而北宋随亡。孟珙助元击金，理宗不能乔行简之谏，金灭而南宋亦亡。人病羸顿，不养其元气，壮其筋骨，而强举函鼎之重，则喘绝立毙。金，世仇也，中原，故土也，灭之而收其旧疆，其言非不正且顺也，然以江南半壁之积疲，蒙古新造之方锐，是病羸顿而举函鼎也。’所以感情与事实二者，必须慎重斟酌，度量轻重。屈己求和，诚不免于耻辱，尚得救亡图存，乘时自振。若其不然，贸然出于一战，则直亡国耳，岂有他哉！南宋之亡，便是如此。南渡之初，宋诚有可以一战之势，然而秦桧却专执和议，结果宋固由此而存，而一般心理对于和议，遂更深恶痛疾，几于不愿闻问。于是到了末季，舍和而战，遂以亡国。和战之不易言有如是哉！赵瓯北论宋之和战问题曰：‘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成，不和议而亡。盖其兵力本弱，而所值辽金三朝，皆当勃兴之运。天之所兴，固非人力所争。以和保邦，犹不失为图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议为辱，妄肆诋諆。真所谓知义理而不知时势，听其言则是，而究其实则不可行者也。’（《廿二史劄记》）不能不说是持平之论。”

按樊仲云的观点，中国的抗战时局恰似北宋、南宋面临的危局，面对强盛骄狂的日本，中国既不能守亦不能战，是无能力。蒋介石欲求他人（英美）以夷制夷，这是“最愚蠢不过的办法”，相当于“病羸顿而举函鼎”，汪伪政府所谓“犹不失为图全之善策”，是识时务之俊杰的图存之策。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樊仲云此文刊于《天地》第八、九期，时为1944年5月、6月，而不是胡适与陈寅恪声言“主和”观点的战前与抗战之初了。此时，汪精卫已经在南京成立了伪政府，成为日本人手中的鹰犬和实实在在的帮凶，自然不是怀着对国家民族的春秋大义空头议论所比拟的。对于汪精卫这一变节行为，与汪直接打过许多交道的蒋廷黻曾说过如下几句话：“以人而论，汪是很有吸引力的。但他主持洛阳国难会议，讲了好多次话，我仍不能获悉他的真意所在。我晓得他是反对抗日的。然而，在他任行政院长之前，他的手下也曾发动过学生要求对日作战，以增加政府的困难。政客们为了争权会做出许多奇怪的事，但是用和战问题当做手段，我认为是绝对不可饶恕的。我们《独立评论》的同仁于获悉汪氏出长行政院时曾在一次晚餐席上坦率指出此一任命对中国的不利。我自己曾致力于阻止提前对日作战。汪为了他个人理由也不愿对日作战。但是他在野时拼命煽动战争，一旦掌权时又是要大家维持和平，似乎是缺乏爱国心和对国家的真诚。”〔34〕

蒋廷黻最后两句话，算是点中了汪精卫的死穴，而樊仲云等辈的言行，公开为汪伪政府和汪的叛逆行为张目，已远离了政见之争，不但缺乏爱国之心和对国家的真诚，实质上已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走向了人民的反面，成了典型的汉奸卖国贼外加反革命分子了。

别了，蒙自

教授们关于抗战成败的争论还在继续，众师生翘首北望，以复杂、悲怆的心境，关注着这场决定民族兴亡的战事。

1938年7月7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告世界友邦书》和《告日本国民书》，以纪念中国军民抗战一周年。在《告全国军民书》中，蒋氏要求全国军民以“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为目标，全力促成武汉会战的胜利。

就在这一天，联大蒙自分校全体师生在旧海关旷地举行抗战周年纪念礼。由樊际昌任主席并致辞，文学院长冯友兰演讲。冯氏语气平和，谓“一年来中国之胜而非败，语极乐观”。〔35〕想不到演讲中突有一意外插曲，把会场搅乱。一个战前受聘于清华历史系、名字叫葛邦福的俄籍老教授，亦随校南来并参加了本次活动。当冯友兰演讲到一半时，只见这位白须飘动的俄国教授号叫一声扑地不起。身边的师生见状，以为是这位俄国佬因高呼口号未能呼出憋气倒地，或者是故意耍什么布袋戏，以活跃演讲的气氛。待细看之后，只见这位教授脸色发青，热泪横流，满面呈悲凄之状，方感另有隐情。众人手忙脚乱将葛邦福抬出会场请医生急救，半个小时后方缓过神来。原来这噶邦福当教授前曾做过俄国军官并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西线战役中，作为下级指挥官的噶邦福奉命率部冲锋，突遭敌机关枪扫射，乃紧急下令卧避。当枪声停止，噶邦福挥枪喝令前进，起来的只有他一个人，其他官兵全部阵亡。此段酷烈往事随着冯友兰抗战演讲再度被忆起，遂有这位噶教授突发悲声，昏厥倒地的一幕。众师生闻知内情，受其感染，无不凄然，几个女生掩面而泣。

好在噶邦福教授引发的这段悲情插曲很快过去，礼毕，“是日上课如恒，并举行献金救国”等活动。本次献金活动，全体师生在物价上涨、生活困顿的情形下踊跃捐款。最初以陈岱孙教授的二十五元为首，随后学生中出现了捐献三十元者，有的女生无钱，而将手上的金戒指捐出，众人大受感动。在叶公超、金岳霖等各方怂恿下，教授们捐款数目开始增加，由四十元增至五十而六十五元，直到冯友兰攀升至七十五元，独占鳌头方止。本次捐款共得献金二千余元，超过了蒙自全城捐款的一半以上。

7月底，联大蒙自分校考试完毕，本学期的学业就此结束。此前，因蒙自地处西南边陲，交通、生活方面多有不便，西南联大在昆明校舍陆续建造并有了一定规模，校委会决定分校迁回昆明，蒙自校舍让于即将由广西柳州迁往该地的中央航空学校。联大校委会同时决定，自8月1日起放暑假，至11月底止，假日期间陆续完成师生向昆明的迁移工作。

因西南联大成立未久，本届毕业生均用原校名义发给文凭。清华毕业生专门编纂了一本“清华第十级年刊”纪念册，请朱自清写几句话以示纪念。朱欣然慨允并写道：“向来批评清华毕业生的人，都说他们在做人方面太雅气、太骄气。但是今年的毕业同学，一年来播荡在这严重的国难中间，相信一定是不同了。这一年是抗战建国开始的一年，是民族复兴开始的一年。千千万万的战士英勇地牺牲了，千千万万的同胞惨苦地牺牲了。而诸君还能完成自己的学业，可见国家社会待诸君是很厚的。诸君又走了这么多路，更多地认识了我们的内地，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国家。诸君一定会不负所学，各尽所能，来报效我们的民族，以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的。”〔36〕

暑期开始，学生们背着行囊，告别师友，自碧色寨上车。在送行的队伍中，除了朱自清等教授，还夹杂着50多名当地青少年，即联大学生的学生。在蒙自不长的时间内，联大学生埋头读书，成立“南湖诗社”，还创办了一所平民夜校，从当地招收失学的青少年学生50余人，为其补习文化知识，讲解时事，教唱抗日歌曲等等。夜校设在歌胪士洋行一层两房间大方内，学生们热情高涨，当地群众极其满意，与联大师生感情得到了进一步沟通和升华，也播下了进步思想的种子，时间虽短，影响至深。当这50多名夜校学员闻听他们的老师——联大学生赴昆阳的消息后，自发组织起来到车站送行。有的为联大学生提包，有的握着对方的双手久久不愿放下，依依惜别之情催人泪下。据“南湖诗社”社员周定一说，学员中有一位年龄较大的跛子，只见他在车窗跑前跑后，脑袋一点一点地，满脸汗水为联大学生们递行李，和学生们一一握手告别，脸上淌着泪水。望着他那真诚、憨厚和恋恋不舍的样子，联大学生也流下了热泪。后来这个青年学员还率领几个代表，专门到昆明看过他们教师。

长鸣声中，联大师生随车启程，美丽的蒙自与南湖渐渐远去。

对于蒙自这段特殊的生活，许多年后，冯友兰回忆说：“梅贻琦说过，好比一个戏班，有一个班底子。联合大学的班底子是清华、北大、南开派出些名角共同演出。但是步骤都很协调，演出也很成功。当时还有一个西北联合大学，也是从北京迁去的几个学校联合起来而成的，设在陕西城固。但是它们内部经常有矛盾，闹别扭。蒋梦麟说，它们好比三个人穿两条裤子，互相牵扯，谁也走不动。”〔37〕这个说法和比喻得到了西南联大师生认同，郑天挺在回忆中特别提到这种合作精神的开端始于蒙自：“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敬业和团结精神。教师之间、师生之间、西南联大三校之间均如此。在蒙自的半年，已有良好的开端。同学初到蒙自时，我与其他教授每次都亲到车站迎接，悉心照料，协助搬运行李。北大考虑干部时，也以敬业、勤奋、团结为出发点，避免不必要之误会。”〔38〕

这段话在赞誉的背后又另有深意，而最有研究价值的是“不必要之误会”一句，此句到底何所指，郑氏没有明确所指，或者不便提出，但从清华教授浦薛凤回忆中可以略知一二。当初以蒋梦麟为首的筹备班子力主西南联大文学院迁蒙自，包括浦薛凤在内的清华部分教授并不认同，浦氏说：“予与寅恪未离香港时，早闻蒙自有飞机场，且紧贴校址附近，当即诧异联合大学当局何以糊涂至此地步。原所以由湘移滇者，纯为安全起见，俾教员学生得长期各事所业。今不于昆明郊外或西山一带，因陋就简，改作黉舍，又不听云南省政府之示意，到大理一劳永逸，而必贪便苟安暂迁蒙自，其故何在。”当浦薛凤与陈寅恪等抵达蒙自后，见机场与校址几乎相连，且均在一块广阔的平地间，若敌机飞至，必玉石俱焚，“于是私心更以为迁到蒙自殊不甚妥当”。当时北大部分教授认为浦氏的看法是杞人忧天，敌机不会光顾如此偏远的蒙自。其结果是徐州失陷不久，政府即开始扩建整修蒙自飞机场，柳州航空学校将迁蒙自，以迎战即将前往西南地区轰炸的敌机。在这种情况下，置于险境中的联大不得不被迫迁移。“然而眷属初来，喘息甫定者，闻之殊甚怏怏……及七月中旬，知已定夺，迁往昆明。异哉明知昆明而可设法，何不早在一处。若系敷衍一时，则曷不乘此时机彻底打打算盘。总之数位校长之委员制，自不能迅捷处理校务。”〔39〕

由浦氏的说辞可知，当时云南政府曾有让文学院迁大理之意。大理是滇西著名的城邦重地，不但有著名的苍山洱海，依山傍水，风景优美，且寺院林立，空闲房舍尤多，当是办学读书的好去处。1939年，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从桂林迁入该地喜州小镇，借用当地的文庙、大慈寺、张氏宗祠及部分民居开堂授课，平安地度过了抗战岁月。不知为何，西南联大的代表蒋梦麟等人却拒绝了云南当局的示意，舍大理和昆明西山等处不就，匆忙定于偏僻闭塞又潜伏着战争危险的蒙自，未几又在仓皇中撤离。这一番颠来倒去的折腾，实在令人郁闷，此举因是以蒋梦麟为主的代表促成，引起部分教授、特别是清华教授不满和非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蒙自开学后，梅贻琦与蒋梦麟均分别来此地视察和小住。梅的到来与回返甚为低调，但蒋梦麟携带善于交际的夫人陶增榖到来，则不断招集北大师生开茶话会，引起清华部分师生的猜忌与不满。对此，浦薛凤说：“闻北大与清华学生方面，有些意见。据云起源于步行入滇团。盖彼此各自团结，曾到处互争卧地，而发生小冲突。南开学生甚少，固无所谓。北大自蒋校长到后，屡开会谈。闻钱宾士曾独排众议，谓此刻无所谓北大精神。清华则仍然个人主义，例如梅先生来，同仁绝未想到，设宴开会。”〔40〕

浦氏所闻旅行团中的北大与清华学生在宿营地发生一些小冲突，不难理解，但似不是主要矛盾。而后面所说的“北大精神”与“个人主义”则是关涉这个群体团结与分裂的要害处。只是浦氏所说语焉不详，不知内情者难得要领，只有参考钱穆的回忆方才明白大体脉络。浦氏所说“力排众议”的钱宾四，就是此次事件的参与者、北大教授钱穆（字宾四）。钱氏说：“一日，北大校长蒋梦麟自昆明来（蒙自）。入夜，北大师生集会欢迎，有学生来余室邀余出席。两邀皆婉拒。嗣念室中枯坐亦无聊，乃姑去。诸教授方连续登台竟言联大种种不公平。其时南开校长张伯苓及北大校长均留重庆，惟清华校长梅贻琦常川驻昆明。所派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皆有偏。如文学院院长常由清华冯芝生连任，何不轮及北大，如汤锡予，岂不堪当一上选。其他率如此，列举不已。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主独立。余闻之，不禁起坐求发言。主席请余登台。余言，此乃何时，他日胜利还归，岂不各校仍自独立。今乃在蒙自争独立，不知梦麟校长返重庆将从何发言。余言至此，梦麟校长即起立羼言，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再在此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群无言。不久会散。”〔41〕

这个插曲，就是对浦薛凤上述含糊其辞的释解。蒋梦麟召开会议遇到的问题，不仅涉及北大本身，更关系到西南联大的兴衰存亡。而西南联大之所以没有像西北联大一样“三个人穿两条裤子”，由不可避免的摩擦、矛盾，导致互相扯皮，各自为政，甚至拉杆子搞独立，最终以辉煌的成果昭示于世，除了蒋梦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当”的校长（南按：胡适在北大五十周年纪念会上语），还与像钱穆这样识大体、顾大局的教授共同努力不可分割，如果没有这一团结谦让精神，西南联大、特别是后期的联大，极有可能要闹到三个人穿一条或者争夺一条裤子，直至大打出手，落个三败俱伤的的结局。此可谓不幸中的大幸。

蒙自分校学生走后，教授们陆续撤往昆明，有几人准备暑假后再返昆，期间或处理未尽事宜，或埋头读书。陈寅恪因身兼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主任一职，比之好友吴宓等提前返昆，临走时，有《别蒙自》一诗赠吴宓：

我昔来时春水荒，我今去时秋草长。

来去匆匆数月耳，湖山一解已沧桑。〔42〕

随着大批学生与教授离去，蒙自校园内外顿显冷落寂寞，令人怅然。吴宓1938年8月29日《雨僧日记》载：“是日下午，宓自城中西门步归。街中及城边，均不见诸多黄色军服之男生，与蓝袍或花衫之女生行聚，更不闻纯正爽利之北平官话。于是蒙自全城立成寂寞空虚，馆肆中尤阗其无人。而宓行过桂林街女生宿舍及早街之转角宅楼，不见倚窗人语，又有人面桃花之感矣！及出城，步绕南湖一周，风景依然，荷花正好，而寅恪诗中所谓‘桥边鬓影、楼外歌声’者，渺不可见闻。即Kalos教授学生所居之楼上下，亦门窗严扃，栏柱尘封焉。”〔43〕

面对萧条落寂的景色，多愁善感的吴宓倍感凄凉，为排除弥漫心头的忧伤，吴氏想起仍居住在“天南精舍”尚未离去的汤用彤、贺麟二教授，于是在8月30日，索性打起铺盖移于“精舍，“与汤、贺二人一起居住。9月7日，暂留蒙自的钱穆、姚从吾、容肇祖、沈有鼎四人也从校舍移于“天南精舍”，与汤、贺、吴三人共同居于精舍上下楼。在同住的七人中，多数埋头读书和研讨学问，吴宓除研读业务书籍，还弄来汤用彤的《印度哲学讲义》、《汉魏西晋南北朝佛教史》，以及谢佐禹的《人生哲学讲义》加以研读。唯年轻的沈有鼎不肯读书，经常弄出一些反常举动，令其他教授特别是吴宓大为恼火和反感。

生于上海的沈有鼎，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同年考取公费赴哈佛大学就读，1931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至1934年留学德国，先后在海德堡和弗赖堡大学杰浦斯和海德格尔指导下从事哲学研究。1934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次年任教授。早在清华读书时，沈有鼎就以才华出众令师生刮目相看，他的业师金岳霖与“哈佛三杰”之一的哲学家汤用彤都认为沈生才气非凡，日后堪当大任。而沈氏自己也感觉良好，且不免自负。金岳霖的得意门生王浩曾有这样一段回忆：台湾出了一本金岳霖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殷海光（福生）临终话语的书《春蚕吐丝》（陈鼓应编），书中多处谈到殷海光与金岳霖交往的经历及对老金的评价，其中有一段讲到抗战前北平逻辑研究会。说的是在一次聚会上，有人提起果德尔工作的重要，“金岳霖说要买他一本书看看，他的学生沈有鼎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殷海光在一边看到他们师生两人的对话大为吃惊。学生不客气地批评，老师立刻接受他的建议，这在内地是从来没有的。时在美国的王浩读罢这段记载，认为此事“大致不假”，而且觉得“大家都该有金先生这种‘雅量’，如果在一个社会里，这样合理的反应被认为是奇迹，才真是可悲的。”〔44〕

金岳霖的雅量令后人肃然起敬，但沈有鼎在日常生活中一些不拘形迹的做法与口无遮拦的说法，并不能令所有的人都有如此雅量来对待。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时期，文学院的钱穆、吴宓、闻一多三教授与沈有鼎合住一室。据钱穆回忆：“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雨生（南按：即吴宓）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写定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生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课，其严谨不苟有如此。沈有鼎则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雨生加以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有鼎只得默然。雨生又言，限十时熄灯，勿得逾时，妨他人之睡眠。翌晨，雨生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写各条，反复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余与雨生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非日常相处，则亦不易知也。”〔45〕

钱氏所言，显然有褒宓厌沈之意，对沈的言行，只是没有露骨地贬斥而已。但类似事情到了吴宓眼中就大不同了。在吴氏眼中，沈有鼎虽聪明，且甚用功，“然其为人极可鄙。毫无情感，不讲礼貌。衣污且破，服装如工人。饭时则急食抢菜，丑态毕宣。置父与妻于不顾，而惟事积钱。银行所储而外，小箱中存七八百元，一文不肯动用，而惟恐遗失。又或深夜扃户启箱，将银币一再清数，排列展览以为乐。彤谓其似织工马南Milas Marner（注：1861年出版的英国女小说家乔治·艾略特所著小说《织工马南》中之主人公）。众于会食或游谈时，恒以沈君种种为笑虐之资。宓有时不能忍，或且面斥沈君之非。沈君则夷然自适，不怒不慊。几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噫，此又聪明自私之另一格耳。”在嘲讽责备一番过后，吴宓又颇为感慨地说：“平心而论，诸君皆难得之好人，待宓亦甚厚，然不免为普通中国式之君子，而宓重感情而好负责整饬，本末兼治，群己并顾，时乃感其不足之处。”〔46〕

吴宓观察人物心理行为之细致，描述之生动传神，几令人拍案叫绝。但在略显刻薄的指斥之后，又不失宽宏大量的挚诚以待。尽管学人之间各自家庭、教育背景不同，性格迥异，且有这样或那样在别人看来足以笑虐或垢病的地方，但毕竟“同是天涯沦落人”，为保存国家民族的读书种子而流亡西南边陲，日子还得过下去，团结互助不只是个人问题，更是民族大义之所需。因而，留住在“天南精舍”的七教授，在相互体谅包容中友好地度过了蒙自的最后一段岁月。而这段最后岁月，在诸位教授的记忆里，也自有跌宕起伏的情趣所在。按照钱穆所言，七人同住一处后，未久就听移驻蒙自的空军基地人员漏出音讯，说是日军很可能要来空袭，当然这个空袭是针对空军不是平民，但七教授住的地方与空军基地很近，一旦敌机投弹，难免会发生基地起火，殃及池鱼，诸位的性命堪忧。正在众位焦虑而又不知如何应对之时，沈有鼎发挥了他的特长，谓自己是《周易》研究专家，甚得卜筮之道，可以用八卦之占以卜吉凶。众人一听甚是欢喜，乃于月黑风清之夜请其占卜。沈有鼎挽起衣袖，施展法术，一番神秘兮兮的摆弄，得节之九二，验之以书，竟是“不出门庭凶”五字。众人大骇，遂召开集体会议，决定自明天起，每日早餐后，携带干粮、水壶与所读之书，立即出门，到蒙自郊外荒野偏僻之处各自读书，下午四点之后归宿。为了做到言而有信，行之有效，会议决定推选吴宓为本次行动的前敌总指挥。每至清晨，由吴宓挨室叩门呼唤督促，迟到者则遭批评。早餐后由吴宓率队至郊外躲避空袭，一连数日皆由吴总指挥发号施令，其状“俨如在军遇敌，众莫敢违。”

如此这般度过数日，10月17日，冯友兰从昆明致信汤用彤、吴宓等人，谓联大各院均定于11月15日提前在昆明开课。于是，“天南精舍”七位教授议定于10月29日集体离蒙自赴昆明，并推举汤用彤为赴昆明旅行团团长，吴宓为会计，总筹赴昆事宜。

10月27日，吴宓偕钱穆、沈有鼎二人至南湖、军山一带散步，游览蒙自秋景。傍晚返回，阅报得知武汉已于前二日失守，众皆悲戚。28日傍晚，吴宓独自来到南湖，在堤上伫立良久，作诗一首：

离蒙自赴昆明

吴宓

半载安居又上车，青山绿水点红花。

群飞漫道三迁苦，苟活终知百愿赊。

坐看西南天地窄，顾亭林诗云：“西南天地窄，零桂山水深”。心伤宇宙毒魔加。

死生小已遵天命，翻笑庸愚作计差。日前《云南日报》所登沈从文君《知识阶级反省》一文，愚甚赞同。

第二天，汤用彤率领吴宓等人打点行装离开“天南精舍”，由碧色寨踏上了开往昆明的火车。至此，联大最后一批人员告别了蒙自。曾经留下了联大师生欢声笑语和精神慰藉的南湖，连同一幢幢镌刻着岁月烙印的优美建筑，构成一道永恒的风景，长久地留在了师生的记忆之中。

注释：

• 〔1、13、14、15、16、17、46〕《吴宓日记》，第六册，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 〔2、41、45〕《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钱穆著，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

• 〔3〕傅来苏《文典先生笑谈“蒙自趣事”》，载《云南民革》，2001年8月。

• 〔4、11、12、31、32、39、40〕《浦薛凤回忆录（中）：太虚空里一游尘》，浦薛凤著，黄山书社2009年出版。

• 〔5、37〕《冯友兰自述》，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 〔6〕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载北平《文学杂志》，1947年7月。

• 〔7〕此诗作于1938年6月，原载“南湖壁报”第二期，转引《西南联大在蒙自》，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出版。

• 〔8〕《穆旦诗文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 〔9、38〕郑天挺《南迁岁月——我在联大的八年》，载《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 〔10〕《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载《历史动向——闻一多随笔》，闻一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 〔18、19、20、22、35、43〕《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 〔21〕《吴宓自编年谱》，第190页，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

• 〔23〕《陈寅恪集·寒柳堂集》，陈寅恪著，北京，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

• 〔24〕《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 〔25〕《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蒋廷黻（1895—1965年），湖南宝庆（今邵阳）人。1911年由教会资助赴美求学。先后就读于派克学院、奥柏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历史专业，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先后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任教期间，十分重视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以当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首次影印刊布的清宫档案《筹办夷务始末》为基础，编辑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两卷，同时收购散藏于民间的档案，编辑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同治五年以下未编成）。其间还与胡适等人创办《独立评论》并出任主笔。1935年12月，蒋廷黻受蒋介石之邀，以非国民党员身份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从此离开清华踏上了仕宦之路。后多从事外交事务，1945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1年11月改任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有《中国近代史》《蒋廷黻回忆录》等著作传世。

蒋廷黻写这部《中国近代史》小册子的时候，正是他已辞驻苏联大使，又未恢复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之职的空隙。当此之时，蒋的好友陶希圣、吴景超、陈之迈三人正准备编辑一套《艺文丛书》，每册3至6万字。蒋受邀写稿，并在武汉大会战到来之前的短短两个月时间写就该书，同年由艺文研究会作为《艺文丛书》的一种出版发行。关于此书的写作动机和性质，蒋廷黻在1949年7月为台湾启明书局重排出版并改名为《中国近代史大纲》的“小序”中作了这样的说明：“我在清华教学的时候，原想费十年功夫写部近代史。抗战以后，这种计划实现的可能似乎一天少于一天。我在汉口的那几个月，身边图书虽少，但是我想不如趁机把我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作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这是这书的性质，望读者只把它作个初步报告看待。”

这部只有几万字的著作，实际上为作者的学术生涯与学术成果画了一个句号。此后，蒋氏整日周旋于官场，在灯红酒绿与小蜜二奶拥抱的欢笑以及大奶无休止的吵闹、撕打声中终了一生。

• 〔26〕耿云志《七七事变后胡适对日态度的改变》，载《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2期。

• 〔27、28、34〕《蒋廷黻回忆录》，蒋廷黻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1979年出版。

• 〔29〕《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

• 〔30〕金岳霖《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宣传委员会编，人间书屋1952年出版。

• 〔33〕《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36〕《朱自清传》，陈孝全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 〔42〕《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 〔44〕王浩《从金岳霖先生想到的一些事》，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第十五章　国破花开溅泪流

炸弹下的书生们

从蒙自撤往昆明的联大文法学院，因事出仓促，当师生陆续到达后，但院址尚无着落。据知情者说，筹划此事颇为不易，“初议江西会馆，但稍有眉目，而工学院主持者，又要抢用。嗣闻另有力者，或亦需用江西会馆。则工学院能得与否，尚未可知。”〔1〕

就在江西会馆你争我夺，鹿死谁手尚难定论之时，蒋、梅二常委又派出陈福田、张奚若、陈岱孙三个系主任前往晋宁盘龙寺一带查勘，终因地势狭小荒芜、不堪应用而作罢。正在左冲右突了无着落之际，忽闻当地政府指令昆明城内各中学、师范学校移散乡县僻静之处，于是陈福田、张奚若等乃竭力串通蒋、梅二常委，外加潘光旦、冯友兰等实力派人物，租用昆明师范和农校等全部校舍，将联大文法学院师生迁入。这个决定公布后，一度得到部分教授的不满和抵制，浦薛凤则明确表示：“其意一若人愚我智，人怯我勇者。师范当局，已将校产之可搬动者，悉数运走。目睹光景，心殊不安。”〔2〕

浦氏等教授的担心与不满自有道理，事后发生于师范学院的一次惨烈轰炸也证明了这一预感的正确，但在如此众多师生已云集昆明而学校又无处安置的艰难处境中，迁入师范学院亦是一个便捷的解决之道。未久，蒙自转入的大多数师生迁入昆师与农校，另有一少部分对易经和风水较有研究的教授，感觉此处乃属卦相所谓“主大凶”之地，一旦住进，很可能落个人财两亡的结局。于是自行在郊外租房居住，学校当局正好落得个清静，一概照准。

此时，比吴宓等人早一些时候来昆明的陈寅恪，由于兼职的关系，住进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昆明租赁的靛花巷青园学舍楼上——这是他自北平与史语所同仁分别四年多来再次相聚。想不到刚刚安顿下来，又一个不幸的消息险些将其击倒。在离北平的时候，陈寅恪曾托侄子陈封雄把一批书籍邮寄到长沙一个位亲戚家，以便自己到达后取用。想不到这批书直到陈氏一家离开长沙后一个多月才收到。更想不到的是，1938年11月日军攻占岳阳逼近长沙，国民党军事高层欲实施坚壁清野战略放火烧城，因执行具体任务者发生误会，于12日夜间突然自行放起火来，长沙顿成一片火海，不知内情的百姓在大火浓烟中号啕悲呼，四处蹦窜，设法逃生。结果是，一场大火毁房5万余栋，死伤市民2万余人，数十万人无家可归。陈寅恪亲戚的住处也未免劫难，房屋俱被烧毁，而陈氏寄存的书籍也化作灰烬。这场灭顶之灾使陈寅恪一生积赞的心血结晶和心中最后一丝希望宣告破灭，禁不住潸然泪下。

不幸之中的万幸是，昆明的条件优于蒙自，况且还有一个藏书大户史语所在此，陈寅恪得以借到所需书籍应急，其在联大开设的《两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制度渊源论》课业得以不缀。

陈寅恪居住的靛花巷青园学舍临近昆明城北门，联大教室则位于昆明文林街，每逢上课，陈寅恪都需步行一里多路到校。此时他的右眼视网膜剥离，仅剩左眼视力勉强看书授课。陈氏仍像当年在清华园一样，每次上课都用一块花布或黑布，包着一大包书向教室匆匆走来，至时满头是汗，却从不迟到。有学生不忍见一只眼睛已盲的史学大师如此辛苦劳累，主动提议每到上课时前去迎接，并帮助拿书，遭到婉拒。据一位学生回忆：“陈先生上课一丝不苟，多数时候先抄了满满两黑板资料，然后再闭上眼睛讲。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某日，第一只脚甫踏入门，距离黑板尚远，陈师即开始讲述，谓上次讲的……随即走近桌旁，放置包书之包袱，就坐于面对黑板、背朝学生之扶手椅上。讲述久之，似发觉座位方向不对，始站起身搬转坐椅，而作微笑状。有时瞑目闭眼而谈，滔滔不绝。”〔3〕时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教的邓广铭慕陈寅恪才学与声名，经常跑到联大教室旁听，获益颇丰。对此，邓氏回忆说：“虽然因为我的根底太差，对陈先生所讲授的未必能有深切的体会，但反思在那一年多的时间之内，我在治学的方法方面所受到的教益，较之在北大读书四年所得，或许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4〕

陈寅恪人格学问，不仅得到了傅斯年与史语所学界大腕与年轻弟子们的尊重，即是当年同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冯友兰、朱自清等辈也倍加敬重。1934年清华大学出版的《清华暑期周刊·欢迎新同学专号·教授印象记》，曾有一段对陈寅恪的描写：“在清华大学的校史中，流传着许多关于陈寅恪先生的趣谈。例如，哲学大家冯友兰先生的学问可谓不小了，从1928年入校起，当过秘书长、文学院长，以至数度代理校务，在清华可称为上乘人物了。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总会看见冯先生十分恭敬地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边走边听陈先生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对陈先生深鞠一躬，然后分开。这个现象固然使我们感到冯先生的谦虚有礼，但同时也令我们感到陈先生的实在伟大。”从这个记载中可以看出，陈寅恪的威望和名声在他步入清华园不久，即凭着他的才学与人格力量，已深入人心并得到同仁的普遍尊敬。许多年后，哲学家金岳霖不无感慨地回忆道：“寅恪的学问我不懂，看来确实渊博得很。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5〕

靛花巷青园学舍小楼共分三层十八间，史语所人员撤往龙头村后，此楼成为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大本营，但傅斯年等史语所人员进城，仍住一楼。陈寅恪因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历史组导师，一直在此居住。据当年在该所就读的学生周法高回忆：“研究生住在三楼两间大房里面，加外两小间，一间住的是陈寅恪先生，一间住的是汤用彤先生。罗常培先生是住在二楼。另外还有助教邓广铭先生和事务员郁泰然先生（郁是刘半农的亲戚，江阴人）。此外还有英文导师叶公超先生。”又说：“他（陈寅恪）本来是清华的教授，可能是因为他是傅斯年先生的亲戚和好友的关系，又住在靛花巷的楼上，就担任研究所史学组的导师了。不过他的脾气也真不小，可能是由于健康不佳的关系吧！我们和他同住在三楼，彼此从不交谈。有一次大概他午睡的时候，有一个客人慕名来看他，他一直打躬作揖把那个人赶下楼去。又有一次，二楼罗常培先生的房里研究生满座，闹哄哄的，那时大概九十点钟吧，听到楼上陈先生用手杖重重地把楼板敲了几下，罗先生吓得赶快偃旗息鼓。”〔6〕

周法高的回忆，向世人透露了陈寅恪因疾病缠身而导致脾气爆躁与格外威严的一面，同时也透露了另一个信息，那就是陈氏有睡早觉和午觉的习惯。1942年8月30日，陈寅恪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弟患不消化病，能饱而消化亦是难事）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平生偶有安眠饱食之时，故偶可为文。而一生从无既富且乐之日，故总做不好诗。古人云诗穷而后工，此精神胜过物质之说，弟有志而未逮者也。”〔7〕此信是后来陈寅恪携家从香港逃出抵达桂林时，因家累与身体原因不能速返时已迁往四川李庄的史语所而专门向傅斯年做的解释。但从这几句解释中可知陈氏之睡早觉、午觉甚或感情冲动，爱发火等是确有缘由的。另据傅斯年1942年8月31日致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信中言：“其实彼（指陈寅恪）在任何一处一样，即是自己念书，而不肯指导人。”又，傅斯年以开玩笑的口气说：“本所几个老年助理，他还肯说说，因此辈常受他派查书，亦交换方便也。一笑。”〔8〕按傅斯年透露的信息，此时的陈寅恪不理睬周法高辈，是合乎其性格和处世方式的。只是陈氏这个看起来与别人毫无关系的习惯，竟把傅斯年折腾得好苦。

傅斯年来到昆明后，为尽到北大文科研究所代理所长的责任，经常在靛花巷三号的青园学舍一楼居住。此时日机已对昆明展开大规模空袭，而发生于9月28日的最早一次轰炸就使迁入昆明师范学院的联大师生受到重创。当时的浦薛凤虽然竭力反对进住师院并因此而“心殊不安”，但因一时租不到居处，只好随文法学院部分教授如金岳霖等迁入。想不到进住不久，敌机轰炸开始。警报响起后，金岳霖、皮名举、刘晋年等五六人，未及时离开，等到看见银灰色敌机一排飞临上空，顿感不妙，急避图书馆内俯伏，扫射与爆炸之声随之响起。最后挤进的一个学生“哎哟”一声大叫，鲜血已顺着额头流淌下来。瞬间一枚炸弹落入图书馆楼后房顶，巨大的爆炸力将楼上一个南开籍学生冲出窗外，身无伤痕而亡，是为震死。片刻工夫，校园大楼正门破碎，窗尽震毁，一座洋房尽成瓦砾，不复辨认。两位联大校工和两名学生被炸后横尸校园。时联大校方正组织学生在昆师集训，一集训大队长躲警报稍迟，被炸弹劈成三段，下身半段尚在墙内网球场边，头部则飞至墙外操场上，所带两个小孩一同遇难，身首异处。敌机飞走后，外出躲警报回归的浦薛凤见校内一片狼藉，“尸身家属正哭场中，匠人则正挥斧做棺”，〔9〕望之凄然。

位于昆明白泥山中的防空壕，陈寅恪等师生曾在此躲警报（作者摄）

当此之时，住在靛花巷史语所楼上的陈寅恪等人，同样遭受敌机轰炸的威胁，为了躲避空袭，傅斯年命人在楼前空地挖了一个大土坑，上盖木板以作防空洞之用，但坑里经常水深盈尺。住在三楼的陈寅恪一遇到警报，不惜带着椅子坐在水里，一直等到警报解除。为此，陈寅恪曾专门作过一副带有调侃意味的对联：“闻机而坐，入土为安。”〔10〕“机”，是指日本的飞机，“入土”者，入防空洞也。每次警报一鸣，众人争先恐后向防空洞奔跑，尽快“入土为安”。这个时候，身体虚弱的陈寅恪不但右眼已经失明，左眼也开始患疾，视力模糊，行动极其不便。又由于有睡早觉和午觉的习惯，傅斯年怕陈氏听不到警报或听到警报而因视力不济遭遇危险，每当警报响起，众人大呼小叫地纷纷向楼下奔跑，傅斯年则摇晃着肥胖的身躯，不顾自己极其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喘着粗气，大汗淋漓地向楼上急奔，待跑到三楼把陈寅恪小心地挽扶下来，送进防空洞“为安”，才算了却了一件心事，此举在昆明学界传为佳话。正是由于陈寅恪、傅斯年等人的密切合作与共同努力，才使一个并不为时人所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一跃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中心，并开一代史学研究之风气。许多年后，曾追随陈寅恪治学的史语所历史组研究员劳榦在台湾孤岛上回忆往事的时候说道：“二十年来的历史研究，国内几个好的大学及研究机关，虽然都有他的贡献，但孟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确能做到中心地位。尤其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有关历史部分在陈寅恪先生以历史学先进、谨严而渊博的方法领导之下，影响尤深。”〔11〕此为赞誉，也是实话。

史语所撤出昆明迁入郊外龙头村后，陈寅恪的日常生活主要由好友、联大外文系的吴宓照应。当时吴宓住在玉龙堆，也就是后来改建的云南大学校门附近，与靛花巷相隔不远。每有警报响起，吴宓立即抛下手中事务，跑到陈寅恪居住的楼上将其扶下，因靛花巷楼下的防空洞过于狭小，吴不乐意委屈自己，乃携陈寅恪向远一点的山中躲避。好在穿过云大校园至环城北路就是白泥山（南按：吴在日记中称“第一山”），或越过古驿道至小虹山（南按：吴称“第二山”），二者路程皆不远，且山下苏家塘村还有几个茶点水果和烧耳块的小铺子，敌机来之前和之后可在此小住休息，吃些茶点之类的食物充饥，顺便打发无聊的时光，算是一个驻足歇息的好处去。据吴宓1940年10月28日（星期一）日记载：

晴。晨，上课不久，7：15警报至。偕恪随众出，仍北行，至第二山避之。12：30敌机九架至，炸圆通山未中，在东门扫射。时宓方入寐，恪坐宓旁。……2：00同恪在第二山前食涂酱米饼二枚。〔12〕

吴宓所记的两山因距联大较近，大多为腿脚不灵便的老教授躲避之所，年轻的师生则跑到更远的山中躲避，这个地方便是联大学生汪曾祺在《跑警报》一文中所说的后山。这后山需沿古驿道走出四五里，驿道右侧较高的土山上有一横断的山沟，据说是某年某月由于地震造成。沟深约三丈，沟口有二丈多宽，沟底也宽有六七尺，是一处极佳的天然防空沟，日本飞机若是投弹，只要不是直接命中落在沟里，即便是在沟顶上爆炸，弹片也不易蹦进来。机枪扫射也不可怕，因为沟的两壁是死角，子弹是难以拐弯的。此沟之大可容数百人，年轻人常到这里躲避，无聊之时就在沟壁上修了一些私人专用的防空洞，大小不等，形式不一。这些防空洞不仅表面光洁，有的还用碎石子或碎瓷片嵌出图案，缀成对联。对联大都有新意。汪氏回忆说，至今自己还记得两副，一副是：“人生几何，恋爱三角”；一副是：“见机而作，入土为安”。后一副显然是抄袭了陈寅恪的诗句，是一种对眼前场景的纪实。前一副如汪曾祺所说，表面看来“是一种泛泛的感慨，但也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跑警报的时间与次数多了，在西南联大就出现了一个特别的情形：同学跑警报，成双成对者越来越多。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候，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正如孙悟空在高老庄所说：“一来医得眼好，二来又照顾了郎中，这是凑四合六的买卖。”按照老金所教的逻辑课中的逻辑推理，有恋爱，就有三角，有三角，就有失恋者。当时联大跑警报的“对儿”并非总是固定的，有时一方被另一方“甩”了，两人“吹”了，“对儿”就要重新组合。据汪曾祺猜测，在防空洞写下那副“恋爱三角”对联的，大概就是一位被“甩”的男同学。不过，也不一定。〔13〕

像这种带有浪漫色彩的对联，患目疾的陈寅恪虽未亲眼所见，但肯定知晓，至少对此类事颇感兴趣的好友吴宓会告诉他的。不过从陈氏留下的日记、书信及谈话材料看，丝毫看不出他对此有过什么议论和感想，可能听罢淡淡地一笑也就过去了。而好友吴宓却对此感慨多多，他在1940年10月30日的日记中就曾记载道：“逃避空袭出郊野终日，实为少年男女缔造爱情绝佳之机会。”可见吴对跑警报中所见所闻的男女恋爱逸事，是格外关注并充满幻想的，只是这种幻想落到现实之中又往往生出一种尴尬，而这尴尬一旦落到吴宓身上，又是一场揪心扯肺的心灵之痛。吴宓自早年与夫人陈心一离婚后，一直不间断地狂追死缠“三洲人士共惊闻”的梦中老情人、时在上海、重庆等地居住、工作的毛彦文，同时又感觉追逐毛彦文前景渺茫，远水不解近渴，乃在追毛的同时，又坐地追求联大生物系女助教B（英文名蓓拉），但这位B小姐却与本校一位姓赵的体育教员相好，这个“三角”令吴十分苦恼。某次跑警报，B小姐与赵青年跑至苏家塘东山之下并肩坐地歇息，忽见吴宓气喘吁吁地跑来，二人“见宓，低伞以自障”。吴宓见状，只好紧急刹脚，眼珠乱转一通，识趣地喘着粗气转道跑开，心中的滋味大概只有亲身经历过类似事件的人方可体会。数日后，警报又响，但见B小姐“装扮完整，服红灰色夹大衣”，而赵某人“衣航空卦，草绿军裤。手持照相机。身貌其伟健壮”，二人“相伴而行”。宓见之，大为尴尬，在拖着并不怎么灵便的身子往前奔跑中，只好“缓行，遥尾之”。〔14〕一个既羡又妒又无可奈何的人物肖像，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

鸡犬飞升送逝波

战事连绵，人心惶惶，日军飞机对昆明轰炸越来越凶。在这世事纷乱的艰难环境中，无论是吴宓还是陈寅恪，跑过警报还要继续上课，吴宓仍开设外国文学；陈寅恪除了应付史语所历史组、西南联大、北大文科研究所等职责内的各项课业，还拖着病体，靠一只即将失明的眼睛，硬是完成了奠定其世界级学术大师地位的不朽名篇《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写作。

1939年春，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职称，并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聘书，请其赴牛津主讲汉学。校方已安排好该校汉学家休斯副教授充任其副手——这是牛津大学创办三百余年来首次聘请一位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面对如此荣光的礼聘，陈寅恪曾两度辞谢，后考虑夫人唐筼患严重的心脏病，不能抵昆团聚，同时借赴英机会可治疗眼疾，遂答应就聘。在得到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同意后，陈寅恪于这年6月下旬乘车由安南转往香港作赴英的准备。全欧汉学家闻陈氏将来，云集奥格司佛城，静坐以待。在重庆的史家、文学家陈衡哲得此消息，曾评论曰：“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15〕意想不到的是，抵港未久，欧洲战火聚起，地中海不能通航，何时能够起程，沓无可知。陈寅恪茫然四顾，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于港岛写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天意、人事、家愁、国难俱如此，真令人忧闷不任，不知兄何以教我。”〔16〕此时的傅斯年亦无法可想，无奈中的陈寅恪只好于这年9月由香港重新返回昆明西南联大上课，继续等待可行的机会。对此遭际，陈氏有《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一诗，籍见其悲感交集之心情：

暂归匆别意如何，三月昏昏似梦过。

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

狐狸狐搰摧亡国，鸡犬飞升送逝波。

人事已穷天更远，只余未死一悲歌。〔17〕

1940年暑假，听说欧洲方面战况稍有好转，陈寅恪再返香港等候赴英之机。其理由如致傅斯年函中所言，“英国如能去，则弟必须去，因弟复牛津函言去，故必须践约也。”想不到这次又出了差错，刚到香港不久，忽得中国驻英大使郭复初发来电报，谓因时局关系，赴英之事需延期一年。心灰意冷的陈寅恪欲再次孤身一人返回西南联大，恰在此时，日军为切断广西与越南之间的国际交通线，出兵攻占南宁，陷落昆仑关，滇越交通中断，致使陈寅恪无法回昆，而夫人唐筼除心脏病外又患子宫病。陈氏走投无路，一面写信请傅斯年“如本所及联大有迁地之消息，乞速示知”，〔19〕一面作携家眷迁川之打算，并通过许地山在香港大学暂时谋得一客座教授职位，以换取微薄的薪金维持生计。

• 〔18〕

1941年初，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已迁往四川南溪李庄，傅斯年致信陈寅恪，告之消息，并云西南联大也即将迁川，其时已在四川叙永建分校，如在香港不能支撑，可携家眷由香港直接转赴四川李庄，专任史语所研究员兼历史组主任。但此时陈家已一贫如洗，根本无资迁川，处在两难中的陈氏在走与留问题上摇摆不定，“盖居港地，进退维谷”。1941年2月12日晚，几近陷入绝境的陈寅恪在答傅斯年信中道：

现除飞机外，尚有由广州湾至桂林一道勉强可通（亦需经过无穷苦难）。内人及小孩等不计其生死存亡，令其迁至广西居住，通计载运人身及搬运行李，据最近车船夫轿之价，约近四五千元国币，若此能设法筹出，或者于五六月，敝眷及弟全部可由港至广西，弟一人赴川而置家于广西，以免多费川资及免再跋涉之苦。但又不知彼时此道能通与否耳！总之，于今年暑假将届时，即五月间，能设法为弟借贷国币五千元或英金百磅（与朱、杭诸公商之如何）以为移家至内地之费，则弟或不致愁忧而死，否则恐与兄无见之机矣！

1939年秋在香港。左起：陳小彭、陳寅恪、唐篔、陳美延（前小童）、陳流求（引自《陈寅恪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版）

又近六月来，内子与弟无日不病，只得轮班治疗服药，以二人不能同时治病也，因此病又时发，未能全恢复健康也。所幸近已努力作成《唐代政治史略》一部，约七八万言，又考证唐人小说二篇（《会真记》、《东城老父传》）约一二万言，现因无人誊抄故，尚未能一时写清寄上求教，约暑假前总可誊清也！〔20〕

2月28日，陈寅恪再致函傅斯年，作为前封信的补充。

内迁既已决定，则广州湾亦有制限行李之事，衣被不能多带，故乘天气尚寒时，将皮袍棉袍尽量穿在身上带渝，以为过冬御寒及当作被盖之用。如有暇则赴李庄一看情形，以为迁后之准备。大约昆明地太高，心脏不能堪。如不能去李庄，叙永不知如何？

傅斯年接信后，想方设法为陈寅恪筹集川资，但来回奔波几圈，几无所获，最后不得不与西南联大的杨振声协商，先从北大文科研究所资助三千元以解燃眉之急。但款尚未寄至香港，通往桂林的路又被日军截断，任凭陈寅恪捶胸顿足，仰天大呼自己身家性命如此之苦，但苍天却板着面孔，未有半点怜悯之意，陈氏一家只有在水深火热中倍备煎熬。陈寅恪在给史语所助理研究员邓广铭并转呈傅斯年的信中道：“弟居港下半年，即六月以后便无办法，行止两难，进退维谷，颇如待决之死囚，故半年来白发又添无数茎矣！”同时明确表示：“弟一人至川，而将家眷由广州湾赴广西居住，因路短费省，且可略带行李（运费极昂）”。最后，陈寅恪特地嘱邓广铭说：

弟到李庄之可能甚多，便中乞告以地方情形，即何物最须带，何物不必带之类，以便有所预备也。

当陈寅恪在势如牢笼的港岛左冲右撞，总是突不出重围之时，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爆发了。

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同日上午8时30分，日军空袭香港并以第38师团数万人之兵力进攻港岛。13日，九龙半岛沦陷，25日港岛失守。英国守军仅经18天抵抗便告崩溃，香港总督杨慕琦打着白旗亲到九龙半岛酒店向日本派遣军司令酒井投降，15000名驻港英军被俘，整个港岛为日军占领。随后，日本在香港设立了大本营直辖的占领地总督，以陆军中将矶谷为“港督”，受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节制。

当日军偷袭珍珠港和继之空袭港岛之日，正是傅斯年从重庆赴李庄的第二天，而到后立即病倒。当傅氏在昏昏沉沉中得知战火已在太平洋燃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消息后，立即意识到被困在香港的陈寅恪一家性命堪忧，必须立即设法促其离港，于是强撑病体，接连拍发了三封加急电报。

（款）重庆杭立武兄：

务盼设法助陈寅恪兄来渝，电复宜宾转李庄。

斯年灰

三十年十二月十日

重庆王毅侯兄：

祈电丁巽甫兄，设法助寅恪离港，先垫款，弟负责料理此事，并陈院长。再此间无存款，前说四千元，均为同仁垫借，乞速汇。

斯年灰

香港九龙太子道三六九号三楼陈寅恪：

已电杭及丁巽甫助兄，速飞渝。

斯年灰〔21〕

就在傅斯年为陈寅恪一家命运焦虑不安，拖着病体设法营救之时。鉴于港岛已被日军团团围住且即将沦陷的危局，重庆国民政府火速派出飞机抵达香港，接应、抢运在战前滞留在香港的政府要员与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12月18日，最后一架飞机——中航空中行宫号呼啸着降落香港启德机场，此时英港督杨慕琦已经通过广播公开宣布向日本投降，整个港岛事实上已在日军的控制之下，尚未来得及离港的中国政府要员和文化名人，已是大难临头，到了生死攸关的最后一刻。

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提议，“三百年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史学大师陈寅恪，当之无愧地被排在“抢运”之列。此前朱家骅已拍发密电通知陈寅恪，令其做好准备，携家乘机返国，万勿错过这最后一线生机。当陈寅恪于兵荒马乱中携家带口匆忙赶到机场时，却被无情地挡在了圈外。与陈寅恪一道被挡在圈外的还有国民党元老廖仲凯夫人何香凝、国民政府检察院副院长许崇智、著名文化人士郭沫若、茅盾，同时还有中央研究院故院长蔡元培的夫人等。阻挡者乃是蒋介石的“老二”、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女儿、随从和豢养的一批保镖守卒。

当时素有“南天王”之称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一级陆军上将陈济棠与夫人莫秀英，已抢先一步登上飞机。然而，孔家的二小姐、时常装扮成半男不女模样的孔令俊巡视整个机舱后，发现她心爱的两只洋狗“雪儿”与“黄雄”蹲在舱内没有落座。孔二小姐走向前来，沉着脸对陈济棠喝道：“你们两个老东西是怎么上来的？”

陈济棠抬头一看孔令俊不男不女的狗熊样子和粗鲁无礼的举动，面带怒色地高声回道：“我是陈济棠！是蒋委员长请我上来的。你这浑小子，他妈的是谁家的崽？”

“噢，陈济棠，蒋委员长请你上来的，很好。只是我的狗还没有座位，我现在请你下去，把坐位让给我的狗狗。”孔二小姐面色冷峻，颇为气恼地说着，极度傲慢和挑衅性地瞥了一眼陈济棠。

陈济棠见对方如此无理，竟不把自己这位党国大员、一级陆军上将放在眼里，怒不可遏，忽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厉声喝道：“放你妈的狗屁！你是什么人，敢在老子面前撒野施横？”

“我是孔令俊，孔院长的二小姐！你想怎么着？”孔令俊摆出一副轻蔑、鄙视的神情应道。

陈济棠闻听对方来自孔门，知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活阎王——孔二小姐，遂强压怒火，摆出一副老前辈的架式，责怒道：“呵，原来你是庸之先生的女儿，我和庸之在北伐时就相识，还是好友，你做晚辈的，应该照顾我才是，不该如此无礼！”

陈济棠话音刚落，拥挤混乱的机舱传出一阵吵嚷声，孔二小姐意识到时间紧迫，遂不再与对方纠缠，索性从腰间“嗖！”地一下拔出手枪，点着陈济棠的额头喝道：“妈啦个巴子的，你少给我啰唆，像你这种反复无常的小人也配当我的前辈？快给我滚下去，否则让你尝尝花生米的滋味，滚！”

“他妈的，还真反天了，难道我陈济棠还不如你一只狗值钱？”陈济棠怒不可遏，欲作拼命状。

“你是个什么东西，怎么能跟我这只德国纯种的狗狗比，快滚，快滚，否则毙了你个球的！”孔二小姐晃动手枪，在陈济棠的额头上连点了三下，陈氏像公鸡吃食且被噎着一样，前仰后合，嗓子眼发出“呜呜”的声响，额头上突显青紫斑块。

面对眼前的一切，陈济棠夫人莫秀英早已吓得面无血色，瘫软在座位上动弹不得，陈的副官见孔二小姐如此凶妄，意识到此时的陈济棠显然不再是当年的“南天王”了。落地的凤凰不如鸡，好汉不吃眼前亏，再争执下去，陈氏的老命可能真的搭在这里了。想到此处，强按怒火，起身充当调解人，连劝加拉地把陈济棠夫妇弄下了飞机，孔二小姐的两只德国纯种洋狗冲主人汪汪地欢叫着跳上空出来的座位。

正当失势的陈济棠灰头土脸地被赶下飞机之时，又一个人斜着身子从舷梯上拱了进来。孔二小姐一见，挥动手枪大声喊道：“机舱已满，不能再上，快给我滚下去！”

“孔二小姐，我是大公报的胡政之，我们认识的，是布雷先生来电让我坐这架飞机的，我有要事，必须赶回重庆。”来人嘟嘟囔囔地说着，侧身挤进机舱，接着后面又跟进两个西装打扮的人。

“什么狗屁要事不要事，有要事就让他们派专机来接，都给我滚下去！”孔二小姐怒吼着，身边几个保镖蜂拥而上，将胡政之等几人连推加踹，“呼呼隆隆”地轰下了飞机舷梯。

一代重量级军阀陈济棠与中国新闻界呼风唤雨的《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在地下大骂不止，其他几十位党国大员、文化名流，面对如此骄悍的孔家主奴，更是无力登上飞机舷梯。所有的人只能两眼冒火，情绪激昂，高声疾呼“国法何在，党纪何在，公道何在，天理何在”等口号以示抗议。

此时，从天空落下的炸弹已在机场四周爆炸，溅起的尘土直扑机身，滚滚浓烟伴着火星笼罩了整个机场，所有的人都明白，这是逃离港岛的最后一刻了。此时只知有四大家族、蒋家王朝，不知有党纪国法的活阎王——孔二小姐，从容地指挥她的随从、保镖把自家大大小小的家私、洋狗甚至私人用过的马桶全部装入机舱，强行下令开拔。飞机舷梯迅速撤除，空中行宫号挪动笨重的躯体缓缓划过跑道，在众人痛骂与呼叫声中腾空而起，直插烟雾弥漫的天空。身后，甩下了一群站在圈外，于凄雨寒风中悲愤交加、捶胸顿足，徒叹“奈何！奈何！”的党国大员与文化名流。

被孔家强占的飞机刚起飞两个小时，日军便进驻了这座当时香港唯一的一座堪能启用的机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孔家恶少把持的飞机抵达重庆机场时，国民党中央正在召开五届九中全会，为了抑制党内日甚一日的腐败，迎接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早日取得胜利。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制制度以修明政治》的决议案。听到赴香港飞机返回的消息，参加会议的党国要员和一批新闻记者按捺不住心中兴奋，纷纷赶往机场迎接。然而，从飞机舷梯走下的不是国民党中央常委、“南天王”陈济棠，也不是许崇智、何香凝、胡政之，更不是陈寅恪、郭沫若，或蔡元培夫人，而是孔祥熙一家的恶少连同携带的老妈子与洋狗、床板、马桶。见此情景，接机者一个个目瞪口呆，悲愤交集，大有不知今昔何昔之感。

当年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时，北洋军阀及其一帮御用策士于盛怒中，曾指斥新兴的士风为“洪水猛兽”。对此，“北大之父”蔡元培曾专门着文反击道：“不错，今日之士风，可以算是洪水，而今日之军阀，正是猛兽，即非用洪水淹此猛兽不可。”傅斯年进一步补充道：“洪水过了，留下些好的肥土，猛兽却不见了。”〔22〕此时，躺在李庄板栗坳泥屋土炕上，强撑病体遥望西南云天的傅斯年没有想到，当年掀起的那场洪水巨浪早已过了许多年，而猛兽与猛兽的徒子徒孙们却还依然如故地兴风作浪。假使死在港岛的蔡元培地下有知，面对孤苦伶仃沦落于港岛的夫人与陈寅恪等文化大师们，不知作何感想？

当孔二小姐一行在众人愤怒的目光逼视下驱车离开机场后，站在清冷的机场上不见自己老板胡政之的《大公报》接机人员，一路叫骂着回到报馆，向总编辑王芸生汇报了事情的大体经过和孔家的恶行，报馆同仁深为胡政之的处境担心，更为孔家的专横跋扈使大批文化名流沦落港岛而痛恨，纷纷表示以手中的笔做武器讨伐孔氏家族。盛怒中的王芸生立即拍板定案，奋笔疾书，很快草成一篇题为《拥护修明政治案》社论，于12月22日《大公报》发表。社论借题发挥，巧妙地披露香港沦陷之际，孔氏家族霸占飞机的丑闻，同时揭露了外交部长郭泰祺国难当头竟以巨额公款买私人豪宅的黑幕。文中说道：

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该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又如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六十五万元公款买了一所公馆……

社评一经发表，舆论大哗，各地报纸相继转载，社会各界正义之士纷纷谴责孔氏家族用飞机装洋狗行径。12月24日，昆明《朝报》以《从修明政治说到飞机运洋狗》为标题，转载了《大公报》社评并对孔家的劣迹给予了尖锐抨击，文中指出：“香港战事爆发，有人把飞机装运沙发和洋狗到重庆，大公报前几天以社论原题为《拥护修明政治案》，痛砭此事，今将原文介绍如下……”

随着《朝报》对大公报社评的转载，立即引起了西南联大与昆明各校师生的义愤，校园内外沸腾起来。未久，当西南联大师生们得知教育部与中央研究院圈定的陈寅恪本该在“抢运”之列，而由于“飞狗院长”家中的主子与奴才从中作梗而未返回，悲愤交加。许多师生都以为陈寅恪此次在劫难逃，已经在乱枪流弹中死去了。于是几位历史系学生在一个名叫《论坛》的壁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悼陈师寅恪》的文章，以哀婉、悲愤的语调追怀香港沦陷后，生死与下落皆不明的陈寅恪教授及其家人，文中以悲怆的语气说道：“著名的史学教授陈寅恪导师，不能乘政府派去香港的飞机离港，命运似不如一条洋狗……”

文章刊出，整个西南联大师生沉浸在莫大的悲痛与激愤中，积压在心中的怒火如电石碰撞，瞬间爆发。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历史系教授吴晗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南宋亡国前有个蟋蟀宰相（按：指贾似道），今天又出了一个飞狗院长，真是无独有偶呵！”〔23〕力主师生起来反抗。置于义愤，联大学生邹文靖等26人立即用毛笔大字起草了“讨孔宣言”，张贴在校门口的墙壁上。宣言云：“国家之败，多由官邪。……今日，我国贪污官吏有如恒河沙数，而其罪大恶极者莫如国贼孔祥熙。孔贼贪污中饱，骄奢恣睢，已为国人所共愤，为法理所难容，而此次风闻由香港以飞机运狗者，又系孔贼之妇！致使抗战物资、国家硕老，困于港九，沦于敌手而不得救。嗟夫！铜臭冲天，阿堵通神，用全一己之私，足贻举国之害。此贼不除，贻害无穷；国事危急，奚容缄默！……呼吁我校学生自治会立即召开全校同学大会，群策群力，共商大计，并通电全国，同声诛讨。通过学运，掀起高潮，期树讨贼之大纛，倡除奸之首义。剪彼凶顽，以维国本。是为国民之天职，尤为我辈之责。”〔24〕

在学生自治会组织下，全校师生立即响应，于校本部广场组成了声势浩大的“讨孔”队伍。队伍的前锋是一幅用床单制成，上画脖颈上套一巨大铜钱作枷的孔祥熙头像。学生们在短暂集会后，高呼“打倒孔祥熙，铲除贪官污吏”的口号，浩浩荡荡地走出校园示威游行。沿途有云南大学、昆华师范学院、南菁中学等十多所大中学校师生陆续加入，汇合成数千人的游行队伍。西南联大当时在校主持工作的蒋梦麟、梅贻琦二常委处于对孔氏一家恶行的义愤，不但对学生的义举未予劝阻，还暗中准备了应变措施，并乘车尾随游行队伍之后，以备万一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好及时出面加以调解。

游行过后，联大与昆明市众多大、中学校学生纷纷宣布罢课，并向全国各地高校拍发讨孔通电，以期通过这一运动，给国民党政府和孔祥熙之流的贪官污吏予以警告和惩戒。流落到西南各地的大学如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陕西汉中城固的西北联大等师生接到通电后，纷纷响应，相机而动，高举旗帜和标语，涌向大街小巷，高喊“打倒孔贼祥熙”，“惩治贪官污吏”与“铲除祸国殃民的豪门家族”等口号。远在四川李庄的同济大学师生接到通电，迅速集聚学生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因李庄是个小镇，师生们转了几圈觉得不过瘾，便挑着大旗、标语特地来中央博物院借住的张家祠门前、史语所居住的板栗坳、中国营造学社所在的上坝月亮田等地，高呼口号，背诵诗词，悼念被“飞狗院长孔祥熙的狗崽子害死的陈寅恪教授”。在李庄的陶孟和、李济、董作宾、梁思成、林徽因及其所属机构的同事，听到陈寅恪“死去”的消息，大为震惊，纷纷派人向傅斯年询问详情。傅斯年闻听更是惊恐万状，立即急电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探询实情。重庆方面的回电称同样听到了如此不幸的消息，却无法确定真伪。于是，整个李庄的科研人员与同济大学师生，沉浸在一片巨大的激愤与忧伤之中。盛怒中的傅斯年暴跳如雷，直呼要“杀飞狗院长孔祥熙以谢天下”。

全国兴起的反孔倒孔热潮随着明暗两条渠道很快传到重庆，平时养尊处优，自恃有强权巨资撑腰的孔祥熙与夫人宋蔼龄还是感到了惊恐，这种恐惧或心理压力主要来自国际大环境和政治气候。此时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已初步形成，12月22日，国民党第五军、第六军已走出国门入缅甸对日作战。23日，蒋介石在重庆官邸召集中、美、英等国军事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等决议案。24日，蒋介石约请美国代表勃兰德向罗斯福总统转达：“远东地区对日作战，端赖中国之陆军与英美海空军协同一致为一体。务望美国有一中、美联合作战计划。”30日，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决定授予蒋介石：“全权处理国事，以驳万变而赴事机”相当于国家元首的大权。1942年1月3日，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蒋介石被正式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负责中国、泰国及越南地区联军部队的总指挥任务……

就在这样一种国际背景下，作为老大的蒋介石自然意气风发，并想方设法在国际上树立自己作为一个大国领袖的良好形象。而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却突然爆出他的胯下“老二”连同周边荒芜地区的歪瓜裂枣们，不识大体，招摇惹事，弄出了天下皆怨，学潮汹涌，舆论沸腾的局面。面对此局，蒋介石自是对孔氏一家怒其不争大为恼火。而孔氏一家，特别是官场老手孔祥熙，深知自己那不成器的老婆孩子给老大捅了娄子，且通过此次事件，自己平时的恶行与丑行得以广泛地暴露于天下，并引起国内外舆论强烈关注，不但损坏了自己多年苦心孤诣伪装而成的党国“干才”与“善人”形象，对蒋委员长的形象也是个致命打击，一旦老大感到扛不过去这个门槛，很可能就要拿手术刀把自己这个胯下“活宝贝”一刀切掉，到那时自己将血染灰土，成为人人可以辗踩的一块臭肉蛋了。

但是，孔氏家族毕竟不是等闲之辈，广博的人脉与强大的财力背景，令蒋介石不易、也不敢轻举妄动。蒋氏在深知暂时不能对这个胯下“老二”实施外科手术的情况下，凭借手中权力，联合各方势力共同消除影响，压制学潮与舆论就成为一种必然。于是，蒋介石与孔派人员开始向1938年1月出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和各地军政大员施压，要他们以抗战建国为重，设法压制和阻止学潮。陈立夫与各地军政大员不敢抗拒，只得向各学校校长施压，令其设法予以阻止。各校校长为保全学校与保护学生计，不得不进行配合，消解学潮。按西南联大学生何兆武的说法：“校长总是比较难做，特别是学生运动，校长总是被夹在中间最不好受。一方面，做校长的跟学生对立好像说不过去，但另一方面，校长是政府当局任命的，大学的牌子上都写着‘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所以凡是闹学潮，校长总是非常为难。”〔25〕

就在倒孔学潮爆发后的第二天，西南联大常委会突然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梅贻琦与蒋梦麟皆到场讲话。梅贻琦说：“昨天，我和蒋先生一直都在跟着你们，唯恐你们出事。幸亏没出什么事。事情弄得很严重，现在是战争时期，你们不能老是这样。”〔26〕又说“这次‘讨孔’运动已经够了，不要再继续下去了。这样下去对我们学校不利，对你们求学不利，希望你们立即复课，不要再闹了。我认为这样已经够了。”〔27〕梅贻琦讲毕，由常委蒋梦麟发表演讲，蒋氏说了一些与梅贻琦大致相同的话，最后几句颇为动容，竟至声泪俱下，说道：“你们再闹下去，学校就要关门了！”〔28〕在一旁就座的昆明警备区司令宋希濂见蒋梦麟哽咽不能语，接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大意是说：“孔祥熙也确实有问题，但要通过合法手续揭发检举。这样停课搞学生运动对学校工作不利，对社会治安不利，对抗日战争不利，希望同学们冷静一下，不要再继续搞了。”〔29〕经此一会，学潮的热情被消解，昆明各校的“讨孔”运动陆续收场。尽管此次行动没有引发更大规模的学潮，使“讨孔”运动形成全国各阶层波澜壮阔的局面，但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贪污腐化，倒行逆施，也算是抡了几棍子，给予迎头痛击。

孔祥熙

在重庆的蒋介石与孔氏家族并未因学潮暂时平息而弹冠相庆，喜形于色，当他们从C.C.头目、教育部长陈立夫处得知，西南联大学潮竟有三青团团员鼓动和参加时，甚为恼怒与惊恐，为防死灰复燃和发生更大的变故，蒋介石亲命黄埔系“十三太保”之一、原“别动总队”特务头子，时任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长的康泽飞赴昆明彻查此事。由于当时与蒋介石有隙的“云南王”龙云予以抵制，加上联大校方保护，以及西南联大教授陈雪屏等三青团骨干人员从中周旋，另有康泽本人与孔祥熙及其派系人员平时关系不睦等复杂的纠葛，康泽行前原打算逮捕学生的计划未能实施，只是对学生特别是参与“讨孔”的三青团成员集中起来训斥一通了事。1942年3月3日，随蒋介石从印度归国的宋美龄在云南大学讲演《访印归来及其他》，这位第一夫人对昆明学生的“讨孔”活动仍耿耿于怀，诡称洋狗乃飞机机师所带，箱笼等物资也不是孔家的财产，并以“我阿姐（宋蔼龄）是最怕狗的”〔30〕等谎言为之辩护。此举正应了陈寅恪“狐狸狐搰摧亡国”的预言诗，入会师生非但不为其言所惑，反而从这位婆姨的狡辩与放浪姿态中，更加坚信孔氏家族与国民党政府崩溃垮掉的一天确是不远了。

此次规模浩大的学生民主运动以倒孔游行揭开序幕，尽管很快归于沉寂，但它的潜流却一直在校园和民众之间涌动不息，成为日后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学生运动正式登场的第一声惊雷。就陈寅恪而言，毕生从未直接参与现实的政治活动，此次却无意之中以自身的不幸遭遇成为“讨孔”活动的导火索之一。饶有意味的是，发生于国内这一场轰轰烈烈的行动，身陷孤岛的陈寅恪并不知晓。

残剩河山行旅倦

日军占领香港

陈寅恪没有死去，只是被困在居处不得动弹，与家人共同承受着战争的灾难。在整个港岛大混乱、大失控的枪炮与硝烟之中，他需要尽快设法找到一条逃亡之路。但此时，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无论是陆地、海上还是空中，三位一体，所有的交通、书信、电传、票汇等一切全部断绝。香港大库的存粮全部被日军封存，以供军需。伴随而来的是学校停课、商店关门，粮荒四起，大街小巷散落着满地的垃圾和在寒风中蹿动飘舞的疲旧报纸。昔日港岛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似乎在一夜之间全面崩溃，霎时笼罩在一片萧条破败之中，整个香港已成为一座坟墓式的孤城。在这种混乱危局中，要想在短时间内逃出孤岛，几无可能。无奈中的陈寅恪一家老小，只有伴随着这座孤城和孤城中几近绝望的人群，开始在日军的铁蹄下痛苦地呻吟。陈氏的弟子蒋天枢后来在记述这段“事辑”的按语中写道：“如非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陈寅恪）赴英伦之举或终能成行。先生离北平时，右眼视网膜已发现剥离现象，若得至英伦，眼疾当可医治痊复，不致终于失明。”走笔至此，蒋氏慨叹曰：“天欤，际遇之不幸欤？”〔31〕

陷入港岛的陈寅恪确是遭到了天命与际遇双重的不幸。由于学校关门，粮库封锁，钱粮来源皆已断绝，只靠一点存粮维持一家人的生命。陈氏困坐家中，惶惶不可终日。为节省口粮，唐筼开始强行控制家人进食，孩子们吃到红薯根、皮，甚觉味美无穷。忽一日，日军又要征用陈寅恪家所租住楼房作为军营，勒令所有住户限期搬出。然而街上交通封闭，日军在路口架设铁丝网，动辄开枪杀人，常有过路者无故中弹倒地而亡。闻知将遭驱逐的消息，全楼人惊慌失措，皆感大祸临头又莫不知何应对。陈家女儿流求清楚地记得，“那天早晨母亲含着眼泪，拿一块淡色布，用毛笔写上家长及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及亲友住址，缝在4岁的小妹美延罩衫大襟上，怕万一被迫出走后失散，盼望有好心人把她收留。如此情景，不仅全家人眼眶湿润，连正要告辞返乡的保姆也哭了。”〔32〕危难之中，陈寅恪决定不再顾及个人安危，豁出性命与日军一搏，遂毅然下楼与凶悍的日军交涉，终使对方同意延长时日，以留出居民搬迁的空隙。后因这支军队突然奉命开往新的战场，全楼才得以幸免。陈家那位原本有些牛气哄哄的房东对这位在日军面前大义凛然，且能用日语交涉的穷教授自此刮目相看，尊礼有加。

刚刚躲过被驱逐的厄运，夜幕沉沉中，忽又传来对面楼上爆出阵阵凄惨的哭叫声与厮打声，睡梦中的陈家惊恐而起，紧张地听着外面的动静，直到天将大亮哭叫声才渐渐平息。次日有邻居转告，说是昨夜前方楼上一家五个花姑娘遭到日本大兵的强奸污辱。此时陈家大女儿流求已上初中，母亲唐筼听罢打了个寒战，立即从身旁摸过剪刀，一把拉过流求，不由分说，“嘁里喀喳”发剪掉，又找出陈寅恪的旧衣让其穿上，女扮男装，以躲避可能的不测。恰在此时，又传来蔡元培夫人家中遭劫的消息，陈寅恪急忙跑去一看，蔡家钱物被洗劫一空，据说是当地一伙不法之徒趁乱所为。蔡夫人悲恸不已，几次昏死，陈寅恪欲助其难，但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不保，只好空言劝慰，以减轻对方精神苦痛。

在不能出门、无法逃亡，只有苦撑待变的日子里，陈寅恪强支病弱之躯，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十二卷）倚床抱持诵读。此为宋代史家李心传所撰，建炎是南宋高宗赵构的年号。自建炎以来，正是强邻压境，中国由统一走向分裂的时代。战与和、忠与奸、爱国与卖国、抗战与投降的矛盾贯穿着这一时期的进程。当读到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沦城之日，谣言与烽火同时流窜。陈氏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与史实印证，不觉汗流浃背，有切腹之感受。在书的最后一卷，陈寅恪跋曰：“于万国兵戈饥寒疾病之中，以此书消日，遂匆匆读一过。昔日家藏殿本及学校所藏之本虽远胜此本之为讹脱，然当时读此书犹是太平之世，故不及今日读此之亲切有味也。”〔33〕

建炎以来志士仁人坚守民族气节的爱国事迹，激起了陈氏共鸣。未久，驻港日本宪兵首领得知陈寅恪乃世界闻名的学者，便祭出安抚、拉拢之道，欲令其为日本谋事。对此，令几个宪兵拉两袋当时在港岛已极其紧缺、而陈家又特别急需的大米以示恩赐。陈寅恪夫妇见状并得知来历，竭尽力气把已放于室内的米袋拽了出去，奉令行事的宪兵呜里哇啦地说着鬼话又一次搬回，陈氏夫妇再度拽出。如此往复多次，最后陈寅恪面带怒容用日语高声斥责宪兵，并告知宁肯一家饿死也不要这来历不明的大米，宪兵们见状，知强迫无用了，不再争持，将米袋拉了回去。

事情并未就此了结，春节过后，忽有一位自称陈寅恪旧日的学生来访，谓奉命请其到沦陷区广州或上海任教，并拨一笔巨款让陈老师筹建文化学院。陈寅恪听罢，愤而将对方赶出家门，并谓“你不是我的学生”。待静下心来一想，感到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危险，说不定哪一天会被日伪汉奸强行利用，想要不与狼共舞，就必须想方设法逃离港岛。而这时，在重庆的朱家骅已拍发密电至澳门，委一国民党地下人员告知陈寅恪，谓某日将有人携款由澳门至香港某地等候接应，请陈寅恪设法与其人接头，并携家眷按计划出逃。但这位携款人由澳门赴香港五次接头，均因日军盘查甚严，未达到目的。陈寅恪眼见形势紧迫，知事不可为，遂产生了冒死突围的想法，经过一番筹划与化装打扮，陈氏携全家老小于1942年5月5日夜，乘一艘运粮的小商船，在夜幕掩护下悄悄逃离了坟墓般的孤岛，并在抵达澳门时得以与接应者谋面。对方奉朱家骅之命送来由中央研究院和中英庚款基金会共同拔发的款项一万九千元，另有部分逃亡的川资。饥寒交迫的陈寅恪得到这笔款子，如得天助，遂携家踏上了逃往内地的历程。先是由澳门乘船取道广州湾（即湛江），再由陆路乘车向内地进发，一路艰苦跋涉，于6月抵达广西桂林。

关于逃难经过与颠沛流离之苦，陈寅恪在1942年6月19日致傅斯年信中有一段泣泪滴血的叙述：“此次九死一生，携家返国，其艰苦不可一言尽也，可略述一二，便能推想，即有二个月之久未脱鞋睡觉，因日兵叩门索‘花姑娘’之故，又被兵迫迁四次；至于数月食不饱，已不食肉者，历数月之久，得一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此犹物质上之痛苦也。至精神上之苦，则有汪伪之诱迫，陈璧君之凶恶，北平‘北京大学’之以伪币千元月薪来饵，倭督及汉奸以二十万军票（港币四十万），托办东亚文化会及审查教科书等，虽均已拒绝，而无旅费可以离港，甚为可忧，当时内地书问（信）断绝，沪及广州湾亦不能通汇，几陷入绝境。忽于四月底始得意外之助，借到数百港元，遂买舟至广州湾，但尚有必须偿还之债务，至以衣鞋抵值始能上船，上船行李皆须自携，弟与内子俱久患心脏病，三女皆幼小亦均不能持重物，其苦又可想见矣！”〔34〕

同一日，陈寅恪在致朱家骅、叶企孙、王毅侯和傅斯年等四人的信中补充道：“弟于疾病劳顿九死一生之余，始于六月十八日携眷安抵桂林。”又说：“当时实已食粥不饱，卧床难起……其苦闷之情不言可知，至四月底忽奉骝公密电，如死复生感奋至极。”〔35〕

脱离虎口，流亡到桂林后，陈寅恪的心情如同久霾的天空忽然晴朗，正如给好友刘永济的信中所言：“弟前居香港半年，每食不饱，后得接济，始扶病就道，一时脱离沦陷区域，获返故国，精神兴奋。”〔36〕而当远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的其兄陈隆恪得知乃弟尚活在人间，且在港岛被困期间不食敌粟，设法摆脱倭督及汪伪汉奸的纠缠，携家安全脱险，庆幸之余又越加敬佩，即写《闻六弟携眷自香港脱险至桂林》诗一首作为纪念，内中有“辛苦识君来”“正气吞狂贼”两句，〔37〕以示对这位富有民族气节的胞弟的称赞与嘉赏。

抵达桂林的陈寅恪一家，最初落脚于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1938年初，长沙临时大学与中研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等机构撤离长沙迁往昆明时，物理所、地质所、心理学所等三个研究所也随之撤离。鉴于各方面原因，三个所抵达桂林后不再前行，索性在离桂林市40华里外的良丰镇郊外山脚下安营扎寨住了下来。陈寅恪一家到达桂林，根据朱家骅电示，中研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丁西林专程派车把陈氏一家接到所内暂住。历尽千险万难，死里逃生的陈家，对这一历史性的会面，自是百感交集，怆然难忘。

按照陈寅恪女儿流求的说法，“父亲原打算继续上路赴四川李庄历史语言研究所”，而史语所的同仁也翘首以待，渴盼着大师的到来，为这座万里长江第一古镇增添新的活力与砝码。遗憾的是，陈寅恪夫妇身体状况均不允许继续前行，使这一计划随着岁月流逝而渐渐偏离了前行的轨道，终致大师的身影与李庄擦肩而过。

1942年8月1日，陈寅恪给傅斯年信中道出了自己不能继续前行的详情：“然二月之久，舟车劳顿，旅舍喧呼，俟到山中，稍获休息。岂知久劳之后，少息之余，忽觉疲倦不堪，旧病如心跳不眠之症。渐次复发。盖神经兴奋既已平静，大病又将到而尚未到矣，此时必须再长期休息，方可渐复健康。若短期内再旅行，重受舟车劳顿之苦（旅费亦将无所出，此姑不论），必到目的地，恐将一病不起矣！前上一书言，欲与中英庚款会商量，设一讲座于广西大学，即是此旨，想蒙谅解。”〔38〕信中可见，身心俱疲的陈寅恪很有些打退堂鼓的意思，并极想在桂林这个山清水秀的古城小憩一阵，等身体复原后再做他图。此前，陈寅恪已致信中英庚款负责人杭立武，商量设讲座事，已蒙同意，所聘薪金由中英庚款与广西大学合出，为两家合聘之局，每周开课三小时，只是“月薪则不多”。但虑及“半年或数月之内，弟个人及全家皆不能旅行，又不可无收入以维持日食，授课之时既少，可整理年来在港大讲授旧稿，借此暂为休息过渡之计，作渐次内迁之准备”。〔39〕

陈氏对自己面临的窘境和日后打算说得极为清楚，但此信尚未发出，重庆方面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已命人于前一日将聘书匆匆发往桂林，请陈寅恪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而这一切，正在李庄主持工作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却蒙在鼓里。当得知叶企孙竟瞒着锅台上了炕，置自己这位史语所掌门人于不顾，胆大妄为，擅自聘陈寅恪为“专职”之后，傅斯年怒火顿起，立即以笔当炮向叶企孙讨伐起来。

叶企孙，1898年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据叶后来自述：“父亲是科举出身，研究古书的经史部分。”又说：“吾从十几岁起，读了相当多的古书，例如曾读完诗经，礼记和左传。这些古书使吾有正统思想。1931年入清华学校，又学了一些欧美资产阶级思想。”〔40〕

1918年，清华学校毕业后，叶企孙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就读。1920年获硕士学位，转赴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实验物理，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旋即旅游考察欧洲各国的著名大学，与国际一流大师交流。1924年回国，应东南大学之聘担任物理学副教授。1925年8月应清华大学之聘，担任物理学副教授，同时开始了理学方面的毕生创业。1929年出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席兼代理校长。抗战爆发后随校南迁，出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清华大学特种研究委员会主席、校务委员。

1940年，随着蔡元培在香港去世，朱家骅经过激烈角逐如愿以偿登上中央研究院代院长的宝座，傅斯年出任总干事，后傅氏体力渐渐不支，不得不重新考虑找人顶替此职。朱家骅与翁文灏、傅斯年反复商量权衡，决定请叶企孙出山。经过一番周折，叶企孙与梅贻琦终于答应了朱家骅的要求。1941年9月11日，梅贻琦致信叶企孙：“足下之去中研院，在清华为一重大损失，在琦个人尤感怅怅，但为顾国内一重要学术机关之发展起见，不应自吝，乃不得不允君请假，暂就该院职务。”〔41〕9月底，叶企孙离开昆明飞赴重庆，正式接替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职。傅则于同年12月初，携妻带子离开重庆，迁往李庄。

1930年，叶企孙在清华园7号住处门前留影（虞昊提供）

叶企孙与陈寅恪在北平清华园时期就来往密切，堪称挚友。卢沟桥事变前后，叶与陈曾就战争局势与南迁之事多有商谈，直到随校迁往长沙、昆明，二人仍保持深厚的友谊。当陈氏携家由港抵达桂林的消息报告到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叶企孙遥望东南，以极大的热情和爱心关注着这位三百年才出一人的史学大师的命运。未等陈寅恪伏笔作书报告详情经过，叶以上海人特有的细腻与精明，开始为陈氏未来的生活打起了算盘。1942年6月9日，叶致书李庄的傅斯年，大意说：陈寅恪已到桂林，史语所是否有聘其为专任研究员的打算？月薪多少？又说：“薪似可从一月份支起，但从六月起实付寅恪，以前五月薪抵消旅费之一部分。以寅恪夫妇之身体论，住昆明及李庄均非所宜，最好办法，似为请彼专任所职，而允其在桂林工作，不知尊意如何？”〔42〕

傅斯年接信看罢，心想这个叶企孙在杂事纷繁中还惦念着寅恪的工作和一家的生计，其心可感，其情可佳，实乃寅恪不幸之中的大幸。但有一点是傅斯年断然不能同意的，这便是专职与兼职之区别，他在随后复叶企孙信中说：陈寅恪来史语所任专职，则是傅氏本人及全所同仁渴望日久之事，但由于中央研究院和本所有严格的制度和服务规程，故陈寅恪不能常住在桂林而遥领本所专任研究员薪水，必须来李庄住在史语所租赁的房中办公，才可以拿专任之薪。如果陈果能来李庄，其薪金自应为六百元又临时加薪四十元。否则，不能为之。傅斯年再度搬出为梁思永治病，把史语所医务室弄得完全破产的尴尬之事以说明自己是个“于人情之可以通融者无不竭力”之人，而如今“寅恪兄自港返，弟主张本院应竭力努力，弟固以为应该，然于章制之有限制者，则丝毫不通融。盖凡事一有例外，即有援例者也”。〔43〕此信写罢，傅斯年似觉仍有话没有解释清楚，又在信笺上端一空白处特地注明寅恪何以历来称为“专任研究员暂支兼任薪”之故云云。

叶企孙接信后，觉得傅斯年所言有理，于是在6月30日回信说：“关于寅恪事，尊见甚是，请兄电彼征询其意见，徜彼决定在李庄工作，清华方面谅可容许其续假也。寅恪身体太弱，李庄昆明两地中究以何处为宜，应由彼自定。”〔44〕

傅斯年接信，没有按叶企孙所言去做，理由是：“以前此已两函与之商榷此事，而电文又不能明也。然寅恪来信，未提及弟信，来信嘱弟托杭立武兄设法在广西大学为彼设一讲座云云。”

按傅斯年的意思，既然我两次写信问陈氏来不来李庄，何时来李庄，并把李庄的地域特点、风土人情都作了详细介绍，但陈氏回信除了说自己“正在著作，九月可完”外，“绝未谈及到李庄事”。这让傅斯年深感不解又有点窝火，心想你到底是来还是不来，总该有个说法，如此装聋作哑是何道理？在此种心情驱使下，索性把叶信扔到一边不再搭理。

7月下旬，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办事员刘次箫在致傅斯年的信中附一消息说：“叶先生函商院长聘陈寅恪先生为专任研究员，月薪六百元外加薪四十元，院长已批准照办。俟叶先生将起薪月日函复核，聘书即当寄贵所转寄桂林也。”〔45〕

这一突然而至的消息，令傅斯年“甚为诧异”，心想自己并没有收到陈寅恪马上来李庄的信函，又没有变更此前的意见，“何以忽然有此？”尽管傅心中不甚痛快，但想到信中有“寄贵所转寄桂林”一语，稍感释然。按傅的打算，待聘书一到李庄，即将其压下，尔后再修书与叶企孙理论不迟。大出傅氏意料的是，7月31日又突然接到中研院办事处职员王毅侯信，告之曰：“发寅恪兄聘书已办好，企孙兄函嘱径寄桂林，免得转递之烦。并云一月至五月领薪由院保留作抵消旅费之一部，弟本日寄寅恪一函，征其同意（函稿另纸抄奉）。”又说：“自6月份起全部寄交先生应用”云云。〔46〕

傅斯年看罢此信，如同平空挨了一记闷棍，当场把信摔在地下，大喊一声“他凭什么！”跳将起来，对叶企孙表示极大不满。8月6日，傅斯年向叶企孙发出了一阵连珠炮式的“声明”：

一、弟绝不承认领专任薪者可在所外工作。在寅恪未表示到李庄之前，遽发聘书，而6月份薪起，即由寅恪自用，无异许其在桂林住而领专任薪。此与兄复弟之信大相背谬。

二、自杏佛、在君以来，总干事未曾略过所长直接处理一所之事。所长不好，尽可免之；其意见不对，理当驳之。若商量不同意，最后自当以总干事之意见为正。但不可跳过直接处理。在寅恪未表示到李庄之前，固不应发专任聘书，即发亦不应直接寄去（以未得弟同意也），此乃违反本院十余年来一个良好Tra-dition之举也。

三、为弥补寅恪旅费，为寅恪之著作给奖（或日后有之，彼云即有著作寄来），院方无法报销，以专任薪为名，弟可承认。在此以外，即为住桂林领专任薪，弟不能承认。

此事幸寅恪为明白之人，否则无异使人为“作梗之人”。尊处如此办法，恐所长甚难做矣。弟近日深感力有不逮，为思永病费，已受同仁责言。今如再添一个破坏组织通则第十条之例，援例者起，何以应付。此弟至感惶恐者也。〔47〕

如此言词激烈的战斗檄文作完后，傅斯年仍觉尚有千头万绪的复杂言语没有尽情说出，于是继续挥动大笔，以家长对孩子、老师对学生、长辈对晚生的口气教训、指导起来：

即令弟同意此事，手续上亦须先经过本所所务会议通过，本所提请总处核办。总处照章则办理。亦一长手续也。又及与此事有关院章各条文：

组织通则第十条，专任研究员及专任副研究员应常在研究所从事研究。

服务通则第二条，本院各处所及事务人员之服务均须遵守本通则之规定。

此外，间接有关者尚多，故领专任研究员薪而在所外工作，大悖院章也。〔48〕

8月14日，傅斯年的激愤心情已趋平和，怕陈寅恪接到电报后产生误会，“此固以寅恪就广西大学之聘已解决，然或有得罪寅恪太太之可能”。于是又即刻修书一封，先是促其尽速迁川，“瞻念前途，广西似非我兄久居之地”，“若不早作决意，则将来更因难矣”。尔后对自己不满叶企孙发聘书之事，又向陈寅恪作了详细说明和解释：“此事在生人，或可以为系弟作梗。盖兄以本院薪住桂，原甚便也。但兄向为重视法规之人，企孙所提办法在本所之办不通，兄知之必详。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一有例外，即为常例矣。如思永大病一事，医费甚多，弟初亦料不到，舆论之不谓弟然也。此事兄必洞达此中情况。今此事以兄就广西大学之聘而过去，然此事原委就不可不说也。”〔49〕

8月30日，陈寅恪复信傅斯年：“弟尚未得尊电之前，已接到总办事处寄来专任研究员聘书，即于两小时内冒暑下山，将其寄回。当时不知何故，亦不知叶企孙兄有此提议。（此事今日得尊函始知也，企孙只有一书致弟，言到重庆晤谈而已。）弟当时之意，虽欲暂留桂，而不愿在桂遥领专任之职。院章有专任驻所之规定，弟所素知，岂有故违之理？今日我辈尚不守法，何人更肯守法耶？此点正与兄同意也……以大局趋势、个人兴趣言之，迟早必须入蜀，惟恐在半年以后也。总之，平生学道，垂死无闻，而周妻何肉，世累尤重，致负并世亲朋之厚意，唏已。”〔50〕

在信的附言中，陈寅恪补充道：“所中诸友乞均道念，如欲知弟近况者，即求以此函与之一阅也。中山、贵大、武大皆致聘书，而中央大学已辞了，而又送来并代为请假（怪极）。弟于此可见教书一行，今成末路，盖已不能为生，皆半年纷纷改行，致空位如此之多，从未见银行或税关之急急求人也。庾子山诗云：’何处觅泉刀，求为洛阳贾。’此暮年之句也。”

陈氏不愧是傅斯年的莫逆之交，他已从傅信中解读出“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的个中况味，为了不致引起诸位“大贤”的误会，陈寅恪特以这种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方式，为傅斯年不动声色地予以解困。陈氏出身家业正值兴旺的名门望族，没有破落大户傅斯年那种自喻为“吾少也贱”的人生背景和复杂经历，有人云：“陈寅恪只是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式大师尔！”但通过此次对自己洁身自律，对世事的洞达明晰，以及为傅斯年巧妙解脱史语所同仁可能产生误会所献的移花接木之术，可见此言大谬。此举正应了吴宓当年赞誉陈寅恪之语：“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51〕通观陈寅恪一生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方式方法，不但不是埋头书斋的考据家或“书呆子”，而是一个洞察幽微知晓天下事理的卧龙式人物。

陈寅恪这边已得到安抚，重庆方面的叶企孙迫于压力，亦来信向傅斯年做了道歉式解释，但傅斯年仍不依不饶，复函中明确表示“为国家保存此一读书种子”，还是要聘请陈寅恪就任史语所职，并以长者或老子辈对待孙子的架式，指令叶企孙再给陈寅恪发一聘书，傅在信中亲自列出了聘书的文字格式：

“专任研究员暂适用兼任研究员之待遇”

月薪一百元外暂加薪四十元

注：此为十年相沿之公式（最初“为适用特约待遇”）。有换文，两方轮转，后来不转了。如改此式，恐须先在本所所务会议中一谈，弟觉此式似可不必改也。〔52〕

叶企孙接到傅斯年的指令，甚感不快，回想自己在清华的地位与势力，曾几度出任代理校长，掌管清华一切事务，就连德高望重的梅贻琦也让着七分。而今身为中央研究院一人之下的总干事，居然连发个兼职人员聘书这种小事也要由“太上总干事”亲自授命，真是莫大的耻辱。想到此处，叶企孙脸呈紫红色，愤怒地当着总办事处工作人员的面大声说道：“傅斯年此人太过于high-handed（霸道）了！”〔53〕遂把傅信弃之一边不再理会。尽管傅斯年“气魄大，要钱、花钱，都有本领”，且在别人看来“历来的总干事，都敬重他而又多怕他”（董作宾语）。但叶企孙却不吃这一套，他敬傅而不惧傅，心中有自己的主张。见傅斯年来势凶猛，大有不依不饶之势，于心灰意冷中理智地采取了敌进我退，惹不起躲得起的战略战术，萌生了挂起乌纱帽一走了之的打算。尽管在傅斯年的遥控、指挥、施压下，叶企孙最终还是给陈寅恪寄发了“兼任”的聘书，但从此不再过问此事，至于陈寅恪是走是留，是死是活，一切都与他无关了。

1943年1月16日，借梅贻琦赴重庆办理公务之机，叶企孙与之进行了密谈，二人商定叶可于夏秋离渝返昆，重操旧业。同年8月，叶企孙不顾朱家骅再三挽留，坚决辞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职，返昆任教。辞却的公开理由是叶“觉得长期脱离教书，不合适”，“当初离开昆明时，是向联大请的假，按当时规定不能超过两年”云云。但据叶的家人（侄女）说，其叔父在中研院的同事曾向她透露，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则是“跟傅斯年合不来”。〔54〕叶在中研院的助手何成钧（按：后为清华物理系教授，仍健在）证实了这一说法，并谓：“叶企孙有东南大学（后并为中央大学）、清华大学与美国学术机构的人脉背景，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十几个研究所，人员大多都是这个系统的。叶人缘好，处事公道，很得这些所长与研究人员的欢心。而傅斯年是北大与欧洲系统的人物，这个系统在中研院的人数并不多，傅之所以能在此立脚，还有些作为，就是靠他性格中具有的山东响马与水泊梁山好汉们那股敢打硬冲的狠劲。但他那一套不是很受人欢迎，叶先生就曾亲自跟我讲过傅斯年太过于high-handed（霸道），不能跟他共事等话。据说傅斯年到了台湾也还是很high-handed，这是他本人性格决定的，是没办法改变的事。”〔55〕叶辞职后，由物理学家李书华出任中研院总干事兼物理所所长，未久，李辞职，由物理学家萨本栋继任。

1943年夏，日军为歼灭国民党中央军主力，由湖北向常德进攻，战火逼近长沙，桂林吃紧。迫于形势，陈寅恪只好再度携家踏上艰难而漫长的逃亡之路，向四川境内进发。一路经宜山、金城江进入贵州境，再过独山到都匀。原本就有病的唐筼不幸又染上了痢疾，艰难支撑到贵阳后，病情更加严重，腹泻脓血，经月余调养，复重新上路。此时陈寅恪又身染沉疴，只得咬着牙关继续奔波，一家人沿川黔公路又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总算于11月底到达重庆，住进了姻亲俞大维、陈新午夫妇家中。原清华研究院毕业生蒋天枢、蓝文徵当时正在重庆夏坝复旦大学任教，听说陈寅恪一家至渝，相约前往拜谒。陈氏夫妇皆重病在身，卧床不起，见弟子到来，强撑身体倚被而坐。蓝文徵来时在街上仅买到三罐奶粉，陈寅恪见后爱不释手，叹曰：“我就是缺乏这个，才会病成这个样子呵！”〔56〕

由于李庄地处偏僻，缺医少药，生活艰苦异常，对患病在身，双目即将全部失明的陈寅恪而言，几乎无法生存。此前陈寅恪已接到燕京大学聘书，在同俞大维夫妇协商后，陈氏决定赴条件稍好的成都燕京大学任教。于是，在1943年岁暮，身体稍有好转的陈寅恪夫妇，携家离开重庆，乘汽车沿川渝公路赶赴成都。许多年后，据李济之子李光谟说：陈寅恪之女陈流求在给他的一封信中说，“寅恪先生全家由香港返回内地时，他原打算回到史语所工作（去李庄），后因得知李济两个爱女不幸夭折，说明当地医疗条件很差，陈先生担心自己和家人身体无法适应，乃应燕京大学之聘去了成都。”〔57〕

陈寅恪原是奔李庄而来，最终却舍李庄而去。自此，一代史学大师失去了李庄，李庄失去了这位三百年才得一见的大师。而史语所同仁与陈寅恪之间的交往也如滚滚长江中游走的鱼，渐行渐远，直至冲出三峡汇入大海的那一刻分道扬镳，相忘于江湖。

注释：

• 〔1、2、9〕《浦薛凤回忆录（中）：太虚空里一游尘》，浦薛凤著，黄山书社2009年出版。

• 〔3〕宗良圮《忆陈寅恪先生》，载《谈陈寅恪》，俞大维等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

• 〔4〕邓广铭《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 〔5〕金岳霖《陈寅恪的学问确实渊博得很》，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6〕周法高《记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载《我与北大》，王世儒、闻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 〔7〕（《陈寅恪集·书信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 〔8、21、42、43、44、45、46、48、49、52〕《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 〔10〕那廉君《傅孟真先生轶事》，载台北《传记文学》，第十五卷，第六期，1969年。

• 〔11〕马亮宽《傅斯年与陈寅恪》，载《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 〔12、14〕《吴宓日记》，第八册，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 〔13〕汪曾祺《跑警报》，载《滇池》，1985年3期。

• 〔15、31、33、37〕《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蒋天枢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 〔16、18、19〕《陈寅恪集·书信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 〔17〕《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诗中“狐狸狐搰”句录自吴宓日记，后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为“狐埋狐搰”。典出《国语·吴语》：“夫谚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无成功。”韦昭注：“埋，藏也；搰，发也。”谓狐性多疑，才埋藏一物，就掘出查看。喻疑虑过甚，不能成事。此处指国民党两巨头蒋介石、汪精卫路线各异，一主战一主和，终至分裂，导致国事更难收拾。“鸡犬飞升”，典出汉代王充《论衡·道虚》：“淮南王学道，招会天下有道之人，倾一国之尊，下道术之士，是以道术之士并会淮南，奇方异术，莫不争出。王遂得道，举家升天，畜产皆仙，犬吠于天上，鸡鸣于云中。”比喻一个人做了官，和他有关系的人也都跟着得势。此时陈寅恪没有料到，未久将在香港亲眼目睹孔氏家族鸡犬升天的恶行。

• 〔20〕《陈寅恪集·书信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以下引文同。陈在信中所说的朱，指朱家骅。杭，指杭立武，时任中英庚款基金会总干事。陈寅恪赴英即由中英庚款基金会垫付旅费，时陈家已将杭立武寄来的三百英镑全部花掉，陈寅恪正为无力偿还而痛苦不堪，但要举家迁往内地，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再行请傅斯年借款。

• 〔22〕傅斯年《“五四”偶谈》，载《中央日报》1943年5月4日。

• 〔23〕王煊城《吴晗在昆明》，载《浙江文史集粹》，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 〔24、27、28、29〕邹文靖《国家之败，多由官邪——回忆西南联大的“讨孔”运动》，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云南人民出版社会1988年出版。

• 〔25、26〕《上学记》，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

• 〔30〕何兆武《与陈寅恪先生相关的两件事》，载《万象》，第五卷，十、十一期合刊，2003年10—11月。何兆武于本次回忆中又说：“倒孔游行仅此一次，但它引发了沉寂已久的学生运动，使之从此再度蓬勃展开。随后两三年间民主运动逐步成燎原之势，终于至四五年底爆发了一二·一运动，它成为此后三年多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学生运动正式登场的第一声春雷。”

又，国民党派机抢救陷落香港名流事，由于《大公报》的披露，广为社会各界所知，坊间传闻颇多。但所有的议论和义愤大都针对“飞狗院长”孔祥熙一家，学生们示威游行也是针对孔氏本人及其家族成员的恶行而发。似乎没有人提到另一位备受瞩目的人物宋庆龄，而当时宋庆龄恰好就是乘坐这架飞机与姐姐宋蔼龄及其家人一道飞回重庆的。从宋庆龄给胞弟宋子文的信中可以看出，宋庆龄对《大公报》就此事的报道与社会各界反响颇有些不满，曾一度想出面澄清，后因种种原因而作罢。此信隐匿60余年，直到2004年随着宋子文档案公开，才被外界所知。

大陆易主后，宋子文移居美国终了一生，其档案由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收藏，2004年部分档案解禁并对外公布，当时中国新闻社曾发过消息。消息云：

中新社2004年4月28日电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美西时间26日上午，对外公开所藏的宋子文档案，供研究使用，当日一早即吸引不少历史学者与研究人员前往阅览。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由于宋子文是中国近代史颇具影响力家庭之一的宋氏家族长子，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马若孟表示，宋子文档案每件资料都很有价值，包括他关于“西安事变”的日记，及他与二次大战时期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谈话内容，“都是非常新鲜的史料。”据了解，此次斯坦福大学公开的宋子文档案共计66盒，分为3部分，后面两部分（共25盒）首度开放阅览。其中第一部分是宋家在1970年代就捐给胡佛研究中心的文件，约3万件已陆续开放供学者阅览；第二部分是与蒋介石和宋美龄相关文件，过去因顾虑宋美龄仍在世，未能公开；第三部分（59到64盒）则是冯英祥（宋子文长女宋琼颐的长子）上个月刚捐出的2000多件重要文件。但第三部分资料中的第65盒需有专人协助才可阅览；第66盒未公开，虽然宋氏家族已同意公开，但因为其中牵涉到一些美国政府相关资料，基于美国《档案法》的规定，必须经数十年后才能公布。（见中新网2004年4月28日新闻栏目）

中新社所说的“当日一早即吸引不少历史学者与研究人员前往阅览”，其中一人即为旅美学者张俊义。张氏在翻阅宋档后，对抗战时期宋子文与二姐宋庆龄交往的书信、电报颇感兴趣，对部分内容作了择录、翻译。其中有一封宋庆龄用英文写给当时身在美国的宋子文长信，主要涉及香港沦陷与宋氏一家乘机脱险事，张俊义全文译出并公开发表，世人乃知当时的一些具体细节与另一侧面。

抗战之后的1938年6月，宋庆龄联合部分中外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了一个非党派性质的救济机构——保卫中国同盟，宋出任主席。在“保盟”成立初期，宋子文给予了大力支持，不仅出任了名誉会长一职，而且在物质上提供了不少便利。如“保盟”总部办公地点——香港西摩道21号，即为宋提供。宋庆龄居住的寓所，即宋子文位于九龙嘉连边道的私宅。另外，姐弟二人还多次联名向海外发表公开信，表达中国人民坚定抗战御侮的决心，呼吁海外友人共同支持中国抗战事业。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各自政见不同，以及蒋介石施加政治压力，宋子文于1941年6月公开发表电文退出“保盟”，不再过问其事，但姐弟二人还保持着较为密切的来往。

1941年11月27日，正在美国华盛顿办外交的宋子文通过各种消息，觉察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危险，于是给国内的宋美龄拍发急电，要其转告身在香港的二姐赶紧撤离，电文曰：“太平洋局势严重，一触即发，请设法使二姊速离香港。感。文。”（张俊义《抗战时期的宋子文与宋庆龄——宋子文档案解读之四》，载《百年潮》，2004年12期。以下引文同。）但宋庆龄似乎并未在意弟弟的警告，仍留住香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8个小时后，日本军队发动了对香港的闪电进攻，香港面临一触即溃的危局。远在美国的宋子文挂念二姐宋庆龄的安危，于12月8日再给宋美龄拍发急电，要其设法搭救二姐：“港危。可黑夜派机设法使二姊出险否？盼复。庚。”最后的结局是，国民党派出了飞机，宋蔼龄一家与宋庆龄等人安然抵达重庆。惊魂甫定的宋庆龄很快给身在美国、一直挂念着自己安全的宋子文用英文写了一封长信，详述在港的历险过程。全文如下：

重庆，1942年1月12日

亲爱的子文：

尽管你及时提出警告，我还是遭遇了日本对九龙的闪电战。但我们设法逃了出来，且毫发无伤，这对你一定是个不小的安慰……若不是霭龄姐（Sister E.）碰巧在香港，我还不会这么快地脱险，她和罗莎蒙德（Rosamonde是孔祥熙和宋霭龄的大女儿孔令仪的英文名字——译者）还有蕙芳（Way Fong，即赵惠芳，宋霭龄的女管家——译者）几天前才刚刚来此看病和治牙。我们在机场从中午12点一直等到第二天也就是12月10日的凌晨5点，才搭乘最后一班飞机逃脱。当时我们四周正在猛烈地交火，每分钟都有被飞来的炮弹或炸弹炸死的可能，机场上六架被毁的飞机和两个大弹坑随时提醒着我们所面临的危险。所有人都劝我不要冒险，先躲藏在香港比较安全，然后再从香港坐小船到边界也能逃脱。

九龙至港岛间的轮渡服务停止了，只有持特别军事通行证的人才能上船，所以我一直等到8日晚上才设法趁灯火管制期间来到港岛这边，中央银行的钟秉铎（P.N.Chung，孔系下属，时为中央银行广州分行经理，广州陷落后迁港办公——译者）帮了大忙，他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救我。7日晚上，我们听到报告说，港府发布了总动员令。但是，由于来栖（Kurusu，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派去美国谈判的特使——译者）还在跟华盛顿谈判，所有人都觉得在未来几个月日本人肯定不会来袭，再早也要到中国农历新年以后，所以我们上床睡觉时都很平静。但是，第二天清早7点半，一波又一波的敌机就从紧靠我们的街区上空飞了过去，投下了致命的炸弹。这时防空炮开始发射，整个天空被黑烟笼罩，大片房屋起火燃烧，人们尖叫着、呼喊着。当我从窗户望出去，我看到了九架日本飞机飞过我的房子，这些飞机显然是刚向启德机场投弹回来，因机场距我们的房子只有5分钟的路程。

不久，正对我们房子后面的小山上就挤满了逃难的难民，有穷人也有富人，他们穿着各色杂样的衣服，甚至有些人只穿了内衣裤，更有些人只裹着毛毯和羊毛巾。这些人刚从他们着火的房子里跑出来，四周围到处都是人们可怕的尖叫声和哭喊声，这简直让我难以忍受……

我们到达这里的那天上午，《大公报》发表了一篇言语中伤的社论来欢迎我们，指责我们带了大批行李和七只喂牛奶的洋犬，以及一批仆从。事实是当时飞机上共有23个人，你可以想象每个人能带几件行李。这篇社论虽然用词巧妙，没有点名，但指的就是我们。我想对社论作出回应，但别人劝我应保持尊严和沉默。与此同时，谣言传得很广，也很快。霭龄姐说，指控她的事很多，但现在她已不在乎去澄清这些谣言了。

我没能带上我的很多文件和其他无价文章，更别说我的狗和衣服了。当我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我只带了几件旧衣服，那还是女仆灯火管制时黑底里为我随手抓来的。对一个每天写东西的人来说，我甚至连一支笔都没有。我正用的这台打字机是属于工合（CIC）的，我希望不久能让人从仰光或加尔各答捎一台给我，因为没有它，在周围每个人都忙来忙去发挥作用的时候，我甚至连假装忙碌都不行。

闪电战第一天我在九龙经历的紧张时刻，令我的精神极度紧张，头一周我就像得了一场大病，头发大把地脱落，我担心很快我的头就会秃了……

姐妹们对我非常好，但你知道我是个独立性很强的人，靠她们生活我会感到羞耻。一旦我的工作人员到了，天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到，我将继续开始我原来的工作。

请向家里所有人带去我的爱，感谢他们所提供的信息。

爱你的宋庆龄

（南按：由张俊义按宋信英文翻译）

宋庆龄的这封信除真实地披露了香港沦陷的一些细节外，特别提到了正在香港的大姐宋霭龄和孔系的中央银行广州分行经理钟秉铎。当然也没有忘记叙述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的“飞机洋狗事件”。对这一事件“出笼”的经过，张俊义通过对宋子文档案及其他相关资料的研究，对一些细节作了如下披露。按张的说法，事情经过是：日本袭港时，重庆《大公报》社长胡政之身陷香港，总编辑王芸生找到陈布雷，托其设法救胡。陈布雷旋告王芸生：“蒋委员长已电告香港机构，让胡先生尽速乘飞机出来。”得知消息，《大公报》派人到重庆珊瑚坝机场接机，机门打开，并无胡政之，却见大批箱笼，几条洋狗和老妈从飞机上下来，由身穿西服的孔二小姐接运而去。王芸生得报，甚为气愤。恰巧这时国民党在开五届九中全会，于12月20日通过了一个“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王芸生遂借题发挥，写了一篇《拥护修明政治案》的社论，发表在12月22日的《大公报》上。从而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场风波，重庆、昆明等地还发生了大规模学生上街游行的事件。

王芸生写这篇社论时大概没有料到，“国母”孙夫人其时也在机上，而“飞机洋狗事件”攻击的矛头虽对准的是孔家，但却令乘同机抵渝的宋庆龄感到尴尬与委屈。从信中看，宋庆龄曾一度想写信回击，后被人劝阻。对于亲身遭遇香港历险的宋庆龄来讲，香港之所以能顺利脱险，其中多少有大姐宋霭龄的功劳，而她们在香港机场从中午12点一直等到翌日凌晨5点的惊魂时刻，也非身临其境者所能体会的。另有这一事件的专家结合宋庆龄的信加以研究，认为当时的孔二小姐并不在这架飞机上。当飞机停在珊瑚坝机场时，孔二小姐前往接机，人们误认为这位半男不女的活阎王与其母同机从香港飞来。后事情被媒体揭露，便相继产生了孔二小姐在香港机场阻止陈济棠、胡政之的秩闻，一连串孔二小姐的恶行也就在民间流传开来。有研究者认为，当时陈济棠没有在香港云云。

抗战结束后，国共再度分野。宋庆龄再次站到了蒋介石政权的对立面，与弟弟姐妹间的亲情再度阻断。这期间，宋子文的权力达到了政客生涯的顶峰——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国共内战后期，宋子文成了中共方面点名惩办的战犯，名次排在蒋介石和孔祥熙之后，名列第十位。1949年1月，宋子文辞去最后一项职务——广东省主席，并抛弃了偏安一隅的蒋介石政权移居美国，靠战时在中国搜刮的大量财富过起了寓公生活。宋庆龄则留在了中国大陆。政治分野最终使兄弟姐妹的骨肉亲情分崩离析。

1971年4月24日晚，宋子文偕夫人在旧金山一位老朋友家里聚餐，因一块鸡骨头进入气管而长时间不能拔出，导致心力衰竭而猝然去世，时年77岁。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曾给蒋介石夫妇发去了一份唁电，云：“他（宋）报效祖国的光辉一生，特别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我们共同的伟大事业所做的贡献，将永为美国朋友们铭记不忘。和你们一样，我们感到他的逝世是一个损失。”

4月27日，台湾《中央日报》第一版报道了宋子文去世的消息，并附有遗像，另在第三版刊载了《宋子文事略》，内称：“宋故院长一生热爱祖国，于北伐、抗战与戡乱诸役，或主持政府度支……或主持中央与地方政府，皆有重大贡献。……大陆局势逆转后，他出国赴美。在旅美期间，仍时以祖国情况为念”云云。国民党当局没有像先前对待孔祥熙那样，为其在台湾举行一个追悼大会，也没有派政界要人或至亲赴美国参加其葬礼，只是由蒋介石颁挽一块题有“勋猷永念”四字的匾额应付了事。当年孔祥熙死后，蒋介石除了颁发“总统褒奖令”予以表扬，外加赠匾、发表祭文，还用“蒋中正”的名字，亲自为孔祥熙撰写了“事略”，两者相较，待遇甚是悬殊。据台湾官方发言人的解释，其妹宋美龄原打算赴美参加葬礼，在“获悉”中共方面可能派宋庆龄赴美时，遂“立即决定取消此行”，在美国的宋霭龄则犹豫不决。5月1日，在纽约市中心的一个教堂里举行了宋子文追思礼拜。参加者有宋的遗孀张乐怡和三个女儿，宋的弟弟宋子良，以及顾维钧、台湾驻美“大使”刘锴等数百人，宋氏三姐妹均未出席。这一情形，死者自不晓不觉，但对于苟活于世的生者，无疑是痛苦的精神折磨。就人性本身来说，这应算是一个为政治而牺牲亲情的家庭悲剧范例——不过，这都是题外话了。滚滚凡尘之中，为政治而牺牲骨肉亲情者，又何止宋氏一家一姓哉？

• 〔32〕陈流求《回忆我家逃难前后》，载《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王永兴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

• 〔34〕此信由台湾学者王汎森在傅斯年档案中获取，整理此信时，王氏发现傅斯年在空白处批曰：“信中所说陈逆璧君凶妄事，在陷落之初，该女贼（或其代表，原报告不详）与伪‘中山大学’’校长’前往，请其出来。寅恪在床上，云生病，不能动，该贼即加以恫吓，而伪‘校长’反云不要为难病人，遂去。所谓‘北京大学’事，系钱逆稻孙所为。钱曾受寅恪推荐，彼此次乃以欲拖之下水以报德，所有寅恪信中所谈事，骝先先生知之颇详，但事关各方面，不便以书信分告诸友也。斯年附白。”

信中提到的钱稻孙，原为清华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时为沦陷区日伪“北京大学”校长兼文学院、农学院院长。陈璧君，乃汪精卫夫人，此时已随其夫汪逆精卫叛国降日，成为中国头号汉奸。陈璧君时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 〔35、36、38、39、50〕《陈寅恪集·书信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 〔51〕《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 〔40、41、54〕叶企孙《自述》载《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 〔47〕此信上端另有附语：“历年聘书皆由所转发，其中时有错误，每须校后退还改正。”

• 〔53、55〕2004年4月25日，作者采访叶企孙原助手何成钧记录。何是清华出身，后为清华大学教授。

• 〔56〕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载台湾《传记文学》1970年16卷3期。

• 〔57〕《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光谟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第一部完）

第二部《北归》即将于2011年3月上市

一个年轻编辑的编辑絮语

两年前，当我刚刚参加工作，成为一名编辑的时候，我就拜读过岳南老师的大作《陈寅恪与傅斯年》。从那时起，“岳南”成了一个令我敬仰的名字。

正因如此，第一次见到岳南老师，我是有点激动的。那是2010年4月中旬的一天，公司领导把我引荐给一个中年学者，介绍这是岳南老师。还没等岳南老师开口，我就有些急切地上前握着他的手说我读过您的《陈寅恪与傅斯年》，非常喜欢，还写过一篇书评云云。

岳南老师说话山东口音较重，我一开始并不能完全听懂，后来他察觉到了，于是善解人意地放慢了语速，还会时不时停下来问我，听明白了没有？那天我们聊了很久，我了解到岳南老师把《南渡北归》视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为写此书，他耗费八年心血，三下江南与西南边陲实地采访与考察，拍了数千张照片，搜阅超过千万字的珍稀资料，从而第一次全景描述了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的剧烈变迁……那个下午，我带着崇敬的心情和庄重的使命感，成了《南渡北归》的编辑。

不久之后，《南渡北归》三部曲（第一部：南渡；第二部：北归；第三部：离别）的全部相关资料，包括120万字的书稿正文、40万字的注释和500多幅珍贵图片进驻我的电脑硬盘。一座甜蜜的大山压了过来。虽然事先做过心理准备，但接到书稿的那一刻我还是有点慌乱——规模如此之大、意旨如此宏远的一部作品，我能做好吗？

好在公司领导和岳南老师给我找了个大师级“帮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王世民老师。《南渡北归》的历史与考古部分，主要就是由王世民老师审校并提出很多精彩、专业的修改意见。

岳南老师每次给我写邮件，开头的称呼必是“康兄”或“康慨吾兄”。一开始我对此很不适应，因为我比岳南老师小20多岁，怎敢承受如此称呼？后来，随着对《南渡北归》理解的深入，我了解到民国的学术大师们，不管年纪相差多少，彼此都是以“兄”“弟”互称，这其实可以算作一种“民国风范”。再者，我也把这样的称呼理解为岳南老师对我的一种鼓励，它似乎意味着，不管你多年轻，在事业上，彼此之间没有辈分的差距，而是平等的。

有一段时间，我深深沉浸在《南渡北归》的世界之中不能自拔，以至于每天在吃饭、走路、甚至做梦的时候，都在念叨着那些大师的事迹——当读到在抗战期间，冯友兰、梅贻琦、梁思成、金岳霖、林徽因等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日军的炮火，跋涉西南艰难办学，并且凭借着巨大的精神力量收获学术上的累累硕果时候；当读到在文革期间，诗人穆旦在寒冷冬夜冒着生命危险从改造农场中逃出，步行30里仅仅为了给妻子送去一块糖的时候；当读到大师们在艰苦岁月互相帮衬，不顾自己的极度穷困，为了提振民族精神力量而呼号奔走的时候……我没法不动容。我也相信，任何一位读者读到这些内容都会为之深深感动。

由于工作需要，我曾多次去登门拜访岳南老师。岳南老师和师母很好客，我每次去他们都会特意准备一顿丰盛的饭菜，让我受宠若惊。聊到书稿，岳南老师总是充满激情、滔滔不绝。有一次当他谈到穆旦的诗歌和人生，聊到最后，我们都悲凄不已，几欲落泪。其时已夜深，然而我们浑然不觉，直到家人打来电话，我才发现已经11点多了……

CCTV买下《南渡北归》电视版权，并着手改编剧本、准备拍摄电视剧是8月末的事。当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着实激动了一阵儿。想到这样一部作品会通过电视剧的形式推广给全国人民，想到也许30年、50年之后还会有人阅读本书，这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感到一种巨大的幸福和骄傲。

值此《南渡北归》编校完成、即将出版发行之际，我想用一位提前读过《南渡北归》的读者为本书写下的两句话来与大家分享：

披阅史料还原被蓄意掩蔽的历史真相，

巨笔如椽再现被匆忙遗忘的沧桑辉煌。

一个半世纪以前，年轻的尼采苦苦寻觅一部能“为其生、为其死”的作品而不得。相比于尼采，我是幸运的，因为至少在这大半年的时间内，我找到了一部融入我整个生命的作品，它就是这部20世纪知识分子的宏伟群雕——《南渡北归》。

《南渡北归》的编辑康慨

北归

第一章　穿越历史之门

研究乌龟壳的人

陈寅恪与李庄失之交臂，标志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由盛转衰。当年史语所的主将赵元任，早在昆明时期就弃所而去，跑到美国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后转耶鲁与哈佛大学任教，从此再也没有与战火熊熊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史语所在李庄的另外几员大将如梁思永仍重病在身，只能躺在病榻上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李济的主要精力仍放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方桂也已离开李庄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凌纯声不久即到重庆教育部蒙藏司做了司长，只有董作宾、吴定良、芮逸夫、石璋如等几位元老还在李庄板栗坳这座孤独的“山寨”里艰难度日。面对日渐冷清且有些悲凉的境际，大家仍苦撑待变。正如石璋如所说：“留下的几个人不管如何，依旧规矩工作。”〔1〕

面对日渐衰退的学术阵营，傅斯年决定再行招聘研究人员特别是青年学子入所，除充实所内实力，还有一个更长远的目的，就是“培养学术研究的种子”，以为国家学术事业延续香火。恰在此时，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携弟子屈万里来到李庄。

王氏以学识渊博名冠一时，当年在他的协助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不仅在济南郊外成功地发掘了著名的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还成立了山东古迹研究会，史语所的傅、李、董、梁等都是该会委员。正是由于这一连串的关系，作为山东籍的傅斯年与王献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抗战爆发后，济南沦陷，王献唐得到某机构的资助，携弟子屈万里来到李庄投奔傅斯年，避居板栗坳继续学术研究。王氏不远千里来到此地，除与史语所几位主要人员有故交，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此处有战时后方最大的图书馆——几十万册藏书可供参考。

与王献唐一同前来的屈万里，1907年出生于山东鱼台县，启蒙后由取得生员功名的父亲屈鸿生亲自授读古文，打下了深厚的旧学根底。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屈万里自郁文学院辍学返乡，由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栾调甫推荐给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从图书馆馆员一直做到编藏部主任。其间屈氏开始阅读馆藏文字学书籍，并随王献唐学习古文字，学业大进，后决心治甲骨学。抗战爆发，在济南沦陷的前夜，屈万里主持将馆藏书籍先运往曲阜，再运至四川乐山秘藏，随后迁往重庆。1940年任职中央图书馆，1942年辞职，随王献唐辗转来到李庄板栗坳深山蛰居。由于屈氏此前已有较厚的甲骨学功底，傅斯年决定让其补到史语所三组，跟随董作宾整理甲骨文。

自1943年殷墟第9次发掘之后，董作宾把主要精力用在前9次发掘所得甲骨文的整理与研究中。据统计，前9次发掘共得有字甲骨6513片，经过墨拓、登记、编号，选出3942片，于1935年编辑完成《殷墟文字甲编》（以下简称《甲编》）图版部分。按照计划，与图版相对应的还有一部《殷墟文字甲编释文》（以下简称《释文》），即对图版加以考证和解释的文字说明。《释文》由董作宾的助手胡福林（厚宣）负责撰写，但胡氏在昆明龙头村时期不辞而别，转而跟随顾颉刚、钱穆等在成都齐鲁大学另起炉灶，搞甲骨文研究，并招兵买马，开山扎寨，公然与史语所抗衡。此举在给董作宾造成心灵创痛的同时，也给他的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大被动，胡福林在昆明负责的《释文》工作随之流产。

当史语所迁到李庄后，董作宾曾设想找一个懂甲骨文的人重新撰写《释文》。1941年10月16日，李济赴重庆公干，梁思永在致李济的信中提到“彦堂兄请兄觅聘一顶替胡厚宣的人物，嘱弟转告”〔2〕即指此事。当时，学界中人特别是青年学子大多已无心搞学术研究，纷纷思走，想方设法到条件好的城市和利禄厚实的机关做事谋生，根本无法找到适当的人来这偏僻贫穷的李庄，研究在许多人看来百无一用的乌龟壳。无奈之下，董作宾只好请李庄士绅张官周荐介，把正在李庄宪群中学（南按：由张官周母亲王宪群以养老田的收入出资创建，故命名为宪群中学）读书的本地青年学生刘渊临找来培养实习，以使其有能力完成此项工作。屈万里的适时到来，正好可接替胡福林的职位，与刘渊临一道协助董作宾完成未竟之业。尽管如此，由于胡厚宣中途撂了挑子，屈万里接手后用了很大力气才理出了头绪。当1948年《甲编》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时，屈万里的《释文》却迟迟赶不出来，直到1961年6月才得已出版——这时的出版地点已不是大陆而是台湾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大陆学者所能够看到的，就是一部由乌龟壳墨拓成形、未经考释和注文的黑糊糊的《甲编》——这是胡福林的不幸，更是中国甲骨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事业的不幸。

李庄抗战史研究专家左照环（中）说：“这就是李庄板栗坳牌坊头戏楼院，董作宾与助手屈万里、刘渊临等在此研究甲骨文。”左为四川大学钟丽霞教授，右为房东（作者摄）

与董作宾同在李庄板栗坳的研究员、著名汉简研究专家劳榦曾说过：“彦堂先生在幼年曾一度学刻字，因此对篆文早就很熟悉，这对于学甲骨文是很有帮助的。彦堂先生曾经告诉我，他鉴定甲骨真伪的一种方法，是从原来刻时的刀法看，而这种心得，就是从刻字的刀法中悟到的。”〔3〕当时与劳榦同在李庄的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任继愈，许多年后以北京图书馆馆长兼著名学者的身份，谈到个人与社会潮流的关系时，曾列举董作宾的成才事例说：“一个学者的成功，个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在社会里，都是社会里的一个成员，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你总是拗不过这个社会的大潮。只有在这个大潮里面，你个人的作用才有可能显现出来……再大的英雄也是这样。（如）搞甲骨文的像董作宾先生，我认识的，他原来在集市上摆小摊，卖那个毛巾呀、雪花膏呀、发卡子呀这类的东西。顾客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赶集嘛。他就拿着《汉书》在那里看，结果被一个专家看见了，就说你这个年轻人不要摆摊了，跟我念书去吧。后来他就成了个甲骨文专家。这也是个自学成才的（例子）了。”〔4〕

任继愈此言，可能是在李庄时曾听董作宾亲自讲述所得，未免加入了一些传奇色彩。但董作宾事业得益于风云际会的大潮流、大趋势，加之自己敏锐的学术眼光和不懈奋斗而终于成其大器，则是合乎事实的。

1895年出生于河南省南阳董阳门村的董作宾5岁时，甲骨文被当时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认出并开始探究——这是世人认识甲骨文之始。次年，董氏在家乡入私塾就读经史，后进当地学堂学习，与后来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郭宝钧同窗。因家境贫寒，自14岁始，董作宾帮助父亲“作手工业，印衣袖。腊月春联鬻之。为人刻印章，每字取铜元四枚”，〔5〕但仍未放弃学业。1912年，董氏于小学毕业后赴南阳一面经商，一面与他人共同设馆授徒。也就在这一年，著名甲骨学家罗振玉经过多次明查暗访，终于找到了甲骨文真正的出土地——安阳小屯村，并搜求甲骨1.2万片开始研究，同时根据甲骨卜辞考释出小屯村就是殷商时代的都城，这一划时代的发现，引起了中外学术界震动和关注。1918年，24岁的董作宾于南阳师范学校毕业，接着考入河南育才馆，师从古文字学家时经训学习商简，自此得知天下还有一种刻在乌龟壳上的古老文字——时距甲骨文发现已过去19年矣！这位名叫时经训的老先生，可能就是任继愈讲述的所谓发现董作宾的“专家”。但从董的经历看，跟随时老先生学习的收获并不太大。1923年董作宾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成为研究生，仍一直沿着方言研究的路子走下去，同样没有要成为一名甲骨学家的迹象。直到有一天夜里忽发奇想，灵感突现，才有了使他成为一代甲骨学大师的预兆。

据董作宾北大同学、后押运古物赴台湾并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庄尚严回忆：1925年夏天，庄与董作宾于北大国学门毕业后，分别留校任助教，实际上是研究人员。董当时致力于歌谣方言的研究，庄则在考古学上用力。在庄看来，董作宾应当上山唱歌，自己则当下田挖土。由于是暑假，天气闷热，二人便搬到校中一间空闲的大办公室打地铺住宿，以避酷暑。有一天晚上，董作宾忽然从地铺上坐起来，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郑重其事地说道：“老庄，你看咱们长此下去，如何是了？”

庄尚严一听，不知对方发什么神经，漫然答道：“不如此下去，难道让我们去抢银行绑票，上山当土匪，杀人越货吗？”

董作宾并不理会庄的黑色幽默，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有点激动和神秘地说：“我有一个主意，你如同意，咱们一同到我家乡安阳去发掘甲骨如何？你学的是考古，田野工作是你的强项。我是河南人，对地方关系可以搞得好。这是一条有广大发展的道路，比局促在这里有前途得多了！”

董的一席话引起了庄的极大兴趣。此时罗振玉、王国维等人正由于甲骨文的研究成果名声大噪，备受世人瞩目。除罗、王之外，当时研究此学问者寥寥无几，而甲骨文很明显是一个尚未开辟的充满神秘诱惑的宝藏。庄尚严头脑一热，立即坐起来道：“你的想法很好，只是你我二人，一个搞歌谣，一个学考古，对研究甲骨文最重要的基本学识如小学训诂文字学都无根基，如何办得了？”

董作宾听罢，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道：“若等你在课堂或书本中学好文字学，人家的甲骨文字典早就在书店里发卖了，哪还有咱们的机会？为今之计，只有占先，一面发掘，一面读书，一面研究。有了新材料，就有新问题，这个问题就逼着你非读金文、小学去细心细考，自然会有新局面、新结论。旧路已为人家占满，不另辟新天下，哪有咱们年轻人的出头之日？”

庄尚严在回忆中说：“大约从这时起，他就打定了这个主意，不久我就听人家说他背起小包袱上安阳挖龙骨去了。我则为学校派往日本东京帝大从原田淑人先生研究考古，两个人就此各自东西了。”〔6〕

庄氏所说的“不久”，其实是三年之后的事了，当时董对自己的学术前途尚茫然无知。任继愈的“社会大潮说”有一定道理，倘若没有当时社会大潮的推助，董作宾再精明老练，也不可能在这门学问事业中取得后来如日中天的大成就。事实是，1927年董作宾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副教授，结识了与他人生命运紧密相连的“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少有的几个天才之一傅斯年”。〔7〕1928年秋天，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广州宣布成立。此时董因母亲病重，请假回乡照顾母亲，并在南阳中学当了一名国文教师。就是在这一节骨眼上，傅念旧情，先聘董为史语所通信研究员，后改为编辑员。史语所刚一成立，傅斯年就急于想在学术界大展身手，便有了到安阳挖乌龟壳的主意。不过这个时候的傅斯年尚是一光杆司令，手下无将无兵可派，情急之中，想起了在南阳中学任教的董作宾，便打电话令其赴小屯主持甲骨调查和发掘。头脑并不糊涂且早有意要借挖乌龟壳以鸣天下的董作宾，在这股骤然兴起的社会大潮中，很好地利用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立即赶赴小屯行动起来。命运之神似对他格外惠顾，第一次试掘，竟获取有字甲骨774片，古物10余种，且从调查情况判断，地下的甲骨并未穷尽，埋藏颇丰。有了这一非凡的收获和发掘前景，董作宾的人生之路也就从茫然蒙昧中豁然明朗起来了。

当李济于这年冬天前往开封和董作宾会面时，根据小屯的调查情况，二人商定于春节后再搞一次大规模发掘，并达成一项谅解，这便是：由董作宾研究出土的甲骨文字，李济负责研究所有其他出土古物。对于这个城下之盟，李济后来回忆说：“实践证明这一谅解对我们个人关系与合作是重要的。作为考察这个遗址的第一位先锋，董作宾应该有机会研究这批最重要的科学发现物，而有字甲骨是安阳发掘的关键品。另外，董的铭刻学研究能力是无容怀疑的。”〔8〕

事实上，李、董两位大师之间终其一生都履行了这一协约：李济研究殷墟出土的陶器、青铜器和其他器物，董作宾专门研究甲骨文。1929年，董作宾发表了《商代龟卜之推测》一文，首次提出应对殷墟出土的龟甲作系统的分析与研究。

1929年春，安阳殷墟第二次发掘（小屯）出土器物初步分类情形，此次发掘发现了闻名于世的大龟四版。蹲在地上工作者为李济（李光谟提供）

当第三次安阳殷墟发掘的第二个阶段，即1929年12月12日，第四区大连坑内出土了著名的大龟四版，这一发现使殷墟发掘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在龟版卜辞的卜字之下、贞字之上有6个不同的文字。此类文字过去学者众说纷纭，或以为地名、或以为事类、或以为官名，吵吵嚷嚷，未有定论。董作宾经过深入研究，于1931年发表了在甲骨学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大龟四版考释》一文，从对大龟四版第四版卜旬之辞的研究，论定卜贞二字之间的“某”是人名，而非地名或官名，从而否定了此前所有学者的论断。与此同时，对易于混淆的官名也作了正确分析，并得出结论：“可知其决为卜问命龟之人，有时此人名甚似官，则因古人多有以官为名者。又卜辞多有‘某某王卜贞’，及‘王卜贞’之例，可知贞卜命龟之辞，有时王亲为之，有时史臣为之，其为书贞卜的人名，则无足疑。”〔9〕同民国年间和后来的大多数官僚、政客、房地产商等世俗的立式皮囊一样，远古的君王至少从商朝开始即进入了享乐的怪圈，在整日昏天黑地的庸俗、低俗、媚俗，以及美色、美酒、美味、美乐“三俗四美”折腾后，深知自己每一个毛孔里都流淌着无产者的血汗，于惴惴迷惑中渴盼着长生不老，永远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梦幻中想出了一条锦囊妙计，把自己的骄奢淫逸托附于天，号曰天命。为了令世人相信这一天命的真实合法性，且让自己也同样相信，以此落个心安理得，君王们便找来一帮号称懂得通天入地且与鬼神可以沟通的巫师甚至巫婆，命人从东海或哪条河沟中摸几只乌龟杀掉，然后将这乌龟壳钻眼儿并在火上炙烤。龟壳毕竟比不得后来的钢铁坚硬，不久就因受热而发生小规模爆裂，巫师与巫婆们根据爆裂的花纹长短以及裂纹的走向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理论，以此断定星辰日月的异象、主子的吉凶祸福，或天地间有什么大事发生，等等。之后，把这一问卜结果用刀子刻在乌龟壳上，放入档案室收藏存档——这就是几千年后人们在安阳殷墟仍能发现甲骨文的原因。当然，研究者看重的是刻在乌龟壳上的人名、事件记录，如某王出猎、出征、天象变化等，如“亥日允雨”刻辞，即表示亥那一天果然下起雨来。后世研究者通过这些文字可考证历史发生过的真相和不解之谜。

殷墟出土有明显烧灼痕迹的刻字甲骨

董作宾在研究乌龟壳中所发现的“贞人”，类似现代人们在街头巷尾遇到的算命先生或巫师之类的人物——只是远古的这些算命先生与巫师不在江湖流浪，而专在王室调拨的办公地点，每月领着可观的薪水上下班，为君王与太子妃嫔、王室臣僚们算命看相、视风察水，推断吉凶祸福。

安阳殷墟出土的大龟四版（董敏提供）

大龟四版的出土，恰似天光泄露，神灵忽显，令董作宾于恍兮惚兮中突然有了一个重大发现——这个乌龟壳上面共刻有6个贞人名字，时间跨度9个月。这一发现可谓找到了破译甲骨文体系的一把钥匙，殷商王朝神秘的宫廷之门，随着这把钥匙的旋转而一扇扇洞开，埋藏了3000多年的秘密由此彰显人世，光照一个新的时代。在这9个月中有6位贞人轮流主持占卜，说明这段时间他们都是活在世上的人，而根据人的寿命推断，这6个人“最老的和最小的，相差也不能五十年”，“凡见于同一版上的人，他们差不多可以说是同时”。若用现代事例此喻，相当于某位官僚的6位秘书在9个月内各自起草一份或几份报告，如果最老的与最小的相差超过50岁，老秘书退休时——按现在60岁退休制推算，最小的才10岁，而10岁就到王室担任这种具有独特地位和功能的刀笔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了这一如同神助的发现，董作宾很快得出了“可以由贞人以定时代”的结论。

继贞人的发现与考证之后，董作宾又继续往前推进，提出了甲骨文分期断代的八项标准。

一、坑层；二、同出器物；三、贞卜事类；四、所祀帝王；五、贞人；六、文体；七、用字；八、书法。

“贞人”的发现与八项断代标准的设想，为董氏稍后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奠定了基础，也为甲骨文分期断代的解决找到了一条有效途径。董作宾后来说道：“余自民国十七年（1928）试掘殷墟遗址，即感觉各地区所出甲骨文字，必有时代之异，而苦于无法区别之。十八年（1929）大龟四版出，’贞人’之说创立，一切断定时期问题无不迎刃而解。”〔10〕对此，李济曾明确指出：“董作宾在甲骨文早期研究中最大的贡献之一，也是他一生古文字研究最主要的成就之一，是他命名的‘贞人’的发现。”〔11〕

1932年春，董作宾开始着手创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他在这部于甲骨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作中，系统地提出了一个整理殷墟全部甲骨文新的方案，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第一次发掘殷墟时候，那是中华民国十七年（西历1928年），我就开始注意到小屯村中、村北及洹水南岸各地方出土的甲骨文字，书法、字形、文例都有显著的不同，我就感到这必有时代的先后问题。于是发奋从许多方面研究甲骨卜辞如何可以断代。又经过了四次发掘，到了民国二十二年（西历1933年），才找到了断代研究方法。这就是应用十个标准，分盘庚到帝辛为五期的研究方法，也简称分期研究法。”〔12〕

十项标准是：

一、世系；二、称谓；三、贞人；四、坑位；五、方国；六、人物；七、事类；八、文法，九、字形；十、书体。

依据这个十项标准，董作宾把殷商王朝自盘庚迁殷之后270余年、共八世十二王的甲骨卜辞划分为五期：

第一期　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二世四王）；

第二期　祖庚、祖甲（一世二王）；

第三期　廪辛、康丁（一世二王）；

第四期　武乙、文丁（二世二王）；

第五期　帝乙、帝辛（二世二王）。

董作宾提出的“十项标准”和“五期断代说”，确有凿破鸿蒙之功，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如后辈考古学者刘一曼所说：“《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的发表，是甲骨文研究中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他使过去混沌一片的15万片甲骨，成为可以划分为五个不同时期的历史资料，使殷代后期历史文化的研究，建立在较科学的基础上。”〔13〕后来事实证明，除有一小部分甲骨文分期稍欠精确需要重新加以研究调整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新的方案可以取而代之。曾一度作为董作宾助手的胡福林，后来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任职期间，曾全力收集抗战期间安阳出土流散的甲骨，共得13800多片，另起炉灶，编成《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等4部著录、著作。为了显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古训，胡氏在分期断代中采用了与董作宾不同的“四期法”。此法一出，立即引起了甲骨学界的猛烈抨击，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所分的第三期包容了三世四王，究竟太长”。〔14〕在一片批评、指责声中，胡氏在后来主持编纂另一部集大成的甲骨文著作《甲骨文合集》时，只好重新采用董作宾的“五期”说，并还历史本真以平息众怒。再后来，又有人如许进雄等辈在董作宾的断代基础上增补了一个“钻凿”项目，但仍未掩饰董作宾创造甲骨文断代理论体系的光辉。董氏的学术成就和给予后世研究所指明的道路，时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张光直说得较为明白：

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的“突破性”是显然而且公认的。自从甲骨文在十九世纪末出世以后，罗振玉、王国维等文字学、古代史学者在不同的层面上对它的研究作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甲骨文之成学，亦即“甲骨学”之产生，无疑是董作宾这篇文章的后果。董先生将甲骨文断代的各项准则归纳起来，拟定了十个标准……将殷墟二百七十多年中的遗物、遗迹与所发生的事件，首次建立了一个秩序。从此以后的研究，完全是要从这个秩序出发的。固然后来董先生在他的《甲骨学六十年》里面将这十个标准有所修改，分期之说也更加细腻，许进雄先生在十个标准之外又增加了一项“钻凿”，但这都不能减低董先生这篇文章在历史上的重要性。〔15〕

——斯言是也！

遥想当年，随着安阳殷墟的发掘与甲骨文陆续出土，甲骨学渐被学术界所重视并很快发展为一门显学。对于各路学者在这门新兴科学研究中所占的位置，社会上一度流传着国学大师钱玄同、陈子展的“甲骨四堂”说，即坐在前四把交椅上的是：罗振玉（字雪堂）、王国维（字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字鼎堂）这四位甲骨学家，也就是后世广为流传的“堂堂堂堂，郭董罗王”。对于“四堂”在学术上的造诣和不同贡献，另一位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立厂）有“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16〕之评语。而对安阳殷墟发掘与甲骨学创立具有重大功绩的傅斯年，对王、董“二堂”的学术人品多有赞誉，对罗、郭“二堂”的人格则相当不满。据跟随董作宾做甲骨研究的屈万里说，在李庄时，傅斯年每提到罗振玉，总是咬牙切齿，以“罗振玉老贼”相呼，其缘由是“他不满罗振玉后来保溥仪搞出‘满洲国’那一套事情，对于罗的学术地位他并不完全加以否定。他之所以骂罗振玉，也许因为罗在节操上很不够，很使他看不起，正好像他不满意他的祖先傅以渐一样”。〔17〕而傅斯年对郭沫若的不满与轻视，则缘于一项“痛苦的经验”。

1936年，董作宾在安阳发掘工地，脚下是“杀人殉葬坑”现场（董敏提供）

郭沫若赐给的教训

以傅斯年为首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退居台湾后，在资料的开放、研究上，与所外学者曾一度产生过较大矛盾并引起外部学者的不满，因而有了对李济、董作宾等人霸道十足，对所外学者“封锁资料”、“把持资料”，企图把学术之公器占为己有等非议和抨击。按台湾有位叫李敖者在一篇《从李济的悲剧看中央研究院的几个黑暗面》的谩骂、攻击文章所言：傅斯年领导下的史语所，特别是李济、董作宾等人之所以后来“封锁资料”、“把持资料”、“不肯让局外人窥视一二”等“恶行”，其主要原因是傅斯年与其同仁的“痛苦的经验”使然。因为“当年他们曾因把资料开放而失过面子。例如第三次安阳发掘出来的大龟四版，出土时颇轰动一时。郭沫若那时正在日本研究甲骨文，特地卑躬厚礼地要大龟四版的拓片。当时李济他们居然答应了郭沫若的请求，大概是为了表示学术公器的大度吧！不料郭沫若拓片到手，《卜辞通纂》书成。此书的内容有否有价值是另一问题，却大大抢了史语所中人物的风头，使他们因资料开放而大大地失掉面子！”因而，“这是他们没齿难忘的‘失策’。所以此后三令五申，绳为家法，严禁资料早泄，故胡厚宣离开史语所的时候，史语所特律以公函一道，警告他此后所有的著作，不得引用史语所未曾公开出版的资料！”〔18〕

李敖此言未免又犯了一贯狂吠的老毛病。事情的真相大体如下：

1923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的郭沫若，由于在日本时期与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发起成立“创造社”并从事文学创作，名声大振，遂于1926年2月出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7月参加北伐战争，10月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中将衔副主任。1927年蒋介石在发动反共清党运动前夕，郭沫若对国民党与蒋介石的做法颇为不满，公开发表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把蒋视为“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这一“叛逆”行径惹得蒋介石大怒，郭沫若随即遭国民政府明令通缉。同年8月，郭氏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在南下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流亡日本，蛰住千叶县市川市，自此“在日本人的刑士与宪兵的双重监视之下，开始对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金文等进行研究”（郭沫若语）。1930年结集出版了号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山之作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归国，前后在日本亡命近10年。

1927年1月，鲁迅根据中共的意图由厦门转赴已由广东大学更名的中山大学，准备与他曾称之为“流氓+才子”的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19〕之际，郭沫若等人已离开广州，鲁、郭二人遂失去了见面与制造联合战线的机会。而由欧洲归国后至中山大学任教的傅斯年，连同后来进入的董作宾，更是无缘与郭氏相见，因而傅、董二人与郭沫若在抗战之前的十几年里并不熟悉。正是由于这种情形，当郭沫若把“无处发泄的精力用在了殷墟甲骨文字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的探讨上面”，〔20〕在日本编纂所谓“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卜辞通纂》时，尽管“非常重视殷墟考古的每一进展并较早接受了西方考古学的影响”，〔21〕但在向国内学界索要材料时，并未直接向傅斯年等史语所人员求助，而是致信容庚、于省吾、马衡、徐中舒等代为搜罗。后来郭在日本蜗居的小黑屋里看到朋友们寄来的材料中，有董作宾的《大龟四版考释》一文，并读到董氏对甲骨文中的“某日卜某贞某事”的释解，神情大振，当即惊叹曰：“近时彦堂解为贞人之名，遂顿若凿破鸿蒙。”〔22〕到了这个时候，郭沫若才意识到史语所中人的厉害，同时壮起胆子致信董作宾和李济，恳求一观大龟四版的全份拓片，以为自己著述作参考。

此时郭沫若的身份仍是国民政府正在通缉捉拿的一名政治犯，而中央研究院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后隶属总统府），其对立的关系可想而知。李济与董作宾接信后，觉得郭氏尽管在政治上与党国有所冲突，且与自己并无亲情旧故，但毕竟还是一位名声在外的风流才子，在如此艰难处境下，没有堕落沉沦，像许多落魄文人一样整日除了打架斗殴，就是吃喝嫖赌逛窑子，尚能坚持研究古史与甲骨文字，颇值得同情。于是，经得傅斯年同意，不避郭氏被通缉之嫌，甘冒通共连敌的政治风险，以最快速度将大龟四版和“新获卜辞拓片”寄去，信中特意说明此拓片尚未发表，仅供参考而已。董作宾一看郭氏在信中对自己发现甲骨文中的“贞人”之成果敬佩有加，头脑一热，把自己刚刚完成的一世英名之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一并寄往日本。

郭沫若流亡日本时留影

想不到郭沫若材料到手，置李济和董作宾联名的叮嘱于不顾，立即将“新获卜辞”和大龟四版的拓片编入他的《卜辞通纂》一书，于1933年在日本用最先进的珂罗版精印出版发行。可能郭氏觉得如此操作有失君子之风，心生一计，在书的序文中以弥补的意味极尽讨好地吹捧道：“大抵卜辞研究自罗王而外以董氏所获为多。董氏之贡献在与李济之博士同开出殷墟发掘之新纪元。”遂复在“后记”中继续鼓吹道：“承董氏彦堂以所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复诵读数遍，既感纫其高谊，复惊佩其卓识。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如此快事，几令人直欲拍案叫绝。”在一阵狂风暴雨般的大肆吹捧之后，郭沫若似预感到自己的做法肯定会得罪对方，因而在序文的最后一句急转直下，颇有些悲壮与满不在乎地写道“知我罪我，付之悠悠”。〔23〕意思是，反正我的书已写就出版了，你们这些傻里傻气一根筋的书呆子，爱咋办咋办吧，我是颇不在乎的。

郭沫若《卜辞通纂》手书序文

果然，此书由日本传往中国再传到史语所，傅斯年一看，仅史语所考古组发掘的“新获卜辞”墨拓就用了22片，立即火起，盛怒之下，暴跳如雷，大骂不止，直呼“×××，他凭什么”，并要诉诸法律云云。被徐志摩称为“刚直木讷”的李济面对此情，尴尬万分，不知如何是好，尽管最后没有同意傅斯年诉诸法律的要求，但默认了傅氏提出的“三令五申，绳为家法，严禁资料早泄”的铁律。这一“铁律”颇有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意味，后来遭到了许多圈外学者的诟病和攻击，但就傅斯年与史语所而言，也着实有情可原。试想倘不如此，若再出个像郭沫若这样将发掘单位未正式发表的资料公布于世的情况，这个世界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台湾人李敖所说的胡厚宣，在史语所自昆明龙头村即将迁往李庄的前夜，私自出走齐鲁大学，傅斯年在勃然大怒之后，向齐大领导者所发出“今后若在贵校任何刊物内，载有本所未经发表之任何材料，自应由贵校负责，本所当采取适当办法办理”的讨伐檄文，一并发函对胡厚宣给予敲山震虎的教训，的确是与郭沫若这件事有直接的关联。

对于这次“没齿难忘的失策”，傅斯年耿耿于怀，李济后来在重庆见到郭沫若时，也在非正式场合告诉对方“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不要拿别人当傻子”云云，但没有作进一步的讨伐。

尽管如此，傅斯年对郭沫若的甲骨文、金文研究成果，仍然给予了肯定。1947年中央研究院进行第一届院士选举，事前傅斯年和胡适提出的候选人名单，都有郭沫若的大名。当年10月，中央研究院召开评议会会议，讨论院士候选人名单，时傅斯年赴美就医，史语所由代理所长夏鼐出席，夏据理力争，最后以多数票通过郭沫若列入候选人名单。但是，当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正式选出第一届院士和9月举行院士大会时，郭沫若已由国统区转移到香港，即将于中共阵营中发迹，自是不把这个院士称号放在眼里了，此为后话。

与李济大不相同的是，董作宾由于深受郭沫若“凿破鸿蒙”、“拍案叫绝”、“高谊”与“卓识”等吹捧的刺激，虽默认傅斯年“严禁资料外泄”的“家法”与“铁律”，但对郭沫若仍一往情深，久久难以忘怀。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的关系趋于缓和，郭沫若结束了流亡生活，抛别了日本老婆和孩子，只身一人自日本返国参加抗日宣传活动。1940年，出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此时，已随史语所迁往南溪李庄的董作宾得知郭沫若在重庆任职的消息，主动去信与之联系，等待亲赴重庆拜访的机会。在苦苦等了近两年之后，机会终于来了。1942年5月，受傅斯年委托，董作宾赴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并一道办理史语所书刊印刷与合作社购物等事宜。适此机会，董作宾一到重庆，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郭沫若在郊外的住所，开始了甲骨学“二堂”的历史性会晤。

据董氏后来对李庄的同事说，二人见面后，郭沫若欣喜异常，两人促膝畅谈，叙新话旧，交流学术，不亦乐乎。郭沫若除设宴款待外，还借着酒兴当场泼墨挥毫，赋诗相赠：

卜辞屡载征尸方，帝乙帝辛费考虑。

万千牛推索遍，独君功力迈观堂。

诗中的尸方是殷墟卜辞中记载的一个方国的名字，帝乙、帝辛则是晚商王朝的两位国王。此处郭沫若意在表达董作宾在甲骨文的考释和研究上，已远远超过了声名显赫的一代宗师王国维。如此一番吹捧，却令把酒临风、已有些醉意的董作宾觉得非常受用和舒服，禁不住头脑又晕眩恍惚起来，把郭沫若当做一世英豪与铁把子兄弟看待。待回到自己下塌的旅馆，董作宾借着酒劲，很快作成一篇《跋鼎堂赠绝句》一首，对郭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表示了自己将继续为甲骨学事业奋斗不息的决心，跋曰：

昔疑古玄同创为甲骨四堂之说，〔24〕立厂和之，有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之目，著在篇章，脍炙学人。今者，观堂墓木盈拱，雪堂老死伪满，惟彦堂与鼎堂，犹崛然并存于人世，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三十一年春，访沫若于渝，十年神交，握手言欢。彼方屏置古学，主盟文坛，从事抗战之役，余则抱残守缺，绝学自珍。一生事业，其将以枯龟朽骨之钻研而为余之止境乎？兴念及此，搁笔太息！〔25〕

此时的董作宾只顾得与郭沫若握手言欢，挥墨题跋与搁笔太息，竟把自己来重庆的职责和任务忘得一干二净。在李庄的傅斯年得知此情，大为光火，在给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的信中，满含怨气地说道：“彦堂此行，旨在可谓场闹之至。弟初以药未至，遂言不去，继得药至，颇有去意。如去，则印刷等事必得办妥当。旋思彦堂好朋友，而重庆未去过，故请他去，实在是有望助成其意之意。但绝未想到，彼到后只是演说，访友、寻友（例如郭沫若处，彼能去三次），而公事置之不问也。彼之行也，弟叮嘱周至，谓开会是具文，我们遇事不争，此行第一事是出版，其次为合作社物。彼来两次信，已谓行期在十五矣，而无一语提及出版之接洽……竟然将第一事忘了。17日始见到，在彼到渝将20日矣。大可不成话。”又说：“大约彦堂平日在所，办事用心，而一经见实，心中飘飘然，其办事乃不可恃矣。弟本为省事，请他去，反而多事。……烦极烦极！”〔26〕

这是傅斯年对董作宾不满的牢骚话，而沉浸在言欢晕眩中的董作宾尚未意识到，几年之后，他将被郭沫若这位“神交十年”的朋友斥指为“跑到台湾去准备殉葬”的“妄人”一个。尽管中国有文人相轻的传统，但郭、董的交恶，并不是一个“相轻”就可解释的。此为后话。

抗战八年第一书

董作宾自重庆回到李庄，被傅斯年训斥一番，自知理亏，不敢嘴硬，又开始蛰居李庄板栗坳几间房子里，在屈万里与自己指导的研究生李孝定，以及刚从李庄中学新招收的见习生刘渊临等人协助下，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殷墟文字乙编》与《殷历谱》的编制之中。为全力支持这项工作，傅斯年特批，由战时首都重庆买来一盏煤油灯和一皮桶“洋油”，专供董作宾与助手开夜车使用，其他研究人员只能使用桐油灯，并规定不得到董氏处以各种理由“抹油”。因桐油灯烟大光暗，每到夏天很难适应，一到闷热难熬的晚上，许多人就跑到牌坊头借着董作宾工作室映出的光亮聊天，而董作宾伏案与弯腰弓背翻检找寻材料的身影，连同额头上不时滚动着的汗珠一并映于众人的眼帘。面对此情，外面的聊天者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压低声音，以免惊动这位辛苦做工的“老天爷”（南按：因董作宾对同事说话，一开口就老天爷如何如何，青年研究员就给他偷偷起了一个“老天爷”的绰号）。

安阳殷墟小屯北地YH127坑出土的含有甲骨的灰土柱（李光谟提供）

在李庄时董作宾研究的甲骨（董敏提供）

董作宾着手进行的《殷墟文字乙编》，主要是对殷墟最后三次发掘（第13次至15次）所得甲骨文进行整理著录。殷墟的后三次发掘共出土有字甲骨18405片，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小屯北地YH127坑出土的一整坑有字甲骨。当时在工地清理不便，连泥带土运到南京史语所住地——北极阁大厦整理。在董作宾的领导下，由胡福林与所内技工关德儒、魏善臣等经过8个月的努力方告完成，共清理出有字甲骨17096片——这是殷墟发掘以来在甲骨文搜集方面最大的收获。“过去，传世所得甲骨大多支离破碎，学者们据此难以确知甲骨的‘全豹’。而现在，只此一坑就有完整大龟三百多版，再加上缀合材料就更多了。因此学者眼界大开，思路广阔了。”〔27〕

按照原计划，由董作宾主持编纂的《殷墟文字乙编》（以下简称《已编》）共分上、中、下三辑，在李庄期间，完成了上、下两辑，分别于1948年和1949年出版。第三辑在复员回南京后编成，1953年于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乙编》编排体例与《甲编》相同，但所收甲骨文要多出几倍，共收入带字甲骨9105片，“所收材料，超过《甲编》的四倍以上，出土的坑位简单明晰；内容新颖而且丰富，研究的价值，也远在《甲编》之上”。《甲编》的问世，是董作宾、屈万里等人在甲骨学上所作出的又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贡献，正如甲骨学者孟世凯所言：“这种考古学方法著录甲骨的新体例，是甲骨学史上的创举。它不仅体现了近代田野考古学方法引入甲骨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辉煌成果，也为以后著录科学发掘所得甲骨文提供了范例。”〔28〕

就在主持编撰《甲骨文字乙编》的同时，董作宾开始向倾注了十几年心血的《殷历谱》作最后冲刺。此前，董作宾尝浩叹：“殷周年代，乃古今史学界一大疑案，两千余年以来，异说孔多，悬而不决。并世治史者咸避而不谈，或谈而不能有所定，定于一说者即不免有谬误，实因年代之考定，必资历术，历术艰涩，钻研为苦。而前人论述，各自成说，抉择非易，无所适从也。”〔29〕殷墟发掘之后，董作宾试图通过甲骨卜辞透出的蛛丝马迹考证殷商时代的历法，由历法再转推确切的年代。自1931年在《安阳发掘报告》上发表《卜辞中所见之殷历》开始，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按史语所后起之秀夏鼐的说法，在“甲骨四堂”中，罗、王、郭“三堂”皆没有田野考古发掘的经验，无法利用地层学知识断代，只能算“室内考古学家”，所取成绩也就相对有了无法弥补的缺憾。而董作宾是亲自参加过8次安阳殷墟系统发掘的甲骨学者，是名副其实的响当当的田野考古学家，对于甲骨文字的断代和研究自然就较其他“三堂”更有科学根据，看问题的眼光也更胜一筹，所取得的成就在前三位之上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1945年4月，董作宾在李庄板栗坳牌坊头简陋的斗室里，完成了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鸿篇巨制《殷历谱》，并在傅斯年热切关照下于同年在李庄镇石印出版。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这部“合情、合理又合天”的皇皇巨著只印了200部，每部都有编号，成为一种特殊时代的珍贵见证。

董作宾在李庄石印的《殷历谱》封面上题记（董敏提供）

《殷历谱》在李庄成稿后，在出版印刷之前，董作宾专门复印一份寄往时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的史学大师陈寅恪求教。陈氏在回复中对董氏的创见性成就表示了充分肯定：“大著病中匆匆拜读一过，不朽之盛业，惟有合掌赞叹而已。改正朔一端，为前在昆明承教时所未及，尤觉精确新颖。冬至为太阳至南回归线之点，故后一月，即建丑月为岁首，最与自然界相符合。其次为包含冬至之建子月，周继殷而以子月代丑月为正月，亦与事理适合。”接下来，陈寅恪以广博的学识，针对著作中一些具体问题和历史中的迷惑不解之处谈了自己的看法：“若如传统之说，夏在商前何以转取寅月为正月似难解释。故周代文献中，虽有以寅月为正之实证，但是否果为夏代所遗，犹有问题也。豳风七月诗中历法不一致，极可注意，其‘一之日’，‘二之日’，是‘一月之日’，’二月之日’之旧称否？又与左传孔子‘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参校，则疑以寅月为正，乃民间历久而误失闰之通行历法。遂‘托古’而属之夏欤？”〔30〕

董作宾接信后，对陈氏提出的疑问进行了慎密考证和修订，使之更加完善。当《殷历谱》在李庄石印出版后，陈寅恪阅毕，以惊喜之情再次致信董作宾，盛赞说：“抗战八年，学术界著作当以尊著为第一部书，决无疑义也。”〔31〕一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为人处世从没有郭沫若般油滑与阿谀曲从、见风使舵的毛病，真正是按他所倡导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乃得以发扬”这一标准入世为学。此次对董著的评价，当是发自内心的一片挚诚。或许，正是得益于像陈寅恪这样有风骨与识见的学术大师的追捧喝彩，才令学术界上层和最高当局决定予以公开表彰，以彰显抗战以来中国学者坚强不屈的意志和在学术文化上的伟大贡献。这部大著上报后，在重庆的蒋介石亲自签发了嘉奖令：

中央研究院朱院长勋鉴：

三十四年七月四日呈悉，董作宾君所著《殷历谱》一书，发凡起例，考证精实，使代远年湮之古史之年历，爬疏有绪，脉络贯通，有俾学术文化，诚非浅显，良深嘉勉，希由院转致嘉勉为盼。

中正午养侍秘〔32〕

后来的历史不断检验证明，无论是傅斯年、陈寅恪，还是朱家骅、蒋介石，对董作宾工作成就的肯定和对这部著作的赞誉、嘉勉，当是公道和公允的。半个世纪之后的1995年，即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张光直在他晚年的一篇重要论文《抗战与学术研究——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中指出：“事实上，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也是产生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重要著作的时代。例如，我的老师董作宾先生在这段期间完成的重要著作《殷历谱》，对于中国的考古学界而言，是一本开天辟地、创造出一个新局面的著作。”〔33〕张氏的这一评价，台湾学者吴兴文认为“这虽然不完全是盖棺论定的全盘总结，不过我们可以看出，张光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学子本色以及实事求是的为学精神，足为后人留下典范”。〔34〕

当然，面对陈寅恪、李济等学界大腕的赞誉甚至最高当局的嘉勉，董作宾不再像当年郭沫若初次吹捧自己时那样激动亢奋与心中无数了，他对此表现出了少有的冷静、老成与谦虚。言及此事，董氏认为：“《殷历谱》这部书，虽然我曾下过十年研究功夫，在四川李庄，手写了一年又八个月，印成了四大本，连图表共占有70万字的篇幅。在我看这算不得一回事，这只是‘甲骨学’里研究方法进一步的一个小小的尝试。”然而这个小小的尝试又是何其艰难，“全书之写印，实系初稿。有时公私琐务猬集，每写一句，三搁其笔；有时兴会淋漓，走笔疾书，絮絮不休；有时意趣萧索，执笔木坐，草草而止。每写一段，自助覆阅，辄摇其首，觉有大不妥者，即贴补重书，故浆糊剪刀乃不离左右。个中甘苦，只自知之”。〔35〕

董氏著述之甘苦，不只是自知，作为一所之长的傅斯年，亲眼目睹了董作宾治学经历与生活之苦，深得其中况味。在为这部大著撰写的序言中，傅氏满含深情地说道：“《殷历谱》者，吾友董彦堂先生积十年之力而成之书也。彦堂天资高迈，精力过人。十载兵戈，飘泊于西南大地之间，此谱耗其岁月约三分之一，若四之一，然彦堂一人每日可为之事当常人三四，故若他人为之，即才力相若，不窥园亭，亦或须一纪，此其所以使友朋辈无不羡妒者也。”又说：“虽然，彦堂之治甲骨学将近二十年，此将二十年之月日，皆与余共事中央研究院，余目睹当世甲骨学之每一进步，即是彦堂之每一进步……今彦堂之书，无类书之习，绝教条之科，尽可见之卜辞而安排之，若合符然，其工夫有若门德勒也夫之始为原子周期表，而其事尤繁矣。”〔36〕

在序文将要结束时，傅斯年透露了一个埋入心中日久的秘密：“吾见彦堂积年治此，独行踽踽，备感孤诣之苦，故常强朋友而说之焉。朋友知此，亦常无意而强与之辩，以破寂焉。吾亦偶预此列，则故反其说，说而不休，益之以怪，彼我所以为乐也。”〔37〕

只有到了傅氏自己把这个“秘密”点破之后，董作宾与居住在李庄板栗坳的石璋如、董同龢等大小学者，才真正洞察体会到傅斯年自昆明龙头村居住时代起，经常与人辩论不休，且滔滔不绝，摆出一番嗷天嚯地的阵势究为何故。特别是受到石璋如晚年称赞的史语所那位人高马大的青年才俊，号称“第一勇士”的董同龢，也才有机会窥知在昆明龙头村那荒凉的庙宇殿舍里，傅氏强行与自己辩驳且多数大败而去，实只为“以破寂焉”而为大家添些快乐和趣味的良苦用心。

注释

• 〔1〕《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记录：任育德，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 〔2〕《李济与友人通信选辑》，李光谟辑，载《中国文化》第十五、十六期，1997年北京。

• 〔3〕董玉京《无尽怀思无尽恩》，载《董作宾与甲骨学研究》，郭新和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

• 〔4〕《世纪老人的话·任继愈卷》，陈明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 〔5、6〕庄尚严《彦老从事甲骨文研究之始》，载《殷商史的解迷者——董作宾百年冥诞特辑》，台湾艺术家出版社1994年出版。

• 〔7、8、11〕《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 〔9〕《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31年出版。

• 〔10〕《殷历谱》，上编，卷一，董作宾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J〕，1945年出版。

• 〔12〕董作宾《为书道全集评论卜辞时期之区分》，载《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

• 〔13〕刘一曼《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载《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 〔14〕《殷墟卜辞综述》，陈梦家著，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

• 〔15〕《傅斯年、董作宾先生百岁纪念专刊》，转引吴兴文《吾受吾师，吾更爱真理——董作宾、李济与张光直之间的师生情》，载《温故》之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 〔16〕《天壤阁甲骨文存·自序》，唐兰著，北京，辅仁大学出版社1939年出版。

• 〔17〕《回忆傅先生在台大的往事》，屈万里，载《传记文学》，第28卷第1期，1976年。

• 〔18〕李敖《从李济的悲剧看中央研究院的几个黑暗面》，载《李敖作品精选》，中国友谊出版社2001年出版。

• 〔19〕《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 〔20〕《十批判书·后记》，郭沫若著，东方出版社1996年出版。

• 〔21〕《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张岂之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 〔22、23〕《卜辞通纂》，郭沫若，科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

• 〔24〕疑古玄同，即钱玄同，钱氏为表示自己对古代历史记载的怀疑态度和决心，自号“疑古玄同”。是当年促使蜗居在绍兴会馆抄古碑的周豫才以鲁迅笔名写出《狂人日记》成名作的北大教授、国学大师，也是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的强力支持者与鼓吹者。后钱玄同与鲁迅交恶。有一次鲁迅由上海到北京，二人在某教授家中偶然碰面，钱玄同看到鲁迅放到桌子上的名片，带着和好的意思，主动问：“你还是两个字呵？”鲁迅对此不屑一顾地答：“我从来不用四个字。”说罢扬长而去，弄得钱大师张嘴瞪眼一时说不出话来。鲁迅不愧世间少有的讽刺大师，一语双关地讽刺了钱玄同疑古过头的“怪癖”。

• 〔25、29〕《董作宾全集》，乙编，第五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出版。

• 〔26〕《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 〔27〕《甲骨学通论》，王宇信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 〔28〕《甲骨学一百年》，王宇信等五人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

• 〔30、31〕《致董作宾》，载《陈寅恪集·书信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 〔32〕董作宾《殷历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5年4月出版。

• 〔33、34〕吴兴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董作宾、李济与张光直之间的师生情》，载《温故》之七，广西师范大学2006年出版。

• 〔35〕董作宾《〈殷历谱〉的自我检讨》，载《董作宾全集》，甲编，第一册，台北艺文出版社1977年出版。

• 〔36、37〕傅斯年《殷历谱·序》，《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第二章　闻道在蜀郡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

就在学者们于贫困、寂寞中，蛰伏在山坳里默默做着案头工作时，一位高个头、大鼻子、蓝眼睛的“老外”，来到了李庄，使扬子江头落寞的古镇掀起了略带咸涩味的微波。这个“老外”便是后来以《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中国学术界广为人知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科技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

像大多数事业有成的人物留下的传记一样，在爱尔兰成长起来的李约瑟，也属于聪明好学之士，1922年毕业于剑桥大学，1924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未来的日子，李约瑟以研究生物化学声名鹊起，37岁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曾经轰动一时的生物化学与胚胎学方面的成名著作《化学胚胎学》、《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均在40岁之前问世。〔1〕

可能与人的性格或天性有关，据李约瑟自己介绍，求学时代的他有一天突然鬼使神差般对科学史发生了浓厚兴趣，后又把目光渐渐移向东方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1922年夏天，刚从剑桥大学冈维尔——基兹学院毕业不久的李约瑟，无意中读到一位中国留美学生用英文在《国际伦理学杂志》发表的一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的论文。文中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它自己的价值标准，它毫不需要”。作者感慨道：“依我看来，如果中国人遵循墨子善即有用的思想，或是遵循荀子制天而不颂天的思想，那早就产生了科学。”〔2〕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后来任教清华、西南联大、北大，并在“文革”期间跟在江青高翘的屁股后面一度呼风唤雨的冯友兰。当年的李约瑟读罢这篇奇文，于惊奇不解中生发出一系列感慨：许多年来，自以为高等民族的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无知、蔑视与偏见，以霸道甚至是浑蛋的逻辑搞出的所谓“欧洲文明中心论”与“中国文明西来说”等一系列伪学说，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已是极端的不公正和羞辱了，难道连中国人自己都不承认中国有过科学？！该文阐述的观点与自轻自贱的“小贱人”做派，对李氏的精神产生了极大刺激，文章的作者冯友兰的大名，也一并长久地积存于他的记忆之中。

1937年11月，中国的淞沪抗战最为悲情壮烈之时，三位中国留学生来到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门下拜师学艺，分别是燕京大学的沈诗章、金陵大学的王应睐和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一位南京药商的女儿鲁桂珍。三位黄皮肤的年轻人不仅给李约瑟带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还给他带来了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坚定信念。这位大鼻子、蓝眼睛的“夷人”，于人生中途突然转向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研究，而这一抉择，与他和中国学生，特别是早年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理学院、时年33岁的鲁桂珍相遇有极大关系。对于李、鲁建立的友爱之情，李约瑟本人曾在多种场合坦承地表示过，鲁桂珍晚年也同样不谦虚地“笑纳”了。比鲁桂珍大3岁的李约瑟，先是爱慕鲁的美貌和她一颦一笑所展现的典型东方大家闺秀的风韵，连带地引发了他热爱中国文化的强大冲动与兴致。而对中国文化强烈的喜爱，又促使李约瑟提出并思考一系列问题，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言：“我对他们的了解越深，我与他们的思想就越相接近，这就导致我尖锐地提出一问题：为什么在公元1—15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比西方更为有效并遥遥领先？中国究竟有哪些科技成就及其贡献？为什么中国的传统科学一直处于原始的经验主义阶段，而没能自发地产生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3〕——这一连串的疑问，就是后来世人津津乐道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 Puzzle）〔4〕的雏形。

与李约瑟合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时的鲁桂珍（引自《李约瑟画传》，王钱国忠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以下引图同）

既然疑问占据了李约瑟追求真理与科学精神的心灵，就要设法去解答、破译，于是，李约瑟自内心深处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conversion）。对此，李氏说道：“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颇有点像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5〕

《圣经》上说，犹太教徒扫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途中，忽然被一束强光罩住，并受到耶稣的责备。此后，扫罗反省了三天三夜，耶稣派了亚拿尼亚去看望扫罗。从此扫罗皈依了耶稣，并改名保罗，成为耶稣直接挑选的使徒。李约瑟形容自己的这种转变“颇有点像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坠入中华文化的“爱河”，“对汉语、汉文、汉字和自古以来传播于中国的思想，产生了激情。它们把我引入了一个我以往一无所知的新天地”。〔6〕正是这一思想和学术价值观的转变，使37岁的李约瑟开始向鲁桂珍和剑桥另一位著名汉学家古斯通夫·哈隆（Gustav Halouu）发愤学习汉语，并渴望在有生之年破译这个“李约瑟难题”。当鲁桂珍即将毕业离开剑桥时，李约瑟与她合写了第一篇中国科学史论文，并相约：今后决心要在这方面做出一番事业，犹如罗马国会上主张“迦太基不灭，我们就要被灭亡”的誓言一样。

此时的李约瑟立志要写出的是“一册过去西洋文献中旷古未见的关于中国文化中的科学、技术和医药的历史专书”，并通过这部著作，解开这个令人困惑的难题——这就是后来震动世界，由最初的一册而延伸到30多卷册的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得以问世的胚芽。

1942年秋，英国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战最为重要的转折时刻，决定派遣一批著名科学家与学者赴中国考察访问并给予人道主义援助。作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兼及初通中文，并对东方文明怀有浓厚兴趣的李约瑟有幸被选中，他与牛津大学的希腊文教授E.R.多兹（E.R.Dodds，又译为道兹或托德斯）组成英国文化科学使团，前往中国。1943年3月，李约瑟与几位同事从印度加尔各答经中国与外界相连的唯一通道——著名的“驼峰”航线，飞越喜马拉雅山，进入云南昆明，自此开始了长达4年的在华考察生涯。

在昆明逗留期间，李约瑟访问了西南联合大学与中央研究院在昆明的天文、化学和工程研究所，并为这几家机构输送了部分图书、仪器等紧缺物品。

3月21日，李约瑟一行由昆明飞往重庆。翌日一早，前往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拜访总干事叶企孙，讨论战后中国与欧洲科学合作事宜。其后与当时正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政治、科学、教育、文化界大员吴铁城、陈立夫、王世杰、翁文灏、张道藩、蒋廷黻、蒋梦麟、朱家骅、梅贻琦等人分别作了晤谈。受朱家骅聘请，李约瑟与E.R.多兹出任中央研究院通讯研究员。在英国驻华大使西摩的理解和支持下，这年6月，通过中英政府的共同努力，在重庆成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李约瑟出任馆长，办公地点设在英国驻华使馆一侧的平房内，人员由6位英国科学家和10位中国科学家组成。

就在这个机构组建时，李约瑟因对昆明和重庆几所大学与研究所的访问，越发感到中国古代文明博大精深，埋藏在心中的陈年旧梦开始复苏，他找到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陈述自己除承担的中英文化交流工作，还有一个研究中国古代科学的计划，拟在自己最感兴趣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科学思想及其人类文化史上的价值方面，做深刻比较、研究，写一部专著，名为《中国的科学和文化》（南按：即后来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陈立夫听罢，“以其所志正获吾心”，〔7〕当即表示赞赏与支持，并鼓励道：“这个计划非常好，这本书由你写比我们写好，因为你不是中国人，由一个非中国人来谈中国事物所编写的书必然有更大的价值。”〔8〕为配合李约瑟这一工作计划，陈立夫许诺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全力支持。出于对这位外国学者所立志向的敬重，陈立夫还当场赠给李约瑟前后《汉书》各一部。事隔42年，李约瑟访问台湾时，还未忘记就赠书一事再次当面向陈氏道谢。

李约瑟的研究计划，曾遭到部分在华外国集团势力反对，其中反对最激烈的就是当时在重庆的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官员、后来成为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的费正清。据费氏回忆，他当时“曾和李约瑟就他对中国科学技术的研究计划进行过激烈的争论”。〔9〕这个争论一直持续到后来在罗马召开的第12届历史学家代表大会。不过当时的李约瑟并没有把这个政客学者费正清放在眼里，更不顾及费正清无休止的啰唆与胡言乱语，外加行动上的为难与阻挠。既然决心已定，又有中国政府要员如陈立夫、朱家骅、翁文灏等名流大腕强力支持，一个小小的美国文化官僚与政客费正清又何惧哉？李约瑟决定立即行动起来，向自己的既定目标奋进。1943年初夏，李约瑟带上助手，开始了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察，从而有了与中国科学、教育界人士接触交流的机缘。

援华时的李约瑟

李约瑟一行到达成都不久，正逢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受邀在成都华西坝几家大学讲演。在一次演讲中，冯友兰声称：道教是世界上迄今所知道的唯一不极度反对科学的自然神秘主义云云。当时李约瑟正与助手坐在来宾席上静心聆听，面对冯友兰的面孔与声调，李约瑟忽然记起这个呈慷慨激昂状的人，就是20年前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公开放言中国没有科学的那位中国留学生冯某，遂当场产生轻视之意，对其学说不以为然。这个时候的李约瑟已经开始认识到，真实的中国道教文化与冯氏所言恰恰相反，道教是非常赞同科学的，可以说是科学的启蒙老师。

5月3日下午，借华西协合大学邀请演讲的机会，李约瑟于该校体育馆以《科学与社会》为题作了演讲，并针对冯友兰的学说特别提出：“科学是人和人的合作，以及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而累积起来的结果。全世界的各民族，都曾对科学有所贡献。在远古时代，埃及、巴比伦、中国和许多地中海国家，都对数学、天文、医药、化学及地质有过贡献。在这些科学中，古代中国对炼丹术及在工程方面贡献特别伟大。”按李氏的说法，“炼丹术”这个名词就发源于中国。当时尚在成都的冯友兰是否前往听讲不得而知，但从翌日《中央日报》引用一个学生的笔记所作的报道看，这个夹带着对冯氏学说反击的演讲颇受听众欢迎，以至当李约瑟“结束他的演说后很久，似乎还有余音绕梁之慨”。〔10〕

随着李约瑟对中国古代文明和科技成果有了更多、更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他开始在论文中公开提出：中国文化技术中，“哪里萌发了科学，哪里就会寻觅到道家的足迹。无论你在哪里发现炼丹术或古代化学，你就能在哪里发现道家的影子，他们总是在那里——炼丹房里进行着世界上最早的科学实验”。〔11〕如晋代的葛洪，被李约瑟称为“他那时代最伟大的炼丹家和中国最伟大的炼丹术作家”，〔12〕葛氏所著的闪耀着科学思想光辉的名著《抱朴子》，极富科学哲理地探讨了通过人为的方法来延长寿命或达到物质不朽的可能性。而整个道家思想体系，直到今天还在中国人的思想背景中占有至少和儒家同样重要的地位。这是一种哲学与宗教的出色而极其有趣的结合，同时包含着“原始的”科学和方术。它对于了解全部中国科学技术是极其重要的。处于对中国道教的推崇与迷恋，李约瑟取了“十宿道人”等三个道号，自诩为“荣誉道家”。〔13〕李氏在论述道家对古代科学技术的贡献时，没有忘记对20年前的冯文旧事重提，并毫不客气地对冯友兰那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进行尖锐批评，称之为“年幼的悲观（Youthful Pessimism）”，同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人并非如冯友兰所断言的对外界自然无兴趣”〔14〕等。

1943年6月4日，李约瑟完成了对四川成都、乐山一线几所大学与科研机构的访问，在战时迁往乐山的武汉大学石声汉教授陪同下，与助手黄宗兴及秘书等人于五通桥搭乘一条盐船沿岷江漂流而下，于次日下午到达李庄码头，随之进入坐落在李庄镇中心禹王宫的同济大学校本部进行考察交流。

同济大学校本部所在的李庄禹王宫，现改为慧光寺。此为当地群众在慧光寺前纪念大禹活动兼及文艺表演（作者摄）

同济大学自昆明迁川，主持筹划和负责大局工作的是在教育界颇具声望的校长周均时。周氏早年在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留学时，与第二次赴德留学的朱家骅同学，期间还结识了陈寅恪、傅斯年、俞大维，甚至后来的中共领导人朱德等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并与之结为好友。1924年，周氏归国，先后执教暨南大学、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周均时临危受命，担任同济大学校长并负责大学南迁事务。无论是同济大学在昆明还是在李庄期间，周均时按照同济是中国唯一一所用德语教学的高等学府，并肩负沟通中德文化交流重大使命这一特点，积极主张在抗战期间仍然要尽可能地吸取德国的先进科研成果，为国家培养堪当大任的实用人才。只是好景不长，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等地相继沦陷，国学大师陈寅恪生死不明，西南联大爆发学潮。消息传到李庄，与陈寅恪在欧洲留学时期交情甚厚的周均时，颇为孔氏家族的霸道与陈寅恪等文化知识界人士的命运不平，遂以激愤之情，亲自鼓动、带领同济大学师生上街游行，共同声讨“飞狗院长”孔祥熙及家人的恶行，并将同济大学的行动和言行通电全国。在重庆的蒋介石通过孔系人物暗中相告与挑拨，大为恼怒，认为周氏煽惑学生，有意给当局制造难堪。一气之下，便通过陈立夫把持的教育部，撤销了周的同济大学校长职务，调任重庆大学教授兼工学院院长，同济大学校长一职由刚从德国归来不久的丁文渊接替。

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1）与丁文渊（2）

丁文渊（号月波）乃原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的四弟，江湖上号称丁老四。1920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科，后留学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医学院并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考试院参议，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参事等职。珍珠港事件后，随着中国对德、意、日法西斯邪恶轴心国宣战而被招回国内，代替周均时来到李庄出任同济大学校长。尽管丁文渊和丁文江属于同胞兄弟，但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这位丁老四在学问和为人处世等诸方面，都无法与著名的“丁大哥”相提并论，尤其是人品道德，可谓与“楷模”丁文江背道而驰，被世人广为诟病。

丁文渊一到同济大学，除不遗余力压制正义力量和学潮，还经常干些鸡鸣狗盗、见不得人的恶事、丑事和上不了台面的龌龊事，出任校长不到两年，就被同济大学的童第周、王葆仁、唐哲等24位知名教授告垮弄翻，成为教育界的反面教材和一个教训。当时在同济大学担任招生委员的李清泉（李庄人）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周均时校长是学土木工程的，曾在德国留学和工作达十八年之久。第一次世界大战柏林被围时，他曾与当地人民同甘共苦，但对德皇威廉第二和纳粹党很反感。他平易近人，生活俭朴，虽在国外多年，却没有洋气息，没有穿过西装，一顶旧呢帽不知戴了多少年，已成了暗褐色。他用人标准讲究德才兼备，聘来的教授、讲师，大多是国内的知名人士。后来接替他的丁文渊校长就与他刚刚相反，官僚架子十足，是蒋帮的一个文化特务。他在李庄郊外购有住宅，出入不管远近都要坐轿，每天所着西装都要换上几次，一副假洋鬼子像。对比之下，印象很深。解放后我才知道周均时校长自李庄卸职后回到重庆，即被蒋帮把他关在中美合作所，于1949年杀害。虽已事隔多年，思之令人凄怆不已。”〔15〕

李清泉回忆此事时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难免沾染了那个时代的特征。从其他旁证材料看，丁文渊在李庄同济大学的所作所为，令大多数有正义感的师生深恶痛绝应是事实，但要说是一个“文化特务”，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加以认定。周均时离开李庄赴重庆后，亦没有被关押，仍在重庆大学任教，后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继而遭枪杀，是1949年的事情。一个刚正不阿的著名学者最后竟惨死在蒋系特务的枪口之下，惜哉！〔16〕

到野外捉青蛙的童第周

李约瑟一行进入李庄禹王宫，受到同济大学以丁文渊为轴心的领导层热情欢迎和接待，李约瑟在《四川：自由中国的心脏》一文中写道：“该大学校部也在一座庙里，但该庙不供奉孔夫子，而供奉大禹，他是传奇式的灌溉工程师。他在古代向中国人传授水利和防止洪水灾害的知识。从演讲台上人们可以俯瞰下面漩涡翻滚的棕色奔流江水。在露天的大厅里，学生集合听专题讲座。”〔17〕在访问期间，李氏一行对同济大学各学院作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并对教学设备和师生情况进行了解，李氏亲眼目睹了战时中国教育界的状况：“在这里，同济的物理系和化学系艰难度日，因为如同武汉大学一样，他们的仪器大多在轰炸中和从东部运来时受损，但工学院各系都欣欣向荣。该校有一座自己的发电厂，学生们花大量时间来组装和架设从下游运来的大量设备。这里也有同盟国的协助，因为那位研究钢结构的教授就是位波兰人。尤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由能干的叶雪安博士领导的测绘系，设备精良，几乎垄断了中国对勘测员和制图员的培养。”〔18〕

同济大学师生听演讲。李约瑟摄。李约瑟在《四川：自由中国的心脏》一文中对这张照片作了说明：“另一个重要中心是同济大学，位于嘉定与重庆之间长江边的李庄。该大学校部也在一座庙里……在露天的大厅里，学生集合听专题讲座。”（引自《李约瑟游记》）

尽管同济大学其他几个系没有工学院特别是测绘系那样欣欣向荣，但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做出了不少之为学界瞩目的成绩。在同大迁来李庄之前，川南一带流行一种当地人称之为“麻脚瘟”的疾病，患者一经染上该病，即从脚部开始发麻，伴有呕吐、腹泻等症状，当麻的感觉蔓延至人的胸部以上，立即死亡。当地百姓因不知为何犯病，以致谈“麻”色变。同大医学院迁来李庄不久，一天晚饭后，迁往李庄的宜宾中学37名师生在聚餐之后突然发病，校方震动，特邀同大医学院唐哲教授前去诊治。唐教授经初步会诊，认为是一种钡或磷的化学物质中毒。后经同院的杜公振教授与邓瑞麟助教通过对动物反复实验和研究，终于查清“麻脚瘟”的病因是由于食用盐中含有氯化钡化学成分造成慢性中毒所致。病源找到了，病魔很快被降伏。消息传出，李庄人民奔走相告，拍手庆贺。唐、杜两位教授和邓瑞麟助教的研究成果《痹病之研究》，荣获国民政府教育部1943年全国应用科学类发明一等奖。一项研究成果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整个川南民众对此甚为感佩，宜宾专署参议会专门组织乡民舞动狮子龙灯前往同济大学致贺，大红的旌表书写着：“成绩斐然，人民受益匪浅；颂声载道，同济令誉日隆。”当李约瑟闻知这一故事后，如同受益的李庄与川南人民一样，对同济医学院教授们所表现出的情系劳苦大众的精神和杰出的医学研究成果，从内心生出了一股敬佩、感念之情。

此次李庄之行，李约瑟还拜会了多年前在比利时相识的朋友童第周，“并用法语进行了极为难得的长谈”。〔19〕从李约瑟的记载看，当时童第周所处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热情，使他于惊讶中大为钦佩。

1902年出生于浙江宁波乡村的童第周，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进入南京中央大学任助教，1931年入比利时比京大学布拉舍教授的实验室攻读生物学，不久转做达克（Dalcq）教授的助手。据童第周回忆，布拉舍教授生病后，由达克教授负责实验室的工作，“他让我试试，结果我把青蛙卵子膜顺利地剥去了，达克教授让美国人来看，大家很高兴，并祝贺我。以后达克教授什么工作都叫我做，如染色、实验画图等。1931年暑假，达克教授带我们到法国的海滨实验室去做海鞘的实验工作。海鞘的卵子膜（相对于青蛙）更难剥去，他让我把海鞘的卵子膜去掉，我也顺利地去掉了，在那里做实验的技术工作都是我的事。一年后，我自己设计了一个实验室工作，实验结果非常好。每年到海滨实验室工作的人很多，其中也有英国的李约瑟博士。每年实验结束，都要将实验结果开个展览会，我的实验结果也被展出，给李约瑟博士很深的印象”。〔20〕

童弟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留学时于实验室留影，在这前后与李约瑟相识

就在这个海滨举办的几届展览会上，李约瑟与童第周相识并成为朋友，当李约瑟看罢童第周的实验，对这位来自东方的瘦小个头留学生赞美道：“年轻的中国人，有才华的中国人！”〔21〕

1933年，童第周获得博士学位，达克教授让其再等一年，写一篇论文，可再得一个特别博士学位。但此时的童第周急于回国效力，回答说：“特别博士不要了，我想回国。”〔22〕对方未再挽留，童于1934年回到国内，与夫人叶毓芬一起共赴青岛山东大学任教。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山东大学迁往武汉，后转到沙市，再流亡到四川万县，因经费不支，国民政府又采取弃之不顾的态度，学校被迫宣布解散，童第周与夫人随之成了无家可归的街头流浪者。经多方奔波努力，夫妇二人先是在重庆国立编译馆谋得编译员的职务，再是到中央大学医学院任教，最后又辗转来到李庄同济大学理学院生物系任教授。

尽管安静的李庄乡村，免除了整日躲警报的烦忧与家破人亡的威胁，但与重庆、成都相比，环境条件又实在过于偏僻简陋，这给正着力研究胚胎学的童第周带来很大困难。直到晚年，童第周对这段生活仍记忆犹新：“同济大学条件很苦，点菜油灯，没有仪器，只能利用下雪天的光线或太阳光在显微镜下做点实验，有什么条件做什么研究工作，可是学校连一架像样的双筒解剖显微镜都没有，工作实在无法开展。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路过镇上一个旧货商店，无意中发现一架双筒显微镜，心中十分高兴，心想，有了这架镜子就可以开展好多研究工作。当问老板这架德国镜子多少钱，老板开口6万元，这把我震住了，虽说不算贵，但6万元在当时相当于我们两人两年的工资。我和叶毓芬商量，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架镜子买下来。经过东拼西凑，向热心科学的几位亲友借了一些，终于买下了这架双筒显微镜。”〔23〕

显微镜到手，童第周如获至宝，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番事业。但要做胚胎实验就必须有相关配套设施，这一点令童第周无可奈何，只好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唯一令人欣慰的是，李庄四周布满了稻田和池塘，田地里活跃着成群结队的青蛙。每到春秋之季，童第周便与夫人、儿女及部分学生，携带大盆小盆，兴致勃勃地到野外捕捉青蛙并收集蛙卵。一时间，李庄的田野沟渠人跑蛙跳，你追我赶，泥水四溅，形成了一道奇特的景观。许多年后，当地乡民还记得同济有位教授夫妇，挽着裤腿，打着赤脚，在稻田和池塘里扑扑棱棱捕捉青蛙的情景。而当时的学生们也同样记得，在童教授的实验室外，时常出现逃生的青蛙四处流窜，有的一边逃窜一边呱呱乱叫，恐怕外界不知道自己的行踪，令人忍俊不禁。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中，童第周与李约瑟不期而遇了。

分别十几年的老相识在战时李庄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古镇再度重逢，难免令人生出白云苍狗、他乡遇故知等复杂的人生感慨，真有点像古诗中表达的“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二人站在院内作了长时间交谈后，李约瑟才想起要到童第周那简陋的实验室参观一下。此前，童第周依据实验所得的成果，撰写了数篇高质量论文并得以发表，引起了国内外生物学界的瞩目。作为世界级生物化学专家的李约瑟，对童第周的一系列成果自是了然于心。但此次当他看罢所有的实验设备和材料，尽管已有心理准备，还是有些惊讶地问道：“你就是用这样的器材在这片空地上完成了那样高难度的实验吗？”

童第周轻声答道：“是的，战时的条件就是这样，只有尽最大的努力去做。”

李约瑟沉默片刻，摇摇头，充满敬意地说道：“在如此艰苦卓绝的条件下，能写出那样高水平的论文，简直是不可思议！”

童第周微笑了一下，没有回答，也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

当二人走出实验室准备分手时，李约瑟突然转身问：“在布鲁塞尔有那样好的实验室，你为什么一定要到这样偏僻的山村进行实验呢？”

童第周答道：“因为我是中国人嘛。”

李约瑟点点头：“对，对，中国人，有志气。”〔24〕

此次访问，给李约瑟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后来他在《川西的科学》一文中颇动感情地写道：“童博士无疑是当今中国最活跃的实验胚胎学家，他与夫人叶毓芬博士携手，设法在拥挤不堪、极不舒适的环境里创造了佳绩。这些成绩的取得，不但依靠每一步骤临时想办法，还由于童博士选择了一个能够尽量少使用染色剂、蜡和切片机等的重要课题，即确定胚胎的纤毛极性……此发现与地球另一端的权威人士霍尔特弗莱德博士的最新观点不谋而合。英国科学访华团非常荣幸地将童氏夫妇的科研报告交由西方科学杂志发表。”〔25〕

就在李约瑟以惊喜之情盛赞童第周的道德文章与坚忍不拔的毅力时，童氏本人却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许多年后，童第周在回忆中说：“李约瑟来中国，亲自到宜宾李庄这个小镇上来看我，当时在小镇上引起了一场轰动，也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更惹得那个系（生物）主任的忌妒。这也是我在同济大学待不下去的原因之一。”〔26〕一年之后，童第周终于在校长丁文渊、教务长薛祉镐以及自己的顶头上司——生物系主任的合力打压排挤下，弃别同济大学和那个生发梦想与光荣的简陋实验室，携妻带子离开李庄，投奔重庆北碚的母校复旦大学任教去了。

结缘在山中

李约瑟访毕童第周，又在校方的安排下，为同济大学师生用德语作了几次专题科学演讲报告。6月7日下午走出古镇街巷，移往几里外的山中板栗坳、门官田等地，开始对深藏在群山之中其他科研机构的考察访问。

此次上山，李约瑟在他的游记中曾饶有兴味地作了如下描述：“沿着河边一条小路离城（镇），小路穿行于在热浪中闪亮的玉米地之间。过了不远以后，开始攀登一条壮观的石级小路进入山里。路上经过一座优美的石桥。我们抵达那里时看见房屋都很隐蔽。”在这里“有许多宽敞的大宅邸，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就设在这里。研究所分别由著名学者傅斯年博士和陶孟和博士领导，约有70位学者，因而是研究院两个最大的研究所”。〔27〕

李庄板栗坳的乡民沿五百级台阶归家途中，身后是长江（作者摄）

当天晚上，李约瑟又在致他夫人李大斐（Dorothy Needham）博士的信中说，在板栗坳遇到了“许多最突出的学者”，结识了“大学者傅斯年”，信中对傅的形像作了这样的描述：“傅斯年，山东人，约55岁，有点洋化，谈话很多而能引人入胜，微胖，具有一副令人不能忘记的面孔和形状奇怪的头，灰色的头发直坚上去”。〔28〕这个描述，在所有撰写傅斯年的文章中，可谓是最切实和生动的精彩一笔，傅氏之与众不同且有些奇形怪状的相貌，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

蹲在李庄郊外山顶的“寨主”傅斯年与李约瑟相见，很快成为意气相投与相互理解的“哥们儿”。傅斯年认为：自从明朝万历在位的年代中，耶稣会士（Jesuit）利玛窦（Matteo Ricci）东来，有很多的访问者来到中国，他们都是学者。然而他们的目的却不在科学的交换。他们是饱学的，清康熙在位时期到中国的学者当中，有些人曾确立了他们的声誉，但是他们的目的还是与李约瑟不同。李约瑟作为一个大国科学院的研究员，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科学交换以及增进和中国科学机构的友谊，在中国抗战正酣的苦战中给予中国人民以勇气——这是李约瑟访问中国的特质而且也是未来科学合作的开始。傅斯年认为：“战时中国科学机关，包括各大学，其中大部分都名不副实……我们的设备实在是一无所有，而他们的工作者事实上是被遗忘的难民。当战争开始的时候，学术水准比现在为高，但由于敌人的推进，各学术机关被迫集中于更远的西部；物质的损失引起精神的颓丧。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外国学者来访问我们无疑地是会感到失望。然而倪（李）约瑟博士的印象却不同。他看到情形的另一面，而他的了解是基于他的热诚。他不嫌弃我们的穷困和简陋，他看到我们的耐心；他不注意我们的落后情形，而注意我们将来的希望。”〔29〕或许，正是为了这将来的“希望”，傅斯年与史语所同仁在板栗坳那盛夏的炎热中，对李约瑟的接待才显得格外热情和坦诚。

当天晚上，李约瑟与助手黄兴宗没有下山，就住在板栗坳桂花院傅斯年家中。又因为这样的关系，李约瑟结识了俞大綵。李氏在致夫人李大斐的同一封信里，说傅斯年“娶了著名将军曾国藩的一位孙女”（南按：实是曾外孙女）。由于“天气炎热，只能穿薄咔叽衬衣和短裤，即使这样还整天流汗不止，扇子成了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又说：“傅斯年在我的黑折扇上用贵重的银朱书写了一长段《道德经》，颇有道家风范。我现在得另买一把扇子，因为这扇子变得太珍贵了而不能作日常使用。”〔30〕

李庄板栗坳的民居与稻田，此为典型的西南地区民居，史语所部分研究人员在田边房舍居住，梁思成在他的《中国建筑史》中收录了该组建筑。

访问期间，由于傅斯年慷慨热情，李约瑟在板栗坳看到了史语所几乎所有的珍贵藏品，如大量的铜器、玉器和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等。此外，还参观了历史组收藏的大量竹简和拓片，只见上面“写着孔夫子时代的经典，也有一些清朝初年的帝国珍贵档案，包括给耶稣会士的信件，给西藏的政令，中国朝廷任命日本幕府将军为王侯的公文。语言学组拥有每一个省份的方言的留音机唱片，等等。图书也精彩极了——有宋朝的真迹，活字版印刷的书籍，等等”。特别令李约瑟兴奋和感动是，当他提出关于科学史的许多问题并寻求这方面的材料时，引起了史语所同仁普遍的兴趣和理解，“各学科研究人员奔走搜寻，发掘他们所想得起的有趣资料。例如公元2世纪谈到鞭炮的段落；几次重大的爆破事件的记载；公元1076年禁止向鞑靼人出售火药的通令。也就是说，比人们所扬言的伯尔安·施瓦茨（Berthold Schwartz）的‘原始发现’还要早200年”。〔31〕多少年后，李约瑟还清楚地记得，临下山时，“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又送我一部善本的《天工开物》”。〔32〕对于史语所诸位人员的才学和热情，李氏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认为“那里的学者是我迄今会见的人们中最杰出的，因这个学科一直是中国学者特别擅长的，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33〕

李约瑟没有料到，此次访问，竟在中国西南部这个偏僻山坳里遇到了一个坚忍不拔又满怀热情的科研群体，特别是一位青年学人的出现，令他眼睛为之一亮，冥冥中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近感。这个青年将成为李约瑟学术研究生涯中，继1937年与南京药商的女儿鲁桂珍不期而遇之后又一人生知己。也正是得益于这位年轻人的鼎力相助，才使已不再年轻的李约瑟最终登上了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的奇峰——这位年轻的青年才俊，就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助理研究员王铃。

王铃（字静宁），原籍南京，早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在校期间，其出众的才华深受中大文学院著名教授沈刚伯器重。为了谋求继续在学业上长进，王铃投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由于当时的主考人与中大文学院的沈刚伯等几位导师关系不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王铃虽以总成绩第一名的压倒性优势赢得了大考头彩，结果张榜时却名落孙山，被无情地踢出圈外。当王铃带着满头雾水质问主考官为何把自己强行从金榜上扯下且扫地出门时，对方竟以“中大的学生不配到北大读书”等理由作了虚妄的回答。王铃听罢悲愤交集，学界同仁议论纷纷，皆对北大那位主考官如此无理和狂妄表示愤慨。

在中央大学读书期间，受讲授法国革命史的沈刚伯教授的影响，王铃蒙生了研究17—18世纪中国思想对西方影响这个课题的念头，并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这些颇有创见和新意的论文，不仅令沈刚伯大为赏识，同时幸运地落入了傅斯年的法眼。素有“拔尖主义”之称的傅斯年获知王铃的遭遇后，想起自己当年在山东考取官费留学生时的经历和世间作孽者制造的种种不平与罪恶，对王氏深表同情。在不便与北大研究所那位做主考官的朋友交涉的情况下，聘请王铃到史语所做了一名助理研究员。据史语所同仁回忆，王铃性格和善，待人谦恭有礼，是个才气洋溢、博闻强识的学者，深受傅斯年喜爱。通过这一事件，沈刚伯对傅的为人处世和道德风范深为佩服，并说道：“没有如炬的目光与先知的灼见，自然只能与世浮沉。纵能明是非、别善恶，而没有爱真理的精神和大无畏的胆量，遇着左右为难的事，也只好依违两可。前者是盲从，后者是乡愿，与那所谓‘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的中庸之道是大不相同的。这样‘强哉矫’的人实不多见，而孟真先生却颇有此风。”〔34〕正是傅斯年的“爱真理的精神和大无畏的胆量”，才成就了王铃的学业，并进一步成就了一位世界级科技史家李约瑟。按王铃后来的说法：当李约瑟到板栗坳史语所访问时，在“一所朴素农舍里，由于当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的介绍，我认识了这位卓越的科学家——李约瑟。这次会面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因为我注定要在他的指导下，客寄剑桥工作十年”。〔35〕

当时的情况是，王铃和李约瑟交谈后，受对方思想精神感染，王开始对中国古代科技史发生了兴趣，接着又听了李约瑟在李庄的几次演讲，久蕴在内心的爆发力突然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突破口，决心要在这一领域做出一番事业。李约瑟离开李庄后，王铃凭借史语所图书馆大量典藏，悉心收集火炮资料，并以英文写成论文寄送重庆，请李约瑟介绍到西方科学杂志发表。李约瑟读罢文章，对这位年轻助理研究员的才华、学识以及刻苦钻研精神深表敬佩，“这样就决定了他们以后的长期合作”。〔36〕1946年，王铃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赴英国留学，与已回到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开始了长达9年的合作，共同开创了闻名于世的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又译《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研究的先河。王铃作为李约瑟第一位合作者，参加了这部多卷册大作前5卷的研究、撰写工作，直到1957年因生计等问题离开英国赴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研究所任研究教授，方才停止这一工作。王铃留下的空白，将由李约瑟的中国学生、朋友与未来的妻子鲁桂珍为代表的几位科学家共同填补完成。

1949年，李约瑟在剑桥工作室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

当李约瑟在傅斯年引领下，于那阴暗简陋的土屋里和王铃等年轻的研究人员交谈后，又在板栗坳牌坊头大厅作学术讲演。李在给妻子李大斐信中颇为自豪地说：“我比较紧张，但演讲非常成功。”又说：“今天我们要去参观营造学社。该社由伟大的政治家和学者梁启超的一个儿子主持（你会记得有一次和你从苏格兰回来的火车上，我读过梁的书，并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也要去参观疏散到这里的中央博物院。”〔37〕

在下山之前，李约瑟专门到门官田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访问了所长陶孟和及汤象龙、梁方仲、巫宝三、罗尔纲等研究人员。此前，对李约瑟的科学计划曾进行过“激烈争吵”的美国大使馆驻华官员费正清，于1942年11月中旬受好友梁思成的邀请，在赴重庆参加会议的陶孟和陪同下来过此地。二人搭乘一艘“破轮船上水”，经过三天三夜的动荡颠簸才到达李庄。一路上，费正清被中国内地千奇百怪的现象所吸引，他在回忆录中曾专门提到一件趣事：当他看到一个呼吸困难的男子躺在地上，想上前帮助时，陶孟和却不让他多管闲事。陶说：“这也许是个圈套，你一旦碰了他，就很可能被缠住，迫使你花一笔冤枉钱。”费正清由此感叹说：“可见作为社会学家的陶孟和对当时中国下层社会了解之深透。”后世有研究者认为，这个看法和说法不一定准确，很可能是陶氏本人想象过于丰富，以及对中国同胞缺乏最根本的同情所致。对陶孟和的性格和为人处世方式方法颇为了解的顾颉刚就曾说过：“陶孟和等精英学者对民众的了解最终常常让他们不信任、不接近‘民众’。”〔38〕这个话或许比费正清所言更接近实际。

陶氏把费正清领到李庄，拜访了好友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又专程到李庄郊外的门官田陶孟和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办公地点进行访问，其间受到众位研究人员平时难得一见的烧脆皮鱼的特殊款待。当时费正清很想拜望一下在北平时就结识的好友、陶孟和夫人沈性仁。遗憾的是，曾经光彩照人、才华横溢的一代名媛沈性仁，同她的另一位好友林徽因一样，因患严重的肺结核，已赴兰州治疗休养，据说已不治身亡。费氏只好带着无限怅惘与陶孟和握别。

一代名媛沈性仁

当李约瑟来到门官田见到这位著名的社会学家陶孟和时，陶正沉浸在失去爱妻的巨大悲伤中未缓过劲来。而与沈性仁生前相识相知的好友，除了陶孟和所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同仁，包括金岳霖、林徽因等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在为沈氏不幸命运扼腕的同时，也陷入物伤其类、兔死狐悲的凄凉之境。

当年浙江嘉兴的沈家兄弟姐妹四人，其学识风度，海内外景仰。大姐沈性真，字亦云，早年热衷于社会改革，辛亥革命时曾在上海组织女子军事团，抗日战争中又创办上海南屏女中，晚年寓居海外，所著《亦云回忆录》二册，颇受史家青睐。性真的丈夫乃国民党元老黄郛，辛亥革命时，黄推陈其美为都督，自己出任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师长，其间与陈其美，外加沪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长蒋介石结为拜把子兄弟。北洋时期，黄以教育部长身份，暗中助冯玉祥倒戈，发动了著名的“北京政变”，软禁了大总统曹锟，驱逐末代皇帝溥仪于紫禁城，成就了一件轰动中外的大事。自此，黄郛时来运转，代理内阁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达到了一生的权力顶峰。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黄郛又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外交部长和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

沈氏兄妹：沈性元（左一）二姐沈性仁（左二）大姐沈性云（左三）黄郛（右三）陶孟和（右二）沈怡（右一）

沈性仁在家中排行老二，老三是她的弟弟沈怡，最后是小妹沈性元。沈氏家族的这四个姐弟，颇似宋氏家族的四姐弟，各自有着不同的政治抱负、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沈性元丈夫钱昌照（字乙黎），出生于江苏常熟书香门弟，早年赴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师从拉斯基、韦伯等著名学者，并与他的学长陶孟和一样深受费边社的影响。学成回国后，在同乡张謇的引荐下用一年时间游历了半个中国，拜访了当时掌控中国大局的张作霖、张学良、阎锡山、吴佩孚、孙传芳等实力派人物。不久，钱昌照与才高貌美的沈性元小姐订婚，因沈氏家族的关系，通过黄郛结识蒋介石，并很快受到蒋的重用。钱昌照先后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资源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等职。内战爆发，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之时，钱氏悄然出走香港。1949年后从香港转归大陆，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生前留下了一部《钱昌照回忆录》，于他去世10年后的1998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内容虽然简略，但信息丰富，为治民国政治、工业和教育史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料。从这部回忆录中可知，在名噪一时的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开工之前，不只是国内的名流之后、黄炎培之子黄万里教授极力表示反对，海外也同样传出了极富前瞻性和高智商的不和谐之音，而发出这一声音的就是钱昌照的内兄、沈家的老三以及早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后留学德国的水利专家沈怡。

沈怡在留德期间专门研究黄河治理，20世纪30年代归国后从政，曾任上海工务局局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秘书兼工业处处长、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南京特别市市长等职。沈怡对黄河治理情有独钟，1946年夏，在南京市特别市长任上，仍没有忘记黄河治理问题，曾专门组织黄河顾问团考察黄河流域，并聘请三位美籍顾问前来考察（包括萨凡奇、柯登等著名水利专家，借此机会第二次到国民党拟建的三峡工程坝址查勘地形地质）。1948年，沈怡出任联合国远东防洪局局长，驻泰国数年，领导治理湄公河。再后来，沈怡去台湾，曾任国民党当局“交通部”部长，任职6年。后因派系倾轧，元老派失势，沈氏受到少壮派排挤，乃改任“驻巴西大使”，未久离任侨居美国，1980年去世，享年79岁。沈氏著有《水灾与今后中国之水利问题》、〔39〕《黄河年表》（1934年出版）、《黄河问题》（1935年出版）等专著，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水利专家和市政工程专家。1979年，沈怡被诊断患癌症，希望他仅存人间的胞妹、时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夫人沈性元前去探视。沈性元得电并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赴美探望。行前受水利部之托，将长江“三峡计划”的资料带去，征求这位水利专家对建造大坝的意见。当沈性元把资料取出时，沈怡却拒绝阅看，他说：“当年建造黄河三门峡大坝时，我在国外撰文认为干不得，中苏专家不听，闹成笑话。我又何必操心呢？”〔40〕沈性元怕回国后不好交差，一再婉转相劝，并说“祖国尊重专家，远在国外还郑重征求（意见）”云云。〔41〕沈怡才勉强看了一下资料，写了几条意见让胞妹带回国内。第二年，沈怡就去世了。

当年沈怡反对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具体意见如何，是否为国内高层和专家学者所了解，不得而知。有研究者后来推测，“在当时，即使他的意见为国人所知，大概也会当作潜伏在国外的阶级敌人的恶毒攻击，反而会增加主建派的砝码”。〔42〕事实上，许多政治化的工程都是如此的命运。沈怡生前还著有《沈怡自述》，在他去世5年后于台湾出版，其中对钱昌照的政治生涯特别是晚年的生活多有批评。〔43〕

作为民国时期一代名媛的沈性仁，早年留学欧美，在“五四”时期，其翻译戏剧作品《遗扇记》于《新青年》发表。〔44〕此剧后来被译为《少奶奶的扇子》或《温德梅尔夫人的扇子》，曾搬上舞台演出。这是外国话剧最早的白话语体翻译剧本之一在中国发表，也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源头。正是在这一探索性成果的基础上，才产生了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此后，沈性仁与徐志摩共同翻译了《玛丽·玛丽》等文学作品，引起文化界广泛关注，特别受到一代才女加好友林徽因的激赏。

沈怡与少年中国学会部分会员合影。右起前排：魏嗣銮、陈宝锷、曾慕韩、左舜生、康白情；后排：张梦九、黄日葵、宗白华、罗益宗、沈怡、周炳琳（台湾，后野史亭藏并提供）

除文学戏剧，沈性仁对社会经济问题亦有较大兴趣，1920年，他与丈夫陶孟和合译的《欧洲和议后的经济》（凯恩斯著）被纳入《新青年丛书》第六种出版。荷裔美国科普作家房龙的成名作《人类的故事》于1921年出版后仅4年，就由沈性仁翻译成中文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5年），在中国掀起了一股经久不衰的“房龙热”。后来成为著名报人、作家的曹聚仁曾回忆道：20年代在候车时偶然买到《人类的故事》中译本，于是，“那天下午，我发痴似的，把这部史话读下去。车来了，我在车上读。到了家中，把晚饭吞下去，就靠在床上读，一直读到天明，走马观花地总算看完了。这五十年中，总是看了又看，除了《儒林外史》、《红楼梦》，没有其他的书这么吸引我了。我还立志要写一部《东方的人类故事》。岁月迫人，看来是写不成了。但房龙对我的影响，真的比王船山、章实斋还深远呢！”〔45〕尽管曹氏没有谈及沈性仁的翻译之功，但若没有沈氏的努力就不会有中国人如此快捷地看到《人类的故事》并大受影响，这一事实想来曹氏是不会否认的吧。

徐志摩与沈性仁合译的《玛丽·玛丽》封面

当年徐志摩自海外归国，在北平发起了一个文学沙龙——新月社，常来石虎胡同7号新月俱乐部参加聚餐会和活动的人物有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凌淑华、沈性仁、蹇季常、林徽因、林语堂、张歆海、饶梦侃、余上沅、丁西林等一大批大学教授和作家文人，也有黄子美、徐申如等企业界、金融界人士，另有梁启超、林长民、丁文江、张君劢等资格稍老的社会、政界名流，可谓一时俊彦，大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声势。据当时参与者回忆，这些出身背景、年龄、兴趣和职业不尽相同的人物，所谈话题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文学，驳杂多样，所关心的问题也不尽一致，虽然来俱乐部“社交”的目的是一样的。

就在这一时期，沈性仁与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胡适，甚至生性腼腆的朱自清等男性文人学者，相识相交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后来，随着梁思成、林徽因由东北大学返平，住北总布胡同3号以及“太太客厅”的形成，陶孟和与沈性仁便成为“客厅”中的主要宾客。冰心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里边的“科学家陶先生”，指的就是陶孟和——假如一一对号入座的话。

对于沈性仁高雅的仪态与美轮美奂的容貌，作为女性的林徽因既羡且佩，而对林徽因倾羡、爱恋了一辈子的金岳霖，初次见到沈性仁时，即惊为天人，大为倾心动情，平时不作诗的老金，一反常态地作起爱情诗来，并在题赠沈性仁的一首藏头诗中写道：

性如竹影疏中日，

仁是兰香静处风。〔46〕

老金以婆娑的竹影与兰花之香来比喻“性仁”风采丽姿，其倾慕艳羡之情溢于表里。

被誉为“民主先生和自由男神”（唐德刚语）的胡适，曾主张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的人，就需要有几个女友，因为男女之间在观察处理事物、性情陶冶方面常有互相弥补的益处云云。他在1918年4月5日由北平写给家乡母亲的信中，说到当日应邀在丁（文江）先生夫妇家吃饭，同席有陶孟和及其未婚妻沈性仁，还有另外一位沈女士，大家在一起聚谈。然后说：“我在外国惯了，回国后没有女朋友可谈，觉得好像社会上缺了一种重要的分子。在北京几个月，只认得章行严先生的夫人吴弱男女士。吴夫人是安徽大诗人吴君遂（北山楼主人）先生的女儿，曾在英国住了六年，很有学问。故我常去和她谈谈。近来才认得上面所说的几个女朋友。”〔47〕无论是此前还是之后，胡适都需要有女朋友助谈，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朋友，而沈性仁正是他心中所谋求渴望做异性朋友的绝佳人选。

或许生性过于腼腆，或许心中过于忧伤，在清华任教的文学家朱自清，每见到漂亮或心仪的女人，都有精细的观察，且在日记中有简约记载。如：

1924年9月5日，由温州乘船赴宁波任教。“船中见一妇人。脸甚美，着肉丝袜，肉色莹然可见。腰肢亦细，有弱柳临风之态。”

1932年8月16日，蜜月中游完普陀，“到上海，赴六妹处，遇邓明芳女士，颇有标格”。

1933年1月22日，入城，在杨今甫处午饭，饭后论《啼笑姻缘》及《人海微澜》。“旋陶孟和夫妇来，陶夫人余已不见数载，而少年似昔，境遇与人生关系真巨哉。”〔48〕

朱氏记载的陶夫人即沈性仁，“少年似昔”，当是指已近中年的沈氏美貌风采均不减当年，仍是妙龄春色，甜怡透人。而不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俗世比喻。从这句颇为含蓄的隐语中可窥知沈性仁当年夺人心魄的高雅气质和朱自清内心艳羡动情的波光流影。

1955年，钱昌照一家与陶孟和（中）合影

一切都如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般悄然流逝。抗战爆发后，沈性仁随陶孟和开始了流亡生活。几年的战乱与生活困苦，使她的身体受到巨大耗损，生命在磨难中一点点走向消亡。自从社会科学研究所由昆明迁到李庄后，由于环境和气候的变化，特别是如德国人王安娜博士曾说过重庆一带的环境一样，由于川南一带含硫量很高的煤块烧出来的煤烟混在一起成了烟雾，而这些弥漫着硫黄味的浓烟整日徘徊于李庄及周边地区上空不散，与林徽因的遭遇几乎相同，沈性仁也患了严重的肺结核，且日甚一日，几度卧床不起。陶孟和想方设法为其医治，但鉴于李庄缺医少药的现状，陶氏本人甚至同济大学道业高深的医学教授都深感无能为力，只有看着俏丽文静的夫人一天天消瘦下去。到了1942年秋，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组织一个考察团去西北各地旅行，并有在兰州设点的打算。陶孟和闻讯，找到连襟钱昌照，让沈性仁顺便搭车去兰州治病。当时沈怡正在兰州，而陶孟和也正进行社科所兰州分所的筹备，他认为自己或许很快就能率部分人奔赴兰州，所以让夫人先走一步在其弟处落脚治病。在陶、沈夫妇看来，西北空气比李庄清爽得多，对患有肺病之人大有益处，加上兰州城的医疗条件更是李庄没法相比的，因而沈性仁毅然奔赴西北而去。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去竟成永诀。1943年1月21日，沈性仁在兰州撒手归天。

注释

• 〔1〕1900年12月9日，李约瑟于生于伦敦南区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年14岁的李约瑟被送到爱尔兰诺普顿郡昂德尔公学学习。在这所要求学生全面发展的中学里，李约瑟受W.F.桑德森校长的影响，逐渐培养起对科技、历史等方面的浓厚兴趣。桑德森对李约瑟的一些谆谆教导，如“思考问题要有广阔的视野”、“如果你能找到焕发起自己执著追求的东西，那么你就能把它干好”等，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李约瑟说：“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研究课题，我想就是“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的最好实例了。通过李约瑟的自述，可以看出，爱尔兰当是他日后走上科学道路的发源地（参见《李约瑟画传》王钱国忠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李约瑟《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载《李约瑟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

• 〔2〕《三松堂学术论文集》，冯友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 〔3、5、11、12〕《李约瑟画传》，王钱国忠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 〔4〕所谓“李约瑟难题”，据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科技史家江晓原说：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当然伪问题也可以有启发意义）。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虚构出来的——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领先”又从何说起呢？“领先”既无法定义，“李约瑟难题”的前提也就难以成立了。对一个伪问题倾注持久的热情，是不是有点自作多情？如果将问题转换为“现代中国为何落后”，这倒不是一个伪问题了（因为如今全世界几乎都在同一条路上走），但它显然已经超出科学技术的范围，也不是非要等到李约瑟才能问出来了。顺便提一下，作为对“李约瑟难题”的回应之一，席文曾多次提出，17世纪在中国，至少在中国天文学界，已经有过“不亚于哥白尼的革命”，这一说法也已经被指出是站不住脚的（江晓原《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天文学的三个新特点》，载《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0卷第3期，1988年）。江晓原之说有他的道理，但要说是一个“伪问题”未免有点哗众取宠的意味。大凡问题应以是与不是界定，如这是个问题，或不是个问题，不能以真伪界定——这是常识。至于李约瑟的观点是否站得住脚，也不是一个小小的席文就可拍板定案的。

• 〔6〕《〈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写计划的缘起、进展与现状》，载《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82年。

• 〔7〕陈立夫《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前言》，第一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出版。

• 〔8〕《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刘景旭编著，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出版。

• 〔9〕《费正清对华回忆录》，费正清著，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 〔10〕《中央日报》，1943年5月4日。

• 〔13〕《李约瑟画传》。李约瑟这一观点并未得到西方学术界的公认，据后来担任过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的何丙郁博士说，1995年8月，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举办为期两天的讨论会，主题是“道家是否对中国科技的贡献最大”，邀请欧洲各国有名的汉学家与会，但他们认为除了炼丹术的研究是道家最大的贡献外，别的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入会者举出了中国历史上很多非道家人物，如汉代张衡、唐代的和尚一行等科学家，在数学、天文等基础科学方面的贡献远胜于道家。在场学者，包括旁听的研究生，没有一个人同意李约瑟的观点，而李约瑟自始至终没说半句话。当时何丙郁只好出来打圆场，说同意或反对李约瑟观点的都不算错，关键看对“道”如何理解云云，此次讨论也就不了了之（何丙郁《从李约瑟说起》）。

• 〔14〕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hina’s Influence on the Worl”in Raymond Dawson The Leagacy of China（Oxford，1964，p. 302）.

• 〔15〕《四川省历史文化名镇——李庄》，熊明宣主编，李庄人民政府1993年出版（内部发行）。

• 〔16〕周均时离开李庄到重庆大学任职后，对蒋介石施政方针大为不满，遂于1949年夏加入“民革”组织，并出任民革川康分会地下组织负责人，同时进行秘密策反国民党高级将领如杨杰将军等人的工作。由于打入民革内部的特务告密，周于8月20日被保密局特务逮捕，次日转移到重庆歌乐山白公馆关押。1949年11月，国民党撤离重庆前对白公馆与渣滓洞等几十名政治犯执行枪杀，周均时亦在其列。朱家骅闻讯，亲自驱车到保密局找局长毛人凤，请求刀下留人，未果。周被如期枪杀。同时遭到枪杀的还有曾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副军长黄显声、黎剑霜夫妇，以及小说《红岩》中“江姐”、“许云峰”、“小萝卜头”等原型500余人。

• 〔17、18〕《中国西南部的科学（一）物理—化学科学（1943）》，李约瑟著，原载《自然》杂志，第152卷，1943年。转引《李约瑟游记》，李约瑟、李大斐编著，李廷明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 〔19〕《李约瑟与中国》，王国忠著，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2年出版。

• 〔20、21、22、23、24、26〕《童第周：追求生命真相》，童第周著，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出版。

• 〔25〕《李约瑟游记》，李约瑟等编著，李廷明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 〔27、28〕《1943年2月—12月的书信摘录》，载《李约瑟游记》，李约瑟等编著，李廷明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 〔29〕傅斯年《倪约瑟博士欢送词》，《傅斯年全集》，第五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 〔30、31、32、33〕《李约瑟游记》。李氏说傅送他善本《天工开物》之事，怕是李约瑟本人的误解。按照常理，傅不可能、也不敢把国家如此贵重的珍品私赠外国人，或许是一复制本或通行本。

• 〔34〕沈刚伯《追念傅故校长孟真先生》，台北《大学新闻》，1963年12月26日。

• 〔35、36〕黄然伟《关于王铃》，转自《李约瑟与中国》，王国忠著，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2年出版。

• 〔37〕《李约瑟游记》，李约瑟等编著，李廷明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 〔38〕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载《文学周报》，1928年5月1期。

• 〔39〕载《东方杂志》，第28卷，第22号，1932年11月。

• 〔40、41〕《钱昌照回忆录》，161页，钱昌照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出版。

• 〔42〕号称“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后治黄规划中确定的第一期重点项目。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政府专门邀请苏联老大哥派专家前来筹划并主持设计。苏联方面派来的是一位名叫伯克夫的技术工人，为了能在中国坐稳“老大哥”交椅，临行前，苏联政府特意为伯克夫破格搞了顶副教授、工程师的帽子戴在头上。于是，伯克夫副教授踏入中国国门后，当仁不让地以“老大哥”的身份率领中国水利界一帮文臣武将，趾高气扬出现在黄河流域考察队伍的最前头。按伯克夫的考察构想，这个“黄河第一坝”修在上游的潼关最为合适。此方案一出笼，立即引起了参与考察的中国专家的质疑，据说清华大学水利系年轻教授张光斗等人与伯克夫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据张光斗说，不只是当地土质含沙量高不宜修筑大坝，更重要的是一旦在此地筑坝蓄水，汛期来临，整个关中平原将成泽国，直接导致八百里秦川陆沉的悲剧。后来“老大哥”也感到在潼关筑坝的艰难与危害，遂决定弃潼关而转赴下游的三门峡修筑。

出于政治、经济的需要，1954年，由毛泽东批准修建三门峡大坝工程。邓子恢在怀仁堂向全国人大代表们宣布了中国政府的宏伟计划，并说：“我国人民从古以来就希望治好黄河和利用黄河。他们的理想只有到我们今天的时代，人民民主的毛泽东时代，才有可能实现。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去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了！”——自此，一句古老谚语“圣人出，黄河清”又在神州大地流行开来。

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三门峡大坝工程由苏联的伯克夫主持设计，大坝代号“360”。动工之前的1957年4月，中国政府水利部在北京邀请了70位中国专家、教授参加了设计方案论证会议。在邀请者中，清华水利系的张光斗与黄万里这两位30年代自美国学成归国的水利专家均榜上有名（张光斗，1935年赴美留学，先后获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水利工程学硕士、哈佛大学土木工程学硕士学位，后中断博士学位学业于1937年归国；黄万里，黄炎培之子，1934年赴美留学，先后读过三所大学，分别获硕士与博士学位。是伊利诺伊大学的第七个博士，也是中国第一个水利工程学博士，1937年归国）。据说这是一个“务虚”的会议，论证进行了7天。当时主持设计的苏联专家伯克夫与负责这一项目的中国各级官员以及绝大多数专家认为，通过绿化，黄河流域水土保持能很快生效，上游进入三门峡的泥沙能很快减少，因此可用三门峡的高坝大库全部拦蓄泥沙。大坝蓄水后，经过沉淀变清，然后用下泄清水来刷深黄河下游的河床，从而把黄河一劳永逸地变成地下河——这一思路导致了三门峡工程规划没有设计泄流排沙的孔洞（后设计，但在施工中又被封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参加论证的70位专家，绝大多数人对在三门峡建坝拦沙于上游，坝下不设排沙孔洞这一方案，或真心或违心或别有用心地表示拥护。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清华教授黄万里和一个大学毕业不久、名叫温善章的小技术员，对大坝工程提出反对意见。据说黄万里在七天会期中，单枪匹马，舌战群儒，和苏联专家、中国专家展开激烈论战。按黄的说法：“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同时，黄万里对举国上下大喊大叫的‘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甚为不屑，认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而赞成这种说法的官员、专家，实出于政治阿谀而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黄河水流必然挟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不能违背，即是从水库流出的清水，由于冲刷力要比挟带泥沙的浊水强大，将猛烈冲刷河床，必然使黄河大堤成片崩塌，清水也必将重新变成浊水”云云。

不久，黄万里在校内报纸《新清华》上，以小说的形式发表了《花丛小语》。文章批评北京新修的道路反浆，公共汽车停驶，要是在美国，市长早干不成了，等等。又从“文人多无骨”引伸到当年黄河三门峡工程的论证。其中一段说，“你看章×原来有他自己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颂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流河治”云云。

很快，清华校方把黄氏“大作”《小语》上报毛泽东，毛看后随即加上“什么话”按语在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同时，毛泽东还针对黄的文章说：“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圆。”（曾昭奋《江河万里》，载《清华园随笔》，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以下引文同）黄的文章立即成了反党、反苏、反社会主义的“铁证”，黄万里被打成“右派”，下放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后来黄万里曾对人说：“我的右派帽子是毛主席‘钦定’的，逃也逃不了。”

当1937年黄万里从美国学成归来时，途经横滨暂泊，偶遇在日本学医的丁玉隽小姐，二人一见钟情，同船归国后即在庐山举行了婚礼。丁玉隽的父亲乃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丁任组织部长，毛泽东任宣传部长，二人同为党国大员，且颇为友善。而黄炎培则是教育界名宿，国共合作时期亦担任政府要职，因而黄、丁二位名门子女的庐山之恋，曾轰动一时，给世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事隔22年之后的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与彭德怀展开政治决战，他在批彭时说了“你彭德怀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一块反骨”等语。

由于毛主席的这一“反骨”结论，黄万里在“右派”前又加了一个“大”字，成了罪大恶极的“大右派”，帽子一戴就是22年半，直到1980年2月26日，才获得了“右派改正的决定”，成为清华大学最后一个摘帽的右派分子。

1957年4月13日，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张光斗因为赞成修坝成了三门峡工程的中方技术负责人。一时间，河南与陕西两省热闹起来。同月，西安农业展览馆紧跟形势，举办了“三门峡工程图片资料展”。在门口最显赫位置的一块模板上，书有“圣人出，黄河清”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其时简化字刚推行不久，许多人不认识被简化了的“圣”字（正体为“聖”），围观者交头接耳小声议论，忽见当地人送外号“二杆子”的中年汉子高声朗读曰：“怪人出，黄河清。”话音刚落，“二杆子”就被现场的保卫人员三拳两脚掀翻在地，五花大绑押入公安机关，尔后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打入深牢关了起来。鉴于这一“怪人出”的政治事件，展览馆的领导者怕惹火烧身，很快就取掉了上写六个大字的模版。

模板是取掉了，但那位不知名的“二杆子”高声呼喊的话，像是一句谶语，昭示着未来的不祥之兆。不但黄河没有变清，反倒是滚滚泥沙淤死了三门峡大坝，回水倒灌泾渭河，淹了富庶的八百里秦川。千古民族宿愿，又一次在混沌的黄水里化为泡影。

1961年，三门峡大坝建成，1962年2月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试运转，总投资9.42亿元人民币，对当时的新中国来说，可以说是倾全国之力。建成后的工程虽然给黄河下游防洪安澜和灌溉、发电等方面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但在建造时由于没有考虑排沙这一关键性技术问题，泥沙淤积问题日益突显。据国家水电部资料显示，1960年工程蓄水，到1962年2月发电时，水库就淤积了15亿吨泥沙；到1964年11月，总计淤积泥沙50亿吨。越三年，库内淤塞泥沙达34亿立方米，几为设计库容的一半。而黄河回水，使潼关河床淤高了4.5米，迫使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水位上升，直接威胁中国西北的经济中心西安的安全。中国最富裕的关中平原，大片土地出现盐碱化和沼泽化，使得库区移民上上下下来回反复迁徙，十几万人弄得家贫如洗，疾病缠身，男女老少啼饥号寒，其凄苦悲惨之状，令见者为之泪下，曾代表国务院前往考察的高官大员面对惨象，亦禁不住说：“国家对不起你们”。据黄万里的长公子黄观鸿说：当时三门峡的败象日显，陕西泥沙日积，地方官忍无可忍，绕过周恩来径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急了，说：“三门峡（大坝）不行就把它炸掉！”

为情势所迫，1964年，三门峡不得不进行第一次改建，强行用炸药在坝底炸开了“两洞四管”，以用于泄流排沙；1969年，又进行了第二次改建，耗资八千万元，再度在坝底炸开了8个孔洞，进一步增大了泄流排沙的能力。尽管如此，依然留有巨大隐患。2003年8月，渭河一场洪灾，使建成40多年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再次成为社会各界争论的焦点。据陕西方面的水利专家说：“今年渭河的水并不大，只相当于渭河5年一遇的洪水。但今年形成的灾害比较大，相当于渭河50年一遇洪水的灾害（其中华县、华阴市遭受了自1556年以来500年最大的灾害，生活水平倒退了10年），这场灾害使陕西全省有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绝收，成灾人口5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82.9亿元。”（参见2004年02月22日《工人日报》）当年黄万里“黄河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的预言再一次不幸言中。

据陕西省水利志的记载和近现代水利专家的考察，渭河在历史上并不是一条淤积严重的河流，从春秋战国时期到1960年的2500年间，河床淤积厚度仅为16米，平均每100年才淤积0.6米。自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淤积速度可谓一泄千里。据2003年10月22日潼关水文站所测数据，当天的潼关高程是327.94米，而1960年只有323.40米，仅仅40多年时间竟比过去高出了4.5米，相当于历史上750年淤积量。因潼关高程居高不下，关中水患则永无穷尽。

继这场洪灾之后，对三门峡水库的“异议”此起彼伏，持续不断，但事已至此，当局亦无可奈何。

• 〔43〕民国时期，有人形容钱昌照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上一个明显的标志是：“他和黄郛是连襟，和沈怡是郎舅，和翁文灏是冤家，和CC系是对头，和宋子文是过从甚密的拜把子兄弟。”沈怡《自述》中说钱“送秋波于宋子文失意之际，慧眼识英雄，两人成了莫逆”。

宋、钱关系由暧昧到订交，始于钱担任国民政府秘书时期，完成于资源委员会任上。钱曾回忆说：“我自认识宋以后，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好。孔、宋有矛盾时，我支持宋。当我在资委会的工作中同孔发生矛盾时，宋总是支持我的。”（《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出版。下引文同）钱认为这是“我与宋自然而然相互在政治上联结起来”的基础。抗日战争末期，钱昌照受国民党高层人物和社会各界部分人士群声喊打，逐渐在蒋介石面前失宠，当时他唯一能够抓住的一根稻草就是宋子文，因而这一时期可称为钱、宋蜜月期或民间说的“久别胜新婚”时期。钱在回忆录中也承认这一时期“和宋子文的关系就更加紧密”。尽管有了宋子文这根稻草救急，但就宋的处境和能量，只能救其一时不能救一生，钱昌照在民国时期政治舞台上最终败下阵来。

钱昌照于资源委员会起家，亦由其败家，原因何在？只要看一下资源委员会的历史就可略知一二。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就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最终要和日本一决雌雄。但以当时中国的情形跟日本开战，显然不是日本的对手。只要战端一开，那就不是仅凭勇气和无畏的精神可胜对方的，必需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领域均有所作为，方能以弱胜强，克敌制胜。而经济在此时尤显迫切和重要。时任国民政府秘书兼教育部次长的钱昌照，凭着自己在英国所学政治经济学的敏锐头脑与高人一筹的眼光，瞅准这一机会，适时向蒋介石提出，日本侵华趋势日益明显，政府应该建立一个国防设计的机构来统筹计划抗战工作。蒋介石听罢深以为然，对钱氏本人高瞻远瞩的新思维很是欣赏，于是顺水推舟地做个人情，决定由钱出面担当这一重任。此时的钱昌照属于典型的欧美少壮派官僚，尽管精明强干，锐气逼人，但他没敢忽视翁文灏的存在。有翁氏这一天下知名的英才存在，钱昌照自知一时无法与之匹敌，只好甘居其后，乃按武林推荐盟主的规矩，向蒋介石真诚地荐举了翁。蒋原对翁就深有好感，而翁本人又奉行洁身自好，素来与政治无缘，正合蒋的心意。当时国民党政权根基在南方（后来也基本如此），而且政府的各类官僚也多出自国民党内部，而翁是北方知识分子，根基也在北方学术界。蒋正好通过翁来拉拢北方一批学术文化界人士，特别像胡适一派的自由知识分子，让他们靠近南京政府，为党国效力。

主意打定后，蒋亲自请翁文灏和与翁友善的张季鸾等人到庐山来讲课。翁文灏到庐山见到蒋介石，提出在战前经济困难时期，特别要重视调查中国的资源，通过对资源的开发提升中国的经济地位。蒋一听正合心意，相谈甚欢，遂引翁为知己。后来蒋说要成立一个国防设计委员会，由翁出面组织。翁推托再三，蒋介石干脆说：“这个主任我来做，你来做秘书长，由钱昌照做你的助手。”最后的结果是，蒋自己兼任了名义上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接受了秘书长一职，但人仍在北京，钱昌照出任副秘书长，在南京主持委员会的实际工作。钱在回忆录中说，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于1932年11月1日，隶属于国民政府的参谋本部，是个秘密机构。“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都是有军衔的，翁文灏是中将。”委员会成立后，前期主要工作是进行中国的资源调查。翁文灏还聘请了一大批中国一流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各方面的贤达之士，如胡适、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何廉、陶孟和、王世杰、周鲠生、钱端升、吴鼎昌等，外加一些金融实业人士以及少部分国民党党务人员，一时为国人所重。到了1935年4月，战争形势更加趋紧，国民党对军事机构进行大的改组。国防设计委员会转为资源委员会，工作的内容也从原来的参谋性质转变为一个庞大的工业建设机构。

1937年战争全面爆发。资源委员会面临的首要工作是组织沿海工矿企业内迁。1938年1月，资源委员会接管军事委员会下属的第三部（主管国防工业）、第四部（主管国防经济），以及建设委员会改隶新近成立的经济部。翁文灏出任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委，钱昌照任副主委。自此，资源委员会便与经济部捆绑在一起。

1936年，资源委员会所属的工矿企业仅有21个单位，到了1939年，有67个单位，3年后膨胀至96个。至抗战胜利前夕，达到了121个。1945年更增为130个。短短9年就扩展了六七倍，其故安在？

首先，国家的融资大量拨给资源委员会。该会资金来源主要依赖政府预算与中国、交通两银行的融资。钱昌照与宋子文关系颇为密切，宋在这段期间内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而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筠与宋子文关系又非同一般，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又为交通银行董事之一，以银行的力量来支持资源委员会，是相当容易的。更何况宋自1940年6月起，被委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专司争取美援，影响力提高。资源委员会与之结合，得以迅速发展是可想而知的。当时孔、陈两家都瞅准了资源委员会这块肥肉，想从中分一杯羹。孔祥熙一直想抓住钨、锑两大矿产资源，却没有达到目的，遂对钱氏怀恨在心；CC系的陈果夫、陈立夫想在资源委员会的各项事业内设立国民党党部，均遭拒绝。据钱昌照在回忆录中说，“资源委员会之所以能和孔、陈对抗，一则由于蒋介石在经济方面往往利用资源委员会牵制孔、陈，二则由于宋子文和孔、陈一向不和，钩心斗角，每当资源委员会和孔、陈发生争执的时候，他总是支持资源委员会的”。因而钱氏与孔、陈的对抗总是占尽上风。翁文灏等资源委员会人员担任经济部高官，主管工商事业，于分配上占尽便宜，使资源委员会在与私营企业竞争时占绝对优势。据统计，资源委员会和其他的公营事业的资本额在1944年达到战前的50倍，在全国总资额中所占的比率，从战前的12per增加到1942年的70per。资金既控制在公营事业手里，政府又实施统制与独占贸易、增税、收藏金银外币等政策，私营企业必然要凋零破败。当各私营企业纷纷破产之际，资源委员会以国防建设的名义加以并吞，得以及速扩张，成为不可一世的资本大鳄。

对于这一畸形格局的演变，除了孔、陈为一己私利而仇恨外，也引起了社会有识之士的警觉和不满。傅斯年在1947年3月1日《观察》第2卷第1期刊发的《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中，就曾公开提及“国家资本”这一被歪曲的社会痼疾，除了铁路、航业、银行业等豪门资本外，傅还特地指出：“又有资源委员会号称办理一切重工业，这样发达的国家资本，我们应该几乎要成社会主义国家了，然而内容大大不然。糟的很多，效能二字谈不到的更多。譬如两路局、资源委员会等，你不能说他贪污。但无能和不合理的现象更普遍。推其原因，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为限），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僵冻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循环不已，照道理说，国家必糟。”

曾做过资源委员会委员的胡适，在1954年曾借用朋友的话对此作过评论：“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势所趋；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它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出版）沈怡晚年在《自述》中，对钱这一时期的工作也多有批评，认为“资委会的主要负责人经常吃吃喝喝，工作效率不高”云云。钱为此很不高兴。

就钱昌照政治命运而言，尽管与翁同在资源委员会任主要职务，但两人的关系并不融洽，后来逐渐恶化到不能共事的程度。抗战胜利后，钱受到翁文灏、孔祥熙及CC系的排挤和打击，在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的摇旗呐喊下，为平息众怒，蒋介石痛下决心撤销了钱的资源委会副主任职务。1949年8、9月间，钱怀着对蒋介石、翁文灏、CC系等各派系的强烈不满，准备赴英国讲学。在逗留香港期间，刚好遇上旧友、中共地下党员、著名电影导演张骏祥。钱向张述说了自己的境遇和对局势的悲观态度。张立即将这一情况告知夏衍，夏再向潘汉年作了汇报。潘以特有的政治敏感，当即指示夏衍：这是一件大事，赶快通过张骏祥约钱昌照谈谈，尽可能劝他留下来，不要去英国，更不要去台湾，将来可以为新中国建设服务云云。与此同时，潘汉年又将此事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请示对钱的工作方针。很快，潘收到周恩来回电，指示他一定要设法劝钱留在香港，并明确指出，为了新中国的建设，我们希望资源委员会的工程技术人员都留在大陆，为祖国服务。经过中共组织的一连串工作，钱回返大陆。1988年钱昌照去世，年90岁。

• 〔44〕剧本分别发表于《新青年》，第五卷，6期，1918年12月；第六卷，1、3期，1919年1、3月。1988年钱昌照去世，年90岁。

• 〔45〕《我与我的世界》，曹聚仁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 〔46〕金岳霖《悼沈性仁》，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47〕《胡适日记》（内部发行），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

• 〔48〕《朱自清全集·日记编》，朱乔森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二版。

第三章　小镇故事多

此情可待成追忆

沈性仁去世的噩耗传出，家族至亲悲恸欲绝，许多与之相识的朋友也为之洒下了悲伤的热泪。费正清曾哀惋地慨叹道：“她是我们朋友中最早去逝的一个。”〔1〕1月23日晚上，金岳霖在昆明西南联大接到沈性仁去世的电报，感觉“当时就像坐很快的电梯下很高的楼一下子昏天黑地”，等稳下来时，“又看见性仁站在面前”。〔2〕沈性仁在去世8天前，还亲笔给远在昆明的老金写过一封信，“那封条理分明，字句之间充满着一种淡味，一种中国人和英国人所最欣赏的不过火的幽默”的信，让老金无法相信“八天的工夫就人天阔别”了。于是，金岳霖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感，写下了一篇含血沾泪的悼文，以纪念这位在中国白话文运动史上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光彩照人的女性。

老金认为，沈性仁是“非常单纯之人，不过她也许在人丛中住，却不必在人丛中活而已”，“佛家的居心遇儒家的生活……单就事说，性仁能做的事非常之多；就她的性格说，她能做的事体也许就不那么多了。”她是一个入山唯恐不深、离市唯恐不远的真正高雅、淡泊、风韵无边的人间女神。文中又说：

认识性仁的人免不了要感觉到她确雅，可是她绝对不求雅，不但不会求雅，而且还似乎反对雅。……我猜想她虽然站在人群的旁边，然而对于人的苦痛她仍是非常之关心的。在大多数人十多年来生活那么艰苦的情形之下，雅对于她也许充满着一种与时代毫不相干的绅士味……性仁虽然站在人群的旁边，然而对于朋友她又推赤心于人、肝胆相照、利害相关，以朋友的问题为自己的问题。她是想象力非常之大而思想又百分的用到的人，可是想象所及的困难有时比实际上的困难还要大。她在李庄听见昆明的物价高涨的时候，她深为奚若太太发愁，恨不能帮点小忙。然而她无法可想，而在那束手无策的状态之下，她只有自己想象而已。想的愈多，困难也就愈大。这不过是一例子而已，这一类的景况非常之多。朋友们的处境困难常常反比不上性仁为她们着想而发生的心绪上的忧愁。她的生活差不多以自己为中心，有的时候我简直感觉到她的生活是为人的生活，不是为自己生活。也许她这样的心灵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作品。〔3〕

金岳霖这篇《悼沈性仁》散文，堪称民国史上所有散文作品中写女人写得最细腻、最优美的文字之一，内中蕴涵了英国绅士式的从容、清纯、洒脱、飘逸，伴着中国古典的深厚绵长和淡淡的哀伤，读之感人肺腑，韵味绵长不绝。金岳霖不仅有一颗哲学家的头脑，还应当算是世上最为难得的一位好男儿、好情人。假如把老金与风流成性、整日在女人堆里钻来荡去的老情种徐志摩相比，老金对女人的了解、认识与同情，要比徐氏更透彻、更辽远、更有深度，也更能进入女人的心扉。正如沈性仁的小妹、钱昌照夫人沈性元所称：“回忆到金老（岳霖）对我二姐性仁的尊重理解。金老认为，性仁二姐的性格是内向型的。她文静、深思、内涵比较充实……等，金老称之为‘雅’。性仁二姐待人诚挚，处事有方，这些我们父母所留给她的品格，也许由于她爱好文艺所获取的哲理而更深化了些。”又说：“二姐处在多难的旧中国，身居在知识分子经济不宽裕的家庭，家务之外，有不少朋友的社交活动，还能抽出时间勤于译著，她翻译了房龙的名著《人类的故事》，此外也译有英文中篇小说。这些也是金老所钦佩的一方面吧。”〔4〕

金岳霖对沈性仁心向往之，而沈对老金也可谓高仰景行。沈性元说：“我从二姐偶然的话语里，得知金老搞逻辑学，写作有个少有的特点：常常费了不少功夫写成厚厚的一迭稿了，当发现其中有不满意处，他会把全部稿子毁弃，决不‘敝帚自珍’，更不会以为‘文章是自己的好’。他会重新开始，有疑义就再作废而不惜，决不把自己所不满意的东西问世飨人。金老，当年的‘老金’就是这般著作治学的，他得到二姐的衷心钦佩。”从彼此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窥知金、沈之间的友爱，一点也不差于老金与林徽因之爱，若就人性中的深层情感论，可能还有过之。

中央研究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于1942年底在李庄门官田租住的宿舍。（王荣全摄并提供）

作为与沈性仁相濡以沫，共同经历了世间沧桑、离乱生死的陶孟和，没有专门写下怀念爱妻的文字，这倒不是说已与爱妻在生死两茫茫中相忘于江湖，而是内心的苦楚与孤寂，非文字所能表述于万一，因而选择了沉默而独自面对苦难。据时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巫宝三回忆：“李庄虽是一个文化区，但究与西南联大所在地的昆明大有不同。同济是一理工医大学，无文法科，因此陶先生同辈友好在此不多，经常来晤谈者，仅梁思成、思永兄弟，李济、董作宾等数人而已。同时陶老的夫人当时健康欠佳，后去兰州休养，在抗战后期病故。陶先生大半时间住在李庄，生活孤寂可知。但处境虽然如此，他对扶植研究事业的热忱，一仍往昔。在夏季，他头戴大草帽，身着灰短裤，徒步往返于镇上与门官田的情景，犹历历在目。”〔5〕

当李约瑟到来时，刚刚57岁的陶孟和已是头发花白，身躯佝偻，沉默寡言且有几分恍惚，望之令人心酸。李氏与陶孟和及大大小小的研究人员作了交谈，索取了部分资料，对各位人员的精神风貌和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理解和肯定，并在日记中写下“由此可见，即使在困难时期，川西的生物学、社会学的研究也很丰富”〔6〕等赞语。此次访问，最令李约瑟感兴趣的是社会科学研究所费时几年、集中精力进行的抗战期间中国经济损失的研究工作。

在此之前，陶孟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国各方面的损失估计，以及战后巴黎和会各方代表谈判情形有过详细了解和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极富政治战略眼光地向国民政府提出，“战时经济状况及其损失应作为一个重大课题及早调查研究，以作为抗战胜利后和会谈判的依据”。〔7〕在这一学术战略思想指导下，自1939年在昆明开始，陶孟和就集中精力组织人力调查研究沦陷区工厂及其他经济文化机构迁移情况。来李庄后，整个研究所的工作由原来的经济、法律、社会学等诸领域，转到了经济学，并确定了以战时经济研究为主的总方针，开始了由调查问题、揭示问题，并协助政府解决问题这一重大政治经济事宜的转化。在此期间，陶氏与研究所同仁以“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为题展开调查，着手编纂抗战以来经济大事记，出版了对沦陷区经济调查报告及经济概览。也就在这一时期，受翁文灏主持的国民政府经济部委托，社会学所专题研究了战时物价变动情况；同时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委托，调查研究并完成了《1937—1940年中国抗战损失估计》等科学性论证报告。这项极具社会和科学意义的调查研究工作，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赞誉，一时为各方所重视。

令陶孟和为之扼腕的是，他与同事辗转几万里，含辛茹苦，耗时八年，以国际通用的科学计算方法调查研究出的报告，因战后国共两党与日本政府的复杂关系，这批关乎国家民族复兴大业的重要研究成果竟成了一堆废纸，被当局弃之麻袋不再理会。最后的结局是：中国人民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打赢了，但国共双方分别代表自己的政权，主动放弃了对日本政府的战争索赔，中国在战争中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元以上的各种经济损失，全部付之东流，未得到一分一厘的赔偿。此举可谓悲凉、窝囊、“二驾眼”到了顶峰，徒令后世子孙悲愤交加、扼腕长叹。

辞别了陶孟和与社会学所一帮埋头苦整，但并未预料到自己八年心血日后却被国共双方的当权者视为臭狗屎装入麻袋扔入垃圾堆的可怜的研究人员，李约瑟走下山来，欲拜访他心仪已久的梁思成。由于梁启超巨大的光芒和社会影响力，可能当时介绍的人没有提到也许更能令李约瑟心驰神往的一代才女加美人林徽因，否则以他好奇和爱美的性情，不会不在写给夫人的信中加以提及——而事实上，他当时只提到了“伟大的政治家和学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

1935年，金岳霖（左一）、梁再冰（左二）、林徽因（左三）与费正清（右一）、费慰梅（右二），以及费氏夫妇的朋友在北平天坛

在上坝月亮田农舍的梁思成得到消息，尽管对李约瑟其人未曾相识，亦不了解底细，但想到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并来到中国西南偏僻闭塞的李庄，这是一种什么精神？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此时的梁思成还没有像延安的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所想到的“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精神”。但既然对方号称为了中英文化交流而来，起码也算国际友人合作的精神。因了这种精神，作为东道主的梁思成自然要尽其所能地招待一番。只是此时梁家包括整个营造学社一贫如洗，平时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特殊的条件设宴招待？半年前，当费正清与陶孟和一道从重庆来到李庄时，这位来自美国的文化官员，亲眼目睹了知识分子贫困的生活条件。费氏看了梁家与营造学社的窘迫状况，曾劝梁思成卖掉身上的一支自来水笔和手表等物，以换取急需的食物维持生计。对于学者们如此艰难的生活状况，费正清曾感慨地说道：“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之中了。”〔8〕

中国营造学社在李庄租住的民房，站立者是莫宗江

李约瑟来李庄之前，营造学社人员经历了一阵回光返照式的兴盛之后，又无可挽回地再度陷入了衰落。因“主要成员梁思成、刘敦桢由于当时环境，在工作上意见相左，遂造成不能合作之局，其它同仁亦有相继离去者”。〔9〕刘敦桢已于半年前携家带口离开李庄乘船赴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卢绳等人也各奔东西。原本就风雨飘摇的营造学社，两根宏大支柱突然折掉一根，梁思成独木苦撑，挣扎度日，大有树倒猢狲散之危。据说，当刘敦桢决定离开李庄另谋高就的那天，梁、刘二人谈了一夜，最后都流了眼泪。世事沧桑，聚散分离，本属正常，只是在这样的境况下诀别，令人备感凄凉伤心。

此次面对李约瑟的到访，家徒四壁又好面子的梁思成，抓耳挠腮在院子里转了几圈后，突然发现鸭子们还不知忧愁地呱呱乱叫。这是梁家自春天就开始喂养的几只本地鸭，除指望下几个鸭蛋补助一下林徽因与梁思永的病体，还准备秋后宰杀几只，让平日难见油星的营造学社同仁好好犒劳一顿。如今贵客临门，梁思成只好忍痛割爱，决定先宰杀两只公鸭以款待客人。站在院子里亲眼目睹梁思成捕杀鸭子的李约瑟，当然不知这一令人心酸的背景，只是以好奇、惊喜的心情观看了这一具有乡村特色的场面并饱受了一顿美味。此一情形的具体细节，林徽因在写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有过表述：“李约瑟教授刚来过这里，吃了炸鸭子，已经走了。开始时人们打赌说李教授在李庄时根本不会笑，我承认李庄不是一个会让客人过度兴奋的地方，但我们还是有理由期待一个在战争时期不辞辛苦地为了他所热爱的中国早期科学而来到中国的人会笑一笑。”〔10〕

事实上，李约瑟见到他心目中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学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以及躺在病床上的“儿子媳妇”林徽因并作了简短交谈后，这对夫妇出众的才华和林徽因的美貌，令李约瑟大为惊喜并出人意料地露出了笑容。对方当着众人的面表示自己能与梁、林夫妇在李庄这个偏僻的小镇上相会，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同时李约瑟也没忘记以英国绅士的风度，夸赞一番林徽因那带有爱尔兰口音的英语，林受到夸赞当然高兴得不得了，她在信中对费正清夫妇说：“我从不知道英国人对爱尔兰还有如此好感。”这个时候的梁、林夫妇尚不知道，爱尔兰正是李约瑟生命中最难忘的成长之地。林徽因的爱尔兰口音，正好给予对方他乡遇故知的知音之感。在战乱流离的异国他乡，能遭逢如此快事，作为对故乡怀有深情眷恋的李约瑟焉能不露出真诚的笑容？

吃饱喝足之后，李约瑟详细观看了营造学社的研究课题，亲眼目睹了在如此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研究人员的工作态度，心灵受到强大震撼，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串预言式文字：“如果战后中国政府真正大规模地从财政上支持研究和开发，20年左右后，中国会成为主要的科学国家。中国人具有民主的幽默感和儒家高尚的社会理想。认为中国人会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诱降是不可思议的。”〔11〕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约瑟的预言说对了一半，20年后的中国大陆尽管有了原子弹和氢弹，以及足以镇压一切敌对势力的坚硬坦克和装甲兵器，但离“科学国家”还有一大段距离，更谈不到“主要”和进入世界发达国家的主流。而国民党控制的台湾孤岛，其科学的发展同样缓慢得令人感到窒息。1962年2月24日，当台湾“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欲选举新一届院士时，李济在演讲中曾对台湾的科学前景作出了“不敢乐观”，且有些悲观的论调。尽管主持会议的胡适大不以为然，未过几分钟便倒地不起，但仍然无法改变残酷的现实，中国海峡两岸在抗战胜利的半个世纪之后，仍然没有成为一个世界公认的、规范的“科学国家”。倒是后一点被李约瑟有幸言中，中国人民不但没有屈从日本侵略者的诱降和血腥屠杀，最终以民族的坚强与韧性，于腥风血雨中取得了抗战胜利。

6月13日，李约瑟来到位于李庄镇张家祠内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进行访问，同时作李庄之行的告别演讲。演讲之前，一个意外插曲的出现，给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便是陶孟和与傅斯年两个冤家对头摈弃前嫌，握手言和。

由决裂到言和

尽管陶孟和是傅斯年的师辈人物，傅却一直不把陶当长辈看待，除了前面早已叙述的陶孟和所率领的队伍，并非是梁山晁盖、宋江那帮兄弟的嫡系，也不是二龙山入伙的鲁智深、杨志、武松等强势集团，而只是如少华山入伙的史进、朱武等辈，虽踏进梁山大门，却一直未能取得各门各派武林高手敬慕。更为致命的是，陶孟和所率领的这支满身“土包子”色彩的队伍，多少年来一直未有大的改观，欧风美雨一直沾不到自己身上，颇有风刮不透、水泼不进的顽石状加外来单干户的味道。在藏龙卧虎的水泊梁山族群中，这支队伍也只能是谨言慎行，如履薄冰，委曲求全地居于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逵、矮脚虎王英，甚至一丈青扈三娘，或蒸人肉包子的母夜叉孙二娘等列位大哥大嫂之下了。

与此相反的是，作为最早入伙水泊梁山的傅斯年，自有一种先到为主，占山为王的霸气、骄气与傲气“三气”叠加之态势。正如时任《中央日报》主笔的程沧波所说：“我与孟真接触频繁，在中央研究院成立时，当时南京成贤街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蔡先生常常住在里面，我常去盘桓，和杨杏佛陪着蔡先生吃饭的机会更多。蔡先生是不吃饭的，在饭桌上，蔡先生席位上是一暖壶绍兴酒，大概是六两。蔡先生一个人独酌，我们陪他吃饭。蔡先生酒吃完，接着吃几块烤面包。孟真也常去吃饭，当时孟真见着人，总是昂起了头，有时仰天嘘几口气，就是在蔡先生旁也依然如此。”〔12〕

程氏只看到对方鼻孔朝天、对天嘘气的霸王神态，可能还没领教傅斯年狂话连篇、目空一切的冲天豪气。据傅斯年自己坦白交代，国民党北伐成功之后，傅氏与几个同学在蔡元培家中吃饭，神情亢奋中，蔡元培与几人均喝了不少的酒，傅斯年乘着酒兴，以梁山好汉的做派站在餐桌旁突然振臂狂呼道：待“我们国家整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彝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尔其以外，都要‘郡县之’……”此番张牙舞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呼小叫，令微醺的蔡元培大为不快，蔡当场“声色俱厉”地呵斥道：“这除非你做大将！”〔13〕一句话如冷水泼头，傅斯年大骇，转头看看蔡元培盛怒的面色，顿时酒醒三分，遂不再吭气。——这个典故很形象地透出傅斯年性格中固有的嚣张与跋扈本色。试想，傅氏胆敢在“北大之父”蔡元培身旁放肆一把，作为一个原北大教务长、现在与自己同在一级别的研究所所长、国民政府参政员如陶孟和者，傅斯年又如何放在眼里？

陶孟和为人生性老实平和，尽可能避免与人争胜和交恶，但在许多事情上有自己的算盘，一旦算盘打得过多，难免令同行看轻。除此之外，陶、傅交恶，更深层的症结还在于二人各自所持的政治思想、人生观等诸方面，或如后来中国大陆宣传部门宣称的“意识形态”不同与分歧所致。

陶孟和在英国伦敦大学求学时，主要研究社会学，接受的是韦伯夫妇的理论体系。因当时的韦伯与萧伯纳等共同创立费边社，在英国从事所谓的社会改良主义运动，作为韦伯信徒的陶孟和，其思想多少也受到萧伯纳的影响。傅斯年在英国留学时，与韦伯夫妇和萧伯纳等辈曾有过接触，但傅对二人特别是萧伯纳本人颇为轻视，或者说大为反感。

1933年2月17日，萧伯纳访问上海时与蔡元培、鲁迅合影

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萧伯纳氏，自在伦敦以文学创作崭露头角后，号称社会主义者，从36岁开始，到94岁呜呼归天，58年里共写了51个剧本。192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31年，萧伯纳来到深得自己好感的苏联访问，高尔基写信祝贺他的75岁寿辰，称颂他是“勇敢的战士”云云。1933年2月，萧伯纳受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几位大佬的邀请，尽管有不屑踏上中国领土的念头，但最终还是于2月17日由香港到上海登陆作了短暂停留，并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等名流匆匆见了一面。萧氏之意“本来玩玩的”（鲁迅语），但还是以西方人的自傲自大，以不屑的神情，居高临下地对中国及中国文化咕噜了几句洋话，大放了一通厥词，谓“中国固无文化可言，有之也在中国的乡间田野”云云。后来中国许多各揣不可告人之目的，或稀里糊涂，大肆迷信和吹捧萧伯纳，将其视为哲人与世界人类的大救星，并借此抬高与其有一面之缘的中国同盟几位大佬的身价。但也有人当时就表示对萧氏为人为文不屑一顾，对其行为更是深恶痛绝。在这批头脑清醒、情感激烈的勇士中，傅斯年算是靠前的一个，对萧的行为与思想给予猛烈抨击。其恶感之深、用情之烈、直到十几年之后的1950年依然郁结在心、如鲠在喉，甚觉不吐不快。这一年，由其他事件引导，傅斯年想起萧氏的思想对中国人流毒之深，于是写了《我对萧伯纳的看法》一文，以消除其毒素，化解心中的块垒。文中说道：

萧伯纳“自己实在无多创造的思想，而是善于剽窃别人的思想。”他所剽窃最得力的人就是魏伯（南按：韦伯）夫妇。萧伯纳的文字啰嗦，思想浅出，作品风行一时，一辈子赚了很大的钱。他对于抽版税是丝毫不苟的。章士钊求见，说：’先生在中国很出名。’他说：’在中国出名何用？中国不曾参加国际版权协定。’这虽然带有笑话，但我在英国读书时（三十年了），大学学生演他的戏，版税一道决不放松——尽管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萧伯纳将老，怕要死，写了一本《返于老彭》（BACK TO METHUSEIAH），还是一部大作（大约是1920年）。从此以后，剽窃得越发生吞活剥，见解越无中心，越说越无责任心。我想，假如不返于老彭，少活三十年，岂不更为完美？这实在不像人死后的说话，但这样场合，这样说法我却有点摹仿他的调儿。”〔14〕

在傅斯年眼里，尽管萧伯纳的思想抄袭韦伯，但韦伯夫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一对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的新官僚派”，且是一位“人道主义的色彩甚淡，效能的观念甚重，而谓人道主义者为幻想家”的庸俗之辈。傅在文章中颇负义气地指责道：“魏伯夫妇晚年大大赞赏苏联，以为是一个新的文明。在东方的民族中，三个人都极其佩服日本，因为中国人‘乱哄哄’，‘不会办事’，（好个帝国主义的看法）！魏伯游中国后，说中国人是劣等民族，萧伯纳游日本，路过上海几有不屑上岸的样子。”最后，傅斯年对萧伯纳作出的总体结论是：“他在政治上，是看效能比人道更重的；在思想上，是剽窃大家；在文章上，是滑稽之雄；在戏剧上，是一人演说；在艺术上，是写报纸文字。”〔15〕总之，在傅斯年眼里，萧伯纳是一个极其糟糕，无一是处的骗子、妄人加街头小混混式的丘八。

此文一出，得到了一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赞誉和追捧，抗战期间任《中央日报》主笔，后为台湾东吴大学教授的程沧波评论说：“《我看萧伯纳》大概是孟真最后一篇文章，这一篇短短的文章结束了孟真30年的文字生涯。这一篇文章，是孟真‘等身著作’的压台戏。孟真在那篇文章中说：他不是学戏剧，他也不是学文艺批评，但是，像萧伯纳这样一个题目，不是一个专家写得好的，这样一个复杂、迷乱、幻景的题材与人物，不是具有丰富的中西学识、超特的智慧，是没法一刀劈下去的。孟真那一篇文章，把一个萧伯纳，一刀劈下去了。萧伯纳经他这一劈，由神奇化为腐朽，把萧翁一生的魔术全揭穿了。孟真的不朽，那一篇文章就够了。”〔16〕

傅斯年的老友毛子水也评价道：傅氏文章中的“三千个字，将永为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文献，是要‘知人论世’者所不可不读的。……孟真先生以萧伯纳‘看效能比人道重’的理由而不满萧伯纳，对极了！”程与毛氏所言，是耶？非耶？或似是而非？但有一点似不可怀疑，即傅文一出，萧伯纳的迷信和制造的神话被戳穿、打破，许多喝过萧氏制造的迷魂汤，一直沉溺在萧氏神话迷梦中的国人逐渐清醒，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神情越发变得清晰、明智，萧伯纳的影响也成了蜥蜴的残梦——恐龙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与傅斯年的思想大不相同，或曰背道而驰的是，陶孟和除接受了韦伯夫妇“社会调查”的思想并照章行动，对苏联的一切人事大加赞赏。1924年1月24日，苏俄领袖列宁去世，已从英国回到国内的陶孟和于2月26日，联合李大钊、马叙伦、郁达夫、丁西林、沈尹默等47位教授致函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要求政府与苏联恢复邦交。函中特别指出“苏俄以平民革命推倒帝制，……其显扬民治，实吾良友”云云。由于对苏联革命的赞成与崇敬，陶氏的政治思想渐逐滑向另类，并对中共的思想与做法表示同情的理解。

傅斯年与之相反，他对中共与苏联皆无好感，公开表示反对。除了反共，傅同样反苏，“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17〕在傅氏的眼里，共与苏是连带的，不可分割的一根绳上拴着的两个蚂蚱。对这两个山林草莽中连蹦加跳的蚂蚱，他心生嫉恶，欲加以铲除灭之而后快。〔18〕按傅斯年的说法，中共紧随苏联其后，学斯大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专制，有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19〕因而一旦共产党掌权，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认为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会变成一片荒漠等。

陶孟和早年曾对蒋介石本人和国民政府寄予厚望，并与蒋本人有过接触。按金岳霖晚年的说法，“从他的家庭着想，他是可以当蒋介石的大官的，可是他没有。我有一次在南京，疑心他要做南京的官了，因为他住的地方真是讲究得很。可等待了好久，他仍然没有做南京的大官，我疑心错了”。又说：“陶孟和的思想偏左，不是旧民主主义者，也不是共产党人。他的政治思想可能最近社会民主，但是也没有这方面的活动。”〔20〕

金岳霖说的当是老实话，陶孟和不是一个刻意追求做党国大员的人，如果刻意要做，凭其与黄郛、钱昌照、沈怡的姻亲关系，应该大有希望。抗战期间，陶以无党派人员和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出任国民政府参政会参议员，开始涉足政界。但随着对国民党及蒋家王朝认识的逐渐加深，由失望渐渐产生反感。后来随着主持多项农村经济与社会状况调查，以及整个社会政治向心力转移，陶改变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精英姿态，“左倾思想日益强烈”。在李庄时期，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已呈不可遏止的糜烂状态，陶孟和引用原清华大学校长、时任农林部部长周贻春的话对手下的同事说：“国民政府已经烂到核心了（Rotten to Core），就是说不可救药了。”〔21〕面对这个“不可救药”的政府，有一些所谓社会名流，仍不知好歹地趋炎附势，竭力维护这个“核心”。为此，陶孟和以嘲讽的口气举例说：“这种人见到政治高层人物，屁股坐在椅子边边上，不管对方说什么，他只公鸡啄米似的不住点头，哈哟哈哟地连连称是，一副奴才之相，望之令人生恶。”可见这个时候的陶孟和，除了保持自己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大节，对国民党政府以及“核心”确是深恶痛绝，对蒋介石本人也不抱大的希望了。

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形，费正清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有过记述：“李济说百姓们现在都在挨饿。这些年来，他已死掉了两个孩子，陶孟和也死了配偶。知识分子们认为，如果他们是被重视的，或者是当此国难之际，全国上上下下各阶层是在同甘共苦的，那么即使挨饿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亲眼看到了如此触目惊心的不平等现象和社会上层的奢侈浪费。因此，许多知识分子感到心灰意懒，一部分人将会死去，其余的人将会变成革命分子。”又说：“以上种种印象，仅是从当时所记录的一大堆材料中间选择出来的一部分，加在一起得出一个结论：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权的象征和中心，1943年后期已失去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信任和忠诚。”〔22〕费氏所言大致不差，蹲在李庄深受贫病折磨与生活苦痛的陶孟和，面对一个腐烂的“核心”，苦闷与孤寂得不到缓解，思想越来越滑向另类，最终走上了“弃暗投明”，全面倒向中共的政治态势。

傅斯年则不同，他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也看到和承认这个“核心”的腐烂，但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式的痛恨，骨子里一直是忠诚不减，且有欲以一己之力扶大厦之倾的妄念。这一政治、思想观念的形成，除了傅斯年本人的特殊性格，还有一些复杂的社会原因相互影响交织而成。正如台北傅斯年研究专家王汎森所言：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要想成为一个学阀或学霸，必须有学术以外的网络和绵密的政府关系，同时还要与仅有的几个基金会如中基会、中英庚款委员会，保持密切关系。而傅斯年正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无论是政府内部自由派大员还是基金会负责人兼党国大员朱家骅，或是宜师宜友的中基会主要负责人之一胡适，都与傅保持了非同寻常的友谊。在民间资源绝少的年代里，这是极为关键的一种关系。从傅斯年来往的书信以及在李庄时对梁家兄弟，连同林徽因的关照中即可见出，后来傅氏为陈寅恪治眼病向朱家骅与基金会求请款项也是如此。整个抗战时期，傅斯年为贫病交加的落魄知识分子向各方请求补助，成为他生活中很大的一项要务，被誉为“照顾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因了这种关系和缘由，王汎森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角色使得他在政治态度上不可能与国民党政府决裂，他对政治的不满与批评，驱使他连续轰走两位行政院长，但他只是‘御史’，而不是革命者。”〔23〕

把自己当做“御史”的傅斯年，因其本身在政学两界非同寻常的人脉背景，以及傅氏本人独特强悍的处事方式和能力，最后得到了“老大”蒋介石的尊重。蒋的尊重又加重了傅斯年以整个身心拥护国民政府的因子，对国民党和政府核心特别是蒋介石本人，越发抱有真诚的希望与幻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傅斯年参政后，一直以“御史”角色频频出现并与当朝皇亲国戚孔祥熙、宋子文之辈叫劲对垒的根由。傅当选国民政府参政员之后的一段时间，常在重庆的集会场合对党国大事发表“宏论”。据他的老友程沧波说，忽一日，傅论及当时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论孙科，说：“犹吾君之子也。”论于佑老，乃是“老党人且是读书人”。论戴季陶，说：“阿弥陀佛。”论到孔祥熙，高声呈义愤状：“他凭哪一点？”〔24〕

后来，傅斯年一直抓住孔祥熙、宋子文死死不放，蒋介石无可奈何，最后不得不把孔、宋分别从行政院长任上卸下来——当然，这是抗战胜利之后的事了。

刊登傅斯年抨击孔宋家族文章的《观察》与《世纪评论》，正是借助于傅氏几篇文章的威力，社会各界正义之士，包括政府高级人员、自由知识分子胡适等一齐援手，孔祥熙与宋子文相继被赶下了台

傅斯年既然对“老大”介公和其操控的党国政府深以为然，且大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观念，这就决定了他与陶孟和虽同住李庄一隅之地，却“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政治宿命。

如果仅是老死不相往来，陶、傅之间的关系或不至于闹到决裂甚至反目成仇。但是，既然同在中央研究院这个大铁锅里摸勺子吃饭，筷子与碗的相碰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何况有时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陶、傅二人的分裂围绕“进军西北”事件很快展开。

1941年年初，身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研究院代院长的朱家骅，电召正在齐鲁大学研究所任职的顾颉刚到重庆办《文史杂志》。朱要顾去重庆的目的，不专为编《文史杂志》，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帮他做边疆工作。时朱家骅在组织部办了一个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他自兼主任，顾到后为副主任，主持委员会日常工作。这年的10月12日，对“边疆”问题极为热心的朱家骅发表了《西北建设问题与科学化运动》一文，鼓动科学工作者“到西北去开辟一个科学的新天地”，使原已兴起的“西北热”再度升温。顾颉刚感念朱家骅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上任后请了费孝通、韩儒林、李安宅等蒙、藏、阿拉伯、暹罗、安南诸种语文的专家操作起来。许多年后，石璋如回忆说：“这时政府跟民间都弥漫一股西北热。民国三十年于右任赴敦煌考察，归后盛赞敦煌景致，另外也有与我们关系不大的艺术考察团去，而更早些时候张大千已经去敦煌了，各界因此纷纷组团去西北。”〔25〕

这一情形的出现，除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热情，与最高领袖蒋介石的政治考虑与支持鼓动密不可分。早在几年前，蒋介石就意识到西北在政治上的危险，特别是新疆土皇帝盛世才公开对抗中央，屯兵新疆，对中央政府构成很大威胁。而盛世才与苏联关系过从甚密，强大的苏联或明或暗地打着新疆的主意，时刻准备将其吞并，划入苏俄红色帝国版图。面对这种危局，蒋介石先是忍而不发，直到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斯大林无力东顾，蒋介石才趁机出动，先派朱绍良统率重兵于河西走廊，对盛氏集团形成一种强大的威慑力。1942年8月，蒋亲自乘机赴西宁、酒泉等地视察，以软中带硬的手腕解决了新疆问题，骄横跋扈的盛世才表示臣服中央政府。

西北视察归来，特别是降伏了盛世才之后，蒋介石精神振奋，同时进一步认识到西北对于中央和整个国家的重要性，遂提出“西北不但是我们抗战的根据地，而且更是我们建国最重要的基础”的主张。蒋的演说，立即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等口号风起云涌，颇有雨后春笋之势”。〔26〕

在这股大浪高潮声中，作为中央大员的朱家骅不甘落后，为了迎合蒋介石的主张，他突发奇想，提出了一个“进军西北”的计划，让李庄的陶孟和把社科所办到西北去。此事得到了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蒋廷黻的赞成，二人一拍即合。朱家骅找来陶孟和协商，陶当即表示同意，并慷慨激昂地表白道：“当此之时，有可服务国家之处，当决然担任。”朱家骅一看这阵势，立即让陶孟和拿出一个书面计划面呈最高领袖蒋介石批示。陶孟和很快把计划弄将出来，意在把社科所搬迁到兰州，专就经济及文化接触两项进行研究，并请蒋廷黻转呈介公审阅。老蒋看罢，认为这个计划正是深入贯彻自己这个最高领袖指示精神的体现，当然乐观其成，只是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批示要社科所迁到兰州以西的地方去。这个批示令蒋廷黻和朱家骅大感意外，不知老蒋心中搞的什么鬼把戏。凭当时的猜测，蒋介石可能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想让陶孟和的社科所像外国传教士一样在西北乡村建立工作站，以考察民情、民风为名，潜伏于社会各阶层中，密切关注和监视对中央政府形成威胁的外在危险力量，实际上相当于中统和军统的工作站，以搜集情报为职业的特务机构。然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是一个公开的学术研究机关，所做的事和追求的理想自然是学术事业，不可能变成一个挂着羊头卖狗肉的特情机构。既然介公已作批示，又不能送回去重批，在无力回天的情况下，为了安抚兴致正浓的陶孟和，蒋廷黻、朱家骅二人想了一个对策，由蒋廷黻出面写信给陶孟和，说道“无以介公批了迁兰州以西而失望。若干工作仍可在兰州作，只是牌子挂于兰州以西”〔27〕云云。

按照对这段历史有过专门研究的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光哲的推测，当时陶孟和之所以很痛快并热心“进军西北”，他有自己的一个小算盘，这就是“名义上是迁，实际上是添”，即社科所本部仍在李庄扎根不动，凭借政府拨发的一笔经费，另外聚集一部分人马在兰州安营扎寨，形成事实的社科所分所。如此这般，经费既足，人马强壮，活动范围广大，就自然能产出丰厚的科学研究成果，陶孟和与整个所内人员也可借此扬眉吐气，以雪自离开北平加入中央研究院以来的种种怨怒与耻辱。

潘氏的推测自有道理，但似不全面，此次所谓的“进军西北”，显然是陶孟和借机摆脱傅斯年的压力，把社会学所从李庄撤出，他本人带领一帮难兄难弟进驻兰州，从此与傅斯年本人和史语所彻底断绝交往，以图眼不见心不烦，弄个难得的清静。按照当时朱家骅与蒋廷黻的设想，所谓兰州以西，不过在兰州郊外，或者在兰州与西宁交界之城镇罢了。当朱家骅与蒋延黻请示介公，这个“以西”到底要落实到何处时，想不到蒋介石大笔一挥，写上了“酒泉”二字。这个酒泉是处于兰州以西千里之外飞沙走石的不毛之地，陶孟和与手下的弟兄果真到了这块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如何自处？又会有什么作为？如此一着，令所有热心奔波者都感到冷水浇头，全身发凉。

既然党国领袖白纸黑字写得清楚明白，朱家骅与蒋廷黻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耍布袋戏，以此来摆弄精明如猴的介公。陶孟和得知此情大感沮丧，但一时又想不出对策。正在几人无计可施之时，此事被蒋廷黻讥讽为中央研究院“太上总干事”的傅斯年闻知。傅未作深究，又以“太上总干事”的习惯和派头主动致信朱家骅，开始替这位交情甚笃的上司排忧解难。信中说：

……此事大可发愁，酒泉严格说仅一油栈，如何设社会所，其中既无经济可以研究，亦无文化接触可以研究（研究文化接触最好在西宁），社会所如在西北设分所，必以兰州为宜，酒泉切切不可，此点若不改，后患无穷。若名称上在酒泉挂社会所之牌，必为空洞。以介公之热心西北，夏、秋未必不去，一看其为空洞，非真迁也，恐本院整个蒙不良之影响。又说：“本院似不当把社会所实际上放在李庄，分店在兰，牌子却挂在酒泉，而谓不在兰州也。”〔28〕

傅斯年写这封信的时候，的确有点“太上”的架势，对朱家骅、蒋廷黻与陶孟和串通弄出的这个到西北创办社科所的主张，表面上热心，实则心存介蒂。傅意识到西北之重要，但只是限于政治上之危局，至于朝野上下掀起的西北建设和立国之本之类的说法，颇不以为然，并有轻视之意。在这样的思想观念指导下，傅斯年对陶孟和主张社科所搬迁西北的构想，曾戏谑道：“引当时报上一名词云‘阳奉阴违，贻误要公’以为笑谑。”两个月后，傅斯年综合各种信息分析，突然感到苗头不对，陶孟和如此热心“进军西北”，分明是和自己争地盘的一个阴谋。早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招降北平的陶孟和旧部时，满身霸气与嗅觉敏锐的傅斯年就曾专门找到陶订了一个“君子之约”，其中有“近一百年史，即鸦片战争起，由社会所办，其设备亦由社会所”。而鸦片战争之前的历史，则由傅主持的史语所办，社科所不得染指。傅斯年在后来的行事中，确是实实在在地履行了这个君子协定。史语所研究人员全汉升“昔有志治近代一问题”，被傅斯年及时阻止，傅命其研究范围只能在清初以上，不得窥视近代。傅氏如此，陶孟和也只好号令手下弟兄不能窥视近代以上，两所人员可谓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井水不犯河水。令傅斯年想不到的是，此次陶孟和借“进军西北”之机，已经暗中招兵买马，扩军备战，开始了实际行动。据朱家骅透露，陶孟和欲把顾颉刚在重庆办《文史杂志》招聘的费孝通、韩儒林、李安宅等辈，全部弄到驻兰州的社科所分所，以壮声势。李安宅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与费孝通亦师亦友；韩儒林虽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但后来任教于燕京，顾颉刚在重庆时，一度受中央大学校长顾孟馀邀请，出任中大出版部主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工作，则由顾氏推荐的这位蒙藏史专家韩儒林主持。

几年前在昆明时，傅斯年就因吴文藻、费孝通鼓捣出一个所谓的“民族学会”，另立山头与史语所相抗衡大为恼火，直至双方干戈相向，傅用奇计把吴、费等辈山头推倒削平为止。现在陶孟和又暗中拉拢集结费孝通等“燕大派”进入中央研究院社科所，企图啸聚山林荒野，与史语所抗衡对垒，这还得了？于是，傅斯年立即致函陶孟和，内有“恐有大规模之重复在后，未便再颟顸下去”等敲山震虎式警告和交涉之语。陶孟和正为“分店在兰，牌子在酒泉”之事如何蒙混过关大伤脑筋，忽见傅斯年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横加指责，自是不甘臣服，当场挥毫予以反击：“……今又遭一再鞭扑，且警告以所请之人不得任为研究员（实际上现仅有一人），弟行能无似，如足下承认弟无资格进行西北工作，或须完全退出‘中央研究院’，尚祈坦白告我为幸。”〔29〕

傅斯年接函，见对方不把自己这位“太上总干事”放在眼里，竟敢公开叫板儿，火气更盛，高血压呼呼上蹿，再度泼墨挥毫，除了对陶孟和严加痛责，还致书朱家骅，把陶孟和欲“挂空牌于酒泉”的设想，上升到“近于蒙蔽政府之事”的政治高度，并坚称此为“院务之大事”，应该“闻之院务会议，以商其各种可能之利害”，因为这等大事，并不是院长和某位所长合谋就可以算数和应该执行的事情。至于中央研究院的发展前景，该如何擘拟，不容许“黑箱操作”。傅斯年此言既有政治高度，又有理论依据，还有事实上的利害得失，可谓步步为营，刀刀见血，针针封喉，令处于党国大员地位又“高处不胜寒”的朱家骅闻之心惊肉跳，不得不好好思量一番。

已经开始对傅斯年打压进行反击的陶孟和并不服气，他再次致函傅斯年直言不讳地说：“退一步讲，中国学术工作，以至近于学术之工作如此幼稚，研究之处女领土如此之大，‘重复’……又有何妨？”而傅斯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与自己所掌控的领域“重复”，与自己“重复”，就等于另立山头，扯旗造反，向自己宣战。这一点，从傅氏当年特别看重的弟子夏鼐于1955年的说辞中即可以明了。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在政治压力下，于同年《考古通讯》第三期发表了《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一文，文中列举了胡适多条罪状，其中第五条便是：“宗派林立，学阀称霸。胡适傅斯年辈学阀，是以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作为地盘的，成为一种排他性的宗派。像军阀一样，他们虽时常打算扩充地盘到别人的势力范围中去，但自己的地盘是决不容他人染指的。这种风气也传染到考古工作中去。”夏鼐这些话，虽是处于当时严酷的政治形势而不得不为之，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胡适、傅斯年确实有这方面的毛病。

而在社科所于西北挂牌的问题上，傅斯年见陶孟和把自己的警告当做耳旁风，且还振振有词地予以辩驳，气恼中再度给朱家骅发一密函，除了要求把此事“闻之院务会议”，还想出另外打压制裁陶孟和的一个计策，强烈要求将社科所与史语所“两所工作之分界，提交院务会议”，当院务会议将分界划清并得到两所负责人认可后，另“由全院办一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以便集中强有力的人员做更全面的工作。

陶孟和得知傅斯年的密函内容，深知这是傅在中间搅浑水的把戏，假如全院在西北办一工作站，派去的人员自然又是以史语所为龙头老大，社科所人员还是在他们的打压欺负之下且永无出头之日。想到这里，陶孟和大怒，再也顾不得作为长辈的面子，干脆撕破脸皮，以牙还牙，并以“足下伎俩高超，素所深悉”等语致函傅斯年，对其言行大加痛斥。傅斯年接函自是怒火万丈，当即回函予以反击，其中特别提到“伎俩”一词。傅说道：

伎俩一词，其Connotations在中国虽无标准字典，然试看《聊斋》、《西游》、《儿女英雄传》、《封神榜》等书，完全是一句骂人很重的话，意为“小小阴谋”之类或英语之treacherous，……此等骂人话，最好盼望我公收回，即是说，下次来信，声明收回“足下伎俩高超，素所深悉”十个大字，除非我公认为不必再作朋友的话。〔30〕

双方情绪至此，已形同战场上的肉搏状态，裂痕既开，很难融合。又经过几个回合的交锋，二人的裂痕越来越大。最终的结局是，陶、傅二人形同仇寇，无论是陶孟和设想的“分店在兰，牌子却挂在酒泉”，还是傅斯年构想的“西北工作站”的对应之策，统统成了泡影。

意想不到的是，由于李约瑟的到来，形同陌路且于对方心怀耿耿的陶、傅二人，又暂时摈弃前嫌，双手握到了一起。

李庄张家祠，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所在地（王荣全摄影并提供）

关于两位学术巨头是以何等心境和缘由，在这样的时间和场合走到了一起，历史没有留下详细记录，只是后来林徽因在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透露了只言片语，信中称：“有人开玩笑说，梁思成成功地使平时有嫌隙的陶孟和博士与傅斯年博士在李约瑟的讲演会上当众握手言和，应当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件事因为在大庭广众下发生，更具戏剧效果。它刚好在李教授在中央博物院大礼堂作讲演之前那一刻发生的。据报道，许多人暗自为这件事鼓了掌。李济博士走上前去和梁思成握了手，并且私下说要授给思成诺贝尔和平奖。”〔31〕林徽因在信中特别提及让费正清夫妇放心，并言“人类总的来说还是大有希望的”。最后又突如其来地插进一句：“这次和解的基本工作还得归功于某位人士。这位人士有拼命卷入别人是非的癖好，而且尽人皆知。”〔32〕

林徽因所说的“某位人士”，随着当年在李庄的知情者一个个凋谢而难以查考。金岳霖晚年曾说过一句话：“陶孟和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后来在四川李庄同我发生了矛盾，但是，那是个人之间的小事。”〔33〕话到此处没有接着说下去，具体细节不得而知。或许，这个矛盾与林徽因提到的“某位人士”卷入金、陶或沈性仁之间的是非亦有关联，只是真相到底如何，尚不能确定，这个插曲或将成为一个永久悬案而无法破解了。

李约瑟难题的症结

李约瑟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演讲完毕，又与傅斯年等学者进一步讨论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何自近代以来落后于西方这个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李氏在强调了中国的气候、地理环境、经济的、社会的、知识的，以及政治的原因与欧洲不同外，特别对中国的官僚制度作了深刻的剖析，认为正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官僚体制，扼制了现代科学的发生和发展。〔34〕

在谈到西方与中国的区别时，李约瑟说：“我自己并不是欧洲中心论者，但现在欧洲大部分人相信他们从一生下来就处在世界文化的中心，并非常有信心地走自己的路，他们相信沿着这条据说是万无一失的路，就能够走向充满光明与希望的未来。中国人就不同了，我相信中国过去伟大的科学技术曾给整个人类作出过巨大贡献，但现在的的确确是衰落了，这个民族正处于封建的农业文化之中，要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就必须面对世界……”坐在一旁的傅斯年听着对方这番宏论，越听越感到憋气与恼火，突然跳起来大声道：“他妈的，我们都折腾几千年了，怎么中国总得面对世界呢！”

傅氏的话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但又觉得有说不出的悲凉，尤其结合眼前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国难家愁，更感苦痛，气氛高昂的讨论场面骤然而降。李约瑟意识到刚才的话可能刺伤了学者们特别是“大学者”傅斯年的自尊心，有些尴尬地咧着自己特有的女性式性感的嘴笑了笑，心中默默记住了这个教训。在以后的日子里，李氏在与中国学者的讨论中，再也不敢妄加评论和不明人情事理地说中国人要“面对世界”了。而随着对中国文化的不断了解，聪明过人的李约瑟决定入乡随俗，按中国人思维逻辑为人处世，并多次入山学道，给自己起了一个“十宿道人”的名字，以示对中国道家文化的崇拜。往后的日子，无论与学者还是官僚打交道，皆谨小慎微地向外喷吐令对方欢喜的呈莲花状光彩的言辞，以博取“他人高兴我高兴”的大团圆气氛。

李约瑟的中途转圜，令中国官僚与学者很感受用。按照“有来无往非礼也”的惯例，甚觉对方给足了自尊和面子的中国官僚，甚至包括翁文灏、傅斯年、汪敬熙、毛子水等学者，又回过头对既“了解我们”又“雪中送炭”的“最使人想念的朋友”李约瑟不遗余力地鼓吹起来，直至把对方吹到看不见的云空，像孙悟空一样腾云驾雾翻起跟头。而这个时候，在中国千万官僚和学者中，似乎只有一个人醒着——这就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李氏后来在谈到毛子水发表的《中国科学思想》一文时，对毛氏肯定李约瑟所说的两件事：“（一）西欧近三四百年的科学，的确是我们古代的圣哲所不曾梦想到的。（二）如果中国以往有西方那样的气候、地理、社会和经济的因素，近代科学定必发生于中国……”等观点，皆不以为然。李济说：“我没有机会读到李约瑟的原文，不敢保证李氏原文的语气是否如译文给我们的印象；但我听过他在李庄讲过这一类的题目，他的大致的意见似乎是这样的。不过，在那时他来中国的使命，带有外交性质，故除了搜集他所需要的资料外，自然也要争取中国读书人的好感，所以说的话也必定捡取最好听的。至于他的内心里真实感觉如何，就无从揣测了。我个人的记忆，他似乎有些话没全说；不过，没说的话不一定是不好听的话。”

对此，李济认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不是中国是否有过科学，而是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目前）我们所要的是科学的成绩，不是科学的本身；我们对于科学思想的本身，除了少数人外，仍不感兴趣。我们尚没摆脱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假如我们要规规矩矩地提倡科学思想，我们应该学禅门的和尚；因为禅门第一戒是不打诳语。科学思想的起点也在此；科学思想里没有世故的说法，也没有官样文章”。〔35〕

尽管李约瑟有些话没有说，也可能在与中国官员、学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入乡随俗”地应用了一些“世故的说法”。但他在扬子江头的李庄古镇与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梁思成，甚至王铃等年轻学者的讨论中，加深了对中国科技史料的认知与推测，坚定了此前的看法——也就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特别是明清之后，中国的官僚体制阻碍了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当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事实。但是，在这一越来越僵死的体制下，却又暗伏着一股人民大众不断发明创造的潜流，即是在最严酷的冰冻时期，这股潜流也流淌不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文献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珍贵资料，便是这一现象的明证。而对这些纷乱杂陈的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作为现代学者，就需要进行严谨的鉴别、研究，从中抽释出真正属于“现代科学”的物质精神财富，才能促使那些傲慢的西方学者注意，并使这些资料转化为真正现代科学的酵母和新动力。就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李约瑟本身的收获而言，令后来的研究者几乎达成共识的是，如果李氏在这次访华使命中，没有得到蜗居在李庄的学者们启发和鼎力帮助，他所主持的闻名于世的具有划时代性质和里程碑意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大厦的构建，或许还要推迟若干个年头。

许多年后的1981年9月23日，当李约瑟重新踏上中国土地，并在上海作题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写计划的缘起、进展与现状”学术讲演时，不无感慨地道：“说到‘缘起’，就得从四川的一个小市镇李庄谈起。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了那里。在傅斯年、陶孟和的主持下，我结识了一位正在研究火药史的年轻中国学者。他名叫王铃，号静宁。他成了我的第一位合作者。从1947年到1957年，他一共在剑桥住了九年，协助我工作。”〔36〕对于从李庄山坳里走出、曾协助自己工作了9年之久的第一位合作者王铃在剑桥的经历，李约瑟同样公开承认并坦诚地作了如下评价：“首先，他在中国史学研究方面的专业训练，在我们日常的讨论中，一直起着很大的作用。其次，由本书第一次译成英文的中国文献，其英文初稿十之七八是他翻译的，然后我们两人必定一同详细讨论校核，往往经过多次修改才最后定稿。别人的译文，我们两人必须核对中文原书后才加以采用。王铃先生还花费许多时间去查找和浏览各种原先认为有用的材料，从这样的探究中往往又发掘出一些资料，对这些资料我们再从科学史的观点仔细地审查，然后确定他们的价值。许多烦琐的图书馆工作，以及各种索引和编目工作，都由他负责。假如没有这样一位合作者的友谊，本著作即使能出版也将推迟很久，而且可能会出现比我们担心现在实际有的甚至更多的错误。”〔37〕

王铃与92岁的李约瑟再度相会于剑桥

李约瑟此说大致是不差和公允的，不能说没有王铃就没有李约瑟日后辉煌的成就和不朽的声名，但此成就要推迟若干个时日当是毋容置疑的。因而，对王铃这位长期合作者，李约瑟一直念念不忘，并从内心深处表示感激，二人的友谊一直保持到王铃去世。〔38〕

有道是吃水不忘掘井人，在赢得世界性声誉的同时，李约瑟同样没有忘掉给予自己重大帮助和支持的黄宗兴和何丙郁博士，以及终老中国本土的知名学者叶企孙、傅斯年、俞大维等人。当1986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七分册“军事技术、火药的史诗”完稿之际，李约瑟在“作者的话”中，特别提及43年前那个夏日在李庄板栗坳会见史语所人员的经历，并饱蘸感情地说道：“一天晚上，谈话话题转向了中国火药的历史，于是傅斯年亲手为我们从1044年的《武经总要》中，抄录出了有关火药成分的最早刻本上的一些段落，那时我们还没有《武经总要》一书……与火箭装置无二的火药发动机和蒸汽机，是从欧洲科学革命中涌现出的思想产物，但所有在这之前长达八个世纪的先期发展都一直是中国人完成的。”〔39〕或许出于一种感恩，当这一卷大书出版时，扉页上用不同的黑体字码印着：

谨以本书献给

已故的

傅斯年

杰出的历史学和哲学学者

战时在中国四川李庄的最友好的欢迎者

他曾在那里和我们共用一晚探讨中国火药的历史

俞大维

物理学家

兵工署署长（1942—1946年）

我常常在他的办公室与他共享他的“战地咖啡”

并在1984年我们愉快地重逢

注释

• 〔1、8、22〕《费正清对华回忆录》，费正清著，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 〔2、3〕金岳霖《悼沈性仁》，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4〕沈性元《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学者——对金岳霖先生的点滴回忆》，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5、7、21〕巫宝三《纪念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经济研究事业的开拓者陶孟和先生》，载《近代中国》，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出版。

• 〔6、11〕《李约瑟游记》，李约瑟等编著，李廷明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 〔9〕单士元《中国营造学社的回忆》，载《中国科技史料》，1980年2期。据与梁思成夫妇共事的陈明达生前对其外甥殷力欣说，梁、刘在李庄后期不能合作，生活艰苦是一个方面，主要的还是刘认为林徽因过于霸道，对营造学社事务干涉过多，最后不得不离开李庄另谋他职（2007年冬，殷力欣与作者谈话记录）。

• 〔10、31、32〕《中国建筑之魂》，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 〔12、24〕程沧波《再记傅孟真》，原载《傅故校长哀挽录》，第2卷，转载《鄂鄂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王富仁、石兴泽编，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

• 〔13〕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元培先生之风格》，载《傅斯年全集》，第五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 〔14、15〕傅斯年《我对萧伯纳的看法》，载台北《自由中国》，第三卷，第十期，1950年11月16日。

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戏剧家、评论家兼热心的社会主义者。

除了政治观念上对萧氏大加反感，傅斯年还认为萧伯纳的戏剧充斥着虚伪与陈词滥调。这个滥调是“莎士比亚戏中的丑角（Fool），或应云‘戏子’，因与中国之丑角大不相同。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戏子是这样的：用极傻的姿态，和表面极傻的语言，说极幽默，极其富于批评意义的话。萧伯纳自命不凡，他说‘也许莎士比亚比我高些，但我站在他的肩膀上’，这话的道理，假如文艺进步如科学一般，后来居上；然而并不如此。他和莎士比亚确有一个关系，就是他是莎士比亚袋中的人物‘戏子’，多嘴多舌的很有趣味而已。莎氏的戏剧气象万千，他只得其一曲而已。托尔斯泰批评莎氏，谓他的艺术无人生热诚，仿佛‘性命无安顿处’，这话自有道理，奈何萧伯纳以一曲之才而要‘蚍蜉撼大树’”？萧伯纳自称他在思想上受巴特尔（Samuel burler）的影响，但傅斯年认为萧对于巴特尔只是一味地剽窃而已，并且是亦步亦趋，“即如巴特尔发了奇想，’考证’出荷马史诗的作者是一个希腊女人，萧伯纳也就是‘考证’莎士比亚短诗的暗色女人是谁。（但）二人有个大不同。巴特尔文字隽美，思想深入，生前几乎无人读他的书”，而萧伯纳却正相反（《我对萧伯纳的看法》）。

• 〔16〕程沧波《记傅孟真》，载台北《新闻天地》，第156期。

• 〔17〕原载《独立评论》，第5号，1932年6月19日出版。转引《傅斯年传》，304页，焦润明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

• 〔18〕李约瑟来李庄之时，抗日战争已度过了最艰难的关头，国内与国际的大气候呈柳暗花明之势，国人多憧憬着战后的美丽远景。因此后方的若干学人，急不可耐地提出了战后建都问题，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人主张战后仍在南京，有人主张迁都长春，有人主张迁都北平或西安等。受这股风潮影响，尚来主张“反攻第一，收复失地第一，而笑人家谈战后事”的傅斯年，也在悄悄地思考酝酿这一关乎民族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而思考的结果是应迁都北平。这一主张理由很多，而最为主要的，便是迁都北方可以全力抗制苏俄。傅氏认为凡一国之都城，应设在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而战后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必在北方。国人应鼓起勇气，效法汉唐定都长安的精神，把国都放在与强邻接近的地方（汉唐的主要压力来自于西北地区匈奴等少数民族）。当时的苏俄对中国的野心日炽，傅斯年碍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和中苏正在进行“邦交”活动，从大局着想，没有对苏俄作明显的指责，但他没忘了委婉地告诉国人，苏俄将来必为中国的大患，以此唤起沉浸在麻木中的国人注意。这一观点他在稍后发表的《战后建都问题》（载1943年11月29日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一文中可以相见：

傅说：“强大的苏联，与我们工业化的基础地域接壤，这个事实使得我们更该赶快工业化这个区域。我们的头脑，理当放在与我们接壤最多的友邦之旁，否则有变为顽冥之虑。大凡两个国家，接触近，较易维持和平；接触远，较可由忽略而无事生事。远例如宋金，本是盟国，以不接头而生侵略。近例如黑龙江之役，假如当时政府在北平，或者对那事注意要多些吧！”

又说：“北平以交通发达之故，可以控制东三省，长城北三省。其地恰当东三省，长城北三省（热河、察哈尔、绥远），华北四省（冀、豫、鲁、晋）共十省之大工业农牧圈之中心。这个十省大工业农牧圈，是中华民国建国的大本钱。有这十省，我们的资源尚不及美苏与大英帝国，没有这十省，我们决做不了一等国家，决赶不上法德，只比意大利好些而已。”

文中虽然仍称苏俄为“友邦”，但内中却暗含着一个鲁迅式的“友邦惊诧论”，通篇的立意则是非常明显的。

此文发表后，曾有若干人士致信傅斯年，讨论这一问题。据说其中有一位郑君，在谈到中国近代的外患时，认为日、英、法三国为中国的头号仇敌。傅斯年在回信中要他不要忘记俄国，并告诉他俄国（包括帝俄和苏俄）侵略中国屠杀华人的史实。傅在信中以悲壮的语调说道：“请你看谁并了中国领土最多？以西北论，不特藩邦皆亡于俄，即伊犁将军的直接辖境，亦以‘回乱’、’代管’一幕中丧失其一半。你看现在的地图，不是伊犁直在边界上吗？那个地方不是有一个陷角吗？原来的疆土巴尔喀什湖在内。再看东北，尼布楚条约（康熙朝）中俄分界，以北冰洋、太平洋之分水岭为界，所以全部的俄属东海滨州、黑龙江州，是中国的直接统治区域。其中虽地广人稀，但汉人移居者已不在少数，在咸丰间已遭屠杀。而爱珲一地，所谓江东六十四屯，其居民（多是汉人移民者）在庚子年几乎全数被俄国马队赶到江里去，留下几个解到彼得斯堡。试看东海滨州、黑龙江州的几个俄国大城，哪一个不有汉名？（如伯力、庙街、海参崴等等）那时候这些地方已经有不少移民，而一齐杀戮。这些地方，在清朝政治系统上是与中国内地一般直接的。所以你所恨‘日、英、法’一个次序，至少把俄国加入吧！”

又说：“苏俄革命时，中国人在俄境者尚有数十万，史达林在清党中，全数迁到Kharsakstan或以西，下落全不明了，你知道吗？这些人有许多在苏联建过功勋，苏波战事中，中国人有十几万。”（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原载《传记文学》，1963年第二卷第五、六期，转引自《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王富仁、石兴泽编东方中心出版社1999年出版）

傅在《苏联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中，用自己的价值判断方式分析了苏联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否定了其先进性。认为苏联是中国面临的敌人，其野蛮主义与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和沙俄是一样的。因为种种迹象表明，苏俄是帝国主义者，是扩张主义者。在他看来，斯大林执政后，“狐狸尾巴就出现了”，俄罗斯历史上所有的暴君统统成了民族英雄。帝俄时代曾因征讨罗马尼亚建立战功的将军西窝涅夫铜像，自敖德萨仓库中走上了罗马尼亚河外的广场，就是明证。傅氏还认为苏联专事向外扩张，而不向内发展。到处威胁别国的安全，可以说“乃是一个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就必须反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因为旧俄罗斯的帝国主义，苏联的新野蛮主义，正是横在我们眼前最大的危机，也是我民族生存最大的威胁”（原载台湾《傅斯年文集》第5册，转引《傅斯年传》，焦润明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 〔19〕傅斯年不仅站在民族主义的角度反对苏联，而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更加反对苏联。他认为苏联对内对外展现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面容，而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嘴脸。所谓的“自由”、“平等”本来都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苏联的制度“表面说是经济平等，事实上恢复了中古的阶级政权形式的不平等”。傅氏后来著文说：“马克思派提倡以无产阶级专政，先是一个根本不平等。个人专政，是一个人有特殊的权能，寡头专政，是少数几个人有特殊权能。一个阶级的专政更不得了，乃是这一个阶级整个有特殊权能。一个人专政已经吃不消，但一个人同他所用的人，终究力量有限，人民还保有若干‘自由’，等到一个阶级专政，那么，到处都是专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绝对没有了，而‘平等’又何在？”“再说，在××主义这样虚伪的号召‘平等’之下，他只相信组织力的，他那种组织，组织到极度，一切组织都成了特务组织，一切作风都成了特务作风，过分的组织固然妨碍‘自由’，过分的组织又何尝不妨碍‘平等’？”“再说，……财富之分配不平均，固然影响‘平等’、影响‘自由’，政权之如此集中，决不给私人留点‘自由’的余地，岂不是影响‘自由’、影响‘平等’？政权集中的危害要比金钱集中为害更大，更影响平等。”

傅斯年认为平等是一个法律的观念，没有平等的法律，那里来的平等。他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的苏联是一个“独占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征是国家控制一切资本，一切人民的生命都成了国家资本，国家是谁？是斯大林和他的政治局）、“选拔式的封建主义”（虽然不是遗传的，却是一个特殊阶级在广大民众上统治，权力无限的统治）、“唯物论的东正教会”（其愚民政策完全一致）。因而傅斯年说，“苏联实在是自有史以来最反动的一个政治组织，因为他包含中世到近代一切政治制度中一切最反动的部分，而混为一体。”（傅斯年《自由与平等》，载《自由中国》第1卷第1期）

• 〔20、33〕金岳霖《陶孟和为当时的人所钦佩》，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23〕《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的系谱》，王汎森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 〔25〕《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访问，任育德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 〔26〕蔡鼎《从国防观点泛论西北工业建设》，载《军事与政治》杂志，1943年5月。

• 〔27、28、29、30〕潘光哲《“中央研究院”逸事》，载《温故》之三，广西师范大学2005年出版。

• 〔34〕1944年，李约瑟一行来到广东坪石镇，拜访了流亡至此地的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王亚南。在坪石镇一家小旅馆里，李氏两度提出了他的“难题”，并请教中国历史上官僚政治与科学技术的关系问题，王亚南听罢，因平素对这一问题没有研究，一时无以作答。李希望王从历史与社会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中国历史上官僚政治与科技的关系。因了这一启发，王亚南开始关注、研究这一问题。后来，王氏在上海《时与文》杂志上连续发表了17篇论述中国官僚政治的文章，作为对李约瑟的答复。1948年，上海时与文出版社将王亚南的论文结集出版，书名《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对“李约瑟难题”算是作了一个初步解析。此书出版曾轰动一时，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同时奠定了王亚南的学术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王亚南被任命为厦门大学校长，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 〔35〕《关于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思想的几个问题》，载《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

• 〔36〕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写计划的缘起、进展与现状》，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辑。据李约瑟的中国助手黄兴宗博士（后任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副所长、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生物资源应用组主任）说：自1943年夏到1944年夏秋的一年多时间里，李约瑟及其在重庆建立的中英科学合作馆成员，依靠一辆2吨半的旧卡车，在日军非占领区进行了4次长途考察旅行，整个行程达二万五千公里，足迹遍布中国西部、西北部、东南部和西南部，共访问了300多所大学及科研机构，赠送西方科学书刊6700余册，推荐100多篇中国科学论文至西方杂志发表，并结识了上千位中国科学家及学者（《李约瑟画传》）。1945年年初，李约瑟出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是年秋，再赴中国北部考察旅行。1946年3月，从中英科学馆馆长任上卸任，逗留南京、济南、北平、上海等地，经香港回国，旋赴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自然科学部主任职。1948年辞教科文组织职，返剑桥在中国学者王铃协助下开始了浩瀚工程《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撰写工作。

在李约瑟离渝返英时，中国学术界专门为其举办了欢送会，傅斯年在会上深情地说道：李约瑟“来到中国不久就开始在《自然》上写了若干篇短文，报告他观察的结果，描述着中国科学的动态。像这样由一位公认的权威，在一个著名的杂志上表现中国的科学工作，是前所未有的。去年他到莫斯科去参加苏联科学200周年纪念典礼，在那里他又详细而明白地报告了中国的科学工作。因此他已经做了一年以上中国学术界的一位出色而忠实的代表了”。又说：“同情我们但不了解我们的人，自然是我们的朋友，特别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候；而了解我们但不同情我们的人所说的话是值得我们特别警惕的。然而最可宝贵的是又了解我们而又同情我们的人，尤其是他们的同情是由了解而来的。倪约瑟现在到上海和北平去，然后回到英国。他深信他会回到中国来，但是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感到难过。诚如庄子所说：‘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远矣。’”（傅斯年《倪约瑟博士欢迎词》，载《战时中国的科学》（二），倪约瑟（Joseph Needham）原著，张仪尊编译，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年11月出版）当时在重庆的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心理研究所所长汪敬熙说：“这3年内，他在交通困难的情形之下，遍游中国，自西北的敦煌到东南的福州。中国的学术和工业机构他看得极多。他十分了解我们的优势与不足，他很坦白地告诉了我们这一切。当然，除了一些做客的人不便说的话之外。他对于我们的实际帮助是使我们从事科学工作的人永远不忘的。”又说：“他的夫人也是一位生物学家，在民国三十三年年底来到中国帮助他的工作。他的夫人先回英国两个月，现在他也将离开重庆启程回国，我们对于他们的离别，感到十分凄楚。我们觉得我们与他们像是一家人，不愿意他们走。在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的友人，是最使人想念的朋友。”（重庆《大公报》，1946年3月7日）

1990年9月4日，李约瑟在第一届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受奖纪念讲演会上说道：“1946年，我收到了我的朋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任总干事朱利安·赫胥黎的一封电报。”电报上写道：“速归，帮助我组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于是我回到巴黎，在这个组织工作了1年又6个月。鲁桂珍后来也在那里工作过9年。”又说：“我原配妻子多萝西·玛丽·莫伊尔·尼达姆（南按：李大斐），于1987年去世，时年91岁。我们共同度过了64年幸福生活。”后来，我和鲁桂珍于1989年结婚。结婚仪式是在基兹学院的礼拜堂内，由学院院长同时也是我的导师约翰·斯特德主持举行。那是在仪式结束后举行的三明治午餐会上的话了，两个80开外的人站在一起，或许看上去有些滑稽，但我的座右铭是：“就是迟了也比不做强！”“（李约瑟《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曾维才、曹永刚译，载《李约瑟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

《中国科学技术史》按计划共有七卷，前三卷皆只一册，从第四卷起出现分册。剑桥大学出版社自1954年出版第一卷起，迄今已出齐前四卷，以及第五卷的9个分册、第六卷3个分册和第七卷一个分册。由于写作计划在进行中不断扩大，分册繁多，完稿时间不断被推迟，李约瑟终于未能看到全书出齐的盛况。

1981年9月23日，李约瑟于上海所作题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写计划的缘起、进展与现状》学术讲演中，在感念王铃的同时，还说过这样的话：“在1957年王铃离开剑桥去澳大利亚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一、二卷业已出版。我认为剑桥大学出版社是值得称道的。当时他们接受的是一项不寻常的任务，知道这部书至少得出七卷，谁知以后竟要出到二十册之多。当时我作为汉学家，也完全默默无闻；人们只知道我是一个生物化学家兼胚胎学家。然而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董事会却具有远见卓识，认为我们的编写计划应当得到支持，而且给了我们这样的支持。”又说：“王静宁去澳大利亚后，我说服了今天在座的鲁桂珍来代替他作为我的助手。当时她已经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秘书处工作了九年。九年的暌违，使她不太愿意再回到实验室去搞营养科学和生物科学了。我就劝她改行成为医药史、医学科学史和生物科学史的专家。我劝说她来到剑桥，全力投入我们的编写计划，甘苦与共。现在，她是剑桥大学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的副馆长。”

• 〔37〕《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李约瑟著，王冰译，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 〔38〕在中国，翻译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一直受到特殊重视。1964年，周恩来总理曾指示有关部门把这部巨著译成中文出版，中科院即组织力量着手翻译，因“文革”爆发，此项工作未能顺利实现，一直到1975年才由科学出版社分为七册出版了原著的第一卷和第三卷中译本。在此前后，台湾方面在陈立夫主持下也组织翻译并陆续出版了第一卷至第四卷以及第五卷二、三两册的中译本，共14册。1986年12月，由中国科学院与有关部门组织成立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为主任，一大批学术名流担任委员，并有专职人员组成的办公室长期办公。所译之书由科学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十六开精装，远非“文革”中的平装小本可比拟。所出各卷书目如下：

第一卷　导论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1954

第二卷　科学思想史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1956

第三卷　数学、天学和地学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1959

第四卷　物理学及相关技术

第一分册　物理学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罗宾逊（K.G.Robinson）部分特别贡献；1962

第二分册　机械工程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1965

第三分册　土木工程和航海（包括水利工程）

李约瑟著，王铃、鲁桂珍协作；1971

第五卷　化学及相关技术

第一分册　纸和印刷

钱存训著；1985

第二分册　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点金术和长生术

李约瑟著，鲁桂珍协作；1974

第三分册　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续）：从长生不老药到合成胰岛素的历史考察

李约瑟著，何丙郁、鲁桂珍协作；1976

第四分册　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续）：器具、理论和中外比较

李约瑟著，鲁桂珍协作，席文部分贡献；1978

第五分册　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续）：内丹

李约瑟著，鲁桂珍协作；1983

第六分册　军事技术：投射器和攻守城技术

叶山（Robin D.S.Yates）著，石施道（K.Gawlikowski）、

麦克尤恩（E.McEwen）和王铃协作；1995

第七分册　火药的史诗

李约瑟著，何丙郁、鲁桂珍、王铃协作；1987

第八分册　军事技术：射击武器和骑兵

第九分册　纺织技术：纺纱

库恩（Dieter Kuhn）著；1987

第十分册　纺织技术：织布和织机

第十一分册　非铁金属冶炼术

第十二分册　冶铁和采矿

第十三分册　采矿

Peter J. Golas著；1999

第十四分册　盐业、墨、漆、颜料、染料和胶粘剂

第六卷　生物学及相关技术

第一分册　植物学

李约瑟著，鲁桂珍协作，黄兴宗部分特别贡献；1986

第二分册　农业

白馥兰（Francesca Bray）著；1988

第三分册　畜牧业、渔业、农产品加工和林业

丹尼尔斯（C.A.Daniels）和孟席斯（N.K.Menzies）著；1996

第四分册　园艺和植物技术（植物学续编）

第五分册　动物学

第六分册　营养学和发酵技术

第七至十分册　解剖学、生理学、医学和药学

第七卷　社会背景

第一分册　初步的思考

第二分册　经济结构

第三分册　语言与逻辑（现已调整为第一分册）

哈布斯迈耶（C.Harbsmeier）著；1998

第四分册　政治制度与思想体系、总的结论。

• 〔39〕《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七分册，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

正如李约瑟本人所言，《中国科学技术史》全书的撰写，得到大批学者的协助。其中最主要的协助者是王铃和鲁桂珍，另外有黄盛宗、何丙郁等华人。当然还有一大批海外华裔和外籍学者。据已公布的名单，至少还有R.堪内斯、罗祥朋、汉那一利胥太、柯灵娜、Y.罗宾、K.提太、钱崇训、李廉生、朱济仁、佛兰林、郭籁士、梅太黎、欧翰思、黄简裕、鲍迪克、祁米留斯基、勃鲁、卜正民、麦岱慕等人。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与合作者，后来曾担任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的何丙郁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长期以来，李老都是靠他的合作者们翻阅《二十五史》、类书、方志等文献，搜寻有关资料，或把资料译成英文，或替他起稿，或代他处理别人向他请教的学术问题。他的合作者中有些是完全义务劳动。请诸位先生千万不要误会我是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诉苦，或替自己做些宣传。我只是请大家正视一件事情：那就是请大家认清楚李老的合作者之中大部分都是华裔学者，没有他们的合作，也不会有李老的中国科技史巨著。李老在他巨著的序言中也承认这点。我还要提及另一个常被忘记的事情，那就是李老长期获得中国政府以及海内外华人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大力支持，连他晚年生活的一部分经费都是来自一位中国朋友。换句话来说，我们要正视中华民族给李约瑟的帮助，没有中华民族的支持，也不会有李约瑟的巨著。假如他还在世，我相信他也不会否认这个事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中国科学技术史》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努力的成果。”（何丙郁《李约瑟的成功与他的特殊机缘》，《中华读书报》2000年8月9日）

斯言是也！

第四章　山下旌旗在望

一号作战计划

李约瑟走后，李庄小镇复归平静。随着国际局势变化，中国的抗战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击，大道小道的各种消息水陆并进向这个长江尽头的古镇传来。

1943年6月18日，蒋介石下令把陕北洛川防犯日军的国民党胡宗南部40万大军，调往陕甘宁边区包围中共就地坐大的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和军队。

9月6日至13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并致训词，指出“现在最后胜利已在望”，强调“在这次全会期中，特别要集中心力于建国的问题，以期得到一个圆满的方案”。〔1〕这次会议推选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南按：原主席林森已于这年8月1日去世）。

11月23日，蒋介石以堂堂中国国家元首和世界级政治巨头的身份，出席了中、美、英三国首脑开罗会议。其间与罗斯福单独举行会谈，主要讨论中国领土被日本占领地区的归还问题。双方一致同意：东北三省、台湾及澎湖列岛在战后一律归还中国，琉球群岛由中美共管；日本天皇制要否维持应由日本人民自决；朝鲜的独立可予保障。

12月3日，在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著名的《开罗会议共同宣言》，于重庆、华盛顿、伦敦同时公布。也就在这一天，侵华日军为策应太平洋战场和印缅作战，以4个精锐师团的优势兵力攻占湖南常德。国民党守军第57师将士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全师8529人仅321人突围而出，其余全部阵亡。4天之后，中国军队联合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共同作战，

一举夺回常德，围困中国整个西南地区的日军全线撤退。〔2〕

1944年1月1日，蒋介石向全国军民发表广播讲话，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中国国誉日隆，围攻并彻底打垮日寇，中国须担当主要任务云云。

提出“大陆打通线”计划的日本派遣军总司令俊六大将

就在抗战曙光照亮东方地平线并向浩瀚辽阔的天际放射之时，风云突变，深感危在旦夕，即将全面崩盘的日本大本营，决定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拼死一搏，打通大陆交通线，力争“一战而挽回颓丧之民心士气”，〔3〕死里求生。日本大本营制定的战略构想是，以黄河南岸之“霸王城”为基点，先征服平汉铁路之南半段，进而攻占长沙、衡阳、桂林、柳州以迄南宁，打通湘桂及粤汉两铁路线，全程共1400公里。这一作战构想，即抗战后期著名的“一号作战计划”。

根据这一计划，在全面崩盘之前已经杀红了眼的日本小鬼，于4月初正式从北线发动攻势，先后发起豫中战役、长衡战役、桂柳战役等系列大规模决战。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虽进行了顽强抵抗，但连连败绩。

日军大陆打通线构想图，引自《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台湾）葛先才著，团结出版社2007年出版。以下引图同

4月18日，集结在中原以冈村宁次为总指挥的14.8万日军，开始向以蒋鼎文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中国守军8个集团军近40万人展开攻击。日军攻势凌厉，所向披靡。国军连连败退，日失一城，日军前锋以锐不可当之势直逼豫中最后一座重镇——洛阳。按照日军大本营作战计划，攻陷豫中后继续西进，越过潼关，兵发西安，夺取宝鸡，然后顺川陕公路南下，直逼重庆这座战时陪都，如此中国必亡矣。为挫其锋锐，阻遏日军西进的步伐，蒋介石密令第一战区与日军交火一个月后，主力部队有计划地向西撤退至潼关一线布防。至5月25日，在37天的时间里，驻守豫中的国军丢失城池38座。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指挥部所在地——洛阳，经过10余日的苦撑死守后终告失陷。城破之时，守城的三个师几乎牺牲殆尽，仅千余人突围而出。所幸的是，日军进至潼关一线，遇到了凭险驻守的第一战区官兵拼死抵抗，兵锋大挫，终未能越过潼关天险而进入关中大地，由宝鸡南下直逼重庆的战略计划遂宣告破灭。

日军虽在潼关受阻，但已攻占夺取了整个中原战略要地。自古兵家就有“得中国必先得中原”之妙论，只要日军在中原站稳脚跟，长衡、桂柳两大战役便有获胜可能，继而打通湘桂线，原制订的“第一号作战计划”可告完成，日本军队将由此得以新生，整个远东战局就有咸鱼翻身的可能。

中原重镇洛阳陷落的第三天，即5月27日，日军分左、中、右三路对湖南省省会长沙展开围攻，先后调集36.2万人，与整个湖南战场的第九战区薛岳部30万国民党军展开激战。

6月16日，国民党守军伤亡惨重，力不能支，岳麓山失陷。18日，负责守卫长沙的第四军被日军包围，又遭敌机30余架轰炸扫射，终至“军心动摇，遂难掌握”，长沙城陷。第四军军长张德能收集该军残余1300余人突围而出，虽经薛岳解释战役经过，并有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请求从轻发落，张德能仍被满腹怒气的蒋介石下令枪决。

攻陷长沙后，日军以其第二线兵团加入第一线作战，迅速南下，企图一举拿下衡阳，达到与桂境兵力会师的战略目的。面对危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总指挥部急速调兵遣将，分三路进行阻击，抗战史上最为惨烈的以衡阳为中心的剧战拉开了序幕。

6月20日，中日双方在衡阳周边50公里的范围内，分别投入了30万与35万兵力，先于外线展开激战。至7月底，日军4个精锐师团相继逼近战略中心衡阳。国民党第九战区第十军方先觉部扼守衡阳，抵抗日军的猛烈进攻。此次衡阳之战，是抗战后期最大规模的一次会战，被蒋介石称之“有关于国家之存亡，民族之荣辱至大”〔4〕的最后一场生死之搏。日军大本营灯火通明，各级将官、参谋人员日夜研究、观注着这场战事，中国军民与各党派团体翘首以待，盼望国军用尽吃奶的力气也要顶住，千万不要被打趴压垮。身在陕北延安窑洞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在对这场大战给予热切关注的同时，又以一个卓越战略家的智慧与姿态高屋建瓴地指出：“衡阳的重要超过长沙，它是粤汉、湘桂两条铁路的联结点，又是西南公路网的中心，它的失守就意味着东南与西南的隔断，和西南大后方受到直接的军事威胁。衡阳的飞机场，是我国东南空军基地之间的中间联络站，它的失守就使辛苦经营的东南空军基地归于无用。”不仅如此，“衡阳位于湘江和耒水合流处，依靠这两条河可以集中湘省每年输出稻谷三千万石，还有极其丰富的矿产，于此集中，这些对大后方的军食民食和军事工业是极端重要的，它的失守会加深大后方的经济危机，反过来却给了敌人以‘以战养战’的可能性”。〔5〕

正是缘于衡阳及其周边地区在军事中不可取代的重要战略地位，从武汉失守到1944年日军围攻衡阳，在将近6年的时间里，这一带战事作为中日交战的主战场曾未消停过。1939年中国十大战区，以湖南为主要战场的第九战区拥有最多兵力，极盛时达到54个步兵师，占全国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强。1939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这段时间，正面战场共有12次重量级大会战，分别是：第一次长沙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枣宜会战、晋南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湘桂大会战、老河口芷江会战。其中有6次大会战在湖南战区展开。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原定计划3月亡华，但仅湖南一地，国军就顶了5年之久，多次会战，日军始终未能越雷池一步，即此可见湖南战略地位之重要与国军高层对这一战区的重视程度与兵力之强。

此时驻守衡阳的国民党第十军，前身为黄埔教导团，北伐时代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师，或称“老三师”，其将领分别为钱大钧、李玉堂、蒋超雄、方先觉、葛先才、周庆祥等，历届第十军军师长也多为“老三师”旧部。抗战军兴，第十军成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其特点是善于防御作战。抗战八年，第十军打硬仗的次数和展现的顽强斗志，并不亚于号称“虎贲”之师、“抗日铁军”的王牌第七十四军（抗战后整编为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第十军最出色的一战是1941年年底至1942年年初，三战长沙中担任长沙守备任务的保卫战。时军长为黄埔一期生，号称“黄埔三杰”、“山东三李”（李仙洲、李延年、李玉堂）之一的李玉堂。当此之时，李的指挥部设在岳麓山前一个祠堂内，面对飞蝗一样围攻而来的日军，李镇定自若，从容指挥。一日中午，李玉堂在指挥部一手拿煎饼，一手用筷子夹食大头菜，忽有敌弹飞来，将眼前一个盛大葱和虾酱的咸菜罐子击得粉碎，李不为所动。转眼又一弹飞来，将筷子击为两截，李有点气愤地骂了一句“把他娘！”即用手抓大头菜吃。部下劝李更换指挥位置，李认为飞来的乃是流弹，无碍大局，终未搬迁指挥部。在李玉堂以身作则的感染下，第十军将士豪气凛然，于岳麓山和长沙城头与敌人展开血战，致使日军伤亡惨重。1942年1月1日，日军再度发动对长沙的进攻，第十军也抱定与长沙城共存亡的决心，连续与敌激战三昼夜不分胜负，日军调集大批飞机对长沙城守军实施连续长波次轰炸，守军伤亡惨重，日军占据上风。延至1月4日，奉命守卫长沙南门城外的第十军预十师三十团与攻城的敌人短兵相接，展开肉搏，一时血肉横飞。日军在飞机配合下，攻势凌厉，长沙城岌岌可危。黄埔四期出身、三十团团长郭先才上校见部下伤亡激增，情况危急，恐支持不到黄昏长沙就落入敌手，焦急中乃决定孤注一掷、拼死一搏，发动全团展开冲锋。一时间，十数支军号响起，全团官兵包括炊事兵、杂务兵、传令兵等一切勤杂人员全部投入冲锋与肉搏的行列中。军号声与喊杀声与全团官兵势将一死的浩然气势，使敌人大受惊吓，惊慌溃退，兄弟部队乘胜追击，长沙之危就此得解，第三次长沙大捷的序幕就此拉开。当晚，葛先才奉蒋委员长令晋升少将，军长李玉堂获颁青天白日勋章。1月5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上将下达了追击、堵击和截击溃退日军的命令，湘北大地顿时杀声四起，炮火连天，敌军以伤亡57000人（阵亡33941人）的惨重代价宣告此役败亡，中国军队就此书写了近代战争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在整个长沙大捷中用命最甚、立功最大的第十军，获颁国军最高荣誉“飞虎旗”一面，被军事委员会命名为“泰山军”。

1943年11月，日军为了扫清湖南侧翼，威胁芷江的空军进攻基地，妄想贯通“酉秀黔彭”各县进入四川，以10多万兵力分四路，在陆军毒气与空军帮助下进攻常德。中国组织了第九、第六两战区20万人进行反击，此役便是抗战史上著名的常德会战。图为号称中国“虎贲军”的第七十四军（由余程万的五十七师和张灵甫的五十八师为主）官兵向敌射击

第三次长沙大捷，第十军声名鹊起，军长李玉堂荣升第九战区兵团司令，第十军军长由原黄埔三期生、该部预十师师长方先觉接任，方的第十师师长一职由葛先才继任。此次守卫衡阳，正是方先觉统领的第十军。

此时的第十军因此前参加常德保卫战遭到日军重创，原四师（第三师、第一九〇师、预备第十师、暂编第五十四师）已折半，仅相当于两个师的兵力，共有1.7万余人，属于久战疲惫之师。而日军围攻衡阳部队除第十一军4个师团，另有直属炮兵、化学部队等共计11万人，中日兵力比值为1‥6.4，如此悬殊的兵力对比，在整个抗日战争属首次出现，正因了这诸多的因素，为这场战争增加了一系列悬念并涂上了悲壮色彩。

按照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原定计划，国军主力布置在衡阳外围，以方先觉部万余人吸引日军倾全力前来攻城，只要方部扼守衡阳10天，最多两周，即有外围主力部队增援并成铁桶合围之势，里应外合，一举围歼来范之敌。

日军大本营的作战方案是，倾第十一军团全部兵力围攻，于一日之内可攻陷衡阳。就在这作战命令下达时，老谋深算的第十一军团司令官横山勇，识破了中国军队高层的战略意图，未敢轻易发兵，只调集两个师团部分兵力3万余人作前锋，分波次向衡阳围攻，其他部队则负责阻击外围的国民党援军并伺机围歼国军主力。用横山勇的话说：“只要将敌人外围主力击破，衡阳守军得不到援军，在无补给之情况下，至其战力耗尽时，则不攻自破矣。”〔6〕既然中国原有的战略部署被日军破解，战争的进程也就出乎双方军事高层预料之外了。

6月23日凌晨，衡阳攻防战正式打响，双方均以火炮为主猛击对方，日军主用重炮与野山炮，中方主用迫击炮，中间伴有其他武器交火与小范围、短时间的肉搏战。中国守军士气高涨，日本方面“负责攻城之两师团，鉴于长沙之攻占，已被他人捷足先登，功震全国，乃欲急起效尤，一时战志如云”。〔7〕两支强军狭路相逢，各怀战志，死拼硬磕，战斗持续了近一个月，双方伤亡重大，未分胜负，攻防双方皆拼全力支撑。多少年后，据方先觉对日本《产经新闻》记者古屋奎二说：“由于长期作战，医药品和食品缺乏，极感困苦。没有止血药剂，没有绷带，负伤官兵的伤口有发炎生蛆的现象。本来可以救治的官兵，很多都死亡了。我们给予敌人的打击也非常之大，每天可以望到敌阵在举行火葬的烟焰。整个衡阳城被死尸臭气所笼罩，实在是很悲惨。”〔8〕

衡阳交战前，日军大本营拟定在一日之内攻占衡阳的战略成为泡影，事后被日军军史专家斥为“其必胜之信念，诚属可嘉；其庙算之粗率，罪无可逭”。〔9〕日军如此，中国军队同样陷入了因高层庙算不周而导致在旋涡中不能自拔。在苦战中勉力支撑的国民党守军日夜盼望的增援部队，因受日军外线阻击，行驱艰难，始终未能抵达衡阳城门。经过如此长时间的消耗，衡阳已成为一座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孤城。而日军自7月下旬起，设在外线的兵站每夜仍可向衡阳前线官兵输送30～40吨的给养。面对此情，亲自指挥此次会战的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意识到局势严峻，严令外线各军迅速攻击前进，以解衡阳之危。但在日军强大炮火与兵力阻击下，7月20日，国民党第六十二军进展至衡阳西南约7公里处，由西北增援之第七十九军亦距衡阳不过8公里处，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压制，而第十军于19日夜间派出向第六十二军方向接应的特务营也遭到日军伏击，全部阵亡。蒋介石预计穷一日之力，两军各向前推进5公里即可解衡阳之围，但这短短的5公里路程却如万水千山，计划始终未能贯彻，援军被迫停止。衡阳面临弹尽粮绝、城破有日的险恶处境。

直接指挥常德与衡阳两大战役的日军第十一军军团长横山勇，人称“老狐狸”

生死已到紧要关头，最后的决战即将开始。中日双方皆倾全力投入这场关乎国家存亡的攻守战。大海那边的日本天皇翘首以待，密切关注着这场千里之外的战事。日军大本营命令第十一军全力投入攻城之战，并调集炮兵、化学部队配合，以尽快拿下衡阳。正身患痢疾、身体衰弱、焦躁不安的日军横山勇中将认为时机已到，不再犹豫，集结第十三、四十五、五十八、六十八、一一六共5个师团，外加五十七旅团和重炮、化学部队共11万余众，向衡阳城围攻而来。面对日军的强悍攻势，国民党军事高层人员更加焦虑不安，皆以悲壮的心境注视着这场关乎民族安危的攻防战。

当此之时，美国派往中国战区担任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为争夺实际上的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权，进而支配、统治中国，不惜与蒋介石公开叫板争雄，并密电唆使罗斯福总统和一些政客，通过美国舆论向蒋使压，迫其就范，让蒋介石无条件交出中国军队的指挥大权。由于美国上层对蒋的施压和舆论对国民党军队的讥讽甚至诽谤，导致蒋介石与中国军队蒙受羞辱，国际地位大损，而“敌寇更恣意进攻，徒增我军民痛苦”。〔10〕在国势危于累卵的严峻时刻，衡阳之战的重要性就不只具有军事战略价值，更涉及政治及外交上的关键作用。如果衡阳防守能取得最后胜利，则政治外交将随之逆转；反之，将雪上加霜，后果不堪设想。7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军事忧惶，未足言危，而对美外交之颓势，实为精神上最大之打击。但果能邀天之福，军事获胜，则外交危机，亦可转安，万〔11〕衡阳之战不仅牵涉到中国一地之得失，而关乎华盛顿与尚在缅北指挥盟军攻击密支那日军的史迪威将军，更关乎整个远东战局与政治安稳。”5天之后的7月25日，蒋介石取胜之心已变得极度迫切，不惜于暗夜中向天祈祷：“愿主赐我衡阳战事胜利，当在南岳顶峰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12〕纵观抗战八年，手握数百万大军的蒋委员长，经过了一次又一次劫难，但如此焦虑迫切之情，从未有过。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纵然他一日发出“十二道金牌”，援军仍无法打破日军的阻击线，衡阳解围仍是梦中之影。

国民党第十军军长方先觉

孤军守战，势难支撑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仍不断发出急电，力陈所部将士面临的困难与险境：“本军固守衡阳，将近月余，幸我官兵忠勇用命，前赴后继，得以保全，但其中可歌可泣之事实与悲惨壮烈之牺牲，令人不敢追忆！”又说：“自昨三十日晨起，敌人猛攻不止，其惨烈之战斗，又在重演。危机隐伏，可想而知，非我怕敌，非我叫苦，我决不出衡阳！但事实如此，未敢隐瞒，免误大局。”〔13〕

蒋介石在7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衡阳保卫战已一月有余，第十军官兵死伤已过十分之八，而衡阳屹立不撼。盖以衡阳之得失，其有关于国家之存亡，民族之荣辱者至大也。”〔14〕

8月1日，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佩戴“天照皇大神宫”神符，携随员乘侦察机三架由长沙飞抵衡阳机场，亲自指挥日军步兵、炮兵等兵种相当于七个师团的兵力联合作战，企图一举攻下衡阳，击溃方先觉部。

8月2日，国民党增援部队按蒋的数次电令火速向衡阳推进，仍如携山搬家，无法突破日军封锁。无奈中，蒋介石动用飞机穿越敌人炮火向衡阳投下手谕，不许方先觉再发电请援，同时嘱其注意一死报国，内称：“我守衡官兵之牺牲与痛苦，以及迅速增援，早日解围之策励，无不心力交瘁，虽梦寐之间，不敢忽之。惟非常事业之成功，必须经非常之锻炼，而且必有非常之魔力，为之阻碍，以试炼其人之信心与决心之是否坚定与强固。此次衡阳得失，实为国家存亡攸关，决非普通之成败可比。自必经历不能想像之危险与牺牲，此等存亡大事，自有天命，惟必须吾人以不成功便成仁，惟有以死报国之决心以赴之，乃可有不惧一切，战胜魔力打破危险，完成最后胜利之大业，上帝必能保佑我衡阳守军最后之胜利与光荣。”〔15〕同时告之增援大军已“严督猛进”，严令第十军将士继续坚守勿退，力克敌军。

蒋介石给方先觉的亲笔电稿影印件

方先觉怀揣训令，苦苦支撑，艰难等待。几天过去，尽管心急如焚，望眼欲穿，仍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连一个援兵的影子也没看到。

8月4日晨，日军以重炮5门、野山炮50门和约五师团兵力向衡阳发起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总攻。按总指挥官横山勇的作战计划，预期可在一天之内，必下此城。但正如日本战史所述：“敌人之守将方先觉将军，为一号骁勇善战之虎将，其第十军之三个师，皆以必死之决心，负隅顽抗，寸土必守，其孤城奋战的精神，实令人敬仰。我第一日之全力猛攻，竟又被迫无效而终。亘四十余天之激战中，敌人尚无一卒向我投降，实为中日战争以来之珍闻，如非敌人在长期抗战中已逐步将游杂部队整编为正规军，则必系我军之两次挫败，使敌军坚定了必胜的信心！但我军之此次总攻，若不成功，将何以对陛下！何以见同胞！第十一军亦将永远沦为受人卑视的境遇。责任心荣誉感之所驱，全军将士犹如强攻旅顺要塞之乃木军（南按：指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之日军），生死不顾，用肉体径向敌人之阵地硬拼。”〔16〕从这则记载可以看出，此时已杀红了眼的日军同样只能进不能退，遂决定孤注一掷，来一个鱼死网破的最后决战。

日军正在向飞机搬运炸弹，准备轰炸衡阳机场

8月6日，中日双方经过激烈的争夺拼杀，强悍的日军第五十八师团作凭借熟练的攻坚经验，终于突破衡阳城北一角，并迅速以一部突入市街。在敌机猛烈轰炸下，守军阵地几夷为平地，阵地官兵与攻入之敌展开近战与肉搏，血战不久全部战死。日军乘势以精锐之师向城内第十军指挥部所在地——中央银行急速进击，守城官兵再度与日军展开大规模巷战与肉搏，衡阳顿成一座鲜血喷溅的血城，第十军无一人不参加近战与白刃格斗，无论是炊事员还勤杂兵，都抡着菜刀与烧火棍进入战场竭力拼杀，惨烈的肉搏持续了两个昼夜又半天之久。

8月7日，日军调集重炮、野山炮百余门齐向衡阳城猛烈射击，横山勇再度下令强行总攻，欲一举攻克城池。蒋介石深知衡阳战况已到生死存亡、千钧一发之际，特督令援军战车部队急进增援，并电第十军告以“援军明日必到衡阳，决不延误”。延至下午3时，衡阳城内仍不见援军到达，此时守军支撑已到极限，方先觉在征求手下几位高级将领的意见后，向蒋介石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

敌人今晨由北城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培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职方先觉率参谋长孙鸣玉，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同叩〔17〕

电报发出后，方先觉巡视部队已过，回到指挥部决心自戕，当手枪对准太阳穴之际，两个副官扑上来把枪打掉，众皆悲泣，一面组织伤兵残将继续阻击，一面仍幻想有天兵突降，挽狂澜于既倒。

冲进衡阳城的日军一部向第十军军部赴来

蒋介石通过空军侦知衡阳城已岌岌可危，约晚7时接到方先觉发来的电文，悲怆中几乎晕倒。于绝望中，口述“祝上帝保佑你们”〔18〕七字电文，而后一声长叹，整个身子靠在椅背上，头偏于一旁，无力地闭上眼睛不再言语。站在蒋介石一边的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唐纵，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六组首接方先觉来电，“读后不禁暗然神伤，热泪夺眶！查衡阳自六月二十六日敌军迫城至本月八日止，达四十四天，我援军始终不能攻达衡城，致守城士兵全军玉碎，痛叹无已！”〔19〕

另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记述：

迄黄昏时据空军侦察回报：“城西北角似有战事，其他符号则仍指向西南，表示敌正进攻中云。”公于研判后自记曰：“综核各报，城北一部虽被敌攻破，但其范围未曾扩大，尚非绝望之局，只有督促援军，明日能如期急进，以势论之，此次战车之参战，应可如期成功也。”是夜公起床祷告凡三次几未入眠也。

八月八日，公以衡阳会战守军苦斗至此历时凡四十七昼夜，故于凌晨四时即起默祷能转危为安。至五时犹得衡阳电讯，拒十五分钟之后电讯中断，自此即绝不复通矣！旋于十时许犹接空军侦察报告：“衡阳城内已不见人迹。”于是乃确知衡阳已陷矣。公因自记所感曰：“悲痛之切实为从来所未有也。”〔20〕

衡阳攻守战，国民党第十军以1.7万人的劣势兵力，与11万日军相抗，坚守孤城47天，在仅2平方公里的战场上，数度肉搏，以死伤1.5万人，亡7000余人，军长方先觉以下参谋长、四师长被俘的代价，致敌死伤7万余众，其中4.8万人被击毙，日军六十八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中将于此役被击毙，五十七旅团长吉摩源吉少将，被迫击炮弹自腹部贯穿而亡。〔21〕

衡阳之战，是抗战史上最惨烈的剧战，尽管打出了第十军全军覆没的悲剧，衡阳最终失手，但同样打出了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防御作战独一无二的巅峰，也是少有的在一次战役中，日军伤亡人数大大高于中方的一次大战，如此大小悬殊的比率，在世界战争史上极为罕见。日本战史把此次战役称为“中日八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其“牺牲之大，令人惊骇。”〔22〕也正是由于此次衡阳久攻不下与官兵伤亡惨重，引起日本军政两界及社会舆论对东条英机内阁的痛责。在群起声讨中，东条内阁于7月18日倒台散架。纵观抗战八年，真正血火交织的死打硬拼之战，自淞沪始，以衡阳终，其间不过数场而已。

日军大本营对攻占衡阳“如释重负，对尔后之作战，则一面规诫横山加强整补，勿再急进，一面考虑于中秋节前后，再向次一目标——桂林——发动攻击，并立即以新兵十万，拨补予第十一军”。〔23〕

随着战略中心衡阳陷落，湖湘一线的国军全面崩溃，导致广西失去了重要屏障。日军趁机调集优势兵力，与西南战区的日军遥相呼应，南北夹击，在很短的时间内，南线军事重镇桂林、柳州、南宁以及广东、福建部分军事要塞相继失陷，中国军队损失兵力60余万。此后不久，日本中国派遣军和驻东南亚的南方军，在广西南部胜利会师，从而打通了中国内地通往越南的大陆交通运输动脉，完成了日军大本营拟订的“一号作战计划”。这一战略计划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日军士气和野心，认为：“一号作战的显赫成果，可以说是使当时陷于凄惨不利战局中的日本，微微见到一线光明。”〔24〕

一寸山河一寸血

就在柳州沦陷之时，骄悍的日军一部北进贵州，进攻黔南重镇独山，威胁贵阳，震动重庆，世界各方的焦点都骤然投向远东战场上的核心——中国大陆东南地区。中外许多军事战略家和观察家指出：由于长江三峡的险峻与沿途布置、修筑的军事工事，使日军当年打到湖北宜昌后，主动放弃了穿越三峡继续西进的作战计划。因为当时的广东韶关等地还在中国军队手中，日本沿长江一线孤军深入，不但要冒很大的军事风险，而且要付出惨重代价，单独突破陪都重庆在战略上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因此，日军处于战略上的考虑，在三峡地区没有策划大规模进攻，其间对三峡一线的轰炸并不是为大举进攻作准备，只是作震慑性的骚扰。但当日本军队此次完成“一号作战计划”，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时候，便有了进攻重庆，占领整个西南地区，切断唯一的外援通道——滇缅公路，从而达到全面征服中国的目的。为完成这一“宏伟的计划与梦想”，日军经过多方考证权衡，选择的进攻方向就是贵州的独山。

独山被日军占领，如同一把锋利的尖刀，从侧部刺向中国的软肋。且这尖刀如同狂飙突降，来势凶猛迅疾，难以抵挡，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覆亡的危险。凶讯传出，举国皆惊，一时人心惶惶，感到又一次大难临头。国民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放弃重庆，迁都西昌或大西北的计划。

就在日本大军迫近，即将饮马川江之际，10月11日至14日，蒋介石在重庆召集国民政府党政军各界大员、各省市政府要人、各级三民主义青年团负责人及教育界人士150余人，举行“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会议”，讨论知识青年从军方案，决定成立知识青年从军委员会，指定张伯苓、莫德惠、何应钦、白崇禧、陈立夫、张厉生、周钟岳、顾毓琇、谷正纲、张治中、康泽等为委员。会议决定从全国各地招募10万名知识青年编成新军，投入战场。蒋介石亲自指定蒋经国、蒋纬国两个儿子加入青年军，共赴国难。

消息很快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中央日报》、中央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开始配合这一计划高声鼓噪。诸如“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国家第一，民族至上”“军事第一，军人第一”“国破家亡君何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等宣传口号，连篇累牍地见诸报刊、广播。迫于外敌压力与舆论盅惑，各地知识青年特别是各高校师生经过短暂彷徨、观望之后，终于被调动起来，加入了青年军的行列，但在精神、气势上明显不能和第一次报名参军相比拟了。据时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长、哲学教授冯友兰回忆：“国民党政府的这个措施，如果是在抗战初期，学生们是会争先恐后报名参加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学生们对于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虽然没有动摇，但是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已经破灭了，对于青年军的报名疑虑很多，观望不前。当时的教育部为各大学分配了名额，规定了指标。联大的常委会慌了，于是召开动员大会，请教授们向学生劝说。我的发言大意说，抗战已经进行这几年了，以前国家、政府不征发高中以上的学生，实行免役，这是因为当时没有新式武器，还用不着有科技训练的人。现在美国送新式武器来了（南按：此时美国已开始在武器装备方面援华，用于中国本土和缅甸战场），正需要有科技训练的人去使用。如果有科技训练的青年不去从军，叫谁使用呢？这个仗以后怎么打呢？闻一多发言最突出，大意说，现在我们在政治上受压迫，说话也没有人听，这是因为我们手里没有枪。现在有人给我们送枪，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先把枪接过来，拿在手里，谁要反对我们，我们就先向他下手。这次会开得很热烈。散会以后，我走出校门，看见有人正在那里贴大字报，反对报名从军。我心里很气愤，走上前去，把大字报撕了，并且说，我怀疑这张大字报是中国人写的。这次动员会开过以后，学生报名从军的多起来了，不过几天就超过了指标。”又说：“青年军成立了，蒋介石派霍揆彰到昆明主持训练。后来又把青年军开到印度，接受美国运来的武器，就地训练。到1945年日本就投降了，青年军并没有开到前线和日本作战。”〔25〕

冯氏之说有些含含糊糊，也可以说是意味深长。事实上，西南联大当时的情形远没有如此简单。

闻一多原是最不赞成学生从军的教授，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有人倡导学生从军，闻氏反对，早些时候他曾对北平艺专的学生说：“一个学生的价值远高于一个兵士的价值，学生报国，应该从事更艰深的工作才对。”〔26〕按他的观点，学生参军是浪费人才，并认为学生乃民族文化精神的传人，肩负着民族复兴与未来发展的重大历史使命，多保留几个读书种子，让他们的脑袋留在教室、实验室或研究室，俯下身来做学问或科学研究，比把脑袋别在裤腰间出没于血肉横飞、人头乱滚的战场，意义要大得多，对民族整体的贡献，也比军人伟大得多。如果没有科学文化精英的存在，单靠军人是不可能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更谈不到伟大的民族复兴云云。当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国民党腐败日重日深之时，闻一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政治观点发生突变，又一度产生了以学生兵作为新生力量，来改造国民党这支旧式封建军队的短暂幻想，认为青年学生们从军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就在日军即将实现“一号作战计划”，打通大陆交通线，攻占独山的前夜，在一次由驻昆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主持召开的时事讨论会上，闻一多曾激愤地说道：“盟军各个战场，现在都在收复失地，只有我们还在继续失地！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军队要它何用？”未久，他在课堂上讲到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及国民党军方的腐败无能，慷慨陈词：“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军队，已经到了非改造不可的地步了！”〔27〕从这个时候开始，闻氏一改过去的态度，积极呼吁青年学生们参军报国。

1944年12月28日，西南联大师生欢送从军抗日同学。（北大校史馆提供）

当学生们报名应征入伍，即将离开西南联大时，在欢送会上，闻一多要求学生日后不要成为骑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的军阀与官僚老爷，而要积极参与改造这支旧军队，使之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现代化军队和国家依仗的真正栋梁等。遗憾的是，闻氏只是一相情愿，历史告诉世人的，不但这些年轻学子未能改变这支旧式军队的模式，自己的鲜活生命与满腔热情连同那美丽的梦想，也一同被这支军队有形无形的巨轮碾得粉碎，由此演化成为一个时代的悲剧。

面对风起云涌的国际国内局势，作为西南联大实际主持工作的梅贻琦，极其清醒、沉着地驾驭了政局。从联大保存下来的材料看，在几次征召入伍的鼓噪声中，梅贻琦从来没有主动要求教师或研究生弃学从军，整个西南联大的从军者，大都是本科以下学历的青年学生。即使在这类学生中，梅贻琦亦尽可能地保留下一批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使人文特别是科学知识结构不至于出现断层或后继无人，如理科方面的杨振宁、黄昆、唐敖庆、郝诒纯等一批经过严格筛选的优秀学子，均被完整地保存于清华研究生院中。而李政道、邓稼先等稍年轻的学术苗子，也无一例外地被保留了下来。这一大批学人为日后为中华民族振兴以及世界人类科学的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

当然，若有教师与研究生主动请求从军，梅贻琦亦不加阻拦，任其自便，他自己的一儿一女就先后从联大应征入伍。女儿梅祖彤加入国际救护组织，为抗战效力。梅贻琦的独子，当时就读于西南联大水利工程系二年级的梅祖彦，于1943年11月决定弃学从军。梅贻琦认为当时国家形势动荡，能在大学读书，机会难得，希望儿子把学业完成再作决定，报效国家的机会以后还有很多。但儿子去意已决，梅未阻拦。当时许多人认为，梅祖彦入伍之后会投奔他的姨夫——国民党名将卫立煌担任总司令的滇西远征军任职，并依靠卫的关系得到照顾和升迁。梅祖彦却出人意料地投奔了并没有人际关系的空军部队当了一名普通的翻译员，直到战争结束一年后的9月，译员工作结束，才遵照美国军方的安排到美国麻州WPI复学，插入机械系二年级继续学业。

1945年冬，身着戎装的梅祖彦转入美国Keeslr工作时留影（梅祖彦提供）

与西南联大略有不同的是，地处川南长江上游李庄的同济大学，则对此次青年从军保持高涨的热情。据后来赴台湾的同济学生王奂若回忆：“当年重庆市及四川、云、贵各地中学生知识青年投笔从戎者风起云涌，热潮所至，如江水之奔腾，不可遏止。位于四川宜宾李庄的同济同学纷纷响应，于纪念周会上举行从军签名仪式时，鼓声频传，个个摩拳擦掌，怒发冲冠，热血沸腾。同济同学当时签名者达六百余人之多，约占全校三分之一人数，为全国院校从军人数之冠（未签名者多因体弱多病受师长劝阻）。当年，留在同济的德人教授看到这种阵势，都感动得热泪盈眶，伸出大拇指叫好，并高呼‘中国不会亡’！（Republic China ist nicht gestorben）‘中国一定强’！（Republic China muss sich stärcken）”〔28〕

除学生外，同济大学报名者还有几位青年教师，其中一位刚从德国回归的工学博士杨宝林教授也踊跃加入了报名队伍，当时的《中央日报》《扫荡报》等主流媒体，都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宣传，在全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就在同济大学报名参军掀起热潮之际，正在重庆办理公务的傅斯年匆匆赶回李庄召集会议，动员史语所青年研究人员报名参军。在傅斯年看来，国难临头，树立国民的健全人格，守土抗战乃整个民族最为急需的责任和使命。遥想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特殊化”。时任冀察政务委员的萧振瀛招待北平教育界名人，企图劝说就范。出席招待会的傅斯年闻言拍案而起，当即斥责萧氏卖国求荣，表示坚决反对，誓死不屈。据当年参与此事的陶希圣回忆说：“孟真在萧振瀛的招待会上，悲愤的壮烈的反对华北特殊化，这一号召，震动了北平的教育界，发起了‘一二·九’运动。北京大学同仁在激昂慷慨的气氛中，开了大会，共同宣誓不南迁，不屈服；只要在北平一天，仍然作二十年的打算，坚持到最后一分钟。”〔29〕自此，整个北平的混沌空气为之一变。

也就在这一年，傅斯年夫人俞大綵怀有身孕，孩子尚未出生，就预先起了个傅仁轨的名字。按傅氏家族的辈分，自傅斯年以下皆以“乐”字相排，如一直跟随傅斯年读书、工作的傅乐成、傅乐焕、傅乐淑等同族兄妹，即沿用其例。傅斯年为自己的孩子命名而打破常规，并非诸如“破四旧，立四新”式的故弄玄虚或标新立异，而是另有深刻的寓意。据罗家伦回忆：“说到聪明的孩子仁轨的命名，确有一件可纪念的事，有一天孟真对我说，我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若生的是一个男孩，我要叫他做仁轨。我一时脑筋转不过来，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你枉费学历史，你忘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从这种史迹上，预先为儿子命名，他内心所蕴藏的是多么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30〕傅斯年认为，中国之抗战需从每一个有良知有骨气的人做起，政府与统治集团和无数的既得利益者醉生梦死，使广大民众失望绝望，但人民自身可望到别处，“浅看来是绝望，深看来是大有希望。这希望不在天国，不在未来，而在我们的一身之内”。〔31〕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在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就死”，“三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灭不了的，而且没有今日天造地昧这形势，民族是复兴不来的”。〔32〕傅氏对民族抗战与复兴力量的认知，确是高瞻远瞩又细察分毫，准确地参透了中国的病根，把住了胜败的命脉，昔当时大多数党国大员与自誉为高等华人，甚至包括最高领袖蒋介石在内，都没有真正认识到内中的玄机奥妙，或已有意识但又从心理上不予承认并加深隔阂。倒是处于弱小地位的共产党较早地参破了这一玄机并加以利用，日后国共交锋的胜负与不同的命运归宿，也因此而注定——这是傅斯年的过人之处，也是他倾全力维护的国民党政府的一个悲剧。

1943年年初，傅斯年的侄子（傅斯严之子、傅乐成之弟）傅乐德欲报名参军，傅斯年表示支持，不久，傅乐德随青年远征军赴印度北部战场与日军作战。得此消息，傅斯年特别去信勉励道：“你这次从军，实在是好事。此时青年总当以爱国第一，立起志气来，做于国家有益的事。我们这一辈的，太多自暴自弃，或者懒惰无能，把这样的局面交给你们一辈的手中，实在惭愧！只盼中国在你们这一代的手中，成一个近代化的安乐国家。”〔33〕作为一个对国家民族具有深切使命感的长辈，在自谦的同时，字里行间透视着对这位侄子及新一代中国青年热切的期待。

傅斯年夫妇与儿子傅仁轨

1944年夏秋，日军为实现“一号作战计划”围困湘中重镇衡阳。在异常酷烈的战事中，国民党精锐方先觉第十军全军覆没，其他战场的国军也连连丧师失地。消息传到李庄，傅斯年心情异常沉重，在泥墙土屋的孤灯下，他展纸研墨，为9岁的儿子傅仁轨书南宋著名爱国将领文天祥《正气歌》、《衣带赞》诸诗，并题跋曰：“其日习数行，期以成诵，今所不解，稍长必求其解。念兹在兹，做人之道，发轨于是，立基于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则必为生死所困，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矣。”〔34〕

当年文天祥被俘就义前，曾在衣带中藏有诗文，被后人称为《衣带赞》，其中有“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两句，傅斯年经常借以自勉自励。而《衣带赞》开篇即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即孔子所说的“杀身以成仁”，孟子所言“舍生以取义”两句。傅在题跋中所书“（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则是孟子的名句。可见此时的傅斯年对于孔孟两位大贤立身为人之道信守不渝，虽名为幼小的儿子题书，实乃面对严酷的现实，借古喻今，抒发自己对古代仁人志士的崇敬之情，以及为维护民族大义保持个人节操不惜以身殉道的精神气概。

令傅斯年略为遗憾的是，当他在李庄史语所会议上鼓动青年学者们从军时，竟出乎意料地没有一人响应。傅见此情景，进一步鼓动道：“你们现在不参军，将来抗战结束后，你们的儿女要问你们，爸爸，你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些什么？你们将怎么回答呢？”这暗含激将之法，极富煽动性的言辞，仍然没有在众位青年心中引起波澜，其尴尬的局面，令傅斯年有些不快。静默一阵，傅氏没有再强行让对方表态，只是说了句“这样的大事也不是一时就可决定得了的，大家回去再好好想想吧”。〔35〕言毕宣布散会，自此再也没召集会议提及入伍当兵之事了。

或许由于研究历史的缘故，或是经过无数风雨的吹打历练，此时史语所的青年学者们对政治和国民政府的腐败，以及政客们的所作所为有了较为明晰的理解，已完全不同于同济大学的学生，甚或书呆子博士如杨宝琳者那样幼稚了。他们对国家民族前途，心中自有一番更合乎现实，更经得起实践检验的预见性方略。而这一切，傅斯年早已心知肚明，只是不便摆到桌面上加以提出讨论，各自心照不宣罢了。

江水无语东流去

就在傅斯年劝说史语所青年人员参军的时候，在李庄板栗坳大山那边上坝月亮田中国营造社的土屋里，身体尚未康复的林徽因正伏案写着一首叫做《刺耳的悲歌》的诗行，她在诗中以悲怆的笔调抨击了那些被战时后方艰苦、暗淡的生活腐蚀了意志，因而动摇、彷徨，看见别人做了高官、发了国难财而眼红心跳，甚至不惜放弃学术事业，奔走豪门，投机钻营，溜须拍马，一门心思梦想升官发财的青年人。同时，透过阴湿的格子小窗，林徽因仿佛窥视到在那可见的天际，又飘浮起内战的乌云。为此，她强烈地抨击了国民政府不怀好意，借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骗取他们去参加所谓的“青年军”，名义上共赴国难，参加抗日，实则准备暗中对付共产党，为打内战积蓄新生力量的卑鄙伎俩。——国民政府这一深含不露的阴谋，尚来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聪明绝顶如傅斯年者，自然深知个中况味。〔36〕而他手下的青年学者们，自然也不糊涂，只是在这一阴谋面前各自装作糊涂地保持了沉默而已。

沉默的青年学者们没有想到，政府这一假公济私的阴谋，被蛰居在偏僻小镇中另一个醒着的才女林徽因以诗的形式披露出来，从而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先知先觉的神奇印象。据梁从诫晚年回忆说：这是林徽因一生中所写的唯一一首政治诗，“抗战后国民党利用‘青年军’镇压学生运动，打内战，证明了母亲这个‘不问政治’的人政治敏感性”。〔37〕后来的事实大多证明了林徽因眼光锐利，政治敏感性的正确——当然，真正的悲剧是林徽因此时没有想到的，有些意外插曲也超出了她想象的范围，如吴金鼎的参军即是一例。

吴金鼎是在傅斯年开过征召会议一个星期之后，突然主动提出参军抗战的。这一举动令熟悉他的同事和朋友都大吃一惊，但吴氏还是决意把夫人王介忱留在李庄，独自一人提着背包悄悄地随“青年军”远去——尽管43岁的他此时已不再是青年。

作为一名留学海外的博士与成就斐然的考古学家，吴金鼎的半路“出家”，给后人特别是研究考古学史的史家留下了一串不解之谜。由于留存的材料稀少，加之吴氏本人离开李庄5年之后便撒手人寰，使他这次投笔从戎的心境和缘由更显得扑朔迷离。不过，既然他生活在李庄知识分子的群体之间，且本身还是一个颇有些名声的大字号“海龟”，总要在流逝的岁月中遗下一些稀疏的印痕。

1942年12月23日，傅斯年在李庄致信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讨论聘请夏鼐由中央博物院转到史语所工作事宜。当时夏鼐正在家乡温州休假，傅斯年曾托中央博物院总干事曾昭燏致函夏，促其早返。傅在致叶企孙的信中说道：

一、夏鼐之学问前途甚大，本所早有意聘他。但博物院亦重视之（济之前云，既要我办博物院，我也要留个好的）。去年（三十年）1月，博物院闹穷，弟正在李庄（病前），对济之云“可拔一位过来，自郭子衡至王孤钾，随济之意，你我看夏鼐最好，不过仍由兄决定”。济之决定拔吴金鼎过来。

二、为考古组前途人才计，本所目下应该请他。

三、本所经费，用得超过。弟久怀疾戾，此时不敢提请大薪水之人（要来当为副研究员，其薪当在三百以上），而路费浩大，亦一问题也。

有此情形，故乞兄直接与济之商定，至感！〔38〕

这封信除说明无论是李济还是傅斯年，对夏鼐的才学和为人处事能力格外看重，同样透露出吴金鼎由中央博物院转到史语所，是李济的安排，并非傅斯年的本意。尽管吴与傅均是山东老乡，且吴氏在城子崖的发现、发掘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在傅的心中，吴的学问与处事能力依然没法与江南才子夏鼐相匹敌，多少有些轻视意味。李济的心思与傅斯年不同，尽管后来李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过：“自己认为生平有两个在考古学方面最得意的学生，一个是夏鼐，一个是张光直（南按：张乃李济赴台后台湾大学的学生）。”〔39〕但此时李济还是一直把吴氏作为自己学术上的继承人来看待和栽培的，这从中央博物院在李庄期间共进行了彭山崖墓与后来成都琴台永陵两次大型田野考古发掘，全为吴金鼎一人所主持即可证明。那么，吴离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又作何解释？据说，李济当时之所以推荐吴金鼎入主史语所，并不是对吴的看轻，相反则是寄予了一片希望的。由于李济担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兼史语所考古组主任职，身心俱疲，研究工作大受影响。自云南昆明时代起，李就把主要精力放到研究殷墟出土的陶片上，且有过多次实验并小有斩获。而吴金鼎正是研究陶片的专家，对城子崖与殷墟出土物非常熟悉，此去史语所考古组，正好接替李济难以顾及的一摊儿，把研究工作继续做下去。至于彭山发掘的器物，已有中央博物院的曾昭燏、赵青芳等青年才俊予以整理。而继彭山汉墓之后发掘的震动中外的中国首座帝王陵墓——成都琴台永陵之器物，则大部分留在了四川省博物馆，运到李庄的只是一小部分〔南按：1943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吴金鼎、王文林，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王天木（振铎）以及中国营造学社的莫宗江、卢绳等专家学者，与四川博物馆冯汉骥等人合作，对成都市内传说的“抚琴台”进行了第二期考古发掘，至9月方告结束。发掘出土的王建石像、谥宝、玉大带、玉册等稀世文物证明，“抚琴台”正是令历代古物学家与考古学家苦苦追寻而不得的五代前蜀皇帝王建的永陵〕。〔40〕如此安排，吴金鼎虽以史语所人员的名义工作，但可兼顾两边，共同作为课题研究。可惜事情没有李济想的那么简单。

吴金鼎率队与四川学者冯汉骥等共同发掘的成都永陵（王建墓）

永陵前的石像生

夏鼐接受召唤，匆匆结束了休假生活，自温州老家返回李庄，协助李济为即将开幕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首次在重庆公开展览会撰写的《远古石器浅说》初稿做进一步的加工润色工作。其间，夏鼐“毫不客气地对原稿提出了近四十处大小修改意见。李济在该稿付印前曾参考夏的意见，并接受了其中多处意见对原稿作了修改。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师生之间的学术情谊是不一般的”。〔41〕从李济之子李光谟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除了夏与李不一般的师生情谊外，亦可见夏“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老练、成熟、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处事能力。正是这种别人难以企及的特点，才得到了李济与傅斯年的共同赏识。而夏鼐本人也在1948年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当傅斯年赴美治病时，以年轻的身躯挑起了代理史语所所长的重担。

1942年10月，夏鼐受傅斯年之聘由中央博物院转入史语所考古组工作，职衔为副研究员。1944年2月，夏鼐代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参加了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大文科研究所等单位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离开李庄，对河西走廊和敦煌附近进行将近两年的科学考察。吴金鼎因其间代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持发掘成都琴台永陵王建墓，一直延续到1944年年初才正式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转入史语所考古组工作。非常不幸的是，由于傅斯年对其轻视，加之各方面复杂的人际关系，吴没能像他的学弟夏鼐一样被冠以副研究员的职位，只弄了一个“技正”的帽子戴在头上，而在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属于正牌，“技正”却是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同类，几近于最为低级的勤杂人员。1942年10月21日，傅斯年在向中央研究院提交的《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注明：“本所设所长一人，研究员、副研究员各若干人，研究员及副研究员分专任与兼任。另设通信研究员若干人……此外，并设助理研究员及助理员各若干人，其不属于研究人员者，则有技正、技士、技佐、管理员、事务员及书记。”〔42〕

当时整个史语所属于正式的研究人员总数达30人，除陈寅恪属于兼任外，其他29人全为专任。而堂堂的留英博士吴金鼎却不在此列，只能与戴着非研究人员所有的一顶号曰“技正”的白皮小帽，混迹于二、三流的勤杂人员行列。在一贯重视儒家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看来，这个“技正”的头衔，无论怎样掩饰和打扮，内在的含金量与外部的光芒，都无法与研究员这一“顶戴”相提并论。

事实上，就当时的薪水论，史语所的研究员月薪500元，而“技正”是技术人员中最高的职衔，月薪只有400元，这就是说，吴金鼎的晋升之路已被堵死，一辈子不可能拿到与研究员同样的薪水了。于是，吴把这一待遇自然地看做傅斯年故意对自己的污辱与轻慢，从而对傅大为不满并滋生了怨恨之情。山东人固有的倔犟、偏执性格与心中的郁闷，使吴金鼎渐渐产生了抛下自己的研究事业，离开这块令人不快的是非之地，索性一走了之的念头。当时吴金鼎正整理编写成都琴台永陵发掘报告，经过反复思考，借政府决定招收知识青年入伍抗日的契机，终于作出了令傅斯年、李济以及所有相识者都始料不及的抉择，并不顾众人一再劝说挽留，怀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悲愤心情，于这年年底背着正在编写的半部成都琴台永陵王建墓发掘报告草稿，在黎明的苍茫夜色中，顶着漫天风雪孤独而凄凉地踏上了前途未卜的旅程。

1945年年初，按照蒋介石指令，号称由10万知识分子组成的青年军，在短暂集中后编成9个师，以原缅甸远征军总司令罗卓英担任训练总监，蒋经国为军政治部主任，负责行政上的实际领导职责。青年军的组建，为蒋经国步入军队高层系统并执掌军权打开了一条宽敞的通道。

按照国防委员会频布的命令，征召的青年军各师、团分别在四川、陕西、贵州、云南、江西、福建等6个不同地区整训。自1945年1月1日起，四川省从军的知识青年陆续集中，分批乘专车赴泸县军营整编。直到8月初，同济大学参军的300多人，才开赴泸县203师受训。此时，中国军队的人格教育和兵制教育，依旧沿袭清末新军的老套路，即靠湘勇起家的曾国藩外加“军阀王国的始祖”、日本山县有朋的训导模式。而这个时候的中国文人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继五四运动之后已发生了巨大变革，民主、自由等思想已融入青年学生的血液之中，并成为学子们为之追求的理想和人生行动的目标。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和教育方式，在旧式军人与新生代学生军之间产生了剧烈碰撞与对立，这种隔膜与对立，就不可避免地为从军学生的个人悲剧埋下了伏笔。

早在1940年，一些满怀爱国热情投笔从戎的青年学生，加入了国民党在重庆綦江举办的战时干部训练团。其间，有学生兵开始公开传阅有共产倾向的另类书籍，鼓吹联合抗日，并与一些旧式军官在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发生了冲突。面对这一情形，黄埔一期生、时任战干团教育长的桂永清大为震怒，强行下令逮捕了上百名“造反”与“滋事”的学生兵，除了拉到郊外枪杀外，对几名带头滋事的所谓头头，分别挖坑活埋，这一残酷的杀戮酿成了震惊全国的“綦江惨案”。虽然在全国民众一片愤怒声讨中，桂永清遭到了革职处分，但不久即转赴德国出任武官。再之后，又相继获得了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一级上将等高职显爵。

1944年夏秋征召的所谓10万青年军，同样免不了这一悲惨的厄运。同济出身的学生兵有一位名黄克鲁者，在泸州整训期间，亲眼目睹了通讯营营长贪污腐败的行径，大感不平，以傅斯年经常挂在嘴边的名言“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以及范仲淹老先生“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姿态出面制止，竟被对方当场扇了两个耳光，然后命人一顿拳脚打翻在地，拖进一间黑屋子关了禁闭。另一位同济出身的学生兵名蓝文正，在集训时不服从长官的口令，并以“位卑未敢忘忧国”之类的豪言壮语予以顶撞。长官怒不可遏，当场下令将其拉出训练场，就地枪决了事。同济医学院出身的学生兵许耀祖，因受不了法西斯式的军事专制和特务统治，几次逃跑未果，在一次次响亮的耳光与枪托敲打的哀号声中，最终导致精神失常，整日叫喊不止。有一天，许祖耀大脑突然清醒过来，回想往事使他备感苦痛，于是悄悄来到训练场，捡起一支步枪，口含枪筒，手扣扳机，饮弹自尽。至于那位在征召运动中名噪一时的“海龟”杨宝琳，因有西洋博士与名校教授的双簧重量级头衔，被长官破例任命为青年军203师工兵二连少校指导员。杨在军中虽感大不适应，身心俱受折磨，但总算熬了下来，既未遭到被拖出操场就地正法的厄运，亦未导致精神失常的恶果。后来，杨宝琳随军渡海去了台湾，任职于装甲兵战车工厂，在同是留德的学长蒋纬国将军麾下效劳。未久，杨突然宣布自己看破红尘，生死两忘，遁迹空门，自冠法号“释自渡”，以他的专业强项——工程力学原理阐释佛理法道。20世纪80年代，著名的释自渡法师怀揣着当年壮志未酬的理想与抗日兴国的陈年大梦，在一片“阿弥陀佛”梵语圣歌声中于巴西圆寂。据说，原杨宝琳教授，后释自渡法师归天之时，没有像他的前辈弘一法师李叔同那样留下“一事无成身渐老，一钱不值何销说”的诗名，或“悲欣交集”的四字真经，而是道出了一段对自己人生历程经年思索的佛理：“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比之蓝文正、许耀祖以及杨宝琳等同济大学的学生与教授，吴金鼎可谓幸运至极。他从军之后，凭着在伦敦大学苦心修炼的娴熟英语和外人很难弄懂的“技正”的头衔，很快被分配到四川新津盟军设立的第二招待所，当了一名招待主任，专门负责为美国在华空军提供翻译、娱乐、导游、兑换外币等吃喝拉撒事宜，有时还可免费陪着美国大兵吃几块无论是李庄的林徽因还是成都的陈寅恪之类病中学者，都难得一见的带有香辣味的烧烤肉，喝几杯泡沫四溅、酣水奔流的上等啤酒，日子看上去颇为潇洒自在。只是吴金鼎总觉得心绪难平，且感到“手忙脚乱，体力日衰”，每当陪美国大兵喝得酒醉时，便摇晃着五短身材独自回到宿舍，从枕头下抽出那半部既未考证，也没来得及配图的《成都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抱在怀里，痛哭流涕，悲恸不已。

战争的脚步依然向前猛进，只是日本人越来越感觉举步维艰，中华民族的地平线再度亮出了希望的曙光。诚如傅斯年预料的那样，日军为完成“一号作战计划”，在长达半年的连续作战中损耗巨大，国际战场形势变化迅速，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连失利，帝国海军受到重创。护卫日本本土的外围岛链基地，被美国誉为“漂浮的陆地”之航空母舰陆海空力量“五马分尸”，日本四岛危机突显，不得不仓皇调整战略，把主要精力用于局势更加紧迫的太平洋战场，以对付美军对本土要害的致命打击。占领中国西南地区独山的日军，遂成为一支流浪于异域的孤军，不得不放弃独山，撤出黔东南，固守中国东南沿海和南洋，勉力支撑岌岌可危的海上战局。正如日本战史在总结“一号作战计划”最终失败所发的慨叹：“决心之下，虽移山填海之难，亦有成功之日。惜我军已成强弩之末，终致功败垂成。”〔43〕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信息接踵而至，号称10万之众的青年军在一片混乱和啸叫声中，以虎头蛇尾的形态宣布解散，在抗日战争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值得一提的战绩。而蒋经国却借此机会一跃杀入国民党军队的高级领导层，为日后荣登“大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青年军的解体，大批有志爱国青年，避免了到剿共战场上充当炮灰的厄运，幸运地躲过了一劫。有道是，天机可测，命运不可测，既然茫茫史河中风云激荡、天崩地裂的大时代已经来临，内战不可避免，总会有人要为此埋单，或以鲜血，或以生命。正如鲁迅所说的大时代之“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当10万青年军于1946年作鸟兽散后，国民政府在原军事框架的基础上，着手征召第二期青年军，把原9个师的兵力缩编为7个正规师。这些新征召的学生兵经过短期训练，随着天空翻腾的乌云最终交织成铺天盖地的内战风雨，隶属于国民政府的青年军立即被投入山崩海啸、人头乱滚的战场，与中共军队在城市乡村、荒野草莽中展开了一场又一场血与火的争夺战。——最终的结果是：青年军有6个整编师相继被共产党军队歼灭，数千人阵亡，数万人被俘。当年林徽因那一首《刺耳的悲歌》，不幸竟成为青年军孤魂怨鬼的一曲挽歌。

注释

• 〔1〕《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2〕《20世纪中国大事年表》，贾新民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 〔3、7、9、16〕《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赵庆升译，台湾《军事杂志》，三十六卷，第五、六、七、八期连载，1968年。

• 〔4〕《蒋介石秘录》，第九卷，古屋奎二著，转引《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战场》，罗玉明著，学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

• 〔5〕毛泽东《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延安《解放日报》社论，1944年8月12日。

• 〔6〕《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葛先才著，李祖鹏编，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出版。

• 〔8〕《蒋介石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古屋奎二编撰，转引《从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仁宇著，九州出版社2008年出版。

• 〔10〕《蒋介石日记》，1944年7月14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山图书公司1968年出版。

• 〔11、12、14〕《蒋介石日记》，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山图书公司1968年出版。

• 〔13、17、18〕《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山图书公司1968年出版。

• 〔15〕《从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300页，黄仁宇著，九州出版社2008年出版。

• 〔19〕《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公安部档案馆编著，群众出版社1991年出版。

• 〔20〕《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出版。

• 〔21〕此处所记中日双方伤亡数字源出美国国会图书馆资料，转引《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附录五）。关于第十军在城破之时的命运众说纷纭，几成悬案。大约1973年末或1974年初，日本《产经新闻》编辑古屋奎二为编撰《蒋介石秘录》，曾赴台北访问方先觉并谈及衡阳之战最后经过。据方说：8月8日晨，“有自称为日军第十一军使者的竹内参谋来接洽停战。当即告诉他：我们绝对没有投降之意。同时提出：（一）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二）收容伤兵，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等条件。竹内说：’中国军勇敢作战的情形，不仅在此地的日军，就连日本天皇和大本营都已有所闻。’特地表示敬意，并对我方的条件完全同意。而日本记录说我们投降，甚至有说是举行了投降仪式是绝对错误的。我以军人的名誉发誓没有那回事”（引自《从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300页，黄仁宇著）。

另据葛先才在他的回忆录《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中说，城破之后，第三师周庆祥师长与葛先才商量，大意是：“战，乃敌能杀我，我能杀敌，方称为战。如今处境，则不能称之为战，因我完全处于被动挨打被杀之地步，即将失去杀敌之能力。”后经与方先觉商量，决定与敌有条件地打成停战协议，于8日12时双方停战，军长、师长与参谋长作为人质，被日军带往一座天主教堂内囚禁起来，其余官兵放下武器自动走出衡阳星散而去，敌人未作追杀。衡阳失陷后，蒋介石电令全国军队，于8月20日上午6时，在各军集合全体官兵，为衡阳殉国守军默哀三分钟，借此敬悼。衡阳失守3个月后，国民党中央特务人员把方先觉秘密接走，其他将领被日军转送到“联湖书院”囚禁，并有一排武装士兵看管。4个月后，在中央情报人员和地方人士冒险营救下，葛先才等几位被囚将领全部逃脱回到重庆。1944年12月12日，方先觉于衡阳逃脱后首次在重庆拜谒蒋介石，蒋似乎忘了当年“不成功便成仁”的电嘱，方也不再提当年那“来生再见”的电文，蒋在当天的日记中云：“与之相见匪仅悲喜交集，且有隔世重逢之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陈孝仪总编）之后，方先觉、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5位衡阳脱险将领相继获颁青天白日勋章。

据蒋介石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日记载，1945年5月5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复兴关举行，10日上午会上，“王昆仑质询方先觉既投降敌人又逃回后方，外面颇有怀疑，究竟如何，请军部答复。休息后，总裁训话，对大会不信任主席团事，略加解释，并责备乔鹏书态度不当，对王昆仑质问方先觉事，甚不以为然，此系共产党造作遥言，何以代共产党发言。王起而辩护，总裁大怒，拍桌而骂，其后指示本党今后工作方针与党员活动方式”（《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

1946年2月，葛先才奉蒋介石之命赴衡阳搜寻阵亡将士遗骸，集体营葬，建为烈士公墓，以慰忠魂。另据推测，可能是日本第十一军横山勇司令对衡阳战俘的纵容，战后未判罪，能得以寿终；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大将则被处绞刑。

• 〔22、23〕《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赵庆升译。据该文发表的数字，日军衡阳之战死伤亡共计19381人，内含军官910人（死390人，伤520人）。

• 〔24〕《湖南会战》（下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转引《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战场》，罗玉明著，学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

• 〔25〕《冯友兰自述》，271页，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当年联大同学加入国民党青年军后，经过短暂培训，大多数作为汽车驾驶员在印缅公路上奔波，对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有切身体会。据《联大点滴》说：“联大校方于七月二十九日开会欢迎回国从军同学，席间被欢迎者无不牢骚满腹，对精神上物质上的痛苦叙述得很详尽，竟有高呼‘救救我们’的。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对他们做了一个测验，结果愿继续干下去的很少，张奚若教授很感动地说：’目前要改善你们的生活，简直是不可能。’当冯友兰教授闪闪烁烁的说什么‘从这面说政府是对的，那一面是不对的’时，张老霍的站起来说：’这种说法，简直是胡说八道！’一时掌声雷鸣。”（《新华日报》1945年8月9日，转《闻一多年谱长编》）

冯友兰天性具有的捣糨糊、和稀泥的处事哲学与“骑墙”性格，在战前的清华园由于环境与政治气候关系尚未全部显露。到了西南联大时代，空间缩小，人事纷争增大，各方面的矛盾相互尖锐与集中起来，冯友兰的人格缺陷就暴露无遗。在许多问题处理上，冯往往处于自身名利的考虑，说一些模棱两可，不着边际的话。台湾马逢华曾说当年他和萧公权闲聊，说起清华旧事，萧公权说，战前清华园教授同仁之间就流行这样的说法：Whatever Daisen Says, it goes；Whatever it goes, Chisen Says。这话翻译成白话就是：（陈）岱孙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做；事情怎么做，芝生就怎么说（马逢华《记西南联大的几位教授》，载《传记文学》52卷6期）。此语可谓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冯友兰的性格与人生哲学。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后为著名生物化学家、中科院院士的邹承鲁在答《科学文化评论》杂志记者问时，记者问他：“西南联大的先生里您最欣赏谁，最不欣赏谁？”邹承鲁说：“最佩服的是陈寅恪，最不欣赏的是冯友兰。”同是西南联大学生的何兆武在评价邹言时说：“这话说来似乎有点不敬，不过当年我们做学生的大多对冯友兰的印象不佳，主要还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鲜明地表现出想作‘帝王师’的心态。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上学记》，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三版）其公后来特别是“文革”时期所做的一切，都可从他早年这些脉络中寻出影子。

• 〔26、27〕《精神的雕像——西南联大纪实》，李洪涛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 〔28〕据抗战时期同济大学毕业生、台北工程师王若奂《同济校友对国家的贡献》，打印稿。

• 〔29〕陶希圣《傅孟真先生》，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23日。

• 〔30〕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1日。

• 〔31〕《“九一八”一年了！》，载《独立评论》，第十八号，1932年9月18日。

• 〔32〕傅斯年《日寇与热河平津》，载《独立评论》，第十三号，1932年8月14日。

• 〔33〕原载台北《时代追忆论文集》，转引《傅斯年》，岳玉玺、李泉、马亮宽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 〔34〕《傅斯年全集》，第五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南宋庐陵（今吉安）人。南宋末年，朝廷偏安江南，国势弱小，北方蒙古族于1271年结束了内部为争夺皇位自相残杀的局面后，建立了元朝，继而组军南下，兵锋直指南宋腹地。1273年，元朝丞相伯颜统20万大军攻下襄樊，以此为突破口，顺江而下，攻打南宋首都临安。1275年，南宋守将贾似道统率的13万大军被元军歼灭，朝廷再无兵可用，首都临安危急，南宋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此时宋恭帝在位，年仅4岁，太皇太后谢氏临朝听政，发出“哀痛诏”，号召天下四方迅速举兵“勤王”。当时正担任赣州知府的文天祥“捧诏涕泣”，立即应诏从命，在两三个月内组织了一支近万人“勤王”队伍，几经周折，赶到了临安。而在成千上万员朝廷命官中，带兵勤王者只不过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三人而已，国运之衰微，人心之冷暖，局势之危急，令人顿足扼腕。

1276年2月，临安陷落，皇帝被俘。由文天祥、张世杰等将领先后拥立的赵是、赵丙小朝廷转战于东南沿海地区坚持抗元斗争，后被元兵击败，只好退至广东，坚持抵抗。1278年11月，文天祥收拾残军，移兵广东潮阳，不幸于12月20日兵败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被元军俘虏。

文天祥被俘后，元大将张弘范将其押往元大都（今北京），并要他写信招降宋将张世杰。文答曰：“我不能救国，难道还能教人叛国？”张弘范乃强迫就范。文天祥答应后，写下了著名的篇章《过零丁洋》一诗。最后两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千古名句。张弘范读毕，暗自摇了摇头，只好作罢。到大都后，元世祖忽必烈为了诱使文天祥投降，在生活上殷勤款待，并派投降元朝的南宋宰相留梦炎以“现身说法”劝降，未果。为对文施压，元朝廷将他囚禁在阴暗潮湿、老鼠横行、臭气熏天的牢房里。面对非人的磨难，文天祥在狱中写下了浩然正气，千古传颂的《正气歌》，抒发了他坚守气节、宁死不屈的悲壮情怀。

临刑前几天，元世祖亲自出面劝降文天祥并许以丞相的高位，这是13世纪远东大地上两个重要人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关于见面的地点，有人说是在土牢，《宋史》说是在皇宫，尚有可考处。无疑义的是，文天祥没有因忽必烈的召见而感动，他以外臣之礼“长揖不跪”，对元世祖以宰相之位相邀婉言以谢。最后，忽必烈问：“汝何愿？”文天祥对曰：“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忽必烈无语。

回到牢狱后，文天祥知道自己死期已至，乃写两首绝命诗交给3年来照顾自己的张弘毅。张是文的同窗，在文押解途中自请随行，3年中一直负责文的饮食起居。接着文天祥又写了一篇《衣带赞》，藏于腰带间，因而又称“衣带诏”。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被押往燕京城北的柴市处斩。临刑前，监斩官告诉文此时反悔还可以当丞相，文回答，我要做的事都做完了，无他愿，只求速死。遂被斩。次日，其妻欧阳氏前来收尸，在文天祥衣带中发现了那篇《衣带赞》。其词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此篇遂成为文天祥光照日月、气壮山河的绝唱。文氏本人也因他的光辉形象和壮烈诗篇而成为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

• 〔35〕《傅斯年》，岳玉玺、李泉、马亮宽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 〔36〕当日本军方拼全力实现“一号作战计划”时，傅斯年在重庆1944年7月9日《大公报》发表了《我替倭奴占了一卦》一文，以一个历史学家和军事战略家的眼光，对抗战形势和日本的战略战术作了预测。这是抗战期间傅氏本人最优秀，也最为切中要害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思想的文章。就整个抗战八年而言，在所有发表的军事战略文章中，傅氏此文仍称得上是最为杰出的佳作名篇之一，对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中国必胜的精神起到了极大的振奋作用，对中国军事战略部署和用兵方略具有十分明晰、现实的指导意义。傅文开篇便单刀直入地称：

“上月我在重庆，倭奴正在进行河南战事，自鸣得意的很。我便替他占了一卦，那卦词正是李义山的一首绝句，词曰，’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就是说，一个人到天晚的时候，要办的事一事无成，心中大是狼狈，于是乎赶车子到古原上散散心中的闷气；在古原上，斜阳正在山头，这光景也颇可留恋的，只是黑暗便在半小时中到来，虽在恋恋不舍这些原上的景物，毕竟这运命是落日的运命是注定了。”

“解曰：’向晚’是倭奴的气力已到最后一着，’意不适’是明知失败之象，所‘驱’的‘车’便是那些自鸣得意的蹩脚坦克和装甲车。长沙既是古战场，洛阳更是‘古原’之至，’夕阳无限好’是形容倭奴的回光返照。判曰：夕阳之下即是黄昏，黄昏之后立即天黑，这事进行的速度，犹如骏马奔驰。所以此卦为下下，其象为迅速覆亡。”

傅斯年说这一段虽是笑话，但事理正是如此，所谓的“一号作战计划”，是日本在自觉毫无办法的情形中进行的生死一搏。按傅的分析，由于日本是个天赋薄弱的国家，因而像德国当年之大规模的闪电战，美国已经兴起的海军新战术，都是他担负不起的。日本要实现“大东亚”之梦，采取的战略是：上策打败美国；中策不为美国打败；下策即是对付中国。就中日关系而言，日本战中国而败，其下场自不必说；若战中国而胜，他的问题仍没有解决。由于两面作战，日本陆海军消耗极大，“倭奴在今天，上策既不能打败美国，中策又不能不为美国打败，万不得已，然后取此下策，向我们挑衅。其目的是显然为巩固大陆上的地位，以为时机一到，便向盟邦求和”，以便争取到更大的主动和本钱。此计在傅斯年看来，全是妄想。因为就战争形势论，日军大陆上的攻势，大体上只能进展到如此地步，要想深入中国西部或真正威胁了川、滇、黔三省之地，几乎是不可能的。

——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傅斯年对战争局势预测之正确。由此可知，傅在李庄召开的征兵会议，当是象征性地作一表示，并未较真儿。对新征召的号称10万之众的青年军真正用途，当时的傅斯年不可能没有感觉和预测，不过在乱象纷纭的世事中，他所能做的也只有低调处理属于自己地盘上的一点事宜。至于这支新军日后是否用于国共内战，就不是一个“非官非学”的傅斯年可以控制和驾驭的了。

• 〔37〕《悠忽人间四月天》，载《不重合的圆》，梁从诫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 〔38〕《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 〔39、41〕《跟费慰梅谈生平》，载《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光谟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 〔40〕成都永陵，乃五代前蜀皇帝王建之墓。王建（847—918），字光图，河南舞阳人，唐末五代时期杰出的封建统治者。其创立的前蜀政权是五代十国时期承唐启宋重要的国家政权，对后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王建死后葬于成都，号为永陵。永陵未发掘之前，历尽千年沧桑渐被后人忘却，陵墓高大宏伟的土冢被后人附会为汉代大词赋家司马相如的“抚琴台”，并于其上修建了琴台建筑。

1940年秋，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天成铁路局在抚琴台北面修筑防空洞。工程进行之中，突被一道砖墙所阻，当时人们误以为是“琴台基脚”。四川省考古学家冯汉骥闻讯后，亲临现场调查，断定其为古墓葬。1942年秋，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子杰拨教育经费资助琴台考古发掘。9月至11月，冯汉骥率四川博物馆筹备处部分员工进行了第一期发掘清理工作。1943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吴金鼎、王文林，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王天木（振铎）以及中国营造学社的莫宗江、卢绳等专家学者进行了第二期考古发掘清理工作，至9月方告结束。发掘出土的王建石像、谥宝、玉大带、玉册等稀世文物证明“抚琴台”正是令历代古物学家与考古学家苦苦追寻而不得的五代前蜀皇帝王建的永陵。此次发掘，使南宋以后即隐没不彰的王建陵墓葬终于重见天日，揭开了流传千古的所谓抚琴台之谜。从此，“抚琴台”在成都学术界被永陵或王建墓代之，但民间多数仍沿习旧称。王建的永陵是20世纪中国首次科学发掘的古代皇帝陵墓，在考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另据主持琴台发掘的冯汉骥（1899—1977）所述：“1941年春，前四川博物馆成立，才开始拟定琴台的整理工作。至1942年9月15日开始发掘。参加工作的有冯汉骥、刘复章、前华西大学博物馆林名钧等亦为协助工作。……在清理中发现玉册，乃确知其为前蜀永陵。在清理期间，曾经当地流氓刁难破坏，停工一周，至11月底始将第一阶段工作结束。第二阶段的发掘工作，由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前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共同组织‘琴台整理工作团’，由吴金鼎领导发掘，参加工作的除第一阶段工作人员外，还有振铎（天木）、王文林（南按：中国营造学社为了解决职员的薪水问题，是时已归并为中央博物院之一部，工作代表是莫宗江；史语所的代表为吴金鼎、王文林，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代表为王天木）。于1943年3月1日再行开工。……全部发掘工作至9月21日结束，所有出土文物皆运至前四川博物馆进行整理。……王建墓的发掘原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后室发掘）的报告由著者（冯汉骥）编写；后一阶段（前室和中室的发掘）的报告，则由吴金鼎先生编写。吴先生的报告未编成即行离去，仅留下草稿，既未配图，亦未对出土物进行复原和考订。所以，吴先生的稿本仅系一种发掘经过的叙述（原稿现存四川省博物馆档案室）。吴先生在1948年去世后，编写的任务则全部落到著者身上，内容之有今日者，亦全仗其发掘之科学与记录之翔实。遗憾的是（吴）未能将其报告编竣，也不及亲见此书之出版。”（《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冯汉骥著文物出版社1964年出版）

• 〔42〕《傅斯年全集》，第六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 〔43〕《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赵庆升译，转引《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附录三），葛先才著，李祖鹏编，团结出版社2007年出版。

第五章　胜利的前夜

延安访问

就在各地报名参军的知识青年沉浸在抗日爱国热情之中时，国民党将领胡宗南指挥的大军加紧了对陕北的包围和封锁。1944年11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赫尔利自重庆飞抵延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其进行了三天会谈，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主要内容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承认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等。

11月22日，蒋介石在接见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时，以“天下老子第一”的强硬口气，对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与其拟定的草案提出了三点反建议：中共立即无条件地交出军队；接受国共及美方组成的三人委员会负责整编，并委托美国人指挥。只有做到了这一切，国民政府才能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中共才可派代表参加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会议。最后蒋介石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强调“政府的尊严不能损害”。中共代表周恩来闻听，一口咬定国共与其他党派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说：“政府是内阁，并非国家，不称职，就应该改组。”〔1〕由此引起了联合政府问题的国共之争。

同日晚，蒋介石宴请傅斯年、陶孟和等部分国民参政员，在宴会上公开宣称：“中共要求联合政府，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不是波兰流亡政府。”〔2〕

12月下旬，蒋介石前往军政部招待所探望赫尔利，赫尔利说：“最近接到华盛顿两通电报，美国政府很盼望委员长对中共问题作出决定。怎样才能统领共产党的军队，求得全国军事统一，是目前的首要问题。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政治上让步，请委员长对此早加考虑。”蒋介石听罢，很有些不耐烦地对这个稀里糊涂、完全不通中国人处世哲学的美国老朽敷衍道：“不忙，不忙。现在还不能作出决定，看局势怎样发展，以后再说。”〔3〕

1945年4月下旬，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居住在延安寒窑里的中共领袖毛泽东，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两个中国之命运》为开幕词，指出“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在随后所作《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提出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并要求：“为着讨论这些事情，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的圆桌会议，成立协议，动手去做。”〔4〕这一建议很快遭到国民党方面的拒绝。同年5月，随着欧美盟军打垮并占领了德国，取得了欧洲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日本的全面崩溃已指日可待。在老大中华这块地盘上，关于联合政府的国共之争，也到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或者鱼网俱灭，总之是两个中国之命运何去何从，到了彻底摊牌的时候了。

在国共两党各不相让，剑拔弩张欲抄家伙动武的历史转折关头，突然从草莽中蹦出了一群自称绿林好汉的第三党——在抗战后期组建的中国民主同盟。此同盟成员大多是由散落于社会各界的儒生与策士组成，首领如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左舜生等，皆为一时较有名头的知识分子与不肯安于现状的谋僚策士。在这一充满机遇的大动荡、大变革、大整合的历史性时刻，此辈儒生术士产生了一种希望，认为春秋战国争雄的苏秦、张仪时代再度来临，整个列国的兴衰存亡可以受到辩士们的三寸不烂之舌，施展揣摩、捭阖、钩钳、合纵、连横、转圜等“阴道阳取”的游说权变之术的影响。遥想当年，鬼谷子的门生苏秦仅凭一项纵横捭阖之术，一跃而为六国纵约长，身配六国相印，名动天下。随后“乃投纵约书于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5〕各路诸侯皆听命于苏秦，形成了苏氏“所在国国重，所去国国轻”，“一怒而天下惧”〔6〕的战略格局。

往事可鉴，民盟的策士们认为，既然当今天下格局已成三分之势，抗战胜利的果实就应由三家或大家共同分享，岂能听凭蒋氏势力或与陕北黄土高原上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平分天下？无论如何，作为中国的其他在野党，特别是渐成气候的民盟党派，也要争取政治权力。按照这一思维方式，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均认为当前的机会瞬息万变，稍纵即逝，一旦失之交臂，江山将永不可得！于是，诸儒生策士的兴奋点很快集中在“怎样把握住这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7〕也就是要尽力促成由各党各派共同参与、掌控的联合政府这一现实行动。在国共两党为即将产生的新政府是联合还是独裁问题正争吵不休，各不相让的间隙，黄炎培等公开发表言论，希望“国共问题可由其他党派出任调解”，〔8〕并以各种舆论和方法向蒋介石施压，并对中共施加影响。

面对各地与各色人等的角力和施压，蒋介石采取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态度不予理睬，同时斩钉截铁地对前来劝说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表示：如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就等于承认国民党被中共“彻底打败了”，等于“把对政府的控制交给共产党”〔9〕对这一说法，迷迷瞪瞪、不知中国这碗老汤深浅咸淡的赫尔利表示不能理解，认为中共参加联合政府，最多不过是“插进一只脚趾”，何以会扯到败与不败？望着这个老家伙幼稚但真诚的憨样，蒋介石不得不告诉他“插进一只脚趾就会全身挤进来”，一旦挤进来，后果不堪设想。赫尔利仍摇头表示不懂和不解，但国民党高层和内部有识之士，却清楚地意识到复杂而不妙的时势以及国民党面临的险境。蒋介石侍从室六组组长兼军统帮办唐纵，在1945年5月31日的日记“上月反省录”条中作了这样的“反省”：

国民党党员在部分为公务人员，此种党员在十余年来一党专政的长时期中，地位提高了，财产增大了，生活优裕了，大家希望保持其原有生活与地位，故不希望改革，以动摇其自己之地位。

一、国共问题日益严重化。

二、国民党的革新希望甚微，而日唯设法保守势力挣扎；但共产党的攻势甚锐，气势迫人，令人惶恐不安。

三、在今年反攻的时期，可能发生国共两党正式战争。共产党在华中、华南必归失败，但在华北、东北可能另成局面。

四、共产党准备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以与国民代表大会相抗衡。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欲以此号召不满现状之各党派共同夺取国民党之政权，联合政府即为瓦解国民政府之手段。

五、各党派本身力量不足与国民党相抗衡，欲利用共产党之声势以自抬身价，故无形中各党派已成为共产党之尾巴！〔10〕

尽管以上内容是唐纵私人日记所载，属于隐秘的内心独白，但除第三条蒋介石可能未能清醒认识，或过于自信而不以为然外，其他诸条的思想观点与蒋介石的言论基本相同、相通。正因为蒋介石对时局和各色人等如此认识并展现出强硬态度，中共领导层才认为国共商谈已陷于无法转圜的境地，事情越陷越僵。而这个时候对夹在中间的党派来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从中斡旋，而自己的身价尚未增加一分一厘，国共双方又甩手反目，更体现出第三党的身价之轻，必须想法再找些理由转起来。于是，各路豪杰、策士再度集结力量共同上阵展开攻略。经过一番水煮火燎般的上下折腾，终于得到蒋介石在“转圜”方面的默许和暗示，于是便有了黄炎培等参政员与延安方面的直接沟通与访问。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傅斯年等七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草拟了一份致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

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先生惠鉴：

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仁深为焦虑。月前经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先请王若飞先生电闻，计达左右。现同仁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形，惟有从速完成团结，俾抗战胜利早临，即建国新猷实基。于此敬掬公意，伫候明教。〔11〕

6月6日，电报由参政会秘书处发出，列名者为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七人。

当此之时，中共中央正在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几位策士们的来电未予理睬。十天后的6月16日，中共首先声明不参加四届一次参政会，然后于18日，毛泽东、周恩来才勉强提起兴致，联名复电在重庆的中共代表王若飞，让其转告参政会并七位参政员，欢迎彼到延安一叙，并说“估计蒋得此消息后，不一定要他们来，如仍许其来，即使无具体内容，只来参加，亦应欢迎之，并争取你陪他们同来”〔12〕等。

三天后，此电由孙科转交给黄炎培、冷遹等人，电文如下：

褚慧僧、黄任之、冷禦秋、王云五、傅孟真、左舜生、章伯钧诸先生惠鉴：

来电敬悉。诸先生团结为怀，甚为钦佩。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党派会议、联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以定期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制造分裂，准备内战相威胁，业已造成并将进一步造成绝大的民族危机，言之实深痛惜。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诸公惠临延安赐教，不胜欢迎之至。何日启程，乞先电示。扫榻以待，不尽欲言。〔13〕

毛泽东周恩来已巧

以上电文清楚地看出，中共对此事的态度既积极又慎重，这是因为七参政员“大都是旧知识分子或党派领袖，同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有着广泛的联系”，不仅“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而且“政治立场上属中间派”〔14〕。对于这样的代表人物，中共没有理由拒绝他们来访，但为了防止为国民党做说客，或者以国民政府观察团的名义自居，在政治事务上对延安不识时务地指手画脚，甚至胡言乱语，说一些不着边际、令人讨厌的妄语。按照毛泽东的意图，电文先是绵里藏针地指责一番国民党当局的不是，接着警告性地回敬，倘“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延安方面当“乐于商谈”并请亲临“赐教”。如果不围绕这一主题，或搞什么小动作，甚至与共产党耍布袋戏，对不起，你们就在重庆那花花世界里待着，不要跑到陕北这条山沟里来扬风扎猛地瞎折腾了。

黄炎培、章伯钧等见电后惊喜交加，并意识到电文中对方那软套包裹下的针刺，几人经过紧急磋商，搞出了三条合纵连横的应对方案：

一、由政府招集政治会议；

二、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

三、会议以前，政府先自动实现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

方案既定，七参政员认为，只有蒋介石认可，方能起程。否则将是三大皆空，一切都是瞎扯淡的事。

6月27日，七参政员与王世杰、邵力子再次聚议，并欲请王把三条方案送达蒋介石。王世杰认为此事由黄炎培挑头，十有八九会引起蒋的反感并把事情弄黄了。作为长期在国民党中枢和蒋介石身边周旋的高级谋士兼政客王世杰，对蒋的秉性脾气与好恶是深有了解的，蒋对黄炎培等策士几年来的吵吵嚷嚷大为头疼兼深恶痛绝，激愤时曾几次当着谋僚的面破口大骂黄氏不仁不义，属于见风使舵、骑墙卖笑之辈。此种发泄甚至责骂，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到，如1940年4月4日，蒋在日记中责骂道：“政客梁漱溟、黄炎培等对共党之骑墙投机之可耻，殊堪鄙弃。此种政客之为害国家，其无形罪恶，甚于共匪与汉奸也。”〔15〕1940年9月6日记：“王炎培等政客，以诽谤为直谅，并自示公平劳苦，当面毁人而不自觉。此乃中国一般政客士绅之恶习，非王一人而已也。”（南按：王应为黄）1941年9月13日“上星期反省录”记：黄炎培“其言其行，幼稚卑污，形同妓女”。1945年1月3日又记：黄炎培等“中国士大夫阶级重外轻内，有私无公之劣根性”。——尽管当时的王世杰没有看到蒋介石日记内容，但从平时的言行举止和察言观色中，完全可知蒋对黄氏等一群“骑墙”策士的厌恶态度。因而，当王世杰接到这份策士们弄出的合纵连横的三条方案后，当头棒喝道：“如送领袖，必大遭拂怒。”〔16〕

众策士一听，顿感灰心，如惹得介公为此拂怒，这还了得？遂提出干脆散摊儿，不要再做这些费力不讨好的无用功。几人中唯黄炎培颇不甘心，觉得事情仍有可为，遂施展钩钳之术捭阖道：“撞壁须撞到壁，今壁尚未见，仅凭旁人预测势将碰壁，便放手了，岂为合理？”〔17〕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众位参政员决定于27日下午鼓起勇气面谒蒋介石，并推举时年73岁高龄的国民党老牌党员褚辅成代表报告。

老褚年轻时候曾是大清朝的监生出身，留学日本东洋大学高等警政科，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追随孙中山领导起义，一度出任众议院副议长、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等高官，算是风云一时的人物。但今非昔比，或者是人已成老朽，血性消融不再，或者是王世杰的棒喝使其丧失了底气。见到蒋时，年老体弱的老褚未敢呈函，好像做错了事一样，谈话中支支吾吾、含含糊糊地说了原定的前两条，最后一条方案憋在肚中与残存的饺子一起咕咕嘟嘟煮焖了好一会儿，始终未能端上台面。面对老褚畏头缩脑的表现，同来的几位策士震于蒋的声威，只能面面相视，未敢上前言及，场面颇为尴尬。

想不到此时的蒋介石却另有打算，眼看预定的国民参政会开幕之期日益迫近，中共方面强硬反对，其他各色人等也趁机跳将出来说三道四、煽风点火，向自己施气撒娇，不时闹点小别扭，或干脆兴风作浪，弄得自己心烦意乱又一时无可奈何。如今有这么一帮热心功名的策士儒生自动找上门来，要做“中间人”或马前卒，为国民大会的召开清除障碍、扫清道路，此举正合“朕意”。于是，蒋不动声色地听毕，环视众位，突然满面带笑地以“伟大的、恳切而坦白的精神”答复道：“国家的事，只须于国家有益，都可以商谈的。”〔18〕停顿片刻，又说：“中间人，公道话，原来最难讨得双方的喜欢。”遂当场慨允。当黄炎培等领命告辞时，蒋介石又和颜悦色地拱手道：“辛苦，辛苦！”〔19〕众人见状，受宠若惊，各自瞪着直勾勾的眼睛，伸着舌头悄然退出。

回到参政会的七参政员如得上方宝剑，在谒蒋时勾头搭背、战战兢兢的颓丧畏缩模样尽扫而光，一个个精神焕发，豪情万丈，议论不止，说到激动处，一个个面红耳赤并有热泪盈珠者。身穿蓝布长袍，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老褚也被蒋介石刚才的语言深深打动，哆嗦着身子猛地一拍案板道：“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20〕延安之行就此决定，众皆欢呼。

就在七参政员即将起程的6月29日，唐纵在日记中作了这样的记载：“陈主任为这等事晚上失眠。余曰，大局是好转的，宋子文往莫斯科，我看会有结果的。中苏邦交的改善，对于共产党是一个解决的途径，陈主任不敢相信。”〔21〕唐氏毕竟是蒋介石身边的二流谋士，在政治识见上，与他的上司、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号称国民党“领袖文胆”与“总裁智囊”的陈布雷相比，还欠火候，不久的事实就证明了陈布雷的预见远比唐纵高明、透彻。

1945年7月1日上午9时35分，在王若飞的陪同下，诸辅成、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冷遹等一行六人，于重庆九龙坡机场乘美国专机飞往延安。老谋深算的王云五自知此行将无功而返，遂称病打了退堂鼓，因而只有六位参政员前往。下午1时，飞机抵达延安机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然后乘车至王家坪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共进午餐，再乘车转至瓦窑堡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下榻。

六位参政员飞抵延安时，中共领导人前往迎接。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7月2日早晨，工作人员向六位参政员各送一份请柬，内容相同，只是姓名有别。其中给傅斯年的请柬如下：

兹定于七月二日下午六时在中央办公厅洁樽候教，敬请光临为盼。

此致

孟真先生

毛泽东谨订

7月2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延安杨家岭会见六位参政员，双方作了初步沟通。傍晚，按照预先布置在中央办公厅餐厅设宴招待，从前方到延安出席会议尚未回防区的中共军事将领贺龙、刘伯承、陈毅、聂荣臻、邓小平、彭真、高岗、陈云等出席了宴会。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作了欢迎词和祝酒词。酒席上，傅斯年紧挨毛泽东就座，毛风趣地对傅说：“我们是老相识了，在北京大学时我就认得你，你那时名气大得很，被称做孔子以后第一人哩！”

傅斯年听罢，手举筷子，张开大嘴笑着说：“毛先生过誉，那是同学们的戏谑之词，何足道哉。”

毛泽东微微笑道：“不要客气嘛！”随之面向众人说：“今天的宴会，菜没有好菜，酒也不够好，都是我们延安的士兵自己生产出来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22〕

毛的一席话让在座者心情轻松了许多，众皆一边饮酒一边无拘无束地相互交谈起来。面对毛泽东的谈笑风生，几位参政员在打着哈哈敷衍的同时，又有一番不同的心境。

此次访问延安的六人中，褚老汉是老牌国民党员，左舜生乃青年党人，章伯钧为农工民主党人，黄与冷自称无党派人士，但与民主同盟关系密切，用黄炎培的话说便是“立场虽有小异，主张却是大同”〔23〕，完全可看做是民盟成员或盟友。只有傅斯年属于真正的无党派人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学术界重量级大腕。尽管老褚是国民党员，但因年老体衰，又是读书人加老实人，国民党高层并无意让他抛头露面为党国事业折冲樽俎，他与傅斯年加入这个草头班子，是黄、左、章、冷等四位活跃分子极力蛊惑拉拢的结果，在总体结构中属于掺沙子性质，主要目的是起到虚张声势，给外界造成一种多党派、多团体的民主气氛和色彩。对这一把戏，罗家伦洞若观火，曾略带讽刺地多次劝说过傅斯年，让其“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来”。〔24〕意思是不要跟着黄炎培等一班人瞎闹腾，天下事不是靠黄、章等几名策士就可以捭阖得了的。且苏秦、张仪用舌头定乾坤的时代早已跟着秦始皇他老爷爷——秦早，一同变为粪土湮没于历史烟尘之中了。眼前正是乱世英雄出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新社会，哪里还有靠几位儒生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轻易摆平天下的好事？如此做法无疑是在飞机里做梦——空想。但此时尚心存侥幸与幻想的傅斯年已听不进朋友之劝，竟跟着黄炎培等人稀里糊涂地上了飞机，开始了他心中并无底数的梦想之旅。

就当时的情形论，在六位参政员中，当属左舜生与傅斯年心境最为复杂。

左舜生与毛泽东同为湖南人且属同庚，早年与毛又同系“少年中国学会”会员。20年代初，左氏赴法国留学，后来提倡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1925年，左舜生成为中国青年党首领之一，1930年与陈启天在上海创办《铲共》半月刊，以铲除消灭共产党为宗旨。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他出任秘书长，积极倡导反共。此次来到延安，仍不忘鼓吹他的那一套反共灭共的歪理邪说。7月3日上午，左与毛泽东单独交谈时，颇不识趣地说道：“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党可以有多个，军队却不能个个政党都有。否则，就要发生内乱，国家就不太平。”

毛泽东听罢没有做声。左舜生见对方没有接话，以为被自己击中要害，于是继续说道：“我们青年党就主张走议会道路，不办武装，成为国家真正的参政党，对国民政府没有任何威胁。”

毛泽东设宴招待六位参政员

话音一落，毛泽东忍不住问道：“你的意思是要我们也向你们青年党学习？”

左舜生答：“谈不上学习，我觉得我们青年党的这种做法是对的。”

“怎么对呢？”毛泽东颇不以为然地问道。

“和平议政，对政府没有威胁，也有利于各党派的团结嘛！”

毛泽东听出左舜生的弦外之音，他冷静地说道：“我也主张一个国家只有一支军队，但要看军队掌握在谁的手里，为谁服务。要知道，一个没有武装的政党是没有力量的，被蒋介石视为土匪乱党的人，若没有一点儿自己的武力，根本无法生存，更不用说有发言权和改造社会了。老庚呀（南按：湖南人叫同年出生者的俗称），你这个青年党的‘军事爷’，怎么连这个道理也不懂呀！”

挨了一顿教训，左舜生仍不知趣，还在嘟嘟囔囔地说一些在他自己认为聪明绝顶，实则糊涂虫一样的伴有劝降意味的混账话，并说介公的领袖地位如何不可动摇云云。毛泽东忍无可忍，面露愠色，提高了嗓音激愤地说道：“蒋介石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信邪’，偏要打出两个太阳给他看！”〔25〕毛泽东神傲气雄的风采，顿时把左舜生给震住了，这位老朽遂不再妄言要延安交出军队并维护介公领袖地位等妄语。

不知是想缓和刚才不愉快的气氛还是真的别有他图，已是52岁，全身干瘪得几乎只剩一堆筋骨，走起路来全身打晃的左舜生，突然又用钩钳之术，提出一个令毛泽东颇为尴尬的问题。左氏要与他一直崇拜的女明星、毛泽东新任夫人、原上海著名影星蓝苹见上一面。毛听罢先是以“我不认识蓝苹”，后又改为“她生病了”为由予以拒绝，而后迈开大步向别处走去，再也不肯理睬这位无聊、蹩脚加浅薄的术士之徒了。后有人引用明代宋濂评鬼谷子的话论左氏曰：“舜生所言之捭阖、钩钳、揣摩之术，皆小夫蛇鼠之智。用之于家，则亡家；用之于国，则偾国；用之于天下，则失天下。”甚然也。

左舜生的为人处事与不识好歹的轻妄之举，不但令毛泽东反感，即是同来的傅斯年对其亦颇为轻视。早在1937年10月11日，傅致刚到美国不久的胡适一封信中，在提及国内情形时说：“所谓参议会又添了些无聊分子，徐谦、罗钧任、甘介侯、左舜生等。罗毫无见识，殊大希望。此人乃官僚、酒徒之混合，因其为酒徒，故有时似勇，决不该称之曰‘忠节’也。此一鸟会常有荒谬绝伦，匪伊（夷）所思之提案，亦常为我骂散，大有我是此会之‘清心丸’之感！可叹可叹。有好些人运动为此参议官，或成（如左），或不成（如罗隆基），若再这样下去，我也只好走了。”〔26〕

此次延安之行，左舜生还是按重庆的老套路数，懵懵懂懂地提出如此“荒谬绝伦，匪夷所思”的怪论，惹得同乡毛泽东深恶痛绝，真可谓狗改不了吃屎也！

毛泽东与傅斯年夜谈往事

相对左氏施展的捭阖、钩钳等无聊之术，傅斯年不愧是胡适所说的“世间稀有的一个天才”和学政两界大鳄。同为毛泽东的旧识，却没有像左氏一样稀里糊涂地让人家放下手中的枪杆子。傅氏深知相互之间的关系与面前各自的地位与往昔大为不同了，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毛泽东是1918年夏天从湖南乡村走进北大的，就在这期间，他和大名鼎鼎的胡适以及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遭遇了。许多年后，毛在延安那口黄土凝成的简陋窑洞里，于寂静的夜幕中伴着青灯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回忆了这段使他刻骨铭心的经历：“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27〕“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八块钱。”又说：“我的地位这样地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28〕

这段回忆不但令毛泽东感到悲伤，亦令后来的天下读者备感心酸，或许没有人想到，一个后来号称推翻“三座大山”的世界级巨人，居然还有这样一段卑微的伤心史。从这段不愉快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当年在北大一呼百应、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傅斯年，的确是“目空天下士”的。令后人不可思议的是，傅、罗等几个在北大读书的毛头小子，居然不把眼前这位即将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大救星”的伟人当人类看待，真可谓有眼不识泰山了。但，同那个时代所有的人一样，傅斯年没有想到毛泽东日后会成为比他还要不可一世和充满霸气与豪气的一国之主，当然更不会想到许多年后有延安相会这一段插曲。倘傅氏有先见之明，以他的聪明与世故，想来是会“有时间”去好好聆听一下这个图书馆的登记员说几句“南方土话”的。

不过，事情总是在不断变化中，当时人微言轻的毛泽东，对傅斯年等人搞的那些个东西，也由最早的崇拜渐渐转为失望。据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说，“毛在北大写信给朋友，说他被孟真先生和罗家伦等人欺骗了。因为他们不像他在长沙耳闻的那么优秀”〔29〕云云。这就是说，后来的毛泽东以他的磅礴之气与对世事的深明洞见，已不把傅斯年、罗家伦之辈放在眼里了。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言，在穷困潦倒中，他于这座帝王之都的公园和故宫宫址“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树木引起了我无穷的欣赏”。〔30〕——这个时候，一个辉煌的大梦已在毛泽东心中萌生，即将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春破茧而出，一飞冲天，于古老的天安门城楼上投下巨影。

而傅斯年这边，对后来跑到偏远山林河谷与黄土高原拉杆子闹革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人物，很长一段时间同样未放在眼里。1932年9月18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发表《“九一八”一年了！》政论文章中，谈到中国政治的出路问题，认为国民党自身已腐化堕落，弄得天怒人怨，国势频危。“今日之大难题，即在国民党自身弄得没有办法，而中国并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而代之。好比明朝亡国的时候，南京北京的姓朱的都不高明一般。”对有人提出共产党是否可取而代之的疑问，傅的回答是：“共产党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产党共事的经验论，不能不觉得他们也是感情的发泄，而并无建国之能力，所做的工作很多还是洋八股。”〔31〕

令傅斯年深感汗颜的是，仅仅十几年的时间，已是星转斗移，物是人非，天地改色，老皇历随风飘逝了。转瞬间，当年的北大故旧，穿过历史的隧道，竟跑到陕北的窑洞里再叙短长，纵论天下大势。只是那位原北大图书助理员如今已作为一颗政治巨星，在这块风清月高的黄土高原腾空而起，中国的命运也将由于这个人的一举一动而重新改写。相对当年气壮山河的高大身躯，今日的傅氏只是作为一可有可无的策士、辩才，或媒婆一样的“中间人”出现在光芒四射的超级巨星面前，并笼罩在毛泽东的巨大阴影之下。世事轮回，阴阳转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人的政治地位发生了强烈逆转，各自内心的复杂、感慨之情自是不足为外人道也。有人云，傅斯年一生“误在多读了书，沾染上知识分子的缺点、弱点，不然，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创业人物”。〔32〕这话也许不差，但历史正是由一个个失误与成功对接而成的，世人终于没有看到傅、毛二人像当年刘项一样争天下的局面，更没看到傅斯年建国立号的功业，所看到的只是一位策士与一位政治巨人在昏黄的窑洞中席地而坐的背影。一位西方哲人说过：“如果人不是从一岁活到八十岁，而是从八十岁活到一岁，大多数人都可能成为上帝。”傅斯年之悲剧，或许渊源即在此不可逆转的铁律和宿命吧。

然而，傅斯年毕竟是傅斯年，尽管此时与他对坐者在政治气势上今非昔比，但他仍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神态举止不卑不亢又不失大体，只是说话的口气较之当年识时务一点罢了。

因了北大的这段因缘，毛泽东单独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进行了交谈，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细节是，毛没有忘记北大时代令他百感交集的屈辱情结和经历的时代精神熏陶。当谈到傅斯年曾在“五四”中大出风头，为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作出过贡献，以及当时在政学两界流传的傅氏本人“尝自负为‘喑呜叱咤，千人皆废’之西楚霸王”〔33〕的典故时，傅斯年狡猾而又识趣地回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34〕毛泽东听罢傅氏如此得体又使双方皆不失面子的话，心中大为舒畅。

毛泽东手书傅斯年的便笺、条幅

与左舜生的糊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傅斯年没有让毛泽东放下武器接受国民党的招安，更没有像左氏那样没出息地一味惦记着蓝苹，而是以士大夫传统、儒雅的交际方式，请毛泽东在空闲时为自己题字留念，对方慨然允之。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95年为纪念傅斯年百岁诞辰而出版的一部《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有所收录。这本书所收资料全部为影印，书中第115页收录了毛泽东给傅斯年的一封短笺和所写条幅，另有给王世英的一个便条。便笺曰：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敬颂

旅安

毛泽东七月五日

条幅写道：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唐人咏史一首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此诗为晚唐诗人章碣的《焚书坑》，诗中“刘项原来不读书”一句，当是毛泽东自况，或含有自谦没有傅斯年读的书多，或者还有更深刻的内涵和用意，或者什么意思也没有，外人只是自作多情地瞎猜妄想而已。但这短笺和条幅至少可以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况，对外界盛传的傅斯年与毛泽东所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之语，是一个佐证。毛的另外一张便笺，由延安交际处王世英转交给傅斯年，上写有“早上送交际处王世英同志交傅孟真先生毛缄”字样。傅、毛延安相会最精彩的故事，以这幅墨迹作了见证。

结束了与毛泽东的长谈与直接交往，7月4日，傅斯年又在延安各机关所在地，寻找9个月前陈寅恪问询的林伯渠与范文澜，顺便看望久别的弟子刘燿（尹达）。

此前的1944年9月，重庆国民政府参政会决议组织成立延安视察团，傅斯年作为五位成员之一欲赴延安中共大本营视察。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得此消息，专门致函傅斯年，嘱其到延安后向林、范二人索取“新刊中国史数种”，同时具有预见性地告诉傅，“此行虽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可视为多九公、林之洋海外之游耳”。〔35〕

陈氏信中的陆贾，汉初楚人，从高祖刘邦定天下后，出使劝说割据岭南的南越王赵佗，迫使赵佗称臣，后以叙述秦汉所以兴亡的《新语》十二篇为刘邦所重。郦生，即秦汉年间的儒生郦食其，司马迁《史记》载，郦生初识刘邦，便请命游说陈留令，使刘邦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号称“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的陈留。后又游说齐王田广，计成，“伏轼下齐七十余城”。只是未等齐王献城投降，刘邦手下大将韩信听从幕僚之计，举兵攻打齐国，齐王认为郦食其欺骗了自己，恼怒之下将其逮捕投入油锅当做人肉麻花一烹了之。因陆贾与郦生皆刘邦时代有名的说客，司马迁陆、郦并举，作《郦生陆贾列传》。陈寅恪信中的“陆贾之功”与“郦生之能”，喻古代朝廷使者劝说地方势力归附中央政府的功绩和才能，而当时傅斯年等参政员的延安之行，就负有类似使命，只是不便公开言说罢了。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陈寅恪凭借一个伟大历史学家的洞察力和对时局的非凡卓见，加之与傅斯年的特殊关系，非常肯定地预言傅氏等一行，只能是既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权作古典小说《镜花缘》中的多九公与林之洋两个闲散人物，结伴到仙山瀚海胡乱游荡一圈而已。傅斯年接信后，因时机尚不成熟，视察团赴延安的事一拖再拖就搁了下来，直到九个月之后的今天，几位参政员才在落脚的延安这块中共地盘上，各呈“郦生之能”，争抢“陆贾之功”。对此兴趣不大的傅斯年，在完成计划中的见面与谈话后，开始穿梭于一排排窑洞探访故友新知。

刘燿是抗战前史语所发掘殷墟时自河南大学招收的毕业生，与石璋如一同进入史语所参加殷墟发掘，算是傅斯年学生辈人物。抗战事起，刘燿随史语所抵达长沙不久，离所径自奔赴延安，化名尹达投入了共产党阵营。先后进入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学习，后进入范老（文澜）领导的马列研究院历史研究室从事马列学说的研究，1941年到延安方面设立的中央出版局任出版科长。傅是在出版局所属的一口窑洞里见到了这位尹科长的。

尽管政治立场各有不同，但就傅、尹师生此次相见，却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遥想战前的殷墟发掘，那是何等壮观气派，令人心旌激荡。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国共对立摩擦，导师与弟子天南地北，一别数载不得相见，忆及前尘往事，各自欷歔不已。傅斯年看了尹达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成绩，甚不满意，忘记眼前是中共治下的延安而不是自由进出的李庄或重庆，一时感情冲动，竟有些糊涂和一相情愿地动员尹达随自己一道回四川李庄史语所，重操旧业，接着续写尹氏此前已完成大半的《山东日照两城镇史前遗址发掘报告》云云。这一提议，“对已经选择了革命道路的尹达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36〕其结果是，尹达惊慌失措，傅讨了个没趣。后来，尹达致信傅斯年对此次相会的隐情作过委婉的解释，内有“延安一晤，至以为快。知诸师友均在努力写作，自愧为学术工作尽力甚微，思之怅怅”等语。表示“所中所出有关考古之书，可否致送一份？盼甚。愚未完成之书，仍愿续作。今后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致北方大学，当设法完成之”。〔37〕此事只是尹达一说而已，真正的用意是向傅斯年示好，并替傅挽回一点丢失在黄土塬上的面子罢了。

由于尹达的关系，傅斯年参观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马列主义学院等学术机关，见到了马列学院的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

范老是傅斯年的学长，于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曾受业于章太炎、黄侃、陈汉章、刘师培等“乾嘉老辈”，或曰“乾嘉余孽”，因而他“没有感觉到《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思潮，是一条出路”。〔38〕毕业后，范先后在几个中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做了近20年的教书匠。1939年10月索性辞职跑到了延安并很快受到中共高层重用，开始以头号马列主义历史学家的身份敲起了边鼓。当毛泽东讲“年轻人应该起来打倒老年人”、“这是历史的规律”的那场讲演时，他就在座，毛还加了“范老你是专家，我讲的不对你可要纠正呀”那样的话。〔39〕未久开始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以下简称《简编》），其中写到历代统治者的残暴荒淫与无耻，像配方一样按比例配制。据说该大作出版并经《新华日报》连载后，曾轰动一时。《简编》中的“商朝事迹”部分，老范引用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的许多资料，同时对史语所及发掘人员的工作业绩给予了赞誉性介绍。其中在“商代的生产工具”一节中，说道：“商代生产工具，已经不是石头工具而是金属工具。殷墟发掘专家李济说：‘大多数石器都非平常用的东西，有的是一种艺术的创造，有的是一种宗教的寄托，这些东西，在周朝多用玉琢，如璧琮一类的礼器，在殷墟所见仍为石制。’又殷墟发现许多铜器，有矢镞，有钩，有矛，有刀与削，有斧与锛，有觚，有爵，有各种铜范。李济在论殷墟五种铜器说：‘殷墟铜器，以矢镞为最多，金属原料，只有到了最便宜时，才能用作箭镞，实际上在青铜时代用作箭镞的仍是骨与燧石，这就是说用铜的时代，并不一定用铜作矢镞。’”云云。

来延安之前，傅斯年与在李庄的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学界中人已看到了这部著作，但具体作何评价一直不为外界所知，从一贯提倡“新思潮”的“海龟”傅斯年对“乾嘉余孽”和“土鳖”们的反对与鄙视来看，恐怕难有好的评价——尽管老范早已“古为今用”地改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写此书了。

左起：毛泽东陪同冷遹、黄炎培等参政员在延安参观（引自《梦开始的地方》，吴印咸摄，卜庆功、邱丰编）

此次二人延安相逢，范老正在编写一部关于农民造反和“造反有理”的中国政治史，并打算本着马列主义“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重新改写《中国通史简编》。傅氏得知此情，对这种治学态度表示赞赏，二人由此握手言欢，彼此增加了信任。至于傅斯年是否从范文澜处要到了陈寅恪请托之书，不得而知，想来这点事是不难办到的吧。只是令傅想不到的是，1950年后，范重新改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在叙述到商代历史和殷墟发掘的葬坑与出土器物时，只剩了一句“解放前有人做过发掘”的话。再后来，连“有人”二字也被老范的如椽大笔给一下勾销了，只剩了草草6个字的“地下发掘证明”。〔40〕至于这闻名于世的殷墟遗址是人是鬼或妖魔鬼怪所发掘，在老范的眼里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得到郭老（沫若）还有其他不同高位上的大人物喜欢，即为“求真务实”的成功之作。自此，无论是傅斯年、李济，还是董作宾、梁思永的名字，都与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无缘。世人谈到安阳发掘与甲骨文研究，便“只知有忠贤，不知有皇帝”了。当然，这个时候的傅斯年或董作宾早已跑到了台湾并进入了九泉之下，与阎王小鬼们交往起来，对于地面上幸存的马列学者们，是问苍生还是问鬼神，他们已无力顾及了。此行傅斯年是否见到了陈寅恪点名代为求见的林伯渠，仍是不得而知。若林氏在延安，相见的可能性颇大。但即使相见，也不会有什么高深和隐秘的问题可谈，不过相互问候罢了。

访问团共在延安逗留4天，与中共领导人几次会见中，似乎是黄炎培谈得更多、更具体，除了对国际、国内局势的看法，黄氏认为国内各党各派的团结有绝对的必要，并指出国共两党都有恢复谈判的可能。在与毛泽东会谈时，黄一度施展揣摩、捭阖、转圜之术，谈了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也”等所谓“兴亡周期率”，颇得毛的好感，对方表示中共可以找到一个好法来摆脱这个周期率云云。〔41〕

在访问的后期，当以黄炎培为主角的参政员提到对大局的看法，并说到“双方商谈之门，并没有关闭“时，毛泽东很表同意，接着说：“只为了门外有一块绊脚石，就是国民大会问题。”〔42〕黄氏深以为然。经过与中共高层人物多次会谈，最后总算形成了一个《中共代表与诸辅成、黄炎培等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文件，可视为几天来会谈的总成果。

7月5日早餐后，访问团成员匆匆赶往机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到机场送行。最后握别时，毛泽东特地叮嘱六位参政员到重庆后务必向蒋委员长致谢，并称：“有诸位来延安，使我们听到许多平时不易听到的话，增加了不少了解。并祝蒋委员长健康。”〔43〕同时，毛还托傅斯年转达自己对胡适老师的问候——尽管胡适与傅斯年一样，当年甚至不把这位图书馆助理员放在眼里。

对于六位参政员抵达延安后的活动，中共中央在宣传上似有严格规定，除以显著位置在《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上介绍中共举行欢迎宴会外，对六位参政员的活动细节未加报道，而对于他们的离去，也只发了一条简短且未加评论的消息了事。

六位参政员风尘仆仆回到重庆，向国民参政会和蒋委员长递交了《会谈纪录》，各人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了报章文字或发表了谈话。此次访问团的盟主黄炎培于兴奋之中点灯熬油，苦干了几天几夜，草草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出版发行，内中对延安的人和事极具赞赏，文中说：“在延安的几天里，随处可以见到，这是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的缘故。我们应该知道中共政治作风已变了。不是变向别的，而是变向平凡。”又说：“个个人得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个个人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最后的结论是，自己的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中”。〔44〕

与黄炎培不同的是，左舜生则写了《记民主同盟政团延安之游》一文，内中依旧对蓝苹念念不忘：“我本来向毛泽东提议，要见见他的蓝苹的，但毛说她生病，不能见客。七月五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他们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南按：李纳，时5岁）来送我们，两只秀美活泼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点遗憾。”〔45〕

毛泽东、江青夫妇与女儿李纳在延安窑洞前

到了这个时候，左舜生还不明白，毛泽东托词对方生病不让相见，显然不愿让其回重庆后四处张扬他和江青的婚姻关系。也可能是中共政治局作出的硬性规定，不让在国统区名声不佳又极爱出风头的蓝苹在此种场合抛头露面，以免节外生枝，坏了党国大事。左舜生只是枉费心机、自作聪明地破解了“江青”之名的典说（南按：“江青”之名典出于唐朝诗人钱起于公元751年的应试诗《省试湘灵鼓瑟》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毛就是依据这两句唐人诗为他的心上人蓝苹命名的）。左舜生劳神了半天，最终还是弄了个“曲终人不见”的悲凉局面。此憾未得弥补，想来左氏当是死不瞑目的吧。

与黄、左二人大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却有自己独特的观感与政治洞见。据罗家伦说：“他（傅）在重庆被国民参政会推举为访问延安的代表团的五代表之一，他回来以后，和我谈过几次。他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识的关系，单独聊了一夜天。上天下地的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毛泽东和他漫步到礼堂里，看见密密层层的锦旗，各处向毛献的。孟真讽刺的赞道：’堂哉皇哉！’毛泽东有点感觉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没有出息。他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孟真对他们说：“你们把他看作护身符，想借此得保首领以殁吗？”〔46〕罗家伦这段回忆难免有政治偏见及主观成分，但此说的许多内容与史料相吻合，说明并不是空穴来风。傅、罗谈话，较为透彻地反映了傅氏的内心世界和人生观。傅斯年对中共与苏联皆无好感，并公开表示反对。他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开宣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47〕随后又宣称：“国民党诚然太对不起国民，其所以对不起国民之一件，即是过量的对得起这些残余势力，因为当年自己不曾努力，把这些东西根本拔去了，使他们今日尚在那里胡思乱想，胡言乱道。”就中国革命的形势与夺得政权建国方略问题，傅氏认为中俄有三大不同，除了地埋位置与经济条件特别是天然条件上的不同外，更表现在革命人才上截然不同。“俄国革命党历史将及百年，以如此长期之演进，如此长期之训练，不特革命的人格得以培成，即施政之人物亦在革命党中吸收不少，因为俄国革命中本有不少小学教师、低级官吏、小商人、小工业家、工程师、技员，政权到手，办得了事，如此乃是建国，不然乃是发疟子。国民党以中山先生伟大人格之吸引力及其前身二十多年的经过，吸收不到一套施政建国的人才来，遑论几年中专靠怨气及性欲解放一队缺知识少训练的人们。共产党之一朝攫得政权虽可能，而共产党之建国是办不到的。”〔48〕正是因了这样的政治观念，傅斯年与毛泽东的关系，比后来的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还要复杂另类。各自的性格与政治倾向不同，是傅斯年不可能对毛泽东产生崇拜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他回到重庆后，口出此言的一个不难理解的缘由。后来，当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为激烈的“左”派分子时，犹如行芒在背，一次闲聊时他对李济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接着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49〕简短几言透出了他内心对另类青年的不满与对共产党决绝的态度，这一态度直到他“归骨于田横之岛”都没有改变，也够一根筋的了。

梁思成：日本京都、奈良的恩人

六位参政员的延安之行，被陈寅恪9个月前不幸言中，以黄炎培为首的策士班子，尽管使出了浑身解数，拿出了看家的捭阖、转圜之术，仍然是既“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可谓毫无斩获，一败涂地。7月7日，第四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开幕，褚辅成、黄炎培、傅斯年等借此机会于当天下午谒见蒋介石，禀报赴延安会谈的结果并呈上《会谈记录》。蒋打着哈哈顺手翻了几下，便冷冷地撇在一边不再顾及，仍坚持一党专制的指导思想。这一做法弄得褚、黄等人大为尴尬，也引得共产党方面大为不快。中共据此坚信国民党虚张声势，故意混淆民众视听，甚至感到自己被国民党当局又涮了一回。

在黄炎培等人回到重庆的第五天，也就是7月10日，已通过地下渠道得知蒋介石真正想法的毛泽东，盛怒之下决定实施反制，于延安发表了著名的《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的战斗檄文，对国民党及美国前往中国调解国共摩擦的代理人赫尔利大加讨伐。此文一出，生存在一相情愿和幻觉中的民盟第三党，不但没有达到当年苏秦合纵连横，“所在国国重，所去国国轻”及“一怒而天下惧”等捭阖、钩钳的奇效，反而弄得灰头土脸，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最终落了个国共双方的蒋介石、毛泽东两巨头一怒而自己惧，最后归宗无着，两条船都没搭上，落得个在浪潮汹涌的浑水中瞎扑腾的尴尬结局。面对如此窘境，各路策士不得不掉转屁股，扭头向国民党示好。其权衡、转变的态势，蒋介石及其谋僚看得极其真切，唐纵在7月底日记“上月反省录”中作了如下记载：“党派，民主同盟、青年党，欲借中共问题以自重，但自中苏邦交改善，美国舆论好转，与陕北部队进占淳化而被击退后，各方态度渐倾向中央而不愿继续追随共党以取怨于本党。……在参政会中各党派并不如中共之期望完全附和中共主张，而通过国民大会案，使中共对各党派起分离作用。”〔50〕

尽管国共两党都心怀怨气与猜忌蓄势待发，准备一场公开的肉搏，想不到世界局势变化太快，国际反法斯战争取得了惊人进展，黑了八年的天真的就要亮了。中国民众的兴奋点再度被调转到东、西方两大战场，国共摩擦与几个在野党派人士拨弄的“转圜”计划被暂时搁置下来。

此时，日本军队几乎完全丧失了战略进攻能力，盟军已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和制海权，并自各个领域和战略要点实施反攻。原日本军方认为，珍珠港一役，美国至少要到1943年才能在太平洋地区恢复元气，而日本可趁美国实力恢复之前巩固战线。但事实却大出意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激怒的罗斯福总统下令倾全国之力尽速发展空军和具有两栖作战能力的海军，即海军陆战队。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与科技实力，很快制造出一批现代化战舰和战机，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迅速得到恢复和加强，并很快夺取了制空权和制海权，战争局面得以扭转。

1942年6月，日本海军进攻中途岛，遭到美国海空部队的拼死抵抗，日军有4艘航空母舰和多艘驱逐舰、战列舰被击沉，从此在太平洋战场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8月，美军在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发动反攻。此后，日军在太平洋上连连受挫，节节败退。渐已控制太平洋局势的美军从瓜达尔卡纳尔岛开始，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北部着手大规模反攻。由于日军拼死阻击，美军进展缓慢，历时半年苦战才勉强攻下瓜岛。之后，美国海空军痛定思痛，一改过去传统教科书式的作战方法，实施全新战略，这战略如同当年成吉思汗之运用草原上铁骑流动战术，具有空前的革命性，使得日本军队手足失措，全盘皆翻。

日本方面初以为美国反攻是一岛一岛打过来，殊不知美国新战略的实施，把太平洋当做成吉思汗的欧亚草原，运用越过堡塞的万里长驱、越岛进攻之战法，即暂不进攻日军某些防守顽固的岛屿，而是凭借强大的战舰越岛而过，在新几内亚北部采用蛙式跃进式速攻战术，长驱直入，直逼日本本土，从而使部分防守鸟屿孤立无援，成为一座毫无战略作用的死岛。此外，日本军方原以为美国海军接近自己所有陆上空军基地时，便是自己得手之时。殊不知美国的海空军实力以空前的速度巨增，与日本海空实力差距越来越大。美国仅1943年制造并编入现役的航空母舰就有39艘，而日本直到1945年战败时，全部用于战争的航空母舰才不过25艘。

1944年7月，中太平洋美军接连攻占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11月，美军出动B—29远程轰炸机，从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关岛起飞，直扑东京，实施连续大规模轰炸。另一路美军从西太平洋沿新几内亚北部进攻，与英、澳、荷军队会师后，攻占新几内亚西部。1945年2月，两路美军胜利会师，重返菲律宾。6月，美军迫近日本国门，号称天下第一的无敌战舰“大和号”被击沉，日本海军全部被摧毁。

几乎与此同时，在国际瞩目的缅甸战场上，中国远征军在初期受挫之后，重新集结精锐与美、英、印、东非、西非部队，于1943年10月在缅甸北部和西部投入反攻。在盟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缅甸国民军和游击队于1945年3月底发动总起义，5月1日克复首都仰光，日军在缅甸的战略彻底告败。

在中国本土战场上，由于中国军民坚持不懈地抵抗与反击，终于粉碎了日军企图以战养战，把中国占领区变为太平洋战争“兵站基地”的计划，有力地配合、支持了盟军对日实施全面反攻。

在这样一种全新的战略战术与政治格局下，为了保障各战区文化遗产免于战火，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配合盟军对地面文物实施保护。居住李庄的中国营造学社负责人、古建筑学家梁思成被征召至重庆，以委员会副主任身份，负责编制一套沦陷区文物目录，包括寺庙、古塔、陵园、考古遗址、博物馆等一切重要人类文化遗产。与梁思成同时来到重庆的，还有助手罗哲文。

罗是中国营造学社1940年年底在李庄招收的练习生。当时梁思成等人刚从昆明迁往李庄，急需一个青年人帮助学社同仁处理杂务和绘图等事宜，决定在当地招收一位可堪造就的青年学生前来工作。据罗氏本人回忆：“那时，我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刚从中学出来，在宜宾的一家报纸上看到一则中国营造学社招考练习生的广告。至于这一单位是干啥子事情的并不知道。只见考题中有写字、画画、美术等内容，我对此很感兴趣，便去投考了。喜出望外，果然被录取了。后来才知道，众多的考生中只录取了我一个人。”〔51〕

2001年10月，罗哲文在李庄月亮田营造学社故地叙说过去的往事（李庄镇政府提供）

罗哲文来到营造学社后，先是帮助刘敦桢抄写、整理文章和插图，后作为梁思成的助手做资料整理和测绘等工作。罗氏原名罗自福，进营造学社之后，随着美、英、苏、中等国结成军事联盟，共同抗击德、意、日三个邪恶轴心国，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包括苏联的斯大林等人物的名字广为人知。青年罗自福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谐音，于是营造学社与李庄其他科研机构人员，甚至包括李庄镇百姓和光屁股的孩子，见面之后总是对罗自福高声呼“罗大总统”。如此之“尊称”，弄得罗自福苦笑不得。后来当梁从诫的一帮同学来到营造学社玩耍并高呼“罗大总统”时，梁思成闻听觉得有些别扭，将孩子们轰跑之后，微笑着对罗自福道：“自福呵，这个‘罗大总统’的雅号听起来很响亮，不过在李庄这个小镇关起门来做总统，总给人一种‘伪’的感觉。现在中国伪的东西已经够多了，什么伪政府、伪主席、伪军、伪北京大学、伪中央大学等。汪兆铭建了个伪中国政府，搞得天怒人怨，像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你要再弄个伪美国政府，那天下不就更要大乱了。我看就不要在咱这个院儿里做大总统了，还是改个名字，做个平常的中国绘图员吧。”于是，在梁思成的建议下，罗自福遂改名罗哲文，很有些文人雅士的儒家味道。再后来，“罗大总统”的名号就慢慢消失了，罗哲文三个字倒在古建筑学界传开。

这次由“罗大总统”缩水而成的罗绘图员随梁思成到达重庆后，先把文物目录一条条编好，然后再在军用地图上仔细标出准确位置。目录为中、英两种文字编成，并附有照片，印成若干份，发给各战区指挥员和盟军飞行员以供参考，防止炮火与飞机投放的炸弹焚毁这些目标。据梁的好友费慰梅说，梁思成编制的文物目录，“有一份还传到了周恩来手上，显然引起了他的注意”。〔52〕几年后内战爆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中共军队秘密派人潜入清华园，请梁思成绘制一份全国重点文物地图，就来自这次编制目录的启示。

就在梁思成编制沦陷区目录的同时，对人类文明成果极其重视的盟军司令部，通过中方请梁思成把日本的重要文物古迹列表，并在地图上标出位置，以便在轰炸中留意并尽可能地予以保护。梁思成与罗哲文工作了一个多月才完成任务，在送交地图时，梁通过中方代表明确表示：如果对日本本土毁灭性轰炸不可避免，其他城市可炸，但京都、奈良不可为，日本民族的文化之根就存留于这两座古城之中。现在的日本民族犹如太平洋孤岛中一棵风雨飘摇、电击雷劈的大树，即将面临亘古未有的毁灭性灾难，树的枝芽可以毁而再长，根却不能再生，京都、奈良古建筑与文化，是世界人类文化财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须在轰炸中特别注意，把根留住。

京都的东寺，原建于9世纪

当此之时，此项工作皆在不为外人所知的情况下秘密进行，按照“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这一铁打的保密规矩，梁思成与助手罗哲文完成这项任务后又埋头于保护其他文化、文物事宜的策划之中，对自己的建议究竟落实得如何，未再过问，也不便过问。而这时由于盟军遇到日本本土日军的顽强抵抗，不得不再度扩大空中力量轰炸的力度，日本四岛，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均被美军空投的炸弹炸得疮痍满目，著名的东京大轰炸也愈演愈烈，整座城市浸染在血与火交织的旋涡中。在接近战争尾声的3天之内，美轰炸机向东京投放了2000吨炸弹，大火三日夜，死人2万，焚屋27万幢，90万人无家可归。就在东京遭受大轰炸的同时，名古屋、大阪也遭到猛烈轰炸，与东京规模一样，也是2000吨炸弹，整个城市一片火海，其损失之大，死伤惨状与东京不相伯仲。在飞机轰鸣，弹片呼啸、烈火升腾的大失控、大混乱与阵阵惨叫哀鸣声中，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认定，像东京、大阪这样世界瞩目的城市皆成废墟，那么，古老的京都、奈良必然面临毁灭之灾。对此，精明的日本小鬼作了最坏的打算，除了模仿中国拆迁古物的方式，把两座古城大量的珍贵文物迁移到远处深山秘藏，对极具价值的历史遗迹，特别是地面建筑，全部拆除搬迁，待战后再按原型恢复。由于建筑古迹极多，工程浩大，加之人心惶惶，拆迁工程进展缓慢。

然而，让各路小鬼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盟军铺天盖地的轰炸中，唯独京都、奈良这两座古城，奇迹般地始终未遭到真正意义上的空袭。待小鬼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著名的京都御所整个木构长廊全部拆迁之后，战争即宣告结束，遍布于两城内的宫殿、古寺、古塔等古建筑全部得以幸免。

奈良的法隆寺，建于公元7世纪，五重塔为木造，现为重建

多少年过去了，因为知情的梁思成很少提及这段往事，没有人把京都、奈良的保全与一位中国建筑学史家联系在一起。当年随导师第一次进驻陪都重庆、却没机会饱览山城景色的青年助手罗哲文，也渐渐淡忘了自已为此挥汗绘图的情景。

1986年，罗哲文应邀到日本参加在奈良举办的“城市建设中如何保护好文物古迹”国际学术研讨会，其间和奈良考古研究所的学术部主任菅谷文则相遇。菅谷得知罗早年出于梁思成门下，1944年前后正跟梁在一起，便热情地向他讲述了二战中的一些逸闻趣事。管谷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军在日本本土进行轰炸时，古建筑文物最多的京都、奈良幸免于难，此事可能和梁思成有极大的关系。据前年到日本访问的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宿白教授透露，梁思成于1947年到北大讲过课，在讲到文物古迹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时，曾举过抗战时期为保护日本的古都，他曾向美军建议不要轰炸京都、奈良，留住日本民族之根，也是世界人类文化之根的事例。菅谷此次想从罗哲文口中进一步了解事情的经过。

罗哲文听罢，大为惊讶，立即回忆起当年在重庆的情景。罗说：“到了重庆，我们住在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座小楼里，专门给了我一个单独的房间。先生每天拿了一捆晒蓝图纸来，让我按他用铅笔绘出的符号，用圆规和三角板以绘图墨水正规描绘。我虽然没有详细研究内容，但大体知道是日本占领区的图，标的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还有一些不是中国的地图，我没有详细去区分，但是日本有两处我是知道的，就是京都和奈良。因为我一进营造学社的时候，刘敦桢先生写的奈良法隆寺玉虫橱子的文章我就读过了，而且日本也正在和我们打仗，为什么要画在日本地图上呢？我没有多问，因为我觉得是不宜多知道的。”〔53〕

法隆寺的圣德太子像

经过罗哲文与菅谷的共同分析推断，认为梁思成出生在日本，又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对古城京都、奈良十分熟悉，对此地文物古迹怀有深厚的感情，加之他一贯主张：古建筑和文物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人类有共同保护的责任。当时所标、绘的图，既关乎文物古迹，又涉京都、奈良，因此他提出保护的建议顺理成章，于他的性情和理念也正相吻合。对此，罗哲文还引了古建筑学家郑孝燮与自己说过的一个事例：1951年的某一天，在清华园的梁思成突然把年轻的郑孝燮叫住，以哀婉的心情说道：“孝燮，告诉你一件不幸的消息，日本奈良法隆寺战争未毁，却被火烧了，真是太可惜呵！”说罢，两眼含满了泪水。

日本《朝日新闻》1985年3月29日发表《古都的恩人与中国学者》一文影件

孤证难立，有了罗哲文的回忆，综合宿白与郑孝燮所言，可知当年梁思成在北大讲课时所言不虚。京都、奈良免于被炸毁的厄运，梁思成至少起了一定作用。真相终于在湮没42年后大白于天下，日本朝野得知此情，均对梁思成的人品、学识抱以敬佩之情，日本媒体纷纷撰文报道，称梁思成为“古都的恩人”。此时离梁思成去世已14年矣。

天降喜讯

就当时的国际形势而言，属于梁思成能做的，他已无可遗憾地尽到了责任，至于其他的一切，就不是一个学者所能管得了的了。〔54〕有道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天作孽，犹可原，自作孽，不可活。强大的盟军给日本小鬼奄奄一息的躯体致命一击的最后时刻到来了。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实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经盟国之指定，必须占领。”又说：“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将迅速完全毁灭。”〔55〕

公告发布后，日本政府在军部强硬分子的操纵下，宣布“绝对置之不理”、“把战争进行到底”。〔56〕素以鹰派著称的新任美国总统杜鲁门雷霆震怒，决心给日本以毁灭性打击（南按：罗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在乔治亚州的温泉因突发脑溢血去世，时任副总统的杜鲁门继任总统）。

8月6日，被激怒的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

8月8日，苏联根据雅尔塔密约决定对日宣战。次日，苏联红军迅速进入中国东北地区，继之向朝鲜北部和库页岛进军，一举歼灭近百万日本关东军。蒋介石闻讯，以中国领袖的名义致电斯大林，谓：“贵国对日宣战，使全体中国人民奋起。”又说：“本人相信由于贵国压倒性的力量加入，日本的抵抗必会迅速崩溃。”〔57〕

8月9日，怒气未消的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整座城市化为一片废墟。当晚，已被打急了眼的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上不顾军部强硬分子的阻挠与蛊惑，最后裁决：以不变更天皇地位为条件，接受中、美、英三国提出的一切投降条件。

8月10日下午7时左右，日本政府决定接受中、美、英《波茨坦公告》，并通过瑞典驻美公使向中、美、英三国发出乞降照会。消息迅速传遍世界，重庆《中央日报》稍后接到了中央社记者由美国发来的电讯：

日本政府准备接受中美英三国政府领袖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所发表此后经苏联赞同之联合宣言所列举之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曰：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日本政府竭诚希望此一谅解能获保证，且切望关于此事之明白表示，迅速获致。〔58〕

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国民政府高层一无所知，包括最高元首蒋介石同样蒙在鼓里。据蒋介石侍从室专门负责情报事务的第六组组长唐纵日记载：“下午七时许，对面美军总部在马路上欢呼，移时馥华（南按：唐纵长女）归来报告，谓日本无条件投降。不久，鞭炮之声相继而起，美人在马路上跑跃，中国小儿围绕而呼，广播电台播出嘹亮之音乐……我赴陈公馆，陈家小孩在陈主任窗外燃放爆竹欢呼，陈主任大怒，责彼等孩子们不该如此，尚在研究如何证实消息。”〔59〕

正当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在自家院子里摆出一副老夫子的严肃面孔，满含怒气呵斥燃放爆竹的孩子们的时候，美军总部年轻的大兵们已开着吉普车，手举香槟酒边喝边高呼口号满大街乱窜了。而敏感的《中央日报》已经印出“号外”，开始在大街小巷四处叫卖、张贴，整个重庆已形成欢乐的海洋。此时正是太阳即将落山的黄昏时候，也正是人群最容易集中之时，《中央日报》火速派出数名记者遍布山城进行采访并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

七点钟左右，日本投降的消息被美国新闻处证实，美军总部的大孩子们首先跳了起来，开起吉普车沿街直闯！漫街遍巷的人，拥塞着、欢呼着……人全疯了，快乐啊！

从中一路到新街口，张贴着本报号外的墙前，万头攒动，连不识字的赤腿汉也挤在里面，雨样的汗水把每个人的衣衫都和周围人的衣衫黏在一起，大家都咧开嘴笑！

头上是一片欢乐的人海，每个人对每个人，每群人对每群人，都打着招呼“啊！啊！”互相道贺，大家的感情在泛滥！升华！熟朋友见面了破例的张臂拥抱，起码也亲密地互相拍拍肩：“要回家了！”〔60〕

报道说：在出行的人群中，有一部分冒着热浪围成一团在聚精会神地收听广播，并坚定地相信会从广播里听到更加真实详细的消息。果然，正在播讲英语节目的电台突然中断，继而播音员开始用中文诵读合众社和中央社分别发来的电讯，随后，播音员说道：“中国苦战八年，终于赢得胜利，赢得和平……现在重庆大街小巷百万市民已在狂欢中，现在清听《凯旋还故乡》。”爆发在听众头上的，已是一片吼叫的欢声。是后，女高音与男中音的嘹亮雄浑的大合唱在欢呼里响了起来……

在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非凡的傍晚，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热血澎湃、感情激荡，已没有了平日圆熟的素养与技巧，任由情感随着话筒喷涌，广播结束时，播音员哽咽着说：“诸君，请听陪都欢愉之声！”

是时，收音机中传出了响亮的爆竹声、锣鼓声以及外国盟友“顶好”、“顶好”的欢呼声。紧接着，“日本小鬼投降了！”“抗战胜利了！”“中华民国万岁！”的欢呼声如春雷般炸响开来，整个重庆形成了一片欢腾的人海。

是时，傅斯年正在重庆家中，当胜利消息猝然降临时，先是目瞪口呆，接着方寸大乱，欣喜若狂。平时滴酒不沾的他从一个墙角抓起一瓶不知什么时候存放的泸州大曲，摇晃着高大肥胖的身躯冲出门外，加入了奔跑欢跳扬臂高呼的人流之中。许多年后，同在重庆的罗家伦还记得这幕经典场景。罗在回忆文章中第一句话就是——“孟真疯了”。接下来说道：“他从聚兴村的住所里，拿了一瓶酒，到街上大喝。拿了一根手杖，挑了一顶帽子，到街上乱舞。结果帽子飞掉了，棍子脱手了，他和民众和盟军还大闹了好一会。等到叫不动了，才回到原处睡觉。第二天下午我去看他，他还爬不起来，连说‘国家出头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没有了，买又买不起。哎！’”〔61〕

重庆街头欢庆抗战胜利的场面

傅斯年醒来后，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立即展纸挥毫给远在李庄的妻子俞大綵和儿子仁轨写信，让他们与自己一起分享胜利的欢乐。信中说：“接到参政会通知，大家到秘书处庆祝。我九时半到，则已三十多人，愈到愈多，皆哈哈大笑，我现在方知旧戏中二人见面哈哈大笑之有由也。抱者、跳者、kiss者，想要安静一下，谈谈如何游行，几乎办不到。……出门时，我遇见熟人打招呼，皆抱之以拳，段书诒后来说，他简直吃不消。出门遇吴鼎昌，他说，你不要太兴奋（彼与我皆患高血压也），我即将其一摇再摇。”又说：“本来预备到美军司令部及英美苏三大使馆的，在国府，蒋先生说尚未完成投降，尚有条件磋商，所以就回去。在参政会又很热闹，下午三时方归，顿觉大病，一直睡下去，第二天方好。”〔62〕

同傅斯年一样，曾为盟军轰炸日本而躲在一间屋子里于地图上标记文物古迹工作数日的梁思成仍在重庆，他的好友费慰梅为此留下了永生难忘的精彩镜头：

思成和两位年轻的中国作家还有我，一起在美国大使馆餐厅共进晚餐。酒足饭饱，我们把藤椅拉到大使馆门廊前的小山顶上，坐在台地纳凉。那天晚上热得直冒汗，看长江对岸山上的灯亮起，像银河掉下来一片灯笼，圆光点点，童话般放着光。思成谈着很久很久以前泰戈尔访问北京的事。忽然间，他不说话了。他和其它在座的人就像猎狗一样，一下子变得紧张而警觉。他们听到了什么声音，我也不得不静下来，用耳谛听。远远地，传来警报声。难道又有空袭？这是荒谬的，然而以他们每个人多年的亲身经历，对各种可能性都十分警觉。如果不是空袭，难道是在通知胜利？

在我们脚底下，胜利的消息似野火般蔓延了全城。在这高高的山坡上，我们差不多可以观察到整个过程。一开始是压抑的嘁嘁喳喳，或许是一些人在大街上跑，然后就是个别的喊叫声，鞭炮声噼噼啪啪响，大街早已热闹成了一片。最后四处都是一群群喊叫着、欢呼着、鼓掌的人们，好像全城在一阵大吼大叫中醒过来。〔63〕

是啊，这口气整整憋了八年，八年的苦难、辛酸、屈辱、悲愤、忍耐，直至抗争与浴血奋战，作最后生死一搏。一旦胜利到来，被压抑了八年之久的神经需要痛快地宣泄，人们的情绪如同被地壳压得太久而终于像井喷与火山一样轰然爆发，拘谨的变得放纵，沉郁的变得豪迈。辛酸而艰苦的日子总算没有白过，庆祝活动通宵达旦。

遥想当年，在那个寒风凛冽的严冬，中国军队在一片混乱中弃守首都南京，日本军队用超乎想象的野蛮，惨绝人寰地屠杀放下武器的战俘和中国平民，疯狂强奸无辜的妇女。而与兽性大作的日军遥呼相应的日本市民，纷纷拥向东京街头，提灯游行，庆祝狂欢。想不到时隔7年之后这个夏天的夜晚，提灯游行，庆祝狂欢的人群已换了人间。

“谁会笑，谁最后笑。”——这是南京沦陷，日本东京狂欢之时，一位名叫鲁道源的滇军师长，在奉命率部驰援东南战区的军事集结中，说出的一句暗含机锋的话语。

这是一个隐喻，也是一种宿命。它预示了中国人民在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之后，最终将修成正果，迎来胜利的欢笑；它暗合了中华民族必将在这场震天撼地的惨烈战争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玄机奥秘。——这一切，都随着重庆街头那炸响的爆竹和狂欢的人潮得到了验证。自“七七事变”起，中国军民抗战进行了八年又三十三天；自“九一八”以来，则为十四年不足三十八天。苦难与抗争，救亡与图存，死者无声的托付，生者悲怆激愤的吁求，都遥遥羁系在这片风雨迷蒙中升浮而起的圣地之上。

——重庆不眠，中国不眠，整个中华民族将伴随着这个不眠之夜开始新的历史纪元。

日月重光

就在傅斯年满面疲惫地给家人写信之时，与其齐名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兼傅的好友罗家伦，正满含热泪猫在一间小屋里抒发自己澎湃的心情。片刻工夫，一首白话诗出笼并由《中央日报》主笔程沧波拿到报馆以最快的速度刊发。诗曰：

凯　歌

胜仗！胜仗！

日本跪下来投降！

祝捷的炮像雷声响；

满街爆竹，

烟火飞扬，

漫山遍野是人浪！

笑口高涨，

热泪如狂！

向东望！

我们百万雄狮，

配合英勇的盟军，

浩浩荡荡，

扫残敌，如猛虎临羊。

踏破那小小扶桑！

河山再造，

日月重光。

胜利的大旗，

拥护着蒋委员长！

我们一同去祭告国父，

在紫金山旁！

八年血战，

千万忠魂；

才打出这建国的康庄。

这真不负我们全民抗战，

不负我们血染沙场！〔64〕

罗家伦没有像陈布雷一样对放爆竹的人群加以训斥，倒是有几分赞赏，只是诗写得很幼稚，很有些“假大空”的感觉，且有些句子似乎还不通。而罗氏似乎很看不起的这个“小小扶桑”，竟自甲午战争以来给中国军民留下了刻骨的创痛，而中国则只有招架之功，几无还手之力。但通篇读过，作者的真诚的喜悦、自豪之情跃然纸上，足以代表了千百万中国军民的心声。只是这时的蒋委员长没有急着到紫金山旁祭告国父，他有比祭告更急迫的事情要做。倒是沉浸在兴奋与激动中的梁思成归心似箭，想以最快的时间赶回李庄，与病中的妻子、家人及李庄的同事们分享胜利的欢喜，体会一下“建国的康庄”。

第二天一早，在费正清帮助下，梁思成携助手罗哲文与费慰梅共同搭乘一架美军C—47运输机，经过45分钟的飞行抵达宜宾机场。此时的宜宾机场草深没膝，但飞行员还是借着胜利的欢喜劲儿强行驾机平安着陆。梁、费等三人转乘一艘小汽船，沿着白灿灿的水面顺江而下，很快抵达李庄码头。待他们登上岸时，迎面扑来的是满街的标语和被热浪裹挟着的喜庆气氛——看来闭塞的李庄也早已得知了胜利的消息。

李庄方面能够及时得知消息，所有的人认为应当感谢在同济大学任教的德国人史图博教授。正是这位略通中国话的医学专家，于8月10晚上那个关键的历史性时刻，从自己那部破旧收音机里听到了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关于日本投降的广播。据说，史图博听到后，像全身触电般抖了一下，怔愣片刻，立即抓起收音机跑出去，首次不顾礼貌地撞开了一位中国教授的家门。——于是，消息像狂涨的山洪风暴，“哗”一声冲出，在李庄全镇弥漫、荡漾开来。黄昏笼罩下的李庄古镇，一扇门又一扇门被撞开了，一双又一双眼睛睁大了，汇集的人群在大街小巷狂呼蹿跳开来。

同济大学外籍教授史图博（李庄镇政府提供）

“日本投降了！”“胜利了，中国胜利了！”

喊声如天空中一声声惊雷，炸开了沉闷的天空与郁闷的心灵。李庄古镇一座座古庙、一户户农舍、一道道院落，男女老少，呼呼隆隆地冲出，或摇着毛巾，或挑着床单，或拿着脸盆、水桶，或抱着菜板，拖着烧火棍，敲打着，叫喊着，欢呼着，狂跳着，乱舞着，在泥泞的大街小巷和田间小路上奔流涌动。学生、教授、农民、工人、小商小贩、北岳庙的和尚、南华宫的道士，手摇灯笼火把，挤在一起，抱成一团，哭哭笑笑，打打闹闹。教授与小贩拥抱，和尚与尼姑亲嘴，老汉与少女牵手相携，镇内镇外，人声鼎沸，口号震天，灯光摇摆，人影幢幢，狗声吠吠，李庄所有的生物都调动起了敏感的神经，为等待了八年之久的胜利时刻齐欢共鸣。

住在李庄镇内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济、曾昭燏、郭宝钧、王天木、赵青芳、李霖灿等研究人员得到消息，连夜参加了游行活动。第二天一早，李济召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开会庆贺，在讲话中，他作为在这一大背景下罕见的清醒者，极富理智与科学远见地指出：“日本投降是由于两颗原子弹投掷在广岛及长崎的结果，但是更重要的是从此昭告了原子能新时代之来临，胜利自是我们所乐于听闻的，但是新时代之来临，我们每一个人都当有新的认识，也有了更重要的新责任。”〔65〕

住在李庄镇郊区4公里外山顶上板栗坳与门官田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社会学所的学者们，夜里忽听山下传来人喊犬吠的吵嚷呼叫之声，以为又是土匪进村劫财劫色，当地军警与治安队群起缉拿，因而并未特别在意，各自关门或继续在灯下读书爬格子，或熄灯就寝。等第二天拂晓尚未起床，同济大学的青年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已到达舍外。被惊醒的学者连同家属认为土匪进得山来包围了宅院，急忙提了菜刀与烧火棍，还有早些时候傅斯年专门让李方桂为史语所同仁购买的小铜锣（南按：傅斯年叮嘱史语所同仁，一旦发现土匪来临就急敲铜锣求援），胆战心惊地走出室外，悄悄趴在门缝观察动静。

只见满山遍野飘荡着用床单、枕套、破旧衣服，甚至废旧报纸做成的花花绿绿的旗帜，旗帜下是一群群情绪激昂的男女学生。当从对方的呼喊声中得知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后，学者们与被惊动的当地百姓，立即扔掉手中的菜刀与烧火棍，只拎着一只小铜锣，打开大门，一个个“嗷嗷”乱叫着冲入人群，在山野田畴狂奔乱舞，叮叮当当地敲打起来。史语所职工自办消费合作社的经理、时常拖着标准北京腔说相声的魏善臣，也就是几年前为合作社办货，在山下遭土匪抢劫并挨了一顿胖揍的“魏老板”，听到门外动静，认为土匪一到，大难临头，急抓起一把自己前些时候托李庄镇铁匠打造的类似于猪八戒使用的五齿钉耙，准备与土匪拼个你死我活。待弄明真相，“嗖”地扔掉钉耙，摇晃着肥胖的身躯拱出门外，嘴里吐着哼哼唧唧的声音，一蹦三跳地蹿到坐落在牌坊头的合作社，从一个箱子里掏出两瓶酒，拉着正站在牌坊头观望的董作宾、石璋如等几位资深研究员，高喊着“胜利了，我请客！”的话语，连拖带拉地来到板栗坳最高处一个山坡，面对滚滚东逝的长江之水，相互向对方嘴中灌酒。当两瓶酒见底之后，一个个泪流满面，醉卧于山野荒草之中。——这是继长沙清溪阁醉别之后，八年来又一次轮回。只是今非昔比，醉酒的心境已是天壤之别了。

当梁思成等三人来到李庄上坝月亮田营造学社，林徽因仍躺在床上，苍白、瘦削的身子，宛如她那首《静坐》诗中的描述：“一条枯枝影，青烟色的瘦细”。费慰梅看罢不禁欷歔。在李庄镇内参加学生游行的女儿梁再冰中途跑回家中，气喘吁吁告诉了母亲外面世界的精彩盛况，林徽因“闻之狂喜”，顿时变得神采飞扬，大有“积疴顿失”之感。又见夫君与好友费慰梅风尘仆仆地从远方赶来，林徽因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之情，她提出要在这历史转折的伟大时刻，亲自赶到李庄镇加入游行队伍，倾吐憋在心中八年的块垒，为抗战胜利发出自己的欢呼之声。

一架自制的滑杆很快捆扎而成，林徽因坐在滑杆上，罗哲文等几个年轻人抬起，梁思成与费慰梅跟随两边，如同北方黄土塬上大姑娘出嫁一样，一行人说着笑着，呼呼啦啦、晃晃悠悠，颇有些滑稽意味地向李庄镇中心进发。这是林徽因自从旧病复发之后，近5年来第一次来到这个古老小镇的街巷，想不到竟是以这样的心境和方式出现。

满街的标语，满街的人流，满街的欢声笑语。没有人认得这位名冠京华的一代才女，更没有人知道林徽因那非凡的人脉背景——此时这些身外之物全不重要，也不需要。所有与之相遇的大学师生或当地百姓，无不对其报以真挚的致意与微笑。林徽因望着一群又一群满脸尘土与汗水，似曾相识的青年学生，蓦地想起八年前卢沟桥枪声响起之时北平街头的情景。在那个酷热的夏季里，那些满脸汗水交织，一家一家收集麻袋帮助二十九军官兵修筑工事的学生，不知现在流落何方。假如他们还活着，或许就在眼前这样的游行队伍之中，或者早已流浪外域，或死掉了。这样想着，热泪顺着瘦削、苍白的脸颊缓缓流淌下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的正式投降照会由瑞士驻华大使馆转致国民政府，内称：

一、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各项规定事，天皇陛下业已颁布敕令。

二、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之必需条件。天皇陛下并准备对日本所有陆海空军当局及在各地受其管辖之所有部队，停止积极行动、交出军械、并颁发盟军统帅部所需执行上述条件之各项命令。〔66〕

重庆《中央日报》于当日7时收到外交部电文，半小时后，关于这一消息的“号外”印出并分发全市，民众奔走相告，整个重庆为之轰动。庆祝的鞭炮再度燃起，火光烟雾伴随着声声呼喊，震动着每一个人的心房，许多民众在激情宣泄中相拥而泣。

同日上午，蒋介石以中华民国政府主席的名义，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分别用中波和短波发表了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的广播文告。讲稿为蒋介石亲自拟就，指出：“我们的‘正义必然胜过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它最后的证明，这亦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我们中国在黑暗和绝望的时期中，八年奋斗的信念，今天获得了实现。”同时指出：“我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67〕

广播时间近11分钟，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如此描述了蒋氏的广播情形：

1945年8月，蒋安静地坐在重庆一间闷气的广播室里准备告诉中国人民战事业已终结。他和平日一样凝固地沉着。他的头顶剃得净光，不着丝毫白发的痕迹。他的咔叽军装上衣毫无瑕疵，不挂勋章，衣领紧扣在喉头，上有斜皮带勾扣着，一管自来水笔挂在口袋之上。广播室荡热，内中的二十个人汗流浃背，只有委员长看来凉快。他调整着角质框的眼镜，看了看面前桌子上紫红色的花一眼，慢慢地对着扩音器用高调而清爽的声音告诉人民仗已打胜。他说着的时候，室外的喇叭传播着这消息。街上人众认识了他明显的汽车，麇集在石砌的建筑之门外，他可以听到轻微的欢呼之声。

他的演讲历时十分钟。突然地他的头颅低垂，失眠的眼眶陷凹处见形，在这一刹那的松弛，他的平稳之外貌露相，紧张与疲劳在这胜利的关头显现在他人身上……〔68〕

日本时间8月15日，中午12时，重庆上午11时，日本裕仁天皇对全世界广播了“停战诏书”，正式宣布330万垂死挣扎的日军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正式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美联社在这一天向全球播发的电文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最惨烈的死亡与毁灭的汇集，今天随着日本的正式无条件投降而告终。”〔69〕

注释

• 〔1、2、3〕《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 〔5、6〕《史记·苏秦列传》（标点本），司马迁著，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

• 〔7〕《无究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许纪霖著，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 〔8〕《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19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3月影印本。

• 〔9〕《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195页，转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第355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

• 〔10、21、50〕《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公安部档案馆编著，群众出版社1991年出版。

• 〔11、13〕《解放日报》，1945年6月30日。

• 〔12〕引自《毛泽东年谱》，逄先知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

• 〔14〕金城《六参政员延安去来》，《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第522页，重庆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

• 〔15〕《蒋介石日记》，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山图书公司1968年出版。

• 〔16、17、20〕《黄炎培日记摘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79年1月出版。

• 〔18、23、42、43、44〕黄炎培《延安归来》，载《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黄炎培著，文汇出版社2000年出版。

• 〔19〕《黄炎培日记》，转载《无究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许纪霖著，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 〔22〕郭明生《傅斯年和毛泽东、周恩来的一段交往》，载《文史春秋》2004年6期。

• 〔24〕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载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1日。

• 〔25〕《李敖快意恩仇录·星火记》，李敖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 〔26〕《致胡适》，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 〔27〕《毛泽东自传》，斯诺录，汪衡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

• 〔28、30〕《西行漫记》，〔美〕埃加德·斯诺著，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

• 〔29〕傅乐成《傅孟真先生与五四运动》，转引《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另，1954年在大陆兴起的批判胡适与傅斯年等人的运动中，有人以为此举主要与毛泽东的个人心态有关。毛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这是他早期成长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因为这一经历，毛泽东与陈独秀、李大钊熟识，并在他们的影响下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结织了胡适、傅斯年并有过接触，后来胡适赴美国，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的学生毛泽东”“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我的学生毛泽东”等话（《胡适口述自传》，第20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其原因是毛没有完全遵从他“老师”指导的缘故。但不能讳言的是，毛那时在北大的地位低微，待遇颇低，加上一些北大师生与他接触时态度偏傲，这无疑使自尊心极强的毛产生一种挫折感，这种情绪在他与斯诺的谈话中已有些流露，因而毛后来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心态与这一历史阴影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中共建国后，北大校庆活动邀请毛泽东，不管是逢五的“小庆”，还是逢十的“大庆”，他老人家都未曾再踏入北大校园一步。“文革”中，据说毛泽东对北大的状况极为不满，曾有“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之语相赠，算是对他当年工作过的北大作了定论。

• 〔31、47〕《傅斯年全集》，第五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出版。

• 〔32〕何兹全《忆傅孟真师》，载台北《传记文学》，第60卷第2期。

• 〔33〕《容庚与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一封公开信》，北平《正报》，1945年11月7日。此话是容庚攻击傅斯年时所引用。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作为北大代理校长奉命接收北大校产，并发表谈话，表示南迁学校复员后坚决不用伪北大教员。时正任教于伪北大的容庚属于被驱逐之列，对傅的讲话和做法表示不能理解，于是有了这封辩驳性质的公开信。其中写道：“公之被命代理校长，全校方翘首跂足，望公之来如望岁焉，于今两月矣。诚不测公所以姗姗来迟之故。意者以汉奸走狗，不堪下刀欲其澌灭于无形乎。公尝自负为‘喑呜叱咤，千人皆废’之西楚霸王。庚辱知交十余年，未尝不不冀公能变化气质，为‘豁达大度，善于将将’之汉高祖。故敢为公借前箸筹之。”（下章有详述）

• 〔34〕对于这句话，有研究者认为傅斯年“将毛泽东比作雄才大略的项羽、刘邦，并将不堪大任的国军比作功败垂成的陈胜、吴广。”（《龙山春秋》，石舒波著，大象出版社2008年出版。）此说恐怕有误。当时的“国军”正配合盟军进入对日本军队的全面反攻阶段，达到了自抗战以来如日中天，最为辉煌的鼎盛时期，何以用来与那两个自喻为鸿鹄实为燕雀而究不能成大器的草莽英雄陈胜、吴广类比之。傅其言，实乃以项刘比作国共两党，具体言之，乃以项刘比作蒋介石与毛泽东。陈胜、吴广是对自己以及“五四”时代的学生领袖罗家伦等辈无可奈何的自嘲与自谑，甚或还有那位早已逃离延安（1938年）投奔蒋介石，并言“在外糊涂多年”，决心“弃暗投明”，声明脱离共产党，跟随国民党效犬马之劳的张国焘之流之讽刺。从傅的话中还可看出，此时的他依然没有把所谓的第三党——民主同盟放在眼里，更没有产生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辈认为的“苍茫大地”，须由民盟来力主沉浮的幻觉。因而，这也注定了傅在延安的观察与感受，与黄、章等人的大不同。

• 〔35〕《陈寅恪集·书信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6月出版。

• 〔36〕《学术大师治学录》，中国社科院科研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另，关于尹达撰写《报告》一事，中科院编的《治学录》作了如下叙述：1936年春，尹达（1906—1983）从殷墟被抽调到山东日照两城镇参加龙山文化遗址考古，由梁思永带队。这次发掘是为进一步探讨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的面貌，共发掘50多个龙山文化时期的墓葬。发现最多的是陶器，墓中的头骨已经腐朽，经多方努力，收取了30多个。发掘所得于秋天运到南京。撰写发掘报告的重担落在尹达肩上。他一面参加清理标本的工作，一面着手整理记录，编写考古报告。报告的主体部分写好后，还没有来得及写结论，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长驱直入，南京告急。1937年秋，尹达随史语所匆忙迁往长沙，敌机很快就对长沙开始轰炸。国难当头，尹达决心忍痛放弃即将完成的研究项目，毅然离开个人收入优厚、工作条件令人羡慕的学术机构（南按：假如此说让当年流亡西南边陲的傅斯年、陈寅恪们读到，不知将情何以堪），投身到民族革命战争的伟大洪流。他和几位同事相约结伴，投奔延安参加抗日。1937年的年终这一天，尹达到达延安。

关于《山东日照两城镇史前遗址发掘报告》稿，考古学家梁思永在其1939年以“龙山文化”为主题所发表的论文中说：“这个报告将成为对于山东沿海的龙山文化的标准著作，是研究龙山陶器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另据近年从台湾传来消息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将用尹达的原名刘耀，出版这部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考古报告的未完稿。这份由史语所带到台湾去的考古报告稿，在经过60多年的世事沧桑之后，终于获得了问世的机会，但报告的执笔人却已命赴黄泉，无法看到自己的心血结晶了。

• 〔37〕据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档案。

• 〔38〕朱瑞熙、徐曰彪《范文澜》，载《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刘启林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 〔39〕《赵俪生文集·篱槿堂自叙》，第五卷，赵俪生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 〔40〕《中国通史》，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 〔41〕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以74岁高龄当上了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这是中共投桃报李的酬谢。而黄也知恩图报，据传他是民主党派中第一个喊出“毛主席万岁”口号的人，而彭真是中共派系中第一个发明“毛主席万岁”的人，但这个最早的发明权到底归黄还是归彭，在党史研究界一直争论不休。

• 〔45〕《近三十年见闻杂记》，左舜生著，香港自由出版社1952年出版。

• 〔46〕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载《傅故校长哀挽录》，台湾大学1951年6月15日印行。

• 〔48〕《“九一八”一年了！》，载《独立评论》，第十八号，1932年9月18日。

• 〔49〕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载《传纪文学》，第二十八卷一期，1976年1月。

• 〔51〕罗哲文《李庄忆旧》，载《四川省历史文化名镇——李庄》，李庄镇政府1993年出版。（内部发行）

• 〔52、63〕《中国建筑之魂》，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 〔53〕刘东平《古建筑的保护神：梁思成》，载《人物》，2001年第1期。

• 〔54〕除了罗、郑等人提供的证据外，在李庄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据罗南陔之子、原南溪县政协委员罗萼芬说：“美国投放到日本的两颗原子弹，为什么没投到京都、奈良？这个故事就发生在羊街8号我家。当时罗斯福要向日本扔原子弹，但不知道扔到哪里合适，就问蒋委员长，介公也不知扔到哪里是好。于是有人建议把梁思成接到重庆，征求一下他的意见，看这原子弹咋扔合适，让他画个圈圈。梁思成临走时，专门来到我家，找到我的父亲罗南陔，要他好好照顾梁思永，还说美国要炸日本本土，但不知炸哪里好，圈圈画在何处也心中没数。当时梁氏兄弟与我父亲就商量，最后说哪里都可以炸，但就是不能炸京都、奈良，因为哪里有很多古建筑，一炸就太可惜了。梁思成很同意这个看法，说了些话就走了。日本决定投降后，梁思成从重庆回李庄，又来到我家看梁思永。我父亲与他兄弟俩聊天，梁思成说，美国这次轰炸，日本的城市毁坏的很厉害，但最后还是按照我们商量的建议，没有炸京都、奈良。后来罗斯福说光用常规炸弹还不行，需要扔几颗原子弹，要不日本人不得干，来问我。我还是那个建议，扔哪里都可以，但就是别扔到京都、奈良。后来美军就参考了我画的圈圈，就把原子弹扔到了广岛和长崎。”罗萼芬说：“梁思成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好在旁边给他们倒茶，就听到了。所以说美国炸日本和扔原子弹，故事就发生我家。这个事从我家传出去以后，李庄的百姓就说：’不是美国原子弹，日本投降不得干；美国丢下原子弹，打得日本直叫唤。’后来罗哲文来李庄，问我这个事，我告诉他，他才把事实真相写出来。”

罗萼芬老先生的这段话，自然是孤证难立，目前仍没有找到其他材料可以佐证，罗哲文确实回李庄访问过，但对此说表示怀疑。既然罗老先生说得言之凿凿，就只能作为一说记录于此，估妄言之，估妄听之吧（2003年9月26日，岳南在李庄罗萼芬家中采访记录）。

• 〔55〕《日本问题文件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出版。

• 〔56〕《第二次世界大战简史》，孟庆瑞著，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 〔58、60〕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8月11日。

• 〔62〕《致俞大綵》，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出版。

• 〔64〕《中央日报》“副刊”，1945年8月14日。

• 〔65〕李霖灿《大匠诲人有典型——记济老二三事》，载台北《中央日报》，1985年12月30日。作者李霖灿原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著名纳西文字研究专家、美术史家，1948年年底押运古物去台湾，一度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1999年去世。

• 〔66、67〕《中央日报》，1945年8月16日。

• 〔68〕引自《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仁宇著，九州出版社2008年出版。

• 〔69〕王作化、王晋阳《第一个报道日本正式签字投降的中国记者》，载《纵横》，2005年，第9期。

第六章　北大春秋

弃北大入内阁

就在日本正式投降的第二天，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兼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找傅斯年谈话，让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为复员北平作准备。（南按：时朱已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职改任教育部长）同时承诺傅斯年赖以起家并作为根据地与大本营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仍由傅本人牢牢地攥在手心，他人不得染指。朱家骅最后强调，这一决定不只是教育部和行政院，更是介公的旨意。

早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5月31日，国民党一中全会常务委员会宣布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副院长孔祥熙辞职照准。遴选宋子文当行政院长，翁文灏为副院长，受命组阁。由于宋子文与时任西南联大常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皆为留美派系的首要人物，且二人关系密切，宋便拉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在翁文灏的帮腔与自己的妻子陶曾榖串通、蛊惑下欣然同意，并于6月答应就职。

时蒋梦麟正在美国考察教育和采购洽商教学仪器、图书，同时物色一批新教授，以为即将胜利复员的北大重建作准备。想不到图书仪器没到手，要聘请的人没见到一个影子，自己却弃北大当起政府的官僚。这一决定不但事前未与北大同仁商量，事后也不致信向北大教授们解释。更离谱的是，蒋自美国回国经过昆明也未下机到联大看一眼，径飞重庆。直到6月末，蒋梦麟才给北大历史系教授兼校秘书长郑天挺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到行政院当官的事，并有自己“仍可兼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事拟请周炳琳先生代理。北大事务拟请你偏劳”〔1〕等语，这一不合常情的举动，立即引起北大教授们的强烈不满，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对此事尤为愤慨，感情异常冲动，大骂蒋梦麟不仁不义，无情无义，典型的混账王八蛋。接信的郑天挺也气愤地对周炳琳说道：若“果有此事，未免辱人太甚，不惟（蒋梦麟）个人之耻，抑亦学校之耻”。又说：“（蒋）师果允之，则一生在教育界之地位全无遗矣！”〔2〕在郑天挺等教授们的眼里，蒋梦麟是天下士林罕有其匹的重量级甚至宗师级人物，这样的人物在抗战胜利之际抛弃北京大学，去做一个宋氏门下的帮闲者，实在令人费解和感到悲哀。但蒋梦麟对此却不以为然，照样我行我素，在蒋氏看来，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实属有着不得已的理由。

1886年生于浙江余姚钱塘江岸蒋村的蒋梦麟，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按蒋梦麟在自传中的解释，蒋姓始祖是周代替成王摄政的周公的第三个儿子，被分封到黄河流域下游一个叫“蒋”的小地方，后来子孙统以蒋为姓氏。3世纪之前，蒋氏一支迁往长江流域，因而有了江南无二蒋的说法。据蒋氏家谱云，蒋梦麟一支的祖先是元末从徽州迁到浙江奉化，又从奉化辗转来到余姚定居，繁衍开来的，与一直在奉化居住的蒋介石一支属于近族，后来蒋梦麟一直受到蒋介石的尊敬和照拂，与二人同族同宗有一点关系。

自美国学成归国不久的蒋梦麟

蒋梦麟幼年在家乡余姚蒋村私塾读书，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后参加家乡科举考试，得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学，次年2月入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学教育。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John Dewey）攻读哲学和教育学，比同门的胡适进入该校早了三年。1917年蒋毕业时，胡适也完成了哥大的学业即将离校。两人不同的是，胡适于这年5月在答辩场上“面如死灰”，口吐白沫，差点昏倒在地，终未闯过最后一道鬼门关。而端坐殿中专管在鬼录上签名的阎王爷兼教授老头子杜威，只是捋着自己花白的胡子假装糊涂，压根不把眼前这位黄皮肤的“支那蛮”放在眼里。年轻的胡适折戟沉沙，怆然泪下，不得不卷起铺盖，含恨离开哥大，赧颜东归。这一年3月，蒋梦麟在哥伦比亚大学答辩场上跃马挺枪，过关斩将，连续掀翻了几位端坐在主考台上不可一世的活阎王，终于突出重围，闯过鬼门关，一举拿下了该校哲学和教育学博士学位，大功告成。作为同出一个师门同期毕业的胡适，拿到该校博士学位要比蒋梦麟整整晚了10年，而胡适坐上北京大学校长的椅子，则比蒋梦麟晚了17年。

据说，当年蒋梦麟是背着陪伴了他海外留学九个年头的一条毛毯，吹着口哨离开哥伦比亚大学的，可见其风流潇洒、春风得意之态势。蒋在美国留学时就与孙中山结识，并出任过孙中山在旧金山指导的革命性报纸《大同日报》主笔。因了这层关系，蒋氏归国后先是充当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秘书，助孙撰写《实业计划》等文，其间结识了许多国民党要人。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辞职出走，由蒋梦麟出任北大代理校长（南按：在蔡元培任校长期间，蒋氏长期担任总务长，曾三度代理校长）。当时孙中山曾写信给蒋梦麟，其中有“率领三千子弟，参加革命”等句，对蒋寄予了殷切厚望。〔3〕因了这一风云际会，蒋梦麟于1927年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浙江大学校长等职，后为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1930年，因与国民党几位元老意见相左，蒋辞部长职，出任北大校长，并适时地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口号。尽管遭遇战乱，但蒋梦麟在任期内北大的教学研究水平都有大幅提高，直至西南联大八年，也是功绩多多，受到学界的普遍尊重。

此次蒋梦麟毅然辞却北大校长而入主宋氏内阁，令郑天挺等北大教授大为不解。行政院秘书长的官衔仅相当于一个副部长，早在1935年抗战爆发前，蒋梦麟、郑天挺等人的好友翁文灏、蒋廷黻二人就分别弃学从政，出任行政院秘书长和政务处长。按蒋廷黻的解释：“行政院是中国最高的行政单位。由于蒋委员长兼任院长，所以需要秘书人员辅佐他。秘书人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以秘书长为首，下有秘书十名。另一部分以政务处长为首，下有参事十名。就理论上说，秘书长是协助院长执行政务的，而政务处长是替院长拟定政策的。易言之，一个要注意法令与惯例，一个要注意行政的效果。虽然理论如此，但事实上两部分人员都是在一起办公的。”又说：“所有中央各部会、省及特别市的重大事务都要经行政院通过，各部长、省主席及特别市市长的公文都要呈行政院院长。秘书人员要帮助院长处理这些事务，代他分劳。公文往往由秘书长或处长念给院长听。特殊重大事件，要为院长作摘要。秘书长和政务处长都是次长阶级，均能出席院会。”〔4〕正是有了翁文灏和蒋廷黻的例子在先，郑天挺才觉得蒋梦麟作此选择特别不可思议。按郑的说法，若说为了贪图功名，早在十几年前蒋梦麟就出任过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算得上是高官大员了。现已届60岁高龄，北大校长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也不算低，何必躬身屈就一个国人皆恨之的国之巨奸院长宋子文的幕僚？当花发斑白的蒋梦麟低头躬背，小心谨慎地向一个小自己差不多十岁的晚生宋子文诵读文件时，情何以堪？此举真是应了孟子那句名言：“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

面对蒋梦麟如此糊涂的抉择，郑天挺认为“为师计，殊不宜”。并把此意思特地致函蒋梦麟原秘书、后演变为其夫人的陶曾榖作了陈述，让其转告蒋不要置名节荣辱于不顾，关键时刻还需以北大前途与自己的名节为重。但对方不听劝阻，一意孤行。在此种情形下，北大同仁共举傅斯年以公私两重友谊向蒋进言，作最后的努力。按傅斯年的人格魅力和与蒋氏的交情，或许能挽狂澜于既倒。

蒋与傅相识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当时傅刚毕业，但仍在北大西斋暂住，蒋由南方返京，接替蔡元培代理北大校长。傅斯年“肥胖的身材，穿了一件蓝布大褂”，向这位代理校长“高谈阔论了一番五四运动的来踪去迹”，不久即离开北平回山东，然后放洋出国。1922年，蒋、傅二人又在英国见面并有过推心置腹的交谈。傅回国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后见面机会增多，二人关系更加密切。蒋梦麟曾回忆说：“当我在一九三〇年回北京大学时，孟真因为历史研究所搬到北平，也在北平办公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5〕正是由于这样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傅斯年才爱恨交织地勇于出面阻止。想不到依然回天乏力，蒋梦麟并未给他面子，傅斯年弄了个灰头土脸。对此，傅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北大的事，是因孟邻（梦麟）先生到行政院起来的。他这几年与北大教授感情不算融洽，总是陶曾榖女士的贡献，大家心中的心理是‘北大没有希望’。我为这事，曾和孟邻（梦麟）先生谈过好多次。他总是说，联大局面之下无办法，一切待将来。”又说：“我真苦口婆心劝他多次，只惹得陶之不高兴而已。他答应宋到行政院，事先绝未和北大任何人商量过，到此地亦若干日与北大同仁无信（过昆飞机未停），我劝他赶快回去一看，也未做到。于是昆明同仁吵起来了。”〔6〕这一吵不要紧，引起了更多教授的愤慨。月底北大召开教授会讨论，多数教授主张，既然蒋校长要到政府中枢做高官，是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事，阻挡不得，但按教育部制定的《大学组织法》，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其他官职，就是说蒋梦麟既然坐上了行政院秘书长的椅子，就不能继续兼任北大校长，必须辞掉，然后由在美国的胡适回来执掌北大。这个意见通过傅斯年转达蒋梦麟和教育部长朱家骅后，蒋仍无动于衷，开始对傅的态度甚好，后来渐渐有所芥蒂防范起来，压在抽屉里的北大校长之印就是不交出来，大有与教育部和全体北大师生较劲的感觉。傅见对方如此狗坐轿子——不识抬举，认为这些反常的举动“是陶曾榖的把戏”。〔7〕盛怒之下遂不再顾及师友情谊，开始鼓动朱家骅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立即革掉蒋梦麟北大校长之职，勒令其交出印把子，一了百了。如果对方还算识趣，仍争取让蒋氏主动请辞，以保全在北大师生面前的一点面子。朱家骅听罢认为此计可行，乃与傅斯年合力夹击围堵，蒋梦麟只好忍痛割爱，与北大一刀两断，公开辞去西南联大常委及北大校长等本兼各职，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宋子文内阁。

蒋梦麟之所以作出令大多数同仁不解甚至在大伙看来“羞耻”的抉择，自有他的想法和理由。所谓人心隔肚皮，冷暖各自知。尽管傅斯年与郑天挺等辈与蒋梦麟共事多年，但对蒋深层的思想与性格了解的并不够。在傅斯年看来，蒋之所以作出这个自认为明智实则糊涂的抉择，与他那位年轻的新任妻子陶曾榖背后鼓捣有极大关系，因为这位风骚加风流兼带着爱慕虚荣的原教育部秘书，一直认为高官大员的奢侈生活才是真正的阔人的生活，其他职业皆属低贱之辈，北大校长亦属此类。因而已是徐娘半老的陶曾榖“尤工媚外”，在昆明短期居住期间，经常组织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漂亮女生，以慰劳盟军的名义到俱乐部陪美军军官跳舞，且以每小时4美元的价格收费，结果是闹得鸡飞狗跳，广受学界与社会人士诟病。因了这些“前科”，傅斯年在给胡适信中，明确认为陶曾榖在蒋梦麟辞北大校长问题上作出了很坏的“贡献”。〔8〕

傅斯年的说法自是含着对陶徐娘不满的情绪，且有点借此泄愤之嫌，但就当时的情形论，把蒋的意愿全部归加到这位半老的徐娘头上，似欠公允。陶曾榖纵有千种风情，万般娇媚，以及千万颗攀高接贵、骄奢淫逸之心，只要蒋梦麟不为所动，她也只能干瞪眼而无可奈何。只是蒋氏的身子先自己弯了，那也就怪不得陶徐娘趁势踹上一脚，来个彻底弄翻颠倒了。就心理学的角度加以探讨，蒋梦麟辞北大校长入内阁的“荒唐”举动，自有其更加复杂和深层的原因，其深层可追述到他的童年生活。历史经验给予人类的启示是，一个人的童年生活和在其心灵里播下的种子，将终生影响他的性格、思想、事业与前途。对于这一命题，德国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研究得更加深入细微。接照弗氏的婴儿性欲理论，人生中最早的几年完全决定他的一生，成人后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情绪的毛病，都和童年经过的几个阶段的经历有密切关系。作为“绍兴土佬”（蒋梦麟语）的鲁迅如此，而作为乡村土财主的儿子“贱相未脱”（鲁迅语）兼一代教育家的蒋梦麟也莫能例外。

同大多数中国读书人一样，蒋梦麟童年所受的是私塾教育，5岁背诵《三字经》，后来开始攻读四书五经。据他在自传中说，那时恨透了家塾，一度逃课回家，后来老师因势利导，有针对性地讲解课文的微言大义，家国情怀，他才从四书五经里慢慢了解做人的道理，并有了一些朦胧的修身、齐家、爱国、平天下的理想。少年蒋梦麟虽觉背古书既乏味又愚蠢，但当他到了成年，常常可以从背得的古书里找到立身处世的指南针。而由少年到青年这一时期，当他看到并领悟了所有的学者名流、达官贵人，大多都是经过数年寒窗苦读的煎熬，才终于迎得飞黄腾达的人生风景时，对自己的前途也充满了无限希望。“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等格言，驱策着年轻的蒋梦麟向学问之途奋力迈进，其情势“正如初春空气中的芳香吸引着一匹慵懒的马儿步向碧绿的草原”。〔9〕学有所成的蒋梦麟决定参加科举考试，以此来赌一生之荣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他昂首挺胸走进了绍兴中西学堂和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参加郡试，初试和复试均榜上有名，为即将踏上“人上之人”的独木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促使蒋梦麟由一度逃课的顽皮少年，转化为一个埋头读书奋发的“小书生”，除了以上君子大道的渗透，还有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偶然事件。这个事件在蒋氏的命运转折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与其形影相随，相伴一生。许多年后，蒋氏在他的自传《西潮》中对这个隐秘故事做过详细的解说：“我故乡余姚城外的姚江岸上有一座接官亭，这是各县都有的。如果有上级官员过境，知县就在这里迎候。大约六十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发现亭子附近聚了一大堆人。我赶过去一看，原来是大家在观望学台和他的随行人员纷纷下船，有些上岸。这位学台正预备去宁波主持郡试。前一日，知县已经从老百姓手中‘抓’去好几条大船，那条专为这位学台预备的船上装了好几只加封条的箱子，至于箱子里面装些什么，自然只有经手的人才知道了。”又说：“我遥望着学台等一行换了船，学台踏上最华丽的一只，随后这只载着官吏和陋规礼金的小型舰队就扬帆顺着退潮驶往宁波去了。那种气派使我顿生‘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触。我心里说从今以后一定要用功读书，以便将来有一天也当起学台享受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10〕

正是这颇具神秘色彩、令人心驰神往的一幕，在蒋梦麟幼小心灵里埋下了“大丈夫当如是也”的种子，这粒种子催使着他在学业与事业双重世俗劝业上奋发努力，一度登上了比那位学台还要显赫的权势宝座。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这粒种子一直伴着蒋氏身心，挥之不去，慢慢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今，蒋梦麟之弃北大而入政府内阁，正是这粒种子梅开二度，适时开花结果的际会因缘。

上海用贬值法币支付薪水情形和100万元面值金圆券

蒋梦麟可谓生得其时又不适时。1928年，意气风发的他初次登上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高位时，是否享受到了当年家乡那位学台“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不得而知。但就当时那种乱象丛生、“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社会局面，“神秘礼物”即使可得，也决不会有什么贵重的成色。到了执掌北京大学时代，要享受类似的礼物，怕也是心有余而物不足了。随着抗战爆发，不但梦中的“神秘礼物”随风而去，即使应得的那份干薪也朝不保夕，生活难以为继。由于战争使中国国土不断沦陷，日军又不断地对海陆进行封锁，中国经济又恢复了旧时代的情况。女人们又搬出她们的纺车，开始用手纺线。用煤油灯的人家开始改用桐油灯照明，抽纸烟的人改抽水烟，家织布代替了机织布。大片田地荒芜，工厂倒闭，商店关门，乡野田畴遍布面黄肌瘦的逃荒者与失业人员。而对于赖以避难的西南边陲，同样是百业凋零，经济一落千丈。在西南联合大学的蒋梦麟亲眼看到“物价则一日三跳，有如脱缰的野马”。〔11〕

家事校事国事皆令他愁肠百结、焦灼无计与惶恐不安。对于这段经历，蒋梦麟在自述中说：“抗战第二年我们初到昆明时，米才卖法币六块钱一担（约八十公斤）。后来一担米慢慢涨到四十元，当时我们的一位经济学教授预言几个月之内必定涨到七十元。大家都笑他胡说八道，但是后来一担米却真的涨到了七十元。法属安南投降和缅甸失陷都严重地影响了物价。”又说：“物价不断上涨，自然而然就出现了许多囤积居奇的商人。囤积的结果，物价问题也变得愈加严重。钟摆的一边荡得愈高，运动量使另一边也摆得更高。”〔12〕

这种令知识分子落魄的生活遭际，时为西南联大化学系著名的“怪教授”曾昭抡亦深表郁闷和无奈，他在这年7月6日的日记中记载：“昆明教育界生活日趋艰苦，联大教授中，每月小家庭开支达五百元者，为数不少。月薪不足之数，系由自己贴补。昨闻黄子卿云，彼家即每月需贴百余元。一年以来，已贴一千元以上。原来存款，即将用罄，现连太太私房及老妈子的工钱，也一并贴入，同时尚当卖东西到资补助云。”8月28日记道：“九时，蒋明谦、买树槐来谈，自称现今每月挣一百零五元，入不敷出，顾家更无办法。买又云，彼等住昆师之教员被该校逐出，现已无家可归。”〔13〕其悲惨之状可与乞丐难分彼此，甚至可以于夜间同盖一块大废报纸而成为真正情同手足的阶级弟兄了。

1942年，联大中文系教授王力应《中央周刊》之约写过一篇《战时物价》的小品文，说：“这两三年来，因为物价高涨的缘故，朋友一见面就互相报告物价，亲戚通信也互相报告物价。不过这种报告也得有报告的哲学，当你对你的朋友说你在某商店买了一双新皮鞋价值四百元的时候，你应该同时声明这是昨天下午七时三十五分的售价，以免今天他也去买一双的时候硬要依照原价付钱，因而引起纠纷。又当你写信给你的亲戚报告本市物价的时候，别忘了补充一句：‘信到时，不知又涨了多少。’”又说：“现在有些小地方追赶某一些大都市的物价，恰像小狗背着斜阳追赶自己的影子。但是无论小地方或大都市，人人都在嗟叹物价如春，如初日，如脱手的气球，只见其高，不见其低。有时候又像小学算术里所叙述的蜗牛爬树，日升三尺，夜降一尺，结果仍是升高……一向不曾做过生意，现在从北方带来的原值一元的网球竟能卖得九十元，获利九十倍，怎不令人笑逐颜开？”对于物价飞涨而教职员薪水也跟着蹦跳而又始终追不上物价的尴尬现实，穷困中仍不忘舞文弄墨的王教授以调侃的笔法写道：“明年的薪水一定比今年增加：明年如果肯把这一支相依为命的派克自来水笔割爱，获利一定在百倍以上。”〔14〕

王力早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据说是同班32名学生中唯一跟随赵元任治语言学课业者，后来负笈远游，留学法国，融中西文化于一身，成就斐然，属于陈寅恪、赵元任学生辈中最出色的学者和语言学家。但据王力自己说，同是我这个人，写正经的文章时往往为了推敲一个字而“呕出心肝，若写些所谓小品，却是日试万言，倚马可待”。出现这种差别的原因，除了王氏自言是“尼姑思凡，动了一念红尘之外，当是生活本身的利刃已在他心中划过无数道带血的印痕，郁积于心中的块垒必须倾吐出来才感到身心舒坦一些，于是便有了他一连串发表于各报刊关于战时物价与人民生活真相的文章问世。就当时的情形言，与王力处于同一种心境者大有人在，如抗战期间一直在沦陷的上海行医的医学名家陈存仁，于1949年漂泊香港后，应《大人》杂志之邀，连续写了许多札记类文章，后来结集为《银元时代的生活史》和《抗战时代生活史》出版。”因两部书多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发愤”之作，加之收集资料翔实，曾轰动一时，颇为抗战生活史家重视。在《银元时代的生活史》中，陈存仁对抗战时的物价有这样一段描述：

我为了写这篇文稿，好多热心的朋友为我搜集资料，有一位朋友替我在香港大学图书馆中查到战事开始后，黄金美钞对纸币的比数列表如下：（按：这里所谓一元，起初是指老法币，后来是敌伪时期储备票，再后来是金元券银元券等。）

一九三八年五月，美金一元，等于四千一百五十八元。（按：这是初见的记录。）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于六千一百六十元。（按：这是七个月加了半倍。）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于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五元。（按：币值大崩溃了。）

一九四O年八月，美金一元，等于一万七千七百二十五元。（按：币值还是涨。）

一九四O年九月，美金一元，等于十八元七角八分。（按：币制已改。）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于二十二元六角。（按：表示这年尚稳定。）

一九四四年八月，美金一元，等于七百八十六元。（按：说明币值大泻。）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于十二万一千余元。（按：币值泻得不像样子。）

对于战时物价变迁与高到什么程度，陈存仁又列举亲身经历的两例加以说明：

一种就是最不值钱的油炸烩（油条），每一条要卖到二千元，后来涨到五千元，再后来涨到一万元。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买一盒火柴，要一万元，什么纸币我已记不清楚，我却算了一算，究竟一根火柴要值多少钱，拿凤凰牌（最有名的一种）来说，我叫学生细细点一下，一盒火柴大致七十根，用一万元计算，就是一根要值到一百三十三元。

……

从前银元的市价，几天一变，渐渐地成为一日一变，更进一步，成为早晚市价不同，总是涨，涨！币值总是跌，跌，跌！〔15〕

这样的境况，正是在昆明的陈寅恪赠吴宓诗中所言“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念昔伤时无可说，剩将诗句记飘蓬”〔16〕的生动写照。

1943年，李约瑟自英国第一次来昆明时，以一个科学家的眼光与理性，忠实地记录了西南联大师生贫困窘蹇的生活状况：“由于战争及世界形势的转变，自由中国现在已经与世界的其他部分隔离很久了。”〔17〕稍后，在专为同盟国科学工作者撰写的报告中，李约瑟对西南联大的教学、科研等情形作了这样的描述：“各系都设在用泥砖建造的‘临时营房’中，房顶上简单地盖着瓦和铁皮，尽管有些房子上有中国式建筑伟大传统的雕檐，内部、地面是夯实的土，掺有少量的水泥。在这种情况下，配置研究和教学用的实验室体现了高度的聪明才智。例如，由于没有煤气可使用，所有加热必须用电进行，因而（用黏土自制的）电炉的电炉丝用完后，工作陷于停顿，人们发现云南一家兵工厂的制炮车床的刨屑是很好的代用品。苏木精买不到时，人们发现与其类似的一种染料可以从云南土产的一种橘黄色木头（Coesalpinia sappan）中提取。显微镜的载片买不到时，就切割被空袭震破的窗玻璃代替。买不到盖板就代之以当地产的云母片。还可以列出许多详细的事例。”〔18〕

李约瑟所言非虚，此时西南联大教学设备的陈旧与落后，所需物资，特别是实验物品的紧缺，不忍追忆。据化学系学生吴大观在一篇回忆杨石先教授的文章中说：“二年级第一学期上化学实验课，每两个同学一组，火柴盒里仅装三根火柴，做完实验，按规定要把火柴盒连同借用的仪器一起还回去。我做完实验，把火柴盒一摇，空了，便将空盒毫不介意地丢到靠门的垃圾堆里。当保管员问我火柴盒，我却回答：’一个破火柴盒还要它干吗！’第二天下午，杨先生把我叫到办公室（杨石先，留美博士，原为南开大学教授，时任西南联大化学系主任），我一眼就看到了放在桌上的火柴盒，心里一怔，知道坏事了。杨先生真的生气了，紧锁眉头，眼睛冒火，毫不原谅地指责我不知国家在抗战中的困难，办学不易，一口气给我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有一句话我至今不忘：’你耍什么大爷脾气，我要停止你的化学实验。’仔细想想，在抗战的岁月里，一根火柴都十分珍贵，何况一个空火柴盒！通过一个火柴盒，我悟出了一个中国人生活的真谛：爱惜公物，勤俭节约。”〔19〕吴大观同学后来所悟出的“生活真谛”，当然不只限于“中国人”，它对一切国家的人类皆适应。只是在中国最为艰难的抗战时期，作为一个中国青年学子，当更应恪守并从内心深处领会这一真谛的意义，也只有如此，才能于无尽的苦难中保留住心中那颗充满了希望与光明的火种。

也就在初次访问中，李约瑟还看到：“学生们住在糟糕拥挤的宿舍里，并且遭受着肺结核一类疾病的严重侵袭。因为缺乏洗涤设施，沙眼一类的感染非常普遍。但普通科学工作者现在的生活与以前相比差距更显著，有重大成果的男女科学家也住在院子周围摇晃的旧房子里，无法保持清洁。工资只涨了7倍，而云南的生活费用上涨了103倍。我只能做这样的比喻，就像一个人有了一套舒适的公寓并担任了年薪1000镑的职务，后突然变成每年不到70英镑，因此要生活在阿盖尔郡的海岸上，就要节省每一个先令。一些在欧美名声显赫的人常常难以填饱肚子。”〔20〕

1936年9月6日，吴大猷与阮冠世结婚留影

李约瑟究竟不是文科出身的秀才，他对联大师生理解的同情当然会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进步人类“理解”，但在行文中所做的这个蹩脚的比喻，既不够高明又不够“科学”。此时的联大教授哪里会有阿盖尔郡海岸上的“舒适的公寓”，有的只是在脏乱的陋巷或偏僻荒凉的郊外风雨飘摇的几间土屋。在这个黑土屋里居住的教授及家人们，不是要节省“每一个先令”，而是需要想方设法从外面弄进家门一文大钱以便活命，有的人就是因为难以弄进一个“先令”而险些丧命。时任西南联大物理学教授的吴大猷，先是租住在昆明市内周钟岳公馆一层，后为避敌机轰炸携家迁到郊外岗头村，进城上课比较麻烦，对此，吴曾回忆说：1943年春天，“有一天我从岗头村搭一辆马拉的两个轮子的板车去西南联大上课，马惊跳起来，把我摔下车的路旁。因为后脑受震，晕倒卧床差不多一个月。内子阮冠世本来便连病了几年的，因为又担心，又侍候我，等我稍痊了，她便病倒下来。脉搏微而快，有时数也来不及数。身体太弱了，医生看也没有什么办法。……第二天城里北京大学的办事处的金先生下乡来，看看是否要预备后事了。幸而冠世挣扎过去，病卧了几个月，到了冬天，费好多事，借了一辆病车，从岗头村送她到西山车家壁的惠滇医院分院，住了两个月，总算回过一口气来。”又说：“现在大家或者不容易想象那时我们孤单单地住在乡下，一个病危，一个忧急无策的情形。”〔21〕

吴大猷夫人倏忽间欲登鬼录的时候，不知阴曹地府哪个值班的小鬼打了瞌睡或发了慈悲之心，倏忽间又越过了鬼门关，重回人间大地生活。相对地，联大陶云逵教授一家就没有如此幸运了。

1943年，陶云逵受聘南开大学历史人类学教授的聘书（南开大学档案室提供）

1904年出生的陶云逵，早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师从德国人类学家Fisher，攻读人类学、遗传学和民族学，获博士学位后归国，先后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南开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联大从事彝族、傣族、纳西族人类文化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抗战期间足迹遍布西南地区的山野村寨，成为中国人类学研究领域德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在联大任教并兼任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期间，陶氏不畏艰险，赴云南新平县鲁魁山大寨一带纳苏（Nasupuo）部族（黑夷，属于藏缅语系倮群）调查研究当地族群盛行的鸡股骨卜风俗和传布，其成果《西南部族之鸡骨卜》轰动学术界而成为民族人类学的经典之作。1943年，陶云逵率领几名助手离开昆明到大理苍山洱海一带进行人类学调查，其间，爱子忽然得了当地人称为“大热病”的险症，一夜之间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陶云逵返回昆明，已经永远看不到可爱的孩子了。贫困的生活与精神的打击，令陶教授难以承受。未久，身患当时社会和坊间谈虎色变的“回归热”而病倒（南按：1934年6月，北大教授刘半农前往内蒙古等地调查方言音调和声调，途中遭昆虫叮咬，染上“回归热”。返平后于7月14日入住协和医院，当日下午不治而亡，卒年43岁。傅斯年曾“为之流涕”，并谓刘是“北大老教员中第一位不该死者”），后来就医于云南大学附属医院，辗转病褥达数月之久，最终转为败血症而于1944年1月26日撒手归天，年仅41岁。

陶云逵身后极度萧条冷漠，夫人林亭玉遭失子丧夫之双重打击，经济贫困，生活无着，痛不欲生，撇下才出生两个月的女娃，投身滇池欲一死了之。幸有渔民发现，急驾舟前往搭救，将在水中翻滚的林氏用鱼网套住提上船来。送医院抢救时，在其口袋里发现了一封遗书，世人才知道这位衣衫褴褛的投水女人，原是西南联大一位著名教授的夫人。事后，南开大学为陶教授争取抚恤而不得，而林亭玉又无法在昆明生活下去，两难中，联大的罗常培、冯文潜、黄钰生和陶云逵生前挚友、留德同学、哲学家郑昕等发起募捐，凑了路费和一点生活费，才将陶夫人及其襁褓中的女娃送回广东阳江县的娘家。

陶云逵教授一家悲惨至此，那些夫妻儿女健全的教授家庭，生活亦痛苦不堪，即如蒋梦麟、梅贻琦、潘光旦等联大的头面人物，生活处境同样极端恶劣，难以为继。据梅贻琦五弟、抗战时期曾任成都燕京大学代理校长的梅贻宝回忆说：“三十四年美国国务院约请燕京大学指派教授一人，赴美报聘。教授会议推举我去应邀。由成都起飞，道出昆明，在‘五哥’五嫂家住了一夜（南按：梅贻琦在家族辈分中大排行第五）。校长住宅倒也罢了，只是人口多些，挤些，晚饭实在太简单了。当晚只见祖彦侄闷闷不乐，迥异寻常。临睡给我搭了张行军床，借了条被，就设在‘五哥’书架前。他一面看学校公事，我们一面叙谈家常。我问到祖彦，’五哥’才说，两天前跑警报，彦侄把一副眼镜连盒给跑丢了。家里无钱给他再配一副，而他没有眼镜就不能念书，故而父子都觉十分窘困。我素来服务于私立学校，大致比国立机关待遇好些，而家里多半有两份职务收入。亦曾听说‘五哥’在昆明主持联大，生活不宽裕，但未料到他们一贫至此。遐迩传闻的校长太太制卖定胜糕的佳话，大概就属于这个时期。”〔22〕

梅贻宝所言不差，就在这一时期，教授的月薪只够半个月吃饭，剩下的半个月只好另想办法，且多靠夫人们操劳。教授夫人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吃饭，在昆明这块地盘上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一些小食品拿到街上叫卖。据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回忆说：“我年岁比别人大些，视力也不很好，只能帮助做做围巾穗子。以后庶务赵世昌先生介绍我做糕点去卖。赵是上海人，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潘光旦太太在乡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加上白糖和好面，用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子做成糕，两三分钟蒸一块，取名‘定胜糕’，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由我挎着篮子，步行四十五分钟到冠生园寄卖。月涵还不同意我们在办事处操作，只好到住在外面的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太太家去做。袁家有六个孩子，比我们的孩子小，有时糕卖不掉时，就给他们的孩子吃。”又说：“卖糕时我穿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由于路走得多，鞋袜又不合脚，有一次把脚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肿起来。”尽管如此，还是要风雨无阻地来往奔波，而换来的钱大都给孩子们添置了必需的生活、学习用品，至于自己的生活，“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23〕

韩咏华一家高兴了，潘光旦却有点不太高兴，他除了喝汤，还想吃肉，沾一点腥味，但又无钱购买。于是因地制宜，根据昆明当地耗子又肥又大且无处不在的特点，支起铁质夹子抓耗子。每抓到耗子便“剥皮去内脏，收拾得很干净，切块红烧”，全家人分而食之。据潘光旦女儿潘乃穆在回忆文章《关于潘光旦吃鼠肉的故事》中所说：老鼠肉的味道“感觉和吃鸡肉、兔肉差不多，并无异味。吃过之后也没人因此害病”。〔24〕潘光旦吃耗子肉的事很快在昆明和更大的范围传开，经过好事者不断加工渲染，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这一话题若干年后得到了冯友兰证实，冯氏说：“潘光旦吃耗子肉的事，也盛传一时。他的兄弟是个银行家，在重庆，听说他吃耗子肉，赶紧汇了一点钱来，叫他买猪肉吃。”〔25〕于是，潘光旦吃耗子肉的故事才渐渐消停。

蒋梦麟辞别北大之谜

正是昆明的艰难生活与困苦处境，最终导致蒋梦麟的思想和人生观发生了大的嬗变。北京大学校长在士林中吵吵嚷嚷，看上去热闹风光，但说到底还属儒生、寒士一个。按照古代对社会各阶层的划分，在三教九流中，儒生列入九流之“中流”阶层。到了元朝，政府按人们所从事的职业，把被征服的臣民划分为十个等级即“十流”：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此时的儒生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臭老九”，位列娼妓之后，连一个妓女的地位都不如（南按：再后来的“文革”期间，“臭老九”们多数成了反革命分子而被送进大狱，享受起老虎凳与辣椒汤的待遇了），与乞丐成了门对门、眼对眼的亲兄弟。作为一个大学的校长，几近一个丐帮帮主，并无真正的地位和风光可言，其落魄之状在战时的昆明尤为明显。1943年12月，在昆明的蒋梦麟利用钻防空洞的时间，以英文撰写完成了自传体回忆录《西潮》一书。在写作间隙，他曾写信给正在美国任大使的胡适，希望对方能帮忙校正一下其中的错误。在谈到自己不用中文而用英文写作时，表面上的理由是在防空洞光线不足的情况下，使用英文写出的字较易辨识，但内在的动机还是为了在美国出版方便。此时蒋的5个子女都在学校读书，开销颇大，一切全靠自己与妻子微薄的收入艰难支撑，因而在请胡适校正的同时，也希望对方设法帮忙在美国寻找出版商尽快出版，以便“能赚点稿费养家糊口”。蒋认为在当时的贫困处境下，“如能摸几文钱，使全家的灵魂不与体魄分离，已是意外的收获了”。〔26〕身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竟困窘至此，确也是令人扼腕太息。

与西南联大教授包括蒋梦麟、梅贻琦等校长级的人物生活条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抗战的大后方，同时存在着“朱门酒肉臭”的现象。身为名牌大学校长，有时总不免要参加一些官场、豪门的聚会，这些聚会的场面以及宴会的奢侈程度，蒋梦麟没有留下太多的记录，但从梅贻琦日记中可以寻出一些线索。如1941年10月13日，梅在日记中写道：

晚曾养甫请客在其办公处（太和坊三号），主客为俞部长，外有蒋夫妇、金夫妇及路局数君。菜味有烤乳猪、海参、鱼翅；酒有Brandy、Whisky；烟有StateExpress。饮食之余，不禁内愧。〔27〕

曾养甫乃广东平远人，北洋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归国后曾任广州特别市市长、广东财政厅厅长等职，1934年发起兴建钱塘江大桥，并对主持修建大桥的茅以升助力甚多。时任交通部滇缅铁路督办公署督办。日记中提到的蒋夫妇，即蒋梦麟与陶曾榖。面对如此丰盛的酒肴，梅贻琦在深感“内愧”的同时，不知蒋氏夫妇作何感想，想来应该感觉很爽的吧，至少陶曾榖的心中是会有这种感觉的。

1943年1月27日，梅贻琦日记载：

晚赴李希尧夫妇饭约，主客为美国各部高级武官，男女客共四五十人，酒肴均甚丰盛，或太费矣。〔28〕

1945年10月31日，梅贻琦又记：

下午在常委会之前约孟真来谈关于两校复员问题。七点前会散，赴段克昌（晓峰）饭约，因其请帖未书“夫人”，故余自往。他客为卫夫妇、梁华盛夫妇、关太太、邱太太。菜甚好，金钱鱼、北风菌、鹿筋、熊掌等罗列满前，惜太多，不能尽赏耳。〔29〕

段克昌时为陆军军需监（后为总监），其职属典型的肥差，从菜肴中罕见的鹿筋、熊掌即可见差使之肥。这个宴会也正应了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且奢侈得让客人眼花缭乱，以至到了“不能尽赏”的程度。这一情形正应了联大教授王力所言：“路有冻死骨的反面是朱门酒肉臭。用不着研究经济学，大家都能明白，朱门的酒肉越臭，路上的冻死骨越多。”〔30〕甚也。

然而，这些宴会只是表面上奢华的一面，至于高官大员们贪污受贿，中饱私囊更是惊世骇俗。1945年，蒋梦麟的本家兼好友、原清华名教授，后为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调任救济总署署长，其奢华与气派程度从他的侄子，自小跟随蒋廷黻长大的蒋济南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致蒋廷黻的一封公开信》中可见一斑。蒋济南说：救济总署黑幕重重，如以汽车送人，大批冰箱被宋子文拿到私人公馆去了，救济物资，好的卖了吃了。坏的一部分丢到海里（丢到海里也有好的，后来又有人控诉），以一部分给了老百姓。你到湖南去时，余籍传（湖南分署长）准备了好久，要“欢迎”你，花了二千万（当时相当于十部大新卡车的价）。国民党政府贪污案件处处有，而以救济总署最甚，美国人也在内。芝麻大的官也有一大幢房子，一部汽车。你看看，福州路一百二十号停了多少汽车？建国西路五百七十号房子，是汪精卫的‘公馆’，你接过来大加修饰，住的人经常只有六七人，可是工友却有二十余人之多，汽车一叫，工友们便一哄而出来排队迎接！〔31〕此时蒋廷黻的派头与收受的金钱，已远远超过了当年蒋梦麟在家乡看到学台所开动的“载着官吏和陋规礼金的小型舰队”。尽管蒋梦麟没有亲眼看到蒋廷黻衣锦还乡的宏大豪华场面和私底下收受的贿赂，但类似现象满目皆是，蒋梦麟不会陌生。闪光耀眼的金钱、宽敞明亮洋房，外加香车、美女，所有这一切，都是刺激蒋梦麟心肺的原料与活生生的榜样，那种蛰伏在童年记忆中“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触再次从心底萌生，于是便有了在人生的晚年弃学从政，在夕阳沉坠的最后一刻伸手捞一把的梦想。而这一切，也正是其夫人陶曾榖所日夜渴盼的幸福生活。

除了生活贫困造成的压力，以及在这种高压下分娩的在人生晚境大捞一把的梦想，在蒋的心中还有一个无法绕开的情结，那便是对学潮的恐惧与厌恶。随着抗战胜利的来临，蒋梦麟凭着十几年执掌北大的经验与深刻洞见，深感西南联大乱象已生，无法扼制的学潮大风暴即将到来，身心俱疲的他再也没有精力和心境卷入这场前途未卜的政治运动了。

1919年，五四运动中被军警逮捕的北大学生

1919年，当震动全国的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防事态进一步扩大，在营救出被当局逮捕的学生后辞职悄然离京，自天津、上海一路跑到杭州，在一位朋友家中隐居下来。未久，当时正在南方的蒋梦麟于西湖边一座住宅秘室与蔡元培会晤，蔡向蒋坦陈了自己对北大未来的担忧，认为自此之后北大的校规校纪将分崩离析，主校者很难维持局面——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此次取得的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以后的欲望将更加强烈，也更难满足”。〔32〕如此下去，后果不敢想象。也正是这次秘密会晤，促使蒋梦麟鼓起勇气，与前来劝驾的学生会代表张国焘一起，乘火车前往北大代理了蔡元培的校长职务，这是蒋梦麟正式介入北大高级领导层，也是结识傅斯年、罗家伦等五四运动健将之始。主校后，蒋与胡适等教授们接触并交谈时势，对方同样表现出与蔡元培一样的忧虑。

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北大学生在“五四”小胜之后，果然为其成功陶醉得忘乎所以。蒋梦麟惊奇地发现，“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考试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学生的活动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撅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准备揍人”。〔33〕这一情形到蔡元培于同年9月重返北大执掌校柄后都未改变。1922年10月，北大教授评议会通过一项办法，规定学生必须缴讲义费，此举令部分学生大怒，马上揭竿而起，纠集一干人马气势喧腾地来到办公楼前示威，要求学校当局立即取消这一规定。蔡元培闻讯赶到现场，告诉示威的学生必须服从学校规则，但在胜利中被权力和欲望膨胀起来的学生，已不再把这位使旧北大脱胎换骨为新式的“北大之父”放在眼里，继续高喊口号并张牙舞爪地拥进教室和办公室，四处寻找主张这条“可恶规定”的人算账，誓要砸烂他的“狗头”。蔡元培见对方如此嚣张，竟然蹬着自己的鼻子上脸，遂一改往日温文尔雅的面目，怒目圆睁，一边把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之上，一边摇摆着拳头，神色俱厉地大叫道：“你们这班懦夫，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34〕蔡元培向示威的学生逼近几步，对方就后退几步，但始终围成一个半圆形，如同群狼围攻猛虎，跃跃欲试又不敢强攻，双方陷入难分难解的僵局。在这尴尬情形中，幸得北大教务长顾孟余闻讯出面表示延期收费，紧张的局面方得缓和。——当然，学生们明白，所谓延期即是取消，示威者再度取得了“胜利”。〔35〕这件事给蒋梦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清晰地记住了在此次纷乱中有一个高个子青年，一直躲在人群背后暗中鼓动学生们高声叫骂。后来学校开除了几个闹得最凶的学生，但这位鬼头鬼脑的青年却成了漏网之鱼，毫发未损。多少年后，蒋梦麟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发现了他，此人已成为手腕圆滑的政客，而且还是一个心黑手辣的贪官。据说此人抗战胜利不久即死去，空留下了一大堆造孽钱。对此，蒋梦麟得出一个结论，即生活中那些总是鬼头鬼脑的家伙，多半会成为社会的渣滓与不良分子。

当蒋梦麟正式执掌北大之后，学潮越来越凶，并出现了针对他本人的风潮。这个风潮的起因是有一件事蒋拒绝了学生们的要求，部分学生盛怒之中关闭了学校大门，并把蒋梦麟关在校长办公室施以颜色。情势紧张中，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通过电话问蒋是否需要找警察救援，但被蒋谢绝。大门关了两个多小时后，由于需要进出的教员与学生太多，在各方叫骂、推搡甚至厮打的多重压力下，带头闹事的学生不得不重新打开校门，放人群进出，最后蒋梦麟也被教员们从办公室解救出来。但闹事者仍紧跟不舍，叫骂不绝，最后的结局是，几个带头闹事的学生被学校评议会宣布开除。

对于学潮的爆发和学生们的陶醉心理，蒋梦麟认为，大多数学生开始是出于爱国热情，起先是游行、示威、罢课和抵制日货，接着就转而攻击北京政府，因为他们认为一切毛病都出在北京政府身上。等发现没有重要的国际问题或国内问题足资攻击时，继而掉转矛头与学校当局作对。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在于青年心理上的不稳定性，一旦受到刺激而采取行动时，这种不稳的情绪就爆发出来，而作为学校当局想压制这种澎湃的情绪是极其困难的。学生如是，工人的情形亦复如此。他们因生活不如意或劳动强度太大而心理不平衡，在找不到发泄与示威对象时，就把一股怨气发在雇主身上。不过，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对付那些罢工工人，要比对付学生简单得多。有时用武力来镇压，有时干脆就拿机关枪扫射一番了事。后来，段祺瑞执政府认为机关枪是对付一切群众运动的不二法门，在一群学生包围执政府时，遭到残酷的机关枪扫射。1926年著名的“三一八”惨案事件，蒋梦麟算是亲身经历者，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我在事前曾经得到消息，说政府已经下令，学生如果包围执政，军队就开枪。因此我警告学生不可冒险，并设法阻止他们参加，但是他们已经在校内列队集合，准备出发，结果不肯听我的劝告。他们一到了执政府，子弹就像雨点一样落到他们头上了。”结果是“这次灾难有一百余学生死伤，二十余具死尸留在了段执政官邸门前的广场上，另有数十人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或手术台上断了气”。〔36〕段祺瑞执政府的这种残暴行动，引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普遍抗议，段政府后来终于垮台，此为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对准政府，似乎永远处在亢奋中的学生们还经常把矛头对准号称由“猪崽”议员们组成的“腐败之家”——国会。蒋梦麟清楚地记得，有一天下午，几千名男女学生包围了国会，要求取消议程上若干有关教育的议案，结果学生与守卫警察发生冲突。若干学生气愤之余，竟在几天之后从天津偷偷运来三颗炸弹准备去炸议会，但“这事被我们劝阻了，总算没有见诸行动，炸弹也运出城外丢到河里。几个礼拜之后，一位渔夫捡到其中的一颗炸弹，他把炸弹提在手里摇来摇去，希望弄清楚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轰隆一声，炸弹爆炸，炸得这位好奇的渔人血肉横飞。警方认为这颗炸弹是革命时期投下河去的，因此根本未进行任何调查”。〔37〕北大当局与那运炸弹的学生算是躲过了一劫。

面对形形色色的学潮和暴力与反暴力行动，十几年后，在昆明防空洞中就着惨淡昏黄的菜子油灯回忆这段往事的蒋梦麟，颇有洞见地总结道：“学生势力这样强大而且这样嚣张跋扈，除了我前面所谈到的原因外，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学生当时多半是统治阶级的子女。学生的反抗运动，也可以说是子女对父母的反抗。做父母的最感棘手的问题就是对付桀骜不驯的子女，尤其是这些子女的行为偏偏又受到邻居们的支持。工人们情形可就不同了，他们的父母或亲戚，既不是政府大员，也不是社会闻人，因此他们命中注定要挨警察的皮鞭或军队的刺刀。只有在学生领导下，或者与学生合作时，工人才能表现较大的力量。”〔38〕蒋氏之言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真正道出了当时的学生运动与社会形态的内在原因。

随着学潮一浪接一浪涌动不息，原本躲在背后暗中操纵和鼓动的教员，也因欠薪、改革和官僚们腐败等问题，与时俱进地纷纷走上前台，向学校当局或政府公开叫起板儿来。如1921年6月，北京大学与其他七个国立大专学校的几百名教员“为饭碗的问题”（陈独秀语）掀起风潮，直至发生到总统府请愿讨要欠薪造成流血事件发生。教员们在学生们大队人马簇拥下，浩浩荡荡地来到教育部，强迫部内大员与闻讯赶来居中调停的八校校长到总统府请愿。结果是，当不情愿的教育部次长马邻翼与八校校长被教员与学生裹挟着来到总统府门前时，沉寂的大门轰然洞开，大批武装宪警蜂拥而出，刺刀乱刺，枪把乱劈。年龄略长的教员和女学生纷纷跌入浊水游荡的沟中，有的满身泥泞，有的一脸血污，叫的叫，哭的哭，乱成一片。法政大学校长王家驹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纷乱的脚步从他身上脸上踩过，差点被踩成人肉饼子。领头的北大国文系教授马叙伦（夷初）额头被打肿一块，鼻孔流血，嗷嗷大叫。对于此次流血事件，向来不赞成闹风潮的胡适在事后的日记中，有些自责地记述道：“我这一年半以来，太‘不好事’了。因为太不好事，故我们竟让马夷初带着大家乱跑，跑向地狱里去！”〔39〕

1934年1月，从全国各地涌到南京的学生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消除内战，积极抗日，并要求与蒋介石当面对话。蒋介石被逼无奈，只好“出宫”与学生们见面对话。

蒋梦麟则更是深有感触地说：“多事的那几年里，差不多没有一月不发生一两次风潮，不是罢课就是罢工。在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是伤透了脑筋。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时，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或暴动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每次电话铃声一响，他就吓一跳。他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对这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已是58岁，蹲在昆明地下防空洞走笔龙蛇的蒋梦麟慨叹曰：“我记下这些往事以后，又做了场噩梦，有时看到青年男女横尸北京街头，有时又看到宪兵包围北京大学要求交出群众领袖。梦中惊醒之后，辗转反侧无法安枕，一闭上眼睛，一幕幕的悲剧就重新出现。”〔40〕

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蒋梦麟此说并不虚妄，当是苦思焦虑的结果。此时的西南联大已今非昔比，党派渗透，各种政治势力介入，使原本较为平静的校园变得风生水起，波诡云谲，不知什么时候就将发生夺梦惊魂的血腥事件。而这个时候，蒋氏对西南联大那些所谓的左派文人如闻一多、吴晗等辈的嚣张气焰，颇看不顺眼，深感西南联大在闻、吴等“另类”人物的暗中操纵下，已卷于党派政治斗争的急流旋涡而不能自拔，血腥之气已在整个联大校舍弥漫飘荡。面对这一险象环生、处境难料的艰危情势，蒋梦麟感到自己桑榆已晚，寒秋将至，再也无力与之抗衡和周旋了，对联大局面逐渐失去信心，最终产生了对傅斯年所说“联大局面之下无办法，一切待将来”的颓废之想，以及“北大没有希望”等消极心理。在这一悲观、颓唐的心理作用下，蒋氏开始为自己的前程打算，并考虑脱身之计。因了这诸多方面的缘由，便有了傅斯年给胡适信中所言，蒋与北大教授之间的感情越来越“不算融洽”了。

除了以上的缘由和心理动机，还有一点令蒋梦麟感到心理恐惧的是，时逢乱世，若遇到一个善良宽厚的名主，知识分子们尚可苟延残喘，甚或人五人六地生存下去。而一旦遇到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帝，或比秦始皇帝还要恶劣霸道的新主子，那就不是一场“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可以了结的了。稍有不慎，即身陷囹圄，甚至遭遇灭门之灾。在这历史动荡的转折点上，宁肯做一个政府无聊的幕僚或帮闲，也比做一个朝不保夕、奔波忙碌的“丐帮”帮主要平稳安全得多。此次入主宋子文幕府，说不定通过宋氏家族的斡旋，还可以顺梯登天摘月，捞取更大的高官厚禄，以便获得在童年时代心向往之的家乡那位学台“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正是怀揣这样一个辉煌的梦想，蒋梦麟才不顾北大同仁和士林好友们的竭力劝阻，甘愿在宋氏小朝廷效犬马之劳而置联大于不顾。至于西南联大解体之后北大何去何从，是有希望还是“无希望”，是死是活，已决心入主宋氏堂庙的蒋梦麟就顾不得许多了。

在学界一片惋惜、困惑甚至怨怼、斥责声中，国民政府于同年8月免去蒋梦麟北京大学校长职。经蒋介石授意，政府欲任命有“大炮”之声誉的傅斯年为北大校长，以维持局面。

蒋介石之所以让傅斯年出面收拾联大残局，主持北大复员工作，并非一时头脑发热，确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傅斯年本身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群体中享有很高威信的代表人物，但傅又具有热心公事、疾恶如仇的性格，正如他在致胡适信中所说，往往把公家的事弄成了自己的事，最后成为“亦官亦学”之人。恰恰是傅的威望、性格与对政府的忠诚拥护等条件，令蒋介石作出了如此决定。早在1945年2月26日，蒋介石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就奉命与原北大教授，时任《中央日报》总主笔，号称国民党权威理论家的陶希圣，交谈过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唐纵当天做了这样一段记录：“与希圣谈转移自由分子对政府之恶感，希圣认为胡适之为最恰当之人物，可惜适之不能归。其次傅斯年对西南联大亦颇能影响，如果自由思想派能了解政府，则青年学生不致为共党所愚。”〔41〕

陶氏这一见解在被唐纵接受的同时，对蒋介石自然要产生影响。事隔几个月，身处乱离之世的傅斯年因历史的风云交会被委以重任，但他的头脑尚属冷静，深知北京大学在天下儒林中的分量，更深知此时还有一个比自己威望大得多的学界领袖胡适远在美国，而胡适才是收拾西南联大残局、复兴北大的“最恰当之人物”——尽管傅斯年并不知道陶希圣对唐纵所说的话，更不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因为胡适在学界的地位则是众人皆知的。就像当年清华研究院成立之初胡适没敢忽视王国维、梁启超的存在一样，傅氏同样没敢忽视胡适这个高大身影的存在，只要胡老师一息尚存，自己是万万不能迈过锅台上炕，窥视北大第一把交椅的。于是，傅遂向朱家骅建议，让德高望重的胡适回国主持北大事务，自己可做胡氏大旗下的一个大字号喽啰摇旗呐喊，擂鼓助威。朱闻听此言，出于复杂的考虑，对胡适颇不以为然，且对傅的荐举表示冷淡。但傅斯年既不上任，又令朱很感为难，只好推托此举是禀承党国最高领袖介公的旨意，不好擅自更改，否则将有“欺君之罪”，如傅氏坚持不就，可径自奏明介公，与教育部无涉云云。朱的一番说辞，傅斯年觉察有推托之意，但仍不改初衷，决心让自己尊敬的胡老师来坐北大第一把交椅。

8月17日，傅斯年决定放手一试，径自上书蒋介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为自己不敢承袭如此名誉和重担开脱。书中说道：

日昨朱部长骝先先生，以尊命见示，谓蒋梦麟先生之北京大学校长出缺，即以斯年承乏。骝先先生勉之再三，云出于钧裁，强为其难。伏（夫）思斯年以狷介之性，值不讳之时，每以越分之言，上尘清闻；未蒙显斥，转荷礼遇之隆，衷心感激，为日久矣。今复蒙眷顾，感怀知遇，没齿难忘。惟斯年赋质电戆，自知不能负荷世务，三十年来，读书述作之志，迄不可改。徒以国家艰难，未敢自逸，故时作谬论。今日月重光，正幸得遂初志，若忽然办事，必累钧座知人之明。兼以斯年患恶性血压高，于兹五年，危险逐年迫切，医生告诫，谓如再不听，必生事故。有此情形，故于胜利欢腾之后，亦思及觅地静养之途，家族亲友，咸以为言（然）。若忽任校务，必有不测，此又求主席鉴谅者也。

傅斯年开头所说的显具六朝骈文特性的几句话，单从行文来看，尽管有官场惯用的套话与阿谀奉承的气味，但也不乏真诚。作为文章斫轮老手，傅氏在分寸的拿捏上不失为恰到好处，无论是自谦还是抬捧，并不显生硬，对方心中一定很爽并愿意笑纳的。而“每以越分之言”等句，想来二人都心照不宣，自是孔祥熙被罢官的暗指，而孔氏之丢掉官帽，蒋介石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中，不惜得罪夫人宋美龄和树大根深的孔氏集团与姻亲宋蔼龄，于痛苦中作出的抉择。凡事一有被迫，被胁迫之人自是对胁迫者心怀怨恨，此为人之常情。尽管各自肚中明白，却不能解释，一解释就是弄巧成拙。傅借此次事件以隐喻的方式巧妙地旧事重提，显然地是把对方置于了一个夹道跑马不能回马的境地，而此时的蒋公对傅的“越分之言”当是更进一步理解与释然了。在傅斯年这边，仅是对旧事和自己的“忠心”理解和释然是不够的，必须拿出过硬的理由让对方在保持权威和面子的情况下收回成命，绝不能让一个国家元首感到自己令不能行，并为此恼怒或失落，更不能让蒋公心中萌生傅氏此举乃骄狂自大，甚或狗坐轿子——不识抬举的印象。于是有了傅斯年祭出“恶性血压高”这一撒手锏，以保全于万一。傅氏之说并非故弄玄虚，后来赴台湾出任台大校长就是因此病而倒于讲台。在重庆时，孔祥熙经常对人放风，“听说傅斯年快不行了”，也是缘于此恶症，想来蒋介石读到此处，会多少有点感动并生出一丝谅解之情的吧。

当然，傅斯年上书的目的不仅在此，根据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古训，既然聚义厅这把椅子自己不愿或不便来坐，也不能便宜了别人，总要自家弟兄来坐才好。于是便有了下面这妙文：

抑有进者，北京大学之教授全体及一切有关人士，皆盼胡适之先生为校长，为日有年矣。适之先生经师人师，士林所宗，在国内既负盛名，在英美则声誉之隆，尤为前所未有。今如以为北京大学校长，不特校内仰感俯顺舆情之美；即全国教育界，亦必以为清时佳话而欢欣；在我盟邦，更感兴奋，将以为政府选贤任能者如此，乃中国政府走上新方向之证明；所谓一举而数得者也。适之先生之见解，容与政府未能尽同，然其爱国之勇气，中和之性情，正直之观感，并世希遇。近年养病留美，其政府社会，询咨知昔，有助于国家者多矣。又如民国二十四年冬，土肥原来北平，勾结萧振瀛等汉奸，制造其华北特殊化，彼时中央军与党部撤去久矣，适之先生奋臂一呼，平津教育界立刻组织起来以抵抗之，卒使奸谋未遂，为国长城，直到七七。盖适之先生之拥护统一反对封建，纵与政府议论参差，然在紧要关头，必有助于国家也。今后平津将仍为学校林立文化中心区，而情形比前更复杂。有适之先生在彼，其有裨于大局多矣。〔42〕

在驻美大使任上的胡适

与一般的推荐书大为不同的是，傅氏的这些话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可谓暗伏玄机。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胡适，在许多方面并不受蒋介石真心喜欢，但胡适对国民党政府又多是以“客卿”的身份“小骂大帮忙”，大范围与蒋政权尚属于一股道上的人，处在内忧外困中的蒋也要拉拢利用，但与黄埔军校嫡系又大不相同。如果傅氏上书没有后面几句话，或许蒋介石还要考虑、掂量一番，有了这几句，情形就变得不同寻常。傅斯年在不动声色的转承起合中暗含了刀兵，并为胡适过去和未来的存在加重了砝码，其笔锋之犀利强劲，直让人想起诸葛孔明的《隆中对》：“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傅斯年一番纵横捭阖，把胡适的身份和地位上升到治国安邦不可或缺的高度，以及矗立在平津学界不可撼动的定海神针，有胡适即有平津。蒋介石信以为然，遂决定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9月4日，国民政府颁令：“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呈请辞职，准免本职，任命胡适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未到任前，由傅斯年代理。”〔43〕

像当年刘备与诸葛亮没有想到作为持节驻守的关羽将军竟大意失荆州，不但做了刀下之鬼，最终导致复兴汉室的局面和希望全盘尽翻一样。此时的蒋介石与傅斯年也没有料到，三年之后的冬日，驻守平津的学界领袖胡适，于赤水洪流与炮火硝烟中弃北大仓皇南遁，再次上演了一出历史悲剧。

周作人骂傅斯年“驴鸣”

就在傅斯年、郑天挺、周炳琳对蒋梦麟的离职满含悲愤口诛笔伐之时，远在美国的胡适，一直持冷静、客观的态度看待这一变故，并以和事老的口气不愠不火地为蒋开脱，强调梦麟此举实乃是“为政府征调，只是暂局”云云，以此消融北大诸教授的怨声与愤慨。当国府发布胡适出任北大校长的消息后，胡没有推辞，而当时他在美国的尴尬处境也不容许推辞。回国执掌北大，无论是对胡氏个人还是政府，都是一件保存体面、如释重负的最好解脱机会。但在正式出山之前，像过去皇帝登基需要有一个“劝进”程序一样，表面上的“逊让”文章还是要做一做的。于是，胡适拍发了一封致朱家骅、蒋梦麟（南按：胡文称孟邻）、傅斯年三人的电报：

骝先、孟邻、孟真三兄鉴：

江、微、鱼电敬悉，缓复乞恕。世界教育会议，当勉强遵命参加。民国二十年以后，北大复兴，孟邻兄领导之苦心伟绩，弟所深知，北大复员，仍不可无孟邻兄之领导。曾于上月托张仲述带信与北大同仁恳切工述此意。孟邻兄为政府征调，只是暂局，孟真兄肯扶病暂代，最可感幸。将来弟归国，若不得已，亦愿与孟真分劳，暂代一时，以待孟邻兄之归，此意至诚恳，乞亮察，并乞转陈主席与咏霓兄，并恳转致北大同仁，至感。弟在外八年，结束稍需时日，拟明年二月海道归国，并闻。

弟胡适蒸（十月十日）〔44〕

电文发出，礼数算是尽到，既是答应暂代一时，那“一时”的长短与何时权归旧主，只有看天命人事了。正是这封电报，意味着蒋梦麟与北大彻底脱离关系，这时的蒋或许已经料到，此次一别竟成永诀，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他付出过心血与痛楚、充溢着光荣与梦想的北京大学了。

因胡适尚在美国，在归国之前，国民政府任命傅为北大代理校长，并聘为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在这种情形下，按朱家骅的说法，傅“不得不勉强答应”。

1945年9月20日，傅斯年以西南联大常委、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身份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会议就内迁教育机关复原以及教育秩序整顿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议决，参加者有朱家骅、翁文灏、李石曾、蒋廷黻等政学两界大腕。傅氏在会上极其活跃与情绪化地指手画脚，并公开为朱家骅出谋划策，其形态立即引起了相当一部分入会者的反感。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时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代表及国民政府善后救济总署署长的蒋廷黻，对傅氏张牙舞爪的做法更是深恶痛绝，当场不无讽刺地谓傅斯年是“太上教育部长、太上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太上北大校长”。傅听罢反唇相讥，说自己只做“太上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见傅脸呈猪肝色真的动起怒来，怕节外生枝，引起对方的心脏病，遂不再攻击。事后，傅斯年给夫人俞大綵的信中道出了自己的委屈：“事实是骝先好与我商量，而（他）十之七八不听，然而外人不知也，以为他的一切由我负责。”〔45〕不管朱家骅听不听，傅斯年摆出一副“太上”的架式当是附合实际的。

通过这次会议，傅斯年更加认清了教育界局面复杂与派系争斗的险恶，他在给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的信中不无忧虑地说道：“弟贸然代理，半年之后，必遭天殃，有不得不与兄相约者，弟固跳火炕矣！而公等亦不当立于高峰之上，搬请以为乐也，除非大家努力，齐一步骤，此局不易维持也。北大之敌人多矣，随时可来算账，且此时不攘外即无以自立，此尤使弟斗志奋发，而又不得不戒惧者也。”〔46〕从此信可以见出，傅斯年已做好与一切北大之敌开打的准备了。

9月25日，蒋介石在军委大礼堂为此次会议结束召开宴会并致辞，大旨为：1.各校迁移应在明年课业结束之后；2.西北西南各校除少数外，宜留设原处；3.战后建设应农、工并重；4.未来学校发展应质、量并重云云。重庆会议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可谓中国教育、文化界的分水岭，越过这道标志着战前与战后的山岭，那潜流汹涌的溪水很快与社会大潮融汇一起，形成了一股翻江倒海的滔天巨浪，在中国大地上喧嚣奔腾起来。

会议过后，傅斯年即委派北大教授陈雪屏与郑天挺由昆明赶往北平，接收北京大学校产，为学校复员作准备。当陈、郑二人抵达北平，首先遇到的就是一件颇感头痛的麻烦事。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北京大学教职员工与学生仓皇南下，占领北平的日军利用原北大的校舍和来不及迁运的图书设备，又成立了一个伪“国立北京大学”，并招生开课，对中国青年进行奴化教育。当时未随校南迁，仍留在北平并渐渐堕落为汉奸的汤尔和、钱稻孙、鲍鉴清等原清华、北大教授，先后出任伪北大“总监督”和“校长”等职，鲁迅之弟周作人和著名古器物与古文字学家容庚等没有南迁的原北大、燕京大学教授也相继下水，周作人出任伪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容氏出任文学院教授。此次陈雪屏北上途中，又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令其接收北平日伪各校的学生，办理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等事宜。总体方针是不管是真北大还是伪北大，全部照单接收，然后把教职员弄到一起办学习班，鉴别之后再作是否录用的决定。但这一点与傅斯年的想法大相径庭，因而导致抵达北平接收的陈、郑二人不知如何是好。

傅斯年向来最痛恨不讲民族气节的儒生文士，对他的先祖傅以渐当年没有率领梁山一带的英雄好汉参加抗清复明运动，挥动花和尚鲁智深遗赠的月牙铲，或天杀星黑旋风李逵喝了宋江端来的毒酒砰然倒地后遗落在家乡的黑铁铜头板斧，来个“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且还参加了满清入关后首次乡试、殿试，得中顺治朝状元并做了满清王朝的高官大员，一直耿耿于怀，深以为耻。对与自己同一时代的亲朋故旧、同事友好，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不顾名节和民族大义，甘愿为日本小鬼驱使的大小知识分子更是深恶痛绝，恨不得立即将其擒获，按入老虎凳罐一顿辣椒汤，或干脆推出辕门斩首而后快。据傅斯年研究专家王汎森对存在台北史语所的“傅斯年档案”整理研究，发现许多细节都与傅氏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关，比如他特意收集一小袋有关郑成功坟墓、祠庙的照片，并在其中一张照片背面题道：“民族主义者郑成功起义的地点是南安县东文庙。”又如他在抗战胜利后马上写信到北平问文天祥祠是否无恙，后来当他为开除日据时代北大“伪教员”一事与北平教育界闹得不可开交时，请视察北平的蒋介石与自己同游文氏祠，并合照于“万古纲常”的匾额之下。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还表现在更细微之处，如傅斯年在记笔记时，将有关中亚历史者列为“虏史”；又如傅氏读凌廷堪《校礼堂文集》，作者主张以历史上几个胡人政权为正统的文字时，便写了不少眉批痛斥凌氏。此外，还将民族主义情绪发展为对教会学校的排斥与竞争。当年傅斯年与陈寅恪等竭尽全力耗巨资购买从故宫流出的明清内阁档案，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怕这批珍贵资料流落到燕京大学，尤其是日本人之手。更有甚者，傅斯年曾说过，宁愿中国赤化，也不愿做日本的殖民地。而在史语所大举校《明实录》时，历史学者吴丰培来函建议参校日本的善本，傅氏回答说，“即使日本有善本也不用”。〔47〕

1946年，蒋介石赴北平与傅斯年协商伪北大教员处置问题，特到文天祥祠合影，以示对傅斯年的支持。

正是内心存有这样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1945年10月底，傅斯年由重庆飞往北平处理北大事宜，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走下飞机第一句话就问陈与伪北大教员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一些必要的场合。傅闻听大怒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48〕当场表示伪校教职员坚决不予录用，全部都要屎壳郎搬家——滚蛋。同时表示要请司法部门将罪大恶极的儒林败类捉拿归案，打入囚车木笼，来个“斩立决”等。

蜗住在北平的伪教员们闻听傅斯年摆出一副秋风扫落叶式的无情模样，既惊又怕，特别是按照陆军总部“征调”伪敌人员服务办法，已经进入补习班任教的伪北大教授，更是恼羞成怒，不仅四处鼓噪，还企图浑水摸鱼，负隅顽抗。伪教授们经过一番密谋，暗中联合起来以罢课相要挟，不承认自己属于伪敌人员被“征调”，而是国立北京大学永久的合法教授，并纠集起来共同向时任国民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强烈要求入主复员后的北大，继续担当传道授业解惑、万世不朽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为表示自己的正统与合法性，伪北大教授、古器物学家容庚于11月7日北平《正报》发表了致傅斯年的“万言书”，借此抗议并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书曰：

孟真足下：

卢沟桥事变正当庚南归过汉之时。在粤逗留四月、北平已陷，南京岌岌。庚以燕大职责，乃复北归，黾勉四年，成《重订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数书。教育部授以二等奖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继续聘为通信研究员，不虞之誉诚非所堪，差幸不见弃于国。太平洋事变，燕大教务长司徒雷登先生握手告余曰：“吾辈希望之日至矣。”庚亦自念吾国百年积弱，庶几奋发为雄乎！燕大复校于成都，同仁多西去，八妹媛亦从之而西。而庚独眷恋于北平者，亦自有故：日寇必败，无劳跋涉，一也。喜整理而拙玄想，舍书本不能写作，二也。二十年来搜集之书籍彝器，世所希有，未忍舍弃，三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素性倔犟，将以一试余之坚白，四也。沦陷区之人民，势不能尽室以内迁；政府军队，仓黄（皇）撤退，亦未与人民以内迁之机会。荼毒蹂躏，被日寇之害为独深；大旱云霓，望政府之来为独切。我有子女，待教于人；人有子女，亦待教于我。则出而任教，余之责也。策日寇之必败，鼓励学生以最后胜利终属于我者，亦余之责也。以施教于燕大者施教于北大，于其暇日，复成《卜辞研究》、《倪瓒书之著录及其伪作》数种。……当北大等校之迁于西南，而伪政府之重立三校也，课程依旧，优先聘任留平之旧教职员。除增日籍教授每院数人，及增加日文每周数小时外，实无若何之变更。不知所谓奴化教育者，将何所指。日寇之所望于学校者，欲使学生时间一半读书，一半为之工作。则教职员生活所需，皆可配给。遭同仁一致之拒绝。吾辈多专心教书，而兼政府职务者甚少。《剧秦美新》之文，固忧为之！然而借以媚日取荣者亦甚少。日寇之不得呈志于教育界，自沦陷以迄于今。教员之苦，至近两年而极。教授最高之月俸，曾不足以购百斤之米，或一吨之煤。故破衣恶食，斥卖书籍家具以为生者比比皆是。兼任讲师，受苦尤甚。至有步行往返四小时于道路而授课二小时者。其所得远不如卖烟拉车之辈为优。坚（艰）苦卓绝，极人世悲惨之境，果为何乎？固知吾国之不亡，教育之不当停顿，故忍受而无悔也。汉奸乎？汉忠乎？事实俱在，非巧言所能蒙蔽者。固愿受政府之检举裁判而无所逃避。在日寇则视吾辈为反动，在政府之视吾辈为汉奸，啼笑皆非，所谓真理，固如乎。天乎，尚何言哉！

……北平警官学校，未闻以伪逆见斥，而施之于三校者，无他，饭碗问题也，接收诚易事，政府当不吝此数月之经费。明年合流，在昆明之北大迁回北平，则教员之聘任，尚志尚功，有难言者。即以古文字古器物而言，在真校则有唐兰，在伪校则有庚。以言尚志，庚自不比相从患难之唐兰。以言尚功，则经验之富，著述之勇，苟有量才之玉尺，正不知孰为短长。一校既不能兼容并包，何去可取，殊难斟酌。余谓此无虑之见也。

……

容庚白〔49〕

对容氏这种汉奸还是汉忠、之乎者也的巧言诡辩，傅斯年嗤之以鼻，毫不妥协，并在与北平驻重庆特派记者约谈中，爱憎分明地表白了自己的观点。1945年12月2日，北平《世界日报》对谈话内容作了披露：

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已由昆明返渝，准备赴平，顷对记者谈：“伪北大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至于伪北大之学生，应以其学业为重，已开始补习，俟补习期满，教育部发给证书后，可以转入北京大学各系科相当年级，学校将予以收容。”傅行期未定，校长胡适，传明春或返国。

就在傅的声明刊出之时，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周作人正猫在北平八道湾居家的“苦茶庵”，一边饮着苦茶，一边悠闲地作着叫做《石板路》的散文小品。文中极具感情色彩地回忆了他的故乡绍兴石板路与石桥的优美，结尾处写道：

“冥冥风雨宵，孤灯一红揭。荧光散空虚，灿逾田烛设。夜间归人稀，隔林自明灭。”这所说是杭州的事，但大体也是一样。在民国以前，属于慈善性的社会事业，由民间有志者主办，到后来恐怕已经消灭了吧。其实就是在那时候，天灯的用处大半也只是一种装点，夜间走路的人除了夜行人外，总须得自携灯笼，单靠天灯是决不够的。拿了“便行”灯笼走着，忽见前面低空有一点微光，预告这里有一座石桥了，这当然也是有益的，同时也是有趣味的事。

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记，时正闻驴鸣〔50〕

周作人著作书影

文末所谓的“驴鸣”，是对傅斯年发表声明的回应。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中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

1937年北平沦陷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周作人却坚持不肯离去。他当时幻想在北平隐居下来，脱于红尘之外，以教书、写作、翻译为生，继续过那恬淡平静的“苦茶庵”生活。原北平的许多朋友或致信，或作诗，或亲自登门劝其南下，不要窝在北平与日本人同流合污，或一不小心掉到污水里去玷污了身子。但周作人对朋友的相劝以种种理由开脱，就是不走，且自我感觉良好，其态度坚决而强硬。这年9月，他在致《宇宙风》编辑的公开信中，以汉代的苏武自况，明确告知“关心我们的人”“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云云。时远在英国伦敦正欲赴美的老友胡适，出于和朋友们同样的考虑，特别寄了一首白话诗给周作人，隐晦地劝说周要“识得轻与重”，来个“飘飘一杖天南行”，并“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但周作人的态度仍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安居北平继续当他的“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51〕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家中遇刺，因子弹打在纽扣上幸免于难，他误认为是日本人向其施加压力，给以颜色，遂于枪杀事件发生未久，便怀着惊恐之色接受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3月28日，又被委任为北大文学院筹备员。自此，频繁出席日伪组织的各项活动，据周作人日记载“来者皆宪兵队长”、“来者皆胁方教育文化之官”等。随后又接受了伪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等职，一只脚落入“水中”。1940年12月，他再次“荣升”为以王揖唐为首领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督办”、“南京汪伪政府国府委员”、“日伪华北综合调查所副理事”等职，整个身子已全部泡到污泥浊水里去了。他出席各种教育会议、讲义班、训练班，逢会必讲“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日本侵略者的“大东亚共荣圈”造舆论。他甚至前往日本慰问负伤的侵华日军伤病员，并稍有捐赠。1942年5月，周作人作为汪精卫的随员，参加伪“满洲帝国”10周年庆典，并“谒见”伪满傀儡皇帝溥仪。这年10月，汪精卫由南京飞抵北平，出席1942年度新民全会联谊会，周作人不仅亲往机场迎送，还专程前往中南海勤政殿拜望汪精卫夫人陈璧君。12月8日，汪伪政权在沦陷区推行“新国民运动”，以对青少年实行奴化教育，并且成立“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王揖唐任统监，周作人任副统监。周在统监部成立大会上，作《齐一意志，发挥力量》的训词。在检阅青少年团训练的分列式上，周作人竟头戴日本军帽，身着日本军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志得意满地在国人面前晃来晃去，一副活脱脱的汉奸面目暴露于天下。

1932年，鲁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自《新青年》团体散掉之后，“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52〕这说的是与他自己有关的小团体。而论到革命者与革命军的时候，也说过类似的话：“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53〕鲁迅不厌其烦说这些话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料到，当抗战军兴之时，他的弟弟竟位列所说的几种人之内——很不幸，属于最不齿的“叛变”一类。

周作人的下水固然有很多原因，但存留于他脑海中的亚洲主义思想、“亡国论”思想、历史循环思想，以及他对日本民族的感情等，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自1927年以来，他追求所谓的“得体地活着”，以及自誉为修炼得大彻大悟，超越了人间是是非非，进入超凡脱俗的活佛与神仙境界，任何庸俗的举动也就无伤大雅，甚至可以化俗为雅了等，都是促其“下水”的引子。而这个“引子”又有一定的时代背景与思想基础，非一朝一夕所形成。抗战前夕，周作人就写过《岳飞与秦桧》、《关于英雄崇拜》之类的文章，公然为秦桧翻案，否定了主战的岳飞为忠义之臣、秦桧主和为奸相的历史论断。他在《瓜豆集·再谈油炸鬼》中说“秦桧主和还能保得半壁江山”，这样做并“不是他的大罪”，“秦桧的案，我以为都该翻一下”。又说：“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古时自己要牺牲性命，现在还有地方可逃），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54〕在《苦茶随笔》中，他居然嘲讽起文天祥的殉国乃“唯一好处是气节，国亡了肯死。这是一件很可佩服的事，我们对于他不应不表钦敬，但是这个我们不必去学他，也不能算我们的模范。第一，要学他必须国先亡了，否则怎么死得像呢？我们要有气节，须得平时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国时为期，那牺牲太大了。第二，这种死，于国家社会倒无益处，我们的目的在于保存国家，不做这个工作而等候国亡了去死，就是死了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第二……”〔55〕此等说辞，似是为他自己落水成为汉奸找到了理论根据。

当傅斯年在重庆初次发表对伪北大教职人员处理办法的谈话后，周作人自视为傅斯年师辈人物，又同属“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盟友，在北大《新潮》时代还明确支持过傅并为之张目，遂以老前辈的姿态致信傅斯年。信中不但对自己下水做日本人走狗的历史罪过无丝毫忏悔之情，反而口气蛮横强硬，理直气壮地令傅把自己作为特殊人物予以照顾，且有威胁警告性地“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等语，满纸透着一股茅房的石头——又臭又硬的恶劣气味。傅斯年看罢，当场把信拍在桌子上，大骂一声：“他妈的，青天白日旗还没落下，难道反了这些缩头乌龟王八蛋不成！”遂当即挥毫泼墨，痛斥道：“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56〕

眼看向傅斯年求救的法子落空，周作人又转身投向其他的学生、故友，但得到的多是冷眼与“恨其不争”的指斥。周氏对此愤恨不已，并将这愤恨倾泻于笔端以示发泄，1945年11月10日，周在日记中写道：“近时世人语云：越等中央越糟殃。又学生间传语云：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17日再记：“近年所见事、人中，败类卑劣、无人理者，沈启无之外，有赵万里、王纺源、顾颉刚、沈兼士，此辈何多也？又皆是浙西与吴人，亦奇。”〔57〕在一连串的困惑与称奇之后，周作人便祭出最后撒手锏，主动邀请记者前来谈话，他一袭长衫、文质彬彬状端坐“苦雨斋”，一边喝着苦茶，一边慢条斯理向外倾倒肚中的苦水并夹杂着申辩，称自己附逆“是在沦陷区为国家教育青年，为国家保存元气”云云。只是所有的申辩都归于徒劳，此时的周作人已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真正体会了一把“穷途末路”这个词语的味道。面对日暮途穷的时势，他不再继续努力与前行，索性采取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办法，“坐在家中等待国家的制裁”了。〔58〕就在周作人饮罢一杯苦茶，写毕《石板路》小品文的第四天，即1945年12月6日，即因汉奸罪被捕入狱，这篇短文与“闻巷中驴鸣”，也就成了他汉奸生涯的一曲挽歌。

许多年后的1971年5月9日，台北《中国时报》副刊发表了南宫博《于〈知堂回想录〉而回想》一文，其中一段说：“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先生，学生不伪！》，不留余地地指斥学界名人傅斯年。当时自重庆到沦陷区的接收大员，趾高气扬的不乏其人，傅斯年即为其中之一。我们总以为学界的人应该和一般官吏有所不同，不料以清流自命的傅斯年在北平接收时，也有那一副可憎的面目，连‘伪学生’也说得出口！——他说‘伪教授’其实也可恕了。要知政府兵败，弃土地人民而退，要每一个人都亡命到后方去，那是不可能的。在敌伪统治下，为谋生而做一些事，岂能皆以汉奸目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说说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并不是叫口号之易也。何况，平常做做小事而谋生，遽加汉奸帽子，在情在理，都是不合的。”

此文刊出后，许多人不以为然，曾被鲁迅指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著名学者、时在台湾师大任教的梁实秋就曾出面回应道：“南宫博先生的话自有他的一面的道理，不过周作人先生无论如何不是‘做做小事而谋生’，所以我们对于他的晚节不终只有惋惜，无法辩解。”〔59〕

就在周作人与傅斯年叫板儿对阵之时，傅斯年于重庆再度对记者发表长篇谈话，就伪北大教职人员去留问题发表了四点严正声明。12月8日，北平《世界日报》作了如下报道：

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对伪北大教职员，好像抱有一种义愤填膺、不共戴天的愤怒。除在十月三十日，我已将他赌咒发誓不肯录用伪北大教职员的谈话，专电报告外，今天，我于前两日参加教育部朱部长的记者招待会之后，一早冒着迷蒙的细雨，再去访问他。对这位患着血压过高而又爱国狂热的傅先生，我想更详尽地听听他的意见。在傅先生的寓所里，开门见山。

傅斯年向记者提出了四点重要声明：

一、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要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的青年们看看！北大原先是请全体教员内迁的，事实上除开周作人等一二人之外，没有内迁的少数教员也转入辅仁、燕京任教。伪北大创办人钱稻孙，则原来就不是北大的教授。所以现在伪北大的教授，与北大根本毫无关系。二、朱部长向我说过，伪北大教员绝无全体由补习班聘请任教之事，而系按照陆军总部征调伪敌人员服务办法，征调其中一部服务，不发聘书，与北大亦无关系。三、北大有绝对自由，不聘请任何伪校伪组织之人任教。四、在大的观点上说，如本校前任校长蒋梦麟先生，如明春返国的胡适校长，北大教授团体及渝昆两地同学会和我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

当记者提到青年学生时，傅慨然说道：“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据我所知，伪北大文理法三院教授的标准，就学问说，也不及现在北大教授的十分之一。很快地北大明夏就要复迁返北平了，以北大资格之老，加上胡适校长的名望，一定能够聘到许多第一流的教授。所以伪校教员不用，对学生是绝对有利的。”

当记者谈到北平的文化汉奸，傅幽默地说他们的“等类不同”，有一种是消极而不能自拔的，如周作人，原来享有声望，如今甘心附逆，自不可恕；另一类是钱稻孙型，那才是积极性的汉奸，在北平沦陷之前，钱稻孙就做了许多令人怀疑的事，当时有人问他中国会不会亡国，他答以“亡国倒是万幸”。问的人很惊诧，再问如何才是不幸，他竟说：“不幸的是还要灭种！”而且那时候北大教授准备内迁时，他曾多方企图阻挠，也是尽人皆知的事。

最后记者问对周作人、钱稻孙之类的汉奸如何惩办，傅斯年用爽朗的山东口音说：“我不管办汉奸的事，我的职务是叫我想尽一切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最后，傅斯年特别强调：“这个话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说的。”

这个声明发表之时，周作人已入狱两天，暂时无法继续与之叫板对骂。〔60〕而一直猫在北平小胡同中的伪北大教授容庚见傅斯年一意孤行，毫无通融的余地，便以中央研究院通信研究员的身份，尾随傅从北平至重庆继续纠缠。

周作人被控汉奸卖国罪押入法庭受审

容庚出生于清末广东一个书宦之家，自小受到家风的熏陶，对古文字古物情有独钟。1924年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毕业，留校任教一年后转于燕京大学任教。1928年8月，傅斯年在广州筹备史语所时，打报告向蔡元培、杨杏佛请求礼聘的23名特约研究员中，排在李济之后，名列第11位的就是正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容庚。而盛极一时的徐炳昶、袁复礼、罗家伦、杨振声、罗常培、丁山等均位列其后，由此可见傅对容的看重。郭沫若亡命日本时，所撰写的几部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有关的著作，包括著名的《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有相当一部分材料是容氏为之收集提供的。后来郭沫若曾说，“若是没有容庚的帮助，我走上研究金文的道路，恐怕也是不可能的”。容氏曾一度立下宏心大愿，以八年的时间，专门从事商周青铜器的综合研究，终于在1941年完成了《商周彝品通考》这部开创性的巨著。此书的出版被誉为“标志青铜器研究由旧式金石学进入近代考古学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过，其时容氏本人已转到伪北大任教去了。今非昔比，抗战八年成为彰显民族大义与个人名节的分水岭与试金石，在这道分水岭上，许多原本的朋友已变成了敌人，正如古人所言“汉贼不两立”是也。

当容庚风尘仆仆地由北平来到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找到傅斯年欲当面理论时，傅拍案而起，摇晃着肥胖的身子指着容氏的鼻子破口大骂：“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61〕当场命人将容氏按倒在地架了出去，扔到了泥泞遍布的马路上。第二天，《新民报》登载此事，标题是：“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后来，容氏得到高人指点，重新换了衣服，洗掉满身的污泥，再度登门拜访，表示要谢罪改过，重新做人云云。傅斯年思虑半天，才勉强接见，但仍不允其到北大任教。灰头土脸的容庚只好托李宗仁的关系准备到广西大学教书，后未成行，转聘于岭南大学，终其一生，再也没能迈进北京大学的门槛。

对于这段经历是非，傅斯年在给夫人俞大綵的信中说道：“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又说：“实在这样的局面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62〕正是由于这种秋风扫落叶式的无情做法，才使“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馀烈”。〔63〕有些伪北大教职员与傅的对立面，公开宣称傅斯年是胡适的一名打手，但傅却不承认，他在史语所复员南京时的酒会上，公开对众人道：“人说我是胡先生的打手，不对，我是胡先生的斗士。”〔64〕就在傅斯年于重庆、北平之间马不停蹄地来回穿梭，呈火烧眉毛状荡涤汉奸，办理北大复员事务时，西南联大的大本营、战时文化中心——昆明，又乱将起来。

注释

• 〔1〕郑天挺《南迁岁月——我在联大的八年》，载《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 〔2〕郑克扬《北大复校时期的傅斯年与郑天挺》，载《文史精华》，1999年第7期。

• 〔3、9、10、11、12、26、32、33、34、36、37、38、40〕《西潮与新潮》，蒋梦麟著，团结出版社2004年出版。《西潮》与《新潮》是蒋梦麟在昆明和台湾分别书写的两部自传性作品，而著名的《西潮》（Tides From The West）则大多是在躲警报的防空洞中以英文写成的“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的奇书，当时的写作背景艰苦异常，以如蒋梦麟自己所言：“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在我们周围爆炸，处身在这样一次世界大动乱中，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可怕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呢？……我在这边城里冥想过去的一切，生平所经历的事情像梦境一样一幕一幕地展现在眼前；于是我捡出纸笔，记下了过去半世纪中我亲眼目睹的祖国生活中的急剧变化。”“当我开始写《西潮》的故事时，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们头上轧轧掠过。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带黄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日三跳，如脱缰的野马……成千上万的缅甸华侨沿着滇缅公路撤退回中国。敌机沿途轰炸他们，用机枪扫射他们，三千妇孺老幼就这样惨死在途中。难民像潮水一样沿滇缅公路涌入昆明。街头拥满了家破人亡的苦难人民，许多公共建筑被指定为临时收容所。经过二三个月以后，他们才逐渐被疏散到邻近省份，许多人则直接回到福建和广东老家。”又说：这个时候，以“八万左右农民及男女老幼胼手胝足建筑成功的滇缅公路现在已经因另一端被切断而告瘫痪。一度曾为国际交通孔道的昆明现在也成为孤城，旅客只有坐飞机才能去印度。二十五万人加工赶筑的滇缅铁路，原来预定十二个月内完成，但是部分筑成以后也因战局逆转而中止了。中国已与世界各地隔绝，敌人从三方包围着她（只有涓涓滴滴的外来补给靠越过世界驼峰的空运在维持）。中国就在这种孤立无援的窘境中坚持到底，寸土必争，直到战争结束为止”。

蒋梦麟自谓，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使用英文写出的字较易辨识。写作的文化目的在于“看看能否从历史中找出一点教训”。此书英文本于1945年在美国出版后，立即受到美国学术界高度重视，并被哈佛大学远东研究所定为重要的参考书之一。12年后的1957年，蒋把此书译成中文，在台湾由《中华日报》出版发行，立即风靡一时，佳评潮涌，尤其是台湾青年，几乎人手一册。在台湾20纪50年代的“文化沙漠”里，这部书被当时的年轻人视为“人生教科书”。蒋梦麟决定继续写他下半生的自传，并定名为《新潮》。他说：“这本书里要讲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经验。经验是宝贵的；可是宝贵的经验是付重大的代价买来的。”遗憾的是，《新潮》并未写完，原稿中尚有不完整的随笔没有得到整理，但这部未完之书在台湾出版后，仍受到读者欢迎与追捧。近50年来，这两本书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关于两书的异同，蒋梦麟说道：“以前我写过《西潮》，那是讲外来的文化，所予我们中国的影响；现在我在这本《新潮》里，要讲的是中国文化因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自己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我们受了西方来的狂潮的激荡以后，国内一切思想制度都起了莫大的变化，势如汹涌澎湃，我们叫这变化为新潮。”

• 〔4〕《蒋廷黻回忆录》，蒋廷黻著，岳麓书社2003年出版。

• 〔5〕蒋梦麟《忆孟真》，载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23日。

• 〔6〕《致胡适》，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傅斯年所说的这位陶曾榖，原是蒋梦麟同事兼好友高仁山的夫人。高仁山乃江苏消息江阴县人，曾留学日本和美国，获美国哥伦比业大学硕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系主任。1925年春，高仁山他与好友陈翰笙（时任北大历史系教授）、查良钊、胡适等人在北京创办了私立艺文中学，高任中学校长。蒋梦麟和高仁山志同道合，成为莫逆之交。高仁山热心政治活动，曾是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负责人之一，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结束后，高任北方最高的统战组织——“北方国民党左派大联盟”主席。1927年9月28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部下逮捕，1928年1月15日被杀害于北京天桥。

高仁山死后，蒋梦麟对其妻陶曾榖照顾备至，不时隔三差五地溜入其家问寒问暖，后将陶氏调为自己的秘书，二人关系由“断头台上凄凉夜，多少同侪唤我来”的旧情境，一下子进入了干柴烈火交织而成的红泥小火炉的新境界。接下来，就是“能饮一杯无？”了。

蒋梦麟打定离婚再娶的主意后，回到家中，一脚将他原来家庭包办的那位糟糠黄脸婆踢出门外，伸出温热的双手将风骚美丽的陶曾榖抱进门内。1936年某月某日，由胡适作证婚人，蒋梦麟与陶曾榖终于结为百年之好。婚礼上，蒋在答谢宾客中说：“我一生最敬爱高仁山兄，所以我愿意继续他的志愿去从事教育。因为爱高兄，所以我更爱他爱过的人，且更加倍地爱她，这样才对得起亡友”云云。

• 〔7、46〕《致胡适》，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 〔8〕1945年夏，任教于成都燕京大学的陈寅恪作《咏成都华西坝》诗一首：

浅草方场广陌通，小渠高柳思无穷。

雷车乍过浮香雾，电笑微闻送远风。

酒醉不妨胡舞乱，花羞翻讶汉妆红。

谁知万国腾欢地，却在山河破碎中。（《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这是一首明显含有对美军在成都胡作非为不满的诗。首联说华西坝之美景，颔联则涉美军之事。自1941年开始，随着飞虎队来华助战，美军越来越多，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军在中国后方成渝、昆明等地的人数成倍增加。据资料显示，当时在昆明的美国人，除了著名的陈纳德“飞虎队”，另有美国领事馆、驻华美军总司令部（设在昆华农校内）、驻华美军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部（设巫家坝机场）、美军补给司令部（设东郊黑土凹），美国海军驻昆明联络处（设席子营、眠山两地）等许多机构，另有美军招待所五十个，床位达到三万六千六百七十三张之多。（《闻一多年谱长编》，第685页，闻黎明侯菊坤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出版）如此多的空床位为美军官兵的“性”生活解决了可供扑腾的场地，还得需要活人来压场子，于是这一问题便由越来越兴旺发达的妓女队伍承担。后来，钱多气盛的美军军官开始不满足与叽叽咕咕说起话来双方都听不懂、弄不明的妓女们打闹玩耍，遂把贪婪的眼睛盯上了驻昆各大专院校，专门找通英文、善交际的俏丽女大学生喝酒玩乐，跳舞骂俏。在一顿昏天黑地的折腾之后，官兵们还要带上女生乘坐吉普车在街区和郊外兜风显摆，向中国男人示威。故此类女生被称为“吉普女郎”，蛮霸的吉普车被称为雷车。陈寅恪诗句意指载着“吉普女郎”的军车驶过，香气弥漫。第三句，胡舞，当指西洋交际舞这类。汉妆，自是指中国陪舞女郎，此处当特指陪美军跳舞的女大学生。当时成渝两地同昆明一样，有许多女大学生走出校园陪美军跳舞寻乐。被沈尹默称为“昔时赵李今程沈”的程千帆、沈祖棻夫妇时流亡四川，分别于武汉大学与华西大学任教，沈有词《减字木兰花·成渝纪闻》，其中之四即指美军与女大学生跳舞事并涉及了蒋梦麟夫人陶曾榖：“秋灯罢读，伴舞嘉宾人似玉。一曲霓裳，领队谁家窈窕娘。”沈之丈夫程千帆教授注：“……盖皆写当时教会大学学风之流荡也。时有北平南迁某校之校长夫人，尤工媚外，每率女生陪美军军官跳舞，虽为路人指目，不顾也。”（《涉江词丙稿》，《沈祖棻诗词集》）。据史家胡文辉考证，程注中的南迁某校之校长夫人，“当指原北大校长蒋梦麟夫人”陶曾榖。（《陈寅恪诗笺释》上卷）

曾参加过远征军的战地记者黄裳在一篇《美国兵与女人》里，对此事说得更加明了详细：“在印度时就有不少小兵向我问中国的女孩子是不是漂亮，好像久已神往了的样子，无怪他们一来中国就有乐不思蜀之感。这一批女人分起来有几类，最‘上等’的是一批社会上的名媛，如在蒋梦麟夫人领导之下，昆明的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女生们都起而慰劳盟军参与伴舞，那初意倒是并不为错的，不过后来竟弄得计时论钱，如每小时四美金，则大为失策，与普通的舞女没有什么分别了。其次的即是从香港、上海来的舞女之流，她们会说英文而且是‘行家’，自然得心应手，不过这种人才也不多。降至末流即是一批专做洋人生意的女人，她们并不懂英文，也多少会说两句洋泾浜，讨价还价的本领是有的。头发烫得奇形怪状，而且都穿了‘洋服’，不过那‘洋服’是用最蹩脚的印花布制成，剪裁得也十分奇异，穿在身上令人有一种特异的感觉。当她们被揽在洋人的手里在街上走的时候，搔首弄姿大有不可一世之势，在昆明的晓东街上的南屏戏院门口，咖啡室内，几乎全是她们的世界，那样子多半是像京戏中的《蝴蝶梦》里的二百五，满面涂得雪白，两道红唇，冷然可畏，眼睛是无神的，好像已经疲弱得不堪，狂吸着美国香烟大口地喷着。这种风景让人看了总是惨然不欢。”（《黄裳自选集》，黄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

陈寅恪诗中的最后一句，自是面对山河破碎的悲凉哀叹。这首诗，吴宓曾有抄录，中间二句为“雷奔乍过浮香雾，电笑微闻送晚风。酒困不妨胡舞乱，花娇弥觉汉妆浓”。奇怪的是，吴对陈诗似颇欣赏，但对有些露骨的说法却表示愤慨。1944年初，西南联大某生在昆明《扫荡报》副刊撰文，“谓联大女生，多与美兵狎近，每次价美金二十元，名曰‘国际路线’。因之，外语系中学生亦骤增多云云”。吴宓看罢，在日记中写道：“何中国青年之粗犷卑劣一至于此。”（《吴宓日记》，第九册，第186页）可能这个撰文的学生写得太过分，又牵涉到联大外文系，才引起了吴宓的愤愤然吧。

• 〔13〕王治浩邢润川胡民选《读曾昭抡一九四O年昆明日记（节选）》，载《中国科技史料》1982年2期。

• 〔14〕《龙虫并雕斋琐语》，王力著，商务印书馆2002年出版。

• 〔15〕《银元时代的生活史》，陈存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 〔16〕《庚辰元夕》，此诗写于1940年2月，载《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 〔17、18〕《中国西南部的科学（一）物理—化学科学（1943）》，李约瑟著，原载《自然》杂志，1943年第152卷。转引《李约瑟游记》，李约瑟、李大斐编著，李廷明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 〔19〕《西南联大的斯芬克司之谜》，第208页，杨立德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 〔20〕《李约瑟游记》，李约瑟、李大斐编著，余延明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 〔21〕吴大猷《我想念的梅月涵先生》，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22〕梅贻宝《五月十九念“五哥”》，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23〕韩咏华《同甘共苦四十年——我所了解的梅贻琦》，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24〕转引《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刘宜庆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 〔25〕《冯友兰自述》，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 〔27、28、29〕《梅贻琦日记》（一九四一——一九四六），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 〔30〕王力《路有冻死骨》，载《生活导报》，第58期，1944年3月5日。

• 〔31〕蒋济南《致蒋廷黻的一封公开信》，载《人民日报》1950年1月16日。

• 〔35〕关于此事，鲁迅于同年11月18日写过一篇叫做《即小见大》的小文，说：“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这事很奇特，一回风潮的起灭，竟只关于一个人。倘使诚然如此，则一个人的魄力何其太大，而许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无呢。现在讲义费已经取消，学生是得胜了，然而并没有听得有谁为那做了这次的牺牲者祝福。即小见大，我于是竟悟出一件长久不解的事来，就是：三贝子花园里面，有谋刺良弼和袁世凯而死的四烈士坟，其中有三块墓碑，何以直到民国十一年还没有人去刻一个字。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此文最初发表于《晨报副刊》，后收入鲁迅杂文集《热风》。文中看出，鲁迅在表面上同情被开除的冯省三的同时，实际却是讽刺和痛恨那些既得利益的“健忘症患者”，这和蒋梦麟更加痛恨那个躲在人群背后暗中鼓动学生的“高个子青年”，以及同类的“鬼头鬼脑的家伙”之心情具有相通之处。

• 〔39〕《胡适日记全编》（三），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 〔41〕《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下），唐纵著，群众出版社1991年出版。

• 〔42〕《傅孟真先生年谱》，傅乐成著，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4月出版。

• 〔4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 〔44〕《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

• 〔45、62〕《傅孟真先生年谱》，傅乐成编，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册，陈盘等校订，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初版。

• 〔47〕参见《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的系谱》，第338∽339页，王汎森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 〔48〕陈雪屏《北大与台大的两段往事》，载《传记文学》，第28卷，第1期，1976年1月。

• 〔49〕容庚《与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一封公开信》，载《正报》1945年11月7日。

• 〔50〕周作人《过去的工作·石板路》，载《周作人集》（上），止庵编注，花城出版社2004年出版。

• 〔51〕关于胡适以诗营救周作人出污泥之事，在胡去世后的1962年，周作人写了一篇怀念文章，内中谈到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周说：一九三八年的下半年……适之远在英国，远远地寄了一封信来，乃是一首白话诗，其词云：

“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

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一九三八.八.四。伦敦。”

我接到了这封信后，也做了一首白话诗回答他，因为听说就要往美国去，所以寄到华盛顿的中国使馆转交胡安定先生，这乃是他的临时的别号。诗有十六行，其词云：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

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

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

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话，

海天万里八行诗，

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

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

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

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

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廿七年九月廿一日，知堂作苦住庵吟，略仿藏晖体，却寄居士美洲。十月八日旧中秋，阴雨如晦中录存。”

侥幸这两首诗的抄本都还存在，而且同时找到了另一首诗，乃是适之的手笔，署年月日甘八，十二，十三，臧晖。诗四句分四行写，今改写作两行，其词云：

两张照片诗三首，今日开封一惘然。

无人认得胡安定，扔在空箱过一年。

诗里所说的事全然不清楚了，只是那寄给胡安定的信搁在那里，经过很多的时候方才收到，这是我所接到的他的最后的一封信。及一九四八年冬，北京解放，适之仓皇飞往南京，未几转往上海，那时我也在上海，便托王古鲁君代为致意，劝其留住国内，虽未能见听，但在我却是一片诚意，聊以报其昔日寄诗之情，今日王古鲁也早已长逝，更无人知道此事了。（《北大感旧录——十一胡适之》，载《知堂回想录》（下），周作人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

• 〔52〕《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 〔53〕《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 〔54〕《周作人集》，上册，止庵编，花城出版社2004年出版。

• 〔55〕《苦茶随笔》，周作人著，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4月出版。

• 〔56〕《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邓广铭，原载《台大历史学报》第20期；转引自《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

• 〔57〕《周作人日记》，大象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 〔58〕《申报》1946年6月11日。

• 〔59〕梁实秋《忆周作人先生》，载《梁实秋散文》，第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出版。〔60〕周作人于1945年12月6日被捕，关在北平炮局胡同监狱。1946年5月从北平解送南京老虎桥监狱，等待法院判决。就在周氏被捕不久，其弟子俞平伯即致书身在美国的胡适，称周“在昔日为北平教育界挡箭之牌，而今日反成清议集矢之的”，吁请胡适或向国民政府建议，或致书友好的当道者，或诉诸舆论，使周“得一公直之待遇”。（《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71、133页）周的另一弟子废名借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质疑传统士大夫的“气节”观，认为问题的本质在“生存”而不在“死节”，称“知堂老简直是第一个爱国的人”，他是“求有益于国家民族”而出任伪职。（《废名集》，废名著，王风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战后作为国民政府文教部门派往平津的接受大员，对周作人的求助不予理睬，从而被周在日记中骂为“败类卑劣”的沈兼士，在周氏入狱后也开始与俞平伯、陈雪屏等十三人联名呈文国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谓周作人任伪职期间，“曾有维护文教消极抵抗之实绩”，并列举证据，以“减其罪戾”。时已入宋子文内阁的蒋梦麟，也以前北大校长的身份开出了战时曾委任周作人在北大保管校产的证明。1946年夏归国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也给法院去公函证明战时“北大图书仪器及其他设备有增无减”，以为周作人开脱。

类似种种甚嚣尘上的说辞，经过媒体揭露后，社会人士多有不满，傅斯年闻讯更是异常愤怒。1946年10月12日，傅斯年致信胡适，说道：“有一件事，我想提醒一句：我一到南京，记者纷纷来，多数问我北大复文首都高等法院为周作人事。我即照我意思答他们，一是法院来问，不是北大去信；二，北大只说事实；三，此事与周作人无利与不利之说，因北大并未托他下水后再照料北大产业。中央社所登，大致不差，想见北平报矣。过数日方知，先生在北平第一次与记者谈话，《大公报》与上海左派、此间小报均登载而twisted，谓‘我与周仍旧是朋友’，上海《文汇报》与小报又嚷成一片，此所谓盛名之下故意找岔也。我想先生南来时，恐他们还有此一问。报载北大公事上说校产有增无减，此与事实上不尽合。若以战前北大范围论，虽建一灰楼，而放弃三院（三院是我们收复的），虽加入李木斋书，而理学院仪器百分之七十不可用（华炽兄言），艺风堂片又损失也。上海左派有心攻击，遂以此节说之不已。我听说，未见到，只见到《大公报》（最近）。写供先生或稍注意，因南来时必有记者问也。”（《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傅在信中附《大公报》剪报一份，标题是《胡适之和周作人的藤葛》，作者迪吉。报道列举了当年胡适为劝周作人南下而在伦敦作的“藏晖先生昨夜作一梦”八行诗，以证明胡与周的朋友关系。接着说：“现在周已锒铛入狱，经过二度审讯。胡也海外归来，主持北大教务。胡到校之后，除掉发表过一次谈话，提出保持蔡孑民先生精神外，如何实施校政，尚未见诸具体。然而，据最近南京航讯，刊出周案除上次受审时，曾有蒋梦麟拿前北大校长资格，证明委任周作人在北大保管校产之证明书一件，替王龙律师添加了不少的辩护力量之外，现在，在再审讯之后，高等法院又接到胡适的证明公文，这在胡真可说关心朋友到底，而王龙律师在辩护上，自然更加利上有利了。”又说：周作人“何知有这么大的魅力，引动了我们的胡大校长到职之后，放下北大校务尽可不管，首先第一要务，急急忙忙地替他办证明公文？‘不寻常’真正‘不寻常’啊！果然9月13日审周逆时，‘因为证人同济大学校长周洗凡在沪未到，仅由周之交务律师王龙转请向教〔界〕调查被告地下工作之功绩’，这还能说不是胡的证明所收得的效果吗？大约四次审讯，对于我们这位好伟大的‘地下文化功臣’不但不会判甚么罪名，还该建纪功碑哩。到那时，我提议就把蒋、胡的证明公文，尤其是胡适之的力证，勒作碑铭，让他以垂不朽吧”！（《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33—137页）

或许周作人听到什么风声，或许是处于对王龙律师的感念之情（王龙，字天瑞，是当时南京颇负盛名的律师。周作人与他在南京高等法院所在的朝天宫左庑偶然相遇，“立谈数语”，王即表示愿义务为周做辩护律师。对此，身处困境的周作人对此感激不已，称王是一位“侠情高谊”的人），遂于1946年10月25日，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作七律《偶作寄呈王龙律师》及跋文。此诗、跋于11月3日上海《文汇报》刊出，内容如下：

但凭一苇横江至，

风雨如磐前路赊。

是处中山逢老牸（中山狼传，狼欲啖东郭先生，问老树老牸，皆左袒狼）。

不堪伊索话僵蛇（伊索寓言，樵夫见蛇冻僵，纳之怀中，乃为所啮）。

左庑立语缘非偶，

东郭生还望转奢。

我欲新编游侠传，

文人今日有朱家。

鄙人于去冬被逮，于今已十阅月。寒门拙老，素鲜亲族，三十年来不少旧学生，有三数人尚见存问，而下井投石，或跳踉叫号，如欲搏噬者，亦不无其人。昔读中山狼传，虽知人世常情，不足为怪，而近年中一再见之，亦不能无所感慨。今年夏来南京受讯，在法院邂逅王天瑞先生，立谈数语，慨然允任义务辩护，侠情高谊，不知所报。近闻某生又复叫号，此声余固已谂闻，未免毛戴，唯想起王君，有如中山道中之遇老叟，更深致感激之意。计在法院相见之日将三月，因作一诗以为纪念，并寄呈天瑞先生，以博一笑。

三十五年十月十五日，知堂

周诗无大深意，大体是说自己孤零零地“一苇渡江”南来，在狱中已“面壁”十个月，前途渺茫，甚至性命堪忧。此间一些以怨报德的“小人”，像中山狼一样欲置自己于死地。幸亏遇到了此前并无交情的律师王龙，才使自己像即将被狼吃掉的东郭先生一样，有新的希望。发表该诗的《文汇报》记者在“附记”中说：周诗怨恨的像中山狼一样的某生，“据说即是新潮社时代与罗家伦同为一时健将”“现在则是社会贤达了”。而且，“记者曾听周作人说胜利后曾以一书致‘某生’”，想不到此信曾被“某生”大加批注，宣示于众，力斥其妄云云。周作人对傅斯年仇之深，恨之切，由此可见。直到傅斯年死后仍撰文叫骂不止。

1946年11月6日，首都高等法院以汉奸罪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周氏不服，提出上诉。1947年12月9日，最高法院认为：周作人因意志薄弱，变节附逆，但其所担任之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究无重大恶行，亦曾经协助抗战及为有利人民之行为。最后改判有期徒刑10年。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代总统，在国共和谈的空气中，下令释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监狱，坐火车到学生尤炳圻在上海的家暂住。

1949年8月14日，从上海回到人民解放军管治下的北平定居。据唐弢回忆说：“大概是一九五〇年吧，中央召开全国文物工作会议，我从华东来到北京。文物局长郑振铎，还有文化部长沈雁冰等，刚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那里拿到一封周作人给他的信。信很长，将近六千字，是周作人的亲笔。总理交给文学研究会几位同仁拟具意见，我从西谛（郑振铎）那里得见此信。”信的开端没有抬头，只见“XX先生”，信末则说，“本来也想写给毛先生，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便请先生代表了”。写信的日子是“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四日”，署名“周作人”。唐弢又说：“我不知道文学研究会几位老同仁当年拟具了什么意见，却从周总理那里，听到毛泽东主席看完书信后说的几句话，毛主席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大概这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支二百元（以后改为四百元）的依据，我以为这样处置是合理的。”（唐弢《关于周作人》，载《鲁迅研究月刊》，1987年，第5期）

唐氏所言是否属于历史事实，学术界尚有争论，多数人认为这一说法“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但毛泽东与周作人在北平曾经相识则是不争的事实。1920年4月7日《周作人日记》有“毛泽东君来访”的记载，可以作为二人相识的凭证。或许毛出于当年的这份感情才给了周作人一个改过自新并能自食其力的机会吧。

另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文洁若回忆：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从9月起，预付给周作人的稿费从400元减为200元。好在他那久病的老伴已去世，否则付医药费会给他带来困难。周作人哪里知道，这次的减半，其实就是风暴的预兆。1966年6月起，停付周作人的预支稿酬。这项经济来源断绝后，周家就靠周作人长子周丰一夫妇的工资来维持。8月22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周家，砸了周母的牌位。到了24日早晨，红卫兵索性把房子统统查封，并将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树下，用皮带、棍子抽打。周家的后罩房正对着“老虎尾巴”——正房后身加盖的一大间屋子，当天晚上一批红卫兵就占领了这间屋子，以便监视周氏一家老少。于是，周作人只好蜷缩在后罩房的屋檐下，就这样过了三天三夜。幸而他们还有个老保姆，给他们做了点简单的吃食，悄悄地送来。及至下起雨来，周作人的大儿媳张菼芳便硬着头皮去找红卫兵。她央求说：“我们也不能老待在露天底下呀，好歹给我们个安身的地方吧。”这样，周作人才被允许睡在自家的澡堂里。不久，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作为“摘帽右派”，被揪回北图关进“牛棚”。半个月后，张菼芳目睹老人的凄苦，于心实在不忍，就向红卫兵求了情，算是在漏雨的小厨房的北角为老公公东拼西凑搭了个铺板床，让他卧在上面。

红卫兵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老保姆是15元，周作人是10元。他们向粮店打了招呼：只允许周家人买粗粮。周作人因牙口不好，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由于营养不良，又黑间白日囚禁在小屋里，他的两条腿很快就浮肿了。九、十月间，周作人曾两次交给张菼芳写好的“呈文”，叫她背着红卫兵交给派出所。两份“呈文”都很短，内容差不多，大意是：共产党素来是最讲究革命人道主义的。鄙人已年过八旬，再延长寿命，也只是徒然给家人添负担而已。恳请公安机关，恩准鄙人服安眠药，采取“安乐死”一途。也许他在万念俱灰中，还存着侥幸心理：希望驻地派出所的民警将他的问题反映上去。但希望是落了空，“请准予赐死”的“呈文”交上去后，就石沉大海。

1967年5月6日早晨，张菼芳照例给公公倒了马桶，为他准备了一瓶开水，就上班去了。这一天下午两点多钟，住在同院后罩房西端的邻居，偶然隔着玻璃窗往里看了看。只见老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姿势很不自然。他感到不妙，便赶紧打电话给张菼芳，把她从学校喊了回来。张菼芳奔回家后，发现82岁的公公浑身早已冰凉。看光景，周作人是正要下地解手时猝然发病的，连鞋都来不及穿就溘然长逝了。在当时的情形下，家属不可能把遗体送到医院去查明死因，只好匆匆销了户口，火化了事，连骨灰匣都没敢拿回来。文洁若《苦雨斋主人的晚年》，载《回望周作人——知堂先生》，孙郁黄乔生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出版。

• 〔61〕傅振伦《我所知道的傅斯年》，载《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 〔63〕欧阳修《秋声赋》。

• 〔64〕何兹全《忆傅孟真师》，载台北《传记文学》，第60卷第2期，1992年2月。

第七章　血染红土地

“独眼龙”被困五华山

西南一隅之地的云南，自抗战军兴，大批军政要员与学术文化界人士流亡至此，备受国人乃至世界瞩目。因了这一历史机缘与风云际会，云南省境特别是省会昆明，在血与火交织的抗战史上，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就此发生，而这一切又同云南当政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927年5月23日，号称“南天支柱”的老派军阀唐继尧呕血而亡，继之掌握云南统治大权的是另一位实力派军阀龙云（字志舟），至抗战胜利将近20年的岁月里，处于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一直掌控在号称“云南王”的龙云手中。〔1〕因龙云不是蒋介石拜把子的铁哥们和嫡系，云南省政府与蒋实际掌控的中央政府在许多方面矛盾不断。七七事变后，鉴于全国抗战热潮兴起和国难家愁，龙、蒋双方暂时保持了克制与忍让，龙云总体上维护了国民政府的权威和体面，蒋介石也顺水推舟，摆出一副友好的姿态对龙云，二者暂时相安无事。

位于昆明的唐继饶公馆。作者摄

随着抗日战争的进展，整个中国东部沿海土地尽失，处在西南边陲的云南，渐渐变为蒋介石接受美国军事援助的重要基地和国际交通要道，战略地位突显，人的精神气脉也随之牛了起来。时任军委会云南行营主任兼云南省主席的龙云昂头挺胸，不再听从蒋介石的摆布，开始依托天时、地利之便，在军事、政治等诸方面自作主张，经常与蒋作对，双方裂隙再开，矛盾越来越深。最让蒋介石不能容忍的是，1942年香港沦陷，龙云接收了大量由港岛撤出的“左倾”主义者，使云南变成了具有另类思想作风的亲共分子的庇护所和大本营，导致“昆明成为共产主义的温床”。在这个历史转折时刻国民党极为反感、经常煽动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制造群体性事件的罗隆基等辈摇身一变，成了龙云的坐上宾，开始在昆明指手画脚，四处招摇，煽惑众志，暗中闹了起来。而抗战时期迁往昆明的高校，自然成为另类主张者渗透的主要目标和联络据点。由于另类人士的鼓动串联，大批青年师生也开始趋向“另类”，由拥蒋反共的政治立场，慢慢向联共抗战、支持民主运动的方向转变，以致昆明出现了“民主堡垒”的时髦称谓。

龙云

珍珠港事变后，西南联大学生因陈寅恪下落不明，以及闻听孔家老少运洋狗等恶行，爆发了“打倒飞狗院长孔祥熙”的学潮。一开始，梅贻琦面对愤怒的游行队伍既不能阻止，又不便支持，焦急中打电话给龙云说明情况，希望得到对方谅解，不要派军警与学生发生冲突。龙云一听是倒孔反孔运动，不但未加怪罪，反而幸灾乐祸，颇有些鼓动意味地说：“学生游行是爱国行动，不要扰乱社会秩序就行了，如果你们不放心，我可以派宪兵司令和警务处长跟在你们队伍后面，以防万一。”〔2〕这样才有了联大学生大着胆子在街头游行高呼，而未遭一兵一警阻拦的奇事。让龙云想不到的是，他与梅贻琦电话中说的这些密语，后来被蒋梦麟带到了重庆并传到蒋介石耳中。蒋大为光火，在骂了一通“娘希匹”后，心中对龙云怨恨加重。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欲一举铲除共产党和延安边区政府，如果对延安用兵，就要严防后院起火，更不能容忍占据西南地盘的龙云继续和自己作对，遂下决心要在消灭共产党之前，先剪除这个阻碍党国军令、政令统一的已经发生癌病变、且向四周扩散的“毒瘤”。

早在1942年8月，杜聿明率中国远征军第五军残部归国，蒋介石不但没有对杜的惨败问责，反而将其擢升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警备总司令，〔3〕扩编后的第五军由杜的部下邱清泉指挥，协同防守昆明这一“堡垒”，同时暗中为剪除龙云这个滋生在党国身上的肉瘤作准备。

1945年8月10日，就在日本向中、美、英发出乞降照会的当天晚上，蒋介石于兴奋中紧急召见杜聿明面授机宜：“你先回去做解决龙云的准备工作，等日寇投降的事情处理后再待命实行。”〔4〕同时叮嘱杜除军事准备外，还要对云南的通信、交通及各机场作周密的布置，防止龙云逃跑。杜聿明按照蒋的指示积极准备起来。

抗战末期，当日本决定投降的时候，远东战线中国军队的战略反攻才初露端倪。广西方面，仅克复了全县至黄沙河一线；江西方面，国军正调集兵力追击赣江下游溃退之敌，日军刚刚退至丰城一线。因而，胜利之际，处理敌军受降及接收沦陷区的一切人员物资，就成为重庆国民政府迫在眉睫的第一要务。为防止中共军队趁机收编敌伪军并收缴其武器装备。10日晚，蒋介石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命令沦陷区地下军与伪军听候命令，准许伪军以赎罪机会，不得接受非经蒋介石本人核准的任何军队收编。

就在重庆军民为日军投降燃放鞭炮、饮酒作诗庆祝胜利之时，延安方面通过无线电波得知了消息。在这决定国共两党与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转折时刻，毛泽东、朱德等人以最快的速度确定了新的政治、军事目标。当天夜里，朱德以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命令：

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同盟国在波茨坦宣言基础上将会商受降办法。因此，我特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下列命令：

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

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

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收，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5〕

8月11日，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部又接连发布了六道命令，命令晋绥解放区贺龙领导的武装部队、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领导的武装部队、冀热辽解放区武装部队向内蒙和东北进军；命令山西解放区的武装部队肃清同蒲路沿线和汾河流域的日伪军；命令各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各地武装力量接到命令迅速行动起来。

蹲在重庆官邸的蒋介石见毛泽东、朱德等人已对敌伪军全面展开了接收行动，震怒中于当日火速下达了三道命令：一、命令国民党部队“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二、命令沦陷区伪军“应就现住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趁机赎罪”，非经蒋介石许可“不得接受任何部队改编”；三、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对日伪军“擅自行动”。〔6〕

8月13日，由毛泽东起草，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名义致电蒋介石，谓：11日的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7〕

“共产党发出命令招降伪军，此为吾人意想之事也。”〔8〕这是蒋介石侍从室高级谋僚唐纵8月12日在日记中发出的感慨。作为唐某人侍奉的主子蒋介石，更应料到中共反抗的态度，但想不到会如此激烈，且不顾自己一国领袖的体面，竟悍然叫起板来。盛怒之下，蒋介石与谋僚们迅速商定对策，决定电召延安毛泽东邀请赴渝商谈国是，谓：“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9〕

与此同时，蒋介石指派国民党军政大员在一周之内拿出复员计划，并以最快的速度派员驰往后方各大城市接收政权与财产。密令国民党嫡系部队向华中、华北地区集结，火速开往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各大城市与战略要地，接受日军投降和解除日俘武装，并设法阻止中共军队插手日军投降事宜。

8月15日，蒋介石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抗战胜利演说之后，即致电南京日本侵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指示六项投降原则，令其通令日军停止抵抗并派人至玉山接受何应钦总司令的命令。

8月16日，朱德致电蒋介石，提出中共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再次表示坚决地反对蒋介石的绝对错误的命令，继续命令所属军队向日伪军进攻。

8月17日，盟军统帅部发布第1号命令，指出：“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高级指挥官以及所有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10〕但中共军队向日伪军进攻仍未停止。

对于中共表现的强硬态势，蒋介石手下的军政大员方寸尽失，竟不知如何应对。据唐纵8月18日日记载：“冈村来电，派其副参谋长今井武夫为投降代表，并电称我国军在蚌埠、芜湖等各地袭击日军，请求制止。所谓袭击日军，便是共产党的部队。”在当天的日记中，唐纵于“上星期反省录”一节，列举了国民党最急迫的四条“要务”：

一、敌人最后的试练。敌人唱中日一体，大东亚共荣者八年矣，而今落得投降，因出于迫不得已……

二、我国最后之试练。大规模受敌人投降在我国历史上尚为第一次，不但受降的经验罕有，而遭遇的困难又重新揭起。这次受降的事，如果办得不好，将影响今后国际地位与国家盛衰治乱之机运。中共抓着了这点反抗政府，他知道政府投鼠忌器，故敢无所顾惜，如果把问题处理得好，国共的问题从此可以解决了。

三、失却宣传政策的失败。朱德在此次敌人投降事件上狂妄已极，乱发命令，抗拒统帅部，并且将荒谬电文擅发号外，宣传部对此毫无办法，既不敢检扣，又不敢不检扣，要请示总裁。如此小事，要请示总裁，要设部为何事，余诚不解。

四、……〔11〕

就在国共两党剑拔弩张、相持不下的纷乱争吵中，中国抗战胜利受降事宜在全国军民与全世界目光注视下拉开了帷幕。

8月20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抵达湖南芷江受降——整个中国战区受降工作由这里发端，随后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此次芷江受降，国军高级将领本着蒋介石“以德报怨”“与人为善”“不要企图报复”的精神，对已是胆战心惊、垂头丧气的日本小鬼还算客气，且表现出一种雍容文雅的“仁义之师”风度。被派往芷江商谈受降事宜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总代表今井武夫副参谋长等一行8人，面对中国政府显示的宽厚与得体的礼节，内心受到强烈震撼。后来今井武夫回忆道：“我深深感激中国军人对战败军使节那种令人怀念的态度，同时，并深深认识到这里面隐隐蕴藏着日本战败的原因。”〔12〕

就在中国军队于盟军指定地区全面展开受降之际，蒋介石于日理万机的紧张忙碌中，仍没有忘记躲在西南重镇昆明的龙云这个心腹之患，他不露声色地下令把龙云的滇系主力部队六十军和九十三军编为第一方面军，由云南地方势力的二号人物、滇军将领卢汉（字永衡）率领开往越南受降。〔13〕同时以军力不足为由，把驻防昆明的十九师龙绳武（南按：龙云的大儿子）部和暂编二十三师潘朔端部一并调去越南随卢汉受降。此次与卢汉一起赴越南受降的另有广东的第六十二军黄涛部，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十二军赵公武部、第五十三军周福成部、第九十三师吕国权部及荣誉第一师戴坚部，总兵力为五个军、四个独立师，计约20万人。各部分别由滇越，桂越边境的莱州、河阳、凉山、龙凭四路入越，定于9月21日以前到达北纬十六度以北的顺化、河内、海防地区集合。按国民政府军委会命令，凡入越受降部队名义上统归卢汉指挥，实际上卢汉能够指挥的只是滇军各部，至于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则负责暗中监视卢汉不得因后方有变而私自将军队开回云南的秘密使命，如发现卢部有可疑动作，立即以武力解决之。如此一来，龙云在昆明的兵力只有他二儿子龙绳祖名义上的一个暂编师，因一个团的官兵放假休养，实际兵力只是一个宪兵团和警卫营。中央军在昆明的部队由云南警备总司令杜聿明坐阵指挥，可调动的兵力有邱清泉的第五军全部、青年军第二〇七师、机场守备司令部四个团以及宪兵第十三团等四五万人的兵力。当卢汉毫无察觉地率领几乎全部滇军告别昆明入越后，蒋介石认为解决龙云的时机业已成熟，只待某个月黑风高之夜一声令下予以擒拿。

1945年8月28日，应蒋介石三次电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事关国家大计”的和平谈判。蒋介石一边敷衍着谈判事宜，一边着手谋划彻底解决龙云问题。为了保守机密和麻痹外界，9月27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等人由重庆悄然飞抵西昌作“短期休养”，住于邛海之岸西昌新村特宅。就在这处住宅里，蒋介石在苦心孤诣地构想如何对付毛泽东的同时，也在悄悄策划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事宜。密谋后，蒋介石亲自派空军副司令王叔铭携致杜聿明密信飞抵昆明，谓：“日内就要颁布免除龙云的云南军政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委员会参议院院长，最好一枪不发，保证他的安全，已令昆明空军归你指挥，如龙云不接受命令，即以各种火器轰击五华山。”〔14〕

10月1日深夜，蒋介石派人携手谕通知住在重庆的云南籍政客李宗黄，令其翌日飞抵西昌，面授云南省政府改组机宜。〔15〕

蒋介石与杜聿明合影

10月2日，蒋介石在西昌召开紧急会议，宋子文、陈诚、何应钦、李宗黄、关麟征等军政大员前往参加。会议决定：立即改组云南省政府，暂委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在蒋的心目中，卢汉并不是既可靠又合适的人选，但考虑到云南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加之卢汉又手握重兵，倘不以高官相安抚，很可能中途发生兵变。尽管有中央军暗中监视并随时以武力收拾，毕竟卢汉重兵在握，一旦动起手来，整个越南前线与西南半壁将陷入混乱，后果难以设想。为集中精力拔掉龙云这根眼中钉、肉中刺，根据孙子兵法所云“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只好暂时把一方捂住，许卢为省主席的宝座，以达到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之目的。

当天下午，王叔铭驾机载李宗黄、关麟征等人飞抵昆明，潜入岗头村防守司令部，将手令三件送交警备总司令杜聿明。内容为：

（一）免去龙云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本兼各职。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撤销，行营所属人员由中央统一安排。云南地方部队交昆明警备司令官杜聿明接受改编。云南省政府交卢汉接受，在卢汉未到任以前，由云南省民政厅厅长李宗黄代理。

（二）任命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

（三）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16〕

杜聿明闻讯，连夜召开集团以上军官会议，传达了三项命令，并作了军事部署。

在此前的1945年9月下旬，龙云的谋士曾建议其提防蒋介石解决他的阴谋，中共地下党南方局昆明方面的领导人华岗也暗中告诉龙“蒋介石对和谈诚意不够”，叫他提高警惕，以防万一。所有这一切，均没有引起龙云重视，更未作提防和应变准备。后来有研究者认为龙云过于天真，才导致兵变败北的下场，但在连绵战乱中成长起来的龙云，又何以会天真愚笨至此？真正的原因是龙云久在云南，且军政大权在握，在周围一片阿谀奉承中染上了沉沉暮气，才有了关键时刻不识时务地认为：抗战胜利了，毛泽东也到重庆会谈，全国已出现和平民主趋势，在这样的政治大气候下，蒋介石不会对他下手的错误判断。因了这一错误判断，便放弃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政治指导方针，结果最后落了个“一手抓，一手都不硬”，倒地不起的悲凉结局。

龙云的所谓“一手抓”，是：卢汉率部入越前，龙、卢二人有一个城下之盟。龙告卢：“如果后方有事，闻讯即火速回军。”卢曾信誓旦旦地答应入越滇军无论处于怎样不利的情况，遇到多么大的阻力和牺牲，也要即刻反攻回昆救援，不辱主公使命云云。这个秘密协议不是凭空构筑，而是有着坚实的基础。龙、卢关系密切，二人同是云南昭通彝族，皆出身农家，自小生活的两个村寨只隔一座小山包。龙、卢又是至亲（南按：卢汉夫人龙泽清是龙云的表妹），早年双双投军。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二人同甘苦，共患难，情同手足，亲如兄弟。既然有了如此亲密关系，又有秘密协议，在这样的前提下，龙氏才感到高枕无忧，对蒋的阴谋未加任何防备。想不到正当他迷迷糊糊沉浸在美梦中时，空军副司令王叔铭突然携密令驾机飞临昆明上空。从这一刻起，对龙云来说，可谓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了。

作为此次行动的总指挥，杜聿明怕按蒋介石指令，采取先礼后兵的战略，会引起一些纠缠不清的麻烦，很有可能贻误军机大事。于是他索性来个“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反其道而行之，先兵后礼，将这条“龙王”逼到干枯的绝地再作计较。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1945年10月3日凌晨2时，杜聿明步出大厅，望了一眼漆黑的夜幕，脸上露出一丝不易为人察觉的冷笑，转身下令所部开始攻击。一时间，枪炮齐发，昆明震动。正在家中熟睡的龙云突被枪炮声惊醒，猛地跳下床来，张皇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此时龙公馆的警卫发现公馆已被包围，还有大炮对准公馆大门，值勤的侍从副官飞快奔报。回过神来的龙云深知大事不好，匆忙穿上衣服，老鼠一样“吱溜”从后门窜走，然后毛腰弓背，悄悄绕过劝学巷、柿花巷等大街小巷，借着夜幕独自一人步行上了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在一片树丛中猫了起来。

昆明翠湖岸边高楼处即是五华山，现仍为云南省党政部门所在地。（作者摄）

未久，龙云之子、留昆滇军首领、暂编二十四师师长龙绳祖，闻讯率部封锁了五华山。另一滇军首领张冲也率部向五华山杀奔而来，意与龙绳祖部合兵一处共守省府。杜聿明部一看这阵势，遂以猛烈火力进攻昆明大东门，袭击五华山，并向已抢占北校场的龙绳祖部包剿而来。未战几个回合，龙绳祖军力不支，大部缴械投降。为速战速决，杜聿明指挥所部使用了大批美援武器如机枪、火箭炮、坦克车等重型武器，全力进击五华山。龙绳祖、张冲指挥驻防昆明各城门的宪兵一个团和五华山两个连的警卫部队拼死抵抗，因杜部火力猛烈，守军死伤遍地，不到一个时辰，守卫大东门城楼的宪兵队官兵全部战死。

炮火硝烟中，龙云如同一只受惊的野狐，悄悄爬出树丛，钻入五华山省政府大厅电报室，急促地命电报员向外拍发“戡乱”电报，称杜聿明叛变，围攻昆明城，令卢汉率领入越军队火速回攻昆明，同时电令省属各区专员、县长率领地方保安团、队，星夜兼程向昆明前进，实行内外夹攻，一举消灭杜部。当时云南各地的保安部队号称10万之众，龙云自恃这支力量可以与杜聿明部较量一番，决心在五华山固守待援。但由于此前他的通信设施大部遭杜部破坏或监视，很快与各方失去联系，龙云成为一只孤独的困兽，只能徒叹奈何！奈何！

3日清晨，龙绳祖残部已无力与对方交战，只好退入省府大厅四周固守。杜聿明怕继续强攻伤及龙云性命无法向蒋交差，下令停止攻击，派人把蒋介石“免去龙云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的命令送交龙云。龙氏看罢，当场骂蒋介石“独夫民贼”、“卑鄙无耻”等，而后把手令撕得粉碎踩入脚下，不再理会。

龙云被困五华山的电报发到西昌后，为稳住在越受降的卢汉，打消其回返救援的念头，蒋介石派王叔铭火速驾机飞往河内，将早已写好的亲笔信送交卢汉，信曰：

永衡吾兄勋鉴：

抗战胜利国家急需统一军令政令，为加强中央，巩固地方，特任志舟为军事参议院院长，调中央供职，以全志舟兄晚节。并委兄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委李宗黄为民政厅长，在兄未到任前，由李宗黄代理。盼晓谕所属，以安众心。并望在越受降事竣，来渝一叙。

顺颂勋祺。

中正手书10月2日〔17〕

10月4日，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以中国陆军总司令身份，再度飞至河内，名为视察受降情况，实则探视卢汉动静。此时的卢汉已得知昆明发生兵变，龙云凶多吉少，由于昆明方面的通信系统中断，无法继续联系，遂未作出立即回兵救援的决定。当卢接到蒋的书信后，知道这是蒋氏集团施行的稳军之策与缓兵之计，但面对省主席宝座的诱惑以及中央军在旁侧虎视眈眈的局面，卢汉左右为难，举棋不定，只有以“沉着、冷静，言谈谨慎”的态度静观其变，暗中作着下一步的打算。

被围困在五华山的龙云仍在深宅大院中，心怀侥幸地等待援军前来“勤王”，杜聿明派人进山劝龙云放弃抵抗，立即下山乘机飞往重庆就职，蒋介石也拍发电报催龙速去重庆，但对方仍置之不理，双方陷入僵局。蒋介石怕夜长梦多，急派何应钦飞昆劝龙云从速赴渝，何氏抵达昆明后，龙云拒绝其上五华山相见。无奈中，蒋介石只好改派龙云的好友、时任中国银行昆明分行行长王振芳，从重庆飞昆再次劝说对方认清形势，速下山飞渝，以免节外生枝，丧身于乱枪之下。龙云见大势已去，只好表示必须由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亲自来昆明，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才可去重庆受命。王振芳立即飞回重庆向蒋介石禀报。在这个短暂的空隙，龙云曾准备暗中率残部突出重围，到滇南调回在越南的部队进行反击。一直担任其守卫的张冲和儿子龙绳祖认为其计甚危，且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竭力劝阻，龙云遂打消了此念。

10月5日，宋子文飞抵昆明，登上五华山和龙云详谈并作了担保，龙云终于答应卸职，定于次日离昆飞渝。当夜，张冲建议龙云与随身卫士和宋子文等同机飞渝时，设法在空中劫机，强迫驾驶员飞往越南，借机脱逃。龙绳祖认为此计划仍过于冒险，一旦飞机失事，将同归于尽，此计方罢。龙云苦苦等候卢汉的反应已三天三夜毫无消息，在内外交困的绝境中只好仰天长叹一声，神色黯然地走下五华山，于6日午后同宋子文、何应钦、卫立煌等党国大员一道乘机飞往重庆。从草莽中崛起的一代名将，历数18年之久的“云南王”生涯，至此宣告终结。

云南省主席龙云被迫走下五华山，赴机场就重庆军事参议院院长职时在机场合影。前排自左至右：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行政院院长宋子文、龙云、卫立煌将军、云南省政府代主席李宗黄、杜聿明将军。

10月7日，宋子文陪同龙云去见蒋介石，蒋先说了几句略表歉意的话，龙云强按怒火，悲愤交加地对蒋说：“我在你的领导下服务很久了，自问对你、对国家、对地方都没有什么对不起的。改组一个地方政府，调换职务，这原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不采用正常方式，而用这种非常手段，未免过分，这样做，恐对国人留下不良影响。”蒋颇为难堪地解释说：“我的指示不是这样的，这是杜聿明搞错了，要处罚！”〔18〕龙云以身体不好为由，表示不能就参议院院长职，蒋予以慰劝。

龙云离开昆明后，杜聿明按蒋的指示着手改编滇军残部。10月15日，杜奉命赴重庆述职，蒋介石与其见面后，颇有兴味地询问了解决龙云的经过，对杜的果敢表示赞赏。之后又对杜说：“你解决龙云对国家立了功，可是得罪了龙云，你应该为国家背过，任劳任怨。我表面上先公布将你撤职查办的命令，以后再任你别的职务。”杜聿明很快明白了蒋的用意，立做慷慨激昂状，说道：“只要于国家有利，我个人不计较任何名誉地位。”蒋介石听罢颇为高兴，说：“你这样识大体，明大义，很好。就照我的命令办吧。不过因为照顾龙云的关系，处分你的命令要先发表。你明天就到昆明办理交代，18日就来重庆。”〔19〕

10月16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杜聿明在云南处置失当，着即撤职查办。调任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20〕此命令特别在《中央日报》以头条消息登载。两天后的10月18日，蒋介石再度签发命令，委任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仅仅三天的时间，杜聿明就从天上落到地下，又从地下升上天空。瞬间的升降沉浮，令杜总司令眼花缭乱，惊喜不已。想不到失去了一个小小的偏僻之地昆明城，却换来了整个东北地区的庞大地盘，天耶！命耶！或天命俱在耶！只是在兴奋激动之余，也正应了老子那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古话，杜聿明没有想到，不久的将来，整个东北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时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对守桥官兵所说的“尔等之坟墓”。随着杜氏与共军交战损兵折将退出东北，继之统率几十万大军在稍后的淮海（徐蚌）会战中全面崩溃，一代枭雄终于落了个兵败被俘的悲怆结局。此为后话。

李宗黄入主云南

就在蒋介石处心积虑铲除龙云这块心腹之患时，国共两党的谈判在名义上已取得了重大进展。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在重庆签订，并于12日正式公布。国民党同意和平建国基本方针，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以及承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共承认蒋介石的全国领导地位。

10月11日，毛泽东在国民党大员张治中陪同下离开重庆飞往延安，国共双方为时43天的和平谈判告一段落。

10月13日，蒋介石向各战区国民党将领发布密令：“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21〕蒋所谓的“剿匪”，自然是指围剿共产党部队，《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内战的导火索再次拉开。

就在中国大地硝烟骤起，国共两党操枪弄炮再度展开血战之时，在新一轮隆隆炮声与哀号哭喊声中，急不可待的西南联大师生提出尽快结束当前之局，三校分家，各自复员北上，早日回归梦牵魂绕，阔别八年之久的梦中之都——平津两地。继蒋梦麟之后出任西南联大常委的傅斯年，于1945年10月21日抵达昆明与梅贻琦会晤，并对联大作短暂视事，商讨学校复员北归事宜。按当时平津校园情形与国内险恶的局势以及交通状况，傅斯年与梅贻琦二人意识到此时北归绝无可能，至少还需要半年方可复员，因而决定下学期继续在昆明开课。

11月5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刚由东北抵渝的杜聿明，听取他派人侦察营口苏军司令已撤走，中共军队接收营口而不能在营口登陆的报告。对此，蒋介石明确指示：第一，先以两个军兵力从山海关打出去；第二，建立东北地方武力，按9省2市收编伪军11个保安支队协助国军防务；第三，委派9省2市11个军事特派员，深入各省市发动敌伪残余向中共控制区扰乱。《双十协定》可当做手纸扔进小壕湾儿，指挥所部进攻共军所控制辖区。随着一连串密令发出，内战规模进一步扩大。为此，在延安的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中国人民被欺骗得已经够了，现在再不能被欺骗”，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22〕

11月16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军事委员会议，并作了题为《剿匪战术之研究与高级将领应有之认识》报告，称要“建立必胜信心”，并加紧调兵遣将的步伐。一时间，全国范围内用于围困、进攻共产党部队的国民党正规军已达80多万人。

就在蒋介石调兵遣将的同时，中共方面以林彪为总司令的东北民主联军组成，人数约10万人，3个月后增至50万人。国共双方各不相让，交火不断，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

11月19日，重庆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成立，消息传到昆明，各校学生反应强烈，蠢蠢欲动。中共地下云南省工作委员会抓住时机，决定立即出马，悄悄地潜入校园，暗中支持学生运动。此时的西南联大三个常委均不在校，张伯苓一直是名义上的常委，常驻重庆，对联大事务很少过问；梅贻琦正在北平接收清华校产，为学校复员作准备。傅斯年正满头大汗地穿行于北平与重庆之间，忙于北大复员事务。梅贻琦离昆之时，按照老规矩，把校务交与清华的二号人物叶企孙代理，而叶氏是位办事低调，不喜声张，更不乐意多管闲事的理科教授，在三校即将复员之际，名义上是代理常委，实际只是勉强维持大局而已。想不到就在这个空隙，蒋梦麟离职前所担心的学潮爆发，震惊中外的血案发生了。

11月24日，云南省民代主席政厅长李宗黄，警备总司令关麟征根据谍报人员及军警情报部门的报告，得知“联大等四大学校之奸党分子，拟于明（廿五）日召开时事讨论会，并欢迎各界参加，许自由发言，其目的为举行签字反美游行示威，要求组织联合政府事情”等。〔23〕李、关等人闻讯，紧急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制定堵截方案，随后在学校和新闻媒体张贴、登载布告：“凡各团体学校一切集会或游行，若未经本省党政军机关核准，一律严予禁止。”〔24〕同时强迫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以礼堂装修为名不借给会场。组织演讲的学生自治会见状，只好改在联大图书馆前的操场进行。云南地方当局得到情报，见无法压制，乃决定派人暗中操纵会场，防止学潮爆发。

11月25日晚，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等四校学生自治会发起的反内战时事演讲会，于西南联大图书馆前草坪上如期举行，会议特地邀请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尚钺、闻一多、杨西孟等教授发表演说，到会师生6000余人。学者们相继登台慷慨激昂地发表意见，呼吁制止内战，强调“内战必然覆灭中国”，“中国需要建立联合政府，要进行和平建国，督促美国迅速从中国撤兵”，“撤换赫尔利、魏德迈”〔25〕云云。

军警进入西南联大校园对集会师生进行恐吓

当几位教授正讲得面酣耳热之际，国民党中央军驻昆明第五军邱清泉部悄悄包围了联大校园，并发射机关枪与小钢炮进行威胁恫吓。一时间，围墙外枪声大作，子弹尖叫着划破夜空，会场出现骚乱。正当师生茫然四顾、不知所措时，会场照明电源突然中断，操场一片漆黑，人群开始散乱。在会场即将崩盘的时刻，早有防范的组织者把事先准备的汽灯点燃，总算稳住了阵脚，经此一折腾，师生们情绪激动，心怀怒气继续发表演讲。未久，人群中突然蹿出一个短衣打扮的人跳上主讲台，自称“王老百姓”，呼曰“刚才主讲人所言纯是胡说八道，国内局势当系内乱而非内战，无须诸位在此煽风点火，扰乱民心，如此之内乱，党国领袖自当设法予以平息”云云。〔26〕有人突然认出此人并非什么“王老百姓”，实乃驻昆明的中统特务头目查宗藩是也。想到墙外的枪声和断电等突发事件，一定是这帮军警特务暗中捣乱所为。于是，群起激愤，一片喊打，查宗藩看事不好，老鼠一样缩身弓背钻入人群，趁着短暂的混乱溜之乎也。特务们施尽招数而不能奏效，黔驴技穷，只能眼看着师生们继续演讲下去。当学生们高唱着《我们反对这个》的反内战歌声于夜半散会时，突然发现校门口已被国民党军警封锁，门外军警如麻，枪炮林立，冰冷的刺刀在星光惨淡的暗夜里发着瘆人的寒光，架在墙头屋檐的机关枪正对准路口，不准外校师生通行。夜色沉沉中，军警们传出口令，如有胆敢外出者，格杀勿论。面对如此凶妄并带有血腥味的气焰，师生们不知如何是好，现场一时出现混乱，漆黑的大地人影绰绰，前拥后挤，一位女生被挤倒在地踩成重伤哀哭不止。数千人在深夜的寒风中踯躅、抖颤，激愤中有人高呼以罢课相抵抗，于是群起响应，仅联大学生当晚签名罢课者就达700余众。直到凌晨两点多钟，外校学生才陆续自农场小路经云大后门入城。

第二天，昆明《中央日报》刊出了中央社题为《西郊匪警黑夜枪声》的消息：

本市西门外白泥坡附近，昨晚七时许，发生匪警，当地驻军据报后，即赶往捉捕，匪徒竟一面鸣枪，一面向黑暗中逃窜而散。

据当时的新闻从业人员沈沉回忆，经他事后调查了解，先是由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宣传人员炮制了这则消息，经总司令关麟征过目并同意后，指派少将处长宋文彬亲自送到中央社和云南通讯社，饬令立即转发各报社刊登。这则消息一经刊出，再度激怒了昆明各校师生，认为这是地方当局为掩盖昨晚的罪行而编造的谎言，以莫须有的“匪人匪事”影射中伤当夜在联大操场集会的师生。盛怒中的学生决心以罢课表示对当局制造这一系列行径的抗议。于是，在整个昆明处于老大地位的西南联大学生率先行动，纷纷签名罢课。继而老二云南大学、老三中法大学，外加英语专科、昆华工校、昆华农校等18所大中学校相继罢课。到28日，罢课学校达到31所。昆明学生自治联合会眼看学生们大规模闹将起来，且来势汹汹，气焰高涨，潜伏于校园的中共地下党人暗中鼓动指导，火上浇油，趁机组成了昆明市大中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简称罢联），选举联大、云大、中法大学、昆华女中、云大附中等五校为罢联常委，并发出了措辞强硬坚挺的“罢课宣言”。——一场规模浩大的学潮如同荒原上的熊熊烈火，在冬日的西南边陲燃烧起来。

一个月前，当气数已尽的龙云走下五华山，被迫飞往重庆后，处于大军围困中的昆明城始解除戒严。连日来惊恐慌乱的市民于迷茫中买来报纸一看，只见头版大字标题为：“龙院长今日飞往重庆就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职，云南省政府主席将由卢汉就任，在卢汉未到昆明之前由新任命的民政厅长李宗黄代理。”

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许多人以复杂伤感的心情在庆幸“老主席没有被乱枪乱炮打死”的同时，对李宗黄卷土重来且代理省主席一职表示极大的愤慨。李是云南鹤庆人，属于蒋介石的铁杆追随者，江湖上人送外号“黄狗”或“黄鼠狼”。1927年国共决裂，蒋介石挥刀“清党”时，刚刚成为新生代“云南王”的龙云，感到椅子尚未坐牢，不情愿开罪共产党人为自己的统治添乱。对蒋的命令，常常故意拖延或拒不执行，一切全看对自己在云南的统治是否有利而决断。正是处于这样一种天时、地利、人不和的特殊条件，在蒋介石下令“清党”最初的几个月里，云南的中共组织没有受到重大打击。而这年的8月，中共率领军队公开在南昌发起暴动，对国民党打响了第一枪。蒋介石于震怒中，下决心集中精力剿灭中共组织和军队。为了挟制龙云势力，经过反复权衡，特别委派自己的铁杆弟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事、陆军中将、云南籍的李宗黄赴昆“协助”龙云“清党”。李氏到昆明后，以朝廷监军的身份手摇上方宝剑，挟“龙王爷”以令诸侯，依靠云南国民党右派势力，私自成立了一个人数庞大的手枪队，专门用来缉拿追捕枪杀共党分子和追随者，四处进行白色恐怖活动。慑于李宗黄咄咄逼人的气焰和心狠手辣的剿共手段，大多数共产党人都离开昆明跑到乡间蛰伏下来不敢露头。时有昆明成德中学一共青团员学生名叫梁元斌者，在崇高的无产阶级思想光芒和革命热情激荡下，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革命加拼命精神，并不把李的手枪队放在眼里，坚持向当地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千条万绪，归根一条就是“造反有理”，等等。当一次在昆明武成路再度向过往群众宣传演讲时，被李宗黄部下特务跟踪监视。梁氏发现张着机头的枪口瞄上了自己的脑袋，才蓦然意识到对方的“花生米”大大地有，而自己肩膀上的肉球只有一个，一旦弄掉，再难生矣。惊恐慌乱中，梁元斌转身撒腿逃奔，当跑到一个小巷时，李的手枪队扣动了扳机，梁中弹身亡。

血案发生后，中共云南地下党人暗中指挥追随者与当地群众抬着梁氏的棺材和血衣在昆明街头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李宗黄！”“惩办杀死梁元斌的凶手！”等口号，同时派代表到五华山向龙云请愿。龙云本来就对蒋介石心怀不满，更对李宗黄骄横跋扈的做派和不把自己这位“云南王”放在眼里而恨之入骨。如今见血案突发，民众抬棺而来，不胜狂喜。他意识到扳倒李宗黄，将其扫地出门的有利时机业已来临，遂强按心中的兴奋，在接见代表时先是以猫哭耗子状对青年学生梁氏的遇难表示悲痛，而后又摆出大义凛然状，表示支持群众的倒李行动，优抚梁氏家属等。此举给风头正健、耀武扬威的李宗黄当头一棒，而这一棒竟致李氏倒地不起。只有到了此时，李宗黄才深深地体会到：在云南这块地盘上有龙阎王坐阵，就没有自己这个小鬼掌控政局，随意把共党分子往鬼录上登载的权力。眼看自己翻身对抗无望，李氏思前想后，只好怀揣大丈夫不争一日之短长的远大志向，伏首认输，于悲愤交加中放弃云南，卷起铺盖灰头土脸地回到南京中央党部蛰伏下来潜心修炼，等待日月变换，天地改色的时机再杀一个回马枪，以扳倒龙云，做一个实实在在的诸侯王。想不到在他苦苦等待了18年之后，机会终于眷顾了他。

性格狷介但颇爱好舞文弄墨、扬风扎猛的李宗黄晚年有几部著作问世，其中在撰写的回忆录中，不厌其烦地叙述蒋介石决心除掉龙云而让自己取而代之的细节。按李氏的说法，1945年7月16日，他在重庆被召到蒋介石官邸听命，蒋说：“志舟行为特殊，连年阻挠抗战，我都念在他的前功，曲予优容。可是长此以往，对他过于纵容，恐怕他自己也难以善始善终。所以现在决定请伯英（南按：李宗黄字）兄回滇，接任他的云南省政府主席和省党部主任委员两职，假如志舟能够听命，那就调他到中央来另畀职位，否则就应给予他相应的制裁。关于这一件事，伯英兄有什么意见？”〔27〕

李氏见蒋突然说出这番话，热血“嗡”的一下涌向头顶，顿时惊喜莫名，百感交集。但他毕竟是混迹官场多年的老手，很快又冷静下来，不露声色地答道：“宗黄恭谢总裁栽培，可宗黄才薄力微，难以担当如此大任，一旦贻误军国大事，悔之晚矣。就宗黄本人看来，省府主席一职，宜考试院副院长周惺甫先生出任，宗黄可任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之职。”

蒋介石听罢，稍愣了一下，随后模棱两可地说：“也好，伯英兄不妨问一下周惺甫，听听他的意见。如果他能让志舟引退，就让他来维持现状，稍过时日之后，再由伯英兄接任也可。”〔28〕

李宗黄所说的这位周惺甫即周钟岳，号惺庵，云南剑川县人，白族，1876年生，自小有神童之誉，屡次参加考试均拔头筹。据说他在家乡读书时，当地一个土匪在剑川西南石宝山被乱枪打死，土匪的同伙估计与周钟岳家族有关，但又找不到确切证据，土匪们咽不下这口气，便想出一个办法，专程派人请周钟岳的父亲周之炳为亡者写一副挽联。周之炳乃清末秀才，喜诗文、善书法，在剑川一带颇有名气，对土匪的弦外之音心知肚明，于是感到左右为难。这挽联是写还是不写？如果不写，后果明摆着，土匪们将以此事寻衅滋事，借机报复。而写，又写什么呢？阿谀奉承不是自己的性格，且周氏家族与当地百姓也不会答应。反其道而行之，内含讽刺甚至斥骂之语，正中土匪设的圈套，后果不堪设想。

正当老秀才左右为难，与几个文朋诗友在家中厅堂叽叽咕咕反复议论筹划而不得要领时，周钟岳放学回家旁听此事，瞪着小眼，脱口道：“这有啥难的，写就是了。”周之炳刚要为儿子的冒失而呵斥，身旁一老秀才和颜悦色地道：“说得轻松，你写一副我看看？”周钟岳并不顾父亲的脸色，走进书房泼墨挥毫，很快写就拿了出来。只见上面写着：“生死由天定，功过后人评。”横批是“呜呼哀哉”。众人一看，既惊且喜，老秀才周之炳也认为此联真是绝妙，透出儿子的非凡智慧，神情大振，拿起笔来挥洒而就，打发人送到土匪摆设的灵堂处。匪众们集中起来琢磨了半天，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借机报复的事也只好作罢。因了这副对联，周钟岳的神童之名远播四方，并在当地民间长久地流传下去。

1904年，周钟岳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07年回国，执掌云南省教育厅大印。辛亥革命后出任云南都督府秘书长、滇中观察使。1915年随蔡锷组织“讨袁护国军”。1919年任云南省代省长。1921年，任云南省省长。1927年因局势动荡而辞职，返回剑川静观待变。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国府委员，考试院副院长。李宗黄如是说，一是在蒋面前略示自谦，表明自己的风度和政治雅量。同时也吸取了以往在昆明的教训，看中了周的资历和在云南官场的老底火，想暂时找个依靠扶持一时，当各派势力安静后自己再设法登台亮相。蒋介石心知肚明，顺水推舟，李宗黄得令后很快找到周，传达了蒋的意见。久经官场的周钟岳听罢，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替别人垫背的圈套，加之对李的为人处世尚无好感，乃断然拒绝。

7月21日，蒋介石再次召见李宗黄，李把与周钟岳的谈话结果和盘托出。蒋见周如此狗坐轿子——不识抬举，遂冷冷地说：“既然如此，那就仍然由伯英兄回滇主政，等到我一切部署就绪，即日成行。请伯英兄严守秘密，积极准备。”〔29〕

眼看大事将成，只迈一步即可登上省主席的宝座，李宗黄惊喜交加之情可想而知。想不到世间风云变幻难测，此事中途横生枝节，令李的大梦成了亦真亦幻的浮萍。抗战胜利后，卢汉带大军赴越南受降，因怕引起兵变，也为了暂时稳住龙云在滇的旧势力，蒋介石在幕僚策士们的建议下，突然改为卢汉接替龙云做省主席，李为代主席。对此变故，蒋对李的解释的是：“因为国军全面反攻即将全面展开，卢汉将随何总司令率部反攻，云南方面，在此过渡期间，我想暂以卢汉负云南省政府主席的名义，而以伯英兄任民政厅厅长兼代主席，到了相当的时间，再为伯英兄真除。这样的做法，对于政略的运用上不无裨益。”〔30〕

蒋的意图很明确，龙云手下的头号干将卢汉做省主席只是一个“过渡”，并非长久之计，李需要暂时隐忍，到适当的时间再予以“真除”。也就是说等到国军受降结束，局势稳定，卢汉大军开赴东北，云南潜在的危险度过之后，再设法免去卢汉之职把李扶正。因了蒋介石的这个许诺，李宗黄才全力以赴助蒋赶走了龙云，自己轻装便捷，急不可待地来到昆明出任了省民政厅厅长、省党部主任兼代省政府主席之职，以待蒋介石不久为之“真除”。从李宗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当时他完全相信蒋的话是真实可靠的，后来也没产生过怀疑，因为卢汉不是蒋的嫡系，而自己却是其铁杆的心腹。

早在国民党“一大”时，李宗黄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但几十年打拼苦斗，却一直没有做过封疆大吏和取得过一方诸侯的实权，眼看快奔六十岁的时候，终于有了出头之日，其兴奋激动之情自非一般政客和普通人所能领会。由于李心中怀揣着“云南王”的梦想，且头一次暂时充任掌控实权的封疆大吏，自然非常看重在这两个月代理的“政绩”。而政绩最能体现的就是临行前蒋介石授意他的“回云南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除‘三害’”。〔31〕蒋所指的“三害”，即民主堡垒、学生运动与龙云旧势力。由于李宗黄在昆明各派势力中名声不佳，自然引起许多人的厌恶，而云南各高校一些中间派师生对李的所作所为与傲慢狂妄之态也表示了同样的反感。在这种境况下，李宗黄与当地各方势力的冲突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一二·一”惨案

登上临时“封疆大吏”宝座的李宗黄，本来就极端厌恶龙云旧势力及其纵容民盟等亲共分子的做法，再加上其本身性格桀骜不驯，用他的说法就是“为人刚直耿介，作风大刀阔斧”、“有永远不为恶势力低头的革命精神”。〔32〕这就导致李氏在学潮事件中始终保持着一种激烈的心态，即“奸党”阴谋分子愈是鼓动学生闹事，我李宗黄就愈是要同他们对着干！即使到血案发生之后，李氏也依旧刚愎自用地认定：学潮的发生根本就是冲着自己这位临时省主席来的，是龙云的旧势力勾结共产党意欲阻止其掌控云南军政大权，是一种故意捣乱滋事的流氓行径。因此，上台伊始，为了表现忠党忠蒋之心，把可能发生的反政府学潮扼杀于萌芽之中，李宗黄一开始就决定采取严厉的处置措施，并联合昆明警备总司令关麟、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动用军队、警察、特务和国民党党团骨干，采用破坏加恐吓的双重伎俩，使大多数师生心生畏惧，知难而退。25日晚，当学生们把会场改在联大图书馆前草坪上继续进行演讲之时，李宗黄即下令手下党徒特工人员按预定计划轮番上阵进行反制，并说服邱清泉出动第五军官兵，以枪炮齐鸣的激烈措施扰乱示威，达到恐吓学生，使对方不敢外出游行的目的。

后来有研究者分析，当晚李宗黄与关麟征等人的确最怕学生们冲出校园游行，而一位西南联大的教授事先曾告诉过李，这种校园集会属于正常的活动，一般要到深夜才会结束，根本不可能发生深更半夜高举灯笼火把在大街小巷游行示威的事情。但神经高度敏感与警觉的李、关等人则坚决地认为，此说只是不谙世事与政治斗争之常规的书呆子或愚夫之见，不足为凭，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谍报人员截获的关于延安与昆明遥相呼应的秘密情报。〔33〕

正是这种自以为是并有些神经质的固执己见，与以武力为后盾、天马行空的所谓“反制措施”，激起了各校学生强烈反弹。本来已取消游行计划，更不曾想过罢课的学生们，反而在经历羞辱和极度义愤中，于第二天开始掀起了要求“取消禁止集会游行非法禁令”和“保护言论及身体自由”的罢课风潮。

就在罢课风潮形成狂涛巨浪，大有决堤之势的关键点上，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闻风而动，先后发表了昆明“罢联”草就的《告全国同胞书》等言辞激烈的檄文。《新华日报》更是慷慨陈词，发表社论，指出“这几项要求实在非常温和而合理”，当局的做法实在过于霸道与蛮横云云。此后，罢课风潮瞬间呈滔天之势决堤而出，开始向昆明之外的广大地区奔腾蔓延开来。

学潮骤然升起，如平地突起惊雷，令云南当局措手不及。此时的李宗黄等人不仅不为自己不当的处置检讨并采取补救措施。相反，他们坚信自己的行为乃切实的“反奸党”斗争，是忠于党国和领袖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的光辉写照，是领袖意志与思想决策的忠诚执行者。早在抗战胜利前夕，当得知昆明部分学生受中共地下党的暗中操纵，公开跳将出来呼吁组织联合政府时，蒋介石就向教育部发出密令，毫不含糊地指出：“我国八年苦战，军民牺牲，历尽险阻艰难，始获奠定抗战最后胜利之初基。今反攻即将开始，而存心破坏抗战之阴谋分子，见胜利在望，乘机思逞，散播谣言，假借名义，肆其煽惑，尤其对于学校青年鼓动利用，无所不至，冀欲酿成学潮，扰乱战时秩序，以削弱抗战力量。政府维持法纪，捍卫治安，责无旁贷。如各地学校学生有甘心受人利用破坏秩序发动学潮者，政府即视为妨害对敌作战、阻挠抗战胜利之祸国行为，必当予以断然严厉之处置，决不稍有姑息。”〔34〕这里所说的“断然严厉之处置”，自然就如同捕捉造反闹革命的阿Q一样，“咔嚓”一声砍头的意思。在蒋介石看来，非动用如此激烈之手段，不足以阻挠“祸国”之行为，平息各地汹涌而起的学潮。

崇尚武力并以武力解决学潮，对蒋介石而言，业已成为一种惯例。无论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兴起的学运，还是西安事变前的学潮，最后关头蒋氏都主张不惜以武力处置，诚如蒋在西安事变之前对张学良所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35〕作为党国领袖所采取的严厉“反制”手段，无形中为国民党高层一些要员做出了“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种思维惯性作用促使下，身在昆明的李宗黄认为，正是25日晚当局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才有效地阻止了“奸党分子”的计划，“使其不能达到开会游行的目的”。对于后来罢课风潮的发生，他认为这是“奸党分子”在捣乱失败之后又一次有组织的反扑。地方当局对待这次反扑，必须采取“严厉措施”来加以反制，达到令其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目的。

11月27日下午，李宗黄再度找到关麟征、邱清泉等军事将领和特务头目在省党部召集会议，决定针锋相对，组织一个反罢课委员会，由第五军军长邱清泉任总指挥，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张濯域为总干事，罢课委员会下设情报、行动、破坏、对抗等各组，各组组长皆为国民党、三青团、军队政工人员、宪兵头领与特务骨干分子构成。另外由云南大学学生、三青团云大支部书记纪廷琛；联大学生、三青团联大分团书记蔡麟笔等人为联络员，负责收集校内情报，随时向当局汇报并做内应。此次李、关等提出了明确的行动纲领，要“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以行动对行动”，不惜一切力量压制“奸党”宣传，组织大量党团同志展开反制行动，使“奸党分子”不能顺利集会和游行。如果学生们坚持罢课、游行，破坏秩序，将会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直至“开枪”“不惜流血也要压制这次学潮”。25日晚，那个曾自称“王老百姓”的特务头领查宗藩，在会上更是神经兮兮地煽动说：“现在党国处于危机之中，党员要忠于党国。联大学生都是共产党，我们要去打死他们。”〔36〕一时间，整个省党部会议大厅人声鼎沸，情绪激昂，弥漫飞溅着一股呛人的血腥气味。

会后，关麟征向蒋介石拍发了密电，报告25日晚昆明四所大学举行时事讨论会，已派党团工作人员参加操纵会场。26日联大学生开始煽动罢课，主张“组织联合政府，停止内战，在华美军撤退，言论及集会自由等项，并勾引裕滇纱厂工人，有掀动罢工扩大全昆明罢课并大举联合游行示威举动”等情况。请示：“除竭尽各种方法严密防范外，如反动情势扩大，实行游行示威，加倍诋毁政府与钧座应取何种态度对付？”〔37〕

行动计划很快密报重庆，蒋介石侍从室得到关麟征的电文后，即交由次日官邸党政军汇报会处理。会议作出“教育部派人前往劝导复课，如开导无效，即不惜解散；并决定改组党政军会报机构，以为应付时局指挥机构”。〔38〕但公文尚未按程序走完，就爆发了“一二·一”惨案。

在李宗黄的指使下，从11月30日起，被组织起来的云南省党部和省各支团部职员、军官总队与驻昆第五军所属分校学员，以及部分特工人员，开始在昆明市区各街道通衢，与出校宣传的学生发生肢体冲突，并有部分党团人员进入校园强行捣毁义卖桌凳、撕毁标语，高呼“打倒共产党”之类的口号，对敢于与之争论的学生则用拳头加耳光伺候。此时学生们尚不知国民党高层已有了“不惜流血也要压制学潮”的密令，当有人问特务为什么行凶打人时，特务们竟瞪着眼反问道：“我为什么不打？打一个大学生有八万元，打中学生有四万元的奖赏。”〔39〕言辞中透着蛮横凶妄，无理可论的气焰，当日有十余名学生被打伤或被刺刀穿伤，其中包括联大教授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鹤。被打得晕头转向，天旋地转，感到气氛不对的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指示下，回到学校，紧闭校门，不再外出，在校园内罢课以示抵抗。面对此情，生性刚愎自用的李宗黄表现出比职业军人关、邱等还要强硬的姿态，竟赤膊上阵，操纵便衣军警和特务冲入学校，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暴力行动。

12月1日上午9时左右，根据预先布置，由李宗黄及助手李耀廷把省党部各科室与市县党部的助理干事，以及调统室的便衣特务集合到大礼堂前面的空地上，准备向学校全面进攻。行前，李宗黄亲自训话，并为党徒们打气说：“过去我在昆明办党，学生们也闹事，打到门口来。当时，我手下的干事宁伯晋他们就不怕，他们也打了出去。现在，他们又向我们进攻了，这是大家效忠党国的大好时机，我们要以宣传对宣传，以流血对流血，进行还击。”〔40〕

当受到蛊惑的大批党团人员准备出发时，李宗黄仍不放心，吩咐省党部守卫大门的卫兵长，将所有卫队枪支上的通针和刺刀收集起来，交给党徒，藏匿身边以做凶器。见通针刺刀不够分配，李便命令党徒各自收集攻击与防身器具。于是，省党部内，厨房里挑水的扁担、盛水的木桶、炒菜的勺子、烧火的木棍、炸油条烤羊肉串的铁钎、打扫厕所的拖把等都被收集而来用于行动。待党徒们各自手中均有攻击的家伙，李宗黄巡视一过，方命令亲信杨灿率队跑步至如安街三青团团部的行动指挥所，与等候在那里的军官总队学员等军人、特务联合一处，杀气腾腾地向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联大新校舍、联大师范学院、联大附中、昆华女中、南菁中学学校杀奔而来。

“一二·一”惨案四烈士。左起：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引自《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史》）

因有李宗黄背后撑腰，几百名党徒、军人、特务精神亢奋，呼呼隆隆地冲入学校后，见人就打，见物就砸，有自视勇猛者竟公然投掷手榴弹进行轰炸，仅片刻工夫，联大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及20余名学生被打翻在地，嗷叫不止。其时正从联大门口路过的南菁中学教员、退伍军官于再，不幸被一暴徒拉响的手榴弹当场炸倒，后送医院不治而亡。〔41〕当日12时左右，在三青团云南支团部秘书兼宣传股长周绅率领下，四五十个特务强行攻入联大师范学院，在院中投掷手榴弹。师院学生人少势寡，猝不及防，见对方来势凶恶异常，于混乱中只好从食堂窗户爬入窗外的昆华工校求援，待与昆华工校同学联合后，即从窗户复入师院以石块木棒进行绝地反击，这一行动竟将大批特务击退于校门之外。只是大门刚刚关闭，又被后续的大批党徒攻破，并从门外投入手榴弹两枚。烟雾腾起，响声过去，联大师范学院学生李鲁连当场被炸翻在地，有学生冒着生命危险将李救起急送云大医院抢救，途中复遭暴徒拦截毒打，李鲁连登时气绝。另一位女学生潘琰胸部被手榴弹炸伤，手指被弹片削掉，浑身是血倒在地上痛苦呻吟。一暴徒见状，兽性大发，举起手中带尖的铁棍，照其腹部猛刺三棍，潘昏死过去，送医院后气绝身亡。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被手榴弹炸伤头部，倒在师院大门的石槛上不能动弹，一特务上前举起木棍照头部猛力打砸，黑红的血液顿时从张的右耳流出，红色之上漂浮着白色的脑浆，而“脑浆和血液已混在一起，业已无救”，〔42〕当场丧生。被手榴弹炸成重伤的还有联大学生缪祥烈、昆华工校学生李云等十余人，缪被炸断一条腿，虽侥幸保住性命，但不得不将断腿锯掉，落了个终身残疾。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昆明“一二·一”惨案的大体经过。有些巧合的是，惨案发生的当天，卢汉已经回到昆明并正式接替李宗黄出任云南省主席一职。于是，昆明与重庆之间再度风生水起，陷入了一场派系复杂，身份隐秘，各为其主，合纵连横，剪不断，理还乱的大争斗。

注释

• 〔1〕龙云（1884—1962），原名登云，字志舟，云南昭通炎山乡人，彝族。1914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后为滇军统帅唐继尧部将，参加讨袁（世凯）护法斗争。1922年任靖国军前敌司令、军长，滇中、昆明等镇守使。1927年与胡若愚等发动“二·六政变”，推翻唐继尧，改组省政府成功。后又击败胡若愚等部，成为独霸一方的实力派人物。相继任云南省常务委员会主席、38军军长、云南省政府主席、13路军总指挥、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滇黔绥靖公署主任。抗日战争时期，组织滇军第58军、第60军参加中原抗日，后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陆军副总司令、昆明行营主任等职。在任省主席期间，秘密参加民盟，支持民主运动。1945年10月，蒋介石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龙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1948年底摆脱蒋介石的软禁与监视秘密至香港，1949年8月13日在香港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的认识与主张》声明，宣布与蒋决裂，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渡江战役后，与担任国民党云南省主席的卢汉联系，推动云南起义。1950年到北京，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际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民革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在北京去世，享年78岁。

• 〔2〕《精神的雕像——西南联大纪实》，李洪涛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 〔3〕杜聿明（1904—1981），字光亭，陕西米脂人。1924年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参加过北伐战争。1932年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副师长。1933年3月，率第二十五师参加长城抗战，给日寇以沉重打击。1937年负责创办装甲兵团，为国民党军第一任装甲兵团团长。1938年后，装甲兵团先后扩编为第二〇〇师，第十一军，改番号为第五军，杜升任为军长。1941年率部参加远征军赴缅甸作战。1942年8月回国，升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派往东北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中将司令。曾统率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中与中共军队对垒。后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中被解放军俘获，后被定为战犯，送进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与其他陆续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共同进行改造。1959年12月被特赦释放。1961年3月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1964年被特邀为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1981年5月病逝于北京。

另，据已披露的材料显示，杜聿明作为第一批国民党要犯特赦，与他的女婿杨振宁（夫人杜致礼）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有很大关系。杨振宁与李政道作为华人首次获诺贝尔奖，在国共两党之间震动很大，双方皆派人通过不同渠道赴美，争取二人为台湾或为大陆效力。正是杨的获奖，使杜在被俘改造的国民党将领中作为第一批率先走出监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天祥第23代孙、毛泽东的表弟（文的姑姑文七妹是毛泽东的母亲）、黄埔四期生（与林彪同班，文担任班长）、徐蚌会战时国民党军中将代参谋长文强，被俘后与杜一起作为战犯在监狱关押长达26年半之久，直到1975年3月才作为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获特赦出狱。

• 〔4、6、7、9、10、14、16、17、19、21〕《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央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5〕《蒋介石在挑动内战》（注释），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 〔7〕《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 〔8、11、38〕《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下），唐纵著，群众出版社1991年出版。

• 〔12〕李继锋《抗战回望》，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出版。

• 〔13〕卢汉（1896—1974），原名卢邦汉，字永衡，云南昭通炎山乡人，彝族，二级陆军上将。卢是彝族奴隶主等级吉迪家族的后裔，其父卢元达，曾捐过一个游击。卢汉在家中排行居长，幼年曾在村里上私塾，后到昭通县立学堂读书。1911年辛亥革命后，随只有一山之隔的表哥龙云一起走出家乡，投入滇军当兵。1912年，卢汉以准尉级军衔被保送入云南讲武堂第四期步兵科学习，1914年毕业后回家探亲，与龙云的表妹龙泽清结婚。回部队后，曾历任国民党军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第60军军长，参加台儿庄战役，后任第13军团军团长、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抗战胜利后，率滇军主力赴越南接受日本投降。1945年10月龙云被迫下台后，调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云南绥靖公署主任。继龙云之后，在民国时期执掌云南军政大权4年多，为新旧政权交替之际的重要人物。1948年7月，昆明学生响应全国民主运动，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以及“反美扶日”运动。卢汉竟然与国民党中央串通一气，进行镇压，逮捕了数百人，制造了“七一五”惨案。1949年2月12日，昆明市民传闻部分金元券是伪票，纷纷前往中央银行昆明分行挤兑，该行竟关门拒兑，引起了一阵骚乱。军统特务，原警备处长李毓祯下令，逮捕群众二百余人。卢汉被煽动性的汇报激怒，立即驱车前往现场，亲自审案，不问青红皂白当场枪毙无辜群众21人，造成轰动—时的“南屏街大血案”。新华社于2月22日在陕北发出评论：警告卢汉“放下屠刀，悬崖勒马”。后来，卢汉与逃往香港的龙云等人又联合起来，在中共中央和中共地下云南省工委的指导下，在滇黔桂边区纵队和人民解放军的支援下，通过曲折艰险的斗争，于1949年12月9日成功地举行了昆明起义，云南宣告和平解放。

• 〔15〕李宗黄（1887—1978），字伯英，云南鹤庆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1911年在天津加入同盟会。参加昆明重九起义。历任护国军都督府驻沪代表、云南都督府参谋长、广州军政府交通部次长、第二军参谋长、广东江防司令等职。1923年，随孙中山讨伐陈炯明，授陆军中将军衔。1927年国共决裂后，投靠蒋政权，并加入国民党中央俱乐部（C.C.），同年秋天作为蒋介石特使赴云南主持“清党反共”工作，制造了青年学生梁元斌被杀血案。在各方压力下，未久即离昆返渝。后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事、监察院委员、行政院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45年，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代省长、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制造了“一二·一”惨案。1949年到台湾，任国民党总统府国策顾问。著有《云南护国纪实》、《中国地方自治总论》、《领导学》、《李宗黄回忆录》等。

• 〔18〕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总117辑），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出版。

• 〔20〕关麟征（1906—1980），字雨东，陕西户县人，省立中学毕业后1924年离家赴上海，经乡党于右任介绍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并成为第一期学员，毕业后随孙中山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第一次东征战役。1926年国共合作，进行北伐，任宪兵团2营少校营长，后升任中校团副及代理团长，1928年升任国民革命军32旅旅长。1932年任25师师长。1933年春，率部达古北口与日军激战，亲临一线指挥，与敌血战三昼夜，终挫敌凶锋。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升任52军军长，率部转战于河北、河南、山东等地。1938年率部参加台儿庄大战，未久，升任32军军团长。1939年任第15集团军代总司令，取得“湘北大捷”。1940年改任第9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抗战胜利后，先任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后改任云南省警备总司令。昆明“一二·一”惨案后被革职，1946年7月，调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次年10月接替蒋介石任校长，为黄埔军校学生中任母校校长第一人。1948年8月任陆军副司令兼黄埔军校校长，后晋升为陆军总司令。1949年秋，辞去陆军总司令职，与家人寓居香港。1980年8月1日在香港病逝，终年74岁。

• 〔2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 〔23、24、25、26〕《昆明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大学奸党分子鼓动学潮及我方防制经过概要》（1946年），载《一二·一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出版。

• 〔27、28、29、30、31、32〕《李宗黄回忆录》，李宗黄著，台北，中国地方自治学会1972年出版。

• 〔33〕《美国驻昆明总领事馆第76号快报：昆明大中学生的罢课事件》（1945年12月8日）。惨案发生后，关麟征曾对两位在联大任教的英籍教授透露了他得到的情报和对学生采取严厉措施的理由，其要点如下：（一）“二十三日下午六点半延安就广播了一项声明，说这所大学将举行罢课。谁都知道这所大学是共产主义的温床。”它里面的许多学生都是共产党，就是那些讲演的教授，也是“穿着国民党外衣的共产党”。因此，25日晚上的集会肯定是共产党人早就预谋好了的。（二）共产党人不仅仅是搞集会，“省政府获悉这次集会结束时将要举行游行，横穿城区并攻打公共建筑”。省党部情报系统还获知“学生们拥有武器”，包括炸药。“他们要把游行安排在黑夜以便使用枪支和手榴弹”。（三）学生们不仅仅反内战，他们的目的是反政府，因为“他们在号召工厂罢工，号召农民不要交税和不为政府服役”，意图破坏法纪和秩序等。

关麟征的这些说法，在熟悉联大学生状况和这次学潮经过的这两位外籍教授看来，无疑带有某种妄想的性质。但经过长达4小时的谈话，两位教授深信关是那种“讲话太多也太坦率但基本上诚实的人”。（昆明《中央日报》1945年12月5日；《李宗黄对昆明学潮之声明》1946年5月3日。）

• 〔34〕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为蒋主席面谕事致各教厅厅长、各大学校长、各专科学校长、各学院院长、各中等学校长电》（1945年5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 〔35〕张学良：《我们要立于抗日的第一线》，转引《著名军事家演鉴赏》，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 〔36、39、40〕《一二·一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出版。

• 〔37〕《关麟征致重庆蒋委员长电》（1945年11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34030858号。

• 〔41〕关于南菁中学教员于再之死因，当时现场目击者、于的同事提供了一份证明，该证明如是说：

“十二月一日上午十一时二十分左右，本人与南菁中学同事于再君，走到联大新舍大门口时，适遇着灰色棉军服军人约二百名沿公路自东边来，俄尔，打声大作，即见一军人用板凳击打于再君，本人即上前劝解。不料又有一军人用板凳向本人头部打来，幸本人用手挡住，结果仅手部受伤，并见十数军人持木棒、瓷碗、石块、板凳向本人打来，并有一部分军人包围，后本人终能跑脱。脱围后，即绕道新舍后门入联大，当见军人极力企图冲入大门，并有同学多人受伤。十二时许，军人已退，本人到云大医院见于再君头部受伤、流血不止，当时于再穿灰色西服（美军军毯改造），打红色领带，穿红线条西装裤（重庆呢），美军皮鞋。经南菁中学两学生之助，本人当将于君抬到22号病室。后忽有一护士来云‘军队将冲进医院来’，并促余等速走，本人当自云大医院后门逃往云大。”

“下午二时左右再折回医院时，于再君已昏迷不能言，后经医生输注血清250CC，盐水500CC，及注射强心剂，到下午十时二十分于君卒以流血过多身故。以上所述均系本人眼睹事实。”菁中学教员张人鹤十二月七日（《南菁中学教员张人鹤谈于再遇难经过》载《一二·一运动》）

另，据《国立西南联大教授会呈重庆实验地方法院告诉状》称：军官队学员于12月1日进攻本校新校舍北区之际，有一队员取出手榴弹一枚，扯动火线，准备投入北区大门内，被本校教授高崇熙所见，立劝该军官总队长戚某加以阻止。该队长夺得手榴弹后，仓皇掷向南区校舍外，时南菁中学教员于再适在门外，先已被暴徒殴伤，复被弹片炸伤头部，耳内出血，遂卧倒北区墙外。旋经抬入云南大学附属医院就医，于当晚十时不治身亡。（《一二·一运动》，以下引文同）

关于一二·一运动的经过与评价，台湾方面当然是见解不同者甚多，即是新中国成立后控制下的大陆知识界，也有不同的声音传出，如云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李森教授在《傅斯年与一二·一》一文中，说：“与激进主义者或暴力革命者不同的是，傅斯年等人想通过合法的社会改良来实现社会的进步。”傅斯年“与闻一多、吴晗等教授发生了分歧，他在西南联大的教授会上与闻一多的争论，反映了当时两种主要不同观点之争。”“傅斯年认为，学生的行动并非表面上的标语口号那么简单，学校不应该参加政治纷争。”最后，李森感慨性地评论道：“我们今天来看，傅斯年的话也是陈述了客观事实的。无数历史资料证明，当时昆明大中学校的学生运动，都是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死难四人之中，于再（南菁中学教师，24岁）和潘琰（联大学生，31岁）都是地下党员。而另外两个看热闹送了命的人，李鲁连是联大学生，只有18岁；张华昌这个昆华工校的学生更小，只有16岁。……”（《云南政协报》2004年12月15日）

此文刊出后，张华昌的一位叫张德昌的哥哥站出来，他对记者发表声明，称自己的弟弟早被中共政府定为烈士，但李森在文章中却称我弟弟是“看热闹送了命的人”，所以要把李森送上法庭，并让其赔偿精神损失费5万元云云。后几经交涉，报社方面已发表《公开检查》，李森除发表公开检查，还向张氏家属递交了《悔过书》，内有：我的文章的观点和历史事实的把握上有着严重的错误，特别是文章中写的“另外两个看热闹送了命的人……”一处，更是对历史事实的严重歪曲，对死难烈士的大不敬……在此，我本着尊重历史，尊重革命前辈的严肃态度，谨向烈士家属和参加过“一二·一”等爱国前辈们公开承认错误，公开检讨和道歉云云。

• 〔42〕关于潘琰被害经过，据凶手龚正德于1955年10月在庭审时交代说：当时“在省党部未出发前我就拿了铁条。铁条有二尺多长，是窗子上的铁框，一边是圆的，一边是平的，头头像鸭子嘴一样。因排队时就叫我们准备武器，各人找各人的，有的拿扁担，有的拿板凳脚，我就拿了这根铁条。当时想着一方面是保护自己，一方面是如果动起手来要打时，我还不是能打两下。”又说：有人扔手榴弹后，“我当时听见轰轰两声就闯进联大师范学院第一个天井，一进门我就朝右手边搜索找对象，走到里边两三步，我看到有一块板靠在门背后，我就把板子掀起来一看，发现有一个女学生，头发短短的，脸团团的，身穿阴丹士林布的旗袍，头面上有血迹，中等身材，斜靠在门角落墙上。我就喊：‘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随着我们这一伙反动家伙都围拢来了。其中还有一个喊：’干嘛！’我就拿着铁条戳去，第一下戳在她左腹，戳穿进去不深，因为有衣服挡着。同时第一下还手软，第二下、第三下就戳得深了，戳进有一寸多深，都是戳在肚子上，我戳第一下时，她还惨叫了一声：’哎呀！’当时就梭到地上蹲着了。第二下第三下时，声气就不大了。我是抡着去杀的，别人也蜂拥用石头打，我刺了三下后，就又朝前进攻去了。被我行凶的这个人就是潘琰。”

当审讯人员出示潘的照片后，龚确认并接着说：“我行凶后就继续向里面进攻，想着再杀几个学生，直冲到大天井的石坎边上，冲到那里的共有二十多个人。后我怕被石头打着，还怕被学生抓住，就退了出来。出来时我看到我杀的那个女的已躺在白蜡树底下死了。躺的地方不是原来我杀她的那个地方，已经移动在白蜡条树下。当我从学校退出来后，到了大西门城门洞首，我们还喊口号，’打倒共产党！’当日下午四点多钟回到省党部，我就向行政上报功。……到一九四六年三四月间才搞一九四五年度的年终考绩，结果我是升了一级，由二级助理干事升为人事室一级助理干事……”（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

第八章　大角逐

关司令痛殴李宗黄

1945年11月9日至16日，蒋介石召开复员整军会议，卢汉被召，从越南飞到重庆参加会议。蒋招卢参加此次会议的意图，是要把滇军调往东北战场，参加即将与共军进行的决战。

卢汉抵渝后，以主动请求“辞去本兼各职”的方式，试探蒋介石的态度。蒋原打算免去卢汉的省主席职务，以实现对李宗黄的许诺，但鉴于昆明方面复杂的局势，感到时机仍未成熟，只好挽留卢说：“李宗黄在云南搞得不洽人意，需要你去就主席职，安定地方。”〔1〕

此时卢汉已受控制，尽管对蒋介石的做法和意图心生不满，但无法立即实施反制，同时又得到了“云南王”这把令人眼热心动的虎皮交椅，一时觉得进退皆不合心愿，在蒋的威逼利诱下，最终以复杂的心情同意出任云南省主席。作为交换条件，卢答应蒋把自己指挥的滇军全部交出，以开往东北参加反共内战。

当卢汉借机去看望在重庆已被监视的龙云时，龙极其愤怒地责备卢汉在昆明事变时违约，没有“闻讯火速回军”，以致云南被蒋介石夺去。痛责之后，龙又密告卢：明年1月就要召开全国政协会议，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我们的军队仍留在越南，暂勿回滇，看看会议的发展情况，如果国内实现和平，即可回滇进行退役复员工作，恢复地方秩序。万一破裂，你们就在越南通电反对内战，与各民主党派一致行动。你们可以即刻通电反蒋，打回云南，肃清蒋介石在云南的一切势力”。〔2〕

此时，龙云的境遇让人很容易联想起1924年直奉第二次大战时，作为空头民国大总统的曹馄给他的爱将、直系第二号人物，时驻守洛阳、兵权在握的吴佩孚将军发出的那封请求其率兵讨奉的电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这个时候，与笼中之囚几近相同的龙云，看来真的是到了“尚能饭否”的烈士暮年，糊涂得可以了。所谓时势互动，此一时彼一时。尽管龙云自以为与卢汉亲如兄弟，但兄弟再亲也比不上自己亲，卢迫于形势和为自己的前途考虑，早已暗中和蒋介石达成了协议，哪里还管什么率部回昆回滇，拉杆子率兵造反起事？因而，卢对龙云提出的策略支支吾吾不置可否。此举令龙大感失望，但仍幻想其他入越的滇军将领能起来反蒋，使自己东山再起，重新登上“云南王”的宝座。

未久，赴越受降的滇军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第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连同五个师长潘朔端、陇耀、白肇学、许仪浚、李韵涛和参谋长佴晓清等均被电召到重庆开会。龙云请诸位将领吃饭，谈话中除了指责10月3日昆明事变时入越滇军没有回救外，又对他们说：“政协将开会，时局很快有变化，滇军不能盲从，千万不能开到东北，应该回到云南，不能听任李宗黄、关麟征等摧残地方。”饭后又特别约请曾泽生、卢浚泉两人密谈，指示三点：（一）回越后召集全体将领开会，宣布蒋介石独裁罪状，公开反蒋；（二）把越南受降的事交给胡志明，你们带领滇军打回昆明，拯救故乡；（三）蒋介石正在布置反共内战，10月3日就是内战的第一枪。他搞掉云南后就要打共产党了，云南子弟兵不能去当反共内战的炮灰。〔3〕

中共将领刘伯承（背对镜头者）与卢汉握手。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政府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军邓锡侯，潘文华等率部倒向中共一边，云南、西康一带遂落入中共政权之手。

所谓落地的凤凰不如鸡，虎落平川遭狗欺。同卢汉的表现一样，几位滇军将领对这位早已剥鳞断尾、奄奄一息，只有几根黑黄胡须于怒气中微微颤动的干瘪“土龙王”，表面上哼哼哈哈虚与委蛇，内心却想着各自的心事，打着有利于自己的算盘，哪里还顾及这位落魄的昔日上司一相情愿和不识时务地瞎唠叨？未久，世人看到的事实是，入越受降的滇军全部调去东北参加内战，龙云得知后痛心不已。1946年5月，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率部在海城起义；1948年10月，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在长春起义，投向共军，算是为滇军保存了一点家底，但这一切与龙云没有什么关系了。1949年12月9日，在中共大军压境下，卢汉以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方式，率部举行了昆明起义，云南宣告和平解放。当然，这是后话。〔4〕

且说卢汉接受了蒋介石的命令，没带一兵一卒，如同被拔掉毛的凤凰，剥了皮的老虎，光杆一人回到云南任职。12月1日上午8时许，李宗黄在省政府大厅与卢汉草草交接，即匆匆返回省党部，指使手下党徒冲杀而出。尚不知内情的卢汉专门命人在昆明最著名的洒店茶楼订了丰盛的午宴，准备为自己坐上“云南王”这把虎皮交椅好好庆贺一番。就在诸客到齐，卢汉举杯欲说未说之时，手下的小二慌慌张张地飞奔来报，说大事不好，李宗黄等指挥的一干人马与学生们闹将起来，刺刀、捅条、手榴弹、烧火棍，外加烤牛肉串的铁钎全用上了，且闹出了人命……卢汉于震惊中细听原委，才得知迎接他的不是鲜花美酒，而是四具尸体和一条鲜血淋漓的大腿。面对惨案，卢汉大为震怒，咬牙切齿地大骂着“好一个黄鼠狼，把你娘的”，当场摔掉手中的酒杯，踹翻了两把椅子三个花盆外加两个酒瓶子。卢氏认为，此举显然是李宗黄为给自己难堪而采取的借刀杀人之计。但鉴于已经形成的局面，自己立足未稳，只好强压火气，集中精力小心慎谨地周旋于上下左右，静观待变。

关麟征，绰号关胖子

血案发生后，云南省警备总司令关麟征以军事大员的身份煞有介事地到校园视察，以遮人耳目。据当时学生自治联合会编印的一份报告载：“关麟征于十二月一日来联大新校舍询问‘一二·一’惨案真相，当经本人向他说明真相后，关麟征说：‘这一切由我负责，我负责治安的，一定代你们把这件事查明，凶犯抓到手后，我当你们面把他杀了。我一到这里来，就倒霉，首先是匪警，现在又是学生们发生事情。学生的事情最不好办了，我对付你们这件事，比对付十万大敌还要困难，真伤脑筋透了，学生发生事情，没有理也是有理的。’（同学大哄：‘我们绝对讲理。’）接着同学要求他负责医药棺材费用，关满口承认，拍着胸脯说：’不成问题，一切由我负责。’随后又有同学提议说：’没有汽车把受伤同学运到医院去。’关说：’没有问题，到警备司令部去，我们派一辆车送他们走。’后来，关就走了。”〔5〕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关氏还沉浸在一派趾高气扬的亢奋加糊涂中，尚没有意识到这一惨案的严重后果。

12月2日，叶企孙以西南联大代常委的名义给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发电，报告了惨案发生经过和死伤人员数量，并云“已将事实经过就近通知钧部周司长及云南警备司令部，请求察看，及采取处置外，理合据实陈报钧部，仰祈鉴核，除分呈蒋主席宋院长外，并请钧座来昆，亲加处理，不胜迫切待命之至”！〔6〕

未久，国民党中央宣传小组汇报会也得知昆明惨案情形，并有所讨论。蒋介石侍从室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唐纵会后立即与关麟征通了电话，并于当晚赶写报告呈送蒋介石。这个时候，昆明方面的军政大员已嗅出校园血案对自己前途命运凶多吉少的气味，于是关麟征与李宗黄之间，国民党特务派系的“中统”与“军统”之间，三青团与便衣队之间开始乱将起来。为保护自身，推卸责任，攻打联大师范学院的李宗黄系统的党团分子、特工人员与关麟征、邱清泉系统的第五军便衣队、军官总队学员吵作一团，由互相推诿到相互指责，直至发生互殴和恶斗。结果是近百人又以枪刺、板凳、铁铲、烧火棍等器械斗在了一起，打成了一团。

与这一打斗场景相映成趣的是，原本团结一致，积极对外的李、关之间也爆发了激烈争吵。李宗黄仍是刚愎自用，骄狂狷介外加几分奸猾狡诈。关麟征具有武人的特殊气质，凶猛激烈，一副炮筒子脾气，头脑相对简单。在11月25日那天布置破坏学生夜间集会游行的联席会议上，关麟征就摆出一副好勇斗狠的架势，声色俱厉地对入会者发号施令道：你们“如果今晚不能完成使命，应当自杀”，〔7〕从这句话的基调看，关氏不愧是黄埔一期生，蒋介石禀性的忠实承继者。蒋以革命军人自居，经常声色俱厉地斥骂他的部下，并伴有“你们赶快去死”〔8〕等责难之语，关的“自杀”说，实乃蒋氏“去死”之延续，其霸道蛮横之态尽在此言中。

26日晚，在云南省政府召集的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上，关麟征更是坦承25日晚士兵开枪是他下的命令，并极富霸气又很傻、很天真地说道：“他们有开会自由，我就有放枪自由。”〔9〕因入会者大都知道关的炮筒子性格和说话无遮拦的脾气，当时一听而过，没有太作计较。然而，当事情发展到军队向学校投掷手榴弹并酿成血案时，关的这句话就被大家再度忆起，并很快在大众中传开，最终演释成“军队有杀人的自由”。此语一出，众口纷传，关麟征则有口难辩，莫可奈何。到了这个时候，关氏在身边谋士的点拨下，静下心来一想，才觉得过去的所作所为，完全上了李宗黄这位老政客的当，后悔自己作为一个军队高级将领，不该莽撞地卷入这种地方性的事件，特别是学潮中来。而事实上，作为军队一方被推出来主持25日以后成立的联合行动委员会（反罢课委员会）之人，乃是中央军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并不是他警备总司令关麟征，直接调派军官总队学员参与“一二·一”暴力行动的同样也不是他关某人。当血案发生，事情闹大之后，关麟征最记恨的不是邱清泉而是李宗黄。邱清泉外号“邱疯子”，其性格比关麟征还暴戾不驯，且为人处世总是疯疯癫癫令人感觉不踏实。〔10〕关认为邱作为一位比自己还要直来直去的武人，同样是上了李宗黄这位老党棍的大当，懵懵懂懂钻进了李的裤裆，不知不觉成了他支使的“老二”。于是，在即将需要有人出面承担指使杀人责任时，关麟征自然地站在了邱清泉一边，并竭力设法替邱与所有参与此事件的军人辩白与解脱，因为只有军人得以解脱，他才有解脱的可能，可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此后他在向重庆拍发的密电和对外公开谈话中，一再强调李宗黄与其手下的三青团、特工分子才是导致这次血案真正的罪魁祸首，并明言所有情报都来自于李手下的特工部门，而这些人又不在他的管辖之下，因此对于这类事情他“控制不了局势”，只能坐观其愈演愈烈而无力加以阻止。端坐省党部椅子上惶惶不安的李宗黄，忽见昔日的盟友关麟征欲金蝉脱壳，反戈一击，把所有的罪过一股脑地安到他的头上，想置自己于死地，立时大怒，驱车奔向警备司令部要与关氏理论个明白。

在警备司令部会客厅，李宗黄倚老卖老，以保定军校的老资格，欲教训这位后进的黄埔一期生（南按：黄埔的许多首长和教官都来自于保定军校。从广义上说，保定与黄埔两校有着师承关系）。想不到此时的关麟征已顾不得辈分落差，家长里短了。且目前是文武两官，各管一边，大家都是爷，谁也别把谁当孙子看待。见李宗黄主动找上门来又吵又闹，关麟征怒发冲冠，蓦地从腰间拔出手枪，“咣当”一声拍在桌子上，蹦着高儿对李宗黄咆哮道：“我不想当屠夫，这屠夫就留给你去当吧！”

李宗黄一看小关在自己这位革命老前辈面前耍起了威风，遂以“永远不为恶势力低头的革命精神”冲上前来，喊了一声：“妈拉个巴子的小关，你想造反不成？！”照准对方那圆滚肥胖得如同西瓜一样的脑袋（南按：关氏身高体壮，江湖上人送外号关胖子，或关老爷）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戎装在身，气势如虹，在年龄上正如狼似虎的关麟征，一看这个老浑蛋竟敢跑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撒野耍泼，简直是太岁头上动土，佛头抹粪，灶王庙里撒尿，头上的火苗“哧”地蹿将上来。愤怒至极的关总司令顾不得多想，猛地后撤一步，做虎步塌腰状，用尽力气照准李宗黄的小腹部就是一个下勾拳。随着“噗”的一声闷响，本来就瘦弱不堪，年近六十的李氏应声倒地，四爪朝天，蹬歪不止。关胖子见状余恨未消，趁势上前又照李的臀部猛踹两脚，直踹得李宗黄嗷嗷叫着大呼“救命”。众位军官卫士围将上来，连拉带扯，总算把盛怒中的关麟征拉到了一边停止攻击。

李、关双方互殴后，为了替自己辩白，关麟征派人把联大两位英籍教授找来，专门向其解释事件经过，希望两位教授能站在局外人立场上，理性、公正地分析、看待这次事件的是非曲直，并把真实情况转告国际社会。关一再声明：25日夜晚放枪不是他的指使，自己更不是12月1日惨案的策划人。最后大骂李宗黄不怀好意地设计圈套害了自己，并怒气冲冲地说：“无论出了什么事他们都会把罪名加给我。”〔11〕

就在云南军政当局内部陷入混乱时，12月3日上午，蒋介石向侍从室的唐纵询问昆明学潮情况，闻后大怒，当即表示“对投弹凶手，饬即电令枪毙”。〔12〕唐马上用电话向关麟征与省主席卢汉传达了蒋的意旨。下午四时，蒋再次询问昆明局势，表示自己的焦虑与关切，谓：“此次学潮与过去不同，有血案，必须追查杀人凶手以平息民愤和国内外舆论，否则学生的罢课不会停止。”

迫于重庆最高当局的压力，4日上午，云南省地方当局于警备司令部军事审判庭正式开庭“公审”投弹罪犯。审判长由新上任的省主席卢汉担任，邱清泉第五军的军法处长担任主审法官，李宗黄、关麟征为陪审官。昆明各校均没有派代表参加，联大个别教授仅以私人身份旁听。庭审之后，当场宣布陈奇达、刘友治两退伍军官为凶犯，判处死刑，立即枪决；判处从犯陈云楼解渝法办。为把事情与其一贯宣传的共党煽动破坏联系起来，李宗黄又指使党徒画蛇添足地编造了一个离奇故事，大致内容是：据陈、刘二犯交代，他们之行凶，纯为事前在街上偶然遇到一自称姜凯的共产党员所唆使，手榴弹亦为该人所提供，姜凯还给了每人三万法币的报酬云云。这一拙劣的虚构故事用密电传到重庆后，连深居大内的蒋介石都不相信。5日上午，蒋召见侍从室唐纵等人听取昆明惨案的汇报，明确指出：“昆明学生惨案之公开审讯消息，公开指明共产党所为一点，颇不妥。该姜凯如何与陈奇达相遇，其详情应予公布。”〔13〕其意在于暗示李宗黄等不要继续丢人现眼，捏造的故事太小儿科了，等把故事编造得圆一点再对外公布，否则将为世人所不齿，弄不好还要惹火烧身，牵扯出说不清、道不明、越抹越黑的大乱子。〔14〕

这个时候蒋介石尚不知道，所谓公开会审与宣判死刑和枪决罪犯，整个过程都是关麟征、邱清泉等玩弄的骗局。所谓凶手陈奇达，系抢劫黄金的第五军炮兵营营长；另一个系捣卖军服的第五军上尉军需。当时二人均关押在第五军军法处。经关、邱等高级将领授意，军法处威逼利诱，二犯同意公开露面并当众承认为惨案的“凶手”。庭审之中，二犯被稀里糊涂地押入囚车在郊外枪决。〔15〕

神秘人物暗中操纵学潮

就在云南军政大员表演性地“公审”投弹罪犯时，4日上午9时，代梅贻琦主持校务的叶企孙在清华办事处召集联大教授会，就学潮问题进行讨论。会议主席由叶企孙担任，中文系教授闻一多以书记员身份负责记录。教授们围绕学潮是息事宁人地尽快结束，还是添油加醋地继续扩大等问题激烈辩论。以闻一多、潘光旦、吴晗等为代表的一派教授力主扩大学潮，与当局争胜，闹他个人仰马翻，天地变色。而以三青团负责人姚从吾为代表的另一派教授，表示强烈反对，力主尽快结束学潮，恢复校园秩序。两派的主张分别都有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政治背景支撑，因而整个教授会议实际演变成了国共两党安插在联大的代表在较劲、谈判。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各不相让，最后出现了“空气紧张，且几濒分裂”〔16〕的局面。

关于三青团与中共力量对西南联大的渗透并形成气候的具体时间，据可考的资料显示，源于1938年。这年的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重庆成立，蒋介石任团长，陈诚为书记长。9月底，国民党西南联大直属区党部及三民主义青年团西南联大分团部筹备处成立，由历史系教授姚从吾任筹备处主任。未久，姚从吾任直属区党部书记长，教育系主任陈雪屏任青年团分团部主任。为了加强队伍建设和发挥作用，姚、陈二人领导的党、团部门，分别在联大师范学院设有专门办公室，三青团还在新校舍布置一间“中正室”，陈列《中央周刊》《文艺先锋》等杂志，每天午后开放，同时出版《青年》壁报，发表与学生社团群社主办的《群声》《腊月》等壁报，以及其他壁报针锋相对的言论。也就在这年的10月，中共西南联大地下临时支部成立。1939年春，中共云南省工委批准中共西南联大地下党支部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开始活动。〔17〕

随着两派性质不同，主义不同的党团队伍在联大崛起，往日纯粹的学术氛围被打破，越来越浓厚的政治空气笼罩了整个校园。两股势力明争暗斗，长此消彼，直至闹到难解难分的胶着状态。而这两股政治力量的叫板争雄，不但为西南联大的学潮再度兴起与寂灭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也为震惊中外的“一二·一”血案埋下了伏笔。

据闻一多长孙闻黎明编撰的《闻一多年谱长编》说，当昆明学生联合会决定于12月25日晚举办演讲会时，曾事先邀请过闻一多、吴晗等当时被看做激进派或称为“左派”的教授出席。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闻讯，派人指示闻、吴二人：“为了扩大影响和个人安全，要适当减少公开出面，而在下面多做工作，要注意团结争取大多数，尽可能推动更多的人站出来说话，这样对斗争有利”〔18〕云云。闻、吴听从了这个指示，当晚没有参加演讲（南按：唐纵日记列举名单中有闻一多）。但当云南大学迫于压力不借给会堂，演讲会即将无果而终时，闻一多力主改在联大操场进行，并最终促成了此事。

时与闻一多、潘光旦、吴晗等一派教授联系的神秘人物，是一位叫洪德铭的西南联合大学二年级学生。此人乃湖南临澧县人，早年加入共产党并出任过新四军某团政治处副主任，蒋介石下令摧毁新四军大本营的皖南事变发生时，洪氏因重伤被俘，后成功脱险。1944年，洪考入西南联大，创建民主青年同盟，为西南联大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受中共南方局昆明方面的负责人华岗和地下云南省工委直接领导。后来中共在联大成立了党总支和下属两个支部，由袁永熙出任总支书记（南按：1947年，袁与陈布雷之女陈琏结婚），洪德铭、马识途分别出任支部书记，暗中发展学生，反对国民党在校内的统治。闻一多、吴晗等一派教授在政治方面主动向中共靠拢，并无条件地听从袁、洪等几位中共地下党员学生的直接指挥调遣。据洪德铭回忆：“惨案当天晚上深夜，我把工作安排好后，到吴晗、闻一多处碰头，三人一见面就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地哽咽起来。接着在一起交换情况，商量工作。闻、吴先生说教授会的工作、民盟的配合、文化教育界的发动，由他二人负责，每天他二人向我介绍情况。民青、罢联有什么意见要求，可以委托他二人办理（南按：按中共指示，洪还负责分管罢联工作）。我按照党的指示，把我们如何扩大、坚持斗争的部署向他二人作了汇报，他二人表示完全同意，全力支持。闻先生还说：‘大事不先和民青商量，决不随便向外表态。’”〔19〕

与闻一多等人针锋相对的派系，是以联大历史系主任姚从吾为首的国民党右翼集团骨干分子。尽管姚氏面貌长相似一河南农民老粗，却如傅斯年所说“外似忠厚，实多忌猜”，同时更有陈寅恪指斥“愚而诈”的特性。就是这样一位貌不惊人、土里巴地的人物，可能受幼年所在地理环境影响熏陶，像他的很多同乡一样对政治和政客生活备感兴趣，并竭尽投机钻营之能事。1940年，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的“只有从吾胡闹。此人近办青年团，自以为得意……我真不能忍耐，即与之绝交”等，〔20〕指的就是此人。尽管傅对姚的所作所为很不感冒，但姚还是得意洋洋地干了下去，将青年团办得有声有色，很受国民党省党部及上层的重视。初涉政治的姚从吾见办团已有所斩获，又开始热火朝天地负责组建西南联大国民党党部，在政治上大有冲出联大扶摇直上之势。

当11月27日学潮爆发后，姚就开始以西南联大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总负责人的名义，致快件向教育部长朱家骅汇报昆明学潮发生情况和他所采取的对策。内中说，“据团中同志言：中立派签名者至廿七日已有八九百人”。〔21〕按姚当时的观察分析，只要不再发生过分刺激学生的情况，事情仍有可为。因此颇有点远见地认为：“应与辞修（南按：即陈诚）部长即电关、邱诸同志与王政（南按：即云南省教育厅厅长）同志及大学团部负责人切实联系，将‘结束罢课’与‘防遏反动’分开，以政治为主，军队弹压为副，万勿随意行动。随意刺激群众，无益实际，徒增困难。简言之，不妨及治安者，军人切勿干涉。”又说：“联大事除与学校负责人接触指示之外，应再专函周枚荪（南按：周炳琳）、张奚若，请二先生贡献意见，协同处理。因枚荪实具有若干镇压能力，张先生尚得学生信仰。至于端升，坏事有余，易受利用。又CP（南按：共产党英文缩写）为孤注一掷计，自必竭力捣乱，此次压下去或即可永久相安也。”〔22〕

令姚从吾大失所望的是，地方军政大员并没有按他这位自号南阳诸葛孔明的“深谋远虑”行事，他提出的警告可能还没有到达朱家骅手中，惨案不期而至，这一切不能不使姚等联大党团人员备感沮丧与不满。尽管如此，姚从吾还是从维护当局利益出发，竭力阻止学潮蔓延扩大。从事件发生前后他给朱家骅等人的一系列信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姚的政治倾向和当时大学内部国民党组织应对态度的脉络。

与姚氏的举措相反的是，根据中共地下党组织指示，闻一多等人却要使罢课斗争扩大和持续下去。于是，在12月2日由叶企孙主持的教授会上，闻一多不但赞成学生罢课，还力主全体教授罢教，以声援学生的示威游行。这一提议受到了姚从吾等人的强烈抵制，最后以“罢教问题延缓讨论”进行了否决。此举令闻一多大为不快，双方都窝着一股心火，并在背后积蓄力量，准备再战。

在4日召开的教授会上，闻一多、潘光旦、吴晗等人旧事重提，力主全体联大教授以罢课声援学潮，给当局施加压力。此举同样遭到了以姚从吾为首的国民党籍部分教授的强力阻击。就当时的情况而言，由于教授们所处环境关系，绝大多数人明显地既不赞成蒋介石不问青红皂白的严厉处置措施，更不赞同李宗黄、关麟征等人所采取的暴力行动。他们认为学校可以暂时停课，但不能按闻一多等人的意见宣布罢教，理由是大学毕竟是大学，是做学问和传播、发展学问的地方，不是古罗马斗兽场，也不是党派政治争斗的风水宝地与战略据点或什么所谓“堡垒”。经过长达6小时的唇枪舌剑，双方不分胜负，讨论仍无结果。

联大国民党籍教授为数众多，但在对待学潮处置上又有明显分歧。一派是强烈反共分子，故认定学潮的发生是中共暗中挑拨或煽动的结果，主张分化学生，孤立“另类”分子，使其无机可乘。另一派总体上站在国民政府一边，因对国民党恨铁不成钢，故对学生抱以一定的同情，相信学潮发生根源在于地方当局专横与野蛮，中共掺杂其间捣乱鼓动，亦不过乘机利用而已，因而不主张用激烈的方式与当局对抗。鉴于各大小派系互不相让和自以为是的强硬态度，最后由会议主席叶企孙提议，以投票方式决定胜负。结果是当日入会者共82人，赞成停课者61票，主张罢教者仅19票。最后会议形成的决议是：自即日起本校停课七天，对死难学生表示哀悼，对受伤师生表示慰问，并对地方当局不法之横暴措施表示抗议。

闻一多（左三）等人举行悼念亡者活动

这一决议，意味着闻一多等人在罢教问题上连战连败，而姚从吾等人总算有惊无险，最后取得了胜利。对此，姚氏沾沾自喜，其兴奋之情从他于当月11日给正在北平办理北大复员事务的联大教育系主任、国民党三青团中央直属西南联大分团部主任陈雪屏，以及联大总务长、历史系教授郑天挺的信中可以得见。信曰：

雪屏毅生兄：

多方面希望的“联大乱子”，十一月二十五日，突然实现了，痛心之至！详情非十纸不能详。兹先述个轮廓，以慰盼望。二十五日学生召开时事座谈会，请的人有端升、启元、西孟、一多、费孝通等。并推西孟为指导，启元为主讲，用意有二，其一在表现力量，冀在后方捣乱，牵制驻军北调，完成C.P.割据东北的阴谋。其二在改变同学的观点，企图继续把持学生会（自大公报质中共一文发表，整个形势实有转变之可能）。二十五日下午，华炽曾参加警备司令部召开的联席会。他回来说，他们主张严厉干涉。我即去找西孟，西孟当晚即未出席，晚九时突闻枪声，华炽说：“糟了！希望不在联大！”那知道真的就是在联大，次日即罢课了。当时同学与教授都很激愤，我们对罢课，不但不能挽救，且只有随声拥护。二十六日，程陶、高乃欣、张锡芝等来了。决定采用分化方略，只将第二项要求，美国撤兵下加上“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九字，以瞻全校的反应。分头活动，冀有收获。至二十七日上午，签名赞同者已有九百六十余人。下午开大会讨论，因为组织不严密，被捣乱者破坏了。但中立分子的势力，仍在增加。学校也决议用全体大会的名义，劝告大家上课。更不幸在这个当儿，李宗黄、关麟征（热心有余，见识太差！）邱清泉诸公又组织了一个反罢课委员会（由支团与党部等主持，以第五军为后盾），与学生撕打。到了十二月一日，竟打入学校（新校舍、师院、工学院、云大），投掷手榴弹，捣乱者希望的惨案，他们竟代人家造成了！从一日起，不管事的学生也起来了，助教、教员，联合附中的教员，组织了一个讲师、助教联合会，也参加活动。六个棺材停放在图书馆内，一方面进行募捐（刻已达七百余万元，龙夫人捐五十万），一方面铺张祭吊，一方面四出讲演，闹得人心惶惶，秩序紊乱。幸而教授会于四日全体决议，否决罢教，改为停课七日，算是教授站在政府的方面，学生的气焰，才算稍稍好转了（四日自九时开会，到下午三时始散，出席八十二人，赞成停课者六十一票，赞成罢教者十九票。决议案原文：一、停课七日，对死亡同学表示哀悼，对受伤教授同学表示慰问，对地方当局横暴措置表示抗议。二、继续劝导学生上课。三、组织法律委员会，进行惩凶等控告）。教授会精彩紧张，可谓空前。一多自称反对政府。枚荪发言也力量大增，几乎受全场支持。端升表现的最糟。奚若仍是骂人老套。他们竟真的把枚荪烘托成正义派了。

……

罢课风潮起后，我代华炽草一代电，报告中央团部，同时指挥程陶诸人，进行分化工作。

惨案发生后，即与华炽命令同志停止活动，程、孙、张十余人主张取消分团，改为秘密活动，以图有所挽救。蔡麟笔行为相当荒谬，已与华炽特加告诫。高云裳与周绅率领参加，被指为祸首。事后，党推团，团推党，丑态百出，可笑极了！邱清泉异常自是。我同老郑俩留德关系，再三劝阻他，全然无效。他的义愤是可佩服的（他们说，学生贴标语，让兵士回家，让老百姓不纳粮，共党扒铁路，阻止杜司令接收东北，不是造反而何？我们有阻止或制裁的义务！我们不能听他们这样胡闹！）。但是打死了中立的学生，不是正中敌人的奸计么？这一点他们不知道。风潮的扩大，全是由于军人的盲目泄愤，风潮若能解决，则全赖总裁的英断。所谓党与团也者，就云南而言，指挥既不统一，见识又甚卑陋，实在没有政党的组织，也没有政治斗争的能力。就这次学潮而说，C.P.可能完全胜利了！弟身经目睹，不胜气愤！华炽与我打算特别与倪文亚一谈，作一详尽的检讨，从此真的要任何事都不过问了！

这次风潮太离奇了。若能就此而止，保持了三校，则教授会的态度，实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教授会无形中分成两个系统。一是国民党左翼，以枚荪、西孟、自昭为代表。一是C.P.，以一多为代表（一多不是C.P.，但他站在最左的一边，公然反对政府，又说是可以指挥学生会）。吴辰伯只能引起大家的反感，而实毫无能力（比方，他说：“人被打死了，我们再不行动就不是人！”但是同时就有人说，自己不牺牲，专让青年去牺牲，那才真的不是人呢！）。同事中百分之八十，虽不言，辨别是非则至精。一多在开会前到处游说罢教，结果61对19票，他应该恍然大悟了（他的奔走自然也不是毫无结果的。刘晋年举手赞成罢教，即说，他们太惨了，太难看了！我只得帮他们一票！又大公报说停课为罢教，或许有人捣鬼，已去函更正）。〔23〕

就在姚从吾写这封信的时候，国内外政治形势又发生新的转折，西南联大学潮由国内事务渐渐演化成世界瞩目的热点并危及美国对华政策。

11月27日，美国白宫宣布前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继赫尔利为驻华大使，并将以杜鲁门总统特使地位赴华，领大使衔，借此执行特别任务。这个任命意味着此前调处国共冲突不利的赫尔利将要灰头土脸地屎壳郞搬家——滚蛋，由素以强势手腕著称的老将马歇尔亲自出马赴中国斡旋，以此完成白宫寄望的“国共团结”大任。赫尔利与马歇尔的颠倒沉浮，使中国的政治情势变得更加严重和扑朔迷离。自感在国共调处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的赫尔利，认为在美国驻华使馆的五位外交人员——艾其森、谢伟恩、戴维斯、傅瑞门、林华德，或明或暗地支持中共反抗中央政府蒋主席，从而坏了他的对华施政方针——罗斯福政策（南按：赫尔利曾于12月7日在美参议会报告中公开责备其五人）。但这五人的辩解和舆论的报道是，他们同情共产党而厌恶国民政府，但所厌恶的是内政和人事腐败，并不是蒋介石本人。

面对美国政坛吵吵闹闹与中外媒体对国民党内政与腐败的指责，国民党高层一边忙于应付掩饰，一面准备各种指责中共的说辞，力谋改善外界对政府和官吏的看法。想不到在这个关键时刻，平地响手雷，昆明惨案爆发，进一步恶化了国民党在国际上已极其糟糕的形象。蒋介石闻讯自是大为懊恼，急图迅速灭火，以平息国内外舆论和批评指责之声。但是，昆明各校学生和教师并不接受云南当局的解释和处置，成立了“昆明各校联合罢课委员会”，发表了《罢课宣言》以“严惩凶手，撤办惨案主使人”与当局抗争。面对血淋淋的四具尸体、一条腿和汹汹舆论，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等被迫收手，不敢进一步采取暴力行动。学生们不仅继续罢课，而且拥上街头进行抗议宣传活动，并与全国各地高校遥相呼应，声势越来越大。在重庆的蒋介石把教育部长朱家骅找来，狠狠地骂了一顿“娘希匹”之类的咒语，令其立即设法平息事端，否则严惩不贷。朱家骅多年从事教育，他本人就是由教授起家的政客，且在从政后一直与教授们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对学校内情自是比蒋介石了解得清楚。因此，惨案一发生，他就相信，共产党的作用尚在其次，地方当局过激反应是关键，此事就坏在地方军政大员手中。因了这样的事实，朱家骅深知此事处理绝非易事，但又不能回避，颇有两姑之间难做妇的意味。受命后，朱急忙找到在重庆正准备赴北平处理北大事务的傅斯年，令其速乘机赶赴昆明进行调处，以平息汹涌狂涨的学潮。同时拍发电报至北平，催促正在接收清华校产的梅贻琦速返重庆面授机宜。傅斯年得令亦觉事关重大，不敢怠慢，于12月4日下午乘机抵达昆明。

学潮汹涌中的傅斯年

傅斯年摇晃着肥胖的身躯，喘着粗气踏进西南联大大门后的情形，学校“罢联”内部简报以答问的形式在题为《关于“一二·一”惨案的谈话》中说道：

傅常委归来后，罢委会交际股即派代表二人前往晋谒。傅常委说：“我是2日下午在重庆听到同学被屠杀的事情时，晓得非回来不可了。4日在机场等了一上午，到昆明已是下午四点，没有赶到教授会议。今日上午拜访了卢主席，下午去看关麟征，我对他说：’我代表学校当局，对于这次屠杀事件不胜其愤慨，我以前跟你是朋友，现在是站在对立的地位了。’关麟征说：’那何必，我们还是朋友。’我说：’你杀了同学，比杀了我的儿女还要使我伤心。’关麟征说：’你怎么说是我杀了同学呢？’我跟他争辩了一大顿。”当代表问到傅常委怎样处理这件事时，傅常委说：“我尽我所有力量，依照教授会议所决定的去做，请你们转告同学们，请他们信任我和先生们，假如我有一点不站在同学的立场上做，我就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代表出来的时候问：“傅常委是不是要等这事情完全解决了才走呢？”傅常委说：“当然。”〔24〕

很明显，傅斯年是挟政府之命，以学校负责人的身份带着平息事态的重任飞抵昆明的。行前，朱家骅专门请示过蒋介石，蒋认为傅斯年是合适的人选，也会在政府与联大师生之间周旋，并不至于和其他政客一样引起知识分子的反感。傅斯年对事件经过稍作了解，便以他的精明和以往处理学潮的经验，认为必须坚持将学生复课与惩凶事项分别办理，只有如此，方有处置的可能，这个想法与朱家骅不谋而合。第二天，朱家骅自重庆拍发密电告诉傅斯年并转冯友兰、周炳琳和姚从吾，说“学潮若不早息，影响所及实匪浅解”，同时认为“一俟事实明了，凶必严惩，弟可保证”。但又站在政府立场上，竭力主张“复课与惩凶似应分别办理，至复课至关重要”，要求傅斯年等“全力协助，约同其他至友，劝导学生早日上课，最好能俟复课后再来较妥，否则罢课久延或将波及他处，致难收拾”。〔25〕

12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以《昆明学生流血惨案》为题发表社论，指出：云南当局“一面在昆明动手，一面在重庆的官办报纸上已登着皇皇大文，硬指反对内战的教授和学生都是共产党所煽动，来作为把他们当做‘匪徒’，用美国机关枪来对付的理由。像这样的周密布置和舆论配合，那是段祺瑞和宋哲元万万及不上的”。与此同时，全国其他报刊相继刊发文章，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昆明惨案成为重庆大街小巷议论的热门话题。

当各种说辞传到蒋介石耳中时，蒋明显有些不耐烦起来。据唐纵日记12月6日载：“美国务卿贝尔纳斯至函安德逊阐明美国在华政策，主张建立一‘强大团结民主之中国’，设法协助中国完成国内之团结与稳定，基于机会均等及尊重国家主权原则循正当合法之途径努力。由此可知马歇尔元帅使华，其任务在调查苏联在远东之势力与动态，并将相当修改赫尔利对华之态度，而用各种方法与力量以促成中国之团结与民主运动。”又记：“主座两次电话询问昆明学潮情形。主座致卢主席电，谓如不能解决，即应解散其学校，另将学生集训。”〔26〕

这则日记透出的信息是，蒋介石的焦急与焦虑不安，与国际大环境有着密切关联，他极不愿因为昆明的血案而在国际政治旋涡中造成被动。但事实上，眼见昆明学潮有蔓延全国之势，蒋所谓解散学校、集训学生，也只是一时气极的疯话罢了，诚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分析的蒋介石的性格和处世手段：“当历史已在他蒋介石眼前和手下高速地展开，他无从采取通常合乎情理的方法对付。于是他以直觉作判断，先以道义为手段，不及则杂之以权宜，多时仁厚，偶尔心狠。被逼不得已则以宗教哲学思想和御己的纪律坚持下去。”〔27〕

蒋在处理此次学潮的一系列做法，正应了黄仁宇对其性格的判断和归纳。蒋采取的措施仍是加紧安抚学生，如下令批准立即枪决陈奇达、刘友沼以表当局态度。这一做法在得不到学生和舆论认可的情形下，蒋介石开始“杂之以权宜”，下令关麟征停职，着其立即赴渝报告。

关麟征预感大事不妙，为顾全脸面，于12月7日，向重庆拍发电报自请处分。电云：

委员长蒋：

自昆明学潮发生以来，职深知其中有人操纵，含有政治阴谋，故无时不在戒慎恐惧，本钧座之意旨，小心防范，以免事态扩大，殃及无辜。而东日（一日）午联大文法学院与军官第二总队之斗殴及联大师范学院之惨案，陡然而起，职已竭尽诸种方法，以求补救，缉凶慰抚，凡于职分应尽之事，无不废寝忘食，竭尽绵薄。今投弹凶手陈奇达、刘友治均已就捕，并于卢主席主持之下，约请各界首长约百余人公开会审，据供确系受共党分子姜凯嗾使，凶器亦姜所与，事态已明，学潮理应告一段落。然恐奸人绝不以此为足，仍将利用学生并其生命，以为遂行其阴谋之工具，而职身负治安之责，事前防范未周，以致可爱青年死者四人，伤者十余，拟请先于撤职，并以法议处，以平奸人之愤，兼慰罹难学生之心，且为失职者戒。谨请鉴核。

职关麟征叩〔28〕

残酷的现实与社会各界强烈反响以及傅斯年等人的态度，促使蒋介石不得不作出让步。决定将关麟征“明令停职，听候处分”，由青年军编练总监霍揆彰中将接替其职。〔29〕同时撇开李宗黄，正式授权由卢汉出面主持惨案的调查和善后事宜。

12月8日，昆明《中央日报》刊登了关麟征的自请处分电文，同时发表了蒋介石于7日草就的《告昆明教育界书》。书云：“昆市发生学潮，学生课业中辍，已逾旬日，妨害青年学业，贻误建国前途，兴念及此，痛心无已！我国抗战八年，牺牲惨重。今胜利甫告实现，复兴时机不可复得，正宜同德同心，积极黾勉，进行建国之工作，乃讹言流传，波及学府，演成如此不幸之事件，此真所谓仇者所快而亲者所痛也。……中正爱护青年，不啻自身之子弟，更不忍我纯洁之青年学生，有自误误国之举动……”

在说了一通冠冕堂皇的话之后，蒋氏笔锋一转，态度颇为强硬且暗含杀机地继续说道：“中正维护教育，保持纪纲，皆属责无旁贷。对于此次事件，必当根据是非与法纪，作公平负责之处理，决不有所偏袒，亦不有所姑息。唯我各校教职员对于学校对于国家亦均负有神圣之责任，应导学生于正轨，为社会做表率，切不可任令罢课风潮再有迁延，造成学校与社会无政府无秩序之状态，以贻国家之羞。目前一切问题必以恢复课业为前提，以正常手续为解决，否则政府纵如何爱护青年，亦不能放弃其维护教育安定秩序之职责。切望我各校当局与教职员诸君，深体此意，对全体学生剀切劝导，务令即日上课，恢复常态，勿负余谆切之期望，至深企盼！”最后署名是：蒋中正手启。〔30〕

深知蒋介石脾气的朱家骅，已从这封公开书中嗅出了软中带硬，且真有解散学校的意味。朱氏深恐学潮扩大会迫使蒋出此下策，故一面请示蒋介石，允派教育部次长朱经农急飞昆明，会同各方处理死伤学生的善后问题，一面向傅斯年等拍发急电，强调：“主席七日文告，对昆市不幸事件指示公平处理，政府已负责处理，我昆市各校即应恢复常态克日复课。务请诸兄会同各校教授同仁对吾青年学子剀切劝勉，应以学业学校为重，而更应以教育前途及国家荣誉为重。吾人职责贵在善后，一切有利善后之意见及办法，政府无不采纳，然一切有违善后及有碍教育事业之举动，自应摈除。”〔31〕

朱经农飞抵昆明后，转交了一封蒋介石致傅斯年亲笔信，曰：

孟真先生：

回昆以后，体力如何？贤劳为念。关于处理学潮事，已另致各校教职员一书，想可同时察阅，尚望吾兄为一般友好详述之。务希共同为国家为青年与为校誉负其职责也。馀托经农次之面达，不赘。〔32〕

信中所说的“另寄各校教员一书”，即指报纸公开发表的蒋介石《告昆明教育界书》。想来蒋介石怕傅斯年感到突然，以及产生当局对自己处理此次事件不信任的误会，特写此函以示慰抚。而信的内容显然比报上的言辞要温和得多，这应是蒋在盛怒平息后“以宗教哲学思想和御己”的策略纠结而成。

傅斯年详细研究揣摩了蒋介石的心理，觉得事尚可为，而通过在昆明城几天的内察外调，与师生数度座谈，对惨案经过与师生的愤怒心情也了然于心。根据昆明各方面的形势，傅氏深感惩凶一事必须抓紧，否则夜长梦多，更难收拾。而所谓惩凶并非弄一两个兵差小卒就可以蒙混过关了事，必须惩治真正的主凶、大凶如李、关、邱等军政大员，否则事情不会轻易了结。关麟征辞职后，昆明学界的矛头又转向了李宗黄，并响起了去李倒李的呼声。鉴于此情，12月8日，傅斯年给朱家骅、陈布雷拍发密电，态度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此事既由李宗黄、邱清泉等弄糟到此地步，又将关总司令拖入。手榴弹案之内幕，此间各地人士所详知，包括美国外交记者在内，到处宣腾，只有政府先占着地步，然后大多数之教授观念可改。今关总司令既赴渝，李邱二人可否暂时调开？果能如此，教授可发挥甚大之力量，复课有十九把握。纵不能立即复课，教授必对坚持罢课之员生予以道义制裁，下一步无论如何易于办理。再李宗黄至今仍坚持此次学潮由政府派卢汉来而起，对卢汉及云南多数人士猛烈攻击，此公如不暂离昆明，不特学潮无法结束，即大局亦不了。”〔33〕

朱家骅把傅斯年密电呈报蒋介石，蒋接连要求朱转告傅斯年速劝学生复课，恢复秩序，压根不提去李、邱之事。而这个时候的李宗黄又不识或不愿顾及主子的苦衷，在昆明依然指手画脚，态度倨傲，坚不请辞。同时四处放风，把学潮的责任说成是卢汉就任省主席之职和共产党暗中煽动的结果。碍于自己此前曾向李许下宏愿，蒋介石只好对李的所作所为听而不闻，咬紧牙关，艰难地支撑着地陷一样从四周集来的巨大压力，坚持不为此事给李任何处罚。蒋一面继续暗中请傅斯年等人向昆明学界疏通解释，要学生们先行复课，再容逐步解决李宗黄问题；一面发狠威胁，宣称学生若再不复课，将采取最后严厉之处置，一律开除学籍。

此时，处于第一线前沿阵地，夹在政府与学生之间的傅斯年，由一只“稀有的蟋蟀”（罗家伦语）变成了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血压呼呼上蹿。但身在其位，又不能抗命不遵，必须随着风箱中那个鸡毛活塞来回抽动而急速地两头蹿奔，否则就有被挤压而死的可能。当他摇晃着肥胖的身躯，气喘如牛地在各校教授和学生会代表间反复奔忙周旋一阵子后，得到的结论仍是李若不去，自己所做的一切努力皆为徒劳。为在夹缝中求生存、图希望，傅氏经过一番思考，只好暂取“缓兵之计”，以时间换空间，等待柳暗花明的时机。

12月8日，卢汉约集各校教授谈话。9日再约集各校学生代表谈话，表示惩凶、抚恤伤亡学生，赔偿损失，条件是学生们需先行复课，学生一方略表满意。但当学生代表们回校叙及谈话情形后，却遭到另一派学生的强烈反对，对方认为学生代表软弱无能，不应该接受复课，主张改组罢课委员会，并提出了罢免李宗黄，组织联合政府的要求。

12月9日晚，傅斯年向蒋介石再次拍发密电，颇有和稀泥意味地称道：“今日劝导四校学生会代表，彼等已允接受钧座劝谕，早日复课。但时期及丧葬事，明晨由斯年再与彼等细谈。”〔34〕同日，美国、英国等一些国家的媒体报道了昆明惨案情形，并尖锐抨击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引起了较大的国际反响。

为给傅斯年以援手，同时达到向“罢联”施压，逼其就范的目的。12月10日，昆明《中央日报》发表云南省主席卢汉《告各校同学书》。第一句话就是：“汉不幸，就职之日，即昆明学潮酿成惨案之时。”接着，看似自责，实则在抽李宗黄耳光地说道：“消弭无由，防护无方，虽为时甚暂，诸君谅我，然职责所在，我岂能无愧于心？谁无父母？谁无子女？使我之子女为惨案中之牺牲者，痛心何如？今日之官吏，即昔日之学生。易地而居，愤慨何如？”

当抽完了李宗黄耳光，又巧妙地撇清了自己的责任，落得个一身干净后，卢氏立即板起党国大员的面孔，软硬兼施，劝学生复课，并暗含讥讽地说道：“我蒋主席爱护诸君，有如子弟，昨命汉转致各大学校长一书，披诸报端，谅在见闻，谆谆以上课恢复常态相期望，并谓学生一言一动，应为社会之模范，亦系国家之命脉，必须明辨是非，认清职责，重视课业，遵守纪纲，勿自误误国，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又昭示对于此次事件，必当根据是非与法纪，作公平负责之处置。三读主席手书，仁爱之怀，溢于言表，此真慈母严父，备于一身。蒋主席为中华民国之元首，汉认为每一中华民国之官吏及国民，均有接受服从其命令之义务。”

卢汉暗示自己作为地方长官对罢课不能“袖手不问”，在一定时候可能采取断然措施。最后又说：“忆自抗战，于兹八年，诸君或转徙入滇，或负笈晋省，共甘苦者有日矣。汉今日为地方之长官，昔日固诸君之朋友，今各校行将复员，惜别伊尔，为己为国，愿诸君采纳此一忠告！”

最后几句，看似缠绵动情，实则暗含更大的玄机秘诀，即有意透露如不复课，当局将解散联大的口风，以警告学生，挟制在学潮处理问题上趋于中间派的大多数教授，促使其为了自身利益转向政府一边。

坐落在昆明翠湖不远处的卢汉公馆（作者摄）

出乎意料的是，卢汉文告的发表，不但没有达到平息学潮的目的，相反却激起了昆明教育界对李宗黄新一轮的仇恨，“谁无父母？谁无子女？使我之子女为惨案中之牺牲者，痛心何如？今日之官吏，即昔日之学生”。这字字血，声声泪的述说，无不痛扎着师生的心，激发着对李的憎恨之情。按照卢汉的话推演，那便是：你李宗黄也有父母，也有子女，也是从学生时代度过的。如今做了党国大员，不为国家人民福祉谋利，竟丧心病狂地拿起屠刀砍向无辜的学生。天理何在？道义何在？国法何在？李若不被严惩，何以对天下父母儿女？面对当局对李的庇护，深受刺激的学生们更趋激烈地以去李相要挟，并立下宏心大愿，如果李宗黄不去，决不复课。同时一并提出了另外几条要求，令当局回复。

有研究者认为，卢汉发表此文，真正的目的就在于刺激学生，煽动仇恨，借学生之力向重庆最高当局施压，以扳倒李宗黄，拔去这颗眼中钉。此说当然有其道理，但如果既扫荡了李宗黄，又平息了学潮，则是卢汉最愿看到的结果。只是学潮未能平息，去李之声却高涨起来。面对此局，12月11日，昆明《中央日报》转发一条中央社讯：

警备总部息：关总司令麟征以联大手榴弹案曾向委员长自请惩办，此次赴渝又坚请予以严厉处分，并以此次惨案发生，皆因身负治安之责，事前疏于防范所致，请勿追究其他，所有惩罚，皆愿以一身当之云。

显然，这是重庆方面最高当局欲保李、邱而采取的政治策略，既然身负治安之责的关总司令都认为惨案与他人无关，并愿“以一身当之”，要杀要砍要腰斩，或抽筋剥皮暴尸都愿一人承担，对于李、邱等人又何必非抓住小辫不放，欲扳倒在地或铲除扫荡之而后快？

在昆明的傅斯年看到这条消息，比一般的师生更能领会重庆方面的意图。不过，他的领会并不透彻，仅限于表面的以平息学潮为大局的现象，至于更深层的内因则没有去想，或根本无法想到。既然有了关麟征“一身当之”的公告，傅斯年也只好按这个意图再度向学生施压，力图劝说学生代表降低要求，早日复课。但双方在讨价还价时均火气甚大，傅斯年以“五四”学生运动领袖、老前辈的派头自居，感情用事多于理性。但此时“罢联”的代表也正处于情绪激动中，不把这个陌生的、脸上沁着汗水、喘着粗气的大块头常委放在眼里，更不买其当年任五四运动北京学生总指挥的旧账。在联大学生代表们看来，傅斯年当年那一页辉煌的历史已经翻过去了，今非昔比，新的历史使命与辉煌需要新一代年轻人来承担和创造。于是，双方在争执中发生了意见冲突，傅斯年暴跳如雷，差点蹿上去以自己的“体积乘速度”和学生代表来一番对打，幸亏被人拉住方罢，最后的结局当然是不欢而散。事后，傅斯年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老妖怪李宗黄所致，盛怒难消中，于11日给朱家骅拍发一封急电，再一次强调“李宗黄如能即去，教授心意可以平”，因为“彼实为主谋主使，去彼则政府占着地步，罔仅受李之愚而已”。〔35〕

但是，傅斯年显然低估了李宗黄多年的政客生涯在国民党内部形成的影响力，更不清楚此前蒋介石与李氏在云南人事上的密谋以及蒋对李的许愿。1945年10月5日，唐纵在日记中记载：“现云南省政府改组业已完毕，均系主席个人独运匠心，外人鲜有知者。”〔36〕所谓“鲜有知者”，并不是没有一个外人知晓，但傅斯年肯定是不知其奥堂之妙的。而已跻身于国民党中枢，身为党国大员的朱家骅，在政治舞台的搏杀中，显然比傅看得更远更透，并深知各种政治势力合纵连横、钩心斗角的秘诀要领。此时他虽未必了解蒋与李之间的幕后交易，但显然从蒋宁肯撤换黄埔一期的嫡系爱将关麟征，也不肯动李宗黄一根毫毛，且还要关总司令公开声明“一身当之”的强硬态度这一点，已领悟到其中必有私密和隐情。因而朱以多年官场历练出的政治敏感和判断力，于当日回电，明确告知傅斯年说：“李事一时尚难办到，因此延长必生枝节，务请先行上课，恢复常态，一切俟兄返渝面报主座后似无甚问题。”但“务盼劝导学生即日复课，否则后果莫测，弟亦难负责矣”。〔37〕

傅斯年接电后陷入了极大痛苦与郁闷，他不能理解蒋的嫡系、堂堂警备总司令、军权在握的关麟征可轻易解决，而一个党棍恶徒李宗黄为何就不能调离昆明？其中到底有何隐情？李宗黄不走，不仅自己说不服学生，就连教授方面也难有说辞。这一点，朱经农抵昆明的次日就曾明显地注意到了。他在给朱家骅的电报中说：此次学潮“不仅为教育界问题，亦不仅为共产党（问题），更有其他方面夹杂在内”，解决起来相当困难。而“目前最大问题即为学生‘抬棺游行’。原拟明日举行，经孟真设法，已允改至十四日游行。有无变化，尚不敢说。倘得五天犹豫时间，或可设法将其打消，否则亦当极力避免冲突。此点党政军方面已均同意”。〔38〕因了这样的情形，傅斯年越发感到事态严重，心中焦虑不安，血压自然也随之狂长猛蹿。

12日，激愤之情有些平息的学生会代表出于对师长的尊重，主动向傅斯年就昨日双方的不愉快道歉，但又明言几项要求不能改变。既然学生有此强硬姿态，而李宗黄又不能去，傅斯年再度陷入两块巨大夹板之中而无一丝出路的焦虑、失落与惶恐中。在反复权衡后，傅认为集中精力推倒李宗黄这块风刮不进、雨泼不透的铁板，是最为急需和关键的一招，否则皆无出路。主意打定，傅斯年狠下心来，于12日干脆发出一封经朱家骅转呈蒋介石的特急密电，电中先是对自己未能尽到复课之责表示“负罪极深”，接着明确、强硬地指出：“教授对李宗黄极度愤恨”，〔39〕希望蒋速下去李之决心。据朱家骅档案显示，傅斯年的这封电报，当天便由朱转给了蒋介石，但蒋仍犹豫不决。

注释

• 〔1、2、3〕张增智《龙云在解放战争时期》，载《中华文史资料库》，1996年。

• 〔4〕1949年12月9日，卢汉率部起义的这一天，还有一个令世人备感兴趣的插曲，即卢汉捉放“张相国”事件。

1949年11月，就在川南失守，国民党军队即将土崩瓦解之际，镇守云南的卢汉认清了形势，与时俱进，秘密与中共方面联系，准备易帜。卢的“投降主义”和暗中活动，国民党保密局已有察觉，曾在云南亲自监视卢汉一个多月的保密局长毛人凤，感到形势险恶，卢时刻有倒戈投诚的可能，因而向蒋介石建议及早撤换卢汉经绝后患。但素与卢汉友善、时任西南军政长官的张群，出于哥们义气与妇人之见，出面在蒋面前力保卢，认为卢对党国和领袖无比忠诚，不会扯旗造反，投向共产党。着有“华阳相国”之誉的张群，既是当时最受蒋介石信任之人，又是对西南地区军政方面较有影响的人物，蒋介石听从了张的意见，同时采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策略。既然“张相国”曾大言不惭地夸下海口，说卢不会造反，便派张群组织了几位政府大员赴昆极力劝慰，予以笼络卢汉。同时命中央军李弥的第八军和余万程的第二十六军驻守滇边，钳制云南，一旦卢汉有变，立即发兵围剿、歼灭之。

想不到“张相国”此次却失算了。1949年12月9日晚10时，卢汉通电全国，举行起义。此前，卢以巧妙借口把李弥等国民党将领引入了预设的埋伏圈，通电的同时下令扣押了包括当天刚到昆明的张群在内的8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分别是：张群、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万程、二十六军第七师师长石补天、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兼宪兵西南区指挥李楚藩、宪兵西南区指挥部参谋长童鹤莲、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沈延世、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兼云南省绥靖公署保卫处处长沈醉。

张群被扣押后，单独住在卢汉新公馆内。当夜，他采用古人常用的脱身之计，写信给卢，声情并茂地讲述了近几年来他顶住各种压力，在蒋和其他政府要员面前维护云南和卢汉本人声誉的深厚交情，表示自己今后不再过问政治，希望卢让他去香港侨居。卢汉见信后，派省政府委员杨文清去做张的工作，希望张群打消去香港的念头，干脆与自己一起行动，像当年水泊梁山好汉李逵所梦想宣称的一样，反出云南，杀向四川，夺了蒋的鸟位。张群道：“你们的造反行动我是很同情的。我也知道这是大势所趋，国民党的确是无法挽回了。蒋先生过去的所作所为，连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我一生都是一个国民党员，我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们一起拉杆子造反，更不能落井下石夺他的位子。如果你们要把我当做俘虏看待，交给共产党，我料想他们也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要是你们能让我走，我很感激，我今后也不再做什么事，到海外做个寓公算了。”经过反复权衡，卢最后决定释放张群去香港。12月11日上午，卢汉把这位老朋友送上一架英国飞机直飞香港。张群抵港后，没过几日即转船去了台湾与蒋介石会合。

据千家驹说，1950年，周总理在北京对他谈及卢汉义释张群一事时，很有些不高兴地说：“卢汉未与我们商量，便把张群放了。如果不放的话，我们可以当做筹码与张学良交换。”想不到卢汉的哥们义气，让张群得以虎口逃脱，张学良却又被带往台湾监禁了几十年。真所谓人生不可知，天命不可测，张学良天命该当如此耶？

1949年后，卢汉历任云南省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国家体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常委等职。1974年5月病逝于北京。

• 〔5〕《关麟征十二月一日来联大新校舍情况》，王瑞元报告，载《一二·一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出版。

• 〔6、7、9、11〕《一二·一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出版。

• 〔8、27〕《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仁宇著，九州出版社2008年出版。

• 〔10〕邱清泉（1902—1949），字雨庵。浙江永嘉人，1902年1月27日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蒲洲乡中埠（现为龙湾区蒲州），原名青钱。1924年7月至广州投考黄埔军校第二期工科。1925年参与东征，9月6日第二期毕业，28日参与第二次东征，任第一纵队第一师工兵队少尉排长兼任连党代表。1927年1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兵大队第一队上尉连长。1928年4月，任第九军第三师补充团第三营少校营长，驻南京栖霞山。1931年4月，升任第十师第五十九团上校团长，驻江西南昌。1933年11月，升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训练处少将处长。1934年5月参加留德考试，名列九人中的第一名。7月前往德国柏林陆军大学攻读，先至工兵专门学校接受半年入伍训练。1935年10月完成工兵学校专业训练，进入德国陆军大学。1937年5月毕业回国，并撰写留德报告，建议现代化国防军的建设。后出任教导总队参谋长，参与淞沪会战及南京保卫战。南京城陷后被困，至次年2月化装逃出。1938年3月，任陆军第二〇〇师少将副师长。5月，兼任突击军第一纵队司令；10月，任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1940年5月任第五军副军长，9月，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参议。1943年1月任第五军军长。1948年9月22日，晋升陆军中将。10月，任第二兵团司令官。1949年1月10日，在淮海战役中与杜聿明一同在陈官庄突围，后被解放军冲散，在走投无路之际，决定自杀。邱面南背北，举手致礼，喊了一声“校长，来生再见！”尔后举枪自戕，时年47岁。1月19日，国民政府追赠邱为陆军上将。

• 〔12、13、26、36〕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出版。

• 〔14〕关于云南当局派军警特务以如此拙劣手法闯进校园任意打砸与伤人的做法，后人多不可解，以为是中共的片面宣传。只要深入了解当时的政治形势，即可知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自有它内在的逻辑，并不是中共宣传的结果。按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奎松的说法，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国共两党争夺华北和东北的斗争演化成为公开的军事冲突，国民党内部敌视共产党的情绪日渐强烈。这种情绪日渐弥漫的结果，就形成了“前方打仗，后方打人”的奇特政治景象。在后方，即在国统区内共产党没有合法的身份，基本上处于地下状态，因而也使得众多国民党人的敌情观念和政治嗅觉格外敏感。再加上蒋介石本人在这方面同样相当情绪化，其部属自然备受感染。凡是与中央唱反调而与共产党同音调者，难免都会被看成是共产党或是共产党的同情者。因为这些人没有打出共产党的旗号，且每一发动即人多势众，不便由政府出面轻易捕杀，就出现了由基层党团员出面，以群殴或打砸的方式来吓阻和惩治对手的所谓“忠党行动”。也因为大凡唱反调者多是些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而负责吓阻惩治的一方对群殴和打砸则作了充分准备，人人要表现对党的忠诚，且不达目的不罢休，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次又一次流血事件甚至惨案发生。

对于“一二·一”惨案，杨奎松的解释是：按说军人的狂热理应更容易受到纪律的约束，但实际上，由于军人执行命令更为机械，领队的军官不像地方党团人员的领导者会有所顾忌，因此军人所造成的伤害丝毫不比党团人员差。从目击者和受害学生的证言中，可以看出军人打起人来更加凶狠却很少受到领队者的制止。不过，相比较而言，军人执行命令的心理似乎要更明显一些。一位军官30日就曾明确告诉上街的学生说：“我们是奉了命令的，命令我们怎样，我们就怎样。”也正因为如此，当他们攻打校园时，有人被学生捉住时，也就很容易把责任推到长官的身上去。当时一位叫崔俊杰的军人在被学生捉到后，很快供认了自己的军人身份和受大队长之命行事的情况。以此来看几天后被捕的投弹疑犯以杀人罪被起诉，却在法庭上不仅毫无愧疚和自责，反而慷慨激昂，指责学生挑衅，且大包大揽，自称失业军人，行动与部队无关，扬言自己是国民党党员，“平时恨共产党，故出面报复”等，就明显的不合常理。注意到此后不久的南京下关惨案和李公朴、闻一多被杀案，国民党当局的处理手法几乎如出一辙，都是在肯定其“忠党行动”的同时，要求“将行动有关人员拘捕，挺胸做烈士”，不能不使人怀疑，“一二·一”惨案就是开其端者。鉴于后来李闻案中两杀人主犯，即同为军人的特务营连长汤时亮和排长李文山被审时也是慷慨陈词，故做忠烈状。随后即被秘密转移隐藏起来，而由当局另外从监狱中提了两个死刑犯冒名顶死的事实，“一二·一”惨案投掷手榴弹杀人犯陈奇达、刘友治二人是否真的被处死，做了“烈士”，也还是让人生疑的。（杨奎松《战后初期国民党人反共心态素描》）

据已公开的资料显示，陈奇达与刘友治是两个代人受过的替死鬼，二鬼于1945年12月11日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杨奎松没有怀疑陈、刘二人是与本案无任何关联的替死鬼，却怀疑二鬼之死的真伪，似有点舍本遂末的意味了。既然是替死鬼，就说明此前军方高层是花了大价钱买通了的，二鬼明知已死，因而在庭上呈慷慨激昂状，按试前约定表演一番自属正常。表演结束后，二鬼被砍头也属正常的，谁还乐意留两个活口等着他们向世人说出真相？至于那位最值得怀疑的当时被指为“共党分子”姜凯的处理结果，则没有什么可“存疑”之处，此事显属编造。陈、刘二犯被枪杀后，卢汉曾以省主席的名义函请云南警备司令部发出通缉令，缉拿“共党要犯姜凯归案”。深知内情的警备司令部怕再落入圈套，惹火烧身，索性以“由陈奇达只供出有姜凯者，与其约会数次，均在公共处所，并未告其籍贯、年龄、住址，当时口供内亦未回明姜凯之相貌身长，无法抄送，仍请查照”为名，将原件退还。（《云南省警备司令部军法处致省政府函》（1945年12月12日），载《一二·一运动》）

对警备司令部这一做法，同样深知内中奥秘的云南省政府当然不便继续质询，蒙骗世人的过场走过了，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 〔15〕《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61页（注①），唐纵著，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出版。

• 〔16〕《朱自清日记》，转引《闻一多年谱长编》，闻黎明侯菊坤编，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 〔17〕《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 〔18、19〕《闻一多年谱长编》，闻黎明侯菊坤编，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 〔20〕《致胡适》，《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 〔21、2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存朱家骅档案。

• 〔23〕载《一二·一运动》。姚从吾信中所涉人物与职务：

①华炽，即郑华炽，联大物理系教授，联大国民党三青团负责人之一。

②程陶，联大学生，三青团员。

③一多，即闻一多；枚荪，即周炳琳；端升，即钱端升；奚若，即张奚若；芝生，即冯友兰；锡予，即汤用彤。

④倪文亚，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长，惨案发生后，与教育部次长朱经农一起来昆调处。

⑤蔡麟笔，联大学生，三青团员。

⑥高云裳，三青团昆明市书记长；周绅，三青团云南支部秘书兼宣传股长。

⑦总裁，指国民党总裁蒋介石。

⑧西孟，即杨西孟；自昭，即贺麟；吴辰伯，即吴晗；裴笑衡，联大学生，三青团员；清常，即张清常。

⑨分化方略。姚从吾指挥程、陶诸人，冒充中立同学，挑起修改宣言纠纷，妄图分裂联大学生，阴谋被揭穿而失败。（见《一二·一运动》414页注释）

⑩钱端升，因在公开讲演中对蒋介石不称“领袖”，而直呼“先生”，且敢直言批评，几乎已经被关麟征等视同为共产党。（张奚若：《废止一党专政，取消个人独裁！》《学生报》创刊号，1946年1月19日）在党内同仁及校内同事姚从吾等人的眼里，他虽仍被看做国民党员，却是那种“坏事有余，易受利用”，“表现得最糟”的“国民党左翼”。而像钱氏这样的国民党人在惨案后一面同情学生，一面还在尽力为当局与政府分忧，且明确表示与闻一多等左派教授持不同意见，其他国民党籍教授此时内心的焦虑与从思想深处倾向于政府与当局一边，亦可想而知。

另，惨案发生时，联大教授华罗庚正在重庆，返回昆明前，朱家骅特地关照要其代为了解实际情况并积极协助校方和地方当局平息学潮。华回到昆明后因感冒卧床数日，自12月8日起始在校内奔走两天，基本上弄清了事情原委。他在给朱家骅的报告中，除详细说明了学潮发生的整个过程，显然对地方当局这种做法不满。华明确表示无论如何也不理解，25日晚一场时事讨论会何以竟会被当局认定是“赤匪”捣乱，竟至动用军队并开枪镇慑？信中说：当晚5位上台讲演者，除潘大逵教授他不认得，装成老百姓的那个昆明市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查宗藩没见过以外，“我敢保证钱、伍、费三位都决不是‘赤匪’”。不仅如此，尤其让他感到难以理解的是，当局在调动如此之多的打手冲进校园殴打赤手空拳的学生和教师时，其中并没有确定哪一些是“赤匪”，只是稀里糊涂地一场盲打混战。相反，被杀被殴者多人还是国民党员，有的还是他亲自推荐并请朱家骅介绍入党的。对此，华激愤地表示：“此次事变当局处置似甚失当，死者四人，而吾党党员占其半数，马大猷（南按：被打伤之教授）兄，即二年前请书我公介绍入党者。此‘一击’之效或优于晚三年来为吾党之宣传也，甚使志士心灰意懒也。”（《华罗庚致朱家骅先生函》（1945年12月11日），台北“中央研究院所”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

华罗庚在报告中同时提到了于再与潘琰两位死者的身份，与后来所说二人均为中共党员的情况不尽相同：“于再，浙江杭州人，二十四岁，乡村建设学院毕业，国民党党员，南菁中学音乐教员，独子，未婚。”“潘琰（女），江苏徐州人，廿八岁，曾随第十一集团军参加军队，徐州突围（亦国民党党员）。”

1981与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就于、潘二人党籍问题曾形成过相关文件，如1981年2月9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潘琰同志党籍问题的意见》中称：

“潘琰，女，一九一四年生，江苏徐州人。一九三九年在湖北省立建始女师入党（入党介绍人已无法找到）。一九四〇年夏，中共建始县委鉴于形势恶劣，把党员全部疏散隐蔽，潘琰离开建始，经恩施到重庆，考入农本局纺织人员训练班，毕业后先到四川乐至县，后到重庆福生渝庄工作。一九四四年秋考入西南联大学习，由于形势恶劣，当时组织决定，转移地区不转关系。潘琰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党的关系没有转到云南省工委。直到她牺牲三十余年来，很多同志不知道她曾经是共产党员。最近，中央团校青运史研究室在收集‘一二·一’运动史料的过程中，对四烈士之一潘琰同志的党籍问题，进行了调查。……根据以上几位同志的证明，确认潘琰同志是中共党员，其党龄从一九三九年上半年算起。”

1984年7月12日，《中央组织部关于确认于再同志为中共党员的决定》中称：

“于再，原名于镇华，男，一九二一年生，浙江省余杭县人。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四川奉节县经蔡去非同志介绍入党，预备期一个月，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按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于再同志自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到一九四四年冬，都在我党领导下工作，表现一直很好，是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唯一九四四年冬，离重庆参加抗日远征军赴印度，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昆明牺牲，这期间虽无党的组织关系，但烈士在‘一二·一’运动中为革命英勇献身的行为，已反映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因此，于再同志的这段党籍应予承认。根据上述同志的证明和‘一二·一’运动中的表现，确认于再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其党龄从一九三九年一月算起。”（见《一二·一运动》）

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形成以上两份文件时，朱家骅档案仍封存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未解密，大陆方面的有关人士不可能看到此档和华罗庚的这份报告。朱档于20世纪90年代解密后，华的报告才浮出水面，于、潘二人为国民党员的记载才为大陆人士所知。但真理只有一个，关于这一牾问题，至少存在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华罗庚的报告是错误的；第二，中共组织部门所采取的其他部门的调查有疏漏；第三，两人皆有双重党籍，即既是共产党又是国民党，而国共双方皆不知其双重身份，故各自确认一方。但无论属那种情形，凡关心这方面的研究者与党务工作者都无法绕开这一相互牾的情结，并有进一步研究之必要，特别是对西南联大发生的一二·一运动真相的研究将有大的裨益。

• 〔24〕原载1945年12月7日罢委会通讯，转引《傅斯年全集》，第四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傅斯年所说自己与关麟征是朋友的事实，后来披露的有关他此前的通信、言论中没有发现直接证据，倒是从梅贻琦日记中可找到一些线索。因为这一线索，亦可见出在“一二·一”惨案发生之前各自的心理形态。

傅斯年在接替蒋梦麟出任西南联大常委和北京大学代校长后，曾于1945年10月21日抵达昆明与梅贻琦相见，并对联大作短暂视事。此时关麟征亦到昆明不久，尚未正式就职。据梅贻琦日记说，10月26日晚，驻昆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约梅贻琦等人吃饭，“席三桌，多为第五军将校。席间为惩治盗匪问题，关雨东有枭首及暴尸之主张，余等力劝之”。

关雨东即关麟征，看来此人一到昆明就摆出一副赳赳武夫大杀大砍的架势，其间是否有项庄舞剑，故意导演给梅氏等学人观看，以达恫吓之目的，不得而知。但这番气势汹汹的言论，确也表明后来惨案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10月27日，梅日记载：“下午四时约联大教授会各位茶叙，藉以欢迎傅孟真到校。傅有演词，述及迁移困难及可能之时间为春夏间。晚六时，李主席为欢宴S.O.S.将校Col.Creasy, Col.Eisenshaft, Col.Harris, F.A.T.C.之约，与孟真同往。孟真席次为执事者列在下级，余以为不当，即向李指出，后孟真又以字条向李抗议，李则一再道歉。客散时坚留谈话，乃与傅、熊又留半时。”这段记载说明，至少在此时傅斯年与李宗黄已在昆明见面并对学校的相关事宜有所涉及。

10月28日，梅记道：“晚赴章矛尘之约，同座为傅、杨、樊、钱、周、汤，皆北大同仁。食螃蟹，为汉口带来者，馀菜亦颇精美。食后谈及时局及学校将来问题，颇兴奋。盖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惶！深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否则匪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此时学校纷乱已生，梅对学校前途的忧虑溢于言表。

11月1日，梅记述：“八点余以车往才盛巷接孟真往拓东体育场贺关雨东就警备总司令职……三点三刻与郁文往图书馆招待宾及校友茶会，共到约三四百人，茶点后余致欢迎词，然后请李代主席（伯英）讲话，五点半散。”从记载看，如此频繁的来往，傅所言与关、李等人是朋友，也算是一个依据吧。至于这个“朋友”在各自的心中是何等形象，也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还有鬼知了。

11月5日，梅日记载：“晚六点余，应一多、家驷昆仲及叔伟、辰伯饭约于昆南宿舍潘家，他客只孟真、今甫，饮酒据报有九斤之多。饭后谈政局及校局问题颇久，至十二点始散。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梅贻琦日记》，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清华大学2001年出版。）

以上所说的“家驷”即闻家驷，闻一多的胞弟，时在西南联大任教。叔伟即曾昭抡，辰伯即吴晗。潘似指潘光旦。当时闻家兄弟与曾、吴、潘等人皆被视为另类的左派人士，民盟的大小头目。这是“一二·一”惨案发生前，梅贻琦、傅斯年与联大左派人士集中交往并论及政治前途的最后一次。傅的态度未予记述，其实亦可想象。而梅明确表示对共产主义“颇怀疑”，也就是说对闻一多、吴晗辈的思想观念与政治态度持反对意见。此时联大教授之间已形成了正统（亦称右派）与“另类”（亦称“左派”）两大阵容，只是梅处于特殊位置，不愿把自己摆在明显的一方，更不愿把闻一多等另类人士视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仍决定采取“兼容并包之态度”来处理同事关系与日常事务，“一二·一”惨案发生后，梅的处理方式正是这一态度的反映和延续。

两天后的11月7日，梅贻琦离开昆明抵重庆转赴北平，处理清华校产接收事宜。而傅斯年也离昆返渝，准备赴北平办理北大复员事务，就在这个空隙，“一二·一”惨案爆发，二人不得不中断原计划，奉命先后回到昆明进行“调处”。

• 〔25、33、34、35、37、38、39〕《朱家骅致傅斯年并转冯友兰、周炳琳、姚从吾电》（1945年12月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

• 〔28〕《关麟征致重庆蒋委员长电》（1945年11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 〔29〕霍揆彰（1901—1953），字嵩山，湖南酃县人。早年毕业于衡阳省立第三中学。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历任国民革命军陆军排长、连长、营长、团副。1928年任南京警卫司令部经理处处长，同年9月任第十一师第三十二旅第六十四团团长，参加过中原大战。1930年底任第十一师独立旅旅长。1933年9月任第十四师师长。1934年秋，任第五十四军军长。1938年兼任田南要塞指挥官，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6月任第二十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1940年10月任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1943年兼驻滇干训团教育长。1945年兼任青年军副总监、第三方面军副司令官，后入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任青年军第六军军长、云南警备总司令。1946年因指使特务暗杀闻一多、李公朴而去职。1948年11月任第十六绥靖区司令官。1949年5月，任第十一兵团司令官、湘赣鄂边区绥靖总司令。同年秋赴台。1953年3月因脑溢血病逝于台北，享年52岁。

• 〔30〕《一二·一运动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 〔31〕《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12月9日，第二版。

• 〔32〕《蒋介石致傅斯年》，载《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王汎森、杜正胜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5年出版。

第九章　大幕在黄昏中落下

梅贻琦夹缝中突围

就在傅斯年电报发出的当晚，梅贻琦抵达昆明，这让在夹缝中挣扎突围的傅氏大为惊喜，由此长吁了一口气。

12月2日，正在北平办理清华复员事务的梅贻琦接到了促返的电报，因事务缠身，迟至11日才得以飞返重庆，住进上清寺中央研究院招待所。时李济、梁思成、林徽因等几人皆由四川李庄来到重庆。李济是办理公务，梁陪林于重庆中央医院治病，在这多事之秋，几位师友相见自是一番感慨。梅发现“徽因甚瘦弱，但精神犹甚足”。南按：此时亦有〔1〕

人传说林因肺病不治，在重庆一家小旅馆里死去，作家李健吾还专门写了悼文）安顿之后，梅贻琦赶到教育部向朱家骅汇报北平事宜并听命，朱对此讲述了昆明方面的情况，要其尽快赴昆处理。晚上，朱家骅设便宴为梅贻琦接风洗尘，陪坐的有中央研究院同仁萨本栋、李济与营造学社的梁思成、林徽因等，席间再次谈及昆明学潮，朱得知蒋介石当天下午又萌发了解散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各校的念头，因而“似甚紧张”。〔2〕见此情形，梅贻琦借着酒劲当面向朱保证，明日即赴昆明，到周末一定争取复课，倘“本周末不能安定复课，则与其经政府解散，毋宁自请停办耳”。〔3〕联大本来就准备解散复员，只是按原定计划要在明年春夏之间，现在既然政府为平息学潮强行解散，那就干脆由校方提出，这是梅贻琦为顾全上下左右各方的面子而出的下策。

12日上午，梅再度与朱家骅晤谈后告别，由于当日没有去昆明的客机，只好搭乘一架货机于当天晚上8点抵达昆明。梅下机顾不得回家，匆忙“搭公司车至才盛巷，晤孟真、今甫、枚荪、廉澄，以汤面一碗作晚餐，且食且谈，乃详知半月以来之经过。十二点后始返寓，家人惊起开门，略话北平情形，一点半睡”。〔4〕梅在日记中的寥寥几语，形象生动地勾勒出当天紧张忙碌情形。

12月13日，卢汉在不知梅贻琦已到校的情况下，致函傅斯年和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措辞强硬地指出：“务请约束贵校学生，自明日起，停止一切校外活动。否则此一责任应由校方负之。”〔5〕

同日上午，梅贻琦先后约见叶企孙、钱端升、冯友兰、傅斯年、朱经农等人会谈，朱进门后说自己刚从卢汉处归来，重庆密电告卢，有“十五日以后如不复课（蒋）即准备举动”之语。

• 〔6〕

梅听后未作表示。谈话会结束后，至云大医院慰问受伤未愈的学生，随后又拜访了卢汉与新上任的昆明警备总司令霍揆彰等军政大员，对各种情形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

与梅贻琦的冷静沉着大为不同的是，傅斯年在接到卢汉措辞强硬的函件与朱经农的报告后，心情又见焦虑，脾气显得异常暴燥。由对学生的哀其不幸，演化成了怒其不争，并怀着对“罢联”的愤怒与怨恨在致朱家骅电文中称：“彼等只是以四个棺材拖延日期，似有所待。两大学当局已明白表示，十七日非一律上课不可，月涵到与谈，认为以后我辈当积极行使职权。如近日（仍做）不到，（即）自请解散。”〔7〕

主意打定，傅与梅联合起来开始对主张继续罢课的师生进行夹击行动。因得到重庆密电，15日是最后期限，故二人在14日紧急召集联大常委会，确定把复课期限拖到17日。选定这一日期，是因为15日恰逢周末，只有周一的17日才能看出是否复课。此举既与蒋介石要求不相冲突，又为校方从中周旋延长了时间，同时这个时间正好也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抵达中国的日子。倘学潮即此结束，不啻对马特使献上的一个不是礼物的礼物，对国民政府的形象亦分外增添光彩。

有了这一计划，傅斯年又鼓起信心，经过反复思考琢磨，与梅进行沙盘推演，共同制定了一套攻防战术。第一步，先由联大、云大两校当局出面发布必须复课之最后期限；第二步，如学生违命不遵，则傅与梅宣布辞职，逼教授会走上前台；第三步，教授会全体出面做学生工作，不成，亦全体辞职，以向学生施压；第四步，学生若再不听，则可断然采取“自我解散”之措施，来个树倒猢狲散，各奔东西，干脆又利索地彻底解决问题。

就在傅、梅等人急如星火召开常委会之时，卢汉、霍揆彰联名于14日上午向蒋介石拍发密电，谓：“处理昆明学潮，职等与朱次长、傅校长等已尽最大努力，期早平息，照常上课，经过情形，曾由职汉以亥元（十二月十三日）密报电详呈。昨又由汉函云大、联大两校负责，使学生停止一切校外活动，并限校长于十七日复课，如果无效，决遵钧示为最后之处置，刻已准备待命。”

14日下午5点，梅贻琦特约闻一多谈话，想从侧面摸清“罢联”与中共地下组织方面的反应。二人交谈后，梅对闻的言行颇为失望，当晚在日记中写道：“一多实一理想革命家，其见解、言论可以煽动，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8〕

15日晨，蒋介石侍从室幕僚唐纵奉命电话昆明梅贻琦问学潮情形，“如果不能如期复课，其不上课之学生一律开除，政府无解散学校之名，而贯彻处理学潮之决心”。〔9〕梅得电后不敢怠慢，迅速与常委会全体召集学生代表在清华办事处谈话，先由梅说明学校规定17日上课之缘由，及届时不上课后果之严重。继由傅斯年、冯友兰、潘光旦、陈序经、周炳琳等名重一时的大牌教授发言，强调学生不仅应顾及为死难学生申冤，而且亦应为学校前途着想的道理。会后，耐不住来回拉锯之痛苦的教育部次长朱经农离昆返渝汇报。

朱家骅为打消傅斯年的焦虑，防其一怒之下作出立即宣布“解散联大”的下策，在听完朱经农汇报后，于当日（15日）向傅斯年拍发电报，云“李事照弟看法，早已不成问题，主席似亦深知其人此次事件，亦知其处理失当，言行不妥，唯因当时不能全昭真相”。但处理李宗黄之事“似不能于复课以前再有举动”。同时强调，此“亦属情理之常故”，只要“能按期复课，此后问题均能顺利解决，因其他重要各方亦如此看法，并都主张将来李应必去”。又，“此事已与月涵兄言之，日来观察，更证明李去稍缓，无甚难处，兄可将此意暗示教授以解其愤”。〔10〕

然而，朱家骅的看法只能是他自己隔衣挠庠，瞎子摸象般琢磨猜测得出的判断，与蒋介石内心所想，还隔着一个虽有些干瘪但尚鲜活的肚皮，所谓人心隔肚皮是也。在政治斗争中，蒋毕竟比朱与傅等辈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视野更加博大宏阔。他清晰而明了地意识到，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在何时何地，共产党才是他真正的心腹大患。遥想当年，在“九一八”沈阳事变爆发前的1931年8月22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讲话，谓：“倘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11〕蒋在处理国内一切纷争的基本立场，从来都是以是否有碍于其统治权威作为衡量的标准。昆明学潮爆发，他断定肯定是共产党阴谋所致，因而在处理李宗黄问题上，除了私人交情与当初的许诺，还有一个不便向外人道的隐秘情结，那就是绝不能让共产党捞到便宜。

于是，12月15日下午，蒋介石电谕朱家骅，声称“此次昆明学潮情形复杂”，责令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将“其中主谋及领导分子希速查明具报为要”。〔12〕在国民党中枢混迹多年的朱家骅自然掂得出这个电谕的分量，遂立即将此电转发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待弄清基本情况后，于当夜电复蒋介石，报告说：“学潮主谋及领导分子，闻各校教授中态度激烈者为联大教授闻一多、潘光旦、吴晗及云大教授潘大逵、尚健庵、楚图南等，整个首要分子名单，已电令各校当局密查具报，除俟查明立即呈报外，谨先电陈。”〔13〕

就在重庆与昆明之间密电频传过程中，远在延安窑洞的毛泽东，于12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明确指出：“目前我党一方面坚持解放区自治自卫立场，坚决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巩固解放区人民已得的果实；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以昆明罢课为标志），使反动派陷于孤立，使我党获得广大的同盟者，扩大在我党影响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14〕自此，中共中央南方局对昆明学潮地下组织者和领导者加强了联系与指导。

就在毛泽东文章刊发的同一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以促成中国之统一”。但声明中说：“自治性的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那样的存在，乃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且实际上使政治团结不能实现。”〔15〕这表明美国对华政策的目的，是帮助蒋介石国民党解除中共的武装。

12月16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衔命到达中国“调处”内战。同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吴玉章、叶剑英等人抵达重庆，出席即将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仍然是这一天，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召开代表大会讨论后，表示拒绝复课要求，并送给梅贻琦一份书面答复：“经代表大会决议，在条件未圆满解决前不能复课。”〔16〕——绕了一个大圈，事情还是落到了最初的起点上。

梅、傅等人见此情形，决定实施反制，命人在西南联大张贴布告，以强硬的姿态表示，全体师生一律于17日复课。云南大学80名教授联名发出《告全体同学书》，劝告学生复课。闻一多等另类派教授感到无限期罢课，可能逼迫蒋介石采取“最后措施”，而教授们对当局解散联大也忧心忡忡，颇为凄惶，遂有了让步的念头。此时中共云南省地下工委经过酝酿研究，认为“罢课必须适可而止。应修改复课条件，除惩凶一条由联大教授会提出公诉外，如其他条件得到解决，即可采用停灵复课的办法，以便巩固胜利，积蓄力量，争取全胜”。〔17〕据中共联大地下总支书记袁永熙回忆：“会后我见到闻先生，他见面就问：‘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办？’还说：‘罢课不要拖得太久，过去我们在教授会上说话，多数人都支持，现在会上我们成少数派了。’又说：‘教授们从学校利益考虑，都希望早些复课。’我见闻先生这种态度，便将我们开会的情况告诉他。闻先生听了很高兴，说：‘这样好，这样好！我马上去告诉梅先生，他是我的老师。’”〔18〕

当晚，闻一多与梅贻琦进行了晤谈，梅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道：“饭后九点，光旦偕一多来，一多告学生方面可有转机。甚喜，即走告孟真。”〔19〕

闻一多与傅斯年叫板争胜

令梅贻琦大失所望的是，事情并不如闻一多、潘光旦所说的那样有所“转机”。当他于17日上午10点冒着寒风冷雨，哆嗦着身子与傅斯年同往联大新校舍察看，竟没有一个上课的人影。于是，二人在失落中张皇，于心虚中调整。下午3点，梅以懊丧沉郁的心情约教授会同仁茶话：“报告最近数日经过及本人（与傅）感觉无望，不能不退避贤路之意。”〔20〕继梅贻琦之后，傅斯年起身以哀婉的声调说道：“为学校前途和为学生命运计，在万般无奈，无所希望中，作为校务负责人，我们只能引咎辞职，别无他法可求之。”说到这里，泪水不知不觉地顺着面颊流了下来。他摘下眼镜，用手绢不住地擦拭着，欲述而不能语。受梅、傅二人情绪影响，许多教授对学校前途悲观失望起来，于是纷纷提出辞职。面对此情，向来与闻一多、潘光旦等站在一条线上的张奚若适时地站起来对众教授道：“何必呢，我们应该尽力地挽留梅、傅二常委，凡是慰留常委的都请站起来。”〔21〕如此一说，茫然四顾的教授们不得不站起来表示慰留，梅、傅二人也只好半推半就地表示打消辞职之意。

带有表演性质的茶话会尚未结束，有人提议转开本年度第六次教授会议，梅、傅二人表示同意，教务长潘光旦等签名，入会者达88人，由周炳琳任会议主席，闻一多仍以书记员身份负责记录。会上，围绕复课与惩凶问题再度展开辩论，以傅斯年为首的大多数教授都主张复课日期再延长三天，诸位应劝导学生于20日一定复课，如介时仍不能复课，则“教授同仁只好辞职”。

傅斯年与他的特大号烟斗

针对这项提议，闻一多、潘光旦、钱端升等人则反其道而行之，弄出一个反提议，即“要求政府将李宗黄立即撤职，如不能办到，则全体辞职”。〔22〕这个反提议再度将事情绕回过去一直争论不休的“先复课再惩凶，还是先惩凶再复课”的老路上来。于是两派之间就这一提议和反提议，你来我往拉锯式地进行了长达5个多小时的争吵未分胜负。傅斯年气喘吁吁，用他那庞大的烟斗不耐烦地敲得桌子“啪啪”乱响，而闻一多则不时地放下记录的笔杆，手攥比傅氏小一号的烟斗，边抽边与傅展开激烈论争。相互之间越争越恼火，越论越偏离主题，闻一多在猛吸了一口烟后，对傅斯年大声道：“这样，何不到老蒋面前去山呼万岁！”〔23〕据当时出席会议的张奚若说，闻一多这是揭傅斯年的旧疤，很少有人知道的。于是，张与其他教授开始劝解，谓“大家争执，何必重提以前的旧事”云云，意在指责闻一多有些过分。而此时的傅斯年脸涨得比猪肝还要黑一大半，沉默了足有两分钟，突然站起小山一样的躯体振臂高呼：“先生们——”略作停顿后，又用一种颤抖的声音急促地喊道：“有特殊党派的给我滚出去！”〔24〕接着又高呼：“布尔什维克给我滚出去！”

与傅斯年针锋相对的闻一多

面对傅斯年的叫骂与呼喊，闻一多忽地站起，怒气冲冲地对傅道：“我就是布尔什维克！”〔25〕意思是你想怎么着？这一极具挑战意味的口气，令傅斯年更加暴躁狂怒，他把大字号烟斗往桌上“砰”地一摔，剧烈的碰撞使烟斗蹦跳着带动风声从冯友兰耳边擦过，冯氏为之失色。傅斯年复大声喊道：“你这个布尔什维克给我滚出去！”

这一声明显带有颤音的叫喊，在场者大为震惊，众人用一种近似陌生的眼光打量着这位当年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北京游行队伍总指挥、目前的联大常委兼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兼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兼国民参政员傅斯年，心中百感交集，大有今昔何昔之慨。当众人把傅斯年强行按回椅子上，坐在身边的冯友兰伸过脑袋，悄悄对傅斯年半开玩笑地说：“你原来也是个学生头头，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26〕傅瞥了一眼冯友兰，铁青着脸，只顾猛喘粗气，话已说不出来。

此次会议在无休止的吵闹中总算熬到结束，最后形成三项决议：大意是：本会代表于明日起召集学生自治会全体代表，劝导学生复课，并听取其意见。担任书记员的闻一多在关键的第三项中记录为：“本会认为本星期四应行复课。”会议主席周炳琳在审查中认为该记录不够明确，乃改为：“劝导学生时与说明本星期四务必复课，如不肯复课，教授同仁只好辞职。”但又加了一个附加条件：“只要星期四（20日）整天中有一个学生上课，教授就不集体辞职。”〔27〕

闻一多等人一直吵闹坚持的那个反提议方案，在本次会议中遭到断然否决，未能写入会议记录。对此，中央社昆明分社于当日发往重庆的电讯稿明确说道，“今下午全体教授会议中，两常委报告此次经过后，各教授一致坚劝勿辞职，并决议于18日全体教授再劝导学生一次，如在20日不复课，即总辞职。同时亦希望政府早日罢免李宗黄”〔28〕云云。

教授会在纷乱争吵中形成的这个决议，依然没有得到学生自治会代表认可。梅、傅等派出各系主任与大批教授加紧做学生的劝导工作，姚从吾等国民党联大支部负责人全力以赴，集结校内党团力量，或明或暗地对学生进行内部拉拢、分化、瓦解，各派力量皆憋着一股气进行最后一搏。此时，眼看杜鲁门总统已公开宣示对华政策，要求国民党必须扩大政府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势力，实行民主改革，马歇尔的专机已在中国落地。对国民党政府而言，昆明学潮问题已到了必须摊牌的最后关头。

12月18日上午，卢汉给蒋介石发出特急密电，称：“对于学潮最后之处置工作，业已就绪。”目前“作最后努力”。并暗喻，如果劝解失败，即以武力解决之。

刀已出鞘，箭在弦上。

12月18日下午3时，蒋介石给朱家骅发出一封盖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红印的“国民政府代电”。文称：

教育部朱部长勋鉴。昆明学潮受少数反动学生操纵，迁延反复，妨害全体学生学业甚大，如延至二十日尚有未复课学生，应即一律开除学籍。除电昆明卢主席查照办理并一面仍准备军训办法候令实施外，希知照并速密知各校当局为要。

中正。（三十四）亥巧。府军信。〔29〕

朱家骅接电后，见蒋介石明令学生复课的最后期限可缓至20日，意识到蒋在极度的忍耐中作出让步，悬着的一颗心遂稍稍缓解。他把蒋令转发昆明，特地告诫傅斯年以及卢汉与霍揆彰诸军政大员，特别强调在“如何与何时执行”蒋令的问题上，务必“妥慎办理”。言外之意，即使限期已到，也要三思，不可贸然动武，以免重蹈李、关之覆辙。同时，他明确要求联大和云大两校当局“再尽最大之努力，恳切劝导学生即日复课，以重学业，以副期望”。〔30〕

朱家骅在重庆与昆明间全力调和，傅、梅二人与联大、云大的多数教授亦积极运作劝导，学生自治会开始松动。中共联大支部负责人洪德铭找到闻一多，正式委托闻单独会晤梅贻琦，表示学生会方面的复课条件还可修改，争取梅打消顾虑站在学生会一边。闻一多当天晚上单独面见梅贻琦，并把学生会的条件向梅交了底。心中有数的梅贻琦与傅斯年商定，于19日再度召集教授会，通过了以书面形式劝告学生的决议，同时推冯友兰、周炳琳等为代表，面见卢汉，请其取消“禁止自由集会”之前令，如果取消此令，学生会减少敌意，事情可得缓解。卢汉听罢，极其痛快地允诺。政府当局作出了让步，布告贴出，学生方面也明显开始发生了分化。到了最后期限的20日，联大各系均有学生陆续到教室上课了。

面对这一动态，傅斯年仍心存疑虑，而暗中操纵联大内部国民党与三青团的姚从吾却欣喜异常，兴奋起来，他当即发密信以邮代电致重庆的朱家骅，通报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信中写道：“联大教授坚持二十日不复课，全体辞职。此点极重要。一、教授辞职，则一切抬棺游行煽动全国学潮，向美特使马歇尔示威等，均无意义。上兵伐谋，此最扼要。二、联大解散，中立学生极恐慌，可使就范。三、二十日为最后关头，教授会把握坚定，可以消释少数奸人阴谋，可以鼓励党团员，可以扶持中立派。此事孟真持之坚，枚荪主之力，若能从此复课，此策实为重要关键。顷闻已有十分之五学生复课，特先奉闻。”〔31〕

西南联大教室复原情形（作者摄）

既然部分学生已开始上课，就意味着事情有了转机，这一情形，无论是重庆的蒋介石，还是昆明的卢汉与校方，不便再采取其他措施强令全体学生上课，只能静观其变，向各自期待的目标进展。其间姚从吾等指挥党团员加紧活动，对学生实施分化。中共地下党支持的学生自治会一方也针锋相对地采取了“反分化”措施，如此一来一往，使得占大多数的中立派学生进退两难，事情陷入胶着状态。如此连拖两日，局面并没有大的改观，上课人数依然不到五分之一，脾气暴躁的傅斯年又沉不住气了。

22日下午3时，傅、梅二人再次组织教授会开会，由梅贻琦主持，朱自清等86人参加，商量如何进一步推动复课的问题。各路派系的教授积极献计献策，最后以折中的方式形成决议：在17日会议中，曾有人提出政府将李宗黄先给予撤职处分，学生再复课，如不能办到，则教授全体辞职。这项当时未获通过的决议，兹补为“从今日起，以两个月为求此事实现之最大限度”。此决议实际上既照顾了闻一多等人的强硬态度，又默许了傅斯年等人提出的“先复课，再撤职”的主张。对于这项决议，学生自治联合会方面表示基本满意，中共地下党联大支部与民青组织负责人洪德铭认为，闻一多“确在这里立了大功”。〔32〕为表明校方态度，由教授会决议，授权梅贻琦向学生自治会发表书面谈话，梅在谈话中称：“本月二十日，本人曾对学生自治会理事会代表面加告诫，对于上课同学不得加以阻拦或采取其他行动。乃近两日学生会对于上课同学竟采取行动，剥夺同学应得权利，殊属违背学校纪律，应迅即自行纠正，以后如再有此种行动，本人决将执行学校纪律，严予惩处，以维持秩序。”〔33〕

22日晚，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三点教授会，学生会又有函，报告‘罢联会’对于复课条件再加修改，其意似欲得早日结束者。闻未到会，派寿民暂代。孟真颇示焦躁，盖已决于明日返渝，校事不过问矣。会散后留周、冯、赵晚饭，草‘谈话’之二。饭后又随周、赵访傅，劝其稍缓返渝，未得谅允。以后只好仍自支撑耳。”〔34〕此时的傅斯年认为大局已定，自己无须久留，但梅贻琦等人却颇不情愿傅在事情未明确之前过早离开。从梅的日记可以见出，内中透出一股独木难撑、孤苦无助的苍凉。

令梅贻琦出乎意料的是，事情正朝着他期望的目标急速进展，并且急转直下。

马歇尔与蒋介石夫妇在南京

21日，马歇尔由上海飞至南京，与蒋介石举行了首次会谈。处于对国内外舆论压力和尽快平息学潮的考虑，同时为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蒋忍痛割爱，电令李宗黄速赴重庆述职，并于23日电告卢汉，对昆明学潮问题应“忍让为怀，谨慎处理”。〔35〕

同样是对马歇尔已经来到中国“调处”的事实，原来暗中推动学潮的中共一方也迅速改换了原有的方式。中共地下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从重庆发来的紧急密电，指出：“运动已在政治上获得重大战果，应改变斗争方式，及时复课以便巩固胜利，积蓄力量，把民主运动引向深入。”〔36〕也就是说，此事闹腾得差不多了，该收摊打烊了。

12月24日，李宗黄卷起铺盖，在万众声讨中黯然离开昆明飞赴重庆。

同日，联大常委梅贻琦与云大校长熊庆来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一二·一”惨案真相，明确指出地方党、政、军当局“处置大错”，“应负激成罢课风潮之责任”，并保证学校将根据法律控告杀人凶犯等。国内外报刊纷纷转载了这一消息。

25日，昆明学生“罢联”经过讨论，一致通过《复课宣言》，声明为顾全大局，“忍痛抑悲，停灵复课”，昆明各校学生即日复课。〔37〕至此，持续了一个月的罢课风潮算是暂告一个段落。关于这一事件得以平息的头功者属谁，当时美国驻昆明领事馆有一份秘密报告：“傅斯年博士至少把局势控制住了。无论是云大的熊校长还是联大的叶企孙代常委都没有表现出多少主动性。”〔38〕这个结论不能说全面，但还是较为恰当的。

学潮暂时得以平息，但整个“一二·一”惨案还没有了结，尚有四具冰冷的尸体还躺在联大图书馆漆黑的棺材中。而四具黑棺外加一条吊在梁檩上鲜血淋漓的大腿标本，皆由学生自治会掌控。昆明学潮能否再度爆发，四具尸体一条腿到底何去何从？就看两个月内重庆国民政府对李宗黄的处理结果了。

联大悲情录

与关麟征大不相同的是，挟着铺盖卷回到重庆的李宗黄，狷狂的性格依然没有改变，无论是面见党国大员还是一国之主蒋介石，他仍昂头挺胸，做大义凛然状，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坚持认为昆明惨案自己不但无过，反而有功于党国，是政府“戡乱”的功臣，所有的罪过全是昆明共产党暗中捣乱的结果。直到翌年5月，李宗黄还四处喊冤，并向行政院院长宋子文鸣冤叫屈，坚称：“昆明学潮，纯为反动派有计划有步骤之政治阴谋，一切罪恶，假此而行，其所资为口实者，不外禁止集会与发生惨案两事。”而当12月1日极不幸的惨案发生之时，“宗黄已交代省主席之职，然仍与军政当局上紧缉凶，翌日即行破案。旋承中央命，指派新主席卢汉，警备总司令关麟征与宗黄三人，共同审判，严厉惩凶，并决定从优抚恤死者，从国法人情立论，此案本可了结。不意阴谋之辈，不逞之徒，以惨案为奇货可居，以学子为政争工具，竟四处活动，百计中伤，不惜淆乱是非，颠倒黑白，甚至血口喷人，借刀杀人，极尽穷凶极恶，丧心病狂之能事。须知吾人革命，以仁爱为目的，以青年为骨干，对于一般学生，向来爱护周至，即个人立身处己，尤与天下人以共见……”〔39〕

李氏离开昆明到重庆后上蹿下跳，喊冤叫屈，弄得蒋介石左右为难，迟迟不能对这位“有功于党国”的“忠臣谋士”作出革职还是升迁的抉择。而对于李氏的四处张扬与撇清，外界纷传，但大多不以为然，个中态度，梅贻琦直接表示“便可不理”。而傅斯年在写给夫人俞大綵的信中，更具有水泊梁山好汉风格地直呼“李宗黄该杀”！他明确表示“昆明学潮之起源，校内情形复杂，固为一因，但当局措施荒谬，极为重要”。为此，傅斯年详细地述说了当局的荒谬经过：

11月25日晚，学生有会，地方当局（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禁止，学生仍开，遂在校外大放枪炮，幸未伤人，次日罢课。学校当局一面向地方当局抗议，一面劝令学生复课。乃李宗黄（代主席）所组成之“联合行动委员会”竟于12月1日派大队人分五次打入联大，两次云大。其中一次有人在师范学院放炸弹，死者四人，锯去大腿者一人，还有一人可成残废，此外重轻伤十余人，此等惨案有政治作用者岂有不充分利用之理？四个棺材一条腿，真奇货可居，全昆明闹得不亦乐乎。我就是在此情况下到昆明的（4日），我对于李宗黄等之愤慨不减他人。同时也希望学校能复常轨。我的办法，真正敢作敢为，彼时大家汹汹，居然能做到不出新事件。到了11、12日，我本有可以结束之事，忽知其不易（以有党派鼓动），随又转变一种办法，即加压力于学生也。此时梅亦返校，我们二人请辞职，教授决议，如学生不复课，即总辞职。有此压力，有的上课。而学生会亦渐渐下台。我走时，此局已定，有尾巴，我不赞成再让步，由梅料理，故我先走。大致说20日上课者约十分之一，24日上课者约十分之二，26日全上课。我于24日返渝。

总括说：

（1）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第五军长），关麟征代人受过。

（2）学校内部有好些不成话之事，非当年之北大、清华可比矣。

（3）此次惨案，居然告一段落，太不容易。我所办的，除若干共党及C.C外，尚未有责备我者，而称颂我者甚多。

（4）学校以后之善后，我实在办不了啦。

我之辞职未准，但联大一职必辞，决不再去昆明。梅月涵心中如何打算，我不能了了，他专听潘光旦等人之话尤不可解，我岂能再代他受过。北大一职，可以不辞，静待适之回国。本当早赴北平，偏偏这些事打岔，现在北平太冷了，等过了三九阳历二月中旬再去，方妥。此时要开政治会议，回李庄也回不来，我本辞政治协商会议，而辞不掉。当然，此时回家休息，岂不太好！一切至今困顿，皆因两念所误，赴延安（有此协商会议）；为北大，公私交弊，言之可叹，寂寞由你想，你如去修道院，念念默然。我一辈子忙人的事，忙到如此地步也。

政治协商会议，国外的压力甚大，或者可有若干结果，否则必然一事无成，我在其中，其苦万状，参政会同仁颇有骂参加此会者，我这几年无一时……〔40〕

此时的傅斯年也只是空发议论而已，满腔愤慨很快成为泡沫随风飘散，“该杀”的李宗黄不但没有人头落地，反而毫发未损且得以另谋高就。

1946年2月13日，《中央日报》发布消息，称：“云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李宗黄，另有任务，应免本兼各职，任命该省政府委员张邦翰兼民政厅长。”14日，再发消息，称：“党政考核委员秘书长沈鸿烈，前奉派赴北方视察，兹闻中央对沈氏将令畀任务，该会秘书长一职，已改派李宗黄接充，业于十一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

报道既出，傅斯年或许已经明白，或许仍蒙在鼓里，蒋介石处于社会各界压力，固然通过行政院免除了李氏在云南的本兼各职，表面上给以处罚，但实际上并不想太过于打击像李宗黄这样一批铁杆忠党分子的情绪。在前期许诺的云南省主席已无法办到，李氏本人也不可能再有所指望的情况下，蒋只好退而求其次，通过国防最高委员会任命李为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以这种方式算是为李氏挽回了一点面子。

原本“该杀”的李宗黄摇身一变，突然成了面貌一新的党国大员，这一戏法的演变，势必导致昆明学界新一轮反弹。联大学生会得此消息，立即派代表向校方质问，但正如冯友兰后来在《自述》中所言：“教授会说，我们保证的是使关（南按：实乃李）去职，只要他去职就可以了，至于是升是降，我们并没有保证。有人提议开教授会，但没有成为事实。”〔41〕据冯氏说，让学生先复课，然后再惩凶的点子是他与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出的，后来教授会的答复也有自己一分子。通观冯友兰为人处世的一生，像这样的圆熟中夹杂着狡猾的辩解是极有可能的，若出自别人的计谋反而有些不可思议了。只是冯友兰等人这一圆滑的说辞，令联大学生会大小头目甚感恼怒，遂下决心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再度发动学生示威游行，进行反击和报复。

吴晗在西南联大民主草坪演讲，鼓动学生继续闹下去（引自《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史》）

2月15日，梅贻琦乘机飞渝办理清华复员事务，西南联大一时群龙无首。趁这一空隙，昆明学生联合会主席、中共地下党员吴显钺，秘密联合由中共地下组织操控的文协昆明分会、中苏文协昆明分会，连同民主同盟主办的民主周刊社等十团体，纠集15000余人于2月17日在联大新校舍广场召开讨伐大会。会议由闻一多任主席，褚辅成、钱端升、费孝通、吴晗等人出席大会并慷慨发言，强烈要求政府立刻严惩昆明“一二·一”惨案主使者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等军政大员。为了加重会议的分量和法码，会议组织者专门把炸断一条腿的缪祥烈用棍子抬上主席台，以现身说法激起众人的反政府斗志。经过闻、吴等几位另类派教授一招一式鼓动煽情与缪祥烈声泪俱下的现场控诉，入会者情绪很快被激发调动起来，演讲尚未结束，就有人急不可耐地蹦到主席台振臂呼喊“打倒李宗黄”、“杀关麟征、李宗黄以谢天下”、“立即改组政府”等口号，同时提出游行示威以壮声色。中共地下党员吴显钺等学联领袖见火候已到，顺势鼓动，表示响应。于是，整个会场如同决堤的潮水，人群“轰隆”一声拥出联大校园，于昆明大街小巷呼啸开来。

由于卢汉对李宗黄这个冤家对头出任新职同样大为不满，没有派军警阻止，昆明街头汹涌翻滚的人潮急浪汹涌向前。大潮滚过处，留下了一堆堆用各色纸张书写的宣传口号与标语。当众人空着肚子双腿发软全身打晃两眼发花回到校园时，夹杂在队伍中满面尘土的闻一多于兴奋之中，不无得意地用沙哑的声音对身旁的人说道：“军警特务哪里去了？他们是学乖了，还是泄气了？”其实他哪里知道，大权在握，重兵云集的地方当局，怎有突然吃素、泄气的道理？倘无隐情，何以至此？闻一多此言，实在是不谙官场之道的书生意气。

就在闻、吴等人支持、鼓励昆明学生纷纷拥向街头之时，远在重庆的梅贻琦先后会晤了傅斯年与朱家骅。当时正患胃病躺在自家寓所床上的朱家骅，尽管不知闻一多等此刻正在千里之外的昆明游行队伍中狂呼尖叫，风头正健，但当谈到联大近日形势时，朱家骅甚表忧虑，认为“张、闻、潘等之举动谓殊于清华不利”，〔42〕并特地专门向梅贻琦提出警示。2月26日下午晚些时候，冯友兰以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身份向重庆教育部拍发密电，谓学生将于27日举行罢课，催梅贻琦速返昆明筹划应对之策。当教育部译电员将电文翻译完毕已是晚上7点，时梅贻琦正同翁文灏、傅斯年等人参加外交协会举办的一个宴会，在教部当置的杭立武立即持电文驾车跑到宴会场所，匆忙把梅拉出告之昆明情形，并促梅速返。梅听罢大惊，“虽觉或非严重，而又感在渝任务未完，但只好决计归去，（因为）此责他人亦难负也。”〔43〕乃“急至朱寓稍留”，而后即返中研究院招待所收拾行李，次日一早乘机返回昆明。

梅贻琦风风火火地赶回昆明联大，得知学生会已决定将罢课时间推迟两天，尽管梅对找上门来的学生会代表“严予告诫，倘如此行动，尤属不合，学校更难予同情”等，但僵持到3月4日，罢课风潮还是发生了。无可奈何的梅贻琦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今日联大及昆市其他校学生罢课一日，以表示对于李案处置之不满，此举诚非全无理由，然亦只能听之，更望勿生其他事端耳。”〔44〕毕竟国民党最高当局在此事处置上太不明智且有些过分，作为联大最后一根支柱的梅贻琦自然不能跟着他们糊涂下去，在没有更好的应对措施情况下，对罢课风潮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则不失为明智之举。

3月5日，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密电重庆国民政府军政部长陈诚，报告昆明方面的动态：

（一）昆明共产党控制之学联，支日联合各大中学生共千余人，开会罢课反对李宗黄就任新职，并企图要求省政府方面，拨款七千五百万元作为‘一二·一’事件死者赡养抚恤费。各校大部分学生均照常上课，罢课学生微日有复课模样。（二）共党近由延安、贵阳派来李晓（东北人）、陈定侯（江苏）、张学易（东北）三人，均系西南联大毕业生，来昆以图加强滇省共产党组织，已饬详查其行动。（三）共党分子预定于灰日公祭死者并向省政府请愿。（四）本党学生蔡麟笔等仍积极策动筹办爱国运动，不断宣传，收效甚大，并拟于佳日在昆明分四区扩大宣传，谨闻（南按：电文中的支、微、灰等，属专用语，似指昨、今、明等解释）。〔45〕

因惨案中死去的4名学生棺木仍停在联大图书馆尚未出殡，李宗黄出任新职事件自然令学联的组织者与出殡等事联系在一起，成为与地方当局谈判的重要筹码。事实上，就在学生罢课的同时，根据中共云南省地下工委指示，西南联大学生、地下共产党员吴显钺、萧荻等，分别代表昆明学联和遇难学生治丧委员会，已开始与云南当局交涉死者出殡事宜，并表示在出殡日要举行大规模出殡游行，以宣泄胸中愤慨。为遏制这一不利于和谐稳定的势头，云南当局除答应可为死者抚养费垫款五千万元，以争取早日结束此局外，专门找来当地所谓的士绅名流、社会贤达，与吴、萧等人进行谈判。听命于云南当局的士绅、贤达们，以四项不宜条件加以阻止，即：

（一）凶死者照地方旧日习惯不应出殡。

（二）宣传意义多于哀凄，不似出殡方式。

（三）多数学生填塞扰攘于通衢中以影响治安，不宜出殡。

（四）棺木与葬地同在联大校内，无出殡必要，应让死者早日入土为安。

经过一番面红耳赤的争吵论战，最后双方皆作出让步并达成协议，即出殡之日，殡葬队伍可以进城，但不贴标语，不喊口号，游行之后立即回校就地安葬。

为四位亡者出殡场面

3月17日，为四位遇难者出殡仪式开始。只见死者灵柩上覆盖着青天白日的中华民国国旗，并有“党国所赐”大字条幅（南按：此条幅不知是讽刺国民党当局，还是一种特别荣耀予以标榜）。据当时治丧委员会负责人萧荻回忆：“在出殡前夕，又生波折。我们原已预定好的抬灵柩的杠房，却突然奉令不准来抬了。于是我们改租马车来载运灵柩。但到我们租妥马车后，马车夫来说，马被军警拉走了，无法驾车。我们便决定买几匹白布，系住车辕，用人来牵引，成队的送殡者，拉着灵车行进，也是‘执绋’的一种形式。”〔46〕

如此一番折腾，载有棺木的人拉马车总算驶出校园，向昆明城内进发。送葬者与围观者组成了一支庞大而杂乱的队伍，在吹拉弹唱的伴奏与阵阵哀乐声中，浩浩荡荡地在昆明城中通衢大道转了一圈，而后返回联大校园安葬。

对学联组织的这次行动，卢汉、霍揆彰曾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密报：“三月十七日昆市大中三十余校男女学生万余人，为一二·一事件死亡学生发丧，十一时由联大新校舍出发，沿各大街衢作出殡游行，游行期间，仅作简短之宣传及散发传单，游行行列所至，市面铺户自行关闭，以示抗议，观众态度冷淡，予以严重之精神打击。午后五时，游行完毕，翌日即行埋葬。”又说：“关于奸伪分子之活动，以事先已经饬属注意监视外，并针对其弱点，发动各校党团学生及地方党政人员，实行防制，致未发生任何意外事件。现虽有少数学生仍做各项宣传活动，但均在我严密监视，并策动党团学生发动相对言论，以遏制之。”〔47〕

卢、霍电文所言大体不差，但显然也有违背常理之处，按鲁迅的说法，中国人最喜欢的一景就是看杀头，杀过头之后的埋葬仪式也是在“喜欢”之列的。如今被当局枪杀的学生举行出殡且还要沿街游行，这在昆明应该算是百年不遇的奇事，城中百姓焉有不倾巢出动一观其景的道理？根据《闻一多年谱长编》的说法，出殡时仅在联大新校舍草坪就云集了3万多人，这个数字当是可信的，而在昆明市内观看出殡游行者当不会少于10万之众，或许还不止。只是当游行队伍回到联大校园准备在早已修好的墓穴前安葬时，像乌云突遭狂风袭击，纷乱的人群眨眼四散，只有缕缕薄幕缭绕其间。而葬礼的主祭、陪祭人员更是少得可怜，除了联大训导长查良钊代表校方主祭，陪祭者仅闻一多、钱端升、尚钺、王赣愚、吴晗等几位志愿者，别无其他教授参加或在墓前驻足。对这一凄凉尴尬的场景，闻一多大感不解与悲怆，登台后竟“半天说不出话，好久才悲愤地致辞”，说：“今天这四位青年朋友就在这里安息了，但是我们的路还遥远得很，一个民主的新中国离我们还远得很。我往下看看，今天我们参加陪祭的人，为什么这样少（只有两三位），是害怕吗？还是关着门装不晓得？难道连师生朋友们之情，连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这些人上哪儿去了？是害怕吗？今天我参加了，不见谁把我怎么样。今天我们在死者的面前许下诺言，我们今后的方向是民主，我们要惩凶，关麟征、李宗黄，他们跑到天涯，我们追到天涯，这一代追不了，下一代继续追，血的债是要血来偿还的。”〔48〕

此时的闻一多也许已经意识到，面前之所以出现这种冷清、凄凉的场面，除了大多数教授对连绵不绝的学潮感到疲惫甚至有些厌倦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国民党当局通过姚从吾、蔡梦笔等联大党团员采取的一系列“反制”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其他教授不肯露面，显然已闹不出群体性事件了，但作为西南联大“定海神针”的梅贻琦，因经历了太多的政治风云与学潮狂波，对此却放心不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午前十一点出门往武成路福照街口伫立三刻许，学生殡队久不至，后始知已改道由大西门经青云路进城矣。街上观众甚多，似无成群可有冲突者……夕闻殡队已返校，安葬幸无他故。”〔49〕

只有到了四具棺材完全落入墓穴并被红土掩埋之后，梅贻琦望望有些人影稀疏的校园和零星飘过的冷雨，一颗悬着的心才砰然落地。

南雁北归春迎客

中外瞩目的昆明学潮得以暂时平息，学生们又回归教室上起课来。但每一位师生都感觉到，此时整个西南联大的情形已与往昔大不相同了，冥冥中似有一种勾心引魂的神秘东西在校园游荡飘浮，令师生心神不宁且有相互疏远防范的感觉，原来那种温馨浪漫、团结和睦的气氛已随雾飘散，无处寻觅。这个感觉刻骨铭心，令大多数师生难以忘却。许多年后，冯友兰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一二·一运动结束以后，联大在表面上平静无事了，其实它所受的内伤是很严重的，最严重的就是教授会从内部分裂了，它以后再不能在重大问题上有一致的态度和行动了。从五四运动以来多年养成的教授会的权威丧失殆尽了。原来三校所共有的‘教授治校’的原则，至此已成为空洞的形式，没有生命力了。”〔50〕一个生命体自有其诞生、成长、衰老、死亡的过程，一旦消失不会再有。此时的联大已走到了生命阶段的尽头，任何努力已无法挽回曾经有过的繁盛与强劲的局面。而摆在联大教授会面前的当务之急，不是愈合内伤，重整旗鼓，再建“教授治校”的威信和威力，而是解散联大，三校各自设法返回平津，再造未来之新局。

4月12日，西南联大在清华办事处召开教授会议，由梅贻琦报告筹备复员事宜。按此前傅斯年与梅贻琦通信中的设想，鉴于陆海空交通工具难以寻租，联大继续一学期，至9月后再始移动。这一计划遭到了许多教授反对，教授们强烈要求按原计划于5月10日开始迁移。

4月14日下午1时，西南联大昆明校友会为欢送母校师长，在昆明大东门外临江里一七二号龙云公馆举行校友话别会。据说选此地址乃闻一多的主意，为的是让入会者睹物思人，唤起心中的悲愤之情，共有60余位联大教授和200多名学生参加了会议。会上，闻一多按惯例发表了演说，只是此次比往昔更趋激烈。据当时的记录显示，闻一多在说过几句客套话后，接着话锋一转，这样说道：

联大就要分开了，北大、清华和南开，不久就要回到老家去啦！这当然是值得高兴的，我也和大家一样，怀念故乡，怀念清华园。可惜，如今除了那半个中国之外，哪儿也不会有安乐土！比如说，这座美丽的花园，多么幽静！这个会场多么欢畅！你们可也知道：丑恶的东西就躲在旁边，要威胁，要破坏这个会议，要带军警前来检查，要把他们的反动货色硬塞进会场，连这样一点高兴，也不甘心让人享受，连这样一个惜别联欢的会，也违反了什么集会法。现在总算开起来了。但是，这使我不能不想到北平，在那里等待着我们的恐怕不是什么幸福，也许是更丑恶的灾难！

……今天我想说的是，这三个大学都和美国关系很密切，我们都是在美国式的教育里培养出来的，固然也可以学得一些知识和技术，但是经过这八年的检验，可以说，过去受的美国教育实在太坏了。它教我们只顾自己，脱离人民，不顾国家民族，这就是所谓的个人主义吧，几乎害了我一辈子！有些人毕业了，留了洋，干脆不回来了；有的人爬上去了，做了教授，或者当了校长，或者当了大官，有了地位，就显得不同，想的和说的也和别人不一样啦！其实，这些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

别人又以为我在骂人了。是的，对于反动的不公道的不对的事情，为什么不该骂？

前几天有个刊物隐约地骂了蒋介石，于是他的党徒们嚷起来了，说侮辱了什么似的，还有些好心肠的知识分子跟着说这太过分了，难道说，他这些年造了那么多的孽，害了那么多的人民，骂一下都不行吗？咱们应该讲真理，明是非。我有名有姓，我就要骂！〔51〕

据参加会议的冯友兰回忆，闻一多越说越慷慨激昂，有一段说：

大家都说清华有优良的传统，这不对，清华没有优良传统，有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传统。我受了这种传统的毒害，现在才刚有点觉醒。我向青年学习，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如我现在想说蒋介石是个混账王八蛋，我就说蒋介石是个混账王八蛋，他就是个混账王八蛋！〔52〕

闻一多的演说，令在场者大为惊悚，许多人认为有些过分，也有人认为这是闻氏故意耸人听闻，博取声名，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为之拍手叫好。作为联大驻校的负责人梅贻琦听了别人的转述，自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昆明联大校友会有“话别”会，余因恶其十二月强梁改组之举动，故未往。晚，勉仲（南按：查良钊）来告开会情形，更为失望。会中由闻一多开谩骂之端，起而继之者亦即把持该会者。对于学校大肆批评，对于教授横加侮辱，果何居心必欲如此乎？民主自由之意义被此辈玷污矣。然学校之将来更可虑也。〔53〕

第二天，即4月15日，梅贻琦又记道：“午前马约翰来，谈及昨日校友会情形，极为气愤。”对此，梅贻琦曾产生了清华大学复员后，将解聘闻一多的念头，而“在这个时候，梅贻琦接到美国加州大学的一封信，说是他们想请一位能讲中国文学的人到他们那里去开课，请梅贻琦推荐一个人。梅贻琦想推荐闻一多去，向闻一多一说，他就拒绝了。他要留身于‘是非之地’，继续斗争下去”。〔54〕

梅贻琦本想来个顺手推舟，把闻一多这个棘手的“斗士”弄到美国，让其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东西两海岸之间，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面对面地“斗”下去，直至“斗”出个名堂来。但闻一多深知自己一旦到了美国佬的一亩三分地，不但“斗”不出什么名堂，弄不好连自己也“斗”进去，在漆黑的监狱里蹲着了，因而并未听从梅贻琦的指令，坚决要留在联大与中国人“斗”。因了闻的强硬态度，尚有谦谦君子之风的梅贻琦亦不强人所难，只好听之任之。只是梅氏没有想到，只隔了两个多月，闻一多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其“斗”至死的重大意义正如冯友兰所说：“他以他的一死把联大的‘民主堡垒’的地位推到当时的最高峰，把当时的民主运动推到最高潮。就在这个最高潮中，联大结束了它的八年的历程。”〔55〕

1946年5月4日，也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27周年纪念日，众人翘首以待的三校复员之日终于到来了。西南联大师生与特邀来宾在校图书馆前广场上，举办了校史上最后一次结业典礼。唯一在昆明统揽全局的联大常委梅贻琦作了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报告，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代表汤用彤、叶企孙、蔡维藩相继致辞。会后，全体师生来到校舍后面的小山，竖起了代表联大师生情感与精神寄托的纪念碑。按照传统款式，纪念碑署名分别是：“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碑之背面刻着西南联大自抗战以来共834名参军入伍的学生名单。碑文曰：

西南联大纪念碑（作者摄）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唯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又成前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始终。此其可纪念者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教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本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词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词，勒为碑铭。铭曰：

痛南渡，辞宫阙。驻衡阳，又离别。

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

抵绝徼，继讲说。诗书丧，犹有舌。

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

见仇寇，如烟灭。赵朔北，迄南越。

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

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兄弟列。

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

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

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56〕

冯友兰朗诵完纪念碑碑文，揭幕仪式开始。历经八年的联大生活就此宣告结束。〔57〕除师范学院留驻昆明改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南按：即后来的云南师范大学），联大师生分批北返平津，当天即有90多名师生乘卡车北上。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校歌响起，汽笛声声。师生们整日在校园相聚时，尚不觉得有什么不同，而一旦分别，才蓦然感到各自的灵魂被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许多师生对望无语，相拥而泣，恋恋不舍地离开倾注自己青春热血的春城与脚下那块水乳交融的红土地。

注释

• 〔1、2、3、4、6、8、16、19、20、34、42、43、44、49、53〕《梅贻琦日记》，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 〔5〕闻一多《一二·一运动始末记》，转引《一二·一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出版。

• 〔7、10、12、13、28、29、30、3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存朱家骅档案。

• 〔9〕《在蒋介石身边八年》唐纵著，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出版。

• 〔11〕《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1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 〔15〕《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

• 〔17、33、35、36、45、47〕《一二·一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

• 〔18、21、22、23、24、27、32、48〕《闻一多年谱长编》，闻黎明侯菊坤编，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 〔25〕《我所知道闻一多先生的几件事》，载《龙虫并雕斋琐语》，王力著，商务印书馆2002年出版。

• 〔26、41、50、52、54、55〕《冯友兰自述》，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 〔37〕“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几天，中共地下云南省工委曾派专人赴重庆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汇报情况。后来在组织复课时，接到南方局信函，指出运动已在政治上获得重大战果，应改变斗争方式，及时复课，以便巩固胜利，积蓄力量，把民主运动引向深入。（《一二·一运动》）

• 〔38〕《一二·一运动史料汇编》（第5辑），中共云南师大党委史料征集组编，1985年印行。

• 〔39〕一直坚持在昆明惨案中自己是党国有功之臣的李宗黄，出于强大的社会压力和复杂的政治目的，于1946年4月30日借赴昆明出席云南省参议会闭幕典礼之机，向与会者散发了一份《李宗黄对昆明学潮之声明》，声明说：

昆明学潮，纯为反动派有计划有步骤之政治阴谋，一切罪恶，假此而行。其所资为口实者，不外禁止集会与发生惨案两事。

去年十一月中旬，云南党政军当局，迭据密报，反动派决在昆明从事暴动——罢课—罢工—罢市。二十一日云南省政府改组，二十三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延安无线电广播，即有此种预示，二十四日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校学生自治会，为反动派所操纵，竟以反对内战与美军为名，事前未经许可，突召开时事讨论会，遍请各界参加，意在游行肇事，以达其政治阴谋。政府为防患未然，及保持盟军友好起见，当根据是时尚未废止之“非常时期取缔集会演说办法”予以劝阻。此种措施，极为合法，乃该校等，不唯不加理会，反于翌日首先罢课，并四出压迫各中等学校，一律响应，以张声势。沿途击伤学生，殴辱军警，（存有道歉凭证）横冲直撞，无法无天。政府曲于优容，未予法办，而群情愤激，不可遏抑，反动派复从中指使，遂有十二月一日极不幸之惨案发生。

其时宗黄已交代省主席之职，然仍与军政当局上紧缉凶，翌日即行破案。

……须知吾人革命，以仁爱为目的，以青年为骨干，对于一般学生，向来爱护周至，即个人立身处己，尤与天下人以共见。彼乌烟瘴气，无损于日月之光辉，魑魅魍魉，断难在白昼而横行，卒之公道克伸，社会齿冷，凡被利用做傀儡者，亦自觉哑然若有所失。

现国土未全复，民困未昭苏，凡有良心、有血性、有祖国爱者，救死扶伤之不暇，焉有闲情逸致与反动派计一日之是非，较一事之短长。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彼辈阴谋鬼怪，层出不穷，必不吝以祸滇者祸国。兹特声明，以免再中奸计，帮人君子，幸共鉴之。

三十五年五月三十日于昆明（原件存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李宗黄将此声明在昆明散发后，引起一阵骚动，梅贻琦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夕赴省参议会休会餐叙，至则宾主已有散去者，勉强终席。出至缪云台家，遇李一平，再与缪家吃饭半顿，饭后在廊前闲话，李出示李宗黄‘对昆明学潮之声明’。十点归。”5月1日又记道：“早报上未见李之声明注销，便可不理矣。”（《梅贻琦日记》）

李宗黄的“声明”在昆明骚动了一阵后，未见更大的响声，心有不甘，遂在重庆广为散发，并于同年7月30日，干脆转致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以扩大在国民党高层之影响。宋对此如何处理宣示不得而知，但世人所看到的是“一二·一”惨案的余波尚未平息，枪声又起。此时，闻一多惨遭特务暗杀已半月矣。

• 〔40〕此信为1980年12月，美国学者易杜强向云南师范大学提供的复制件，缺首末页。转引《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 〔46〕萧荻《吴显钺同志逝世十周年祭》，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三十四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 〔51〕王康《闻一多传》，转引《闻一多年谱长编》，闻黎明侯菊坤编，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 〔56〕联大八年，作为影响最大、流传最广，具有久远的标志性意义的校歌与纪念碑文一直流传下来。出于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前些年，北京大学对此碑曾照原格式进行复制，立于西校门内校史馆附近，以供后人瞻仰。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西南联大校歌词曲者的姓名，均未被校方公布，而世传的校歌歌词作者，即有罗庸、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蒋梦麟等人的不同说法；曲作者亦有马约翰、沈有鼎、张清常等不同传闻。1980年4月27日，星期日，清华大学迎来了六十九年校庆，当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的老校友们对词曲作者提出了疑问，在争论不休中，有人建议去请教一下原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时年85岁的冯友兰。借着回母校的激情与一股酒劲儿，有几人一摇三晃地来到了北京大学院内燕南园号称“三松堂”的冯友兰寓所请教，其中一校友因领杯喝得太多，一头撞到树上昏倒而未至。据冯友兰回忆，当几人喷着酒气慷慨激昂地说明来意，冯认为他们算是找对了人，并说：“现在我是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因为1938年联大制定校歌校训的时候，设了一个委员会主持其事。我是五个会员之一，并且是主席。现在其他四人——闻一多、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都不在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并且还没有失去记忆力。有人来问，我就凭我的记忆说是我作的。”想不到，随着冯友兰这句话的传出，事情就变得复杂诡谲起来了。

冯友兰当时可能觉得以自己身为西南联大八年文学院长兼校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此言一出，完全可以一锤定音，不会有任何异声怪调产生了。出乎意料的是，这一锤子下去不但未能定音，反而如同捣了一个蛰伏多年的蚂蜂窝，直弄得群蜂四起，乱音飞腾，怪调频生，在西南联大校友甚至整个学术界产生了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

首先向冯友兰发难者乃张清常。

1980年11月1日，张清常在《北京晚报》发表了《西南联大校歌的作者》一文，声称自己是联大校歌谱曲者，并进一步指出，《满江红》歌词真正作者是联大中文系教授罗庸而非联大文学院长、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冯所作的只是一首“现代诗体的歌词”与罗同时应征，但没有入选，罗词张谱被定为校歌，并“曾铅印分发给历年入学学生”。

张清常的否定与毫不客气地对冯友兰直接呼名道姓，极易令人产生当了三十年“反面教员”的冯友兰“伪造历史”甚至“剽窃别人成果”的联想。冯友兰见文后愤然而起，立即著文予以反驳，在经过一番周折后，冯文于同年11月23日于《北京晚报》“作者读者编者”栏目刊出。冯友兰信誓旦旦地表示：“我亲笔书写的歌词原件，现存西南联大档案，由此亦可证明西南联大校歌《满江红》词系我所作。”同时认为张清常所说“现代诗体的歌词”，是后来应张的请求，特别为张个人创作的《西南联大进行曲》所写的几句白话诗，“实在与制定校歌并无关系”。冯还说：“西南联大结业北返时，曾在昆明立纪念碑一座。碑文是我写的，碑文最后的铭词大部分用校歌的词句，可谓一稿两用。”碑文有“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词，勒为碑铭”句，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这个碑文是“罗庸亲自写在石头上”的，这便足以证明校歌歌词是我所作，“不然，何能如此？”

冯友兰列举的证据显然比张清常要多得多，有些证据还保存完好，如西南联大档案与纪念碑等，就完好如初地保存在清华档案室内与昆明联大旧址，且各种文字俱在。按照冯友兰的设想，如果校歌不是自己所作，在撰写纪念碑铭文的时候，自己能去抄罗庸的歌词吗？有这个必要吗？假如自己剽窃了罗庸的歌词，我还敢明目张胆地让罗庸把这篇东西刻在石头上吗？作为同事的罗庸难道没有一点反应吗？假如罗庸屈服于自己的权力，或者有其他想法不敢吭声，那么最知内情的朱自清也一点反应没有吗？即使朱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那么另一位曾在碑上篆额，疾恶如仇，平时以火暴脾气著名的闻一多又如何袖手旁观，没有半点声响？对照碑文与歌词，联想罗、朱、闻等诸位教授当时的态度，难道还不足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歌词就是我冯友兰所作吗？

冯氏的想法当然有合理的一面，但也有一相情愿成分，因为此时的中国大陆学术界刚刚从“文革”浩劫中苏醒过来，怀揣各种怨恨与情绪的知识分子，已没有几人把他这个在“文革”中与江青等人纠缠在一起的“梁效顾问”当回事了。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冯友兰的辩驳文章与列举的证据，不但未能起到五音聚合的作用，反而引来一片新的质疑之声，一个署名“联大一校友”的作者于同年12月29日再于《北京晚报》发表《西南联大校歌作者究竟是谁？》的文章，认为冯友兰根本就不是校歌的作者，所谓自称作者，实乃一假冒伪劣产品而已。文中对冯极尽挖苦、嘲弄之能事，并有“死无对证”、“剽窃别人成果”等激烈言辞掷出，虽未坐实“剽窃别人成果”者就是冯友兰，但剑锋所指，刀锋所向，明眼人一看即明。

面对这种持续恶化的局面，冯友兰感到了自己的被动与力不从心，同时也意识到了今非昔比，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声誉，再也不是西南联大与清华复校时一言九鼎的模样了，目前的处境是一个被现政权和新兴的学术界抛弃的边缘人物。但既然自己认为并公开宣布过联大校歌歌词是冯友兰所作，即所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就不能被扰乱视听，或迫于压力而曲从他说，必须坚持己说并揭开事情的真相。但要揭示事实真相，不能总在家中坐而论道，或在报纸上开骂打仗，最要紧的是找到并拿出提示真相的证据，否则无从谈起。以如冯友兰后来所说：“校歌既然是我作的，那我就是当事人。既然是当事人，就失去了做证人的资格。所以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决定性的解决。大家都希望得到一种当时的记载作为决定性的证据。”（《冯友兰自述》，277页，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

为了寻觅证据支撑原有的说辞，使自己尽快干净利索地从泥沼中脱身，冯友兰开始了行动。工夫不负苦心人，证据很快找到了，那就是朱自清儿子朱乔森所藏的他的父亲的日记，日记中有联大校歌委员会决定校歌歌曲是非的会议记载。冯氏见罢大喜，后来回忆说：“朱自清是当时委员会的五人之一，不能说他不知情。日记又是当时的记载，不能说有记忆上的错误。真是最靠得住的材料了。”（《冯友兰自述》）

日记中关于联大校歌的记载有三条。

1938年10月30日

下午大学校歌委员会开会，我们接受罗庸先生的词，但不是曲（南按：后来出版的朱自清日记原文为“但未通过曲”）。

1939年6月14日

下午开校歌委员会，听校歌演唱会，接受冯的歌和马的谱，但谱嫌单调，因此决定马（约翰）、杨（业治）、沈（有鼎）负责修正。

1939年6月30日

大学校歌委员会下午开会，接受张清常先生的乐谱，三人喜欢张的歌词，大多数人接受其乐谱胜过其歌词，他们同意接受冯的歌词（按：后来出版的朱自清日记原文为“开会讨论张清常曲，三个委员同意张的曲子。他们认为曲调比歌词更重要，冯的歌词早为大家所接受”。）（见《朱自清全集》，卷九、卷十，朱乔森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冯友兰说：“根据这三条记载，罗庸是有一首校歌的稿子，并且带有谱子，这首稿子曾一度为校歌委员会所接受。所以有人说联大校歌是罗庸作的，也是事出有因。此外还有冯（友兰）、马（约翰）词及张（清常）词，但是校歌委员会最后决定用冯词。联大常务委员会根据校歌委员会的建议决定用冯词作为校歌。”

又说：“校歌的谱子原来有三种，有沈（有鼎）谱、马（约翰）谱和张（清常）谱，校歌委员会先建议用沈谱，常委会据以公布。常委会先公布的是冯词沈谱，后来又改用冯词张谱。这就是后来在校内校外演唱的西南联大校歌。有人说：日记中只说冯词，何以知那个冯词就是《满江红》词呢？可能日记中所说的冯词不是《满江红》词，罗庸所作的是《满江红》词。这个可能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校歌委员会所决定最后上报常委会、常委会所据以公布的不是《满江红》词，《满江红》词怎么会成为联大校歌呢？根据朱自清的这三条日记，我认为关于联大校歌作者的问题已经解决，话也就不必再多说了。”（《冯友兰自述》，278页，冯友兰著。）

挂在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纪念馆（歌胪士洋行）内的校歌（作者摄）

冯友兰的证据一出，把对此事的围观者实实在在地震了一下，许多人怀揣疑虑从侧面打听，冯氏所言是否属实。在清华大学校史办公室工作的黄延复致函原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王力，就校歌歌词一事进行询问。王力在复函中认为作者应是冯友兰。1981年5月15日，原联大哲学系教授沈有鼎公开具函清华大学校史办公室，证明冯友兰是校歌歌词的真正作者。朱自清的日记加上王力与歌词谱曲当年的见证人沈有鼎的证词，冯友兰为歌词作者似乎是铁板钉钉，无可争议了。作为冯友兰自己，认为有了如此“铁证”，足以堵住众人之嘴，真的是“不必多说了”。于是，在出版的《三松堂自序》一书中（198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冯颇有些得意地把自己关于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一段回忆，作为一个附记放于书中一同公示于众。意想不到的是，此事并没有就此了结，蛰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有生力量再度起而反扑，从而展开了一场持久的更大规模的论战，其影响与范围波及海外华人华侨与两岸同胞，众人为之侧目。

1987年，《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刊发了号称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张清源的署名文章《西南联大校歌制作经过》，该文以张清常的说法为主要依据，并辅以清华大学的档案材料，洋洋洒洒，颇具规模地构建了联大校歌制作经过的历史现场，得出了罗庸才是联大校歌《满江红》真正作者的结论，最后二人斩钉截铁地宣布：“罗庸先生作词，应是无可怀疑的。”

1988年10月，由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南联大北京、昆明校友会，以及云南师范大学合编的《西南联合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纪念专辑》，全文转载了黄、张二人合撰的《制作经过》。这一转载，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篇文章，实则意味着以上几方对黄、张二人观点和说法的肯定。

此文一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冯友兰本人，连同一直密切注视此事，并为寻找证据而四处奔波的冯的女儿冯钟璞（宗璞）、女婿蔡仲德，对此未作回应，这个间隙无疑给外界造成了一种冯家老小已经默认的印象。于是，关于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作者认定问题，便咸鱼翻身，出现了根本性的逆转。一时间，中国大陆几乎所有出版发行的报刊中，在提到联大校歌问题时，都众口一词地说是罗庸。如闻一多的孙子闻黎明与侯菊坤合编的《闻一多年谱长编》、姜建、吴为公合编的《朱自清年谱》、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大党委书记王学珍等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刘家莹编《清华人文学科年谱》等重量级、大部头、在学术界颇具影响的书籍，皆把联大校歌歌词作者的帽子戴到了早已去世的罗庸头上，冯友兰被无情地踢出圈外。而这些著作的编辑者们又在黄延复、张源潜一文影响和引导下，在确信此文为不容置疑的圭臬的基础上，采取生拉硬套的方法来处理相关事例，以与黄、张二人之文的说法切合。假如发现有不合之处和漏洞，为了拉住罗庸，踢出冯友兰，便不惜为此割裂、增删，或篡改史料，以达表面上的自圆其说。于是，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提供给世人的自认为“最靠得住”的证据，连同他在《北京晚报》中的喃喃自辩，都似乎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被众人抛到臭水阴沟中任其发臭长毛生蛆去了。流风所及，无坚不摧。在这股强劲合流推拥下，作为冯友兰的女婿，且对冯氏的相关资料掌握最为充分，对其生平研究最为深入的蔡仲德教授，在所编的《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中，对待联大歌词作者问题，也有些难以决断，直至噤若寒蝉，不敢明示而刻意回避了。

2001年1月11日，《光明日报》刊载了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生、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的《中兴业需人杰》一文。此文是杨于2000年10月在台湾《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中夫妇，捐赠巨款给南京、东南两大学成立华英基金会宴会上的演讲。杨说：“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以后，清华、北大、南开三大学搬到长沙成立了‘临时大学’。一九三七年底南京失守，三大学又西迁到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成立之初，冯友兰教授写了一首校歌。他一生很得意此校歌歌词，晚年时候写《三松堂自序》时还将歌词录了进去。”又说：“校歌是一首词，词牌是《满江红》。冯先生显然觉得宋朝的南渡和当时的西迁有相似的地方，所以不但用了岳飞的《满江红》词牌，还作了许多对比。校歌第一阕开头几句是：’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我于一九三八年秋考入西南联大，今天还记得当时唱此校歌时悲愤而又坚决的心情。”

这个时候的杨振宁可能没有看到黄、张的文章，因而以冯友兰的说法为准，但看过黄、张文章者立即作出反应。时有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名叫桂苓者，于2001年7月4日在《中华读书报》撰文指出：“此为杨振宁教授记忆有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在民族危亡关头，为树立民族心，振奋全体师生的精神，在几经讨论、遴选的基础上确定的。当时冯友兰先生也写了一阕较有影响的佳作，最终入选的却是中文系教授罗膺中（罗庸）用《满江红》词牌所填写的歌词，由联大教师张清常谱曲。”又说：“冯友兰教授在抗战胜利联大即将北归之时，受全校师生委托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比较详尽地叙述了联大坎坷而辉煌的历程和非凡的历史意义，表达了联大人的民族自豪感和为民族复兴继续奋进的决心。碑文后缀以歌词，时人往往将此词与联大校歌混淆。”

显然，这位叫桂苓的女士或男士自己对联大校歌的是非并无研究，只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偏听了黄、张一面之词便以此作为棍子给杨振宁迎头痛击罢了。而杨振宁尽管在物理学上有旷世天才，但他对联大校歌的恩怨是非同样没有研究，面对桂苓的迎头痛击，他有些不知所措，或许认为自己真的错了，只好低下头颅，装聋作哑，沉默不语了。

面对如此局面，有一个人一直隔岸观火，密切注视着各色人等随风飘摇，时扑时起的表演。终于有一天，他决心把此事搞清楚，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并以真实的历史史实昭告天下。此人便是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的青年学者翟志成博士。

翟志成放下了正在撰写的《冯友兰传》工作，开始涉足联大校歌悬案。他通过对冯友兰生平与学术经历的整体把握，经过反复推敲冯友兰与黄延复、张清常正反双方的说辞及其提供的证据，反复求证于清华、联大的档案材料，以及联系到冯氏生活的具体历史情境一并加以考察，最终证实了冯友兰才是真正的联大校歌的作者，从而还原了历史真相，廓清了世人对冯友兰为人为学的某些误解与曲解。在长达四万余言的《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考辨》中，翟志成采取最先进的正向和逆向的双向思维考证法，对搜集到的证据进行考证与辩难，其中最能体现翟文意旨，以及点到黄、张二人文章死穴，并迫其倒地不起的“撒手锏”，定格在如下几处要害关口：

一、冯友兰一辈子写过的文章，加起来总数要超过六百万字，绝对是货真价实的“著作等身”。而联大校歌歌词总共只有九十三个字，和六百万字比起来，几乎等于一比六万，实在微不足道。且冯氏以善谈义理而高居于当代中国哲学第一人的王座，词章之事对冯氏而言只是雕虫小技一桩，正如他在《北京晚报》投书中所言：“写过这首歌词与否，于我无所得失。”语气虽极自负，却仍不失为一句实事求是的大实话。而冒认一首曾经万口传唱的校歌歌词作者，其冒险犯难，又有甚于白昼入市抢金。如果说，冯友兰为了冒认一首于自己“无所得失”的《满江红》词，而不惜犯身败名裂的风险，他的行为，又和一个以六万博一的赌徒有何分别？冯友兰不疯狂也不愚蠢，他为什么要参加这一场连“愚蠢”和“疯狂”都不足以形容的以万博一的绝世豪赌？

二、在1968年的一整年里，冯友兰已被“文革”造反派打翻在地，同时奉了北大井冈山兵团和新北大公社二大派红卫兵，以及后来的工宣队的命令，几乎每天都在撰写回忆自己的“反动历史”，以及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的“交代材料”。其中有一份材料涉及校歌问题。材料原文如下：

关于联大校歌的问题

1939年联大要定校歌，常委会叫我起草。我用《满江红》调写了首词。其中说：“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待恢复旧神京，还燕碣。”稿子提到常委会，有人觉得形式太旧，不像个校歌的样子，但终于通过了。通过后，我找哲学系教授沈有鼎作谱。谱成以后，就正式公布，成为联大校歌。国文系有个教员张清常（现在内蒙古大学），作了一个西南联大进行曲乐谱，把校歌谱子也收进去。他把乐谱稿子交给我，我没往外拿，因为联大没有乐队。

我只记得校歌的一部分的词句。但就这一部分词句看起来，它表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愿望，我企图用校歌的形式，把这个愿望灌输给青年学生，使它们成为反动派的接班人。“中兴业，需人杰。”这个“中兴”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中兴”，这个“人杰”就是为这个“中兴”服务的“人才”。这六个字明确地说明了国民党反动派给西南联大的任务。“待恢复旧神京，还燕碣。”就是预先就有的“下山摘桃”思想。碑文吹捧这个校歌，并将其改写为碑的铭文，现在看起来，校歌和碑文，标志着西南联大的始终。校歌是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为联大所作的工作总结。

当时的冯友兰被定为“反动权威”与“反共老手”，其处境正如他女儿宗璞所言，正被捆绑在铁板上，忍受着来自炼狱的熊熊劫火“烧烤，而任何人都可以随着性子往这劫火上添柴加草。由此，翟志成认为，在这样一种生命不保的艰难处境下，冯友兰的交代材料，就对黄、张二人之说构成了极其坚强的反证。首先，趋利避祸，劝赏畏罪，是人类自我保存的本能。如果冯友兰如黄延复、张源潜所言，是在假冒联大校歌歌词的作者，那么，造成他冒充的根本原因，分析到最后，无非是为了名和利，冯友兰也只会在对自己有实质好处或利益的情势下，才有可能冒险一搏，自称是校歌作者。但在写交代材料时，正是人人自危，命悬一线之际，若他从未写过这首校歌，他会自己跳出来”把屎盆往自己头上硬扣吗？如果当时冯友兰的神经还正常的话，他为何去冒这个作者，平白增加自己的罪孽？难道是活得不耐烦了？从冯友兰在“文革”中一连串的表现看，还远没有达到曾国藩当年所言“心力交瘁，但求速死”的程度和境界。

三、冯友兰声称自己为联大校歌作者，并有朱自清日记为证，而张清常宣称他是从朱自清来信中，获知罗庸为联大校歌歌词作者，却始终拿不出朱自清的信件原件证明确有其事，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其说之真。

四、对朱自清日记的解读应用上，黄、张二人进行了歪曲、割裂和删改。联大校歌问题的讨论，在朱氏日记中可以找到四条，除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列的三条外，于1938年11月24日还有一条：“下午在冯家开校歌委员会。”校歌词如下：“万里长征……待驱除倭虏、复神京，还燕碣。”（按：除倭虏二字外，其他皆与传唱的校歌歌词相同。）这一条，可视作朱氏日记四条中的第二条。

在黄、张二人的文章引用上述四条朱自清日记时，第一条照单全收，作者当然是罗庸。第二条仅从文字上看，既没说歌词是罗，也没说是冯，但黄、张却说：“按时间及其他资料推断，这份歌词当是罗庸先生所作。”第三条，即1939年6月14日条，有“接受冯的歌词和马的谱”一句，黄、张二人一看与自己的立论不利，索性删掉不用，只把头尾对接起来写于文中。而最关键的第四条，即1939年6月30日条，又把“冯的歌词早为大家所接受”一句删掉。如此这般连续砍掉两条带有冯友兰的铁证，既保住了张清常作为校歌歌谱制作者的地位，又把罗庸拉进了歌词作者的圈内，可谓一举两得。如果把被删掉的两段全部复原，则黄、张二人的结论则支柱崩溃，全盘皆翻，那么校歌歌词的真正作者就是冯友兰。

有了这样的论证、论据和结论，翟志成在文章的最后说：“我从正反两个方面层层加以考述和论证，从而推翻了黄延复、张源潜的结论，否定了大陆学界的定论，证明了冯友兰是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真正作者。相信日后即令有新材料面世，也只会加强本文的证明。或者，应当更保守或更保险地说，在没有更新的核心材料出现并足以否定本文立论之前，本文的结论，已经是整个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争论的定案了。”尽管此言颇有点自负色彩，但也不能不令人佩服作者深厚的考证功夫和文章中施放出的足以摧毁反对者的巨大威力。

翟氏的文章于2001年12月在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发表后，又陆续在香港等地发表，并被多家报刊转载。此结论一时成为定案，学术界莫之驳也。但被他掀翻在地的黄、张二人，并不甘心就此失败，于是再度打起精神，拼上老命予以反击，但不知是何原因，或是内部产生了分裂，或是由于身体不适等缘故，在反击的文章中，已不见黄延复的大名，而只有张源潜横刀立马于阵前艰难地出手，从所抛出的《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歌词的作者究竟是谁？》一文看，再也不见先前那风采英姿与咄咄逼人的气势，显然是宝刀已老，力不从心，颇有些英雄末路了。为了让读者看得明白，不妨将这篇漏洞迭出的文章摘要如下：

从朱自清11月24日的日记看，歌词作者是谁，日记未提，联系上次开会“接受了罗的词”，可以断定是罗庸无疑。附带说一句，《三松堂自序》未提这篇日记，是忽略还是掩盖，不得而知。

常委会对这首歌词没有表态，“有人觉得形式太旧，不像个校歌样子”。为什么不写一首新诗作为校歌，像当时的抗战救亡歌曲那样！作为校歌委员会主席的冯友兰自告奋勇写出如下的一首富于时代精神的白话诗：

西山苍苍，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辰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收复失掉的家乡。

校歌委员会有了可供选择的两首歌词，可惜都没有曲谱。委员之一的朱自清想起清华研究院毕业生、正在广西宜山浙江大学任教的张清常。他能谱曲，曾与朱先生愉快地合作过，于是就把这两首歌词一起寄去浙大。

张清常接词后，认为罗庸的词适合校歌，于是就为这首词谱了曲并及时寄回昆明，封面上写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满江红》，罗庸词，张清常曲”。

张清常只给罗庸谱了曲，冯词的曲谱还得另外找人来完成，这大概花去不少时间。最后总算由马约翰和沈有鼎两位教授分别为冯词谱了曲。

1939年6月14日，校歌委员会开会，也就是朱自清日记所记载的第三条。值得注意的是，日记中第一次提到“冯的歌词”是与马谱联系着的。在这次会上，杨业治看了三份校歌（读谱）后，“立即主张采用罗庸词、张清常曲的《满江红》为校歌”。他记不起校歌演唱的情景，只是读了三首歌词和曲谱后作出的结论，这次校歌委员会没有讨论，只对马谱提出了须修正的意见，还请三人负责进行。实际上，一支乐曲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让三个人来修正不过是句空话，是“否定”的婉转说法。两个星期后的6月23日下午，校歌委员会开会专门讨论张清常谱的曲子，最后通过了罗词张曲的《满江红》作为西南联大校歌。朱自清日记记着：“三个委员同意张的曲子，他们认为曲调比歌词更重要。冯的歌词早为大家所接受。”最后一句再次提到“冯的歌词”，也与实际情况不合（半个月前才接受，说不上“早已”）。这次讨论并通过的张清常的曲谱，他谱的是罗庸所作的《满江红》，而这一歌词是半年前（1938年10月30日）就已接受，并上报给常委会的。因此，这里的“冯”字当是“罗”字之误。日记原是写给本人看的，个别笔误实属难免，只须参考相关资料，很易订正。冯先生抓住这句话来证明他是《满江红》的作者，是经不起推敲的。纵观前引的四则朱自清日记，谁是联大校歌的作者，读者自可作出回答。

冯友兰的歌词既然在6月30日的会上落选了，他就以《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录作七七抗战二周年纪念》为题，在7月7日的《云南日报》上发表了。文字略有改动。

西南联大校歌诞生的不寻常的经历告诉我们：罗庸作的《满江红》（张清常曲）是西南联大校歌。冯友兰也写了一首白话诗，没有选上，就以《拟……校歌》为题发表的，张清常也为它谱过曲，称“勉词”，收入“组曲”和“进行曲”里。几十年以后，冯先生忘记了自己写过并发表的那首《拟……校歌》，错把《满江红》当做自己的作品，又因他坚信自己的记忆力没有失去，一再宣称自己是联大校歌《满江红》的作者，他不仅在《自传》、《三松堂自序》中谈到，还写成“条幅”、“册页”传出，很多人相信他说的都是真话。为他作传的也好，为他撰年谱的也好，都轻易地采用了他的说法，实际上都受了蒙蔽。如果查一查有关档案，一切都会明白。历史是客观存在，无法被某一个人所改变的，大师也不例外（《书屋》，2006年8期）。之所以说张源潜宝刀已老，文章漏洞迭出，不堪一击，仅举三例即可明了。

一、张清常接词后，认为罗庸的词适合校歌，于是就为这首词谱了曲并及时寄回昆明。请问张清常是谁，他何德何能，在接到两首词后，自作聪明地“认为”罗庸的词适合，而冯友兰的不适合。于是只给罗词谱曲，而把冯词置之不顾。是谁给他这个权力？如果一个小小的张清常就能决定哪一首词合适或不合适，还要一个五人组成的委员会干什么，还要反复讨论比较干什么？

二、关于杨治业的说法，冯友兰女儿冯钟璞于1981年曾专门访问过杨，杨治业的回忆是：“我曾参加西南联大校歌歌曲谱的审定工作，记得很清楚，有一曲的作者是马约翰，后来未采用。词便是《满江红》词，词作者不详。”（《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考辨》，翟志成，载2001年12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这表明，马约翰所谱写的校歌歌曲，其歌词正是日后传唱的《满江红》。张源潜文中所说“冯的歌词”是与马谱联系着，恰可以证明《满江红》词作者就是冯友兰。

三、由于此前台湾学者翟志成一针见血地点破了黄延复、张源潜在文章中故意删除朱自清日记有关冯友兰记载的暗穴，在这次绝地反击中，张源潜感到既无脸面又不好继续对此视而不见，只好硬着头皮，咬紧牙关把两条带有“冯”字的记载羞羞答答，欲盖不能地公示出来。非常不幸的是，他这一公布，却无法来解释第四条铁证如山的“冯的歌词早为大家所接受”一句。张源潜在万般无奈中，只好一闭眼，索性来个“冯”字当是“罗”字之误。也就是说，本来应是罗庸，但当年记载此事的朱自清糊涂了，当成是冯友兰。按一般的规律，一个三岁小孩尿了床，在受到责难时，他要撒谎的话，也要有一个看起来多少说得过去的理由，如自己睡觉后没有人间感觉，或梦中一个白胡子老头让我尿到一个坑里，醒来才发现是尿了炕，等等。很少有小孩会说是你找错人了，这尿炕的事应该是王二狗，绝不是我——尽管我的人现在还躺在这个被尿湿的被窝里。因为这尿炕的事都是私事，尿者并不准备向外界张扬的，更不准备请记者前来拍照在报纸上发表，所以你把王二狗的事弄到我身上是正常的。张源潜推论至此，也真可称得上连三岁小孩都不为的天大笑话。若这样推论下去，是否叫了一辈子的张源潜原本并不叫张源潜，而是牛源潜、马源潜、熊清潜之误呢？因为打字员打错字是很正常的。

鉴于以上若多的漏洞与破绽，张源潜任其一击即可倒地，也就无须再与其费力劳神地辩论下去了。否则就是得理不让人，有欺人太甚之嫌也。

1980年，冯钟璞重返昆明，在西南联大旧址，看到其父撰文的联大纪念碑，触景生情，写下了一首小诗：

那阳光下极清晰的文字，

留住提炼了的过去，

虽然你能够证明历史，

谁又来证明你自己？

1981年10月20日，已是86岁高龄的冯友兰过杭州谒鄂王坟，于风烛残年中想起岳飞那首传唱千古的《满江红》，居然也曾被人说成不是岳飞的作品，感同身受，不禁悲从中来，遂赋诗一首以志其事：

荷去犹闻荷叶香，

湖山终古获鄂王。

“冲冠”、“怒发”传歌久，

何事闲人说短长。

这显然是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但是，在经历了世间的风风雨雨之后，冯友兰不仅不能阻止“闲人”前来说长道短，最后连“证明自己”所写的一首歌词都变得如此艰难，甚至到了有口难辩之凄凉仓皇境地。这固然有“闲人”作祟，障蔽了历史的真相，但正如台湾学者翟志成所言：冯友兰在80年代初期，可谓集天下之攻谤污辱于一身，真正是积毁销骨。如果是宣称自己为联大歌词作者的人，是梁漱溟，自然会片言折狱一锤定音。若是换成大陆学界普遍尊崇的陈寅恪、汤用彤，或者是金岳霖，他们的遭遇便将会和冯友兰完全相反，这是毋庸置疑的。对冯友兰在学术界与国共两党间纵横捭阖，勾钳转丸，大红大紫与败走麦城等一连串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要“证明”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但围绕歌词事件却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人心所向，西南联大校歌悬案，当然与人的行为、人格、道德文章等有重大关系，这一事件不仅对冯友兰是个教训，对日后的所有学人同样是个值得深思和闻者足戒的人生命题。

• 〔57〕西南联大于1938年5月4日分别在昆明、蒙自上课，1946年5月4日宣告结束，除师范学院学生外，其余师生于同年6、7月间分别北返平津复校。整个联大在云南上课时间实为8年余。如以学期计，则为8年又一学期，故有泛称9年者。

第十章　独宿春城烛炬残

“国宝”刘文典

在北返大潮中，有两位联大教授未能随师生同行，留在了昆明云南大学和国立昆明师范学院任教。一位是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庸，另一位则是大名鼎鼎的刘文典。罗是大半属于自愿留在昆明师大，少半是与傅斯年关系不睦，或者说傅斯年不希望其北归。而刘文典进入云大却另有一番隐情，且这隐情与闻一多有着公私兼及的藤葛。

据钱穆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联大解散后，“旧同事留昆明者仅二人，一为刘文典叔雅，余在北平时为清华同事。住北平城中，乘清华校车赴校上课。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挟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烟卷，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不能坠。万一坠落书上，烟烬未熄，岂不可戒。然叔雅似漫不在意。后因晚年丧子，神志消沉，不能自解放，家人遂劝以吸鸦片。其后体力稍佳，情意惭平，方力戒不再吸。及南下，又与晤于蒙自。叔雅鸦片旧瘾复发，卒破戒。及至昆明，鸦片瘾日增，又曾去某地土司家处蒙馆，得吸鸦片之最佳品种。又为各地军人旧官僚皆争聘为谀墓文，皆馈鸦片，叔雅遂不能返北平，留教云南大学”。〔1〕

周作人晚年在《北大感旧录》中，专设一篇“刘叔雅”回忆文章，说：“刘叔雅名文典，友人常称之为刘格阑玛，叔雅则自称狸豆乌，盖狸刘读或可通，叔与菽通，尗字又为豆之象形古文，雅则即是乌鸦的本字。叔雅人其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亦粘着唇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能择言，自以籍合肥，对于段祺瑞尤致攻击，往往丑诋及之父母，令人不能记述。”又说：“他的说话刻薄由此可见一斑，可是叔雅的长处并不在此，他实是一个国学大家，他的《淮南鸿烈集解》的著书出版已经好久，不知道随后有什么新著，但就是那一部书也足够显示他的学力而有余了。”〔2〕

钱、周二人皆为刘文典在北平时的同事，其回忆有一定的可信度，只是过于简洁，尚有更多信息没有道及，外人也就无法有一个明晰的了解。尤其是周作人处于自身利害考虑，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对七七事变之后，二人于刘文典北平的居处那段“叫劲”式交往则揣着明白装糊涂，没有半字提及，致使这段历史史实湮没半个世纪不为外界所知。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陈寅恪热”的出现，刘文典这个陈寅恪昔日的上司兼同事，也在九泉之下跟着升起温来，大有起死回生，重返人间之盛景。

根据好事者发掘的散落材料，对刘文典的秉性品行，道德文章，奇人奇事，可以描绘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刘文典，字叔雅，祖籍安徽怀宁，1889年生于合肥，既是一位才高学广的“博雅之士”，又是一位恃才自傲的“狷介”之人。1907年，刘氏在芜湖安徽公学读书时，就加入同盟会。1909年，刘文典走出国门，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日、英、德等国文字，同时受业于在东京主办《民报》的国学大师、反清斗士章太炎，并成为章氏的得意门生，积极筹划反清谋杀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翌年，即1912年，刘文典回到上海，担任于右任、邵力子等人创办的《民立报》编辑兼英文翻译，宣传民主革命，对袁世凯集团进行口诛笔伐。1931年3月，恼羞成怒的老袁终于忍耐不住心中的闷气，暗中派出刺客，瞅准机会于上海车站一下结果了宋教仁（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性命。当时跟在宋氏屁股后头提包的刘文典同时遇刺，手臂中弹受伤，幸亏躲闪及时，才捡得一条性命。同年，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再次流亡日本，组成中华革命党。刘文典复去日本，结识孙中山，并在孙的亲自主持下宣誓加入中华革命党，一度担任孙中山的秘书，积极主张以刺杀、车撞或引爆自制炸弹等恐怖活动，来打击、推翻袁世凯集团的统治。

刘文典与夫人张秋华合影，引自《刘文典传闻轶事》，刘平章主编，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出版。（以下引图同）

老袁一命呜呼后，国内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1916年刘文典回国，对军阀混战，商业凋零的残酷现实大为失望，在彷徨中决意以学问报国，不再过问政事。1917年受陈独秀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并担任《新青年》英文编辑和翻译，积极鼓吹另类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同时选定古籍校勘学为终身所系，主攻秦汉诸子，并以《淮南子》为突破口加以研究。经过数载苦钻精研，终以皇皇大著《淮南子鸿烈集解》与《庄子补正》十卷本震动文坛，为天下儒林所重。刘氏因此两部巨著一跃成为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文史大家之一，为学术界广为推崇，曾一度被蒋介石抬举为“国宝”。〔3〕

少年得志，中年成名的刘文典，逐渐形成了狂狷孤傲的性格，不但不把一般学者文人放在眼里，一旦火起，还要给对方以拳脚交加的教训。据周作人回忆说，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北大校长蔡元培辞职悄然南下，6月3日，北大学生近千人被当局逮捕。5日左右，北大教授在红楼第二层临街的一间教室里开临时会议，除应付“六三事件”，还商讨如何让蔡元培重返北大掌舵的问题。脑后拖一条黄毛小辫，满口“仁义道德”和“春秋大义”、号称北大最古怪人物的辜鸿铭教授登台发言，赞成挽留校长，其理由是：“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4〕台下就座的《新青年》编辑们熟知辜是一位十足的“保皇派”怪物，又是处于挽留蔡校长的好意，没有站起来与他抬杠较劲儿。想不到接着上台的一位姓丁的理科教授，却让众人郁闷至极。此人是江苏人，本来能说普通话，可是这回不知吃错了什么药或发了什么神经，在台上却说了一大串叫人听了难懂，而且又非常难过的单句。只见他嘴巴一张一合地说：“我们，今天，今天，我们，北大，今天，今天，北大，我们……”如是者反复嘟嚷。时在下午，又在高楼上一间房里，聚集了许多人，在热闷的空气中，听了这单调的神经病发作一样的语句，有如在屋顶上滴着漏水，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大家正在焦躁不安，忽然有人开门把在座的刘半农叫了出去，不久就听到刘氏在门外顿足大声骂道“混账”，里边的人都愕然出惊，在台上正啰唆不止的丁教授同样吃了一惊，并神经质地以为是在骂他，便匆忙下台退回了原位。

会议中途停顿，刘半农进来报告，才知刚才所骂的是法科学长王某，原因是为了给被当局捕捉的学生赠送食物引起纠纷，事情闹到身为教授会干事负责人刘半农这里，刘听罢不禁火起，遂破口大喝一声，算是给众教授解了围。对这个意外的巧合，周作人颇为感慨地说：“假如没有他这一喝，会场里说不定会要发生很严重的结果。看那时的形势，在丁先生一边暂时并无自动停止的意思，而这样地讲下去，听的人又忍受不了，立刻就得有铤而走险的可能。当日刘文典也在场，据他日后对人说，其时若不因了刘半农的一声喝而停止讲话，他就要奔上讲台去，先打一个耳光，随后再叩头谢罪，因为他实在忍受不下去了。”〔5〕当时看刘文典义愤填膺的样子，真有可能蹦上台去给那位丁姓教授一记耳光，或一顿乱拳将其打趴在地的可能。只是令大家想不到的是，此次刘文典该出手时没出手，九年之后，反而有别的强人出手，给了他两记响亮的耳光。

1928年8月，刘文典由北大回老家创办安徽大学，出任文学院院长，行校长职。11月，安大学生先是与省立第一女中校长程勉发生冲突，继而由于军警弹压引发声势浩大的“皖省学潮”，一时四方震动，舆论哗然。安徽省代理主席孙孟戟不能解决，恰遇蒋介石巡视到安庆，蒋氏闻知此事，性起之下，当即决定要扮成戏台上的“八府巡安”，召见刘文典予以“训示”。

北伐成功之后，蒋介石的名望大增，号称中国独一无二的铁腕强人，世人多有敬仰者。在这位“虎而冠者”的强人面前，学界大腕儿如胡适、丁文江、翁文灏、朱家骅等温和派人物皆毕恭毕敬，即骄狂霸道如傅斯年者，对蒋介石其人亦敬佩有加，深为尊重，每论及蒋氏言必称蒋公或介公云云。有人云，傅斯年是学者中唯一一位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夸夸其谈的学者，此话未必是真。倘真有其事，也是蒋氏逃台之后的事情，那个时候的蒋家王朝早已失了往日的威风，是谓虎落平川遭犬欺也——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尽在如此。〔6〕而1928年秋后的蒋介石正是年轻气盛、春风得意之时，刘文典却不把这位事实上的一国之主当做一盘菜看待。在刘氏眼里，蒋氏只不过是只知操枪弄炮打混战的一介匹夫罢了。

当刘文典被一帮军警带入省府堂厅，见蒋介石端坐大堂正中欲做审讯状望着自己，略吃一惊，又很快镇定下来。刘既不脱去帽子，亦不向对方行礼，找了把椅子昂然而坐，做不屑一顾状。蒋氏一看对方的派头与架势，头上的火星“哧哧”向外窜起。刚要发话，又见刘文典自身上掏出烟盒打开，抽出一支香烟，径自擦着火柴点燃，旁若无人地猛抽开来，烟雾直冲蒋氏的鼻孔。对抽烟喝酒之徒向来极度厌恶的蒋介石见刘氏做出如此癫狂之态，认为是对自己这位国家事实上的最高统帅的大不敬，是佛头抹粪，太岁头上动土，灶王爷跟前撒尿，心头之火再度蹿起，当场严厉喝道：“你就是刘文典？！”

刘氏抬了下头，巴嗒一下眼皮，口气生硬地回掷道：“字叔雅。”

蒋介石强按怒气，斥责刘氏身为国立大学校长，识文解字，为人师表，竟如此混账，对本公无礼云云。面对大动肝火的蒋介石，刘文典仍坐在原处仰头喷着烟圈，鼻孔朝天，极其鄙夷地哼哼着。蒋介石越看越恼火，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愤怒，猛地蹦离坐椅，冲上前来指着刘文典的鼻子，让其交出闹事的反革命分子与煽动学潮、带头打砸抢烧的共党分子，严惩罢课学生，等等。

见对方如此轻佻，刘文典也顿时火起，照样蹦将起来，用“初类饥鼠兮终类寒猿”〔7〕的奇声怪调，反指着蒋氏的鼻子厉声道：“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带好你的兵就是了；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自会料理，由不得你这个不成器的狗东西新军阀来多管闲事！”

蒋介石闻听此言怒火冲天，嘴里喊着：“大学学生黑夜捣毁女校，殴伤学生，尔事前不能制止，事后纵任学生胡作非为，是为安徽教育界之大耻，我此来为安徽洗耻，不得不从严法办，先自尔始。”〔8〕话毕，顾不得自己的身份，照准刘文典的面部“噼啪”扇了两记耳光，而后又抬腿用笨重的马靴在刘的屁股上猛踹两脚。刘文典一个趔趄，身子摇晃着蹿出五六步远，头“咣”的一声撞在一个木头柜子上，巨大的冲击力将木柜拔起，“轰隆”一声撂倒在地上四散开来，刘文典也在惯性的牵引下扑倒在地。但仅一眨眼的工夫，刘文典就于满地乱书与碎瓷破铁中一个鲤鱼打挺站将起来，身体后转，倏地蹿到蒋介石面前，像武侠小说中飘然而至的英雄人物一样，飞起一脚，“噗”一声闷响，踢于蒋介石的裆部。蒋“啊”了一声，躬身猫腰，双手捂住下半身在屋内转起圈来，额头的汗水像秋后清晨菜叶上滚动的露珠显着惨白的光芒，一滴滴飘落下来。众人见状，大骇，知刘文典的一脚正好踢中了蒋的小蛋蛋，急红了眼的卫士们一拥而上，将仍在抖动拳脚做继续攻击状的刘文典一举拿下，速将呈霜打茄子状的蒋总司令抬上汽车，送医院施救。

蒋介石在医院病床上大汗淋漓地嗷叫着翻滚了半天，总算化险为夷，只是两个肉球已呈西红柿状急速膨胀起来，走起路来很不方便。为解所遭之羞辱与心中的愤恨，蒋氏下令以“治学不严”的罪名把刘文典扭送局子下了大牢，并宣布解散安徽大学，把为首捣乱滋事的共党分子捉拿归案，严刑正法。

消息传出，安庆学界和民众群情激愤，舆论哗然。安大师生立即组成“护校代表团”到省政府请愿，要求立即释放刘校长，收回成命。同时，安大师生致电时为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学界领袖蔡元培、胡适等人请求援助。刘文典夫人张秋华于次日乘轮船至南京晋见蔡元培、陈立夫等党国要员。蔡元培得此消息，迅速联络蒋梦麟、胡适等同事好友，共同致电蒋介石，历述刘文典为人治学及任《民立报》主笔时宣传革命，以及追随孙中山先生鞍前马后奔波劳苦的功绩，恕其语言唐突，“力保无其他”（南按：意为刘不是共产党），并说刘有“精神不正常的老病”，〔9〕强烈要求开释。面对全国掀起的强大舆论，加上蔡元培等教育界名流大腕儿，连同国民党要员陈立夫等一并出面斡旋，权力与事业正在上升但根基并未牢固的蒋介石，为个人威信与政治大局考虑，答应放刘，但必须以“立即滚出安徽地盘”为条件。于是这般，被关押了7天的刘文典，于12月5日获释走出了牢房。

遭受一顿皮肉之苦的刘文典并未服气，蹦着高儿大骂了一通蒋氏是一个军阀狂徒之后，卷起铺盖离皖赴京返北大继续任教。欲乘轮东下之际，安大师生、当地群众与省政府官员近千人到长江码头欢送，省府代理主席孙孟戟拉着刘氏的手满含歉意地说：“虽在缧绁之中，而非其罪也。”〔10〕这是孔子当年谈到被官府捉拿到牢狱的弟子公冶长时说过的话，意思是其人虽然被关在牢狱里，但这并不是他的罪过，后来孔子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公冶长。孙氏此言当然没有把女儿嫁给对方之意，但对刘文典不计名利得失，敢于和蒋介石拼上一家伙的胆魄与精神深感敬佩，遂以孔子之言示之。——令刘文典没有想到的是，正因了这一段传奇经历，使他的声名一夜间传遍国内，为天下儒林士子所重。

章太炎书赠刘文典的对联

就在刘文典抵达上海等待赴京的短暂间隙，专程拜谒了他的老师章太炎。1927年5月，章氏被上海市党部临时执委会指名为国内第一号学阀，呈请国民党中央加以通缉。此时的章太炎因对国民党与蒋介石不满，在同孚路赁寓闭门杜客，对国事、学术俱保持缄默，只是偶尔憋不住骂几句蒋介石“罪魁”以泄胸中愤懑。当他听毕刘文典当面怒斥蒋介石“新军阀”等事件始末，神情大振，当即抱病挥毫书写了“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对联相赠。赠联借用汉末狂士祢衡击鼓骂曹的典故，对蒋介石的专横独裁进行了抨击，内中透出对弟子所表现出的疾恶如仇的精神的赞许。

到达北平后，刘文典于1929年5月21日会见了“少年同门，中年同事”，即同为章太炎门下弟子，并在北大任教的鲁迅，就有关军阀的所作所为“谈了一通”（《鲁迅日记》）。据刘文典回忆说：“老友重逢，欣然道故，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我拉一把椅子，坐在他的藤椅边，说了半天的话。他平日很健谈，但是很少发笑，这一次谈到广东军阀考察他的思想时那种愚笨的很滑稽的情形，也撑不住发笑了。”〔11〕就是这次会见，刘文典详细谈了自己在安徽大学与蒋介石冲突的细节和内幕，对其显现的精神风骨与气节，鲁迅深表钦佩，事隔两年都念念不忘。1931年12月11日，鲁迅在左联主办的刊物《十字街头》，以佩韦的笔名发表了《知难行难》一文，内中说道：“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以此讽刺赴南京谒蒋介石的胡适等人的软骨症。一时间，此文风传学界，搞得“我称他主席”的胡适大栽脸面。〔12〕

刘文典所著《庄子补正》书影。

刘文典在北大任教两个月后，又接受清华校长罗家伦聘请，出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与陈寅恪成为同事，同时在北大继续兼课。1931年8月，因朱自清休假出国，刘文典代理中文系主任，成了陈寅恪的直接上司。此后八年间，刘文典继续进行古籍校勘工作，发奋著述，成果颇丰，先后完成《三余札记》《庄子补正》等著作，在学术界又引起一阵不小的震动，堪称国学领域唯一可与陈寅恪过招并有一拼的重量级大师。

铁蹄下的书生骨气

关于刘文典在北大和清华任教时的性格、神态，钱穆与周作人已有勾画，大体是不差的。钱氏文中所说的刘文典“晚年丧子”一事，发生于1931年著名的“九·一八事变”之后。

面对日军大举侵占中国东北领土，进逼华北，张学良军队不战而退，东北沦陷，举国悲愤，学界更是群情激昂。北平青年学生为敦促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除罢课结队南下向政府请愿，还发起卧轨请愿行动。时刘文典的长子刘成章正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书，欲参加卧轨行动，回家请示后，得到了刘文典支持。作为教授的刘氏认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非常时期，若非采取一些极端办法，不足以令高高在上的党国领袖和军政大员醒悟并认识到下层民众的力量。当时北平已进入了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身体羸弱的刘成章因在雪雨交加的旷野里连夜行动，饥寒交迫，不幸身染风寒，不治而亡。

刘文典失子之时为42岁，正是人生的鼎盛时期，算不上钱穆所说的“晚年”。中年丧子，给予刘氏精神上的打击可想而知，在极大的悲愤忧伤中，原本就较单薄的身体渐渐垮了下来。后来，随着冯玉祥发起的“长城抗战”事起，刘文典似乎又看到了一线救亡图存的希望。国难家仇使他强打精神，每次上课都要给学生讲一段“国势的阽危”，并以自己两度留日的亲身感受和对这一民族历史的观察研究，告诉弟子们日本对中国的险恶用心及历史背景，号召学生们赶快起来研究日本，以便找到这一民族疯狂无忌的根源、症结与“死穴”，在未来抗战中给予致命的打击。与此同时，极具血性的刘文典怀着国破子亡的悲愤心境，夜以继日地翻译与日本有关的资料，有时竟通宵达旦工作。据一位学生回忆：“有一天上国文课时精神委靡得连说话都几乎没有声音，说是因为昨晚译书到夜里三时才休息。我当时听了刘先生的话，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13〕

就在这一时期，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联络孙科、李宗仁等辈在广州密谋造反起事，与南京中央政府对抗叫板儿，并效法孙中山当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的方法，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以“打倒独裁”、“护党救国”“中正当死，兆铭当立”为旗号，提出凡国民党第一、第二、第三届中央执监委员赞成反蒋者（共产党员除外），均自然成为非常会议的委员。陈济棠、李宗仁等人邀请躲在香港的汪精卫出任领袖，并在汪精卫的主持下，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与蒋介石集团公开唱起了对台戏。在新内阁急需用人之际，陈济棠想到刘文典曾是老同盟会员，曾做过孙中山秘书，在安徽大学校长任上又被蒋介石当众侮辱性地扇了两个耳光，从此与蒋结下梁子，便多次函请并出重金礼聘刘文典，让其离平赴粤，共商“抗日兴国大局”。刘文典深知这帮乌合之众只图私利，不计国家民族危难，成不了什么大器，乃仰天长叹曰：“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14〕遂婉言谢绝，并将重金退回，以明心志。

就在内外交困与感伤中，刘文典心力交瘁，直至一病不起。有好事者为其出主意，谓吸食少许鸦片可以疗治心灵之痛。刘依计而行，神情虽有好转，但渐染鸦片瘾而不能自拔，后虽屡有戒意而不能根绝。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刘文典因家庭拖累而未能及时离平转移长沙，暂时蛰伏下来，在北平北池子骑马河楼蒙福禄馆三号宅院内埋头研究学问，等待逃脱的时机。随着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的建立，附逆者一时如过江之鲫，并为争权夺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整个北平气焰宣腾，浊浪滚滚。时刘文典的四弟刘蕴六（字管廷）也不甘心落后，很快附逆并在冀东日伪政府谋到了一个肥缺。当不知轻重的蕴六满怀喜悦，兴冲冲地回到家中在餐桌上言及此事并露出得意之色时，刘文典大怒，当即摔掉筷子道：“我有病，不与管廷同餐。”霍然起身后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管廷自今日始另择新居。”〔15〕毫不客气地将这位同胞兄弟逐出了家门。

刘蕴六卷起铺盖率妻子儿女颇有些怨恨与不服气地走了，另一位附逆者、原北大同事周作人又找上门来，游说刘文典到伪教育机构任职。周说：“文典兄以一部《淮南鸿列集解》而誉满学界，如今政府虽伪但教育不可使伪，以你的学问才识，应到‘维持会’做事，以维持教育，抵抗奴化。”

刘文典在北平家中与友人合影。

刘文典强按怒气，平和婉转地说：“你有你的道理，但国家民族是大义，气节不可污，唐代附逆于安禄山的诗人是可悲的，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啊！”

周作人面带羞愧地低声道：“请勿视留北诸同仁为李陵，却当做苏武看为宜。”〔16〕言毕，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退了出去。之后，又有几批身份不同的说客分别登门游说，皆被刘文典严词拒绝。

由于刘文典留学日本多年的经历以及在学界、政坛的声望，日伪组织始终不愿放弃拖其下水的计划，为逼其就范，索性派日本宪兵持枪闯入刘宅强行搜查，施以颜色。凡刘文典与海外朋友往来的信函一律被查抄，国内友人吴忠信、于右任、邵力子、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来信亦无一幸免。面对翻箱倒柜，气焰汹汹的日本宪兵，刘文典以他的倔犟、狷介性格，不知从哪里翻出一套袈裟穿在身上，做空门高僧状，端坐椅上昂首抽烟，冷眼斜视，任凭日本“猪头小队长”摇晃着信函呜里哇啦地质问，刘氏始终以鄙夷讥诮的神态，口吐烟圈，一言不发。一油头粉面的年轻翻译官见状，用标准的北京油子腔儿喝道：“你是留日学生，精通日语，毛驴太君问话，为何不答？”刘文典白了对方一眼，冷冷地道：“我以发夷声为耻，只有你们这些皇城根底下太监们生就的孙子，才甘当日本人的奴才与胯下走狗！”翻译官闻听恼羞成怒，猛地蹦将起来，拉开架势挥手欲扇刘氏的耳光，却意外地被日军“猪头小队长”一脚踹了个趔趄，头撞到墙上差点晕倒，待转过身来，面露惧色，手捂头颅龇牙咧嘴地呜里哇啦一阵，躲在一边不再吭声。

面对越来越险恶的环境，刘文典深知北平不能再留，乃决计尽快设法脱逃，到西南边陲与清华同事会合。行前，他庄重地写下了“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17〕的诗句以自励。

1938年初，刘文典托英国大使馆的一位朋友买到了一张船票，独自一人化装打扮，悄悄离开北平，转道天津乘船抵香港、越南海防，辗转两个多月进入云南境。一路颠沛流离，受尽苦楚。当他沿途看到因战火而造成“公私涂炭”，百感交集，内心发出了“尧都舜壤，兴复何期？以此思哀，哀可知矣”〔18〕的悲鸣。

当年5月22日，刘文典乘滇越火车终于抵达西南联大文学院所在地——蒙自。此时的刘文典衣衫破烂不整，原本黧黑的脸庞满面风尘，身体瘦削不堪，手中除了一根棍子和一个破包袱，别无他物，形同一个流浪的乞丐。当他摇晃着茅草一样轻飘单薄的身子自碧色寨下车，拄着棍子一瘸一拐地步行10公里，一路打听来到联大分校驻地，抬眼看到院内旗杆上迎风飘扬的国旗，激情难抑，立即扔掉手中之物，搓拍双手整理衣衫，庄严地向国旗三鞠躬。礼毕抬头，已是泪流满面。

数日后，刘文典夫人张秋华携次子刘平章逃出北平，自天津乘邮轮经香港、河内踏入滇境，一家人总算得以团聚。刘文典精心收藏的四大箱文化资料、图书和手稿，在妻子历尽艰难险阻携出后，于香港停留时托刘文典一位学生暂为保管，等待一家在内地落脚后再由香港托运至蒙自或昆明。刘文典一听，甚感不妙，对夫人大声斥责道：“这些书稿倾注了我一生的心血，宁肯损失绫罗绸缎，也不该把书留在香港！”〔19〕在苦苦等待中，刘文典的不祥预感终于成为不幸的事实。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发生，香港沦陷，四箱书稿全部被日寇掳去，下落不明，成为终生遗憾。后来刘氏在给学生上课时说道：“我的书籍资料都在逃难中丢失了，就把脑子里的东西给你们吧！”〔20〕据刘文典的一位学生郑千山说：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行政赔偿委员会于1947年11月致函云大，告知刘文典当年在香港遗失的四箱书籍于东京上野图书馆发现，要求刘填报财产损失报告单及申请归还表格，然后寄回赔偿委员会，由赔委会与相关方面交涉办理。刘文典闻讯大喜，立即办理了手续。想不到此后国共内战越打越烈，国民政府摇摇欲坠，刘氏书籍与手稿交涉事无人予以理会，其他党派自封的政府与机构又得不到国联和盟军司令部承认，此事便告夭折。1961年，刘文典次子刘平章曾写信向周恩来总理反映此事，总理办公室回信称：“鉴于中日关系未恢复正常，目前暂时不宜提这件事。”此事无果而终。据悉，云南省档案馆存有一份日寇侵华时劫走刘文典四箱书籍的档案材料，刘平章得悉，表示要向日本政府交涉，使这批书籍和手稿重新返回中国云云——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了。〔21〕

南湖岸边法国人居住的小洋楼与当地民居。据知情者说，此为刘文典当年的劝架之处（作者摄）

却说抵达蒙自的刘文典经过数日休整，身体、精神明显好转，上课之余，经常与陈寅恪、吴宓等人结伴到郊外散步。一日几人散步至南湖岸边，偶遇一满身泥巴的当地农民在暴打老婆。刘文典平时最恨男尊女卑，不把女人当人看待的男人。见那汉子打得凶狠，激愤不已，走上前去质问为何如此凶悍地殴打一个弱女子。想不到那农民汉子并不解释，气势汹汹地回道：“你管不着！”言毕继续挥拳飞脚地殴打已倒在地下杀猪般嗷叫、口吐白沫的妻子。刘文典见对方如此刁蛮，大怒，挺身上前指着那汉子的鼻尖大声骂道：“操你妈，蒙自这块地盘上还有我管不着的事！”说罢拉开架势，抡圆了胳膊，狠狠地抽了对方一个响亮的耳光。那汉子遭此重击，捂脸抬头望着刘文典那刚正威严的神态，很像个有来头的绅士，听对方说着北平官话，又自称在蒙自地盘上没有他管不着的事，心生怯意，遂低头弓背溜之乎也。

吴宓与陈寅恪望着这一戏剧性场面，心中窃笑，本想一走了事。想不到现实生活有时比戏剧更加戏剧化，只见那个倒在地上披头散发，口吐白沫，鼻青脸肿的女人如得神助，忽地立起，由一只受伤的兔子变成了一只野性十足的老虎，张牙舞爪地蹿将上来，一把拽住刘文典的衣袖，质问为什么凭白无故打她男人，并腾出一只手向刘氏的脖子和脸抓挠起来。刘文典顿时被弄得目瞪口呆，不知作何解释。幸得吴宓和几个游湖的男生一齐围上前来，连拉带拖将那女人擒住，狼坝不堪的刘文典才趁机灰溜溜地逃脱。

此事很快作为笑料在蒙自分校传开，诸位师生在议论纷纷中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那个男人固然该打，女的更加操蛋，她可能想表白一种说不清的心理，才恩将仇报不惜向刘文典宣战。对于刘氏的举动和诸种议论，中文系教授王力却不以为然，他在一篇叫做《夫妇之间》的随笔中公然宣称：“夫妇反目，也是难免的事情。但是，老爷撅嘴三秒钟，太太揉一会儿眼睛，实在值不得记入起居注。甚至老爷把太太打得遍体鳞伤，太太把老爷拧得周身青紫，有时候却是增进感情的要素，而劝解的人未必不是傻瓜。莫里哀在《无可奈何的医生》里，叙述斯加拿尔打了他的妻子，有一个街坊来劝解，那妻子就对那劝解者说：’我高兴给他打，你管不着！’真的，打老婆，逼投河，催上吊的男子未必为妻所弃，也未必弃妻；揪丈夫的头发，咬丈夫的手腕的女人也未必预备琵琶别抱。”〔22〕有人谓这篇文章是针对刘文典蒙自南湖劝架受辱而发的感慨，意谓刘氏不谙世故，竟至惹火烧身。看来刘大师确是做了一件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的傻事。

联大蒙自分校迁往昆明后，刘文典开出了《庄子》与《文选》等课。生活相对安静，以及工作上的顺利，又让他找回了在清华园时代的感觉，恃才傲物，狷介不羁与国学大师的名士派头渐渐流露出来，且一发而不可收拾。此前，刘文典曾公开宣称整个中国真懂《庄子》者共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自己，另一个是指马叙伦或冯友兰，因当时马、冯二人皆从哲学的角度讲《庄子》。另有一说是指日本某学者，意思是指在中国真正懂《庄子》者乃他自己一人而已。〔23〕刘文典如此自夸，并不是信口开河或真的“精神不正常”，的的确确有个三踢两脚的本事。每当他开讲《庄子》，吴宓等几位重量级国学教授经常前去听讲，刘文典见了并不打招呼，仍旁若无人地闭目演讲，当讲到自己认为出彩的节骨眼上，戛然而止，抬头张目望着教室最后排的吴宓，慢条斯理地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啊？”吴宓闻听立即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24〕见此情景，刘文典与学生们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如此情形，令刘文典越来越不把一般教授放在眼里，且极端鄙视现代文学，对搞新文学创作的学者更是轻视，放言“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当有学生问刘氏对现代作家巴金作品的看法时，刘文典颇为傲慢地道：“只知把她娘，不知有把妗。”为显示自己的气势，刘还不顾情面地公然大骂在联大任教的同事沈从文。沈是林徽因“太太客厅”时代的新生代人物，原来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曾当过兵、做过苦力，属于和钱穆一样靠自学成才的“土包子”学者、作家，后入校教书，但一直没有西洋与东洋“海龟”的神气，而现代文学在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中被视为末流，《经》《史》《子》《集》才是学问的大道，故沈从文在校中颇为东西洋大小“海龟”轻视，沈氏在文章中也不断称自己为“乡下人”。有一次警报响起，日本飞机前来轰炸，众师生匆忙向野外山中或防空洞奔跑躲避，刘文典夹着一个破包袱于狂奔中，突然发现一青年人冲到了自己前面，定睛一看乃是他平时最瞧不上眼的沈从文，立时火起，一把抓住沈的衣领，喝道：“我跑是为了给学生讲《庄子》，你一个搞新文学的跑什么跑呵，要跑也应该是“庄子”先跑！沈从文在联大由于辈分较低，加之生性腼腆，不太轻易与人较劲儿。此时见瘟神一样的东洋“海龟”兼“国宝”刘文典气势汹汹地逼来，未敢计较，索性一缩脖子挣脱刘的束缚，来了个逃之夭夭。刘氏仍不知趣，在后面继续嘟囔叫骂，忽见敌机飞临头顶，炸弹落下，乃立即收住嘴巴，放开脚步狂奔起来。——毕竟炸弹是不管庄子本人还是什么“海龟”或“国宝”的。

国学大师刘文典

任教西南联大的沈从文

正是由于刘文典对新文学与现代作家的轻视，几年后当他得知学校当局提拔沈从文由副教授晋升为教授时，勃然大怒，对众人大叫道：“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沈从文该拿4块钱。可我不会给他4毛钱！如果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25〕

刘文典对沈从文的轻视是否有失公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对陈寅恪的评价大概是不差的。许多年后，渐入老境的刘文典在云南大学对自己弟子张文勋等人经常说起：“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26〕刘氏列举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陈寅恪都是自己一生敬重服膺的重量级人物，而对陈寅恪极为尊崇，不敢有半点造次。刘文典公然坦承自己的学问不及陈氏于万一，并多次向他的学生们说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十二万分地敬佩”。除了像陈寅恪、胡适之类的大师级人物，一些学术渊博的老教授也同样得到刘文典内心的尊重，如1934年10月24日，在北平的刘文典进城遇到清华中文系同事、时年50岁的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便主动向前打招呼，并告之曰：“近〔27〕。”

刘文典月下讲“红楼”

除了在校园内外留下的一连串颇有点“水浒”气味的传奇故事，据当年听过课的学生回忆，刘文典在讲课时也别出心裁，自成一格，成为学生难得一见的“另类”。每逢上课，先由校役提一大茶壶，外携一根两尺来长的竹质旱烟袋，端放讲堂的桌上。刘氏讲到得意处，一边喝茶吸烟，一边解说文章的精义，曾不理会下课铃响与否，有时一高兴讲到下午五点多钟才意犹未尽地勉强结束。有一次上《文选》，刚上了半小时的课就结束了上一堂课的内容，本来接着要讲下一篇文章，但刘却突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28〕众人不解况中之味，只好散去。到了约定之日，学生们才知那天乃阴历五月十五，刘文典要在月光下开讲著名的《月赋》。到了傍晚，只见清扫一新的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大师一身长衫端坐桌前，在一轮皓月映照下大讲《月赋》之韵味，许多教授闻讯纷纷前来瞧个稀奇。刘氏一看众人围将上来，且越围越多，甚是得意，乃像集市上说书艺人一样，神情激昂，时起时坐，引经据典，侃侃而谈。那瘦削的身子前仰后合，长衫下角左右摆动，颇有一番仙风道骨的模样，直把众人引导得如痴如醉，大呼“过瘾过瘾”！

刘文典讲完《红楼梦》，后挟着包袱借着月色回家途中

有了这一先例，西南联大其他一些文科教授，有时也模仿刘文典在校园广场上摆桌安椅，于皓月下开设讲座。这一别出心裁的形式，颇受学生欢迎。以此为引子，在1940年至1942年期间，西南联大校内竟掀起了一股《红楼梦》热潮，此热潮最早由吴宓的学生、联大外文系教授、留德博士陈铨发起，吴宓帮着张罗。陈铨本人是位作家，曾以剧本《野玫瑰》闻名于当世，且在重庆等地掀起被批判讨伐的波澜。据吴宓1940年4月11日日记载，陈铨于当晚在大西门内文林堂讲演《叔本华与红楼梦》，反应强烈，“听者极众，充塞门户。其盛夙所未有也”。〔29〕

陈铨的演讲一炮打响，令吴宓等人极其兴奋，很快在联大成立了一个“以研究《石头记》为职志”的“石社”，以吴宓、陈铨、黄维等欧美派教授为核心人物，开始于不同时间、场合演讲《红楼梦》，热潮随之掀起，渐渐从联大校园内漫延至整个昆明城，演讲受到各阶层人物的追捧。当地新闻媒体以新闻从业者的敏感，抓住这一话题趁机炒作，使“石社”与《红楼梦》热潮持续升温。作为这股热潮核心人物之一的吴宓，还受昆明电台之邀，专门演讲了二十分钟的《红楼梦之文学价值》，得酬金80元。〔30〕当时昆明一碗面的价格是2元，吴一次演讲所得相当于40碗面条，其数量不算太多，但对穷困的教授来说，也算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灰色收入”了。

吴宓的梦中情人毛彦文

在红风梦浪吹拂下，对红学素有研究的刘文典内心也骚动挠痒起来，经不住师生们再三鼓动，毅然走出几间租住的小土屋，亲自披挂上阵，登台亮相了。以吴宓为首的留学西洋的“海龟”，对红学的研究主要从西方文艺理论着手，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加以阐释。演讲者差不多个个西装革履，油头粉面，气度轩昂，一副绅士风范。而留学东洋的刘文典则白发飘零，一身粗布长衫，圆口平底蓝帮布鞋，手里端着一根比胳膊还要长的竹质旱烟袋，摇摇晃晃，一副“之乎者也”的乡村私塾先生模样。与西洋派研究路数不同的是，刘氏往往采取自清代兴起的惯用手法，以传统的“索引派”为正宗，对红楼中的语言故事，进行“寓言式”破译，甚至穿凿附会地“顿悟”。据当年听过吴宓与刘文典演讲的学生回忆，吴、刘二人对《红楼梦》的另一个不同讲法是，吴在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解时，往往把自己摆进叙述主体之中，时常来一点“现身说法”。由于他内心对梦中情人毛彦文有始终挥之不去的情结，因而在演讲中经常失控，把自己追求毛彦文的情事抖搂出来，成为学生们记忆中的一个亮点。如有一晚上，吴宓本来是主讲《文学与人生》课，讲着讲着头脑一热，嘴巴失控，扯到了《红楼梦》并将自己摆了进去，大谈自己“订婚、结婚及早年识彦”之往事。听者拥塞。〔31〕于是，在西南联大的红学讲演热潮中，骤然兴起了两个不同派别和不同的阵营。大名鼎鼎的刘文典以其孤傲张狂的性格，一开始就摆出与吴宓等人“唱对台戏”的姿态，在两军对垒中欲利用“索引派”的秘传绝招后发制人。最初的一次讲演，组织者考虑到刘氏可能不是吴宓等人的对手，为避免在华山论剑中败下阵来当众出丑，专门按排在一个小教室开讲。想不到来者甚众，只好改在大教室，还是坐不下，最后只好改在联大图书馆前的广场方得以如愿。

刘文典在月色朦胧的广场上纵横捭阖，大显神通，直令众生听得目瞪口呆，啧啧称奇。刘氏随之声威大震，云冠一时，大有将以吴宓为首的几只西洋“海龟”斩头揭盖下锅烹煮之势。之后的日子，每逢刘文典讲演，听者云集，呈翻江倒海之态势。据亲自聆听的一位联大经济系学生马逢华回忆说，刘文典一出场就摆出不同凡响的名士派头，事先由组织者在校园里广贴海报，时间定在某日晚饭之后，地点在图书馆前的广场。届时早有一大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尚未黑，由于经常停电之故，讲台上已燃起烛光，摆着临时搬去的一副桌椅。烛光摇曳中，但见刘文典身着长衫飘然而来，如仙人降世般在桌后落座。这时，有一身穿长裙，容貌靓丽的女生扭动细腰，满面桃花状为其斟茶。刘文典从容端杯饮罢一盏茶水，像征性地清清嗓子，而后霍然起立，像戏台上说“道情”一样，有板有眼地道出他的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仙桃只吃一口——就行了啊！”

停顿片刻，未等台下听众回过神儿来，刘氏又颇为自负地接着大声道：“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说罢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起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扭头环视四周，慢条斯理地问道：“为何我要专写这四字，其中必有隐情奥秘所在，有奥妙啊！”见众人皆为这一噱头提起了精神，后面围得成行成片的观者跷脚仰身伸着干树枝一样细黑的脖子等着听“下回分解”。刘大师摆开架势，以“索引派”手法破译这一“寓言式”的四字密码。

按刘文典的解释，作为皇妃的贾元春还在宝、黛二人情窦初开时，就不赞成二人相爱。《红楼梦》第十八回写贾元春回家省亲，看到大观园中各处山水楼台题的匾额都点头称许，唯独看到“蓼汀花溆”四字，便笑道：“‘花溆’二字便妥，何必‘蓼汀’？”贾政听罢，即刻令人改换。元春为什么要留“花溆”，而独去“蓼汀”？这是因为“花溆”的“溆”字，其形似“钗”，其音似“薛”；而“蓼汀”二字反切就是“林”字。由此可知，贵为皇妃的贾元春在省亲时，就暗示她属意的是薛宝钗而非林黛玉。——这位贵妃的一句话，贾、林二人的情爱悲剧也就算坐实了。〔32〕

刘文典此说一出，众人无不称佩，皆曰这次遇到了“真宝玉”，刘教授不愧为国宝级的大师也！

与其唱对台戏的吴宓平时对刘文典的学问极其服膺，除经常混迹于学生中间听刘氏讲《庄子》，并呼曰“高见甚是”外，还经常把自己所作的诗文交对方修改，润色，每与同事交谈，对刘文典亦颇多赞誉。此次见文典以摆擂台的方式，用另类方法开讲《红楼梦》并在联大师生间引起轰动，禁不住好奇之心，也借着朦胧的夜色夹杂在学生之间前来探望，以窥对方虚实。吴在1942年的日记中这样记载说：“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33〕从简短的记载看，这次刘是在屋内演讲，因下雨打雷之故，刘文典的派头和所讲内容没能尽情展示，所以吴在日记中没有记述其声色情状。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吴宓前来的目的除了探个究竟，或凑个热闹，更多的心思还是放在追寻“花姑娘”方面，其他的一切也就顾不得了。在另一次日记中，吴宓明确记道：“听典露天演讲《红楼梦》。见琼在众中。宓偕雪梅归途。”〔34〕这一简短的记述显然用的是春秋笔法，其暗含的故事可谓多矣。据西南联大史家、云南昆明人余斌教授考证，日记中的“琼”，即联大生物系女助教张尔琼（南按：后有一段时间在昆华中学教书），与吴宓若即若离，不愿发展恋爱关系。而“雪梅”则是贵州女诗人卢雪梅，多次婚恋失败后转向吴宓。这个晚上吴本来是携恋爱中的卢雪梅去听刘文典讲演的，想不到吴端着饭碗里的肥肉还想着锅里的骨头，到了会场又开始搜索其他目标，并有幸发现了昨日情场追逐过的猎物张尔琼，于是又想入非非，心猿意马地来回打起转来。——可以想象的是，这个时候，被时人称之为“国宝”的刘文典，即是把天上的星星讲得掉下来，且变成一堆陨石落到吴宓的头上，恐怕吴氏也无心思去关照了。

当然，刘文典的“对台戏”也不是经常出演，只是偶尔露峥嵘而已。因为此时整个联大教授的生活已陷入根端贫困，他必须像其他教授一样拿出相当大的精力寻找额外创收的路子，以维持全家的生计。与其他教授有一个很大不同是，刘文典的鸦片瘾自离平抵达蒙自后再度复发，于痛苦难忍中，“卒破戒。及至昆明，鸦片瘾日增”。（钱穆语）恶习复发后，刘也就不管不顾地由着性子大吸特吸起来，遂在江湖上有了“二云居士”的雅号。所谓“二云居士”，如周作人在回忆刘叔雅一文中所言：“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

西南联大时代，刘文典在乡下居所书房留影

在物价飞腾，师生啼饥号寒的昆明，刘文典以一个穷教授微薄的收入，除了养家糊口，还要购买闻名于世的云南烟土与宣威火腿享用，大笔的资金如何解决？这就成为到昆明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所幸的是，刘氏在天下儒林中名声响亮，当年被蒋介石所打的两个耳光，经过坊间不断加工传播渲染，又在他的赫赫声名中增加了不少含金量与筹码，仿佛介公所赐的不是两个响亮耳光，而是两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招牌上刻着“刚正不阿”、“英雄豪杰”、“国之瑰宝”之类从字缝里难以找到的若隐若现的模糊图影。故若谈起联大刘教授文典，昆明地界有头有脸的人物皆以知晓其人或与其人相识为荣。出于对其声名的仰慕，加之刘文典本人又善于书写表、志之类的旧体骈文，正合了一些旧官僚的心意，这才有了钱穆所言“各地军人旧官僚皆争聘为谀墓文，皆馈鸦片”以酬谢的局面。钱氏所说的“皆争聘”或许有些过誉，像此类事在当时的联大校园中比较敏感，获利者不便公开宣扬，别人亦不便做深入调查研究，只凭同事间口传耳闻，有些不见得与事实相符。不过刘文典以这项手艺挣得所需的鸦片与火腿钱，当是不争且公开的事实。据吴宓日记载，有一次他参加一个朋友的宴会，几杯浊酒下肚之后，就听一位曾在北大任教，后出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吴博士慷慨激昂地演讲起来。其间提到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曾主持云南《大理县志》的编辑事宜，得款近十万元。稍后“又传典撰、炜写缪云台母墓铭，典得三十万元，炜得十万元，未知确否”。〔35〕

吴氏日记中所说的“典”，即刘文典，“炜”即原中央大学教授，时任教于云南大学的著名书法大家胡小石。缪云台乃当地著名财阀，曾做过云南省农矿厅厅长、劝业银行经理等职，时为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宓所记的“未知确否”，当是拿捏不准，不敢妄下论断，因为30万元酬金毕竟不是一个小数目。许多年后，西南联大研究专家余斌教授认为：“假定确有其事，数额怕没那么大。罗常培主编《大理县志》（确有其事）得款才‘近十万元’，刘文典名气再大也不至三倍于此，工作量的大小明摆在那儿。再说胡小石的书法虽然十分了得，’写’一下总不能和编一部县志等‘量’齐观吧。”〔36〕余氏之所以持怀疑态度，缘于双方作品的“量”不能“齐观”之故。但酬金的多少有时并不以量的多少来论，文学艺术毕竟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产品，注重的应是质而非量，书法艺术、绘画艺术、雕塑艺术等概莫能外。若以世俗的金钱价格论，与刘文典、胡小石同辈的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等书画大家，所画之鹰、马，要比活蹦乱跳之鹰、马，无论是现大洋还是人民币或曰国际通用之美元，都要值钱得多。而荷兰画家凡·高的一幅《向日葵》在一次拍卖会上，则拍出了相当于两亿人民币的价格。假如有一地主雇一群打工仔在田园里真的播种几十亩甚至上千亩的向日葵，不知需要流多少汗水，经历多少个日夜，收获多少火车轮船，才能卖得出凡·高这一幅画的价格。由此推知，凭胡小石在书画界的名气和地位，“写”一下就等于罗常培编一部志书的稿酬，未见得就绝不可能。既然胡小石可为，而比胡氏世俗名气大得多的“国宝”级的国学大师、具有“活着的庄子”之称的刘文典，所得几十万元丰厚酬金也就成为可能。否则以吴宓之性情，不会不在日记里直接加以否认，而只作“存疑”处理。据时人回忆，抗战期间刘文典在昆明名气之大，可与“云南王”龙云相提并列。当时国民党政府明令禁烟，但云南的两个人却不禁止，一是龙云，再一位就是刘文典。〔37〕如果此说属实，可见刘文典确是十分了得。

除为旧官僚写谀墓文换取酬金以应付生活所需，刘文典还以真挚的情感，为国军阵亡将士撰写了大量诗文。1941年3月，国民党陆军第五集团军第三军在山西境内与日军作战，被集结的25万日军合围于中条山。中国军队与日军战至5月10日，日军攻势凌厉，国军伤亡惨重，第三军军长唐淮源收到撤退电令时，已陷入重围，只得继续与敌展开激战。延至5月11日，第三军伤亡过半，四面受敌，粮尽援绝，后路已断。在这危急关头，唐召集所部三位师长训话：“现情况险恶，吾辈对职责及个人之出路，均应下最大决心，应为国家民族保全人格，以存天地之正气。”言罢令各师分路突围。唐淮源则被困悬山，三次突围受挫，弹尽粮绝，即于大雨滂沱之中，遣去左右，饮弹自尽于悬山之岭，成为抗日战争中牺牲于战场上的国军4位上将之一。唐淮源阵亡后，1942年2月2日，国民政府发出《追赠陆军上将第三军军长唐淮源褒扬令》，他的家乡云南省江川县政府奉令于县城东门营建唐公祠，供奉唐将军牌位及肖像。除国民政府主席与龙云等党国大员赠送匾额外，江川县政府还专门邀请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为这位被誉为“名将风范”的“滇军完人”书写“唐淮源将军庙碑”碑文。刘文典欣然应允，且表示义务撰写，以示对这位民族英雄的尊崇。

“公资天地之正气，体皇灵之纯粗，纂先民之高节，蹈前修之盛轨。”“非忠贞秉之自然，壮烈出乎天性，孰能临难引义以死殉国若斯者哉？！”〔38〕“唐淮源将审庙碑”碑文文辞肃穆，情真意切，道出了书写者对抗日英烈的景仰缅怀之情。

1944年5月，驻印度的国军和滇西远征军经过整训后，同时向缅北和怒江以西的日军发起攻击。陆军第八军奉命从保山开赴龙陵，增援滇西远征军左翼，担负攻打松山的任务。从当年7月到10月，经过艰苦激烈的战斗，该军最终克复松山，全歼日守军。消息传出，举国振奋，在昆明的刘文典面对敌人日落西山的结局，夜不能寐，遥望西天，念将士之奋勇，思国势之转机，挥毫写就了颇有高适、岑参“边塞诗”风格、散发着铮铮铁骨之音的《天兵西》：

雪山百尺点苍低，七萃军声散马蹄。

海战才闻收澳北，天兵已报过泸西。

春风绝塞吹芳草，落日荒城照大旗。

庾信平生萧瑟甚，穷边垂老听征鼙。〔39〕

抗战胜利后，昆明圆通山建成“陆军第八军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碑上刻有阵亡的3775名士兵和125名军官名录。刘文典这首饱蘸热血与泪水，激情飞扬，气壮山河的《天兵西》，一同被镌刻在纪念碑上，作为永久的纪念。

就是这样一位性情狷介、狂放不羁、赫赫有名的刘文典，没想到一不小心栽到了闻一多手中，且终生被困缚于西南之地未得北归，令人至堪扼腕。

神秘的磨黑之行

正如冯友兰为西南联大撰写的纪念碑碑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刘文典被闻一多直接或间接地一枪挑入马下，“二云居士”是“因”，世间的人际纠纷与矛盾是“果”。瓜藤纠葛，因果相应，便有了刘文典悲剧的诞生。

事情的缘起，来自于刘文典的磨黑之行。

磨黑，又称磨黑井，位于昆明西南千里之遥的哀牢大山和无量大山结合部，与老挝国界毗邻，属云南普洱县治。磨黑井是滇南一带最庞大、重要的产盐区，所产井盐广销中国西南诸省与老挝、缅甸、越南等多个国家。除盐业外，磨黑也是茶叶以及鸦片等商品的主要集散地。因两座大山夹隔，这一地区无公路可通，自磨黑井运盐、茶及鸦片外出，需靠马帮跋山涉水穿行十几天，方能走出森林密布，野草丛生、蟒蛇横行的深山老林，逐渐步入文明城市。此地虽富甲一方，因交通闭塞，文化落后，不仅国民政府的政令不能通行，即使“云南王”龙云也鞭长莫及，真正属于“天高皇帝远”的荒僻之地。

磨黑镇一角（磨黑镇政府提供）

当此之时，普洱县磨黑镇有一位叫张孟希的大地主、大盐商、大土豪，此人先后担任过普洱道尹的警卫队长、团防大队长，边防营长，盐运使等职。凭借庞大的财力与黑白两道人脉关系，张孟希渐渐蚕食和控制了磨黑盐井，成为思（茅）普（洱）地区独霸一方，赫赫有名的“地头蛇”。据可考的资料显示，张孟希为人暴戾凶残，又具有咬钢嚼铁的江湖哥们义气，被派往思普一带的政府官员、驻军，以及直属国民党中央的盐场公署官员，都对其人的霸道无礼惧让三分，因而张某人越发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像自古至今一切时代黑社会老大、老二及其走卒们一样，一旦有钱有势，便野心膨胀，反意蒙生，企图窃权弄柄，夺取地方或中央政权。张孟希尽管肚子里没有几点墨水，却同样充满了野心，手下豢养着一个拥有几百条枪的私人武装队伍，在当地以土皇帝自居，心底里还时常兴起问鼎之念。除了心狠手辣的霸道做派，张氏又有附庸风雅，装腔作势的一套，经常以知书达理的进步士绅面目出现于衙门与各交际场所，并出资在家乡办了一所小学校，请当地一些读过私塾的先生任教，以解决磨黑子弟上学难的问题，只是教学质量效果不佳，无法满足学生求知的需要。为了改善学生的学习状况，也为了在盐商灶户间提高自己的威望，为其暗藏的政治野心培养人才。在身边策士谋僚的指点下，张孟希于1941年底派手下到昆明公开招聘教师到磨黑开办中学。当一张张“招贤榜”在昆明街头贴出后，被一个叫吴子良的人偶然看到了。

吴子良又名吴显钺，乃西南联大商学系一名学生，同时也是中共联大地下党文理法学院分支部的组织委员，其相貌特点是，个矮、嘴大、眼小、身瘦，善于交际。其嘴巴功夫十分了得，号称能移动苍山，搬动洱海，不但能把地下的死人说得再生，还能让这位活过来的死人帮自己战斗。1941年春，随着“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又一次掀起了反共浪潮，联大中共地下党组织根据中央“长期埋伏，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40〕的十六字方针，把潜伏在联大内部一批暴露或即将暴露的中共地下党员疏散离校，到各州县或乡镇隐蔽起来秘密活动。此次吴在联大附近看到张孟希派人张贴的招聘启事，心中大喜，此正是一个隐蔽的上佳场所，遂决定揭榜应聘，借到磨黑任教之机，开僻中共地下工作的秘密据点，这一决定很快得到中共云南地下党工委批准。出于各方面考虑，中共联大地下党组织还委派另一位联大学生、中共党员董大成与吴氏一起应聘。经过一番联系、取保（南按：保留学籍，并由联大助教冯宝麟担当保人），二人于同年10月离开联大赴哀牢大山深处的磨黑镇就职。

吴、董到达磨黑后，先办了一个初中补习班，效果良好，受到了张孟希与学生家长的信赖和尊敬。有一天，张孟希提着水烟袋在与吴子良聊天时突然问道：“蒋介石是怎么发起来的？”吴子良答：“还不是靠的黄埔军校。”〔41〕张孟希哼哼着，抽几口烟，低声道：“我们也可以办个好学校嘛！”吴子良立即意识到对方的野心，也想仿效蒋介石办学，以培养日后为他所用的基础人才。吴顺水推舟，立即说出一套办学计划，并保证可从昆明聘到一批优秀教师办好学校。此举令张孟希大喜过望，翻身从烟榻上下来，握着吴的手让其迅速筹划办学事宜，随后下令由盐商炉户们集资，于翌年底成立了磨黑中学并开始招生。据后来到磨黑中学任教的萧荻回忆：“从党的需要来考虑，只要做好对张孟希和当地士绅的统战工作，把学校办好，取信于民，不仅可以站稳脚跟，安全地隐蔽中共地下党骨干，还可以向朴实的山乡青年传播革命理想，逐步发展成为党的活动据点。经过吴子良、董大成二人一年的艰辛努力，在学生家长中树立了威信，也取得了张孟希的信赖，办学条件更加成熟。1942年底，吴子良回到昆明物色志同道合的同志去磨黑办学。由于自己是应聘而去，且正式办过‘取保’手续，无须隐讳自己是西南联大同学，张孟希本人则对西南联大迁到昆明，著名教授云集，也早有所闻。因此在吴子良返昆延聘教授的同时，便提出想礼聘一位大牌教授到磨黑小住，为他的亡母撰写墓志铭‘以光门楣’，进一步提高他在滇南的社会地位。”〔42〕

为达到“站稳脚跟”的政治目的，吴子良答应张孟希尽量为其聘请一位声名显赫的教授至磨黑效力。时云南境内的官僚政客甚至普通百姓，对父母的墓志、碑刻之类身后事特别感兴趣，许多人不惜钱财请社会名流书写镌刻，并升起相互攀比之风，撰写者的社会地位越高，文名越大，越受追捧，出钱邀请者也算是瞎子跟着秃子走，借光登高了。

很显然，张孟希所渴望聘请的这位人物，必定是懂得古典文学，善于辞令并能撰写碑文墓志的教授。经过反复掂量权衡，吴认为在联大中文系几位名教授中，刘文典最为合适。从名声上论，刘有跟随孙中山闹革命的光辉历史，并一度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有蒋介石奉送的“国宝”之雅号和在安徽大学校长任上，被蒋扇过两个耳光后踢中蒋介石蛋蛋的“侠骨”；有“活着的庄子”与“国学大师”的头街，又有“各地军人旧官僚皆争聘为谀墓文”的专业特长。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刘还有一个众人皆知的“二云居士”雅号，在通货膨胀的昆明，吃饭喝水尚且不宜，何况鸦片、火腿一样都不能少地整日享用，这需何等巨大的资金支持？尽管刘文典为人撰写墓志碑文得到了不少外快，但并不是每日皆有所得，也是经常饿肚子的。刘氏与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属于同乡，早些年却经常骂段是“乌龟王八蛋”，并与段氏家族势同仇寇。刘与李鸿章也是同乡，李氏的为人处世受国人诟病的地方多多，但刘文典却与李家后代非常要好。卢沟桥事变之后，与刘文典有点瓜穰子亲戚的李鸿章之孙李广平，曾在昆明省政府任秘书，有点经济实力。李与刘颇为投机，关系亲密，每次刘文典断炊，便书纸条一张，上写四个字：“刷锅以等”，使人送交李，李广平得字条，便差人送一点钱为其救急。〔43〕由此可见，能挣外快但又经常“刷锅以等”的刘文典，要整日吸食鸦片，大嚼火腿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邀请刘文典赴磨黑，便成为第一选择。

张孟希听了吴的介绍，自是欢喜，谓非踢中蒋公介石蛋蛋的这位刘氏“国宝”不请，并许下诺言，假如刘“国宝”到磨黑，保证他一家三口的生活费用，至于鸦片火腿之类更是不在话下，大大地有，尽管享用。不但如此，待刘氏回昆时除赠送厚礼，另奉上头等“云土”五十两作为酬谢，等等。

怀揣这一计划和优待条件，吴子良回到昆明，很快在联大聘请了萧荻、郑道津两位男同学和另一位女同学许翼闽等三人为磨黑中学教师（南按：三人均为中共联大地下组织领导的“群社”成员），接下来悄悄地做刘文典的说服工作。刘氏听罢对方开出的条件，经过一番考虑，表示乐意前往。据萧荻回忆说：“对于是否请刘叔雅先生同去磨黑，我们和吴子良同志等曾有过不同意见，但最后吴子良同志分析，刘叔雅先生在联大属于‘灰色教授’，在学术界则有较高名望，他到磨黑后，会整天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对我们的办学工作不会多所干预。而我们初到磨黑的主要目的是‘站稳脚跟，笼络士绅，深入工作（办好学校），培养学生’。请他同行，并不违反党的十六字方针的要求，而且对我们的工作也能起到一定的掩护作用。还可以为我们树立威望，取得张孟希更大的信赖。最后，我们才同意了这个意见。”〔44〕

1943年初，刘文典与当时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打过招呼之后，携妇将雏，随吴子良等人开始向磨黑进发。自昆明至磨黑的千里小道上，山高谷深，林密草长，野兽成群，加上沿途土匪猖獗，时有劫案发生，行旅者只能跟随配有枪支火炮的大队马帮前行。刘文典一行自不例外，张孟希专门提前派出几十人的马帮携带枪支弹药前往昆明迎接。刘氏一家三口与联大女同学许冀闽乘坐滑竿，其余几人则各有一匹马驮行李兼作乘骑。一路上又有许多小马帮“跟帮”同行，声势浩大。为防不测，行伍出身的张孟希又以自己的声势和人脉触角，事先派人在沿途山寨打过招呼，并安排了接待事宜，于较大的站口还专门派人负责设宴接风洗尘。如此走走停停，经过20多天才到达磨黑地盘。处于西南边疆的山乡僻壤，突然来了一批国立大学的学生，且还有国父孙中山的原秘书，号称“国宝”的国学大师刘文典同往，自然是空前的盛事，整个磨黑为之轰动，不等人群到达，有好事的当地官僚百姓纷纷跑出村寨迎候，欲一睹这位“天外来客”的神采。为显摆自己作为地头蛇的势力与威风，也为了给刘文典这位“国宝”脸上增彩，张孟希亲率当地士绅骑马坐轿出磨黑十里迎接，而不甘落后的学生们则组织起来，早早跑到三十里外的孔雀屏等迎接他们的老师和“国宝”了。

一行人到达磨黑，欢迎场面盛况空前，当地人算是实实在在地开了一次眼界。几天后，磨黑中学举行开学典礼。整个仪式由校长吴子良主持，刘文典与出任学校董事长的张孟希分别上台讲话。张在讲话中对几位新来的青年教师大加称赞，对刘文典更是奉若神明，口口声声呼曰教授、大师、“国宝”。最后，张向全体学生和入会家长宣布他的校规，谓：“学生入学后，一切都交给老师负责，家长不得过问。学生学习不好，可以留级，犯了错误，老师有权处罚，可以责打，关禁闭，但不得开除。实在有不可教诲者，交给他，枪毙。”〔45〕这番“高论”，让新来的几位联大学生与刘文典都惊诧不已。张氏此举，显然有故意在几位新来者面前显摆自己作为“土皇帝”威风的一面，也是后来枪杀在磨黑任教的联大学生的一个隐语。

开学典礼就这样在彩旗招展，表面升平祥和，实际暗伏杀机的形式下结束。作为校长的吴子良顾不得许多，率领教师风风火火地办起学来。未久，吴子良见有机可乘，便开始为自己的目标打算，即在学生中选拔一批人参加秘密读书小组，学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书刊，使磨黑渐渐发展成为中共地下党在思普地区活动的中心据点，并为后来一系列血与火的惨烈斗争打下了基础。土皇帝张孟希一看几位秀才所办学校真的是有板有眼，蒸蒸日上，大为高兴。尤其想到蒋介石办黄埔军校发迹与磨黑中学的前景，野心狂涨，豪气倍增，当即命人把自家大门口张贴的“仁义处世，不忧不惑不惧；兴邦为本，立德立言立功”的对联扯下，重新书写一副曰：“驾欧美之上，为天民，胸怀宇宙；在思普之间，做地主，藐视京都。”〔46〕其张狂虚妄之态真正的是跃然纸上了。

刘文典磨黑月夜为当地士绅讲书回归途中。罗江、申江峡绘，引自《刘文典传闻轶事》

至于“国宝”刘文典在磨黑的生活情形据萧荻说：“他虽然住在磨黑中学，但对我们办学的工作并不干预，平时也很少出门，多半在自己宿舍内吞云吐雾，在烟榻上和张孟希及当地士绅谈古论今。这些场合，多数由吴子良校友抽空作陪。每周他也抽点时间，找我们几个老师和当地有文墨的士绅讲《庄子》、《昭明文选》和温、李诗，偶尔也给学生作个报告，但初中学生听不大懂，所以并不经常。”又说：“刘叔雅先生对我们这些联大学生不远千里到磨黑办学的目的，当然并非全无所知。但他并未作过什么干扰，有时也还在一些士绅中间对我们作些褒词。说他给我们做了‘挡风墙’，除了他的到来给我们壮了‘声威’之外，又给张孟希的母亲撰写了墓志铭，也使张孟希分外感到荣耀，有利于我们对他进行统战工作。”〔47〕

有文章认为刘文典的磨黑之行，对当地复杂的政治背景与吴子良等人的真正目的一无所知，是被联大的几个学生、中共地下党员与左派分子给“涮”了一把，是被精心策划的阴谋装入套里弄到磨黑去的，自己成了被别人利用的“挡风墙”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实在是天底下第一号冤大头。但从事件的亲历者萧荻回忆与当时的具体情形看，作为在青年时期即追随孙中山兴风作浪，大闹革命，高喊“满贼该亡，孙文当立”的刘文典，对刘子良等辈来磨黑的政治目的不但是“并非全无所知”，应是心知肚明，否则将不再是刘文典，而是李文典或黄文典，甚或是名声显赫一时的土包子大地主刘文彩了。只是此时55岁的刘文典已非血气方刚的革命青年，也不是执掌安徽大学与蒋介石有一拼的“圣斗士”了，生活的磨难与岁月的淘洗，已使他血气消退，渐趋颓废。正如鲁迅1932年所说：自《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之后，“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48〕此时的刘文典当属于“退隐”一类，尽管他凭着早年的革命经历与经验，洞若观火，觉察到吴子良等人的政治目的，但作为“二云居士”的他，在这千里之外的山野僻壤，也只好揣着明白装糊涂，在烟榻上腾云驾雾，偶尔到当地士绅家中讲讲古书，享受暂时的神仙之乐，难顾其他的芸芸众生是要拉杆子造反闹革命，还是进行反革命打砸抢烧活动了。

闻一多对刘文典一剑封喉

令刘文典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磨黑之行，在西南联大校园引起了波澜。当时清华聘任委员会已召开会议，议决续聘刘为联大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但清华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对刘氏的磨黑之行大为不满，认为此人的所作所为有失一位学者的操守，不足以为人师表，不但不寄发聘书，并以手中掌控的权力将刘氏解聘，欲革出清华。众教员闻讯，觉得事关重大，尽管刘文典磨黑之行，无视顶头上司、清华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的存在，居然不打招呼，独自出走，属于典型的“犯上”，但并没有“作乱”，因而罪不当革职并被扫地出门。众人纷纷为刘氏讲情，企图挽救“国宝”于危难。据同为中文系教授的王力在《我所知道闻一多先生的几件事》一文中回忆：“系里一位老教授应滇南某土司的邀请为他做寿文，一去半年不返校。闻先生就把他解聘了。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那位老教授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京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49〕

刘文典被革职的消息传到磨黑，刘氏在震惊之余惶恐不安，顾不得吞云吐雾，缥缈于蓬莱仙境驾鹤逍遥了，匆忙于7月25日写长信向梅贻琦申辩，试图挽回颓局。信函如下：

月涵先生校长道鉴：

敬启者，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六七年来亦可谓备尝艰苦矣！自前年寓所被炸，避居乡村，每次入城徒行数里，苦况尤非褚墨之所能详。两兄既先后病殁湘西，先母又弃养于故里，典近年日在贫病交迫之中，无力以营丧葬。适滇南盐商有慕典文名者，愿以巨资请典为撰先人墓志；又因普洱区素号瘴乡，无人肯往任事，请典躬往考察，作一游记，说明所谓瘴气者，绝非水土空气中有何毒质，不过疟蚊为祟，现代医学尽可预防。“瘴气”之名倘能打破，则专门学者敢来，地方富源可以开发矣！典平日持论，亦谓唐宋文人对瘴气夸张过甚。（王阳明大贤，其《瘗旅文》一篇，对欧阳修文瘴气形容太过）实开发西南之大阻力，深愿辞而辟之。故亦遂允其请。初拟在暑假中南游，继因雨季道途难行，加之深山中伏莽甚多，必结伴请兵护送，故遂以四月一日首途。动身之先，适在宋将军席上遇校长与蒋梦麟先生、罗莘田先生，当即面请赐假，承嘱以功课上事与罗先生商量，并承借薪一月治装。典以诸事既禀命而行，绝不虞有他故。到磨黑后，尚在预备《玄奘法师传》，妄想回校开班，与东西洋学者一较高下，意为祖国学术界争光吐气……不料五月遽受停薪之处分，以后得昆明友朋信，知校中对典竟有更进一步之事。典初尚不信，因自问并无大过，徒因道途险远，登涉艰难未能早日返校耳。不意近得某君来“半官式”信，云学校已解聘；又云，纵有聘书，亦必须退还；又云昆明物价涨十数倍（真有此事耶，米果实贵至万元耶），切不可再回学校，长为磨黑盐井人可也。其他离奇之语，令人百思不解。典此行给罪在不可赦，学校尽可正式解聘，既发聘书，何以又讽令退还。典常有信致校中同仁，均言雨季一过，必然赶回授课，且有下学年愿多教两小时，以为报塞之言。良以财力稍舒，可以专心全力教课也（此意似尚未向罗先生提及也）……典现正整理著作，预备在桂林付印，每日忙极（此间诸盐商筹款巨万，为典刊印著作，拙作前蒙校中特许列为清华大学整理国学丛书，不知现尚可用此名称否，乞并示知）。今得此书，特抽暇写此信，讬莘田先生转呈。先生有何训示亦可告之莘田先生也。雨季一过，典即返昆明，良晤匪遥，不复多赘。总之典个人去留绝对不成问题，然典之心迹不可不自剖白，再者得地质系助教马君杏垣函，知地质系诸先生有意来此研究，此间地主托典致意，愿以全力相助，道中警卫，沿途各处食宿，到普洱后工作，均可效力，并愿捐资补助费用，特以奉闻。忙极不另写信矣。专此寸简，敬请。

道安不一。

弟刘文典再拜七月二十五日〔50〕

两天后的7月27日，刘文典再写信给罗常培，与致梅函一并发出，文曰：

莘田学长左右，顷上梅校长一书，乞为转呈。弟绝对不恋此栈，但表心迹而已。个人去留小事，是非则不可不明耳。顺请

道安不一

弟文典再拜七月二十七日〔51〕

刘文典在致梅贻琦信中所说的“某君”即闻一多。此时闻氏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和强硬口气，对这位老同事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已看不出有半点情意存在。而刘氏的申述信一并寄给罗常培转交梅贻琦，显然刘想让罗在梅跟前替其说情，拉兄弟一把。当时联大虽属三校合在一起上课，但又各自保持独立的健制。聘任制度是：先由三校聘委会分别聘请，再由联大出面聘任，也就是说，刘文典必须在清华中文系聘请之后，才能由联大中文系聘用。若清华不聘，联大亦不能聘，所谓不能隔着锅台上炕是也。罗常培当时是联大中文系主任，虽比闻一多高一个级别，但在清华方面决定不聘的情况下，他不能以联大的名义蹲在炕上指挥锅台下的灶吏聘请刘文典为上宾。如此一来，罗若想拉刘一把，所做的只能是再把信转给梅贻琦，而后趁机为其进言，开脱过失，借梅的力量扭转乾坤。罗与梅相见后如何表现，又如何说辞不得而知，但后来的结果却大为不妙。梅贻琦接信后，一改往常平和的态度，于9月10日手书一封，口气颇为生硬地对刘文典道：

日前得罗莘田先生转来尊函，敬悉种切。关于下年聘约一节，盖自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驾亦已于春间离校，则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且闻磨黑往来亦殊非易，故为调整下年计划以便系中处理计，尊处暂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鉴原。〔52〕

梅氏的一封信，算是彻底定了刘文典不能回返联大的命运。清华大学校史研究者黄延复认为，素以“爱才如命”见闻于全校上下的梅贻琦，如无特殊困难和考虑，是绝不肯轻易从自己手里放走像刘文典这样蜚声中外的大师的。梅所说的“事非得已”，除了刘氏在操守方面有失检点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他严重地违犯了清华和联大的规章制度，加之闻一多坚辞的态度，梅贻琦只能“挥泪斩马谡”了。〔53〕

另有人谓，当时刘文典还有一个可能翻盘的机会，这就是请自己尊敬且关系密切的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向梅与闻二人施加影响与居中调和。遗憾的是，冯此时正在美国讲学未在联大，终致刘文典回天乏术，徒叹奈何。1938年毕业于清华社会学系的鲲西，在后来谈到刘文典被解聘一事时说：“据我所听到的缘由是刘先生长期旷课。刘先生确也曾在云南土司家为上客。但解聘的事也正是发生在文学院院长冯芝生先生去美国讲学期间。冯先生若在，以冯先生的地位和持重，不会同意发生这样的事。所以积怨正是乘这样一个空当发难的。”〔54〕据鲲西所了解的内情，闻刘二人之积怨，发生于一次课间休息之时，在教授休息室内，刘文典直指闻一多读错了古音，当时在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应。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令人难堪的羞辱。由羞辱而积怨，终于导致报复，贤者在所不免”。〔55〕

鲲西所言并非空穴来风。刘文典之张狂和目中无人在联大众人皆知，他不仅大骂沈从文“该死的”与“四块钱也不值”，还曾不止一次地公开宣称联大文学院只有三个教授，即“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56〕什么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金岳霖、郑天挺、姚从吾、吴宓，连同小一号的吴晗等辈，在他眼里皆不值一提，与沈从文一样连“四块钱”也不值。既然在他心目中学美术出身的闻一多连个教授都不配，自然看轻，对其偶尔念错古字古音不分场合地指责批评也就成为一种可能。而闻一多借此机会反戟一击，也是男子汉尤其是诗人型的热血男人所为，即毛泽东所谓“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或鲁迅所坚持的“一个都不宽恕”是也。冯友兰在撰写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时，如果不是亲身体验，难有“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之慨叹。当然，如此感慨者并非仅冯氏一人，西南联大组建时，中文系主任由清华教授朱自清担任。1939年底，朱由于身体健康原因辞职，中文系主任改由北大的罗常培继任。1943年12月22日，朱在给老友俞平伯的信中，曾这样披露自己的心境：“在此只教书不管行政。然尔来风气，不在位即同下僚，时有忧谗畏讥之感，幸弟尚能看开。在此大时代中，更不应论此等小事，只埋首研读尽其在我而已。”〔57〕教授之间确也不能免俗，而在西南联大时期犹甚，处于激烈竞争的学界，相互攻讦排挤亦不是什么新鲜之事。

当刘文典被闻一多强行解聘，欲逐出清华之际，与其友善的外文系教授吴宓挺身而出，为其大鸣不平，并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四处奔走呼号，同时致函陈寅恪，请其予以设法挽救。当时陈氏逃出香港尚在桂林，正准备转赴成都燕大任教。得到吴宓的求救信后，权衡再三，感到大局已不可挽回，乃快函云大校长熊庆来，力荐刘文典转云大任教，以挽狂澜于既倒。

在磨黑的刘文典经此事变，心灵备受打击，当然不愿按闻一多说的“长做磨黑盐井人”，而是迅速抽身携家眷离开磨黑中学赶回昆明。〔58〕当他在昆明郊外那几间租住的土屋寒舍刚一落脚，顾不得鞍马劳顿与一路跋涉的辛劳，立即来到司家营闻一多的住处找闻氏理论。此时闻一多正在家中吃饭，刘一步闯进来，暴跳如雷，对闻大加斥责。闻一多见状，自以为真理在据，不甘屈居下风，于是起身在饭桌旁与其吵闹起来。双方你来我往各不相让，眼看将要挥动老拳，或动板凳腿，来个我以我血溅饭桌。多亏朱自清恰巧因事到场，乃奋力劝解，才避免了一场流血的恶战。

后来刘文典是否找过梅贻琦当面申述，外界知之寥寥，但他在闻一多的强势阻挠挤压下，最终还是未能跨进清华的大门，被迫转于云南大学任教。自此，一代国学大师的星光渐次暗淡。闻、刘之纠葛以及刘文典的不幸际遇，或许可视为冯友兰在纪念碑碑文中所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之下的一个阴影吧。

注释

• 〔1〕《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钱穆著，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 〔2〕《北大感旧录》（六），载《知堂回想录》（下），周作人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

• 〔3、8、9、25〕《刘文典传闻轶事》，刘平章主编，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出版。

• 〔4、5〕《北大感旧录》（一），载《知堂回想录》（下），周作人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

• 〔6〕当年与傅斯年有过一段交往的大陆学者唐振常，在几年前《关于傅斯年》一文中曾提及此事。常说：前几年，与台湾朋友说及傅斯年，我讲了我在1947年夏天在上海拜访傅，并对其颇不喜欢的印象。来人深不以为然，说是“在台湾只有傅斯年一个人，在蒋介石面前敢于跷着二郎腿大言炎炎”。从唐氏与朋友的对话可知，傅斯年跷二郎腿事，确乎是发生在台湾孤岛。可能受这个话的感染，唐氏在大佩服中又“想起了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大声疾呼痛骂孔祥熙、宋子文误国的事，再想到他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受台湾临时参议会质询，当场猝然脑溢血死去，则此人是一有性格的血气之人”。（《识史集》，唐振常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 〔7〕其为一典故，来源如下：刘文典在清华任教时，属最有学术威望和受学生欢迎的名教授之一，时有学生主办的刊物每年出一期《向导》之类的专号，以向入学新生介绍校中情形，包括介绍各系的教授，等等。专号执笔人大都是高年级学生。由于刘氏性格耿率，形象生动，主张民主，学生们有时不免同他开点善意的玩笑。据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查寻，在1935年的一期《向导》中，有一篇诙谐、生动、有趣的文字，对刘文典作了如下描述：

常言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句话好像特别是为我们刘叔雅先生而设的。幼时读《新青年》，看见刘先生清新美丽的文笔，缜密新颖的思想，辄幻想作者必定是一位风流倜傥，才气纵横的“摩登”少年。后来又从书铺里看到刘先生的大作《淮南鸿烈集解》，读一读卷首古气磅礴的自序，再翻一翻书中考据精严的释文，才又悟到作者必定是一位架高鼻梁眼镜、御阔袖长袍而状貌奇伟的古老先生。因为有这一种观念在脑子里，所以考入清华那年，大一国文不选杨遇夫先生，不选俞平伯先生，也不选朱自清先生，而单选这位善解文字给人种种不同印象的刘叔雅先生。但当第一次看见刘先生时，这种矛盾无稽幻想，一下子就逃走得一往无踪了。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鹤，肌肤瘦黄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哪！不听时尤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了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且说刘先生外观虽不怎么动人，然而学问的广博精深，性情的热烈诚挚，却是小子到如今仍觉得“十二万分”（刘先生常用语）地佩服的……刘先生是国内有名的训诂学家，这是谁都知道的。但当他教我们《圆圆曲》、《万古愁》两篇文字时，把明末清初的事迹如数家珍般地一一说给我们听，并且在黑板上列举了许多典故。像这种博涉群书而又能驾驭的力量，岂是时下读两卷小书便以学者自命的小鬼们所可与同日而语的？（《清华校友通讯丛书》，第三辑，黄延复摘编）

• 〔10、11、14〕张正元杨忠广《疾恶真推祢正平》，载《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2期。

• 〔12〕1922年5月，清朝逊帝溥仪曾召见胡适。胡氏在不久所作的《宣统与胡适》一文中，记载了这次被召见的经过，其中有“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进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之语。

1929年10月，胡适发表了《知难，行亦不易》一文，对孙中山提倡的“知难行易”学说加以批评，同时提出了一个新的“专家政治”的主张，要求蒋介石政府“充分请教专家”，明确提出“知难行易”的学说“不修正，专家政治决不会实现”云云。1931年10月，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丁文江与胡适，“对大局有所垂询”，各报转载了消息。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头》第一期刊发了鲁迅（署名佩韦）的《知难行难》一文。鲁迅在文中对胡适等人进行了嘲讽：“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称呼。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也没有人问他‘垂询’些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这‘大局’也并无‘国民党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的麻烦，所以，博士就出来了。”

• 〔13〕《教授印象——记刘文典》，载清华大学《暑期周刊》，1935年。

• 〔15、16、17、18、20、21、38、39〕郑千山《独立苍茫看落晖——抗战中的刘文典》，载《春城晚报》，2002年7月25日。以下引文同。

• 〔19〕刘兴育《刘文典的藏书手稿如何流失日本？》，载《春城晚报》2000年11月24日。

• 〔22〕载《生活导报》，第36期，1943年8月1日。

• 〔23〕黄延复《刘文典轶事》，载《刘文典传闻轶事》，刘平章主编，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出版。

• 〔24〕《负暄琐话》，张中行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 〔26〕张文勋《刘文典传闻轶事·前言》，刘平章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1版。

• 〔27〕《狂人刘文典》（年表），章玉政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 〔28〕黄延复《刘文典轶事》，载《清华校友通讯》，第三辑。

• 〔29〕《吴宓日记》，第七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6月出版。

• 〔30、33、34〕《吴宓日记》，第八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6月出版。

• 〔32〕马逢华《记西南联大几位教授》，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十二卷，第六期。

• 〔31〕《吴宓日记》，第八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6月出版。吴宓一生追逐的女人多多，年龄相貌也各有不同，但毛彦文却是吴宓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令他牵肠挂肚的女人，直到死，吴宓还在念念不忘这位令他梦牵魂绕的风流浪漫的女性。只是毛彦文不顾吴宓一片相思之情，竟出乎吴氏本人和世人意料地投到了当时已垂垂老矣的熊希龄（熊曾担任过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兼财政总长）怀抱。1935年2月9日，38岁的毛彦文与66岁的熊希龄在南京举行了场面浩大的婚礼。关于熊希龄情场战胜吴宓的传奇过程如下：

1916年秋，在杭州女师毕业的毛彦文考入浙江吴兴湖郡女校学习英语。此为一教会学堂，毛彦文的才学深得同学朱曦的钦佩。朱曦乃前国务院总理熊希龄（字秉三）夫人朱其慧的内侄女，自小在熊家长大。有一天，熊夫人到女校探望朱曦，偶尔查看成绩，发现毛彦文属于品学兼优的学生，遂相约见面交谈。朱对毛的相貌和学识深有好感，便再三嘱咐朱曦要和毛彦文这样的同学交朋友并向其学习。毛见堂堂的熊夫人平易近人，一派大家闺秀风范，亦产生敬爱之情，自此与熊府有了交往。1920年，毛彦文自湖郡女校毕业，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外语科，两年后转学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适与熊希龄的女儿熊芷同学。未久，二人成为密友，毛彦文与熊家的接触也更加频繁和亲近起来。1931年8月，自美国留学归来，时任复旦大学教授的毛彦文在同学熊芷的陪同下，到北平参观了熊希龄于1918年创办的规模宏大的香山慈幼院。立志献身教育事业的毛彦文，对慈幼院的教育模式发生了浓厚兴趣，而“老猫知道肉香”的熊氏，也对风韵飘逸的毛彦文产生了“老猫吃小鱼”的大胆构想。

1934年，已丧偶鳏居的熊希龄在经历了一阵激烈的心理斗争之后，在内侄女朱曦的精心安排下正式向毛彦文求婚。此时经历了两次婚姻打击并与吴宓纠缠不清的毛彦文，已感身心俱疲，很想找个爱情港湾停歇逗留。经过朱曦等人和一群帮闲者架弄与撮合，毛经不住十面埋伏，八面夹击的人情世故，终于答应了熊的求婚。于是，38岁的毛彦文于1935年2月9日嫁给了66岁的前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在一片大呼小叫与媒体的冷嘲热讽中，熊老汉与毛小姐在南京举行了一场豪华的婚礼。此后，毛彦文来到北平，出任北平香山慈幼院院长之职。

当熊希龄追求毛彦文时，毛提出的其中一个条件是，二人结婚后熊要剃掉胡须，对方不但愉快地答应，并立即找来剃头匠，把留了二十多年的长须剃去。此时有位老友前来拜访，不明就里，以为是熊氏欲赶时髦，不禁摇头说：“秉三哪，你已是66岁的人，年纪不小了，何必多此一举呢？”熊听罢，深情地望了一眼身边的毛彦文，笑着对老友道：“人家就是要求有此一举，否则不干啊！”遗憾的是，熊希龄刚“举”起来，没干多长时间，就砰然倒地，一命呜呼了。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毛彦文随熊希龄赴香港，拟转道去长沙办理香山慈幼院分院事。不料熊氏突患中风，于同年12月25日病逝客寓。

当熊希龄撒手归天的时候，日夜思念毛彦文的吴宓正在长沙南岳衡山临时大学文学院任教。据吴宓日记载：12月31日晚，在图书馆开分校师生新年同乐会。散会后，上楼。“贺麟招宓至阅报室中，指示宓看日前二十六日。（编者注意，下面有几处是楷体，以示有别。）（汉口《大公报》电讯，载称熊希龄君，于二十五日在香港病逝云云。宓震惊，深为彦悲痛。万感纷集，终宵不能成寐。”于枕上得诗一首，“忏情已醒浮生梦”云云。另录。“于是起，燃灯小煤油灯，旋改用菜油。写之。再寝。思感缠绵，而东方破晓。此空前大劫之国难第一年1937遂于此终，觉地老天荒，一切都尽。彦嫁未满三载，得此结局！人生如小说戏剧，真到收尾收场时矣。”经过了一夜的精神煎熬，第二日，也就是1938年元旦，吴宓又记：与同事贺麟联名电唁彦，文曰：“香港电局探交熊希龄夫人礼鉴。惊悉秉老仙逝，无任悲悼。至祈节哀顺变，谨此唁慰。贺麟、吴宓。”因元旦电报局放假之故，唁电未能发出。“宓昨夜就寝之前，燃灯作长函致湖南教育厅长朱经农君，述爱彦之深情，及今兹悲悼之意。请其以彦现在情形及住址相告。此函竟未得复。今日又函毛子水君。长沙。旬日后得复，谓仅知香港熊寓为‘跑马地，凤辉台，十六号’云云。宓按凤去台空，此地名亦不祥之征。此后两月中，宓几于无日无夕不思及彦。自觉我一生唯爱彦最为深至久长，熊公既殁，宓或可有机缘与彦重复旧好，终成眷属乎？”《吴宓日记》，第六册）因心中复燃的欲望加希望之火，吴宓开始给毛彦文写信，以倾诉离别之苦，相思之情。同时向周围的人诉说缘由，并寻求理解与同情。除同事贺麟等人外，吴还向因抗战而迁往南岳衡山的一位在军事委员会秘书厅秘书，名为凫公的人诉苦。据吴宓1938年1月5日日记载：“除夕悲彦诗，宓曾以写示凫公。”1月7日，“凫公赠宓诗二首，另录宓《诗稿》中。最能道出宓对彦之情事。宓甚爱之，尤喜其‘可堪生死摇魂梦，死指熊公之殁。只与悲歌历夏秋。言宓之壮年、中年时期，如此过了，为伊葬送。’此二句至深刻也。凫公在邻近之村店中，款宓以酒饭。又久谈。凫公以为宓可存爱彦之心，但不必再去接近，与贺麟所见同”。从记述的口气看，吴宓认为对方之言合理，自己也有下决心从此与毛一刀两断的意思。想不到事隔六天之后，吴就拿捏不住，开始连续往香港发信，向毛彦文发起狂攻。据吴宓日记载：“十三日，致彦一函，慰藉，并述宓三年来生活实况。十九日，又致彦一函，均寄港，约到港访晤。盖处今乱世，会晤极难。而宓今决由港、越航海入滇，乃为过港晤彦故耳。”（《吴宓日记》，第六册）

面对吴宓的旧情复发与雪片状的信函，毛彦文均未理睬。待为熊老头子办完丧事，便回到国内工作。大部分精力投入慈善教育事业，并设红十字总会于重庆，收容战区流浪儿童及学生，在四川筹设了万县慈幼院，先后收容了大约五千名儿童及学生等，其间曾一度出任浙江省参议员。

面对毛彦文紧捂不露的冷屁股，千古多情的吴宓却要一根筋走到底，仍是情书不断。在爱之愈切，愈求之不得的痛苦焦虑中，便有了吴宓的嘴巴在公共场合经常失控，在课堂上不自觉地扯到与毛彦文的陈年旧事上来，由此成为联大师生饭后谈资甚或取笑的故事。当然，除了课堂上，吴宓如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几乎到了逢人便说毛彦文的病态境地。在南岳、长沙、蒙自时代，一长串的人物听取了他的“汇报”，到了昆明，更是日胜一日，且“汇报”的圈子已由文教界扩大到军政界，与关麟征的交谈就一个显例。

1940年，关麟征出任第9集团军总司令，所部由湖北转入云南，驻守滇边，司令部设在文山，在昆明有一个办事处。关是陕西户县人，吴宓乃陕西径阳人，两县相隔不远，关吴二人算是陕西小同乡。关经常在昆明办事处所在地——崇仁街瘐园小住，闲来无事便在友人的介绍下，与当时住在昆明玉龙堆联大宿舍的同乡吴宓相识，随后几年间二人关系融洽，互有往还。此时吴宓仍紧追毛彦文不放，毛仍置之不理，每次寄去情书，均被原封不动退回，吴对此“百感交集，不胜悔痛”。正在这时，偏巧遇着一位谈得来的关将军，自然地要向这位同乡一诉衷肠。据吴宓1941年1月22日的日记载：吴去瘐园回访关麟征，其间“谈甚欢，留晚饭。关君甚关心宓爱彦事，欲出力助成，俾宓与彦结合”。吴宓一听这位总司令要亲自出马助自己好梦成真，大为感动，尽情畅述“对彦之往事”。这位关司令听毕，以黄埔军校出身的战略家眼光“评判曰，统论全局，宓秉真情，彦用手段，宓之行动错误，彦之心术不端。宓是过，而彦是恶。彦只欲指挥操纵宓，以表示其权力。宓倘1930年赴美，甚至1935年1月赴沪，均可婚彦。但婚后结果恐不佳，终致决裂”。最后，关麟征总结三年来毛彦文对吴宓的做法和态度认为：“其三年来对宓之行事一贯，始终只是极自私而冷淡地将宓推开，只恐沾染受损，绝无丝毫为宓设想之意。故宓如再对彦进行，必无结果，故宜毅然将彦事宣告终结，另寻佳耦”，（《吴宓日记》，第八册）以为上策。

就在对毛彦文穷追不舍的空隙，吴宓又在昆明追求女诗人卢雪梅与联大助教张尔琼，同时还与昆明某外资公司一位叫“琰”的女职员打得火热，且在卢、张、琰三者之间摇摆不定，悬空不决，无法拧紧套牢。面对两手抓，两手都不硬的现实，关麟征在按军事家排兵布阵的战略战术运筹帷幄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与雪梅结婚不宜，即琰亦恐难成。皆当放弃。彼多才而个性强之女子，实乏情感，尚力用术，只欲操纵爱人丈夫，使之听命。不可为室家。娶妻以河北女子为最好，（关公前年所择娶之夫人，即是）盖北方女子柔而多情。”最后“盼宓速就此途自为计也”。（《吴宓日记》第八册）

论证了大半天，关将军算是乱拳打了一圈，吴宓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不但日夜思念的梦中情人毛彦文求之不得，就连近在眼前的三个女子也成了“镜里拈花，水中捉月”的泡影。关氏所言，让吴宓在大为感动之后又大为扫兴。此后围绕毛彦文究竟是否可以拿下，用什么战略战术可以一举拿下的问题，关吴二人又进行了多次讨论。吴的情绪也一直随着关麟征的纵横捭阖，在希望与失望之间起伏波动，动荡不息，直到关麟征晋升为云南警备总司令，又为“一二·一”惨案被迫去职，吴宓依然是孤身一人，两手空空，只在梦中才得以与心爱的女人牵手拥抱，尽情享受扑腾狂欢的美妙。

纵观吴宓“传道受业解惑”之生涯，给人留下了一个坦诚、率真、严谨、老实的学者印象，具有儒家温柔敦厚的美德，但也兼有书生和诗人优柔寡断、患得患失、钻牛角尖、琐碎的弱点，而此点在爱情上的一系列表现更趋明显。吴氏一生比较喜欢女人，更喜欢与故旧友朋谈论女人，而最喜欢谈的就是和毛彦文的情事，这在已出版的《吴宓日记》中已记得分明。在吴宓大半生岁月中，他成了大观园里的贾宝玉一样的角色，除了毛彦文，他所爱的女人名单还有一长串，其中有结过婚的，有离了婚的，有处女，有寡妇，有美国人，有法国人，有白人，有黑人，差不多是见一个爱一个，年龄差距也越拉越大，从几岁到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甚至几十岁，各个框架中皆不可缺。像顾毓琇说他是“千古多情吴雨僧”还算客气，称之谓“好色之徒”者亦大有人在。钱锺书年少轻狂，为毛彦文的事一不小心踩到了吴氏的尾巴，使其伤心痛悲亦在此例（具体情形后述）。尤使吴宓大感羞辱，不胜悲愤者，乃吴氏在联大拼命追逐的女人张尔琼小姐，此小姐借《红楼梦》之意境，“再三以宓比拟贾赦，宓颇不怿”。（《吴宓日记》，第八册）张尔琼出手之狠之辣，致吴的悲愤羞愧之内伤，想来不会比钱锺书给予的一掌为轻吧。对于吴宓在女人方面的左右摇摆与不安分，陈寅恪看得最为透彻，说他本性浪漫，不过为旧礼教旧道德所“拘系”而已，真正的原因是感情不得发舒，积久而濒于破裂，因此“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雨僧日记，1930年4月20日。

后世不少史家认为，以吴宓的才情与学识，本可以在创作和学术上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正是由于他在文化上的保守固执和对女人的用情泛滥，过多地将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对根本不可能到达的婚恋境界的追求上，致使其事业上的不少设想未能实现。如一部酝酿了20多年的长篇小说《新旧因缘》，曾数度表示决心，作出计划，最终还是未能写出。他视作一生两大著作之一的《文学与人生》（另一部即为《新旧因缘》），也迟迟没有动笔，及至晚年完稿，稿子又被他人藏而不还，于是只给后世留下了一个普通人难以读懂的天书似的讲授提纲（收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鲁迅吴宓吴梅陈师曾卷》一书中），着实令人扼腕。

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吴氏的为人处世与治学情形，其在联大的同事钱穆却有不同的看法。钱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这部回忆录中，对吴宓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在回忆与吴宓同在南岳衡山与蒙自文学院同居一室的那一段时光时，钱说：“余与雨生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非日常相处，则亦不易知也。”

钱穆完成这本回忆录的具体时间是1982年双十节，时年88岁，也是由香港转赴台北定居的第16个年头。《吴宓日记》在大陆首次出版则为1998年，此时距钱穆去世已逾8年。可以设想，吴宓日记中的内容特别是为数不少的男女情场之间的记载，钱氏是无缘相见的。但吴宓当年的情场逐波，特别是与毛彦文的风流韵事，要说“三洲人士共惊闻”显然有些自吹自擂，而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人士大多数知晓应是事实。如此无节制地显摆，势必引起部分知识分子的反感。金岳霖奉好友之命“前去劝劝”并以上厕所比喻私事不能亮于光天化日之下云云，毕竟属于善意的举动，而胡适派就对此没有这般客气了。1933年12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这样记载：“今天听说，《大公报》已把‘文学副刊’停办了。此是吴宓所主持，办了三百一十二期。此是‘学衡’一班人的余孽，其实不成个东西。甚至于登载吴宓自己的烂诗，叫人作恶心！”（《胡适往来书信选》）胡适最后一句，自是与吴宓在报上大肆炫耀“吴宓苦爱毛彦文”等自恋诗有关，引起了胡适等派系的愤慨与非议。

对于类似的种种恶语、讥讽与非议，钱穆自然有所耳闻。正是“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处于对老友的怀念与呵护，进入迟暮之年的钱氏在“回首前尘岂胜怅惘”（钱穆语）的同时，特记如此一段往事，以令后人对吴宓其人其文有个公道的评价——“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在台湾出版时，与吴宓一生的风流韵事紧紧捆在一起的毛彦文还活在世上，且就住居在台北，与钱氏居所——著名的“素书楼”相隔不远。钱氏所写的这段话是否考虑到毛彦文的因素不得而知，但确是把另一个在学术上勤劳刻苦严谨的吴宓形象呈现于世人面前。是耶，非耶，如何评判就看世道人心了。

最后需要作一点补充的是，1949年4月，在国民党政权于大陆全面崩溃之时，毛彦文突患肩胛瘤，医生嘱咐必须立即赴美国治疗，毛遵嘱瞬即赴美。病愈后，曾到美国加州大学、华盛顿大学等学府谋职。1962年回台湾定居，并执教于“私立实践家政专科学校”，1976年退休。曾著有《往事》回忆录一部，在其中《有关吴宓先生的一件往事》一文中，只大概交代了二人相识的过程，至于吴如何与自己“苦爱”，欧亚美三洲人士如何“惊闻”等逸闻秘事则没有言及。但在论及吴宓婚姻之不幸根源时，却毫不含糊地说道：“吴脑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这个女子要像他一样中英文俱佳；又要有很深的文学造诣；能与他唱和诗词，还要善于词令；能在他的朋友、同事间周旋；能在他们当中谈古说今。这些都不是陈女士（南按：陈心一）所专长，所以他们的婚姻终于破裂。这是双方的不幸，可是吴应负全责，如果说他们是错误的结合，这个错误是吴一手造成的。”毛彦文在文中的最后一段话说：“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倍加关切，不仅负担她及他们女儿的生活费及教育费，传闻有时还去探望陈女士。他绝不是一个薄情者……十余年前海伦（南按：毛彦文）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从事中国大陆问题研究时，曾看到一本由香港美国领事馆翻译成英文的大陆杂志（忘其名），登载许多大陆学者的坦白书。内有吴的一篇，大意说：他教莎士比亚戏剧，一向用纯文学的观点教，现在知道是错了，应该用马克思观点教才正确。当时海伦气得为之发指！人间何世，文人竟被侮辱以至如此！吴君的痛苦，可想而知。传闻吴君已于数年前逝世，一代学者，默默以没，悲夫！”（《往事》，毛彦文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出版）

前些年，中国大陆有毛彦文已于1998年去世的传闻，但据《吴宓传》的作者、南京大学教授沈卫威说，他于1999年6月访台时，毛彦文尚健在，沈还亲自前往毛寓作了访谈。毛彦文自熊氏故去后，终身未嫁，亦未有子女。据说毛的晚年生活大多靠熊的子女或其子女的下一辈人照顾。当沈卫威提到吴宓并想从中打捞点历史遗迹时，毛故作对此人不熟悉状，只是哼哼哈哈地一带而过，闭口不谈与吴的旧情逸事，看来她是从内心里不愿再提及那段颇具风韵的历史了。此时，毛氏已跨越三个世纪，可谓罕见之高寿矣。

据最新从台北传来的可靠消息，毛彦文于1999年10月2日在台北仙逝，时年102岁。

——愿青山常绿，大地有情，一代美人安然长眠。

• 〔35〕《吴宓日记》，第九册，第289页。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

• 〔36〕《联大师生兼差创收种种》，载《西南联大·昆明记忆》（3），余斌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出版。

• 〔37、43〕李瑞傅来苏《刘文典先生逸闻》，载《云南政协报》1995年2月25日。

• 〔40、42、44、47〕萧荻《关于刘叔雅先生磨黑之行》，载《春城晚报》，1989年8月31日。

• 〔41、45、46〕萧荻《吴显钺同志逝世十周年祭》，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三十四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 〔48〕《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 〔49〕《闻一多年谱长编》，闻黎明侯菊坤编，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 〔50、51、52〕清华大学档案室存档。

• 〔53〕西南联大时代，清华《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第14条规定：“本大学教师在聘约期内，若遇下列事故之一者，本大学得解除其聘约……（丙）旷职或不称职者；（丁）不遵守校章者。”第31条规定：“本大学教授、副教授在本校任课之钟点不超过最低限度者，不得在外兼事。”第32条规定：“本大学教授、副教授在外兼课或兼事，须先得本校许可，其所兼课或兼事机关，应先函商本校。”第34条规定：“本大学教授、副教授在外兼课或兼事，其所兼之事，必须与所授之课性质相同。”另外，《规程》对教师在外兼课兼事所得报酬方面也有严格的规定。（黄延复《刘文典逸事》）

刘文典的磨黑之行所得报酬，显然大大超过了规定——尽管校方无法证实所得多寡，但按一般逻辑，传言总是要大于事实本身的。刘氏之行为与所贿数字，在联大校园之传播，其势之宣腾，当较事实本身尤甚。此声势自为梅贻琦所知所虑，加之刘氏当年走时只与北大出身的蒋、罗二人打过招呼，并未向清华的闻一多请假，当然事后也没有信函往重庆，主动向正在那里公干的一校之长梅贻琦禀报，此举自然令梅感到不舒服或有些恼怒，倘不杀一儆百，若教授们都仿效刘文典之法，瞒着系主任与校长搞一个世界大串联，五洲四海地胡跑乱窜，清华势必陷入混乱与无序状态，将如何收拾？鉴于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态与考虑，梅氏方狠下心来给刘文典致命一击。

• 〔54、55〕《清华感旧录》，鲲西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下同。

• 〔56〕《学林散叶》，盛巽昌、朱守芬编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 〔57〕《闻朱年谱》，季镇淮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

• 〔58〕关于刘文典到磨黑事为1943年。但闻一多之孙闻黎明与侯菊坤编撰的《闻一多年谱长编》中，却误为1942年春夏。因此事一误，后面相关的一系列事件自然大误，世之观该谱者当特别注意。

又，刘文典回昆时，当年同去的联大女学生许冀闽因水土不服而多病，加之一个单身女教师留在磨黑极不方便，亦不安全，乃与刘氏一家共同返昆。1944年初，根据中共云南省地下工委的指示，吴子良与另外三位联大学生分批离开磨黑中学，由另一批联大学生陈盛年、黄知廉、（黄平）、钱念屺（钱宏）、刘希光（刘波）、秦光荣（秦泥）、于立生（于产）等分批前往接办。同年7月，联大学生曾庆铨与云大学生蒋仲明等又来到磨黑中学任教，利用课堂和各种场合，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磨黑中学和思普地区发展了党员和“民青”成员80余人，使思普地区成为中共在滇南的重要基地之一。内战爆发后，中共力量在这一地区迅速发展壮大，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组织。当时磨黑“土皇帝”张孟希是中共统战的重点对象，有一个时期也曾出人、出枪参加过中共组织的武装，与国民党地方军队作战。到了1948年9月，张孟希出于各种政治利益考虑，又率领地主武装倒向国民党。此时已成为思普地区中共特支委员的磨黑中学教师曾庆铨、蒋仲明，正组织率领当地民兵准备伏击夺取国民党军队的一批军火，不慎消息走漏，被地方武装头子张孟希诱捕。曾、蒋二人拒绝了中共特支准备劫狱营救的计划，表示宁愿牺牲自己，以保存有生力量。10月12日，曾、蒋二人被张孟希秘密杀害于磨黑镇班底河边。曾庆铨24岁，蒋仲明23岁。

1950年普洱解放后，张孟希被新中国地方政府以反革命分子等罪名枪决。

第十一章　血性男儿

站在革命对立面的闻一多

西南联大毕业典礼，刘文典没有应邀参加，他只在自己租赁的那间寒舍前，孤独而凄然地眺望着昔日的同事与学生悄然远去。而把刘氏一脚踢走的闻一多同样没有出席典礼，对他来说，联大的毕业典礼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对青年学生发表自己的政治高见。当此之时，他正在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昆明学联于云南大学至公堂“青年运动检讨会”上，胡须抖动，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

在演讲中，面对一个学生“今后中国青年应该做些什么”的提问，闻一多先是习惯性地呵呵几声，然后回答道：“在去年五四纪念晚会中，我曾提出五四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五四运动的初期，教师与同学是一致的。后来，教授的态度渐渐转变，不同情学生，甚至压迫学生，他们的理想是：运动渐渐被政党操纵了。当时那政党不用说就是国民党……今天我们读历史时所庆幸的，正是当时教授们所诅骂而惋惜的，其实凡是以运动始，必以政争终，否则这运动便是失败，是白费。正为五四运动后来有国民党领导，才收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的果实，一二·九运动也因有共产党领导，才收到造成七七抗战局面的成果。同时一二·九运动之被人指摘为受党派利用，也正为五四之受人指摘一样。今天历史已经证明两度的指摘同样的是愚蠢无知，然而今天的历史偏偏又在重演，愚蠢无知也依然在叫嚣。”又说：“我们应认清历史的规律，接受历史的教训，大胆投向政治。凡是拿‘政治’来诬蔑或恫吓青年的，不是无知便是无耻。这些家伙必将成为未来的历史上的笑柄，正为五四与一二·九时代他们的同类，在过去的历史上一样。”〔1〕

说到此处，闻一多两手按着桌面伸头环视一周，又呵呵两声，接着说：“其实人就是政治动物，用不着怕。中学同学年龄太小，我不赞成你们参加什么政党；但大学同学，尤其是三四年级的同学，快离开学校到社会上去，应该赶快决定你究竟参加哪个政党，或是参加国民党，或是参加共产党，中国就这两个大堡垒。我是民盟的，我不卖膏药，不劝你们参加民盟。”〔2〕

闻氏的演讲令全场为之大哗，有人拍手称快，高呼过瘾；有人不屑一顾，嗤之以鼻；更有反对者当场予以指责，随后在《光明周刊》《民主与时代》等刊物上撰文对其进行猛烈抨击，劝闻一多照着屈原的法子，赶快跳昆明湖自尽，甚至把闻的暴躁性格与激烈言论，归结为他家庭生活的不幸福所致。同时，在昆明的近日楼、青云街、文林街等处先后贴出署名“自由民主大同盟”的大幅标语和壁报，谓闻一多等人乃拿卢布的俄国特务，云南民盟支部组织了暗杀公司，董事长就是闻一多，而有个叫李公朴的家伙，已“奉中共之命携巨款来昆密谋暴动”，其主要干将为“闻一多夫”、“罗隆斯基”、“吴晗诺夫”，并张榜悬赏40万元收买闻一多人头一颗云云。

1946年5月5日，闻一多在巡津街四十二号参加了清华学校辛酉级毕业二十五周年联欢会，在昆的孟宪民、黄子卿、李继侗、罗隆基、潘光旦等人出席了会议，梅贻琦受邀出席。席间，闻一多发表了措辞激烈的演讲，“大声疾呼地要求大家和清华、留美教育决裂，重新再做学生”。〔3〕众人愕然。

5月7日，吴晗与夫人袁震离昆飞渝，闻一多全家为之送行，双方颇为伤感。一年后，吴晗在《一多先生周年祭》中回忆说：“我向你告别那一天，是五月七日清晨，你和一家人送我们到院门口，你看着我居然先走，有点感伤。嘴里说两个月后北平见。看神色，我明白你的难过，你的笑容是勉强的，最末一句话是要我回清华时，先看你旧居的竹子。”〔4〕

就在吴晗离昆前后，闻一多接替了民盟云南支部主办的民主周刊社社长一职。

7月15日下午，闻一多与其子闻立鹤自民主周刊社出来，在离家门口十余步处，突然枪声响起，闻一多遭击，倒地毙命。

闻氏死时尚不足48岁，用梁实秋的话说：“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活，但是对日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捩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于诗人学者之外又成了一位‘斗士’。”又说，抗战军兴之后，一多在昆明，我在重庆，未能晤面，通信也只有一次，所以，“闻一多如何成为斗士，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斗出什么名堂，我一概不知。我所知道的闻一多是抗战前的闻一多，亦即诗人学者之闻一多”。〔5〕

梁实秋是闻一多在清华与美国时的同学好友，抗战前又为青岛大学的同事，对闻的回忆，许多与其同时代的人，往往夹杂党派色彩与即兴发挥的渲染成分，甚至如吴晗在狂呼一些空洞的口号之中夹杂着过多的个人成见与政治成分。而梁实秋的回忆无疑是所有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最具理性与符合常情的珍贵历史文献，其价值不可抵估。

1899年出生的闻一多，于1912年自湖北浠水考入清华学堂读书，这年他13岁。闻的同班同学罗隆基后来曾开玩笑自诩说：“九年清华，三赶校长。”闻一多听后说：“那算什么？我在清华前后各留一年，一共十年。”〔6〕闻入学前没有读过英文，在清华头一年功课不及格被留级一次。留级后的闻一多被编入了1921级，又称辛酉级，与原本低一级的罗隆基成了同级同学。五四运动爆发之际，虽然位居城内的北大是策源地，但坐落在郊外的清华紧跟而上，成为积极参与的中坚力量。清华的学生领袖最初为陈长桐，此人有清楚的头脑和天然的领袖魅力，后来被闻一多同班的罗隆基取而代之，罗成了清华的新一代学生领袖。罗氏思想敏捷，辩才无碍，而且善于纵横捭阖，风头极健，是个天生搞政治当政客的人物。闻一多虽热心运动，却不是公开的领袖，所做的大都是撰写通电、宣言，制作标语等文书类的工作。那时的闻一多身上还多带有湖北乡巴佬的气息，不善演说，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时满脸涨得通红，如同茶壶倒饺子——肚里有货，就是倒不出来。学校当局处于政府及各方面的压力，对学生在运动中的所作所为越来越感到不满，时任清华校长的张煜全在一次学生集会中，下令关闭电灯，欲派人强行驱散学生，众人并不理会，点燃早已准备的蜡烛继续开会。有几个望风放哨的学生突然发现会场外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遂一拥而上当场捉捕，经盘问方知是校方特意请来准备弹压学生的特务人员。——此事尽管有些蹊跷，但还是引起了学生众怒并引发了驱赶校长的风潮。张煜全走后，又来了一个金邦正，学生不满，再赶，再走。外交部派来的第三位校长罗忠诒，尚未到任，就有消息传入清华园，说此人吸食鸦片，不务正业，属政客与街头小混混儿之类。于是舆论哗然，清华学生公开表示反对，罗忠诒未能走马上任即已去职。在短短的几年内，清华三易校长，其情形在教育界实不多见。本来清华学生在校学习八年就可毕业“放洋”，但是1921年6月3日，北洋政府派兵镇压以马叙伦为首的北平八校教授索薪斗争，并殴打索薪代表，遂演成“六三”惨案。面对被胡适称为“马夷初带着大家乱跑，跑向地狱里去”的悲剧，北京市学联决议全市罢课，以示反抗。罗隆基、闻一多等29名辛酉级毕业班学生坚持罢课而拒绝参加出洋前的大考，结果被校方分别给予自请退学的处分，一年后根据悔过表现方得以赴美。故罗隆基有了“九年清华，三赶校长”的自诩，同时也有了闻一多清华十年的特例。

1922年2月，闻一多屈服于家庭压力，极不情愿又无可奈何地回到湖北浠水巴河镇望天湖畔的闻家铺子村，与邻村一位姨妹高孝贞小姐结婚。高氏出身乡村小官僚之家，自小在家乡小环境里长大，所受教育不多，粗通文字，但陈腐朽旧的封建礼教却被强灌了不少，从既要“孝”又要“贞”的名字上，即看出为其取名者的苦心与所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文化锤炼。一个月后，闻一多独身一人返回清华，在自己与梁实秋等人创办的“清华文学社”里继续过他的单身诗人生活。时已与闻成为诗友的梁实秋回忆说：“一多对他的婚姻不愿多谈，但是朋友们都知道那是怎样的一般经验。”〔7〕半年后的7月16日，闻一多与罗隆基等辛酉级被迫留级的29名清华学生，登上了驶往美国的轮船，开始了“放洋”生涯。

闻一多在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门前

抵美后，闻进入芝加哥美术学院开始接授传统的西洋美术教育。一年后，又到珂泉大学、纽约艺术学院等院校转了一圈，所学专业仍是美术，但更多精力却放在诗歌的学习与创作之中，其间有《忆菊》、《洗衣歌》、《七子之歌》等诗歌与诗集《红烛》在国内问世，引起青年人的追捧，从而奠定了其在现代诗坛的地位。

1925年6月，闻一多结束了学业，但没有得到任何学位，遂怀着一丝惆怅与对故土的眷恋之情，与余上沅、赵太侔等同学离美返国。未久，在好友兼诗友，当时正在编辑《晨报》副刊的徐志摩引荐下，入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任教务长。时任艺专校长的是章士钊的亲信刘百昭，也就是后来在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中，被鲁迅称做“率领男女武将”把刘和珍等学生强拖出校的那个“活宝”。尽管闻一多看不上刘百昭辈张牙舞爪的模样，但未敢造次，正如梁实秋所说，“初回国门，难为择木之鸟”，只好暂时隐忍，以作权宜之计。1926年4月，奉系大军杀出山海关攻入北京，其间枪杀了著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等，〔8〕大肆迫害文化名人，整个京城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况。加之北平八校欠薪与艺专内部风潮迭起，派系倾轧纷争越演越烈，闻一多彷徨无主，乃辞职返回湖北家乡暂住。之后又流亡到上海，在好友潘光旦等人的帮助下，到张君劢创办的吴淞国立政治大学任训导长，半年后离去，在全国各地辗转奔波，求职谋食，先后做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艺术股长，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1930年夏受杨振声（字金甫）之邀，与留美归来的好友梁实秋同去青岛大学任教。闻氏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梁任图书馆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

早在清华读书时，闻一多受渐进改良主义影响，对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十分反感，认为这样的主义只教导国人如何去破坏砸碎这个世界而没有建设，是十足的败家子与胡闹台。待“放洋”美利坚，很快与一帮志趣相投的清华同学创立了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大江会”，编辑出版《大江季刊》，宣示自己的政治、文艺主张，闻一多在这个季刊上发表了《七子之歌》、《洗衣曲》等著名诗篇。1925年回国后，闻仍对政治仍保持极大的热情，曾一度与著名的国家主义者、中国青年党党魁之一、反共反苏急先锋李璜联手，强烈反对共产主义。据后来迁往台湾的李璜回忆：“我于民十四之秋到北平后，一多时在国立艺专任教职，他是看见《醒狮周报》注销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的发起广告，而同着余上沅找上我的门来的。他一见我，说明代表美国同学主张国家主义者所成立的大江会，特来参加联合会，后而慷慨激昂地说：‘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宗旨不错，但得要真正的干一番，你怎样干法？’我答：‘先行团结爱国分子，大家商量着干吧。’他说：‘好！’停一下，他又说：‘现在北京的共产党就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唱唱花脸不可！我看老兄是个白面书生，恐不是唱花脸的吧！’我笑道：‘花脸就让你来唱吧！如何？’”〔9〕

此时的闻一多虽然表面上谓李璜是一介书生，实则对其颇为敬重，并一度称其为“光风霁月国士无双”的中华民族最杰出的英雄，他决心追随这位“英雄”在反革命的道路上与共产党分子较量一番。闻在致梁实秋的信中说道：“国内赤祸猖獗，我辈国家主义者际此责任尤其重大，进行益加困难。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势将在最近时期内有剧烈的战斗。我不但希望你赶快回来，并且希望多数同志赶快回来。我辈已与醒狮社诸团体携手组织了一个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声势一天浩大一天。若没有大批生力军回来做实际的活动，恐怕要使民众失望。”〔10〕

在大批生力军到来之前，闻一多单枪匹马于月黑风高之际，以狂热的激情几次参与国家主义派系分子在北大召开的反苏反共大会，而几乎每次都与共产党人发生激烈冲突直至大打出手。闻在给梁实秋的信中曾绘声绘色地描述过此事：“前者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发起反苏俄进兵东省大会……（有人）大肆其捣乱之伎俩，提议案竟一无成立者。结果国家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隔案相骂，如两军之对垒然。骂至深夜，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有女同志者排众高呼，出言不逊，有如大汉之叱咤一声而万众皆喑。于是兵荒马乱之际，一椅飞来，运斤成风，仅折鼻端而已……”〔11〕

如此这般闹腾了几年，转了一个圈子来到青岛大学，闻的政治思想与态势仍未改变。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攻占沈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奉系军阀张学良密令所部不战而退，整个东北全境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12〕面对东北父老的声声呻吟与飞溅的血泪，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学界师生慷慨悲鸣，要求抗日的呼声在中华大地上翻滚沸腾，呈风雷激荡之势。平津学生纷纷罢课结队南下，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当局放弃不抵抗政策，立即发兵北上，打出关外，收复东北全境。青岛大学的左翼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也加入到这股洪流之中，以各种形式宣传抗日，号召广大的爱国青年团结起来，积极加入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同年12月，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青岛大学“反日救国会”，组织由179名学生组成的“赴京请愿团”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这是在中华民族遭到外敌入侵之时，青岛民众与正义师生发出的第一声抗日的呐喊。

意想不到的是，此举竟遭到学校当局大肆阻挠，校长杨振声与闻一多、梁实秋等当权派公开表示反对学生此次爱国行动。据梁实秋回忆：“在校务会议中，闻一多有‘挥泪斩马谡’的表示，决议开除肇事首要分子。”这种置民族大义于不顾，不识大体的妄举狂言，立即激怒了学生，引爆了大规模学潮，双方矛盾更趋尖锐。梁氏又说，当“开除学生的布告刚贴出去，就被学生撕毁了，紧接着是包围校长公馆，贴标语，呼口号，全套的示威把戏。学生由一些左派分子把持，他们的集合地点便是校内的所谓‘区党部’，在学生宿舍楼下一间房里。学校里面附设党的组织，在国内是很平常的事，有时也会因此而和学校当局龃龉。胡适之先生在上海中国公学时，就曾和校内党部发生冲突。区党部和学校当局分庭抗礼，公然行文。青岛大学的区党部情形就更进一步了，左倾分子以党部为庇护所，制造风潮，反抗学校当局。后来召请保安警察驱逐捣乱分子，警察不敢进入党部捉人。这时节激怒了道藩先生，他面色苍白，两手抖颤，率领警察走到操场中心，面对着学生宿舍，厉声宣告：’我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我要你们走出来，一切责任我负担。’由于他的挺身而出，学生气馁了，警察胆壮了，问题解决了。事后他告诉我：’我从来不怕事，我两只手可以同时放枪。’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他明辨是非坚韧不挠的精神，那场风波不容易那样平复下去。”〔13〕

在梁实秋的笔下，张道藩的出场如同武侠小说或电影中的英雄人物一样刚健豪迈，气势恢弘。但在许多人的笔下，张道藩是一位政客、小丑加色鬼一流的角色，除了以权力和金钱勾引徐悲鸿夫人蒋碧徽和投机钻营当上中央宣传部长，其他的一切更是龌龊下流，不足道也。〔14〕而在这次青岛大学的风潮，张道藩所起的压制作用并不像梁实秋吹嘘的那样大，最后的结果是以杨振声宣布辞校长职并出走北平而使风潮暂时平息。只是好景不长，随着陈梦家进入青岛大学，整个形势又生发了逆转。

青岛大学的“驱闻宣言”

在全国教育界爱国师生与广大民众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吁下，面对东北大片土地沦陷与日军咄咄逼人的疯狂气焰，爱国之士与军队的正义将领无不同仇敌忾，憋足了劲要与日军来一番生死之搏。机会终于来了。

1932年1月23日，日本派大批军舰集结上海黄埔江口，操枪弄炮向中国军队示威，日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兼驻沪特别陆战队司令官监泽幸一满脸杀气地扬言“四小时可占领上海”。28日夜，日军对中国闸北驻军发动突然袭击。驻沪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等指挥下，奋起反击，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至2月底，日军向淞沪地区增兵10万人，而国军抵抗部队不足5万，双方为争夺吴淞、江湾展开剧战直至肉搏，最后国军寡不敌众，被迫退至南翔、昆山一线，中日双方遂在第一道防线展开拉锯战。就在这一间隙，中央大学法律系刚毕业不久的一位叫陈梦家的青年，听到国军退守的消息，满怀爱国热情与三位同学一道，由南京星夜兼程，奔赴上海近郊的南翔前线投军，加入十九路军抗击日寇的行列。3月底，随着战事趋于缓解，陈梦家回到南京，旋受闻一多邀请赴青岛大学任助教。想不到陈氏到来不久，风潮又起，波澜再生。

陈梦家，原籍浙江上虞县，1911生于南京一个客居的牧师家庭。少年时代，陈氏已显示出驾驭文字的过人才华。1927年夏，刚满16岁的陈梦家以同等学力考取中央大学法律系，同时开始创作新诗，引起诗坛注意。1931年年初出版了成名作《梦家诗集》，此时陈梦家尚不满20岁。

陈氏之所以年纪轻轻就在诗歌创作上赢得了声名，除了他天生的是个才子，还与两个人后天的悉心指导帮助密不可分，这便是闻一多与徐志摩。当闻一多于1927年到中央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时，陈梦家也正好进入这座学府的大门，风云际会，使他接近了已是著名诗人闻一多，并很快成为闻最得意的门生。在闻一多热心指点下，具有“少年天才”之称的陈梦家步上了诗歌与戏剧创作之路。1928年，闻一多向刚刚创办的《新月》月刊推荐了陈梦家创作的剧本《金丝笼》和《药》，随后又推荐了几篇诗作。自此，陈梦家成为新月派的一员，并逐渐成长为新月派后期人群体中的的一员健将，在社会上曾一度引起广泛瞩目的《新月诗选》，即为陈梦家选编。

淞沪抗战之后受邀来到青岛的陈梦家，颇为闻一多所器重。据梁实秋说：“陈梦家是很有才气而不修边幅的青年诗人，一多约他到国文系做助教，两个人颇为相得。有一天他们踱到第一公园去看樱花，走累了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休息，陈梦家无意中正好坐在路旁一个‘招募新兵’的旗子底下，他蓬首垢面，敞着胸怀，这时节就有一个不相识的老者走了过来缓缓地说：‘年轻人，你什么事不可干，要来干这个！’一多讲起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认为陈梦家是过于名士派了。有一次一多写一短笺给他，称之为‘梦家吾弟’，梦家回称他为‘一多吾兄’，一多大怒，把他大训了一顿，在这种礼节方面，一多是不肯稍予假借的。”〔15〕除了陈梦家，当时闻一多在学校中还喜爱一位叫臧克家的学生诗人，并不遗余力地加以提携。臧克家于1930年由山东诸城考入青岛大学外文系，后因酷爱写诗作文，经闻一多同意转入中文系，自此“成为闻一多先生门下的一名诗的学徒”。〔16〕每当写了自己认为值得一看的诗，臧克家便请闻一多批阅，闻总是拾起红锡包香烟，自己先吸上一支，而后客气地让臧吸一支，两人一边吸着烟，喝着茶，一边谈论诗稿。只要闻一多看上眼的诗稿，大多都推荐给《新月》发表，臧的成名作《难民》和《老马》，就是最先由《新月》推出而一路走红的。据臧克家回忆，当时《新月》给的稿费极高，有一次发表了八行诗就给了他四块大洋，这几乎是他一个月的生活费了。臧氏在青岛大学的几年，凭着自己的才华与闻一多等人的指点，进步迅速，很快成为一颗耀眼的诗坛新星横亘在东海之滨的上空。闻在自己的书斋桌上放了两张相片，并时常对来访的客人指点着说：“我左有梦家，右有克家”，言语间不无得意之色，“闻氏门下有二家”之说，在校园里渐渐传开。

《臧克家诗选》书影

早在武汉大学时，闻一多的兴趣已转向中国文学特别是杜诗的研究，由诗人一变为学者，这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变。用梁实秋的话说：“这一改变，关系颇大。一多是在开始甩去文学家的那种自由欣赏自由创作的态度，而改取从事考证校订的那种谨严深入的学究精神。作为一个大学的中文教授，也是非如此转变不可的，何况他本来就有在故纸堆里钻研的癖好。”〔17〕到了青岛大学，闻一多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诗经》与《楚辞》上，在青岛的几年里，除了写过一首著名的《奇迹》，很少再写新诗。尽管如此，由于他的诗名已是窗户棂子吹喇叭——名声在外，芸芸众生们对其嘱望仍很殷切，于诗坛崭露头角的臧克家在一次随闻一多散步时曾直言相劝：“先生您应该写诗啊，为什么不写了？”闻听罢，略带感慨地答道：“有你和梦家在写，我就很高兴了。”〔18〕

想不到闻一多未高兴多久，青岛大学的情形就发生了急剧变化。

校长杨振声辞职后，一直滞留北平未归，受同事们委托，闻一多专程赴平劝驾，当二人返校后，风潮再起。这次不但使杨振声下定决心辞职离校，闻一多与梁实秋等人也在风潮的冲击中站立不稳，不得不考虑别觅他途。1932年6月16日，闻一多在致好友饶孟侃的信中说道：“前次来信，正值我上北平挽留校长去了，等我回来，校中反对我的空气紧张起来，他们造谣言说我上北平是逃走的。现在办学校的事，提起来真令人寒心。我现在只能求能在这里教书混碗饭吃，院长无论如何不干了。金甫现在已回来，我已向他表示，并得同意，候太侔回来再商量。我与实秋都是遭反对的，我们的罪名是‘新月派包办青大’。我把陈梦家找来当个小助教，他们便说我滥用私人，闹得梦家几乎不能安身。情形如是，一言难尽。你在他处若有办法最好。青岛千万来不得，正因你是不折不扣的新月派……我何尝不想老友聚在一起？在北平时与公超、上沅屡次谈及，大家都是一筹莫展，垂头丧气。实秋尤其关心你，但是在这里我两人几乎是自顾不暇了。实秋的系主任与图书馆长也非辞不可，没想到新月派之害人一至如此！”又说：“大风潮又来了，正写信时，学生提出五项要求给校长限三日答复。其中一项是图书馆买书应不限任何派别，各种书都买。这又是为新月派而发的，因为从前已有过新月派包办图书馆的烦言。”〔19〕

饶孟侃不仅是新月派的重要诗人，而且是新月派的重要理论家，更是新月派的活动家。他几乎参与了新月派从形成到消失的全过程。闻一多早期的格律论及一些诗篇，差不多都是与饶孟侃相互启发、共同探讨形成的。只是这样一位诗人却在为生计奔波，托闻氏这位朋友欲进青大谋一教职以养家糊口，想不到又遭逢此等际遇，可谓屋漏更逢连阴雨，倒霉透顶，徒叹奈何！

事实上，闻一多自来到青岛大学出任文学院长后，罗致了不少人才，如方令孺、游国恩、丁山、姜叔明、张煦、谭戒甫等，当然还有后来的沈从文。这些人虽不是新月派成员，二者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青岛风景秀美，可惜地方过于陕小，缺少文人们最看重的文化氛围，即21世纪之后政客们经常在主席台上妄言几句的“人文环境”。因缺少厚重的文化积淀，整座城市总是感觉空荡和缺少一种很难用言辞概括的韵味，教授们在玩过几次山水之后，再无处可去，教课之余便开始饮食征逐，把酒临风，以消除寂寞。据梁实秋说，当时的杨振声、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方令儒，加上闻一多与梁实秋本人，号称“酒中八仙”。这八位大仙经常聚集喝酒，可谓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饮，30斤一坛的花雕酒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每日薄暮入席，深夜始散，自誉：“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有一次胡适路过青岛，被邀入席，看到“八仙”们豁拳豪饮，吓得面如土灰，急忙把夫人江冬秀专门为其打造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要求免战。

如此整日喝酒捞肉地折腾，自然令学生有所耳闻并为之不满，有些青年教师甚或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亦有看法，与徐志摩关系最为密切的沈从文，作为新月派的一员，创作了短篇小说《八骏图》。作品以青岛大学若干同事为生活原型，塑造了八位教授不同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八仙”中有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哲学家、史学家、六朝文学专家等。这些“仙”们外表上“老诚”、“庄严”，满口的“道德名分”，却与他们不能忘怀的世俗的情欲相冲突。作品通过不同情节，揭示了“八骏”的道德观的虚伪性，颇具讽刺意味。小说甫一发表，就引起圈内几位人士的不快，闻一多看罢更是勃然大怒，对沈颇为光火。小说中有这样的一段描写：“教授甲把达士先生请到他房里去喝茶谈天，房中布置在达士先生脑中留下那么一些印象：房中小桌上放了张全家福的照片，六个胖孩子围绕了夫妇两人。太太似乎很肥胖。白麻布蚊帐里有个白布枕头，上面绣着一点蓝花。枕旁放了一个旧式扣花抱兜。一部《疑雨集》，一部《五百家香艳诗》。大白麻布蚊帐里挂一幅半裸体的香烟广告美女画。窗台上放了个红色保肾丸小瓶子，一个鱼肝油瓶子，一帖头痛膏。”〔20〕

年轻时的沈从文

有好事者认为此段描写与刻画的人物就是闻一多，窗台上的保肾丸子则喻意主人在性功能方面有些问题。后来更有精于此道者考证出沈从文“把闻一多写成物理学家教授甲，说他是性生活并不如意的人，因为他娶的是乡下妻子”〔21〕云云。闻一多大怒之后与沈从文绝交，形同陌路。后来二人共同到了昆明西南联大，尽管朝夕相处，但关系仍不融洽。小说发表十年后，沈从文在《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一文中说：“两年后，《八骏图》和《月下小景》结束了我的教书生活，也结束了我海边孤寂中的那种情绪生活。而年前偶然写成的小说，损害了他人的尊严，使我无从和甲乙丙丁专家同在一处共事下去。”〔22〕抗战后期，早年曾“站在革命对立面的闻一多”〔23〕之所以在思想言论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最初的反共的急先锋转变为反对当朝政府。据罗家伦说，是与他的家庭生活不幸福有很大的关系的。

罗家伦是同国民党一个道上的人，他的言论不必当真，但透过梁实秋的回忆和沈从文的小说，可推知当时青岛大学发起的驱逐新月派人物的运动，恐怕有相当一部分教职员工已与“八仙”们积怨，而在学生背后参与鼓动，借势为风潮推波助澜。

风潮既已掀起，不能摧枯拉朽，也要折断几根桅杆。6月22日，青岛大学学生为反对学分淘汰制，宣布罢课。理由是新月派把持校务，学校规则过于苛刻无情。按闻一多等当权者制定的规章制度，学生考试若有一门不及格降班；两门不及格开除。对此，学生自治会议决全校学生拒绝暑期考试，以示抵抗。闻一多等人见状，在恼怒气愤中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于23日校务会议上议决开除钟朗华、曹高龄等9名学生头目，并宣布提前放假，以绝后患。布告贴出，全校大哗，学生自治会召开记者招待会，强烈要求“驱逐不学无术的学痞闻一多”，并以非常学生自治会的名义致函闻一多，请其“急速离校，以免陷误青大前途于不可收拾”。25日，学生自治会又公开发表了《驱闻宣言》。其文曰：

我们这次由一简单的改革要求运动，演成扩大的罢课与驱逐恶劣分子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对象和事实，已经养电公告社会，现在为驱逐恶劣首要闻一多这件事，再得向社会宣言。

我们此回运动的意义，具体化的说是反抗教育的恶化，这个恶化大部分是属于法西斯蒂化的。闻一多是准法西斯蒂主义者，他以一个不学无术的学痞，很侥幸与很凑合地在中国学术界与教育界窃取了一隅地位，不幸他狼心还不自已，必欲夺取教育的崇高地位，以为扩展实力的根据。他上年在新兴武汉大学潜窃了文学院院长的地位，武汉大学的同学比我们聪明，等他居职不久，就把他赶走了。前年又来缘占据了我们学校文学院院长的地盘，狼子用心，欲继续在青大发挥其势力，援引了好多私人（如果私人是有学识的，我们绝不反对）及其徒子徒孙，并连某某左右其手包围杨振声校长；为欲完成其野心，他很机智地采取了法西斯蒂的道路，不信我们举出一些事实来佐证：

一、前年敝校曾经演过一幕悲剧，就是断送三十余青年学业前途的一回事。这悲剧的背境，那时候一般以为张道藩为中坚，据某君（悲剧中的人物）于上年在上海晤张氏谈起往事，才知道完全是闻一多的主张。他是暴力的准法西斯蒂主义者，他对于青年毫无同情，用军警数百人把三十几个青年学生赶走了！天乎！痛乎！

二、昨年敝校为抗日救国事赴京请愿，他操纵校务会议，百般阻挠我们。我们为爱国热（情）的驱使，硬着劲儿到了南京，他在学校肆力的大倡其暴力主张，在校务会议席上提请开除抗会执委十余人，很大胆地提倡这样压仰爱国运动的主张，幸经某某拼命反对，变为记过了事，第二场悲剧没有展开。啊，天乎！

三、他为了要建树法西斯蒂的理想于学校制度，他首先从事变更学则，重要者如新学则第四十三条之残酷规定“学生全年学程有三种不及格或必修学程二种不及格者勒令其退学”。他的理由是提高学生程度，其实完全是借该项学则作为刻制异己学生之工具的，文学院好些同学试卷记分不公允就是例证。

四、此回事件，他又提议开除非常会工作人员九人，校务会议操纵不了（因为有好些教授渐知他的万恶），公然强迫校长于未经校会通过就宣布施行，经昨天全体同学赴校长家大请愿，该布告又马上收回。第三场悲剧还没有展开。

凡此种种都充分能证明他是个准法西斯蒂主义者，其他如他的不通与不学无术的事实，因篇幅关系，不便详提。现在为了学校前途打算，为整个的教育打算，我们已决心驱逐他走，并渴望我们的神圣教育界，不要再上当！〔24〕

梁实秋

罢课风潮在校方与学生互不让步中滚滚向前，且越滚越烈。26日，闻一多等当权派态度强硬，想出了一个破解学潮的“奇招”，即布告青大全体学生休学一年（仅留20人），即刻离校。按闻一多等人的想法，众生一旦离校，如同水泊梁山那些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众好汉们下山散伙，再难聚拢，带头闹事者也会自生自灭，失去组织反抗能力。学校当局则坐观其成，万事大吉。想不到这一奇招妙策不但未能凑效，反而触犯了众怒，全体学生召开紧急会议，谓学校当局“遽令全体同学一致休学，开全国大学之创例，陷青大前途于绝境，置数百青年于死地。”会议决定立即采取“反制”，否认学校一切之处置，同时否认杨振声为青岛大学合法校长。为使青大成为学生理想中真正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高等学府，学生会决定斩草除根，不留后患，除宣布驱逐“学痞”闻一多外，一并驱逐教务长赵太侔、图书馆长梁实秋等把持青大的当权者。到了此时，杨振声、闻一多等人才感觉到自己弄出的那一套“奇招妙算”，实乃蛇鼠之计，不成器的书生之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事已至此，形势已无法控制，只好听凭事态的发展。一时间，整个校园秩序大乱，四处皆是脸上淌着汗水，来回蹿动，且以沙哑的嗓音大呼小叫着各种口号的学生。各色大字标语、黑墨文章，如野坟乱岗中一道道招魂幡，在校园内外上搭下挂，迎风飘扬。已呈过街老鼠状的闻一多、梁实秋无计可施，只能相对苦笑。对此，梁实秋回忆说：“我和一多从冷静的教室前面走过，无意中看见黑板上有新诗一首：‘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这首诗的前三句一看便明，只是后一句暗含了典故，不易为外人所懂。梁氏对此诠释道：“这是讥一多平素上课说话时之喜欢夹杂‘呵呵……’的声音，一多看了也只有苦笑。”〔25〕

显然，类似的讥讽挖苦并没有多少打击力量，产生的效果也不明显，有驱闻激进者，干脆在黑板上画一个乌龟一个兔子，旁边注明“闻一多与梁实秋”。闻一多见了，很严肃地问在旁的梁实秋道：“哪一个是我？”梁苦笑着告诉说：“任你选择。”〔26〕

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学校当局失去了最后的招架之功，血脉枯竭，气数已尽。

29日，杨振声赴南京向教育部请辞校长之职，闻一多、赵太侔、梁实秋及新月派的重要成员陈梦家等相继离校躲避。青岛大学遂成崩盘状态，一切事宜全部停顿。

7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解散青岛大学，成立国立山东大学。赵太侔、梁实秋等暂留山大，杨振声正式去职赴平，闻一多携陈梦家也告别青岛来到了北平。未久，闻一多受聘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梦家则进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继续学业，自此各自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

闻一多与“二家”

闻一多进入清华，一直住在新南院，与他的同窗好友、稍后来到清华任职的潘光旦毗邻。清华园环境甚为幽静，极适宜家居读书，这是闻一多自美国归来后最为安定舒畅的一段时光。当时清华中文系主任是朱自清，教授有俞平伯、陈寅恪（与历史系合聘）、杨树达、刘文典；讲师黄节；专任讲师有王力、浦江清、刘盼遂；教员有许维遹；助教安文倬、余冠英。这个教员队伍格局，基本上一直保持到抗战之后。闻一多作为新聘教授，首次与陈寅恪、刘文典等两位国学大师同台共事，但二者似乎是若即若离，关系并不密切，直至在西南联大上演了闻一多狠下心来扫荡刘文典的悲壮剧目。

闻一多在清华园正式登台亮相后，主要讲授大一国文与《诗经》、《楚辞》以及唐诗等课程，这对非文科出身的他有不小的压力，且在此前学术界就有“新月派教不了古代文学”的流言浮动。正是这种压力，促使闻一多在青岛大学时代就决定弃诗歌创作而下苦功埋头做学术研究。历经数载辛劳，终于苦尽甘来，获取的成果使闻氏自我感觉“很有发展的希望”。由于内心充满了希望与每月340块大洋优厚的薪水，闻一多渐渐从最初的压力与苦闷中解脱出来，开始了一生最为洒脱豪迈的黄金时期。听过课的清华学生冯夷有一段文字极其入神地描述了闻氏讲授《楚辞》的情形：

记得是初夏的黄昏……七点钟，电灯已经亮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的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样地昂然走进教室里来。当学生们乱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之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即刻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他的纸烟盒，打开来，对着学生们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做蔼然的一笑，问道：“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并没有谁接受这gentleman风味的礼让。于是闻先生自己擦火柴吸了一支，使一阵烟雾在电灯下更浇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于是，像念“坐场诗”一样，他搭着极其迂缓的腔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样地，他便开讲起来。

显然，他像中国的许多旧名士一样，在夜间比在上午讲得精彩，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不惮烦向注册处交涉把上午的课移到黄昏以后的理由。有时，讲到兴致盎然时，他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出皎兮”的时候，这才在“凉露霏霏沾衣”中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27〕

对于闻一多的精神状态与拿捏的名士派头，梁实秋曾感叹道：“黄昏上课，上课吸烟，这是一多的名士习气。我只是不知道他这时候是不是还吸的是红锡包，大概是改了大前门了。”〔28〕此时的闻一多已完全摆脱了青岛大学的阴影与不快，真真实实地过起了无忧无虑、舒适宁静的大牌教授的名士生活了。

在“熟读离骚”与做“真名士”的同时，受当时学术空气与清华同事的影响，闻一多对乌龟壳上的文字渐渐发生了兴趣，并开始涉猎这方面的研究，写出了几篇契文疏证的文章。此时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在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人指挥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随着地下甲骨文成批成坑大规模出现，中外学界为之震动，殷墟成为学界人士最为瞩目的焦点和探讨的热门话题。在这股学术风潮涌动鼓荡中，闻一多经不住诱惑，于1937年春携陈梦家来到安阳，亲赴殷墟发掘现场探访考察。此时正是抗战前殷墟遗址的最后一次发掘，闻一多与陈梦家师徒二人面对出土的大批器物，如入宝库金山，在发掘工地流连忘返，不忍离去。残垣依依，洹水泱泱，此时的闻一多没有意识到，这是他首次踏入安阳殷墟中国考古学的圣地，也是最后一次与四千年前的王城诀别。此次离去，再也没有机会与这座历史烟尘笼罩下的故国都城相会了。

卢沟桥一声炮响，华北变色，处在清华园中的闻一多无法再“痛饮酒，熟读离骚”，他不得不以复杂的心境作别居住了五年之久的清华园新南院，随师生踏上流亡之路。

当时正逢暑假，妻子于此前已带着两个大儿子回湖北老家省亲，闻一多与三个不懂事的小孩外加女佣赵妈继续在清华园居住。就在战争爆发的前夜，意外地与臧克家相遇了。

臧克家于1934年青岛大学毕业，很快受聘为山东临清中学国文教员，其间因《烙印》、《罪恶的黑手》诗集问世，成为当时全国闻名的青年诗人。1937年夏，臧克家借暑假之机来到北平走亲访友，其间自然要到清华园拜访他的恩师闻一多。据臧氏回忆说：“闻先生见到我，有点意外，惊喜之情可以相见。他放下手头的工作，和我亲切地谈起来了。谈到梦家的近况，谈他的研究工作，谈他为什么不写诗了，有几句话使我印象特别深。他说：’一个写诗写得好的人，做研究工作也一定会做得好！’他的意思我明白，写诗会磨炼人的心啊。”〔29〕

久别重逢的师徒二人相会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闻一多决定先把孩子送回老家再作其他的打算。此时的臧克家也不敢久留，于7月19日悄悄回返山东临清。想不到在前门火车站，又与闻一多不期而遇了。按臧氏的说法，匆忙混乱中，只见闻一多“带两个大孩子，挤不上车去。一个搬运夫（红帽子）用全力，极为紧张地帮闻先生一家挤进了车厢，闻先生把五块一张的钞票交到这个苦力的手里，我看见这情况，十分感动。这只手，代表一颗心啊”。在车里稍作安顿之后，臧克家问道：“闻先生，您带的东西很少，那些书呢？”闻一多听罢，“哦”了一声，而后叹口气面色沉重地说：“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地丢，几本书算得了什么？！我只随身带了点重要的稿件。”〔30〕

闻、臧师徒与几个小孩一同到天津，而后沿津浦路南下。车到德州站，臧克家起身告别，师徒二人相互道着“珍重”与“再见”，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

《梦家诗集》书影

汽笛响起，火车喘着粗气缓缓开动，闻一多继续南下，臧克家回到了临清中学。两个月后，宋哲元的二十九军石友三部退到临清，位于鲁西北的这座古城四处游荡着溃退的残兵败将，凶悍的日军即将兵临城下，一时人心惶惶，争相收拾行李家器夺城而出，向南逃命。临清中学不得不宣布停课放假，师生四散逃亡。臧克家把不能带走的书籍什物，分别包装，存放在一个学生家中，而特别宝贵的两件东西则随身携带。一件是在北平清华园拜访时，闻一多亲自签名赠送的一本《死水》诗集；另一件是祖传的“六臣本”《文选》。仓皇之际，学生们一批又一批前来辞别，师生相见，面色沉郁，相对无言。许多年后，臧克家记下了这个令人痛心悲伤的离别场面：“有一个诗人气质浓重的女孩子，我给她起名‘逸君’的，低着头，在一张纸上写着：’克师，永别了！’忽然又抬起头来，眼中射出一道希望的光芒，又写下了‘真的永别了吗’这六个大字……我们从聊城，步行到济南，过黄河的时候，正值夕阳西下，坐在渡船上心绪万端，感慨不已。黄河啊，几时再渡船过你北上啊？”〔31〕

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臧克家自济南一路辗转来到重庆，继续从事文艺创作，并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活动，创作出版了《我的诗生活》等诗作。而闻一多则由湖北老家别妇离雏只身一人奔赴长沙临时大学任教，未久又与300余名师生一道徒步经湘黔之境来到云南蒙自与昆明西南联大。与他共同前往蒙自与昆明的，还有另一位弟子——陈梦家。

陈梦家随闻一多辞别青岛大学来到北平，未做闻的助手，而是进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当学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青岛大学时就对古文字学发生了兴趣。为了这一兴趣，他决定继续求学，力争在这门专业上有所造诣。一年之后，陈因生活所迫，赴安徽芜湖任中学国文教员。这段时间，热河省沦入日寇铁蹄之下，华北形势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出于对家国存亡的关注，陈梦家先后完成并出版了《陈梦家作诗在前线》与《铁马集》，其中有两首气势磅礴，充满血性与爱国激情的长诗引起社会各界的瞩目并传诵一时，在《泰山与塞外的浩歌》这首长达八百余行的长诗中，陈梦家吟道：

万里长城！告诉我你龙钟的腰身里

收藏多少锋镝；告诉我那些射箭的

英雄他们英雄的故事；告诉我巍然

无恙的碉楼如今更望得见多远

——有我汉家的大旗在苍茫间飞扬

诗的字里行间颇有岑参边塞诗的恢弘气魂，内中的情绪充溢着激越昂扬的民族精神。其时，无论是诗的风格、深度壮阔与情调都与新月派那轻歌曼语、风花雪月大相径庭了。后世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正是陈梦家由一个纯粹的新月派诗人向一个文学家、古文字学家与古史研究专家、学者过渡的象征。

1934年，陈梦家重新回到燕京大学，攻读著名古文字学家容庚教授为导师的古文字学研究生，开始正式由一个诗人向学者的蜕变。1936年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担任助教。也就在这一时期，陈梦家从历年所创作的诗中精选出23首，结集为《梦家诗存》，算是对此前写诗成就的一个了结，也是对读者的一个交代。自此之后告别诗坛，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古文字与古史研究之中，向着学术的高峰奋力攀进。正如他1956年在《尚书通论·序》中所说：“我于二十五年因研究古代的宗教、神话、礼俗而治古文字，由于古文字学的研究而转入古史研究。”对于这一转变，作为老师的闻一多不但没有失望，反而认为这才是一个有才华和志向的青年追求的正途而大加鼓励。陈梦家由诗人一变而为甲骨文研究者，而且颇有发明，闻一多在激赏之余，曾对好友梁实秋不止一次地说过：“一个有天分的人而肯用工者陈梦家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而梁氏则认为：“他们师生二人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必定甚大。”〔32〕

梁实秋所言闻、陈二人彼此影响是有道理的。闻一多由诗人而学者，且研究范围不断向历史纵深拓展，他于1943年给臧克家的信中说过：“我的历史研究课题甚至伸到历史以前，所以我研究了神话，我的文化课题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33〕从陈梦家由诗人而学者，以及作为学者三十年的治学路数看，基本上与他的业师闻一多一脉相承，所研究的领域有相当一部分也颇为相同，如二人同时对甲骨、金文的兴趣，对神话研究的兴趣等，可谓神交日甚，气味相投。也只有这种共同的情趣与志向，才能彼此影响并开拓出一片新的学术天地。自青岛大学转入清华后，闻一多的政治热情渐渐消失，专心痴迷于学术研究，取得的成就渐渐为儒林所重，在文人相轻的学术界能跻身赫赫有名的清华中文系，并占居仅有的五个教授席位之一，且能得到学校当局与学生双方的认可本身就是明证。而陈梦家在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前后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就写出了十几篇学术论文，除《令彝新释》、《禺邗王壶考释》和几篇说解单字者外，大多数是根据甲骨、金文探讨商周时代的宗教、神话和礼俗，其中《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祖庙与神主的起源》等颇受学界好评。与此同时，陈梦家还进行古代地理的研究，并有《商代地理小记》与《隹夷考》等名篇问世。像当年的诗作甫一问世就照亮了整个诗坛一样，这一连串浸润着陈梦家非凡才华与深厚功力、面貌一新的研究成果，令整个学术界为之一震，陈梦家由此声名鹊起。

卢沟桥事变之后，陈梦家经闻一多推荐，由朱自清报梅贻琦同意，作为清华聘请人员离开北平来到长沙临时大学任国文教员。关于这段经历，当时的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在致梅贻琦的一封信中说得明白：“临时大学尚缺文字学教员一人，拟由清华聘陈梦家先生为教员，薪额一百二十元，担任此类功课。陈君系东南大学卒业，在燕大国学研究院研究二年，并曾在该校任教一年。其所发表关于古文字学及古史之论文，分见于本校及燕大学报，甚为前辈所重。聘请陈君，不独可应临时大学文字学教员之需要，并可为本校培植一研究人才。倘承同意，至为感谢！”〔34〕信中可以看出，朱自清对陈梦家已有所了解并有器重之意，再加上“为本校培植一研究人才”的光辉前景，梅贻琦较为痛快地批复自在意料之中。可以说，这封信，是陈梦家人生和学术生涯的一个重大转捩点。

陈梦家携夫人赵萝蕤到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又随校迁云南，在西南联大文学院中文系任教，与闻一多成为朝夕相处的师生加同事。至此，闻氏在授学生涯中遭遇并喜爱的左右两“家”，各自的发展方向与日后可能取得的成就已经注定。半年前，臧克家的北平之行，不仅意味着与恩师在人世间的永诀，同时也意味着二人在事业的追求与前行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清华园相会，闻对臧说的那句寓意深刻的“一个写诗写得好的人，做研究工作也一定会作得好！”臧氏自诩明白其中的意思，但却极富悲剧意味地领会成“写诗会磨炼人的心啊”。——臧克家说这句话的时候是1980年，其时已75岁，这就是说不仅他当时没有顿悟老师的真正意旨，而一辈子都稀里糊涂地未能明了暗含于老师心灵深处的真正“意思”。而真正明白者，乃是闻氏喜爱的另一“家”陈氏。这就是为什么陈梦家在继诗人之后短短的十几年中，就迅速成为世所公认的著名古文字学家、青铜器研究专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并在业内独树一帜，取得了举世学者难以企及的辉煌成就的原因。同时也是臧克家终生在诗歌创作的小圈子转来绕去，在越来越政治化的诗坛上，像小炉匠一样敲敲打打，热炒热卖，除了早年为他赢得声名的如《老马》等几篇诗作，再也难得有可人业绩出现的悲剧所在。当然，人的天才、灵性与识见是有差别且差别至深、巨大的，无论这其中的哪一个方面，臧克家都无法与陈梦家匹敌。这就是为何陈梦家可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流落到重庆的臧克家曾给闻一多几次写信，欲往昆明求得一个小小教职而不得的又一缘由。〔35〕

陈梦家与夫人赵萝蕤。赵萝蕤注：这张照片大约摄于1935年春我初识梦家时。背后那棵大树，就在当时燕京大学西校门（即今天的北京大学西校门）一进门靠右边还未过桥的地方。摄影者是我曾经的同窗的老友萧乾。照相机肯定是他的，他是记者，我们没有这种机器。我那时骨瘦如柴，人称“稻草人”，而梦家则体格魁梧，他那时已是著名诗人了。

陈梦家在西南联大主要讲授中国文字学与《尚书》通论等课程。据同在联大文学院任教的钱穆回忆：“有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余在北平燕大兼课，梦家亦来选课，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龟甲文。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遂赋归与。及是夫妇同来联大。其夫人长英国文学，勤读而多病。联大图书馆所藏英文文学各书，几乎无不披览。师生群推之。梦家在流亡中第一任务，所至必先觅屋安家。诸教授群慕与其夫妇游，而彼夫妇亦特喜与余游。”〔36〕钱穆这段回忆，接下来主要叙述陈梦家在蒙自热情促成其撰写后来影响巨大的《国史大纲》一事，并对书成后没有提及陈梦家之贡献表示歉意。“余之有意撰写《国史大纲》一书，实自梦家此两夕话促成之。而在余之《国史大纲》引论中，乃竟未提及。及今闻梦家已作古人，握笔追思，岂胜怅惘。”〔37〕

陈梦家除了以诗成名，钻研乌龟壳上古文字被时人所重，娶了貌若天仙的燕大校花赵萝蕤，弄得群教授坐立不安，争相与之游外，其“觅屋安家”的能耐，也颇受同行特别是一些岁数较大的儒生们所推崇。其中，闻一多一家的安置就得益于陈梦家这一特殊的本领。

1938年6月22日，闻一多给他在家乡的夫人高孝贞写信说：“上星期未得你的信，等到今天已经星期三了，还不见信来，不知是什么道理。究竟如何决定，来或不来，我好准备房子。陈梦家住的房很宽绰，他愿分一半给我，但有一条件，他的嫂嫂现住香港，也有来意，如果来，就得让给他嫂嫂住了。所以万一他嫂嫂要来，我就得另找房子，这不是一件容易事，我须在来接你以前，把房子定好，一切都安排好，事情很多，我如何忙得过来，所以你非早点让我知道不可。”〔38〕

当时高孝贞带着孩子与女佣赵妈，正住在武昌磨石街新25号一幢二层小楼里，这是闻一多与兄弟们合资买下的房子。想不到信发五天之后，闻一多就得到了确切消息，因柳州航空学校要迁往蒙自，且要占用联大文、法商学院校舍，军事当局令师生们回迁昆明。闻一多匆忙再给妻子写信解释：“现在非住昆明不可了。但昆明找房甚难，并且非我自己去不可。现在学校已决定七月二十三日结束功课。我候功课结束，即刻到昆明，至少一星期才能把房子找定。所以你非等七月底来不可。”又说：“前后共寄六百元，除前函嘱你给一百元与驷弟或父亲之外，其余五百元想在动身前还要用去一些。但事先总有一预算，请把这预算告诉我。能节省的就节省。昆明房租甚贵，置家具又要一笔大款。我手上现无存款，故颇着急。自然我日夜在盼望你来，我也愿你们来，与你一同吃苦，但手中若略有积蓄，能不吃苦岂不更好？快一个月了，没有吃茶，只吃白开水，今天到梦家那里去，承他把吃得不要的茶叶送给我，回来在饭后泡了一碗，总算开了荤。本来应该戒烟，但因烟不如茶好戒，所以先从茶戒起，你将来来了，如果要我戒烟，我想，为你的缘故，烟也未尝不能戒。”信中闪烁着真情的家常话，除透出云南觅房租屋的困难和闻、陈师生的情谊，也预示着闻一多穷苦愁困生活自此开始了。

当西南联大文、法商学院的师生来到昆明时，日军对武汉、长沙等城市已展大规模轰炸，闻夫人携五个子女连同女佣赵妈，与闻一多之弟闻家驷一家，在炮火硝烟中离开武昌，经长沙至香港，转越南海防，一路艰难向昆明奔来。闻一多来昆明后的情况比预料的要好些，因得陈梦家相助，总算找到了房子，他在致妻子的信中说：“昆明的房子又贵又难找，我来了不满一星期，幸亏陈梦家帮忙，把房子找好了，现在只要慢慢布置，包你来了满意，房东答应借家具，所以钱也不会花得很多……房子七间，在楼上，连电灯，月租六十元，押租二百元，房东借家具。这条件在昆明不算贵，押租已交，房租候搬入时再交，厨房在楼下。地点买菜最方便，但离学校稍远，好在我是能走路的，附近有小学。”又说：“房东是中医，开着很大的药铺，其亲戚徐君当教员，我认识，是游先生的好友。”〔39〕

闻一多说的这座房子就是昆明著名的福寿巷3号姚宅，姚家世代行医，且医术医德皆为人称道，故挣下了一份大家业。闻氏租住的只是姚宅的前院，后院仍为姚家人居住（南按：后被田汉一家租住）。闻一多在信中还专门画了一幅平面示意图，为两层木构楼房，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二，皆宽敞豁亮。院内有一大天井，约30平方米，四季如春，花木葱茏，蝶飞虫鸣，令人神怡，这在昆明完全算得上是上等的好宅院了。闻一多妻子儿女到来后，一家八口住楼上三间正房及一间厢房，其弟闻家驷被聘为联大外文系副教授，一家五口住楼上另一厢房，整个大家庭倒也其乐融融。房东姚家乃知书达理的大家主，对读书人格外尊敬，并与联大、云大许多教授如唐兰、罗庸、刘文典、沈从文、胡小石等过从甚密，教授们患病，也多找姚家医治。闻一多不时与主人作些交谈，两家相处和睦，子女又同在昆华附小读书，因而关系甚好。只是主人家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可能年轻的时候受婆婆虐待过甚，吃过不少苦头，或者年轻时性生活不如意，到了自己终于由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时，开始有些变态地把当年的仇恨一股脑地转嫁到一位叫荷花的丫鬟身上，三天两头便来上一顿花样翻新的毒打。那丫鬟面对横空飞来的棍棒皮鞭，或跑或跳，或在地下乱滚，发出声声鬼哭狼嚎般凄厉的惨叫。每当此时，在楼上伏首做研究的闻一多不得不停止工作，走下楼来加以劝阻，回到楼上时，一边摇头，一边喃喃自语：“太不像话，太不像话！”时间一长，下楼阻止老太太的撒泼耍横，就成了闻一多像给学生讲课一样习以为常的事务。

据说陈梦家来昆明后，托当时在云南大学任讲师的好友徐嘉瑞（南按：后任云大教授兼文史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云南省教育厅长、省文联主席等职）为其找房，徐与姚家是亲戚，知道姚氏家大业大，便向其求援。国难当头，颇识大体的姚家主人便腾出这所上等的好房子待客。后来随着昆明遭到轰炸，闻家离开了姚宅，在城里城外几经搬迁折腾，但再也没有这样好的房子可供安身立命了。

学校南迁之后，闻一多仍然延续了清华园五年的一贯作风，除上讲堂便回到舍内闭门读书研究，常足不出户，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在蒙自如此，到了昆明依然故我，直到1942年，对于当时国民党及最高统帅蒋介石领导的全国抗战仍充满信心。有一次他和儿子闻立鹤交谈国际国内局势，在谈到蒋介石时，说：“此人一生经历了多次艰难曲折，西安事变时冷静沉着，化险为夷，人格伟大感人，抗战得有此人领导，前途光明，胜利有望。”〔40〕就在这年6月，清华大学召开迁昆后第十五次教授会，议决聘请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刘文典、王力、浦江清为联大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同时，在当时的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的力荐下，陈梦家与许维遹两位教员挤入副教授席位。这是闻氏对弟子的关照，也是陈梦家本身所具有的才华和努力的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想不到四年之后，闻、陈二人便阴阳相隔，再也不能相见叙谈了。

注释

• 〔1、2、3、4、9、10、19、24、40〕《闻一多年谱长编》，闻黎明、侯菊坤编，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 〔5、6、7、11、15、17、25、26、27、28、32〕梁实秋《谈闻一多》，载《梁实秋散文》，第一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出版。

• 〔8〕邵飘萍（1886—1926），原名镜清，后改为振青，笔名飘萍。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东阳，14岁考中秀才，19岁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就读，同学中后来成为著名人物的有陈布雷、邵元冲、张任天等人。

1912年，邵到杭州创办《汉民日报》，因撰文讥讽袁世凯，3年内3次被捕。1914年流亡日本，组织“东京通讯社”，揭露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本质，从此名扬国内外。1916年，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邵为驻京特派记者，邵遂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有“特派”称号的记者。两年后，他自创《京报》，为激励报社同仁秉笔直书、宣达民意，邵飘萍挥笔大书“铁肩辣手”四字，悬于报社办公室内。

1918年，邵飘萍在北京接连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和《京报》。同年10月，邵促成北大成立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其为导师，开中国新闻教育之先河。邵每周坚持去上两个钟点的课，深得学生敬重。1919年10月，得到一年结业证书的有23人，得到半年证书的有32人，共55人，其中不少人是中共最早的领袖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杨晦、谭植棠等，当然还有其他党派的著名人物，如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即在其内。

五四运动爆发时，因邵揭露曹汝霖等人的卖国罪行，《京报》被段祺瑞政府查封，邵再次流亡日本。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邵此时已被迫亡命日本，但多次受邵资助和教诲的毛还在已被封闭的《京报》馆内住了一个多月。20世纪30年代，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谈到当年在北京大学时的情形，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1949年后，毛泽东在公开场合不承认自己是胡适的学生，说胡吹牛云云。又说自己其实是邵飘萍的学生，足见其对邵的敬重。在去世前二年的1974年，毛泽东还提到了邵飘萍，足见毛终生不忘邵施于自己的恩泽。

1920年，段祺瑞下野后，邵飘萍由日本归国继续从事报业。1921年元旦，《京报》刊出军阀头目的照片特刊，每张照片附以邵亲自撰写的简短介绍，如“奉民公敌张作霖”、“直民公敌李景林”、“鲁民公敌张宗昌”等，读者见之，踊跃抢购，为之称快。此后，邵明确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又力助郭松龄倒戈反奉，同时反对复出的段祺瑞，拒绝接受“善后会议顾问”的聘请。

1925年12月7日，《京报》又出一期“最近时局人物写真”的特刊，照片下的说明文字为“冯玉祥将军”、“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忠孝两难之张学良”，等等。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邵飘萍强烈谴责段祺瑞执政府屠杀学生，发表了一系列详细报道和《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等极富正义感的文章。当时军阀们惧怕邵氏的声名，又想利用《京报》充当自己的宣传工具，于是奉系军阀张作霖曾汇款30万元于邵，希图通好，遭到拒绝。邵氏曾公开说：“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胡子出身的张作霖见对方敬酒不吃要吃罚酒，于是传出话来，一旦奉军打到北京，立即处斩邵飘萍。

1926年4月15日，奉系军阀张宗昌率大军入京，段祺瑞政府咔嘣一下垮台断气，北京政权落入了奉张武装集团之手。张作霖立即下令封闭报馆，钳制舆论，捕杀报人，一时间北京城风声鹤唳，人人自卫。邵飘萍被迫避居东交民巷苏联使馆，张作霖下令想尽一切办法逮捕。4月24日，被奉军高层以造币厂厂长之职和两万元大洋的诱饵收买的邵氏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设计将邵飘萍从使馆骗出。张谎称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杀邵，并说自己已向少帅张学良疏通，其允诺《京报》可以照办等。邵相信了这位好友的话，出使馆乘车回报馆的途中，被预伏军警截捕。同时，《京报》被封，终期2275号。

4月25日，《北京晚报》发布《京报馆被封》的消息后，北京各界，特别是新闻界人士立即组织营救。张学良出面接见13名各界代表时，竟毫无隐讳地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因奉张方面态度决绝，各方奔走均告无效。

4月26日凌晨1时许，邵飘萍被“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后判处死刑。其“罪行”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邵氏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居然幽了对方一默。未久，枪声响过，邵氏倒地立毙，时年40岁。

后来民国资深老记者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一书中称：“自从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新闻界虽备受反动军阀的残酷压迫，但新闻记者公开被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

邵飘萍死后一百天，即当年8月6日，北平《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被奉系军阀张宗昌逮捕，枪杀于北京天桥，时年52岁。

• 〔12〕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大体经过是，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沟一段路轨，诬称此举乃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中国驻军，自此揭开了九一八事变的序幕。此后，日军在一周之内占领辽宁、吉林的大部分地区，兵锋所向，直指黑龙江广大辽阔领域。在整个事变过程中，屯扎在该地区的19万东北军精锐根据指挥者的命令，一枪未放退入山海关以内。至1932年1月2日，日军用百日时间占领东北三省全境，此为“事变”之尾声。这个尾声只是一个阶段或过程的界标，它引发的重大恶果不但未得结束，反而才刚刚开始。用傅斯年话说，九一八事变，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也正是近百年中东亚史上最大的一个转关，也正是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之一，其他两件自然一个是世界大战，一个是俄国革命”。而“沈阳事变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逻辑的开始”。（《“九一八”一年了》《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载《傅斯年全集》第四卷。）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节制东北的封疆大吏是号称“少帅”的小六子张学良，他身兼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北平行营主任，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国民党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此时张不但有掌控生杀大权的“东北王”之誉，而且所有东北、华北各省（辽、吉、黑、热、冀、察、晋、绥）的军事，均受张学良节制，设在北平的“陆海空军副司令部为最高机关之一”，这是张学良一生权势的顶峰。不过，这位“少帅”当时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却是一位风流倜傥外加吸大麻玩女人、生活淫荡糜烂的纨绔子弟，此人倘生在一般人家，依然子承父业，早已加入了黑帮暗道，或越过夹皮沟爬上威虎山与座山雕辈在林海雪原中占山为王了。所幸凭借胡子出身的老子张作霖留下的宏大基业，阴阳差错地使其身登上了全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而显赫一时。此次日军进攻，东北几十万大军一枪未放就丢了东北三省一百三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导致三千万东北同胞在日军的铁蹄下过起了亡国奴生活，作为封疆大吏与最为直接的军事最高指挥者自然难逃干系。一时间，张学良成为众矢之的，国人皆恨之，斥骂曰“不抵抗将军”。凡具有道德和正义感的国际社会舆论也无不对张氏的所作所为同仇敌忾，大加鞭伐，德国报界甚至曾提议干脆将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张学良这位“不抵抗将军”，因张将学良这一做法“有裨于东亚和平乃至全世界和平不浅”云云。（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11月15日第一版）

就在舆论喧腾，世人对张学良皆曰杀的历史性时刻，上海《时事新报》11月20日以《马君武感时近作》为题，发表了《哀沈阳》七绝二首。诗曰：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诗中所说的赵四，按时髦的说法乃张的小蜜或曰二奶赵一荻；朱五乃梁思成、林徽因服务的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膝下排行第五的女公子朱湄筠；胡蝶乃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的女主角，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倾国倾城的当红电影“皇后”，也是中国第一位应邀参加国际电影节，将中国电影带入世界的文化“大使”。

《时事日报》登载的马君武诗。此诗在第四版一个极不显眼的位置刊出，版面只有火柴盒般大小，想不到如此一首小诗，竟轰动了国内外。其中内情固然很多，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可见出当时国人的心情。

诗的作者马君武同样不是等闲之辈，此人乃广西桂林人士，清光绪七年，也就是1881年出生。早年曾就读于桂林、广州、上海等地高校，1901年冬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专攻化学，图谋制造炸弹搞恐怖活动，对紫禁城实行“庖丁解牛式”的打击，把那些古色古香的桌椅板凳连同上面坐着的皇帝、皇妃、皇族中的各色人等炸个粉碎，以此消解大清帝国。1905年8月，马氏在日本首批加入同盟会，与黄兴、陈天华等人共同起草同盟会章程，并成为《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同年底回国，任上海公学总教习。1907年赴德国入柏林工业大学攻读冶金学，武昌起义爆发后回国，作为广西代表参与起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再度赴德入柏林大学学习，获工学博士学位。1916年回国，次年参加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任广州军政府交通部长。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马任总统府秘书长兼任广西省省长。1924年国民党实行改组，马君武联合冯自由、章炳麟等儒林名士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改组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国民党公开决裂。1925年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旋被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除党籍。此后，马弃仕途而致力于教育事业，先后任上海大夏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上海中国公学等校校长。据马君武当年的学生胡适（1906年胡氏考中国公学时乃马亲手拔取，后胡也做做过该校校长。）对他的弟子罗尔纲说：“马先生是孙中山同盟会的秘书长，地位很高。只是脾气不好，一言不合，就用鞋底打宋教仁的巴掌。”（罗尔纲《胡适琐忆》，载《胡适印像》1997年出版。）只此一语，马君武的张狂狷介性格便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

1927年，马氏应广西省政府之邀赴梧州创办广西大学，并出任校长，几年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社会各界议论纷纷，全国轰传“不抵抗将军”张学良于“事变”之夜，正在北平六国饭店抱着赵四，搂着朱五，挎着胡蝶等一堆“名女人”在灯光闪耀的舞池中上下转着圈扑腾不休。于政、学两界声名赫赫，又天性耿直狷狂且颇负诗名的马君武闻讯，激于爱国义愤，以革命老前辈的资格加一代名诗人的道行，仿李义山即晚唐诗人李商隐的《北齐》二首，写出了轰动一时的《哀沈阳》。李义山之《北齐》乃咏史之作，诗曰：

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

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

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着戎衣。

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

此诗讽刺北齐后主高纬因宠幸冯淑妃而导致亡国之祸，以借古鉴今。马君武抓住九一八事变与张学良醉生梦死的生活以成其诗，极其明白地向世人道出这一样一个事实，即“事变”发生当夜，张学良正在北平情意绵绵地纠缠于三个妖媚女人之间跳舞行乐，那管他三省沦陷，神州陆沉，以及父老乡亲焚骨埋尸之惨状。诗中指名道姓，言之凿凿，一经刊发，顿成洛阳纸贵，国人闻之无不同仇敌忾。因了这首诗的广为流传，也更坐实了张学良作为“不抵抗将军”之恶名。为此，马君武颇为得意，直到6年后抗战爆发之初，马氏还在汉口自诩此诗敢和明末清初著名诗人、祭酒吴梅村，痛斥卖国汉奸吴三桂的那首著名的《圆圆曲》相媲美，且大有胜吴氏一筹，永垂史册之慨。后来的历史确也部分地证明了马君武本人的预见，事隔70余年，能谙熟并顺利背诵此诗者大有人在。

奇怪的是，自1949年之后，当时“国人皆曰杀”的张学良摇身一变，竟在大陆成了一身浩然正气、令人顶礼膜拜的箭垛式英雄人物，他的“不抵抗将军”之恶名，被莫名其妙地转嫁到了“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头上。悠忽间，地覆天翻，日月倒转，整个大陆流行的说法是，当年张学良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才导致了东北沦陷、大地陆沉的悲剧。此种观点与说法像细菌一样在极短的时间内，于各种教科书、政治类读物与普通的纪实类书籍中繁殖滋生，很快传往社会并深入普通民众之膏肓。受其传染，连一些与此事件相关的人物在回忆录或署名文章中也持此说，并列举了一连串云山雾罩的所谓“事实”和“铁证”，为“不抵抗将军”张学良“洗冤辨诬”。流风所及，遍布海内外，大有三洲人士共惊闻之势。

在诸多的论著中，或曰国民党政府最高当局在事变前“严令张学良所部东北军不作任何抵抗”，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又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二〉》，李新、袁明、孙思白、蔡尚思、陈旭麓编著，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或曰在日军进攻面前，蒋介石竟严令东北军抱“绝对不抵抗主义”，使几十万东北军一枪不放退入关内。（《中国革命史常识》，总政宣传部编，战士出版社1983年出版）或曰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向张学良下“不抵抗”命令，张学良“忍痛执行”蒋的“不抵抗主义”方针。（《张学良、蒋介石在“攘外”与“安内”问题上的分歧》，高存信，载《抗日战争研究》1982年1期）或曰“张学良只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蒋介石才是不抵抗主义的发明人”。（《九一八事变史》，易显石、张德良、陈崇桥、李鸿钧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出版）或曰：日本人占领了张学良奉天的军事大本营，张学良遵循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对日本人的进攻，他一退再退，把整个东北让给了日本人，在全国民众的一片唾骂声中，他又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羔羊，“不抵抗将军”的臭名落在他的头上。（《张学良生涯论集——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漠笛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出版）或曰，当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电张学良：“切请采取不抵抗主义，勿使事态扩大，影响外交解决。”（惠德安《张学良将军逸事》）还有的论著引证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发表在1946年8月24日《东北日报》上的回忆文章《郭维城将军揭露十四年前反动派出卖东北罪行》，加以证明九一八事变导致东北沦陷与张学良无涉，全是蒋介石一人的罪过。文中说：“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南京方面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九一八事变史》）更为广泛的传说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军事法庭上辩护说：过去国人都责怪我出卖东北，现在我要读一封蒋委员长给我的电报，说着从衣服口袋中掏出一个小钱包，从中拿出电报宣读，大意是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要抵抗云云。类似说法可谓洋洋大观，不一而足。

那么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呢？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夜，张学良在哪里？蒋介石又在哪里呢？蒋介石下达过“不抵抗命令”吗，他是向谁下达的？

许多材料说“事变”发生当晚张学良在北平看戏。2005年，香港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栏目再次提到了这一问题，李氏一度引用当年任张学良副官的何世礼之说法，谓那天张陪着何世礼的老爸何东爵士看戏，看到一半，突然来了电报，张少帅看罢与何东告别，匆匆而去，再没有回到包厢里。当时何东觉得张学良失礼，还有些不高兴，第二天在报上看到日本侵略军发动事变的消息，才明白张不辞而别的缘由，等等。这一说法与另一位留法名人盛成的回忆录《旧世新书》所言大体相同，只是盛氏的回忆更为详细，说张当晚所在处所是华乐戏院，当时盛正陪同国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张继在院内看戏，其座恰与张学良包厢相邻。戏的主角是当时南京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褚到新疆出差刚到平不久，他唱戏其实是票友性质，与真正的名角登台演出不同。这晚褚唱的是《空城计》，演诸葛亮者乃褚之秘书。盛氏“正看戏时，东北来了急电。因为张学良下令任何人不准进他的包厢，结果送电报的找到了我们这儿。张继让我问一问情形，来人告诉我是东北来的紧急电报。我慢慢敲了敲张的门，门没有开。戏散后，我对张学良说：’汉卿，有一个紧急电报给你。’张一看很着急，拿着电报就走了。”（《旧世新书》，盛成著，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出版。）

另有一说，谓九一八事变当晚，原住在协和医院治病的张学良因招待宋哲元等将领，携夫人于凤至及赵四小姐去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演唱的《宇宙锋》。观剧中途，张闻侍卫副官长谭海来报事变，即起身返回医院。张学良接通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电话，了解详情，并着左右终宵与南京当局电话联系，请示如何应变。当时财政部冀察晋绥特派员荆有容目睹，张还曾亲自与南京通话。张学良迅即召来顾问特纳，令其立即通知欧美各国驻平新闻记者，夤夜举行记者招待会。同时，张学良召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等重要将领举行紧急会议，磋商对策，直至次日凌晨。是夜，张学良庶几没有休息。待记者招待会毕，他才回到病房稍睡些许时间。（汤纪涛、汤纪森《张学良二三事》载《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9册，总11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出版）稍后，南京军事委员会复电称：“日军此举，不过是寻常挑畔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不准抵抗”等。（张高峰：《少帅与赵四小姐》）以上事例说明，事变发生时张学良在北平某戏院正在看戏应是事实——尽管细节各有不同。

然而，蒋介石却远没有张学良如此悠闲自在，9月18日这天，蒋携周佛海等乘“永绥”号军舰离京赴江西督剿红军。（《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二，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1978年出版》）有人说这一晚蒋在南昌行营，有人猜测很可能正在军舰上过夜，但无论作如何说，蒋介石这一夜不在南京当是不争的事实。结合顾维钧与张学良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洪钫等人的回忆来看，张学良是19日才致电南京报告沈阳事变情况的。也就是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得知沈阳事变的消息，不是事变当晚的18日，而是第二天的19日，这一事实亦可从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的记录和邵元冲日记等得到证明。19日晚，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临时会议，决定“电请蒋主席回京”。（《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1981年出版）既然蒋当晚不在南京，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张学良，不可能一晚上与南京的军事幕僚们来往十几封电报，因为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且十几封电报传来传去需要大量时间，根本不可能在几小时内完成。因而郭维城的回忆漏洞颇多，难以凭信，更不知所谓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张学良不准抵抗的电文保存在哪里？几十年来大陆没有发现，而台湾已经解密的“总统档案室”秘档存放处亦无痕迹。只是郭维城等人之谬说，日后又以讹传讹，滋生了张学良夫人于凤至藏匿蒋介石电报于伦敦之说，遂成又一悬案。

其实，对于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主义”之真相，一生号称敢作敢为的张学良晚年曾多次谈及。他直言不讳地反复说明，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南京中央政府和蒋介石本人。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记者采访张学良并提及九一八事变情形时，张氏说：“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又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张学良说这话时身在台湾，鉴于其几十年遭监禁的经历，采访者怀疑：“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作如是说。”（《张学良文集》下卷，周毅、张友坤、张忠发编，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出版）也就是说，当时采访者认为张学良之语不能代表他的真心话，而是迫于国民党台湾当局的压力不得不作言不由衷的表态。对于采访者的论断，许多研究者不以为然，以曾景忠为首的大陆学者认为：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他不大会曲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已去逝，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逐步解除幽禁，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6月1日，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公开为张90岁生日庆寿，可视作张学良获得自由的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他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他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时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为他的回忆录捉刀”。在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另，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人访谈时，谈到九一八事变，有人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段干木，《评〈张学良传奇〉》，载台湾《传记文学》第八十一卷第一期。）

由于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谓蒋介石一夜“十几次复电”说，后来就有文章加以引申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后来张夫人于凤至到欧洲，特地把这些电报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政府中央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云云。而据曾替张学良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

张学良在为他记录自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谈话中说：“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张学良解释当时为什么下令不抵抗：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又说：“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当唐氏述及五十多年都说蒋介石电令不抵抗，张学良还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时，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唐德刚访录，王书君著述，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出版）

尽管作为最有发言权的张学良就此事再三清楚地加以表明，但仍有一部分劣顽不化者不愿意相信这一事实，仍一口咬定是蒋介石所为。但一个简单的道理是，要想咬定蒋介石，就必须否定张学良之说，如何否定？于是有好事者，如在凤凰卫视演讲的李敖等人，就编造出一个心理学上的神话——斯德哥尔摩征候群。李敖公开放言道，张学良晚年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得了一种叫做“斯德哥尔摩征候群”的病。李解释说：“什么叫做斯德哥尔摩征候群？就是当年在斯德哥尔摩地方一个银行，一个强盗进去抢了这个银行，然后裹挟了一个银行女职员，带着她作为人质，然后跑掉了，就使你警察开枪不好开，抓我也不方便。结果这个女孩子在被迫跟这个强盗浪迹天涯海角这样跑的时候，居然爱上了这个强盗，然后就跟着这强盗等于干同样的事情了，就是认同了这个强盗。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斯德哥尔摩征候群。就是当你被一个力量长时期压迫的时候，久而久之你会不小心地，或者不自觉地对压迫你的势力认同，你对这个力量认同。”（2005年3月30日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第278集《“不抵抗将军”真相》）

关于张学良是否得了这种“征候群”，此事过于复杂，很难用一两句话解释清楚。仅从他以上几段话来看，头脑似乎正常，看不出有什么所谓压力下的认同。李敖却“咬定青山不放松”，大瞪着眼睛坚持九一八东北沦陷完全是蒋介石的责任，证据是事变的第二天，张学良给蒋介石发的那封电报，电文除简单报告事变经过外，还说“我们奉行不抵抗主义”云云。因而李敖就说：“从这句话里我们才看出来，原来是中央的决策，我遵照你中央的决策不抵抗主义，所以我不能够跟日本人打，所以我丢掉了东北。所以叫张学良来背这个黑锅是非常非常不公道的。可是蒋介石就这样干啊，张学良就背了黑锅。”

为了进一步坐实是蒋介石下的不抵抗命令，李敖还举出蒋于8月16日明令训诫张学良的所谓“铣电”，电文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不顾。”（洪钫在《“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一文中有回忆）按李敖之逻辑思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不抵抗，执行的就是这份“铣电”命令。

且不说这份所谓“铣电”是九一八事变前一个多月发出，即是在事变前一二天发出，蒋介石所说的也只是日本人“寻衅”，我方不抵抗。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寻衅”乃“故意找事挑衅”之意，如寻衅逞凶等。而九一八事变的当晚，日军炮火之猛烈，进攻、占领意图之明显，显然非“寻衅”二字之意可涵盖，而是“大规模地进攻”了，二者是有天地之别的。因而还是张学良后来说的有道理，作为封疆大吏，这一晚上他有权下达一切命令，只是他把敌人的占领意图误认为是一般的寻衅滋事，由于判断失误，故采取了“不抵抗主义”，眼睁睁地看着沈阳被占领的战争悲剧发生。到了“事变”的第二天或第三天，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召集党国大员如何商讨，采取如何策略对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单就九一八事变之始这一阶段论，责在学良，而社会舆论称张学良是“不抵抗将军”是恰当的，也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换句话说，把不抵抗的帽子像李敖一样无端地扣到当夜对事变一无所知的党国最高领袖蒋介石的头上，是违背历史真实和极不公道的。有了张学良的解释与声明，所谓的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主义”之责任，从此可以明晰矣！若无新的过硬证据，张学良所说可视为终极结论。反过来也可以说，得了“斯德哥尔摩征侯群”病症者，不是张学良，而是被蒋介石下令披枷贯锁拿入大牢，在暗无天日的铁窗内苟延残喘了几年的小李子——李敖。正是他坐牢坐得太久的缘故，心理上才产生了这种障碍性疾病。什么坏事都幻想着是蒋氏父子干的。

最后附带说一下当年“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之诗中的朱五与胡蝶两位名女人。

1991年，张学良对哥伦比亚大学口述部工作人员口述其历史的时候，曾提到了九一八事变与马君武的诗，他说：“我最恨马君武的那句诗了，就是‘赵四风流朱五狂’，这个朱五是谁呢？朱五就是朱启钤的五小姐，她是我秘书朱光沐的太太。他俩结婚的时候，是我给他们主婚。她小的时候，我就认得她，我同她的姐姐是朋友，仅仅是一般的朋友关系。她的四姐还嫁给了我的一位副官。这首诗我最恨了，我跟朱五不仅没有任何关系，我都没有跟她开过一句玩笑。”张学良的辩解，意在为他和朱湄筠之间没有马君武在诗中所指的那种暧昧关系作公开澄清。张学良又说：“朱五跟我现在的太太（南按：指赵一荻）是很要好的朋友。她们都是天津女子中学的学生。朱五调皮得很，有一回在香港的宴会上，马君武也坐在那里，朱五就拿着个酒杯走了过去，说：‘马先生，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你诗中所写的那个朱五啊！来，我敬你一杯，我谢谢你了，你把我变成名人了！’”张的这段话，想来不是像李敖所言是由于患了“斯德哥尔摩征候群”之病症的胡言乱语吧？

李敖在凤凰卫视中谈到马君武那首诗时，曾唾液四溅地宣称，胡蝶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说自己根本不认识张学良。接下来便信口开河道：“这位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当时她不澄清，她不说她不认识张学良，并且当时她还很得意。为什么呢？我跟少帅一起跳舞啊。他有名我也有名啊，我们两个加在一起，不是相加的效果，而是相乘的效果。她不否认的结果就是张学良背了黑锅。大家想到没有，她老了以后才否认……在台湾写回忆录的时候，才肯讲出来真话，当年她不肯讲，她觉得我是胡蝶，我是有名的电影明星，我跟张少帅在一起跳舞，让你们传说好了，她觉得她是一种享受，这涉及了名女人的心理，可是把张学良就害惨了。”

有人对李敖的为人为文曾下过这样一句评语，此君乃“文人中的政客，政客中的文人，两头都沾边，两头都无道儿。作为政客，他的出谋划策，皆小夫蛇鼠之计智，用之于家，则亡家；用之于国，则偾国；用之于天下，则失天下。作为文人，观其谲吊辞谈，实乃一无行、无耻、无德之三无之妄人也！”或曰：“李氏之所作所为所言，皆摆脱不了孤岛一隅之地的狭隘偏僻特色也。”此评价若不能切中要害，亦与李氏之真实面目不远也。至于本文说李氏信口开河，乃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位“三无”人士，大睁着眼说瞎话，不但诬了他的仇人主子蒋介石，同样枉诬了与他无冤无仇且不相识的一代艺术家——胡蝶。

历史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一个不可随意更改涂抹的铁证是，就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马诗的当日，胡蝶所服务的明星影片公司就作出了快速反应，并于11月21日、22日连续两天在上海最具影响的报传媒《申报》上以胡蝶的名义发表声明辟谣，意谓马君武之作乃一派胡言乱语，根本没有此事。明星影片公司的著名导演、编剧、演员张石川、洪深、夏佩珍、龚稼农、郑小秋等人也纷纷出面助阵，刊登声明，为胡蝶洗刷不白之冤。其中刊载的《胡蝶辟谣》曰：

蝶于上月为摄演影剧曾赴北平，抵平之日适逢国难，明星同仁乃开会集议，公决抵制日货，并规定罚则。禁止男女之演员私自出外游戏及酬酢，所有私人宴会一概予以谢绝。留平五十余日，未尝一涉舞场。不料公事毕回申，忽闻有数报登载蝶与张副司令由相与跳舞而过从甚密，且获巨值之馈赠云云。蝶初以为此种捕风捉影之谈不久必然水落石出，无须亟亟分辩乃日昨有日本新闻将蝶之小影与张副司令之名字并列报端，更造作馈赠十万元等等之蜚语。其用意无非欲借男女暧昧之事，不惜牺牲蝶个人之名誉，以遂其诬蔑陷害之毒计。查此次日人利用宣传阴谋，凡有可以侮辱我中华官吏与国民者，无所不用其极，亦不仅只此一事。唯事实不容颠倒，良心尚未尽丧。

最后，胡蝶颇动感情，也颇慷慨的浩然之气地表示道：“蝶也国民之一分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呜呼！暴日欲遂其并吞中国之野心，造谣生事，设想之奇，造事之巧，目的盖欲毁张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其回辽反攻。愿我国人悉烛其奸，而毋遂其借刀杀人之计也。”

《申报》登载的启事。

紧接其后的就是《明星影片公司张石川等启事》，曰：

“胡女士辟谣之言尽属实情实事。同仁此次赴平摄取《啼笑姻缘》《旧时京华》《自由花》等外景部分，为时几近两月，每日工作甚忙。不独胡女士未尝违反公司罚则而外出，更未尝得见张副司令之一面。今番赴平之男女职演员同住东四牌楼三条胡同十四号后大院内，每值摄片，同出同归，演员中更未尝有一人独自出游者。初到及归前数日或出购买物件，亦必三五成群，往返与偕，故各人行动无不尽知。同仁非全无心肝者，岂能容女演员做此不名誉之行动？尚祈各界勿信谣传，同仁愿以人格为之保证焉。归自北平之张石川、洪深、董天涯等全体职员及郑小秋、龚稼农、夏佩珍等全体演员同启。”

这样的白纸黑字堂堂正正地印在报上，还不足以说明当时的胡蝶既为自己又为张学良辩诬洗冤吗？当“辟谣启事”刊出后，社会上有许多人对胡蝶蒙受“不白之冤”表示同情与义愤，曾力主胡蝶诉诸法律，与马君武对簿公堂。胡终能以民族大义为念，洞察敌寇之奸恶，企图“侮辱我中华官吏和国民”，“欲毁张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其回辽反攻”之伎俩，“而毋遂其借刀杀人之计”也。也就是说，在国难当头，胡蝶以民族大义为念，没有采取自家内乱，节外生枝，火上浇油，令仇者快，亲者痛的行动。尽管这些明智的抉择不见得全是胡蝶一人所能想得出，并有明星公司诸同事的功劳，但这一切，至少是胡蝶同意和所接受并受国人称道的。就她的姿态而言，哪里如李敖所言有半点得意状，且有“我跟少帅一起跳舞啊，他有名我也有名啊”等卑鄙龉龊的想法？哪里来的“把张学良害惨了”之恶意。如果说在九一八事变中本应承担责任的张学良因马诗而感到冤枉，那么最大的受害者乃是无故与其绑在一起的胡蝶。或曰张学良这个“不抵抗将军”害惨了胡蝶，使遭受不明真相者“红颜祸水”的指责与诅骂。故谓李敖所言，真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

1986年，为了回报观众多年来对自己事业的热情关怀，胡蝶请她的英语老师刘慧琴帮忙，撰写了《胡蝶回忆录》。同年台湾金马奖评奖委员会鉴于她一生对中国电影事业的杰出贡献，授予她金马奖，隐遁几十年的胡蝶再度引起世人的观注。在回忆录中，胡蝶提到了往日马诗引起的，令她一生都为之耿耿于怀的跳舞公案。文中说：“马君武这两首诗是根据传闻而写。据后来了解，是日本通讯社从中造谣中伤张学良，以引起国人对他的愤慨，转移目标。马君武激于义愤，一时也未能考证事情的可靠与否，只是将我也牵连进去了。”又说：“我是在事变之后方始到达北平的。”抵达天津时，“见到大批撤下来的军队，知是沈阳失守了。”这段记述，再次向世人清楚地表白，九一八事变之晚，她根本未在北平。而据北平报界报道，胡蝶一行抵平已是九月下旬，出车站时，受到热情观众包围，盛况空前云云。那么他与张学良在“事变”之夜相拥跳舞，当然是子虚乌有之事。

最后，胡蝶颇为感慨地说：“现在我已年近80，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尽管这段话字里行间耐人寻味（意在表述外间盛传的她在重庆与戴笠的一段私情），但明晰的一点却是在民族大义上的“不含糊”，这一点，胡蝶自信是做到了的。所以，她颇为自慰说：对于有些谣言，“我并不大在乎，如果我对每个传言都那么认真，我也就无法生存下去了。我和张学良跳舞的事情，闹了近半个世纪。现在不都澄清了吗？”

不但当年张、胡跳舞公案得以澄清，张学良与胡蝶确实终生都未谋面。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因公务到沪，有人欲从中促成其与胡蝶谋面，以不枉“翩翩胡蝶正当行”之诗意。张即正色谢绝：“如果这样，谣言岂不得到证实？”颇有意味的是，1964年6月，胡蝶应邀赴台湾出席第11届亚洲电影展，也曾有好事的记者问胡蝶是否要见一见张学良，他们可以代为安排。胡蝶颇为轻松地笑答：“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胡蝶：《胡蝶回忆录》）张、胡这对民国时期最为耀眼的酷男靓女，失去了最后一次翩翩起舞的机缘。

晚年的胡蝶随学有所成的儿子定居加拿大，她生性开朗，闲时常找人聊天或出外散步，1989年3月23日，胡蝶在散步时跌倒引发了中风，4月23日去世。一代影后随风飘逝，唯那灿烂美丽的翩翩蝶影永驻人间大地。

• 〔13〕梁实秋《悼念道藩先生》，载《梁实秋散文》，第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出版。

• 〔14〕张道藩（1897—1968），贵州盘县人，幼年即爱作画，后入南开中学求学，与周恩来、吴国桢、段茂澜等同窗。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吴稚晖到南开讲演，由爱国运动讲到“勤工俭学”，启发了张道藩赴法国留学的念头。

1919年冬，张道藩转道上海乘轮赴英，先补习英文，准备投考专科学校。次年九月考入伦敦大学美术部，攻读西方美术专业。1923年在伦敦加入中国国民党，任驻伦敦支部评议部长。伦敦大学毕业后，旋赴法国入巴黎最高美术学校继续习画。期间结识同为学习美术的中国留学生徐悲鸿、蒋碧徽夫妇。张初见蒋碧徽即惊为天人，为蒋美艳的外表所吸引，张不久即写密信向这位有夫之妇求爱，未允。张道藩乃在极度失望中与一位名叫苏珊的法国女人结婚。

1926年张学成归国，历任广东省农工厅秘书、南京市政府秘书长、青岛大学教务长、浙江省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交通部常务次长、内政部和教育部常务次长、中央政校教育长、中央宣传部长、海外部长、电影企业公司董事长等职。成为国民党官僚阶层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

1945年蒋碧徽与徐悲鸿离婚，张道藩乘虚而入，开始与蒋过起了同居生活。1946年，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蒋碧徽以社会贤达身份当选国大代表，当时有人推测与张道藩的举荐有关，此举遂成为轰动一时的花边新闻。随后“国民大会”每次开会，蒋碧徽都要换不同的新装出场，而且色彩艳丽，令人瞩目。虽然这时的蒋碧徽已是半老徐娘，但与张道藩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梁实秋就曾说过抗战期间因敌机轰炸，许多机构都疏散到北碚，他所服务的编译馆亦不例外，而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道藩先生常来北碚，在北碚对岸黄桷树的复旦大学有他不少朋友，蒋碧徽虽然也服务于国立编译馆，却住居在黄桷树。要从北碚至黄桷树，要搭小木船渡过水流湍激的嘉陵江。而“道藩先生便这样风尘仆仆地无间寒暑的度他的周末，想嘉陵江边的鹅卵石和岸上青青的野草都应该熟习了他的脚步声”。

因张道藩属党国大员，蒋碧徽则是万人瞩目的一代名媛，又是名画家徐悲鸿的前妻，她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小报的花絮新闻。有家报纸在花絮里还写到蒋碧徽在休息室里和别人唱和，其中有这样两联：一是“秋水长天同碧色，落霞孤鹜逐微风。”一是“天黏芳草碧，山抹暮云微。”这两联都嵌入了“碧徽”二字，前者化王勃《滕王阁序》里的名句，后者化秦观词《满庭芳》，引得许多人为之喝彩。

1948年年底，张道藩携蒋碧徽去了台湾，而徐悲鸿和孩子们都留在了大陆。在台湾的张道藩先后出任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中华日报董事长、台湾当局“立法院院长”等职。由于张有一位名义上的法国妻子，在台生活的20年里，张与蒋始终未能正式结婚，只保持了尴尬的小蜜或曰二奶或曰情人的关系。因蒋碧徽妾身未明，不能与张一同公开出入社交场所，只能置身笼中像小鸟一样生活，身心备受煎熬。后来苏珊母女去了澳大利亚养病，张乃得以和碧徽同居一室。1958年暂时分手，但再也没有重回一起，一对痴男情女在20世纪的中国风雨激骤的舞台，上演了一曲颇具另类特色却又动人衷肠的生死恋歌。

张道藩的一生，除作为国民党高级政客之外，另有《近代欧洲绘画》、《自救》、《自误》、《杀敌报国》、《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酸甜苦辣的回忆》等行世。1968年，蒋碧徽在台北三军总医院送走了张道藩。之后她把自己一生所爱、所为、所思，写成了近五十万字的回忆录，上篇取名为《我与悲鸿》，下篇取名《我与道藩》，曾在港岛、台湾及海外华人圈轰动一时，成为畅销书。1978年，蒋碧徽在台北去世。也许是为了响应海峡对岸的蒋碧徽的回忆文字，1982年，徐悲鸿在大陆的寡妻廖静文完成并出版了《我的回忆——徐悲鸿的一生》。廖文行文流畅，有些史实首次披露，全书颇为感人，但对徐蒋婚变中的碧徽成见太深，而对徐不置微词，此举尽管“情有可原”，但毕竟是一大缺憾。

当年张道藩到青岛大学任职，是受杨振声校长聘请，此时张在国民党C.C系中已崭露头角，大有青云直上之势，他的一举一动在教育界显得格外敏感。据梁实秋说，杨振声为此曾私下向他解释过：“道藩先生一向从事党务工作，由他来主持教务，也可以加强学校与中央的联系。”只是“这话说得很含蓄”。（《悼念道藩先生》）可见在当时的环境里，有些隐情是不可以公开向世人道的。

• 〔16、18、29、30、31〕臧克家《悲愤满怀苦吟诗》，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3期。

• 〔20〕载《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

• 〔21、22〕〕《沈从文传》，（美）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著，符家钦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

• 〔23〕雷颐《站在革命对面的闻一多是如何转变的》，载《北京日报》，2003年5月19日。

• 〔33〕《致臧克家》，载《新文学史料》，1985年1期。

• 〔34〕《朱自清来函关于系内人事安排事》（1937年10月16日，南岳—长沙）。（黄延复整理，载《近代史资料》，第4页，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2002年出版。）岳南按：陈梦家入校后，已由原东南大学改为中央大学。

• 〔35〕闻一多不再写作新诗而钻入“故纸堆”从事学术研究之后，许多文人骚客对这一颇有识见的选择不以为然。抗战期间，其早年的诗作一度受到云集重庆的新一代左派诗人与所谓诗歌理论家的非议。对此，闻大为激愤与恼怒，他在1943年11月25日给当时正在重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职的学生臧克家的信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观与学术观，并不无嘲讽地说：“你们作诗的人老是这样窄狭，一口咬定世上除了诗什么也不存在。有比历史更伟大的诗篇吗？我不能想象一个人不能在历史（现代也在内，因为它是历史的延长）里看出诗来，而还能懂诗。在你所常诅咒的那故纸堆内讨生活的人原不只一种，正如故纸堆中可讨的生活也不限于一种。你不知道我在故纸堆中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它的目的何在，因为你跟我的时候，我的工作才刚开始。（这可说是你的不幸吧！）”

又说：“我相信我的步骤没有错。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但正因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鱼的芸香。虽然二者都藏在书里，他们的作用并不一样。这是我要抗辩的第一点。你还口口声声随着别人人云亦云地说《死水》的作者只长于技巧。天哪，这冤从何处诉起！我真看不出我的技巧在哪里。假如我真有，我一定和你们一样，今天还在写诗。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只有少数跟我很久的朋友（如梦家）才知道我有火，并且就在《死水》里感觉出我的火来。说郭沫若有火，而不说我有火，不说戴望舒、卞之琳是技巧专家而说我是，这样的颠倒黑白，人们说，你也说，那就让你们说去，我插什么嘴呢？我是不亟亟求知于人的，你也知道。你原来也只是那些‘人’中之一，所以我也不要求知于你……克家，不要浮嚣，细细地想去吧！”（《致臧克家》，《新文学史料》1985年1期）

与臧克家的幼稚相比，陈梦家超人的灵性与识见再次突兀而出。早在1931年9月，陈梦家主编的《新月诗选》由新月书店出版，该书共选新月派十八位成员八十首诗，闻一多的《死水》等六首当选，其数量仅次于徐志摩而排在第二位。陈梦家在“序言”中极富史才与史识地说：“苦练是闻一多写诗的精神，他的诗是不断地雕琢后成就的结晶。《死水》一首代表他的作风。《也许》、《夜歌》同是技巧内容融成一体的完美。《‘你指着太阳起誓’》是他最好一首诗，有如一团熔金的烈火。”想不到这“团熔金的烈火”在燃烧了十几个春秋后，就被重庆的一批左派文人包括臧克家在内给粗暴地掐灭了，这不能不令闻一多感到愤怒与神伤。从这点上也可见出，闻一多在几年前说“陈梦家要算一个成功的例子”，而不说臧克家也是例子之一，并不是偶然的。

1944年秋，在重庆的臧克家写信给闻一多，希望请托门路，为自己在西南联大谋一教职。闻在10月12日的回信中道：“本年联大未添一人，因米贴名额，教育部有限制。此间人人吃不饱，你一死要来，何苦来。乐土是有的，但不在其间，你可曾想过？大学教授车载斗量，何足重你？你看远大点，勿再叨叨。”（《致臧克家》）闻的这封信确是师生间真诚的对话，没有半点客套，其说法自有其理。大学选聘教员看重的是这个人学问的广博与学术造诣的深厚，是“传道受业解惑”之人，而不是写几句新诗或无聊小说就可以登台教授的，年轻的新月派小说家沈从文在联大教授圈子中遭到的白眼、讥讽甚至咒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何况就臧克家当时在文坛的影响尚无法与沈从文相提并论，而在学术界的影响则几乎为零。如此一个一瓶水不满，半瓶水咣当的妙人，联大的轻视是可想而知的。既然臧氏一生都未明白闻一多那“一个写诗写得好的人，作研究工作也一定会作得好！”的寓意，那么终其一生没有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和造诣也就成为必然。闻一多积极推荐陈梦家到联大任教而拒绝为臧克家说情，并请其“勿再叨叨”，自是他心中有杆文化良知的天平在着。此时33岁的陈梦家已由最初的教员晋升为联大教授，并受邀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游历欧美，开始了对流入异域的各家收藏中国青铜器全面研究，即将在新的‘学术’领域迎来一个巅峰时代。

• 〔36、37〕《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钱穆著，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

• 〔38、39〕载《新文学史料》，1985年1期。

第十二章　从学者到“斗士”

陈梦家与吴晗

清华大学本是从留美预备学校演化而来，对留学背景极其看重，若无“放洋”的经历或特殊才华，要想坐上副教授这把交椅难乎其难。清华历史系出身的吴晗曾有一段回忆，说：“我那时候的同学，头脑里都有一个公式，清华—美国—清华。不这样想，简直是奇怪的事。”〔1〕但据苏双碧、王宏志撰写的吴晗传记文章称：“吴晗没有这样想，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个穷人，毕业后要担负家庭的生计；同时，他认为自己是研究中国史的，到美国去能干什么呢？所以，吴晗毕业前考虑的并不是去留洋，而是现实的工作问题。”〔2〕显然，苏、王所言不尽合理，企图在掩饰什么，假如吴晗不想留美，那真成了“奇怪的事”了。即使是放洋回来，要想在清华当个教授，也需按既定的规矩——三年助教、三年教员、六年讲师，然后才是副教授、教授一路螺旋式往上攀升。吴晗不能出洋的原因，是他家境不够宽余，孔方兄的稀少只允许他做留洋之梦而不能真的登上留洋的轮船罢了。因了这一缘由，1934年夏，吴晗于清华历史系毕业后留校当了一名助教。吴在清华做学生时已在明史研究方面崭露头角，另有《胡应麟年谱》、《〈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等几篇颇有分量的论文问世，被当时史学界名宿胡适、蒋廷黻等人视为“史学界升起的一颗明星”〔3〕宠爱有加。因而吴毕业时，胡适很想将其转到北京大学任教，但清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抓住不放，非留清华不可。胡、蒋两位学界大腕这一争夺，使年轻的吴晗身价暴涨，显然不能按清华的老规矩提升，在蒋廷黻的提携下，吴于三年助教之后越过教员的台阶直接被升为讲师。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清华数学系主任熊庆来回滇创办云南大学，一度在清华园组织一批骨干力量充实云大，吴晗受聘为云大并出任历史系教授，9月离平，10月取道越南到职，时年29岁。

对于吴晗的人格、学术水平以及为人处世的德行，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施蛰存有过一个简短的评价：“吴晗这个人，性直气爽，很急躁，对一切事情太主观。他似乎没有客观世界。他在清华大学读历史系，专攻明史，为蒋廷黻的得意门生，1934年清华毕业，留校当助教。1937年，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被任命为新由省立改为国立的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是云南人，此次是奉命去为桑梓服务。他先在清华组织他的师资班子，文理科各系都罗致了一些人，大多是助教、讲师一级的人。只有吴晗，在清华还刚升上讲师。他由于蒋廷黻的推荐，要求熊校长以教授名义聘任他，熊校长同意了。因此，在我们这一辈人中间，吴晗可以说是飞黄腾达得最快的一个。但也因此而助长了他的自信和骄气。”〔4〕

吴晗的“自信与骄气”，实在是环境与机遇使然，也就是说他当初由一个穷学生和一个小助教而大出风头，实在是与胡适、蒋廷黻两位学界大腕的提携与抬爱有很大关系，一旦失去了这两座靠山，其情况就大为不同。

风景优美的云南大学（作者摄）

当吴晗在云南大学留住三年后，“觉得此校此系无希望，不愿自误误人”，便想回到已迁往昆明的西南联大归建于清华。而此时的蒋廷黻与胡适均离开教育界转向政界和外交活动，担任西南联大历史系主任的是刘崇鈜（字寿民），这位刘主任出身于福州世家，夫人是两江总督沈葆桢之孙女，颇具大家风韵。刘氏于1918年由清华赴美留学，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归国在清华任教，一直教西洋通史。据当年的清华高才生，后跑到美国大学任教并成为世界级历史学家的何炳棣说：这位刘崇鈜教学笃实，所用美国人撰写的上下两册通史，细读消化之后便可掌握基本史实，另又精选较高层次的参考书由学生自由选读。正是这门课程，激发了何炳棣对于历史的极大兴趣，并由化学而改修历史，并在学习上养成了“扎硬寨、打死仗”的自我磨炼原则云云。但是，在与何炳棣同级的清华外文系学生、后为山东大学、兰州大学教授的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看来，这门必修课简直味同嚼蜡，刘崇鈜不过一能行走的两脚书橱，还是书籍堆放凌乱的书橱。对此，晚年赵俪生不禁哀叹世道不公，并发出“呜呼，刘后来在台湾被吹捧成史学的泰斗了”的不屑与感叹。〔5〕刘氏于1948年随傅斯年去了台湾大学并一度出任历史系主任，后来有位台大历史系出身、名叫李敖的人，在回忆录中也曾提到过刘崇鈜，并说刘“为人甚笨，上课时讲得头绪混乱，但这种混乱，还是头天晚上开夜车准备的。”〔6〕这个说法似乎证实了赵俪生的看法。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被弟子们称为“教学笃实”，又被称为“头绪混乱”的“能行两脚书橱”的争议人物，在昆明时代竟一不小心，与“自信与骄气”的吴晗遭遇了。

刘崇鈜接到吴晗转入联大清华的请求，当场回道：“清华方面以规程关系，只能聘为副教授，月薪二百八十元。”〔7〕吴晗听罢，如同挨了一记闷棍，自己原已是教授的身价，想不到一入清华就贬值为副教授了，而“旧时学侣多已在清华任教授，今如以副教授回去，相形未免耿耿，虽所差不过二十元（清华教授三百元起薪），然自高就卑，亦难释然也。”〔8〕面对这种“降格减薪回清华”的结果，吴晗自是心中不服，他以特有的“自信与骄气”再度找到刘崇鈜理论，毫不隐晦地指出刘氏居然不把自己这位清华才子放在眼里，且把自己降为副教授，不但于情理不合，实乃大逆不道。刘崇鈜听罢，态度强硬地回击说，此为清华规矩，不管谁来都要遵守这一规矩，若清华的条件不合心愿，可另选高枝，刘某绝不阻拦云云。吴晗见对方并不把自己当一盘大菜看待，只看做小菜一碟，顿时火起，遂“将回清华事作罢论”。〔9〕但此前的吴晗因过于自信，已鲁莽地拒绝了云南大学“年底加薪及另行调整相挽”的好意。〔10〕在进退两难中，吴晗思虑再三，决定来个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的突围方法，抛弃云大与清华，设法钻入北大，以教授的身价在西南联大群英会上亮相，让有眼不识泰山的刘崇鈜看上一看。主意打定，吴晗吸取了上次找刘崇鈜碰壁的教训，不敢贸然向北大历史系主任姚从吾求请，乃转向胡适的爱徒傅斯年写信求助，企图借傅的力量迫使姚从吾等北大历史系掌权者就范，信中说道：“闻北大史系方面，缺人尚多，先生能再为吹嘘否？”〔11〕傅斯年接信后如何看待和处理此事，史料无证，不得而知。世人看到的结果是，吴晗最终还是以副教授的身价于1939年底由云大转入清华建制并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因了这一机缘，吴晗与陈梦家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

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吴晗

吴晗是浙江义乌人，陈梦家是浙江上虞人，吴比陈大两岁，吴毕业时，陈开始在燕大读硕士研究生，两年后毕业。尽管史学与文学属两个不同的科系，但毕竟皆属人文科学范畴，且陈梦家的古文字等研究与吴晗的史学走得更近。陈氏当时的学位和在文坛、学术界的声名，与“新星”吴晗不分伯仲，且陈梦家在社会上的名声，凭借他新诗的感召力与新月派诗人的名头在青年人心目中的地位，则比吴晗要响亮得多。〔12〕如此的声名加硕士学位，一进清华就争取戴顶副教授的帽子也在常理之中。遗憾的是陈梦家没有“放洋”的背景与洋人聘发的学历——哪怕是如钱锺书《围城》中描述方鸿渐教授那个假冒的“克莱登”大学的学历，或若干年后号称“将所有人欺骗了，就是成功”的西太平洋大学毕业的唐骏的博士学位。尽管燕京大学本身属美国教会出资创办且相当美帝国主义化，但毕竟校园在中国本土，培养出的学生仍摆脱不了被时人所轻的“土鳖”命运——土和洋是地理的分别，不是知识的武装。按照外来的和尚才会念经的思维定式，燕园的学生即如孙悟空者流，具有一蹦十万八千里的能耐，仍无法与从太平洋西海岸或西太平洋大学爬过来的或大或小、或真或假的“海龟”抗衡。据一位研究者统计，先后在西南联大任教的179名教授（含副教授）当中，有97人留美，38人留欧陆，18人留英，3人留日，总计156人，占总数的87per。在26名系主任中，除中国文学系外，皆为留学归来的教授，5位院长皆为留美博士。〔13〕或许，这样的阵营，就是梅贻琦所倡导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体现吧。从另一个侧面也可看出，短短八年的西南联大，居然产生了如此众多的世界级科技英豪与文史大家，与其具有雄厚强劲的师资力量和谨严刚毅的校风是分不开的。

作为未曾沾过欧风美雨的本土学者，吴晗由云大转入清华后当副教授，实属常理，并非是吴晗心中忌恨的刘崇鈜故意刁难的结果。而陈梦家当年跨入清华校门时的身份，是一个比助教稍高一点的教员，这在清华方面也是照顾了他在天下儒林、特别是青年学生心目中的名望，后仍按规矩于1940年升为专任讲师（南按：介于讲师与副教授之间），1942年在闻一多的提携下升为副教授。又熬了两年，到了1944年才总算媳妇变成婆，戴上了教授的帽子。这一年，陈梦家33岁。而吴晗已于1942年晋升为教授，当时也是33岁。就吴晗和陈梦家的晋升速度而言，在清华甚至整个西南联大属于最快的极少数幸运者，只是吴晗因经受了由云大教授转为清华副教授这一身价跌落的打击，原有的“自信与骄气”渐逐消失，代之而来的是一股眉头紧锁的郁闷之气，而比吴小两岁的陈梦家却一直处在亢奋之中。对于陈梦家的升迁，联大众儒生们皆心知肚明，假如没有闻一多或明或暗的提携相助，就凭陈梦家的骄狂性格和目中无人的处事方式，其命运和下场恐怕比钱锺书还要狼狈（南按：任教于联大外文系的钱锺书，因性格骄狂被陈福田等一帮实力派教授挤出校门而远走他乡，详情后述）。由诗人而学者的陈梦家才气逼人，风流洒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此等人物在生活中又往往欠缺自律，且好骄傲自负，平时走路仰头挺胸，而且步子迈得很大，不把一般人甚至同事放在眼里，这就不免使身边的人感到不快甚至产生怨恨，与陈氏同乡的吴晗就是其中之一。

1947年，吴晗在一篇叫做《闻一多的“手工业”》的文章中曾这样说过：“一多在美国原来是学美术的，会描字，也学着刻图章……他会写篆字，写甲骨文，写金文，书桌上经常放着一堆古文字学的书，也写过不少篇关于古文字训释的专门文章。有一次谈起他的一个诗人学生，很多人说此公闲话。一多慨然长叹一声，说他也上过当。这人起先跟他谈新诗，后来谈的更多的是古文字学，一多每有新见，一谈得透彻，不久，此公便著为文章发表了。从来不提谁曾说过这个话。也有几次，还没有十分肯定的见解，随便说了；不久，此公又有文章了。说闻一多曾有此说，其实是错的。应作如何读，如何解云云。如今，此公已经自成一家了，来往也就不十分勤了！当时，有人插嘴，为什么不把这些怪事揭穿呢？他笑了，不往下说了。”〔14〕

此说尽管没有直接指名道姓，但这个无德之人指陈梦家无疑，而文中“有人插嘴”的这个“有人”，似乎与吴晗无关。其实明眼人一看即明，要不是吴晗借闻一多与“有人”之口道出此事，世人又何以知道闻、陈师生之间还有这样一段“过节”？对吴晗揭露的这段隐私，持怀疑态度者当不会很多，陈梦家确实有他的人格缺陷，20年后之所以被他所在学术机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同事们整死，大而言之是政治的黑暗残酷，小而言之与其性格与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有一定关联。当时与闻一多打这类交道的陈梦家，或许尚未认识到，或许心里揣着明白装糊涂，不能自觉克服，作为老师的闻一多自然不好与弟子计较，且依然对这位人中之杰显示出了少有的仁爱与呵护之情。就这一点言之，尽管对陈梦家的成长和发展不见得是个好事，但可见出闻一多有他恩怨分明的一面，联想起刘文典的悲剧，就不能不令后人为之慨叹了。

据闻一多的长孙闻黎明说，清华大学档案室存着闻一多寄梅贻琦的两封信函，湮没日久不为人知。许多年之后，已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员的闻黎明打算为其爷爷撰写一部年谱，在四处搜求材料中，偶尔发现了此函并在年谱中公之于众，于是世人从另一个方位和角度，更清晰地看到闻一多当年对陈梦家的关照与提携之恩。函中说：

本系副教授许维遹、陈梦家二先生升任现职已届三年，并于教课之余肆力著述，初不以物质生活之清苦、图书设备之简陋稍改其志。许先生除完成其巨著《管子集释》二十四卷，《韩诗外传集释》十卷外，又尝致力于《尚书义证》一种，会通古训，发明辞旨，正文字，创获之多，盖自晚清瑞安孙氏以来，罕有其匹。……陈先生于研究金文之余，亦尝兼及《尚书》，而于两周年代及史实之考证，贡献尤大。“年历学”为治理古文之基础，挽（晚？）近学者渐加注意，实迩来史学界之一新进步。陈先生本其研究金文之心得，致力斯学，不啻异军突起，凡时贤所不能解决之问题，往往一经陈氏之处理，辄能怡然理顺，豁然贯通。要之，二先生数年来，不但于先秦典籍沉潜日深，且能处处利用新材料与新方法，故其成就乃得如此，一多于二先生之工作，深所钦佩，特征得本系教授同仁之同意，拟请师座转呈聘任委员会，自下学年起升任二先生为正教授，用励贤劳，而崇硕学，如何之处，敬卓裁。〔15〕

闻一多的意见，于1944年6月8日在联大第二十一次聘任委员会上获得通过，梅贻琦于7月28日核准。从此，陈梦家正式以教授的身份登堂入室，受业解惑。仅隔一个多月，在金岳霖与美国学者费正清的引荐下，陈梦家应邀取道印度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据《闻一多年谱长编》说，闻“明确表示不赞成陈此时出国，认为国内的事更紧要。但陈觉得机会难得，执意赴美，先生便不再说什么”。〔16〕

闻一多为何不赞成陈氏赴美，国内又有什么事更要紧呢？《年谱》的作者没有说明，但从罗常培的自传中不难看出。1944年底，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应邀赴美任朴茂纳大学人文科学访问教授，罗说：“当时反蒋的斗争已然尖锐化。一多、光旦等也力劝我不要远离祖国。可是，我从中学时代就梦想出洋，因为经济压迫和家庭牵连，直到四十七岁才得到这个机会，如何肯失掉呢！”〔17〕这个时候闻一多、潘光旦、吴晗等人都已加入了民盟组织，走上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道路，他们自然希望陈梦家、罗常培等人也与自己一起行动，把昆明或整个中国弄一个天翻地覆的局面出来。但人各有志，陈、罗二人对此等政治蛊惑、宣传之事，从心底里不感兴趣，闻一多也就不能勉为其难。况且对于没有留过洋的学者来说，在一个“海龟”满池走的小环境里，压抑憋屈了如此之久，捂得人脸色发青，两腿打晃，若能到太平洋东西海岸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远比要在国内乌烟瘴气的氛围中扑腾，更令人神清气爽和心向往之。更何况，陈梦家此次美国之行，其夫人——前燕大校花赵萝蕤还可一道前往（南按：因清华有夫妇不能在一校任教的规定，赵萝蕤随陈梦家至昆明后一直在家中待业与自修），并入该校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如此美事岂有放弃的道理？陈梦家此次是走定了。

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前）与朋友合影

1944年9月15日晚，梅贻琦在他的西仓坡寓所设宴欢送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受邀陪座者有莫泮芹夫妇，冯友兰夫妇、王力夫妇、吴宓、闻一多、吴晗等人。作为背景与陈梦家基本相同的吴晗，在宴席间作何感慨不得而知，仅就闻、陈这对师生而言，此时都没有想到，在明月高悬的月色之中，酒干话尽便是永诀。

专业不同心同仇

陈梦家携娇妻赵萝蕤飘然而去，闻一多留了下来，开始由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向“斗士”的转变。

闻家兄弟在姚家大院住了大约半年时间，因昆明小西门、潘家湾等地遭到日机轰炸，闻家驷在轰炸中被砖块击中面部受伤，认为姚宅大院很不安全，开始向郊区乡下搬迁。未久，闻家驷迁到小东门节孝巷13号，即昆明风云人物周钟岳公馆的偏院租住。闻一多携家疏散到晋宁，一年后又搬回昆明，住在闻家驷家中。1940年10月，日机轰炸规模加大，闻氏兄弟再度搬迁，闻一多迁入郊区大普吉陈家营村，租住杨家宅院的一处偏房。昆明郊区众多的所谓“营”，皆为明末清初守卫昆明的兵营构成，随着历史的变迁，兵营撤去，渐渐演化为一个个村落，陈家营即其一例。

闻一多租住的这处偏房以土坯构成，原是房东用来堆包谷和柴草所用，房间异常简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窗户，只是靠院子的一边，半截土墙上挖了一个小洞，一些参差不齐的柴火棍支撑其间，说不清是窗户还是棚栏。院子空间狭小，只有一个阴湿的天井，太阳尚未落山，矮小的土屋就被黑色笼罩，人在屋内感到极为压抑憋屈。即使是这样一个阴暗的空间，闻家也难得独享。翌年初，联大数学系教授华罗庚在昆华农校的住所突遭敌机炸毁，华氏险些送命，惊恐中一家六口在城里转了一天也没找到安身之所，正走投无路之际，闻一多闻讯专程邀请华氏携家眷暂到自己住处栖身。于是，两家共14口人（华家6口），在一个约16平方米的小黑屋里隔帘而居，其拥挤之状目不忍睹。遥想当年，闻一多在清华园住的独院大小共十四间房子，各种设施一应俱全，院中绿树成荫，花木葱茏，空气流畅，居者神清气爽。此一时彼一时，两相比对，已是天壤之别。令世人感佩的是，在如此简陋逼仄的环境中，闻、华二人仍笔耕不辍，并以惊人的毅力，在各自领域里结出了丰硕成果。闻一多完成了轰动一时的著名神话专论《伏羲考》，华罗庚则完成了饮誉世界数学界的不朽之作《堆垒素数论》。

与闻一多等大多数清华教授所走过的清华—美国—清华三位一体的经历大为不同的是，华氏属于少年失学、青年自学成才的典型人物。1910年出生于江苏金坛县的华罗庚，父亲以开杂货铺养活一大家人，生活困窘。同大多数具有特别天赋的少年一样，华罗庚幼时爱动脑筋，因思考问题过于专心常被同伴们戏称为“罗呆子”。进入金坛县立初中后，罗的数学天赋被同样具有数学才能的老师王维克发现，遂倾尽心力予以培养。初中毕业后，华罗庚曾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就读，因拿不出学费而中途退学，故一生只有初中毕业文凭。退学后因对数学的迷恋、痴情不改，华罗庚开始在家中自学，每天10小时以上，并用5年时间学完了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1928年，华氏不幸染上伤寒病，靠新婚妻子的照料得以挽回性命，却落下左腿残疾。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经人介绍，华罗庚到金坛中学当会计，业余时间仍不忘数学钻研。当时有两份在国际上具有很大影响的期刊，一是1916年由留日学生陈启修、王兆荣、吴永权、周昌寿、傅式说、郑贞文等人发起，成立于日本东京的中华学艺社所办文理综合性中文学术期刊《学艺》（1920年迁沪）；一是由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秉志、胡明复、周仁等于康奈尔大学所在地——美国倚色佳小镇成立的中国科学社所办的《科学》杂志（1915年创刊号在上海发行）。华罗庚在金坛中学当会计期间，用平时节省下来的钱订阅这两份刊物，以便及时了解数学领域研究的最新发展。1926年，《学艺》第7卷10期发表了数学家苏家驹的论文《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这道数学题早在1816年已被挪威年轻的数学家阿贝尔证明是不可解的，苏式解法与阿贝尔的理论相矛盾，必有症结存在。当时清华数学系主任熊庆来已看出了破绽，但因事务缠身未能及时撰文批驳，一直觉得“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年仅19岁的华罗庚在阅读杂志时意识到苏家驹的解法不可信，经过验算，确信了自己的判断，于是致信《学艺》杂志指出苏文错误。《学艺》于1929年5月出版的9卷7号登出简短声明：

……前半均合理论，但自第三页第十五行“若将P3写为二项式……”，以下语意暧昧，显与次页下段矛盾，查此问题，早经阿柏（N.H.Abel）氏证明不能以代数的方法解之。仓促付印，未及详细审查。近承华罗庚君来函质疑，殊深感谢，特此声明。

1930年12月，华罗庚的《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一文在《科学》15卷2期发表，此文很快落入熊庆来的法眼，熊在震惊之余向同事们打听华罗庚是哪个大学的教授？没有人知道。碰巧清华数学系有位教员唐培经是金坛人，知道华罗庚的一点情况，二人通过信但并未谋面，于是按熊庆来的吩咐，唐给金坛的一位同学写信询问，才知华是一位仅有初中学历的辍学青年。熊庆来得知此情，对华罗庚的遭际与出众的才华产生了爱怜之心，遂与同事杨武之等教授商量把华罗庚调至清华栽培。经得当时清华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同意，爱才心切的熊庆来嫌写信太慢，便让唐培经拍发一封电报给华罗庚，简单说明事由并让其快寄一张照片与唐，同时约定北上的时间和车次，以便接站。1931年8月，唐培经按照约定的时间拿着照片赶到前门火车站接华罗庚，等了好长时间不见华的踪影，当下车的人快走尽时，突然看到一个跛足青年背着一个包袱一摇一晃地走了出来，唐培经一对照片，发现这位左腿不断在地下画圈的小伙子，正是自己要接的人，不免吃了一惊。

华罗庚到清华后，得到熊庆来的热情接待，虽然华氏腿有残疾，但头脑清醒，才思敏捷，对答若素，甚得熊庆来喜爱，熊以一个杰出的数学家和教育家的直觉，预感到华氏“他日将成为异军突起之科学明星”。在熊氏与叶企孙等教授的关照下，华罗庚被准许留在清华园算学系当助理员，经管分发信函兼打字、保管图书资料等事宜，月薪40元。面对诸位前辈的好意，华氏自是感激涕零，知道自己该如何把路走下去并尽可能地开创出一个新局面。自此之后，华罗庚边工作边学习，只用一年时间读完了大学算学系的全部课程，同时自学英、法、德文，为拓展更大的学术区域作准备。

当华在国外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三篇论文后，熊庆来、杨武之等教授提请理学院长叶企孙聘华为算学系助教，第四年升为讲师，开始给一年级学生上微积分课。1936年，华罗庚得到中华文学教育基金会乙种资助金1200美元，赴英国剑桥留学深造，两年中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引起国际数学界的注意和赞赏，一颗科学新星就此升起。1938年，28岁的华罗庚离英回国直奔昆明，出任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教授。因华罗庚的人生之路颇具传奇色彩，在学术界名声不小，联大学生有只闻其名不见其人者便相互打听：“华罗庚是谁？”意思是长什么样？有一天，华氏从联大操场走来上课，于是有同学便指着华说：“就是那个瘸子。”〔18〕因了这一独特的形象，华氏很快就被全校师生认得了，只是大家认为那位直喊“瘸子”的学生，很有点不够尊师重道的鲁莽与张狂，于是大家群起而攻之，狠狠地教训了那个不知人理待道的狂生一顿。不过，据联大学生何兆武后来说：“华罗庚那时候瘸得很厉害，抗战后他到Illinois（伊利诺斯）大学教书，在美国治了一次才好一些，可是以前他瘸得非常厉害，有一条腿总在那儿画圆圈。”

尽管身患残疾，生活困苦，且经常遭受敌机炸弹的袭击，如1940年夏秋的空袭，华氏在逃往“一线天”狭谷被炸弹掀起的泥土埋入土中差点丧命即其一例。但华罗庚在昆明的日子总是面带微笑，精神焕发，整个人物的性格与生活态度，颇具有20世纪上半叶革命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型革命人物的味道，此点从联大外文系学生赵瑞蕻的回忆中可窥其一斑，赵说：“1939年秋，有一天上午，我在联大租借的农校二楼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我一看就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与学生，我认得是徐贤修和钟开莱。这两位学长后来都在美国大学当教授，成了著名的学者专家（南按：徐后来曾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他们就在黑板前几把椅子上坐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演算起来，写了许多我根本看不懂的方程式。他边写边喊，说：‘你们看，是不是这样？……’我看见徐贤修（清华大学算学系毕业留校任助教的温州老乡，当时教微分方程等课）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他就上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他们越吵越有劲，我看着挺有趣，当然我不懂他们吵什么，最后，大约又吵了半个钟头，我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19〕正是有了这般乐观旷达的精神和积极进取、坚毅刚卓的校风，才铸就了如此众多虽九死其尤未悔，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英雄好汉，才会以辉煌的业绩昭告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而华罗庚在陈家营半间黑屋子里完成的《堆垒素数论》这部在数学领域丰碑式的巨著，正是这一伟大时代的优美学风，以及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共同孕育的丰硕果实。

1938年，华罗庚一家在昆明租赁的住宅前合影（北京大学校史馆提供）

在这部大著的论证中，华罗庚对世界级的数学大师、苏联的维诺格拉多夫的方法作了改进和简化，向世人展示了华氏在关于“素数变数的三角和估计问题”及其在“华林—哥德巴赫问题”上的超人才华。书稿完成后，华罗庚寄交重庆，由教育部组织一流的数学家进行审阅。当老一辈杰出的数学家何鲁冒着灼人的暑热，在一幢小楼上挥汗审阅时，几度击案叫绝。稍后，中国数学界对华氏的专著给予崇高评价，这部著作也因此荣获国民政府教育部1941年（第一届）自然科学类一等奖（仅一名），华罗庚由此成为中国的“数论之父”。同年，华氏把手稿寄给苏联的维诺格拉多夫亲自审阅，对方以高度的惊喜之情电复：“我们收到了你的优秀专著，待战争结束后，立即付印。”1947年，苏联科学院以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第22号专著的序列，出版了华氏的著作，整个世界数学界为之震动，美国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特地为华罗庚塑像，并列为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当年熊庆来的预言终于成为现实，华罗庚异军突起，一跃成为世界数学领域一颗光彩夺目的明星。

成为明星的华氏没有就此止步，又开始了矩阵几何等方面的研究，向更宏阔渺远的领域迈进。许多年后，当华罗庚回忆在昆明陈家营与闻家同室居住并双双取得辉煌成果的往事时，不禁欷歔感叹，曾赋诗一首，借此表达了两位教授在艰难因苦中不屈的精神与深厚情谊。

挂布分屋共容膝，

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

专业不同心同仇。〔20〕

1941年夏，闻一多携家离开了陈家营，搬到茅地村一个破庙里暂住。秋，又搬到昆明北郊一个不大的叫司家营的村子居住，这是闻家在昆明住得最久的一个地方，差不多有三年时间，也是闻一多由一个学者变为“斗士”极其关键的转捩点。梁实秋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所说的自己并不知晓的闻一多如何成为“斗士”，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斗出什么名堂等一切“斗”缘，都在这里肇始并留下了清晰的历史印痕。

1944年西南联大举行五四文艺晚会，闻一多发表了题为《新文艺与文学遗产》的讲演，这是闻一多正式走到前台亮相，由学者转变为一位政治“斗士”的重要标志。后来，闻一多离开了司家营，携家来到了他兼课的昆华中学居住。自此，政治风潮愈演愈烈，闻氏以他的诗人性格，于风高浪急中踏着浪尖前行，终于被滚滚洪流掀翻身亡，沉入九泉之下。

事实上，作为国民政府参政员的梁实秋通过杨振声等人的口，对闻一多的情形还是略知一二的。按梁实秋和梅贻琦等人的看法，闻一多之所以成为“斗士”，主要与他生活穷苦有关，当然还有中共地下组织的暗中拉拢与助力，尽管二者不能形成决定的因果关系，至少二者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

联大教授的穷苦，无论在当时还是之后的若干岁月，都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正如梁实秋所言：“抗战期间除了那些有办法的人之外谁又不穷苦？一般的公教人员谁不是按月领取那两斗平价米？不过一多好像是比别人更穷苦些，因他家里人口多。他共有八个孩子。”〔21〕

（南按：陆续有二女一子夭亡，存活三子二女，所说的在昆明时一家八口是指闻氏一家七人另加一女佣）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还没有像许多年之后的中国大陆实行计划生育，受远古时期流传“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圣人之言浸湮，大家闲来无事，便铆足了劲搞生孩子比赛，多者自然成为赢家，少者自是输家，若生不出一个男孩，则被时人称为“老绝户头儿”，等于是失败的人生。多灾多难的中国大地上，一个又一个大家庭随之产生。而在地虽大但物不博，积贫积弱，正处于物价飞涨的战时的中国，作为家庭的支撑者，在经济方面所承载的压力之巨与心理之苦痛自是可想而知。

从可考的资料观察，闻一多在战前的清华园时代，虽生活条件优越，鉴于人口众多这一特殊历史原因，似无多少积蓄。一个明证就是战争爆发后，学校决定师生由长沙撤往昆明，闻一多主动选择和学生一起步行这一事实。此前外界的宣传大多是说闻氏当年之所以如此，是内心装着如何伟大崇高的理想与道德，才决意随团步行赴昆，事实并不尽如此。行前，闻一多在给其兄闻家骥的信中说得清楚：“此间学生拟徒步入滇，教员方面有杨金甫、黄子坚、曾昭抡等五六人加入，因一则可得经验，二则可以省钱。……校中本拟发给教员路费六十五元，由香港取道安南入滇，步行者则一切费用皆由校备，不知路费是否照发，若仍照发，则此款可以干落矣。”〔22〕同年2月16日，闻一多写给父亲的信中，再次说道：“前函云乘汽车经桂林赴滇，今因费用过巨之故，仍改偕学生步行。”〔23〕信中可以看出，得经验与得金钱皆是促其步行的因由，而经济方面的考虑更大。此时离卢沟桥事变才半年的时间，物价并没有像后来那样如脱缰野马一路飞腾，陈寅恪诗中所说“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银钞入手空”的局面，则是1940年之后的事情。假若战前闻氏手头有些积蓄，何以会为六十五元路费而作出千里步行的决定，并视为一件要事专门向家人作书禀报？

在闻一多到达昆明转蒙自文学院任教后，他给妻子的信中再次提到经济问题：“据梅校长报告，清华经费本能十足领到，只因北大、南开只能领到六成，所以我们也不能不按六成开支（薪金按七成发给）。我们在路上两个多月，到这里本应领到二、三、四（共）三个月薪金，共八百余元。但目下全校都只领到二月一个月的薪金。听说三、四两月不成问题，迟早是要补足的。”〔24〕当时清华仍握有美国赔款的部分基金，在三校中最为富有，但怕刺激北大、南开两校，求得师生间的平衡，清华不得不在这些方面小心谨慎。此时闻一多虽手头不算宽余，对生活仍充满信心，只是后来随着积蓄用尽，物价飞涨，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闻一多与朱自清一家同住龙泉镇司家营村的旧宅，现为61号（作者摄）

闻一多在司家营村居住时的老房东司兰英丈夫（左）在院内向作者讲述闻一多旧事（颜竹摄）

1940年，战火进一步蔓延，沿海与东部陆地人口大批南迁，昆明人口猛增，物价飞腾暴涨起来，闻家的生活陷入了最艰难的时期。为了养家糊口，同大多数教授一样，闻家除了借贷就是变卖衣物，生活几近陷入绝境。就在这年的冬天，为了买米下锅，闻一多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皮大衣送进了当铺。寒风凛冽，他只得以长衫和一件破旧的羊毛衫御寒，不到一个星期就得了感冒病倒在床，妻子高孝贞只好含泪向其他教授借了一点钱，把那件大衣赎了回来。有联大同事看见，为了节省开支，寒冬腊月，在微明的晨曦中，闻一多率子女们到陈家营村南边的一条小河用冰冷的河水洗脸，处境十分凄凉。到了第二年春天，闻家生活实在难以为继，在所有衣物全部当尽卖空的困境中，闻一多一咬牙，决定把自己从北平带来的几本线装书卖给联大图书馆，以换钱买米。对于一个整日与书打交道的学者来说，变卖自己心爱的书籍，不啻挖割心头之肉，其切腹之痛非亲临其境者不能领会。当他把几本书捧送到联大图书馆时，满面凄楚地叮嘱管理人员：“一定要把书看好管好，等将来回北平，我一定要把它们赎回来。”〔25〕话毕，眼里闪着泪光。令他没有想料到的是，未能回到北平，就身死异乡成异客了。

十字街头异乡客

闻一多死后，吴晗一连写过几篇纪念性文章，尽管政治口号多于内容，但感情还是颇为浓厚真挚的，吴说：“在前年五四的前几个月，为了一桩事，我去看他。那时，他在昆华中学兼任国文教员，每月有一担米，一点钱和两间房子，虽然忙得多，比前些年有一顿没一顿的情况已经好多了。从此以后，我们成了朋友。……去年暑假，昆中换校长，新校长奉命解一多的聘，不好意思说，只说要加钟点，一多明白了，不说什么，卷起铺盖搬家，恰好联大新盖了几所教职员宿舍，抽签抽中了，搬到了我家的对面。从此成天在一起，无事不谈，也无话不谈，彼此的情形都十分明白。……有时早晨菜钱无办法，彼此通融，一千两千来回转。五个孩子带一个老女佣，八口之家，每月薪水只够用十天。”〔26〕吴晗所说是真实的，闻、吴二人开始联手合作亦始于此。

闻家辗转搬到联大宿舍后仍是一贫如洗，家中仅有的一只破烂藤椅是孙毓棠教授去英国时所送，一个整齐一点的方桌，是吴晗向学校借来又转借的。闻一多的书桌是用三块长木板拼凑而成，像裁缝桌子，还有两把从乡下捡来的描金黑漆的方椅子，每一坐上便摇晃怪叫。此外，还有两张小板凳，两口破箱子，吃饭时一家人刚好一桌，孩子们站着吃。后来，多亏了闻一多拿出了刻图章的看家本领，生活才稍有好转。吴晗曾在回忆中这样说：“两年前他学会了刻图章。这故事包含了血和泪。他研究古文字学，从龟甲文到金石文，都下过工夫。有一天朋友谈起为什么不学这一行手艺。他立刻买一把刻刀下乡，先拿石头试刻，居然行，再刻象牙，云南是流行象牙章的，刻第一个牙章的时候，费了一整天，右手食指被磨烂，几次灰心，绝望，还是咬着牙干下去。居然刻成了。他说这话时，隔了两年了，还含着泪。以后他就靠这手艺吃饭，今天有图章保证明天有饭吃。图章来得少的时候，他着急，为了要挨饿。图章来得多的时候，更着急，为的是耽误他的工作。”〔27〕又说：“米没有了，得买，菜钱，靠刻图章，石章一字一千，牙章两千，刻一天吃一天。一天没有生意，就得借贷。到了真没有办法的日子，太太和老女佣去摆地摊，卖旧衣旧鞋。有一天，我问闻太太，卖了多少，她苦笑一声说：‘三十多件破衬衫，卖了三千多元，反正够明天一天了。’”〔28〕对于吴晗的回忆，梁实秋读到后表示相信这是真的，没有一点夸张。只是吴晗说闻一多“在昆明正式刻图章，靠这行手艺吃饭，时间大约是一九四二年的夏天。”〔29〕此记忆有误，实乃1944年5月间事。当时为闻一多能顺利挂牌开张，梅贻琦、蒋梦麟、熊庆来、冯友兰、杨振声、姜寅清、朱自清、罗常培、唐兰、潘光旦、陈雪屏、沈从文等共12位联大、云大名流出面推介，清华中文系教授浦江清还拟稿作一短启，也就是招揽顾客的广告语：

秦玺汉印，雕金刻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浠水闻一多先生，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

闻一多在刻印（北京大学校史馆提供）

短启写就，闻一多亲自携至昆明城北门街联大教员宿舍附近，于一间上书“三友金石书画社”匾牌的屋子贴了上去。广告一侧，有一大张白纸，上有各式字体的图章样子和印就的润例，外加一玻璃框装饰。屋内更多摆挂的是著名书法家、云大教授胡小石的字，以及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和岳父张筱楼的书画，由北门书屋老板李公朴负责照理。梁实秋在重庆时曾看到闻一多的润例，后来他在《谈闻一多》一文中说：“事实上一多治印不自此时始，一九二七年的时候便已为光旦、刘英士和我开始刻印了。刻印是他的老手艺。不过到了昆明正式挂牌，技艺大进罢了。听说盟军人士出于好奇，也往往订刻图章，比较可得美价，故亦来者不拒。文人不得已鬻印，亦可概已！然而一多的脊背弯了，手指破了，内心闷积一股怨气，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环境的因素，以至于成了‘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怪谁？”〔30〕

梁实秋对闻一多这位清华老同学与曾经的同事，由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究而成“斗士”，以及斗出了什么名堂，可能真的知之了了，或者知道也不便多言。只是对“千古文章未尽才”的学者闻一多以身殒命，抱有极大的遗憾与惋惜。闻氏中途突然撂下书本，一脚踏上“斗士”的不归路，真至命赴黄泉，这个急转直下，爆发力异常的颇像核裂变式的过程，自然很难说要“怪谁”。按照冤有头，债有主的古训，若非要寻出个端绪，除了梁实秋所说的经济等大环境的因素，当然还与闻氏在人生道路上结交的几位朋友有关，比如吴晗、罗隆基，还有中共地下工作者华岗等。所谓近墨者黑，近朱者赤，闻一多由灰而赤，亦然也。

吴晗刚到云大做教授的时候，战争火焰尚未蔓延到这个西南边疆古城，政治也暂时未来敲门。这段时间，年轻的吴晗意气风发，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还算愉快。两年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如吴晗在一份《自传》中所说：“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O年，我还是和在清华时一样，埋头做学问，不过问政治。一九四O年以后，政治来过问我了。”又说：“我的老家母亲弟妹侄儿六七口人都到了昆明，春曦上大学，浦月上高中，小妹浦星上小学。一九三九年春，袁震姐妹三人也到了昆明。人口多了，薪资一天天减少了，法币日益贬值，生活日渐困难。加上日机常轰炸，成天逃警报。前方尽是‘转进’，越打越‘转进’到腹地来了，四大家族发财成为风气，老百姓活不下去，通货无限制地膨胀。昆明这个小城市充斥了美货，蒋介石特务统治，民主自由的影子一点也没有。对外屈辱，对内屠杀。对蒋介石政权的不满日益加强，在文章里，在讲坛上，写的说的都是这些。因为没有政治斗争经验，但比较敏锐，和青年合得来，常在一起，我的生活思想有了转变。”〔31〕

上述所言，是说1940年吴氏才感到日子不好过，开始过问政治。其实，早在1938年日子就不好过了，因为这个时候吴晗老家浙江义乌已被战火笼罩，在乡村的母亲不得不统率全家老小来昆投奔这个当了大学教授的儿子，而袁震等三姐妹于1939年春来到了昆明，一个教授的薪水要养活十几口之家，甭说在战时物价飞涨的昆明，即是在号称“盛世出猛虎”（南按：近年名噪一时的“周正龙华南虎事件”中，挺虎派主要干将之一、陕西林业厅宣传中心主任关克对媒体发布的通稿所言）的21世纪，也不是件容易之事，何况袁震还是一位经常卧病在床的病人。

吴晗与袁震相识于1934年的北平。袁是湖北老河口市人，据说12岁那年就在家乡参加了五四运动，1921年考入武昌女子师范学校，在董必武、陈潭秋、刘子通等人的影响下，接受了与传统观念不同的另类思想，自此热心于政治，成为一名时髦的政治运动分子，1922年为湖北女子参政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自此算是一只脚踏进了政治的旋涡。女师毕业后，袁于1925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因交不起学费，只好到女子师范充当职员，但学校当局又以她是一个热衷于政治角逐，无心教课的另类“危险人物”而解聘。如此这般在社会政治的边缘晃荡了五年之后，又于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在校期间仍热衷于校内外的政治活动。因其才高貌美，又经常抛头露面，在清华园名冠一时，成为许多年轻教员与学子们猎取的目标。天不作合的是，当她读到四年级时得了肺病，被迫停学住院治疗。

就在这个时候，因一个偶然的机会，病中的袁震与吴晗相识继而相爱，时年吴25岁，袁27岁。祸不单行，吴、袁相恋不久，袁震又患了骨结核。当时的医学水平对这一病症尚无能为力，更无有效药物治疗，只能做些简单的调理，因而袁出院后一直躺在床上不能起立，更不能行走，生活全靠别人照料。当时吴晗的母亲与家人皆反对这门婚事，令吴悬崖勒马，不要执迷不悟，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阻挠。但儿大不由娘，且此时的吴晗已受过清华的高等教育，满肚子学问与自由思想，又岂肯听从一个乡下老太太和家人们啰唆？面对各种阻挠与劝告，吴斩钉截铁地对家人宣告，世之本无鬼，何以被迷住心窍？此生非袁震不娶，而袁也非吴不嫁。生同裘，死同穴，无论是阳间还是阴间都在一起过了。据吴晗的朋友罗尔纲说，1936年春天，他曾奉吴家人之命亲自做过吴晗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是最后一次奉告。当时吴晗正患肺病住院治疗：“他睡在病床上，闭着眼睛听我的话，一句都不回答。后来我把我和他类似的婚姻问题跟他相提并论，有责备他不顾母亲伤心的意思，他张开了眼睛，眼边有些湿了，低声说：我和你的情况两样，追你那个女子没有病，袁震有重病，你可以从母命，我不能从母命。”〔32〕吴的一句话说得罗尔纲“惭愧无地”，当场打了退堂鼓。至此，吴晗母亲与家人心中纵有一百个不乐意与想不开也无力回天了。

1939年10月，吴晗与从内地赶来的袁震，在昆明城内一家小旅馆举行了只有几个朋友参加的简单婚礼，此为结婚照

尽管袁震整天躺在病床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却如《沙家滨》中的胡司令传魁盛赞阿庆嫂的那段台词“这个女人不寻常”。袁震与姐姐袁溥之早年都是中共元老董必武的学生，两姐妹天生好“斗”，也具有“斗”的天赋和胆魄，袁震在武昌师范专科学校读书时就参加学生运动，走上了“斗”的道路。自此一“斗”不可收拾，且越“斗”越勇，越“斗”越剽悍，于“大革命”时期袁震与她的阿姐双双加入中共地下党，并于战前一起潜往北平秘密从事地下活动。袁震与吴晗相恋后，一来二往，袁家姐妹的“斗”志与政治态度，对一介书生的吴晗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吴在《自传》中曾坦白交代：“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地使我受了一些党的教育。”这里所谓党的教育自是指共产党而非国民党。吴在求学时代作为胡适的爱徒已广为人知，胡在许多方面奖掖提携过吴，可以说没有胡适就没有吴晗学术上的成就，因而吴在人前人后皆表现出对胡无比的崇敬之情。当时号称已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研究历史的袁震，对胡适的那一套政治主张颇不以为然，言谈中不时流露出对胡氏的轻蔑意味。每当吴晗谈到他所仰慕的适之先生如何如何时，躺在病床上的袁震则以嘲讽的口气谓吴“在胡适面前要矮三尺”。而吴的回答却是：“我在你面前要矮一丈。”〔33〕按吴晗研究专家苏双碧的说法，吴氏自称在老婆面前矮一丈，“这说明吴晗的思想认识有了进步。后来，袁震追随吴晗来到昆明，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对大后方物价的飞涨，都非常不满。她经常骂国民党反动派，为国家的前途担忧。这些对吴晗的影响教育很大。尽管这时的吴晗，还谈不上能自觉地抗日反蒋，但他已无法安下心来闭门做学问了”。〔34〕

苏双碧这段话，尽管让人读来有一种生硬和异味的感觉，但往深里一想，可能还真是如此。不知《水浒传》中那个卖烧饼的武大郎身高是多少，所受夫人教诲如何？但一个自称在老婆面前矮一丈的男人，所受对方的影响之深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以后的路数和出息也基本可以定调。后世有研究者如钟亦非认为，假如没有袁震，很难说吴晗会走到“斗士”这条路上去，也很难说后来竟“斗”出了一个北京市副市长的名堂。依他与胡适的关系，极有可能在大地陆沉之时，作为被“抢救”学者之一，追随胡去了台湾或美国。若真如此，吴晗后来就不会有副市长的高官可当，当然也就不会成为“文革”开刀祭旗的牺牲品了。不过，像这样“大胆的假设”，纵如考据大师胡适面对这个繁难的题目，也很难考出个是与非。历史一去不返，世人看到的是，青年吴晗在经济压迫与爱妻袁震的政治影响下，逐渐向“斗士”的道路上走去。

吴晗携在政治上高大得需仰视，才能窥其一个小小鼻尖的爱妻袁震来到昆明后，袁震之妹赴延安中共大本营受训，姐妹间的通信大多由住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董必武转递，吴晗仍继续接受着两姐妹的谆谆教诲。1940年，西南联大为避免敌机轰炸，在四川叙永成立了分校，吴晗受命赴分校执教中国通史。当时吴颇不情愿弃昆明远赴四川小城叙永，无奈此时他刚从云大转入联大任副教授不久，尚无资格与资深教授特别是刘文典一类人中豪杰相抗衡，只好硬着头皮携病妻袁震前往。因袁震的身体状况不能乘汽车翻越山高路险的乌蒙山区，只能乘坐飞机，而来回的机票却不能在联大报销，只能自己掏腰包。如此一折腾，便弄了个倾家荡产，生活陷入困顿。到了叙永之后，情况更加不妙，吴晗在《自传》中所说：“薪资收入伪法币数字逐渐增加，币值却逐天减少，生活越发过不去了。袁震又经常生病，躺着不能起床，住在乡下，上课来回走四十里。有一次袁震必须入医院治疗，可是（家中）什么也没有卖的，凑不出钱，感慨得很。”〔35〕因为这种感慨，他开始心情烦躁，饭食难进，对国民党政权由不满发展到痛恨。学生们明显地看到，他讲课时很容易激动，抓住某一题目就指桑骂槐，将一腔怨恨发泄到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身上，并“开始参加一些政治性的社会活动，走出书屋，进入社会了”。〔36〕

随着叙永分校撤销，1941年9月，吴晗携妻回到了昆明联大本部。在回昆明时，吴氏夫妇专门绕道重庆，看望了董必武。吴过去虽未见过董氏，但早已通过袁震与董有过多次书信往来，并建立了感情。见面后，吴向董透露了昆明和西南联大本部以及叙永分校师生的思想动向和政治倾向，董向吴氏夫妇讲了一些抗战形势与延安的秘闻。董、吴这次会见，在思想和心理上为吴晗成为一名“斗士”注入了催化剂，而这个催化剂一旦遇到相生的另一种原料，就会像核裂变一样发生快速反应，并将巨大的能量释放于指定的地点和场所。

当然，吴晗肚中的核反应堆真正发生裂变还要等上一段时间，正如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所说：“所有那些最重要的历史性时刻，都需要有酝酿的时间，每一桩真正的事件都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因从叙永绕重庆再到昆明，回到联大校本部的吴晗一家算是彻底坠入了赤贫阶层，此段生活令吴氏一直耿耿于怀，自己“一面教书，一而写书，一面还干家务，照料病人——我的妻，在闹柴米、油盐、扫地、炒菜、洗碗的时候，还得和学生和朋友谈话，讨论问题。”〔37〕同闻一多一样，为了凑钱给袁震治病，吴晗忍痛把仅存的几本线装书全部卖给了联大图书馆，身上常年穿的是长衫一袭，破皮鞋一双，吸着从昆明地摊上买来的手工土制香烟，此种尴尬情状，吴晗不止一次地说过：“身份早已没有了，穿得破破烂烂，除了自己的学生，谁都以为你是个难民。”〔38〕

正当吴晗作为一个“难民”踯躅昆明的十字街头，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关键时刻，中共派出的地下代表化装打扮悄悄地进村了，这便是吴晗后来所说的“政治来过问我了”。〔39〕

1943年，中共高层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派南方局负责人华岗、周新民等人到昆明做龙云的统战工作。华岗化名林光侯，由云南籍的民盟负责人楚图南出面向云南大学推荐，担任云大社会学教授。〔40〕

周新民的公开身份是民盟成员，在昆明市民盟负责组织方面的事务。此前，民盟云南方面的负责人罗隆基到重庆，向中共提出两党派之间相互联系的愿望，中共重庆办事处乃让罗回昆与华岗接头具体协商。于是，罗隆基与华岗商量后，除了做龙云的统战工作，又把触角伸到了西南联大、云大等高校，开始有意识地与高级知识分子接触。华岗一到昆明，就筹划成立了一个“西南文化研究会”的组织，开始招募与传统派有别的另类知识分子参加，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潘光旦、曾昭抡、闻一多、吴晗等都参加了这一组织并以研究文化为引子开始秘密活动。但活动仅限内部整合与统一目标性质，或曰预热性质，离真正摆开场子，挽起袖子赤膊上阵大“斗”、特“斗”、豁出性命地“斗”，还有一段距离。

当时与周新民一起被派往昆明的，还有一位女性中共地下党员、精明老辣的李文宜。李是袁震的同乡，早年和袁溥之同学。因了这层关系，华岗便派李对准吴晗的软肋发力，争取里应外合将其一举拿下。于是，李文宜与周新民在悄悄地进村之后，很快成了吴晗家的座上客。吴的好友罗尔纲回忆说：“1939年春，社会研究所迁到昆明，设了个工作站在城外十多里的落索坡村，我在那里工作。不久，吴晗因昆明频遭轰炸，也搬家到落索坡村来住。那时吴晗变了另一个人，以前是生龙活虎，此时却消沉抑郁。他除了进城上课外，整天在村边桥头钓鱼，有时放下钓竿，在大路上低头踯躅。我看他心头怀有极大的苦闷，对他生命一个大转变的时期就要来临。果然，没有多久，他就成为一个民主战士向反动统治战斗了。”〔41〕

罗尔纲说吴晗钓鱼是真实的，但说不久就成为一名“战士”并开始投入战斗，则是他的猜测，或者故意粉饰，而这个猜测或粉饰皆与真实情况不符。对于吴在昆明的生活情形，或许他的学生辈人物更有发言权和说服力。曾先后就读于西南联大土木、历史、中文、外文等四个系的何兆武，在后来口述的《上学记》一书中提及了吴晗，并明确表示不喜欢吴晗的讲课，原因是吴不是对历史作综合的观察，而是分成许多条条框框，如中国的官制，中国的经济等，把历史分割成许多专史，缺乏综合的整体观点。在生活中，吴晗有几件事给何兆武留下了很不快的印象。何氏说：“我的姐姐是38级经济系的，毕业以后不能住在学校，得找个房子住，吴晗那时候是二房东，租了一所很大的房子，然后分租给各家，我姐姐就租了他一间小房。’二房东’在旧社会是一个很不好听的名词，被认为是从中剥削，吃差价。吴晗经常赶人搬家，说是有亲戚要来住，要把房子收回去。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有亲戚要来，不过在旧时代，二房东要涨房租的时候总是这样赶你走。吴晗轰过我们几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2〕

何兆武说的这件事应是吴晗自叙永分校归来之后，不过据吴氏说他那时“住在昆明府甬道小菜市场旁边的一座破楼里。说破楼，其实还是冠冕话，四面都是纸囱，上面瓦缝可见天，在楼下吃饭时，灰尘经常从楼上掉到饭碗里。下课自己买菜、煮饭，还得到门外古井里打水。记得开头几次不会打，水桶放下去无论如何舀不进水，实在急了，死劲拉水绳把水桶向下冲。结果，把水桶底震掉了，拉上来的是一个无底桶，弄得哭笑不得”。〔43〕

吴、何二人到底谁说的更符合历史真实，或者二人说的不是一时一地，关公大战了秦琼？这个悬案只有期待未来的研究者予以弄清。但无论如何，吴晗在西南联大时代给何兆武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这一点是毋庸质疑的。在谈到昆明遭日机轰炸的情形时，何兆武有自己独特的观察并对吴晗有所评价。每当警报来临，大家往郊外奔跑，二十来岁的青年学生十分钟就能翻过两个山头，但老师们因年纪较大，又在书斋里静坐惯了，翻山越岭就费劲多了，而正是这样的反差，给事件的亲身经历者提供了观察各色人物的机会。何氏说：“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44〕

与昆明各校师生、社会民众甚至于梅贻琦、吴晗等人“跑警报”的际遇相同的是，此时在湖北黄梅县的一个山沟里，有一位叫废名（冯文炳）的学者也在跑警报，只是此处不叫跑警报而叫“跑反”。废名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抗战爆发后回到老家湖北黄梅，〔45〕经历了多次挈妇将雏弃家“跑反”的流徙生活。1939年，凭借从亲属那里借到的三元钱旅资，废名辗转到了一个叫金家寨的乡村小学教国语，半年后又赴临时设在五祖寺的黄梅县中学教英语，抗战胜利后才得以重返北大任教。1947年，应《文学杂志》编辑朱光潜之邀，创作了以自己在故乡避难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从1947年6月到1948年11月在《文学杂志》连载，轰动一时。小说借废名的影子——莫须有先生对战争生活的观察，道出了自己的感受：“在民国二十六年以前，完全不了解中国的民众，简直有点痛恨中国民众没出息。”但经历了抗战，莫须有先生始感到没出息的不是中国民众，而是“中国的读书人”。作者高度赞赏了乡间民众在战火纷飞中镇定自如地耕地、拾炮弹壳、带着牛羊猪狗“跑反”，且在空隙中打牌的“精神”，认为这一切隐含着平民百姓坚韧的求生意志和求存能力，而普通民众的生活与经受的苦难，要远比知识分子悲惨得多。在废名的描述中，“跑反”是一个在民间有长久积淀的语汇，天下乱了谓之“反”了，而且这个乱一定是天下大乱，并不是局部的乱，局部的乱谓之“闹事”。“闹事”二字是一个价值判断，意若曰你可以不必闹事了。若“跑反”则等于暴风雨来了，人力是无可奈何的，无论是内乱是外患，一样说“反了，要跑反了”，仅莫须有先生听到的就有“跑满清的反”、“跑长毛的反”等。“跑反”已经成为民间的持久记忆以及战乱年代的恒常的生存方式，这种方式蕴涵着对命运的无奈与乡民的生存哲学和智慧。

莫须有先生说，抗战时期“跑鬼子的反”，不仅仅是人，相反，“人尚在其次，畜居第一位，即是一头牛，其次是一头猪，老头儿则留在家里看守房子，要杀死便杀死”，有一种豁出去了的镇定。跑得次数多了，农人们在间歇的空隙依旧聚众打牌，或者在竹林间谈笑自若地纳凉。对此，作者废名站在底层的乡土上，以农民的视角对知识分子进行拷问：“同莫须有先生一样在大都市大学校里头当教员的人，可以说是没有做过‘国民’。做国民的痛苦，做国民的责任，做国民的义务，他们一概没有经验。这次抗战他们算是逃了难，算是与一般国民有共同的命运，算是做了国民了。”但是这些大学里的教授并没有做多久“国民”，经历了最初的颠沛流离之后，与中国底层的老百姓相比，他们的身份依然特殊，“逃难逃到一定的地方以后，他们又同从前在大都市里一样，仍是特殊阶级，非国民阶级”，且对这种特别身份和特殊阶级的自我认同与标榜，比其他时候更为强烈。

对于废名的认识和观点，远在昆明的何兆武亦深有感触，在心有戚戚焉的同时，将所熟悉的知识分子从“人”性的角度进行了审视。何氏在《上学记》中所述的吴晗跑警报的形象，以及特别触及的吴晗罢教的一个插曲，便可见出埋藏于不同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底色。

吴晗由云大转入联大后，教的是中国通史公共必修课，因为是要计学分的必修，平时上课的人很多，结果第一个学年下来，全班考试没有一人合格，众生大感惊讶。据说当时联大也有类似情况，如周培源教的物理系二年级必修课力学，第一次月考也是全班不及格。这个路数有点像《水浒传》里描述的孟州牢城一样，犯人来了先打一百杀威棒，要你尝点苦头，知道对方的厉害。但这种做法用到教学上，必须是权威教授、学术大腕才可偶尔露一手，不是什么人都能仿效的。吴晗1934年夏天才从清华历史系毕业并留校任教，1939年底从云南大学转入联大时才30岁，职称为副教授，属于典型的土包子学者，无论是年龄、学历、资历、学术水平和声望等，都难以和留学东西洋的大字号“海龟”相比，也很难让比自己小不了几岁、同样心高气傲的学生们折服。在这种情况下，吴晗竟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全班学生抡起杀威棒一顿乱打，此举不但不能制服对方，反而让全校师生有一种吴某人妄自尊大、不知深浅轻重的感觉。于是，满肚子怨气与怒气的学生推选代表与吴晗交涉，先检讨学生们没有好好学习，然后毫不客气地表示老师在教学方法上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吴晗听罢，勃然大怒，当场把学生代表赶了出去。这个过程，在学生这边，就像当年阿Q进了钱府被假洋鬼子扬起哭丧棒怒吼“滚出去”一样受了侮辱。而在吴晗这边，认为学生们实在是孺子不可教也，于是宣布罢教，以示对学生言行的反击。此事在校园内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后经校方出面说和才算摆平。

为何年纪轻轻的，并没有什么威望的吴晗，要演如此一场拙劣甚至是可笑的戏剧呢？据何兆武在中共建政后看到吴晗所写并公开发表的检讨，认为吴氏“在心理上总有一个情结（Complex），或者说，心里老有个疙瘩，希望自己跻身于名教授之列。比如他说自己拿桶到井里打水，老打不上来，便感叹教授生活的悲惨，总是念念不忘自己是个名教授。教授为什么就不可以去打一桶水呢？”〔46〕何时所言，正应了废名在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所批判的很有一些大学教授，对于做国民的痛苦，做国民的责任，做国民的义务，一概没有经验。即是在抗战逃难中做了一阵子“国民”，在环境稳定之后，仍然感到自已是“特殊阶级，非国民阶级”，所以才有了吴晗感觉自己亲自到井里打一桶水，便是知识分子的羞辱这样一种心理情结，或称之为疙瘩的滋生。正是这种情结，加速了吴晗向“斗士”道路迈进的步伐。

注释

• 〔1、2、31、33、34、36、38、39〕苏双碧王宏志《吴晗小传》，载《吴晗文集》，第四卷，北京出版社1988年出版。

• 〔3〕王煊城《吴晗在昆明》，载《浙江文史集粹》，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 〔4〕《杂览漫记》，载《施蛰存七十年文选》，施蛰存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出版。

• 〔5〕《篱槿堂自叙》，赵俪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 〔6〕《李敖回忆录》，李敖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出版。

• 〔7、8、9、10、11〕《吴晗致傅斯年》（暂系年1940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

• 〔12〕关于新月社与新月派，世人有各种不同的评价和诠释。一说新月社成立于1923年的北京，也就是在徐志摩的住所松树胡同7号，到1927年才移到上海。早期的新月社只是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们凑在一起聊聊天，演演戏，是一个类似票友会那样的组织，没有一点政治色彩。闻一多最初参加新月社的活动，还只是出于他对戏剧的爱好和他对徐志摩本人的好感，与政治没有关系。其特点是以留学欧美，或者说以清华学生为主要班底。到了1927年5月，胡适来到上海，当时徐志摩正在筹备新月书店，创办《新月》杂志。徐请胡适参加，并让他做董事长。最初的11位董事为胡适、余上沅、闻一多、梁实秋、徐志摩、张嘉铸、潘光旦、饶孟侃、丁西林、叶公超、刘英士，后来加入了罗隆基与邵洵美等人。当时书店是朋友们集股成立的，最早出版的一批书就是朋友们的译著。后来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带有政治理想的文人团体，新月社成了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大本营，胡适和新月社同仁以《新月》为阵地，开始对国民党猛烈批评，促成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议政的一个高潮，但当时闻一多却保持了沉默。事实上，《新月》杂志自1928年3月10日首刊之后，编辑人员名义上为徐志摩、饶孟侃、闻一多三人。当时饶任职上海市政府秘书，整天有忙不完的公务，很少顾及刊物事。闻一多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有点鞭长莫及，实际负责主编的只是徐志摩一人而已。在南京的闻一多除自己为《新月》写稿外，还拉了一些年轻人的稿子入选《新月》，除陈梦家外，另有费鉴照、陈楚淮等几个年轻人也颇受闻的青睐，并为之荐稿。1929年4月，闻一多自动解除编辑职务。

另一种说法似乎与此不同，如艾青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四集《诗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中的序言中说：“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北京晨报《诗镌》出世。这是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刘梦苇、于赓虞等人主办的；然而作为《新月》月刊却在一九二八年三月才创办。”新月派的主将闻一多，开始写诗采用自由体，但“不久却成了格律诗的狂热的提倡者，艺术上的唯美主义者，写了《也许》、《死水》、《静夜》、《一句话》、《飞毛腿》等诗，正如他自嘲的，是‘带着脚镣跳舞’了……第二年，因与徐志摩、梁实秋观点不同，辞去编辑职务。”又说：“另一个主将徐志摩，他具有纨绔公子的气质。他从教会学校出来到外国学银行学。写了不少爱情诗……他喜欢在女人面前献殷勤。他的诗，常以圆熟的技巧表现空虚的内容，如他写的《沙扬娜拉》……陈梦家也写了一首《葬歌》，说希望到一个‘永久的国度’。他却写完了还活了二三十年。属于新月派的诗人很多，活动的时间也最长，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诗坛上出现的一股消极的潮流。”按艾青的诠释，到了陈梦家的《雁子》，新月派已经奄奄一息了。1931年闻一多写了一首《奇迹》之后，新月派已不可能出现什么奇迹了。

与艾青观点不同者如曹未风在《辜勒律己与闻一多》中说道：“闻氏后来回到清华任教时，他还是不懈地注意提拔新诗里的后辈人才。曹葆华同孙毓棠都是他的经常的座上客。卞之琳、李广田诸人也跟着他时常在一起。所以徐志摩死后……《新月》、《诗刊》所主张的那一种新诗运动，却实在仍然由闻氏继续下去”。（《闻一多年谱长编》）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要说徐死后，闻把新诗运动继续下去这种观点，似乎明显有硬伤。徐作为新月的诗魂，自1931年坠机遇难后，“新月”开始西沉。闻一多算是新月派最有影响的诗学理论家，但他在青岛大学时就开始转向了，不仅转入学术研究，而且与新月派成员在思想、艺术旨趣、政治观念等方面，渐渐拉开了距离，终于走上了“斗士”之路，直至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在青岛大学的门生臧克家就曾说过：“他（闻）曾对我表示，对《新月》月刊是不满意的，违反了当年创刊时候的初衷，显然是对胡适有意见。另外徐志摩坠机消息传来，闻先生并没写文章悼念他，大家都知道他们二位关系是很好的。我问他，他回答说：‘志摩一生纠缠在爱情的故事里。’”（《悲愤满怀苦吟诗》）便再也没了下文。相对于徐志摩遇难后胡适等人的忙乱与纪念性的文字，闻一多与新月派的分道扬镳不言自明，因而睁着眼睛说闻在徐之后继续这一派新诗运动的说法，不是无知就是妄语了。

• 〔13〕《北大与清华》，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出版。

• 〔14〕吴晗《闻一多的“手工业”》。此文是吴晗于1947年4月25日夜在清华园写成，收入1947年7月20日出版的《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特刊》，但非全文，时陈梦家尚在美国讲学未归。后编入《吴晗文集》第三卷，北京出版社1988年出版。

• 〔15、16〕《闻一多年谱长编》，闻给梅贻琦信中所说许维遹、陈梦家的“升任现职已届三年”，不知何所指，或是两年之误。

• 〔17〕《罗常培先生传记·自传》，载《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出版。

• 〔18、42、44、46〕《上学记》，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

• 〔19〕赵瑞蕻《离乱弦歌忆西南联大》，载《新文学史料》2000年2期。

• 〔20〕转引《西南联大·昆明记忆》，余斌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出版。

• 〔21、30〕梁实秋《谈闻一多》，载《梁实秋散文》，第一集，6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出版。〔22、23、24〕《闻一多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 〔25〕《精神的雕像——西南联大纪实》，李洪涛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 〔26、27、28、29〕《吴晗文集》，第三卷，北京出版社1998年出版。

• 〔32、41〕罗尔纲《怀吴晗》，载《困学觅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 〔35〕《吴晗自传书信文集》，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出版。

• 〔37〕苏双碧《吴晗》，载《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

• 〔40〕华岗，浙江龙游县人，1903年6月9日出生于庙下村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青年团地委书记、团省委宣传部长、团省委书记、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华北巡视员，《新华日报》总编辑，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和山东大学校长等职。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捕，长期关押，1972年含冤病逝。

许多年后，华岗在山东大学的一位下属、历史系教授赵俪生写过一篇短文，历述了华的经历。赵说：“现在距离华岗死在济南雁翅山下的监狱中转眼30多年了，平反昭雪的会也早开过，他是一个老资格的革命家，1937年清华地下党秘密传播的一本小册子《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简本）》，著者就是华岗。他是一个学者型的人，长期在白区工作，当年从国民党反省院一出来，就被任命为《新华日报》总编辑，但围绕他的一生，一直还是众说纷纭。一个活了69岁的人，平生坐了23年的牢，而其中15年竟是坐的共产党的牢，并且最后惨死于牢底。他是一个书生气很重的人，不善于料理生活，所以一生也充满了不幸。他的第一个夫人与他是同志，还同在一个党小组，小组三个人，另一个是邵荃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又因为提倡写中间人物而被批判。大革命时期，华岗被逮捕，他的夫人正在护理患病的邵荃麟，结果同志的爱转变成夫妻的爱，这件事令华岗终生遗憾。后来他到北京开会遇见邵，两个人擦身而过，不打招呼。’文革’期间，华岗在监狱里与杀人犯、盗窃犯睡在一起，而且还要受这些人斗争殴打，最后死在一条空荡荡的土炕上，身无完衣，体无完肤，大小便淋漓在尸体四周，房内洋溢着一股恶臭……一代革命家，一代理论家，下场如此。”（《篱槿堂自叙》，赵俪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另，新中国成立后，邵荃麟历任过《人民文学》主编、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文革”中遭残酷迫害，于1971年6月10日含冤死在狱中。

• 〔43〕吴晗《我克服了“超阶级”的观点》，载《中国青年》，第32期，1950年2月。

• 〔45〕据说废名未随北大教职员迁长沙和昆明的原因，是由于按北京大学的规定，只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才有资格去西南联合大学，因而废名只好转赴老家。此说恐怕不尽合理。若如此，像陈梦家之类的教员却能在联大任教就不好解释了。想来当另有隐情。

第十三章　闻一多之死

“斗士”是如何炼成的

就在吴晗迈向“斗士”道路之前的1940年年初，傅斯年在西南联大作过一次学术讲演，题目是《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傅氏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解析汪精卫如何一步步走上了叛逆之路。按傅斯年的解析，汪氏不是嫡出，严父之后，又有严兄，自小便受了一个女儿式的教育，在这样情形下所成长的儿童，自然有正常心理者少，有变态心理者多，或可有聪慧的头脑，不容易有安定的神志，欲做“人上人”，而又不知度量自己的本领，便是这种环境造成的一个原因。对此，傅斯年举例说：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国防参议会，汪做主席，会中常看到汪不时发脾气，却不明其气之对象。作为参议员列席会议的傅斯年认为，这是由于汪精卫“心中的‘疙瘩’（Mental Complexes）在那里时时发动”的缘故。同时，傅认为，汪之叛国与他的婆娘陈璧君亦有很大关系，因为陈氏亦是一心想做“人上人”的人，做不到便气得了不得。“汉光武的时代，彭宠造反，史家说是‘其妻刚戾’，‘不堪其夫之为人下’，陈璧君何其酷似！”傅氏同时认为，陈璧君之刚戾凶妄，只是助因，促使汪贼叛国者仍是汪自小在心灵中蕴蓄的妾妇怨妒心理，与发而欲做“人上人”的要求。这种“不度德量力”的要求，形成了他极度扭曲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一生人格上和心理上的变态，从而表现为他从事各种极端的政治上反复无常的投机和赌博。可谓：“在家家乱，在国国乱，《春秋》中所记弑父弑君有几个不是受这个心理所支配？”〔1〕

这篇以心理学为根基分析汪氏走上叛逆之路的演讲，给联大学生时代的何兆武留下了深刻印象，事隔六十余年还记忆犹新并专门著文作过介绍。在何氏看来，像汪贼这样叛国投敌，组织伪政府，甘当儿皇帝的大事，恐怕是不能够单纯用被压抑的原始本能来解释的，而应该有其更深层次的政治的、社会经济的和历史文化的原因。但这个讲演却有另一方面的意义，那便是傅斯年是第一个，至少是在中国史学家中第一个，认真地把心理分析引入史学研究领域的学者。所谓历史，自然是指人的社会活动史，而人的活动归根结底乃是通过心理层次的这一环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到反叛的案例时，往往会注意到这一点，并提到反叛者最后乃是由于“内不自安”而终于谋反。反叛者的野心与内心扭曲的性格交织而成，形成了最终叛逆的事实。〔2〕

何氏在《上学记》中论述吴晗的性格与生活情形时，显然想到了傅斯年在西南联大的这次独具一格的演讲，以及傅氏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解剖人物的精到之处，因而当他在近距离和远距离打量吴晗的时候，就下意识地想到了傅氏所创造发明的一个情结（complex），或一个“疙瘩”之观点。当然，不能说凡是心理上有情结或疙瘩（Inferiority Complex），就是汪精卫与陈璧君式的人物，更不能把反革命的汪、陈二贼与爱国爱民的革命者吴晗相提并论。但是，一个人在成长与生活中，蛰伏于心中或明或暗的大大小小的“情结”或者“疙瘩”，对思想观念产生一定影响，当是合乎情理和科学论断的。吴晗在西南联大作为一个未放过洋的年轻学者所显示的性格、生活作风与政治思想起伏与嬗变，与他心理层面中的“疙瘩”，连同具有强烈革命精神的妻子袁震，施加的压力和影响是脱不了干系的。有人说，如果没有袁震革命欲望和思想的滋润，绝不会产生“斗士”的吴晗，是耶？非耶？尚有待来者更深入研究并作出科学的论断。

据可考的文献资料证实，吴晗成为“斗士”并披挂上阵开始战斗的具体时间，当在1943年李文宜成为吴家座上客之后。吴晗研究者苏双碧、王宏志撰写的吴晗小传中，有一个与罗尔纲记述基本相同的细节：“一次，李文宜去看吴晗，袁震说吴晗钓鱼去了。待吴晗回来，李文宜责怪他钓鱼耽误时间，吴晗苦笑了一下，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说：‘袁震有病，需要加点营养，又买不起，只好挤点时间钓点鱼，来增加一点营养。’吴晗叹了一口气，接着又说：‘国难临头，已逼到我们鼻子尖了。’”〔3〕

面对这一情形，聪明过人的李文宜以灵敏的政治嗅觉，突然感到了什么，她悄然退出吴家，直奔昆明城北门外，找到在那里以开办书店为掩护，实则搞地下活动，与中共过从甚密的民盟成员李公朴，请他把一位昆明名医朋友介绍给吴晗为袁震治病，李领命而去。有一天，李文宜突然带着在昆明地盘上声名显赫的一代名医来到吴家，吴、袁夫妇既惊讶又感动，而当李与那位名医皆曰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乃民盟与一切进步组织所追求的理想与目标，且此次治病不要一分钱，完全属于义务性与公益性活动时，吴氏夫妇更是感激涕零，不知说什么好。

训练有素的革命老手李文宜，此时尽管因故尚未恢复党籍，但仍为中共地下组织鞍前马后忙个不停。面对吴晗极其外露的情格和善于激动的心理特点，李氏果敢、严肃、断然地对吴晗谈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同时以马列主义老大姐的口吻正告吴晗道：“整天发牢骚怎么行？”接着单刀直入，来了个见血封喉：“民主政治同盟这个组织是反对蒋介石独裁，主张抗战到底的。”〔4〕又说，潘光旦已经参加了，你也不能光说不练，光看不干呀，也应加入到这个伟大而光荣的组织之中，与蒋介石政权作英勇无畏的斗争云云。吴晗听罢，当场表示自己愿意加入民主同盟，与蒋政权来个老鹰逐狡兔，翻上覆下地斗上几个回合。至此，双方皆大欢喜，随着一声深沉厚重的“同志！”从李文宜口中传出，一只温暖圆滑绵软的纤纤小手，与一双因整天钓鱼而黑瘦枯黄的粗糙手掌紧紧握在了一起。许多年后，已是中共高官的李文宜，在北京那间宽敞明亮的大厅里，于香味弥漫的咖啡中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过去的一切仍历历在目，李说：“吴晗送我出门时，高兴地说：’你给我带来了两个光明，一是介绍我参加民盟，二是给袁震介绍了医生。’过去他送我都只送到房门前，这一天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说明他的思想是很想进步的。”〔5〕

由房门前到大门口，十几步之遥的小小距离，却显示了人情冷暖与人心的向背。吴晗的思想已由渐进转为突变，最终在一夜之间完成了转型。据吴晗在《自传》中说：“袁震的同乡同学李文宜（中共党员）来看我们，她的爱人周新民（中共党员，做民盟工作，表面上是国民党员，云南省辅成的秘书）常和我们来往。他讲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东西，并介绍我见华岗同志，我第一次知道统一战线这件事。结果，我在1943年参加民主同盟，不久就被选为民盟中委，直接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了。”〔6〕

1943年7月，经周新民、潘光旦介绍，吴晗正式加入民盟组织。未久，民盟云南省委员会成立，由云南籍的老民盟成员楚图南出任主席，年轻的吴晗出任青年部长。中共地下党组织趁机而动，通过吴氏加强与驻昆的知识分子联系，吴晗本人受中共组织委托，开始有意识地在西南联大与云大物色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加入民盟，作为一股外围政治势力为中共效力。当怀揣神圣政治使命的吴晗环视一圈，很快把目标瞄上了自己的邻居闻一多。如前文所述，当闻家搬到西仓坡联大教职员宿舍后，与吴晗一家对门，两个窗子也正对着，闻家进进出出的宾客与闻氏本人夜间躬身搭背刻图章的凄凉情形，都尽在吴的眼中。而对闻家的生活状况，吴更是了如指掌，闻一多夫人高孝贞曾对吴晗直言不讳地说过，在联大宿舍三十三家中，我们两家最穷。吴在《闻一多先生传》中也说：“八年抗战，薪水的百分之九十六被征发去了，一家八口，无法过日子。两夫妇捉襟露肘，儿女啼饥号寒。住的从有卫生设备的洋房独院到荒村茅舍，吃的从八肴六肴降为一碗豆腐渣，生活的穷困到了极度，从象牙之塔一撵撵到十字街头。”〔7〕

这个时候，披着一件破烂长衫，乞丐一样在“十字街头”胡乱转悠的闻一多，突然与怀揣政治目的、晃晃悠悠走来的另一“难民”吴晗于寒风冷霜中遭遇，以后二人的结合或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难理解了。

闻一多与家人在住宅前合影

闻一多在清华当教授的时候，吴晗尚是一名学生，二人几无接触。后来，吴留校当了助教、讲师，直到西南联大教授，二人成为文学院同事，才有机会经常见面，但仍算不上相知。而当两位落魄书生于“十字街头”遭遇时，才一拍即合，成为亲密的难兄难弟加一个壕沟里的战友了。对此，吴晗曾在《哭闻一多父子》中说得分明：“当你做新诗人的时候，我知道你，并不尊敬你。当你埋头研究《诗经》《楚辞》的时代，我明白你，并不接近你。可是，当这一晚上谈了三四个钟头以后，我们的思想和工作都结合在一起了，我不但了解你，接近你，而且尊敬你。此后三年中，我和你分享着忧患，贫困，紧张，忙乱，痛苦的日子。”〔8〕

尽管闻一多算得上是吴的师辈人物，且比吴晗大10岁，但他在政治上受到吴晗有意识的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说当时吴晗的秘密任务就是把没有任何党派色彩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闻一多，从“十字街头”扯到对政党活动、特别是他向来不感冒的共产党的施政纲领这条道上来。从吴晗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在近似“断头台上凄凉夜”的环境氛围中，与闻一多初一过招就大有斩获，闻跟随自己而来，自此不再于“十字街头”徘徊踯躅，而是抬头挺胸向着同侪们奋臂呼唤的红色光明之路大踏步奔去。

有了这样一个好的兆头，中共地下组织不能只猫在草丛中悄悄观望或喝彩，必须适时出面助一臂之力，方能真正达到目的。否则，这位一度站在革命的对立面，公然叫嚣“现在北京的共产党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并与共党分子一顿板凳棍棒撕打混战过的诗人闻一多，不会从骨子里彻底放弃旧构，弃暗投明，由革命的对立面转向革命的一面，旗帜鲜明地反对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国民党与合法的国民政府。要使其在最快的时间内转型变色，必须采取铁桶合围的战略战术，来个十面埋伏，两面夹击，才能迫其义无反顾地奔向中共指引的无名高地与宽阔的金光大道。于是，中共西南局先是派出一名叫王浩的代表与张光年一起，一路化装打扮，悄悄来到昆明，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潜往北仓坡闻一多住宅，与闻密谈了约两小时。据王浩回忆说：闻一多听后甚以为然，并当场表示自己在外稀里糊涂地过了半辈子，“现在才看到中国的光明之路就是共产党指明的道路，他愿为此奋斗不息。闻先生还说有人邀他参加民盟，他正在考虑他参加民盟好不好，他想参加民盟不如参加共产党。我对闻先生说，参加民盟更方便活动，有利于推进民主运动。”〔9〕闻遂不再吭声。

未久，中共昆明地下党负责人华岗亲自登门拜访，多次做闻一多的“政治思想工作”，使闻“找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接着闻一多在清华大学时的同班同学、一直热衷于政治并喜欢在政治圈子里打滚翻跟头、名义上在联大任教职（南按：只是挂名不任课），实际一直在昆明从事民主同盟组织的罗隆基也主动找上门来，与闻一多大谈政治与民主。闻最初对罗隆基留学归国后不务正业与热衷政治活动颇为鄙视，而罗本身在为人处世上亦有很大的弱点，除了男女关系上太乱太滥，整日搞得鸡飞狗跳之外，反感他的人都认为其不够厚道，是典型的投机分子。鲁迅在《知难行难》中，对罗氏的投机行为曾讽刺说：“‘新月派’的罗隆基博士曰：‘根本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代表各种政见的政府，……政治的意见，是可以牺牲的，是应该牺牲的。’（《沈阳事件》）代表各种政见的人才，组成政府，又牺牲掉政治的意见，这种‘政府’实在是神妙极了。”〔10〕罗隆基一生为人处事的基调大体如此，确实颇为“神妙”。

也正因为罗氏整日混迹于各党派与政治团体中左右摇摆，遇事采取和稀泥做法和“神妙”表现，不但左派人士不满意，即是国民党右派人士也对其深表鄙视，于是有的国民党报纸给罗隆基起了个“玻璃裤子”的绰号，又谓他是共产党的“尾巴”等。据说有一次蒋梦麟质问他为什么愿意做共产党的尾巴？罗隆基干脆地说“做共产党的尾巴比做国民党的尾巴好”，〔11〕

意思是只要能得到好处，管他尾巴还是头，有奶便是娘，尽管做下去便是了。于是当国共谈判决裂之后，中共代表周恩来返回延安，南京的报纸就发表《驱逐罗隆基》的文章，认为罗在南京已无所附骥，应赶快追随周氏至延安做共产党的尾巴。有为罗打抱不平者，认为周恩来不是被驱逐出境的，为何单独要把罗隆基驱逐出境？媒体遂对之曰：“街上的狗只有切断尾巴的，没有切断头的。”梁实秋对此曾有过议论，认为“这话说得太可怕了”。〔12〕

闻一多在清华任教的时候，好友梁实秋去探访，恰逢罗隆基在座，言谈中闻一多对这位老同学正颜厉色地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此语令罗隆基大为尴尬。对此，梁实秋说，我之所以提起这件事，是说明闻一多于抗战前夕是如何自命清流，如何的与世无争。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来到昆明之后，罗、闻还是阴阳差错，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了一起。

在潜伏于昆明中共强势力量的四面夹击下，闻一多的政治思想发生了丕变，烧火的各方见时机成熟，趁热打铁，于1944年在吴晗的介绍下，闻一多加入了民盟。“从此，闻一多和吴晗成为并肩战斗的战友了。”〔13〕——这便是闻一多由“站在革命的对立面”的学者，一跃成为“革命斗士”的人生历程。

既然成为“斗士”，以后生活的主题就要突出一个“斗”字。当时加入民盟的已有云大的楚图南、潘大逵与联大的罗隆基、潘光旦、曾昭抡、吴晗，外加北门以开书店为掩护的小老板李公朴等知识分子。于是，一干人马扛着民盟的大旗在昆明这块地盘上呼风唤雨地“斗”将起来。闻一多以“九头鸟”特有的性格后来居上，一出场就显得勇猛异常，全身心地投入进来，达到了“成天的奔走，成天的工作，看书的时间没有，连看报都得在深夜上床的时候看”的境界。〔14〕因了这种表现，很快被晋升为民盟昆明支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成为负责人的闻一多“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这一切在民盟和西南联大史册上都留下了车载斗量的资料，很难一一详述。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言以蔽之，所谓“斗”，其主要方式就是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发表演讲、宣言、通电、出壁报、演话剧等，以此作为投枪、匕首外加手榴弹，和国民党集团与国民政府斗，直至斗出了一个学潮汹汹，游行队伍接连不断，反政府口号响彻云天的局面。

既然民盟诸将皆喊着口号公开“斗”将起来，那么被“斗”的一方也不能闲着，开始进行反“斗”。双方皆立下宏愿，决心“斗”出一个“名堂”，若无名堂皆不罢休。对方先是在怒恨交加中谓闻一多、罗隆基为“闻一多夫”、“罗隆斯基”，此后特别送给闻氏一个新的绰号“闻疯子”，并表示要想尽一切办法对这个“疯子”为首的“斗士”们予以“膺惩”。此时，闻、吴等人已“斗”出了经验与胆识，并有了一套“自己的判断是非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凡是共产党做的一定是好事，国民党干的一定是坏事”。〔15〕

据联大中文系教授王力回忆说：“某年，杨振声从美国讲学回国，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开欢迎会，杨振声吹嘘美国是‘年青的国家’。”闻先生当场反驳说：“我认为美国不是年青的国家，苏联才是年青的国家。”〔16〕于是二人当场争吵起来，欢迎会变成了吵闹会与叫骂会，联欢变成了联斗。北大复员后的1952年院系调整时，杨氏被学校的一批新贵与中共上层贬于长春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任教，其中一个暗结就是与他的政治态度、思想观念与新贵们发生冲突有关。当然，这是后话，而对于闻一多越来越露骨的政治态度，吴晗曾不无得意地举例说：“就在研究生考试的前些日子，国民党反动派阴谋搞了个大规模的反苏运动，发表了宣言，西南联合大学有一百多个人签了名。有人也来找一多签名，一多打听了一下，住在他家斜对面的一位签了名的教授，也是当时民主同盟的负责人，从此人的口中，知道主持签名的是几个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员。一多就来和我商量，我们就认为这一定是坏事，不但不签名，还想了个法子，通过当时被愚弄的签了名的中间分子，发表公开声明，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17〕

谁缔宣和海上盟

吴晗所说的这次签名活动，是1946年2月间事，导火索是臭名昭著的《雅尔塔秘密协定》。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在黑海北部的克里木（旧译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皇宫内，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等三国巨头，背着主要当事者——中华民国政府，重新划分战后世界格局的一个秘密协议，全称为《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这次会议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世界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并决定了许多国家未来的命运与政治进程。会中美国总统罗斯福以及英国首相丘吉尔都没有依照当时被占领的国家期望，要求战后被苏联“解放”的国家交由联合国代管。此外为争取苏联对日宣战，协定中部分内容明显侵犯中国权益，因其他国家在很长时间内对其秘密协定并不知情，故又有“雅尔塔密约”之称。此时，中国虽然号称四强之一，却完全被置之于外，蒋介石作为中国的国家元首、盟军中国战区司令，不仅事前被蒙在鼓里，就是在协议签订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条约的内容也毫不知情，直到4月29日，才从驻华大使赫尔利口中得知。

此前，赫尔利从重庆返华盛顿述职，得知雅尔塔协定内容，认为这一做法极不道德，并对中国极不公平，遂致书罗斯福令其设法改正。罗斯福说明因急于结束二次大战而受另外二巨头特别是斯大林协迫才作的决定，颇有悔意，授权赫尔利赴莫斯科和伦敦与斯大林、丘吉尔再作协商和挽救，尽量维护中国主权和蒋介石的领袖面子。想不到4月12日，罗斯福于下午三时（中国时间13日晨6时）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副总统杜鲁门于罗斯福去世两小时，在白宫宣誓就总统职，一个新的政治时代即此开始，向来自以为是且牛气烘烘、聪明中伴着糊涂的赫尔利，对这一秘约的斡旋亦不了了之。

1946年4月28日，蒋介石返回南京，此为蒋的随行人员。自左至右：蒋介石英文秘书沈昌焕，内政部次长兼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国民党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中央党部秘书汪公纪，总务局长陈希曾

赫尔利斡旋未果，心中颇有点窝火，返回重庆后以私人身份向蒋介石作了通报，但不允许蒋质询英、苏二国。蒋介石闻听自是万分震怒，但迫于当时世界局势与三巨头的政治压力，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不能言，或不敢言，独自闷在家中呜呜呀呀，除了摔几个杯子，踹翻几张桌子，继而对围上来劝阻的唐纵、张道潘等臣僚，骂几句“娘希匹！”之类的恶语以表愤慨，别无一点办法。

5月31日，随着日本败局已定，美国方面才正式通知中国《雅尔塔协定》内容。蒋介石虽气恼至极，但又只能采取打掉牙合血吞的方式方法暂时容忍。6月2日，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对方转告斯大林要求宋子文于7月1日以前到莫斯科谈判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但应以《雅尔塔协定》为先决条件。6月27日，蒋介石派新任不久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与蒋经国等一干人马赴莫斯科进行谈判。宋之文与随后赴俄谈判的王世杰等人，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最终以承认《雅尔塔协定》的既定事实，同意让外蒙古独立及让苏联在旅顺建立海军基地的让步，换取苏联政府对国民政府的支持。7月11日，斯大林向宋子文表示：“苏军当于日本投降后三个星期内开始自中国东北三省撤退，并于三个月内完成撤退工作。”〔18〕8月9日，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对日军展开攻击。苏军的参战在加快了日本迅速、全面崩溃的同时，也给苦难的中华民族埋下了椎心彻骨的痛苦与祸患。

就在宋子文赴苏谈判之前，关于雅尔塔秘密协定内容已走漏风声并引起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街谈巷议。据时在昆明的左派文人宋云彬日记载：“早些时此间流传一种谣言，谓在克里米亚会议中，苏联与美国订有秘密协定，将朝鲜划入苏联势力范围，并谓苏联要求满洲及台湾之统治权。此消息据云由某地盟军总部传出。此间各大学墙壁上皆贴有此项新闻（系用打字机打出者），一部分头脑不清醒之学生，颇为所惑。四日前有两联大学生来，以此事相询，余告以此乃法西斯余孽所造之谣言，其目的在挑拨离间。”〔19〕类似传闻不但已到宋云彬耳中，在重庆和成都等几个战时政治文化中心区同样风传一时，对此深表义愤与抵制的潜流已经在知识阶层和高校学生中间涌动。当宋子文赴苏谈判并与苏方达成协议之后，传闻更烈，即是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双目已经失明的陈寅恪亦闻此讯，并于病榻上赋诗两首，以舒胸中郁闷、悲愤之情。诗云：

乙酉七七日听人说水浒新传适有客述近事感赋

谁缔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

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

妖乱豫么同有罪，战和飞桧两无成。

梦华一录难重读，莫遣遗民说汴京。〔20〕

玄菟

前朝玄菟阵云深，兴废循环梦可寻。

秦月至今长夜照，汉关从此又秋荫。

当年覆辙当年恨，一寸残山一寸金。

留得宣和头白老，锦江衰病独哀吟。〔21〕

时在成都休假并与陈寅恪相处的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吴宓有抄存稿，文字略有不同。吴宓所抄《玄菟》诗附注：“时宋子文与苏俄订约，从罗斯福总统雅尔达秘议，以中国东北实际割让与苏俄。日去俄来，往复循环，东北终非我有。此诗及前后相关数诗，皆咏其事而深伤也。”〔22〕从吴宓附注可知，陈寅恪前后二诗，皆围绕同一主题感怀伤国，抒发自己对时局的忧思焦虑之情。

陈寅恪第一首“感赋”诗，首联中的“宣和”，指宋徽宗年号（1119—1125）。燕云，指燕云十六州，又称幽蓟十六州，五代时石敬瑭割让给契丹。此处的燕指契丹所建的燕京，云指云州，北宋初年泛称有待收复的北方失地。“宣和海上盟”乃一典故，当年北宋与北方的辽、金成三足鼎立之势，而辽占据燕云之地。宋徽宗在臣僚的串通下，欲借崛起于东北地区金朝的武力，合力攻击夙敌辽朝，以收复北方燕云失地。至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结盟成功。因宋金密谋是通过渤海湾来往，史称“海上结盟”。想不到宋金联盟与辽国开战后，宋兵屡败于辽军，最后金兵孤军挺进攻下燕京。金国得手，深感宋朝软弱无能，遂找各种借口不交割燕云诸州给宋室。后几经交涉，金太祖始决定还燕京所属六州二十四县，但宋朝必须将原来向辽国交纳的岁币如数交纳给金朝，并另作经济补偿。陈寅恪借此典故，喻中苏缔结的盟约，具体指中国需要借助苏联的军事力量打击日本，而苏联却乘机控制东北，东北之地虽得犹失。

在陈寅恪看来，历史确有召示未来的范例，在史中求史识，古今之事何其相似？《玄菟》诗中的“留得宣和头白老”亦指同一史事、时事。“花门久已留胡马”句中的“花门”，山名，在居延海北，唐代曾在此设立堡垒，后为回纥占领，后人多代指回纥，此处当喻指苏联的政治军事势力已渗透到新疆。此前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先后发生暴乱，暴乱者得到了苏联方面的支持，甚至有苏兵参战。尽管暴乱以谈判和让步的方式暂时得以平息，但苏联的力量仍潜伏于该地区伺机而动，对中国政府形成威胁。“柳塞翻教拔汉旌”之柳塞，当指柳营。西汉周亚夫治军严明，其军驻细柳，号细柳营，故后世多称西部军营为柳营。拔汉旌，典出《史记·淮阴侯列传》，传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此处当喻指东北地区苏联势力将取代中国政府。颈联中的“豫”，指历史上伪齐刘豫，刘氏曾勾结金国进攻南宋，此处喻汪精卫和华北、华中等地的伪政权。幺，指宋代在洞庭湖一带作乱的杨幺，杨幺亦曾暗中勾结伪齐刘豫政权图谋南宋，后被岳飞率岳家军剿灭。无论是妖邪的刘豫还是作乱的杨幺，皆有投敌卖国行为，因而皆是民族的罪人。飞，当指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此处指蒋介石及其抗战政权。桧，自然是指臭名昭著的秦桧，喻指汪精卫及其所谓的“和平”政权。时日本败局已定，但苏联又虎视眈眈，窥觊中国领土。

面对这一严峻局势，陈寅恪以此两句诗来反省抗战功过，并认为分裂国家者皆有责任，而蒋、汪代表的群体和实行的路线相反，汪精卫高唱的“和平运动”终将失败，但蒋介石政权乱象已显，亦不足言胜，故谓两皆无成。〔23〕就当时的局势，不只是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陈寅恪如此认为，国民党内部高级官员甚至汪伪政府中人亦有不少人与此观点相近。抗战期间投靠汪伪政权的周佛海在1941年2月17日日记中说：“……渝当局对美、对苏，均不乐观，苏联且警告渝府接收共党要求，邵力子（南按：时任驻苏大使）亦请求返国，是国共关系将影响中、苏关系；元老派主党政军分权，蒋对此亦必愤而烦闷。总之，余深觉余辈无前途，今阅情报，则重庆亦一塌糊涂，决无前途之可言。宁渝均无前途，是中国无前途矣，哀哉！苏联警告渝府接收共党要求，是已开内政干涉之端矣。苟抗战胜利，共党得势，则苏联之对中国，恐与日本无异也。日本已渐次觉悟，苏联则方兴未艾，苏联较日更难应付。”〔24〕此段记载在陈诗创作之前四年，可见周佛海在其他方面堪称狡诈残忍的糊涂虫一根，而在这一点上还算清醒。另据唐纵1945年日记载：6月27日，宋子文与蒋经国起程访问莫斯科。6月30日，“上月反省录”：本党政治的腐化不但引起党外的反感，亦且失了党内的同情，如果没有显著的改革，全国人心将不可收拾……〔25〕这段记述，正暗合了陈寅恪诗中所指的社会情形和中国面临的又一次危机。

陈诗尾联“梦华一录”，指宋孟元老撰的《东京梦华录》，此著为宋室南渡后追忆北宋京城汴梁昔日繁华景象而作。此两句明白地召示作者不愿重温《东京梦华录》的旧梦，意喻当局莫使北宋灭亡之局，在刚刚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苦难中国重演。——令人扼腕的是，这一悲戚的家国情怀，只是陈寅恪与其同道者一相情愿罢了。

事实是，直到1946年2月11日，中国民众才对《雅尔塔密约》内容有所耳闻。这一天，华盛顿、伦敦、莫斯科三地同时公布了上年同日在雅尔塔拟定的秘密协定，当时刚刚由蒋介石侍从室谋僚升为内政部次长（行政院13日通过）的唐纵意识到这份密约对中国乃至世界政治格局进演的重要影响，特地在2月14的日记中规规矩矩地抄下了这份电稿：

• 〔中央社华盛顿十一日专电〕斯大林委员长、英前首相丘吉尔及故罗斯福总统，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关于苏联于德国投降后，对日宣战之条件，所订定之雅尔塔秘密协定，本日由华盛顿，伦敦及莫斯科同时公布。该协定之条款内，规定保留外蒙古人民共和国，恢复苏联于日俄战争所丧失之权利，日本失败后，以千岛割让等等，其原文如下：

苏美英三国领袖业已议定，苏联于德国投降后之二、三个月及欧洲战争结束时，将协助盟国对日宣战，其条件为：

（一）外蒙古（即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现状，应加以保存。

（二）苏联应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之权利，此权利因一九〇四年日本之诡谲攻击而受破坏。甲、南库页岛及其毗连之各岛，应归返苏联。乙、大连商港，应辟为国际港，苏联在该港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旅顺仍复为苏联所租用之海军基地。丙、中东铁路以及通往大连之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双方共组之公司，联合经营，苏联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中国对满洲应保持全部主权。

（三）千页群岛应割于苏联。

惟上述关于外蒙古、旅顺、大连以及中东、南满两铁路诸点，必须征得中国蒋

主席之同意，罗斯福总统将依据斯大林元帅之意见，采取措施，以获得蒋主席之同意。三强领袖业已议定，苏联所提要求，于日本被击败后必予实现，苏联则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俾以其武装部队协助中国，解放中国所受日本之束缚。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签名）。〔26〕

苏军官兵押解被俘的日军到集中营

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的官僚与普通民众才明白，1945年8月8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与日军作战，原是有这么一个秘密协定在暗中支撑，而这个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协定，中国的国家元首与民众竟被蒙在鼓里。更令国人愤怒的是，苏联赶跑了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小鬼，竟以主人翁的姿态对东北各地特别是城市和港口实行严格管制，且肆意横行，不准接收的国民党军队在旅顺登陆，遏力阻止党国大员前往接收财产，直至骄狂到随意射杀、暗害接收人员，并有张莘夫等类似事件发生。

张莘夫，原名张春恩，1898年出生于吉林省九台县六台村，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国文系，与当时的学生领袖傅斯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登记员毛泽东等均有交往，参加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后留学美国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历任唐山工程学院教授，天水煤矿矿长兼总工程师等职。抗战期间，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派，任国家汞、锡、钨金属管理处处长等职。日寇投降后，张莘夫被国民政府委任为接收要员，派往东北，任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1946年1月16日，张莘夫奉命带领7名“满炭”工程师赴中共占领的抚顺交涉接收抚顺煤矿事宜，在回沈阳途中，一行八人于抚顺以西的李二石寨车站，被抢劫搬运东北工业设施的苏联红军劫往南山枪杀，随行七人同时遇难。〔27〕当时，苏联红军正准备从东北撤退，为了捞足本钱并使之翻倍增长，苏军开始大量拆运占领区的工矿、交通甚至房产设备，以此作为战利品运往国内，对可移动财产更是疯狂侵吞掠夺。据唐纵日记载：“据报沈阳有工厂四千五百七十家，现仅有二十家开工，余多已被掠。”〔28〕另据统计，二战末期，苏联在东北地区共掠夺战利品损失为1946年币值的53.4亿日元，折合当时美元13.6亿万。尚不含没有折价的白金32401.55克、白银1866549.69克和钻石741.0662克。1946年国民政府发表的抗战期间财产损失133亿美元，而仅苏军从东北掠走的财产即价值13亿美元。也就是说，1945至1946年，苏联从东北掠夺的物资，相当于中国抗战八年所有财产损失的十分之一。至于苏军在东北地区肆意蹂躏中国同胞，强奸妇女，更是不在话下。面对苏军的种种恶行，国人早已恨之入骨，欲啖之而后快，只是鉴于当时国际国内的敏感形势，以及蒋介石此前坚持的“忍气吞声，负重致远”（日记）的精神，一直忍而未发。

苏军在吉林敦化拆运机器设备运回国内

当《雅尔塔协定》内容突然披露后，无论是国民党要员还是普通民众，压抑的情感如火山一样喷射而出，重庆、南京、上海、汉口、杭州、南昌、北平、青岛等中国各大城市，迅即爆发了反苏示威大游行，各界知识分子与高校师生更是以悲壮的心境成为反苏游行的中坚力量，喊出了“打倒赤色帝国主义”，“俄国佬滚出东三省”等口号。国民党上层甚至蒋介石本人也于悲愤中不再坚持“忍气吞声，负重致远”的处事法则，旗帜鲜明地支持了这次全国范围内的示威游行，其涉及面之广、规模之大，为抗战以来所罕见。据唐纵日记2月22日载：

重庆各校学生贰万余人为苏军不退出东北、中共为苏联帮腔而游行示威！游行群众捣毁《新华日报》、《民主报》，以该二报为苏联张目也！游行口号：（一）苏军必须立即退出东北；（二）苏联应切实履行中苏友好条约；（三）彻查张莘夫惨案；（四）中共应即彻底实行停战协定中对于东北之协议；（五）中共应即爱护祖国；（六）所谓民主联军不容存在；（七）新疆是中华民国的新疆；（八）反对分化内蒙；（九）打倒新帝国主义等三十三个口号。大会宣言，要求苏军即撤出东北，抗议雅尔塔秘密协定，请当局不作额外让步，并有质中共书提出五个问题。〔29〕

2月24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了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王云五、楼光来、宗白华、范存忠、储安平、吴世昌、林超、苏继庼、钱清廉、吴任之、吴思裕、陈铭德、罗承烈、赵超权、钱歌川、任美锷、张贵友等20人联名的《我们对于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抗议》书，文中措辞激烈地指出：“这一秘密协定，违背了联合国共同作战的理想和目标，开创今后强力政治与秘密外交的恶剧；影响所及，足以破坏今后世界的和平，重踏人类罪恶的覆辙。这一秘密协定，实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一个纪录。”又说：“雅尔达会议的召开（南按：雅尔塔，时译为雅尔达），正在中国中原湘桂各次战役失利之后，原子弹尚未成功以前，罗斯福在两面作战的形势下，急于要求苏联对日宣战，其处境心情，我们容能了解；但不顾道义，违背本心，同意苏联的要求，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其事绝不可恕。罗斯福及其领导的美国，在中国人心灵上原占有极其友好的地位，但这种地位已因雅尔达秘密协定大受打击。我们绝不能因为罗斯福在这次整个战争中所做的贡献，以及其他过去对于中国的同情及援助，就原宥他这次的过失和责任。”而“自‘九一八’以来，英国对于中国的抵抗日本，从来缺乏公平而有效的援助，甚至于一度封锁中国的惟一国际交通，以求对日妥协。这种态度，久已有失公道。邱吉尔在雅尔达会议以前，曾特意夸大美国对华的援助，他蔑视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贡献及其他应占有的地位，在雅尔达会议上，他显然背负了为英国盟邦的中国，这完全是一种不荣誉的行为。”

在揭露美英帝国主义者不仁不义的同时，《抗议》以大量篇幅对苏联的阴谋和恶行进行了痛斥：“苏联在雅尔达会议中的要求，完全违反对侵略的法西斯国家共同作战的目的。违反列宁先生与中山先生共同建设中苏友爱的新基础。违反苏联多次的对外宣言，尤其是对华放弃帝俄时代不平等条约的宣言。违反大西洋宪章以来各重要文件的精神。苏联所标榜的打倒帝国主义，然则今日苏联要求恢复其‘俄罗斯帝国的权利’，又何以自解？苏联乘人之难，提出这种要求，其异于帝俄对中国之行为者何在？这种行为难免造成今后世界战祸的因素。为中国，为世界，我们不得不提出严厉的抗议……。”

最后，傅斯年等警告中国政府当局：“应将这一问题及最近东北各种震惊人心的发展全部公开，要求联合国调查，用以杜绝今后任何可能类此的秘密外交，并以避免东北重为世界大战的因素。关于目前的局势，中国政府除在苏联同样履行其条约义务的条件下履行其所签订的中苏条约中所应履行的义务外，不得再有任何丧失国家主权及利益的行为。”同时呼吁：“全国上下，不分党派，一致团结，监督政府，督促政府努力争取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及其主权、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2月25日，怒气未消的傅斯年又于重庆《大公报》发表《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长篇檄文，指出中国失去东北的严重后果：假如没有了东北，中国永不能为名副其实的一等国，永不能发展重工业、纤维工业、化学工业和电力业，中国必永为贫、病、愚之国，永远走不上积极建设之路。因而，“中国不惜为东北死几千万人，损失国民财富十分之九，不惜为东北赌国家之兴废，赌民族之存亡”。

就在重庆学生游行示威与傅斯年等学界大腕们在报刊连篇累牍撰文，对进驻东北的苏军口诛笔伐之际，西南联大师生也开始了行动。首先是110名教授联名发表《对东北问题宣言》，主张苏联军队撤出东北。然后是千余名师生在联大新校舍草坪为苏军在东北搬运机器和强奸妇女等罪恶举行东北问题演讲会，联大教授傅恩龄、冯友兰、查良钊、雷海宗、燕树棠、高崇熙等分别讲话，对苏军暗杀张莘夫等一连串罪恶大加讨伐。会后师生走出校园在昆明大街小巷游行，高喊苏军撤出东北等口号以壮声威。全国各地为数众多的大小知识分子和部分官吏、群众，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呐喊行动。

如此全国性的抵抗热潮，自然引起了国际政界和舆论高度警觉与关注，先是苏联以提出抗议为名，对自己的恶行强行狡辩，谓此次游行乃中国政府内部有人策动，并谓何以不要求美国撤兵而偏要求苏军撤退？但中国民众并不买账，依然高呼“俄国佬滚出去”的口号。驻沈阳苏军司令在舆论压力下，公开出面承认东北机器装备许多已运往苏联，但此事系根据三国协定所为，并无不妥。美国方面一听大感不快，国务卿发表声明，谓苏军的做法纯是擅自主张，并无任何协定根据，那位司令官是因伏特加喝多了，才如此丧心病狂，胡言乱语。

1946年6月，沈阳煤炭研究所大楼，里面的设备全部搬运到苏联。鉴于中国人民掀起的反苏浪潮，为快速便捷地把设备搬走，苏军索性在窗下掏洞。

因各地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对苏军的恶行抓住不放，驻长春苏军只得对外发表声明，谓东北苏军在撤退中，撤尽时期不致迟于美军。于是，围绕苏军到底是正在撤退还是压根未退，美国是否同时撤退？张莘夫事件凶手到底是谁？如何惩办凶手等一系列敏感问题，在知识阶层和学生中又产生了新的分歧和争论。西南联大教授签名行动中，吴晗所说的几个“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员”，自是指冯友兰、查良钊、燕树棠等人，而那个“被愚弄的签了名的中间分子”则是历史系教授向达。向达后来在报上发表声明，指出“拿给他签名的油印宣言与报纸上发表的宣言不同，并说自己签名时曾附注也要请美国撤兵，冯文潜、汤用彤教授都同意这个意见”〔30〕云云。

因了这些事件，西南联大师生中的左、中、右三派外加另类派等各个派别，渐渐分化融合成两个泾渭分明、水火不容，见面恨不得拔出刀子一刀结果对方性命的政治兼暴力色彩的派系。在闻一多与吴晗等人看来，国民党之所以支持这次游行，除了促使苏联撤军之外，还有反对和阻止中共军队接收东北的意图，因而除了敦请历史系向达发表声明，以“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吴晗也跑到前台，亲自赤膊上阵，发表战斗檄文，以骂街的方式与口气，向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反苏教授、学者讨伐起来。吴晗说：“在御造的‘全国性’的反苏空气中，平时，三缄其口，口口声声‘天皇圣明，民罪当诛’的若干名历史教授，好容易抓得了机会，也许，还不如说，好容易有这样一个御造的机会，来卖弄他们积陈几十年，霉得发黑的历史观点吧！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养狗千日，用在一朝，大发其史学宏论，从历史观点证明苏联是百分之百的帝国主义，从中西文化之演变中，证明苏联是百分之百的帝国主义，并称此次东北事件，即其帝国主义者之侵略野心表现云云。”〔31〕骂过之后，吴晗以战斗的激情呵斥道：“名历史教授们听着！帝俄决不是苏联，也不可能等于苏联！帝俄的侵略账不能算在苏联的账上，犹之乎清朝和北洋军阀的一些丧权辱国的滥账不能算在国民政府账上同理。”而“就中苏关系说，过去帝俄是中国的敌人，而一九一七年以后的苏联，却百分之百是中国的友人，铁证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曲解苏联即帝俄，不但厚诬苏联，厚诬中国人民，也厚诬了历史。”〔32〕

此时，作为“斗士”的吴晗，已不是几年前由云大转联大受挫而求助傅斯年为之“吹嘘”的时候了，不同的政治理想与人生追求使他与傅斯年越离越远，直至公开对垒叫板，彻底决裂。因了这一事件和缘由，两年之后，傅斯年率三千弟子渡海赴台，吴晗以中共新贵的身份接管北大、清华，也就不再令人感到唐突和茫然。

对于此次事件，当时任教于联大外文系、无派无系的青年教师夏济安用自己特殊眼光和思维，对各派系的表现和当时的政治局势作了一番“另类”评判。夏在1946年2月21日的日记中说：“除了想她之外，东北问题也很使我忧念，因此午觉不能入睡。连日少休息，精神不佳。我关心国事，倒是出于真心。我不在其位，尚且如此关心，一旦真的做了大官，岂不一天到晚要愁死了吗？东北问题，非美苏打一打不能解决。我看得很清楚，可是还在替国家着急。苏联如此四处不断扩张，战机实已迫切。今秋平津开得成学否还成问题。苏联如果胜了，我算是白投了个人生，大可以不必活下去了。可是我不信我的命如是之坏，假如我下半生还有点作为，大致美国是可以打胜的。”〔33〕

夏氏日记中所说的想她之“她”，是联大外文系一湖南籍的漂亮女生，夏氏正处于对这位女生的迷恋与幻想中。隔一天，也就是2月23日一早，夏济安在忧国忧民的同时，想请同宿舍另一位青年教师钱学熙为自己作恋爱参谋，并有“今天他起来得较早，我先请他吃面，谈论陪都学生反苏大游行一事，我很兴奋。昆明如有此种游行，我准参加。而后，我又拉他去翠湖散步”，开始谈“我在想女人”的事，并想请向达教授做媒人，向是湖南人，“较便说话”。2月25日，夏济安又记道：“联大一百十教授为东北问题发表宣言，未签名者尚有多人，如卞即其一。他们因此事为国民党所发起，不愿同流合污。故心里或主张东北应归中国，却不愿公开发一声明，以示不受利用。呜呼！国将不国，若辈自鸣清高，宁误大局而不稍捐私见，迂不可及也，愚不可及也。”此处的“卞”，即联大外文系副教授、诗人卞之琳。夏接着记叙说：“下午联大草坪上有公开演讲会（这次闻一多等不露脸，由右派教授如查良钊、雷海宗、燕树棠等出马），会后游行，游行人数估计不到千人（我不会数，可是看来总比上次亦在本月，为校场口血案的那次大游行少得多），我没有去开会，可是游行过靛花巷的时候，我站在门外看，却没有勇气参加。我曾经说过要去参加，临时却又畏缩了。到底怕什么呢？就是怕‘清议’。今天这次游行虽不一定就是国民党发动，受到国民党的赞助，是不成问题的，既然有国民党的份，加入进去就好像不清不白了。爱惜羽毛的人，虽然很赞同这件事，可是没有勇气站出去。”〔34〕

夏所说的“校场口血案”，发生于1946年2月10日，当时重庆各界二十多个团体在校场口广场联合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到会者达一万余众。政协代表周恩来、沈钧儒、梁漱溟、罗隆基、邵力子等应邀参加大会。会议开始时，国民党当局派遣大批特工人员，以重庆工务会、农务会、商务会等名义强行入场，抢占主席台。大会主持者李公朴上前阻止，被特务包围，一顿乱拳将其打翻在地，而后像踢地瓜和玉米棒子一样，几脚踢于台下，李头部中伤，血流不止。出席会议的演讲人郭沫若、马寅初、章乃器、施复亮等人也遭到唾骂和追打，自视甚高的郭沫若与特工人员互殴，结果当场挨了几个响亮的耳光后被无情地踢于台下。为表示自己与从不同和戏剧家出身，郭灰头土脸地被人扶起时，还模仿戏剧电影中的英雄人物仰首张目，“哈哈”大笑了一番，以示对特工人员的极度蔑视。个头瘦小的沈钧儒面对特工人员的行凶闹事，挥舞小拳头连声高呼：“不怕，不怕！”号召有血性者和真正的英雄好汉与其对打，以牙还牙，以暴力对付暴力。于是，两股力量扭打在一起，纠缠在一处，鲜血喷溅，哀号不止，现场一度混乱。特工加打手们以事先准备的铁条、砖头等将主席台人员或抽倒在地，或拍于台下，混战中连围观的的记者和部分看客一并打倒在地，共有60多人被殴伤——这就是著名的重庆“校场口血案”。混战中，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将领冯玉祥闻讯赶到会场，加以制止和痛斥，特工人员和雇用的打手们才四散而去。

此事经过媒体渲染与中共地下力量暗中造势，引起全国性关注，与被打者政治思想和路径相同者，纷纷通电抗议国民党特工人员的暴行，要求惩办凶手，给被殴伤者一个说法。西南联大在中共地下支部和拥护分子闻一多、吴晗等人的造势与鼓动下，2月17日，昆明学联、昆明文协等十团体在联大新校舍草坪举行万人大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胜利闭幕，抗议国民政府当局制造“校场口血案”。此时，原在联大师生声讨中卷起铺盖离开云南，灰溜溜跑回重庆的李宗黄又趾高气扬地出任新职，众人怀着对李的愤怒和对蒋介石的不满来到了会场进行讨伐。这也是夏济安日记中所表露的此次会议参加人数较多的一个深层原因或者说巧合。

针对联大师生对“校场口血案”和“东北问题”游行所表现的不同阵势和不同心理，夏济安在日记中总结性地说：“参加反政府的游行，虽然有手榴弹的危险，却容易博‘勇士’、’烈士’之名，故参加之人多。参加受政府赞助的游行，虽然（或因为）有宪警的保护，却易蒙动机不纯之嫌疑，洁身自好者不去。真正有勇气的人，只问自己良心无愧，工作的本身有没有意义，既不怕手榴弹，亦不怕清议——然而清议比手榴弹更可怕。我就是个怕清议的人。谣传发起一百十教授宣言的蔡维藩等曾领到三百万赏金。若果有此事，蔡等之心不可问；若无此事，则左派分子造谣手段之恶劣，实在可怕。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不畏造谣中伤的真心爱国人。”〔35〕

夏济安其心可感，但毕竟是一典型的文人书生，每在纸上说得头头是道，一到实际就因怕“清议”而变得缩手缩脚，不敢动弹了。因了这政治的缘故也牵涉到生活中的是非观念，夏济安如痴似狂地暗恋的那个湖南籍女生，若同是湖南籍且德望甚高的向达出面做媒，或许有成功的希望，但事情没有按这个轨道行进。2月26日，夏济安日记载：“我预定代我去做月老的向先生，近来因为东北问题，我同他意见很不合，我不高兴多麻烦他。”〔36〕此后，不但夏济安费尽心机所追求的女生成为黄粱美梦一场空，夏氏与向达也成了陌路之人（南按：经此变故，夏终生未娶，赴台后英年早逝）。而在心理上，夏氏与闻一多、吴晗等人形成的距离，则不是用一个“陌路”可以表达的了。

子弹穿过头颅

既然如夏济安所说，凡参加反政府的游行，就可以在手榴弹下博一个“勇士”或更高规格的“烈士”之名，相信尔曹身与名并不俱灭的人物就会铤而走险，放手一搏。如此这般，反政府的一方与拥护政府的一方，在1946年那个“姹紫嫣红开遍”的明媚春天里，于春城昆明开始真刀真枪地打斗在一起。决斗双方皆腾云驾雾，剑气如虹，经过三十个回合六十个重手，直杀得难分难解。如此无休止地争斗，令名义上拥护政府，实则暗怀鬼胎、图谋私利的一方不胜其烦，决定加大“斗”的力度，来个一剑封喉。于是，一连串暗杀的名单悄然列出，天堂与地狱之间一条通道轰然裂开，等待真正的“斗士”杀奔前来。而这个时候，于搏击拼杀中越战越勇，视死如归的闻一多，并不把对方放在眼里，更不惧怕已开列的暗杀黑名单，以一贯的豪气加血性，跃马横枪杀奔而来，想不到竟一步踏入了鬼门关。

1946年6月25日，也就是闻一多走向鬼门关的前20天，梅贻琦在南京与朱家骅赴蒋介石官邸汇报联大复员事宜。面对蒋介石的垂询，梅按照自己的思维和推测，本着息事宁人的方式方法作了回答，这是闻一多遇难前蒋、梅二人关键的一次“君臣对”。梅在日记中对这次谈话做了较为详细的记录，这个记录很重要，对“闻一多遇刺之谜”的研究者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梅氏日记载，该日天空晴朗，闷热，根据约定，下午五时梅与朱家骅驱车到蒋介石官邸。二人在外客厅坐数分钟后，有他客出，始被让入内室。只见：

主席着蓝长衫，颇安闲。谈话约半时，首告以数日前往北平查看校舍情形，问：复校计划何如？答：现正赶修各部，暂定双十节开学。问：师生能赶到否？答：希望大部分届时能到平。问：下年校中办法如何？答：仍当注重学术研究风气之恢复，倘使教授们生活得安定，研究设备得充实，则研究工作定更有进展，随即提清华教授中近有少数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仁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仁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不好）影响。朱乃提及关于东北事件百余人宣言之事为证。朱又谓曾商量过关于教授长（原文如此——编者）及院系主任人选之更动，总使主要负责者为稳健分子。至此余乃谓此数人以往在学术上颇有成绩，最近之举动当系一时之冲动，故极希望能于规劝之中使其自行觉悟，则其后来结果必更好。对方似颇颔首。余继谓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而彼等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主人点首曰，生活问题实甚重要。朱因乘机提教员待遇及经费应增高问题。余问：主席看北方局面是否可无问题？答：吾们不能说一定，或者不致有大问题。言时笑容可掬，其或笑余之憨，余亦故为此问也。承款以糕点杏仁露。朱又报告关于某省厅长事。辞出时承送至门口，似特客气矣。〔37〕

梅贻琦不是文学家，但此段记述颇得要领，主客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读来如身临其境。按梅贻琦的观点，闻一多、吴晗等人之所以成为“斗士”，实乃被穷困生活所迫，文人嘛，所想的无非是在世俗中出个小名，生活上图个温饱，假如学校北返，教授待遇提高，积于胸中的火气也就不发自泄，上头下头都得到安顿，自然温顺下来，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只是出乎他的意料，仅隔20天，闻一多竟砰然倒地，喋血街头。

1946年7月11日，西南联合大学最后一批学生搭车离开昆明，未行者只有待机北返的教职员与留守人员。当晚，在昆明北门以开办书店为掩护从事地下活动的民盟昆明支部主要成员李公朴，在外出时遭不明身份者枪击死亡，算是越过鬼门关到那边去了。李氏一死，处于同情与各方的面子计，作为与李同一条战壕战友的闻一多就不能携家乘机北上，他必须要办理完李公朴的丧事之后才能离昆。当时昆明城风传下一个遭暗杀的人就是闻一多，但事已至此，闻一多也就成为夹道跑马不能回马的孤独骑士，只能拼命向前。

7月15日下午，闻一多大着胆子出席了李公朴治丧委员会于云大至公堂举行的李氏生平事迹报告会，发表了后来颇为著名的《最后的演讲》，对暗杀李公朴的特务人员和现场捣乱分子给予痛斥，闻一多讲到激动处，慷慨激昂地说：“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厉声，热烈的鼓掌）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污蔑人，说什么‘桃色案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热烈的鼓掌）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38〕会后，闻又与楚图南一起来到府甬道十四号民盟所属的民主周刊社主持记者招待会。会议将要结束时，为防意外，闻一多的大儿子闻立鹤特地前来接迎。会毕，闻一多又与楚图南、尚钺等人谈了一会话。此时，闻一多与同仁似乎感到空气中夹杂着一股异味，一股不祥的预感笼罩了众人的心，为防止特务行凶时将几个人一锅端，话毕，大家心照不宣地分头默默走出周刊社。闻一多等楚图南走出五六分钟，才与儿子闻立鹤走出大门向西仓坡宿舍奔去。在离家十几米处，突然从小巷角落里蹿出四条彪形大汉，喝声站住。闻一多父子刚一站定，尚未开口说话，一颗子弹飞来，击中闻一多脑袋，闻氏立扑。闻立鹤见父亲脑浆迸裂，倒地不起，立刻赴上前去以身掩护。紧跟着几颗子弹飞来，闻立鹤中弹倒在血泊中。

当闻一多倒下的时候，开枪者轻轻地说了句：“哼，看你还出风头不！”

当闻立鹤倒地时，开枪者说：“好，留下这种，将来替他爸爸报仇！”〔39〕

言毕，四条汉子转过西仓坡一个弯道，乘一辆军用吉普车扬长而去。

对这一血腥场面，闻一多夫人高孝贞回忆道：“5点多，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枪声就在近处，我的心顿时像爆炸了一样，意识到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拼命往大门口跑去……只见一多父子横一个、竖一个倒在血泊中，西仓坡上空无一人。我抢上去抱住一多，鲜血立刻染红了我的全身。他面色苍白，大股大股的鲜血还在不断涌流，鲜血中还合着白色的脑浆。他双目紧闭，嘴唇微微张了一下，我抱着他的头，拼命呼唤他，但他的面色已经逐渐发黑，嘴唇也渐渐变乌了。我又强挣扎着往立鹤那边看去，他满身鲜血，瞪着两只充满仇恨的大眼睛。我只觉得眼前一片眩晕，什么也看不见了。”〔40〕

闻一多遭枪击后，当场气绝而亡。不幸中的万幸是，身中数弹的儿子闻立鹤在被送医院抢救三天后，总算保住了性命。

随着“千古文章未尽才”的闻一多惨遭暗杀，海内外舆论为之哗然，或为其鸣不平，或为政府洗刷，或编造故事借以渲染政治局势之紊乱。在重庆的民盟领袖梁漱溟等人发出了捉拿凶手，惩办凶犯的呼声。中共方面遥相呼应，在延安的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亲自致唁电向闻一多夫人高孝贞表示慰问。一时间，许多团体或个人纷纷募捐以慰斗士遗孤，附庸于党派团体的风骚之士，借闻一多其人其事赋诗咏怀，丝竹之辈仰其行而撰歌以示纪念。其声之远播，其势喧腾，抗战八年所有牺牲、亡故之教授未有比之者。

位于云南大学校园内的至公堂，闻一多最后一次讲演即在此（作者摄）

除若干政治团体与政界人物，7月23日，胡适、萨本栋、李济、梁思成、傅斯年等5人，联名给高孝贞发来唁电，内有“闻一多兄遇刺，无任痛悼，谨致吊唁。斯年已向政府当局请求严缉凶手，查明案情，尽法惩治”〔41〕云云。

很显然，这封电报稿是傅斯年一人拟就发出的，另外四人仅挂个虚名而已。傅氏之所以把前几位尊姓大名一并列入，可能有让他们分别代表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以壮声势的意思。他自己作为联大常委和这几个机构的“太上”首长列入其中，以彰显其“非官非学”，又凌架于官、学之上的畸形政治身份和他在学界威风八面的政治背景。不管傅斯年内心究竟作何感想，是否心甘情愿地为他向来鄙视和反感的“布尔什维克”与“斗士”洒一把同情之泪，是猫哭老鼠，还是老鼠哭猫的做戏演出，但此时作为实亡名亦不存的原西南联大常委的傅斯年，适时联合几位学界大腕拍发这封唁电，则是识大体与合乎人之常情的。

据可考的资料显示，傅斯年拍发这封电报时正在北平，远在四川重庆与南溪李庄的萨本栋、李济等人，是否知晓傅之攘举，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依靠特殊的通信设施和手段，电文中的胡适是不会知道闻案发生和傅斯年欲拍发这封电报的。此时的胡适正在一艘美国远洋客轮中于浩瀚的大海上航行，需要于翌日下午才能在上海吴淞口登陆。傅斯年很可能以北大“太上”校长的霸气与哥们义气，先斩后奏，把胡适的大名置于头筹，自己也顺便附了骥尾，以成其全——这便是傅斯年之所以成为傅斯年，以及他的又一聪明过人之处。

口含烟斗的闻一多（木板画，夏子颐1947年作）

世人看到的是，随着胡适的身影出现在中国大陆，闻一多与他的“斗士”身份，以及“斗”出了什么名堂等，在喧腾了一阵之后很快淹没在胡适的巨大阴影与翻云覆雨的政治旋涡中没了声息。〔42〕

广大民众的兴奋点被新一轮政治搏杀所吸引，而整个学界的焦点则投到胡适、傅斯年等决定中国教育、学术前途命运者身上。

注释

• 〔1〕傅斯年《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载《今日评论》，第三卷，第八期，1940年2月25日。

• 〔2〕《忆傅斯年先生二三事》，何兆武、冯左哲，载《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

• 〔3、4〕《吴晗小传》，载《吴晗文集》，第四卷，北京出版社1988年出版。

• 〔5〕此为1981年3月26日，《吴晗传》的作者苏双碧、王宏志采访李文宜的记录。转引《吴晗小传》，载《吴晗文集》，第四卷，北京出版社1988年出版。

• 〔6〕转引朱宗震《吴晗在西南联大时的转变》，载《西南联大现代中国研究》，伊继东周本贞主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 〔7、8、14、15、39〕《吴晗文集》，第三卷，北京出版社1998年出版。

• 〔9、38、41〕《闻一多年谱长编》，闻黎明侯菊坤编，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 〔10〕《鲁迅杂文全集·二心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 〔11、12〕梁实秋《罗隆基论》，载《世纪评论》，第2卷，第15期，1947年10月11日。

• 〔13〕《吴晗小传》。另据《闻一多年谱长编》说，闻氏加入民盟的介绍人是罗隆基与潘大逵，当时民盟尚属秘密组织，成员身份不公开，闻一多宣誓入盟后，他的誓词和登记表就被当面烧掉了。

• 〔16〕《我所知道闻一多先生的几件事》，载《龙虫并雕斋琐语》，王力著，商务印书馆2002年出版。

• 〔17〕《拍案而起的闻一多》，载《吴晗文集》，第四卷。

• 〔18〕《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19〕《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宋云彬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见该书99页，1945年5月25日条。

• 〔20〕《陈寅恪集·诗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二版。编者注：此律寅恪先生诗存曾用题“乙酉八月听读张恨水著水浒新传感赋”，现依唐筼编诗目改题。吴宓抄存稿题作“乙酉七月七日听读水浒新传后闻客谈近事感赋”，第一句作“谁结宣和海上盟”。

• 〔21〕《陈寅恪集·诗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二版。编者注：此诗吴宓抄存稿第二句作“兴废无端梦可寻”，第五句作“当年旧事当年恨”，第八句作“锦江衰鬓独哀吟”。

• 〔22〕《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 〔23〕参见《陈寅恪诗笺释》，胡文辉著，广东人民出出版社2008年出版。

• 〔24〕《周佛海日记》，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

• 〔25、26、28、29〕《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下），群众出版社1991年出版。

• 〔27〕延安的中共中央认为，张莘夫不幸遇难一事，中共抚顺市委没有做好保护工作，负有严重责任，1946年2月，对时任中共抚顺地委书记兼市委书记的吴亮平给予撤职处分。同年5月1日，国民党沈阳市政府组织的张莘夫先生葬礼在沈阳北陵公园举行，该日参加送葬者达万余人，行列长达数里。至今，“张莘夫先生纪念碑”仍存于北陵公园（前一段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人提议把张氏纪念碑搞出北陵公园，但遭民众与舆论阻止，未果）。

• 〔30〕华澄《华北问题在联大》，昆明《真理周报》第1期，1946年3月5日。

• 〔31、32〕吴晗《论历史观点》，载昆明《周报》，第9期，1946年3月，转引《吴晗文集》，第三卷，1988年出版。

• 〔33、34、35、36〕《夏济安日记》，夏济安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夏济安（1916—1965），江苏苏州人。上海光华大学英文毕业。抗战胜利后任教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外语系。1959年从香港赴台北，在台湾大学外文系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1955年春，在美印第安那大学进修一学期，翌年回台北创办《文学杂志》月刊，历时四年，对台湾当代文学的发展极具影响力。1959年再度赴美，先后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和加州大学克莱分校任教并从事研究，不幸因脑溢血去世，终年49岁。

• 〔40〕高真《闻一多牺牲前后》，载《纵横》2003年7期。

• 〔42〕梅贻琦于7月5日由南京转重庆返昆，10天之后闻一多遭暗杀。梅氏在日记中记下了当天的情形：“日间批阅两校公事颇忙。夕五点余，潘太太忽跑入告一多被枪杀，其子重伤消息，惊愕不知所谓。盖日来情形极不佳，此类事可能继李后再出现，而一多近来之行动又最有招致之可能，但一旦果竟实现；而察其当时情形，以多人围击，必欲致之于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急寻世昌使往闻家照料，请勉仲往警备司令部，要其注意其他人之安全。”（《梅贻琦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当晚，梅与查良钊急电教育部，电云：“加急。南京教育部朱部长钧鉴：今日下午五时，在西仓坡宿舍门外，本校教授闻一多为暴徒枪击立毙，其子重伤。同仁极度恐惶，谨先电闻。”（《闻一多年谱长编》）晚12点，美国驻昆领事馆副领事Roser率领两名美军，用吉普车把潘光旦夫妇、费孝通一家、张奚若等十余人接到美领事馆暂避。

次日，梅贻琦携夫人到云大医院看望闻一多夫人高孝贞与儿子闻立鹤伤势，知“肺部曾受三枪，今早已停止出血，腿部中二枪，一大腿骨已断，枪弹尚在内。但此子体格甚好，或能出险。医院中闲人甚多，盖李公朴遗体于今午火化，故来看热闹者特多也。”（南按：与梅日记不同的是，民盟与中共宣传机构皆谓前来者并非看热闹，乃出于对“斗士”的无比崇敬仰慕，特来吊唁，为民主运动鼓与呼云云）

李、闻一案传出后，舆论大哗，一时成为全国各党派各团体与各色人等关注的焦点。民盟云南支部发表《申明》，联大准备闻一多丧事并发表意见，中共领袖人物毛泽东、朱德给高孝贞发唁电慰问，云南省警备司令部总司令霍揆彰表示要捉拿凶手。此时的吴晗正携妻经重庆转赴上海，主要为袁震治病。在重庆时，吴晗夫妇拜访了中共领导人董必武等要人，汇报了民盟昆明方面的情况与诸位“斗士”们的战绩。到上海后，吴晗住在弟弟吴春曦家中，并设法把袁震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时在昆明负责的华岗已调任上海工委书记，专门送给吴晗一笔钱作为他的路费补助。从这笔钱中可看出，吴晗此前已经在为中共效力，故中共方面以投桃报李的规矩，专门拿出一笔钱以示回报。当时在上海的冯雪峰、史良、许广平、胡子婴、叶圣陶等著名人物曾到吴的住处拜访。当闻一多被枪杀的消息传到上海时，吴晗于悲痛中写了《哭一多》《哭一多父子》等文章，与全国各地民盟人员与中共控制的媒体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控诉国民党暴行，强烈要求惩治凶手的政治狂潮。在这股狂潮中，国民党最高当局不得不下令追查枪杀案的真相与凶手，予以惩办。

关于闻一多被暗杀的背景及惩凶经过相当复杂，其中许多未解之谜，几十年来一直为台海两岸研究者关注、破译并争论不休。概言之，此案大体有以下几种悬疑。

按闻一多之孙闻黎明所作《闻一多年谱长编》所说：“这是一次预谋已久的政治谋杀。早在五月间，云南警备司令部总司令霍揆彰即命令稽查处上校处长王子明、中校情报科长单学修等人布置四个特务组收集先生与李公朴、朱家璧、楚图南、艾思奇等五十余人黑材料。六月二十八日，霍揆彰、王子明赴南京向陈诚汇报，并呈上黑名单请蒋介石圈定，旋返昆待命。七月五日，南京国防部给霍发来密电，同意霍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七月六日，霍揆彰在设在翠湖的警备司令部内召开秘密会议……会上，霍揆彰命令王子明负责布置行动科暗杀先生与李公朴、朱家璧、龙纯曾四人……十一日，特务汤世良（汤时亮）、吴传云、赵凤翔等暗杀李公朴。十二日，另一行动组组长崔镇山召开组员会议，下令三日内刺杀先生，不准留活口。遂即决定秦永和、崔宝山等守候学校门口，跟踪先生；李明山（李文山）、钟刚潜伏西仓坡；崔镇山、欧阳天化、刘锡林在翠湖边随时准备策应。”

《年谱长编》又说：“十五日，先生出席李公朴死难经过报告会，一出大门，便被特务跟踪。先生在云大至公堂演讲时，蔡云祈、尚福海便混在人群中，他们本想动手，但慑于环境，便打电话向王子明请示，王指示说等先生回家再动手。下午五时十五分左右，先生与闻立鹤从民主周刊社出来，走到离家门十余步处，被早已潜伏及跟踪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特务李明山、崔宝山、刘锡林、何毅等前后夹击，左轮手枪、快慢机（德国造的二十响）一齐射向先生和闻立鹤。李明山还在闻立鹤腿上补了一枪。”

闻黎明的这段记述，是他根据云南省公安厅所藏解放初期审讯特务王子明、单学修、吴传云、崔宝山等人的记录及本人交代材料编写而成，提供材料者乃云南省公厅工作人员喻芳。应该说对方提供的属于第一手材料，颇为珍贵和可信。但结合其他当事人的回忆录与日记，有些地方恐不尽合理，有些地方还需重新提出加以探讨。如按闻黎明之说，既然霍揆彰、王子明赴南京向陈诚汇报，并“呈上黑名单请蒋介石圈定，旋返昆待命”。这就证明蒋介石事前知道这件事。但当时这一事件的参与者沈醉在《军统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出版）中，却这样说：“一九四六年七月，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在昆明先后被暗杀后，许多人都认为是军统特务干的。我当时在军统局任总务处处长，不知道这件事的内幕，连军统局局本部主管这类工作的负责人也不清楚。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的时候，毛人凤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说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据说蒋介石当时对这件事很生气，原因是他正在策划全面发动内战的阴谋，表面上伪装民主，还想欺骗全国人民，这种打草惊蛇的行动，暴露了他的马脚。血案连续发生后，全国舆论哗然，纷纷提出责难。蒋介石便派新上任的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唐纵赴昆明彻查，并下令严厉制止这类事件再度发生。”时已离开蒋介石侍从室并晋升为全国警察总署署长的唐纵接令，立即作赴昆准备。16日晚10时，唐纵来到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公馆会商昆明凶案处置问题，唐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道：“李公朴被刺，闻一多又被刺，究为何人所为？”17日，唐纵又来到国府，与吴铁城专门邀约参谋总长陈诚商量李闻一案的处置，陈“首先而坚决的表示，此事决非霍揆彰所为，绝与军方无关，当商电卢汉返滇主持侦查破案”。20日上午，唐纵为李闻案访张群，“彼对于昆明事件之看法，为下级同志出于义愤者所为”。22日，在昆明的原军统局人事处长郑修元（化名郑履冰）致电唐纵，“报告李闻案与警备部有关”。唐纵决计明日赴滇，并致毛人凤密电，谓“此间《新华日报》、《民主报》披露军统局密令一则，须提出抗议，要求中共缴阅原文，否则就是捏造。捏造就是自作暴行，而嫁祸于人的阴谋”。（《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

23日，唐纵抵达昆明，通过云南省警务处处长李毓桢、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兵站分监刘叔琬、昆明市警察局长龚少侠，以及受蒋介石亲自指派赴昆协助唐氏工作的原军统局三处（行动）处处长、时任军统上海临时办事处处长的程一鸣等侦查破案高手的协力合作，认定李、闻之案就是霍揆彰指使部下所为。李、龚、程三人均系军统特务，乃人中之杰、具有丰富的侦察与反侦察斗争经验。为了坐实此案，在唐的指示下，几人亲自到闻一多被暗杀的西仓坡现场勘察调研，经过提取残留物证、反复测量查验，结合当天目击者的指证以及现场残存的军用吉普车的辙痕等蛛丝马迹，认定闻一多就是死于云南警备司令部霍揆彰部下之手。

7月27日，唐纵悄悄乘机离昆，一路辗转来到九江，渡河，与原北大校长、时任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军统局局长毛人凤同车赴莲花洞，换轿到牯岭蒋介石官邸向蒋秘报昆明之行与侦察结果。“主席怒犹未已，大骂霍揆彰是疯子。余曰，闻一多于招待记者会时，侮辱领袖，力斥特务分子，刺激过甚，青年人血气方刚，一时控制不住。主席长吁短叹，曰，汝再赴昆明一行。余曰，请示方针。曰，已告顾总司令，此事务期水落石出，不能冤枉人！顾、卢、霍、张今日已赴昆明。”（唐纵日记）

7月31日，唐纵抵昆，旋访卢汉、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唐纵日记：“卢语我，案情不必调查，已成公开秘密，解决办法：（一）由警备部缴出凶手，研究审讯方式与案情；（二）由地方青龙、金马等组织中挺出一人担当本案责任。继与顾总司令商定将李、闻分开，由警备部解决闻案，李案由地方从容解决，原则即做如此决定。晚在金碧别墅，张贞夫、冷融庵、霍嵩山与余商量具体步骤至一时许。旋嵩山，来告李、闻案真相。”

8月7日上午，唐纵与卢汉、冷融庵（冷欣，黄埔一期，时任陆军副总参谋长）研究李闻案情，认为霍揆彰的警备司令部派人枪杀了李、闻。“傍晚赴巫家坝飞机场与周总司令至柔晤面。周含主席命来。传达闻案意旨，现在此案外间知者甚多，尤其美方业有详尽调查，必须认真办理。美方表示，美国固然痛恨共产党，但同时也痛恨法西斯比共产党还厉害，当年德国向英美表示愿与联合打共产党，英美人民觉得法西斯比共产党还可怕，故与共产党联合打德国。这是值得注意的。研究良久，大家的意思交嵩山带回去准备。”（《唐纵日记》）蒋介石的意旨不但说了实话，还颇具深谋远虑之处。事实上，闻案发生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在庐山就曾当面向蒋介石问过此案。当时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卿的一份备忘录中说：“马歇尔将军指出近于无休止的内战迹象和一些似乎政府方面的过格行为。他旋即极坦率地谈到昆明的两次暗杀及其对美国舆论的有害影响，这使委员长尴尬万分。”（《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8日，唐纵在日记中写道：此前对李闻案的推断“已有八成真实性了”。

通过以上诸多材料分析，李闻案与蒋介石并无直接关系，也就是说蒋没有在陈诚呈上的黑名单中圈定李公朴或闻一多，或者任何一位在他看来思想另类的“斗士”。进一步说，蒋介石压根就没有见到这份所谓的“黑名单”，此说只是后来由民盟与中共的宣传机构处于某种政治斗争和宣传的需要，硬性制造而出。否则，蒋不会在唐纵面前大发雷霆并骂霍揆彰是疯子。唐原是蒋介石侍从室的高级幕僚，随蒋生活、工作多年，其间多有所为并极得主子信任，类似这样一件并非涉及党国大事的机密，只是一点闹嚷嚷的小事，主仆之间完全没有必要相互欺骗和玩布袋戏，蒋的发怒是他内心活动的真实反映。

此时的蒋介石认为霍揆彰这位黄埔一期生，小不忍则乱大谋，给自己的政治处境造成了被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正如沈醉所说，蒋当时“正在策划全面发动内战的阴谋，表面上伪装民主，还想欺骗全国人民，这种打草惊蛇的行动，暴露了他的马脚”。沈醉说这话的时候，已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亡国之将，被中共作为战犯拿入大牢关了几十年之后重获自由的言辞，通观沈醉在大陆出版的所有回忆录（连同其他一切被中共政权改造过的战犯在内），如史家唐德刚所说，不是像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将领撰写回忆录那样唱戏抱屁股——自捧自。而是对着镜子喊王八——自骂自。在骂自己及其家人、亲属、老师、上级、旧部甚或朋友的同时，当然少不了骂上几句“老头子”，以示自己洗心革面，凤凰涅槃，重获新生，大步踏上了光明四射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等。当然，这里不是讨论沈氏文章风格的时候，不说也罢。从历史资料的真实与否看，沈醉的这段话倒是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蒋介石不会在国际国内局势如此敏感时期，作出对李、闻这两个知识分子刺杀砍头的抉择，故意给反对势力制造口实，坏了自己正在策划的党国大事。如果蒋介石非要出此下策，下令刺杀李、闻二人，那么不是他骂霍揆彰是疯子，他该用拳头击着自己光秃秃的电灯泡一样的脑壳（马寅初说：蒋介石的光头脑袋是电灯泡，里面真空，外面进不去），对着镜子大声喊上一阵子乌龟王八蛋了。

8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召见霍揆彰，在骂了霍疯子一顿“娘希匹”之后，鉴于全国舆论汹汹的局面和国际国内各党派的喧哗与骚动，毅然决定舍车保帅，从霍的部下拉出两个小特务枪决，以了事态。闻黎明在《闻一多年谱长编》中说，霍回昆明后，令王子明、刘寿琬召集行动科特务开会。会上，刘诡称怕公审时露出马脚，请弟兄中出来两人自首，公审后用他人替换了来，事后连升三级，送国防部任职。王子明亦说：好歹要保住霍揆彰，否则一切都不好办。这时，汤世良、李明山在无法推脱的情况下，愿意“自首”。于是，两人编造了一套假口供，并改名为汤时亮、李文山。王子明还抓了两个四川流落到昆明的人，用麻醉药麻醉后，关在西站营房，准备在刑场上替换汤、李二人。

8月15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军法处、云南省保安司令部、驻昆明宪兵十三团合组军事会议审判庭，对刺杀李公朴、闻一多的特务汤时亮、李文山两人进行“公审”。在场者仅二十余人，记者只允许中央社两人。梁漱溟要求闻立鹤出庭辨认凶手，被陆军副参谋长冷欣以其“伤势未好”为由拒绝。

8月25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在昆明金碧别墅招待记者，宣布霍揆彰之云南警备司令职已被革除，以何绍周（何应钦之侄）继任。

8月26日，顾祝同签署陆军总司令部法审布字第元号布告，宣布汤时亮、李文山两人在昆明枪决。第二天早晨，监斩官宪兵十三团警务团副张拯东用酒把汤、李灌醉，拉至东站外执行枪决。汤、李知道受了骗，但为时已晚。

闻黎明所述，说明汤、李二位凶手已被真的执行枪决。但沈醉等人在回忆录中却说汤、李二犯中途已被悄悄掉包换下，死里逃生。

据沈醉说：当时唐纵非常焦急，很担心这个案件如果弄不清是什么人干的，对他这位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太丢人，同时也想将计就计，借此来一次对中共的诬陷。在唐和我们研究的时候，便决定先在重庆准备好一两个人带到昆明去，叫他们在公开审讯时，自己承认是凶手，而且还要吞吞吐吐地说出和中共有关，但又不能完全承认是共产党。这样既可使全国人民知道不是国民党干的，又意味着是共产党指使人干的。为了避免中共方面要求参加审讯或进行反驳，所以要考虑得非常周到，不能露出马脚来。于是，“当天唐决定要我到白公馆和渣滓洞两个看守所中去挑选违犯军统纪律而受处分的人出面顶替。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这个出面顶替的人的条件，必须是没有担任过公开职务的特务，必须经得起反复考验而不会翻供。唐并透露，这个‘凶手’经过几次审讯之后便立刻判处死刑，但到执行时再换出来，用昆明监狱中已判决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其他犯人来代替。他还许愿：对于愿意出面顶替的军统分子，则不问他罪行大小和刑期长短，只要完成这次假凶手的任务，便可立即释放，并派往东北或西北地区去担任较好的工作以为报酬。”（《军统内幕》）

当沈醉连夜到看守所挑好人后，唐纵又突然命他放弃，说先到昆明看看再做计划，于是沈随唐飞抵昆明开始侦查案情。当案情真相大白后，“唐虽然向霍暗示已了解到这件事与警备总部的人有关，但霍仍然矢口否认。当时由于各民主党派一致提出要求惩办凶手，并保障民主人士生命安全，蒋介石才又派顾祝同到昆明查办。与此同时，蒋还把霍揆彰叫到庐山去当面询问，霍才不得不承认是他部下干的。蒋介石只将霍撤职，并叫拿出特务营当连长的汤时亮和当排长的李文山两人公开枪决，以了此案。实际上，这两名宣布被枪决的人也是叫人冒名顶替的。”

在这之前，霍揆彰还准备利用李、闻案件来一个借刀杀人，狠狠打击一下云南的地方势力。为此，他曾一度放出风声，说李、闻案是云南省前主席龙云的儿子龙三所为，并立刻开始搜捕。龙三闻讯，连夜逃往昭通老家躲避，几个与龙云有关系的旧部如副官长杨立德等却被捕了。但不管如何拷打审讯，这几位旧部至死不承认，事情一时陷入僵局。唐纵怕如此做法会引起以卢汉为首的当地势力怨恨，惹出意外事端，乃劝霍立即放人，另想办法。霍听从了唐的规劝，释放了龙云旧部杨立德等人，另从昆明监狱中提出两个判了死刑而未执行的罪犯，顶替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连长汤时亮和排长李文山被枪决。“枪决前，他们先将这两个替死鬼用酒灌醉，执行时沿途警戒森严，枪决后马上掩埋。这时，真正的凶手，奉霍揆彰命令主持这一罪行的警备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王子民和汤时亮、李文山等十多人，连同他们的家属二十多人，已由霍揆彰派专车连夜送到大理，交给了第二军军长兼滇西警备司令王凌云。王凌云把他们安置在大理后山无为寺内，用好酒好菜招待这些人。直到一九四七年，王凌云部调往武汉改骗为整编第九师的时候，王子民等人才由继任的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派人接收，继续保护起来。”

沈醉事后从霍的参谋长刘一戈、参谋处长郭业儒和第二军军长王凌云等有关人方面了解到，当时霍派部下杀害李、闻的目的，原来是想讨好蒋介石，希望改派他取卢汉当云南省政府主席。因为霍是陈诚系中的重要骨干分子，他从陈诚口中了解到蒋介石对与中共站在一条阵线的民盟的“斗士”们一向恨之入骨，满以为放倒几个“斗士”可以更加得到蒋的宠信，以便实现升官发财的美梦。想不到却落了个鸡飞蛋打的下场。霍在抗战时任过洞庭湖警备司令，当时沈醉在常德军统系统任稽查处长，与霍结识。霍因李闻案而被免职后，居住在长沙小吴门外新建的别墅“嵩庄”当寓公，沈醉曾前去探望。落魄孤独的霍揆彰对沈谈到李闻案时，只认为时机还不到，干得太早一点，才惹出一场麻烦。最后，霍无限感慨地说：“如果等到今天来干，那就不是过错而是有功了！”

沈醉在关于李闻案的回忆中，最后一句话是“解放后，汤时亮、李文山等才被清查出来，落入人民的法网”。（《军统内幕》）

沈氏回忆录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大，尚待进一步研究证明，不过他说汤、李二人在解放后落入人民的法网，那么作为案发地与管辖区的云南省公安厅应该知道此事，并有询问笔录等材料留下。但后来云南省公安厅向《闻一多年谱长编》的编撰者闻黎明提供的只有王子明、单学修、吴传云、崔宝山等人的询问笔录与交代材料，而这些材料中没有任何一人言及汤、李二人在被枪决时于现场被替换之事。如真有此事，作为时任稽查处长，并指挥参与了整个案情的王子明不可能不知，落网后亦不可能不加以交代。或许处于慎重，闻黎明相信当时处决的就是汤、李二人。

要真正弄清李、闻案特别是两位凶手的真相，只要查一查汤、李二人在解放后是否真的落网就可解决。如真的落入人民法网，替换之说自当成立；如果公检法等部门皆不知其人有落网之事，那么，可以认定当年被处决的就是真正的汤时亮与李文山二凶手。

当然，还有闻黎明所说的王子明与沈醉所提到的王子民疑为一人，若王子明就是王子民，那么其人在解放后确实落入人民的法网，但他交代的材料中仍然没有汤、李二凶手被替换之说。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沈醉所言可靠性不大。但沈醉在书中又言之凿凿，难道是沈氏的老毛病又犯了，与广大读者耍起布袋戏，或搞起了军统时代指鸡骂狗，声东击西的“暗算”不成？

第十四章　残阳如血

胡适归国

1946年7月4日，胡适乘坐的邮轮经过50天海上风吹浪摇终于靠近了上海港。烟雨迷蒙中，朝思夜想的故国神州就在眼前。站在甲板上的胡适，手搭凉棚，眺望眼前这座在战火兵燹中几近夷为平地、百废待兴的城市，感慨万千。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三点，船在吴淞口外远远的就下锚了。大雨。

天晴后，八点一刻，海上晚霞奇艳，为生平所少见。

九年不见祖国的落日明霞了！〔1〕

简短的记述，蕴涵着浓郁的诗情画意，透出了胡氏对家国的眷恋与重返故土酣畅快活的激越心境，同时也隐约折射出异国他乡多年生活奔波的辛酸与悲凉——八年前，当他以瘦弱身躯，在熊熊燃烧的战火中踏上轮船甲板即将起程远离祖国的时候，没想到会在今天这样一个晚霞夕照的时刻重新踏上故国的土地。

第二天下午，胡适离开邮轮乘儿子胡祖望引领的小船登岸，在一群报馆记者簇拥下来到上海市政府大厅，出席上海市长吴国桢做东的欢迎宴会。席间，胡适发表简短谈话，当记者问起在美国近9年的情状和感受时，一直面带微笑的胡适竟一时语塞，不知从何说起。八年零八个月的艰难辛酸，宠辱哀荣，已郁结为一枚坚硬苦涩的青橄榄留在他的内心深处，其心境与感受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尤其是在刚刚踏上故国土地，激动亢奋的历史时刻更难出口。此事可谓孩子没娘——说来话长，绝不是此前胡适自嘲自怨的“我将真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所能概括得了的。

在抗战前的6年中，国人皆知胡适是主和派政治集团的一员骁将，曾竭力主张通过谈判和国际调解与日本讲和，尽力避免对日战争，直到受命出使美国才改变了这一顽固立场。多少年后，世人通过陆续披露的密信或内部档案材料才略有窥知，抗战前的胡适尚没有傻到把国家命运全部押到与日本谋“和”这盘棋上，在主“和”的同时，同样清醒地认识到，中日战争或早或晚不可避免地总要爆发，也就是台湾前国民党主席连战的祖父连横于1936年春在沪所遗留“今寇焰逼人，中日终必有一战”的著名预言。中日双方利害关系，就连满清遗老连横老朽都能看出，何况集中西学问之大成的新派士林盟主胡适？在胡的思想观念中，除了一个以国家的最大利益负责任地主和的“和”字，又有另一个主动迎接战争的思考和计划。

早在1935年6月27日夜，胡适在给王世杰的一封长信中就表达了对时局的认识与战略构想，并精辟地预言中国需要一个长时期的抗战过程，方可促成英、美在太平洋与日本开战的可能，信中说：“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若中国局势发生逆转，只能寄希望于“一个很远的将来”。其理由是，日本因滋生了一个狂妄而危险的图谋称霸世界的野心，最终将激怒英美，到那时，“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又说：“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进那不易发动的世界二次大战。”〔2〕

这封信向世人揭示了一个埋没日久的秘密，也消融了时人或后人对胡适的部分误解。可以说，至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胡适就意识到形势比人强的世界发展大势，开始修正他此前一味主“和”的观点，并天才地预见到了未来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地点、时间。只是鉴于当时蒋介石心中“等我预备好了再打”的算盘尚未摈除，加之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预言与现实尚有一段遥远的距离，或者说仍处于雾中看花阶段，胡适不便公开表白自己的观点。但这一奇崛的战略构想，无疑地已在他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并成为面对未来的希望所在。

1938年10月5日，胡适由欧洲返华盛顿就职视事，住进“双豫园”大使馆官邸。翌日拜谒美国国务卿，27日向罗斯福总统递呈国书，自此正式以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身份开始了外交活动生涯。

1938年10月27日，胡适（左）向美国总统罗斯福递交国书后留影

胡适使美，国人寄予厚望。10月8日，《大公报》发表张季鸾执笔的社评《胡大使抵美》，谓：“胡适之先生之受命为大使，及其本人之肯于担任，这都是平日想象不到的事。这个问题本身，就象征着中国是在怎样一个非常时期。同时可以看出政府期待于他及他自己所期待的任务是怎样的重大。”同时表示：美国人应当相信，胡适是位最冷静、最公平的学者兼外交家。他最了解美国，也最了解祖国，我们政府与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能达到更增进中美友谊的使命之成功云云。当时的行政院长、与胡适关系并不融洽的孔祥熙也拍发电报，假惺惺地表示态度：“启程莅任，至感欣慰。此次使美，国家前途利赖至深。列强唯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吾兄长才，自能应付裕如。”〔3〕

当此之时，虽然罗斯福出于对世界大局的考虑有援助中国、遏制日本之心，但美国国会中仍有一部分长着“花岗岩脑袋”的傲慢加一部分操蛋派议员，不为胡适的演讲鼓吹所动，坚硬的脑袋中一如既往地残存着严重的孤立主义，而唯利是图的奸商巨头也力图与日本保持经贸关系，不愿得罪日本，以便自己大发战争横财。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缠，罗斯福授意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暗中研究可能的援华方案。

1938年9月，摩根索在巴黎向中国驻法国大使顾维钧表示：如果国民政府派两年前曾与美国政府签订《白银协定》时有过愉快合作的金融家陈光甫赴美，则有可能找到信用贷款的途径。顾维钧迅速将此消息转达重庆，国民政府遂决定派陈光甫与徐新六两位金融界巨头前往美国。由于徐新六自港飞渝时座机被日本飞机击落，陈光甫只得独自赴美。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整日只想着自己如何捞钱和与日本人讲和，压根没有制定具体的求援方案，甚至连求援数目都没有一个较精确的估算，只是天方夜谭式地交代陈赴美后要争取3亿～4亿美元的贷款。陈光甫当即认为孔祥熙乃一无知痴儿，不足与之为谋，更无须与其啰唆。在赴美之前的短暂时间里，陈光甫对国内可做贷款抵押的各种产品进行了详细研究，并在美财政部驻华使馆参赞尼克尔森的建议下，选定桐油作为抵押品。桐油是美国紧缺的军需物资，如果得以出口，那些反对援华抗日的孤立派也就失去了依托，反对的嘴巴就不易张开。更重要的是，桐油属中国当时最大的出口商品，可能得到美方的信任，争取到较多的贷款。陈光甫抵美后，在新任大使胡适的紧密配合下，很快与美国财政部就桐油贷款事宜达成了秘密协议。10月24日，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要求，美国银行终于正式同意向中国发放贷款。

就在美国同意贷款的前一天，即10月23日，武汉会战进入尾声，百万国军即将全面溃退。消息传到美国，胡适召集大使馆人员沉重而坚定地说道：“我们是明知国家危急才来的。国家越倒霉，越用得着我们。我们到国家太平时，才可以歇手。”

10月25日，中国重镇武汉失陷，国民政府几乎弹尽粮绝，军队损失惨重，已没有一个完整正规师可以应战，情势万分危急。当晚，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专门邀请胡适与陈光甫到家中做客，宣布贷款批准一事，二人颇为感动。胡适后来致函摩根索，再三强调这是值得纪念的一个夜晚，称“正当中国局势危急的时候，这一笔钱，真是有救命与维持体力的作用，也是心脏衰弱时一针强心剂。而由此‘桐油计划’确立，英国之购料借款与币制借款亦相继获得成功。中国国际信用，大加改善。关系之重大，不言可喻”。〔4〕

10月31日，胡适将一张照片送给与自己精诚合作的金融家陈光甫，照片旁侧有自己的题诗。诗曰：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正是这个过河“卒子”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真诚的情感和高超的外交手段争取到了贷款，给中国的抗战输送了维持生命的血液。未久，美国复兴金融公司董事长琼斯正式向外界宣布进出口银行将给予纽约世界贸易公司2500万美元贷款。1939年2月8日，陈光甫以世界贸易公司董事长身份与进出口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中国政府总算得到了第一笔美金贷款，也是书生大使胡适走出书斋为国家荣立的第一次大功。

就在胡适于美国政客之间为迫在眉睫的贷款事宜上下奔走时，1938年11月8日与12日，连续接到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发来的两封密电，谓国内有一部分人鉴于实力难以持久，愿乘此与日本媾和，而汪精卫、孔祥熙等鼠辈则早已对抗战失去信心，力主谈和，但介公却“尚未为所动”云云。此时正是武昌失守，国军全部退出武汉战场，湖南岳州失陷，华夏神州最为富足的东南半壁江山尽失，中华民族到了存亡在乎一念的特急紧要关头。胡适接电忧心如焚，当即拟一长电加急拍还，他根据自己原有的意图与新近观察的国际形势，斩钉截铁地指出：“六年之中，时时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战是误国，不肯负责主和是误国，但今日屈服更是误国。”〔5〕

如此旗帜鲜明，措辞强硬的电文，令使馆工作人员大为惊骇，生怕胡适“负责任太大”而不敢发出。在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时刻，胡适一改往日脸上时常挂着的温和笑容，神色庄严地正告道：“这是我给翁咏霓的私电，不是使馆官电。”意思是若闹出大的事体，吃不了我一个人兜着，不会沾到尔辈身上。在胡适的坚持下，此电最终发出。

按史家余英时的说法，胡适毅然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使美国，完全是为了实现他早在1935年给王世杰的信中，关于中日战争的一个有着先见之明的构想而来——中国在破釜沉舟、单独苦战三四年之后，终能促成太平洋国际大战。在这个战略构想中，胡适首先假想的参战国当然是美国，因而如何让美国卷入远东地区的战局便是他首要愿望和为之努力的目标。当他于1937年9月末以民间使者身份踏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土时，在排华势力与孤立派于政客、财团中仍占上风之际，胡适和当年十四条失败后的威尔逊总统一样，在华府“道不得行”的情形下，乃直接诉诸美国人民。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胡适赤膊上阵，通过广播演说，向美国人民展开宣传鼓动攻势。10月1日，他在首次应邀于旧金山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向全美广播的极其宝贵的13分钟里，巧妙又态度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方针。在这篇名为《What China Expects of American in the Present Crisis》（《中国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的著名英语广播演讲里，胡适说道：“虽然对于贵国人民冀求置身战争之外的愿望我是完全的同情，可是我不免有这个想法：那就是仅靠消极的绥靖主义而没有建设性的和平政策为后盾，绝对不足以保障列位所深深希望的和平。中国对美国所期望的——是一个国际和平与正义、实际与积极的领导者，一个阻止战争，遏制侵略，与世界上民主国家合作的策划，促成集体安全，使得这个世界至少可使人类能安全居住的领导者……”〔6〕

此次演说，尽管胡适开始一再声明中国决无意把爱好和平的美国卷入残酷的战争，但又暗含机锋地列举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例，指出美国“仅靠爱好和平，保持中立”，并不足以保证必能避免战争。过去，侵略者的野蛮行动曾使美国卷入世界大战，但目前同样的野蛮行动依然表现在侵略者的身上，美国最后还是要不可避免地被迫重新踏上以战止战的老路。也就是说，美国目前采取的所谓的“中立”，是违背历史经验与世界大势之潮流的。

胡适演说词锋芒之厉，就连电台方面的人员都感到“太厉害”了，在开播前一再要求对这一讲稿进行修改。胡适于“大生气”中表示了强硬姿态，“宁可取消广播，不愿修改”。最后，电台人员一咬牙，决定冒一次风险，演说词一字未动，全文播出。所产生的效果自在预料之中，整个美国东西海岸为之震动，许多视日本在远东地区进行侵略战争为“事不关己”的美国人，收听了这位中国学者的声音，开始反省自己对于中日战争的认识并为之感到汗颜。按余英时的说法，这第一篇广播词定下了胡适此后数以百计演讲词的基调，“这才是他作为驻美大使的主要特色，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大贡献也在此。他年复一年地四处演讲究竟发挥了多大的实际效果，这是无法精确估计的”。〔7〕

已经了解世界大势的胡适深知，如果中国政府和军民不能苦撑自救，这个世界上则没有其他人救你，是谓《圣经》所言：“上帝拯救的是那些自救的人。”胡适按照自己往日教导国民“一点一滴去做”的愚公移山精神，赴美后四处演讲、游说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及至次年7月，他凭借在国际间享有的声望，已走遍美国、加拿大等北美各大城市，会见各方知名人士，揭露日本的侵华暴行，表明中国抗战的坚强信念。其温和真诚的态度，滔滔雄辩的演说词，震撼着美国各色政客、财阀与公民的心灵，令对方于无形的感化中不断修正对中国固有的傲慢与偏见。正如《纽约时报》所说：“凡是知道胡适的美国人，都会因为胡适的新使命而欢呼。……胡适的同胞很少能比胡适更宜于代表新旧两派中国文化的精华。很少中国人能如此适于沟通中美两国的情形，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8〕

1938年12月4日，胡适在纽约中国文化协会（Chinese Cultural Society）作了一次题为《日本侵华战争》的演说，此时的胡适因研究小说颇得要领，一上来就以武侠小说的手法语出惊人：“如果你们要我用一句话来概括当前中国的状况，我会毫不犹豫地说：中国正在大出血中走向死亡。”听众尚未从这一惊世骇俗的消息中回过神来，胡适接着说道：

在过去超过十六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和侵略者进行战斗，侵略者是当前世界上三大海军之一，也是四五个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中国，已经伤亡百万人，丧失了大片土地。所有沿海和长江流域的重要城镇都已沦陷：北平、天津、青岛、济南、上海、杭州、南京、芜湖、九江、厦门、广州和武汉都已陷入敌手。几乎所有一般为外界所知的重要城市，包括商业、工业、教育、现代文化、交通和通讯中心，不是受到严重破坏，就是受到侵略者的占领。〔全国〕一百一十一所大专院校之中，三分之二以上或被破坏，或被占领，或已瘫痪，只有极少数在内地的〔大学〕既无设备，又需冒被轰炸的危险，还在运作。除了战斗部队的重大伤亡之外，六千万的老百姓被迫离开了已被摧毁的家园，流离失所，没有房子，没有医药，绝大多数甚至没有最起码赖以为生的资源。每天都有上百的无辜老百姓受到日本皇军轰炸机的杀害。

最严重的是，自从10月广州沦陷之后，中国完全断绝了海上交通，那也就断绝了来自海外武器和弹药的供应……

这也表示在输出和争取外汇上，面临了极大的困难。

这就是中国的现况。我说中国正在大出血中死亡，是个夸张的说法吗？〔9〕

武汉沦陷后的1939年2月，蠢蠢欲动的汉奸团体在汉口发起“民众救国大会”，许多未成年的儿童也被骗入会场，打着日本膏药旗，要求国民政府与日本“讲和”，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之梦，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接下来，胡适以稍微缓和的口气述说广州和武汉沦陷后，国民政府很大一部分军政要员与普通民众曾对抗战能否继续产生过一段怀疑和彷徨，甚至绝望。而胡适本人也曾多次向美国朋友指出，用血肉之躯来对抗高科技的武器是有限度的；在力尽之后，是有崩溃的危险的。因而部分人出现怀疑、彷徨是极自然的，就如新闻报道所说，有过一度和谈——那就是认真地考虑过弃守投降——的沟通，而敌人也很清楚地表示愿意议和。

在道出中国遭受侵略的现状和实情后，胡适话锋一转，开始引用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领导的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来说明中国的处境和存在的希望，以便引起美国人最大限度的理解和道义上的同情。最后，胡适坚定地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终将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有赖于中国人作出更大的牺牲，进行持久的抗战；其次则呼吁民主国家对日本实施禁运等。

这篇用心良苦的演讲，在引起美国部分人同情与理解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媒体的误解和断章取义的歪曲，有的则毫不客气地给胡适脸上泼了几罐子虾酱状的污水。据美国《生活》杂志报道，这篇演讲是中国有意向日本求和的试探性前奏曲。消息传到中国，重庆方面一些政客如孔祥熙之流借题发挥，对胡适的言行大加讨伐。为此，蒋介石也大感不快，差点将胡适招回国内“述职”。以此为开端，胡适日后在美国的“宣传”也越来越与重庆方面的“当道”者不能合拍，直至双方矛盾加深，成为不可收拾之局。

胡适向美国公众演讲时的风采

除了心怀善意或暗怀鬼胎的媒体弄出的误会与曲解，胡适的演讲在受到部分国内“当道”者诋毁的同时，也引起日本人的惊恐与愤恨。敏感的日本高层意识到在对美外交上让中国占了上风，只派遣一个驻美大使无法与之匹敌，需调兵遣将，对胡适来个围追堵截，方能打掉对方的气焰。日本官方的《日本评论》更是趁机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专门发表评论，宣称日本需立即增派三个大使级人员才能抗衡胡适，这三个人分别是文学家鹤见佑辅、经济学家石井菊次郎、雄辩专家松冈洋石等。在胡适的活动与中国政府各方面的积极努力下，美国社会舆论渐渐从“不干预”转向同情中国，谴责日本，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向来注意收集资料的胡适，在日记中保存了一份1940年10月31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内中转述了东京英文《日本时报》的评论。这篇评论对美国国务院在幕后支持胡适于北美各地巡回演讲极表愤怒，指责胡适以大使身份到处演讲，是刻意激起民众对日本的仇恨，很有可能将美国引入和日本可怕的战争之中。

对这篇恨意咄咄的文章，史家余英时评论说：“这至少说明，在日本政府的眼中，胡适的演讲活动已构成美、日关系的一大威胁。可以想象，胡适平时与罗斯福和国务院高层领导人物之间的交谈，也必然强调与日本谈判并不恃，因为它决不讲信义，这是他一贯坚持的看法……无论如何，1941年11月26日美日最后谈判的破裂，与胡适在最后一分钟的强烈争持是有关系的。”〔10〕

余氏所说的“最后的谈判”，指著名的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美日最重要的一次外交战略交锋。胡适在最后一分钟争持的是什么，为何世界两个强大帝国由于胡适的争持而导致谈判破裂，直至大战爆发？拘泥于资料的匮乏，世人知之不详。据美国新近解密的资料透露，当时的具体情形大致是：1941年9月，美日两国政府开始秘密谈判中国与西南太平洋局势，日方派野村与来栖大使在华盛顿执行谈判任务。胡适闻讯，立即在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国务卿赫尔两位决策者之间展开攻势，防其在关键时刻做出有损于中国利益的举动。但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还是决定与日本妥协，无情地把中国当做一条装载了无数贪官污吏兼饭桶的破麻袋抛了出去。此时中国与日本血战已达4年之久，“苦撑待变”几乎达到胡适所说的极限，若无外力介入，后果不堪预料，很有可能真的在大流血中走向死亡。而此时美国与日本的妥协，无疑将中国推向崩溃的边缘。

9月24日，由于胡适的坚决请求，赫尔约见了胡适等中、英四国大使，极不情愿地出示了临时妥协草案的美方定稿。胡适看罢，极为震怒，当场向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严正抗议，并立即求见罗斯福总统，请其出面阻止这一有害中国利益的方案，同时请求英国方面共同对这一决策提出抗议。英国首相丘吉尔经过反复权衡，最终采取了胡适的建议，致电罗斯福总统，明确反对美国于历史的紧要关头与日本妥协这一利己害华的做法。丘吉尔极富政治远见地指出：“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的危机。”〔11〕由于英国方面与胡适大使的强烈反对，美国高层才于11月26日决定撤销与日本的妥协方案，从而导致日本陷入空前孤立状态，满天风险的太平洋局势彻底翻盘。——这就是胡适“在最后一分钟的强烈争持”的由来。

胡适大使（中）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坐者）说明中国人民万人签名的文件

1941年12月7日，即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当日，胡适正在纽约慷慨激昂地演说，罗斯福打来电话，约他速到白宫相见。胡匆匆来到白宫，罗斯福开门见山地说：“胡适，那两个家伙（南按：指日本特使野村、来栖）方才离开这里，我把不能妥协的话坚定地告诉他们了，你可即刻电告蒋委员长。可是，从此太平洋上随时有发生战事的可能，可能发生在菲律宾及关岛等处。”〔12〕

此时的罗大总统只说对了一半，战事是要爆发，但不是万里之外的菲律宾与关岛，而是美国本土。胡适离开白宫刚到使馆，就接到了罗斯福打来的电话。对方用激愤得有些颤抖的声音说道：“胡适，方才接到报告，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几年后，美国著名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名教授查理·毕尔在他的名著《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一书中，视胡适为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毕尔在书中所说的大意是：美日之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罗斯福总统为了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地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才惹起日军前来偷袭珍珠港，最终把美国拖入了可怕的世界大战。

查理·毕尔所言虽不免过于夸张，但也透出了一个内在的事实，即胡适当年接受使美职务，便是为此一“大事因缘”而来。胡适“在大使任内，运用一切方式和力量推动美、日交恶，是众所周知的。他一心一意要把美国带进太平洋大战，使中国可以有‘翻身’的机会”。〔13〕世人看到的是，随着日本偷袭珍珠港，美英等国正式对日宣战，第二次世界全面爆发，胡适这一“大事因缘”就此了结，等待他的将是挂冠而去的灰色结局。

谁知明月照沟渠

胡适出使美国的几年中，尽管整日殚精竭虑、不辞辛劳地四处演说，以唤起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同情，并以正义力量介入战争，达到“以战止战”的目的。以蒋介石为首的重庆国民政府同样以坚强的意志和实际行动，向国际社会宣示了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然而，只有决心没有实力仍然是一场虚幻的梦境。当抗战苦撑到1939年9月，胡适与陈光甫争取到的桐油贷款即将用竭告罄，国民政府再次陷入经济和战争的双重危急。根据蒋介石的指令，9月8日，驻美大使胡适紧急求见罗斯福，26日又见摩根索，申述国内局势之严重，要求美国再提供一笔借款，给中国“打一剂救命的针”。摩根孛态度还算积极，但罗斯福迫于国内政客和日本方面的压力，要求一定慎重从事，“勿授人以柄”。

1939年12月6日，胡适与陈光甫再访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阐明中国时局的恶化以及对美援助的热切期望：“中国抗战已逾二年半，国困人乏，一切物资都亟待补充。……务请早日拟定办法。……如日本正式宣战，我方接济更多问题。”摩根索听后，“颇为动容，答应极力设法”。随后，陈光甫告知对方今天是自己59岁生日，能够得到摩根索财长“极力设法”的允诺，实在是一件最好的生日礼物。摩根索听后，深为陈氏的敬业精神所感动，并深信有胡适、陈光甫这样的忠义之士为之效命，中国不会灭亡，战略反攻只是迟早的事情。怀揣着对胡、陈二人的敬意，摩根索当即亲自为陈光甫预订了回纽约的机票，让陈回去过一个安稳的生日，并允诺他将亲自处理贷款事宜。在得知陈尚未与联邦贷款署琼斯（桐油贷款时为美国复兴金融公司董事长）商谈后，摩根索又主动表示将亲自与琼斯商谈此事。陈光甫深为感动，后来回忆该事件时称之为“奉旨度生辰”。

摩根索与琼斯等人商量的结果是，中国可由著名的滇锡贷款。陈光甫与胡适抓住这一时机，趁热打铁，胡适先后两次会见罗斯福总统竭力争取对方促成滇锡贷款事宜。1940年1月24日，胡、陈二人又一起会晤琼斯并声明，重庆国民政府一定不会中途与日讲和，中国人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决不投降。如果美国能出力援华，中国定能坚持到最后胜利。为了向美方申明中国确有债务信义，陈光甫电促孔祥熙如期交付桐油款。在各方共同努力下，1940年3月7日，美国联邦贷款署主任琼斯终于宣布再向重庆国民政府贷款2000万美元。4月20日，陈光甫与美进出口银行正式签署了滇锡贷款合同。胡适在向重庆报告时特别指出，这次贷款利息较上次为轻，偿还时间较长，售锡余款还可“自由”支配，堪称是优惠条件（比桐油贷款年利少零点五厘，还期为7年，比铜油贷期长2年）。蒋介石对胡、陈二人与美达成新一轮贷款深表感激，于3月9日致电罗斯福表示衷心感谢。国民政府多数军政大员闻听这一喜讯，也在长吁一口气的同时露出了少有的笑容，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并对胡适与陈光甫的努力充满敬意。

就在中美双方皆大欢喜之时，唯孔祥熙处于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心中拧结的阴暗疙瘩，满怀醋意地对此次贷款表示不满，扬言贷款条件似尚偏苛，不如对芬兰等国为优，芬兰贷款无须抵押，条件较宽，而中国不但以锡做抵押，美方还要利息，美国佬真是狗眼看人低，不是个东西云云。孔氏以行政院院长身份正式回电中，对美方颇有微词，并悍然责备胡适、陈光甫等人谈判不力，没有为国家争得面子等。胡、陈闻讯，在大为震惊迷惑的同时，对蒋介石这位“老二”孔祥熙的做法很是恼火，想不到在孔祥熙的眼里，自己不但无功，反而成了民族罪人。盛怒之下，陈光甫决定回国当面向蒋介石说明并与孔祥熙对质，以视正听。在离美之前，悲愤交织的陈光甫致电孔祥熙并转呈蒋介石，极其明了又毫不客气地说道：现在的美国“论利害与我非唇齿之依，论交情亦无共患难之宜，何独钟情于我等积贫积弱之国家政府？国际间无慈善事业……今后抗战必须基于自力更生之原则”。又说：“我先自助，人方助我。否则，求人之事难若登天。”此言算是对单独勃起较劲儿的孔祥熙一个猛力回击，也是对蒋介石本人与国民政府高官大员们的一个严厉的警示。

然而，世界是复杂的，政治更为复杂，胡适的举动和努力，依然招致国内以孔宋集团为代表的政客们的种种非议和责难。原本就与胡适特别是胡的“打手”傅斯年水火不容的孔祥熙，不但不加收敛，反而在蒋介石面前屡进谗言，谓胡适书生气太重，“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办事不力，在中立法、借款、禁运、合作等主要使命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作为向来好热闹和爱面子的胡适，在四处讲演的同时，喜欢在美国各校接受名誉博士学位确是事实，四年间，竟领得荣誉博士帽子30余顶。〔14〕如此炫目浮华的盛誉，确也过于显山露水，令人眼热，并给对立面提供了攻击的炮弹。于是，孔祥熙、宋子文之流便抓住此点到处散布，一并将水搅浑，把胡在美的其他功绩全部抹杀，最终导致蒋对胡失去了原有的信赖。1940年6月，蒋介石撇开胡适，命他的郎舅宋子文以自己私人代表的身份前往美国争取对华贷款。宋子文下车伊始，便以皇亲国戚咄咄逼人的气势，劈头盖脸地对前来拜见的胡适指责道：“国内有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管管正事吧！”胡适经此一击，自是不服，当场同宋子文争执起来。自此二人结怨，再也难一共事与合作。宋为急于立功，捞得“大鱼”，也撕破脸皮，开始对胡适进行或明或暗的诋毁与挤压。

1940年10月，宋子文致蒋介石密电，公开表示对胡适的不满，说：“欲得美国切实援助，非空文宣传及演说所得奏效，务面向各政要及各界不断活动。”又说：“际此紧要关头，亟需具有外交长才者使美。”〔15〕宋甚至公开提出撤换胡适，推荐施肇基接任驻美大使。蒋介石认为宋之意见颇有道理，但鉴于胡适与罗斯福总统建立的良好关系以及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思虑再三，迟迟未下决心。同年11月，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抄录了这样一段话：“《封神》十九回说：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16〕借此表达了胡氏一心为国操劳，想不到却备受谗言诋毁与暗箭刺击的愤懑痛苦之情。

这年12月17日，这一天是胡适的生日。胡对自己一年来的工作作了梳理与回顾，颇为感叹，同时对做事的困难也有了更为辩证的认识：国际局势演变对中国日益有利，确实使做事的难度减少了。但来了一群“太上大使”，又使做事的难度稍稍增加了，自己也“只好忍这种闲气”。在如此的困境中，胡适仍决定困兽犹斗，坚持自己的主张和做法，以“为国家做点面子”，“叫人少讨厌我们，少轻视我们，叫人家多了解我们”。但“太上大使”宋子文却不作如此想，他越来越把胡适的存在视作眼中钉、肉中刺，非欲除之而后快。宋氏穷追不舍，连连向蒋介石拍发密电，催促尽快免去胡适大使职务，以“挽救外交之颓局”。在蒋介石仍举棋不定的情况下，1941年7月12日，按捺不住的宋子文在给蒋介石拍发的密电中，再次枉说胡适在工作上不予配合，并颇有协迫意味地表示：“长此以往，不但文不能尽职，有负委任，适之亦属难堪。唯有恳请毅然处置，迅予发表。”这个时候的宋子文已有恃无恐，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外交事务，而将胡适排挤于圈外。一向怀有宽恕之心的白面书生胡适，终于忍无可忍，激愤地公开宣称宋子文为“太上大使”，对自己的工作颇多掣肘打压，二人矛盾进一步恶化。因胡适心中有一个把美国拖入太平洋战争，使中国好有“翻身”机会的信念，在与宋子文等辈斡旋的同时，依然坚持忍辱负重，咬紧牙关“苦撑待变”。当珍珠港事变爆发之日，胡适悬在心口日久的石头才砰然落地，感到多年来期待的“大事因缘”已然铸就，或谓千载一时，一时千载，新的世界格局业已形成，自己的使命也该结束了。

1941年4月25日，胡适与蒋介石特使宋子文（右），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左）签订中美平衡基金借款协定时的情形

“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既然太平洋局势已经翻盘，世界头号霸主——美利坚合众国业已参战，强有力的“车、马、炮”已云集阵前，作为书生大使的胡适对国民党政府来说，真的成为一个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过河卒子”了。而这个卒子是拼命向前还是后退，抑或翻到沟中的污泥里去，亦无关大局。与此相反的是，宋子文借此机会来了个鲤鱼打挺，神奇地登上外交部长的坐椅，开始名正言顺地对胡适发号施令，竭尽排挤打压之能事。面对这种令人尴尬、愤懑局面，1941年12月24日，胡适郑重其事地对宋子文说：“郭泰祺来美时，我曾经告诉他，我不想干这种外交官的事。若有更动驻美使节的需要，我随时可走。现在你是我的老朋友、新上司。我也同样向你声明，如果政府要更动驻美使节，也请你千万不要迟疑。我随时可走。”〔17〕

胡氏之说可谓真情流露。但是，颇懂官场游戏规则的宋子文，深知若在这个节骨眼上赶走胡适，无疑会引起国内对立面的愤慨与学术界的强烈反弹，让对方抓住不仁不义的辫子反攻倒算，对自己的名声地位极其不利。于是，他采取和稀泥的方式，把胡适架空并晾在一边，让其既不能进，亦不能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在悬空夹缝中自生自灭。

转瞬半年时光过去了，徒有大使之名但无所事事的胡适，于1942年5月17日给翁文灏、王世杰写了一封长信，叙述了自己悲凉的处境与内心酸楚。信中说：“我在这四年多，总为诸兄说‘苦撑待变’一个意思。去年十二月七日，世界果然变了。但现在还没有脱离吃苦的日子。还得咬牙苦撑，要撑过七八个月，总可以到转绿回黄的时节了。”又说：“某公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我则半年来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到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故无可进言，所以我不能不希望两兄了。……去年十二月八日我从国会回家，即决定辞职了。但不久即有复初之事，我若求去，人必认为我‘不合作’，对内对外均费解释，故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寻一个相当的机会，决心求去。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18〕

两天后的5月19日，胡适在日记中饶有意味地记载道：“自从宋子文做了部长以来（去年十二月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他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他手下的施植之对人说的）。”又说：昨日我复雪艇一长电，特别抄了送给子文看，并且亲笔写信告诉他，意在问他如何答复，他今天回我这封短信说，“I replied much in the same vein”（我已用同样的意思答复了）！他竟不把他的电文给我看！〔19〕此时的胡适作为国民政府任命的特命全权大使，竟被宋子文之流挤压到如此苟延残喘的可怜地步，一代学术宗师的尊严尽失，面子荡然无存，胡适本人为之愤懑不平的同时，也令旁观者欷歔叹息。

遥想当年，胡适受命担任驻美大使时，他一再声称自己就职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在“国家最危急的时期”，“为国家找点战时工作”。在给夫人江冬秀的信中，胡适写道：“我到此已五十日，没有领到一个钱的薪俸。全馆十余人，还须我垫借钱应用。我每天总是很忙的，晚上睡觉总是很晚的。……我不怕吃苦，只希望于国家有一点点益处。头发两边花白了，现在当中也白了不少。”在另一封信中又说：“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得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仍旧教我的书去。”〔20〕在胡适看来，坐上驻美大使这把椅子，并不是一种荣耀和发财的机会，但在另一些官僚政客看来恰恰相反。因而，战事尚未结束，他就被孔宋家族挤出圈外。面对这一令人悲感交集的结局，拘于礼义道德与情面的胡适在痛定思痛之后，算是彻底想通了。既然大道不行，小道充塞，也就不再顾及许多，索性放下“吾曹不出，与苍生何”的书生意气，立即辞去大使职务，按照孔子“乘桴浮于海”的古训， ；重归士林，操持旧业。

1942年9月18日，胡适完成大使馆的交接工作，与使馆工作人员握别

1942年9月8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国务会议决议：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调驻法大使魏道明任之。胡适接到免去他驻美大使职务的电报后，已近夜11点钟，他斜靠在沙发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稍后便回电国民政府：“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谢。”〔21〕

9月18日，胡适交卸差事后，提着自己的行李，黯然离开了在华盛顿的官邸——双橡园，结束了4年“过河卒子过洋来”的大使生涯。在当天的日记中，胡适这样记述道：

今天早十一点离开双橡园，离开华盛顿。

同事诸人都在站送我。刘锴躲在我房里，我忽然觉悟，他不愿人看见他流泪。他送我直到Baltimore（巴尔的摩），才回去。我也下泪与他相别。〔22〕

胡适含泪与同事握别，孤独地来到纽约东八十一街一〇四号，开始了断断续续大学教书和蹲在自己租住的房舍研究学问的寓公生活，此一居又是4年之久。

既然已经卸任驻美大使，标志着“战时征调”已经结束，该复员回乡了，但胡适为何仍寓住纽约迟迟不肯回国？个中原因颇为复杂，除了他两个儿子胡祖望与胡思杜当时正在美国读书需要一笔钱外，国民政府中枢也不希望他立即回国。内在缘由，曾担任过外交部部长的郭泰祺（南按：珍珠港事变爆发后，《大公报》批评过的以巨额公款购买私人豪宅的那位），于1942年10月6日托人带给胡适的一封密函中有所披露，信中说：“兄持节四年，誉满寰瀛，功在国家，一旦去职，中外同深惋惜。”又说：“近阅报载言美各大学纷纷请兄留美讲学。鄙意兄若能勉徇其请，似较‘即作归计’之为愈。因在目前情况下，兄果返国，公私两面或均感觉困难，于公于私，恐无何裨益。”〔23〕信中所言多含隐语，但胡适心领神会。此时国民政府中枢，甚或蒋介石本人不想让外界对自己生发“狡兔死，走狗烹”的恶劣印象和非议，同时胡适留美在各大学演讲，还可以像小炉匠一样，在中美关系的一些裂缝破洞间，起到敲敲打打的修补作用。而就胡适本人而言，刚卸去一个攻坚抗垒、搏杀前沿的“卒子”职责，也需要有一喘气和改变角色的缓冲机会，不至于因丢官罢职而在国人面前大跌面子。如此这般，在美国委屈求全，遮遮掩掩地留住近4年之后，胡适终以北京大学校长的新头衔，于1946年6月5日下午1点50分，离开纽约东八十一街一〇四号居所，乘朋友的汽车赶往码头，精神抖擞地健步登上客轮甲板。下午3点半，邮轮拔锚起程，站在甲板上的胡适望着渐渐远去的纽约百感交集，在当天的日记中，他深情地记载道：

此次留美国，凡八年八个月（sept.26，1937到june5，1946）。

别了，美国！别了，纽约！〔24〕

富有意味的是，当胡适跨过浩瀚的太平洋，于7月4日靠近离别近九年的故土时，迎接他的首先是狂风暴雨，继而是如血的残阳。此时的胡适没有意识到，这转换突兀的物色景致，既是一种象征，又是《易》卦辞所昭示“主大凶”的不祥之兆。它预示着古老的华夏民族文武周公孔子的后代子民们，在经过八年血火交织、抗击外虐的苦战之后，将再度展开一场更加酷烈的大战与剧战，紧随其后的将是国民党的败亡与赤县神州山河变色。——此时国共谈判已经破裂，北方的炮火硝烟已随着漫天黄沙起舞升腾。再过一个多月，也就是8月10日，美国特使马歇尔与司徒雷登将正式宣布“调处”失败，同一种族的兄弟在自家的庭院中老鼠动刀——窝里反将起来。历史进程的狂风大势已将这群黄皮肤黑头发的种族分化为非“赤”即“白”两大阵营，身处这阵营中的各色人等，再也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和半块自由的家园了。不是革命的战士，就是反革命的罪魁，芸芸众生只能在一场改天换地、再造寰宇的滚滚洪流中，别无选择地扔下锄头镰刀与乞讨的要饭瓢，身着草鞋裤衩，赤膊上阵，抡刀舞棍地展开灵与肉的搏杀与撕咬。

在黄浦江码头走下船头甲板的胡适当然顾不得日出东方西边雨，是大吉大利还是“主大凶”的预兆。像当年他出使美国一样，此次回归祖国，是为“复兴北大”与全国学术界这一“大事因缘”而来。

往事已矣，不堪回首，梦想与光荣、孤独与屈辱皆成过去。摆在胡适面前的一个首要任务和重大目标，就是把北大建成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教育、研究与传播科学与民主思想的文化重镇。

马神庙旁，一片神鸦社鼓

胡适在上海稍事停留即转赴南京述职，7月29日晨乘机飞往北平。为表示对这位儒林盟主的敬重之情，在北平的党国大员李宗仁、萧一山、吴铸人，以及北京大学的傅斯年、郑天挺、汤用彤、郑华炽等名流大腕专程到机场迎接。略显苍老、疲惫的胡适在众人簇拥下，驱车进入城中，透过车窗看到久违的北平城，胡氏感慨万千，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道：“九年前今晨，二十九军退出北平。九年前昨日，我从庐山飞到南京。次日始知平津皆失陷了。”〔25〕想不到九年后的今天，骄狂的日军早已无影无踪，历尽劫难的北平重新回到中国人的怀抱，而胡适又以北大校长的身份重回故园，只是与9年前相比，自己两鬓斑白，已不再年轻。而此时的北大，也不再是当年的北大了。

胡适到北平后，李宗仁（右）与傅斯年（左）等到机场迎接

此前的一年里，尽管傅斯年出于义气与对母校北大的爱护加责任，以自己的大炮性格与超人的处事能力，替胡适“打平天下”，让归国的胡校长坐享其成。但傅也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复杂与现实的残酷。抗战胜利之后最初阶段，傅斯年曾多次致电在美国的胡适，汇报学校复员情形，力促胡氏早日归校执政，并谓“此时关键甚大，斯年冒病勉强维持一时，恐不能过三个月”。〔26〕但胡适却滞留美国迟迟不肯露面，傅斯年大感棘手与苦恼，1945年10月17日，傅斯年致长信于胡适，汇报北大复员事并催其速归，信中道：“一般社会，未尝没有人以为来势凶猛（宋江出马，李逵打先锋），因而疑虑。最苦的是我，孟邻先生未尽谅解，又替骝先惹事，所以只有请先生早些回来，然后可以一切照常。我这些天精神在极度的不安与紧张之下。出席联合国教育会议，又出了事。李石曾以未派他，大攻击骝先，宋子文于是不使骝先去，骝先与子文共事更难，又介公支持骝先，故骝先辞也辞不掉，只是活受罪而已。介公对李印象极恶，故李似乎做不出大事来，但今日教育界复员，极其困难，骝先性情倔强（犟），能支持到何时，全不可定。北大事骝先绝对支持的，然前途既如此，只有坚忍做去，无论前途如何，我们抖起精神去干，总可以比得过（outlive）这些妄人。”又说：“北大回后，大家也要复原。北平师范大学，骝先允其重设北平师范学院，他们还争‘大学’，这我看实无关系。而北平大学也闹复原（李五支持），简直是与我们捣乱。骝先决不放松，介公也不要他回复，但是还未了。……为我们北大事，弄出这些纠纷，以至李五要打倒骝先，以后此公的事，子文与骝先之不易合作（他们原是好朋友），恐怕还多着呢！”〔27〕

除了涉及、解决这些狗扯羊皮的人事纠纷，傅斯年还以极大的热情，向胡适谈了他的办学计划、院系设置以及人事聘用等敏感问题，如：

哲学（汤）：此系中坚分子为汤、陈康（治希腊哲学）及约定之王君（维也纳学派逻辑家），另有贺、郑。

国文系：二罗皆愈来愈糟，孙子书、孙蜀丞、俞平伯在北平苦苦守节（三人似可择聘），语言学亦有很好的人。此系绝对有办法，但主任无人。

史学系：从吾、毅生、子水、向达。非大充实不可。受颐必须拉回，愈早愈好。此系，史语所可以有人补充，周一良、王毓铨、胡先晋，乞先生一斟酌，就地决定。

理学院各系：算学充实，可惜多在国外。物理很好，也可添人。化学，曾昭抡极热心，目下人太少。物〔地〕质空空如也了，但有办法，因北大当年早有此系，此系第二辈多是北大出身，易拉。（北大出身，不可多拉，以免门户，但国文、史学有学风关系，地质有特殊情形，难避。）

法学院最糟，政治系不成样子，经济空虚，法律则几都是律师。……〔28〕

以上诸事尽管纷乱，但总算有线索人头可寻，最令傅斯年头疼的是增设的几个学院，按照此前“复兴北大”的指导方针，朱家骅、蒋梦麟等政学两界大佬，积极主张复员后的北大增设工、农、医三个学院，以增加综合性大学的法码与气势。而傅斯年认为，工、医学院费钱太多，出力难以讨好，最看好的则是创办农学院，在致胡适的信中，傅氏以忧国忧民的情怀说道：“农学院甚有意思，在华北之将来，其用无穷，我们不能老坐而论道，我们总当与人民接近，总当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来，而且我们学校最大的毛病，是：学生一入学，便走大街，英文永远学不好。我想大可把一年级搬到城外去受严格训练，有个农学院，可以开这个端。……不过清华也要同时办，正商量中，或者出于‘分工合作’。”又说：“如果清华也坚持三十五年度办，教育部为难。但我们这些年与清华合作，清华得到安定，我们得到卑视——孟邻先生之情感，关于联大者，并非无其理由——所以我想这一点是不让他的。”〔29〕傅氏决意不让对方，但清华也不是省油的灯，想方设法予以反击。傅斯年在接下来致胡适的信中说：“追加复员费，此事曾引起清华、南开之冲动，闹得教育部甚为烦恼。”又说：“在教育部领到二百时，有我们五；四百时，有我们十；六百时，有我们十五；八百时，有我们二十。此已与骝先原则说好，他并无难色，因他人更凶也。周鲠生来信要三十，兼大骂。”〔30〕

就北大而言，抗战时期与清华、南开共同创业的近9年，不能说所得到的只有被“卑视”，当然有他光荣与辉煌的一面，但傅斯年信中所述也不是信口开河，或者说空穴来风。事实上，清华凭借美国庚款的后盾、扎实的学风，以及几十年形成的一整套组织系统，在许多方面，其强劲的风头均盖过了北大与南开，这一状况令号称老子天下第一的北大同仁深感受失落，并产生受对方“卑视”，进而滋生了一些不便为外人道的芥蒂与怨愤心理。钱穆晚年在他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提到的北大同仁在云南蒙自联大分校，为文学院长由清华的冯友兰担任而不让北大的汤用彤沾边之事发生争吵，并向前往视察的蒋梦麟建议北大独立之事即属此类。尽管最后经钱穆解释，同仁们以抗战大局为重，“不再言”，但不等于说北大教授们心中就不再有芥蒂和情绪。此时傅斯年对胡适所发的牢骚，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北大同仁憋在心中积闷日久的怨气。既然联大已经解体，北大复员独立，当然也就有了重整旗鼓，与清华争个高下的新机缘。因而傅斯年在致胡适的信中要求胡借留美之机，设法为北大新开办的几个学院募集书籍、仪器及款项，一旦就绪，便赶紧归国。因为“我这几个月必然闹得空气紧张，非先生早回来，有出大岔子之可能，那才糟呢！先生回来后，我当留校二三月协助，然后赴美治病……”〔31〕

傅斯年践约了当初的承诺，胡适一到北大，他就主动把自己坐得温热的校长椅子用毛巾擦了擦，搬到胡老师屁股下连扶加抬地将其请了上去，笑逐颜开的胡适尽管有点不好意思，还是打着哈哈当仁不让地坐稳了。傅斯年不但要把胡老师扶上北大第一把交椅，还要按中国特色的“扶上马，送一程”的老规矩，再送夫子一程，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仍留在北平，把一切敌对势力和半敌对势力荡平铲除之后方可卸职。

刚刚就任北大校长的胡适，颇有疲惫之色

胡适坐上北大第一把交椅，显然与1937去美国前的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长大不同了，尽管孔宋之流一再打压排挤，由于胡适在美经年，尤其是一手把日本拖入太平洋战争的空前杰作，一时声光四射，世界瞩目，身价倍增。而他轻柔的脚步一旦踏进北大校园，如同潜龙归渊，虎入深山，再度啸傲士林，俯瞰政坛。历史的风云聚会把胡氏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世俗地位和声名也随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其巨大影响不但成为中华大地教育、文化、学术界的“帅”字号人物，而且一举成为政坛象征性盟主——尽管虚幻多于实际（后来蒋介石曾有意让胡当总统，自己掌行政院实权，就是这一虚幻影像中的一个插曲）。在“帅旗”飘荡中，同样沉浸在虚幻迷惘中的各色人等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于乱世苍茫中企图求得一方良药，以壮行色。而此时的胡适端坐在北大校长的交椅上，一扫9年来在美受的委屈，特别是孔宋集团施加的窝囊气，野心顿发，开始摇动大旗呼风唤雨起来。按当时出任北大校长室秘书邓广铭的说法，头顶五彩光环，身配盟主“帅印”的胡适，不但“立志要把北大办好，也不但以华北地区教育界的重镇自任，而是放眼于全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是以振兴中国的高等教育为己任的”。〔32〕按胡适的构想，国家与其每年花费几百万美元送学生到外国留学，不如省出一部分钱来在国内建设少数世界水平的大学，只有如此，中国才有学术独立的希望。本着这一构想，胡适提出了一个“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即在十年之内先集中资源，经营五所基础最好的大学——北大、清华、武大、浙大、中央大学。十年之后再陆续扩充其他大学，逐步在整体上达到世界先进教育水平——如此强劲的势头与大胆构想，在教育和新闻界引起强烈反响的同时，也令一些政客很感难堪。当初傅斯年荐胡出任北大校长时，作为教育部长的朱家骅漠然处之，或许对这种情形已经料到。只是书呆子气仍未完全脱尽的胡适，没有意识到星转斗移、今非昔比的政治形势。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宏大叙事”式的光辉蓝图，很快就像他归国时遭遇的西天彩虹，瞬间化为泡影。在急剧动荡的时代潮流中，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教授与学生皆陷入生存的困境而难以自拔，地下中共组织开始行动，发动学潮，展开与国民党政权的争夺战。如果说抗战前中共潜伏于各大学的地下组织尚属零散、隐蔽、小规模的闹腾，如今几乎已是公开的大规模的策反运动了。在“动地走雷霆”（郭沫若诗句）的滚滚学潮涌动中，胡适的大旗很快就被淹没在一片浩瀚急荡的急流赤水之中。

此前的5月4日，傅斯年由南京抵平，正式筹备北大复校事宜。21日，针对西南联大学潮的吵闹不息与联大教授闻一多、吴晗等人的嚷嚷不止，傅氏极为愤慨地发表公开宣言，谓：“关于学生运动，今日学生水准，不够为末来之建国人才，甚望能安心读书，专门作学问，学术绝对自由，惟不可作为政治斗争之工具。”〔33〕这年7月底，复员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招考先修班学生，考生被录取后可自由选择学校与专业，根据国内情形，共分七个考区，分别为上海、北平、昆明、广州、重庆、武汉及天津。成绩出来后，七区成绩以上海考生为最佳，而昆明考生最差。为此，傅斯年对记者发表谈话，颇为感慨地说：“昆明区成绩最差，因高中学生从事政治活动，而疏忽功课所致。”因而“奉劝昆明同学今后为自己前途着想，努力学业，何必替人家做垫脚石”。〔34〕

同年8月4日，精疲力竭的傅斯年在北平《经世日报》发表了《漫谈办学》一文，提请政府与学校当局应负起应有的责任。面对啼饥号寒的师生，政府必须提高其待遇，“不要视之如草芥，这道理尤其应该请行政院院长宋公明白。……我们北京大学的教授，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从来没有为闹待遇而罢课、而发宣言，这是我们的自尊处。但若宋公或他人以为这样便算无事，可就全不了解政治意义了”。傅斯年明确表示，在风起云涌的社会大动荡中，各校皆是面黄肌瘦的教员与衣食无着的学生，形同难民丐帮，希望他们不闹事生非，实在是不近情理的事。但就校长与教授们一方，必须打起精神，拿出为青年、为人类的赤胆忠心。如其不然，学校是假的，不如不办，免得误人子弟。

话是如此说，但实行起来却是极大的困难，特别是吃饭问题，这是一个令各方都感到棘手和头痛且必须亟待解决的大事、要事。1945年初冬，受傅斯年和郑天挺指派，联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由昆明飞北平察看北大校园设施与化学系实验室及图书仪器设备是否尚存。就在这次北飞中，曾昭抡最初的感觉是“故国河山，依然如旧”，但只要待下两三天，便发现经过八年的敌伪压榨，北平乃至整个华北确实是变了，北平已不是原来的北平，其变不在物质或表面现象上，而在内容或人民生活与思想上，人民变得很穷，有的已是衣不遮体，与之相伴的是一种文化上的空虚。清华大学的房子外面大体完整，里面却一无所有。燕京大学的同学，依然是住在华丽的、贵族式的宿舍，可是吃的全是窝窝头，许多同学难得一饱，营养更是谈不到了。昆明、重庆的学生，尽管大多数濒于赤贫，但是每个大学的大门附近，总摆着有许多摊子，开着有若干小贩铺卖食品，生意大都不错。相反地，北平马神庙北大理学院前面，仅有一家小面馆在惨淡经营，光顾者几乎看不到北大的学生。有了二者的对比，曾昭抡深有感慨地认识到，后方民众几年来饱尝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影响，十倍于今日之北平。不过在那些地方，苦虽说苦，开源多少还有办法，不像北方这样枯窘。那么，到底谁使华北和北平变得如此贫困？曾昭抡认为：“当然主要是万恶的敌人与伪组织造下的孽，但是收复以后，这种情形未见改善，反而变本加厉，则此刻当局，不能辞其咎。”〔35〕

面对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北平学潮兴起并呈四面开花状向全国各地辐射似是一种必然。作为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以教育界大佬的身份，面对颓局，咬紧牙关，为维护他心目中的教育秩序和风雨飘摇的国民政府作最后的努力。傅氏以严肃的态度和鲜明的政治立场指出：“学校必须有合理的纪律。这些年来，学校纪律荡然，不知多少青年为其所误，风潮闹到极小的事，学生成了学校的统治者。这样的学校，只可以关门，因为学校本来是教育青年的，不是毁坏青年的。大凡学生闹事可分两类，一、非政治性的，非政治的风潮，每最为无聊，北大向无此风。二、政治性的风潮，政治性的必须要问是内动的或外动的。某处（南按：指延安）广播一下，说要美军撤退，过了几天，学生便要求美军撤退，请问这是‘为谁辛苦为谁忙’？这样的学生运动，我是很不愿意它和五四相提并论的。学校……若弄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岂不失了学校存在的意义？青年人多是不成年的人，利用他们，岂不等于利用童工？”最后，傅斯年以总结性的口吻说道：“我这几个月负北京大学的责任，实在一无贡献，所做都是些杂务的事，只是一条颇为自负的，便是‘分别泾渭’，为北京大学保持一个干净的纪录。为这事，我曾对人说，‘要命有命，要更改这办法决不可能’。”〔36〕

这是傅斯年首次坦率直白地向社会各界公开自己的政治观点，也是正式抽身北大的告别演说，内中不无对这所风雨急骤的著名学府和北平学界未来的焦急与忧虑。当然，日后的北大校园是江水滔滔，还是洪流滚滚，或者在汹涌澎湃的学潮与社会鼓荡中走向复兴还是衰落，他这位被蒋廷黻所讥讽的“太上校长”就顾不得许多了。此时傅氏的大本营兼老巢——四川李庄郊外山顶上的板栗坳，蛰居于山野草莽中的史语所同仁，已连连拍发电报催其火速回返，以处理日积月累的复杂事务、人际关系与回迁首都等一连串棘手事宜。代理所长董作宾在电报中称：“同济大学已开始回迁上海，所内人心浮动，惶惶不安，皆盼早日返京。请兄勿于百忙之中回所视事，以定具体复员计划，稳定局面。”〔37〕

对于李庄方面急切的呼唤与期盼，傅斯年不能听而不闻而留在北平继续拖延下去，手心手背皆是自己的心头肉，且李庄的老巢远胜过北大的临时帐篷——史语所才是自己名正言顺的职责所在，也是立身处世的最大本钱。于是，满头大汗的傅斯年不得不撂下协助胡适“复兴北大”的挑子，搓搓双手，卷起那张一直随身携带、已有几个补丁、且狗毛几乎被揉搓净了的狗皮褥子，摇晃着肥胖的身躯离开故都北平，气喘吁吁地登上飞机向南飞去。

注释

• 〔1、6〕《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 〔2、17、19、20、26〕《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

• 〔3、4、21〕《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

• 〔5、7、10、11、13、18、23〕《重寻胡适历程》，〔美〕余英时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 〔8、12〕张家康《抗战中的驻美大使胡适》，载《书屋》，2005年第8期。

• 〔9〕转引自《胡适的情缘与晚境》，第240页，周质平著，黄山书社2008年出版。

• 〔14〕据美籍华人学者袁同礼在1961年出版的一部英文著作《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中称，胡适共接受了31个名誉博士学位，连正式学位共32个。史家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先是采信了袁氏之说，谓：“须知胡适是我亿万炎黄子孙中，唯一拿了三十二个‘博士’学位的真正的大博士。”后又在“注释”中说：“据笔者记忆胡先生曾告诉我他名誉学位共有三十四个。甚多均为第一流学府所颁赠。国人中接受名誉学位之次多者为蒋宋美龄，共十二个。”

另据胡颂平编《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载，胡氏一生共得36顶博士帽子，除求学时通过正式考试得到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外，其余35顶帽子都是后来欧美各大学自愿赠送。胡在1939年6月6日的日记中曾有这样记载：“下午Columbia毕业典礼，我得一个法学博士学位。此为我做大使后得到的第一个名誉学位（今年有五个大学要给我学位，因医生的训诫，我只能出门接受两个）。”（《胡适日记全集》）可见此时的胡适已为自己的盛名和徒有虚名的博士帽子所累，也为对立面提供了诋毁的炮弹。

• 〔15〕《战时中美外交》（一），转引《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16、22、24、25〕《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第41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

• 〔27、28、29、30、31〕《致胡适》，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 〔32〕邓广铭《漫谈我和胡适之先生的关系》，转引《重寻胡适历程》，〔美〕余英时著。

• 〔33〕傅斯年《谈北大复校》，载《申报》，1946年5月21日。

• 〔34〕北平《经世日报》，1946年9月26日。

• 〔35〕曾昭抡《贫困的华北》，载《民主周刊》第3卷第6期，1946年。

• 〔36〕《傅斯年全集》，第五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 〔37〕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傅斯年档案。

第十五章　还都南京

山坳里躁动的灵魂

傅斯年先至南京再转重庆，在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稍作停留，尽了一份“太上总干事”的责任之后即赴李庄。此时正是汛期，江水暴涨，波急浪涌，放眼望去，整个长江具有一种浩浩荡荡、气贯长虹的威势。傅斯年坐在一艘拥挤得几乎喘不过气来的轮船上，与不同身份的男女老少混杂一处，痛苦难耐又无可奈何地向前行进。

自抗战胜利之日起，蛰伏在李庄的科研人员以及同济大学师生，就开始蠢蠢欲动，热切盼望尽快走出这个偏僻的小镇和憋闷得几乎透不过气来的连绵山坳，回到梦牵魂绕的都市，于灿烂的阳光与五颜六色的霓红灯下，重温那失散得太久的陈年大梦。在这个大梦中，年轻的学者纪律涣散，无心研习且心猿意马。有几人干脆借此机会向代理所长董作宾请假，返回家乡省亲，却又音信顿消，迟迟不归，后来才知是在家乡谈恋爱找媳妇，作起了娶妻生子的准备。董作宾眼看无力统率众位弟兄，在同仁催促与家属们的嚷嚷声中，连连给傅斯年拍发电报和书写信函，请求对方速返李庄，以维持即将溃散的局面，共商复员返京大计。

1945年9月18日，董作宾再次致信傅斯年，谓：“陶器及不用之书已着手装箱，将来迁移须全部停止工作，搬家时，盼兄能回李一行。”〔1〕这个时候的傅斯年，正在重庆、昆明、南京与北平之间来回穿行，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北大复员和处理西南联大学潮的事情中，对于李庄诸事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靠董作宾一人设法处理。而窝在山坳里的董作宾对外部消息知之甚少，关于搬迁的具体事宜又无法做主，只能不间断地以电报与信函向傅斯年请示问计。

抗战胜利之后，满脸疲惫的董作宾与夫人熊海萍，携三个孩子在李庄板栗坳牌坊头合影，以纪念历尽流亡之苦的艰难岁月。（董玉京提供）

傅斯年对史语所何时能得以搬迁，同样举棋不定。他于1946年4月7日给董作宾的信中说：“复员问题，京沪物价高，留下亦无好法子，真进退维谷也。东西是搬不完的，所以在山下租张家祠，继续一年，公私比例分摊或为不可免之事也。在京、渝、李（三地）必须皆有主持之人。”〔2〕

董作宾对此回复道：“三所公物是否可于五月底以前即开始向李庄镇内（张家祠）搬？或俟有定期再搬动？请指示。”〔3〕傅斯年得电仍犹豫不决，未置可否。

1946年5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还都令”，宣布于5月5日“凯旋南京”。

傅斯年得此消息，不再犹豫，立即指示董作宾组织人员尽速装箱搬运，同时派员到重庆与民生公司商谈，请对方派专轮运送史语所人员物资。董接到指令后，立即行动，除委派本所助理员李孝定等人火速赴重庆商谈租船之事，又从李庄镇找来大批强壮青年，由板栗坳住地向李庄镇张家祠运送甲骨、书籍、青铜器等珍贵物品。史语所物品繁多、贵重，经过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才把大部分藏品运往靠近长江码头的张家祠。一箱箱货物堆积在一起，如同小山一样庞大壮观。

李庄尽管偏僻闭塞，但就交通条件而言，与昆明相比，更适宜于外乡人回归疏散。如西南联大等在昆明的师生，要翻越许多座崇山峻岭方能回归到平坦的长江以北地区。而身处李庄的“下江人”可直接从家门口码头乘船，沿长江这条天赐的通衢大道，顺流而下，一路畅通无阻，直达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当然，这种便捷只限于平常岁月，在抗战胜利全国各界争相复员回归的节骨眼上，情形就大不相同。正如当时在重庆工作的费慰梅所言：“政府把所有的船只和飞机全部管制，为了避免混乱，每个部门和机构的搬迁依次序排了号码。当然，陪都的高级官员和战时暴发户利用来历不明的交通工具，提前到达东岸，而穷得要命的李庄战时难民，则没有这种机会。他们只有依靠政府送他们回去，而且只能在惊人的通货膨胀中慢慢等待。”〔4〕梁思成在致费慰梅的信中则说：中国营造学社和中央博物院一起走，但这两个机构一起排在第四十七号，而据说：“排在第一号的是中央大学，还不知几时动身。在战争结束之前，我们以为很快可以把所有的破烂扔掉，坐飞机走，但一切我们知道还得用上好一段时间。”〔5〕此前的流亡之路布满了艰辛与痛苦，想不到回归的路同样充满了焦虑与不安，此等情形，只能让这些以研究为业，无权无势的“下江人”仰天长叹了。

经过三天三夜剧烈颠簸摇晃，傅斯年乘坐的轮船总算熬到了李庄。客轮尚未靠岸，就远远望见一群男女混杂的青壮人员云集码头，正在向几艘轮船上搬运物品。凭直觉，傅斯年知道这是捷足先登的同济大学即将起程东下的召示。

下得船来，穿过李庄镇外的田野，又跨越五百多级台阶，大汗淋漓的傅斯年终于登上了史语所大本营——板栗坳。董作宾见傅氏到来，长吁了一口气，直言不讳地说道，史语所已是人心涣散，特别是家属们看到同济大学陆续东迁，已是人去庙空，整个李庄越来越沉寂难耐，于是焦躁不安，三天两头跑来询问复员归京之日。受其感染，青年们也坐不住了，议论纷纷，不知是谁打听的小道消息，说傅斯年可能要接替朱家骅出任教育部长，以后再也不管史语所了，同仁们也开始惶恐不安，大有兔死孤悲，树倒猢狲散之感。青年学者与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学生们，除了每日做着复员东归的白日梦，再也无心搞什么学问和研究了。若不赶紧想法加以安抚，一群男女老少闷在这个形同葫芦一样的山坳里，恐怕早晚要出事儿。

傅斯年听罢，知道自抗战胜利后，自己连续在重庆——北平——昆明——南京之间来回奔波，表面上搞得红红火火，且在媒体上出尽风头，不免有小道消息传播开来，直至弄得史语所同仁信以为真，且搅得人心惶惶。他苦笑着，嘴里说声“糟糕，这都是我的罪过”，心生一计，当场在董作宾的工作室找出一块白纸，泼墨挥毫，上书“传言孟真要当官，斯年离所不做官”几个大字，亲自挂在牌坊头大门的一边，以铭心志，也算是对史语所同仁一个无声的解释。

随后，傅斯年与董作宾商讨了复员的具体计划和处置措施。当晚，召开史语所同仁会议，傅除了当面表白自己不会抛下众人到南京做官，还明确表示不管遇到多大因难，最迟至10月，也就是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一定要像《圣经·旧约》中所说的摩西带大家走出埃及一样，回归到那“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那历史上有名的六朝古都石头城——南京，让大家得到应有的快乐与幸福。

傅氏的一席话，令众人如同深夜中突然望到远处雾色朦胧中灿烂的灯火，愁云顿消，郁闷之心境豁然开朗。

一个星期后，傅斯年接到朱家骅发来的电报，令其速至南京出席国府紧急会议，傅不得不再一次离开李庄。没料想，这是他在李庄的最后日子，日后的岁月，李庄的山山水水只能在梦中相见了。

英辞未拟，惜此离思

1946年10月5日，前往重庆接洽船只的人员已与民生轮船公司谈妥，史语所返京在即。身在北平的傅斯年电示董作宾：“公物即搬山下，弟已分电京渝接洽，船只恐必须在重庆换船，弟月中返京，盼十月中本所能迁移。前因停船及沿途困难未敢即动，今因江水将落势须速办。”〔6〕董作宾接电后，迅速组织所内人员行动起来。

在这座山坳里一口气憋了六年，终于盼到了重返京都的一天，所内男女老少闻此消息皆精神振奋，情绪昂然，大有杜工部当年《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之心情：“塞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众人于泪眼婆娑中收拾行李，打点包装，盘算着回到南京将怎样开始新的生活。

早在此前的几个月，史语所同仁就决定在这块哺育过自己的热土上，留下一个标志性纪念物。在董作宾具体策划指挥下，几十名当地土著和史语所几位年轻的研究人员，将一块大石碑从山下运来，于板栗坳牌坊头最醒目的地方立起——这便是史语所在李庄这块庇护了“下江人”六年的文化圣地所留下的一件最为重要的历史见证。

纪念碑碑额为董作宾用甲骨文书丹“山高水长”四个大字，其意乃借用宋朝大文学家范仲淹名句。当年范在他那著名的《严先生祠堂记》结尾处，以饱满的激情与至诚颂扬他的老师：“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而如今，对滋养庇护了自己近六年的山川大地与乡邻百姓，史语所的学者们同样以这一动人的词句来表达内心的感念之情。

碑额下是“留别李庄栗峰碑铭”几个大字，铭文由史语所才子陈槃撰，劳榦书。文曰：

李庄栗峰张氏者，南溪望族。其八世祖焕玉先生，以前清乾隆年间，自乡之宋嘴移居于此。起家耕读，致资称巨富，哲嗣能继，堂构辉光。

本所因国难播越，由首都而长沙、而桂林、而昆明，辗转入川，适兹乐土，迩来五年矣。海宇沉沦，生民荼毒。同仁等犹幸而有托，不废研求。虽曰国家厚恩，然而使宾至如归，从容安居，以从事于游心广意，斯仁里主人暨诸政当道，地方明达，其为藉助，有不可忘者。

今值国土重光，东返在迩。言念别离，永怀缱绻。用是询谋，咸同醵金伐石，盖弇山有记，岘首留题，玉迹嘉言，昔闻好事。兹虽流寓胜缘，亦学府一时故实。不为刻传以宣昭雅谊，则后贤其何述？铭曰：

江山毓灵，人文舒粹。旧家高门，芳风光地。沧海惊涛，九州岛蔚灼。怀我好音，爰来爰托。朝堂振滞，灯火钩沉。安居求志，五年至今。皇皇中兴，泱泱雄武。郁郁名京，峨峨学府。我东曰归，我情依迟。英辞未拟，惜此离思。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一日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仁傅斯年、李方桂、李济、凌纯声、董作宾、梁思永、岑仲勉、丁声树、郭宝钧、梁思成、陈槃、劳榦、芮逸夫、石璋如、全汉升、张政烺、董同龢、高去寻、夏鼐、傅乐焕、王崇武、杨时逢、李光涛、周法高、逯钦立、王叔岷、杨志玖、李孝定、何兹全、马学良、严耕望、黄彰健、石钟、张秉权、赵文涛、潘悫、王文林、胡占魁、李连春、萧伦徽、那廉君、李光宇、汪和宗、王志维、王宝先、魏善臣、徐德言、王守京、刘渊临、李临轩、于锦秀、罗筱蕖、李绪先同建。

留别李庄栗峰碑铭。原碑已毁，2005年李庄政府在原址上重立（李庄镇政府提供）

有人说史语所于1940年10月迁来李庄，离开的时间是1946年10月，其间正好6年。因此，碑文中所言“五年”，实应为“六年”之误。〔7〕其实若细考究起来，无误，此碑刻于1946年5月，书写碑文当更早些，这个时候离史语所同仁迁来的时间为五年半左右，或者还不到，因而刻写“五年”亦可说得过去。当然，若刻“迩来五年多矣”，就更准确了。此为小事一桩，顺便提及而已。

另一点需要提及的是，碑文落款名单中，有的人当时并不在李庄而在其他机构服务，如李方桂正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凌纯声调任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等。此碑镌刻之时，董作宾曾专门去函询问李方桂何去何从，是否有与史语所同仁一起复员回京的打算。1946年5月24日，李方桂回函董作宾说：“家母已八十，非飞机无法返平，而弟又必须陪走，故恐不能与所内同仁同行。经与萨总干事商议，已蒙允许，嘱弟函告吾兄，补一申请先行返都手续。”〔8〕

就在李方桂准备陪母返北平的时候，在美国由耶鲁大学转入哈佛任教的赵元任曾动了携家回国，继续到史语所当他的语言组主任的念头。赵向学校当局递交辞职书时，校方不允，赵只好推荐李方桂接替他在哈佛的职位，以换取回国的机会。身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但仍兼史语所语言组代主任的李方桂，接到赵的信函，当即决定携家赴美。对于这个颇为匆忙的决定，李氏后来在他的访问录中透露：“（我）必须去哈佛的真正原因是为了领薪水，因为我没有钱了。”〔9〕说这话时，李方桂显得相当轻松、干脆和直白，似乎再也没有其他的理由，去美国就是为了一个“钱”字。

1946年夏，李方桂托人把老母送往北平，自己携家眷离开成都，转赴上海搭乘一架美国海军的军用飞机直飞檀香山，未久来到哈佛大学欲替换赵元任，但赵元任却由于其他原因未能成行。后来又因哈佛在人事安排方面发生变故，赵、李二人分别转入伯克莱大学和华盛顿大学任教。李方桂此次美国之行，成为西去的黄鹤，一去不返，自此与史语所同仁隔海相望，莫之奈何，赵元任也暂时打消了回国的念头。当复员回京的中央大学学潮迭起，原校长辞职，国民政府欲请赵元任回国接替校长一职，赵在给朱家骅的回电中谢绝未就。

当内战爆发，国共翻盘，江山易主之际，经中共统战人员秘密做的“政治思想工作”，赵、李二人再度动过回大陆的念头，但学校当局不愿放人，二人亦未再固执己见。自此，“赵元任的回国梦在伯克莱结束，而我的梦在西雅图化为泡影。事情的结局总是这样。”〔10〕李方桂后来如是说。

李方桂飞抵美国弄钱去了，在李庄的学者们却还在为生计与复员还都之事大为犯愁。1946年8月9日，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致函傅斯年，表示自己患病非常严重，无法随史语所同事一道返京。

1932年的傅乐焕（傅乐铜提供）

傅乐焕是傅斯年的堂侄，其外祖父是济南著名的耆绅张英麟。自傅氏家族于晚清趋于破落后，傅乐焕的父亲携家离开聊城，来到济南投靠岳父张家谋生。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整个国家政局崩溃，张家也一步步走向没落。乐焕的父亲虽在先人的余荫下跻身于绅士阶层，然而随着家庭破败和生活的拮据，再也没有绅士风采与派头了。当时在济南的傅家可谓上有老下有小，不仅乐焕有胞弟乐炘、妹妹乐淑，另外还有孀居的婶娘与堂妹一家的生活需要照料。按当时的社会风俗和道德理念，那些所谓的衣冠中人，即使吃了上顿没下顿，也不肯把困难透露给外人，只有悄悄变卖家中的衣物维持生活，更不肯赧颜向亲友借贷求援。——这与半个世纪之后“文革”结束，特别是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世人为“求生存、图发展”，皆如春天出洞之蛇鼠争相从亲友或国家银行想方设法赊金借银，且越多越荣耀光彩，而一旦折本便不想还贷，溜之乎也，让对方呼天抢地满地乱滚莫之奈何的道德观念与行事准则大不相同。像当时的傅乐焕家族，更多了一层顾虑，怕家人出面借贷，有失傅家和乐焕的外祖父张家家族的体面。在这种处境下，乐焕的父亲既不能仰事俯畜，尽当家人的责任，又无法周旋于亲朋好友之间以引桥补路渡过难关。在长期穷困潦倒而看不见点滴希望与光明的境况中，乐焕的父亲终于忍受不住物质与精神双重挤压与煎熬，对人生彻底绝望，遂于1929年年关即将到来时，在雪花飘零的夜晚，独自来到济南火车站旁一个小卖店，用兜里仅有的三元钱打了二两白酒，买了一袋平时最爱吃的盐煮花生米，三下五除二灌进肚中，而后借着酒劲，迎着刺骨的寒风和飞舞的雪花，踉踉跄跄爬上了碎石与木桩铺就的路基，卧轨自杀。

噩耗传出，傅家老小悲恸不已。时年16岁、正在初中读书的傅乐焕，突遭如此惨痛打击，心情更感苦痛，待坚持读完初中，已无力继续升学。此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已迁入北平北海静心斋，傅斯年闻讯，顾及同族亲情，于1930年把傅乐焕叫到北平，以勤工俭学的性质让其做自己的管家兼史语所抄写员（南按：时傅尚未与俞大綵结婚）。与此同时，为了弟弟妹妹能够继续读书和维持一家老少的生活，傅乐焕主持把济南泺源门外好一点的住宅卖掉，全家迁居城里历山顶街南头大湾街一个小巷的贫民窟艰难度日。

身兼管家和抄写员的傅乐焕在北平的日子并不轻松，对于一个初中刚毕业的学生而言，置身于性情急躁，遇事常暴跳如雷的傅斯年以及他的同事、朋友之间，就需头脑灵活，事事加倍小心谨慎，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否则饭碗不保，未来的生活前途更是不堪设想。好在乐焕是个聪明伶俐又有志气的青年，除了把工作与人事关系处理得井井有条，还挤时间刻苦自学，终于得到了傅斯年的赏识和信任。1932年寒假后，在傅斯年支持下，乐焕得以到北平私立立达学校高三年级就读，并于暑假前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同时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其时，傅乐焕在济南时一个叫严薇青的初中同学也考入北大历史系，两个人被分到同一宿舍。除星期天，平时傅乐焕还要经常返回傅斯年家照料家务，以便取得经济上的资助。据严薇青回忆：“从一些生活细节上可以看出他（傅斯年）的脾气可能不小。比如有一个初冬下午，我和乐焕约好，跟他到西铁匠营看看傅斯年的寓所和乐焕原来的房间。那天恰好傅斯年不在家，我在乐焕屋里头坐了一会儿，他带我去看傅的书斋兼客厅。那是三大间北房（乐焕住的就是最西头的一间耳房），房内虽是旧式的方砖铺地，没有地毯，但是打扫得非常干净，写字台上也是一尘不染。书橱里绝大部分是外文书，而且是物理方面的。据乐焕介绍，傅斯年出国最初学的是物理。等我看过出屋的时候，乐焕小心翼翼地又仔细检查一遍，唯恐留下有人进屋的痕迹，而后才把门关好。傅斯年的卫生间在院内西南角上一座小屋里，也是抽水马桶。由于没有暖气没备，屋里生着炉子。在我用过并冲洗之后，乐焕又重新冲洗、检查一遍。从乐焕这些细心检查的活动来看，傅斯年对生活上的要求大概很高，很可能过去为这些琐事发过脾气，所以乐焕才不厌其烦地一再查看。同时也说明过去乐焕住在他家，大概总是提心吊胆，看来这家主人并不是好伺候的。”〔11〕严薇青还说：“有一次，一个家在北平市的初中同学来看我们，当我谈到想家、想济南时，”他说：“你不过是想家，乐焕却是‘挂家’，挂着家里如何生活。”这一说法在严薇青看来“是十分中肯的”。

1936年，傅乐焕于北大历史系毕业，进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工作。抗战爆发后，陪傅斯年的母亲先入安徽乡下避难，而后转长沙。前文所述傅斯年因母亲没有逃出来，在暴跳如雷的同时，当场扇了两个侄子耳光事，其中一个就是傅乐焕（南按：另一个是傅乐成，后去台湾成为著名历史学家）。史语所迁昆明，乐焕随往，并在昆明入北大文科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与逯钦立、杨志玖、张政烺、邓广铭等友善。后来杨志玖在南开大学任教时曾对他的弟子们提及在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读书时的情景，说昔日众所推服的同窗中，傅乐焕不苟言笑，邓广铭（字恭三）颇恃才傲物，张政烺则书生气十足。为此，同学们则取笑说：“乐焕不乐，恭三不恭，张政烺不懂政治。”每讲到这些在弟子们看来并“不太逗乐”的往事时，杨氏的脸上就会荡起孩子般的笑容，且还嘿嘿地笑出声来，眼睛也在镜片后眯成一条缝，似乎又回到了那难忘的读书时代。

当史语所迁李庄后，傅乐焕以副研究员的身份在板栗坳主要从事宋辽金元史的研究。1942年发表了著名的《辽代四时捺钵考》，以辽帝春山、秋水等行迹为主线，对有关地名进行了全面考察，这篇文章的问世，对了解辽代的疆域和地理状况具有重大价值。由于这项研究成果在历史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和贡献，荣获中央研究院颁发的杨铨奖金。

傅乐焕在李庄时，他的老母仍在济南，妹妹傅乐淑则在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读书。乐焕挣的薪水要拿出大部分寄往昆明与济南，以尽家中长子之责。时济南已沦陷，连寄款的线路都成了问题。据乐焕的同窗好友、时在济南一所中学高中部任教的严薇青说：“这时乐焕的母亲来找我，说是乐焕来信，让商量一个从后方寄钱来济南的办法。以后通过我父亲的朋友柳老先生在西安的亲戚，让乐焕设法把钱交给家在西安的友人，由友人如数送钱给柳老亲戚家，柳老在济南接信后再如数把钱给我，我再转交乐焕家里。这个拨款的办法大概一直用到抗战胜利。”〔12〕

1944年秋，国民政府鉴于抗战胜利有望，为在日军投降前进入山东，掌控政局，乃任命曾任山东省教育厅长的何思源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到敌后发展组织。何思源上任后，有一次与傅斯年在重庆见面，傅想起侄子傅乐焕一家在济南的穷苦，便托这位北大与柏林大学同窗、五四运动时代的好友，就近照顾一下傅乐焕的家人。何思源自是应承照办，遂经常派人探望一下，到了过春节的时候，又派人送傅家面粉两袋。后来感到傅乐焕家中日子过得实在艰难，何思源又以“主席私人所送”及“抗属某某之费”的名义，拨给傅乐焕家二十万元以示救济。消息传到李庄，傅乐焕深感不安，特于1945年3月27日致函傅斯年，说明情况并拟请何思源的堂弟何兹全代为转还这笔钱。〔13〕

2008年3月23日，何兹全在家中向作者讲述堂兄何思源照顾傅乐焕一家生活，以及傅乐焕还钱的往事（作者摄）

因李庄医疗条件缺乏，加之长期焚膏继晷攻读著述，傅乐焕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以致到了返京之日，由于病情极其严重而无法随返。唯恐耽误全所集体回迁，傅乐焕于1946年4月9日致函傅斯年，说明病况，并表示“侄如能走，自将随同东返，如事实上必不可能，止有暂留。如果暂留，拟请研究所改发半薪”。〔14〕几个月后，傅乐焕的心脏病并未好转，当傅斯年最后一次回到李庄时，探视傅乐焕病情。望着侄子蓬头垢面，骨瘦如柴的病相，念其早年丧父，命运多蹇，流徙西南而只能翘首北望，家有老母却不能即行相见，不禁潸然泪下。确认在短时间内无法回京，万般无奈中，只好托李庄乡绅罗南陔在镇内找了个稍好一点的房子，为其日后养病之居所，慢慢等待病情好转。

有情人终成眷属

李方桂飞赴美国弄钱，傅乐焕心怀巨大悲伤与无奈留在了李庄，其他史语所同仁却要携家带口踏上返京之途。与迁来时的景象有些不同的是，原来的光棍汉们大多已娶妻生子，并在李庄成家立业，栗峰碑铭中碑文下方署名的逯钦立、汪和宗、杨志玖、李光涛、王志维等五人，分别娶了李庄的姑娘而成了李庄的女婿，从另一个层面上，外来的“下江人”与李庄结下了割不断、理还乱，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此次众人离别，真可谓“最难将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迎娶李庄姑娘的五人中，逯钦立（字卓亭）、汪和宗、杨志玖均为山东人，与傅斯年同乡。逯于1910年出生于山东巨野大义集，介于今济宁与菏泽之间，此地古称巨野泽，《史记》所载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麟，孔子见之，嗟号“吾道穷矣”，遂停止《春秋》写作。此大野即后来的巨野泽，亦逯钦立所出生的巨野县，今地处巨野城东七公里，仍有获麟古冢，或称获麟台、麒麟台，旧址遗存供人凭吊。

大野泽位于鲁西南地区，一望无际的沼泽湖泊与北部的郓城和号称八百里水泊的梁山连成一片，向东南更有浩如烟海的微山湖相通。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响马文化圈”，隋唐时代的程咬金、秦琼等造反闹事者，皆在此攻城略地，与官军周旋；唐末那位“屡举进士不第，以贩私盐为业。家富于财，善击剑骑射”，后来引军造反起事的黄巢就是该地曹州冤句（今荷泽西南部）人。而宋代号称及时雨的宋江率众弟兄扯旗造反，声势更是浩大得气壮山河，有“梁山一百单八将，七十二名出郓城”之称，郓城属古曹州，其大的范围就包括逯氏的家乡，其他的好汉或著名人物多出自曹州北部聊城所属的阳谷、东阿一带，如武松、西门庆、武大郎、潘金莲等，至于孟州道上卖人肉包子的母夜叉孙二娘那家小饭馆，离这个圈子也不算远，否则武松不会自动送入孙二娘的怀抱而差点被剁成肉馅包了姑扎（饺子）。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逯钦立与同样出身梁山周边“响马文化圈”的傅斯年有着天然的、非同寻常的关系。

当然，鲁西南这块地盘儿，不只是产生隋唐时代的程咬金之类响马和后来的梁山好汉与晚清的大刀会、义和拳（南按：义和拳的演化始自1897年曹州大刀会杀德国教士引发）等草莽英雄。同时它又是孔孟的故乡，儒家文化产生行盛之地。是强盗侠义文化与儒家文化杂糅并存，既张扬又保守，能忠义隐忍又敢于行侠仗义、痛快造反的人物铸造地。傅、逯二人自小就受这种杂交文化，如坊间流传的多是些黄巢、程咬金、宋江、李逵、武松等侠义造反与西门大官人与小潘、瓶儿、春梅如何淫乱，以及联手盗财私奔又被官府“一条索子拴了”的郑来旺、孙雪娥等等类似谍案故事的浸湮。同时在学堂与家中又深受孔孟思想之教化与熏陶，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篇》）“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文武兼备的思想与浩然之志。就性格而言，傅的血液里流淌的侠义、张扬、蛮霸的文化因子较多，逯钦立则多了一些儒家文化精神中的谦逊、温雅、“悠悠乎，文哉”的气度和风范。这种不同，除了地理文化上的差异，与各自的门风家世有重大关系。

2010年4月2日，作者（右）在山东巨野大义集逯家老屋前访问逯钦立之弟逯钦如。（逯弘捷摄）

逯钦立家族在鲁西南算得上是家业丰盛的大户，祖上虽没有出什么高官显宦，但资财的宏富却闻名乡里。逯的父亲是当地一位有名的私塾先生，饱读经书，信奉儒家学说，家教甚严。受其熏陶，逯自幼勤奋好学，尤对旧诗文、策论等用功最勤，10岁开始与当地秀才、举人对诗作赋，往往引得众座击掌称奇，在当地具有“神童”之誉。

1935年，逯钦立由著名的山东省立荷泽六中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这在鲁西南“获麟之地”的乡亲们看来，是逯家祖坟冒了青烟。当时京师大学堂的余韵还在民间残存，仍把北大当做培养翰林与官僚的场所。一个“神童”登堂入室，自是前途无量，套用山东话说，日后升官发财、治国平天下是手到擒来把攥的事儿。有点出乎众乡亲意料的是，逯氏一生未能坐上高官显宦那宽大厚重的太师椅，而是坐了几十年冷板凳，成了一位命运多舛的大学者。

逯进北大不久，即显示了他的出众才华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开始以“祝本”笔名在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诗歌，才子名声随之传遍校园。翌年，逯转入中文系就读并出任《北大周刊》主编，以本名和笔名胡蛮（Human）等发表杂文和小说，宣传抗战。同时，在夜校教工人识字读书。1937年抗战爆发后，逯氏随校迁长沙，旋又随曾昭抡、闻一多、袁复礼等教授步行三千多里抵达昆明，继之赴蒙自，在西南联大继续就学。1939年毕业后，考入傅斯年为代理所长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罗庸（字膺中）、杨振声二导师攻读硕士研究生，自此开始了几十年寻寻觅觅，专题研究“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及同时期文学史的学术历程。

据逯钦立的同学周法高回忆：“逯的导师罗庸是北京大学出身，学问、人品非常令人敬佩，对于三礼和宋元理学都有研究，学问非常广博，尤长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不多，对于儒家的学说颇能身体力行。记得1940年他所居的地方失火，一时烈焰冲天，蒋梦麟校长曾经当场拍照证明曾经有某机关存贮了大量的汽油而引起火警的。罗先生遇到这种不幸的事，仍能苦撑下去，弦歌之声不绝，可以想到他的修养了。”又说：“西南联大中文系里，北大和清华的老师和学生在初期相处得并不太融洽，小的摩擦总是难免的。记得1940年秋季闻一多先生本来是开《楚辞》的，这一年要开唐诗。而唐诗本来是罗庸先生开的，于是罗庸先生就说：那么我就开《楚辞》好了。由此也可看出罗庸的博学。”〔15〕

罗庸在西南联大时留影（引自《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史》）

周法高所言不虚，当罗庸接手《楚辞》课业后，所显示的博学与研究功力深受同行赞誉，而受学生欢迎的程度不下于杜诗。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有罗常培和罗庸两位罗姓教授，师生们称为“大罗先生”与“小罗先生”。因为二人非但年龄稍有大小，身材也略显出高矮。两位罗先生都京音纯正，善于讲课但风格不同，大罗先生又被尊称为“罗长官”，盖因一度执掌联大中文系之故。罗常培讲课条理明晰，论述晓畅，把音韵学中一些晦涩模糊的问题，用现代语音观点予以剖析，使人有涣然冰释之感。小罗先生声音洪亮，节奏分明，跌荡起伏，收纵自如，有“罗叫天”之美誉（比况京剧泰斗“小叫天”谭鑫培），很令联大师生敬佩。有一天晚上，罗要讲《楚辞》中的《九歌》，海报一出，连住在昆明城东的联大工学院的同学都纷纷跑到城西的联大听讲。一间差不多可容百人的教室，坐满了听众，窗外还站着一群外校学生。罗一气讲了三个多小时，直到夜深才结束，中途很少有人退场。据早些时候听过罗庸杜诗课的联大外文系学生赵瑞蕻回忆，罗讲杜诗的情景要比讲《楚辞》还要引人入盛，其感情的投入和声情并茂的演讲，令人陶醉，浮想联翩。赵说：罗先生是《论语》《孟子》和杜诗专家，有精湛的研究。他声音洪亮，常讲得引人入胜，又富于风趣。那天，我去听课，他正好讲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一诗。教室里坐满了人，多数是中文系同学，我与外文系几个同学坐在最后边。罗先生一开始就读原诗：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先生来回走着放声念，好听得很……。罗先生自己仿佛就是杜甫，把诗人在长安慈恩寺塔上所见所闻所感深沉地一一传达出来；用声音，用眼神，用手势，把在高塔向东南西北四方外望所见的远近景物仔细重新描绘出来。他先站在讲台上讲，忽然走下来靠近木格子的窗口，用右手遮着眉毛做外眺状，凝神，一会儿说：’你们看，那远处就是长安，就是终南山……’好像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大唐帝国京城就在窗外下边，同学们都被吸引住了。罗先生也把杜甫这首诗跟岑参的《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作了比较，认为前者精彩多了，因为杜甫思想境界高，忧国忧民之心炽热，看得远，想得深。罗先生接着问，诗的广度和深度从何而来？又说到诗人的使命等。他说从杜甫这首诗里已清楚看到唐王朝所谓‘开元盛世’中埋伏着的种种危机，大树梢头已感到强劲的风声。此诗作于七五二年，再过三年，七五五年（唐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叛乱，唐帝国就支离破碎了，杜甫《春望》一诗是最好的见证。罗先生立即吟诵：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吟完了，罗先生说现在我们处在何种境地呢？敌骑深入，平津沦陷，我们大家都流亡到南岳山中……先生低声叹息，课堂鸦雀无声，窗外刮着阵阵秋风……〔16〕

1944年秋，罗常培赴美讲学，联大中文系主任由罗庸代理，直至西南联大解散北返。按常规，北大复校后，罗庸本人应随校迁平，继续当他的北大教授或代理个系主任什么的。但蹊跷的是他没有随大队人马回平，而是悄然留在由联大师范学院改制的昆明师范学院（现云南师范大学）任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对于这一打破常规的抉择究其原因若何？罗氏本人没有公开披露，外界人士包括联大中文系学生也多有不知，公开出版的联大校史等书籍与纪念文章，在提到这一令人疑惑的转折点时，也只是一笔带过。或许罗庸留昆的隐秘尚没有揭开，或许本属正常——但从两年之后即离开的事实推断，恐怕又非其本意。最有可能的一个解释是，罗与抗战后出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不甚合拍，此点从上述傅斯年于1945年10月17日写给尚在美国的胡适信函中可以窥出一点蛛丝马迹：“二罗皆愈来愈糟……此系绝对有办法，但主任无人。”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载，联大中文系教职编制如下：

教授十人：罗常培、罗庸、杨振声、唐兰（以上属北大），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王力、浦江清（以上属清华），游国恩（由联大直聘）。

副教授二人，陈梦家、许维遹（皆属清华）。

另有陈寅恪（清华，与历史系合聘）、魏建功（北大）已先后离校，未计在内。〔17〕

以此推断，傅斯年信中所说的“二罗”应是罗常培、罗庸。当时罗常培尚在美国讲学未归，而就昆明的罗庸而言，属于沉默寡言的一类，为人处世保持低调、谨慎，很少显山露水，性格沉稳坚毅，但绝不像刘文典那样张牙舞爪地容易遭人嫉妒忌恨（南按：刘氏除了被闻一多一个点射踢出门外，后来在评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时又被傅斯年借机敲了一棒，自此倒地不起。见后文）。

1945年6月，罗常培在美国访学时送给胡适的照片。（罗慎仪提供）

如前所述，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为北大办文科研究所事向远在美国的胡适禀报，内中有“汤公公道尽职，指导有方，莘田大卖力气，知无不为，皆极可佩。此外如毅生、公超、膺中皆热心，只有从吾胡闹”。信中说的莘田是指罗常培，膺中自是罗庸。想不到几年之后，在傅斯年眼里“二罗”竟成为“越来越糟”的人物了。这一变化，除了抗战后期各自的政治观点发生了变化，连带地在处世态度与性格脾气上使二人不能行合拍外，很难从其他方面找出更坚硬的理由。罗庸既然在联大后期能代理系主任，返回北平后，在罗常培尚未回国的情况下，主持北大中文系事宜亦在情理之中。但掌握予夺大权的傅斯年显然没有这样考虑，而在他心目中一个“越来越糟”的人，也不可能委以重任，甚至当个教授都很勉强。当然，罗庸对傅斯年其人也未必服膺，或许还有些反感和轻视。正是缘于这样一种表面上平静，暗中却急流涌动的纠葛，自尊心颇强且有点倔犟的罗庸就此远离了北大，北大失去了罗庸。

1949年，罗庸离开昆师赴重庆，在梁漱溟创办的勉仁文学院任教，1950年病逝于重庆北陪，终年51岁。一生著有《中国文学史导论》《陶诗编年》《陈子昂年谱》《魏晋思想史稿》等多种，其中在昆明期间阐发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讲演稿十篇汇集而成的《鸭池十讲》，深受读者熟悉和推崇，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作为罗庸研究生的逯钦立，原居住昆明靛花巷史语所租赁的楼上，后躲避日机轰炸随北大文科研究所搬到昆明北郊龙泉镇龙头村宝台山弥勒殿。1940年，逯钦立研究生毕业，为驻所研究助教。同年9月，因课题研究需要遂申请就读史语所，旋赴南溪李庄在傅斯年指导下继续从事学术研究。1942年以学术研究成果《诗记补正》十六册通过毕业论文答辩，获教育部核发硕士学位，同时转任史语所助理研究员，为当时史语所文学组唯一一位驻所专任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据逯的同届同学周法高回忆说：“逯在史语所期间，曾在该所集刊发表了一篇《古诗纪补正叙例》。明代冯惟讷的《古诗纪》，搜罗唐以前的古诗，相当完备，（近人）丁福保的《全上古三代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这部书，就是根据《古诗纪》加以补充的。逯钦立找出很多丁书的疏漏错误的地方，而把其中比较显著的若干例子放在这篇文章中，所以写得非常精彩。”〔18〕周氏所说的这篇文章，只是逯钦立对这一专题研究生涯中的牛刀小试，但只这一试就足见其用功之勤，考据之精深。如汉诗乐府古辞《孤儿行》有诗云：

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

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

腊月未归，不敢自言苦。

头多虮虱，面目多尘。

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

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

逯氏在《叙例》中，将此诗归入“依韵校勘例”，并说：“字讹失韵，由辞例推知当为某字者。”由此校正：“诗中大兄之大，为土之讹字，当属上句，作面目多尘土。土与前后韵贾、鲁、马、雨皆协。今土讹大，则断尘为句，失其韵。又土讹大，连下读为大兄，后人遂不得不于嫂字上亦添大字，使篇中兄嫂辞例亦乱。应添土字，去两大字。”

这一考证可谓精明确切，足可匡正旧日传写之误。胡适尝谓：“发现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19〕此喻未免过重，但由此可见逯氏的国学功底及“详搜、精校之功”是何等了得。

1943年，傅斯年为逯钦立签发的在史语所服务证。（逯弘捷提供）

以后的岁月，逯钦立开始致力于《陶渊明集》与洋洋一百三十五卷《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考订、校补、编纂工作。正当逯氏于青灯黄卷中意气风发地沿着这条通往名山大业的崎岖小路奋力攀登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与李庄一位美丽的“窈窕淑女”罗筱蕖不期而遇了。

罗筱蕖，名荷芬，字筱蕖，别名藕曼（Woman），因在家中排行第九，故当地人又称罗九妹。其父为李庄党部书记、川南知名学者、别号“小孟尝”，又称“植兰书屋”主人，曾与民国初年驻军南溪的滇军名将朱德结金兰之好（罗氏长朱德一岁）且有姻亲的罗南陔，也就是当年积极主张同济大学与中央研究院各机构迁往李庄，并亲自起草“同济迁川，李庄欢迎”的那位著名乡绅。梁思永一家由滇入川后一度在他的家中——著名的李庄羊街8号“植兰书屋”居住。

罗筱蕖高中毕业后赴成都华中专科学校就读，一年后返回李庄到板栗坳栗峰小学任教。时为1942年夏间事，罗九妹20岁。

栗峰小学原是李庄板栗坳张氏家族的一所私立小学，受南溪县教育局领导，以板栗坳乡绅张九一，号称张九爷为校长。小学校址设在柴门口张九一家的大房子里，有教师4人，分别是罗筱蕖、张素萱、张增基、黄婉秋，学生60多人。当地学生有张锦云（南按：后嫁史语所人员杨志玖）、张彦云（南按：后嫁史语所人员王志维）、张彦霞等。罗筱蕖来校后，不久即升任教务主任。当史语所迁往板栗坳后，因离李庄镇较远，上山下山来往不便，研究人员的子弟大都入该小学就读。其中有傅斯年之子傅仁轨；董作宾之子董敏、董兴；李方桂之子李文茂、女儿李文俊；芮逸夫之子芮达生、芮蓉生；梁思永女儿梁柏有；劳榦之子劳延煊；向达之子向燕生、向宇生等近20名孩子，年龄在5岁到12岁。原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的向达，受李济之邀，自西南联大借调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组织西北科考察团，先后两次进西北边地考察，时在李庄的夏鼐等人参加。向达来李庄后，眷属长时间住在板栗坳，两个孩子就此进入栗峰小学就读。

本来栗峰小学教室就有些拥挤，突然加上史语所子弟，更显拥挤不堪。加之当时经费不足，学校越办越差，出现了许多史语所子弟逃学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傅斯年与同仁商量要自己办一所学校，名称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子弟小学”，专门招收史语所同仁的小孩来校就读。校址设在牌坊头董作宾、吴定良住处附近的戏楼院，校舍采光较优。此前由于各位家长到栗峰小学接送孩子的关系，与教师们渐渐熟悉起来。经傅斯年与张九一协商，决定聘请罗筱蕖、张素萱两位女教师来史语所子弟小学任教，由罗九妹负责教务和校务管理。兼课任教的还有史语所同仁和家属，如劳榦教国文，石璋如教地理，芮逸夫教历史，董作宾教书法。另有董作宾夫人熊海萍、董同龢夫人王守京、何兹全夫人郭良玉、马学良夫人何蕊芬、萧纶徽夫人肖玉、李方桂夫人徐樱等皆在学校兼课。据罗筱蕖说，当年傅斯年亲自找她谈话，说：“孩子们没有学上，家里的大人都头痛，我不愿意看着他们乱窜，就专门办了这个小型学校。不过这学校要是没有你的维持也办不下去，你就给管一下吧。”〔20〕于是，罗筱蕖与张素萱便由栗峰小学转到史语所子弟学校。——此时的罗、张两位年轻教师没有意识到，在不经意间，开启了一扇新的命运之门。

李庄时期的史语所子弟小学学生，自前至后：劳延炯，傅仁轨，劳延煊，梁柏友。（劳延炯提供）

许多年后，罗筱蕖在东北师范大学校园内她那所不大的公寓中回忆道：“当时各位兼课的夫人家务繁重，又要照顾小孩，一般是有课就到，下课即走，许多事都是我来管，太太们临时有事也请我代课。尽管学校规模小，但较正规，课程也全，五、六年级还开设英语课，很有特色，家长们比较满意。我和张素萱是年轻姑娘，学生们很喜欢我俩，每当太阳好的时候，在头两节课间，我常集合学生带着他们在板栗坳跑上几圈，除了喊一、二、三、四的口号，还高唱《五月的鲜花》、《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在寂静的山坳里，深深的庭院中，那些埋头钻研学问的先生们，被孩子们阵阵喊声和美丽的歌声所吸引和振奋，会情不自禁地站起身，一边伸着懒腰一边探头向窗外瞧瞧，这样我在他们面前也就更显眼了。”

在谈到与逯钦立相识相交直至恋爱的经历时，罗筱蕖对青春岁月中发生的一切仍记忆犹新，恍然如昨。她说：史语所光棍汉逯钦立在吃过饭之后，常到我们学校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陶渊明诗，还画一些古代诗人的像，如屈原、陶渊明，还有一些跃虎、奔马等动物，逯在这方面颇有才气，在黑板上一挥而就，孩子们见了很喜欢，他画得也就越起劲。开始我不懂他这样卖力的表现是咋回事，认为在板栗坳这个村寨里，一个光棍汉太郁闷、太无聊了，随便到这里放放风，透透空气，跟孩子们胡乱玩玩罢了。于是我有时候也在教室看他在黑板上写诗作画，有时也跟他聊几句诗什么的，这样他就更来劲了，开始画我本人以及我魂思梦绕已故生母的画像（按照片画），画得栩栩如生，我很感动，心生爱慕之情。逯君画过之后，又跟我聊一些他研究陶渊明诗的心得。记得有一次他谈到陶渊明那篇著名的文学作品《桃花源记》，在黑板上写下了陶记中这样一小段文字：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

逯君告诉我说：“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版本及选本都将‘芳华’作‘芳草’，唯南宋有两个本子（南按：曾集本《陶集》与苏写本《陶渊明集》）作‘芳华’。逯君认为应作‘芳华’而不是所谓的‘芳草’。其理由是，首先，这一段文字所描写的是一幅十分完美鲜红耀目的桃花林景象，中间不容夹杂绿草，破坏意境的纯美。这是重要的一点。其次，陶诗中多以‘华’作‘花’的诗句，如《荣木》诗云；‘采采荣木，结根于兹。晨耀其华，夕已丧之’等。这里的‘华’可作‘花’解，二字通用。《诗经·桃夭》中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早已开其先例。况且以‘鲜美’形容桃花，正切合其鲜艳美丽的形象特征。如果把它形容成绿草，就觉得不伦不类，很不切合。因而应作‘芳华’解。”

1943年冬，逯钦立为董作宾子女董敏、董兴、董萍作诗配画《邈艺三班》，董作宾专门以甲骨文书法一幅回赠。逯氏之画载《平庐纪念册》（董敏提供）

罗筱蕖接着说：“听了逯君的解释，当时感觉很合乎情理，也觉得这个人的学问了不起，就有些佩服他。以后就经常在业余时间借学生们的掩护，在教室听他讲陶渊明诗。想不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时间一久，逯君的一举一动和所思所想，都叫他的同事给看破了。于是，没有风，浪却起来了。这风浪一起，我才明白，原来逯君不是在无目的地写诗作画，而是项庄舞剑啊！尽管当时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但又觉得这个人挺老实，人也不错，又特别有才华，就继续交往。后来闽东才女游寿到了板栗坳，与我和逯君的关系都很好，便主动出面牵线撮合，这样事情就挑明了。过节的时候，一般学生家长要请我到家中做客，也就是吃一顿饭。我第一次去的是傅斯年先生家。当第二次被邀请去的时候，同桌的有李方桂太太徐樱，还有逯钦立，如此一来事情就更进一步了。以后傅先生夫妇去重庆，回来时买了四件丝绸衣料相赠给我与逯君。当时我们都很感动，这个时侯大家都意识到，我们的婚姻问题已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只差媒人正式向我家中说合了。不久之后，傅斯年在李庄镇与家父一起开会的时候，就顺便提出了这个事。”

傅斯年出面提亲，罗南陔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尽管罗是当地见过世面的开明绅士，与史语所的傅斯年、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等几位重量级人物建立了友谊，面对女儿的终身大事，还是不免有些犹豫。据罗南陔之子、罗筱蕖之弟罗萼芬后来说：“当时中央研究院迁来李庄，有很多男光棍，眼看年龄越来越大，个人婚事成了难题，但李庄的姑娘不愿意嫁给他们。原因是他们都是‘下江人’，家在外地，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摸不清他们的底细，怕上当受骗。所以他们的人来了三四年，只有史语所的事务员汪和宗与李庄的姑娘王友兰结了婚，其他人都不得干。我父亲是很开明的人，觉得既然女儿自己耍的朋友，就要尊重她的选择。何况罗九妹当时已经是史语所聘用的人了，在本所耍朋友也合情合理。但父亲对逯钦立其人不熟悉，从九妹这一方面考虑，就决定搞个火力侦察。他作为长辈不好出面，就请了我的堂兄罗伯希向傅斯年详细打听逯的事，后来说没得问题，这门婚事就成了。”〔21〕

罗萼芬所说的罗伯希，就是当年在南溪县城洒馆里与宜宾纸厂厂长钱子宁手下相遇的那位李庄乡绅，正是在他的热情周旋下，同济大学的王葆仁与史语所的芮逸夫等才来到李庄考察，最终促成了同大与史语所等机构迁来此地的因缘。也正由于这层关系，罗伯希与傅斯年等人成了朋友。当罗伯希受叔父罗南陔委托后，便致函傅斯年询问详情。

由于傅斯年自己最初那段婚姻的痛苦经验，他总感到夫妻之间如果文化程度与背景差异太大，绝不会有幸福可言，其结果必是悲剧，因而一直不赞成自己的弟子在避居之地与当地姑娘谈情说爱。但史语所从长沙到昆明，再到李庄，一晃五六年过去了，弟子们也一个个由二十多岁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变成了身染暮气的三十多岁的中年人。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个自然规律又是难以抗拒的。况且战争也不知何时结束，还都南京之日更是不可预料，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帮光棍汉于这个偏僻的山坳里，大眼瞪小眼地干熬下去。自史语所的事务员汪和宗于1942年底和李庄姑娘王友兰恋爱结婚之后，这帮光棍汉们渐跃跃欲试，此事变得复杂起来。按傅当时的想法，处于这种乱世中的恋爱婚姻，既不能压制也不便提倡，顺其自然是最好的办法。既然逯、罗二人有意成就百年之好，自己当然也不便棒打鸳鸯，所谓在家乡时母亲经常教自己的那句“能拆三座庙，不拆一门亲”是也。于是，傅在史语所同仁家属，以及逯钦立身边的几个好友，特别是山东同乡们的说合下，决定亲自出面促成这桩婚事，于是便有了向罗南陔为逯钦立提亲的举动。如今见罗伯希欲询详情，知道事情有望，心中大喜，便于1944年初春，专门书写一函派人奉送罗伯希，对逯的身份和现状作了介绍：

助理研究员之资格，依史语所规定，等于大学之专任讲师。然中央研究院之标准，远比各大学平均之程度为高，此时敝所助理研究员就业大学者，至少为副教授。此一职业，在战前颇为舒服，今日所人几夷为皂隶，弟亦如此也。若在战争结束后，固不宜如此，唯值此遽变之世，一切未可测耳。

古人尝言，媒妁之言不可信，此次傅斯年说的可谓是大实话。他把研究人员与古代的押差、看守的皂隶作比，虽是暗含自嘲性质，但就当时史语所同仁的生活和经济状况而言，确也是如此。“家有黄金，邻居家有等盘”，这是傅氏家乡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其意是你自我吹嘘得再好再高，谓家藏黄金万两，邻居们或者说广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透明，甚至有点孙悟空火眼金睛的能力，谎言一拆即穿，或曰不拆自破。傅斯年在这个关键时刻就逯的身份特别是生活窘迫之状如实招来，想来也是万不得已，除了略带诙谐地自谦自嘲，更多的当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凉与心酸。但当论及弟子的学问时，傅氏就明显地神采飞扬起来，似乎重新找回了战前叱咤风云的感觉。他颇为自信地在信中说道：

彼于八代文字之学，造诣甚深，曾重辑《全汉晋六朝诗》百卷，用力之勤，考订之密，近日不易得之巨篇也。惜此时无法在后方付印耳。一俟抗战结束，此书刊就，逯君必为国内文学界知名之士无疑也！〔22〕

罗家不愧是当地的豪门大户，对待关乎儿女未来命运与前程的婚姻大事，每一个细节都不肯放过。这个时候的逯钦立34岁，罗筱蕖22岁，罗家怕身为“下江人”的逯氏在山东老家已有配偶，在这个山坳里因耐不住寂寞，以久旱盼云露之心态，不顾道德法律之准则，瞒着众人在外面招蜂引蝶，拈花惹草，或干脆来一个瞒着家人纳妾娶小之行动，以图当时之快活。倘果真如此，罗筱蕖日后的人生命运将是如何，罗氏家族又情何以堪？于是，罗家再度就这一问题提出疑问，向傅斯年讨个说法。傅受人之托，当然也不敢马虎大意，在作了一番明察暗访后，于1944年2月21日，再次致信罗伯希言明内情。信曰：

伯希先生左右：

惠书敬悉，此点正为弟所注意而不敢苟者，故前信发出之前，已经查照，逯君并未婚娶。先是逯友人托弟写信，弟即对之云，此点最重要，须证明。其同事友人遂共来一信，证明其事，故弟乃敢着笔也。彼时又查其入此填表及在北大填表，均未婚娶。当时办法，家人多一口即多一口之米，故未有有家室而不填者。逯君平日笃实，不闻其说不实之话，故几经调（查）而后以前书相尘也。先是彼在昆明时其父曾来信嘱其在外完婚，事隔三年，又经迁动，原书不存。彼最近又向其家说明一切，当有回信，唯彼家在沦陷区，信每不达，回信当在半年以上耳。谨此奉覆！余另，专颂

著安！

傅斯年谨启

二月二十一日〔23〕

在信的后面，还附有史语所几位研究人员的“保证书”，签名者大多是逯的山东同乡或好友，有张政烺、傅乐焕、王明、劳榦、王叔岷、那廉君等六君子，以证逯氏“年逾三十，尚无家室，以上所具，确系实情”。〔24〕

逯钦立与罗筱蕖结婚照（逯弘捷提供）

可以想象的是，当这几位山东同乡和好友们在撰写“保证书”的时候，一定同逯钦立一样心中美滋滋的，可能还要偷着乐上一阵子。此为史语所青年人中难得的一件雅事，尤其是在战火流离之下更显难得，作为相逢于祖国西南这个山坳里的山东同乡，又何乐而不好好地为之坐实，以成其美呢？

得到如此确凿无疑的答复，罗家知道逯氏并不是招摇撞骗或者古代戏曲中的陈世美之流，才算一块石头落地，正式宣布答应对方的求婚，并着手筹备婚事。据说，在史语所一帮山东老乡的指点下，逯钦立首次拜见岳丈，竟提着十盒里里外外完全一样的糕点，老岳丈不解其意，以为逯氏读书读傻了，一根筋到底，不知道变换花样。逯氏早有所料，慨然释解道：“按山东规矩，这十盒同样的点心代表‘十中（始终）如一’。”老岳丈与罗家人听罢，自是心领神会，于哈哈大笑中彻底化解了对“下江人”的疑虑，各方皆大欢喜。1944年5月27日，逯钦立与罗家九妹筱蕖在李庄羊街8号“植兰书屋”举行了场面浩大的婚礼，才子佳人终成眷属。

冲出夔门

由于罗家在李庄的显赫门庭与庞大的人脉背景，逯、罗夫妇的婚事在当地轰动一时，备受瞩目。当初逯钦立在史语所子弟学校教室吟诗作画与“项庄舞剑”之时，罗筱蕖猛然感到“无风起了浪”。而随着他们婚事的举行，整个板栗坳更是冰解潮涌，风生水起，许多蛰伏在青灯黄卷下的光棍汉们，开始心旌摇动，想入非非，时刻准备兴风作浪，于爱情的汪洋大海奋力搏击。李庄的姑娘们也从逯、罗的婚姻中受到启发，大胆敞开心扉，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在她们看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浪潮，将史语所剩余的光棍汉兼才子们一举揽于怀中。在不长的时间里，史语所的李光涛与罗筱蕖的表妹张素萱；王志维、杨志玖与李庄姑娘张彦云、张锦云，由悄悄的地下恋爱演变成了地上公开的结婚事实。

对于这段浪漫生活，当初由南开大学进入史语所跟随傅斯年读书，抗战胜利后又返回南开大学任教的杨志玖曾有过一段回忆：“1946年6月，我经所内同乡汪和宗先生介绍，要和房东（史语所的房东）小姐结婚。我写信告诉傅先生。先生来信不赞成这桩婚事。他说，那和某同事不同，不应忙着结婚，而且‘今后天下将大乱，日子更难过也’。他劝我退婚或订婚而暂不结婚。我已答应同仁家结婚，如反悔，道义上过不去，未听从先生的规劝。我结婚后，先生来信祝贺说，南宋时北方将士与江南妇女结婚者甚多，不知是否有委婉讽喻之意。在我结婚之前，已有两位山东同事与当地人结婚。先生对此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山东人就爱干这种事！’”〔25〕

对于傅斯年的弦外之音，书呆子气十足的杨志玖直到晚年还一直认为傅“有山东人倔犟、豪爽的性格，但他不以山东人自居”。〔26〕此言真可谓大谬矣。明眼人一看傅氏所说的“你们山东人”如何如何，当是自嘲与戏谑之语。纵观傅斯年一生，他从来没有摆脱山东乃至北方这一地域观念为人处世，当然他只是站在这个精神地域之上放眼中国乃至世界，并不是用狭隘的地域观来思考和应付人事，此点从他后来主张迁都北平与在全国几个重点地区办校的文章与书信中即可见出。与杨志玖的理解恰恰相反的是，傅斯年作为一个山东人，眼睁睁地看着李庄共有五位姑娘嫁入史语所人员，而山东人已超越了半壁江山独占其三，如此“功绩”，让他这位当所长的山东老乡情何以堪？如果山东人在中央研究院学术论文评奖中，获奖作品独占史语所五分之三，倒是傅斯年的一种荣耀和自豪。若说在当地搜罗良家百姓的花姑娘，而被山东响马与梁山好汉们一举夺了头魁，实在不是一件值得炫耀之事——史语所毕竟是以研究历史和语言这一学术为己任，并不是婚姻爱情介绍所。由此，向以山东人或水泊梁山好汉自居的傅斯年，用自嘲和戏谑性的语调，向跟随他的列位兄弟们说出：“你们山东人就爱干这种事！”恰恰表明傅对这样的事情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并且在关键时刻还须像梁山头领宋江一样亲自出马，向强悍风流的扈三娘主动示好，以为矮脚虎王英之辈成其好事的复杂矛盾心境。

戏谑过罢，傅斯年对杨志玖在婚姻问题上的建议，还出于其他方面更深层次的考虑，可惜此意在若干年后才被对方顿悟。杨志玖后来曾心怀遗憾地说：“这年的下半年，南开大学要在天津上课，文学院院长冯文潜先生写信要我回校任课。我以本系借调，理应回去，写信告傅先生说明。哪想到这一下使他很恼火，他没给我回信，却令史语所停止给我补助。我因为不愿违背当日诺言，不愿让冯先生失望（冯对我也很好），也就顾不得傅先生的警告了。事后我才明白，傅先生把我借调到他那里去，本有意把我留在史语所不回南开，借调本是个名义，好比刘备借荆州，一借不还。还听郑天挺先生说，傅先生本想送我到美国去，因我结婚而罢。怪不得傅先生给我信，劝我退婚或推迟婚期，可能与此有关。我从此再也没见到傅先生了。”〔27〕——正是这一决定人生命运的“轻率”抉择，令后半生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并不得意的杨志玖思之怅然，悔之晚矣。

1946年10月中下旬，民生公司的几艘长远号货轮停靠在李庄码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开始搬运货物，日夜兼程，紧张而忙碌地装船。

此时，整个李庄镇长江沿岸已是人山人海，李庄乡民几乎倾巢出动，为相处了六年的学者与家属们送行。招呼声、问候声、互道珍重声伴随着嘤嘤哭泣声、低沉的呜咽声，此起彼伏。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在波滚浪涌，人声鼎沸中，随着一根又一根粗壮的缆绳缓缓解开，所有人的心“咚”地一沉，如同撕裂般滚过一阵剧痛。悠长而令人心焦的汽笛缓缓响起，长远轮回身转首，披波斩浪向江心驶去。码头上，万千只挥动的手臂渐渐变得模糊，耸立在岸边的魁星阁翘起的高高的飞檐尖角，渐渐被淹没在青山翠竹遮蔽的绿色里。渐行渐远的长远轮拉响了最后一声告别汽笛，突然加大马力，抖动着庞大的躯体顺滚滚江水急速而下。

1946年，史语所告别李庄时在羊街8号罗南陔家中合影。前坐排自左至右：逯钦立、罗筱蕖、罗南陔夫妇（怀中各抱一幼儿）与新婚不久的张素萱、李光涛（逯弘捷提供）

浩瀚的江面上，几艘长远轮前后一字排开，乘风破浪，顺流而东。当轮船转过几座山头，李庄远离了视野，船上的人员才渐渐摆脱了离别的忧伤，精神变得活跃起来。许多年后，据同船而行的史语所研究人员张秉权回忆：“众人顾不得秋风萧飒的寒冷，一个个爬出船舱，伫立甲板，尽览长江胜景。尤其三峡的雄伟天险，令人叹为观止。记得夜泊巫山的那晚，县城在半山腰，下瞰滟滪滩，眺望白帝城，惜别之情油然而升。第二天一早驶进夔门，两岸峭壁耸天，江心险滩处处，暗礁无数。有一艘运军粮的帆船，从下游逆水而上，大概无法避开我们那艘小轮的航道，急得向驾驶台放了一枪，山鸣谷应，全轮震惊，人心惶惶。然而领船的那位师傅，不慌不忙，从容镇定，用手势和手指，指示航道，终使两船均能安然无恙地脱离险境。”〔28〕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顺长江，出三峡，回故土，抵东海，不只是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和流亡漂泊者的梦想，它同样是一个民族精神追求与图腾的感召。四年前，当北京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面对“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的残酷场景，躲在阴暗潮湿的防空洞撰写他的大著《西潮》时，曾有过这样的预言：“中国所走的路途相当迂曲，正像曲折的长江，但是她前进的方向始终未变，正像向东奔流的长江，虽然中途迂回曲折，但是终于经历两千多里流入黄海。它日以继夜，经年累月地向东奔流，在未来的无穷岁月中也将同样地奔腾前进。不屈不挠的长江就是中国生活和文化的象征。”〔29〕

遥想抗战初期，平津沦陷、上海沦陷、南京沦陷、武汉沦陷、宜昌沦陷，国军节节溃退，日军步步进逼。扬子江一线炮火连连，血水涌动，人头滚翻，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三峡作为一道天然屏障保住了中国最后一点血脉和反攻的力量。当然，三峡的意义不只是自然地理和军事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一种标志。中国所走的路途之迂曲，正像曲折的长江，但是前进的毅力与方向始终未变，不屈不挠，日夜不停地奔腾前进。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卓绝之时，冯玉祥将军于三峡险峻的夔门之上，奋笔题词“冲出夔门”四个大字以铭心志。由此，整个抗战八年，夔门成了中华民族抵挡外掳、誓不屈服的旗帜与坚毅的象征。置于绝地而后生的中华民族最终冲出了夔门，收复失地——那满载文化精英与大批国之重器，披波斩浪、飞流直下的航船就是明证。

81名院士出笼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大队人马自李庄迁回南京，傅斯年满怀兴奋与欢喜，在中央研究院大楼的演讲厅设宴款待。为把宴会办得红火热闹，也为了让流离失所九年的故朋新友有个欢聚一堂的高兴、倾诉机会，特地邀请胡适自北平来京参加这场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盛宴，胡氏欣然前往。

参加宴会的史语所研究人员张秉权许多年后还记得胡适初到的场景，只见这位光芒四射的士林盟主步入大厅，与众人一一握手致意，对于新进后辈，似乎特别客气。对一些家属小孩也是谈笑风生，亲切感人。傅斯年在一旁亦庄亦谐地称胡为史语所的“姑妈，娘家的人”。〔30〕一会儿又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呼道：“人说我是胡先生的打手，不对，我是胡先生的斗士。”〔31〕此话引得大家一阵哄笑。大厅内主客欢喜，如沐春风中。

席间，最令人难忘的是傅斯年在演说中对史语所历次搬迁的追忆，当讲到抗战八年颠沛流离，艰苦卓绝的生活时，傅氏动了感情，说到动情处，几次哽咽泪下，在场的人受其情绪感染而热泪盈眶。最后，傅斯年端起酒杯，打起精神，满怀激情与信心地说了一些“庆祝大家都能幸运归来……从此之后我们可以安心工作，史语所八年的流离可说是告一段落了。搬回来之后永不搬迁”〔32〕等充溢着温情与期待的话，众人的情绪渐渐由悲壮转为喜悦。这个时候，没有人想到仅仅是两年之后，史语所人员又仓皇辞庙，再度踏上了流亡之路。自1946年6月起，美国武装部队动用军舰、飞机协助，把150万国民党正规军调集到长江以北地区，其中有54万精锐为美国动用海空力量直接运送。蒋介石认为一举歼灭共军的时机已到，于6月22日，密令刘峙指挥部署在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向各预定进攻地点集结。26日，开始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中共军队奋起还击，血与火交织的内战在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上拉开了大幕。

同年11月2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并发表讲话，谓：“这次修改宪法，就是为了打击共产党。”又说：“现在是本党的危急存亡关头，大家要听我的话，则有前途，否则完了。”〔33〕话音刚落，众人惊骇，蒋氏的这一句“完了”，竟成谶语。

1947年6月，中共军队以损失30余万兵力的代价，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与杂牌军达112万人。共产党所属部队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战略进攻阶段。同年12月25至28日，中共中央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召开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标志着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同时强调：“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34〕这次会议，为中共在新形势下夺取全国性胜利，从政治、思想、策略上作了充分准备。

就在整个中国炮火连天，血肉横飞，国共两党杀得昏天黑地，不辨牛马之时。与杀人、砍头关系不大的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评选会议，又在乱象丛生的南京轰轰烈烈地搞了起来。面对这一行动，学术界意见不一，众说纷纭。1947年6月20日，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道：“话说天下大乱，还要选举院士，去年我就说，这事问题甚多，弄不好，可把中央研究院弄垮台。大家不听，今天只有竭力办得他公正、像样，不太集中，以免为祸算了。”〔35〕

中央研究院旧址（作者摄）

关于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事宜，早在抗战胜利初期，学术界高层即开始酝酿并有所行动，因内战爆发，迫使这一行动延缓下来。按照物理学家吴大猷的说法：“1947年由评议会筹办院士选举，先由各大学院校、专门学会、研究机构及学术界有资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选人，约四百余人。1947年由评议会审定候选人一百五十人。”〔36〕吴氏所言在数字上与事实稍有出入，但大体套路不差。随着国内政治军事形势发展，筹办事宜在起起伏伏中又拖延了一年，到1948年初，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评议员再次提出，无论战争局势如何发展，一定要在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之际作最后一轮选举，评出首届院士，以为科学、民主争得地位和荣誉，并为后世开出一条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光明道路。

按原定计划，院士选举分为数理、生物、人文三个组。由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总负其责，总干事萨本栋负责数理、生物组；胡适、傅斯年、李济、陶孟和等人负责人文组并提出候选人名单。最后由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评议员提出各自的意见并投票选出。

在第一轮正式推举之前，作为人文组主要决策者胡适，于1947年5月22日发出的“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文组’的‘人文’部分拟提名单”如下：

哲学：吴敬恒（稚晖）、汤用彤、金岳霖。

中国文学：沈兼士、杨树达、傅增湘。

史学：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

语言学：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

考古学及艺术史：董作宾、郭沫若、李济、梁思成。

1947年6月19日晚，傅斯年于南京写信致北大校长胡适，谓：“一月多以来，生病，事忙，心绪不佳，等等。未写信，北望至念也。十五号船挤下来（非我改），现买到二十九号Gor-don票，必行矣。”〔38〕

傅氏信中所言，是他欲赴美治病一事。经过与孔宋集团几年的大战并取得胜利，〔39〕傅斯年已身心俱疲，心脏不堪重负，无力坚持工作。同时也为躲避孔宋集团可能失去理智而雇凶杀人等血腥报复，在友人劝说下，傅斯年决定抛下各项事务携家赴美治病疗养。就在写这封信的第二天，即6月20日，傅斯年就院士评选事宜再致胡适一函，并透露了自己推荐的名单，内中说道：“日前开会商量应该在提名中不忘了外（部）名单（不必即是举出，此会尽力，不能包办也），想南方人士而不可多得，兹将当日所写之名单送上一看，但请千万秘密。”名单如下：

有涉人文组者：

（一）人文与社会科学平等数目，殊不公，因前者在中国比后者发达也。孟和原单标准甚低，减后如引。我看人文方面非二十人不可，分配如下：

中国文学四；史学六；考古及美术史四；语三；哲三。

我个人觉得以上单子，可如下分配：

中国文学：（1）吴。（2）胡，以上关系文学风气者。（3）杨树达，经籍考定。（4）张元济，古本流传，泛言不能，专就百衲本言，因此者校勘记并未刊行也。

史学：（1）陈；（2）陈；（3）傅；（4）顾颉刚；（5）蒋廷黻，近代史当无第二人；（6）余嘉锡或柳诒徵。柳不如余，但南方仍不可无一人。

考古及美术史：（1）李济；（2）董作宾；（3）郭沫若；（4）梁思成。

哲学：汤、冯、金。

语言：赵、李、罗。

傅斯年所列“人文”名单中的候选人姓名，分别是：

中国文学：吴稚晖、胡适、杨树达、张元济。

史学：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余嘉锡或柳诒徵。

考古及美术史：李济、董作宾、郭沫若、梁思成。

哲学：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

语言：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

胡、傅二人拟定的名单，可谓大同小异，或曰英雄所见略同，只是胡适拟定的名单为17人，没有自己，而傅斯年名单为21人，且当仁不让地签上了自己的大名。从名单拟定的视角也可看出，胡、傅二人的性格以及处世方式之大不同。就傅氏性格和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而言，绝不是一个腐儒式的书呆子，他之所以能在学术界呼风唤雨，除了紧紧傍住胡适与朱家骅等一流大腕，并巧妙地借用了他们掌控的国内仅有的几个基金会的势力之外，自然也有他的过人之处。如此次致胡适的信中，就极其精明和圆滑地叮嘱说：

以上陈寅恪、李济、赵元任、董作宾、傅斯年五人为本所职员，似本所不愿（拟）提名，拟请北大提出何如？

（二）其他部门，我们学校人数不多（清华多得多，6月4日其理由），然我们为求公道起见不可不注意，理学院饶、江、吴、杨、孙似不可落选，并乞先生届时留意。

（三）北大要提出一个名单，不能专写名字，须照格式填，著作原件附寄。

（四）提名不可太少，亦不可太多。北大可先由各学院自推，最后先生审定寄所也。〔40〕

显然，在傅与胡的心目中，史语所与北京大学已成兵合一处，将归一家之势。如此幕后操作和交易，尽管没有不检点和明显违规之处，但可以相见，这两家一旦变为情同手足式的一家，对院士选举评委会将会有如何强大的控制与要挟能力。——这就是傅斯年之所以成为傅斯年的根本所在。

6月29日，傅斯年携夫人俞大綵与儿子傅仁轨由上海乘船，前往美国波士顿伯利罕医院医疗。四个月后移居美国康乃提克州纽黑文休养。傅离开南京赴美之前，董作宾也应美国芝加哥大学之邀赴美讲学。经过一番考虑，傅斯年没有把史语所的所务交给当时所里的其他年长的研究员，而是让年轻有为的夏鼐代理所长。这一决定既出乎众人意外，又实在情理之中，以傅斯年精明老辣的识人能力，这个选择很快就证明是恰当和明智的。

此时的夏鼐与几年前的一介书生不可同日而语了。他自1944年2月离开李庄，与向达率领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组于4月份到达兰州，进行河西走廊和敦煌附近考察，在敦煌小方盘域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埋藏于沙漠深处书写着“玉门都尉”的汉代木简，从而为确定湮没达两千年的汉代玉门关确切位置找到了极其重要的物证。几年之后，当出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在谈到西北科学考察时，曾以赞叹的口气说道：“很奇怪，玉门关旧址，好多人找了多次找不到，夏鼐一去就找到了。”〔41〕言语中透着对夏鼐的敬佩，同时也可看出夏鼐高人一筹的智慧与科学素养。1946年春天，夏鼐于甘肃宁定县阳洼湾的考古发掘中，在墓坑填土层发现了仰韶文化的彩陶片，从而在地层学上找到了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的有力证据，纠正了瑞典学者安特生氏此前在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上的错误论断，为建立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正确年代序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发现与研究成果，令年轻的夏鼐声名大振，受到了同事和学术界普遍尊敬。当傅斯年、董作宾相继离开南京后，由他主持史语所的工作当是一件自然的事情。

1947年9月下旬，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发出通知，召集散布在全国各地的评议员赴南京开会选举。25日，当北大校长胡适接到通知时，仍处于心烦意乱之中，并为学潮余波发憷、发愁。此前，随着内战扩大，国共双方不断扩兵收编，军费开支浩大，造成物价虎跑狼窜，教育经费则成了兔子尾巴，师生日常生活难以维持。在人心即将动摇的关键时刻，中共不失时机地派员潜伏于大专院校，暗中策动学生造反起事。5月4日，上海学生风潮爆发，继之全国高校遥相呼应。5月15日，清华、北大学生喊出了“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向政府当局示威。鉴于外出宣传叫喊的男生遭到军警枪托拍、刺刀穿，女生被扇耳光、扯丰乳、踹美臀等群殴与污辱现象不断发生，中共地下党又指使扯旗造反的学运头目们在运动中增加了一个“反迫害”的口号和内容，并指使平津等地大学部分学生成立了一个“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5月20日，在月黑风高的黎明时分，北大学运头目以摔杯为号，联合其他学校学生共几万人，一起扯着旗子走出校园，在街头巷尾游行示威。一大批群众、三轮车夫与烧火做饭的厨师，外加一群群街头流浪和不明身份者见状大为兴奋，纷纷加入游行的队伍，场面更加浩瀚壮观。如此这般闹闹停停、停停闹闹持续了一个多月，流风所及遍布全国60多个城市，近百所大专院校、数十万学生卷入其中，许多学运头目被捕，仅北大就有几十名学生被当局以反革命煽动罪和破坏社会秩序的罪名，拿入大牢以老虎凳与辣椒汤伺候……鉴于此种情形，作为北大校长的胡适自然像他的前任校长蒋梦麟所说的那样，要在当局、学校、教授、学生等几个方面奔波、斡旋、调解，特别是要说服当局释放被捕的学生，恢复学校正常秩序。但几个月的奔波忙碌，上下打点，费尽口舌，仍有几名学生被认为是共产党骨干分子，关在大牢未能放回，而师生的生活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据胡适日记载，此前的9月23日，胡氏还在紧锣密鼓地召集北大同仁开会，商讨应付办法，到会教授约百人。胡适做会议主席，众人争论不休，指责甚至叫骂之声不断，持续三个多小时没有结果。目睹现场的胡氏极其郁闷悲观，心情怨愤，认为：“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向达先生说的更使我生气。他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42〕

如此这般吵吵闹闹地挨到了10月12日，胡适按中央研究院院士筹备委员会要求即将南飞。学生们得到消息，认为校长在如此非常时刻离平赴京，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校中壁报很快出现胡适南飞，是奸人鬼计，为的是调胡（虎）离山，军警趁机入校大规模逮捕学生等宣传言论。于是，在几个学运领袖的操纵下，几百名学生呼啸而至，将校长住宅包围起来，不准其出城南飞。胡适于焦急中向学生解释自己此次南飞的使命，并指天戳地发誓保证当局不会与学生为难，两个多小时后，经学校几名教授闻讯赶来对学生劝说，胡适方突破重围，匆匆赶往机场登上了即将起飞的航班。

当日，胡适飞往上海，几小时后转赴南京，于13日与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等人来到中央研究院出席会议。其间，胡氏向史语所代理所长夏鼐介绍了此次北平突出重围得以南飞的紧张场面，并叙述北大学生被捕经过和保释情形。《夏鼐日记》载其所述：“未能保释之学生二人，其共产入党证，一为100余号，一为300余号，皆为加入有年，在党中占重要地位，陈布雷之女儿及女婿亦以党事在平被捕。闻军队中少将、中将皆有加入共党为秘密工作者”。〔43〕

第二天，史语所同仁为欢迎胡、陈等人到来，由夏鼐主持，专门举办了由全体人员参加的茶话会。会上，夏鼐机智得体的表现，给胡适留下了深刻印象，胡在当天日记中以赞美的语气写道：“史语所中很有人才。孟真确是一个好导师。”〔44〕

10月15日上午，由评议员组成的院士选举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中央研究院北极阁大厦二层开始。朱家骅为当然的会议主席，另有党国大员吴达铨文官长代表蒋介石、李石曾代表中央党部，司法院长居正与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作为来宾分别致辞。因前来的党国大员鱼龙混杂，对院士选举议程不甚了了，乃就教育是否独立与派遣留学生问题斗起嘴来。王云五首先提及中国高等教育要走上独立，以后少派留学生出国。胡适代表评议员致辞，赞成王氏之说，并主张修改博士学位选举法，大学办理研究所五年以上有成绩者得授予学位，不必依旧法由政府赠与云云。对于王、胡之说，翁文灏起立反对，主张仍继续派留学生，唯须取严格主义。李石曾继之起立，谓吴稚晖以近来身体易感疲劳，故未来参加，嘱代致意。紧接着介绍吴氏主张派遣留学生之说法，谓留学生能输入抽水马桶，改良茅厕，即已是大贡献，若谓外汇消耗过多，殊不经济，则只要有利益，经济考虑亦属相对的，如男女交媾每次所耗精虫数百万，只有一条精虫过五关斩万将，最后突出重围成为一个人，经济云乎哉？言罢，全场轰笑。一上午的会议就在政客们相互斗嘴与争论中结束。

当天下午，由本次评议会秘书翁文灏，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及各所负责人报告工作情形，讨论院士候选人名单审查办法。夏鼐向评议会秘书处提交了由自己主持召开的史语所所务会议通过的“推荐院士候选人”名单：

哲学：吴敬恒、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

史学：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余嘉锡、柳诒徵、徐中舒、陈受颐。

中国文学：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沈兼士。

考古及美术史：李济、董作宾、郭沫若、梁思永（以上考古）；徐鸿宝、梁思成（以上美术史）。

语言：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王力。

民族：凌纯声〔45〕

评议会几经讨论，决定院士候选人不得超过正额（88至100人）之一倍，明日上午分组审查。

16日，会议继续进行，评议会分为数理组、生物组、人文组等三个小组审查，其中人文组由胡适召集。因夏鼐仅为副研究员职称，不是正式评议员，不能参加评议。但胡适以人文组傅斯年、陶孟和二人缺席，只剩胡适、李济、周鲠生等三人为名，硬拉夏鼐与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巫宝三列席。

会上，众评议员对推荐机构和评议员分别提名的候选人进行资格初步审查，审查的内容主要看被提名人是否在抗战期间沦陷区的伪大学等学术、教育机构任职。审查中，著名化学家赵承嘏、萨本铁，以及参加伪北大的容庚被删除。据夏鼐日记载：文史方面选出31人，滥居其列者，至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及法律部门，前者几无其人，因巫君在座，故仍提出7人（马寅初、刘大钧、何廉、方显廷、杨西孟、巫宝三、吴大業）。法律方面提出王宠惠、王世杰，以后勉强列入燕树棠、郭云观、李浩□。讨论至12时始散。下午开大会审查，化学组加入数人（孙学悟、朱汝华、黄子卿、纪育经）。物理组加入桂贺廷。生物科学、农学删去陈宗一及侯□□。矿物学加入陈克恢。医学原拟加入李卓浩，后以其未曾返国工作故未能通过。〔46〕

10月17日上午，评议会继续审查入选人员名单，而被审查的第一位就是郭沫若。有评议员认为郭是站在共产党一边的人，其罪过远远大于赵、萨、容等几人，前者不可留，后者更该杀。胡适以和事老的身份出面问朱家骅，假如朱不是今日会议之主席当如何看待？朱家骅旗帜鲜明地表示郭某人“参加内乱，与汉奸罪等，似不宜列入”。萨本栋起而和之，谓：“恐刺激政府，对于将来经费有影响。”评议员吴正之帮腔道：“恐其将来以院士地位，在外面乱发言论。”此时陶孟和已来到会场，对于这一连串反对入选意见，起而反击道：“若以政府意志为标准，不如请政府指派。”陶氏手下大将、会议列席者巫宝三见陶如是说，亦站起来表示拥护陶说，谓：“不应以政党关系，影响及其学术之贡献。”胡适见状，思虑再三，决定附和陶说，谓“应以学术立场为主”云云。〔47〕

鉴于双方意见各不相让，最后决定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决定郭氏是留是除。在这一关键时刻，夏鼐认为“此事关系颇为重大”，〔48〕乃不顾自己作为列席者不能参加表决的身份和规矩，起立为郭沫若辩护，据夏鼐日记载：“会中有人以异党与汉奸等齐而论，但中央研究院为Academia Sinica（中国的科学院），除学术贡献外，唯一条件为中国人，若汉奸则根本不能算中国人，若反对政府则与汉奸有异，不能相提并论。在未有国民政府以前即有中国，（国民政府倾覆以后，亦仍有中国），此句想到而不须说出口，中途截止。故对汉奸不妨从严，对政党不同者不妨从宽。”〔49〕

夏鼐的斗胆进言得到了李济等部分与会者的支持，李济进而言道：“郭是一个多学科有才华的学者，在考古学与古文字学领域造诣很高，虽其人没有直接参加田野考古发掘，也不属于中央研究院各所，但作为体制外的人士，我们应该给他保留一个位子。”〔50〕经此一说，作为中间派的态度有所改变，最后投票表决，郭沫若以14票对7票的差额，被决定保留在候选人名单之内。当这个结果拍板定案后，胡适、李济、夏鼐等人都长吁了一口气。

关于此次选举详情，夏鼐于10月20日向远在美国的傅斯年作了详细汇报，除了郭沫若是留还是砍的问题，评议会在讨论各方推荐名单谁有资格列名为院士候选人的过程中，更是意见纷纷，各有所见。如胡适在评选中于哲学领域又比提交的名单多推荐了一位陈康，理由是“陈氏希腊哲学造诣颇深”；周鲠生则认为李剑农“对于中国经济史及近代政治史皆有成绩”，故予以推荐；另“有人提出何以不列入熊十力、朱起凤、向达三先生。经胡适之先生解释后，亦无异议”。至于不是评议员的史语所助理研究员王叔岷闻听刘文典也被推荐后，在评议会外扬言，谓“刘文典先生之《淮南子》及《庄子》，校勘考据皆甚糟糕，并云傅先生如出席，必不推荐为候选人”等。〔51〕经过两天激烈讨论，院士候选人由最初列入的402人减至150人，分别是：数理组49人；生物组46人；人文组55人。具体名单在17日晚7时公布，初选会议就此结束。

按原定计划，最后一次院士选举定于1948年春天举行，至时必须再砍掉50人，只有100人当选。有了这个既定数字，最后的角逐就显得更趋激烈与异乎寻常起来。各不同派势自是要为本系统以及与自己关系密切者力争。掌握生杀大权的评议员们在场上的唇枪舌剑不可避免，而各色人等在台下的小动作也连绵不断，如北大中文系教授唐兰就暗中请胡适为自己帮忙助力，结果是不了了之，后胡、唐二人反目成敌，胡把此事揭出并对唐氏加以嘲弄和讽刺。当时正在美国讲学的董作宾闻知音讯，于1948年2月2日由芝加哥致信胡适，特意谈到了他对此次选举的关注与态度，信中说：“春间中央研究院选院士，您必出席，关于考古学方面，希望您选（梁）思永或（郭）沫若，我愿放弃。因为思永在病中，应给他一点安慰；沫若是外人，以昭大公，这是早想托您的。”〔52〕此时的董作宾对郭沫若仍一往情深，为了郭的缘故，自己可舍身相让，敢落下风。不知同样的信是否还寄给傅斯年，但从胡与傅推荐的名单看，郭氏始终在二人的推荐名单中一路过关斩将杀入150强，而梁思永由于夏鼐主持的史语所所务会议的推荐，也一直在入选名单内并有最后取胜的可能。

时仍在美国养病的傅斯年也密切关注着即将到来的最后一次角逐，当他得知将在本年3月中旬开会一决雌雄时，于3月9日致快信于朱家骅、翁文灏、胡适、萨本栋、李济并转各评议员，对候选人名单毫不含糊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信中说道：“自斯年出国就医以后，曾接到几次关于院士选举之文件，其候选人名单，虽斯年仍不无意见，然大体上细心公正，至佩诸先生之劳苦，至此地步，大是不易。斯年因病在国外就医，虽在委员会内，未能尽力，既惭且感，深喜诸事赖诸先生之劳苦，得以顺利进行。”

1947年，傅斯年在美国治病时与夫人俞大綵合影。（傅乐铜提供）

待这番客套话说过之后，傅开始对“候选人名单之意见”直述心胸，所谈到的第一个人物就是号称“国宝”的刘文典。傅说：“候选人中确有应删除者，如刘文典君，刘君以前之《三馀札记》差是佳作，然其贡献绝不能与余、胡、唐、张、杨并举（南按：所列五人当是余嘉锡、胡适、唐兰、张元济、杨树达）。凡一学人，论其贡献，其最后著作最为重要。刘君校《庄子》，甚自负，不意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助理研究员王叔岷君曾加检视（王君亦治此学）发现其无穷错误，校勘之学如此，实不可为训，刘君列入，青年学子，当以为异。更有甚者，刘君在昆明自称‘二云居士’，谓是云腿与云土。彼曾为土司之宾，土司赠以大量烟土，归来后，既吸之，又卖之，于是清华及联大将其解聘，此为当时在昆明人人所知者。斯年既写于此信上，当然对此说负法律责任，今列入候选人名单，如经选出，岂非笑话？学问如彼，行为如此，故斯年敢提议将其自名单除去。”〔53〕

傅斯年与闻一多在政治上各有自己的立场，且呈水火不容之势，未承想在对待刘文典“为土司之宾”的看法上却出奇的一致。看来刘文典这位颇为自负的“国宝”在西南边陲的所作所为，的确惹恼了不少人，最后落得个被闻一多借机踢出圈外的悲凉结局。至于刘文典学问之差，当时傅斯年在国内时听弟子王叔岷念道过，或是直接来源于夏鼐给他的信中，说到王叔岷在评议会场之外的那通议论不得而知。而刘文典的学问到底如何？是吴宓所说的“高见甚是”，还是王叔岷检视的“无穷错误”？实在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尚可讨论的学术范畴。〔54〕

傅斯年如此直言不讳，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吴宓在西南联大的时候，论陈寅恪和钱锺书老少两代在学界地位的那段话：“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55〕这一评价自有其精妙之处，从中可以看出，当年在吴宓的眼里，大名鼎鼎的刘文典也并不是什么所谓的大师或“国宝”，亦当属于“尔尔”一类的普通之辈。吴氏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高气傲的刘文典或许尚不服气，其他人或许还稀里糊涂地蒙在鼓里不置可否，如今傅斯年作如是说，刘文典就真的成为“尔尔”了。

就刘文典个人的命运而言，抗战胜利后，滞留偏远的云南昆明，未能回到北平这一文化、学术中心，对他事业的发展、学术的定位、名声的传播，皆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当年清华中文系的几位大牌教授，其璀璨的光芒经久不衰，凡稍读过书的人几乎皆闻其名。而刘文典的光芒却很快暗淡下去，在文学上的贡献与声名，除了几个专业研究人士外，再难为世人所知。身处如此不幸中的刘文典，假如在此次首届院士评选中能得以胜出，或可借此挽回颓局，重整旗鼓，在学术上作出新的贡献并留下不朽的声名。可惜的是，在这关键的历史转折点上，又遭到了力大威猛，从梁山上走出来的好汉傅斯年当头一棒。若刘文典真如傅斯年，或傅的门生王叔岷说的那样在学问上有“无穷错误”，那么“国”将不“国”，刘文典这件号称价值连城的“国宝”，也就自然成为一件假冒伪劣产品，或一堆废铜烂铁——或许还不如。

无论如何，经在万里之外的傅斯年如此一记杀威棒，站在云南大学讲台上的刘文典轰然倒下，属于他的时代算是彻底终结了。世事无常，或许一切皆是命中注定。哀哉，刘文典！〔56〕

身在国外，但对国内学术界特别是本次院士人文组选举具有超强控制能力的傅斯年，在候选人名单中第二个拖出来开刀问斩者便是清华教务长、独腿教授潘光旦。傅直言不讳地表示：“社会学一项，有潘光旦君。潘君自是聪明人，然其治谱牒学之结论，实不能成立。彼以科举之名，证明苏州人天资优越，然此说实不足以成之，盖科举之业亦有风气，且可揣摩，主考与入选者每为一调，忽略此历史事实，乃潘君之说，故潘君之工夫似未可与陈达君同列也。治学不可以报纸文字定其高下，此学在中国既不发达，如求其次，则孙本文君似应列入。此君之书，甚有理解，其工夫非作二三小文之比，故敢提议将其列入候选名单。”〔57〕

潘光旦所搞的那一套社会学不为傅斯年所重，这自是与潘氏的著述不周或观点偏颇有关，但这似不是主要的症结，因为潘除了研究谱牒，还有其他大量社会学著作如人口学论文行世，此著述傅并未提及，抓住一点而攻其全身，自是于情于理皆说不过去，更不能令人信服。傅斯年之所以抓其一点就敢于把潘光旦即将戴上的院士帽子革掉，恐怕与他对潘的政治倾向和思想作风大不感冒更有干系。傅向来不把潘光旦，或与潘氏相近的吴文藻、费孝通等一派人物视为同志、同类或同族，又因潘光旦等人在抗战后期经常于报纸上发表攻击国民政府的言论，还不自量力地以“我们人民”的名义，向正在交火开战的国共双方进行劝阻、威胁，招致傅氏更大的不满，这一点从傅斯年此前写的文章和书信，以及此次所暗含讥讽的“治学不可以报纸文字定其高下”中即可见到。政见不同，自然就不属于一股道上跑的马。按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处世哲学，潘光旦此次也只有被傅斯年踢出门槛之外靠边架着拐杖看热闹的份了。

位于云南大学门外的原王九龄公馆中刘文典讲课室，现沦为餐馆，商家把其中一个餐厅命名为“文典学馆”，算是对这位“国宝”兼学术大师的一份纪念。（作者摄）

1948年3月25日至27日，中央研究院代院长兼评议会议长朱家骅在南京主持召开了最后一轮院士选举会。经过入会者五轮无记名投票，原定要选出的100名院士，因许多名流大腕在投票中纷纷落马，导致69人票数未能过半，最后只有81人被通过。按既定规矩，凡通过者即正式成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名单如下：

数理组（28人）

姜立夫　许宝騄　陈省身　华罗庚　苏步青　吴大猷　吴有训　李书华　叶企孙　赵忠尧　严济慈　饶毓泰　吴宪　吴学周　庄长恭　曾昭抡　朱家骅　李四光　翁文灏　黄汲清　杨钟健　谢家荣　竺可桢　周仁　侯德榜　茅以升　凌鸿勋　萨本栋

生物组（25人）

王家楫　伍献文贝时章　秉志　陈桢　童第周　胡先骕　殷宏章　张景钺　钱崇澍　戴芳澜　罗宗洛　李宗恩　袁眙瑾　张孝骞陈克恢　吴定良　汪敬熙　林可胜　汤佩松　冯德培　蔡翘　李先闻　俞大绂　邓叔群

人文组（28人）

吴敬恒　金岳霖　汤用彤　冯友兰　余嘉锡　胡适　张元济　杨树达　柳诒徵　陈垣　陈寅恪　傅斯年　顾颉刚　李方桂　赵元任李济　梁思永　郭沫若　董作宾　梁思成　王世杰　王宠惠　周鲠生　钱端升　萧公权　马寅初　陈达　陶孟和

随着名单公布，折腾了几年的中国有史以来的首届院士选举尘埃落定。

由名单可以看出，史语所相当多的研究人员当选本届院士。其中专任研究员有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方桂、李济、梁思永、董作宾、吴定良。兼任研究员有冯友兰、汤用彤。通讯研究员有胡适、陈垣、梁思成、顾颉刚、翁文灏。整个人文组差不多有一半院士与史语所有关。后经夏鼐列表分析，本次当选院士，中央研究院有21人，北京大学10人，清华大学9人，技术机关6人，其他如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文化机关及行政长官各有4名，另外的机构、大学都在4名以下，如复旦大学仅童第周1人。中央研究院所占比例为26per。消息传出，反响不一，有的认为本次选举公平合理，有的则认为“遗珠甚多”，北大教授向达公开批评，谓：“本院的所长，大部分的专任研究员，几乎都是当然院士。”“令人有一种诸子出于王官之感。”〔58〕胡适事后对院士籍贯分布专门列表分析，并在1948年9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此次院士八十一人，安徽只有我一人。”是否暗含着一丝同乡太少并为刘文典的出局惋惜之情？后人则难以考证猜测了。

当然，这个时候也有对此颇不在乎者，如经胡适、傅斯年、董作宾、李济、夏鼐等人竭力争取，并终于成为院士的郭沫若，因郭氏此时已受到中共方面的重用，并开始在政治文化界大出风头，对这个国民党政府赠与的学术头衔早已不屑一顾了。

1948年夏天，在美国的傅斯年突然提出回国，夫人俞大綵劝他再静养些时日，但傅执意欲归，且慷慨陈词：“国内要做的事太多，岂能偷闲而安居异国乎？”〔59〕俞大綵不好阻拦，只把儿子傅仁轨留在美国一个亲友家中继续读书，夫妇二人回归祖国。抵达南京后，傅斯年重新执掌史语所所务，夏鼐的代理所长就此告一段落。

1948年6月9日，中央研究院在京人员搞了一个庆祝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活动。据参加活动的石璋如回忆：“上午开会，晚上就请吃饭，从总办事处到地质研究所前头的空旷处，桌子一路排开，放上酒跟点心，夜里灯火通明，称做游园会。刚开始的时候人很多，爱去哪桌吃、喝酒都可以，可是天气不巧，打了响雷下起阵雨，大家就集中到总办事处的演讲大厅去。我记得研究所内还有杨希枚领头唱平剧，非常热闹。”〔60〕同年9月23日至24日，“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二十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在南京北极阁举行，与会者有朱家骅等51人。为表示对学术事业与知识分子的尊重，蒋介石撇下前线十万火急的战事，亲自出席会议并致训辞，场面隆重热烈。蒋退席后，分别由朱家骅、胡适、张元济三位院士代表致辞，而以商务印书馆掌门人张元济痛斥内战的讲话最为沉痛动人。张说：“抗战胜利，我们以为这遭可以和平，可以好好地改造我们的国家了。谁知道又发生了不断的内战，这不是外御其侮，竟是兄弟阋于墙。我以为这战争实在是可以不必的……但是战端一开，完全是意气用事，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这是多么痛心的事情。打的时候并没有多久，已经闹到所谓四海困穷，人民有些受不住了。报纸所载，那边的占领了东九省，围攻了太原，打破了开封，现在又进逼济南。关外、山西流亡的学生，成千成万的到了平津武汉和南京，吃没有好好的吃，住没有好好的住，哪里还说什么入校求学呢？前几天我听李润章先生说，他原籍昌黎县，一年之内两方的军队一出一入共有三次，地方的蹂躏也可想而知了。”又说：“战事不到两年，已经成了这个现象，倘若再打下去，别的不用说，我恐怕这个中央研究院也就免不了要关门。”〔61〕

张元济一语成谶，这次院士会议，成为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苦难中深受瞩目和备感荣光的绝响。未久，中央研究院关门上锁，81名院士在战争的硝烟炮火中分道扬镳，踏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

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合影。前排左起：萨本栋，陈达，茅以升，竺可桢，张元济，朱家骅，王宠惠，胡适，李书华，饶毓泰，庄长恭

注释

• 〔1、2、3、6、8、13、14、45〕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

• 〔4、5〕《中国建筑之魂》，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 〔7〕《发现李庄》，岱峻著，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

• 〔9、10〕《李方桂先生口述史》，李方桂著，王启龙邓小咏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 〔11、12〕严薇青《追悼傅乐焕》，载《济南琐话》，严薇青严民著，济南出版社1997年出版。

• 〔15、18〕周法高《记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载《我与北大》王世儒闻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 〔16〕赵瑞蕻《纪念西南联大六十周年》，载《过去的大学》，钟叔河朱纯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

• 〔17〕《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 〔19〕胡适《论国故学（答笔子水）》，原载1919年《新潮》，二卷一号，收入《胡适文存》，一集卷二，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出版。

• 〔20〕2004年3月9日罗筱蕖给作者的信。以下引文同。

• 〔21〕2003年10月1日，作者在李庄采访罗萼芬记录。

• 〔22、23、24〕王汎森《逯钦立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载《新学术之路》，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出版。

• 〔25、26、27〕杨志玖《回忆傅斯年先生》，载《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 〔28〕张秉权《学习甲骨文的日子》，载《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出版。

• 〔29〕《蒋梦麟自传——西潮与新潮》，蒋梦麟著，团结出版社2004年出版。

• 〔30〕张秉权《学习甲骨文的日子》，载《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出版。

• 〔31〕何兹全《忆傅孟真师》，载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二期，1992年2月。

• 〔32〕《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记录：任育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 〔33〕《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34〕《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 〔35〕《致胡适》，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 〔36〕吴大猷《中央研究院的回顾、现况及前瞻》，台北《传记文学》，第四十八卷，第五期。

• 〔37、52〕《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第37册。

• 〔38、40、53、57〕《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 〔39〕早在1938年7月12日，傅斯年就以国民政府参政员的身份致书蒋介石，从才能、用人、纵容夫人、儿子与不法商人勾结，发国难财等多个方面，全方位抨击孔氏的恶行，终于导致孔祥熙被罢官。随后，傅斯年又对准贪赃枉法的新任行政院长宋子文穷追猛打。为全面揭露孔宋家族的恶行，傅斯年于1947年2月15日至3月1日，连续刊发了三篇火星激溅，威力巨大的战斗檄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傅称前两文内容为“铁幕缝中透出来的事实”。文章在《世纪评论》刊发后，全国各报刊纷纷转载，一时朝野震惊，群情激昂。胡适等人积极呼应，势同火上浇油。而此时的国民政府监察院一帮见风使舵的官僚政客，眼见宋氏即将翻船沉没，于愤恨中大着胆子从胸前背后给予一记闷棍。1947年2月16日，监察院举行全体监委紧急会议，决定派员彻底清查黄金风潮酿成的严重后果与责任者。消息传出，全国军民于欢呼声中皆翘首以待。傅斯年抓住时机，抹着满头汗水，于著名的《观察》杂志抛出了第三篇战斗檄文，给予宋子文最后致命一击。面对傅斯年发射的炮弹和社会各阶层的打击，宋子文已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只得重蹈孔祥熙的覆辙。就在《观察》发表傅氏文章的当天，宋子文在巨大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即刻提出辞职，如同过街老鼠一样灰溜溜地夹着尾巴下台滚蛋。至此，孔、宋两位皇亲国戚均被傅斯年几声炮响轰于马下，天下人心大振。

• 〔41〕石兴邦《夏鼐先生行传》，载《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出版。

• 〔42、44〕《胡适日记全编》（七），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 〔43、46、47、49〕《夏鼐日记》，王世民等整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 〔48、51〕《夏鼐致傅斯年（1947年10月20日）》，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

• 〔50〕2004年11月28日，在北京采访中国考古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人记录。

• 〔54〕关于王叔岷当年是如何对刘文典著作进行“检视”并“发现其无穷错误”的详情，作者曾专门致信由台湾转赴大陆居住的王叔岷先生请教，无奈王先生年老体衰，已不能复记，遂成憾事。后来根据王国简提供的线索查寻，收获甚微。下面是王叔岷之子王国简回作者的信：

尊敬的岳南先生：

您给我父亲王叔岷的信已收到，谢谢！父亲年老体衰，记忆力衰退，且日渐糊涂，我把您的信读给他听，他有些茫然。

关于我父亲与刘文典先生在《庄子》研究方面的不同见解我查了有关资料，似乎可以从中华书局出版的王叔岷《庄子校诠》的序论中找到一些线索，先生不妨一试。至于您问到的李庄时期，王玲和娟娟恋情之事确实不得而知了。请见谅！

祝安

王国简

2007.12.22日

• 〔55〕《钱钟书传》，孔茂庆著，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

• 〔56〕据刘在云南大学栽培的一位学生说，刘文典转入云大后，郁闷异常，精神不振，由于身体和年龄的原因，讲课渐少，后来只做一些指导性工作。当举国欢腾的“大跃进”来临时，受政治环境影响，刘再度打起精神，想以余年完成《群书斟补》等八种著作，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1958年7月15日，刘文典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去世，一颗学术巨星就此陨落。

• 〔58〕罗丰《夏鼐与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载《中华读书报》2004年9月8日。又见《夏鼐先生纪念文集——纪念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 〔59〕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傅斯年档案。

• 〔60〕《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记录：任育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 〔61〕张元济《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开幕式上致词》，载《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6年出版。

（第二部完）

第三部《离别》即将于2011年4月上市

一个年轻编辑的编辑絮语

两年前，当我刚刚参加工作，成为一名编辑的时候，我就拜读过岳南老师的大作《陈寅恪与傅斯年》。从那时起，“岳南”成了一个令我敬仰的名字。

正因如此，第一次见到岳南老师，我是有点激动的。那是2010年4月中旬的一天，公司领导把我引荐给一个中年学者，介绍这是岳南老师。还没等岳南老师开口，我就有些急切地上前握着他的手说我读过您的《陈寅恪与傅斯年》，非常喜欢，还写过一篇书评云云。

岳南老师说话山东口音较重，我一开始并不能完全听懂，后来他察觉到了，于是善解人意地放慢了语速，还会时不时停下来问我，听明白了没有？那天我们聊了很久，我了解到岳南老师把《南渡北归》视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为写此书，他耗费八年心血，三下江南与西南边陲实地采访与考察，拍了数千张照片，搜阅超过千万字的珍稀资料，从而第一次全景描述了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的剧烈变迁……那个下午，我带着崇敬的心情和庄重的使命感，成了《南渡北归》的编辑。

不久之后，《南渡北归》三部曲（第一部：南渡；第二部：北归；第三部：离别）的全部相关资料，包括120万字的书稿正文、40万字的注释和500多幅珍贵图片进驻我的电脑硬盘。一座甜蜜的大山压了过来。虽然事先做过心理准备，但接到书稿的那一刻我还是有点慌乱——规模如此之大、意旨如此宏远的一部作品，我能做好吗？

好在公司领导和岳南老师给我找了个大师级“帮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王世民老师。《南渡北归》的历史与考古部分，主要就是由王世民老师审校并提出很多精彩、专业的修改意见。

岳南老师每次给我写邮件，开头的称呼必是“康兄”或“康慨吾兄”。一开始我对此很不适应，因为我比岳南老师小20多岁，怎敢承受如此称呼？后来，随着对《南渡北归》理解的深入，我了解到民国的学术大师们，不管年纪相差多少，彼此都是以“兄”“弟”互称，这其实可以算作一种“民国风范”。再者，我也把这样的称呼理解为岳南老师对我的一种鼓励，它似乎意味着，不管你多年轻，在事业上，彼此之间没有辈分的差距，而是平等的。

有一段时间，我深深沉浸在《南渡北归》的世界之中不能自拔，以至于每天在吃饭、走路、甚至做梦的时候，都在念叨着那些大师的事迹——当读到在抗战期间，冯友兰、梅贻琦、梁思成、金岳霖、林徽因等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日军的炮火，跋涉西南艰难办学，并且凭借着巨大的精神力量收获学术上的累累硕果时候；当读到在文革期间，诗人穆旦在寒冷冬夜冒着生命危险从改造农场中逃出，步行30里仅仅为了给妻子送去一块糖的时候；当读到大师们在艰苦岁月互相帮衬，不顾自己的极度穷困，为了提振民族精神力量而呼号奔走的时候……我没法不动容。我也相信，任何一位读者读到这些内容都会为之深深感动。

由于工作需要，我曾多次去登门拜访岳南老师。岳南老师和师母很好客，我每次去他们都会特意准备一顿丰盛的饭菜，让我受宠若惊。聊到书稿，岳南老师总是充满激情、滔滔不绝。有一次当他谈到穆旦的诗歌和人生，聊到最后，我们都悲凄不已，几欲落泪。其时已夜深，然而我们浑然不觉，直到家人打来电话，我才发现已经11点多了……

CCTV买下《南渡北归》电视版权，并着手改编剧本、准备拍摄电视剧是8月末的事。当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着实激动了一阵儿。想到这样一部作品会通过电视剧的形式推广给全国人民，想到也许30年、50年之后还会有人阅读本书，这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感到一种巨大的幸福和骄傲。

值此《南渡北归》编校完成、即将出版发行之际，我想用一位提前读过《南渡北归》的读者为本书写下的两句话来与大家分享：

披阅史料还原被蓄意掩蔽的历史真相，

巨笔如椽再现被匆忙遗忘的沧桑辉煌。

一个半世纪以前，年轻的尼采苦苦寻觅一部能“为其生、为其死”的作品而不得。相比于尼采，我是幸运的，因为至少在这大半年的时间内，我找到了一部融入我整个生命的作品，它就是这部20世纪知识分子的宏伟群雕——《南渡北归》。

《南渡北归》的编辑康慨

离别

第一章　山河崩裂

国宝争夺战

当参加中央研究院会议的群贤硕儒们，为连绵内战造成的苦难忧心愁悴，彷徨山泽，嗟号昊旻而无一丝收效之际，炮弹轰鸣、人头乱滚的战场又传出一个又一个国民党军战败覆亡的凶讯：

1948年9月12日，中共将领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对国民党军卫立煌部发起攻势，史称辽沈战役。此役东北野战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俘获国民党军兵力47万余人，缴获了大批美制武器装备。经此一役，国民党军元气大伤，彻底踏上了衰亡败退之路。

9月16日，中共华东野战军以32万兵力围攻国民党重点守备的战略要地济南城，历时8天，城陷，国民党军10.4万人被歼，最高指挥官王耀武被俘。

11月6日，中共华东、中原野战军与地方武装共60余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至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区域内，向集结在这一地区的70万国民党军发起强大攻势，是为淮海战役（南按：国民党称之为徐蚌战役）。解放军攻势凌厉，兵锋所至，所向披靡，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岌岌可危。

11月13日，号称一代“文胆”的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总统府国策顾问、首席秘书陈布雷，看到国民党政权日暮途穷，灭亡在即，自己回天乏术，更无力挽狂澜于既倒、解党国之危，痛苦悲愤中服巴比妥安眠药自杀，以古老的“尸谏”形式表达了对蒋介石的忠诚以及对国民党政府前途的绝望。在置于寓所书桌的遗书中，陈布雷字字血、声声泪地宣泄出久积于内心的苦痛与彻底绝望之情，书曰：

介公总裁钧鉴：

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害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纯系心理之失常，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况自问平生实无丝毫贡献可言乎？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

部属布雷负罪谨上〔1〕

此前，陈氏曾多次向蒋介石苦谏，谓“罢兵弭战，同共产党举行谈判，早日结束内战，国民党或许还能坐半个江山”。蒋答之曰：“目前战局确实不利，但不必悲观；即使谈判也保不住半壁江山，只有背水一战，成败在天了。”〔2〕

面对山河崩裂、天地改色以及摇摇欲堕的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困兽犹斗，在决心背水一战的同时，没有听天由命，而是采纳了历史地理学家出身的著名策士张其昀（晓峰）的纵横捭阖之术，决定着手经营台湾，作为日后退身和反攻大陆的“转丸”之地。

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败退台湾之前，根据蒋介石密令，由中央银行为首，把储备黄金、白银等财宝全部秘密运往台湾。运送渠道有两条主要路线，一是从上海的央行直接运至码头，以海关缉私舰悄悄运送到台湾岛；另一种是其他地区银行的金条、银锭、银圆等，以陆路方式分头运送到厦门鼓浪屿，再以军舰从厦门运送至台湾。据国民党当局后来披露，1948年之后从大陆运到台湾的黄金、银锭、银圆共有三批，其中黄金277.5万余两，银（锭）圆1500万元，另有1530万余美元存进美国银行的国民政府账号。美国前驻法国及苏联大使蒲立德（William Bullitt）后来曾在《展望》杂志发表文章，分析1949年和1950年台湾的经济与财政情况时指出：“台湾面积仅约为波多黎各的4倍，它怎能维持60万的武装部队呢？这完全靠蒋先生将大陆的黄金运台，才安定台湾官员的生活。没有蒋先生由大陆运台价值10亿美元的黄金，台湾的经济将被通货膨胀的洪流所淹没。”〔3〕蒲立德所言大体不差，这批黄金对稳定台湾民心和国民党军心，以及后来的经济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蒋经国亦曾对这批库存黄金的搬运经过有过如下披露：“当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父亲就派我们几个人到上海去，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临行的时候，父亲又再三嘱咐我们‘千万要守秘密’，因为早已预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库存黄金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后来这一批黄金很顺利地运到台湾了。政府在搬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又说：“库存黄金到达台湾之后，父亲又记起还有一箱国家的珠宝，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命令我们再赶到上海去，劝信托局把这一箱珠宝也运到台湾。”〔4〕

蒋氏回忆的最后一个细节特别令人难忘，在如此艰危的情形中，蒋介石居然连一箱珠宝也记得清楚并挂在心上，可见他对这批立足之本的重视程度，真是考虑得细致入微。除把价值约10亿美元的黄金和银圆连同蒋经国后来披露的当时不为外人所知的珍宝秘密运台外，根据国民政府训令，科学教育界能搬迁的人、财、物尽量搬迁，先以台湾大学为基地，而后慢慢站稳脚跟，以达“求生存、图发展”的目的。因台湾大学原校长庄长恭履任半年就携眷悄然向当局呈请辞职开溜，国民政府决定由傅斯年接任台大校长，着力经营关乎科学教育这一立国之本的重要基地。经蒋介石批准，朱家骅和傅斯年多次晤谈，傅勉强表示从命，欲“跳这一个火坑”。

1948年11月10日晚，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以故宫博物院理事长身份，召集朱家骅、王世杰、杭立武、傅斯年、李济、徐森玉等故宫和中博两院理事在官邸举行谈话会，决定先把当年运往伦敦展览的500箱精品文物运往台湾，同时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等机构的主要文物和图书一并运往台湾，并由朱家骅向蒋介石呈报，争取海军派军舰押运。

11月26日，在南京国民党中常会扩大会上，C.C.派骨干分子陈立夫等人猛烈攻击教育部长朱家骅镇压学潮不力，当场要其下台。朱氏心力交瘁，吐血病倒，但在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强力支持下，仍咬牙苦撑，坚不去职。几天后，朱家骅从病床上爬起来，奉命召开“中央研究院在京人员谈话会”，由总干事萨本栋主持，分别召集在京的七个研究所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参加。出席会议的有傅斯年、李济、陶孟和、姜立夫、陈省身、张钰哲、俞建章、罗宗洛、赵九章等，会议紧急商定了几条应对措施：立即停止各所的基建、扩建工程，原备木料全部制成木箱以备搬迁之需；各所尽快征询同人意见，做好迁台准备。眷属可自行疏散，或于十日内迁往上海，可能出国者尽量助其成；南京地区文物、图书、仪器、文卷等先行集中上海，由安全小组封存，伺机再南运台湾。会议之后，各所组织人员携公私物资陆续向上海撤退，“静观待变”。

于是，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外交部档案室等五机关联合组成统一机构，将所藏的珍贵文物、图书和历史档案、外交档卷等装箱运往台湾。本次迁运，由教育部次长、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秘书、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杭立武全权指挥。

待一切准备就绪，由蒋介石特批，海军司令部派来“中鼎”号运输舰与一个排的官兵协助装运。此时整个国统区已是人心惶惶，流言四起，慌乱无计，纷纷设法出逃。据当时参加装运的南京故宫博物院人员那志良回忆说：“海军部人员听说有船开往台湾，大家携家带眷带了行李，赶来搭便船，船上挤满了人。我们觉得对文物安全是有问题的，由杭立武先生找来海军司令桂永清解决这事。他上了船，百般劝慰，说另有船疏散眷属，他们才相继下船。”〔5〕

此船共装运五家机构运来的古物、标本、仪器、历史档案、外交文书等772箱，由李济担任押运官，全程负责运输、装卸事宜。这时的李济已辞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之职，以故宫博物院理事与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的身份担负这份重任。在搬迁之前，中共方面已得到消息，急派中共地下党员、李济的一个学生出面劝阻，但李并未听从，并告诉对方：“保护这批古物是我的职责，自卢沟桥事变之后，我已护送这批珍宝跋涉了大半个中国，终得以保全。现在我同样不能眼看着祖宗留下的国宝毁于战火。国共之战我管不了，但如果我能保全这批文物而撒手不管，是为不忠不孝，同样对不起后世子孙。”〔6〕

眼看这位学生无力阻止，中共方面又转而找到倾向共产党的陶孟和对李济委婉相劝，李仍不买账，决定一意孤行，并对陶曰：“如果你陶孟老能保证这批古物不在战争中被毁，并有科学证据说服众人，同时能担当起这个责任，那我就放弃。”陶孟和当然拿不出科学证据，更不敢担当这份与江山社稷紧密相连的“国之重器”存亡之重责，于是乃罢。对此，李济以讥讽的口气说道：“你陶孟老不是也带人跑到上海的租界躲起来了吗，对于我们做的事又横加指责，这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吗？台湾与南京同为中国的领土，并不是外国人的领地，在整个大陆都笼罩在炮火中的非常时刻，中华民族的珍宝应该放到祖国领土最安全的地方去，这是人所共知的常理，陶孟老也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为自己在政治上做投机取巧的打算才是。何况《左传·宣公三年》周朝王孙满对楚子有言：’成王定鼎于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命所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中山先生缔造之伟大中华民国，还没有到玉石俱焚的时候。”〔7〕陶孟和听罢，感到自己也不过是这个战乱年代的一叶漂萍而已，打算固然有，但人微言轻，哪里能阻止得了如此重大的事宜？遂不再强劝和阻拦。

1948年12月20日，满载国之重宝的“中鼎”号军舰拔锚起程，由上海进入激流汹涌的台湾海峡，向陌生、神秘的基隆港驶去。在行程中，因“船是平底的，遇到风浪，船摇摇摆摆，颠簸不定，船上的箱子又没捆好，船向左倾，箱子便滑到左边来，向右倾斜，箱子又滑到右边去了，隆隆之声，不绝于耳。海军司令又托船长带了一条狗。它又在那里不住地狂吠，加以风声、涛声，这些押运人员直觉得是世界末日要到了”。〔8〕军舰在大海里颠簸了一个星期，直到27日才到达基隆港。后来，据随李济押运的那志良听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说：“在古物装上船后，又传来几天前在海峡，海浪打沉一条船的消息，许多老友劝李济不要跟船走，李回答说，物在人在，免得子孙唾骂千年。从南京到基隆，文物安全抵达，老先生也差点瘫倒，其精神压力之大可想而知。”〔9〕

由于前方战事吃紧，海军一时无船可派，第二批运输珍物包租了一艘招商局的海沪轮，该船船舱较大，仅史语所的古物、资料就装载了934箱。1949年1月6日海沪轮拔锚起航，仅三天即到达基隆。

第三批是海军部派来的一艘“昆仑”号运输舰，当古物装载时，海军部的人员眷属拖儿带女呼呼隆隆地拥向船舱抢占座位。杭立武仍用老办法请出海军司令桂永清前来劝阻。此时国民党军战事更为不利，人心越发焦灼慌乱。那志良说：当桂永清命令众人下船时，“大家都哭了，希望老长官原谅他们，帮他们的忙。那种凄惨的样子，使得总司令也落了泪。他没有办法可想，只有准许他们随船去了”。〔10〕

该舰自1949年1月29日开出，直到2月22日才抵达基隆港。至此，五家机构共4286箱古物、资料、珍贵图书、档案等全部运完，无一件损坏。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运去的珍贵文物就多达2972箱，这批文物后来存放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而史语所仅“内阁大库”档案就多达311914卷（册），其中明代档案3000多卷（件）。这批珍宝与其他文物先借放于台北杨梅铁路局仓库，后转南港史语所办公大楼资料库永久保存。

就在五家机构的古物、图书、档案等仓皇运台的同时，翁文灏见国民党大势已去，遂决定独自开溜，于1948年11月26日辞行政院长职，由孙科继任并重新组阁。混乱中，原决定中央研究院各所人员全部迁台的计划竟没有几人响应，多数人员仍要在南京、上海“静观待变”。陶孟和等人则明确反对迁台，坚持要留在大陆，静候共产党军队到来接收。11月30日，陶孟和参加在京人员谈话会时，见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大佬与一群公公婆婆即将倒下，感到自己终于可以吐一口恶气，倒一倒若干年来肚中的苦水了。遂腰杆子突然硬将了起来，毫不客气地对朱家骅说：“搬不搬要同全所同人商量，以多数人意见为依归。”〔11〕

12月9日，面对朱家骅的催促，陶氏以所务会已开过，“全所人员多一票”决定不迁回复。朱氏听罢又急又怒，当场以“出席人员中包括助理研究员，不符合规定”为理由，强行令全所搬迁，但陶却置之不理，并以各种办法拖延。面对朱家骅步步紧逼，陶孟和给社会学所的同人打气说：“朱家骅是我的学生，我可以顶他，他不敢把我怎么样。”〔12〕意思是你们这些小的们不要怕，一切事由我这棵大树顶着。1949年5月，竺可桢由杭州潜往上海，听任鸿隽、陈衡哲夫妇说：“陶孟和颇赞成共产，近来大发议论，于首都陷落前赴京……”〔13〕此时的陶孟和决心拉着手下弟兄离开即将崩盘的梁山泊聚义厅，弃暗投明，接受新一轮“招安”，因而朱家骅的一切努力皆成徒劳。

在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中，只有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在迁台事宜上表现得较为积极，但真要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其彷徨、犹豫、痛苦也在心头萦绕不去。据陈槃回忆：“当首都仓皇之日，时有陈布雷、段锡朋二氏之殁，师（傅斯年）因精神上大受刺激，悲观之极，顿萌自杀之念。而师卒未于此时殉国者，赖傅夫人爱护防范之力也。”〔14〕陈氏之说后来得到了俞大綵的证实。当时俞正准备陪母亲去广州、香港就医，傅斯年的弟弟傅孟博暗中劝俞不要离开，俞大綵说：“那时我的母亲患严重心脏病住院，大姐大絪，以南京危在旦夕，决奉母先飞广州，转香港就医，她要我同行，与她共同随机照顾病母。我虑及孟真旧病复发，加以他感时忧国，情绪极劣。母亲重病在身，长途飞行，极堪忧虑，左右为难，不知何所适从，商之于孟真。他毫不迟疑地说：’你母亲病情严重，此行如有不测，你未能尽孝，将遗恨终生。你非去不可，不要顾虑我。’我略整行装，准备隔日启程，当夜孟博赶来痛哭流涕，责备我不该离开孟真。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哥哥随身带着一大瓶安眠药，一旦匪军攻入，他便服毒自尽么？那时，你将何以自处？’骨肉情深，感人肺腑，我们相对涕泣，我便放弃了广州之行。”〔15〕

陈槃的回忆当是可信的。与傅氏一度友善的北大教授，汪伪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1941年后为蒋介石侍从室秘书、《中央日报》总主笔的陶希圣，也曾有过类似的回忆。陶说：“在徐蚌战事失利之后，我到鸡鸣寺去看孟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图书都在装箱，他的办公房内也是箱箧纵横。他告诉我说：’现在没有话说，准备一死。’他随手的小箧里面藏着大量的安眠药片。”〔16〕

傅斯年之所以没有自杀，除了夫人看护有加，与傅本人心中牵挂着史语所同人和他的故旧亲朋亦有极大关系，也正是这一条若隐若现的锁链，最终拴住了他的心并延长了其生命。对此，陈槃还有一段关于傅斯年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人员赴台内幕研究中绝对不可忽视的记录：

自三十七年冬，首都告急，群情惶急，不知何以为计。

一日，师（傅斯年）召集同人会议，惨然曰：“研究所生命，恐遂如此告终矣！余之精力遂消亡，且宿疾未愈，虽欲再将研究所迁入适当地区，使国家学术中心维持得以不坠，然余竟不克荷此繁剧矣。今当筹商遣散。虽然如此，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愿尽最大努力，妥为介绍安置。”

同人此时，以学术自由之环境已受威胁，于多年生命所寄托之研究所，亦不胜其依恋可惜。一时满座情绪，至严肃悲哀，有热泪盈眶者。

师于是不觉大感动，毅然曰：“诸先生之贞志乃尔，则斯年之残年何足惜，当力命以付诸先生之望耳。”

本所迁移之议，于是遂决。〔17〕

陈氏之说当属事实，但似乎又令人联想起古代坊间小说的某些情节。傅斯年在赴延安会见毛泽东时，谓对方“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其实傅的这段讲演也颇具梁山好汉们特别是宋江之流惯用的伎俩，具有典型的利用民众心理来达到目的的戏剧性效果，想来傅斯年是同样深谙《水浒》等坊间小说精髓的。或许此时的他并未想到利用和欺骗，而是把他的真心诚意借用这一古典戏剧性手法加以表达也未可知，无论如何，他的目的是达到了。全所大部分人员开始于惶恐纷乱中，携妻带子紧急逃亡台湾海峡另一边的孤岛，只有吴定良、夏鼐、郭宝钧、逯钦立等少数人留了下来。

迁台经过是慌乱复杂的，而最终得以成行，除了傅斯年一手造就的史语所具有曾国藩缔造的湘军“兵随将转”的政治格局和习性，促成该所大部人员出逃的原因还有一个意外插曲，这就是济南城被共产党军队攻陷后，山东图书馆馆长王献唐被扫地出门，流浪街头。王氏在学术界属于德高望重的前辈，抗战期间流亡李庄达四年之久，与史语所同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闻知这位学界耆老的悲惨际遇，众人在潸然泪下的同时，也联想到了自己日后的命运，遂下决心离开即将被共产党占领的大陆，像当年的徐福浮海东渡一样出走台湾。

当史语所一行人登上轮船，心怀凄凉之境，在风高浪急的台湾海峡动荡颠簸时，傅斯年没有离去，仍继续留在南京，担负起抢救学界名宿硕儒奔赴台湾孤岛的重大使命。

学人抢救计划

1948年11月29日，共产党所属东北野战军会同华北军区主力共100万人，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联合打响平津战役，与国民党军傅作义部60万人展开决战。12月12日，北平城被解放军包围，南苑机场失守，国民党军气脉已竭，力不能支，平津即将陷落。蒋介石急派飞机空投手谕致平津守军各军长，以鼓舞士气。手谕末尾以悲壮无奈的口气道：“固守待援，不成功，便成仁。”13日，北平西郊炮声隆隆，解放军发射的弹片从清华园上空“嗖嗖”掠过，校内师生及家属大为惊恐，纷纷逃跑躲避，清华陷于混乱。鉴于此情，校方只好宣布停课，师生员工自寻出路。

在国民政府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危急时刻，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陈雪屏等在蒋介石授意下，于南京紧急磋商谋划“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细节办法，很快拟定了“抢救人员”名单。名单包括四类：

（一）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

（二）因政治关系必离者；

（三）中央研究院院士；

（四）在学术上有贡献并自愿南来者。

计划既定，立即实施。南京方面急电北大秘书长郑天挺，令其迅速组织胡适等重量级知识分子火速南下，共商图存大计。但北平方面迟迟没有回音。12月11日，教育部副部长陈雪屏再度致电北京大学秘书长郑天挺，安排抢救学人事宜，曰：

毅生我兄，先后三电计达。前与俞部长商定，一俟场可着陆，即派机来迎。托石志仁主持办理。特嘱黄澂随机北来，切取联系。

右所应注意之点，就一时想到者列后：

一、适师及师母必须先行，无论空军专机或航机先到，立即动身，千万勿犹夷，因随时场地仍可破坏也。总统对此一再谆嘱，至要至要！

二、东厂胡同如寅恪、锡予诸先生亦可与胡师偕行较为方便，此时不宜谦让，以免耽搁有变，总之尽前利用机会。

三、其余同人有必须走开者，如第一项名单所列海宗、寿民、孟实、佛泉、□修、子水、贻宝、□□诸先生，以及各院校馆行政负责人，如梅校长、袁、马、李、贺、郑、冯、叶、霍、褚、饶诸先生及吾兄，要走便立刻决定，不宜迟疑。此外各校有地位之教授，如今甫、莘田、景钺、泽霖诸先生。大抵每机可坐四十人，拟用四机分两批，何人先走，请兄□梅校长志仁兄商定。中院院士朱先生特别重视请注意。辅大百龄重一侍峰诸兄亦请勿遗漏。排定次序，秘密通知，立即出发，自己万不可闹意见，争先后。先将必须走者定为第一批，再分别与其他者商定。

一切请与树德实斋兄商酌进行。

匆匆。余由敏功面陈。

敬颂

大安

弟雪屏谨启

十一〔18〕

密电到达，胡适却以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为由不肯起身，而接到电文的清华校长梅贻琦也磨蹭观望。当时北平出现了一股北大将要南迁的谣言，身为北大校长的胡适为稳住师生情绪，在积极筹备校庆活动的同时再三辟谣：“北京大学如果离开北平就不能称为北京大学了，所以决无搬迁之理。”事实上，面对解放军的咄咄进迫，胡氏曾有过把北平各大学迁往南方，再度成立像抗战中长沙临时大学或西南联大的念头，但仅仅是一个念头而已，尚未来得及详细筹划，解放军潮水一样涌来，国民党军在排空连壁的疾风猛浪中翻了几个跟头便成了缩头乌龟，躲在高大城墙包围的城中不敢冒头，只偶尔从箭垛的垛口，露出两只黑豆一样的小眼珠，滴溜乱转着寻找可以逃跑或投降的机会。面对这些乌龟王八蛋的软骨症加饭桶做派，胡适深觉失望，认为学校南迁无望。既如此，号称平津教育界“定海神针”的他，就面临着一个必须抉择的急迫问题—是留，还是走？

而此时，鉴于胡适在中国政学两界不可忽视的巨大存在，共产党方面也加紧了对其拉拢、争夺的行动。根据中共高层指令，几个地下党、原胡适的弟子纷纷潜入北平，通过各种方式方法做胡的政治思想工作。早些时候已弃教职走出清华园，秘密潜入解放区等待出任中共高官的吴晗，曾专门指派嫡系找到胡适密谈，让胡留在北大，不要无事找事地跟着国民党乱跑找死。

当然，这次交谈，吴晗的指令不再代表过去自己向国共两党宣称的“我们人民”，而是代表“我们中国共产党”。但是，胡适没有听从这位前爱徒、现以高官大员自命者的指令，乃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意思是我不相信，你吴弟子也不要悬在“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的阴阳界中做着美梦，还是早一点鞋底抹油—开溜的好。最后，胡适旗帜鲜明另加斩钉截铁地让来使告诉吴晗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19〕

吴氏知胡老师心意已决，遂放弃了努力，但共产党高层仍不死心，便以其他的方法展开心理攻势。据时任北大教授兼东方文学系主任的季羡林回忆，当解放军包围北平郊区时，“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胡适，商谈什么问题。忽然闯进来一个人—我现在忘记是谁了，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天夜里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我们在座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感兴趣，都想看一看胡适怎样反应。只见他听了以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的五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看样子他已经胸有成竹，要跟国民党逃跑。但又不能说他对共产党有刻骨的仇恨。不然，他决不会如此镇定自若，他一定会暴跳如雷，大骂一通，来表示自己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忠诚。我这种推理是不是实事求是呢？我认为是的”。老季又说：“因此，说他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说他‘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20〕

直到1948年12月12日，胡适接到南京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拍发的密电：“明天派专机到平接你与陈寅恪一家来京”，他才有离平的打算。当国民党派出的飞机飞抵北平上空时，南苑机场已被解放军控制，飞机无法降落，只能空返。14日，蒋介石两次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南京，并派专机迎接。胡得此消息，决定乘机南飞，临行前，他派人劝辅仁大学校长兼好友、与陈寅恪齐名的史学大师陈垣共同乘机赴京，陈垣不从。令胡适想不到的是，不但老友陈垣不从，即使他的小儿子胡思杜也表示暂留在亲戚家，不随父母南行。这一拒绝令胡适夫妇大为吃惊，心中恼怒又不知如何是好。

1941年，胡思杜投奔在美当大使的胡适进入美国学校读书，1948年夏回到国内，8月30日到北平图书馆报到，成为北图的一名职员。据胡适办公室不挂名的秘书邓广铭回忆说：“当时胡思杜不愿意随胡适南飞，他刚从美国回北平不久，对国内这几年的情况不熟悉。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结果胡适夫妇就把他留下来了。”〔21〕因事涉紧急，胡适无法也无力在短时间内做通这个脑后长有反骨的儿子的政治思想工作，眼见胡思杜周身充溢着一股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的牛烘烘的叛逆气味，胡适夫妇颇感无奈，只好强压怒火，按照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或者儿要守家的古训—随其便了。胡适对儿子说了几句不要再像在美国读书时那样—整天出去吃喝嫖赌，正事不干，除了工作，要好好蹲在家中照看家产与书籍之类的话，便告辞而去。未久，胡适驱车来到邓广铭家中，急切地询问能否找到陈寅恪，并谓昨日南京政府来电，说今日派专机抵达南苑机场，“抢救”胡与陈寅恪等著名教授离平。胡打电话至清华问询陈氏的情况，告之已回城内，但不知具体落脚何处，因而要邓广铭想办法寻找。

1943年年底，陈寅恪辞却傅斯年邀请，自重庆携家绕过南溪李庄，径直赴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到校后，与早些时候由史语所转赴燕大任教的李方桂一家同住学校租赁的民房，生活艰难。时陈寅恪身体极度虚弱，右眼失明，上课之后回到家中，仍在昏暗的灯光下用唯一的左眼紧张地备课和研究学术。1944年春，陈寅恪上课地点改在华西大学文学院，一家随之迁入华西坝广益宿舍，居住条件稍有改善。因物价仍在飞涨，陈家柴米不济，夫人唐筼时常犯心脏病，可谓饥病交迫，令人心焦。在此种情形中，陈氏每个星期都要身穿长衫、夹着包袱到教室上课。因生活困苦，营养不济，陈寅恪左眼视网膜剥离加重，终致失明。这年11月23日，陈寅恪给傅斯年与李济的信中写道：“弟前十日目忽甚昏花，深恐神经网膜脱离，则成瞽废，后经检验，乃是目珠水内有沉淀质，非手术及药力所能奏效，其原因是滋养缺少，血输不足（或其他原因不能明了），衰老特先，终日苦昏眩，而服药亦难见效，若忽然全瞽，岂不大苦，则生不如死矣！”〔22〕

关于陈寅恪失明的经过，陈寅恪女儿流求回忆说：“一个早上，父亲突然发现两眼一片漆黑，失明了。先叫我通知他当天不能上课，随后住进存仁医院。”又小彭笔记：“父亲在存仁医院由眼科医生开刀。听父亲说，在成都开刀时手术不怎么理想，视网膜皱在一起，以后虽到英国医治，已无法再弄平。”〔23〕1945年2月，陈寅恪作《目疾久不愈书恨》表达自己愤懑哀惋之情。诗曰：

天其废我是耶非，叹息苌弘强欲违。

著述自惭甘毁弃，妻儿何托任寒饥。

西浮瀛海言空许，北望幽燕骨待归。

先君柩暂厝北平，待归葬西湖。

弹指八年多少恨，蔡威唯有血沾衣。〔24〕

诗中的“西浮瀛海言空许”句，指几次欲赴英讲学而未成行，这个心愿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方才得以实现。

1945年秋，英国皇家学会与牛津大学为实现以前的承诺，再次邀请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赴伦敦，由英国医生疗治目疾，希望治好后留牛津讲学。陈氏接受邀请，由成都起程经昆明，转印度，乘水上飞机赴英，进入对方安排的医院接受治疗，但手术最终失败。陈夫人唐筼于1946年2月19日在成都致信傅斯年求援，并谈及史语所事，信中说道：“寅恪本有意随郭子杰兄之伴赴美国，看更有无其他方法补助左眼之模糊，又恐所带之款不够，此事正在踌躇中，请先生与骝先先生、立武先生一谈如何？”又说：“元白诗笺证稿筼已请人着手抄写，俟寅恪归来，再删改后即可付印。此项抄写费是否可出自史语所？大约三万左右（并未详细计算）。史语所何日出川？有何计划否？燕大成都方面整个的关门结束，教授之去留以北平、燕大之聘书而定，受聘者始能谈到回平的话。北平方面已屡来信拉寅恪（哈佛研究院只是研究工作），而寅恪尚无答复。先生之意如何？望有信直接寄英，以助其考虑。”〔25〕

正在重庆和昆明之间为处理西南联大学潮焦头烂额的傅斯年接信后，做何努力与答复不得而知，但从后来的情况看，筹款之事似乎没有多大成效。在伦敦医病的陈寅恪，先是由著名眼科专家Sir Steward Duke-Elder负责诊治，第一次手术后有进步，但眼睛吸收光线尚无好转，仍模糊。第二次手术想粘上脱离之部分，失败。但情形似比出国时好一些，医告无须再施手术。陈寅恪尚存最后一线希望，遂请在国外访学的熊式一教授，把英伦医生的诊断书寄给时仍在美国的老朋友胡适请求援助。胡托人将诊断书送往哥伦比亚眼科学院咨询，对方告之亦无良策，无法手术，胡适“很觉悲哀”，百忙中只好托在美访学的全汉昇带了1000美元给陈，以示关照。1946年4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26〕

另据小彭笔记载：陈寅恪“到英国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方结束，营养很差，虽用电针贴合视网膜，由于网膜皱在一起，无法复原”〔27〕。自此，陈寅恪双目完全失明，一代史学大师将在黑暗中度过余生，其悲苦之状，令人浩叹。陈氏为此写下了“一生负气成今日”与“残余岁月送凄凉”之句，〔28〕表达了自己悲观茫然的心境。

同年3月16日，唐筼再次致信傅斯年，谓陈寅恪“本拟赴美洲一行，今以种种不便，旅费亦不敷用，遂决定等船及觅伴归国”。同时提到“寅恪有书籍四箱，拟托历史语言研究所复员时同运至南京。事前筼可托五十厂便车先带至重庆，但不知可交与何人？乞先生酌，指定某处某人可接洽，并代为保管者”。最后又提及：“寅恪来书云：对燕大事已辞谢，大约欲回清华或回史语所专事著作。”〔29〕

傅接信后，当即做了回复。就书箱之事，专门致信李庄指示由史语所文书兼图书管理员那廉君负责办理。而此时陈寅恪正在回国的轮船上。对这段经历，陈氏在清华时代的高足杨联陞曾有过一段回忆：“来美国留学之后，曾于1946年4月19日与周一良兄（当时青年学人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同随赵元任先生夫妇，到纽约卜汝克临26号码头停泊之轮舟中，探望先生。时先生双目几已全部失明，看人视物，仅辨轮廓。因网膜脱落，在英经其国手名医，用手术治疗无效。（先生曾膺牛津大学中文系讲座之聘，实未就职，但借此前往就医。）置舟回国，道出纽约，原拟再试医疗，后闻美国名医，亦无良策，遂决定不登岸。是日午后约3时半，先生在舱内初闻韵卿师母、元任先生呼唤之声，顿然悲哽。但旋即恢复镇定，谈话近一小时。对一良与联陞近况，垂询甚详。时二人皆已在哈佛先后完成博士学业，即将回国任教。……此为联陞在国外拜谒先生惟一之一次，亦为毕生最末之一次。”〔30〕前去拜访的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后来回忆说：陈寅恪“睡在船舱床上，对我说，‘赵太太，我眼虽看不见你，但是你的样子还像在眼前一样’。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31〕。此情此景，令赵元任夫妇泣然泣下。自此，陈赵两位原清华国学院导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一、二组主任，中国历史、语言学界的泰山北斗，纽约一别竟成永诀。而此次诀别，也意味着陈赵二人与史语所的缘分已尽，各奔东西。陈寅恪为此留下了“人生终古长无谓，干尽瀛波泪未干”〔32〕的诗句以示心迹。

1946年5月底，陈寅恪返国抵南京，暂住妹夫俞大维公馆。未久，夫人唐筼携三个女儿由成都抵京，一家人算是得以短暂团圆。6月12日中午，由昆明来南京教育部办理清华复员事宜的梅贻琦专程赴俞大维公馆拜望陈寅恪，并请陈回到复员后的清华继续任教，陈表示可以考虑。8月，傅斯年告别复员后的北大南飞，在京停留期间专程拜望陈寅恪夫妇，并劝陈氏不要再回清华，留在南京一边休养一边等待史语所自李庄复员回迁，继续担任本所一组组长与专职研究员职位，生活、住房等一切事宜，皆由傅氏负责安排妥当。面对傅氏的盛情，陈寅恪答应可做详细考虑，但自己则倾向于回北平清华园。傅知彼对清华园与清华同事尚有一份难以割舍之情，不再强劝，只嘱陈再做考虑，告辞而出，赶赴李庄。几天后，陈寅恪接到了梅贻琦寄来的聘书，决心重回清华任教。

1946年10月，陈寅恪安顿女儿流求、小彭在南京读书，与夫人及小女美延赴上海，乘船转道赴北平，重返阔别九年的清华园，暂住清华园新林院52号，抗战爆发时在天津离去的工友陈忠良也回到了陈家，生活等诸方面算是安顿下来。同战前课程安排一样，陈氏仍任清华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外兼已复员的燕京大学研究院导师。时已由美国归来并出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多次前来拜望陈氏一家，并想方设法帮助解决生活中的困难。陈寅恪因已双目失明，教学研究皆需助手查阅诵读所需书籍资料及抄写讲稿，遂与清华校方协商，向北大秘书长、史学系主任郑天挺求助，请王永兴前来协助。陈寅恪在致郑氏的专函中写道：

毅生先生史席：

弟因目疾急需有人助理教学工作。前清华大学所聘徐高阮君，本学年下学期方能就职。自十一月一日起拟暂请北京大学研究助教王永兴君代理徐君职务，至徐君就职时止。如蒙 俯允，即希 赐覆为荷。耑此顺颂

著祺

弟陈寅恪敬启

三十五年十月卅日〔33〕

王永兴原是清华大学中文系学生，后仰慕陈寅恪的道德学问转入历史系，成为陈氏的弟子。西南联大毕业后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与另一名学生汪篯追随陈寅恪研究唐史，毕业后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与导师陈寅恪关系甚洽。陈请其至清华担任自己的助手，正是源自多年建立的师生情谊与默契。郑天挺接函，报告北大校长胡适批准，王永兴来到了陈寅恪身边，陈氏心境渐渐由焦躁变得平和安静。除在家中为历史系开设“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等课程，决心好好做一番教学和学术研究，继续自己未竟的事业，并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不见为净之室”。所谓“不见”表面上是指目盲（南按：据王永兴说，陈寅恪尚能辨别眼前人的大体轮廓，对有些东西能影影绰绰看到一团影子），实际是有深意。

尽管陈寅恪对政治和党派斗争采取“眼不见，心不烦”的态度，但又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当国共内战愈演愈烈，最后呈你死我活的胶着状态时，陈氏深为中国的前途忧心忡忡。延至1948年年底，北平郊外炮声隆隆，清华园成为解放军的天下，共产党即将于古都北平彻底翻盘，陈寅恪携家离开清华园迁入城中躲避。兵荒马乱中，陈氏没有想到，胡适在即将南飞的最后一刻想到了他。胡氏认为，陈垣这样的人物可以舍弃，但像陈寅恪这样具自由知识分子气节与风骨、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无论如何也要拉上，绝不能让其留在眼看就要落入解放军之手的北平。于是便急如星火地驱车来到邓广铭家中询问陈氏下落。

邓氏听罢，当即回答可能找得到，估计在他大嫂家中。送走胡适，邓广铭急奔北大西语系教授俞大缜（俞大维胞妹）家中询问陈寅恪大嫂（陈师曾遗孀）在城内的住处。待问明后，邓广铭果然在其嫂家中找到了陈寅恪及其家人。邓把胡适的嘱托向陈复述一遍，问是否愿意与胡氏一起离平南飞。陈寅恪颇为干脆地回答：“走。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绝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34〕

陈寅恪向来有午休的习惯，待决心下定，令邓广铭先去胡宅复命，他稍事午休即雇车前去东厂胡同胡宅会合。当邓来到胡家，胡适即告之飞机已抵达南苑机场，时间紧迫，令邓赶紧回去催促，请陈不要按老规矩午睡了。邓正要出门，见陈寅恪夫妇与两个女儿流求、美延已携部分行李赶到（南按：时流求已由南京转北平），胡适夫妇与陈氏一家立即携带简单行李，乘胡适汽车向南苑机场飞奔而去。车到宣武门，城门紧闭，守门官兵不准出行。胡适只好用电话与北平守军总司令傅作义联系，无奈傅正忙于与解放军代表谈判周旋，根本联系不上。而北平城外一片战火，导致南京派往北平的专机不能降落，无功而返。关于此日的混乱情形，《申报》驻平记者于当日发回一组电讯：

北平外围国民党军已完成集中部署，增强城垣防务，下午四时西郊若干区域发生大火，截至四时卅分发电时，广安门外郊区激战甚烈。新市区昨下午即卷入战涡，今日复兴门外之公主坟传有激战。平大军云集，西城沿街商店皆为军队住满，大街亦为军队行列拥塞难行。官方透露，刻国民党军兵力已完成集中，情势即可扭转。另电：“今上午平上空沉寂，午后有军机过空，官方透露王叔铭今飞平。（又电）平午后初闻机声，有轰炸机一小队，经市空向西北飞去，下午三时后，有民航飞机两架飞临市空，盘旋良久，疑在市内东单练兵场试行降落未果，仍行飞回。”〔35〕

面对飞机不能降落和城门不开的混乱危险局势，胡陈两家只好乘车返回东厂胡同暂住，等待第二天早晨再次行动。当晚，邓广铭到东厂胡同与陈寅恪话别，陈对邓意味深长地说了下面一段话：“其实，胡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36〕

15日，平郊战火蔓延，枪炮声更趋杂乱紧急，清华园已成为共产党的天下。蒋介石亲自下达手谕派出飞机再次飞往北平，胡陈两家赶至中南海勤政殿等候。守城司令傅作义下令城外部队组织兵力向南苑机场攻击，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机场，完成“抢救学人”的计划。经过两个轮次的浴血苦战，解放军退缩，国民党军暂时夺回了机场的控制权。下午，南京派出的飞机冒着解放军的炮火在南苑机场紧急降落，傅作义命人通知胡适等人立即前往登机。于是，胡陈两家立即从勤政殿门前换乘傅总司令的座驾驶往南苑机场，而在胡、陈两家前后陆续到达机场的尚有北大与清华的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黄金鳌等著名教授。因时间紧张，被“抢救”南飞的教授大多除了手中几件行李，再无他物，胡适的匆忙更使他在城内东厂胡同的家中遗落了数十年来与友朋弟子的大量通信以及日记等珍贵资料。十七八年后，其中的一些信件竟成为他早年提携栽培的学生吴晗“投靠帝国主义洋奴、买办、走狗”的一大罪证。在行前的匆忙慌乱中，胡适于14日给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和汤用彤等人留下了一张便笺：

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的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37〕

这是胡适与他倾注了半生心血的北京大学的最后辞行，此一去竟成永诀，再也没有回到这块令他魂牵梦绕的古城旧地。在这天的日记中，胡适写道：

昨晚十一点多钟，傅宜生（南按：傅作义）将军自己打电话来，说总统有电话，要我南飞，飞机今早八点可到。我在电话上告诉他不能同他留守北平的歉意，他很能谅解。

今天上午八点到勤政殿，但总部劝我们等待消息，直到下午两点才起程，三点多到南苑机场。有两机，分载二十五人。我们的飞机直飞南京，晚六点半到，有许多朋友来接。

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没有同行。〔38〕

此次南行，胡适为时人和后世留下的悬案颇多，其中之一便是小儿子胡思杜为何独自留在北平。因胡适日记中只有一句简单记载，其他流传的资料又无直接证据加以释解，致使胡思杜自杀之后，成为言人人殊的不解之谜。

金陵王气黯然收

当胡适、陈寅恪及其家眷与毛子水等教授乘坐的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时，王世杰、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等前往迎接。对这一不可多见的历史性场景，随行的《申报》记者做了如下报道：

胡适夫妇抵京

【本报南京15日电】北大校长胡适及夫人，十五日下午六时三刻自平乘空运大队专机飞抵首都，同行者有名史学家陈寅恪教授阖家，前平市副市长张伯谨夫妇及北平英文时事日报社长王云槐等。按总统日前曾遣专机于十四日赴平迎胡氏南来，然以故都局势陡紧，机场不能使用，致专机未克降落，乃延至十五日始完成是项使命。胡氏下机后，与莅临机场欢迎之王世杰、朱家骅、蒋经国、傅斯年、杭立武等握手寒暄。据云：平市军情十五日已趋松弛，人心颇为安定，旋即偕夫人赴总统府方面预为准备之寓邸休息，入晚除朱家骅等往访，谈平市教育界情况外，甚少宾客，且因旅途疲劳，就寝颇早，亦未外出。

就在胡适、陈寅恪等人飞南京的当天，国民政府行政院第29次会议通过，正式免除台大校长庄长恭职务，任命傅斯年为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并公示。对于这份公示，傅斯年并未理会，仍将全部精力用在“抢救学人”的奔波中。眼见与胡适同飞南京的学界名流太少，第二天，傅斯年再拟一快函代电，通过航空系统由平津路局转致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急切要求对方再做努力。函曰：

天挺：

空运队可即派两架机到平，兄前信中所开三批名单，作一次走，又中航机亦可能到平，其他可走者，应即准备勿延，与剿总联络，务即办好送斯年。

此页乞转北大郑秘书长天挺或清华梅校长！

弟傅斯年

一、今日（十六）中航五架大部空归，想校方未接头好，可惜之至，以后必须先集中，每人只能带随身行李，剿总协助，如协助胡校长是必须的！

二、通知时请千万勿犹疑，犹疑即失去机会。

三、必须事先集中，与中航联络好。

四、凡北大郑秘书长、或清华梅校长、或师大袁校长出证之搭客（教授及眷属）均不必在北平付款，在京由教育部直付。

又，大维甚记念其令妹大缜，乞兄务必问她一下，给她一个机会，至感！

一、决定

二、集中

三、与交通联络好

四、剿总协助

今日胡先生与总统谈及由总统指定三人小组，陈雪屏、蒋经国及弟，大绂则由弟联络，大维大买（卖）力气，每日调度至可感。只要以上□办好，而机接（新旧）可行（南按：原文如此），飞机要原原（源源）而来的。

十二月十六日〔39〕

快函发出，傅斯年与陈雪屏联名再向石树德发一急电：

急 平津路局石局长树德兄，请译转梅校长、袁校长、郑秘书长，筱晨有一机到，如顺利当续有机到，名单包括四类，（一）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如梅、李、袁、陈、胡、郑、贺、霍、褚、沈、汤、冯、舲饶等。（二）因政治关系必离者，如朱、雷、刘、毛、梅、齐等，（三）中央研究院院士，如景钺、通夫、大绂、宗恩、宝騄等，（四）在学术上有贡献并自愿南来者，如今甫、莘田、廉澄、思亮、祖圣、三强、济慈、政烺、从文、廷祥、循正等，请会同分配列为数批，连眷属，约三百人，分次乘机，务须与剿总实斋兄，路局志仁兄切实联系，机到即走，不能观望稍有迟疑不决。

斯年雪屏铣十六日〔40〕

继傅陈二人之后，胡适以北大校长的身份拍发一电给郑天挺，再次叮嘱应注意的事项和关节：

安抵京，即与家骅、孟真、雪屏筹划空运同人事，必须获得傅总司令协助始有效，请兄与梅袁二校长切实主持，并与实斋兄密切联系。□另电详达。此次在校庆前夕远离同人，万分惭愧。适。〔41〕

同日上午，陈寅恪携家眷由南京悄然赴上海，在俞大维弟弟俞大纲家中住了下来。一个月后，陈氏没有随国民党迁台，而是携家转赴老同事陈序经任校长的广州岭南大学任教（后并于中山大学）。自此，一代史学大师终生留在了南国这块潮湿温热的土地上。

陈寅恪赴上海，胡适与傅斯年应该知晓，在如此的乱世中，若上海有合适的住处，移至此处亦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故并未放在心上。只是胡傅二人都没有料到，这一别竟是海天相隔，成为永诀。

就在陈寅恪携家赴上海的这天中午，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在黄埔路官邸专门设寿筵宴请胡适与江冬秀夫妇，胡适偕傅斯年同行赴宴。平时请客从不备酒的蒋介石，特为胡适准备了上等好酒，提前一天为其贺寿，可谓破格示敬。胡氏当日行止，《申报》做了如下报道：

胡适校长偕夫人于十五日晚抵京后，十六日晨其友好翁文灏、陈立夫、陈雪屏、朱家骅、杭立武等均先后往访。胡氏并于上午十一时访新任台大校长傅斯年于中央研究院，把晤后即于十二时同赴总统官邸，应总统召宴，席间叙谈平教文界动态。晚教长朱家骅在其寓邸为之设宴洗尘，邀司徒大使、傅泾波、杭立武等作陪。京中人士关心平市教界动态者，均纷纷向胡氏探听一切。〔42〕

就在胡适与傅斯年于中央研究院把晤并即将抵蒋介石官邸赴宴之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大学部分师生已拉开了校庆序幕，只是心情比南京方面诸位大员更为沉痛悲观。据《申报》驻平记者于当日下午6时30分发出的专电称：“北大今在炮声中开始校庆节目，因胡适离平，主持乏人，展览讲演皆不能按预定节目进行，势将悄然渡过。在郊外之农院一部学生，今被迫入城，衣物有损失，并饱受虚惊，学生在孑民堂前痛哭流涕。”〔43〕

12月17日，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正式开始，因校长胡适逃离北平，校庆活动蒙上了一层阴影，其悲凉尴尬情形从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到：

北大渡过校庆

北大今在大炮与机枪声中渡过五十校庆，因胡适赴京，公推汤用彤主席，汤氏指出在此时庆祝校庆，应想到如何应付将来，并谓北大始终在进步中。徐悲鸿代表来宾致辞，赞美蔡元培之功绩。周炳琳代表校友致辞，反复强调五十年来之中国可谓多灾多难，北大生于此灾难中，并助成了每次的变故，故在今日枪炮声中，纪念北大五十寿辰，应再勇敢的承担起灾难。今日参加此简单仪式者不及百人，梅贻琦签到后匆匆离去，预定之讲演节目皆流产，展览会停开。〔44〕

在离平之前，胡适一直认真卖力地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会，除了要搞《水经注》版本展览，还着手编辑纪念论文集，并且委托北大工学院院长马大猷制造了一台称作“九头鸟”的广播器，准备在庆祝会上借用此“鸟”向全北平市教育界做广播演说，只是后来匆忙南飞，该“鸟”弃之未用。

与北平遥相呼应的是，这天下午3时，由南京北大同学会主办的校庆活动在北极阁中央研究院大礼堂举行，这一天也正是胡适57岁生日。整个会场布置简单，礼堂正面悬挂故校长蔡元培遗像，共有200多位校友到场参加。会上，首由胡适“发表沉痛演词”，这是胡氏离平前专门赶写的一篇纪念箴言，本想在北平庆祝活动中演讲，但战争的炮火与局势的变化迫使他怀揣这份演讲词来到了南京，并于此时此刻以沉重的心情说道：“北京大学今年整五十岁了。在世界的大学之中，这个五十岁的大学只能算一个小孩子。……我曾说过，北京大学是历代的‘太学’的正式继承者，如北大真想用年岁来压倒人，他可以追溯‘太学’起于汉武帝元朔五年（西历纪元前124年）公孙弘奏请为博士设弟子员五十人。那是历史上可信的‘太学’的起源，到今年是两千零七十二年了。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学都年高了！但北京大学向来不愿意承认是汉武帝以来的‘太学’的继承人，不愿意卖弄那二千多年的高寿……”

演讲中，胡适高度称赞了蔡元培与蒋梦麟主持北大30年的功绩，谓经过蔡与蒋30年的不懈努力，才使北大成为“一个继续发展的学术中心”，并称蒋梦麟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的校长。又说：“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月十七日，新北大开学了。蒋校长和全校师生都很高兴。可怜第二天就是‘九一八’！那晚上日本的军人在沈阳闹出了一件震惊全世界的事件，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但自此之后到卢沟桥事变北大南迁的六年国难之中，北大“工作最勤，从没有间断。现在的地质馆、图书馆、女生宿舍都是那个时期里建筑的。现在北大的许多白发教授，都是那个时期埋头苦干的少壮教授……现在我们又在很危险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做五十岁生日。我用很沉重的心情叙述他多灾多难的历史，祝福他长寿康强，祝他能安全的度过眼前的危难正如同他度过五十年中许多次危难一样！”

最后，胡适谓自己面临此次灾难“则已如一逃兵”，且称“乃一不名誉之逃兵”。言毕“声泪俱下，与会者几同声一哭”。〔45〕

胡氏演讲完毕，由蒋梦麟致辞，蒋氏“语音沉重”，谓对时局“不事推测，言及将来，则以‘尽在不言中’五字”结束了简短的演讲，旋由傅斯年致辞。与胡蒋二人大为不同的是，傅斯年摇动庞大的躯体晃晃悠悠登上讲台，先声夺人，以慷慨悲歌的语气道：“以北大五十年历史创造自由主义成新的精神为基础，认为过去虽未能获得现政府之扶助，但未来共产主义如有所成就，对自由主义将更摧残。”但他相信将来定有一个“朝代”“能就吾五十年来培养之自由主义种子，予以发扬”。据当时报载：“傅氏自称悲观，但竟以乐观言之，博得多数人破涕为笑。旋复由朱家骅、狄膺致辞后，即至隔壁室痛饮佳酿。据校友会报告，所储佳酿共计百斤，但愿狂饮，不欲剩余。又十七日除为校庆纪念外，同时亦为胡校长诞辰，诸校友今日饮此之意，一为校庆，一为傅斯年之乐观者寿，再一即为胡校长寿。一时杯觞交错，极尽欢洽，至六时始散。”〔46〕

正可谓：“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书生们在南京搞的这场百感交集的校庆于哭哭笑笑中总算过去，摆在面前的紧迫任务仍是尽快“抢救”陷入围城中的学人，鉴于北平方面无一点音信传出，傅斯年于焦急中再发一电：

特快

北京大学郑秘书长毅生兄 北平

速凑够一机人数约四十人后即急电雪屏，友人可走者均须搭此款机。

斯年元〔47〕

尽管南京方面急如星火，因解放军围城正紧，飞机降落与起飞地点皆成问题，南苑机场险象环生。12月19日上午，中央航空公司与中国航空公司联合组成五架大型客机冲破解放军的空中封锁，在南苑机场强行着陆，除“抢救”本公司人员眷属外还兼及部分文化教育界人士。据搭乘该机的戏剧理论家齐如山回忆说，早已集中的南行者接到号令，乘大卡车由永定门奔赴南苑，越过四五道战壕及卡子赶奔机场。刚要登机，在百步之外就炸响了一个炮弹，浓烟翻滚中，乘客惊慌失措，飞机驾驶员更是惶恐不安，形势万分危急，所有飞机助推器都转动起来了。运行李的卡车也不敢等装飞机，掉头往城内逃跑，所有行李装了不到百分之一二。乘客更乱，纷纷登机，到最后一位站在飞机舷梯上尚未挤进舱门，飞机已开始前行了。往下一看，箱子、手笼、行李和水果等散落了一地，而最令人难过的是，有一两个小孩留在地上，“斯时飞机已离地，而送客之所有车辆，都已逃回，这两个小儿是无人照管了，真是伤心惨目，然而又无计可施”。〔48〕—这应是北平南苑机场起飞的最后一批客机，此后机场不堪应用，好在北平“剿总”已在东单一块空地上抢修了跑道，可供小型飞机起降，此处成为南飞人员唯一的通道出口。

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被“抢救”学人，于新修成的东单机场乘机起飞抵达南京。当天晚上，前往采访的《申报》记者发回了如下电讯：

政府派专机飞平救援各大学名教授之工作，因北平城内机场可资使用，已于廿一日开始，第一批教授及其眷属等廿四人，廿一日下午五时分乘专机两架先后飞抵京，其中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董守义、张颐、张起钧、顾毓珍、赵梅伯、江文锦等。专机抵达时傅斯年、陈雪屏及蒋经国等均至机场欢迎。据梅贻琦氏语记者，北平一周前确甚紧张，现已较前稳定，清华大学一度停课，现已复课，学校对于应变亦已有准备。记者询以如北方各校之校长及教授南来，是否仍如抗战时期相同，设立联合大学，梅氏称现与抗战时期不同，另设联大或无可能。

同日，《申报》驻北平记者于下午7时10分发回电讯，称：

平国私立院校教授撤退者，第一批廿一日，离平飞京，专机二架载去梅贻琦等廿四人，第二批将续于廿二日成行，教部已商得华北剿总同意，优先运教授撤离，专机系昨飞来，今晨试飞良好，但以市内新机场跑道松软，只能载重三千磅，下午一时起飞，不离平之教授，决于廿二日成立联合会，并与当局取得联络。〔49〕

就在梅贻琦等抵达南京的第二天，朱家骅在陈立夫等对立面的挤压下被迫辞教育部长职，政府任命梅贻琦继之。梅自称未能将大部分北平教授接运出来，深感惭愧，表示不能从命，旋提出辞职。如此一来一往，在政学两界产生震动的同时，也加剧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恐慌。继翁文灏之后新任行政院院长的孙科，见梅氏不肯与自己同船共担艰危，只好请他并不怎么看得上的杭立武出面暂时代理，梅氏由此成为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最短命的教育部长。

关于梅氏为何放着高官不做，在风浪狂急、命悬一线的危难之时，还要拒绝政府伸过来的一根粗型救命稻草？细究起来，原因极其复杂，除梅氏不想与孙科等一群不成器的鼠辈为伍，正如媒体所言，梅自感没能把清华教授接运出来而“深感惭愧”。这一点并非虚妄，当时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代主任浦江清在日记中有所披露：“南京派飞机接取若干大学教授，抢救到南京，是开了一个名单的，大概各校都有。北大接到这名单（北大应该抢救的名单，是傅斯年等所拟），秘书长郑天挺觉得不大好办，决定公开，使要离平者登记。结果是名单上有的，不想南行，有些讲师助教们本来有家在南方因故要南行的，抢得此机会。飞机到了南京，若干文化要人到场去接，以为有许多位名教授忠于党国毅然飞回了，竟大失所望，下来了许多不相识不相干的人。据说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袁同礼的老妈子也上了飞机。成为一大悲喜剧。”〔50〕正是这类悲喜剧的出演，使梅贻琦认为自己扔下清华园师生，单独跑出来封官晋爵是不道德的。且当时的梅贻琦志不在此，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手握清华基金的分量，而凭借这份厚重的基金，完全可另辟蹊径，实现重建清华的梦想。因而，那顶凌空飞来、说不定哪一刻又飘忽而去的教育部长的纸糊帽子，在梅贻琦看来，不戴是明智的，而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他选择的正确。

当然，梅贻琦对自己未尽职责并“深感惭愧”的心理，对南京国民政府而言可能相符，对清华园师生来说就不见得吻合。或者说，清华师生对他的这个“惭愧”就不见得领情了，甚至一部分还表示反感，认为是矫情与荒唐的表现。此点从浦江清的日记中可看出一个大概，浦氏说：“上午出门，看黑板报消息。梅先生已飞京，与胡适等在京成立平津各院校迁移委员会。名称似如此，可笑可鄙。学校既不能迁，同人学生几全体在此，只有几位校长先生及极少数教授得到便利飞出去，还筹备什么南迁？是召集流亡教授，给予优待，我们留在这里的，便视同匪类了！读工字厅前教联会报，对于南京成立平津院校南迁委员会，大致讥评，并对于留在校内的态度不明的动摇分子加以警惕。”〔51〕

这段日记表明，留校人员对这个“南飞计划”与少数南飞人员并不买账，也不认同，且从心底里生发出一股抵触对立情绪。正因这一情绪，又繁衍出对校内态度不明的“动摇分子”加以警惕的敌对之心。而此时的“动摇分子”，不知对暗中射来的可怕的“警惕”眼光是否有所察觉，亦不知有多少此类分子最终南行。但可以想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解放军代表正式接管清华园，要想出走就难上加难。在未来的岁月里，那些未能南行的“动摇分子”，与坐在清华静等解放军前来解放的“坚定者”，形成了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族群，当初的“摇”与“定”，成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与试金石。在这块试金石面前，“摇”者成为“定”者监视和镇压的群鬼，而这一严重后果，是“动摇分子”们当初万万没有料到的。

傅斯年出任台大校长

就在朱家骅、俞大维、傅斯年、蒋经国等人坐镇南京调集飞机全力“抢救”北平学人的短暂时间里，从北方飘入江南的风声越发令人慌乱和惊惧，蒋家王朝摇摇欲坠的迹象也越发分明，国民政府必须请求美国迅速投入大批武器装备与美元才能扶大厦之将倾。在蒋介石授意下，孙科内阁紧急督请胡适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即刻出面与美国交涉，尽快争取援助，以为岌岌可危的国民政府“打一剂救命针”。胡适闻讯，极不高兴地对助手胡颂平说：“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52〕坚决予以拒绝。尽管胡氏一举挥去了向自己头上飞来的两顶耀眼夺目的官帽，但他即将使美求援的风声还是传了出来，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关注。12月18日，联合社与《申报》等新闻媒体专门就这一问题登门采访，胡氏以外交辞令答称“外传种种，绝对不确”，但没否认蒋政权遭遇的重大困难和希望外援的急迫。当天联合社发出的电讯称：“北大校长胡适表示，蒋总统将继续剿共战事，惟无外援恐难长期作战。胡氏认为中共为苏联型共产党，与之组织联合政府，结果必蹈捷克复辙。胡氏并称，吾人固欲和平，即总统亦然，惟不能不惜任何代价以求和平。”当记者向其询问对于大局与国共和战意见时，胡以沉重的语气答道：“和比战难，和比战也许难十倍，难百倍。”〔53〕

这组消息透出蒋家王朝独木难支与蒋、胡等人决心困兽犹斗，反共到底的同时，也暗含了胡适将出使美国求援的可能。只是此时一切或明或暗的动作，都无法挽回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颓局，正可谓“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随着战事越来越糟以及国民党高层相互倾轧，包括朱家骅辞职、梅贻琦拒不入彀、傅斯年血压高涨即将病倒等一连串事件发生，原来沸腾火热的心渐渐冷却，再也没有人主动出面组织赴平“抢救学人”之事了。此一计划随着国民党军的溃败与李宗仁集团逼迫蒋介石去职下野的呼声高涨而虎头蛇尾地结束了历史使命。

1948年年底，淮海战场国民党军全线溃退，北平城破在即，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决定辞庙下野。在退出历史舞台之前，蒋氏通过行政院突然任命心腹干将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倾全力经营台湾，为国民党撤退做准备。这道命令，连时任副总统的李宗仁和台湾省主席魏道明都事先毫不知情。对此，被晾在一边的李宗仁后来曾满腔悲愤地抱怨道：迫于解放军步步进逼的形势，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我当了代总统。因蒋暗中操纵掣肘，使我不能有丝毫作为。蒋“在决定引退之时，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以贯彻其改造党政军成为三位一体的心愿，维持一个清一色的小朝廷。他更深信大陆放弃之后，国际情势必益恶化，第三次大战亦必随之爆发，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陆重温接收政权的美梦。为布置这一退路，蒋先生于1948年12月29日突然命令孙科的行政院任命陈诚为台湾省省主席。前已言之，陈诚于1948年春初自东北铩羽归来之后，在京沪一带的东北籍人士群起鼓噪，恨不得杀陈诚而后快。蒋先生不得已，准陈诚辞职赴台，托辞养疴，实另有所布置。此次新职突然公布时，前主席魏道明事前竟毫无所知。陈诚得令后，立即自草山迁入台北。1949年1月便在台北就职视事。行动的敏捷，为国民党执政以来所鲜见。由此可知蒋先生事前布置的周密”。又说：“陈诚上任后，蒋先生便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台。因自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之后，民间所藏的银元、黄金、美钞为政府一网打尽。据当时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国库库存金钞共值三亿三千五百万美元。此数字还是依据中国公开市场的价格计算的；若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数。库存全部黄金为三百九十万盎司，外汇七千万美元和价值七千万美元的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元五亿上下。”正是蒋的这一切安排，“在我就任代总统之日，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安定民心，曾命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保管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竟做充耳不闻的无言抗命。”〔54〕

在蒋介石眼中只是一个摆设或替罪羊的李宗仁，面对这种糟糕的天命人事，以及即将全面崩溃的局势，也只能是旱地的歪子（又称土种气蛤蟆）撑肚子—干生气了。曾出任国民党新闻局局长的董显光在所著《蒋总统传》一书中，对此段历史有不同的看法，董说：二月间有一机会可从行将胜利的共产党手中夺回国家的重要资产，“蒋总统深信大陆不免于沦陷，乃以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命令干练而可靠之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密将政府所存黄金运往台北，以免将来沦入敌手。这些存金到了台湾，于必要之时，将可支持政府抗‘共’。俞鸿钧立即遵命办理，此项存金运输遂于二月二十日完成。李宗仁闻此消息，异常懊怒。蒋总统原来也恐此项存金留在李氏手上，难免不为劳而无功的和谈增加一件交易的标的。幸而蒋总统把这些存金在不动声色之下迅速转移地点，李氏遂未能先占一着”。〔55〕

就在蒋介石与李宗仁两巨头争风吃醋、较劲斗法，各怀鬼胎又各不相让，蒋骂李“娘希匹”，李骂蒋“王八蛋”之时，一个天崩地裂、改朝换代的大时代业已来临。

1949年元旦，共产党通过新华社发表新年献词，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响亮口号。就在这个元旦之夜，南京城一片死寂，胡适与傅斯年聚会一室共度岁末。师徒二人置酒对饮，相视凄然。瞻念前途，满目苍凉。思前想后，两位书生不禁泫然涕下。

三年前的1945年7月，傅斯年等六参政员赴延安访问，临别时毛泽东专门托傅向胡适老师问好。此前毛与傅谈到自己在北大图书馆当职员时，曾向胡适请教中国的前途等问题，回到湖南长沙所办的自修大学，还是胡适给出的命名云云，因而毛对胡一直心怀感激。傅斯年回重庆，把这一消息传给在美国的胡适并于媒体披露。胡适与毛泽东自北京一别，倏忽二十多年过去，一直未再见面，想不到这位中共领袖在农村组织革命数十年而没有忘掉自己，想来也真是不易，胡适心中颇有些感动，盘算着该给这位“我的学生毛泽东”写点什么，于是，便有了如下一电：

润之先生：

顷见报载，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二十二晚与董必武兄长谈，适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查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与（于）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美国开国之初，吉福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所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一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谈话要点，今特陈述，用供考虑。

胡适八月二十四日〔56〕

就在胡适写就这封电文四天后的8月28日，毛泽东由延安飞抵重庆，开始与蒋介石谈判。当国共双方为权力分配、军队保留等一系列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之际，谈判代表之一、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适时把胡适这封电报递给了毛泽东。毛阅后的反感与鄙视之情可想而知，弃之一边不予理会也是自然中事。

就当时的国内政局论，身在美国的胡适真可谓糊涂得可以，其对天命人事的见解，远没有他的一些同事甚至后辈明白。陈寅恪尝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而鲁迅谓：中国只有两个时代在循环往复，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57〕胡适所言的英吉利，抑或什么美利坚等洋玩意儿，除了被对方当作无聊的扯淡和地地道道的胡说，怕是很难再找到其他的价值。在这一点上，还是胡的学生傅斯年看得清楚、说得明白。此时的毛泽东和共产党已羽翼丰满，誉之当年的刘邦、项羽并不为过，其实力与斗志完全可以与蒋介石大战三百回合，闹他个天翻地覆慨而慷，折腾出毛泽东在延安对左舜生所说的两个或三个太阳给天下人看看。如此豪气干云的盛况，到了胡老师的嘴里，竟成了不堪一击，“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甚至“自致毁灭”的颓象与悲剧式结局。因了胡氏如此糊涂的政治观点，以及站在国民党一边带有威胁口吻的狠话，耿耿于怀的毛泽东，待谈判结束回到延安，即在中共干部会上的报告中斩钉截铁地指出：“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58〕—这番话，在阐明了共产党坚定姿态的同时，也算是对胡老师痴人说梦般的“胡说”一个公开的答复。

想不到仅是三年多的时间，胡适预料中“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的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气焰更盛，直至弄出了一个主客易位、乾坤倒转的崭新局面。国民党一败涂地，成了地地道道的“自致毁灭”的丘八。如此悲惨的场景，实在是对胡适一介书生参与政治并不识时务地“胡说”的莫大讽刺。

午夜的钟声响过，胡适向傅斯年哀叹自己由北平到南京做“逃兵”、做“难民”已17日之后，于醉眼蒙眬中强打精神，撇开不快的往事，重新抖起文人的癫狂与豪气，一边往嘴里灌酒，一边吟诵起陶渊明《拟古》第九：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59〕

抗战胜利，傅斯年、胡适接办战后的北大，至此已逾三年。“三年望当采”，正期望北大有所建树和成就之时。“忽值山河改”，由青天白日忽然变成了满地红旗，期望中的“事业”随之付诸东流。“柯叶”“根株”，经此一大“摧折”浮水东流，一切希望皆成泡影。“本不植高原”，“种桑”之地本就没在风雨无忧的高原，忠悃所寄，生命所托，面对今日这般悲怆凄凉之境，又有什么可后悔的呢？吟过数遍，二人酒劲上来，各自倒在床上昏睡过去。

1月5日，已奉令迁入台北主持政事的陈诚致电傅斯年：

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巨艰。〔60〕

傅斯年接到电报，意识到自己何去何从的最后时刻到来了，在命运的重要转折关头，向来干练决断的他竟再度犹豫起来。此前，随着陈布雷自杀身亡，他亦产生继之而去的念头。这个念头存在他的心中已有时日，早在1932年他就说过：“国民党曾为民国之明星者若干年，而以自身组织紊乱之故，致有今日拿不起，放不下之形势。于是一切残余的旧势力蠢蠢思动，以为‘彼可取而代之也’。”又说：“平情而论，果然共产党能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为阶级的原故，丧其性命，有何不可。我们虽不曾榨取劳苦大众，而只是尽心竭力忠其所职者，一旦‘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自然当与坏东西们同归于尽，犹之乎宋朝亡国时，若干好的士人，比贪官污吏还死得快些一样子。一从大处设想，即知如此命运真正天公地道，毫无可惜之处。”〔61〕但究因家人看护与对史语所及台大命运的牵挂未能步陈布雷后尘—死，有时容易，有时也难。

1月8日，蒋介石接到密电，北方局势即将全面崩盘，焦灼中急约胡适晚餐。席间，蒋循惯例先问胡对大局的看法，胡氏又犯了一介书生弄舌逞快的老毛病，竟像当年劝毛泽东解除武装一样，又不知深浅地奉劝蒋介石投降，且同样列举一些洋例子加以佐证“投降”的必要：“我为他述General Wain-Wright（温赖特将军）守Bataan（巴丹半岛）力竭投降，胜利后释放回国，美国人热烈欢迎他，国会特授与‘荣誉勋章’。”更不可思议的是，当一通劝降话说完，胡氏竟认为“蒋公稍有动意”。〔62〕

事实上，身经百战的蒋介石是何等人物，怎么会听从一介书生的“投降”之说？就像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不会听从胡氏的痴人说梦一样，在大地“陆沉”之际，蒋介石仍决定死里求生，做最后一搏，并请胡适到美国求援。因胡氏此前已明确表示不做正式外交人员为政府效劳，蒋介石亦采取通融之策，令胡以民间外交的方式使美。当天晚上，胡适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段话：

蒋公今夜仍劝我去美国。他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止〔只〕要你出去看看。”〔63〕

胡适经过一番内心煎熬，决定服从蒋公这一委派，重返美国为政府“做点面子”。

1月9日，被共产党部队围困在淮海战场达66个日夜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向蒋介石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64〕是夜，国共两军展开激战，国民党军全面溃败。整个淮海战役，解放军以伤亡13万人的代价，歼灭、俘获国民党军55.5万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战场总指挥杜聿明被俘。而作为一个指挥50余万大军的主将在战场上被俘，这在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

1月15日，共产党军队占领天津，北平危在旦夕。胡适匆匆赶往上海拜访银行家陈光甫，商讨赴美求助方案。17日晚上，正在上海的顾颉刚受邀参加胡适的晚宴，早已与胡老师产生芥蒂且不明就里的顾氏，借着酒劲劝胡借此摆脱国民党政府的纠缠，不要再回南京，“免入是非之窝”。并谓：“当国民党盛时，未尝得与安乐，今当倒坏，乃欲与同患难，结果，国民党仍无救，而先生之令名隳矣。”〔65〕顾氏的一番说教，胡适并未放在心上，更没有透露自己行将赴美的半点口风。此时的胡适与顾颉刚在情感上和政治上皆已分道扬镳，这对相互倾注过炽热情感与人伦大爱的师生，上海一别竟成永诀。

1月19日凌晨，傅斯年遵照事前安排，欲赶赴机场搭乘军用飞机赴台。在惨淡的星光照耀中，傅斯年提着行李走出史语所大院中的居处，专门由上海返京送行的胡适做前导，傅氏秘书那廉君殿后，一行三人在漆黑寒冷的黎明中悄无声息地走着，没有人再说话，千言万语已说尽，最后要道的“珍重”又迟迟不能开口。当那扇宽大厚重的朱红色大门“嘎嘎”推开时，沉沉的夜幕遮掩下，把门的老工友接过傅斯年手中的行李，在送向汽车的同时，呜咽着道：“傅先生，今日一别，还能相见吗？”傅听罢，悲不自胜，滚烫的热泪“唰”地涌出眼眶，顺着冰凉的面颊淌过嘴角，又点点滴滴地随着夜风四散飘零。“好兄弟，等着我，我会回来的。”傅说着，握住老工友的手做了最后道别，然后登车仓皇离去。正可谓：“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当天上午，傅斯年飞抵台北。此次一去，竟是“回头万里，故人长绝”了。

人生长恨水长东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等派系联合打压下，力不能支，乘“美龄”号专机飞离南京抵达杭州，发表“引退公告”，宣布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此后，蒋躲在老家溪口母墓旁之“慈庵”，韬光养晦，并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暗中操纵军政大局，指挥军队继续与解放军对抗。

1月22日，驻守北平的傅作义正式宣布《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公告，北平城内25万余国民党军移出城外，开至指定地点听候解放军改编。整个平津战役国民党军队损失52万人，解放军伤亡3.9万人。

此前两日，即1月20日，中共中央电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电报中称：现在南京城内尚有头等战犯及其他罪大恶极的帮凶们，例如胡适、郑介民、叶秀峰等人。到了1月26日，延安电台广播说：“对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权威人士所提出的战争罪犯的初步名单，〔66〕有人感觉名单遗漏了许多重要战犯，例如军事方面的朱绍良、郭忏、李品仙、董钊、陈继承、张镇；政治方面的谷正纲、徐堪、俞大维、洪兰友、董显光、刘健群；党特方面的邓文仪、黄少谷、陈雪屏、贺衷寒、张道藩、蒋经国、郑彦棻、郑介民、叶秀峰；反动小党派方面的左舜生、陈启天、蒋匀田。许多学生和教授们认为名单中应包含重要的战争鼓吹者胡适、于斌和叶青。”〔67〕从这条广播可以看出，此时的胡适由罪大恶极的“帮凶”，已晋升为重要“战犯”，而傅斯年似乎成为漏网之鱼。

眼看长江以北精华之地尽失，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决定立即派代表赴北平与中共进行谈判，展开旨在保住江南半壁江山的和平攻势。为加强社会各界力量的和谈砝码，李宗仁专门向已赴台湾的“漏网之鱼”傅斯年发电，希望傅能拿出翻江倒海的本领助自己一臂之力，尽快达到“和平之目的”。但此时的傅斯年对国共和谈已不抱任何希望，予以谢绝。在致李宗仁的信中，傅斯年以他一贯的作风和政治立场，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时局的看法：

德邻先生赐鉴：

前奉复电感佩之至，我公以民生为念，倡导和平，凡在国人，同声感荷，然共产党之行为，实不足以理喻。共产党本为战争党，以往尚如彼好战，今日走上风，实无法与之获得和平，今看共产党态度，下列数事至为明显：

1.分化敌人，彻底消灭中央政权，只与地方谈和，以实行其宰割之策，绝不以人民为念。

2.绝对走苏俄路线，受苏俄指挥，而以中国为美苏斗争中之先锋队。

3.对多年掌兵符者，必尽量摧毁，介公固彼所不容，而我公及健生宜生诸先生，彼亦一例看待，即我们读书人，不受共产党指挥者，彼亦一样看待也。

在此情形之下，中央倡导和平，忍辱负重，至矣尽矣，受其侮辱亦无以复加矣，凡此情形可以见谅于国人矣。乃共产党既如此，则和平运动恐须适可而止矣。盖如文伯、力子、介侯诸先生之办法，和平既不可得，所得乃下列之结果：

1.江南各省分崩离析，给共产党以扩张势力以方便，而人民亦不能减少痛苦。

2.合法政权既已大明，则权衡轻重，恐须即为下一步之准备，力子、文伯之谈和平，毫无办法，只是投降而已；偏偏共产党只受零星之降，不受具体之降，不知张、邵、甘诸公作何解也？

3.大江以南之局势，如不投降，尚有团结之望（至少不是公开之纷争），如走张邵路线，只有全部解体而已。只要合法之政权不断气，无论天涯海角，支持到一年以上，将来未必绝无希望也。司徒大使实一糊涂人，傅泾波尤不可靠，彼等皆不足代表美国，今日希望以美国之助，与共产党取和乃绝不可能之事也。〔68〕

傅斯年这一与中国共产党决绝的强硬态度，并不是一时兴起的妄言，实与他一贯的政治主张相吻合，同时也是胡适对中国共产党态度的呼应。早在1947年1月15日，傅斯年应蒋介石之约共进午餐，席间蒋提出让胡适组党并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长，一并请傅帮助说服胡。傅斯年当场予以回绝，谓：“政府之外应有帮助政府之人，必要时说说话，如皆在政府，转失效用；即如翁咏霓等，如不入党，不在政府，岂不更好？”又说：“自小者言，北大亦不易办，校长实不易找人，北大关系北方学界前途甚大。”如此谈了许久，蒋一直未放松，傅只好答应写信通知胡，详述其“这一番好意”。2月4日，傅斯年致信胡适说明原委，信中说：

适之先生：

不大不小之病三个星期，发烧到39.8，而蛋肿得可怕，过旧历年即呻吟最甚时也。老天开这个玩笑，真恶作剧。昨晚出医院，传染期已过（入院原为避染他人），血压较平常为低（热病后之现象），仍在头晕。

病发作在1月15日，是日中午蒋先生约去吃饭（前约一次，因他约未去），座中无他人。他问我意见，我说了好些，大致为：（一）政府非振作不可，何必待各党派来再“一新天下耳目”，许多事自己可做也。他问我何事，我说了几件。（二）宋〔子文〕与国人全体为敌，此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三）实施宪政必须积极，此时尽可无多虑，云云。他似乎并不以为然。

接下来，傅斯年叙述了与蒋的谈话内容，以及傅替胡适拒绝到政府做官的详情。最后陈述道：

自由主义者各自决定其办法与命运。不过，假如先生问我的意见，我可以说：

一、我们与中共必成势不两立之势，自玄学至人生观，自理想至现实，无一同者。他们得势，中国必亡于苏联。

二、使中共不得势，只有今政府不倒而改进。

三、但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四、政府今日尚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象征，一切恐为美国压力，装饰一下子。政府之主体在行政院，其他院长是清中季以后的大学士，对宋尚无决心，其他实看不出光明来。

五、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又假如司法院长是章行严（杜月笙之秘书），定不糟极！

六、保持抵抗中共的力量，保持批评政府的地位，最多只是办报，但办报亦须三思，有实力而后可。今日斗争尖锐强烈化，如《独立译论》之free lancer（自由作家），亦不了也。〔69〕

胡适听从了傅的劝告，没有加入内阁成为纯粹的国民党官僚，但办报的理想亦未实现。

就在胡傅二人为国民政府前途与自己该在何方用力，以帮助政府摆脱困境而焦虑犹豫之际，1947年，胡适借赴南京选举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间隙，于10月21日受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邀请共进午餐，这位满身充溢着书呆子气味的司徒大使，竟对众人说出了“中国一两个月后就得崩塌”的丧气话。此举惹得胡适大为不快，当晚在日记里斥骂道：“此老今年七十一，见解甚平凡，尤无政治眼光。他信用一个庸妄人傅泾波，最不可解。”〔70〕此时，美国政府一些政客抛弃国民党政府的呼声甚嚣尘上，而作为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不但拿不出相应的办法力挽狂澜，反而以丧门星的角色，只知道拿针扎轮胎—泄气，自然引起胡适等拥蒋政府者的厌恶。而司徒大使本人确也不是一位精明的外交家，从后来落了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在毛泽东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的声明中灰头土脸夹着皮包溜回美国，即可见出其人无胆无识与政治眼光的缺乏和短视。或许，正是这样的糊涂大使与一群“庸妄人”，如司徒的助手傅泾波之流占据了中美沟通的位子，加之国民党本身的腐化堕落，才最终酿成了不可收拾之败局。

面对国民党内部倾轧与大举溃败，在台湾的傅斯年将窝在肚子里发酵了几年的怒火，借给李宗仁写信之机，一股脑地发泄出来，既怪罪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糊涂”与其助手傅泾波“不可靠”，又迁怒于国民党军政大员的虚妄无能，认为国民党之所以“半壁万里，举棋中儿戏失之”，则是因为“不能言和而妄言和，不曾备战而云备战”，最终导致不可收拾的残局。他在为国民党败局表示“不堪回首”或不愿回首之际，决定把全部精力投入台湾大学的建设上，以在精神上得到一点寄托和安慰。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占领北平城，北平和平解放。

这年的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人民解放军广大官兵“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71〕当天，中共中央军委一声令下，百万大军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总长达一千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达三个半月，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轰然崩溃。4月23日，国民党统治了22年的“首都”失守，崩溃中的国民政府南迁广州。24日，中国共产党宣布南京解放。

8月14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对胡适、傅斯年、钱穆等三人进行了点名抨击与唾骂：“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72〕

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正在广州与国民党军政大员策划阻止解放军前进的蒋介石闻之痛心疾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据报，共匪已于十月一日在北平成立伪人民政府，毛泽东为主席，副主席六人，宋庆龄为其中之一，总理在天之灵必为之不安。国贼家逆，其罪甚于共匪，痛心极矣。”〔73〕晚上，蒋氏以沉痛的心情独自步入黄埔公园的屋顶纳凉，心中“忧虑党国，不知何以为计”〔74〕。

10月8日，蒋介石接国民党“五虎上将”之一、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电称：“粤省西北与湘、黔军事，已趋劣势，请毅然复任总统，长驻西南。”〔75〕

10月10日，正是国民党的“双十节”，作为基督信徒的蒋介石于晨4时起床，早课完毕，仍感六神无主，不能自制，遂以《圣经》卜问国民党前途与自己的命运。一番凝神默祷之后，蒋氏闭着眼睛按住《圣经》随手翻开一页，而后用手指点在某处。查看内容，“得使徒行传第九章四十一节之启示，有彼得拯救多加起死回生之象”〔76〕。《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九章四十一节原文为：“彼得伸手扶她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地交给他们。”

因了这条卜文，蒋介石神情为之一振，心中默诵：“感谢上帝，使我中华民国得由忠贞子民介石之手，能使之转危为安，重生复兴也。”〔77〕

10月14日，广州失守，“国民政府”再迁重庆，蒋介石随之出山，在台湾与四川之间布置、指挥战事，并在大陆度过了最后一个生日—63岁诞辰。

11月，桂系将领白崇禧指挥的子弟部队大部被歼，李宗仁在政治上赖以生存的条件与靠山被摧毁，遂于11月20日以就医为名，从南宁乘专机飞往香港，后流亡美国。

11月30日，重庆陷落，蒋介石偕蒋经国乘机逃往成都。12月7日，新任“行政院长”阎锡山（南按：3月孙科辞职，何应钦继任；5月何辞职，6月阎接任），率领包括“中央研究院”在内的“国民政府”各机构从成都逃往台湾，“政府”迁台声明当天对外发表。

12月10日下午2时，一代枭雄蒋介石带着儿子蒋经国，在瑟瑟寒风中，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逃往台湾。此时解放军攻城的炮声正紧，为了逃命，蒋氏父子都来不及细细看一眼大陆河山。此时的蒋介石没有想到，此一去，再也不能回到故国家园了。正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注释

• 〔1〕《陈布雷先生文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出版。陈布雷服安眠药自杀后，第二天，即11月14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做了如下报道：《陈布雷昨日心脏病逝世总统夫妇亲往吊唁明大殓》。

【中央社讯】陈布雷氏于昨（十三）日上午8时，以心脏病突发逝世。陈氏前晚与友人谈话后，仍处理文稿，一切如恒，就寝为时甚晚。昨晨，随从因陈氏起床较晚，入室省视，见面色有异，急延医诊治，发现其脉搏已停，施以强心针无效。陈氏现年59岁，体力素弱，心脏病及失眠症由来已久，非服药不能安睡。最近数日略感疲劳，仍照常办公，不以为意。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噩耗传来，各方人士对陈氏学问事业之成就，公忠体国之精神，无不同深景仰。当兹国步艰难之时，失此硕彦，尤为可惜。陈氏遗体于昨日下午5时移入中国殡仪馆。蒋总统夫妇亲往吊唁。陈夫人已自沪赶返。中央党部已成立治丧委员会，筹备丧事，定明日大殓。

四天之后，即18日，经国民党高层授意，陈布雷之死以“以死报国”的标题羞羞答答地报道出来，众人皆知陈氏乃自杀身亡。

关于陈布雷何以自杀，众说纷纭，或许从陈布雷的部下唐纵日记中能寻出点滴线索。1945年7月24日，唐氏日记载：“上午往见陈主任，彼满面愁容，为国忧惶！为政府威望日落而惧，为参政会纠劾孔祥熙、盛世才案处理困难所苦！”7月26日又载：“昨日在黄山与陈主任相谈甚久。余谓抗战八年，发生许多严重问题，这些严重问题的来源，一则由于历史的积病，一则由于人为不贰。……这些问题，如果没有革命精神，是不会有决心的，无论制度、人事、理论莫不如此。布雷先生有感，喟然曰：‘我对不起领袖，这些事领袖多交给我做，可是我都打消了！我也知道这是一个错误，想改，可是改不过来，也许是身体的关系，也许是性格的关系！’”（《在蒋介石身边八年》，唐纵著，群众出版社1991年出版）

• 〔2〕〔64〕〔75〕《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3〕洪卜仁《黄金怎样从厦门密运台湾》，载《厦门商报·台商周刊》，2007年6月。

• 〔4〕《我的父亲》，蒋经国著，台北：燕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出版。

• 〔5〕〔8〕〔9〕〔10〕《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那志良著，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出版。

• 〔6〕〔7〕2005年12月4日，作者采访李济之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光谟记录。据说，当年那位劝李济的学生后来曾对人说：“没想到，阴差阳错，这个事李老师做对了”云云。对于此言，要探讨的地方恐怕很多，假如有先见之明，学者们知道南京解放后仍安然无恙，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上论，这批文物则无须转移。如果不能预测南京城陷之后的状况，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论述的角度就有多种，其间的是是非非就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并为世人所广泛接受了。

• 〔11〕〔12〕巫宝三《纪念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经济研究事业的开拓者陶孟和先生》，载《近代中国》，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出版。

• 〔13〕《竺可桢日记》，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 〔14〕〔17〕陈槃《师门识录》，载《傅故校长哀挽录》，台湾大学1951年6月15日印行。

• 〔15〕俞大綵《忆孟真》，载台北《联合报》副刊，1997年3月26、27日。

• 〔16〕陶希圣《傅孟真先生》，载台湾《中央日报》，1950年12月23日。

• 〔18〕北京大学档案馆档案。全宗号（七），目录号第一号，案卷号1231。函中的石志仁，字树德，时任平津铁路局局长。实斋，当指华北“剿总”副秘书长焦实斋。黄澂，字敏功，乃陈雪屏在西南联大时的门生，时为国民党青年部头目之一。

• 〔19〕《胡适杂忆》，唐德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 〔20〕季羡林《为胡适说几句话》，载《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出版。

• 〔21〕《沈卫威讲胡适》，沈卫威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此为青年学者沈卫威访问北大教授邓广铭的记录，这个说法与下列两家基本一个格调。如学者石原皋说：“蒋介石送三张飞机票，要他们立刻走，思杜虽无法阻止父母亲走，但他却坚决留下来不走，他不留念美国的生活，宁愿留在祖国做些事情。”（石原皋《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出版）又，胡思杜的本家胡应华说：“胡适的二儿子胡思杜解放前和胡适在北平一起生活，他思想进步，蒋介石接胡适时，要求他也一起走，接胡适的飞机也给他留了座位，但他坚持不走，留下来迎接解放。”（胡应华《我对胡适家庭的一段回忆》，载《天涯读书周刊》，总第76期，2008年）

到了1989年，随着思想开放和实事求是精神的提倡，一些教授、学者的思想，也从太虚空里的妄念中渐渐摆脱出来，与时俱进地试着说点老老实实的真话。如前所述的邓广铭，就对胡思杜留守北平之事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说辞。云：“胡思杜在美虽然读完大学，但因不认真学习，所以学无所长。胡先生对他一直很不满意。当他跟随胡先生回国后，虽和他的父母同住，并且也有人想为他介绍到某大学去教书，胡先生却坚决反对，并说：’不能让他指靠我胡适之吃饭。要为他找工作，必须待他自己学有所成，能够独立谋生之后。’还说：’他这个人，凡和他初次见面的人，都可以听到他漫谈希腊、罗马，古今中外的许多事，使人莫测高深。但你如第二次、第三次和他见面，他仍然是向你漫谈这些东西，即无条理，又无系统。’据当时情况看，他之所以不肯把胡思杜带走，是因为南下后，前途未卜，他不愿意把这个包袱背走；并不是胡思杜接受了新思想，不愿随行。”（《胡适与北京大学》，邓广铭口述、苏敏整理（1989年），载《百年国士》，王大鹏编著，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就从常理上分析，邓广铭此次口述除了说胡思杜随胡适回国这一点有误外，其他事实与论断较之上述石、胡等辈诸说，当更为可信。

• 〔22〕〔25〕《致傅斯年》，载《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 〔23〕〔27〕〔28〕〔29〕《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中，蒋天枢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 〔24〕〔32〕《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 〔26〕〔52〕《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六册，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出版。

• 〔30〕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载台北《传记文学》，第16卷第3期，1970年3月。卜汝克临，即布鲁克林（Brooklyn）。韵卿师母，指杨步伟，字韵卿。

• 〔31〕赵元任、杨步伟《忆寅恪》，载《谈陈寅恪》，俞大维等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

• 〔33〕陈寅恪《致郑天挺》，载《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徐高阮（1914—1969），字芸书，浙江杭县人。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颇受陈寅恪赏识。后参与政治，加入共产党，一度出任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组织部长，1935年被国民政府逮捕送至南京宪兵总部关押。出狱后因与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李葆华等领导以及清华大学蒋南翔等之间存在尖锐意见分歧，被开除党籍，彻底绝了从政之路。抗战军兴后，徐先后在沪江大学和西南联大受业于陈寅恪、傅斯年等大师，在学术上多有创见发明，深得陈寅恪器重。1948年3月10日，陈寅恪曾为徐著作《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一篇，文中追述徐氏校注此书的经由，并推许其“不独能恢复杨（南按：东魏杨衒之）记之旧观，兼可推明古人治学之方法。他日读裴、刘、郦三家之书者，寅恪知其必取之以相参证无疑也”。陈把徐氏之作与前三家并列，可见对徐的推崇与期待已超出常人。惜后因种种原因，徐终未成为陈的助手。1949年，徐赴台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有《山涛论》等著作问世。

• 〔34〕〔36〕邓广铭《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 〔35〕载《申报》，1948年12月15日。

• 〔37〕王昊《文人南渡》，载《历史学家茶座》，总第八辑，2007年6月出版。

• 〔38〕〔62〕〔63〕〔67〕〔70〕《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 〔39〕〔40〕〔41〕〔47〕北京大学档案馆，全宗号（七），目录号第一号，案卷号1231。

• 〔42〕〔43〕《申报》，1948年12月17日。

• 〔44〕〔46〕《申报》，1948年12月18日。

• 〔45〕胡适《北京大学五十周年》，载《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一览》，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印行。北京大学乃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所国立大学，原为京师大学堂，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创立，为戊戌变法的一大“新政”。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光绪帝有意维新图强，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举办京师大学堂，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著为国是，以定众向……”此诏不仅表达了光绪皇帝变法的决心，也拉开了“百日维新”的序幕。1912年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

关于北京大学在国际高等学府中的座次问题，1960年6月5日，胡适在出席台北师范大学建校14周年的演讲中，有过这样一段话：“1936年，我曾代表北京大学参加哈佛大学成立三百周年纪念，有五百多个世界各地的著名学术机构和大学的代表都去道贺。在一次按照代表们所代表学校成立年代为先后的排队游行中，埃及的一个大学排在第一，但在历史上这个大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可怀疑的。实际可考的，应该是排在第二的义大利（意大利）佛罗伦斯大学，才真正具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北京大学是排到第五百五十几名。”（胡适《教师的模范》，载台北《新生报》，1960年6月6日）

• 〔48〕《齐如山回忆录》，齐如山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 〔49〕《申报》，1948年12月22日。

• 〔50〕《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浦江清著，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1949年1月29日条。

• 〔51〕《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浦江清著，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1948年12月27日条。

• 〔53〕《申报》，1948年12月19日。

• 〔54〕《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 〔55〕《蒋总统传》，董显光著，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80年出版。

• 〔56〕《大公报》1946年7月17日第二版，标题为《胡适明日由京返沪：附志其致毛泽东之一电》，文前有编者按：“胡适博士去年八月在纽约曾有一电致毛泽东，特附志于次，以见其对国事之主张。”

• 〔57〕鲁迅《灯下漫笔》，载《鲁迅杂文全集·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 〔58〕《关于重庆谈判》，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 〔59〕陶诗原意大略为：“种桑长江边”，寓意东晋偏安江南。据傅斯年门生逯钦立释，西晋初，人们率以桑为晋之祥瑞。傅咸《桑树赋序》云：“世祖（司马炎）为中垒将，于直庐种桑一株。迄今三十余年，其茂盛不衰。”又赋云：“惟皇晋之基命，爰于斯而发祥。”诗本此义而申言东晋。“三年望当采”，喻刘裕立晋恭帝既已三年，似可做出成绩。黄文焕曰：“刘裕以戊午年十二月，立琅琊王德文，是为恭帝。庚申二年而裕逼禅矣。帝之年号虽止二年，而初立则在戊午，是已三年也。望当采者，既经三年，或可以自修内治，奏成绩也。长江边岂种桑之地，为裕所立，而无以防裕，势终受制。”“柯叶”以下六句，和傅曰：“柯叶枝条，盖指司马休之之事。休之拒守荆州，而道赐发宣城，楚之据长社。迨刘裕克江陵，奔亡相继，而晋祚始斩，故以春蚕无食，寒衣无待况之。其必作于元熙以后无疑也。”

• 〔60〕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存傅斯年档案。

• 〔61〕《“九一八”一年了！》，载《傅斯年全集》，第四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 〔65〕《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出版。

• 〔66〕这天宣布的战犯名单如下：

蒋介石　李宗仁　陈　诚　白崇禧　何应钦

顾祝同　陈果夫　陈立夫　孔祥熙　宋子文

张　群　翁文灏　孙　科　吴铁城　王云五

戴传贤　吴鼎昌　熊式辉　张厉生　朱家骅

王世杰　顾维钧　宋美龄　吴国桢　刘　峙

程　潜　薛　岳　卫立煌　余汉谋　胡宗南

傅作义　阎锡山　周至柔　王叔铭　杜聿明

汤恩伯　孙立人　马鸿逵　马步芳　陶希圣

曾　琦　张君劢等。

• 〔68〕《致李宗仁书》，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 〔69〕《胡适往来书信选》（下），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 〔71〕〔7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51、148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 〔73〕〔74〕〔76〕〔77〕《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总编纂，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1978年出版。

第二章　浮海说三千弟子

归骨于田横之岛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仰慕傅的声名，请其写几个字留念。尚以齐鲁之士自居和自豪的傅斯年，挥毫写下了“归骨于田横之岛”短幅相赠。〔1〕众人见之，顿生凄怆之感，更想不到竟一语成谶。

抵台后的傅斯年仍兼任随迁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但主要精力则投入台大的兴建改革之中。

台湾大学的前身为台北帝国大学，是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强占台湾并于1928年创建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回归中国。当时国民政府派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罗宗洛赴台接管该校，并改名为“国立台湾大学”，罗任校长。此时的台大经济拮据，举步维艰，刚上任的罗宗洛大有乱杆子扑头—痛中带晕之感，于是很快挂冠回沪，专任他的植物研究所所长去了。此后国民政府又相继委派中央大学教授陆志鸿和北平研究院研究员庄长恭出任台大校长，此二人又都因地方长官的冷漠和校内种种困难而辞职。当傅斯年执掌台大时，已是抗战胜利之后第四任校长，而这个时候正是国民党大撤退，台湾地区大动荡、大混乱、大失控时期。学校内部房舍狭小，经费奇缺，校务混乱，学潮迭起。再加上一百多万从大陆撤退的国民党政府军政人员及家眷蜂拥而至，要求入学就读者骤然增加。原在“台北帝大”时代只有几百人的校舍，根本无法容纳狂潮一样汹涌而来的学生，一旦权要显贵人物的子女亲属有入学者稍不如愿，高官大员们便凭借手中权力横生枝节，给学校当局制造麻烦甚至灾难。傅斯年接手后仍是这种令人激愤和无奈的局面。

在“台北帝大”时代，学生大都是富家子弟，全部走读，学校不设宿舍。傅斯年执掌台大后，本着“决不让任何学生因经济拮据而丧失他的学业”的办学宗旨，不论学生出身贫富，一律按招考标准予以录取，从而使贫苦人家的孩子得有入学就读的机会。经此嬗变，出身贫穷且远离家乡的学生不断增多，台大的师资力量更显得异常缺乏。尽管在撤离大陆时，朱家骅、傅斯年对这一问题有前瞻性考虑和准备，无奈被“抢救”到台湾的学人实在太少，著名的教授只有沈刚伯、钱思亮、毛子水、郑通和、余又荪、台静农、姚从吾、王国华、方东美、夏德义、李宗侗、英千里、杨树人、潘贯、萨孟武、杜聪明、彭九生、陈振铎等三十几人，显然无法填补大多数学科一流座椅的空缺。所幸的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大部分人员与数学所几位精英迁往台湾，才算把台大各院系勉强充实起来。如史语所抵台的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劳榦、高去寻、屈万里，连同晚一辈的陈槃、王叔岷、严耕望、周法高等年轻学者，皆应聘到该校兼课。因了这些条件，台大的师资力量才有所改观。

当然，此时的傅斯年一直没有忘记继续拉拢大陆学人赴台。据留在北大的邓广铭说：傅氏做了台湾大学校长，“此后便经常以朱家骅的名义给北大郑天挺先生打电报，号召北大教授到台湾大学去任教，有时也指名道姓，说要某某人去。记得点过张政烺先生的名，也点过我的名。当时郑先生问我去不去，我说，‘要论和傅先生的师生关系，我应该响应他的号召，到台湾去。不过，傅先生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所以跟他去。我与蒋介石没有什么关系，不愿跟他到那孤岛上去’。我还和别人开玩笑说，’如今国民党的军队是不战、不和、不守，我的态度是不死、不降、不走。’我没有做过蒋介石的官，和国民党没任何关系，用不着为他们尽节殉死。我和共产党没仇恨，我在大学教书，人民政府是否让我继续教下去，当然还很难说，但这并不是一个投降不投降的问题。我不跟傅先生去，也不跟国民党走，决意留在北京大学”。〔2〕邓是北大历史系学生，与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既是同班同学又是好友，深得傅的赏识。邓毕业后受傅的邀请赴昆明和李庄出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助教，其间一直受傅的提携。两年后，邓广铭离开李庄，受傅斯年之荐任复旦大学副教授，抗战胜利后随傅到北大出任校长室不挂名的秘书，直到胡适接掌北大仍任此职。再后来转入北大史学系任副教授、教授，并一度出任过历史系主任，算是与北大瓜葛较深的一人。

邓氏所说，是1949年初期事，直到1950年年初，傅斯年一直未放松努力，像北京方面的郑天挺、罗常培、向达、汤用彤、冯友兰、饶毓泰、叶企孙、曾昭抡、钱三强、周一良、沈从文，特别是在南京停留了一宿就由上海转往岭南大学的陈寅恪，多次受到傅的邀请，只是受邀者出于多方面考虑未做响应，仍留在大陆“静观待变”，或躺在床上打着自己的算盘，做着“走进新生活”的美梦。据当年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后来成为哲学家的任继愈在谈到郑天挺去留问题的一个片断中说：“郑先生接受我们党的指示精神，坚守岗位，安心迎接解放，北大的绝大多数教授在党的影响下没有南逃。当时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虽说不上对共产党有多少了解，但对国民党几十年来的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毫无希望，是十分清楚的。有一次有事到办公室，正遇上有位清华大学教授和他通电话，问他走不走。郑先生用安详稳定的口气，慢条斯理地说：’不—走。’胡适在南京天天盼北平来的飞机，离开北平最后一架飞机，胡亲自去飞机场迎接。只接到北大一位历史系的教授毛子水。这个人与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是好朋友，他心虚，仓皇逃走了。郑先生把北京大学的物资、档案，完整地移交到人民手中。旧北大从此结束，新北大从此开始。”〔3〕

任氏所言郑天挺答复清华教授“不走”二字应是事实，就郑当时的地位和条件，假若要走，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机”，但他还是留下了，其中的原因固然复杂，但最后留下来当是郑天挺的本意。至于说到胡适接机与毛子水出逃外加一个特务头子戴笠等人事纠葛，似是一部反谍电影故事，可惜与事实相去甚远。当时欲南飞的人员多多，只要回顾一下“中鼎”号军舰向台湾运送故宫与史语所等机构的国宝时，各色人等争相登船并令百感交集的海军司令桂永清泪水涟涟一幕即可推知，更从梅贻琦出走以及与学院派教授有明显区别的戏剧理论家、梅兰芳好友齐如山的出走可见当时的紧迫慌乱情形。

就在海峡两岸纷乱动荡的特定历史阶段，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明争暗斗和黑幕，据说当时傅斯年很想邀请哲学名家朱光潜到台大任教，但他手下的文学院院长沈刚伯生怕朱到台后，对自己的地位形成威胁，从中作梗，把邀请信息暗中压下，秘而不宣，直到大陆完全解放，朱才得到消息。按朱后来的说法他没有去台之意，但就当时的情形，纵然想抽身起程已无能为力矣。

当时拒绝傅氏敦请赴台而坚持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除大部分坚守北平、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外，尚有一小部分转赴偏远的岭南、广西和长白山等一带大学任教。逯钦立算是这类学人的一个代表。

1946年晚秋，李庄姑娘罗筱蕖随夫君逯钦立携怀中的幼子，在亲友的泪光里作别故乡，辗转来到了南京，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人一道在废墟上再造家园，构筑未来的辉煌梦想。1948年年底，当国民党军溃败，江山撼摇，傅斯年来回奔波，竭力动员史语所同人迁台之时，作为新生代学者队伍精锐的逯钦立自是在被动员之列。只是，出乎傅斯年意料，逯罗夫妇却犹豫不决，个中原因除了对国民党没有好感，更多的是不忍远离故土，再加上当时夫妇二人已有三个孩子，且与逯的母亲在一起生活，怕到台湾这座孤岛之后生活无以为计，当时盛传到台湾的人只靠吃香蕉皮度日，故拖延下来。正在这时，罗筱蕖收到了她的五哥、中共地下党员罗叔谐自家乡发来的书信，谓“盼了那么多年的解放，临解放又要离开大陆，你们都不是国民党员，不要随他们去殉葬”云云，劝其留下。逯罗夫妇认为此说有理，决心不去台湾，此举令傅斯年大为不快。

傅斯年与逯钦立属于相隔不远的鲁西小同乡，傅又是师辈人物，对忠厚聪明的逯氏甚有好感，加上他又是逯、罗婚配的媒人，尽管心中怀有不快与不甘，但也无可奈何。据罗筱蕖回忆：“当最后一次傅先生来我们住处劝说时，知道我们留意甚坚，眼睛都红了，泪在眼眶中打转，好像马上就要溢出来。他站起身对逯君说：’你们都不愿同我下火海，只好我自己去跳了。但筱蕖是我从李庄带出来的，我要对她负责。’遂表示愿意介绍逯钦立到当时尚算安静的广西大学任教。”〔4〕该大学的校长陈建修是北大老教授，与傅斯年友善，逯钦立夫妇接受了傅的好意，于这年初冬携家带口离开南京抵达桂林，任广西大学副教授。对于这个转折，1954年逯钦立填写“干部履历自传”呈交东北师大当局的时候有过较为详细的提及，内中写道：

一九四八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决定逃往台湾的时候，经过反复考虑，我终于决定不随同该所前去。首先，我想到我没有义务作‘白俄’，一个清白的知识份（分）子，不能和反动派混在一块，而且如果到台湾去，一定会受美国鬼子的气。其次，我设想到一个偏僻区域大学去教学，这样，既可避开战乱，又可以调换一下工作，唯一可虑的是怕师友责斥我不忠于傅斯年，及大学工作的不容易找到。后来，即以家庭人多母亲年老为辞，对傅说明不去台湾的理由，并请求他帮助介绍四川大学或广西大学。结果，广西大学来电相约，我的计划终于实现。不去台湾，说明我的相信解放事业的必然胜利，相信党的革命政策，也说明经过几年抗日战争我深深感到流浪生活的痛苦，不愿意离开乡土，有着一定程度的民族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当然，这还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当时并没有一个正确的立场。〔5〕

这份“自传”尽管有着政治高压下的时代特点，但基本事实还是不差的，这一说法后来得到了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著名史家王汎森的证实，王撰文说：“1948年秋，因为政治上的歧见，逯钦立转赴广西大学中文系任教。”〔6〕南京一别，成为逯氏夫妇与傅斯年及史语所同人的最后一面。

1949年秋，西南战局紧张，国民政府大厦将倾，设在桂林的广西大学陷入空前混乱，校领导人与大部分教授纷纷逃往香港躲避。在国民党彻底崩溃的前夜，傅斯年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再度致函逯钦立，劝其出走桂林，随史语所最后一批人员迁台，并寄来了旅费与三个月的薪水。当年嫁给史语所工作人员的几位李庄姑娘如张素萱、张彦云等，此时都已随夫渡过了台湾海峡，而跟董作宾见习的李庄籍青年刘渊临也已迁往台湾，罗筱蕖成为从李庄走出的史语所人员、家眷中唯一一个未成行者。傅斯年的信函是历史赋予她的最后一次赴台机会，但经过思考权衡，逯、罗还是没有成行。

1949年11月，桂林被解放军攻陷，受中共地下党指示，逯钦立等少数几位没有逃亡的教授出面维持广西大学校园秩序，并坚持为学生开课。逯在军管会和中共代表的领导下，参加了全校接管工作并被任命为中文系教授、负责人。1951年，逯被选为桂林市人民代表。同年10月，根据中共的号召以及随之展开的对科教队伍调整政策，逯罗夫妇被调入长春东北师范大学，逯被聘为中文系教授，后出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罗筱蕖在教材科图书馆工作。自此，夫妇二人开始了悲欣交集的人生之旅。〔7〕而一直盼望他们赴台的傅斯年，此时早已气绝身亡，归骨于田横之岛了。

傅斯年之死

坐上台大校长交椅的傅斯年，再度“聊发少年狂”，施展出当年敢打硬冲，“凡事先骑上虎背”的本领，对台大积习实实在在地来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造，不论是通过谁的条子和门路，后台有多硬，凡不合学术水准、滥竽充数的教授，全部驱逐出校门。校内职员，特别是原“帝大”时遗留的医务人员，凡无医疗常识，不知救死扶伤为何事，只想自己的薪水待遇者，一律解聘。未出几个月，傅斯年抡圆了手中的权力之刀，如同切西瓜一样“嘁里喀喳”，将70余名不合格教授与职工切掉，赶出校园。自此，台大面貌为之一新，形成了一个蓬勃向上的局面。许多年后，无论是傅的追捧者还是被赶走的对立面，在回忆这段往事之际，都不得不承认，假如没有傅斯年，台湾大学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想要在短时间中迅速崛起，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确是难以想象和不可能的。据陈雪屏回忆，傅赴台时健康情形已很是令人担忧，“但他一方面心忧大局，同时锐志要把台大建设成一个够世界水准的学府，殚精竭虑，竟无一刻的轻松”。〔8〕也正由于世事纷乱与劳累过度，导致傅斯年英年早逝。

傅在台大的改革使一部分人为之叫好欢呼的同时，自然触及了许多权贵者的利益，令对方极为不快和恼怒。当时台大师生抗议国民党腐败无能、以权谋私等令人激愤的丑行，学潮一浪高过一浪，而傅的对立面借学潮运动趁机发难。有国民党政客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的公开信，指责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并指名道姓地说法学院院长萨孟武“参共亲共”，某某院长、系主任是“共产党分子或参共分子，他们把持院系，排除异己”，把各院系变成培植亲共势力的温床等，企图置傅氏于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绝地。

傅斯年对台大师生特别是台湾一帮闹“独立”的“土著”反蒋倒蒋活动一直深恶痛绝，对学生中有真凭实据的共产党员亦不宽容，每有发现均严惩不贷，其态度与他处理西南联大学潮时并无二致，曾不止一次地喊出了“让布尔什维克滚出台大！”的响亮口号。但他同时认为，如没有真凭实据，当局不能肆意进入校园在师生中搜查，更坚决反对随意指责他人为共产党。当年西南联大爆发学潮，并闹出了人命，他在致俞大綵的信中谓西南联大学潮“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等便是他做人处世的主张与原则。

正是缘于这一指导思想，傅斯年读了报上对台湾大学师生的指责后，既恼又怒，毫无顾忌地以“他妈的！”开骂起来，而后采取以牙还牙的战略进攻态势，在报上两次发表措辞强硬的檄文予以反击：“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若当局有真凭实据说某人是共产党，我将依法查办，但是我办理这种事，决不能含糊其辞，血口喷人”。最后声明：“反共须有反共的立场，贪官污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阶级而把事情办坏了的，我不能引以为同志。”〔9〕傅氏声色俱厉与咄咄逼人的态势，令对方不得不暂时退却，伺机而动。

机会很快到来，1949年3月底，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与“国立台湾大学”学生联合闹将起来，并且高呼中国大陆的学运口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引发当局的严重关切，认为台湾校园确实受到共产党的统战与渗透，必须捉拿主谋分子，给予严厉惩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命令警备副总司令彭孟缉率部缉拿。4月6日，台北大批军警按预定计划闯入校园欲开杀戒，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表示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傅对前往执行任务的彭孟缉道：“我有一个请求，你今天晚上驱离学生时，不能流血，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彭孟缉禁于傅的气势，不敢造次，遂当场保证：“若有人流血，我便自杀。”〔10〕未久，台大被捕的学生多数放回，而师范学校不但近百名学生被送进监狱，还有七名学生以“反革命”罪名被枪杀。事件过后，省立台湾师院受到了停课整顿，师生重新登记并接受军训、校园戒严等惩处。而“国立台湾大学”虽受波及，但比之师院要好得多，此皆得益于傅斯年竭力庇护、斡旋之功。许多年后，台湾师大师生还就这次事件与台大相比，并大骂当年的学校领导者软弱无能，几乎就是一文不值的臭狗屎一堆，而对傅斯年夸赞不绝。

1950年新生入学考试，国文卷由傅斯年亲自命题，其最重要的一题摘自《孟子·滕文公下》中的一段：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此题可视作傅斯年赴台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心志独白，也是对台大学生精神层面上的心灵寄托。

这年1月，风浪再起，校外校内传言傅斯年“将去国，将辞职”。针对传言，傅氏在23日的校刊上发表了《致台大同事同学》的公开信，信中说：“半年多来，校外攻击斯年者，实不无人，彼等深以不能以台大为殖民地为憾。然彼等原不知大学为何物，故如遂其志，实陷本校于崩溃。鉴于一年来同事同学对斯年之好意，值此困难之时，决不辞职，决不迁就，决倍加努力，为学校之进步而奋斗！”〔11〕

正是这种内外交困局面与其人刚烈不屈的性格，导致傅斯年血压骤然升高，身体很快垮了下来。1950年夏天，傅身患胆结石，不得不到医院做手术。出院时医生劝他至少要在家中休养一周，但台大的事务纷乱如麻，根本无法办到。对此，随国民党赴台的朱家骅曾以十分伤感的心情回忆道：“在他（傅斯年）去世的前几天，闲谈之中，他忽然对我说：’你把我害苦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怕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当时我只以为他因感觉办事的辛苦，而出此苦语。不意数日之后，便成谶言。”〔12〕

像冥冥中有一种渊薮，傅斯年于心力交瘁中，生命的步伐戛然而止，一头扎进了烟雨迷蒙的黄泉古道。对其情其景，俞大綵有一段深情的回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去世的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为他在小书室中生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对面，缝补他的衣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又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13〕

傅氏说到这里，俞大綵一阵心痛，欲哭无泪。尽管当时台湾的经济状况极度混乱糟糕，但比抗战时期在昆明和李庄总要好一些，傅斯年作为当时台湾岛内唯一一所大学的校长兼“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一般人也许觉得他不该再像李庄时代那样闹穷了，殊不知当时傅领的只是台大的一份薪水，时其子傅仁轨仍在美国读书，他和时任台大英语系副教授的夫人俞大綵两个人的收入，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此前傅斯年拿到一笔报刊文章的稿费，想托卫生署的官员刘瑞恒出差到香港时买一套现成的西服，但把稿费和家里的存款加起来一算，只能买一件上衣。傅斯年只好说：“幸亏我还有没破的裤子，那就只买件上衣吧。”〔14〕

在这个暗伏不祥之兆的冬夜，正当俞大綵为家中的穷苦生活黯然神伤时，傅斯年起身满脸疲倦地打了个哈欠，突然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于史语所一房间的书，我死后留给儿子。我要请董作宾先生制一颗图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言毕，长叹一声，一反常态地对俞大綵说道：“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的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15〕俞大綵听到这里，大为惊骇，急忙起身捂住了傅斯年的嘴巴，没让他继续说下去。

后来俞大綵回忆这个夜晚的凶兆时说：“我一向不迷信，难道这几句话就是他的遗言？夜深了，窗外吹起一阵寒风，室内盆中的炭已化成灰，我猛然感到一阵透骨的寒冷。”〔16〕

不几日，当董作宾含泪把稿费送到傅家时，俞大綵双手捧着装钱的信封，悲恸欲绝，泣不成声。用心血换取的稿费到了，但此时的傅斯年已命赴黄泉，不再需要为自己的双腿做御寒的棉裤了。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由蒋梦麟召集的农复会的一次会议，讨论农业教育改进和保送台大学生出国深造的问题。会上，傅提了不少意见，据现场的人回忆说，他一会儿用汉语讲话，一会儿用英语和美国人交谈，一会儿汉英交杂，滔滔不绝地大发宏论。两个多小时的会议，他讲的话比任何人都多。午饭后稍事休息，傅又于下午2时许赶往省议会厅，列席“台湾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这一天，“参议会”所质询的问题全是有关教育行政方面的事务。会议开始后，傅斯年登台讲话，但主要由时任台湾省教育厅厅长陈雪屏作答。大约到了5点40分，“参议员”郭国基突然站出来质询有关台大的问题。这郭国基乃台湾省屏东人，生于1900年，曾留学日本。此人好勇斗狠，在日本留学时就开始率领一些志同道合者，打起“苍天已死，国基当立”的大旗或明或暗地搞运动。抗战胜利后，他对国民政府派员接收台湾极不甘心，开始纠集蒋渭川、王添灯等一批人，与以国民政府接收大员陈仪为代表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官员公开叫起板儿来，对大陆赴台军政官员极尽丑化、污蔑之能事。向以铁腕著称的陈仪对台湾人在日治时期的遭遇、命运深表同情，因而保持了克制，迟迟不忍动武，并有些浪漫地认为自己的善意总有一天会得到同样的回应。但不久之后情况急速恶化，终于在1947年2月28日因当局取缔私烟的事件，引爆了一场社会暴乱。以台湾土著郭国基、蒋渭川、王添灯等为首的人，召集本岛内部与海南岛等地归台的群众，成立了“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大同青年同盟会”（服役日军陆军者）、“海南岛归台者同盟”（海南岛归台者）、“若樱敢死队”（服役日军海军自杀艇队员）等组织。而王添灯拟组织“台湾省临时民主自治政府”，自任主席。各种运动组织一时聚集了10余万众（一说共14万人），联合一处，兵归一家，成立联军，身穿日本浪人服装，其编制一如日本军队，带队者自封队长，肩扛长枪，挥舞东洋刀，高唱日本国歌，甚至叫喊“皇军马上就要回来了”等口号，开始疯狂地攻击、占领台湾长官公署与台湾广播电台，企图通过广播号召全台人民加入运动队伍。同时四处抢夺各地仓库之械弹，以大规模武装力量攻占军事要地，整个台岛浸染在一片暴乱枪声与血污之中。当时国民党驻台北军队不足千人，台当局陈仪等人采取保持克制的策略，未克弹压。但近两万大陆赴台军公教人员，如坠渊坑，面临着生命危险。短短几日，就被打死枪杀约200人，伤约800众。守台的国民党军队遭到攻击，开始反击。

事发当日，陈仪曾致电蒋介石：“奸匪勾结流氓，乘专卖局查禁私烟机会，聚众暴动，伤害外省籍人员。”但陈氏仍糊涂地认为事态不大，仅要求将二十一师部分兵力调返台湾即可（该师曾赴台接受日军投降，后大部撤回大陆）。陈仪的善意与克制，被郭国基、蒋渭川等人曲解成懦弱无能；陈氏的让步令对手以胜利者的姿态，步步进逼。在政府公署官员们被胁迫与运动头目的谈话会上，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应邀出席。郭国基狂妄至极，竟跳到桌子上指天戳地大肆叫骂，讥讽国民党军乃一群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并指着彭孟缉的鼻子高声说道：“我怀疑你们没有什么战斗力。”彭孟缉意识到对方可能要攻击台岛要塞军事要地，遂趁间隙悄悄离开会场潜回要塞应付紧急事变。面对危局，中统局台北站极为清醒并富有远见地密电南京，“今日之问题，已非陈仪能否统治台湾，而为祖国能否保有台湾”〔17〕。蒋介石一听这帮人要分裂祖国，那还了得？于是在震怒中高声骂道：“娘希匹！我看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谋反作乱，分裂中国，此乃十恶不赦的逆天之罪，格杀勿论！”立即命令驻防江苏昆山的二十一师师长刘雨卿，率一个精锐整编师火速乘船赴台平叛。同时命令海军司令桂永清调派“太康”“伏波”两炮舰开赴基隆，归陈仪指挥，炮轰暴徒阵营；空军司令周至柔调派飞机抵达台岛上空侦察敌情，与陆海军配合联络，并散发传单，劝台湾民众“勿受人煽动，勿牺牲自己的生命，作野心家的工具”，等等。

3月9日，两万国民党军精锐在基隆、高雄相继登陆。在随后的战斗中，郭国基方面除少数人退往中央山脉进行游击斗争外，大队人马很快被各个击破。王添灯等数百人被击毙，郭国基、蒋渭川等数百人被俘、藏匿。—这就是台湾现代史上著名的“二二八”事件。此事件对台湾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后来的动荡局面埋下了伏笔。

随着国民党撤往台湾，为安抚当地土著领导人，同时也受当地政客要挟，国民党高层决定从“二二八”事件中选出几个著名领导人为省“参议员”，以达到平衡与和稀泥的效果。如此这般，郭国基被关押了一百二十多天后，随着国民党新政策的到来，顺利出了监狱。未久，又成为具有正义化身的台湾省“参议会”的“议员”和“立法委员”。坐上政府大员专用木头皮椅的郭国基，喜欢直抒胸臆地发一些火药味甚浓的长篇宏论，江湖上人送外号“郭大炮”。

意想不到的是，作为台大校长的傅斯年竟与这样一个人物在议会大厅遭遇了。

当时的台湾大学属台湾省政府拨款，具体通过省教育厅长，也就是当年在西南联大为平息学潮出力甚多，于“抢救学人”中在南京出谋划策的陈雪屏具体操作。故“郭大炮”便以台湾土著的身份，向“傅大炮”斯年开起火来。据在场者事后透露，郭的发难主要是国民党“教育部”从大陆抢运来台并存放于台湾大学的器材如何处理，以及放宽台大招生尺度等问题。此事看起来简单，但又十分敏感、复杂、棘手。如台大招生，尺度已尽量放宽，招生人数已达最高限度，但各界仍不满意，特别是郭国基等人认为台大亏待了当地生源，便宜了国民党官僚的后代，并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向学校施加压力，惹得傅氏极其恼火愤怒。今日郭氏质询，当然须由傅斯年亲自答复，于是傅不得不第二次登台讲话。在回答完上述两个问题之后，郭又提出台湾大学用的是台湾人的钱，就应该多聘台籍教授，多取台湾土著学生，否则便是与台籍人民作对等。针对郭的提议，傅斯年予以反击，在讲台上大谈其办学的原则、规矩、计划与理想，并云台大考试，对台籍学生已尽量照顾，考虑到台籍学生的国语水平较差，光复未久，专门规定国文科分数比大陆学生降低10分录取等。讲着讲着，傅氏情绪激动起来，说道：“奖学金制度，不应废止，对于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就学的青年，我是万分同情的，我不能把他们摒弃于校门之外。”又说：“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生活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18〕言毕，大约是6时10分，傅斯年满含怨气地慢步走下讲坛。就在即将回归座位时，突然脸色苍白，步履踉跄，坐在台下的陈雪屏见状，赶紧上前搀扶，傅只说了一句：“不好！”便倒在陈雪屏怀中昏厥过去。近旁的“议员”刘传来疾步向前，把傅斯年扶到列席人员的座席上，让其躺下，顺便拿陈雪屏的皮包做了枕头。从此，傅斯年进入昏迷状态。

刘传来本身是台大的医学教授，经他初步诊断，傅是高血压病发作，于是一面用冷毛巾贴额，一面打电话通知台大附属医院和俞大綵。傅原定当天晚上6点钟在家中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讨台湾省政府和台湾大学合办“血清疫苗制造所”事宜，下午2点多钟还打电话给校长室秘书那廉君，让他把自己亲笔拟定的合作办法准时送到家中，以便开会时用。5点多钟，那廉君来到傅家，俞大綵以为众人在家里开会，自己不便打搅，准备外出去吃饭。不一会儿，傅的司机老杨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呼喊：“校长不行了，校长晕倒了！”俞大綵、那廉君等急忙驱车赶到省议会厅。

大约6时30分，台大附属医院院长魏火曜，台大医学院代院长叶曙、副教授王大杰亦赶到会场。经王大杰诊断，傅斯年得了脑出血，当即采取急救措施。此时，台湾的陈诚、何应钦、王世杰、程天放、罗家伦、朱家骅等政界要人，以及学术界人士李济、董作宾、毛子水、萨孟武、英千里、劳榦等纷纷赶来探视病情。蒋介石闻讯，立即指令陈诚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傅斯年的生命，并要陈诚每过半小时打一次电话报告傅斯年的病情。陈诚得令，竭尽全力组织台湾一流医务人员进行抢救。病床上的傅斯年仍处于昏迷中，西装已被剪开，头部堆满了冰块，医生、护士跑前跑后地紧张忙碌。满脸焦虑之色的陈诚在会议室来回踱步，周围站立的一圈党政要人均不敢坐下，神态凝重地观望着来自病室的风吹草动。

9时30分左右，傅斯年的血压渐降至180左右，体温亦降至38℃，情况稍有好转。至11时23分，仰躺着的傅斯年突然睁开了眼睛，床前的医护人员惊喜交加，以为傅氏终于醒了过来。医师急忙走过来按了按脉，抬手合上了眼皮，一声不吭地退后低下了头。这时众人才顿悟—傅斯年走了。门外的俞大綵会意，疾步进来抱着傅斯年号啕大哭：“孟真呵，孟真……”陈诚等人闻讯，冲出会议室呼呼隆隆地向病房奔来。—傅斯年就此与大家永别了。

第二天，“台湾省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召开新闻记者招待会，宣布台大傅斯年校长于20日夜“弃世”。李万居乃台湾土著，国语水平极差，有大陆籍记者误把“弃世”听成“气死”，〔19〕于是马上传出消息，说傅斯年参加“省议会”，被“参议员”郭国基活活气死。当天台湾报界刊发消息，称“郭大炮”与“傅大炮”两门大炮不幸交火，“大炮议员郭国基骂倒傅斯年，傅氏绝命身亡”云云。

12月21日，台湾大学宣布停课一天，悼念校长并降半旗志哀，由各院系学生代表联合会组织学生排队前往极乐殡仪馆致唁。当学生们听说傅斯年是被郭国基活活气死的消息后，心中的悲痛立即转为愤怒，纷纷冲出灵堂，打着“失我良师”的白色横幅，向省议会厅拥去。学生们聚集在省议会厅门口，强烈要求气死傅斯年的郭国基出来述说昨日会场中质询经过。郭国基隔着门缝一看，学生们包围了“参议会”，并高声怒吼：“郭国基有种你出来，你出来……”冲在前方的学生喊叫着与阻拦的议会人员扭打在一起。躲在门后的郭国基见状，立即意识到事态严重，怕遭到对方的群殴，张狂之气顿消，乃悄悄溜出后门，老鼠一样逃窜了。“副议长”李万居一看郭氏溜之乎也，万般无奈中，只得硬着头皮出面向学生解释，说郭国基昨天提出的质询没有伤害傅校长处，言辞也不过分等等，学生们置之不理。陈雪屏又出面加以解释说：“昨天的质询，总共有六项，我本人回答了四项，傅校长回答了两项，那些问题都不是什么难题……”〔20〕但学生坚持要郭国基出来答话。人越聚越多，有人喊出了“杀郭国基为傅校长报仇雪恨”等口号，并开始冲撞议会大厅，局面异常紧张，台北市警察局长亲临现场指挥大批警察维持秩序。此时阴风顿起，大雨骤降，风雨交织中现场更加混乱。愤怒的学生终不肯离去，继续冲击议会大厅，并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直至下午1时20分，台湾大学训导长傅启学冒雨赶来，向群情激愤的学生高声喊话：“我跟傅校长一块在北大时，即是好朋友，我到台大也是由于傅校长让我来的，这次出事我十分愤慨。不过现在大家只有百多人，我们回去聚集全校师生开会讨伐他。而且现在是戒严时期。”〔21〕傅氏转头看了一下全副武装的宪警，又说：郭国基在议会里讲话，可以不负责任，他所问的问题，都是些没有常识的问题。傅校长是学术界第一流的人物，拿他和一个毫无常识的“参议员”是不能相比的。今天大家到这里来，是出于对傅校长的敬爱，假如他在世的话，一定不愿大家这样做。“如果今天诸位同学出了事，叫我如何对得起地下的傅校长。”言毕，傅启学已是泪流满面。学生们见状，悲从中来，同声哭泣，泪水和着雨水在整个“议会”大厦前弥漫流淌。眼看已是黄昏时分，傅启学含泪表示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交“省参议会”，由“参议员”做书面答复，尚未吃中午饭的学生已是饥肠辘辘，听说郭国基已从后门逃跑，一时难以抓住，只好拉队返校。

12月22日，傅斯年遗体大殓，自早晨7时起，前来吊唁者越来越多，殡仪馆的屋子和院子几无立足之地。在上千吊唁者中，有台湾学者、名流，国民党军政大员，傅斯年的亲友、同事和台湾大学的学生。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扶杖前来，陈诚哭得两眼红肿，王宠惠、蒋梦麟、罗家伦、王世杰、朱家骅、李济、董作宾、毛子水等人，另外加上一个刚从香港赴台，与傅斯年生前关系并不融洽的钱穆，都站立在人群中默然相送。10时30分，傅斯年的遗体送往火葬场，上千人冒着大雨，踏着泥泞的道路，慢慢行走。热泪横流的学生们手执小旗，上面写着：“校长，回头来瞧瞧我们！”望之令人心碎。目睹此场面的台湾记者于衡在后来回忆自己采访生涯的长文中说：“傅斯年先生逝世，是我采访二十五年中，所见到的最真诚、最感人的一幕。”〔22〕

12月31日，亦即1950年的最后一天，治丧委员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当时台湾大学本部尚无大礼堂）举行傅斯年追悼会。礼堂正中，悬挂着蒋介石亲笔书写的“国失师表”挽章，国民党高级官员、名人学者的挽章和挽联分挂两旁。蒋介石亲临致祭，各界要人亦皆前来，竟日致祭者达5000余人。据统计，当时各界致送挽联达270余副，挽诗60余首，挽词20余首，祭文6篇，唁电唁函90余封。各报章、杂志、专刊登载纪念文章110余篇。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人的挽联：

廿二载远瞩高瞻，深谋长虑，学术方基，忍看一瞑；

五百年名世奇才，闳中肆外，江山如此，痛切招魂。

台湾大学全体师生的挽联：

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

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

国民党大佬于右任挽联：

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

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

蒋梦麟挽联：

学府痛师道，举国惜天才。

蒋介石于12月22日发唁函致俞大綵夫人，12月30日又颁布褒奖令。傅氏身后可谓备极哀荣。

台湾大学为纪念傅校长开创台大一代风气的功绩，按照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为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专门在园内建造陵墓的成例，特在台大实验植物园内划出一块地建造罗马式纪念亭，亭中砌长方形墓一座，同时按中国传统，墓前立无字碑一座，设纪念亭，另有喷水池搭配，形成独特的景观。1951年12月20日，傅氏逝世一周年忌辰，举行安葬仪式。典礼由继任校长钱思亮主持，俞大綵亲手将傅斯年的骨灰安置在大理石墓椁中。现场有2000余人观礼，气氛庄严肃穆。自此，此处被称为“傅园”，墓亭定名“斯年堂”，与周围景致浑然一体，蔚为壮观。兵工署特别捐赠一座纪念钟，钟上铸有傅斯年提出的“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八字校训。后来，这座钟架设在行政大楼前的水池和椰林大道之间，名为“傅钟”，成为台大精神的象征。

傅斯年溘然长逝，远在美国的胡适闻讯，立即给俞大綵发来唁电：“孟真的去世使中国失去了一位最有天才的爱国者，我自己则失去了最好的朋友、诤友与保护人……”〔23〕

随着媒体报道，在海峡另一边的学术界人士，也通过不同的渠道陆续得到消息并有不同的反应。已成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阅《参考消息》知，傅孟真于星期二下午列席台湾省参议会，报告台大状况，皆即患脑充血，于晚11点20余分去世，年55岁。孟真为人专断，才大而私心太重，解放前将史语所全移台湾，并影响数学所，实研究院之罪人也。”〔24〕

稍后，1948年秋自美返国并出任北大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的罗常培，在得知傅斯年去世的消息后，借给学生讲“现代汉语语法”的机会，坐在讲台一张藤椅上说：“我有高血压，站不了。我的老友傅孟真去年就因高血压在台湾大学死了。”据当时在台下听课的学生白化文后来回忆：“我听了一愣，心想，您真敢说。”〔25〕白氏的意思是傅斯年已被宣布为“人民公敌”了，你老先生还公然与他称朋道友，这不是拿头向墙上撞，找死吗？然而，罗氏却以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少有的勇气与胆量，冒着相当的政治风险，向学生委婉地传达傅斯年去世的信息，并借以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和对老友的情感。

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蛰居岭南的陈寅恪亦得知傅的死讯，想起与傅的交情，特别是抗战八年傅氏给予自己的帮助与关怀，悲从中来，赋诗一首为之追念。鉴于当时的天命、人事以及严酷的政治气氛和压力，陈氏不能直白地剖露心迹，只能采取历来知识分子惯用的“曲笔”手法，以《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为题而作，以此表达心中的哀悼之情。诗云：

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

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26〕

此乃仿明末著名学者，明亡后毁家纾难，嫠不恤纬，反清复明失败而隐居山寺，并号朱衣道人的傅山（青主）之诗而作。傅青主原诗云：

关窗出海云，布被裹秋皓。

夜半潮声来，鳌抃郁州倒。

一镫续日月，不寐照烦恼。

佛事冯血性，望望田横岛。

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27〕

陈诗通过仿傅青主之意，隐晦地悼念“归骨于田横之岛”的亡友。──这是当时整个中国大陆对傅斯年唯一一份文字纪念。〔28〕

胡适：青山就是国家

傅斯年去世后，台湾政学两界许多人的目光集中到台大校长那把粗腿椅子上，各色学者、政客，视台大校长职位如一块肥肉，施展平时练就的老鼠与黄鼠狼般盖世武功上蹿下跳，四处钻营，欲把这块肥肉吞入自己欲壑难填且已散发着霉烂气味的酒囊饭袋中。就在鼠辈们绞尽脑汁争夺与相互倾轧之际，居于台北官邸深宫的蒋介石眯缝着眼睛不动声色，静观群丑表演，最后把视线移离台湾孤岛，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找真正的大腕前来维持局面。思虑再三，把目光投射到远在美国的胡适身上。

1949年1月21日，即傅斯年离开南京飞台的第三天，胡适打消了把夫人江冬秀送往安徽老家暂避的念头，亲自将其送往上海和俞大綵一起登上开往台湾的轮船，以便在台岛暂避。当夜，胡适返回南京，本欲和蒋介石见面，想不到蒋已偕夫人宋美龄于当天下午4点离开南京，直飞杭州转奉化老家隐居去了。

正当胡适蹲在屋子里为自己何去何从愁思郁结之时，突然收到了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送来的函件及“总统府资政”聘书，胡当场表示自己不做这个空头“资政”，愿以北京大学校长或个人名义，为政府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1月24日晨，胡寄函吴忠信：

依据“大学组织法”，国立大学的校长都不得兼任为俸给的职务。现在我还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因时局关系，此时尚不能辞职。故请先生千万代我辞去总统府的名义与俸津。聘书也请先生代为收回，并乞先生勿发表此事，以免报界无谓的猜测与流言。适明晚与梅校长同车去上海小住，特来告辞，恐不能相见，故带此信留呈先生，恳求先生念我愚诚，代我打消此事，不胜感谢！〔29〕

此时胡适赴美的决心已下，自然不乐意在这个敏感时期戴上这顶不能为自己帮忙，很可能添乱的紧箍咒式的空帽。1月30日，胡适拿到了美国护照签证，赴美已成定局。2月13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陈雪屏来电，谓行政院副院长吴铁城希望胡适出面做驻美大使，胡表示坚决不重做冯妇。第二天一早，胡复电称：

弟深信个人说话较自由，于国家或更有益，故决不愿改变。〔30〕

2月15日，胡适在上海银行分行与避住此处的老同学、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约谈半小时，就时局发表看法。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说：“八点至霞飞路……晤适之，……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谈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将赴美国，或将赴台湾一转。”〔31〕正是胡适已清醒地意识到和平已不可为，李宗仁的谈判方案是瞎子摸象式的胡扯淡，才下定决心接受蒋介石旨意赴美，为救国民党政府之危亡，做一次私人外交的最后努力。

3月22日，胡适飞抵台湾，与夫人江冬秀短暂团聚，第二天拜访此前赴台的王世杰、傅斯年等人。3月27日，由傅斯年等陪同到中山堂做《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演讲，29日返回上海。经过几天紧张的准备，4月6日，胡适心怀对前途暗淡的忧虑，自上海乘“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赴美国“看看”。这是胡适一生中第六次出国，想不到这一“看”就是九年。

4月21日，胡适乘坐的轮船抵旧金山，还未进港检，海关人员就带来一批新闻记者，夹着报纸呼呼隆隆地前来访问并要求谈话。面对蜂拥而至的新闻记者，胡适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对于这一特殊而尴尬的场景，几年后，胡氏仍记忆犹新：“我已经有十多天没有看到报纸了，连忙接过报纸时，我首先看的消息，是国内和平决裂，共军已经渡江。在这种情形下，要与外国的新闻记者谈话，是多么困难。”面对中共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国民党政权即将彻底崩盘的局面，胡适表示：“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又说：“我的道义的支持也许不值得什么，但我说的话是诚心的。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32〕

4月27日，胡适抵达纽约，仍寓东81街104号。此前的1942年至1945年三年间，他从驻美大使位子上卸任后即居住此处。

稍做安顿，胡适即登台亮相，开始了投石问路式的私人外交活动，而首次会晤的美国官员是国务院的老朋友洪北克（Hornbaek）。洪一向热心支持国民党政府，胡适一连两天与其会谈并共进午餐，企图从这位老朋友处投石问路，试探华府的态度。令胡氏颇为失望的是，见风使舵的美国佬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不但袖手旁观，甚至早已做好帮中共方面猛踩国民党一脚，或干脆落井下石，把国民党砸于泥水中变为虾蟹鱼鳖混合而成的虾酱的打算了。5月28日，胡适接到了蒋介石密信，明确指示：

此时所缺乏而急需要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对于进行方法，行政与立法两途，不妨同时并进，但仍以行政为正途，且应以此为主务。望先生协助少川大使，多加功夫为盼。〔33〕

从这封密信的口气与内容可以看出，胡适赴美绝不是蒋介石当初说的“出去看看”那么简单，胡适心中当然清楚，自己是负有重大使命前往美利坚这块土地的，无论是为了国民政府还是蒋介石本人，他都要尽自己的心力做最后一搏。信中的少川大使，指顾维钧，此时正在美国全力寻求援蒋办法。而就在蒋介石给胡写这封密信的第二天，上海解放。国民党政权崩溃如此之速，令远在万里之外的胡顾二人与他们的美国朋友都感到吃惊。

随着国内局势迅速变化，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再无翻盘的可能。胡适深感大势已去，在国际友人间已抬不起头，精神苦闷至极，遂不愿再出头露面丢人现眼。6月12日，在广州新上任的行政院院长阎锡山仓促发表胡适为外交部长。胡氏闻讯，坚辞不就，仍表示以个人名义自由活动。7月26日，胡适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美国所谓民间外交的各种努力都归于无效，美国佬见风使舵、欲彻底抛弃国民党政权的面目越来越明显，胡氏书生脾气爆发，索性一咬牙，通知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馆，取消自己与美国政界人士的一切约见，以表示对美国“抛弃”国民政府的抗议。

8月16日，胡适在写给赵元任的信中，叙述了自己“精神上十分苦闷”的缘由，并表示“不愿意久居外国”，“更不愿留在国外做教书生活”。〔34〕此时国民党正在大举溃退，客观的环境与政治关系又使胡适不得不强撑着留下来，以战败政府臣子的身份继续在美国等待可能翻盘的机会。

1950年5月14日，在艰难困苦与尴尬中苦撑了一年多的胡适，接到普林斯顿大学聘请，出任该校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签约为期两年，自7月1日正式履职。此时，国民党政权已在台湾另起炉灶，美国的态度尚不明朗，胡适于郁闷憋屈中不得不考虑找份工作谋生，同时也呼吸几口新鲜空气，于是有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聘请。按校方对外的宣传，普林斯顿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所藏中国文献甚为可观，多达十万册，有相当一部分面色蜡黄的中国职员工作其间，但与北京图书馆的规模与藏书数量判若霄壤。即便如此，要谋到一份馆长的差使也颇为不易。据几十年后在该大学就读的华裔博士周质平从当年存留的图书馆档案查考，像胡适这样一个曾领中国近代学术风骚数十年的宗师硕儒，在应聘之时，也要像普通职员甚至临时工一样填写工作申请表，一样要接受异族主人的考核，一样要面对罢官停职的残酷命运。如此际遇，从另一个侧面也可看出这位胡老师在颠沛流离的困厄中，不降格，不辱身，不消沉，始终保持独立人格的学者风范与志向。当然，胡适选择这份职业，除了经济上的考虑，还有想利用该馆所藏文献继续做点学术研究的考虑。在他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期间，曾与该图书馆高层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利用内部许多珍贵藏书做过《水经注》考证等。

令胡适稍感慰藉的是，除谋到了一份职业，他的那位小脚太太江冬秀已于6月9日由香港转赴纽约，这对饱经战乱的老夫妇又在异国他乡得以团聚。只是江冬秀不懂英语，无法与外边人员打交道，胡适于工作之余，不得不亲自料理日常生活。当时客居纽约的华人朋友，经常看到胡氏抱个黄纸口袋到市场买菜买米，凄凄惶惶，如一条被切断尾巴的丧家之犬，内心抑郁愁闷的情绪一览无余。在长达九年的漫长岁月里，胡适一直住在纽约东81街104号那座旧式公寓，唯一比较体面而有固定收入的工作，就是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

1951年年初，胡适突然接到蒋介石让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电报，胡氏考虑再三，婉拒了蒋的好意，其理由在胡适1951年1月6日写给俞大綵的信中有所披露：“台大的事，政府颇有意要我做孟真的继任者。为亡友，为台大，我确曾考虑过，但我没有孟真的才能。他那样才大心细，尚不免以身殉校，我最不能办事，又最厌恶应付人，应付事，又有心脏病，必不能胜任这样繁难的事，所以我坚决辞谢了。”〔35〕辞谢后的胡适根据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古训，顺势推荐了他的好友，留美博士，原北大化学系教授、主任钱思亮继之，自己仍留在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一边工作，一边关注着时局的变化。想不到胡适的饭碗未保多久就被砸破了。

1951年12月13日，普林斯顿大学总图书馆代理馆长写了一份备忘录，记录的是前天下午一次讨论葛思德图书馆问题的会议，其中第四点提到胡适的馆长一职去留问题。学校当局为了节省开支，有意擢升胡适的助手童世刚为馆长，并按合同在1952年终止与胡适的聘约。1952年2月1日，总图书馆代理馆长又写了一份备忘录给校长，正式提出胡适年薪5200美元的聘约于年底终止，另由年薪为3480美元的童世刚接任。校长看了这份备忘录之后，当场同意代理总馆长的提议，但同时对如何向胡适说明解聘之事颇为踌躇，也颇费脑筋。因为胡适毕竟是中国最著名的学者，又做过驻美大使，且还有一堆耀眼的博士帽子（南按：据周质平查考的档案材料显示，当时胡适在申请表上填的是“学士，康奈尔大学，一九一四；博士，哥伦比亚大学，一九一七。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在内的三十二个荣誉学位”，另有北京大学校长和战时中国驻美大使等职务），必须顾及他的情绪和面子，让他感到合理而自然地被踢出圈外。最后几个美国佬商量的办法是，要“深通东方礼节的微妙。中国的礼节必须做到在这封信的措辞上，不能有任何蛛丝马迹能被解释为‘解聘’”〔36〕。到了这年的4月，校长和总图书馆的大小官僚们终于想出了一个让双方都能保全面子的办法，那便是按照中国官场的特色，在解除胡适馆长职务的同时，聘请其为终身的荣誉馆长。

“绝妙”主意打定，这群黄发碧眼、毛发飞扬的“夷人”官僚，又围绕胡适知不知道这个荣誉馆长的职位是不支薪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因为按中国官场的做法，馆长虽属没有实权的“荣誉”，但工资是一分不少拿的，且一旦有机会还要偷偷贪上几笔，即使在吃喝拉撒的小事上也要占一点便宜，否则便觉得自己白“荣誉”了一场，是一件吃亏又不体面的事。中国人的花花肠子非美国人所能透视清楚，因而产生一些啼笑皆非的争论也就不可避免。讨论中，有人说：“我们估计，胡博士，一个对西方学术惯例深有所知的人，了解荣誉职位是不支薪的。然而，我们还是要Dodds校长考虑，到底要不要把‘不支薪’这一点加上去。”有人谓要加上去，又有人说一旦加上，胡博士就会感到没有面子；有人表示可找一个中国人暗示，这样胡博士会感到有面子；有的人插言，干脆直接说明，一个小小的馆长解聘，校长一道令下去即可，用不着兴师动众，花费这么多心思云云。许多年后，当前往查考的周质平博士在图书馆翻看那一页页已有些霉味的陈年档案时，不禁掩卷太息：“中国白话文运动之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三十二个荣誉博士学位的获得者，在六十一岁的晚年，居然还要让几个大学图书馆的职员和官僚担心他到底知不知道荣誉职位是不支薪的惯例，真是莫大的悲哀。”〔37〕

就此时的胡适而言，悲哀的事在他的身上已属平常，面对这种尴尬局面，他只好心知肚明又装作糊涂地接受了馆长一职的解聘，担任了没有一分酬劳的荣誉馆长，这个职位一直维持到他去世为止。胡适离去几十年后，据周质平亲眼所见，在葛思德图书馆的善本室里，还挂着他的照片，书架上还摆着几本胡适手赠的著作。除了这些，已经看不到胡适曾经在此工作两年的痕迹了。历史已将这位伟大学者留下的印痕抹平，他的身影也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学院和当地文化界人士之邀，抵台访问、讲学。12月7日，在台大演讲中，胡适颇动感情地倒出了压抑在内心四年的苦水：

在民国三十八年，我感到抬不起头，说不出话。我曾对家人说：“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我们家乡有句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我几十年的经验，我感到青山就是国家。国家倒霉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国外这几年，正是国家倒霉的时候，我充满了悲痛的心情，更体验到青山真正是我们的国家。

在论述了吃饭—青山—国家的关系之后，胡适感情难抑，继续袒露自己海外生活的无奈与悲凉：“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所以在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我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深，使我处处碰壁，也因为局势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在这个时候，只有替国家保留一些尊严，替国家保留一些人格，所以我取消一切约会。就是自己作文章，说几句话，也是人家请我作，请我说话，才作才说的。因此，三年以来，我只是给国家留了一些体面，其他毫无贡献。即使局势有些好转，也是毛泽东发疯自己造成逼上梁山的局面，我没有功劳。”〔38〕

正是缘于发自内心的切肤之痛，胡适萌生了回归台湾之意。自此之后，胡氏开始在美国与台湾之间飞来飞去，但每次回到台湾，除了往访朋友，主要事宜便是到史语所借书和读书，继续做他的学术研究，基本上靠稿费收入维持生活。其间有朋友劝胡，既然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馆长做不成了，何不再联系个大学以教书为业，同时也添加些薪水养家活口？胡适听罢，只是以他惯有的迷人的微笑，哼哼哈哈地点头做赞许状，却始终未付诸行动。1955年到1956年间，胡适两次致信赵元任，提到迟迟没有到大学教书的缘由，大意是自己不想向国外研究汉学的洋大人们“讨饭吃或抢饭吃”，一则因为这些洋学者在政治上往往是“前进”分子，与自己气味不合；再则这些洋学者多少有些“怕”胡适这一类的中国学者。就当时的情形言，像胡氏这样学术背景和影响的学者都有一种“讨饭吃”或“抢饭吃”的感觉，可以想象，当时在美国其他以研究、教授文史为业的大小学者们，又是怎样一种悲凉惶恐的景况？青年时期留美，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的朱经农，在大陆政权易手后猝死于美国，便是此种生活的真实写照。〔39〕青山就是国家，胡适这个比喻确是切中了要害，尤其海外华人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就在胡适身陷困境，前途暗淡，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深感不易时，迁往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已陆续从杨梅镇搬到台北市南港区，总办事处和下属史语所、数学所两个大所的办公大楼与同人的宿舍相继在同一院落内建成，各路人马分期分批迁往南港并开始有板有眼地工作和生活起来。在国际政治大气候影响下，台湾学术界又显现出蓬勃向上的生机，学术前景也逐渐明朗起来。流落到孤岛的书生们都感到发生了大的、好的变化，总体是向着进步的方向走去。而这个时候“院方也打算在台湾立足生根，不再回大陆，研究人员在南港配有眷舍，生活渐趋安定”〔40〕。

鉴于这样的情形，胡氏回归台湾的意识更加强烈。此前，他曾受朱家骅请求，利用自己掌控的资源，专门为“中央研究院”谋得“中基会”等机构的资金援助。另外，受朱委托，胡氏于1955年3月19日至20日，在纽约主持召集了第一届“中央研究院”留居海外院士会议。据当时统计，“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81人中，留在大陆者58人，去世4人；退迁台湾6人；在美国12人，加拿大1人（南按：吴大猷，后来出任过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至于台湾“中央研究院”选举新院士等活动，不甘寂寞的胡适更是热切关注与出谋划策。因了这割不断的学术血缘与人脉背景，渐趋老境的胡适想到落叶归根，回到“故国”，以便“为国家作诤臣，为政府作诤友”。〔41〕在给好友陈之藩的信中，胡适这样解释道：“我的打算回去，是因为我今年六十六岁了。应该安定下来，利用南港史语所的藏书，把几部未完成的书写出来。多年不写文字了，笔下生涩得很。”〔42〕

怀揣着这诸多思考和打算，胡适写信请李济设法为他在南港傅斯年图书馆附近找一小块地（南按：史语所在办公楼旁专门修建了一座以傅斯年名字命名的图书馆），由自己出资买下，盖几间小房以此安心读书写作，过两三年安静生活，将《中国思想史》和《白话文学史》写完。

李济接信，感到此事并非自己瞒着“中央研究院”的主事者和政府便可擅自做主的，遂将此事向朱家骅做了汇报。想不到这件并不起眼的小事，一下子触动了蒋介石敏感的神经，台湾政坛掀起了一场诡谲神秘的波澜，“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的厄运就此开始。

生命的最后机缘

朱家骅由大陆流亡台湾，由于派系倾轧，加之与大权在握、日见走红的台湾省主席陈诚不和，朱氏渐渐失去了蒋的信任，原来担负的“行政院”副院长等要职被革掉，只保留了“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一职。而此时所谓的“中央研究院”只有史语所与数学所一部分迁到台湾，基本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如同一只被拔掉毛的老母鸡，徒有其形—且是一个不怎么光鲜明亮的外形而已。1954年前后，位于南港的“中央研究院”院址初步规划时，朱家骅有扩院建所的打算，并于史语所以外寻找其他人文研究所成立的可能，最先考虑的是近代史研究所与民族学研究所两机构的组建。之所以如此考虑，一方面，鉴于国民党政权迁台不久，对民国成立以来的种种盘根错节、迷乱纷呈的历史转变因素的认识和理清，颇有紧迫感和反思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国民党政权既以台湾为盘踞点，就不能做水中浮萍和无根之花，必须对台湾本地的种种现象有所探究，否则，很容易在不经意间于政治等各方面栽跟头、吃大亏，甚至被当地“台独”势力挤垮，失掉政权，难以立足。因了这两项重要原因和紧迫的现实问题，1955年，两个研究所的筹备计划顺利得到当局批准并得以开办。

当两个新办的研究所如同新生婴儿般，在动荡不安的台湾孤岛上晃晃悠悠站立起来时，学政两界人心振奋。于是，一系列的物理所、化学所、植物所等研究所相继组建，其风头之强劲，完全可与抗战前蔡元培主持工作时的锐势匹敌。正在这个由衰转盛的关键时刻，接到了胡适要买地盖房的消息。朱家骅同样不敢隐瞒和擅自做主，便直接向蒋介石禀报。蒋闻讯，当场表示在“中央研究院”旁拨一块地为胡氏置地建房，所需费用由自己的稿费中开销，以示对胡的照顾与敬重。此谕一下，搞得朱家骅和李济都有些尴尬，但又不能推辞。在美国的胡适闻讯甚感不安，认为自己受“主公”之重托出来“看看”，结果什么也没看到，无尺寸之功则要受禄，实感愧疚，便写信明确表示不能接受介公如此盛情厚意，坚持要自己出钱购置地皮。就在双方为几间房子或真或假地你来我往拍拖之时，针对朱家骅的一件祸事发生了。

据石璋如回忆：“四十六年（1957年）夏天，由于天气炎热，又没有外人，尤其在星期六快下班和星期天的时候，同人常穿着拖鞋、汗衫上班。在八月四日星期六，是个闷热的阴天，下午五点多蒋总统突然偕蒋夫人、带着随扈来到院里，大概是要找朱家骅院长的麻烦。蒋一行人抵院时，院方已经下班了，多处门房深锁，卫队直接到所上，就碰到还没回家的严耕望先生。严先生先请一行人至会议室暂坐，随即来找我告知此事。我才刚到家脱下衣服，马上穿回衣服出来。我到所时只见到蒋总统一行人已出所的背影，无法对他们有所招待，谁知道这样就出错了。中央研究院有固定的上班时间，蒋总统来所时已属下班时间，不能说中央研究院偷懒不上班。后来不知道有谁说了什么话，朱家骅院长就在十一月辞职。”〔43〕

朱家骅突遭横祸，庙堂与坊间滋生了许多说法，但没有一件能摆到桌面上的铁证。有人说，在1948年至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军阀联合阎锡山辈趁机拥兵自重，逼蒋介石下野。蒋于万般无奈中只得屈从，由李宗仁代总统。蒋回到老家浙江奉化溪口暂时隐居后，李、白等军阀集团开始拉阎锡山、朱家骅、王世杰、张治中、吴铁城等各色官僚合作，并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霸王姿态，逼蒋出洋流亡，永远在中国地盘上消失。蒋于1949年3月3日接到张治中亲自上门敦促其出国的要求，甚感悲愤，勃然大怒曰：“他们（南按：李宗仁、白崇禧）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44〕3月4日，吴铁城再次派李惟果前往溪口，转达李宗仁集团希望其尽快出洋之意，蒋更为盛怒，除大骂一顿“娘希匹”和李宗仁“不仁”之外，还差一点将李惟果抓起来“斩立决”。蒋介石背运至此，李、白等辈逼宫至此，世道无常、政客无情由此可见。再后来，随着国民党军弃守南京，李宗仁统率政府人员流窜到广州。6月12日，由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朱家骅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以新任内阁掣肘蒋的国民党总裁权力。蒋介石把朱家骅这一做法看作对自己的叛逆，遂怀恨在心，伺机发难。

1950年3月1日，已逃往台湾刚喘过一口气的蒋介石，在“国大代表”及各界人士“劝进”下，一脚踢开以治病为名滞留美国，怕遭到像张学良一样的软禁待遇而不敢回台的李宗仁（南按：桂系军队几乎全军覆灭，李已失去依靠），在台北“总统府”正式“复职视事”，履行“总统”职权。从此偏安一隅，成为终身“总统”，且把其位传诸其子蒋经国。蒋介石在台湾“登基”后，远在美国纽约、不明事理的李宗仁闻讯，对外发表讲话，称自己仍是“中华民国”的“代总统”，正准备“回国”复职，想不到蒋氏竟违背“宪法”，擅自宣布令人惊异云云。蒋介石见报，立即实施反制，公开致电李宗仁，以“总统”身份令其“代表中正访问美国朝野从速回国”。李宗仁搞了个灰头土脸，四年后终于被蒋介石以“宪法”的名义，正式罢免早就被国人抛入九霄云外的所谓“副总统”职位。在美国的李宗仁闻讯跺脚骂娘，但已没有多少人有兴趣听这个败军之将和不成器的官僚政客瞎吵嚷了。

同不识大体的李宗仁相比，老奸巨猾的阎锡山聪明乖巧得多。蒋介石复职后，阎深感不妙，主动向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南按：1950年1月—1950年3月，由顾祝同接替阎出任“国防部长”），蒋虚意挽留，终予准许，由陈诚继任“行政院长”。从此，台湾的蒋氏政权开始形成了“蒋陈体制”，陈诚一跃成为台湾仅次于蒋氏的二号实权人物。阎锡山辞职后，获得“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两个虚衔，而后一头钻入台北市金山之麓自己盖的窑洞中，不问世事，埋头著述，过起了隐士生活。

与阎锡山在广州一道组阁并出任行政院副院长的朱家骅，自国民政府一帮孤臣败将迁台后，“总统府”与“行政院”均在台北介寿馆办公。因“代总统”李宗仁仍在美国，不能抵台视事，自1950年2月19日起，由朱家骅代行“总统”职权，此为朱氏一生权力达到巅峰的短暂时刻。据李宗仁回忆说：“朱家骅在当时党人中算是比较识大体的一位……为着维持‘银元券’，他曾两度飞台，向蒋请示，拟运一批银元来穗。此举可说纯为大局着想，远非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所能及。然朱家骅可能因此而触蒋氏之忌，嗣后在台几度遭蒋的为难。”〔45〕李宗仁所言大体不差，蒋介石早就把朱视为异己分子而有收拾之心。蒋复任“总统”后，深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朱家骅同阎锡山一样，颇有自知之明地辞却“行政院”副院长之职，专任“总统府”资政与“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以避锋芒。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忘记在自己最倒霉的时候，朱氏所做的落井下石的前朝旧事，总是耿耿于怀，待机而发。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阻止解放军进攻，岌岌可危的国民党“小朝廷”稳住了阵脚。在这种急转直下的局面下，一直忍而不发的蒋介石开始对前朝的“叛逆”予以外科手术式打击和肃清。当王世杰的“总统府”秘书长被以“蒙混舞弊，不尽职守”的罪名整肃掉之后（南按：有人说王在蒋面前说了一句“我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惹得蒋大怒，意即王氏把蒋氏父子看成阿斗之类的人物，王遂被撤职），便把目标转向了朱家骅。此时的朱家骅与炙手可热、大权在握的陈诚关系越来越糟，遂加快了其被从国民党权力圈中扫地出门的步伐。在各方权贵阴谋与阳谋的合力夹击、施压下，朱家骅心有不甘但又无可奈何地于1957年10月22日辞去“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一职，一个星期后的10月30日，朱家骅在给胡适的信中说道：“蔡先生于二十九年故世后，当时评议会选举院长候选人，吾兄即为众望所归，但兄适在驻美大使任内。政府所以派弟承乏者，正因兄在外交关系重大之时，借重方殷，未能使兄离开也。……（政府）所以明令发表由弟代理者，亦以弟有不允之故。迨见明令之后，又复恳切呈辞，未获允准。勉强担任，遂至十八年之久，无所成就。既有负于国家，又无以慰蔡先生于黄泉之下，惭愧之至。……弟未能将院务办好，实有深咎。且久任院务，亦有推不动之处。此次得卸仔肩，并蒙总统谅解……此后只有闭门读书思过，以了余年而已。吾兄于上次选举时已为众望所归，而此次各方仍望兄能出来主持，非仅对院有其极大裨益，即对国家而言，亦有很多贡献。因兄为国效力之处正大，辅助总统，亦必不可少也。”〔46〕朱氏于极度郁闷和痛心疾首中，向各方相关者做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说辞后，于1958年1月11日办理移交手续，只剩一个新聘的“总统府国策顾问”空冠戴回家中高挂于墙壁之上，以发思古之幽情，叹世事之无常了。

朱氏辞职后，蒋属意胡适回台继任，在胡一时不能回归之时，指令由李济暂代“中央研究院”院长职。未久，“中央研究院”按照惯例召开评议会推选新任院长，众评议员推举了三人，即胡适、李济、李书华，由“总统”圈点，胡适当然地进入圈内。据石璋如说：“做过驻美大使、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抗战中帮了中国不少忙，政治上坚决反共，（民国）四十几年大陆清算胡先生，台湾眼见大陆批胡，于是就捧胡，使台湾与胡先生合拍。若非大陆清算胡先生，以他的自由派立场，总统也不太放心的。当局既然有心安排胡先生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自然就要虚位以待，朱先生必须辞职。”〔47〕

石氏的回忆再次印证，蒋介石早就想收拾朱家骅，只是没有一个适当的借口而迟迟未能得手，恰好这时胡适提出回台盖房著书立说，蒋氏决意要拿自己的稿费予以成全，看似违反常规，实则是一个倒朱扶胡的信号。这个信号朱家骅或许蒙在鼓里，或许已有警觉，但不管哪一种情形，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显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朱在什么时间下台的问题。当蒋介石等得不耐烦的时候，便抓住“中央研究院”人员“偷懒”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向朱开火。朱氏不堪重击，轰然倒地，而中共在大陆发起的“批胡运动”，又促使蒋做出反击的姿态并有明确的表示。如此这般，胡适像当年水泊梁山的“及时雨”宋江一样，顺利坐上了已落草台湾孤岛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头把虎皮交椅。正可谓“时来天地皆助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如此阴差阳错的命运交织，是朱家骅和胡适本人都始料不及的。

注释

• 〔1〕田横岛位于山东省即墨市田横镇东部海面1.9公里处。面积1.46平方公里。秦末汉初，齐王田横被刘邦大军击溃，兵败率领五百兵士来此栖居。刘邦称帝后，怕其东山再起，谋兵作乱，乃召见田横。田横自知大势已去，为保全岛上兵士，乃辞别海岛西行。至洛阳城30里处时，因不愿面见、臣服刘邦而自刎。岛上兵士闻讯后悉数挥刀殉节。后人感念其英烈，合葬于山顶并立祠祀之，岛遂有今名。岛上立有一大冢，即五百义士合葬墓，冢侧立有一碑亭，内有史碑，详细记述了田横自刎及五百义士殉难的史实。

田横的历史故事自汉代流传并为国内外人士所称道，明代高丽人郑道曾有《呜呼岛吊田》一诗，诗曰：“晓日出海东，直照孤岛中。夫子一片心，正为此月同。相去旷于载，呜呼感吊衷。毛发吊如竹，凛凛听英风。”此后，清代诗人黄守相、张铪都曾先后题诗田横岛，抒发了对五百义士千秋忠烈的赞美之情。现田横岛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 〔2〕邓广铭《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载《傅斯年》，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 〔3〕任继愈《回忆郑毅生先生几件事》，载《南开史学》，1983年第1期。

• 〔4〕2009年3月12日，罗筱蕖给岳南的信。

• 〔5〕曹书杰、宋祥《逯钦立先生传略》，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5期。

• 〔6〕王汎森《逯钦立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载《新学术之路》（下），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印行。

• 〔7〕逯钦立携家人来到当时号称“解放最早的先进地区”—东北师范大学之后，学校的一切政务由来自老解放区的革命功臣掌控，中央研究院出身的“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逯钦立，落入这些革命功臣之手，矛盾也就不可避免了。逯来到学校报到的第一天，就遭遇了“批胡运动”，由于他无法隐瞒与胡适、傅斯年的关系，立即成为批斗打击的对象。接下去的一系列运动中，逯更是在劫难逃。“文革”爆发后，逯作为东北师大中文系的“一面白旗”和“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批斗。据罗筱蕖回忆，有一段时间，逯钦立每天晚上都在家中独自练习弯腰低头，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此等情形，著名学者季羡林在他的《牛棚杂忆》中曾做过详细介绍，因大多数教授没有弯腰的经验，一旦被揪上“斗鬼台”，在连续几个小时的弯腰批斗之后，很容易体力不支、头晕目眩而倒下，而一旦倒下，就被认为是对抗革命和故意捣乱，招来的是一顿更加残暴的毒打，许多教授正是因为支撑不住倒下后被活活打死在“斗鬼台”上或台下。鉴于这一血的经验教训，当时全国范围内大多数高校教授都在家中悄悄地练习低头弯腰的本领，以尽量在“斗鬼”时硬撑而不倒下，以保住性命。或许，正是由于逯氏的过硬弯腰本领，才侥幸没有死在“斗鬼台”上，但他最后还是没有闯过“文革”这道鬼门关。

关于逯钦立之死，据他当年在李庄的北大研究所同学、后去台湾史语所的周法高于1983年回忆说：“两年前我应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邀请出席中国的青铜时代讨论会，曾经间接听到出席该会的张政烺先生说：逯钦立在不久前四人帮打倒以后，听说他的《古诗纪补正》这部大书可能付印的消息，就高兴得不得了，当夜就发病死了，大概是兴奋过度的原故吧！”在这段注释中，周法高又说：“我在续伯雄译的《苦海余生》三四〇页，也找到类似的例子：‘比尔又说，但是奇怪的还得数毛泽东去世及四人帮被捕之后，这种压力减除而发生的事，到那个时候，紧张才显露出来。他有几位朋友太高兴了，所以出门开怀畅饮而得了脑充血。还有一位朋友笑得太厉害，变成了歇斯底里，以至于几个礼拜都哈哈大笑而无法停止。’”（周法高《记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载台北《传记文学》，第42卷第1期、第2期，1983年1月、2月）

《苦海余生》的作者所言基本符合实情，在那个“众生颠倒”、人妖不分的年代，一旦政治高压突然减除，高度紧张的神经大幅度放松，很容易让人乐极生悲，不幸之事也时有发生。据知名作家兼诗人晨曦（王洪曦）说，他当年在济南劳改农场当武警干部看犯人时，与好友穆青（张安祥）在劳改队遇到了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兼现行反革命分子”。这犯人乃济南一所学院的一老教员，也是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为业。其人性格内向，整日沉默寡言，一门心思鼓捣学问，不喜与别人打交道。“文革”即将结束时，老教员被释放回家。忽一日，这老教员接到省里一家出版社要出版自己著作的一封信，兴奋得开怀大笑，结果一下子变得歇斯底里，以至于哈哈大笑不止。同事和家人开始也跟着笑，但越来越感到老教员的嘴巴和两边的肌肉不太对劲儿，遂将其按于床上，轮流用手捂住老头的嘴巴，但老家伙仍大笑不止。后来一老同事（其女儿是著名作家，后嫁给了晨曦）想出救治办法，索性到地里挖了一个生地瓜塞到对方嘴里，但老头仍摇头晃脑，口鼻并用发出“呜呜”之声，闻之如同茫茫夜色中草原荒野低沉的狼嗥，声似哭泣，凄惨异常。如此三日，前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家人不堪烦扰，在几位要好的教授指点、鼓动下，按照古代小说《儒林外史》“范进中举”的例子予以治疗。恰在这时，晨曦去会女朋友并闻讯来到了这位老教员家中探询。众人一见，便让晨曦具体操作，晨曦推让半天，最后决定一试。只见晨曦脱掉上衣，学着当年胡屠户的样子，双腿呈八字步，抡圆了手臂，照准老爷子的腮部“啪啪啪”就是几个响亮耳光。但老教员只是眼里流出泪水，嘴巴仍狂笑不止。几天后，已无人形的老头开始大笑着以头撞墙，未久死去，算是世间少有的一个真正含笑赴九泉的人了。（2009年10月3日，晨曦在济南玉函路武警宿舍4号楼1单元202室对岳南与书法家郭培玉、著名作家石舒波、陈士贤讲述）

又据逯钦立之子逯弘捷说，一位在长春师大与逯氏友善的教授，约请几位劫后余存的好友出门喝酒，因高兴过度，在开怀畅饮中突发脑出血砰然倒地，死在饭桌旁。另一位好友接到出版社发来的信函，告之形势突变，积压在出版社十几年的大作马上付梓，惊喜异常，这位白发苍苍的老教员抓起家中仅存的半斤红烧老白干一饮而尽，未久，酒性发作，如烈火烧身。仍处于亢奋状态不能自制的老教员索性骑上家中唯一的除了铃铛不响、其他部位吱吱叫唤的破旧自行车，一路急蹬来到郊外一个清澈的池塘欲游泳沐浴，以消除心中翻腾飞卷的欲望之火。想不到刚扒掉上衣，一阵强风吹过，老教员头脑眩晕，双脚如轻云升空，身子一斜，两手一张，嘴张成鸡蛋形，“扑通”一声栽入池中，溺水而亡。（2010年4月2日，逯弘捷偕岳南赴山东巨野逯氏老家查考家谱时，于大义集逯氏祠堂中讲述。）

另据逯弘捷说，周法高所说逯钦立去世年龄有误，逯氏殁于1973年，此时“文革”尚未结束，但死因的确与出书有关。但出的书不是《古诗纪补正》，而是《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遥想当年，傅斯年在李庄为逯、罗二人做媒时，面对罗氏家族对逯钦立人品、学问的“查询”，傅颇为自信地致信罗伯希说过这样一句话：“彼于八代文字之学，造诣甚深，曾重辑《全汉晋六朝诗》百卷，用力之勤，考订之密，近日不易得之巨篇也。惜此时无法在后方付印耳。一俟抗战结束，此书刊就，逯君必为国内文学界知名之士无疑也！”傅斯年所说的这部大书，就是逯钦立自1940年开始整理、考证、编纂的长达135卷的皇皇巨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此项工作随着逯氏携家颠沛流离，直到1964年方得以完成，历时24年。稿成之后，被上海中华书局要去准备出版，不久“文革”爆发，出版事宜中断，眼看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陈寅恪语），望眼欲穿的逯钦立深受打击，精神几乎崩溃。到了1973年，中国掀起了“批林批孔”热潮，这股热潮意外给逯的出版事宜带来了转机，北京的中华书局将上海方面已退回逯钦立手中的书稿再度索去表示要付梓。但书稿寄出后，编辑部很快又将稿件退回，并致函逯氏，说此稿可出版，但“需对书稿动大手术，要按马列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处理、评价六朝诗文；要根据朝代顺序来编排诗文序列；要突出妇女半边天的地位，把女诗人放在前面”。（2010年2月3日，岳南采访逯氏家人记录）

逯钦立接到书稿后，望着倾注24年心血，耗费了自己整个青春岁月的生命结晶，不知如何是好。若按编辑人员所说修改，有违学术精神和文化良知；若硬挺着头颅不改，则真的是“盖棺有期，出版无日”了。在两难抉择中，逯氏陷入了极度痛苦与矛盾中，精神一度恍惚。时逯钦立已有了六个孩子，家中生活拮据，长期不能维持温饱，严酷的气候，猛烈的政治风暴，加之连续不断的批斗和身心折磨，身体极度羸弱。在书稿退回的第四天，逯钦立于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灵煎熬交迫下，在校内组织的一个会议途中，突发脑出血与心肌梗死昏倒在地，未及抢救即去世，时年63岁。

逯钦立这部大作出版，已是1983年的事了，逯生前没有看到自己的成果问世。当年曾向他未来的岳父家保证—“一俟抗战结束，此书刊就，逯君必为国内文学界知名之士无疑也”的傅斯年，同样是未见书而身先殁。哀哉！

逯钦立死后，他的妻子罗筱蕖和孩子们一起孤独而又胆战心惊地生活着，深怕哪一天灾难又落到自己头上。在这期间，罗筱蕖几乎同外界断绝了来往，唯一通点信息的是在哈尔滨师范学院任教、“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游寿，两个女人在历史的夹缝中历尽千辛万苦，总算躲过了一次次劫难而侥幸活了下来。

活下来的游罗二人原本相约回一趟李庄寻访故旧，追思寻远。遗憾的是，这个计划未能成行，游寿便悄然离世，她生前的梦想与心愿只有靠罗筱蕖代为实现了。

2004年，在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初夏时节，罗筱蕖与李济留在大陆的儿子、时为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的李光谟相约来到了魂牵梦萦的李庄，寻亲觅友，踏勘故迹。当白发苍苍的二人踏上李庄的土地时，已物是人非，恍如隔世，真可谓“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了。

• 〔8〕陈雪屏《北大与台大的两段往事》，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1期，1976年。

• 〔9〕《傅斯年校长的声明》，载台北《民放报》，1949年7月14日。

• 〔10〕赖泽涵、许雪姬《彭孟缉先生访问纪录》，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第5期，1994年6月。

• 〔11〕《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 〔12〕朱家骅《忆傅孟真先生》，载《台大校刊》，第101期，1951年。

• 〔13〕〔14〕〔15〕〔16〕俞大綵《忆孟真》，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出版。

• 〔17〕《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一），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92年出版。

• 〔18〕〔20〕于衡《以身殉校的傅斯年》，载台北《革命人物志》，第13集。

• 〔19〕李万居是台湾云林县人，早年留学法国，是当地反蒋势力的代表人物，被在野人士称为云林县“民主圣火”的创始者，在台湾民主运动发展史上曾扮演了重要角色。后来，李万居、郭国基、郭雨新、吴三连、李源栈、许世贤等台籍“议员”，并称“省议会”“五龙一凤”，这个小团体和雷震等人筹组台湾第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开始在台湾兴风作浪。

• 〔21〕朱葆瑨《永远活在学生心中的傅斯年校长》，载《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下同。

• 〔22〕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2卷第5期，1973年。

• 〔23〕《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见1950年12月21日条。唁电为英文：ln Mengchen’s passing，China lost her most gifted patriot and I，my best friend，critic defender……据《傅故校长哀挽录》，正式唁电中，passing一词改作death。

另，傅斯年的死讯，胡适当天即已得知，他在1950年12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天下午四点半，宋以忠夫人（应谊）打电话来说，AP报告傅斯年今天死了！

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损失！孟真天才最高，能做学问，又能治事，能组织。他读书最能记忆，又最有判断能力，故他在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史上的研究成绩都有开山的功用。在治事方面，他第一次在广州中山大学，第二次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第三次代我作北大校长，办理“复员”的工作，第四次做台大校长，两年中有很大的成绩。

国中今日何处能得这样一个天才最高的人！他对我始终最忠实，最爱护。他的中国学问根底比我高深得多多，但他写信给我，总自称“学生斯年”，三十年如一日。

…………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

除了这段记录，与傅斯年过从甚密的胡适直到两年后，才写了两篇纪念文章。一篇《〈傅孟真先生遗著〉序》；另一篇是于1952年12月20日在“傅孟真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胡在讲话中说明了两年来没有写纪念文章的缘由，“实在是因为我与孟真的感情太深，拿起笔来就有无限的伤感，所以纪念的文章总是写不出来”（《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载《胡适作品集》，第二十五卷，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以下引文同）。在简短的两篇文章中，胡适提醒尚活在人世者，傅斯年的去世，使中国丧失了它最忠实的爱国者与一位能继往开来的伟大学人。特别提到无论在什么地方，傅斯年都有一种力量，并发挥其领袖才干。“他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敢说老实话，这许多才性使他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我总感觉，能够继续他的路子做学问的人，在朋友当中也有；能够继续他某一方面工作的人，在朋友中也有；但是像他这样一个到处成为道义力量的人还没有。所以他的去世，是我们最大的损失。”胡适对傅氏的这个评价大体是不差的。

• 〔24〕〔31〕《竺可桢日记》，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 〔25〕白化文《负笈北京大学》，载《万象》，第8卷第2期，2006年5月。

• 〔26〕《陈寅恪集·诗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 〔27〕《东海倒坐崖》，载《霜红龛集》，卷三，［清］傅山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傅青主写此诗时，明末抗清将领郑成功已率部进守台湾，诗中“一灯续日月”之“日月”，隐喻“明”，整句喻大明王朝尚余一脉。“田横”，指齐王田横，此处喻郑成功。“不生不死”，指清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率部围攻南京功败垂成，遂退踞台湾孤岛。这一行动，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反攻大陆、恢复大明王朝的军事努力，故当时遗民特别是反清复明志士颇为失望。郑成功反攻大陆无望，故曰“不生”；台湾尚可固守图存，是谓“不死”。陈氏以郑成功喻蒋介石、傅斯年等誓要“归骨于田横之岛”者，同时也是对台湾政局最终将走向何处的感叹。

• 〔28〕傅斯年死后，与他有关的大陆亲属未久即遭灭顶之灾。1966年5月23日，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在北京陶然亭跳湖自尽。

1947年春，独自留在李庄养病的傅乐焕病情好转，遂一人乘船返南京，进入史语所继续工作。同年，傅乐焕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向史语所请假，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进修，主要从事藏文、波斯文、政治经济思想史、欧洲中古经济史及中古近代史大纲的学习与研究，后获博士学位。

傅斯年抵台后，曾多次致函电召其在英学成后赴台湾大学或史语所就事，但傅乐焕认为国民党不足以成事，而共产党才是值得信赖的，遂断然拒绝了傅斯年的邀请，于1951年返回他想象中自由幸福的大陆。傅回返后，先在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1952年调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任教授、副主任。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曾参加满族、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的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在辽金史的研究方面成绩尤巨，有《辽史丛考》《康熙年代的中西关系》等著述问世。傅在民族学院期间，与学术大师陈垣的侄女结婚，并陆续生有三个女儿。

1963年秋冬，傅乐焕被借调到中华书局与顾颉刚、邓广铭、阴法鲁、杨伯峻、陈述、邵循正、郑天挺、张政烺、王永兴、罗继祖等专家，进行“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这一“点校工程”是根据毛泽东拟议与部署，周恩来批准，由中宣部牵头调集人员，中华书局组织全国数十名一流专家学者，由顾颉刚领衔，历时20年完成的学术工作，是中国目前“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根据专家分工，作为辽金史专家的傅乐焕负责点校《金史》，与甲骨学家罗振玉之孙、来自东北人民大学（后改为吉林大学）的辽史专家罗继祖教授在同一组。当时参加点校工作的专家在北京西郊公主坟附近中华书局大院内，因傅乐焕离家较远，为集中精力，在工作后期便搬入中华书局招待所与罗继祖联床而居。以此缘故，罗傅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当“文革”风暴到来之际，因傅乐焕是傅斯年的侄子，以及傅氏家庭成员的“历史问题”与复杂的社会关系，运动一开始，中央民族学院的掌权者便盯上了他，派人到中华书局要求停止傅的工作，回校检查并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

生性内向、不苟言笑的傅乐焕，面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运动，想到与傅斯年的关系及整个家族背景，深知自己此次是在劫难逃，遂神情紧张，惶惶不可终日。当学院第三次派人强行要把他揪回去批判时，傅乐焕紧张的神经几近崩溃，直至一脚踏上了黄泉之路。

据中华书局实际主持“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赵守俨说，傅乐焕于1966年5月22日下午黄昏时分独自走出招待所，离开翠微路大院时，赵氏还与其打过招呼，当时并未发现有何异常，不料第二天就传来傅乐焕在陶然亭公园湖中自杀的消息。

当中央民族学院派人赶到陶然亭公园湖边时，面对傅的尸体还不太理解，说是院里还没有把这家伙揪回去发动群众展开批斗，怎么人就死了！似有可惜、遗憾与不甘心之意。同时来人还怀疑，究竟傅氏是自杀还是他杀？但初步检查的结果是，傅乐焕手腕上的手表还一直在走动，衣袋里还有一些钱，如果是他杀，不会不把手表和钱拿走。再者傅的脸上、身上并无伤痕，从而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支持自杀的另一个证据是，傅乐焕的尸体漂出湖面时，看到的群众说，尸体是面朝下，是趴着的。当时在北京流传着一种说法，凡投水自杀的人，当尸体浮起时，女的仰着，男的趴着。傅乐焕的案例符合这一说法，因而断定是投水自杀。

至于傅氏为何在劫难还没有切实降临到自己头顶之时就投湖自尽，此一问题为社会上一般学者和傅氏的亲朋好友不能理解。或许正如同样存有许多迷惑的陈述弟子、契丹民族史研究专家刘凤翥所言：“也许他看得远，虽未触动，但从批‘三家村’，知道不会有好结果，故先走一步。”（《刘凤翥致王世民》，信函，未刊发，2011年2月1日）

就在傅乐焕投湖自杀之前，他的堂弟傅乐成随傅斯年赴台，任教于台湾大学，未及婚娶即病逝孤岛；其妹傅乐淑则远走美国。因了傅斯年与乐成、乐焕、乐淑的亲属关系，整个傅氏家族开始了一场劫难。傅斯年族叔傅昕安，在国民党撤退台湾时正在重庆政府部门工作，已买了赴台的飞机票，但傅斯年来信说“先别动，我还要回来，到时候再决定行止”云云，结果未能走成。其结果是被新政权先当作旧人员改造，后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发配到中科院北碚柑橘研究实验基地劳动改造。傅斯年族弟傅斯彇原为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职员，没有随傅斯年迁台。新中国成立后，于改造旧人员运动中被发配到安徽蚌埠治淮委员会工作，“反右”运动开始，因与傅斯年的关系被打成“右派分子”，强迫退职，遣返原籍聊城。其时傅氏家族故宅“相府”早已被当地政府没收并改为汽车运输公司，傅斯彇家人租住别人一间小屋栖身。因政治与经济双重压力，其于返乡的第二年去世，死时年仅54岁，撇下5个孩子，大的13岁，小的仅1岁。当这5个孩子长大成人后，皆受到挤压和迫害，老二傅乐铜1968年到济南军区当兵，两个月后被退回，后又差点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傅斯年族侄、南开大学毕业后随东北招聘团进入辽宁鞍山钢铁公司工作的教授级高工傅乐昕，因与傅斯年的关系，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戴帽下放灵山农场劳动改造，历尽苦难。“文革”中傅斯年母亲在重庆歌乐山的坟墓被炸开，傅家的祖宅被推倒砸掉，庞大的院落成为瓦砾遍地的废墟。至于傅氏家族受清朝皇封在聊城占地120亩的墓地—傅家坟，也毁于一旦。大清开国状元傅以渐作为“地主阶级的头子”与“台湾特务、反动文人傅斯年的祖师爷”，其墓被红卫兵用烈性炸药炸开，劈棺抛尸。未久，整个傅家坟近百座墓葬全部被刨开，在抛棺扬尸的同时，地下随葬品被洗劫一空。最后连牌坊、石碑、神道及道边的石像、皇帝御赐碑文等全部炸毁捣碎，傅家人甚至与其沾亲带故者，自此作为臭名昭著的“五类分子”，披枷戴帽，或拿入大牢，或被镇压，或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

然而，傅氏家族的悲剧并没有结束。傅斯年夫人俞大綵去世后没有一片入土之地。傅斯年夫妇生前颇为喜爱并期望甚殷的儿子傅仁轨，因国内战乱和台湾动荡不安，自赴美后再也没有返回故国，只身在美国求学与工作，其间受美国兴起的“嬉皮士”风气影响，不幸染上恶习，学业荒废，穷困潦倒，一生未婚，令人扼腕。

傅氏家族后辈中还有一位特别值得一提的优秀女性，这便是傅斯年侄女、傅乐焕之妹，与傅仁轨同年赴美的傅乐淑。傅乐淑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抗战爆发后入西南联大化学系，后转历史系。1943年在昆明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史学部，1947年6月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同年考取山东省公费留美就读斯坦福大学。1949年山东省国共政权更迭，经费中断，获芝加哥大学资助后转芝加哥大学就读，1952年获得该校历史学博士学位后旅居美国，先后任教于南加州大学、中密歇根大学、匹兹堡都昆大学。

自1978年至1986年，傅乐淑曾几次回国探亲并到北大、中央民族学院、内蒙古大学等高校访问故旧，做学术交流。虽终身未婚，独处异域50余年，傅乐淑依然心向故土，挂怀祖国的教育事业，除了像傅斯年一样想方设法资助亲属中的子侄辈及其子女到海外留学或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还于1999年从微薄的积蓄中捐献四万美元，在中央民族大学设立“春晖”“花萼”奖学金，每年资助蒙、藏、满、回四个少数民族各两名家境贫寒、品学兼优的学子。另把自己花费多年心血与金钱购置的藏书先后捐赠国内高校（1999年捐赠《清实录》一套53册；2000年、2005年分两批捐赠给内蒙古大学共1300余册中外文图书）。

傅乐淑初治元史，后兼治清史，并曾专注于清初中西关系史，在海内外有影响的著述达十几种之多。1995年，傅乐淑自费在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过她的一部旧作《元宫词百章笺注》，并列入“清慎堂丛书·射集·初集”。对这部集子的命名，傅乐淑在“后序”中曾这样做过叙述：“清慎堂者，聊城傅氏之书屋也。三百年前傅氏盛时有一府邸，中有书屋，名清慎堂焉。堂有宝焉，右军之常侍帖也，凡四十五字，有开元年间牛仙客等题跋。清慎堂久已圯矣，傅氏子孙离乡背井百余年矣，仍用清慎堂三字为傅姓人著述之名者，师周公谨自称齐人之意。”又说：“《清慎堂丛书》有礼、乐、射、御、书、数六集。礼集乃傅姓人所撰之书；乐集乃傅姓人所译之书；射集乃傅姓人所注之书；御集乃傅姓人所编之书；书集乃傅姓人所辑之书；数集乃傅姓人所述之书；各有数种。《元宫词百章笺注》乃射集之第一卷，暂称初集。”这段叙述除了印证傅氏家族自大清到民国“传胪姓名无双士，文章开代第一家”的辉煌，还表明这个家族延续到傅乐淑一代，诗书之家优美的家风尚未荡尽，文化香火并未灭绝，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在民族刀光火色的衰微中艰难延续。

关于这部著作的写作和出版经过，傅乐淑做了如下叙述：“这本笺注是我在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作硕士论文时写的，我的论文题目是《元代斡耳朶生活考》，宫词笺注是论文的附录，但因在报端陆陆续续地印了（南按：曾在《禹贡》周刊和《经世日报》发表过一部分），缴论文时便把附录略去。我的论文一共抄写了三份，全缴给了考试委员会了。考试及格后，我便匆匆出国了。四十年后重回母校，希望能找到我的论文，准备整理一下，予以发表。不幸我因流落异国，功不成，名不就，万分潦倒，学业荒疏久矣，岩穴寒士之旧业，不为母校重视，竟将当日所呈之三份论文皆当作废纸弃之久矣。我回北大三次，交涉良久，始终未能找到自己的心血。言之心痛！论文亡矣，论文之附录因曾已发表于报端，尚可收回一部分（此稿仅印过一部分，我因出国，便停止投稿了），现在勉强把四十年前的文章补全，此乃敝帚自珍，留此以纪念抗日期间断齑画粥时代的一点读书成绩。”

从论文研究课题和附录内容可以看出，傅乐淑与其兄傅乐焕研究领域几乎相同。傅乐焕的《辽代四时捺钵考》论文和《捺钵与斡鲁朶》一书，曾名重一时，所达到的学术高度至今无人超越。傅乐淑在这个领域是下过一番苦功的，而兄妹二人研究道路的相同绝非偶然，当与傅斯年的指导或指令有关。事实上，假如不是傅乐焕于“文革”一开始投湖自尽，傅乐淑流落异邦而难以施展更大抱负，这对兄妹的学术成就当比现在人们看到的大得多。但仅所见成就，亦从另一个侧面显出傅斯年学术眼光的独特和深邃。只是傅乐焕兄妹生不逢时，最后落了个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所云“今日吾侪皆苟活”的悲怆结局。悲夫！

2003年，傅乐淑病逝于美国加州。根据“叶落归根，魂归故里”的遗愿，2004年7月，傅乐淑侄子、在美国的傅翔奉骨灰回国，遵照遗愿，葬于聊城傅氏祖茔。

• 〔29〕《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胡颂平编著，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

• 〔30〕《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 〔32〕潘光哲《胡适的尴尬》，载《温故》（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 〔33〕转引自陈漱渝《飘零的落叶—胡适晚年在海外》，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

• 〔34〕《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

• 〔35〕〔36〕〔37〕〔38〕周质平《胡适的黯淡岁月》，载《东方》，1994年第3期。

• 〔39〕早年曾得过美国华盛顿大学硕士学位并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修的湖南人朱经农，归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湖南省教育厅长、中央大学教育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等职。1948年年底赴美。关于朱在美国的遭遇，胡适有过如下记载。1950年5月22日：“朱经农来谈。经农说，他曾写二十封信向各大学找事，十五处回信没有事，只有五封信说信已转经主管学系，如有需要，再写信通知。此事使我感叹。”1951年3月9日：“从Princeton（普林斯顿）回寓，已过七点，看了许多来信，其中一封是朱经农三月六日的信。到了十一点，忽得朱庭祺夫人电，说，经农今天下午心脏不济，就死了！极惨极惨。经农天性最忠厚，待人以诚，爱国爱人，忠于所事。去年东来，竟无以为生！最近始得FCA（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资助，在Hartford，Coun.（哈特福德，康涅狄格州）的Seminary Foundation（神学院基金会）安居读书。岂料今天我刚看他的信，他已死了。我同经农在中国公学同学，又在中国新公学同事，四十五年来，我们的友谊从没有间断。”（《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 〔40〕〔43〕〔47〕《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记录：任育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 〔41〕《胡适年谱》，耿云志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 〔42〕《胡适致陈之藩》，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 〔44〕《蒋介石年谱》，第378页，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45〕《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 〔46〕胡明《晚年的胡适与台湾中研院》，载《胡适研究》，第二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第三章　短兵相接

批胡运动悄然兴起

1949年2月初，即北平和平解放数天后，受中共中央委托，吴晗、钱俊瑞等人接管了北京大学。继而，吴晗又以北平市军管会副代表的身份接管了清华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至时，整个北平最重要的三所国立大学已完全握于中共的掌心。

这年5月，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属文化接管委员会决定，北大、清华、师大等三所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以委员会为学校最高领导机构，主任相当于原来的校长之职。北大校务委员会常委、主任汤用彤，一批亲共教授如许德珩、钱端升、曾昭抡、袁翰青、向达、闻家驷等六人，另加讲师、助教和学生代表各一人共九人为常委。北大的教务长是曾昭抡，秘书长郑天挺，文学院院长汤用彤，理学院院长饶毓泰，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工学院院长马大猷，农学院院长俞大绂，图书馆馆长向达。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主任叶企孙，常务委员有陈岱孙、张奚若、吴晗、钱伟长、周培源、费孝通、樊恭僬（助教代表）、吕应中（学生代表）。教务长周培源，秘书长陈新民，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法学院院长陈岱孙，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农学院院长汤佩松，图书馆馆长潘光旦。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任为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历史老师、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随着三校高层领导班子重组，北平教育界算是揭开了“改朝换代”后崭新一页。而这一页书写的第一个篇章，就是炮击“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

1948年那个寒冷的冬日，吴晗奉中共高层之命派人劝胡适留在北大不要南飞，但胡适没有听从这位即将在中共阵营中蹿升发达的前爱徒的劝说，毅然登机南行。到达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胡对人多次提起自己曾说过不止一遍的话：“吴晗可惜，走错了路。”此话传入吴晗耳中，吴颇不以为然，认为这位前老师脑子灌水，老糊涂了。当北平地覆天翻，半壁江山易主，蛰伏在西柏坡一间黑屋里的吴晗露出头来，在乍暖还寒的阳光照耀下，以接收大员的特殊身份，气宇轩昂地接管和掌控了北大、清华局势时，大有飘飘然羽化登仙之感。面对北大红楼那斑驳的墙舍、老态龙钟的身影，正在羽化途中的吴晗蓦然回首往事前尘，越发感到胡适南飞是典型的狗坐轿子—不识抬举，是真正的“走错了路”。

对于“走错了路”的胡适，中共方面鉴于他那巨大的存在和影响，仍希望其回心转意，一头扎进自己的怀抱，最好是以幡然悔悟的形象，做含泪趴伏状轱辘到自己的套内。于是，中共采取双管齐下的战略对其进行两面夹击，具体操作方法是：一、继续派人通过秘密渠道做胡的政治思想工作；二、公开讨伐，施以颜色。而以公开声讨为主，暗中动作为辅。决策既定，立即施行，时年70岁的白胡子老头陈垣（字援庵），在炮火声中蛰伏了一阵子之后，随着风声渐息，再度出山，披挂上阵，于花落春去的北平照准“胡走狗”的屁股打响了第一枪。

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的《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信中道：

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临行前的一封信，讨论杨惺吾《邻苏老人年谱》中的问题。

……当我接到这封信时，围城已很紧张，看报上说你已经乘飞机南下了。真使我觉得无限惆怅。记得去年我们曾谈过几回，关于北平的将来，中国的将来，你曾对我说：“共产党来了，决无自由。”并且举克兰钦可的《我选择自由》一书为证。我不懂哲学，不懂英文，凡是关于这两方面的东西，我都请教你。我以为你比我看得远，比我看得多，你这样对我说，必定有事实的根据，所以这个错误的思想，曾在我脑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也曾亲眼看见大批的青年都已走到解放区，又有多少青年，正在走向这条道路的时候，我想难道这许多青年—酷爱自由的青年们都不知道那里是“决无自由”的吗？况且又有好些旧朋友也在那里，于是你的话在我脑海里开始起了疑问。

在兜完圈子之后，陈垣毫不犹豫地扣动了端在手中很久的24响驳壳枪的扳机，一串子弹发射而出：

我现在明白了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和实际情况，我愿贡献你这种版本，校正你孤证偏见的危险……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你为什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我以为你不应当再坚持以前的错误成见，应当有敢于否定过去观点错误的勇气。你应该转向人民……我现在很挚诚的告诉你，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应该转向人民，翻然觉悟，真心真意的向青年们学习，重新用真正的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批判你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再见吧！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

在民国后期的学术界，就纯粹的史学而言，堪与陈寅恪较劲匹敌者，陈垣算是一位。作为一个药商儿子的陈氏虽没有受过正规史学教育，但靠自己的勤奋，著作宏富，成就斐然，在中国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及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皆有开创性贡献，成为世界闻名的史学大师。20世纪20年代初，陈垣就被公认为与王国维齐名的世界级学者。1922年胡适曾断言：“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而“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1〕1933年4月15日，前来中国访学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离开北京时，对前来送行的陈垣、胡适等学术界名流发表了简短的演讲，其中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2〕30年代中期以后，陈垣与学界异军突起的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正是鉴于陈垣既是举世罕有其匹的史学大师，又是辅仁大学校长，胡适于解放军围城的逃死之际，想到的第一个人不是陈寅恪而是他。出乎胡氏意料的是，陈垣拒绝邀请，没有随其南飞，继续留在北平做他的校长。尽管此前胡、陈交谊笃深，且在五个月前还信函往还，但五个月后，陈垣竟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如此痛快、绝情地与“我的朋友胡适之”决裂，说明政治形势急转直下，世道人心已发生了巨大裂变。

6月18日，在美国的胡适首次见到了陈垣的公开信，这是由友人送来的英文杂志Far Eastern Bulletin（《远东通讯》，第2卷第22号，香港1949年6月4日）转载的《人民日报》信文内容。胡适眯着眼睛呈微笑状粗略阅毕，第一个反应是“其第一段引我给他最后一信的末段（Dec.13’48），此决非伪作的。全函下流的幼稚话，读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写的？”〔3〕6月20日，胡适细读了陈垣公开信英译本，“更信此信不是伪造的（？），可怜！”〔4〕6月21日，胡适从6月15日的《华侨日报》上读到这封公开信的中文本，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我读了更信此信不是假造的，此公七十岁了，竟丑态毕露如此，甚可怜惜！”〔5〕

尽管胡适在情绪上认定此信就是陈氏所写，但在心理上又不愿承认，而从情理上推断，陈氏的思想转变也没有如此快捷，因而对于信的真伪，胡适又在心中打起鼓来。到了6月24日，胡适又找来公开信的中文本，仔细阅读琢磨后，在日记中载道：“我今天细想，陈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学习’得那么快，如信中提及‘萧军批评’，此是最近几个月前发生的事件，作伪的人未免做得太过火了！”〔6〕为了彻底查明此信的真伪，胡适还找来对陈垣熟悉、时正在美国的另一史家蒋廷黻，两人商讨后的结论是：“均疑陈援庵的公开信是他先写了一信，共产党用作底子，留下了一小部分作‘幌子’（如第一节），另由一个党内作者伪造其余部分。”〔7〕这个猜想基本上是最后结论，但对于善于考证且无证不信的胡氏来说，心中仍不踏实。

经过大半年的疑虑与思考，证之对中共新政权形势发展的个人观察，1950年1月9日，胡适下笔写就了《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予以发表。文中道：“……我在海外看见报纸转载的这封《公开信》，我忍不住叹口气说：’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有许多朋友来问我：这封《公开信》真是陈垣先生写的吗？我的答复是：这信的文字是很漂亮的白话文，陈垣从来不写白话文，也决写不出这样漂亮的白话文；所以在文字方面，这封信完全不是陈垣先生自己写的；百分之一百是别人用他的姓名假造的。”针对公开信的内容，胡适拿出自己擅长考据的绝招，从语言文字的形式和句子的语法结构，信文内容露出的漏洞、过失，以及所谓宣传色彩三个方面，不厌其烦地举例归纳，强调此文是“改写”和“伪造”的。最后，胡适得出结论：“这封《陈垣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最可证明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学术思想自由。”〔8〕

时势运转，风雨无常，常识都不是常新的，考证大师胡适对此文的考证索隐，可谓有对有错。据后来此文的参与写作者交代，文章虽是由他人代笔，但确是出于陈垣的本意。1990年6月，陈垣弟子刘乃和的弟弟，也是陈垣在辅仁大学的学生刘乃崇，撰写了一篇《不辜负陈援庵老师的教诲》的文章，对当年这封信的公案做了详细交代。刘文说：“有一天，陈老又让乃和姐来叫我，我到他家后，他说他已经看到了新的社会，新的国家，读到了新书，这都是过去没法子知道的，因此愿意把所见所闻告诉那些看不到听不到的人，比如他的老朋友胡适之，就随国民党政府走了，就不可能知道北平解放后的情况。我告诉陈老，我在石家庄看见《新华日报》上刊登蓝公武与胡适的一封信，他立刻说胡适走前也给我写过一封信，说罢就取出给了乃和姐，当时陈老就与柴师（指柴德赓，引者注）、乃和姐和我们共同研究，决定也用公开信的形式把自己所见所闻的新气象写出来。经过陈老反复讲述自己的意见，并征求我们的意见，由乃和姐执笔写出，再经陈老亲笔改定。由陈老与乃和姐同去范文澜范老住处，请他修改……”〔9〕

继此文之后，直接当事人刘乃和于1994年又发表一篇《陈垣的一生》长文，对这段公案披露道：“我们共同研究也想用公开信的形式，把他所见所闻的新中国的新气象告诉还不知道的人。陈老让我执笔写了文章，4月29日定稿后，送给刚来北平不久的范文澜同志修改，5月11日，《人民日报》以《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为题刊出。”〔10〕二刘所言此信的出笼经过大体可信，只是对陈垣当时内心的探究较少，外人很难窥知陈氏真正的心理动态。信中提到的范文澜就是当年傅斯年访问延安时见到的那位号称头号马列理论专家，时为华北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的老范。陈垣找范文澜修定此信，除了两人过去有一段交情，显然是怀揣向中共靠拢、表决心的算盘，其复杂的内心并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但无论如何，陈氏这一步棋在当时的形势下，似是走对了，由于率先对胡适这位昔日的朋友打响了隔海第一枪，尽管只打到屁股上，没有击中命门，令其当场倒地而亡，却引起了中共高层的重视和好感。后来，陈垣又经过一连串的杰出表现与锲而不舍的向党靠拢，终于在79岁的晚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算是了却了一桩夙愿。

面对“人民的敌人”

事实上，在陈垣跳出来向胡适打响第一枪之前，“倒胡”运动已经开始，只是在声势上没有陈氏这一枪直接和响亮，因而少为大众所知。

吴晗等人以军管会的名义接收北大、清华、师大后，即按照中共高层的旨意开始组织人员讨论胡适与“胡适思想问题”。冯友兰、俞平伯、朱光潜、沈尹默等众多学者出于各种原因，皆不同程度地在会议上向昔日的朋友、今日的寇仇胡适发难，并信誓旦旦地向中共派到学校的军代表承诺，一定要抛弃胡适四处贩卖的自由主义歪理邪说，服膺伟大的、在中国革命航程中具有灯塔地位和重大意义的马列主义光辉理论云云。稍后，以中共军代表身份进入清华园，实际主持校务的吴晗，在把冯友兰头顶的清华校务委员会委员、文学院院长两顶帽子整肃掉之后，继续对这位在西南联大时代差点成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哲学家实施排挤打压。无端丢掉官帽又遭挤压的冯友兰“心不自安”，开始琢磨在这“改朝换代”的大动荡、大混乱中如何见风使舵，东山再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奇招，但因事关重大，加之机会尚未成熟，这个奇招迟迟未能出台亮相。

苦苦等待的机会还是到来了，1949年10月5日，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天，冯友兰风闻清华大学有许多教授开始向毛泽东写信表忠心，遂决定加以仿效，并要有所超越。在一番冥思苦想后，强按急促的心跳，泼墨挥毫写就一封“效忠信”，密封后托人送给已“缚住苍龙”的毛泽东主席。信中，冯沉痛地斥骂自己过去两次加入国民党，且差点当上了中央委员，谓自己在校内校外散布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成了革命的反面典型与活教材。今后一定要痛改前非，改造思想，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做人，争取用五年时间重新写出一部马列主义史观的哲学史，在学术上立功赎罪云云。

毛泽东接信，于10月13日写了回信，由一名解放军下级军官骑摩托车送至清华园冯友兰家中。信曰：

友兰先生：

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

复，敬颂

教祺！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11〕

冯友兰于1918年夏天北大毕业之际，正是毛泽东从湖南进京并在北大图书馆当一名助理之时，仅是一个暑假前后的交错，使冯友兰失去了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倏忽间31年过去，已是江河改色，天翻地覆，冯氏望着天安门城楼上那个高大的身影和展开的巨手，知道自己今生今世无法与之抗衡了，遂以“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中国古训，以“自骂”和“献忠”的双重招数，表明自己心理上的臣服和行动上的自觉，同时勾起毛对北大往事的回忆，以便开恩眷顾，来个鼓励奖掖。想不到毛泽东并不买这位原北大学生的陈年旧账，反而板起面孔，公事公办式地劈头盖脸给了一顿教训。冯“颇有意外之感”，垂头丧气，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对这次献媚表忠的失败，许多年后，冯在自述中说：“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总要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我不懂。而且心中有一点反感，我当时想，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经过了三十年的锻炼，我现在才开始懂得这句话了。”冯认为自己当初决心在五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实在是“肤浅之至，幼稚之极”。理由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谈何容易，至于要应用到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去，那就更困难了，“岂是三年五载的时间所能完成的？”因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大话、空话、假话。夸夸其谈，没有实际的内容，这就不是老实态度”。〔12〕

冯友兰总算明白了其中的一点奥秘，为此很有些懊悔地说：“如果我从解放以来，能够一贯采取老实态度……就可能不会犯在批林批孔时期所犯的那种错误。”〔13〕只可惜冯氏在这方面确实醒悟得太晚，后来发生的对江青“谗媚逢迎”，或许就是他所说的自己醒悟得太晚的悲剧吧。

就在冯友兰接到毛泽东书信五天之后的1949年10月19日，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决定在原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基础上成立中国科学院，任命郭沫若为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等四人为副院长。中科院下设考古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十多个研究所。其中在原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和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部分人员基础上成立的考古研究所，由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兼任所长，梁思永、夏鼐为副所长。1950年9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正式改名为国立南京博物院，隶属于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领导，任命南京市军管会文教处处长徐平羽为院长，曾昭燏为副院长。与此同时，中共在全国教育科学界进行了一次规模庞大的整编与人事调整，如上海的同济大学原教务长、测绘学家夏坚白出任该校校长，在昆明西南联大学潮中出力甚多的华岗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等，一个全新的格局在教育、文化、科学界业已形成。

与冯友兰的糊涂相比，毛泽东一直是醒着的，他在指挥数百万枪杆子以武力推翻蒋家王朝夺得万里江山的同时，十分明晰地认识到，仅仅把原有的文化、教育、学术界各机构来个“关停并转”，选出几个新骨干予以领导是靠不住的。刚刚从国统区“转新”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尽管没有跟着老蒋跑到台湾或逃亡海外，但对共产党怀有观望心理。这些知识分子与即将在全国展开的施政方针格格不入。如此一个急转直下的剧变，在冯友兰等一般书生们看来是极其艰难的，但在身经百战的毛泽东看来却“如烹小鲜”般容易，因为前有苏联老大哥整肃知识分子的成功先例，后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二者结合，自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毛泽东在权衡之后，按“擒贼先擒王”的中国古代兵法要领，首先对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中最具影响和号召力的“反动头目”开火，这个“反动头目”显然不是急于献媚表忠心的冯友兰辈，而是冯友兰的老师，号称“五四精神”的楷模，具有自由主义风骨，一贯攻击中共理论与做法的学界“大鳄”胡适之。

尽管此时的胡适像《西游记》中的猢狲悟空一样，早已借混乱之机一个跟头跳出了如来佛的手掌心，蹦到了美利坚的国土上，但“人还在，心不死”，阴魂不散，精神的幽灵仍在中国大陆花果山水帘洞中徘徊，并在一帮徒子徒孙心目中发挥着别人无法替代的巨大感召力。只有先把胡适这个学术界的精神“教主”撂倒在地，压于五指山下，使其永世不得翻身，才能对满脑子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产生杀一儆百的震慑效果，也才能在新的天地里树立革命的、共产党的、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深谋远虑，继陈垣打出第一枪之后，批胡运动的号角在九州大地开始吹响。

1950年9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胡思杜《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文章是胡思杜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学院毕业时“思想总结”的第二部分。未久，此文又在《人民日报》与《中国青年》等报刊转载。这是胡适离开大陆后，继老友陈垣首次向他射击之后打出的又一发子弹。极富历史况味的是，这颗子弹竟出自他的亲生儿子之手。

胡适一生情人多多，恋情不断，风流韵事遍及中外，且还造成一个表妹曹诚英因爱生怨直至出家为尼的悲怆结局，但算在他名下的只有江冬秀一个夫人。江冬秀生有三个孩子，其中一女早夭，长大成人者为长子胡祖望（思祖），得名于胡适的母亲冯顺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其名由胡适亲赐，寓意“思念杜威”，既表达了胡适对这位美国洋老师的敬重之情，更深含他一生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当胡适最后一次由大陆赴美时，他的大儿子胡祖望已在美国工作、生活。而在北平图书馆工作的胡思杜却鬼使神差地拒绝随父母南飞而留在了北平，不久即被新生的中共政权从图书馆弄出来，送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改造。

关于胡适一生教育老婆与栽培儿子的故事多多，可惜并不太成功，夫人江冬秀除了在麻将桌上大显神通，成为大牌的“麻将明星”，连写一封家信的能力都不具备，如此思想才能要为儿子树立榜样，如同天方夜谭。早年的胡适曾说“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14〕，又说“思杜是我创造的”，意思是说中国应该选择杜威的哲学理论指导实践，并要一代代“思杜”下去。胡适对儿子如此命名，既是思念杜威老人，更表明内心深处接纳自由主义思想的期望。但他没有想到，这个儿子竟在大地“陆沉”、自己流亡的艰难处境中，从背后给他射来一枪，称他是“反动政权的忠实走狗”〔15〕。

胡思杜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中宣称：自己刚被送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时，仍认为父亲“作恶无多”。但经过“学代选举前两次检讨会，使我了解在这个问题上自己仍是站在反动的臭虫立场。结合《社会发展史》、《国家与革命》、《中国革命简史》的学习”，自己幡然猛醒，自己的父亲原来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而这个敌人“始终在蒙蔽人民，使人民不能早日认识蒋匪帮黑幕，不能早日发现美帝狠毒的真相；并替蒋匪帮在美国筹计借款，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巩固蒋匪政府。这次出走，并在美国进行第三党活动，替美国国务院掌管维持中国留学生的巨款（四百万美元，收受这笔款的人大都是反动分子，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资助和养成费），甘心为美国服务”。又说：“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对此，胡思杜表示，除了在思想上划分敌我，还要在个人感情上划分敌我，即与胡适脱离骨血相连的父子关系。

胡思杜的文章在香港发表后，电讯于第二天便传遍美国并在各大报如《纽约时报》等显要位置登出，稍迟又出现在《时代周刊》等众多畅销杂志上，一时舆论沸腾，众人侧目。

就在胡思杜文章发表的三天之前，即9月19日，美国出版的Foreign Affairs（《外交事务》），发表了胡适花费40天工夫写就的《斯大林征服世界战略下的中国》一文。文章主要论述决定中国和亚洲命运的是两个历史事件，即张贼学良弄出的那个西安事变和美英苏三个邪恶轴心搞出的臭名昭著的“雅尔塔密约”，而这两件大事使共产党得到喘息并从中渔利，最终导致国民党丢失了大陆江山。胡适在文中不乏替国民党台湾当局“说话”与开脱之意，真正动机如他给傅斯年信中所说：“夏间发愤写了一篇长文给Foreign Affairs，十月号发表，题为China in Stalin’ s Grand Strategy。主旨是要人知道中国的崩溃不是像Acheson等人说的毛泽东从山洞里出来，蒋介石的军队就不战而溃了，我要人知道这是经过二十五年苦斗以后的失败。这段二十五年的故事是值得提纲挈领说一次的……”〔16〕

因了胡思杜的战斗檄文以及表示脱离父子关系的声明，胡适的《斯大林征服世界战略下的中国》一文也受到广泛关注，许多报刊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评头论足。胡适面对儿子措辞激烈的文章，不相信自己亲手抚养长大的“小三”会作如此说。同前些时候他不相信老友陈垣会对自己射来锋矢一样，他认为此举仍是共产党耍的布袋戏，故意蒙蔽大众和对胡适本人施以刺激，以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对此，胡适在24日日记一条剪报旁加了如下两句话：

小儿此文是奉命发表的。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昨天忽然变成了新闻人物！此当是共产党得我发表长文的消息之后的反攻。〔17〕

不管如何猜测，这个被胡氏夫妇称为“小三”的儿子确实成了新闻人物，当胡思杜与老胡适决裂的电讯传遍美国的同时，自然地也传遍了台湾。1950年9月23日，台湾《中央日报》第二版刊登了9月22日路透社香港电：

胡适的儿子胡思杜今日在左翼的《大公报》发表一文，斥其父为“反动分子，其罪行早和美帝有关”。胡思杜刻在北平，他声言和他父亲脱离关系，因为胡适是“人民的敌人”。

消息刊出，立即在台岛引起轰动，胡适在台的一些朋友闻讯大为惶恐，生怕胡适受到国民党密布的海外势力的打击或暗算。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的傅斯年迅速做出反应，与胡适一样认为胡思杜的言论不是出于本心，乃是共产党胁迫或蒙蔽的结果。为维护胡适父子的声誉并顾及胡适本人的政治处境，傅以胡适手下“斗士”的姿态，于9月29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声明，就他所知胡思杜的情况及中共的方针政策为胡思杜解脱，谓胡思杜少年多病，学业不成，尚属天性淳厚之人。1948年夏由在美朋友送其回国。最后，傅斯年说：“共产党对于不作他们工具乃至于反对他们的教育界中人，必尽其诬蔑之能事。《大公报》上这一文，也不过一例罢了。陈垣、胡思杜等都是在极其悲惨的命运中。因为不能出来，别人代他写文，我们也不必责备他了！”〔18〕

胡思杜的檄文是否出自他自己的意愿和本人之手，或是他人强迫、代笔与修改，已无从查考。可考的是，此文经新中国成立后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等一流刊物转载后，迅速在大陆教育文化界产生强烈反响。—这是一个山雨欲来、海啸突至的信号。随后，相关机构发动北大文法两学院讨论“胡适思想问题”，并主使中文、哲学、史学、图书馆四个科系联合举行“控诉会”，由俞平伯、杨振声、顾颉刚，以及自称与胡适有过七年以上交情的汤用彤、朱光潜等人“带头控诉”。随着倒胡、骂胡的巨浪翻转升腾，胡适过去的同事、朋友、学生等大小知识分子在惊悚之余，见风使舵，纷纷跳将出来揭发批判胡适的“反动罪行”，表示与这条“丧家的，美帝国主义走狗”彻底决裂。未久，中共高层又弄出了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全国高校与科研机构在集中力量对老少知识分子精神“洗澡”的同时，也把胡适、张伯苓、梅贻琦等人拉进来一并洗涮一番。〔19〕据1951年11月30日香港《大公报》北京通讯发布的消息说，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于11月16日召开第二次委员会议。参加学习的单位，由原定20个院校增至24个院校。另有研究机关如中国科学院、农业科学研究所、卫生部和铁道部的研究所研究人员参加，人数已由3000余人增至6523人。在讨论会上，北京大学汤用彤副校长说：“北大最近讨论胡适的问题，比较深入。”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杨石先主任委员说：“我们已进行讨论张伯苓的问题。由于张伯苓先生有很长一段时间离开学校，一般教师对他不了解，我们找了几位对张了解的人讨论。”又讯：“十一月十四日晚，北京大学汤副校长召集了十三位老教授，座谈北大一贯的主导思想问题。通过老教授们的亲身体验，并着重从历来的代表人物来进行分析的结果，公认胡适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在旧学术界集反动之大成的人物。会上发言热烈，罗常培先生并联系自己的思想进行批判；特别是向达先生，反映历史系小组讨论时的情况，他们对胡适的学阀作风和反动行为举出许多生动的实例，作了感人的控诉，表现了极大的愤慨。”（南按：时汤用彤已改任副校长，马寅初任校长。）同年12月，《新观察》刊发了记者肖离、王真的长篇报道，报道了京津高校6000多名教师参加运动的盛况，其中小标题有“批判胡适、梅贻琦”之语。这篇报道通过媒体的转载传到胡适手中后，胡对此极为重视，在附于日记的同时，又于文中多处加着重号，表示他内心的不服气与无可奈何之情。

只是，此时的中共高层对胡适还存在返回大陆的幻想，于呼呼作响的弹头射出之际，仍暗中派周鲠生、江泽涵等胡适的亲友，从不同渠道劝其返回北京“弃暗投明”。因了这一不为外界所知的缘由，批胡运动在掀了几个波浪之后，于1952年逐渐式微。中共高层在等待胡适回心转意，反水倒戈，但胡适对大陆或明或暗投过去的信息不理不睬，且随着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协防台湾，蒋介石集团得以保全，在美隐居的胡适心气也提高了不少，越来越坚定地支持台湾蒋介石政权。这一不识抬举的做法，为中共下一轮更加猛烈的批胡运动埋下了伏笔。

再掀高潮

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以美国为老大的西方阵营对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封锁与夹击越来越严重的险境，在观望中等得不耐烦的中共高层，决心向胡适重炮轰击，一举将其轰翻在地，同时将残留在大陆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流毒”全部清洗干净以稳住新生的政权。于是，更大规模的批胡运动再次引爆，其表面的导火索，则缘于一件奇特的由两个“小人物”引发的“《红楼梦》事件”。

1954年9、10月间，有两个分别叫李希凡和蓝翎的“小人物”合作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原北大中文系教授、红学家，时为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研究员的俞平伯，看不到《红楼梦》伟大的反封建倾向等等。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感到正合自己的胃口，立即指令夫人江青去《人民日报》安排转载。想不到《人民日报》的掌门人不明就里，竟胆大包天、稀里糊涂地给予拒绝。随后，李、蓝二人再次发力，指控俞平伯的思想根源是胡适的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应该彻底批判云云。此文再度引起毛泽东重视，认为要想在政治上向苏联“一边倒”，彻底清除中国人对美帝国主义的崇拜心理，就必须根除胡适作为“反动政权的忠实走狗”在思想界形成的影响。于是，毛泽东突破红学本身的是非，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壶（胡）地把矛头转向清除五四以来胡适思想的余毒，由此促成了在整个大陆各阶层宏大的批壶（胡）、倒壶（胡）、砸壶（胡）、摔壶（胡）等一连串的除壶（胡）运动。

此次批胡运动表面上由郭沫若、周扬两位著名“文化班头”与“奴隶总管”（鲁迅语）挂帅，但很快教育文化界人士就得知真正的授意者是毛泽东，从而更加惶恐不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任，针对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艺思想、历史观等，发起了全面的、集中的、尖锐的、野蛮的炮火轰击。郭沫若一马当先，采取开会发言、与记者谈话或亲自撰文等形式对胡适口诛笔伐。这年1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郭沫若与该报记者谈话，谓：“由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所引起的讨论，是当前文化学术界的一个重大事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这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很少去碰过他。”12月9日，《人民日报》以《三点建议》为题，再度发表了郭沫若于前一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谓胡适是“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他由学术界，教育界而政界，他和蒋介石两人一文一武，难兄难弟，倒是有点像双峰对峙，双水分流”，要求大家通过对胡适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深刻检查，随时警醒”。

郭沫若的轰击通过香港等地左派报刊陆续传到美国为胡适所知，胡对郭的做法开始尚摸不着头绪并有些恼怒，后来仔细想想也就明白和释然了。对于郭氏的为人，胡曾对他的助手胡颂平说过这样一段话：“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20〕当年郭沫若满怀喜悦之情拿着夹肉的筷子跳起来了，而如今却非常严厉地批判起胡适来。胡适享受的待遇不再是演戏和作秀一样的被热切狂吻，而是遭到冰冷的咬噬与当头棒喝。

对于郭沫若的反复和善变，胡适有过若干次亲身领教。1947年2月，郭沫若撰文《替胡适改诗》，将胡适在抗战使美时赠陈光甫诗中的一句“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的“拼”字改作“奉”字，以此讽刺胡适奉了蒋介石之命，做了国民党的过河卒子。胡适看到这首改诗的文章后自是耿耿于怀，但也仅限于“怀”，尚没有凭借自身的影响和权力进行反击和报复。〔21〕学术界人士看到的是，这年5月，胡适仍慨然主张把郭沫若列入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候选人名单中，且在后来评委会审查中为郭大声疾呼，终使其过关斩将没有落选。1948年2月，郭沫若再做长文《驳胡适〈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一个月后，81名院士选出，郭沫若榜上有名。同年5月，郭沫若在香港《华商报》发表《“三无主义”疏证》一文，竟大骂胡适：“无耻！无耻！第三个还是无耻！”在此之前和之后，无论胡适为其做如何亲近与大度的表示，因为政治的需要和关乎自己的利害得失，郭沫若不会对胡表示感激之情，更不会不识时务地报以好脸色。他以严厉批判的方式表示对昔日朋友的无情，似乎这样才能突出自己革命立场的坚定，并有可能得到中央当局的信任。而如今，面对跑到美国的胡适以及最高领袖批胡的指示，郭沫若的态度自是更加理直气壮与豪气万丈。

继郭氏之后，号称正宗的“马列主义史学健将”的范文澜，自然不能落后。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批胡大会上，已是62岁高龄的老范头发言道：“日寇要‘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当然非借重‘领导文化教育运动’的当今孔子胡适不可，胡适的身价当然可以涨价万倍。也许是日本帝国主义比美帝国主义聪明，看透这个奴才的不中用。不管两个帝国主义谁愚蠢谁聪明，反正胡适是一个装扮成当今孔子待价而沽的汉奸卖国贼。”〔22〕

在炮声隆隆、弹片横飞的讨伐运动中，迫于巨大的社会政治压力，残存于大陆的“胡适派文人”，以及学术教育文化界大小人物纷纷表态，誓同胡适彻底决裂，并把手中的钢笔或圆珠笔当作投枪、匕首，向远在大洋那边的胡适纷纷投掷而去。

同年12月，被鲁迅讥讽为“李天才”的北师大中文系教授李长之，在《胡适的思想面貌和国故整理》长篇檄文中，用他那与众不同的“天才”笔法，先声夺人，上来就是一个大问号：“胡适是什么样的人？”紧接着回答：“胡适是一个顽固的反革命分子。他自己说过‘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在罗列了一系列胡适如何混账的“证据”之后，李长之着重指斥胡适“到处贩卖个人主义”，“他把个人提高到如此的地位，认为日本之所以一跃而为‘强国’，‘只因为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几十个人的努力’。因此，他有‘传记热’。由重视个人而藐视群众，敌视群众，由不避‘反革命’之名而走上反革命之实，这就是胡适的发展道路”。最后，李长之以他一贯的虚张声势，借以吓人的行文手法做振臂高呼状：“是的，’短兵相接’了。我们要迎接这个战斗！迎接这个包括自己思想在内的战斗任务！”〔23〕

战火已经燃起，短兵相接了！作为与胡适最亲近的门生故旧也该投入战场，撕破脸皮真刀真枪地直接展开肉搏，给“当今孔子”胡老师放放血了。向来受到胡氏宠爱的入室弟子罗尔纲率先站出来发难，说：“1950年，我又从家乡回到我的单位。那时陶孟和先生已经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来南京，对我说胡思杜写有一篇《我的父亲》同胡适划分界线，写得很好，叫我看看。那时初解放，我在家乡未经学习，还不懂得什么叫划分界线。而胡适的问题却正在沉重地压在心头。我听了孟和先生的话，立即去图书室借了《人民日报》来看。看后启发我认识到胡思杜与胡适还可以划清敌我界线，我做学生的，更可以与老师划清敌我界线了！从此解决了心头的难题，豁然开朗了。20年前，我是胡思杜的老师，今天胡思杜是我的老师了！”〔24〕

出生于广西贵县的罗尔纲是胡适众所周知的得意门生，1930年于胡适任校长的上海中国公学毕业后，到胡家做徒弟。时胡适已辞却中国公学校长职务，移家北平，出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罗在“适之师家的工作，是辅助祖望、思杜两弟读书，和抄录太老师铁花（讳传）先生（1841—1895）遗集”。〔25〕此项工作完成后，为考证《醒世姻缘传》一书的作者西周生即是蒲松龄，罗尔纲又协助胡适进行校勘《聊斋全集》各种版本的工作，至1931年秋完成后回到贵县老家。1934年，罗尔纲重返胡府，这回胡适没有给他固定工作，只教他自己看书做研究，每天到北平图书馆看书，偶尔让罗帮一点抄抄写写的小忙。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罗氏开始涉猎晚清军制与太平天国史的学术研究，胡适耳提面命，苦心孤诣地栽培。罗尔纲进出胡府前后两次约五年时间，学问大长，并发表论文，出版专著，受到业内行家的瞩目。1934年10月，罗进入胡适为院长兼所长的北京大学文学院文科研究所考古室任助理研究员，主要整理金石拓本。抗战军兴，罗尔纲先回家乡贵县，后经胡适与陶孟和商量，辗转来到昆明，继之迁四川李庄门官田，在陶孟和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门研究清代军制与太平天国史，经过数年苦心钻研，终成闻名中外的清代军制和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

1943年春天，青年罗尔纲应广西桂林文化供应社总编辑钱实甫之约，写了一篇跟随胡适求学问道，师生相处，情谊至深的自传式文章《师门辱教记》，全篇约四万余字，1944年6月由桂林建设书店出版单行本。关于此书因何取名《师门辱教记》，罗尔纲后来有一个专门说明，谓：“这是因为我著的《太平天国史纲》于1937年春出版了，适之师严厉地训饬我偏于太平天国，有背史家严正的立场。那时候，许多太平天国史料还没发现，我也和当时的人们一样以为杀人放火，抢劫掳掠，是太平天国干的。所以我沉痛地感到有负师教与他对我的希望，因把此书叫做《师门辱教记》。”又说：“适之师那天生病在家。我上午7时30分把书送去，到12时下班回家，就接到条子叫我去……他那天是盛怒的，吴晗陪我出来说他听了也惊怕。……当时的情况，我是‘站在适之师面前，默默的恭听他的训斥’，吴晗却是坐在适之师书桌对面的客位，适之师只训饬我一人，并没有对吴晗说。适之师晚上的态度也完全不同了。由于当时认为适之师的教训完全对，我是辜负了适之师的教训与希望，因此，把书名叫为《师门辱教记》。”〔26〕

罗尔纲所说的这一天是1937年2月21日，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做了如下记述：

读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一册。下午尔纲与吴春晗（南按：吴晗）同来，我对他们说：“做书不可学时髦。此书的毛病在于不免时髦。”例如一三二页说：“这种种的改革，都给后来的辛亥时代，以至五四运动时代的文化运动，以深重的影响。”我对他们说：“我们直到近几年史料发现多了，始知道太平天国时代有一些社会改革，当初谁也不知道这些事，如何能有深重的影响呢？”

但此书叙事很简洁，是一部很可读的小史。〔27〕

仅从胡适这段平实公允的文字叙述，看不出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发生，但在罗尔纲看来，却是一场足以震撼心灵的风暴。

《太平天国史纲》写于1935年年底至次年4月中旬，是罗氏拖着疲惫的身体，用晚上的时间写成的。因预设此书的读者是中学生，许多烦琐的材料未能用上，一些学术性质的考证也未收入其中。当1937年印出来后，罗尔纲兴冲冲地捧着“大作”送给胡适，本想得到恩师一番赞誉，结果却是当头棒喝。胡适严厉地斥责道：“你写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你却没有写。做历史家不应有主观，须要把事实的真相全盘托出来，如果忽略了一边，那便是片面的记载了。这是不对的。你又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了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的影响，我还不曾读过太平天国的白话文哩。”〔28〕

胡适雷霆震怒，罗尔纲感到“毛骨悚然”，也如醍醐灌顶，懵懂中清醒了不少。后来罗氏在《师门辱教记》中说：“太平天国之役，19年长期大战，毁坏了多少文物，摧残了多少都市和农村，兵灾疫疠的浩劫，生民流离的悲惨，我都搜集有此类史料，我为什么在此书中不作详细的叙述呢？这便好像是有意的把那些残酷的事实掩蔽了。……我这部小书不正成为‘教人革命’的宣传品了吗！至于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一事，我只可以说太平天国曾有此种提倡，但却不能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了它的影响而来。我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正违犯了章炳麟所论经师应守的‘戒妄牵’的信条，也就是违犯了适之师平日教我们‘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说三分话’的教训……”最后，罗尔纲说：“适之师教训我常常如此的严切。他的严切，不同夏日那样可怕，却好比煦煦的春阳一样有着一种使人启迪自新的生意，教人感动，教人奋发。”〔29〕

正是怀着这样一种惭愧和感念之情，罗尔纲发奋完成了独具一格的传记《师门辱教记》并得以出版发行。只是好景不长，就在此书印出不久，日军发动了“一号作战计划”中的桂柳战役，桂局紧张，时在家乡贵县的罗尔纲带了一本仓皇来到南溪李庄中央研究院陶孟和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所，白天继续研究晚清军制，晚上则伏在昏暗的菜籽油灯下，将此书再做修改补充，并于“严寒的深夜里把它抄出来”。1945年2月3日深夜，罗尔纲在增补稿的自序中深情地说道：“我这部小书，不是含笑的回忆录，而是一本带着羞惭的自白。其中所表现的不是我这个渺小的人生，而是一个平实慈祥的学者的教训，与他的那一颗爱护青年人的又慈悲又热诚的心。如果读者们能够得到这个印象，那么这一次重印便不为多余的了。”〔30〕未久，罗尔纲把修改后的书稿寄给重庆独立出版社总经理卢吉忱重印。

卢原是北大文学院秘书兼文科研究所秘书，与胡适、罗尔纲皆交情深厚，此时正主持重庆独立出版社事务，对罗尔纲这本小书极为推崇，非常乐意促成此事。卢氏接到罗的补充稿后，没有马上排印，而是寄给远在北平的胡适校阅并请其作一短序。胡适看到罗的书稿，颇为激赏，满口应允，但因事务缠身，直到1948年8月3日才在北平把序文写出，除把原稿加序文寄给重庆卢吉忱，还另找人抄一份给罗尔纲。据罗尔纲回忆，胡在附信中称，“这本小小的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35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那时我觉得适之师这句话说得太重了，但后来事实表明他的话是真实的”。〔31〕

胡适在《师门辱教记》序言中这样说道：

我的朋友罗尔纲先生曾在我家里住过几年，帮助我做了许多事，其中最繁重的一件工作是抄写整理我父亲铁花先生的遗著。他绝对不肯收受报酬，每年还从他家中寄钱来借给他零用。他是我的助手，又是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但他总觉得他是在我家里做“徒弟”，除吃饭住房之外，不应该再受报酬了。

这是他的狷介，狷介就是在行为上不苟且，就是古人说的“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古人说“一介”的介是“芥”字借用，我猜想“一介”也许是指古代曾作货币用的贝壳？）我很早就看重尔纲这种狷介的品行。我深信凡在行为上能够“一介不苟取，一介不苟与”的人，在学问上也必定可以养成一丝一毫不草率不苟且的工作习惯。所以我很早就对他说，他那种一点一划不肯苟且放过的习惯就是他最大的工作资本。这不是别人可以给他的，这是他自己带来的本钱。我在民国二十年秋天答他留别的信，曾说：

你那种“谨慎勤敏”的行为，就是我所谓“不苟且”。古人所谓“执事敬”，就是这个意思。你有此美德，将来一定有成就。

……如果我有什么帮助他的地方，我不过随时唤醒他特别注意：这种不苟且的习惯是需要自觉的监督的。偶然一点不留意，偶然松懈一点，就会出漏洞，就会闹笑话。我要他知道，所谓科学方法，不过是不苟且的工作习惯，加上自觉的批评与督责。良师益友的用处也不过是随时指点出这种松懈的地方，帮助我们自己做点批评督责的功夫。

尔纲对于我批评他的话，不但不怪我，还特别感谢我。我的批评，无论是口头，是书面，尔纲都记录下来。有些话是颇严厉的，他也很虚心的接受。有他那样一点一划不敢苟且的精神，加上虚心，加上他那无比的勤劳，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会有良好的学术成绩。

……尔纲这本自传，据我所知，好像是自传里没有见过的创体。从来没有人这样坦白详细的描写他做学问经验，从来也没有人留下这样亲切的一幅师友切磋乐趣的图画。〔32〕

师友切磋乐趣的图画当然是美好的，惜这图画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幅因时而易，随时可以按不同意志与思想涂抹的颜料布。当批胡运动到来并呈“短兵相接”之势时，这幅乐趣图中的人物也跟着变形改色了。

为表示对中共的忠心和批胡立场，大彻大悟的罗尔纲于1955年抓住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千载难逢的契机，毫不犹豫地向昔日的恩师、今日的敌人胡适掷出了手中的投枪。罗氏说道：“人民给我以光荣，我得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使我发生无限的感想。”随着这个感想而来的，是亲身体会与顿悟：大革命失败后，我来到上海，“转学到当时胡适做校长的中国公学去。那时候，我正徘徊在人生歧路上，我选读了一门庄子课程，这一部反动哲学，就首先把我拖到幻灭的泥坑去，使我造成了虚无的人生观和宇宙观，一直支配了我的半生。不久，中国公学毕业了，我到胡适家去做他的私人书记。我又中了胡适反动学术思想的毒，也一直支配了我的半生。庄子给我的毒，一句话说完，就是使我不辨是非，使我没有爱憎，使我感到一切虚无，使我成为行尸走肉。胡适反动学术思想给我的毒却是一言难尽”。接下来，罗尔纲列举了胡适“流毒”的案例与铁证：

他教我写历史必须超政治超阶级，站在“客观”的立场，不偏不倚，方配做历史家。我受了他的欺骗，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纲》便是照他所说的立场写的。胡适看见了这部小书，他还大大冒了火，把我大骂一顿，说我只表扬太平天国的光明面，没有说到太平天国的黑暗面。我当时受了他的骂，不但没有反感，而且以为自己是有违师教。所以到六年之后，我到桂林去，有一间书店要我写自传，我就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师门辱教记》叙述这一件事。我为了追求胡适荒诞的客观立场的标准，竟使我多年无法去写我计划中的太平天国史。今天回想起来，当年中毒太深，是到了怎样的地步。由此也就可知我所以把汉奸曾国藩的《讨粤匪檄》与太平天国起义三道革命檄文并列，称曾国藩为反革命的英雄，与革命的英雄忠王李秀成等量齐观等等荒谬的看法是必然的了。

或许，罗尔纲认为仅仅这一“铁证”，尚不足以撂倒胡适思想和理论，于是再接再厉，又相继列举了胡适“为考据而考据”的流毒，谓“胡适本人一切考据都是有目的的考据，他自己并不是‘为考据而考据’，但他为了要青年人逃避政治沉埋到故纸堆中去，所以他教人‘为考据而考据’”。但胡适的考据“是从唯心论出发‘大胆的假设’，他解决问题并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小心的求证’，而实在是‘大胆的发挥’”。又说：“胡适的考据，一般说来都是证据不够的，越是他自命得意之作证据也就越少。例如《醒世姻缘传考证》是胡适自以为得意的一篇考证，他看了现代人写的一部笔记说《醒世姻缘传》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做的，他就提出了假设，从而大胆地去发挥，就作出了结论。严格说来，在这一篇考证中，连一条直接的证据都没有。”〔33〕再之后，罗尔纲又列举了胡适“超政治超阶级”等荒谬、反动的思想观念，最后终于明白了历史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科学”，以及党和政府领导的无比正确。谓自己经过各种学习和改造，终于挣脱“胡适思想”的桎梏，被从虚无幻灭的泥坑里拉了出来。

被拉出来的罗尔纲上得岸来，把投枪掷向胡适的同时，也对自己过去的人生进行无情的鞭挞和斥骂，他满含深情地感慨道：“这是如何不同的两个人生呵！一个是灰冷的、虚无的、无可奈何的人生；一个是热爱的、满怀信心的乐观的战斗的人生。两个不同的人生绘出了中国两个不同的时代：在旧时代里，革命向反革命进行斗争，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参加了革命，反动的知识分子投到反革命的泥坑，而我这样的一个落后的知识分子却变成了行尸走肉；到了今天的时代，在毛泽东光辉的照耀下，只要你要求进步，就连同我这样的一个活死人，也恢复了青春，充沛了生命的力。”〔34〕

此文于新年开门第四日刊发，充分体现当局刻意策划安排，之间包含着深层的政治意义。尚未行动或正在观望的其他同类人物，见带有火药味的大幕轰然拉开，白纸黑字写过《师门辱教记》的作者罗尔纲从幕后跳上前台，赤膊上阵向他的恩师胡适——确切地说是胡适的影子开起火来，身心受到强烈震撼的同时，胸中亦“豁然开朗”。同罗尔纲在南京尊奉胡思杜为老师一样，胡适的各色门生故旧也开始奉罗尔纲为老师，纷纷举起投枪、匕首向远在大洋那边的老匹夫胡适掷去。

当此之时，胡适的另一个学生，抗战期间毕业于北大文科研究所，对佛教颇有研究的任继愈（南按：后出任北京图书馆馆长），按照“老师”罗尔纲的路数，借胡适对禅宗史“研究的谬误”加以指斥道：胡适“为什么在《神会传》中费了这样大的力气把神会捧到九天之上，说他有‘伟大的功勋，永久的影响’？首先，因为胡适在巴黎和伦敦抄回来了一些关于神会的著作，如果把神会捧得愈高，他‘发现’神会的功劳就显得愈大。其次，神会是政客式的和尚，这一点和政客式的‘学者’胡适臭味相投。胡适欣赏‘神会的手腕高超’，‘神会真是南宗的大政治家！’再次，胡适特别佩服神会在佛教争正统的争吵中使用的‘战略、战术’高明，和他的主观和‘大胆’”。又说：“在这些说明里，……他所醉心歌颂的只是神会‘有手腕’、‘政治家’、‘大胆’、’先声夺人’等不顾事实，拨弄是非的手法。这些手法恰恰就是胡适自己一贯采用的考据和研究‘学问’的方法。”〔35〕

在罗尔纲、任继愈等人的影响和郭沫若等中科院领导人的诱下，1955年，时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在这年的《考古通讯》第3期发表了《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一文，文中列举了胡适的多条罪状，如第四条：“垄断材料，囤货居奇，这是反映了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恶劣作风。”第五条：“宗派林立，学阀称霸。胡适傅斯年辈学阀，是以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作为地盘的，成为一种排他性的宗派。像军阀一样，他们虽时常打算扩充地盘到别人的势力范围中去，但自己的地盘是决不容他人染指的。这种风气也传染到考古工作中去。”

深受胡适思想和治学路数影响的夏鼐，这个时候可能仍记着胡适教导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严谨求实的治学为文精神，在列举了几条罪状的同时，也不忘穿插进几个典型事例加以坐实。如“胡适自己对于考古学是外行的。在他的著作中，只有一条关于考古学具体问题的意见。他在《古史辨》第一册中说：‘发现渑池石器时代文化的安特森疑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新石器时代），我想他的假定颇近是。’（第200页）这不仅表示他对于考古学的蒙昧无知，并且也充分地表现他的买办阶级的崇拜外国人的思想。但是，胡适过去三十多年在中国历史学上是起着统治作用的，他所散布的毒素是很严重的”。又说：“因为胡适当时通过了他的门徒傅斯年控制了这个研究所”，所以胡适所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实用主义考据方法，“在考古学上也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

对考古学是外行的胡适，“只有一条关于考古学具体问题的意见”，可供批判的“毒素”实在不多，夏鼐就不得不拉上“胡适的打手”傅斯年陪绑。毛泽东早在1949年就已将胡适、傅斯年、钱穆等三人定性为“反动文人学者”的代表，这次夏鼐来个“拉郎配”，似是一件合情、合理又合“天”的事情。此时在台湾的傅斯年早已登了鬼录，成为不折不扣的、比纸老虎还差一个级别的“死老虎”，夏鼐不再有任何顾虑。为此，夏进一步列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个案加以表明：“例如安阳小屯殷墟发掘的初期，只因为先有了一个‘殷墟文化层是由洪水冲积而来’这一‘大胆的假设’（《安阳发掘报告》第1册），于是便搜罗了许多不可靠的所谓‘证据’来证明这假设。经过了他们的拗曲，层基的夯土成为大水冲积的淤土，夯土的锤痕成为波浪皱纹，柱础的大卵石也认为是大水运送来的，还绘出一幅甲骨漂流冲积图，甚至于一个墓葬中的尸骨，认为‘最可证明这洪水经过的事实’，‘他那张口喊救的样子还可看得出来’。描述淹死的幼童张口喊救，虽觉很生动活现，但宋人的《提刑洗冤录》便已知道生前溺水尸首是‘口合，眼开闭不定，两手握拳’。纵使临死时曾张口喊救，冲进去是带泥的水，不是硬物，溺死后筋肉僵化收缩，一定合口握拳。又如发现了一个刻辞的头骨，先大胆地假设他是麟头，然后由书本中搜集了许多关于麟的材料，一写便是洋洋三万余言的《获白麟解》（《安阳发掘报告》第2册），好像是凿凿可据。后来经生物学家鉴定，这兽头原来是牛头，和麟完全无关。我也知道，原作者后来也都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并未认识到这些便是胡适的实用主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方法的流毒。”

夏鼐在文章中所说的《安阳发掘报告》，与后来成为业内笑柄的“殷墟漂没说”“安阳获麟说”，〔36〕都是当年李济与董作宾等人亲自发掘并提出的见解，与傅斯年没有直接的关系，与胡适更不沾边。夏鼐毕竟是夏鼐，他既要找到批判的证据材料使文章不至于流于空泛的口号，又要遵照心中的道德观和文化良知，不想佛头抹粪，让李济、董作宾等与此有直接关系的师辈人物难堪，故出此下策，以缓解最高指示和来自郭沫若等人的压力与胁迫，借此应付过关。尽管张冠李戴，但毕竟傅斯年也是自己的师辈人物，且堪称是自己受益终生的良师，夏鼐作此文的内心挣扎与痛苦可想而知。不过，随着思想“洗澡”不断深入与制度化、长期化、激烈化，许多事情就不是夏鼐所能控制和凭着“聪明”与“和稀泥”蒙混过关的了。在随后的日子里，被钱锺书夫人杨绛称为“洗澡”的人数越来越多，胡适、傅斯年、李济等人在各种场所和报刊不断遭到“愤怒的革命群众”火药味十足的口诛笔伐也就成为必然。透过当时的报刊，可以见出学术文化界在批胡运动中，涉及面之广、之大、之深。如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在批判中历数了自己所属的“南高东大”（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集团对胡适集团的斗争，说：“这一个集团特别把北京大学一个集团中的傅斯年、汪敬熙当作敌人，眼光很不差，这两人不但是过去学术界的恶霸，而且已经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但在自己阵容里面，也有反革命分子如张其昀其人者。”又说：“在反动政府时代，中央研究院每逢举行评议会，假如没有胡适之来出席，就觉得扫兴。谁能够同胡适之多握几秒钟手，多谈几分钟话，就会觉得体面，人家看见了还要眼红。而胡适之和蒋匪介石一样，同是美帝国主义的臣妾呢！”〔37〕

胡适的学生辈人物，北大历史系教授周一良，针对胡适提出的历史“铜钱说”，批判道：“我们都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的。而胡适却认为历史是一些彼此孤立、不相联系的个别史实，犹如一堆铜钱，你怎样摆弄，它就被摆弄成什么样子。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不但无规律可言，而且历史的真实性也根本不存在。”〔38〕在北大历史系召开的一次批胡、倒胡座谈会上，胡适任北大校长时的秘书邓广铭，对胡的学术研究更加细化地挥刀切割道：“试看他搞了好多年的《水经注》问题，而始终只是纠缠在书中某字为戴震所改动，某字为赵一清或全祖望所改动的问题上，既不是要恢复《水经注》的原始面貌，更不是想从此进而研究古代的地理，连赵一清、全祖望等人整理《水经注》的意图尚不能及，谈什么‘大处着眼’呢？”〔39〕继邓之后，在昆明、李庄时代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学生张政烺接着起身历数胡适的罪过：“胡适是政客，是反动的宣传鼓动家，从来都不是什么学者……我在北大上学时，本来是瞧不起胡适的浅薄无聊、吹牛皮和政客作风，从来没上过他的课，但在考证小说这一点落后思想上却统一起来了。”〔40〕见向来与胡适亲近并深受对方厚爱的学生周一良、邓广铭、张政烺等辈，都不顾旧情，纷纷站起来，满脸苦大仇深状进行“灭祖”行动，早年毕业于燕大，原本与胡氏没有多少瓜葛，时任教于北大历史系的齐思和，也就感到没有什么好客气的了，于是紧随邓广铭之后又补了几刀：胡适说“商代是石器时代”“屈原并无其人”。在他眼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争气”的民族，因之遂得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卖国结论。

见小字辈都争先恐后地向老师抡起了铮铮铁拳，向达、冯友兰等老字号人物，自然不能坐视其功，也纷纷蹦将起来向胡适的影子猛踹几脚。向达认为胡适“其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唾弃祖国，认贼作父，麻痹青年，逃避现实”〔41〕。而冯友兰则指斥胡适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政权的恐惧，胡说什么“汉帝国的创立者都是平民，刘邦是个不事生产的无赖，萧何是个刀笔吏，樊哙是个屠狗的。……其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如张良、陈平是受过教育的”“这一班乡下人统治下的政治，确实有点可怕”。〔42〕在向达与冯友兰一阵拳打脚踢之后，胡适的好友，著名经济学家，时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吴景超，为显其能而另辟蹊径，居然刨坟掘墓，把胡适的母亲从棺材里拎了出来。吴说：“他的母亲，在十七岁时，违背了父母的意志，嫁给比她大三十岁的人做填房，为的是要享一下官太太的滋味……胡适，过去是我的朋友，今天是我的敌人。我要坚决与胡适所代表的一切进行斗争，不达到最后的胜利，决不罢休！”〔43〕

在号角阵阵、险象环生的氛围中，大多数学界中人为求自保，不得不拿起投枪匕首向胡适的影子猛刺开来，一个新的高潮再度掀起。

注释

• 〔1〕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

• 〔2〕《近代之世界学者—陈垣》，张荣芳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 〔3〕〔4〕〔5〕〔6〕〔7〕《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 〔8〕载台北《自由中国》，第2卷第3期，1950年2月。

• 〔9〕刘乃崇《不辜负陈援庵老师的教诲》，载《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 〔10〕刘乃和《陈垣的一生》，载《名人传记》，1994年第4期。

• 〔11〕〔12〕〔13〕《冯友兰自述》，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 〔14〕胡适《我的儿子》，载《每周评论》，第33号，1919年8月3日。

• 〔15〕此为《中国青年》1951年1月第56期转载胡思杜文章时所说，此文与《大公报》文稍有差异。

• 〔16〕《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胡颂平编著，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胡适此文实发表于Foreign Affairs（《外交事务》）7月号。

• 〔17〕《胡适日记》影印本，1950年9月24日条，转引自《重寻胡适历程》，［美］余英时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 〔18〕《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胡颂平编著，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关于胡思杜在美国期间的情形，外界知之甚少，只有傅斯年等几个胡适的好友知道内情，有人谓是被美国当局强行驱逐出境的。如罗尔纲说：“1948年4月，我从家乡来南京医病，胡适也在南京。我到南京第二天清晨，王崇武同志就走来关照我：’你见胡先生，千万莫要提到胡思杜。胡思杜在美国读书，美国要驱逐他，胡先生十分恼火。’我问王崇武美国为什么要驱逐胡思杜，王崇武说不知道，他是同学来信关照他的。我见了胡适是问到胡思杜的。胡适说：’思杜在美国学文学，还未学成，现因没有钱，便回国了。’胡适是心里难过不愿说的。”又说：“看来北大同学所传的信息比傅斯年所谓‘由在美朋友送其回国’可信得多。”（罗尔纲《胡思杜》，载《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罗尔纲著，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罗尔纲所言虽没有可靠材料证实，但通过后来胡适与秘书胡颂平的谈话，可知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1961年5月14日，胡适在晚饭时突然对胡颂平谈到了胡思杜，说：“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庆祝每位做母亲的人，喝了这杯酒。”接着，胡适想起：“1946年坐船由美国回来的途中。那天是6月8（？）日，是美国的父亲节，我想起我的第二个儿子思杜，我打一个电报给他。父亲节，儿子没有电报给我，倒由我打电报给他，他在印弟安那大学读书的。谁知他这个学期根本没有上课，他把我汇给他的钱全部跑马跑光了，还欠了一身的债。结果为了两张支票的事，险些儿被警察找去了，后来由我的一位朋友把他救出来。他的两个衣袋里全是当票，一张是我给他的一架打字机的当票。这个儿子五尺七寸高，比我高一寸，比大儿子高两寸，肩膀很阔，背也厚—孟真的肩膀很阔，所以孟真特别喜欢他。后来他回来了，我也没有责备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 〔19〕国立西南联大组建后，南开部分规模最小，教授仅占联大总数的十五分之一，与战前相比实力已大为减少，鉴于“将来复校必感才荒”的预感，张伯苓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即开始提前谋划复校事宜。

1942年春节前，张伯苓拜会蒋介石，就南开复校问题进行沟通。蒋介石本着当年“有中国即有南开”的诺言，允南开复校时与国立大学同等待遇。（江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南开大学的存续与发展》，载《团结报》，2010年7月29日）1944年元旦，国民政府为张伯苓颁一等景星勋章以示奖励。4月5日，张伯苓七十寿庆，蒋介石亲书“南极辉光”条幅祝寿。1946年4月3日，蒋介石批准教育部提出的南开大学改为国立的“签呈”，在拨付西南联大复校资金30亿法币中，南开分得8亿元。以南开师生在西南联大的规模，此项经费分配实有照顾之意。4月9日，教育部宣布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张伯苓仍任校长。从此，南开大学进入与北大、清华并驾齐驱的国立大学时代。

1948年5月，中华民国实行“行宪”，蒋介石邀请张伯苓出任“行宪”政府首任考试院长。张氏同意到南京“跑跑龙套”。7月6日，张伯苓正式出任考试院长。此时的张伯苓既有感于蒋介石多次关照之情，更有以这顶官帽宦游于庙堂之上，为南开谋得复校财路的考虑。

根据教育部章程，国立大学校长不能同时兼职。张伯苓在南开的声望无人能及，师生不愿其离职，张氏本人更不愿离开寄托其生命的事业。鉴于此，蒋介石认为可以打破规则，仍以张伯苓为校长，由南开出身、时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访学的经济学家何廉代理校务，并面谕教育部长朱家骅照办。但朱与张在个人感情上较为冷淡，且朱对张的教育理念另有成见，不愿因此破了规矩，故坚持不让张身兼两职。

未久，答应执掌南开帅印的何廉从美国归来。何氏之所以接受张伯苓之请回国，用何的话说：“我同南开大学和校长的感情很深，深深感到我有道义上的责任必须回去。”（《何廉回忆录》，何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下同）。10月14日，张伯苓及南开大学师生参加了何廉校长的就职典礼。10月15日，行政院正式发布张伯苓辞职、由何廉出任南开新校长的命令。未久，张伯苓离津赴京。11月底，平津战事一触即发，何廉觉得南开大学非自己这个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能掌控，强撑下去后果不堪设想，遂产生了离津赴沪，回到家中静观待变的念头（时何氏的家人在上海居住）。12月1日，何廉由北平乘机南下，想不到在上海机场遇到了在此候机飞渝的张伯苓。二人相见，自是百感交集。当何向张简单介绍了南开的情形后，张只是“点头不语”，最后道别时，张伯苓面色沉重地低声留下了一句：“一定不要再回天津去了。”上海一别，竟成永诀。1948年12月底，何廉携家离开上海辗转赴美，此后再也没有回到大陆。

何廉离津后，南开大学一直处于无人主政的状态。1949年1月，解放军攻克天津，由中共天津市委指定黄钰生、杨石先等代为管理校事。

1949年11月底，重庆易手前几天，蒋介石曾两次专程到重庆沙坪坝津南村会见只身在此养病的张伯苓，请他随国民政府迁台，并许诺：只要张氏乐意行动，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腰不好，可以在飞机上专设卧铺，家属均可随行。此时，周恩来辗转托香港的南开校友，以“无名氏”署名的信件挽留张伯苓：“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张以“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表示谢绝，并坚辞有名无实的考试院长。蒋介石转往成都后，再令蒋经国催请张伯苓，“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几时想走就几时走”，但张伯苓以“不愿离开南开学校，更不想离开祖国”为由拒绝，坚持留在了大陆（赵光宸《张伯苓年谱长编》）。

1950年5月，张伯苓夫妇搭乘飞机由重庆到北京，在周恩来安排下，暂住傅作义寓所，在京逗留近半年之久。之所以如此，是周恩来考虑到张伯苓即时返津，可能会遭到另类学生的攻击。1950年9月中旬，张伯苓终于回到天津，此时南开已被另类师生控制，对归来的老校长怀有敌意，许多另类学生认为张是“战犯”，应按“战犯”处决。只有一批南开老人在情感上偷偷给予张一些慰藉和温情。未久，南开校庆，已是75岁高龄的张伯苓打起精神前去参加，但南开中学不许他跨进大门，而南开大学也只允许他在校庆后的小型活动中坐后排不显眼的位置听众人演讲。经此一击，张伯苓变得沉默寡言，常常呆坐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再也没有抗战初起时“因此挫折而愈奋励”的神勇之气了。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于郁闷、孤独中凄凉地告别了这个世界，终年76岁。

张伯苓逝世后，只有《天津日报》以《前南开校长张伯苓病逝，遗嘱友好同学拥护人民政府》为题刊载了张伯苓遗嘱，以及他三个儿子的一则79字“哀启”，其他的大陆新闻媒体一片寂然。即使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闻讯后于第二天亲往天津吊唁并发表讲话，但也未做公开披露。其间，周恩来在审读张氏遗嘱时，从政治高度表示遗憾说：“可惜少了两句话，即张伯苓应表示悔过，向人民低头。”（《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第352页，梁吉生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直到张伯苓逝世后44天，即1951年4月8日，才由张的朋友和几个老学生张罗，在南开女中礼堂举行一个小型追悼会。尽管周总理对张的遗嘱有遗憾之处，但同样有“看一个人应当依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论过去的人。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之讲话，但大多数人怕受株连，骑驴观望，不敢或不愿前往参加。

下午2时许，追悼会开始，致悼词者乃早年的南开大学秘书长、国立西南联大时代的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抗战胜利后，他作为南开大学秘书长最早由昆明赴天津筹备复校事宜，张伯苓临终前的遗嘱（大陆版）的执笔者就是黄钰生。据一些参加悼念会的人回忆说，黄氏写就的万余言的长篇悼文，新旧观念混杂，既有饱含深情的真知灼见，也不乏追随时代话语的笨拙努力，在当时的社会氛围里堪称一篇难得的用心良苦的纪念文字。黄钰生说道：“……张伯苓四十多年间为教育、为中国，辛辛苦苦，劳碌奔波，到处碰壁，失败了再起来，起来了又失败，愈失败愈奋斗，他是中国新教育的启蒙者，也是一代人师。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张伯苓是孙中山时代的人，而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人。他是真诚的爱国者，甚至于他在政治上的错误，也由于他爱国情切，把希望寄托到错误地方上去了，如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的救星。但是，他懊悔晚节的失足，他叹息老境不能参与这个伟大时代的工作，他悲伤他是被新中国所扬弃的人，他悲伤在新社会里无有他的地位，他悲伤他不如他的老友颜惠庆，他悲伤他的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他悲伤他的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里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悼文最后列举张伯苓读罢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檄文后的感悟，特别为张申辩道：“有人说，张伯苓没有形式地向人民低头，但是他向人民意志的代表毛主席，低头了，如果天假以年，这位老人或者还要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做一些有用的教育工作……”黄钰生读到此处，悲不自胜，而专程前来参加追悼会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南开出身的陶孟和早已泣不成声，在场者无不同声悲泣。

1952年，随着思想改造运动展开，张伯苓再度受到南开大学各院系师生的批判，诸如“人格卑鄙”“不学无术”“兴办教育旨在升官发财，为蒋介石服务”等罪名伴着大小字报随处可见，张伯苓的教育事业与人格风范遭到了全面否定。

此时，猫在台湾的蒋介石对张伯苓在大陆的动向依然密切关注。1951年2月27日，当蒋介石得悉张伯苓病逝的消息后，在日记中写下了“痛悼无已”的字句。未久，台湾为张伯苓举办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党政军首脑集体出席，蒋介石亲写“守正不阿，多士所宗，伯苓先生千古”的挽联以志哀悼。以后，每至张伯苓逢十华诞纪念日，台湾都要举行纪念会。1975年4月5日，是蒋介石生命的最后一天。据蒋经国日记载：“忆晨向父亲请安之时，父亲已起身坐于轮椅，见儿至，父亲面带笑容，儿心甚安。因儿已久未见父亲笑容矣。父亲并问及清明节以及张伯苓先生百岁诞辰之事……”当天晚上，蒋介石撒手归天。按史家江沛的说法，蒋介石此举，显然已非简单的政治利用可以解释的了。

张伯苓死后先葬于天津永安公墓，后迁至杨家台祖坟，1962年夫人逝世后，合葬于天津北仓烈士公墓。1975年火化后，两人骨灰置于长子张希陆在北京的家中。1979年在天津水上公园烈士陵园举行了夫妇骨灰安放仪式，后迁至北仓烈士陵园。1979年，南开大学60年校庆，出了一个小纪念册，仍然没有张伯苓的名字。由于张氏生前曾有“愿故后埋葬在南开大学校园内”的遗愿，因此，校庆之后部分有头有脸的人留下来就此事展开了讨论。南开大学党委的一位要员称：“现在的同学与张伯苓的关系不深，同学们认为南开大学是人民的，不是张伯苓的，因此最好不要葬于南大。”听了这番话，特地为此事赶来现场，已是82岁高龄的黄钰生悲愤地说：“现在南开大学代表着落后势力的仍有一部分群众，如葬张伯苓于南大，可能会使落后势力更加嚣张，更恐怕进步群众有意见！”

直到1986年，南开大学才同意张伯苓的骨灰埋葬于校园，算是实现了张氏生前的遗愿。也就在这一年，南开大学出了一个简介小册子，细心者发现上面有张伯苓的名字与一张小照。其原因或如张的学生、物理学家吴大猷院士所言：“是张氏创办南开及他的功绩，即后人亦不能抑没也。”（载台北《中央日报》，1987年4月6日）

• 〔20〕1960年6月2日胡适与胡颂平谈话，载《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 〔21〕1961年，胡适因病入台湾大学医院。12月10日，胡与前来照料的秘书胡颂平因其他的文章谈到了当年赠陈光甫的诗。胡说：“那是1938年做的。那时中日战争发生一年多，我和陈光甫两人在美国华盛顿替国家做了一些事（桐油借贷）。我有一张照片。光甫说：你在照片上写几个字纪念吧！我就写了这四句诗。一直到了1947年在南京选举‘总统’那年，陈孝威要我写字，我因为这首诗只有24个字，就写了给他。这是完全对抗战发生而写的。陈孝威回到香港，在《天文台》上发表了。当时有人把这首作为过河卒子‘胡适卖身给蒋介石’的话，大大的攻击我。这首诗变成我最出名的诗了。现在《征信新闻》，又误把它作为1948年在北平出来后做的诗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胡氏所说的“有人”，不能说单指郭沫若，但至少是包括郭氏在内的。

• 〔22〕范文澜《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

• 〔23〕李长之《胡适的思想面貌和国故整理》，载《胡适思想批判》，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

• 〔24〕《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罗尔纲著，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胡适对罗尔纲的栽培，可谓充满了挚诚并付出了心血，但胡适从不以此沾沾自喜或居功自傲，正如他在《师门辱教记》序言中所说：“如果我有什么帮助他（罗）的地方，我不过随时唤醒他特别注意：这种不苟且的习惯是需要自觉的监督的。偶然一点不留意，偶然松懈一点，就会出学习漏洞，就会闹笑话。”胡氏的提醒，应该说不仅是对罗尔纲一人。“不苟且”三个字，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却谈何容易。几年和十几年后，学界那些“我的朋友”知识分子，在经过三番五次的“洗澡”后，几乎全面倒伏，一个个走上了“苟且”之路。在这条路上所发生的不只是“漏洞”和“笑话”，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叹息与悲怆情怀，即便如罗尔纲这样一个平生以“不苟且”自励的学者，面对胡思杜的公开声明和胡适的朋友、学生与亲人纷纷与之划分界线的新的大背景，也产生了“苟且”的念头并且“有所为”。可以说，罗尔纲当时的想法和做法是有违“不苟且”的师教的，而在过后的回忆文章中仍作如是言，颇有为自己开脱的意味。当然，在当时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要做到“不苟且”是大不易的。这个“大不易”绝不逊色于胡适所说的“抗战不易”。在那样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欲“苟且”尚且不易，何况“不苟且”乎？诚如史家唐德刚言：“个人的行为原只是沧海之一粟，在社会行为的整体中，只是随波逐流，奚足臧否？”（《胡适自述》，第8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 〔25〕〔26〕〔27〕〔28〕〔29〕〔30〕〔31〕《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罗尔纲著，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 〔32〕《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罗尔纲著，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据该书附1958年12月7日胡适写的后记，说：“尔纲这本自传是1945年修改了交给卢吉忱的。后来吉忱要我写一篇短序，我的序是1948年8月才写的。可能是我的序把这书的付印耽误了。1948年8月以后，吉忱就没有印这书的机会了。1952年我在台北，问吉忱取得此书的修改稿本。1953年我去美国，就把这稿子带了去。如今吉忱去世已好几年了。尔纲和我两人，成了‘隔世’的人已近10年了。这几年里，朋友看见这稿子的，都劝我把他印出来。我今年回国，又把这稿子带回来了。我现在自己出钱把这个小册子印出来，不作卖品，只作赠送朋友之用。”

罗尔纲在该书所附的《关于〈师门五年记〉》中说道：“他（胡适）于1958年12月17日，在台北过68岁生日，和北京大学成立60周年的校庆纪念日，在12月7日晨把《师门辱教记》书名改为《师门五年记》，写了篇后记，亲题了书名，赶着付印，以为十日后作对贺寿人的回礼之用。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58年，68岁12月谱记：……在这个聚餐会上致词的，有梅贻琦、黄建中、陈大齐、朱家骅、王世杰、罗家伦等人。聚餐前全体校友向胡博士三鞠躬贺寿，会后同学会上向胡氏赠送织锦签名祝寿册。胡氏回赠校友每人一本《师门五年记》。”

又，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2年2月24日记：“下午一时与出席院士共同午餐。……饭后回到住宅。……四点十分，先生起床了。……胡颂平……问：’吴健雄是中国公学的同学，送她一本《中国公学校史》吗？’先生说：’好的，你送她一本。午饭时，我和他们谈起《师门五年记》；他们从外国回来的四位院士，也送他们每人一本。”胡颂平提到的四位院士是吴大猷、吴健雄、袁家骝、刘大中。这天下午5时，胡适宴请院士酒会。致辞完毕，心脏病突发，倒地不起，当场去世。

• 〔33〕〔34〕罗尔纲《两个人生》，载《光明日报》，1955年1月4日。

• 〔35〕任继愈《论胡适在禅宗史研究中的谬误》，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

• 〔36〕夏鼐所言即殷墟发掘早期著名的“殷墟漂没说”，因李济、董作宾等发掘人员当时缺乏对殷墟地层，也就是考古学上所说的层位学的充分认识，把发掘出土的宫殿旧址当成是洪水冲击留下的痕迹，这个错误直到梁思永加盟之后，才有了正确的识别并改正过来。

• 〔37〕王家楫《批判我的旧思想》，载《人民日报》，1951年12月26日。

• 〔38〕周一良《批判胡适反动的历史观》，载《人民日报》，1954年12月9日。

• 〔39〕〔40〕〔41〕《批判胡适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座谈会发言摘要》，载《光明日报》，1955年1月6日。

• 〔42〕冯友兰《哲学史与政治》，载《哲学研究》，1955年第1期。

• 〔43〕吴景超《我与胡适—从朋友到敌人》，载《光明日报》，1955年2月8日。

第四章　胜利的牺牲品

但愿来生不姓胡

就在大陆各色人等蹲在不同的场所角落唾液横飞展开批判，并于各种报章杂志对胡适及其同党如傅斯年等“学霸”和“打手”口诛笔伐、开膛破肚时，1955年5月，突然又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据美联社纽约3日电讯：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霍雷斯·杰尼公开撰文，建议台湾蒋介石政权“根据长期出借的方式把存放在台湾地窖里的大部分伟大的中国艺术珍藏送到美国去”，以便保护好这批“东方艺术之花”，“美元不能衡量其价值”的“无价之宝”。而这个保护也是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不可逃避的国际义务”。

当此之时，中国大陆部分民主党派人士感到蒋介石夫妇与一帮难兄难弟，还在台湾孤岛上寻欢作乐，优哉游哉地活着，并以“中华民国正朔”自居，继续做他们的“总统”与文臣武将的美梦。而自己摇摆于国共之间辛辛苦苦折腾了几十年，到现在还是一个夹在国共中间的“尾巴”，并没有真正自主自立，成为主宰庙堂或一方地盘的好汉。为摆脱“尾巴”的阴影，有几位地位较高、嘴巴较硬的人士便鼓动中共下决心拿下台湾，把蒋介石一家连同一班文臣武将通通赶到大海中喂鱼鳖虾蟹。

就在一片“拿下台湾”的鼓噪声中，大海那边一干人马与美国政府皆有警觉，于是便产生了关于藏在台湾的“国宝”何去何从的议论，以及各色人物纷纷蹦将出来出谋划策，以显其能的情状。

费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杰尼不知天高地厚地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蹦将出来放了一通错误的厥词，立即引得世界情报部门和中国大陆、台与美国等各方高度关注。中共高层闻讯，立即做出强烈反应，由郭沫若、周扬等出面迅速组织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中科院考古所、敦煌文物研究所，以及全国各地文物管理委员会全体工作人员和全国档案人员，连同部分高校师生，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反击，严厉“痛斥和揭露美帝国主义与蒋匪的罪恶阴谋”。为达到更加明显的战果，在郭沫若与周扬具体策划指挥下，除由大陆报刊发表战斗檄文，还要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架设在福建省前线各种型号和用途的电台，以及香港广播电台和其他一切可动用的平面媒体等多种渠道，进行一场规模浩大的短兵相接式的讨伐。

征讨阵势布置完毕，时为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兼考古研究所所长的郑振铎一马当先冲于阵前，像三国时代王朗与诸葛亮阵前对骂的程序一样，郑氏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为制止美蒋盗卖现存台湾的古文物图书档案、资料告在台湾的文教科学工作者们》。声明书气势恢宏，先声夺人，第一句就是：“在台湾的文教科学工作者们：我现在在这里带着激动的心情向你们谈话。”紧接着便是：“你们知道蒋介石卖国集团一贯勾结美帝国主义出卖祖国利益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而且也是多方面的。”

郑说罢，可能感到蒋介石卖国集团到底弄走了多少宝贝，有些人略知一点，有些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们并不知晓，于是，在声明中历数国民党逃亡台湾时运走的铜器、玉器、书画、甲骨、档案、图书等国宝，以及美帝国主义走狗们企图侵吞这批国宝的阴谋。这一批走狗中，当然少不了一个头和身子在美国纽约，尾巴和影子却在中国大陆，且阴魂不散的胡适。此时正是批胡运动的关键时刻，自然不能让这个“叛徒、卖国贼”漏掉，政治神经极度敏感的郑振铎顺手牵羊，开始历数胡适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声明称：“据一九五四年十月新华社消息，前蒋贼驻美‘大使’、卖国贼胡适，在美国进行出卖我国古代艺术珍藏的无耻活动。初步决定把两百件我国古物劫运美国。最近美帝费城博物馆副馆长霍雷斯·杰尼又阴谋以‘长期出借’的方式，把存台湾的珍贵文物全部劫夺，运往美国……”

面对一系列“铁的事实”和掠夺者的狼子野心，郑氏号召台湾的科学工作者团结起来，与美帝国主义、台湾当局，以及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胡适之辈做殊死的斗争，“坚决不让他们这种卖国行为得逞”。同时表示：台湾的工作者“或者是受到了独夫的欺骗蒙蔽威胁利诱，在全国大陆解放之前，不得已的随着他们而到了台湾。你们在蒋介石卖国集团的黑暗统治下和台湾的全体同胞们，同样的受苦难，天天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对你们这几年来的不幸遭遇是深表同情的……你们为祖国效劳的机会是很多的”。又说“祖国正日以千里地飞跃前进着，紧接着伟大经济建设高潮而来的是文化建设的高潮，祖国人民正殷切地等待着你们回到幸福自由的祖国怀抱”，坚决阻止胡适勾结美帝盗劫祖国文化遗产的罪恶阴谋，“为祖国立功”。〔1〕

继郑振铎声明后，全国文化、文物界掀起了一股围绕胡适盗卖祖国文物罪行的批判风浪，陶孟和、夏鼐以及南京博物院副院长曾昭燏、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达等学术教育界大腕，纷纷发表文章为之助威呐喊。一时间，各色讨伐文章如一枚枚重磅炸弹，随着无线电波越过台湾海峡甚至太平洋，铺天盖地倾泻而下，直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头上扑来。

令大多数国人意想不到的是，批判胡适运动正酣，又横空降下了一个批判胡风运动。这胡风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氏，不知为何半道上改为胡风，是否为了几十年后促成与大名鼎鼎的胡适成为本家，并被捆绑在一起供人批斗这一段“大事因缘”而修名改姓？世人所知的是，这位张光人青年时代曾留学日本，因其对革命的满腔热情和一些功绩，一度出任过“左联”宣传部长，属于中国左翼文化代表人物之一。这个已由张光人转化为胡风的青年人，自加入“左联”之后，以为自己化蛹为蝶，成了一个惹人爱怜、众星捧月式的人物，虽在政治上拥护中共，但在文艺理论的主张中多次与中共在文艺界的代表，特别是周扬等辈观点相冲突，更不把一般的所谓“左翼作家”放在眼里，认为他们皆是拍马溜须、吹喇叭抬轿子、阿谀奉承、曲学阿世之辈，不足引为同道。因了这一性情与观念，从1945年起，胡风开始受到左联几条汉子的围殴，延续到1955年终于大祸来临。这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全面批判。闻风而动的作家舒芜在接受《人民日报》编辑约稿的过程中，把胡风给他的私人信件悄悄交了上去，随后在中共宣传部门高层人物林默涵等人的施压引诱下，舒芜见风使舵，四处搜集材料，并于黑暗的夜幕中，采取“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的方式，躲在一间呈洞状的小黑屋里挥汗如雨地大干起来，未过多少时辰，就制造出了一枚重磅炸弹。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为题，公布了舒芜辑录的胡风在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写给他的信的一部分，以及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并在毛泽东亲自定调的编者按语中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于是，胡风等人被打成了“反党集团”。五天后的5月18日，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人民日报》又将胡风同一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来往信件分类摘录，以“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第三批材料予以公布。随后，又把这三批材料汇编成书，由毛泽东亲自挥毫作序发行全国。自此，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最终导致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后有78人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骨干23人。胡风本人被正式判刑14年，后在“文革”时期改判为无期徒刑。蹲大狱期间，胡风受尽非人折磨，狱警打落了他的全部牙齿，落得耳聋眼花，重病缠身，奄奄一息，直至1978年才被释放出狱，关押监禁长达28年。

胡风冤案平反后，人们从一张当时拍摄的照片上看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逮捕胡风之时，在满目同仇敌忾、齐刷刷丛林一样举起的手臂中，只有一位须发飘飘的老人不合时宜地根雕一样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以沉默与不合作的方式表示了他的抗议和文化良知。—这个人就是与胡风同姓，几百年前是一家的60岁的胡厥文。

胡风案发下狱后，对胡适的批判仍如狂风暴雨，正斗在兴头上。如此这般，胡适与胡风两个本来毫不相干且不在一股道上行走，甚至思想作风完全相反的人，被生缠硬套地捆绑在一起，像串起一对不能张口喊叫的蛤蟆，扔到一个锅里水煮油烹起来。对于外界把“二胡”弄在一起蒸骨熬汤的不解与迷惑，与周扬同为运动前敌总指挥的郭沫若专门做过解释：“胡适和胡风在外表上是有所不同，他们一个公开地贩卖着美国货，一个走私地贩卖着日本货，然而货色是一样的。他们在本质上的一个共同点：便是想用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论来夺取领导地位。他们想解除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叫我们失掉思想立场，失掉工作方向，向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投降。”解释过后，又做怒气冲冲状斥骂道：“胡适要我们少谈些主义，我们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说！我们正要多谈些主义！胡风要我们不要思想立场，拒绝思想改造，我们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说！我们正要坚决地争取工人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毫无保留地进行思想改造。”〔2〕经郭沫若一番解说与痛骂，众人终于开窍，一群大小喽啰蜂拥而上，紧跟高举，从各个角度以不同的文笔、文风、文法，向“二胡”展开了大规模讨伐。直批得“二胡”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三佛成了不喘气的死狗不得动弹。

成了“死狗”的“二胡”并未逃脱被穷追猛打和水煮油煎的命运，特别是对胡适更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放过。对于这样做的目的，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于校内召开的一场名为“批胡适，打死狗”座谈会上，专门做了如下解释：“胡适已经是一条死狗，我们现在是打死狗，也许有人说打死狗何必用这样大的力气来干，理由很简单，因为这条死狗和其他死狗不同，他的阴魂未散，还在新中国作怪，他还企图在新中国借尸还魂。现在胡适的阴魂也许已经附在我的身上，也许已经附在在座的某些同志的身上。因此，我们都要好好地检查一下，在我们身上有没有胡适的阴魂，如果有就要把他赶走，因此，打这条死狗比打活狗更要困难，所以必须投些力量。”〔3〕

因了“死狗”胡适阴魂不散，且还到处找人附身，索人性命，这就使整日沉沦于政治酱缸中打滚儿的大小知识分子与芸芸众生，开始谈“胡”色变，见“狗”就躲，这种风气渐渐发展演变成对所有胡姓人物产生了极度的恶感与恐惧。随着时间的推移，厌恶与恐惧又深入世人的血液和骨髓中，与胡适的幽灵相伴相生。

就在北京大学召开“批胡适，打死狗”批判会之时，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似乎内心真的有一个神出鬼没的幽灵与之相通，1955年1月3日，他在写给好友沈怡的信中说道：“俞平伯之被清算，诚如尊函所论，‘实际对象’是我—所谓‘胡适的幽灵’！此间有一家报纸说，中共已组织了一个清除胡适思想委员会，有郭沫若等人主持，但未见详情。倘蒙吾兄继续剪寄十一月中旬以后的此案资料，不胜感祷！此事确使我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又说：“这‘幽灵’是扫不清的，除不净的。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要因我受罪！”〔4〕

胡适的预感确是不错，他的“幽灵”不但附在了亲友、学生身上，已深入社会各界的方方面面，且走进了舞台与银幕，并波及整个胡姓宗族。在当时和之后出现的一些小说、革命样板戏或革命题材的影片中，反面人物大面积地以胡姓出现，如《沙家浜》中的杂牌军阀胡司令传魁，《闪闪的红星》中的光头恶霸胡汉三，《林海雪原》中的东北土匪头子胡彪等，这些富有特色、刻画得惟妙惟肖的胡姓反面人物，给世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在阶级成分、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极度政治化的时代背景下，对于胡适、胡风以及电影戏剧中胡姓反面人物的恐惧，像传染病一样四处蔓延，最后演化成一些“极左地区”的胡姓青年失去了当兵入伍和进工厂做工的资格，而正处于找对象年龄的胡姓青年，许多因自己姓胡而遭到对方讥讽并最终告吹。对飘荡于社会各阶层，看不见却能清晰感受到的恐怖气氛，有的胡姓人家在大骂胡适、胡风与胡汉三等胡氏宗族不肖子孙的同时，一并发出了“但愿来生不姓胡”的激愤之语。

万叶千声皆是恨

为总结和展示1949年以后多阶段、多波次、多形式、多阶层“批胡运动”的成果，北京三联书店奉命调集多名编辑，对已发表的各种批胡文章收集汇编，陆续出版了八大本，洋洋300多万言的《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批胡人物以文化教育科学界人士为多，其名流大腕有郭沫若、胡绳、艾思奇、金岳霖、孙定国、杨钟健、王若水、范文澜、嵇文甫、侯外庐、陈玉森、冯友兰、沈尹默、蔡尚思、唐兰、顾颉刚、罗尔纲、任继愈、何其芳、余冠英、潘懋元、黎澍、李达、汪子嵩、曾文经、陈元晖、周一良、杨正典、陆侃如、荣孟源、游国恩、罗根泽、李长之、蔡仪、吴景超、王元化、周谷城、贺麟、白寿彝、王瑶、黄药眠、赵俪生、夏鼐等，可谓阵容齐整，成就斐然，蔚为大观。〔5〕

此举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批判一人发表文章字数最多的纪录，而这些仅仅是散布于大报大刊、众人皆知并在社会产生一定影响的“雄文巨章”，尚有相当一部分以大小字报和内部谈话记录等形式在小范围和小圈子里出现的文章未计算在内。据初步估计，若把后一类文字收集加入，字数将达到3000万甚至5000万之多，需要几十大本才能装下。尽管这些小字报或谈话记录仅局限于小范围与小圈子，但由于批胡人物与胡适的亲近关系，许多并不比大圈子如李长之等辈号称“短兵相接”的积极分子逊色。如胡适曾热情提携过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名教授的沈从文，在受邀与上海市电影局“鲁迅传创作组”的谈话中，对胡适大半生为人处世和治学成就做了如下评价：

胡适实际上很浅薄，他的一些文学上的见解和几位大弟子一样的，他发表什么，提倡什么，有时候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他一会儿忽然想搞《水经注》，一会儿又忽然想收洋火盒子了。非常浅薄无聊，他连卞之琳的十四行诗也读不懂的，他从来不敢想过搞中国文化史，在文学上也没有什么抱负，因为他本身没有多大能耐。他看了他的学生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吓得连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也不敢写了。〔6〕他是依靠控制庚款起家的，惯于吹捧，到处拉手，周旋于英美公使、买办、政客、军阀、官僚之间，吹拍逢迎，他靠了用庚款津贴的几个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等机构，成为学界一霸，他是“对内学阀，对外买办”。

他的一些弟子，靠了他庚款的势力，分布国内，像罗家伦掌燕京大学，傅斯年打入研究院……胡适每年要做一次生日，分布在各地的弟子都赶来贺生日。他的弟子，想利用胡适这个买办去国际上走走，都对他捧场。胡适当时他不想做官，因为做官不上算，做了什么长，一有变动就要下来，他想造成在野名流地位，自己执牛耳，和英美密切联系，靠庚款，抓学会，名利双收。胡适在上海时，住极司非尔路三号，每天要接见许多客人，外国的多，中国的也不少，谈论天下古今，言不及义，应酬时连声“嗯、嗯、嗯”不时打哈哈，谈到一些小问题，眉飞色舞。到晚上，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尝试集》之类的新诗来自我欣赏，以为是最大的乐趣。有一次客人走后，他拿一首《我就来了》的新诗在灯下念，得意死了。

胡适曾加入扶轮社（是否是“三K党”，不知道），胡适的老婆江氏爱打牌，罗家伦，傅孟真，梁实秋之类为了要讨胡适欢心，就常去陪她打牌。傅斯年是胡适最大的走狗，经常跟胡适回家去和他太太打牌。还有一个毛子水，为了要晋升，不惜走内线。胡适对事的处理能力也不强的，他在中国公学当校长时，许多学生反对他。中国公学中华侨多，当时也很活跃，陈波儿也是那里出来的。后来控制很严，拿了鲁迅的《呐喊》红封面要被没收，有一次我拿了一本马寅初的书，也被没收了。

李石曾和胡适是死对头，勾心斗角都为争权夺利。李石曾和张静江、吴稚晖、朱家骅是一伙，朱家骅是张静江的外甥，中英、中法、中比、中德都在他们手里。中美则在胡适手里。两派争夺很厉害，李石曾有政治力量，李有吴稚晖靠山。李石曾是做国际间谍则不知道了，但在国际上是有势力的。李石曾要搞胡适，故意把胡适向宣统请安的条子公布出来，条子上写：“臣胡适，今天有事，不能请安。”

胡适和丁文江是老关系，因此孙传芳等军阀也捧他，当时一些军阀，甚至阎锡山也来捧他，他们当他如梁任公一样，希望胡适能对他们“邦闲”。

胡适在政治上提出来的一套完全是抄袭英美的。国民党讲训政，他讲宪政，结果被国民党大骂一顿。他抽香烟，但不会跳舞，他说：“我不跳舞，沾了便宜，可以讲话。”家里雇用一个厨子，一个车夫。

陈源是阴性人，表面上不声不响，在肚内做功夫。当时和王世杰、高一涵、彭学沛等编《现代评论》。此人现在联合国文化什么会驻英国的机关内做事。三年前和凌叔华闹翻了。凌去新加坡教书。他们有一个女儿，译意文的翻译，嫁一个英国人，前不久凌叔华回来过一次，现在回英国了。陈源没什么大本领，不及王世杰。他办《新月》时，胡适、王造时、罗隆基、潘光旦、梁实秋等经常在一起开会，那时闻一多去武汉大学教书了，闻在武大当过（国）文系主任。徐志摩跳跳打打的，他是一个花花公子，不像梁实秋有一套，文学主张都是梁实秋提出来的。我在《现代评论》社做做收发，几元钱一月。邵启文（？）在那里当会计。我的第一篇小说《锯子》是在《语丝》上发表的……〔7〕

胡适与沈从文早年曾在上海中国公学共过事，胡是校长，沈是低级教师。不仅沈的成长以及后来成名与胡的尽心提携有很大关系，在中国公学时，生性腼腆的青年教师沈从文狂追被誉为校花的女学生张兆和而久攻不下，还是靠了时任校长胡适相助一臂之力，才把这位貌若天仙的校花兼才女一举拿下。〔8〕而当时另一位紧追张兆和的学生吴晗，就此名落孙山，眼望花影丛中沈张这对初恋情人携手嬉闹玩耍的身影，只有徒叹“奈何？奈何？！”

在胡适流亡美国之前，胡、沈二人一直保持良好的师生关系，来往也算密切。一旦胡氏成为“走狗”，一向以老实巴交的“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也就不那么老实了。在沈氏的思想概念里，既然胡的亲生儿子都跳出来带头一路喊打这位“走狗”老子，胡的入室弟子都能活出《两个人生》，我这个姓沈的又为何不能紧随其后敲敲边鼓呢？既然是在谈“鲁迅传创作”的话题，就不能不谈到鲁迅与胡适的关系，而鲁迅是主张痛打落水狗的。因而，此时的沈从文站在壕沟边望着被批得体无完肤、满头污垢与血水交融的胡适的影子，也就毫不留情地开始了严厉批判。

面对中国大陆批胡运动愈演愈烈，直至出现“火炎昆冈，玉石俱焚”的势头，渐已衰老的胡适站在大洋彼岸紧锁眉头隔岸观火。他仿佛看见自己思想的幽灵，仍在远东那片黄土板结的大陆盘桓不去，且不时变成貌若天仙的美女，伴着夜幕的鬼火悄然飘荡于书生们夜读的书房，与之同床共枕，声息相依。于是，胡适抹了把头上那已不再发亮的稀疏苍白的乱发，提笔撰写《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国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未完稿）〔9〕，认为自己虽已流寓海外，但当年参与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或是由自己命名为“新思潮运动”，或是名之曰“新文化运动”的运动历程，所遗留下来的最宝贵的思想遗产，便是“一个治学运思的方法”。这个方法在中国大陆不会就此玉石俱焚，无论经历什么样的磨难与打击，都会生生不息，后继有人，并对中共的统治起到“抗暴消毒”的良药作用。中共发起大规模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其根本的原因就是要铲除和消灭这笔已深入广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心的思想遗产。—胡适的这一判断，与运动的始作俑者、“我的学生毛泽东”大同小异，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只是此时的胡适心中作如是想，但面对往日的亲朋故旧、门生弟子纷纷开枪放炮，甚至挥舞狼牙大棒腾云驾雾如《西游记》中的黄风大王高声断喝“老贼，拿命来，今日取你狗头”的奇观异景，无法如庙中菩萨般端坐不动，心若止水。尤其当他眼睁睁看着自己为之奋斗大半生好不容易奠定的学术地位、人格风范，连同一点点自由主义根基顷刻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更是忧心如焚。而面对当初那些唯自己马首是瞻的同僚、门生，如今无情地反戈一击，其心情更是透着彻骨的悲凉与伤感，在椎心泣血的哀痛中，对各批判者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就成为一种必然。

胡适看罢批判文章的真实心情，外界有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胡且羞且怒且自傲；另一种说胡看到冯友兰那些胡言乱语式的批判，看着看着竟突然对他的小脚太太江冬秀哈哈大笑起来，说：“冯友兰一定是老糊涂了！”〔10〕后来又对助手胡颂平说：“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装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此外，现在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除了在谈话中对诸如冯友兰辈讽刺挖苦，从后来披露的日记还可以看出，在静谧无人处，胡氏内心的波澜连绵不绝，愤怒与悲伤交织的情感尽倾笔端。1949年11月21日，胡适在日记中说：“今天看了几十张《人民日报》，最有趣的是唐兰的一篇长文《我的参加党训班》（Aug. 29），此文可与费孝通的《我参加了北平各界代表会议》（Aug. 31）‘媲美’了！唐兰说他自己‘请求’参加党训班，‘我只觉得这一回能参加共产党的党训班，是无比的光荣，因为这是学习，我向革命的先进者学习，这是自发的，不是被迫的。’前年中央研究院办选举院士，只有唐兰来‘请求’我推荐他。那是‘自发的’，因为被选作院士在那时候也是‘无比的光荣’。”〔11〕

对顾颉刚、沈尹默、蔡尚思等人的批判文章，胡适于1952年1月5日读后做了如下记录：“胡家健从香港剪寄来香港《大公报》，有十二月二日《大公报》在上海开的‘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的记载与资料。那天出席的人有这些：沈尹默（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顾颉刚（上海学院教授）、蔡尚思（沪江大学教授）、刘咸（复旦大学教授）、张孟闻（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复旦大学教授）、吴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由《大公报》编辑王芸生致开幕词。胡君寄来的三篇，好像都是事后由各人写出发表的。蔡尚思的一篇明记着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三时草成。蔡尚思是一个有神经病的人，但他写《胡适反动思想批判》参考了不少书，引了我许多话。颉刚说的是很老实的自白。他指出我批评他的两点（《系辞》的制器尚象说，《老子》出于战国末年说），也是他真心不高兴的两点。沈尹默的一篇则是全篇扯谎！这人是一个小人，但这样下流的扯谎倒罕见的！”〔12〕对于亲炙弟子罗尔纲的批判文章，胡适虽然坚持认为是罗的无奈之举，但终究难以释怀。〔13〕

许多年后，三联书店的一位老编辑曾对胡适的研究者、北大史学教授欧阳哲生说：“当年那八大本的《胡适思想批判》，是作为应急的任务临时编辑出版的，因为时间紧，任务急，只好将稿件派发给全社的编辑分头去做，所以没有一个编辑从头至尾看过这八册书稿。按这位编辑的估计，恐怕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看过这八本书，这就是胡适本人。”〔14〕

这位老编辑估计得大致不错，就在批胡运动如火如荼进行时，身在美国的胡适一边埋头研究他的《水经注》，一边“欣赏”大洋彼岸上演的闹剧和发射到自己影子上的千万发炮弹。后来，他在纽约东81街104号那座普通的公寓里，极富耐心地陆续看完了由香港传入的北京三联版八大本《胡适思想批判》。从后来出版的胡适日记可以看到，内中有不少胡适当时收集的剪报和阅后的批语，证明胡适确是看过了这八大本文章。但可能还有一个意外，据欧阳哲生说，他后来去芝加哥大学访问时，得悉在那里还保存着一本当年研究批胡运动的英文博士论文，作者是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连战。不知这位后来成为台湾孤岛上“一筐烂柿子中最好的一个”（李敖语）的政治人物、国民党党魁，是否全部读完了这八大本奇文高论？

据时任台湾“外交部长”的叶公超回忆：叶到美国出席会议时，胡适一度收集了大量批评他的文章拿给自己看，说他想写一篇总答复，叶公超劝他不必，并说：“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在一篇题为《深夜怀友》的文章中如是说）另据胡适研究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史家唐德刚说，有一次他在纽约胡适寓所指着这些书问道：“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

胡适斩钉截铁地答复：“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15〕

胡适说这话的时候，可能这位留洋美国的“后生小子”唐德刚尚不知道，甚或世人早已忘记了在1949年的春天里，满脸忧郁的胡适在开往美国的客轮上，面对浩瀚的太平洋，和着碧蓝无垠的浪海，在苍茫的曙色微明中，奋笔疾书的《〈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以及文中“在那铁幕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全失去自由”等句。胡适当年的好友，后来成为对立面的鲁迅说过：中国人都不大有记性，因为“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16〕二者相较，胡适算是一个异数。1930年4月30日，胡适在致杨杏佛的信中曾这样说过：“记得五六年前曾与周豫才先生兄弟闲谈，我说，《西游记》的‘八十一难’，最不能令人满意，应该这样改作：唐僧取了经回到通天河边，梦见黄风大王等妖魔向他索命，唐僧醒来，叫三个徒弟驾云把经卷送回唐土去讫，他自己却念动真言，把当日想吃唐僧一块肉延寿三千年的一切冤魂都召请来，他自己动手，把身上的肉割下来布施给他们吃，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都得超生极乐世界，唐僧的肉布施完了，他也成了正果。如此结束，最合佛教精神。”

接下来，胡适拿这个例子喻自己的经历：“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最后，胡适说道：“此是说明我对于此等事的态度。至于朋友的指摘，更是我所欢迎的。”〔17〕

话虽如此说，但面对往日的亲朋故旧、同事门生于政治风浪中倒戈相向和取心掏肺的砍杀撕噬，胡适自有一种“人为何物”的悲凉萦绕心头挥之不去，身体也伴随心灵的煎熬垮了下来。

胡思杜之死

1957年2月17日下午，正在纽约一个青年医生家中叙述身体状况的胡适，突感不适，急送医院后发现是突发胃溃疡出血，吃药后无效，半夜大吐血，昏迷不醒，医生输血抢救。18日，胡仍昏迷不醒，半夜再次大吐血，生命危险，医生决定施行手术，结果是胃被切除十分之六，直到3月11日才出院。

回到寓所五天后的3月16日，病衰中的胡适突然收到一个神秘人物的来信，此人便是曹聚仁。

在抗战期间一度担任中央社战地记者的曹聚仁，于国民党退往台湾后的1950年，别妻离雏独自移居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到港的第四天，曹便在《星岛日报》专栏《南来篇》上发表文章，放声高歌“我从光明中来”，高呼“中共治天下非常成功”云云。1954年，曹脱离《星岛日报》加入新加坡《南洋商报》，并以该报记者身份多次秘密前往北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人的接见。据传闻，后来曹氏又自香港潜往台湾，受到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秘密接见，并借此做蒋氏父子的工作，说毛泽东给蒋介石制定“一纲四目”，“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蒋介石与陈诚意见妥善处理”。蒋氏父子以“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等六点意见相回应。曹氏曾建议，在两岸和平统一后，蒋介石可将庐山作为终老颐养之地等。再之后，曹氏行动更加神秘莫测，他的妻子、亲属皆不知其在国共两党之间来回摇晃，整天折腾了些什么。〔18〕

就是这样一个神秘兮兮、见首不见尾的人物，于1957年中国大陆山雨欲来，引蛇出洞，“反右”天罗地网即将全面撒开的明媚春天里，突然有些神经质地致信胡适“劝降”。据胡适3月16日日记载：

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

此信大意是说他去年秋间曾到北京、上海去了“两次”，“看到了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先生……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可以巡行全国，等先生看了之后再下断语何如？”

他说他“愿意陪着先生同行”！〔19〕

躺在家中床上养病的胡适，自然知道这个“妄人”耍的是代表中共对他统战的布袋戏。对此，胡心中生发出一不小心生吞了一只苍蝇的感觉，但冷静一想也就释然了。凡苍蝇或其他诸如螳螂、蛤蟆之类的弱小的动物，为了生存，必然要呈张牙舞爪状，以壮声势，或嗡嗡叫着自我吹嘘叫嚷一番，拉个大旗，扯个满身布满疙瘩的假虎皮，甚或与树上的巨蟒、水中的巨鳄套套近乎，亦属天下政客，特别是文人中的政客或政客中的文人惯用的伎俩，不足为奇。于是，胡适在曹氏来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复”三字，继而派人将信转交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作为“匪情”研究资料予以处置。

刚把曹氏的阴影在脑海中蒸发，3月24日，仍在床上休养调治的胡适又收到小儿子胡思杜发自河北省唐山市的一封平信。从邮戳日期看，此信是50天以前寄出的。胡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是7年来第一封信。信是写给‘妈妈’的，信凡4页，末后说，爸爸那边，已另有信去了。但那封信至今没有收到。大概是他先曾‘奉命’写信给我，信是呈上去了，他以为已寄出了，所以偷写这信给妈妈。殊不知中共已改变计划了，不要他出面写信，另叫别人（如曹聚仁之流）写信。”〔20〕胡适乃一介儒生，但毕竟又在政治场面上混迹多年，对中国人下愚上诈、不讲信用，以及政客们惯用的阴谋或阳谋等种种政治手腕还算有较深刻的了解。尽管一直没有发现可靠资料证明他此次的猜测是否正确，但就那时的政治形势推断，当是有些道理的，此前曹聚仁莫名其妙地给胡发信，或许正是这个计划改变之后的另一种行动。

遥想八年前北平那个围城之日，吃惯了洋面包的胡适，想过一种“面包与自由兼得”的生活，因而决定出逃。想不到他的小三胡思杜酷似三国时代的魏延，脑后长了反骨，坚决不按诸葛亮生前的既定方针办，在撤退的问题上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胡思杜旧戏重演，同样不按胡适的既定方针办，自作主张留在即将解放的北平苟活一时。如果世间真有上帝，胡小三这个抉择，当是上帝之手于冥冥中所做的安排，是胡适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中，上帝为其设立的最大、最令人牵心扯肺的一“难”，是“开五百年文化新运的一位大师、老祖胡适”（唐德刚语），在“得道”路上最为辛辣痛苦的心灵煎熬，而这个煎熬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政治演变越发严峻与不堪忍受。

1958年3月，胡适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东方学术座谈会”，偶然从“泛亚社”香港来电获悉：思杜已被革除副教授一职下放劳动。此时的胡适心中虽犯嘀咕，但并没有向最坏处想，且在心中默念上帝保佑这个不幸的儿子。到了这年的5月4日，胡氏回台湾做关于五四运动的广播讲话，“泛亚社”香港来电传出胡思杜于“去年八月自缢身死”的消息。胡适先是一惊，差点一头栽于地上。待镇定下来又将信将疑，且从心理上对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予以排斥。5月12日，胡适致他的学生苏雪林信中说：“承问及小儿思杜的消息，至感。我猜想这个去年八月自杀的消息是一种有恶意的谣言，故意在‘五四’前夕放出。我在今年一月间尚得友人间接传出思杜被送东北的消息，故我不信此谣言，当日即用长途电话告知内人，叫他不要轻信此消息。”〔20〕由此看出，对于胡思杜的自杀，胡适仍是疑多于信。而事实上，胡思杜真的是死了，且已死去七个多月，墓有宿草了。

胡小三思杜死亡的确切年头是1957年9月，但死于哪一日和具体死亡细节一直未搞清弄明。据耿云志所撰《胡适年谱》，世人看到的是下列几句简单的记载：

九月廿一日，次子思杜因被定为右派，遭到批判而自杀（时在唐山铁道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死前写有遗书给他的一位堂兄。这遗书只剩下残存的一角，那上面还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希望他们努力）“工作，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还有把自己所存“五十一元也留给你们”的话。署的日期是九月廿一日。〔21〕

1950年9月，胡思杜因以“大义灭亲”的方式痛骂“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有功，一度受到学校领导的表扬，并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结束后，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教研室）出任历史教师。此时的胡思杜积极、努力地工作，想为一不小心成了“狗”的父亲“赎罪”，同时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是组织上一直处于考验之中，加之全国上下正在批胡适的反动思想，使他受到连累，梦想迟迟不能成真，一拖就是几年。到了1957年，全国兴起了“反右”运动，不明就里的胡思杜开始积极、主动地给他所在院、部领导提教学改革建议，学院领导见一个“走狗”的儿子竟然犯上作乱，于佛头抹粪，盛怒之中立即决定施以颜色，打击胡思杜的嚣张气焰。

1957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以《河北高等学校教授针对教育领导工作提出批评》为题，发表“本报讯”，报道唐山铁道学院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教师胡思杜“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文中特别注明内容是“胡适的儿子”胡思杜所说。自此，胡思杜一下由拥护中共的积极分子，成了“汉奸”“走狗”“卖国贼”胡适的余孽和妄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阶级异己分子。随着“反右”运动揭幕，胡思杜多次被拉出来示众并接受革命群众批斗，未久又被学院定为“向党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突遭重创的胡思杜认为自己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公开宣布和父亲划清了界线，为何此时又把自己与这位“人民的敌人”捆绑在一起公开示众且口诛笔伐？在一系列不解与恐惧中，胡思杜精神崩溃，约于1957年9月21日晚上吊自杀，年仅37岁。

此前在政治上受胡适这个“人民的敌人”牵连，胡思杜一直没有找到女友，直到死仍是光棍一条，算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落了个《红楼梦》结局式的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在自杀前，胡思杜留了一封遗书在枕头底下，因大陆已无直系亲人，遗书指名写给当时在北京铁道部印刷厂一位叫胡思孟的远房堂兄。胡死后，单位人员发现遗书，便打电话把胡思孟叫到学院处理后事。胡思孟到达时，看到学院贴满了批判胡适和胡思杜的大字报，学院领导告诉胡思孟，说你这位不争气的阿斗式堂弟胡小三儿，脑后确实又像魏延一样长着反骨，他的做法属于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至于畏的什么罪，自杀的具体时间以及死前死后的具体细节，学院领导没有说。胡思孟所看到的只是在一间小黑屋里有一口小白木棺材，棺材沿上有许多苍蝇在飞舞，棺材里有一白布，揭开白布可看到胡思杜已变得乌青的尸体，看样子已死去好几天了。胡思杜遗书的内容大意是：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我一定不在了。你不要难过，我的一点钱和公债券留给你，供给你的孩子上学，一块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吧。〔22〕

因胡思杜属于“自绝于人民”的反动分子，胡思孟不敢向学院领导追问具体细节，只好怀着悲痛与学院的打杂工在唐山郊外一片野地里挖了一个土坑，把胡思杜草草埋掉，拿了遗书上面说的钱物，另外还有一件旧皮袄、一件呢子衣服，外加一些书刊回到北京。“文革”爆发后，红卫兵抄家，胡思孟怕受胡氏父子的牵连，将胡思杜的书刊大部分烧掉，遗书也撕毁，只有一个边角压在箱底没撕掉。许多年后，胡思孟在清理箱子时发现了遗书边角，交给了胡适家乡安徽省绩溪县政协副主席颜振吾。后来，正在编写《胡适年谱》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耿云志听说此事，找到颜振吾，把残片上的文字抄录下来，编入了《胡适年谱》。再后来，据耿云志和前往胡思孟家中访问的南京大学教授、胡适研究专家沈卫威共同估计，胡思杜自杀的具体时间，应是在9月21日写完遗书之后，但详细日期难以弄清，只能暂定遗书上这个日子为胡思杜死亡之日。〔23〕

1942年1月6日，胡适因想念离开他在美国求学的儿子胡思杜，特别在日记中写道：“年前小三走了，我颇想念他，用毛笔写了我五年前同他游绥远大同时在火车上作的一首打油诗寄给他：父子打苍蝇，各出一身汗。堂堂好男儿，不作自了汉。”〔24〕

想不到15年之后，胡思杜一根绳子做了自了汉，算是一了百了了。历史以其特有的残忍和荒诞，将胡适的自由主义大旗扔进了虽有前仆但无后继的悲观黑洞里。据江冬秀的堂弟，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江泽涵回忆说：“思杜的哥哥祖望在‘文革’后期，大约是1974—1975年前后，从美国给我们写信，我们作为他的舅舅、舅母，也是长时间与他失去了联系。”“他信的内容主要是了解我们的近况，同时问及他弟弟思杜是否还活着。他大概是在海外听到关于思杜自杀的消息了。因为胡适遗嘱上说到他们兄弟俩分财产的事，他想证实思杜是否还在人世。当时，我们全家因为与胡适的关系，也是被整得几十年抬不起头，喘不过气，不敢给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关系’、’胡适关系’惹出祸端来，就把这封信交给学校的领导，征求他们的意见，结果没有回答我们。我们也不敢随便、轻易写回复祖望的信。直到1976年以后，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大的变化，我们才与祖望恢复了联系。”〔25〕也就是说，直到这个时候，胡祖望才总算证实了弟弟已经去世的消息，此时距胡思杜自杀已19年矣。

江泽涵说的胡适遗嘱，是指1957年经历了半夜大吐血、胃溃疡切除手术、曹聚仁致信劝其“回北京去看看”，以及胡思杜来信等一连串恶性和奇离古怪的事件之后，胡适觉得自己身体极度虚弱，精神郁闷至极，可能将不久于人世，遂于6月4日在纽约州纽约市第十七区雷辛顿大道420号诺林杰、李格曼、班尼塔与查尼律师事务所，在律师和证人刘锴、游建文、Harold Riegelman等三位朋友共同在场证明并签字的情况下，立下了最后一份遗嘱。该遗嘱共分八条，其中：

第二条　确信中国北平北京大学有恢复学术自由的一天，我将我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不得已离开北平时所留下的请该大学图书馆保管的一百零二箱内全部我的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该大学。

第三条　我把在纽约市我的住所的全部我的手稿和文件以及全部印本的书籍交付并遗赠给台湾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并请求而非指定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教授与台湾大学的毛子水教授两人中的存在者依他们认为合适的方法安排我的手稿与文件的保管、编辑与出版。

第四条　我把我的财产，无论动产或不动产，无论存在于何处，所有其他部分，馀剩部分，遗留部分，交付并遗赠给我的妻子江冬秀，如果她在我死后尚存。但她去世在我之前，则给我的儿子胡祖望与胡思杜平分享有，而如两儿子之中任何一人先我而去而有子息，他的份额即归这子息；但如任何一儿先我而去世，而无子息，他的份额即归我的另一儿，而如他那时已去世，即归他的子息。〔26〕

胡适立毕这份遗嘱三个多月，胡思杜悬梁自尽，再也不需要他的遗产了。而他留在北平家中的藏书、手稿、文件等也早已五马分尸，四散零落，部分下落不明。

1948年12月15日，胡适仓皇离开北平之前，只拣了他父亲的遗稿和他认为最重要的著作手稿，及一部甲戌本《石头记》带在身边飞往南京，其他大量珍贵藏书和手稿、书信、日记、照片等个人资料几乎全部存于北平东厂胡同的寓所中。1950年，这批“货物”被弄进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随着批胡运动展开，胡适留下的书信、日记等资料，正好成为批胡最直接、最有力的炮弹。到了1954年，这批珍藏作为胡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材料，在中共高层指示下，于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神不知鬼不觉地经历了一次神秘分割。1964年，再次遭到暗箱操作者神秘而残暴的割裂。除损毁散失遭窃外，胡适藏书、手稿、日记等珍藏从此“身首三处”，即北大图书馆存有部分胡适藏书中的普通书籍；劫后余存的105种善本古籍由北京图书馆占有；其他15000余件胡适书信、手稿、文件等秘籍，则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抢先占据。正是由于胡适秘籍的流散，使许多与这批书信、文件有关联而留在大陆的社会各阶层人物受到牵连而为此倒了大霉。后来官至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因早年与胡适的私人通信被发现，“文革”中这批书信成为掷向吴氏的投枪，直至令吴走上死亡的祭坛。在一连串的批吴斗争中，尽管“革命者”认为吴晗的信是“投靠胡适的铁证”，胡、吴二人是“反动的政治关系”，走的“是一条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吴是“美国奴才的奴才”等，〔27〕但在胡适留在大陆的几个最为看重的弟子之中，唯一至死没有佛头抹粪—写批胡文章的就是吴晗。这一点，是当年的胡适没有想到，也是许多人为之不解的。至于胡适的遗嘱，尽管后来传到大陆之后一度引起北京大学的注意和呼应，但其命运与路边飘零的一张包油条和煎饼馃子的废纸没什么两样，谁还把一个死去的胡适和留下的一张上写“遗嘱”的废纸当回事呢？

与胡适遗嘱命运相似的是，1949年，江泽涵由瑞士苏黎世国立高工数学研究所归国，顺便取道台湾拜访了台大校长傅斯年，傅特地叮嘱道：“我在北京有些书没运出来，你回去告诉邓广铭，这些书全部送给他了。”据邓广铭回忆说：“江先生回国后，不敢说曾去过台湾，当然也不敢说这件事。后来他私下告诉了我，我说：‘我怎么敢要他的书呢？他的书只能由科学院没收或如何处理。’”〔28〕

傅斯年的藏书究竟如何处理，下落何处，似乎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唯能说得清楚的是胡适与傅斯年这两枚“过河卒子”，真可谓是一对可爱的书生，到了身不由己地飘零孤岛之时，还认为故国神州“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还天真地以为自己的那一堆书信文件，仍属于私有财产，并受到国际公法和中国法律的保护，理应安然无恙地一直躺在北平的老屋里，书的主人虽流落天之涯、海之角，仍具有处理这批藏品的权利。岂不知江山易主，大地改色，哪里还有私有财产与什么国际公法、人间道义的保护？真可谓书生意气，糊涂得可以了。胡傅两位饱学之士可能至死都不会明白，他们那一堆书信、文件、书籍，在占领者一方看来理应成为任意处置的囊中之物，而这些个人私产除了成为打击自己以及亲朋好友、弟子门生的炮弹外，其他所谓权利与公法在新生的政权之下自是化为乌有，最多给后世史家平添一声叹息而已。这一现实正应了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所言：“我们只允许在胜利与毁灭之间进行选择，而不允许在战争与和平之间选择，胜利的牺牲品是属于胜利的。”〔29〕

胡适出任院长

胡思杜自杀44天后的1957年11月4日，经台湾当局“中央研究院”选举，由蒋介石任命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大陆批胡运动与台湾政治集团的内部倾轧，阴差阳错地使渐入老境的胡适又得到了一次出头的机会。

1958年4月2日，68岁的胡适告别夫人江冬秀离开纽约办理私务，8日乘机独自一人飞抵台北，时已定居台北的胡祖望夫妇、孙子胡复，连同台湾当局要员等500多人到松山机场迎接，场面颇为壮观。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和各种提问，胡适在机场大厅做了简单的回答，特别强调：“我预定在国内期间，先把中央研究院的实际情形了解之后，才能对未来的计划作一个较为具体的打算。这次回国后第一桩事情，先和在台湾的院士们谈谈，举行院士会议，选举院士。我个人虽不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但我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在现代国家中实在占一个极重要的地位，中央研究院是国家最高的学术机构，必须迅速负起推广学术研究的任务。”〔30〕这个话，不是为应付媒体而泛泛的一谈，确是胡适主持“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一直坚守的理念和奋斗的目标。

4月10日上午9时，装扮一新的胡适来到南港史语所考古馆出席“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并发表演说。胡称自己几十年来与“中央研究院”一直保持亲切关系，不仅因为自己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通讯研究员，也因为“中央研究院”是许多老朋友心血的结晶，自己对它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云云。就职典礼结束后，旋即召开研究院第三次院士会议，以壮声势。为显示对学术界的尊重并给胡适装点面子，蒋介石偕“副总统”陈诚、张群等一干大员专程赶到南港，亲自出席院士会议并致辞。蒋介石认为，既然“中央研究院”为学术之最高机构，当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的大任，认为“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标，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则吾人一切努力均将落空，因此希望今后学术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来求其发展”。〔31〕蒋氏在讲到胡适“最令人敬佩者即为其个人之高尚品德”后，话锋一转，再度将学术研究与政治联系起来，谓：

今日大陆上“共匪”以仇恨与暴力，为其一切倒行逆施之出发点，其目的在消灭我国家之传统历史与文化，而其重点则为毁灭我民族固有之伦理与道德，因此胡适先生之思想及其个人之德性，均不容于“共匪”，而必须予以“清算”，即为“共匪”摧毁我国伦常道德之一例……〔32〕

意想不到的是，蒋介石期望“教育界、文化界与学术界人士，一致负起恢复并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与道德之责任”的说辞，令身旁的胡适大为不快。特别是蒋不合时宜地提出“五四运动”与“打倒孔家店”有功有过，对胡适提倡的“五四价值”“自由主义”等说辞，于褒中暗含了讥讽、挖苦，而对胡适与台湾岛上的雷震等辈搞出的《自由中国》杂志，且传言胡在台要组建一个“反对党”等名堂极不赞成。这一说辞搞得参会者如芒在背，惶恐不安，胡适原本笑容可掬的脸阴沉下来。

此前的胡适尽管在美国生活并不舒心，九年后又因各种风云交错重返台湾从国民党手中谋得一个响当当的铁饭碗，但他并不认为这个饭碗是蒋介石所赏赐便要俯首听命，自轻自贱。待蒋介石讲完，梅贻琦向来宾做了一个简短的致辞后，已是闷气积胸、颇为恼怒的胡适在最后答谢词中，毫不客气地对蒋的言辞进行驳斥。据当时在场的“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青年才俊李亦园回忆说：

胡院长就职时蒋老总统特别亲自来了，来了之后还讲话，在他的讲话中不知为什么忽然说到共产党在大陆坐大可以说与五四运动的提倡自由主义不无关系，这样的说话对胡先生来说当然是非常尴尬的，因为五四运动跟他有密切的关系，他是重要的推动者。结果老总统讲完之后，胡先生站起来继续答话，他的答话让大家脸色都凝住了，他一开始就说：“总统你错了”，在当时那么威权的时代，他这样讲使全场的人脸色都变白了，气氛非常紧张，老总统却很有风度地主持完会议，只是在胡院长任内就未再来过南港了。这一件事，胡院长的表现可以说确实为中央研究院在追求学术自由与独立上树立了一个里程碑。〔33〕

关于这一场景，当时也在现场的石璋如的回忆稍有不同，石说：蒋介石那天讲了很久，场面热烈，胡院长一发言就说“总统你错了”，台下立即鼓掌。在座的学者们认为胡适是个有骨气、有担当的人，因为若不是胡适，在蒋介石面前“没有几个人敢说这句话的”。〔34〕

胡适所说的“总统你错了”，主要是指不应把学术研究与政治捆绑在一起，“反共抗俄”的所谓“使命”，也不应由“中央研究院”这样的研究机构来承担。胡适说道：“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复国’的任务，我们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35〕

面对蒋介石指责五四运动提倡自由主义与打倒孔家店的问题，胡适自是耿耿于怀，并予以反驳。胡说：“对于打倒孔家店一事，恐怕总统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蒋介石一听其言，立即怫然变色，站起身便要走，坐在他旁边的一位随行官僚（一说张群，另一说陈诚），悄悄伸手拉住老蒋的衣角示意其坐下，蒋强按怒气勉强坐下，待典礼一结束便迅速离去。〔36〕

遥想当年，胡适在一篇名为《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曾向中国的少年读者宣称：“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史（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37〕这一点，胡适本人确是做到了。对于这一说法，世人有不同评论，如胡在美国的学生、史家唐德刚就说过，胡适不知不觉地被他的老师杜威这个糟老头子牵着鼻子走了一辈子。唐氏之说或可再讨论，但至少胡在蒋介石集团之间大体是做到了。

1959年，作为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学界领袖的胡适，公开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对蒋氏为谋求连任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置党章“国法”于不顾，欲强行“修宪”的做法更是大加声讨。按1948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每届总统任期六年，连任不得超过两次。当年拟定《宪法》的张君劢等人考虑到一个没有限期的总统，等同于王朝世袭，因而特别加以限制。跑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仍以“中华民国正朔”自居，因而当年这部“宪法”仍然发生效力。1954年蒋介石获得连任，到1959年年底已是五年，眼看大限已至，下次选举应该自动退选，但蒋介石与国民党内部一部分拍马溜须者竟置“宪法”于不顾，公然支持蒋介石参选，并欲修改“宪法”。为此，胡适在1960年2月20日公开发表声明，反对蒋介石违背“宪法”三次连任“总统”，并拒绝即将召开的“国大”主席团主席之职。对于胡氏的“犯上”举动，蒋介石大不痛快，其子蒋经国更是异常恼怒，甚至有“收拾”胡的打算，只是忌惮胡适所具有的儒林盟主地位和非凡的国际影响而迟迟不敢动手。

端坐在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椅子上的老胡适，在强烈呼吁并制止蒋介石连任“总统”的同时，并未忘掉作为一个“中研院”院长的职责和使命。1958年4月11日，胡适主持了台湾“中研院”新院士选举，从34位候选人中选出14位新院士，其中包括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等3位来自海外当时在国际科学界风头正健的现代物理学家。6月16日，胡适离台飞美，除了料理几件因匆忙赴台而未顾及的如搬家等私事，另在纽约以“中央研究院”新科院长的名义，带病召开了一次海外院士会议。入会者有萧公权、陈省身、汪敬熙、吴宪、吴大猷、杨振宁、蒋廷黻、吴健雄、李政道、李书华等16人。会上，各位院士发言热烈，献计献策，身体欠佳的胡适受会场气氛感染，热血沸腾，在总结中表示决不辜负众位寄予的殷切期望，回台后要甩开膀子大干一番实事和大事云云。

1959年2月1日，台湾“中央研究院”与“教育部”举行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组织章程》，并宣布成立以胡适为主席、梅贻琦为副主席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规定今后固定每年2月至8月间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并成立负责常务工作的中心组“执行委员会”，设执行秘书长一人。由此，台湾长期发展科学、培植人才的系统工程开始步入正轨。

在一系列改革的同时，胡适决定对“中央研究院”逐渐形成的一些官僚与衙门作风实施改革整顿。当然，这个整顿并不是像许多执政者宣传的那样“大刀阔斧”地吹翻几个头领，或几匹骡马加驴子，而是细流涓滴，从自身和身边的小事做起，一点一滴开始改革。1959年6月2日，胡适看到以“中央研究院”名义发给各院士的公文稿，措辞生硬，衙门风味很重，感到很不舒服，遂对秘书胡颂平说：“这班院士都是我的老朋友，我想在这稿子上添上‘吾兄’两字却无法添入。他们都是学术界的人士，也不惯看这样的公文。这样的公文连一点人情味也没有，而且我们的中央研究院不是机关，尽量避免用公文。”〔38〕指示以后院部文件，尽量改用私函，由胡适自己签名发出。同时又关照胡颂平代他回复的一般信件，提到胡适名字时，一律用“胡适之先生”，不可用“胡院长”，并认为称呼“院长”，带有严重的官僚气味，不能给人以亲切感，于公于私皆无益处。而对于“中央研究院”内部人员的考绩，胡适认为不要动不动就来个全院专家联合评判，应主要依靠各所所长平时注意了解各人的研究能力和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也不必限于“已发表的著作”。研究人员的著作，也不必“转请专家审阅”，而应以各所所长以及具体部门主持人的考语为主。这样既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的真才实学，又尽量使每个人的成果得到客观公允的评价。胡适搞的这些改革动作，得到院内成员特别是年青一代科研人员的普遍欢迎，后来成为“中央研究院”一项优秀规则传之后世。

必须提及的是，胡适的“考据癖”是伴随其终生的，即使有李敖之流公开跳出来泼妇骂街般地叫嚣指斥胡适，谓胡氏是一个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居然“花极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在东方‘学术’的考证上、辨伪上，而美其名曰‘打鬼’、曰‘偷关漏税的思想方法训练’，这是不能教人心服的！他不在推行‘全盘西化’上认真，却在吴稚晖笔下《〈国故〉的臭东西》上认真，认真搞他自己笔下的那种‘开倒车的学术’，宁肯牺牲四五十条的‘漫游的感想’来换取《白话文学史》的上卷，毫不考虑两部著作对世道人心孰轻孰重，这是他的大懵懂！”〔39〕尽管“大懵懂”，但胡适就是痴心不改，正道直行，以一介书生的本色，于繁杂的公务之余，窝在书房对研究了大半辈子的神会和尚继续穷究细研。1960年2月9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演讲他的新作《禅宗史的假历史与真历史》。20日，出席“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3月10日夜，所著《神会和尚语录的第三个敦煌写本：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刘澄集》终于脱稿。正是这部耗费了胡适大量心血的著作，使其在脱稿的当夜即心脏病复发，延至19日，病情加重，不得不入住台大医学院诊治，直至4月5日小痊出院。

1961年1月28日，台北“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举行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时台海危机已趋平缓，台岛内的科技经济在美国的大力援助、扶持下，已摆脱了战后阴影开始复苏，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地位更加稳固。正因这诸多的缘由，胡适在致开幕词时兴致勃勃，充满乐观与信心地说道：“这是一个起点，一个有希望的起点。在这样艰难的情形之下，我们能够有一亿一千万台币用在‘长期发展科学与技术的研究’的开山工作上面，我们至少可以说科学已开始得到‘重视’，开始得到‘资助’了。我们当然不可感到满足，我们至少应该感觉我们的责任之大。我们应该感觉古人说的‘任重而道远’五个字的意义。”又说：“两年的工作，只做了一点探路的工作，开路的工作。从今天起，我们可以平心静气想想这条‘远路’的蓝图了。”这是胡适晚年精神最好，内心充满希望与梦想，体力也呈回光返照状最为充沛的时期。自此之后，便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

这年的2月25日夜，胡适心脏病复发，急送台大医院救治。4月22日，病情好转并出院，迁居台北福州街26号台大招待所疗养，6月25日回到南港“中央研究院”上班。可惜好景不长，7月间又患急性肠炎，大闹水泻。9月3日，胡适在致好友李书华信中带有哀惋之情地说：“我是2月25日夜抬上汽车，抬进台大医院的急救处的。我在医院住了56天，出院后就在台北借房子住了两个月（因为南港附近没有医院）。到七月初又因肠炎，大闹水泻，泻的水分干了，影响心脏，血压低到74，半天上不去。……总之我们都老了，机件都不够完好了。”〔40〕此时的胡适自觉已到了衰老不堪的岁月，说不定哪一天就倏忽登了鬼录，遂写信召在纽约的夫人江冬秀赴台。10月，江冬秀从美国抵达台北，一家人始得团聚，孤苦伶仃三年有半的老胡适精神上算是稍添一些慰藉。

就胡适当时的处境和心境而言，“麻将明星”江冬秀带来的慰藉，如同雪中的一点炭火，与茫茫雪原比起来仍十分微弱，胡适心中的大孤独与大悲凉仍不能融解消除，这种孤独与悲凉除了蒋氏政权施加的政治压力，还有一帮号称文化“斗士”和“新儒家”的人物，或明或暗地不断向胡氏掷出匕首、投枪加冷箭，企图对胡予以毁灭性打击。对于胡的处境和“新儒家”的阴谋，时在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任教的梁实秋曾经提及：“誉之所至，谤亦随之。胡先生到台湾来，不久就出现了《胡适与国运》匿名小册（后来匿名者显露了真姓名），胡先生夷然处之，不予理会。胡先生兴奋的说，大陆上印出了三百万字清算胡适思想，言外之意《胡适与国运》太不成比例了。……胡先生决意来台定居，医生的意见也不能左右他，不欢迎他的人只好写写《胡适与国运》罢了。”〔41〕书生出身的梁氏对胡的处境未免太过于乐观，既然对方剑锋已经出鞘，哪里有弄一点《胡适与国运》就善罢甘休的道理？大规模的反扑与打击很快接踵而至。

这年11月6日，进入衰朽之年的胡适应美国国际开发署之邀，强撑病体出席“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开幕式上做了《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英文演讲，此为胡适生前关于中西文化、科学比较的最后一次重要发言。主旨是颂扬西方的科技文明，批判中国的古老文化，其中说道：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he caste system）到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又有什么精神价值可说？……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42〕又说：“我相信，为了给科学的发展铺路，为了准备接受、欢迎近代的科学和技术的文明，我们东方人也许必须经过某种知识上的变化或革命。这种知识上的革命是有两方面。在消极方面，我们应当丢掉一个深深的生了根的偏见，那就是以为西方的物质的文明虽然无疑的占了先，我们东方人还可以凭我们优越的精神文明自傲。我们也许必须丢掉这种没有理由的自傲，必须学习承认东方文明中所含的精神成分实在太少。在积极的方面，我们应当学习了解，赏识科学和技术绝不是唯物的，乃是高度理想主义的，乃是高度精神的。科学和技术确然代表我们东方文明中不幸不够发达的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真正的精神。”〔43〕

意想不到的是，这篇大约25分钟的演讲由徐元高译成中文在媒体披露后，立即引起港台两地知识分子激烈的论争，并受到早已虎视眈眈、号称东方文明捍卫者如徐复观、叶青等辈的“围剿”。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叫廖维藩的“立法委员”，经过一番密谋，在台湾“立法院”对胡适演讲中的观点提出质询，把胡的演讲与现实政治搅在了一起，引导媒体掀起风浪，而蓄势待发者趁机炮制一连串檄文嗖嗖射出，如同带响的锋镝直赴胡适的命门。在四面合围与阵阵喊杀声中，心力交瘁的胡适心脏病骤发倒地不起，于11月26日凌晨，急送台大医院开始了生命中最后一轮抢救。

刚刚离开阎王爷那安放着油锅与老虎凳的宫殿回到阳界，躺在台大医院病床上长吁一口气的胡适，懵懵懂懂又挨了一记闷棍。原籍湖北浠水，早年曾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秘书，逃台后出任私立台湾东海大学教授的徐复观，在群丑起舞中再度跳将出来，挥舞冰冷的狼牙大棒，声色俱厉地指斥胡适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是一个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44〕

此前，号称“新儒家”“献身于民主的斗士”“敢于向权势挑战的人文自由主义者”的一代文棍徐复观，见一系列匿名小册子不能将胡适击倒在地，让其口吐白沫，眼珠乱翻，与阴曹地府的阎王爷握手言欢，就索性摘下面具，借胡适演讲事件之机，亲自披挂上阵，向胡适射出了锐利的锋镝。在《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一文中，徐复观指斥道：“今天在报上看到胡博士在亚东科教会的演说，他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我应当向中国人，向东方人宣布出来，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我之所以如此说，并不是因为他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而是因为他过了七十之年，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于是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而得点残羹冷汁，来维持早经掉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又说：大概在四年前，他在台中省立农学院向学生讲演，大意是说吃鸦片烟、包小脚，即是中国文化。这次当着许多外地人面前，更变本加厉地说：

科学和技术，并不是唯物的，它们具有很高的理想和精神的价值。它们确实代表着真的理想和灵性。

在东方文明中，灵性不多。在那种忍受着残酷、无人性的规定，如相沿一千多年的妇女缠足的文明中，有什么灵性？（按：以上大概是骂中国的）在那种容忍阶级制度达数千年之久的文明中，有什么灵性？在那种把人生看为痛苦，没有价值，崇拜贫穷和行乞，把疾病归之于神的作为的文明中，有什么灵性？（按：以上大概是指印度教及佛教而言）

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开始承认在那种古老的文明中，很少有灵性，或者没有。那种古老文明是属于一个人类体力衰弱，头脑迟钝，感到自己无力相抗衡的时代。

这种文明（科学，技术）具有高度的理想，和真实的精神……这是对科学与技术的现代文明所作的真诚赞颂。……（以上是根据十一月七日《征信新闻报》）

徐氏在列举了胡适这段演讲词之后，对每句话进行抽丝剥茧式的痛批，并借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古老方法反击道：“胡博士对罗尔纲以概括方式论断历史中的某一阶段的某一特定问题，而装腔作势的责备他所用的方法不科学（见中央研究院所印的《师门五年记》）。但胡博士却能用几句骂街的话，便断定了中印两大民族几千年的文化，这是那里来的飞天蜈蚣式的科学方式呢？在你写的《古代中国哲学史》及《胡适文存》中，谈到中国文化方面的，有一篇与原典对照而能言之成理的文章吗？对于印度的东西，更是一窍不通。胡博士到底从那一门科学得到了这种启示而敢作这种大胆的论断呢？”又说：“只要是做过深入调查、研究的人类学家，便会承认那怕是极原始性的民族，也有很有价值的心灵活动。这是人类学在当前的一大进步，也可以说是一大倾向。胡博士凭着什么调查研究，而能断定在中印两大文化中，只有极少的心灵，乃至根本没有呢？胡博士的母亲，是不曾读过洋书的，在胡博士的了解中，他两老有没有心灵呢？”

对这一由“灵性”而牵涉到的印度文化与佛教问题，徐复观讥讽道：“这里面的道理，不必向胡博士说，因为假使他对西方的文化史稍有常识，便不会说出这种话来。不过有一点，我倒非常佩服他是识时势的俊杰，他只骂由印度出来的宗教，决不骂天主教、基督教。假使印度也有一天强盛起来了呢？胡博士可以点头微笑的说‘我那时已墓有宿草了’。”

最后，徐氏以爷爷教训孙子的口吻棒喝道：“中国印度文化，在万分中，有一分好的没有呢？胡博士几次代表我们政府出席国际学术性的会议，假定有一分好的，胡博士何妨便讲那一分，以顾点国家的体面，并增进西方友人一点知见，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假定连一分好的也没有，则胡博士何必顶着中国的招牌去出席呢？因为你虽然在洋人面前骂自己的文化骂得爽心快意，但洋人依然认为你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骂尽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在外国人心目中，只能看作是一个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同时，这次参加亚东科教会的，只是与印度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客人；七十一岁的老人，何以不懂事到既居于地主的地位，竟无知无识的骂起客人的祖宗来了？……据我的观察，那是有不得已的隐衷的。说穿了，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45〕

徐复观的进攻檄文发表之后，港台为之震动，在倒胡派一片叫好欢呼之际，也引来了拥胡派的迅速反击。1962年1月1日出版的《文星》杂志，发表了李敖的《播种者胡适》，对徐派大加讨伐。徐复观见状，遂纠集郑学稼、胡秋原等对胡适进行又一轮狂轰滥刺，同时又与“以胡适为衣食父母的少数两三人……豢养一两条小疯狗”如李敖等辈，展开了一场所谓的“中西文化论战”，港台《自由报》《自立晚报》《中华杂志》《世界评论》等报刊纷纷加入这场以谩骂为主调的“笔仗”之中。一时间，学坛报界硝烟四起，鸡飞狗跳，四邻为之瞩目。躺在病床上的胡适面对乱棍飞击，精神饱受刺激，但他对徐的讨伐保持了缄默，而对主动讨情示好的李敖也没有迎合。1962年1月5日，胡适的助手胡颂平对徐复观的文章做了摘录，并做了一个短评。胡颂平说：“这种谩骂的口吻，编者就没有让先生知道；因又想起徐复观在1958年4月22日给先生的信，也附录于此，可以对照看看。”徐致胡信的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道席：

此次得瞻风采，不减当年，真国家之福！谨奉上拙文录一册，内《政治与学术之间》，或者稍补民生理论在此方面之间隙。至《儒家在修己与治人上的区别及其意义》一文，乃疏导汉宋之争，并作上文之具体补充，敬乞教正。此外则不值得寓目也。五四运动之伟大历史贡献，将永垂不朽。然四十年之岁月，不仅先生个人之学养，与日俱深；即国人对世界文化之感染，亦未尝无若干进步。

在短评中，胡颂平为胡适做了如下辩护：“先生在学术上所以领导群伦者，不仅为个人在学术上之成就，而尤为知识分子精神上之象征。凡偶得有文化之争，先生不必居于两造者之一方，而实为两造所共同期待之评判者。五四时代之文化斗士，必须化为今日流亡时代之文化保姆。区区之忱。想可蒙先生谅察也。”〔46〕

胡颂平之所以摘录徐致胡的信函，除因对徐氏前后判若两人的面目在心中引起的震撼，自然也有不知今昔何昔、“人为何物”的感慨。

1962年1月10日，胡适病愈出院，暂住福州街疗养。老年胡适的生命已迈入衰朽之坎，即将灯熄香灭，万事皆休。

在夕阳西下、余晖残照的生命尽处，给予胡适心灵慰藉的，已不是国民党政权表面上对其恩誉并隆的礼遇，更不是他追寻了大半辈子一直放心不下的那个“天外来客”神会和尚，而是入住台大医院期间的病友—梅贻琦。世人没有想到，两位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大学校长、教育家，在各自奔波忙碌了几十个年头，足迹踏遍千山万水，历尽九九八十一难之后，于人生的晚年，竟有这样的机缘得以在台湾孤岛的医院里相聚，并有难得的空闲抛弃一切杂务，执手言谈，话古论今，忆往事，思未来，以淡泊、宁静的心境参悟现实人生，并相互抚慰着对方心灵的悲伤与苦痛。如此人生际遇，实在是胡梅二人预想不到的不幸之中的大幸。只是由于梅贻琦不善张扬和沉闷寡言的禀性，在时人和后世研究者眼里，梅氏于奔往“田横之岛”的路途中，离开北平出走南京再至海外，似乎比胡适当年的逃离又多了几分神秘色彩，而其中的内情和谜团一直不为外界所知，直到几十年后才逐渐浮出水面并变得清晰起来，梅氏辽阔的胸襟与恪尽职守的处世风范，也才让更多的国人仰慕追思，永怀缱绻。

注释

• 〔1〕载《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6期。

• 〔2〕郭沫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讲座的开幕词》，转引自李权兴《胡适与唐山》，载“学说连线”网站，2008年11月5日。

• 〔3〕载《光明日报》，1955年1月6日。

• 〔4〕《胡适之先生的几封信》，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1976年5月。

• 〔5〕自20世纪80年代始，学术界开始反思批胡运动并重新评价胡适对中国文化与学术的贡献，如当年批胡的干将蔡尚思说：“解放后批胡适，三年多出了200多篇批判文章，好像北京加各地出了20多本书。有的连他对白话文的贡献也否定。我也写了一篇，顾颉刚也写了一篇，这个是事实，’左’了。”（张德旺《胡适研究访谈录—蔡尚思谈胡适》［1982年4月12日上午于复旦大学蔡宅］，载《胡适研究》，第三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

• 〔6〕要说沈从文所言胡适不敢搞中国文化史似符合事实，因文化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精神的或可翻一些古书旧籍加上西洋的观念来叙述一番，但物质就没有那么容易，特别是远古与上古时代的物质文化，到了胡适时代非依赖地下出土物不可，而胡适对考古和古文字则是地道的外行，因而搞一部像样的文化史确是胡适很难胜任的。至于《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迟迟没有写出来，确有其事并曾遭到一些人的误解，甚至遭到胡适对立面的嘲讽。由北京大学转往南京中央大学任教的黄侃老夫子，在课堂上谈到胡氏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道：“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问其原因，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不已。

尽管有这样的误解与讽刺，但成为“太监”的真正的原因，自是与胡适社会活动太多没有写作时间有关，绝非沈从文说的被冯友兰吓倒。相反，胡适压根就没把冯氏的著作放在眼里，且有恶评。1930年，冯友兰把新创作的《中国哲学史讲义》寄赠胡适请教，胡于3月20日回信说：“承你寄赠《中国哲学史讲义》一八三页，多谢多谢。连日颇忙，不及细读，稍稍翻阅，已可见你功力之勤，我看了很高兴。将来如有所见，当写出奉告，以酬远道寄赠的厚意。”（《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杜春和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很显然，这是胡适所说的面子话，他对冯的著作压根就没有看上，证据可从1950年1月5日胡适日记中找到：“前些时曾见冯友兰的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史》〕，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几年后的1955年1月24日，胡适又在日记中谈到冯友兰：“旧历乙未元旦。……写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美国历史评论》〕要我写此书英译本（by Derk Bodde）［德克·博德译］的书评，我耽误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为此事重看冯书两遍，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故此评颇指出此书的根本弱点，即是他（冯）自己很得意的‘正统派’观点（见自序二）。‘正统派’观点是什么？他自己并未明说，但此书分两篇，上篇必须以孔子开始，力主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力主孔子‘以能继文王周公之业为职志’，‘上继往圣，下开来学’。下篇必须叫做‘经学时代’，也是此意。（但更不通！）陈寅恪（审查报告二）说的比他清楚：’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此即所谓‘正统派’观点也。”（《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曹伯言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这个日记当是胡的内心真实写照，如果对冯著有所敬仰，想来是不会在私下作如是说的。

• 〔7〕《访问沈从文同志记录》，转引自陈村《沈从文在1960年的谈话：胡适实际上很浅薄》。陈村注：下文来源于《“鲁迅传”创作组访谈记录》。鲁迅传创作组整理。制作者：上海市电影局，天马电影制片厂。1960.6。原书为手工刻钢板蜡纸的油印本。目录4页。正文201页。日期1960.4.24。原文标点极不清晰。原文错讹如“见介，冯有兰，毛文水，邦闲，回文系，全只，张竹霖，一顶桥”等亦照录。陈村。2004.6.26。（南按：为方便读者阅读，在引用本文时已将部分错误改正，有的虽知原文有误，但鉴于这是一篇发言记录，本不置一驳，因而对像罗家伦掌燕京大学等不实之语未加改动—事实上罗氏未掌过燕大。另外，判断不准或原文不清的保留原样未动。）

• 〔8〕后来沈从文不承认他与张兆和的婚事曾借助于胡适的力量，针对外界传闻，沈说：“有人说我和内人结合是胡适作的媒，没这事。当时我对兆和有好感。她那时是校花，学习好，长得好，运动也特别好，跑得快、跳得高。我也没说什么，就是写信，一天一封，她不回信。有一天她找了胡适，胡适说：沈从文我了解，他是个君子，是个好人。胡适说：大学师生恋爱结合的事，在西方很平常。沈从文给你写信，是诚心实意的，他是个诚实的人，至于你接受不接受，那是你的自由，你适当时候回答就是了。所以说，胡适不是我的媒人，说他多少帮了一点也可以。”（张德旺《胡适研究访谈录—沈从文谈胡适》［1982年4月7日下午，与陈铁健在沈宅］，载《胡适研究》，第三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

• 〔9〕《胡适手稿》，第九集，下册，卷三，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1970年印行。由该文所说“去年（1954）”中国大陆决定展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第523页）推断，此文写作时间应为1955年。

• 〔10〕阿忆《水木清华九十年》之八（电视专题片解说词），凤凰卫视2001年播出。

• 〔11〕〔24〕《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曹伯言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 〔12〕〔19〕《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曹伯言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在《大公报》发表的三文中，蔡尚思的文章通篇大话加空话，确有一点神经病人在说话演唱的味道，蔡后来称自己这篇文章确实是“左”了。顾颉刚反对胡的两点，原文如下：“一九二六年以后，我做什么，他就反对什么。例如《周易》的《系辞传》里有‘观象制器’之说，说古代各种工具的创造都是圣人们看了六十四卦象而做出来的。有如涣卦上巽下坎，巽为木，坎为水，圣人看了这卦中木在水上，就造出船来了。我认为这种唯心的观点太不对了，船当然是看了木头入水不沉而想出来的，和涣卦有什么关系。这种思想和汉朝的京房一派很相同，说不定是他们的玩意儿。胡适见了这篇文章，就写信来反对我，说观象制器是易学里的重要学说，不该推翻。我为了《老子》书里说‘绝仁弃义’明是反对儒家的提倡仁义，说‘不尚贤’明是反对墨家的弊病已经给人看破的时候。胡适看了又来反对我，维持老子为孔子师的传统说法。我本是跟着他走的，想不到结果他竟变成反对我。固然我所说的未必对，可是他自身却‘宁可信而过，不可疑而过’了，这一个根本态度的转变真使我伸出了舌头缩不进去。钱玄同先生曾在一九三六年对我说：‘真想不到，适之的思想会如此的退步！’”

沈尹默批胡文章的标题是《胡适这个人》。开头说：“胡适这个人，我在北京大学和他共事一二年后，就把他的性格看得很明白了。他是个两面人：一方面自高自大，唯我独尊；一方面却很能够低声下气，趋炎附势的。所以我从头起就没有像社会上一般人士那样的重视他。”接下来，沈氏列举胡氏为人的卑劣之处：“胡适到北大时，正是北大大事改革的时期，首先成立了教授评议会，继之便组织教务处，教务长一职，蔡先生本来属意于胡适，但那时理科有很多教授很不赞成，有人扬言：万一胡适当选，我要闹一闹。我听见了，就向蔡先生商量，我说：他年青，学校方面应该爱护他，让他能够专心一志去好好地研究学问，事务上的琐屑工作，可以暂且不要去烦劳他才好。蔡先生同意了我的意见，结果马寅初当选了教务长。但胡适因此对于我大不快意，他向我说：尹默！我向来对于举办任何事情都是欢喜做第一任的主持人，这次不让我当第一任北大教务长，我是很不高兴的。……一言以蔽之，他是个头等喜欢出风头的人物。所以他到了北京，被研究系一勾引，便鬼混到一起去了，什么学问也好，政治也好，在他都不过是借来作为出风头的工具而已。刚才听到颉刚说他的考证方法是从胡博士那里得来的，起初胡博士对颉刚疑古精神还嫌不够，但后来又反对他的疑古作品，他弄得莫名其妙。其实这种心理是很容易了解的，胡适的专长，被人一学会，他就不足为奇了，便要打击别人一下，才能显出他别具神通，还是一种出风头的技能。再就这一点深入研究一下，这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客们的伎俩，完全一样。……还可以说一两件发笑的事，如果不是我亲自看见听见的，绝不会相信。一件是陈仲恕对我讲的，他说他震于胡适大名，有一次胡博士在北大大礼堂公开讲演，他也去听讲，听了好一阵，觉得有点耳熟，仔细想一下，记得是在颜习斋书里看见过，回去一查，果然不差，后来知道胡博士过于忙碌，讲演期到了，讲稿还没有准备好，就到琉璃厂书店去顺便买了一本颜习斋的著作，在洋车上，翻了一翻，便把这一场公开讲演对付过去了。另外一件，是我因事到他家里去，他那时同张慰慈住在一起，他们书房里有一张大的少有的书桌，桌子中间，一本一本的翻开来覆着的书堆得像一座小坟山一样，乍一看不免使我有点惊讶，慢慢地想了一想，才明白了，这是胡博士著书的成绩，他实在没有时间细细读书，只好临时翻检，用剪报的方法去采取他所要的材料。我所以常说胡博士是翻书著书。”正是这诸多颇为“神奇”的例证，才激怒了胡适并谓沈“是一个小人”和“下流的扯谎”。

就沈尹默本人的性格以及在北大的为人为学看，令人诟病的地方亦是多多。1922年胡适从丁文江、秦景阳等人口中了解到的北大十年史，几乎就是一部沈尹默弄权史，连胡适本人也不免为其利用，此案例在胡适的日记中有明确记载，沈、马等人引进旁系，“往往有利用（如吴虞）或借重（如王国维）之心”。（《胡适的日记》，第392～393页，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查看这些日记，或许能从另一个侧面透视两派争斗的一些真相。

• 〔13〕1980年之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开始发生大的变化，海峡两岸开始来往，罗尔纲从台湾友人处知道胡适曾于1958年底出版《师门五年记》的事。当时的感慨如何，不得而知，只知他又开始提笔追忆当年跟随胡适生活、治学的“辱教”之事。1995年，北京三联书店将罗尔纲新写的追忆文章与原书合并，以《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为名结集出版。其后，罗尔纲继续写胡适琐记，惜书稿未能完成，于1997年5月25日去世。1998年，三联书店将罗氏未完稿加以收集整理，出版了《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在这个版本中，罗尔纲增补了这样一篇文章，标题是《1961年何勇仁说他读了我攻击胡适的〈坦白状〉》，文章说：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1961年8月16日夜谱记胡适给何勇仁信事说：夜里，有给何勇仁的信。

义夫先生：

上月廿三日蒙先生远来看我，得畅谈半个上午，至今感谢。

那天因是星期日，有不速之客来打扰，想能得先生的谅解。

那天我们谈及贵县姓罗的学生，大概就是罗尔纲。先生读了他的《坦白状》，想必也是这样猜想吧？

《胡适思想批判》第二辑，请先生便中饬人送到台北和平东路一段一一五号“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师大对面），至感。

我大概月底出国二十天，不及面辞了。敬祝

先生安好。

弟胡适敬上五十·八·十六夜

“尔纲按：我于1961年并没有写什么《坦白状》来批判胡适。我们以前知道当胡适于1961年11月心脏病复发入医院，围剿立刻起来了，一直到1962年2月24日逝世时还没有停止。现在读了这封信，知道当1961年就已经有人假造我写的什么《坦白状》来气胡适哩！”

岳南按：罗尔纲直到去世，在他所写的“琐记”文章中，没有一篇提到《两个人生》，更没有提及他写此文的心理反应，只是以自嘲的方式把胡思杜拎出来作为批胡样板为自己解脱。

而在如上这篇短文中，更是替自己撇清，其意似是故意给世人制造一种错觉：罗尔纲未曾讲过批胡的话，也未写过批胡文章，一切都是别有用心的人为气胡适而捏造的。但事实是，罗氏的批胡文章白纸黑字已成为抹不掉的历史的一分子，胡适向何勇仁提到“《胡适思想批判》第二辑，请先生便中饬人送到台北和平东路一段一一五号‘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这个“第二辑”就包括罗尔纲的雄文《两个人生》，此点，想来罗尔纲是知道的。令人费解的是，罗氏直到去世也未写过一篇为此感到羞愧和歉意的文章，确实令活着的人如作者发出一种白云苍狗，“人为何物”的感慨。

• 〔14〕《欧阳哲生讲胡适》，第19页，欧阳哲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 〔15〕《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口述，唐德刚整理、翻译，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 〔16〕鲁迅《华盖集·导师》，载《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 〔17〕《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 〔18〕曹聚仁在20世纪50年代曾数次以记者的公开身份回大陆，并写了一系列文章。1957年，曹在《谈右派》一文中说：“记者离开北京那天，反右派运动正在开头，一位朋友以沉重口吻问我：’你看，将来的演变，该是怎样？’我说我也说不出来。”又说：“记者忽然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话来：他觉得一般知识分子虽说经过了社会革命的大关，但意识形态上还是和新的社会生活不相融洽，所谓‘过不惯’。依孔夫子的说法，即是‘或勉强而行之’；他们在下意识中，依然恋恋于旧社会的生活。这一回，毛主席的演讲，就像经过了心理家使用了催眠术，把他们下意识中的境界显露出来了。凡是下意识中对于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不相融洽，过不惯的，那就是右派的灵魂。我们自己反省一下，在下意识中，还潜伏着一种不安的情绪吗？或者，记者不妨再补充说几句：过去八年中，经过了若干回大运动，许多民主人士，都是保护着过关的，这回却要自己来过关了。”（《北行小语—一个新闻记者眼中的新中国》，曹聚仁著，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以下引文同）

1958年2月13日，曹聚仁在北京写了一篇叫作《右派分子的终局》的文章，内称：“记者昨天（十二日）下午到了北京，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知道右派分子的终局。人代会罢免了右派分子几位巨头，如罗隆基、章伯钧、章乃器、黄绍雄这些人的部长职位，该是最大的新闻，也是一般读者所关心的大事。但他们这些人的究竟如何呢？记者先前曾再三报道政府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置，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非常温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当国务会议罢免他们的前夕，周总理曾邀请罗、章、章三氏谈话，把政府将罢免他们职位的决定告诉他们，他们同意这样的决定。不过他们三人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章伯钧完全服从政府的判处，罗隆基服了一半，章乃器依然不承认他是反党、反政府、反人民的。”又说：“上月底毛主席召集最高国务会议，先后两次，乃集思广益之意。第一次，毛氏发言达二小时之久，邀请费孝通氏参加。席上，毛氏宣称将召集右派分子会议（可能有一千人与会）。一方面，对右派分子表示感谢，因为右派分子，帮助政府提高了警觉，一方面也愿意帮助右派分子求进步云。席上费氏起立发言，自谓：第一感想，当然是酸甜苦辣，五味俱来；第二感想，还是十分兴奋，因为毛主席鼓励他的进步云云。记者的报道，或许可以替一般读者解消一些疑问了吧，反右运动，便是这么结束了。”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曹氏又加补一文《再记右派分子的结局》，说：这些右派分子“并无‘造反’的野心，章、罗诸氏，最多也不过想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或‘副总理’，辅君行其道。（章乃器氏说他烧了灰，也没有反党、反政府、反社会主义的痕迹，此语也有一部分是真实的。）至于艾青、丁玲、冯雪峰诸人的意思，也不过是想取文联主席地位而代之，或者高居文化部的领导地位，满足了‘大丈夫当如是也’的野心而已。说明白一点，乃是士大夫个人主义的野心。另一方面看，正是反社会主义的，因而是反党、反政府的。在解放初期，若干中共领导文化工作的人士，实在因为这个局面太大了，太繁重了，忙不过来，于是大学教授以及教育文化界的实际工作，都落在民盟、九三学社的民主人士肩上。民盟、九三学社的领导人士，忽然自负以天下之重，觉得今后乾坤重担都在他们身上，于是以影子内阁的领袖自居，也是势所必然。而他们都在私生活上欠检点，予人以口实，便垮下来了。……戏曲界知名之士吴祖光氏，他也曾有取剧协领导地位而代之的野心，他也在私人生活上翻了筋斗。他搜藏了很丰富的淫书淫画，已见之于公开文件。他欣然就道，到东北黑龙江地区参加农场的劳动生活。海外论客，或许对于农场的劳动生活，看作是地狱生活；事实上，记者亲身所见，那的确是使身心愉快的修养。佛家所谓‘苦修行’，庶几近之”。又说：“至于全国各大学学生，不知稼穑之艰难，不知天之高地之厚，信口胡言，乱说一阵的颇有其人。北京有个有名的大学，列为右派分子的学生，至少五六百人，多至千余人，那是不足为异的……中共的政治措施，很多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但他们毕竟做了，行通了，我们又该刮目相看了。”

再后来，曹氏又以《海外人士注意的右派分子》为题发表一文，谓：这些右派分子“一部分是劳动教养。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文艺界朋友，在北大荒国家农场锻炼自己。说起北大荒，一些海外论客就跳起来了，且慢，记者是心甘情愿想到北大荒去的，那儿即算不是天堂，也可说接近天堂了”。

对于曹聚仁自称与鲁迅的交谊以及在撰写《鲁迅评传》中的妄言自不必再论，仅此论述知识分子劳改的北大荒为人间“天堂”，便可知胡适称其为一个“妄人”，已是十分地高抬他了。胡氏尝谓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无德、无才、无行等“三无”人员，在曹氏身上又一次得到了彻底的体现。曾与曹聚仁合办创恳出版社和《热风》半月刊的老友徐訏说曹“住在自由之地，却引诱别人跳火坑，真是老鸨的作为”。噫！

• 〔20〕《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 〔21〕《胡适年谱》，耿云志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 〔22〕〔23〕〔25〕《沈卫威讲胡适》，沈卫威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

• 〔26〕《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十册，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出版。

• 〔27〕《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吴晗和胡适的来往信件》，载《人民日报》，1966年6月3日。

• 〔28〕邓广铭《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载《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 〔29〕《西方的没落》（缩译本），［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

另，关于胡适藏书的数量、类别、保存情况与分割经过大体如下：

抗战前，胡适的藏书没有登记、编目，也没有钤记，大多数都在书架上，置满了约40个大书架，其中不少是线装书、外文书和平装书，多是胡适在北平购置的，其中有一部分是珍贵的善本书。另外，有着“考据癖”的胡适特别注意资料的收集与珍藏，其日记、书信、档案、照片等也具有相当规模，都放置在书橱中。1937年，日寇进逼甚烈，胡适认为北平危险难保，遂决定在城陷之前将藏书（包括文件、书信、日记等）打包装箱，运往天津，保存在浙江兴业银行仓库。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在关注中国战事的同时，一直担心他的藏书毁于战火，幸而藏书没有遇难，并于抗战胜利后完好无损地迁入北平东厂胡同一号胡适的新家。

据邓广铭回忆说，胡适的藏书、信件等一直存放于后院五大间书库之内。1948年底，胡适南飞之后，北京大学派遣图书馆管理人员郭松年等到胡家，与胡思杜一起把胡适书库中所藏的一切手稿、文件、书籍全部装箱，共装了102箱（木箱乃抗战前运往天津时的旧箱），全部运往松公府北大图书馆存放。整个过程，邓广铭是亲眼目睹的，书库清理之干净，“连一张纸都没有留下”，甚至把邓广铭放在胡家的书也一并装箱运走了。后来，胡思杜写信向在美国的胡适说明了藏书与信件、档案等装箱和保存的情况，胡适才于1957年6月4日的遗嘱中，明确表示把这“一百零二箱内全部我的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该大学”。当然，这个时候胡适并不知道中国大陆发生的一系列变故与他的藏书被分割的事实与内幕。

当1954年“批判胡适运动”展开时，为准备批胡资料，中共中央宣传部从沙滩松公府北大图书馆取走了大部分胡适的书信、文件和日记。很快，中宣部资料室以黎澍为代表的秀才们，根据这些“大内珍品”，编选了《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胡适日记选》《胡适书信选》等小册子，以“胡适思想讨论会工作委员会秘书处”的名义编印出版，内部发行，供全国各地批判应用。这是当局射向胡适最早、最有力的集束炮弹。

当此之时，北大红楼已成为中宣部的办公处，中宣部图书馆就在松公府北大图书馆书库的楼上，搬运胡适书籍与书信等极其方便，而中宣部搬走后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字据。何以如此？据邓广铭猜测：“这很可能是因当时北大图书馆的负责人认为继续保存胡适的这些东西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必须甩掉而后快，所以当中宣部提取时，也不要求办任何手续。”（《往事堪回首》，马嘶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出版）

到了1958年，中宣部资料室撤销，负责人黎澍调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黎氏深知手中掌握的这批胡适书信资料的爆炸力和杀伤力的巨大，遂顺手牵羊，把这批珍贵的资料一同带往近代史研究所，成了近史所的镇库之宝。

眼看近史所弄走了一批胡适家藏的“宝贝”，其他的学术机构纷纷提出要分一杯羹。于是，1962年下半年，由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召集会议，决定对胡适的藏书和书信、文件等进行切割分配。其中的105种善本古籍交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收藏；尚存的1924件胡适书信和文件等交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剩余的书籍继续由北京大学图书馆保存。自此，胡适留在北大的图书就“身首三处”了。

胡适直到死，对大陆上发生的这一切都不知晓（当然不包括最后一次分割），而大陆民众同样不知胡适曾留下遗嘱并提到了他留在北平的藏书。直到1987年，北大图书馆的沈乃文偶然在台湾《传记文学》上看到有关胡适遗嘱的消息，才得知胡已把他的藏书、文件交付于北大之事。1993年，新上任的北大图书馆馆长林被甸，开始遵照胡适遗嘱向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索要被分割的图书、书信等。结果几年下来，直到1999年林氏离开北大图书馆，此事仍是梦中之影。其中，还生出另一个枝节，据社科院近史所对林被甸的答复，近史所馆藏的胡适个人资料，“并非来自北大，亦非由文化部分配”，而是当年该所奉上级命令进驻东厂胡同一号院，也就是胡适的居所时，在胡氏的办公室发现了他未及整理搬运的大批书信、文件，这些东西由近史所整理并保存，应算近史所固有。此外，近史所的收藏中，有一批文件来自王重民的捐赠和向历史博物馆征集得来，只有很小一部分来自北大图书馆。

针对胡适的遗嘱，社科院近史所认为：这一遗嘱的法律效力值得怀疑，遗嘱如何解释也需进一步商讨。总的来说，北大图书馆无真凭实据和理由索要这批东西。事情就此不了了之。

• 〔30〕胡明《晚年的胡适与台湾中研院》，载《胡适研究》，第二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 〔31〕〔32〕〔35〕台北《联合报》，1958年4月11日。

• 〔33〕李亦园《本院耆老话当年》，转引自《何妨是书生—一个现代学术社群的故事》，潘光哲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 〔34〕《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记录：任育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 〔36〕吕实强《如歌的行板—回顾平生八十年》，转引自《何妨是书生—一个现代学术社群的故事》，潘光哲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 〔37〕此文作于胡适自注“十九，十一，二十七晨二时，将离开江南的前一日”。初版收入亚东图书馆1930年12月初版《胡适文选》。

• 〔38〕〔40〕〔46〕《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 〔39〕李敖《从李济的悲剧看中央研究院的几个黑暗面》，引自《教育与脸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出版。

• 〔41〕《胡适先生二三事》，载《梁实秋散文》，第三集，梁实秋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出版。

• 〔42〕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2期，1961年12月。

• 〔43〕《胡适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 〔44〕〔45〕徐复观《中国人的耻辱 东方人的耻辱》，载香港《民主评论》，第12卷第24期。1961年12月。

第五章　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

告别清华园

1948年冬天，梅贻琦顶着解放军围城的炮火毅然乘机南下，先抵南京，然后转上海赴香港，再由法国到美国，直至“归骨于田横之岛”。

梅氏当年怀揣怎样的心境，如何忍心撇下凝聚着他光荣与梦想的清华园，像一位孤独的骑士一去不回头？此点，梅本人没有留下任何回忆文字，亲朋、弟子的回忆则大多支离破碎，且说法各异，只有详加考证，才能剥茧抽丝，弄清事情真面目。据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土木工程系的袁随善回忆，大概是在1955年，梅贻琦和夫人韩咏华路过香港，主动跟他说起当时离开北平的情形，梅说：“1948年底国民党给我一个极短的通知，什么都来不及就被架上飞机，飞到南京。当时我舍不得也不想离开清华，我想就是共产党来，对我也不会有什么，不料这一晃就是几年，心中总是念念不忘清华。”〔1〕

袁氏这一说法显然过于荒诞离奇，近似妄言，实不足信。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常言道，龙行有影，虎行有风。梅贻琦的出走及其出走动机再神秘复杂，总有线索和踪影可觅，因为他毕竟生活在一个社会群体中，况且还是一座知名学府的一校之长和一位大教育家，其思想、言行至少在清华同事和亲近友好中留下吉光片羽。且看下列人员的回忆——

梁思成、林徽因之子梁从诫：1947年冬，母亲住院做肾切除大手术，正在美国讲学并参与联合国大厦设计工作的父亲，特地赶回来照顾她。圣诞之夜，我和姐姐忽然接到清华梅贻琦校长的邀请，要我们姐弟到他们家过节。但是去后发现只有我们两个小“客人”，梅校长也不说话，我们显得十分拘束。不久，就听说梅校长从城内东单临时机场飞离了北京。他当时请我们姐弟，也许是有意借此向我们的父母表示告别吧？〔2〕

抗战胜利复校后的清华教务长吴泽霖：他临走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哪一天，我忘记了，在门口他乘车出去，我刚走进来，他车停下来，我先问他，怎么样？听说你是不是要走？他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法子保护起来。最后两句话是他思想的一闪念，很紧张。以后到上海后，他给我通过一次信，以后再也没有联系了。〔3〕

梅贻琦好友、物理学家李书华：民国卅七年十二月半北平突被共军围攻，西苑与南苑机场均不能用。北平城内动工建筑一个临时机场，利用东交民巷东面围墙外的操场与东长安街东部一带地方，作成南北方向跑道一条。十二月廿日晚间政府派第一架飞机到北平接人，降落于该临时机场上。廿一日清晨我与月涵及袁守和（同礼）先生和袁夫人等数人，携少许随身行李登机飞往南京。这是差不多十四年以前的事。〔4〕

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北京解放前夕，我的大女婿在国外，我怕大女儿祖彬与丈夫长期分离，就跟梅先生商量，决定由我送祖彬出去。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廿八日，我带祖彬及她的两个小孩搭亲戚（南按：卫立煌将军）飞机离开北京，飞往广州，之后不久又转到香港，借住在祖彬爱人的兄嫂家里。

这时候梅先生还在北京，他为学校事务城里城外地奔波着。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他进城办事，赶上北京城被围，阻于城内，从此再没有回到清华。南京国民党政府连续来飞机接人，他搭乘最后一班飞机走了。以后，梅先生从南京取道上海到香港，在香港遇到一个法国朋友，约他到日内瓦参加联合国的会议。这样，梅先生就离开中国大陆了。〔5〕

另，我在广州报纸上看到谁谁走啦，就是梅校长还是从里从外照顾学生。以后，听说进城以后，出门证作废了，他住在北京饭店，那时南苑的飞机场炸毁了，在东单修跑道，有飞机去南京，他赶上尚在北京，梅贻琦和华罗庚就坐那个飞机到南京去了。到南京后又到上海，当时李宗仁在南京。我们就在香港相遇，我从广州到香港，他从南京、上海到香港。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把祖芬带来，他说他念书呢，是个学生，不要紧，我是不能回清华啦，能出城还是要出城。〔6〕

时任清华中文系代理主任浦江清日记：［1948年12月14日］据说昨晚林彪部队由沙河、清河冲来，因国民党军炮火猛烈而退却。转向西边，向台湾新练的国民党军进击，所以清华园附近又平静了。下午，有消息云校方预备一辆卡车，同人女眷想进城的可以搭车，限于女眷。四点前，内校门外挤着许多人，慌乱得很。梅校长在城内，今天上午十一时许小汽车返校，带来款项，下午三时发薪。这次我的薪水近金圆券千元。……晚上没有电灯，早睡。听见炮声，在南方。气象台的大炮已经撤掉了（南按：国民党军在清华安装），据说是梅校长在城里交涉的，先是撤在圆明园内，后来撤往城内了。

［12月16日］城内交通断绝。邮箱电话都不通。据悉，胡适夫妇已飞京。寅恪先生亦已成行，惟其眷属仍留平。梅公似尚未成行，黑板报云政府要梅公飞京。至于校中空气，多数同学本来是左倾的，他们渴望被解放，少数也变为无所谓。教授同人极右派本来想走的，现在也走不成了，多数成为无所谓。……共军既把平津路也切断，中央军已无退路，困守北平城。……共军所用长城银行的纸币出现了。

［12月24日］上午十时开教授会。通过议案二：一、挽留梅校长，请继续为本校服务；……晚间至冯芝生宅，参加起草挽留梅校长函，觉措辞颇困难。梅先生于十三日因公进城，十四日午时返校，下午又进城，以后交通阻断留居城中，迄未出城。无线电消息，孙科新阁名单中，梅氏长教育部。学生会一致挽留，谓南京政府将倒，不应使名流“殉葬”云。教授会亦一致挽留。我们起草虽斟酌措辞，然据冯公所得消息，梅先生已于本星期二飞京，挽留已为形式上之事矣。谅梅公亦有难处。

［12月30日］昨日为梅校长六十诞辰，原定进献油画像一帧，并有祝寿词（冯公所作）并油画像题词（张子高先生所撰），装成册子，同人皆签名于后。梅先生已行，颇可惋惜。册子仍传观，余亦补签名于后。〔7〕

梅贻琦秘书沈刚如：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解放战争临近北平近郊，清华园可闻激烈枪声。十三日星期一，枪炮声更密更近，学校决定自下午起停课。连日来校长皆于下午进城与城内各大学校长商讨应变措施。十四日下午，校长以电话把我召至其家，交给我一包股票和契纸（这是与清华合办数学研究所的卢木斋后人交来用作基金的），让我整理好抄一清单。另外，叫我把一枚金元和一根金条交给出纳组妥为收存。交代清楚后，校长便乘车只身进城。当晚黄庄一带即告解放，校长欲归不能，从此梅校长便离开了我们。〔8〕

梅贻琦清华同事叶企孙：1948年解放前夕，梅贻琦和我讲，在福建建立一个清华基地，北京解放很快，没办成此事。清华的基金问题，在解放前夕我叫梅贻琦自己留一本资金账，我又想在解［放］北京时一同同他到南京。〔9〕

梅贻琦清华同事陈岱孙：1948年底，我记得我还在上课，就听见霹雳啪啦打起来了，课也上不了啦，下课吧！下课之后，下午就找梅校长去了，他正要动身进城，他告诉我，他说：“我现在赶快进城，要弄一些钱来，因为学校没钱了，弄点钱来，让全体师生员工渡过这一段时间。我拿了钱，马上就回来。”但是他那天晚上没有回来，后来就听说他到南京去了。后来叶企孙告诉我，梅校长进城去了，拿了钱了，坐汽车出来到西直门，西直门关了。那时候，西直门每天晚上都关门，10点钟左右关门，不过有一个出门证，清华也有一个三联单出门证。有出门证，可以开这个西直门出来，随便什么时候办理都可以。但是那一天，出门证失效了，不许出来，就回到城里去了。住到胡适家里，过了一、二天，胡氏说，你不必回去了，跟我一起走吧！于是就跟胡适一起走了。〔10〕

梅贻琦秘书赵赓：12月10日，清华作出决定将于十三日停课。翌日，梅召校长室秘书沈刚如至住所，面交一包股票及契纸，乃天津卢木斋后人出资与清华合办数学研究所之基金；又交出自己所保管之金元一枚、金条一根。下午入城开会。晚间在市内接电话，得悉解放军已占领北平西郊各地西山通西直门之大路亦遭封闭。15日，大批解放军正式宣告围城，梅不能返校，以电话通知，请校务会议代理校务，冯友兰先生为主席，暂主持校内事务，设法维护校产及师生安全。于是“先生从此与任教十三年，长校十七载之清华隔绝，多年魂梦徒萦，终身未得再返。”〔11〕

梅贻琦助手蔡麟笔：卅七年冬北平情况紧急，教育部派专机接梅先生南来，当时正值孙哲生组阁，再三邀请梅先生入阁，梅先生……心殊不安，曾对新闻记者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待。”所以始终婉谢，卒不就职。〔12〕

从以上相关人员的回忆可以看到一个轮廓，这便是：梅出走北平之前有过较长时间的思想活动和准备，最后下定决心离平赴京。至于梁从诫所说梅氏向梁思成、林徽因告别的良苦用心，或许当是事实，只是梁氏所说此事发生在1947年似乎不确。查《林徽因年谱》，知林于这年夏天病情恶化，须做肾切除手术，梁思成改变旅美计划提前回国。10月初，林徽因入北平西四牌楼中央医院，准备手术治疗。12月24日，林徽因在白塔寺医院进行手术。术前，林担心手术失败，特别致信美国好友费慰梅：“再见，亲爱的慰梅！要是你能突然闯进我的房间，带来一盆花和一大串废话和笑声该有多好。”〔13〕结果，手术很成功，林徽因出院后回到清华园一边养病一边工作，直到1955年去世。这个事实说明，林住院动手术离解放军围城还有差不多整整一年时间，梅不可能这么早就做弃清华园而去的准备，唯一的可能是，梁从诫所言确有其事，但时间有误；或时间和事实俱有误，因为若把时间放在1948年，与林住院做手术之事又不相符，此事只有梁从诫本人出面，才有可能重新弄一个合理的说法出来。

其他人的回忆，除了梅氏临走时所说的某某如何如何的话不可考实，或者说没有旁证加以坐实，离清华园和北平的时间、地点、事情进展脉络基本不差，只有一度做过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的陈岱孙，在1980年10月清华召开的纪念梅贻琦会议上，谓梅在城里住胡适家中并与胡一道飞南京的说法，曾引起出席同一次会议的原清华党委办公室主任何介人当场质疑。何说：“据台湾出版的一份材料说，梅先生进城后，没有住胡适家。有人告诉梅先生南苑机场有一架接胡适的飞机，你是不是一齐走。据说梅先生说，不是接我的我不走。后来是乘另一架国民党接教授的飞机走的。”〔14〕何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只是用不着根据台湾的材料加以佐证，从梅氏出行时接触人员的叙述和当时《申报》等媒体报道即可见出事情真相。这个真相，梅贻琦一位年轻的清华好友张起钧说得更加清楚。张说：“三十七年冬，共军围北平城，我侥幸得与梅贻琦先生同乘政府接运教授的飞机离北平，在这一段变乱危难的当中，我看到了梅先生崇高伟大的人格，垂为典训的风范。真所谓是：‘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按张起钧的说法，梅贻琦离平的大体经过是：12月19日得知东单操场的临时飞机场修好，政府飞机来接运教授。当天晚上梅贻琦和北平师范大学袁敦礼校长等学界领袖以及少数第一批接运的教授，齐聚在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先生的办公室内，商讨第二天南飞事宜。鉴于胡适飞走时的混乱情形，大家主张有秩序地组织起来，由梅氏为主导，跑腿打杂的事则由年龄最小的张起钧担任。同时规定裁一部分邮简由梅、袁签字，郑天挺和张起钧盖章，算作临时飞机票，凭票登机。张说：“这批起飞的除了梅先生和本人外，计有李书华、张颐、杨武之（杨振宁的父亲）、敦福堂、赵梅伯……等先生（当时本还有胡先、钱思亮两先生，第二天临时因故未来，又改补旁人，梁实秋夫人便是临时补进这批飞出的）。计划好后，二十日清晨大家齐集北京饭店候机，由于南京有雾不能起飞，大家又在北京饭店住了一夜，二十一日中午起飞，傍晚到达南京。”

关于何介人在会上质疑陈岱孙说法过程中，提到梅贻琦曾说过南京派来飞机“不是接我的我不走”之事，张起钧似乎较为清楚并有过这样的叙述：

最使我感动的是他那临难不苟的精神。在梅先生离平的前几天，我偶然去看胡适之先生，恰好知道胡先生即将搭乘政府来接的专机离北平。于是告辞回家，默祝胡先生的顺利成行。傍晚获知：由于共军的炮火控制了南苑飞机场，胡先生一行并未能成行［后来傅作义下令军队冲了一阵，护住了机场，胡先生才与张佛泉先生等在十五日起飞。（南按：张当日未能起飞，过了几天坐民航机出来的）］。这是十二月十四日的事，那时清华的敦福堂教授逃进城来，住在我家，便忽然想起梅先生也正在城里候机离平，何不通一消息（因为当时北平的局势已极混乱，大家不能保持正常联系），使梅先生与胡先生一起飞出围城？于是敦先生便马上打电话给梅先生。凡是那时身在围城中的人，当可知道大家是如何焦急的渴望离开这围城。尤其长春围城的惨状，大家谈虎色变。假如北平的战事继续下去，则其情形将不堪设想。何况还有政治立场的问题？因此在敦先生预料：梅先生闻讯后一定大喜若狂，立即行动，那知梅先生在听到此事、并弄清这架飞机并不是接他之后，他竟无动于衷，一如平日缓和低沉的声调，说是他不预备去。虽经敦先生一再告以时局的危急，错过这架飞机，可能不会有机会，但他始终若无其事的谢绝了这建议。后来政府接梅先生和各位教授的飞机来了，他才把一切事安排妥贴后，从容不迫的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走上飞机。

最后，张起钧说道：在这一幕前因后果中，我亲临其境，深深地受到了感动，而深深地体会到梅先生的高风亮节。但可惜我不能把我这意之所会，传之于言。这并非纯由我的笔笨，而是当时还有许多相关的事件与情势，只有在这些事件和情势的陪衬中，才能了解其意义。若是摒弃背景，脱空而言，不仅挂一漏万，有失真相，并且还会由于文字的隔障，反滋歧义。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说的：“许多人在平日装腔作势，好似高不可及，一旦遇到危急关头，便丑态百出，以求苟免，因为他内心本没有真正高贵自尊的地方。而梅先生则是已把高贵自尊建基于本身，因此才能夷险一节，不为外境左右。甚至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都一直保持着尊贵不群的风格，使人顽廉懦立，肃然起敬。—这才真是中国读书人传统的最高修养；这才不愧是一个‘人物’。”〔15〕

正是梅贻琦无愧于一个“人物”，才不可能像昆明躲警报时的吴晗一样面无血色，“连滚带爬”地丑态毕现；更不可能以堂堂的清华大学校长之尊，屈居于同是一校之长的胡适膝下，求其走后门开舱救济，何况关乎清华续绝存亡命脉的全部庚款基金还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尽管梅贻琦绝没有仿效当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生挟基金以自重之心，但南京方面的官僚也不至于糊涂到把这样一个重量级“人物”忘却。因而，在胡适出走之后，南京再派机“抢救”梅贻琦就成为一种必然。而此前袁随善所说梅于匆忙中被稀里糊涂地“架上飞机”的妄语便不攻自破。此事之真伪不但由与梅一同飞南京的李书华、杨武之等人日后在回忆文章中道出实情，即在飞机降落南京的当天傍晚，守候在机场的《申报》记者在第一时间对梅贻琦进行了采访，梅说“现与抗战时期不同，另设联大或无可能”云云，内中透着惋惜之意。假如他是被外力强行架上飞机，又何以说出这样的话来？因而只能说袁随善所言，是一个颇为离奇且有点像警匪片一样刺激的故事，只是这故事编造得过于荒诞离奇罢了。1965年，也就是梅贻琦去世后第三个年头，原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后出任台湾国民党政权“外交部长”的叶公超在回忆文章中说道：“梅先生是个外圆内方的人，不得罪人，避免和人摩擦；但是他不愿意作的事，骂他打他他还是不作的。”〔16〕短短几语，已触到了梅贻琦的典型性格和心灵深处。叶是清华知名的教授，与梅共事多年且私谊甚笃，他对于梅的评价绝不是似是而非的外交辞令，而是真实地道出了梅的内在本质。这一点，从冯友兰的回忆中亦见得分明。

时任清华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说：1948年12月上旬，陈雪屏从南京到了北平。陈本来是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后来当了西南联大的训导长，南京认为他有一套对付青年的办法，把他调去当了青年部部长。陈雪屏抵北平时，由东北南下的解放军已推至昌平一线，陈于匆忙中召集梅贻琦等清华教授开会，商讨“抢救学人”实施办法，并云南京已派飞机至北平南苑机场待命，被“抢救”者随时可以登机南飞，等等。在场者相顾无言，均不置可否，会议不了了之。想不到挨到12月中旬，“有一天晚上，校务会议在梅家开例会。散会后，别人都走了，只剩梅贻琦和我两个人。梅贻琦说：’我是属牛的，有一点牛性，就是不能改。以后我们就各奔前程了。’他已经知道我是坚决不走的，所以说了这一番告别话”。〔17〕冯友兰听罢不禁黯然神伤，又不知如何言说，二人相望不语，握手含泪道别。

就在陈雪屏抵平促梅贻琦南飞的空隙，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即12月12日晨，北平北郊枪炮声甚密，时闻炸弹落地爆炸之声。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时的助手，后为清华中文系代主任的浦江清（1948年8月12日，清华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病逝，由浦氏暂代其职），闻枪炮声急忙赴陈宅，报告时局，但有点出乎意料。按浦氏的说法，当时清华园内师生之间左右分明，中间人难于立足。陈寅恪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不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当浦江清说到陈雪屏已来北平并欲“抢救”有名望之学人南行，“惟人数必有限制，极少数。陈先生如有行意，可通知梅公”时，陈寅恪答道“他早已知道此消息，并已洽梅公云云。他谢我特为通知的好意，并且劝我也可去梅公处登记”。又说：“上回他谈，认为清华在南方还是要慢慢设立的。虽然不一定再用清华大学名义。胡适也曾说过，他不想在南方再设北京大学。看来政府要北平大学教授离此南下，到南方集合，如已（以）往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那种形态。这次因为陈先生室中尚有他客，未便畅谈。陈先生认为，清华园附近即有战事发生。”〔18〕此时，梅贻琦正在城中，开始紧张地把清华重要账册、文件移存北平城内提前预设的一个保管小组管理，并做流亡准备。

通过对上述回忆文章的梳理、对照、鉴别，结合当时的情势和其他旁证，梅贻琦出走的历史公案可做如下判断：梅离平南飞是自觉自愿的，无人对其施压或胁迫，走前对政治时局和个人处境有过慎重考虑并与同事、好友等商讨，同时对陈寅恪出走产生了一定影响。梅离开清华园的时间是1948年12月14日下午，进城后住北京饭店，开始与北大秘书长郑天挺等人商讨乘机离平的具体事宜。大约在城内逗留了一个星期，21日中午与杨振宁之父杨武之等教授一起在东单机场登机，傍晚抵南京。整个过程用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的话说就是：梅的出走“是主动，不是被动的；是自觉，不是盲目的；是坚定，不是犹疑的”〔19〕。

在这一关键转折点上，有一个不可忽略的细节是，梅贻琦尚未离开清华校园，曾有学生张贴海报并结队至校长办公室和住宅请愿，要求校长不要跟随国民党南撤，留下来继续主持学校事宜。此时已秘密赴解放区投奔中共的原清华历史系教授吴晗，也发来“挽留”函电，设在张家口的中共电台发出广播，谓“北平各大学惟有清华校长梅贻琦可以留任，请勿擅离”等。但梅贻琦不为所动，毅然决然地乘机飞离北平赴南京，临走之前，梅贻琦于12月19日夜晚匆草一书给北大的汤用彤、周炳琳、郑天挺等人，书曰：

锡予、枚荪、毅生诸兄惠鉴：

明日如竞走了，关于城内清华员生事宜，还须请费神照料，既愧且感。清华现在城内教员中，已嘱托五位负责联系：许振英、陈体强、唐统一、李宗津、张肖虎。

1.前商请北大垫备教职员借款各若干，办法如改，按各人底薪核发十二月份薪数亦好，或尤较直捷，请酌定告张君等。

2.如能领到三个月经费（包括学生公费），琦意学生不必发给三个月，仍照现办法维持为妥。（有公费者以后再清结）

3.北大如于近期上课，可否请令清华百余学生依班系寄读，俾得完成本期学业，则嘉惠更多矣。

临别心绪烦乱，不尽欲言，诸友均祈代候。

弟梅贻琦匆启

十二月十九日夜〔20〕

这是可考的梅贻琦飞南京前最后一封书信，他所牵挂的依然是清华园与清华师生。

梅贻琦出走内幕

既然此前梅贻琦曾不止一次地标榜自己对清华“生斯长斯，吾爱吾庐”，在如此天翻地覆、改朝换代的历史时刻，为何又置中共和部分同事的劝说于不顾，抛下清华师生执意南飞呢？

纵观梅贻琦在大陆的岁月，虽没有做过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在掌校期间于学生运动中的共产党学生还曾尽量给予庇护，但这种做法更多的是为保护学校与青年学生本身所计，并不是说他就赞成共产党与马列主义，或者赞同共产党的思想观念与施政方针。此点他在昆明时已表达得明白。如前文所述，当他看到闻一多、吴晗等人以“斗士”身份与国民党政府人员“斗”起来之后，于1945年11月5日的日记中曾明确表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21〕这个“怀疑”既是他心迹的流露，也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陈寅恪等人对时局的看法，因而当1948年年底，吴晗以中共军代表的特殊身份，奉周恩来之命发“挽留”函电劝其留下来时，梅没有听从这一建议，而是像胡适一样悄然乘机南飞。据传，有一次，梅贻琦一个很要好的友人问他为什么不留在大陆，他说：“我若留在大陆，只有两种可能的出路，一是当傀儡，一是当反革命。因为这两者都是我不愿意作的，所以必须离开。”〔22〕这个话是梅贻琦于什么时间、对谁说的，至今尚没有落实，也只能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梅的出走与陈寅恪大体相同，主要是逃避即将到来的新的文化、教育环境，以及与自己意识形态相悖的当权者的精神控制。出身清华的林从敏在谈到梅贻琦出走一案时说：“事实上梅师决不可能留下，更不能主掌清华。梅师一生尊重学术自由，不干涉教授与同学个人的政治思想，这个原则怎能与中共笃信的马、恩、列、斯……与毛语录的理论共存？”〔23〕对于中共于张家口发“挽电”一事，梅的秘书赵赓飏则认为是一种“劝降”行为，而“先生闻此，认为一向未曾左倾，今日闻此类似诬蔑之词，对政府同人，殊有无法表白之苦”〔24〕。对于种种说辞和解释，梅的学生辈人物、清华校史研究者黄延复认为“虽有些刺耳，但只要认真思索一下便会承认，这种分析还是切中要害的……梅离开大陆，是他的文化立场和教育理念使然。对他来说，既是必然的，又是必要的。而且，恰恰是从这件比较容易引起敏感的事情上，才能真正窥察出他超人之处—头脑的清醒，决意的果断，以及对于自己的理念或为人原则的执著和坚守”。黄氏所言，并非妄谈。

但是，人的思想是复杂的，梅贻琦离平南飞，或陈寅恪在出走后于自己诗作中所说的“避地”“避秦”，固然有“逃避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俄专制独裁体制和文化环境”之因，或“像过去的许多历史事件—例如王国维的自沉事件一样，是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一种政治文化现象”（黄延复语），但对这种政治文化现象的考释，又大多局限于国共政治之不同，而未涉及更深层的思想根源，更没有人把梅贻琦的出走，与他1931年年底出任清华校长之职时所说的话联系起来并加以考究。在那篇著名的就职演讲中，梅贻琦说道：“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25〕后世学人所津津乐道的往往是后一句，但前一句对梅一生的思想研究更为重要，“乔木”与“世臣”之分别，意味着对“故国”不同的价值认知，梅直到在台湾去世，一直是把国民党在大陆主掌的中华民国与台湾地方政权连在一起，并当成合法政权与“正朔”，这个“正朔”所在地，就是他心目中的“故国”，而自己与南飞者正是故国中“世臣”的象征。

当然，南飞时的梅贻琦尚未意识到国民党会如此迅速地崩溃并丢失整个大陆，他认为中国很可能会出现历史上的南北朝局面，而江南政权便是他心目中的“故国”，江北则是一个与他不相干的新政权，其心理与陈寅恪基本相同。按照陈寅恪南飞前的估计，抗战后中国政局的走向，国共之争不可避免，其结果将使中国形成一个南北二分的局面。因而在1946年春，陈寅恪有《南朝》《北朝》诗问世，是谓把南北朝比拟国共两个政权。陈寅恪次女陈小彭曾对人说过：因为陈氏以为国、共可能如南北朝般以长江为界，后来才在去留问题上迟疑未决。〔26〕当然，这个“去”是由上海或广州去台湾，而不是由北平去南京。

就当时的局势而言，与陈寅恪、梅贻琦持相同观点者大有人在。时在国共争战中悄然崛起且欲与国共两党一较高下的第三党领袖章伯钧曾公开放言：“……起初认为共产党只能活动在黄河流域，后来的结论是：‘谁也消灭不了谁，谁也不能战胜谁。’至多是个‘南北朝’，是个相持的局面。即长江以北是共产党、江南是蒋介石及其他。在这相持的局面下，第三方面大有可为，在政治上举足轻重。”〔27〕淮海战役一役，国民党军溃败，继之北平已失，国共进行貌合神离的“和谈”，已赴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致李宗仁的信中仍坚持：“……大江以南之局势，如不投降，尚有团结之望，……只要合法之政权不断气，无论天涯海角，支持到一年以上，将来未必绝无希望也。”这封信除了反映出傅斯年骨子里永不服输和硬撑、霸道的性格，还明白无误地显示他心中对“南北朝”局面形成的希望和尊奉国民党为“正朔”的心理。

事实上，对国共两党形成“南北朝”局面的预测，并不是一般的官僚政客和自由知识分子的虚妄幻想，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档案资料显示，当时斯大林也有意图让中共与国民党政权划江而治，如“两个德国”或“两个朝鲜”之例，形成“两个中国”，也即“南北朝”局面。〔28〕而“文革”时，有人怀疑陈序经1948年任岭南大学校长一职，是当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授意，目的是破坏中国统一，制造“南北朝”局面。〔29〕尽管这一怀疑迄今未得到证实，但美苏两个帝国主义大鳄插手国共之争，并打着渔翁得利的如意算盘是肯定的，苏俄帝国主义的滔天罪恶在后来与中共反目成仇时得到了揭露，美帝国主义的罪行在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那著名的光辉篇章《别了，司徒雷登》中已说得很清楚：“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遗憾的是，中共采取了背着手撒尿—不理胯下那个小东西的战略战术，司徒雷登新店没能开成，只好强撑起蔫不唧的小头“挟起皮包走路”。〔30〕

梅贻琦飞抵南京时，司徒雷登还很神气地挺着脖子对国共双方指手画脚，整个长江以南与西部地区还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一个新的“南北朝”轮廓在枪炮硝烟中若隐若现地飘浮于大江两岸。梅贻琦此刻从容南下，除了像陈寅恪一样为了“避秦”，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即像抗战初期胡适出使美国是为了将其拖入太平洋战争一样，是为一件“大事因缘”而来—揽住清华在美国的基金。只要基金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便可以此做筹码报效“故国”，而梅氏作为清华校长和“世臣”的名分便得以延续。假如国民党“和谈”成功保住半壁江山，陈寅恪对浦江清说的“清华在南方还是要慢慢设立”的预想，以及梅在南飞前亲口对叶企孙所说到福建或广州等地另建清华的计划便可以实现。只是国民党本身太不争气，兵败如山倒，转瞬间樯橹灰飞烟灭，梅贻琦在福建重建清华的梦想成为泡影，不得不另谋他途。事实上，后来在台湾新竹建立的清华大学，就是这一构想的延续。

梅贻琦飞往南京的第二天，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孙科内阁匆匆任命其为教育部长，梅却坚辞不就，只允任“南来教授招待委员会”委员，暂客居上海老友朱经农家中。对于自己坚辞教育部长的原因，梅在清华同学会上沉痛说道：自己“身为清华校长，把清华弃置危城，只身南来，深感渐愧，怎好跑出来做官？”〔31〕虽拒绝“做官”，却并未放弃“做事”，梅在南京与上海的短暂日子，尽其全力协助教育部代部长陈雪屏处理当时严重的教育问题。

1949年6月底，梅由广州赴香港，与夫人、孩子短暂相聚后飞抵巴黎，与李书华等五人代表国民政府出席即将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会议，并出任常驻代表。会后在巴黎南郊儒维集（Juvisy）小镇与李书华同居一公寓，未久赴英国伦敦。1949年12月，梅飞抵纽约，同云南籍失意政客缪云台合租贝淞荪（建筑大师贝聿铭之父）的一所闲置公寓暂住。自1950年起，梅贻琦出任“华美协进社”（China lnstitute in America）常务董事。“华美协进社”乃“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驻美机构，清华大学在美的全部庚款基金就由这一机构管理，梅贻琦正是为了他心中的“大事因缘”特别谋求此职，以便实际掌控这笔数目庞大的基金不致因战乱和国内变故而流失。他在离平南飞之际对教务长吴泽霖所说的“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就指此事。

梅贻琦到协进社后，专门辟出一间办公室负责保管清华基金，自己为自己支付薪水，每月300元，以维持日常生活。自1951年起，梅在纽约组织“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以清华基金利息协助在美华籍学人研究学术，购买美国出版学术期刊赠台湾专科以上学校，同时筹划恢复《清华学报》事宜。其间，梅贻琦借原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萧家魁回大陆之机，托其带回一封致清华大学领导人的亲笔信，表示可以用清华基金资助母校购买图书仪器。因当时环境关系，这封信未及交给学校，此事便不了了之。〔32〕据说，北平解放初期，清华大学曾收到过从美国寄来的“来历不明”的期刊，很可能是梅贻琦订购赠送，可惜没人当回事而任其流散了。〔33〕

鉴于当时纷乱的国内国际环境以及梅贻琦的举动，台湾方面频频派人到纽约，以各种名义商谈将清华基金调拨到台湾归当局支配，或请其携带基金利息到台湾为学术机构购买设备仪器，但皆被梅贻琦拒绝。当时管理清华基金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主席是随国民党撤退台湾的蒋梦麟，干事长是在美国的胡适，台湾当局见梅贻琦搂紧基金不放，甚为焦虑，又不便强行施压胁迫，遂派蒋梦麟赴美与胡适、梅贻琦等董事会人员协商，最后达成共识并形成了两点结论：

一、清华基金保管案，自1929年董事会成立时就已经决定中美政府不再干涉，全依国际习惯办理。董事出缺自行补选，全部基金调移台湾似不可能。此议由干事长胡适正式函报蒋介石说明；

二、清华复校原则可行，如何办理由梅贻琦校长与台湾教育部研商决定。〔34〕

尽管蒋梦麟与胡适就此事向蒋介石做了详细报告，仍受到一些国民党政客和不明真相者的纠缠和刁难。据梅的助手赵赓飏回忆：“四十年冬天，政府已经决定令清华在台复校，而有的官员倡言清华基金是庚子赔款的余额，最好尽量花光，等于‘雪洗国耻’。梅校长对此虽然不表示意见，却从心里不赞成。尤其限于委托保管案的事实，也不可能办到。”〔35〕赵氏所说的保管案，除了明确政府不予干涉外，这笔庞大基金的支用手续，必须由政府教育部长与清华大学校长一致同意，并提出相当计划提交董事会，然后由董事会召开全体董事会议决定是否通过并拨发利息（本金不能动）。鉴于既成规则的严格限制，许多人对这批基金只能吹胡子瞪眼发一通荒谬的怪论而无可奈何，就连原清华大学教授、时任台湾国民党政权“外交部长”的叶公超也是如此。叶回忆说：梅贻琦在美国的时候，“我每次至纽约都去看他，都劝他回台湾来，而且要把清华的钱用在台湾。他每次都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有一次，他拿出许多计划来，他说：’我不愿意把清华的钱去盖大房子，去作表面上的工作。’他一直在想如何拿有限的钱为国家作长期的研究工作。那时候国内就有些人对梅先生不甚满意，认为他是一个守财奴，只肯把钱用在国外，不肯用在台湾。我最初也这样想，后来我才知道他并非如此，而是比我想的周到。他是第一个想到现在的长期发展科学，至少胡适之先生是这样告诉我的”。〔36〕

就在台湾当局时刻关注梅贻琦的动向并设法令其尽快回到“故国”怀抱时，中共方面也没有忘记梅的存在和巨大价值，1949年年初，奉命接收北大、清华的吴晗曾公开表示梅应该留在清华，而对胡适大为反感。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在协和大礼堂对北京高校校长、教务长谈话时，再次提到梅贻琦，说：“梅贻琦先生可以回来嘛，他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37〕

尽管梅贻琦确实没有做过对中共不利的事，但他还是没有回应周恩来这位南开小校友与中共的好意，毅然由法国赴伦敦，然后又去了美国。就在梅于伦敦短暂停留的时日，一帮清华校友又闻风而动，开始做梅的“政治思想工作”，促其返归大陆。一位叫方钜成的清华校友在许多年之后说：“梅校长在公寓安顿下来后，我们请他到家里来吃便饭……谈话中心离不开国内局势的发展，我们两人告诉梅校长，我们一家准备回去了，我们想参加建设祖国的工作，也告诉他有好几位我们熟悉的同学也即将归国。当时你一言我一语，表示希望梅校长离开欧洲也回北京去。……陈益当场表示，如果梅先生路费方面有困难，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过了片刻，梅先生表态了，他对我们说：‘你们回去我赞成，但我自己还想在外面看看再说。’”〔38〕

面对梅贻琦的态度和后来转赴台湾的事实，方钜成颇为感慨地说：“现在回想那三十多年前的往事，感到当时还是对他规劝敦促不够，否则梅校长很可能在1949年以后走的一段道路会有所不同的。”这位表示懊丧的方钜成回到大陆后任外文局《北京周报》编辑，曾与姜桂侬合译过《周恩来传略》等书出版。陈益回国后到清华大学化学系任教。不知这几人当时是否受中共特别指示专为做梅的工作而设此宴，从陈氏慷慨急迫的言行推断，奉命行事的可能性极大，但也不排除“自己跳出来”的成分。历史每到一个社会大动荡、大混乱的转折时期，总有一部分人怀揣不同目的“自己跳出来”折腾点什么，只是方钜成等辈的折腾给世人一种说不出什么味道的感觉。《孙子兵法·谋攻篇》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方钜成等人不管是奉命还是出于自己一厢情愿，只能说他们既不了解老校长，又不了解自己，更不了解清华沉痛的历史背景与未来将面对的厄运。世人看到的是，未出一年，“思想改造运动”兴起，站在左右不同思想阵线的各色教授，开始了站队与“洗澡”。紧接着，清华被肢解，只剩一个工学院独木支撑。随着一连串更加猛烈的运动开始，许多教授被打成了头戴白色高帽的“右派分子”，或颜色相同的“反动学术权威”。在秋风扫落叶式的政治风暴中，全国上百万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遭此厄运。茫茫苍穹秋风渐紧，寒气袭人，铺天盖地的大风雪即将压城而来，清华园内，一个个齿摇摇发苍苍的老“海龟”，被“可下五洋捉鳖”的红色革命小将们捉上“斗龟（鬼）台”，于刀风箭雨中喷出最后一腔碧血。脚下，那浸染在腥风血雨中的朵朵黄花，于凄苦苍凉的大地上瑟瑟颤抖……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事隔三十余年，当中国民众特别是自由知识分子群体普遍从那场恍如隔世的噩梦中醒来时，方钜成等辈还煞有介事地对当年的“义举”大发感慨，并为没有把梅贻琦弄到大陆而痛心疾首，真可谓糊涂得可以了。如此妄举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陈寅恪的门生、压根就不具备与导师对话资质的汪篯，作为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的“特命全权大使”赴广州中山大学，以“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地劝陈寅恪北返的那一幕。所不同的是，汪篯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荒唐与无知，而方钜成辈可能至死都活在没有把梅弄回大陆的遗憾之中，这个遗憾又渐渐演化成人生中一个残碎的大梦而连绵不绝地做下去。然而，梦终归还是梦，总有醒的时候，倘有朝一日方钜成们从这陈年大梦中醒来，对着镜子问一声：“我姓啥名谁？”可矣！

1954年春，受台湾当局邀请，梅贻琦赴台参加“国民大会”选举“总统”，4月返纽约。在这期间，国内有一位教授朋友受中共委托写信请其回归大陆。此时已由香港来到纽约的韩咏华看了信后试探性地问梅：“你看共产党怎么样？”梅贻琦答道：“把国家治理得不错。”〔39〕但梅贻琦最终未能回归大陆，而是在一年之后去了台湾。

最后的光芒

1955年11月，梅贻琦认为实现心中那个“大事因缘”的时机已到，遂接受台湾当局敦请，离美赴台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继而创建台湾清华大学，从此在这座前殖民地的孤岛上生根发芽，梅开二度，再次结出了一串丰硕果实。

其时，台湾政局虽稳住了阵脚，但财政依然捉襟见肘，特别是外汇储备急需打一针强心剂，以缓解内外交困的压力。众人见梅贻琦到来，如同在阴霾的大山深处看到一个光芒四射的金娃娃，纷纷围将上来欲咬上一口，至少要捞一把油水。许多与此事相干或不相干的官僚、军人和所谓的“民意代表”，借各种机会对梅进行围殴式质询。梅氏每次在公私场合与这帮乌合之众遭遇，都要捺着性子历述基金保存与使用计划，直折腾得口干舌燥，血压呼呼上蹿，几欲吐血晕倒方休。不知是逃亡孤岛的恐惧，还是狭小窄仄的空间令人心理变态，匪夷所思的是，有几位列军籍的清华校友，不知受了何方、何人的蛊惑与煽动，居然找上门来把梅贻琦团团围住，态度刁蛮地当面提出质询和要求，欲从中抢到一块瘦肉或一碗老汤。此次老鼠动刀—窝里反式的质询与吵闹，给梅贻琦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使他更加认清了部分逃亡者内心的卑鄙龌龊和丑陋，坚定了对基金严管到底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与勇气。

梅贻琦之所以首先创办原子能研究所，并非一时兴起，实则是长期考虑考察的结果。战后科学界已认识到原子能不仅可以制造骇人听闻的原子弹，把一个广岛、长崎瞬间从地球上抹掉，令数十万生灵登上鬼录，还可能转变为极其丰富的电能造福于人类。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抛出了“原子能和平用途推广计划”，目的除了“尽快结束人们思想中对于原子的恐惧”，还可利用这种高效能源创造经济成果，造福人类。自此之后，一些发达国家争相开发利用这种能源。1954年和1956年，苏联与英国分别建起了核电站，原子能和平利用并为人类造福的成果开始显现。在这种科学发展趋势下，一直支持台湾的美国把捐赠原子炉和技术，作为原子能和平用途推广计划之一部分与台湾当局合作。从战争的创伤与灾难中复苏的台湾，急需发展电力以恢复经济，因而梅贻琦与当局协商，首先设立原子能研究所，以此为依托，逐渐扩大成由三五个所组成的研究院，在此基础上最后恢复清华大学建制。这一计划得到了台湾当局认可、批准，并对梅表示了殷切期望，特别允许其在台北阳明山官邸附近划拨校址。台湾岛内许多县、市领导人闻讯，认为这个倏忽间从天上掉下来的金娃娃应该搂在自己怀中，不能让它溜到别人的地盘乱蹦狂跳。于是，各县、市长纷纷想方设法找梅贻琦游说，让这一计划在自己管理的一亩三分地落地生根。一时间，舆论纷纷，群情瞩目，搞得梅贻琦难以招架。

正在梅为研究所选址事宜大感苦恼，左右为难之时，蛰伏在一间屋子里眯着有点老花的眼睛密切关注梅贻琦动向的蒋介石，认为自己出面解围的时机已到，遂发出请柬，邀梅于某日参加自己定期举行的茶话会。梅按时赴约，原以为有很多官僚政客或学界名流参加，当到达蒋公官邸后，才发现只有自己一人。与蒋对坐喝茶闲谈中，梅顿悟对方如此安排，实出于对自己的特别礼遇，意在避免“召见”之意，并借此彰显蒋公对此事的重视、谨慎与对梅本人的尊重。交谈中，蒋介石告诉梅贻琦不要听那些巧舌如簧的县、市长鼓动拉拢，宜于亲自环岛看看，有自己的主见才是。梅贻琦颇以为然，蒋介石亲自指派原清华大学教授、台湾省政府秘书长浦薛凤陪同一起察看。

梅氏一行沿台岛纵贯线奔波十天后，考虑到原子炉附近500尺以内不能有住户或农工设施等因素，认为新竹县赤土崎较为适宜，此处地势开阔且大多是荒地，便于征地和建设，而离台北仅有70多公里路程，来往便利，便于海内外学人交流。经过反复勘察并与政学两界人士协商，最终确定该地为“复校”地址，并报请台湾当局批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清华基金利息拨付到位。就在梅贻琦与台湾当局组织的“筹备委员会”人员拟定具体计划过程中，仍有政客出身的委员以破落户心态在会议上大放厥词，继续声言把清华基金本利全部调拨台湾，尽量一次性花光花净，以“洗雪国耻”。据参加讨论会的赵赓飏回忆说：这一谬论再度提出后，许多有识之士感到不快，“钱昌祚委员曾发言，大意谓近百年来外患频仍，国耻甚多，不只庚子一桩，但花尽基金本利，似与雪国耻无何关系云云”。〔40〕经此一击，对方自感无趣，只好闭上令人厌恶的嘴巴。又经过几次反复商讨，最后敲定，购地、建设经费由台湾当局财政拨给，建所与“复校”后的一切设备、仪器由清华基金利息支付。

1956年1月，在梅贻琦主持下，新竹清华第一批校舍动工兴建。这年秋，招收第一班原子科学研究生，暂借台湾大学上课。1957年，新竹首批校舍，办公楼，教授住宅，职员、学生宿舍完工并投入使用，秋季开始在新校开课，聘陈可忠（南按：清华1920级校友，梅去世后任代校长、校长）为教务长，招考第二届研究生，并兴建物理馆及加速器实验室。1960年，原子炉炉房、原子炉实验室、核子工程馆、同位素实验室相继完工。1961年4月，原子炉装置完成，临界试车顺利。1962年3月，物理馆扩建工程完成，化学研究所和应用物理研究所相继创立。如此快捷的建筑速度，被台湾学界称为“魔术师般的神速。”〔41〕自1956年7月始，袁家骝、吴大猷、邓思黎、钱家骐、陈省身、孙观汉、傅瑞雪、马祖圣、徐贤修等海外华人学者，与一大批外籍学者如小谷正雄、李德曼、斋滕一夫、真田顺平、布来德等著名人士前往任教，兴建中的新竹清华大学呈一时之盛。

1958年7月，台湾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俞鸿钧被迫辞职，陈诚再度以“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身份兼任“行政院长”。向来与陈诚友善的梅贻琦被邀出任“教育部长”兼原子能委员会主任，梅坚辞不就，但经不住老友陈诚的一再劝说，最终入阁任职。据浦薛凤回忆说：“梅师卒勉尊政府之命，主持教部。当局深知梅师不愿舍离复校甫始之清华，故嘱仍任清华校长。就职之日，向部中同仁致辞，勉以多记着‘教育’两字，而少注意‘部’一字。意即实事求是，避免推宕拖延之官僚习气。”〔42〕次年，梅贻琦又兼任台湾“国家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副主席，与主席胡适共同主持制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一连串的职衔和一摊子事务，使梅贻琦来回奔波，简食少眠，终于积劳成疾，身体渐趋不支。1960年5月，梅贻琦因腰痛、发热与肺炎并发症，入住台大医院特二号病房疗治，自此开始了为期两年与病魔斗争的生活。

1960年6月10日，梅贻琦被诊断为摄护腺患癌，施行颈部淋巴腺摘除手术。经病理检查结果，认定是摄护腺癌转移，并且手术后病况急变，很可能危及生命。消息传出，中外人士在震惊之余极表关切，蒋介石、陈诚等分别下令台大医院想尽一切办法挽救与延长梅氏生命。台大医院各科有关医师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应对方案，并决定以增加抵抗力和控制摄护腺肿瘤进一步恶化为主治措施，以尽量维持到病人亲眼看到自己主持的清华原子炉完成的时刻。6月11日，院方开始对病人进行女性荷尔蒙激素围堵，效果并不显著，梅仍处于生命垂危之中。闻讯赶来的胡适、陈雪屏、钱思亮、查良钊、浦薛凤等学界要人兼好友紧急商谈，电请梅夫人韩咏华由美赴台予以照拂。韩咏华得到消息，惊惧中匆匆收拾行装飞台。

1951年，当梅贻琦在美国协进社落脚后，夫人韩咏华得此消息，携带两个外孙由香港赴美。此时，儿子梅祖彦正在美国工作，一对老夫妻再度与分别八年的儿子聚在了一起。1943年秋，正在西南联大机械系二年级读书的梅祖彦弃学入伍，被分配到美军驻昆部队当译员，后被派往美国密西西比州一军事基地工作，1946年9月退役复学，进入梅贻琦早年留美时的母校伍斯特理工学院机械系插班就读，1949年以“高才生”（Honors）毕业，入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攻读研究生学位，1950年毕业后，入美国沃兴顿公司任技术员。1954年，在一帮海外中国同学鼓动下，梅祖彦萌生了回归大陆在共产党红旗映照下建设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想法。许多年后，梅祖彦说：“此前有不少留学生回到了大陆，并传来了很多解放后的情况。父亲知道我和一些同学也在筹划远行，他虽然未动声色，但显得出心中焦虑。后来还是重视了我自己选择前途的意愿。”〔43〕梅贻琦一生奉行民主自由，尊重个人意志，对孩子的理想追求不曾干涉，梅祖彦自西南联大弃学入伍如此，由美返回大陆亦如是。当然，随着时转势移，二者又有不同，面对儿子这一新的人生选择，梅的内心痛苦可想而知。当儿子正式决定出走时，向来沉默寡言的梅贻琦以低沉的语调对这位独子说：“你回去是有用的，我就不行了。”又说：“可能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44〕言毕泪下。梅贻琦一语成谶，自此一别，父子竟成永诀。〔45〕

梅祖彦离美回归大陆，未久即分配到清华大学任助教，梅贻琦也于翌年赴台湾，韩咏华继续留在纽约独自生活。因梅贻琦赴台后领的是台币，薪水微薄，远不能支持夫人穿衣吃饭，一生倔强要强的韩咏华开始到外面打工。此时韩已62岁，先是在一家衣帽工厂做工，后转一家首饰店卖货，继之经人介绍到一家医院做护工，最后转到一个盲童学校照料盲童，生活极其艰难。据赵赓飏回忆：民国四十七八年，清华校友阎振兴从美国赴台，说“曾经探望过梅师母，’生活太苦，赓扬，必须跟梅先生说，设法给师母汇钱，或接她来台湾！’说着阎兄眼中就充满了眼泪”。〔46〕赵氏把阎校友所说的情况向梅贻琦报告后，梅认为自己在台薪金微薄，无法汇钱照料，而新竹清华校区的建设正在关键时刻，自己还负有“教育部长”的职责，应酬极多，心力交瘁。更为难的是梅贻琦的居处是台北清华办事处办公室，没有自己的私人住房，只有等新竹清华原子炉建成，自己辞去“教育部长”之后才能有安家定居的打算。想不到原子炉尚未建成，“教育部长”仍在任上，就因劳累过度，一病不起，甚至到了生命垂危的边沿。面对此情，只得召韩咏华赴台照料。6月19日，韩咏华抵达台北与丈夫相见。

7月22日，梅贻琦病情更趋危急，医生开始采用未婚女性鲜血反复输血（在两年时间里，先后输血39次）。7月28日施行切除睾丸手术，病情稍有缓和。

就在台大医院医护人员全力救治的同时，美国“驻台协防司令”特别派美国海军医院外科主任Firoved军医上校前往会诊，而后专门自日本横须贺美国海军基地医院请来内科主任Weiss博士为其诊断，并尽力自美军医疗系统供应所需药品。在台湾当局和美军“驻台协防司令部”共同努力下，美国X光最高权威Hodges博士，多次被邀赴台为梅贻琦检查胃肠及全身。日本癌症专家久留性胜博士也受邀特别自日本赴台为梅贻琦诊察病情，并提出救治办法。经过海内外世界一流专家齐心协力施救，梅贻琦病况渐有起色，食欲增加，至10月31日首次离床，由轮椅推出病室外散步，病情稳定。

1961年9月，梅贻琦痰塞左肺，又濒危急，台大美籍客座教授Doan博士建议使用抗癌新药5-Fluoro-Uracil，也是美国下议院院长雷朋所用的药品进行强力阻击。台湾当局同意该方案并立即指令相关方面自美国进口该药，以最快的速度搭机运台，延长梅氏生命。9月16日，该药运抵台湾并对病人应用，前后共用六期，每期陆续注射两周然后休息十日，周而复始，每期药量逐渐增加，渐见效果。

梅贻琦在住院期间，一直牵挂着他倾尽心血的原子炉事宜，身体稍好的时候仍在病榻上批阅公事。12月，原子炉安装完毕，台湾当局布置庆典，因梅不能下床出行，遂于1962年1月1日，安排梅贻琦在病榻上象征性地按动原子炉启运转动的电钮，标志着他最后岁月中的一段“大事因缘”已修成正果。

胡适、梅贻琦之死

就在梅贻琦病情暂时稳定，生命回光返照的日子，最后一次住进台大医院特一号病房的胡适也在医务人员紧急施救中挣脱了死神的召唤，重新站立起来。在住院的后期，胡适经常来到对面的特二号病房探望躺在病床上的梅贻琦，聊一些公私事宜。其间，一生爱好为文立据的胡适深知梅氏病况和医治情形，预感到老友将不久于人世，在交谈中委婉地劝梅贻琦写一个遗嘱，不论公事、私事，皆立一字据，给自己也给后人一个明晰的交代。梅听罢并不作答，且有不悦之色。胡不便继续言说，此事遂不了了之。后虽经韩咏华和梅贻琦之弟、专门从美国赶到台湾的梅贻宝劝说，仍未奏效。

1961年12月5日上午，负责料理胡适病情的胡颂平一到医院，胡适便笑着说：“今早七时，我写了一封情书，是给对面的老朋友的情书。”言毕拿给胡颂平观看，内容如下：

恭贺

月涵老兄做清华校长整三十年的纪念日，

并祝

您早日完全恢复健康！

小弟弟适之

五十年十二月五日早晨七点

—入医院后第一次写字，

敬告老兄，我觉得很好了！

据胡颂平当天记载：“今天是梅贻琦做清华校长30年的纪念日，清华校友会有一个庆祝纪念会，同时给他发起募捐医药费，不让梅贻琦本人知道。查良钊送来祝寿募捐办法，先生捐了美元五百元。”〔47〕此时胡适经济并不宽裕，一次捐助五百美元，可见其与梅的深厚情谊以及士林盟主的风范。

十天之后的12月16日上午，蒋经国代表蒋介石专程到医院探望梅贻琦与胡适。在特二号病房，蒋氏详细询问了梅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叮嘱医务人员不惜一切代价延续梅的生命。此时胡适病情已得到控制且大有好转，蒋经国进入病房后做了简单询问，代表蒋介石预祝胡适70岁生日，并商定等胡出院后再专门设宴为其祝寿。

第二天，胡适在台大医院病房内接待来访者并度过了一个热闹的生日。夫人江冬秀专门在台北福州路26号临时住宅举行庆祝寿宴会，毛子水、杨亮功等40余人前往参加庆祝。此时没有人想到这竟是胡适最后一场生日庆宴。

1962年1月10日，胡适病愈出院，回到台北福州路26号临时住宅疗养，行前专门到梅贻琦房中探望，做了推心置腹的长谈，随后举家迁到南港学人宿舍居住。2月20日，胡重返台大医院复查身体，血压、心脏均正常无恙，临走前，顺便探望老友梅贻琦。面对两位老友恋恋不舍的情景，在场者为之感动的同时，都认为躺在病床上靠输血维持生命的梅一定走在胡之前。想不到世事无常，生死自有定数，谈笑风生的胡适竟先梅贻琦而去。

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在南港蔡元培馆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选举新一届院士。胡适几位在海外的学生，或隔代门生如吴健雄、袁家骝、吴大猷、刘大中等四位“中央研究院”院士，皆从美国赶来助势，其中吴健雄—这位胡适早年在中国公学的学生、二战期间美国“曼哈顿计划”（研制原子弹）的参与者、普林斯顿研究院200多年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研究员兼教授、杨振宁与李政道“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定律的实验证明者、“全世界最前列的女性实验物理学家”，于前一日在台湾大学化学馆做了“对等律”演讲。吴氏先从空间与时间讲起，再谈起左右观念在自然律中是不存在的。后来讲杨振宁、李政道两人当时推翻物理学上基本的对等定律的时候，好像在一座漆黑的大房子之中，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出去，但不晓得从什么地方出去，于是吴氏本人怎样把它用实验证明出来。在这个证明过程中，吴健雄几个星期睡不着觉，反复琢磨，终于用实验证明了出来。最后，吴氏总结道：“科学不是静的，是动的，而是永远不停的在动的；要有勇气去怀疑已成立的学说，进而去求证。就是胡院长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两句话。”〔48〕当专门前去听讲的胡颂平回来向胡适报告吴的演讲内容与最后的总结，胡氏异常高兴和激动，在与吴的丈夫、当年的袁世凯大总统之孙袁家骝电话通话中，特别提及：“我已知道健雄今天演讲的成功，我特别高兴，请你替我贺贺健雄。”〔49〕正是怀揣这样一份激动与亢奋心情，身体状况不佳的胡适出席了第二天召开的院士选举会议。

24日上午8点20分，胡适出现在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18位出席会议的院士全部到齐。9时，胡适宣布开会，选举开始。经过三轮投票，选出新一届院士7人。分别为：

数理组：任之恭、梅贻琦、程毓淮、柏实义。

生物组：李景均。

人文组：陈槃、何廉。

下午5时，胡又出席“中央研究院”举办的酒会，入席者达100余众。胡适满面含笑地登台致辞：“今天是中央研究院迁台十二年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院士会议。令人高兴的是海外四位院士也回国参加这次会议。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是在大陆上选出的，当时被提名的一五〇人，选出了八十一位。现在一部分是过去了，有的沦陷在大陆，只有廿多位在自由地区。中央研究院在此恢复时，只有十九位活着在台湾。……现在得了政府的帮助，及海外团体学会的帮助，始有今日的规模。设了七个研究所，召开了四次院士会议，选了三届院士。今天上午第五次院士会议，经过了三次投票，结果选出七位院士。二位在台湾，五位在海外。在台湾的是梅贻琦、陈槃，在海外的是任之恭、柏实义、程毓淮、李景均、何廉。十几年来，我们在这个孤岛上，可算是离群索居，在知识的困难，物质的困难情形之下，总算做出点东西……”〔50〕

胡适讲罢，由凌鸿勋与李济分别讲话。李济先说“中央研究院”的任务是拟订“国家”学术方针和研究政府交议事件。为“国家”拟订学术方针是件任重道远的事，我们如何交代？接着旧事重提，谈到1961年11月6日，胡适出席“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开幕式上所做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演讲并受到围攻，同时提到胡适的观点在某些地方与自己的看法也不一致。认为“科学思想在中国生根不成，是最大的问题。经过50年提倡，今天我们的成绩如何？一切科学设备是向外国买来的，学生最后必须出洋去，我们有什么中文的科学大著作？还比不上日本。我真不敢乐观，科学不能在这里生根，就总觉得它是舶来品……”〔51〕

对于李济的说法，接着讲话的吴大猷不以为然，劝大家不必悲观，吴说：“我们有了留学制度40年，为什么科学不能在国内生根，主要的原因是缺乏环境。留学得了博士的，只是找到研究学问的入门，并没有受完足够的训练，如果立刻回国，就很难自行继续研究下去。我们要把基础栽培起来，绝对没有捷径。像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天才，尚需八九年的训练才能成熟。一个国家更得加倍努力的时候，要20年才能有个标准。我觉得李济先生不必太悲观……”〔52〕

吴大猷言毕，胡适接着说：“我赞成吴大猷先生的话，李济先生太悲观了。”〔53〕胡适说此话，是缘于李济旧事重提，勾起了他的不快。胡氏想到自己的观点遭到社会上无聊之徒的“围剿”，如今连自己人也不赞成，有些恼火。随后的发言，虽是承接吴大猷所讲“不知哪位先生首先提出‘迎头赶上’”这句颇有些不自量力和投机意味的说法而来，但心中仍是冲“围剿”的旧事而借题发挥。胡适说道：“我们中央研究院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太空、迎头赶上的话……我们现在不要谈太空理论，是达不到的，今天连一个完全的物理系都没有，还谈什么太空？清华大学花了200万美元，添购设备，可是依旧没法聘到中年的物理人才来领导……”胡适说到此处，似有些伤感和动情，继之说道：“我去年说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他，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54〕

胡适所说的“围剿”，自是指以徐复观为盟主的一批所谓的“新儒家”和异己分子，对自己的思想观念和人身进行的攻击。按当时的情景推断，面对海内外云集而来的学界名流、门生故旧，此时的胡适心头在掠过徐复观以“耻辱”“脸厚心黑”“最下贱的中国人”等谩骂词语的同时，也一定不会忘记徐氏攻击自己为维持现有的官场和学术地位而采取的三大战略：

第一大战略是：以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来掩饰他为什么不懂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以赞颂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掩饰他为什么不懂西方人文科学方面的文化，因为他是志在自然科学。以忏悔少年走错了路的方法，来掩饰他为什么又不懂自然科学。

第二大战略是：以“无稽之谈”，“见机而作”的方式来谈自由民主。

第三大战略是：以院士作送居留美国或已入美国国籍的学人的人情，因而运用通信投票的魔术，提拔门下士，使中央研究院变为胡氏宗祠。〔55〕

尽管胡适一再表白对于别人的骂，自己从来不生气，但要做到心如止水，又谈何容易。因而当胡适对去年“二十五分钟的话”旧事重提后，当时在酒会现场的胡颂平说看到“先生讲到这里，声调有点激动”。接着对台湾“立法院”“监察院”“省议会”，特别是“监察院”“那个破房子里一群老先生老小姐聚在一起讨论批评”进行了嘲讽。就在胡氏“大声疾呼的时候，突然把话煞住，也许感到（身体）不适了。急忙接着说：‘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

此时，立在不远处的胡颂平看了下表，正是6点半，客人开始陆续散去，胡适仍站在原处含着笑容和一些人握手告别。当他正要转身和一位客人说话时，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便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倒在磨石子的地上。站在他附近的凌鸿勋、钱思亮等连忙伸手来扶，但为时已晚。一代鸿学硕儒、儒林宗师、新文化运动的老祖，因突发心脏病而溘然长逝。〔56〕

噩耗传出，有人谓胡是被李济气死，更多的人则认为李济只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点燃了一根错误的引线。胡适真正的死因应该归于徐复观等辈狂勃的谩骂与围剿，徐复观才是真正导致胡适砰然倒地的天暴星和丧门神。〔57〕

胡适所说的挨了40年的骂，当是自五四运动开始算起，40个春秋的旧创新伤在悲苦交集中一起发作，导致其命赴黄泉。胡氏的突然卒亡，不禁令他的门生故旧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忆起走在前边的傅斯年。半年前的一天，胡适曾一反常态地让秘书王志维到里屋打开一个保险箱看自己的遗嘱，然后说：“我在中年的时候所耗去的精力比一般人多，所以我的写作比一般人发表的多。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的精力都透支啦。人终归要死的，像傅孟真先生那样一倒下去就完了，最痛快。像梅先生住在台大医院那么久，实在太苦。我很羡慕傅孟真先生那样的死。如果我将来病到像梅先生那种情形就自杀，你们千万不要救我。”〔58〕想不到这个话竟一语成谶。

当年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大厅被“气死”，如今胡适又死于“中央研究院”大厅，两位亦师亦友的学术文化巨人，竟都以这样的方式猝然倒下，难道是一种心灵呼应，或是上帝有意安排？傅斯年活着的时候曾不止一次说过：“谁都没有资格骂胡适之，只有我才有资格骂。”〔59〕现在，时常微笑着的胡适之已去，于九泉之下寂寞日久的傅斯年总算又有“开骂”的对象了吧。

胡适带着“朋友”式的微笑匆忙走了。台岛震动，世人同悲。蒋介石闻讯，当晚以哀惋之情亲笔泼墨挥毫，写下了意味深长的挽联：

胡适先生千古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中正敬挽

这副挽联确乎较为真切地概括、体现了胡适一生的功德与风范，是所有挽联中最优秀的杰作，其他一切皆不足与其齐肩并论。这个评价，除了缘于该联词句组合之妙及含义深远广博，当然还与出自蒋介石之手密切相连。此联出于介公之手就变得大为不同，后世研究者认为其情甚幽，其意甚深焉。该联在表彰胡适功德的同时，亦隐含了蒋对胡的成见与芥蒂，同时亦暗示讥讽胡适的隐私，特别是与多名女性在醋海情波中纠葛不清、隐而未显的风尘旧事。—只是无论如何诠释解读，都无法否定这副挽联在章法上匠心独出的杰构，以及介公对死者的尊敬哀悼之情。

胡适去世的第二天，宋美龄专程赴胡宅看望悲恸中哭得泪人一样的胡适夫人江冬秀，劝其节哀，保重身体，要好好地活下去云云。2月27日，蒋介石派专人送来亲笔手书的挽额“智德兼隆”四个大字以示哀悼之忱。3月1日，胡适的遗容公开瞻仰，蒋介石亲自前往吊唁。6月27日，蒋公颁布褒扬令，有“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沈潜道义，浚瀹新知。学识宏通，令闻卓著。首倡国语教育，对于普及教育，发扬民智，收次甚宏”等赞语。

除以蒋介石、陈诚等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与政客纷纷致送挽词与挽幛以示哀悼，与胡适生息相依的“中央研究院”同人联合撰著祭文，对故院长一生非凡的功业给予充分褒奖与称誉，文曰：

你在这几十年来的论战里，也只有一种不改不移的观念。你最敬爱中国古代的圣人，但你最不爱浮夸遥远的光荣。你也最看重中国近代的革命与进步，但你又最深知我们民族累积的弱点。你不断地用世界的水准衡量我们民族的内心和物理的生活，所以在你七十岁的病中，和在你的青年壮盛的时代一样，你都不怕逆着风向，挺身高呼，你要国人痛切觉悟我们东方老文明的衰朽，你要国人热诚赏识西方新文明的成就。

我们懂得你的用心：

你是要国人践孔子“知耻近乎勇”的格言，你是和手创民国的中山先生一样，要唤起这个知识、道德“都睡了觉”的民族。

我们懂得你的刺耳警心的言论，不是对国家尊严的伤害，而是一个再造文明、复兴民族的关键。

胡适的遗体入葬台北“中央研究院”在南港“学人山”专门为其兴建的墓园。出殡之日，台湾各界有30余万人为“我的朋友胡适之”自动执绋。国民党要人、学界名流、生前友好、同事前往送行者不计其数，整个送葬路上人山人海，车马难行，拥挤不堪，形成了无涯之海洋。其规模之大，盛况之隆，台岛前所未有，可谓备极哀荣。胡氏的小脚太太江冬秀抹着眼泪，从窗缝里看到如此壮观浩瀚、涌动不息的人潮，甚为感动，也颇觉荣幸，于悲恸中对她的长子胡祖望用原装的安徽腔说道：“祖望呵，做人做到你爸爸这分儿上，不容易哟！”〔60〕

胡适临死前的四个月，这位与胡氏同庚并于14岁订婚，以打麻将推牌九为一生之专业特长和奋斗目标的江冬秀，才携带一张笨重而有点破烂的旧床自美国赶到台湾陪伴病弱的丈夫生活。胡适临终前两天曾嘱咐秘书王志维替自己物色一所房子，并说：“我太太打麻将的朋友多。我在南港住的是公家宿舍，傅孟真先生给中央研究院留下来的好传统之一，就是不准在宿舍打牌。我也不应该不遵守傅先生留下的规矩。”〔61〕王志维听罢，很是感动，第二天便开始想法联系。但房子没有找到，胡氏却驾鹤西去。王志维在帮助其家人清点遗物时，发现除了书籍、文稿、信件等，胡适生前留下的钱财只有135美元。

胡适的学生、原北大图书馆馆长、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毛子水代表治丧委员会为其撰写了墓志铭。金石名家王壮书丹。墓志文字平易又含义深长，朴素而又庄严，文情并茂，堪称逝者生前倡导的白话文的至高境界，铭曰：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

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

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中央研究院胡故院长适之先生治丧委员会立石

中华民国五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胡适突然撒手归天，消息传到台大医院，梅贻琦深为悲痛。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经此刺激，梅贻琦病情加重，几度昏迷不醒。当月，其“教育部长”职务获准辞去。4月29日，梅氏在病榻上发表了最后一次对清华校友的讲话，诚朴谦逊一如往常，只是言语稍有错乱。5月4日，由微热到高烧不退，咳嗽转剧，任何抗生素都不能控制。19日，梅贻琦陷入昏迷状态，体温升至41℃。如此病况，国民党高层为之震动，蒋介石闻讯，指示陈诚、蒋经国等组织台大医务人员全力抢救，延至上午10时50分，终告不治。梅贻琦溘然长逝，享年73岁。

是日中午，台北各电台首传噩耗，清华同学数百人闻讯，于惊骇、悲痛中急趋台大医院奔丧。特二号病房中阴沉暗淡，韩咏华方举哀室隅，梅的好友、台大教授查良钊则忙于奔走料理，力竭声嘶。清华校友环列榻前，默对遗体，缅想往日耳提面命之恩，益感此时人天遥隔之痛，无不掩面悲泣。

梅贻琦生前有一个随身携带的手提皮包，入住台大医院时放在床下一个较隐秘的地方，包里装的是什么珍贵东西没有人知道。梅去世后，秘书在料理后事的同时迅速将手提包封存，后来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场合下启封。当包打开，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里边装的全是清华基金账目，一笔笔清清楚楚地列着。睹物思人，在场者无不为之感动，有热泪盈眶者。此时韩咏华才顿悟，梅贻琦没有任何财产，所有的话都在病床上讲完了，所以也就无须写什么遗嘱了。

5月23日上午举行公祭，宋美龄亲到梅夫人寓所慰问，蒋介石特颁“勋昭作育”挽额，以旌逝者高风亮节之风范，同时遣当局秘书长张群代表致祭。一时间，陈诚、五院院长、各部部长、大学校长，以及各界首长、中外学者亲临致祭者达千余人。新竹清华大学师生则于正午12时恭祭。按照计划，逝者遗体将移入新竹清华校园专设的灵堂供师生、好友与各界人士凭吊。当安葬灵车由台大医院驶入新竹县时，数万民众与身穿制服的各校学生，配以自己组织的乐队肃列道路两旁，向缓缓驶来的一生献身教育的伟大学人遗体默致哀悼。

梅贻琦遗体下葬地选在新竹清华校园西南区十八尖山之麓，此地倚山面水，居高临下，俯视全校，远眺大陆。为纪念梅氏对中国教育事业特别是清华创业的贡献，台湾当局于这年夏季在新竹清华研究所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清华大学并招收本科生。同时在校园内为梅贻琦修建了墓园，取名“梅园”。园内建有墓碑两座，一座正面镌刻蒋介石题赠的挽额“勋昭作育”四字，背面是“褒扬令”。另一座正面是罗家伦题写的“梅校长贻琦博士之墓”，背面是蒋梦麟题撰的碑文。墓的左侧建有“梅亭”，园内植有各种名贵花木，其中有杏梅287株，梅花241株，名花草木构成了壮美秀丽的“梅林”，以志世人缅怀纪念。

注释

• 〔1〕袁随善《怀念梅贻琦老校长》，载《清华校友通讯》，（复）20期，1989年10月。

• 〔2〕《北总布胡同三号—童年琐忆》，载《不重合的圈—梁从诫文化随笔》，梁从诫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另，据悉梁从诫先生于2010年10月28日，因病于北京世纪坛医院逝世。特此悼念—作者附记。

• 〔3〕《回忆梅贻琦座谈会》，吴泽霖发言，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4〕李书华《悼梅月涵先生》，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5〕〔38〕韩咏华《我与梅贻琦》，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6〕《回忆梅贻琦座谈会》，韩咏华发言，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7〕〔18〕《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浦江清著，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

• 〔8〕沈刚如《献身大学教育的梅贻琦先生》，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9〕叶企孙第三次审讯材料（1968年9月4日），载《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 〔10〕《回忆梅贻琦座谈会》，陈岱孙发言，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11〕〔22〕〔24〕《梅贻琦传稿》，赵赓飏著，台北：邦信文化公司1989年出版。

• 〔12〕蔡麟笔《为百世师为天下法》，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13〕《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美］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 〔14〕《回忆梅贻琦座谈会》，何介人发言，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15〕〔31〕张起钧《临难不苟的梅贻琦先生》，载《梅校长月涵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刊》，台湾清华大学1965年5月印行。

• 〔16〕叶公超《梅贻琦：一位平实真诚的师友》，载台北《传记文学》，第6卷第5期，1965年5月。

• 〔17〕《冯友兰自述》，第104页，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 〔19〕黄延复《梅贻琦、陈寅恪“解放”前夕为何要“出走”？》，载“新浪网”黄延复博客，2009年5月12日。

• 〔20〕北京大学档案馆档案。全宗号（七），目录号第一号，案卷号1231。

• 〔21〕《梅贻琦日记》（一九四一—一九四六），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 〔23〕林从敏《追忆校长梅贻琦先生》，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25〕《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41号，1931年12月4日。

• 〔26〕《陈寅恪之史学》，第82页注，李玉梅著，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

• 〔27〕严信民《听听章伯钧的狂言：“我说就是要和共产党争天下”！》，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3日。

• 〔28〕《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梁怡、李向前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

• 〔29〕《我的父亲陈序经》，陈其津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 〔3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 〔32〕〔33〕〔41〕黄延复《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34〕〔35〕〔40〕赵赓飏《协助清华在台复校琐忆—为纪念梅校长逝世二十周年作》，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36〕叶公超《忆梅校长》，载《梅校长月涵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刊》，台湾清华大学1965年印行。

• 〔37〕吴泽霖《记教育家梅月涵先生》，载《文史资料选编》，第十八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出版社1983年出版。

• 〔38〕方钜成、姜桂侬《忆梅校长在伦敦二三事》，载《清华校友通讯》，（复）13期，1986年4月。

• 〔42〕浦薛凤《梅故校长精神永在》，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43〕梅祖彦《天南地北坐春风—怀念先父梅贻琦校长》，载《永远的清华园—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宗璞、熊秉明主编，北京出版社2000年出版。

• 〔44〕李鹤龄《关于前校长梅贻琦的几件事》，载《清华校友通讯》，（复）6期，1982年10月。

• 〔45〕据梅祖彦说：“我在军队服务时间较久，学业因而耽误了三年。不过在服务的后期，被派调到美国的军事基地工作，服务结束后得到机会在美国继续学业。1949年我在父亲的母校吴斯特理工学院（即伍斯特理工学院）本院毕业，这件事父亲后来还算满意。”又说：“我回到北京后不久父亲即长住台湾，从那以后没有再给我写过信，但从母亲由美国来信中知道父亲得悉我回到清华母校任教后感到欣慰，以我的新环境中的适应情况很为关心。”梅祖彦由美国回到大陆后，一直在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任教授，为中国著名水力机械专家。先后担任过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流体工程分会副理事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常委、第三届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西南联大校友会会长、清华校友总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于2003年5月27日，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 〔46〕赵赓飏《琐事忆梅师》，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47〕〔48〕〔50〕〔51〕〔52〕〔53〕〔54〕〔61〕《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 〔49〕《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胡适对吴健雄这位女弟子的成就极为推崇并感到自豪，在吴健雄即将偕夫赴台的2月19日，胡适曾对媒体记者专门谈起吴的经历与成就。胡说：“吴健雄是我在中国公学的学生，她的成绩特别好，在我班上得了一百分。我离开中国公学后不久，她再进中央大学物理系，毕业之后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再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所完成博士学位。指导她研究工作的教授是诺贝尔奖金的物理学权威恩尼斯·劳伦斯博士。”又说：“记得在1958年，李政道、杨振宁两位青年中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金时，国内许多人，为了吴健雄博士在这份最高荣誉中没有份，而感觉十分不公平。这种感觉，在美国科学界人士中，也是一样的。因为李杨两人都是研究理论物理的，他们以一支粉笔，一块黑板，构想、推理出了震惊世界的学说，推翻了物理学上基本的对等定律。但是如果没有吴健雄博士利用美国国家标准局的设备，埋头进行试验，终获证明的话，对今后科学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李杨定律，将仍旧只是一个推理。”（原载台湾《中央日报》《新生报》，转引自《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胡适不懂物理学，但这个话大体不差。为了弥补诺奖委员会对吴氏学术成果的不公，1958年吴健雄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75年又出任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女性会长，同年获得美国总统福特在白宫授予的国家科学勋章，这是美国最高科学荣誉……胡适所言与吴健雄的师生关系，确实也不同寻常。1936年10月30日，时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给原中国公学的学生、时刚到美国进修的吴健雄写了一封信，授以治学的秘籍：“凡治学问，功力之外，还需要天才。龟兔之喻，是勉励中人以下之语，也是警惕天才之语。有兔子的天才，加上乌龟的功力，定可无敌于一世。仅有功力，可无大过，而未必有大成功。你是很聪明的人，千万珍重自爱，将来成就未可限量。这还不是我要对你说的话，我要对你说的是希望你能利用你的海外住留期间，多留意此邦文物，多读文史的书，多读其他科学，使胸襟阔大，使见解高明……做一个博学的人。”又说：“凡第一流的科学家，都是极渊博的人，取精而用弘，由博而反约，故能有大成功。”年轻的才女吴健雄正是遵照胡适当年的要求与期望去做了，故后来有成为一个伟大学人的成功。1959年5月1日，吴健雄写信给胡适，说她一生中受她的父亲和胡适两人的影响最大，并把1936年胡适给自己的信翻印后寄赠胡适作为纪念，感谢胡对自己的“诱导奖掖，竭尽鼓励”。胡适去世后，此信专门陈列于台北南港胡适纪念馆供后人瞻仰参观。（胡明《晚年的胡适与台湾中研院》，载《胡适研究》，第二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另据《日记的胡适》一书说，胡适的“龟兔赛跑与人的聪明”的想法，源于1958年前后，理由是胡适日记有载：1958年12月24日，胡适在一个会议的午餐上，当着陈诚等人的面发表过一个演讲，说：“凡是历史上有大成就的人，都是有兔子的天才，加上乌龟的功夫的。能够如此，无论是做什么学问，做什么事情，就都可以无敌于天下。我曾告诉我的学生们，如果没有兔子的天才，就应该学习乌龟的功夫。万不得已学乌龟的功夫，总比学睡觉的兔子好得多。绝顶聪明的人，多数都是走乌龟的路。”据这本书的作者说：“那年他（胡适）第一次谈及此，却是因为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对胡适大夸爱子，胡适听了不以为然。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1958年1月16日。潜山余协中来访。他是用Refugee Act 〔难民法案〕来美国居留的，现住Cambridge 〔剑桥〕。他说起他的儿子余英时，说Harvard〔哈佛〕的朋友都说他了不得的聪明，说他的前途未可限量。我对协中说：我常常为我的青年朋友讲那个乌龟和兔子赛跑的寓言，我常说：凡在历史上有学术上大贡献的人，都是有兔子的天才，加上乌龟的功力。如朱子，如顾亭林，如戴东原，如钱大昕，皆是这样的，单靠天才，是不够的。’”（《日记的胡适——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的他们》，李伶伶、王一心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

从李王二人著述看，所云胡适至迟在1958年才萌生“龟兔赛跑与人的聪明”的想法是不对的，从胡给吴健雄的信中的时间即可见出。另，从胡适日记推理当时的现场，余英时那个浅薄的父亲足以代表多数中国人的思维：投机钻营，得过且过，小富即安，有一小成就即沾沾自喜，自吹自擂，目空一切，等等……而这一切恰是胡适所鄙视和深恶痛绝的。胡在日记中把余的来路用Refugee Act 〔难民法案〕特别标出，可见此用意和对余氏的总体评价。事实上，余英时走出哈佛，除了勉强做了一个人民教师，在胡适研究领域敲敲打打搞了一辈子，并没有过人的成就可言。至于在大陆出版的《重寻胡适历程》等图书使用煽情的“在没有胡适之的日子，我们读余英时”等广告语，更是荒唐可笑。余氏之著述，只不过是一包资料的堆砌罢了，并无什么新意和成就可言——这就让后人不得不反思胡适当年所言和对吴健雄所说的那些话的启迪作用。如果没有阔大的胸襟、渊博的学识、高明的眼光，仅仅为了取得个难民身份加入个美国籍，或在学校考试中得了个前几名就沾沾自喜，不知自己姓余，姓吴，还是姓胡，哪里会产生什么“前途不可限量”的人物？类似的事不只是余协中及其儿子身上见得，即在胡适的家乡，也同样地验证着这个道理。

在胡适死去几十年后的今天，前往安徽绩溪上庄村访问的胡适研究者往往会从当地老少爷们儿口中听到这样的话：“宁要一个胡卓林，不要十个胡适之。”胡卓林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经商致富，每年都要带几个乡人出外就业，且乡人到上海谋事，在他那里一宿两餐受到招待，有困难亦可得到帮助。胡适声名虽大，直接资助和提携的乡人是没有的。

据胡适侄女婿程治平的儿子程法德查考，现在胡适的近族、亲戚和姻亲，除了他夫人江冬秀的堂弟江泽涵是一位有成就的数学家外，其他无一特殊人物。胡的一个表弟冯致远（舅父之子）一生从事教学，已作古。胡适同父异母兄弟的三个侄孙，一个是中学教师，两个农民。与胡家亲近的侄女婿程治平，则是一个小生意人，已作古。今有一胡明编了几本胡适的集子，勉强算是胡家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文化人。

由上述事例联想到1943年5月10日胡适在日记中所载的一段：“二月吴健雄女士信上说：……你的讲演最动人，最有力量。……譬如说，我听到了你那次在苏州女中的演讲，受到的影响很深。后来的升学和出洋，都是从那一点出发的。虽然我是一个毫无成就的人，至少你给我的鼓励，使我满足我自己的求知欲，得到人生的真正快乐。……”胡适又记：今天我写信给她说：“……我曾说，’无心插柳，尚可成阴；有意栽花，当然要发。’我一生到处撒花种子，即使绝大多数都撒在石头上了，其中有一粒撒在膏腴的土地里，长出了一个吴健雄，我也可以百分快慰了。”（《胡适日记全编》（七），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这个话，透露出胡适从心坎里感到自豪的同时，是否也暗含着对自己故乡、家庭中的子女和后辈培养方面不能如意的无奈？

• 〔55〕徐复观《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载香港《民主评论》，第12卷第24期，1961年12月。

• 〔56〕台大医院魏火曜医师对胡适死因的诊断是：“先生久患心肌阻塞症，因兴奋过度，心肌阻塞导致心室震颤。心脏失去了输送血液的功能，心跳越来越快弱，终告不治。”（《香港时报》，2月26日）

• 〔57〕胡适去世后，徐复观也写了一篇《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的悼文，其中写道：“我深切了解在真正的自由民主未实现以前，所有的书生，都是悲剧的命运；除非一个人的良心丧尽，把悲剧当喜剧来演奏。……正因为他是悲剧性的书生，所以也是一个伟大的书生。”

• 〔58〕王志维《记胡适先生去世前的谈话片断》，载《百年国士》，王大鹏编著，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

• 〔59〕邓广铭《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载《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 〔60〕《胡适杂忆》，唐德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第六章　蒋梦麟的凄凉晚景

独立晚更好

在短短三个月之内，中国学术界灿烂星河中两颗巨星相继陨落，台岛各界及海内外相知的学人闻之无不同声悲泣。而与胡梅二人共事多年且为知交、被誉为留美“三老博士”〔1〕之一的蒋梦麟，无论是参加胡适的吊唁还是为梅贻琦书写墓碑碑文，皆是百感交集，别有一番刺骨椎心的哀戚在心头。

蒋梦麟与胡适的交往早于梅贻琦。关于蒋、胡最早相识经过，胡适没有留下文字记载，或者有过记载但已遗失，〔2〕从赵元任的回忆文章中可以清晰地看到。1910年8月16日，胡适与赵元任分别以留美庚款官费考试第55名和第2名的成绩，于上海同船起程驶入茫茫的太平洋。赵说：“我们到达旧金山，正赶上看庆祝加州于1910年加入联邦日……我们这批清华学生由蒋梦麟等人来接，梦麟那时是加州大学四年级学生……他们引导我们去看旧金山的景色，包括1906年大地震尚未清除的废墟……不久我们这批人便被分成较小单位，分别送往各大学，大多在东部各州……我和另外十三位中国学生，获准进入康乃尔大学，作一年级生，包括胡适（当时英文名为Suh Hu）和周仁。”〔3〕

后来，胡适由康乃尔（康奈尔）转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与此前已在该校研究院就读的蒋梦麟，共同师从号称“实验主义哲学家”的杜威教授攻读博士学位。1917年，蒋胡二人相继归国，胡于当年进入北京大学任教，1919年五四风潮发生之后，蒋梦麟也转入北大担任总务长兼教育科教授，以北京大学这一新文化运动圣地为转捩点，蒋胡二人开始了大半生的密切交往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尽管他们后来又分别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和中国公学校长等职，且天南海北很少见面，友谊却持久地保持下来。这一点，蒋梦麟在怀念傅斯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得明白：“当我在1930年回北京大学时，孟真因为历史研究所搬到北平，也在北平办公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4〕

抗战胜利后，由于蒋梦麟自己想进入政府权力中枢，成就一番升官发财的美梦，遂有胡适主掌北京大学的机会。此次人事更迭，怪不得傅斯年毫不客气地让他交出北大印把子，且卷铺盖光腚走人，〔5〕更不能怨当时在美国的胡氏没有做到持久的客气和谦让，蒋梦麟之辞却北大校长职，实乃机与势之使然，至于日后政治和个人命运的兴亡存续，也就更不是傅斯年与胡适二人可以控制得了的。

蒋梦麟辞却北京大学校长，跟着“世人皆曰杀”的皇亲国戚、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鞍前马后跑了一阵龙套，于气喘吁吁中额头上的汗珠尚未擦干，便随着1947年3月宋子文的轰然倒台而摔于阴沟中。所谓树倒猢狲散，想不到已是62岁高龄的蒋梦麟又品尝了猢狲四散后的尴尬与辛酸。

红火一时的行政院秘书长官帽没有了，好在还有如中央监察委员、国府委员、行政院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等几顶官帽还戴在头上，蒋梦麟依仗这几顶风雨飘摇的纸糊高帽于长吁短叹中熬过了1948年夏天，终于又遇到了人生中最后一次转机，有幸成为权倾一时的“农复会”掌门人和名重台岛的“国之重臣”。所谓“天不灭曹”的历史典故，在蒋梦麟身上又实验了一把。

所谓“农复会”，全称为“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其创始人要追溯到留美学子晏阳初。1893年生于四川巴中的晏氏，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就读并获硕士学位。1918年欧战期间，晏阳初与100多名中国留学生应募到法国为华工服务，主要替华工写家书。也就是这次义工生涯，令晏氏深感人民大众不识字的痛苦，遂立志从事平民教育与农村改造。1920年归国后，晏氏得到美国教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援助，在华中、华北、华东三处试验推行平民教育大运动。通过与底层社会大众接触，晏阳初认为中国的大患是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对以农民为主的民众教授文化知识。在“除文盲、作新民”宗旨下，先教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同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

抗战爆发后，晏氏设在定县的平教总会迁至湖南、两广，最后迁至陪都重庆。1940年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后名乡村建设学院），自任院长。1943年，晏阳初应邀赴美研究战后建设及世界和平等问题，因其在中国定县的优良工作成就受到表彰。抗战胜利后，晏氏再度赴美，并通过宋子文介绍与罗斯福夫人会晤。翌年，晏氏由美国大法官道格拉斯陪同拜访杜鲁门总统，就中国的“平教运动”进行商谈，大力寻找资助。1947年4月，晏氏再度赴美，会晤国务卿马歇尔，力陈中国乡村改造的必要性，并在同年9月30日致美国国务院备忘录，提出改造中国农村的具体步骤，主张为有效推进这一方案，应设立一个全国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委员会，经费由中美两国共同承担，美国可以捐赠或以贷款的方式提供援助，该会应为一独立机构，由两国政府指定中美代表组成。按晏阳初的想法和现实情况，这一机构如果纯粹由中国人或美国人管理，都不可能成功，只有两国联合才行——这就是农复会为中美委员联合组成的胚芽，后来的事实证明晏氏之设想确属一个极端高明的上策。〔6〕

晏阳初的构想得到了美国国会议员、曾以名篇《大地》小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赛珍珠以及各大媒体的支持，经过各界人士努力，终于在1948年4月1日美国国会第八十届国会第二会期，通过第四七二法案第四〇七条款，规定中美双方政府设立一个联合委员会，正式定名为“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The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JCRR，原文为“农村改造联合委员会”，并无“中国”字样），美国国会一并通过1948年援华法案中一项“晏阳初条款”，特别指定以经援十分之一做农复会用途，也即“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在第一年中可分到2750万美元经济援助金，这在当时看来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天文数字。〔7〕

有了美国佬这位二战暴发户兼大款的强力支持，中国政府方面自是乐意促成，这年8月2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例会通过方案，以蒋梦麟、晏阳初、沈宗瀚为“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中方委员，另聘请美国专家穆懿尔（R.T. Moyer）、贝克（J.E. Baker）为美方委员。

方案通过，意味着中国政治权力这道重峦叠嶂的峰岭上，又将出现一个新的山头或曰山寨，而“谁坐这个山寨聚义厅第一把交椅”的问题也就凸显于政客们面前。当时沈宗瀚任国民政府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所长，无论名气还是实力，皆不能与蒋、晏抗衡，自然要坐老三的位子。众人瞩目的第一把交椅的争夺战，就别无选择地在蒋、晏之间展开。

晏阳初在同代中算是少有的人杰，不但精明强干，还颇有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内旋外交能力，从农复会的创建历程即可见此公不是白吃干饭的一般官僚和政客，确有其独到和过人之处。就在晏氏于全国推行平教运动的过程中，他深知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的不同，会造成人生事业的巨大落差，因而没有完全断绝与庙堂的关系。1933年5月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以汪精卫为委员长的农业复兴委员会委员。1946年5月，被行政院长宋子文聘为农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时晏氏正在中美间来回奔波，主要精力放到农复会这个中美混血儿的保养助产上，未就任。几年辛苦下来，眼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这个金光闪耀的娃娃呱呱坠地，在皆大欢喜的同时，社会各界自然对晏阳初投去敬佩的目光，因为没有晏氏几十年来不间断的努力和四处千辛万苦的“化缘”，就不可能有这个机构的诞生。既如此，农复会的主任委员一职非晏氏莫属。但极其不幸的是，1948年10月1日，农复会正式宣告成立，同时国民政府行政院宣布蒋梦麟为主任委员，晏阳初为执行长（秘书长）。

蒋梦麟眼见自己一举击败了强大的对手，如愿以偿坐上了头把交椅，自是喜上心头。而晏阳初一看自己呕心沥血煮熟的鸭子竟成了别人的盘中大餐，自己降身为蒋梦麟手下跑腿的马仔，怒从心头起，火向肝边生，大骂王世杰、翁文灏等辈不是个东西，正因彼辈暗中插手捣鬼，才使自己败下阵来。事实也确实如此，时王世杰正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翁文灏出任国民政府行宪后的第一任行政院长，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力达到了人所难及的顶峰。王翁二人与蒋梦麟皆为北大旧同事，之后虽各自在宦海沉浮，但仍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和友情。相较而言，晏阳初虽属人中之杰，但在与庙堂中人关系的处理上，如丛林中的老虎，有独来独往、啸傲群雄的感觉，因而与王、翁等集团中人的关系并不密切。就在农复会即将宣布成立之时，整日蹲在官场舞台上敲几个无聊边鼓的蒋梦麟，意识到自己的人生转折点业已来临，机不可失，必须抓住这可能是人生中最后一次的机会。于是，蒋最先找到王世杰，请王向翁说项，“拉兄弟一把”。王翁二人不负所托，联手展开行动，很快做通了最高统帅蒋介石的思想政治工作，而后以各种名目和官场忽明忽暗的操作方式，把蒋梦麟那黑干超瘦的身子骨抬到了农复会聚义厅第一把交椅之上。

晏阳初一看座次已定，自己回天乏术，在大骂王世杰、翁文灏等辈不以党国事业为重，徇私枉法、培植亲信、打压异己的同时，遂有了“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远走高飞”的打算，而后开始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地下行动。1949年“农复会”迁台后，晏氏正式提出辞职赴美，时主持台湾大局的陈诚曾竭力挽留，但晏阳初仍以“虎狼不能共居一个山头”的说辞与傲气决然远走他乡。1951年，晏阳初终于得允离开台岛赴美，在纽约另起炉灶，创立了一个叫作“农村复兴（改造）”的国际机构（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Rural Recon－struction），分别在菲律宾、南美哥伦比亚以及非洲等地推动农村复兴工作，取得巨大成功，他本人也由此获得了国际性声誉。著名作家赛珍珠为晏氏的精神和取得的成绩深受感动，决心为这位一生从事平民教育和农村复兴运动的先驱写个人传记，以流传后世。惜赛氏已是八十岁高龄，未能着手即病逝，成为一大憾事。〔8〕

面对晏阳初的郁闷之情与出走美国，就蒋梦麟个人而言，并无愧色。在他的心目中，这农复会的第一把交椅，是自己暗中活动，王世杰和翁文灏等一帮朋友光明正大地给予的，不是自己从晏氏屁股底下霸占而来，就像当年自己失去北大校长一样，就理论上说怪不得傅斯年和胡适。因而蒋梦麟出任农复会主任之后，原来有些弯曲变形的瘦弱骨架再度挺了起来，低垂的头颅也重新仰起，老羊皮袄一样厚重的眼皮随之轻捷地上下开合，混浊的眼球渐渐明亮并发着咄咄逼人的光，从脚到头地看上去，人确实精神了不少。只是这个农复会生不逢时，刚一坠地就遇到了兵荒马乱的年月，通货（金圆券）膨胀，民不聊生，国共之战一天紧似一天，而北方渐为共产党毛主席部队占领，蒋梦麟只好率一班人马在湘、桂、粤、滇、闽、黔、蜀等省区推动工作。据沈宗瀚晚年统计，农复会在大陆工作的短暂一年间，主要在五个方面做了推动，包括：在四川、广西、贵州等西南省份协助政府“二五”减租，以保证佃农的利益；协助政府加强并改组省农会，使之成为地方农民为自己谋福利的一个合作组织；扩充灌溉设施，以利农民增加产量；繁殖并推广稻、麦、甘薯及棉花等改良品种，以裕人民衣食之来源，同时防治地方性的传染病如疟疾、霍乱等，以促进农村人民身体健康，增强人口的劳动能力。这些计划的实施共用去经费35万美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社会矛盾，使农民得到了某些实惠。可惜因为国共之战越打越烈，农复会的工作成就湮没在硝烟炮火中未得凸显，尤其当时纸币已完全失信于民众，农复会的经费、薪饷都使用金条、银圆等硬通货，需动用飞机来回搬运，这就为计划实施带来很大不便与阻力，有时钱还未拨到，该地已成为共产党的天下，农复会人员只好随慌乱的人群老鼠一样地潜逃出境。

随着国民党军的崩溃和国共军事实力的逆转，农复会随国民政府自南京撤到广州。临走前，蒋梦麟于日理万机中专门挤出时间到老虎桥监狱，探望了关押在那里的原北大同事兼好友周作人，二人相见，自是一番感慨在心头，蒋氏劝慰几句便匆匆离去。此为二人的最后一面，这一别竟是永诀。

此时，中共军队势如破竹，兵锋所至，所向无敌，国民党军将士望风披靡。随着社会上传出广州也将不保的消息，摆在农复会面前的撤退之路有两条：一是四川，二是台湾。蒋梦麟眼望共产党军队潮水一样向西南之地涌来，知道四川也不是一个久留的长把子瓢，于是率一班亲信人马飞往台湾，除了解农业行情外，主要向主持当地军政事务的陈诚探询是否有推进土地改革的意向。并不糊涂的陈诚自是不会让一个肩上背着几袋子沉甸甸美金的老汉轻易离去，于是满口承诺，主客皆大欢喜。1949年9月，蒋梦麟率农复会部分亲信扛着美钞正式把总部迁往台北。未久，以晏阳初为首的部分人员暂往四川，随着“天府”陷落，晏阳初等也只好搭机匆匆撤往台岛。

就在蒋梦麟率部分人员刚刚在台湾落脚之时，忽然传来北部地区发生牛瘟并迅速向整个台岛蔓延的凶信。待查明原因，方知是这年中秋节因台湾猪肉不足，特地从海南岛输入一批毛猪，放置在台北牧场的奶牛场，毛猪带进了猪瘟，进而使牛受感染得病。时台湾全岛耕种土地全靠牛拉人扛，如病牛得不到及时救治，按当时牛瘟的传播速度，很可能在两个月内台岛耕牛全部死光。倘如是，不但人拉犁耕的原始景象重新出现，整个台岛将出现罕见的大饥荒，无论是对撤退到该地的蒋家王朝军政人员，还是当地黎民百姓，后果不堪设想。因而此次事件令整个台岛为之震动。

危急中，行囊甫卸的“农复会”人员立即提供技术和经费，支持当地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在农林厅淡水兽疫血清制造所技正李崇道和美籍顾问雷辛格等专家的共同努力下，一方面捕杀病牛，禁止牛群移动，一方面从风雨飘摇的成都空运牛瘟血清做紧急防治，并商请联合国粮农组织提供牛瘟种毒，在淡水制造兔化牛瘟疫苗注射其他牛群。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到1950年元月前，终于将牛瘟封杀于台北平原的出口——龟山通道，一场惊心动魄的牛瘟扑灭战就此完结。这是“农复会”到台湾后为当地农业复兴建立的头功，仅此一役，就令全台民众刮目相看。

新的一年到来了，“农复会”在台湾稍事安顿即展开工作，主要成就有三：一是土地改革，二是肥料换谷，三是农会改组。台湾全岛的土地改革不但使佃农免受地主剥削，更进而拥有土地，并提高增产意愿。肥料换谷一方面提高作物产量，一方面充裕军糈民食，安定粮价。与此同时，各地农会逐渐改组健全了农村社会结构、农业推广和生产运销体系。土地改革成功之后，经过多年苦干，终于迎来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农业与农村的复兴，释出土地转而投资工业，又进一步促进了六十年代中期之后工业的快速发展，直至迎来了台岛列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经济全面腾飞时代。

国民党政权撤退台湾初期，财政极其困难，军政工教人员的薪水难以按时发放，生活更是困苦不堪，许多过去有头有脸的人家都不得不以稀饭青菜充饥，直到胡适从美国回台并出任“中研院”院长时，艰苦的生活状况仍未有大的改观，年迈的胡适也一样靠喝稀饭充饥。因而，台湾当局无力拿出钱财像过去那样搞公费留学。作为教育家的蒋梦麟一到台湾，鉴于各方面急需人才，便利用“农复会”的美援款项，协助当局选拔人才公费出国留学。1950年考选录取了第一批36人，考试科目不限于农学，还包括工程、地质、银行、财政、金融等学科。这一届公费放洋的学生中，就有考取工程科、后来成为台北市市长的高玉树。后来成为台湾“总统”的李登辉，也得益于“农复会”的选拔考试而留学美国，据知情者钟博透露，时已毕业于台湾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并留校任教的李登辉，顺利通过了“农复会”主办的留学考试，惜身体检查未能通过，因而无法放洋，幸亏“农复会”农经组组长Dawson兼美国“大使馆”官员，谓此人成绩很好，若不得去美国学习很是可惜，遂主动替他保留名额六个月，李氏后来终于成行，进入依阿华大学主攻“农业经济与物价的关系”。1957年，李登辉曾调至“农复会”担任技正，后再赴美国进入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归台后继任台大教授兼“农复会”农业经济组组长、顾问，此为李氏发迹之始。直到1972年为蒋经国延揽入阁，任政务委员，成为台湾政界风云一时的人物。因而，可以说李登辉是“农复会”出资派员出国留学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和知名者，只是此人后来悍然支持“台独”势力，才一变而为世人皆曰杀的民族败类。“农复会”出资赞助的留学制度一直持续到1995年才停止，后来只选派农业方面的留学生，其他科目由当地政府出资选派了。

“农复会”在台岛搞得红红火火，得到了上到“总统”蒋介石，下到普通民众、特别是得到实惠的农民兄弟的肯定和好评。在阵阵赞誉声中，蒋梦麟于1958年又兼任了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从而使他达到了晚年的权力顶峰，也是人生大幕谢落之前的最后一次辉煌。

石门水库位于桃园县龙潭乡东南隅大汉溪中游，横跨龙潭、大溪两个乡镇，因溪水出口处有两座小丘对峙，如同石门而得名。远在日据时代当权者即有在此兴建水库的构想，蒋政权退居台湾后延续其计划，决心建库蓄水。自1954年起，农复会提供初步经费协助当局进行地质、水文、农业经济等方面的调查，助力甚殷，各方欢喜。自从兼任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之后，随着工地陆续开工，蒋梦麟每个星期总有两三天要在石门水库现场办公，晚上不能返回台北，就住在库区建设工地的宿舍里。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对蒋家人来说一件大事发生了，蒋梦麟夫人陶曾穀撒手归天。

据说，陶曾穀在病榻上与死神较劲争斗时，有一位40多岁的官太太，亦即陶的一位表亲经常于床前照料，二人感情甚笃，无话不谈。在陶曾穀自知不久于人世的前夜，陶借回光返照的短暂清醒之机，拉着这位表亲太太的手说了如下一段话：“孟邻的身体很好，而且太重情感了，我死了以后，他一定会受不住的；而且，我不忍心他受长期的寂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他找一个合适的对象，陪伴他……”〔9〕陶说这话的时候，眼中含着泪水，一直凝视着这位表亲，久久不愿松手，这位太太自是满口答应。

陶曾穀撇下丈夫与孩子独自远去，亲属好友为之悲痛涕泣，那位受托的太太始终没有忘记陶氏的临终遗言，甚至把陶氏之托与“白帝城托孤”的重要性相提并论。在这股强大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下，开始替蒋梦麟提亲说媒。但一年下来所物色的十几个女角，其姓名都被蒋梦麟偷偷用红笔勾掉扔到了垃圾筐。情急之下，媒婆决定在整个台北地区城市乡村、山川河流，四处甩钩，广泛撒网，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为蒋主委弄一个满意的婆姨抱到床上。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辛勤打捞捕捉，到了1960年秋，终于有一条光彩照人的美人鱼撞入网中。此人便是蒋梦麟晚年悲剧的主角——徐贤乐。

那位媒婆见徐贤乐冒冒失失地撞入网内，大喜，立即将其拎到台北著名的圆山饭店与蒋梦麟相见。接到电话后从石门水库一路驱车狂奔、满面风尘赶到现场的蒋梦麟，在华灯闪烁中一见徐氏，如睹天人，伸出的舌头久久不能缩回，惊喜慌乱中还差点跌倒在地。正是：

萧萧十月菊，耿耿照白草。

开窗逢一笑，未觉徐娘老。

风霜要饱更，独立晚更好。

韩公真躁人，顾用扰怀抱。

徐娘身老谩多情

这徐贤乐何许人也，竟使见多识广、学贯中西的一代名流，“国之重臣”蒋梦麟神魂颠倒，兴奋得不能自控，差点造成人身事故？回答是，徐氏自有三踢两脚的硬功夫，否则蒋氏不会为之倾倒。

徐贤乐乃江苏无锡人，1908年出生，曾祖父徐寿是晚清著名的化学家、实业家、造船工程师。祖父徐建寅18岁时协助其父研制蒸汽机和火轮船，后来又研制成无烟火药，最后在制造火药时发生爆炸，不幸遇难。父亲徐家保，曾在张之洞督两湖时期受聘为湖北两湖书院和经心书院的总教习、教习，江汉书院提调（兼课天文、地理、兵法、算学）；民国初年任广东石井机器局总办，北洋政府陆军部技士等职。徐家保生五子四女，徐贤乐是徐家幺女，人聪明漂亮，备受宠爱。徐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时被师生称为“校花”，大学毕业后曾到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过一阵子，由是被称为“部花”，抗战后期经孔祥熙介绍到中央信托局任专员，摇身又变成了“局花”和“专花”。正是这一串“花”的光环，追求者如同暗夜的萤火虫或牛虻纷纷扑撞而来，但徐美人不以对方身材长短和相貌来交谈，而是以口袋里的钱财是否响亮、饱满来衡量，结果那些呈群蝇乱飞状扑撞过来的求爱者，一个个弄了个飞蛾赴火，灰头土脸地败退而去。最后，徐小姐挑选了一位年近50岁的杨杰将军嫁了过去。因这场婚姻是以财势为追求的终极目标，结果是结婚七个月就宣布离婚。〔10〕

1949年，徐贤乐赴台，尽管对象与情人弄了一大堆，但没有公开结婚，似是上帝专门安排她与蒋博士相恋相爱，而后再出演一场情感悲剧大戏，以娱台岛人民孤寂的生活。

蒋梦麟与徐贤乐于圆山饭店相见之时，前者已是75岁的老男人，后者属53岁的中老年妇女，〔11〕徐贤乐虽自称残花败柳，但毕竟是老徐家的女儿，可谓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事实也是如此。在圆山饭店的酒桌上，徐贤乐尽展风流，一笑一颦，一皱眉，一扭腰，一伸腿，一挥拳，对蒋梦麟来说无不透着沁入骨髓的美感与性感。此前，蒋梦麟在石门工地上来回奔波，此处虽有如王右军《兰亭序》里一样的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在普通人看来风景美不胜收，但对蒋氏而言，自陶妻病亡之后，面对空山远麓，河上鸟影，总觉有一种孤独悲凉之感。尤其到了晚上，蒋不能回台北而宿住石门工地，那种空山静夜、幽径皓月、寂无人声的情境，让他从内心深处生发出一种孤寂与落寞。

在此情形下，恰逢徐贤乐横空出世，天仙一样自太空飘然落入自己的眼前，这不是上帝的恩赐又是什么？于是，返回石门工地的蒋梦麟迅速从孤寂沉闷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满怀激情，挥毫泼墨修书一封，派人驱车送于徐娘府上。其中有“在我见过的一些女士中，你是最使我心动的人”一句。此为蒋给徐的第一封情书，这封日后见诸报端的情书，宣告了蒋开始正式向徐求婚，也是婚姻悲剧的肇端。

蒋徐二人如此这般你来我往、半明半暗地拍拖了三四个月，徐基本已探明蒋的财产尽管不多，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以徐娘半百的身子换蒋的财产，从纯生意的角度衡量，大家各有所得、两不吃亏，徐贤乐还略占一点便宜。于是，徐氏明里半推半就，暗中则使出从小练就的洗脑夺心勾魂术和罗汉八步迷惑散，对蒋施展道法。蹲在石门水库老林中倾听松涛鸟鸣、高山流水的蒋梦麟，面对徐娘施展的招数，欲火攻心，不能自制，只得独自在山林中狂奔乱跳，以破解对方的魔力和自己内心的苦痛。当大口喘气稍有缓解，蒋梦麟又找来一张横幅一尺的日本绘画金边皱纹水色纸，研墨挥毫，敬重而虔诚地用小楷书写艳词一首，赠予对方。词曰：

永夜抛人何处去，绝来音。香阁掩，眉敛，月将沉。争忍不相寻？怨孤衾。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

五代顾敻词调寄诉衷情辛丑春书于石门

蒋梦麟

在这首诗词的背面，蒋梦麟又手书一行字——“敬献给梦中的你”。

从最后的暧昧之语可以看出，徐贤乐的身影已进入蒋梦麟的脑海，没白没黑地来回翻滚打滴溜，搞得老蒋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了。

蒋梦麟整日琢磨着给徐贤乐写艳词，并欲娶这位半老徐娘为妻的消息很快传出，引起了上到宋美龄、陈诚、张群，下到北大同学会师友的普遍反对，而“农复会”上下反对尤烈。当此之时，反对集团中的许多人并不认识徐贤乐，只风闻其人出身无锡名门望族徐家，因而有人误把当年与胡适相恋过好一阵子的北大学生徐芳当成了徐贤乐，并传言徐芳为与蒋氏成就百年之好特别改名以避人耳目。后来事实证明这是不对的，随着蒋徐二人官司的进展和胡适信件的公布，世人确信徐贤乐与时在台北的徐芳是堂姐妹，并非一人。〔12〕

据《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载，陈诚曾告诉蒋梦麟说：“我的太太接到蒋夫人——第一夫人宋美龄的电话，她坚决反对你跟这位徐小姐结婚，我的太太也反对，都要我转告于你。如果你一定要和她结婚，那么我们以后不能见面了，至少，你的夫人我们是不能见面了。”〔13〕或许，正是有了这些高层人物放出的风声，原本对蒋徐婚姻就持反对态度的胡适，才不顾病体，于深夜在医院病床上以老友的姿态和口吻，给蒋梦麟写了一封暗含许多朋友意见和倾向的敦促劝告书，淋漓尽致地将自己的情感加策略倾泻而出。书曰：

孟邻吾兄：

上次我们见面，得畅谈甚久，你说此后你准备为国家再作五年的积极工作，然后以退休之身，备社会国家的咨询。我听了你那天的话，十分高兴，我佩服你的信心与勇气。我病后自觉老了，没有那么大的勇气了，故颇感觉惭愧。但我衷心相信，也渴望你的精力还能够“为国家再作五年的积极工作”。

我们畅谈后不久，我就听说你在考虑结婚，又听说您考虑的是什么人。我最初听到这消息，当然替我的五十年老友高兴，当然想望你的续弦可能更帮助你实现“为国家再作五年积极工作”的雄心。

但是，这十天里，我听到许多爱护你、关切你的朋友的话，我才知道你的续弦消息真已引起了满城风雨，甚至于辞修、岳军两先生也都表示很深刻的关心。

约在八天以前，我曾约逵羽来吃饭，我把我听到的话告诉他。这些话大致是这样：某女士已开口向你要二十万元，你只给了八万：其中六万是买订婚戒指，两万是做衣裳。这是某女士自己告诉人的，她觉得很委屈，很不满意。关心你幸福的朋友来向我说，要我出大力劝你“悬崖勒马”，忍痛牺牲已付出的大款，或可保全剩余的一点积蓄，否则你的余年决不会有精神上的快乐，也许还有很大的痛苦。

这是我八天以前对逵羽说的话。

逵羽说，他知道大律师端木先生认识某女士最久，最熟，所以逵羽曾向端木先生打听此人的底细。逵羽说，他听了端木先生的话，认为满意了。他又说，孟邻兄自己觉得这位小姐很能干，并且很老实。

根据端木律师报告，和孟邻兄自己的考语，逵羽不愿劝阻，也劝我不要说话了。

但是，昨今两天（十七，十八）之中，我又听到五六位真心关切你的人的报告。他们说：现在形势更迫切了。某小姐已详细查明孟邻先生的全部财产状况了，将来势必闹到孟邻先生晚年手中不名一文，而永远仍无可以满足这位小姐贪心之一日！

总而言之，据这些朋友的报告，端木律师给逵羽报告是完全不可靠的。并非端木先生有心不说实话，只是因为他世故太深了，不愿破坏眼见快要成功的婚姻。

这些朋友说，这位小姐在对待孟邻先生的手法，完全是她从前对待她的前夫某将军的手法，也是她在这十七八年里对待许多男朋友的手法：在谈婚姻之前，先要大款子，先要求全部财产管理权。孟邻先生太忠厚了，太入迷了，决不是能够应付她的人。将来孟邻先生必至于一文不名，六亲不上门；必至于日夜吵闹，使孟邻先生公事私事都不能办！

她的前夫某将军是何等厉害的人！他结婚只七个月之后，只好出绝大代价取得离婚！这些朋友说：适之先生八天之前不说话，是对不住老朋友，今天怕已太晚了。

我也知道太晚了，但我昨夜细细想过，今天又细细想过：我对我的五十年老友有最后忠告的责任。我是你和曾穀的证婚人，是你一家大小的朋友，我不能不写这封信。

我万分诚恳的劝你爱惜你的余年，决心放弃续弦的事，放弃你已付出的大款，换取五年十年精神上的安宁，留这余年“为国家再作五年的积极工作”。这是上策。

万不得已，至少还有中策：展缓结婚日期，求得十天半个月的平心考虑的时间。然后在结婚之前，请律师给你办好遗嘱，将你的财产明白分配：留一股给燕华兄妹，留一股给曾穀的儿女，留一股为后妻之用，——最后必须留一股作为“蒋梦麟信托金”（Trust fund），在你生前归“信托金董事”执掌，专用其利息为你一人的生活补助之用，无论何人不得过问；你身后，信托金由信托金董事多数全权处分。

你若能如此处分财产，某小姐必是不肯嫁你了，故中策的效果，也许可以同于上策。

无论上策、中策，老兄似应与辞修、岳军两兄坦白一谈。老兄是一个“公家人”（a public man），是国家的大臣，身系国家大事，责任不轻。尤其是辞修先生对老兄付托之重，全国无比！故老兄不可不与他郑重一谈。

你我的五十年友谊使我觉得我不须为这封信道歉了。我只盼望此信能达到你一个人的眼里。你知道我是最爱敬你的。

适之

五十、六、十八夜十点二十分〔14〕

蒋梦麟收到这封信大感不快，想不到在人生寂寞孤独的晚年，好不容易网到一个半老徐娘，居然引起如此大的反对风浪，而五十年的好友胡适之也横刺里插进一杠子，横挑鼻子竖挑眼，并且以文学家丰富的想象力，以考证《水浒传》《水经注》的手法，考证出对方如何的操蛋和阴险毒辣。不仅如此，胡氏还居然为自己安排起后事来了，似乎前边等待蒋梦麟的不是挽着新娘的细腰出演洞房花烛夜的美景，而是呜呼哀哉伸腿进棺材！如此“主大凶”的卦相术语令蒋怒火中烧，三下五除二把信撕得粉碎甩入废纸篓中。多亏秘书事后把信拾起细心拼合，始恢复原状，得以保存，后来又在报上刊发，为研究者留下了一份难得的史料。

向来择善固执的蒋梦麟面对亲朋故旧各种形式的劝说与围剿，继续我行我素，誓与“贤”内助共结百年之好，真正痛痛快快地“乐”一下。但蒋氏也知道反对面人多势众，且牵涉到宋美龄、陈诚、张群等政治高层人物，不能过分刺激对方，乃在支持者与身边几个杨修、蒋干式谋士的暗中操纵下，采取“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房”的战略战术，于胡适写信一个月后的1961年7月18日，在台北市临沂街陈能家中秘密举行婚礼。

陈能的太太是徐贤乐的亲侄女，愿意为其操办一切，双方其他亲友一概不知。婚礼极为简单，由端木恺律师证婚，郑曼青、居浩然（居正之子）分任双方介绍人，蒋徐二人和律师都在结婚证书上用了印，婚事就算合法地成全了。

尽管行踪诡秘，蒋徐结婚的消息还是为记者侦知，于是第二天各报以花边新闻的形式对此大肆渲染，蒋梦麟在接受《中央日报》访问时说：“一个人健全的生活，理智、情感、意志三者，必须适当平衡，缺其一，即失其平衡。果尔，则无论为学或办事，其动力便受削弱。我自陶曾穀女士去世以后，感情即无所寄托，故不得不求一对象，以保持我多年奋斗的精神。我相信徐女士，就是我适当的对象。”对此，报纸特别引用了徐贤乐“有感蒋梦麟的款款深情，并陶醉于这位老教育家的灵毓才气”的话语，“希望新妇徐女士是一个‘贤内助’，使蒋博士享受室家之‘乐’，则过去一番小小波折，便成为愉快的回忆了”云云。

蒋徐二人躲开记者的围追堵截，在“愉快的回忆”中驱车到石门水库转了一圈，看了几眼松海林涛，花香鸟飞，而后转赴台中，计划畅游日月潭，好好地度一回蜜月。《大华晚报》以《续弦谱新曲：蒋梦麟博士再婚谜底揭晓》，《联合报》以《相互钦慕经年，终于比翼双飞——新婚伉俪昨宿台中，预定今日游日月潭》等做了追踪报道。一时间，蒋徐的婚事成为官僚政客和民众的饭后谈资以及插科打诨的佐料。

不久前才出院回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宿舍的胡适，闻此“喜讯”后心情如何？外人不得而知，但从其后来整理出版的日记看，他那几天只贴了7月19日的《中央日报》《新生报》《大华晚报》，以及20日的《联合报》等剪报共7件。其中20日的《联合报》明确提及了胡的态度与给蒋写信一事，说：“北大同学会的师友们，几乎都不太赞成蒋梦麟结婚，蒋氏在婚礼席上曾对人说：‘连适之也反对我！’据他说胡适之本来是赞成他和徐女士结婚的，但一个礼拜以后，也不赞成了，并且写了一封信给他，蒋博士接到信以后，就打电话问他这位老友：‘你这封信是反对我结婚呢，还是赞成！’胡博士说：‘我不赞成，我希望你再考虑一下……’蒋博士就说：‘那这封信我就不拆了。’”（南按：后其秘书透露，蒋还是忍不住拆开看了并把信撕碎。）

胡适在信中的最后一句话特别强调“我只盼望此信能达到你一个人的眼里”，意思是不要告诉别人，当然更不该告知徐贤乐。想不到这老蒋不知是老而糊涂还是确实对胡适的做法耿耿于怀，竟对记者和盘托了出来。这一招尽管算不得出卖朋友，但对胡适却算不得什么光彩之事。一时间，“胡适密信”满城皆知，成为无聊者的饭后谈资和胡氏自取其辱的儒林笑柄。面对这样的结局，蹲在南港宿舍中的胡适面对一堆报纸已无话可说，郁闷中只对蒋梦麟生辰年月进行了一番考证（南按：考证错了），但在日记里对蒋的婚事只字不提。

蒋徐二人自日月潭回台北后的7月26日，蒋梦麟可能意识到自己近期办事说话有些出格和不妥，也为了安慰老友的情绪，遂专程驱车看望胡适。百感交集的胡适拿出他的老一套戏法，打着哈哈向对方道贺。蒋对胡说，徐贤乐尽管已是半老，但人还很健康漂亮，脾气也很好，隔几天与她一起来看望胡，并说：“人家说她看上我的钱，其实她的钱比我的多。”胡适听罢仍然打着哈哈，脸上呈似笑非笑状予以应付。待蒋走后，面对身边工作人员的问询，胡氏仍坚定地认为这个婚姻不会长久，他在信中所说都将一一出现，蒋梦麟一手种下的苦果不久就会尝到。

1963年4月11日，有关蒋徐的花边新闻开始在报纸广播中大规模出现，只是民众看到的不再是二人的恩爱与承诺，而是婚姻破裂、相互攻伐的诉讼与对骂了。胡适当年的话不幸言中，只是此时的他早已钻入了黄泉古道，墓有宿草，见不到这一幕大戏了。

食少事繁，岂能久乎？

事实上，就在胡适去世之时，蒋徐二人的婚姻已经是红灯闪烁，危急信号频频传出。蒋梦麟原本生性爱静，不喜应酬，有人请他吃饭多半推辞。但是与徐贤乐成婚不久，他却一反常态地一请就到，后来有同事逐渐探知了其中的隐秘。蒋、徐结婚之后，徐掌控了家中一切财政大权，每天的饭钱限定20元以内，比不上一个打工的阿仔。蒋与徐为此多次争执，但均无效，蒋在怨恨愤怒中渐有悔意并开始醒悟，认识到自己以前确是色迷心窍，人生晚年的旅途上遇到了黑狗挡，自己又没有个死数儿，像喝了十八碗“猫尿”的猛汉，稀里糊涂地误上景阳冈，又鬼使神差地骑上了潜伏于荒野草丛中一只母大虫之身。当蒋氏意识到遭了潜伏者暗算，前边险象环生，已迫近万丈悬崖，自是骑虎难下，勒马不及，而自己又没有当年武二郎那样的本事，三拳两脚把那贪得无厌的吊睛白额大虫打翻在地，只好徒叹奈何、奈何！在这种尴尬情形下，爱脸面的蒋梦麟对外人不好明说，只好借别人宴请的机会独自一人悄悄溜出，吃点饭菜补充一点营养，不至于因失血过多而猝然倒地毙命。

以上事例，后来在蒋徐二人正式决裂开战时披露。徐贤乐在法庭上列举了每日早餐给蒋氏吃的鲜橘汁、福禄乐牛奶、鸡蛋、面包等高档食品，以证蒋梦麟胡说八道，忘恩负义，直至血口喷人、天良丧尽等等。但也有人出面列举事实说，“农复会”福利餐厅厨师老陈，每天都做了四道热菜送给蒋氏吃。由此，蒋梦麟是否遭到半老徐娘残酷虐待的问题，成为法庭诉讼中双方舌战与媒体上口诛笔伐的焦点之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年苦苦奉劝蒋氏不要鬼迷心窍与徐贤乐成婚的胡适，于“中央研究院”大厅演讲后倒地不起，直至撒手人寰。蒋梦麟闻之哀恸不能自制，这中间除了有失去老友的巨大悲痛，同时还有辜负胡氏好意的深深愧疚与自责。

就在胡适去世9个多月的12月6日下午，蒋梦麟赴台中出席“四健会”年会，因心情郁闷导致精神恍惚，不幸失足折骨，急送台北荣民总医院救治。此为蒋梦麟晚年一个不幸的分界线和转捩点。作为妻子的徐贤乐不仅对蒋的断腿表现出极大冷漠，还以费用难筹为托词，逼迫蒋梦麟由大病房搬入一个狭小的房间。更有甚者，徐竟以医药费无着为由擅自向石门水库借支一万元“入己”。此事之所以非同寻常，是因蒋梦麟虽兼石门水库建委主任，并不支薪，且依例不得借支一分钱。不仅如此，徐贤乐无论在家中还是户外，不是以“贤内助”，而是以老子天下第一的姿态颐指气使，称王称霸，时常为拿不上台面的一点小事和蒋的女儿燕华、“农复会”总务长樊际昌吵闹，甚至拍桌谩骂。更为出格的是，徐以“农复会”一把手自居，逼迫蒋的同乡同僚加至好、“农复会”元老沈崇瀚夫人迁离宿舍……躺在病榻上的蒋梦麟闻知此事，羞愧难当，当时气昏，而后捶床恸哭（南按：蒋与沈为浙江余姚同乡，蒋去世后由沈接任主委）。也就在这个时候，蒋梦麟一咬牙，决定实施反制，并把几个杨修、蒋干类的亲信谋士叫来成立了一个“征讨徐氏谋略团”，密商对策，欲出师征伐。

1963年1月23日，蒋梦麟拖着一条石膏固定的残腿走出荣民总医院。根据既定谋略和设定的锦囊妙计，蒋没有返回家中，而是驱车进入一个密所猫了起来，同时模仿骆宾王所写《讨武曌檄》，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战斗檄文，令人送给正在家里家外拍桌子捶墙、兴风作浪的徐贤乐。蒋梦麟模仿骆宾王的口气和笔法，义正词严地痛斥了徐的一系列错误和罪过，表示自己为娶徐而不惜六亲不认，但徐又不体谅，搞得自己伤心透顶，在亲朋故旧面前脸面丢尽，无地自容。鉴于徐氏造成的不能搭伙过日子之局面，自己愿意每月拿出三千元青春损失费支付给徐，但以后徐不得再与自己见面，从此一刀两断，各奔东西云云。

徐贤乐猛不丁接到蒋的征讨檄，开始方寸大乱，以头撞墙，挥拳乱打一气。待缓过劲儿来，又立即召来自己平时依仗的类似阎婆惜、孙二娘之人组成的“智囊团”，开始转守为攻。徐氏以个人名义召开记者招待会，并亮出蒋给他的情书、艳词等信物，以证蒋徐婚姻是蒋追徐而不是相反，同时证明蒋、徐原极恩爱，完全是一个“三男两女”组成的“破坏集团”挑拨离间，才使蒋“丧心病狂”地向自己下了战书。招待会上，徐贤乐以强硬的姿态表示：决不妥协，决不离婚，决不屈降，誓死要与蒋氏以及其手下的“破坏集团”战斗到底，不惜鱼死网破，玉石俱焚。

徐贤乐横空里亮出的撒手锏，大出乎蒋氏和手下杨修、蒋干等谋士们的预料，据“农复会”职员钟博事后回忆说：“这些书生们所组成的‘蒋集团’至此才醒悟‘代志大条’（台语：问题严重），才知道低估了对手，面对的将是一场艰苦的战争。有人方寸已乱，居然考虑到当时婚礼未有公开的仪式，或可用诉请婚姻无效这一招，而忘了徐的手上握有一张结婚证书，上面除了双方当事人、介绍人外，还有证婚人端木恺律师的用印。”〔15〕

蒋氏手下的“谋略团”见此招无效，重新集合本队于暗室中密谋了三天三夜，最后确定了以强攻为主、防御为辅的战略战术，集中一切证据作为炮弹进行集团式轰炸。于是，蒋梦麟于3月2日再度草拟一份讨伐檄文公开在报上发表，文中严词指斥徐贤乐的荒淫无道、贪婪无耻。谓徐氏在蒋住院期间不但不予关心，反而偷偷迁出户口，转移其财产，甚至对蒋燕华、陶燕锦的存款和股票也采取瞒天过海之术过户成了自己的私产，等等。

徐贤乐接书并见报，在其“智囊团”密谋支持下，于3月14日发动大规模反击，对蒋氏住院照顾、户口迁移等指斥予以解释，对银行存折、股票、土地过户一事，声称完全是按照蒋氏当初所说而做的，“因为你曾对我说过：‘以前一草一木属于陶曾穀的，现在全部属于你了。’”又云蒋梦麟亲自把图章交给徐，让徐去过户，而蒋氏自二月份以来生活费分文不给，汽车也不给徐用，并将保管箱及各银行存款一概冻结，同时将股票登报声明挂失，而这其中的一部分还是徐贤乐婚前的积蓄，等等。这封火药味十足、看点颇多的《徐贤乐覆蒋梦麟书》经各报纸刊发转载，立即轰动台岛。4月9日，蒋梦麟正式授权律师王善祥与徐贤乐谈判离婚一事，徐仍以强势姿态予以拒绝。蒋梦麟见状，索性来个一不做二不休，于10日诉请离婚，并召见记者发表谈话，谓徐“凌辱女儿”“侵渎先室”，蒋本人“受到人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痛苦的深渊，后悔没听胡适之先生的忠告，愧对故友”。几乎与此同时，徐贤乐也在家中举行记者招待会，慷慨陈词，坚持蒋梦麟突然变卦，以不仁不义之举对待自己，完全是“三男两女”集团挑拨的结果，坚持“结婚乃终身大事，是爱蒋博士的人，而不是他的钱，当初嫁他，就是要作他的终身伴侣，所以决不离婚”。4月16日，徐贤乐在《联合报》发表了《我与蒋梦麟》长篇战斗檄文，历数了与蒋的恋爱经过以及蒋变心的缘由，痛斥了蒋氏与手下“谋略团”丧失人性之非，表示誓死捍卫自己的合法婚姻，并与蒋梦麟集团战斗到底。这篇檄文的发表，标志着蒋、徐离婚已无转寰余地，大战全面爆发。

此时的蒋梦麟仍以强势进攻的姿态主导战场和引导舆论走向，他向法院提交财产清单，要求依法判令徐贤乐偷偷弄走的股票及存款共新台币53万1300元8角、美金2000元、首饰蓝宝石等8件，以及图章等物全部归还原主。〔16〕然而，徐贤乐在法庭上舌战群儒，力陈蒋说之非，声称：53万元之中有19万现金款是她自己的积蓄；石门水库借支的1万元，也是徐柏园叫人送来的；而所谓蓝宝石戒指，其实是蓝玻璃，价值仅500元左右，是在越南工作的章元义送给自己的云云。徐贤乐的庭辩传出，岛内哗然的同时，“农复会”的章元义也暴得大名，此君是“农复会”唯一一位不敌视徐贤乐并暗中向其讨好的职员，想不到因了财产争夺被曝光，章元义被认为是《西厢记》中“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暗中勾引徐娘的不义之徒，由此章氏成为“农复会”员工和家属们人人鄙视和喊打的过街老鼠。

猫在一间地下密室指挥作战仍不露头的蒋梦麟，让徐贤乐心中窝火又一时无可奈何，面对幽灵一样的丈夫在媒体和法庭上发射的一连串威力巨大的炮弹，在防御和反击的同时，徐氏决心把蒋梦麟从地下密室揪出来，让其暴露在阳光下，在媒体和法庭中当面对质，以辨曲直。在遍搜蒋氏而不得的情况下，徐贤乐受高人指点，根据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的古训，决定到“农复会”办公大楼暗中蹲守，以便活捉前来开会或主持工作的蒋梦麟。遗憾的是，徐贤乐分别于1963年7月1日、2日、18日有三个日夜的蹲守，仍没见到蒋的身影。

这时的徐氏并不知道，蒋梦麟早已在办公的复兴大楼及周围撒下了眼线，密布便衣流动哨，严密戒备，并令手下协同电子通信专家在大楼各处安装了信号灯，只要红灯一亮，便知情况紧急，一定是徐贤乐追捕而来。这时的蒋梦麟不论正在主持会议，还是于密室议事，都要像20年前在昆明跑警报一样毫不犹豫地快速躲避，以防徐氏的暗算。与此同时，大楼内各处室人员按照事前分工亦进入战争状态，对楼道大厅和各通道严防死守，决不能让徐氏冲上来危及蒋的生命。如此剑拔弩张、你来我往的攻防战，到了26日夜达到了高潮。据“农复会”畜牧处处长钟博回忆说：“是晚蒋在农复会楼上宴客，徐闻风而至，由于门房挡驾，上不了楼，她决定在电梯与楼梯之间死守，一直要等到蒋为止。到了十一时许，楼上的灯熄灭，载客车辆陆续走开，却不见蒋的踪影。徐见事有蹊跷，趁门房没注意，就冲上楼梯，要去一探究竟。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斜里一个壮汉蓦地闯出，’啪’一声，一只大手掌就把徐的玉手抓住。原来复兴大楼两端各有小楼梯，蒋氏被人背着，早已从小楼梯下楼，登上等候着的汽车离去。徐在楼下大厅，一点也不知道。”〔17〕

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徐贤乐于复兴大楼内外进行潜伏蹲守，欲活捉蒋梦麟之时，蒋氏一方的流动哨也在四周来回穿梭，以便及时阻止徐氏的强行进攻。此时，蒋徐双方皆不知道，台湾媒体已纷纷派出记者在复兴大楼进行了十面埋伏，以捕捉蒋徐大战的精彩场面和镜头。26日晚，就在徐贤乐感到受骗上当并躬身往楼上冲的瞬间，埋伏在周边树丛和大厅中装扮成顾客谈话的记者们纷纷跃起尾随而来，当蒋梦麟被人背着于暗夜中窜进大楼地下通道，而徐贤乐追至楼梯口被蒋方一大汉扭住手腕的刹那间，《联合报》派出的一个敏捷的男记者已抵达现场并不失时机地按下了手中相机的快门，随着镁光灯闪烁，一张动感十足的照片就此定格。

第二天，类似“昨夜复兴大楼红灯闪烁，警报大作”“徐贤乐夜闯农复会，蒋梦麟地道中逃生”的新闻在各报纸出现，《联合报》刊发了当晚记者拍摄的徐贤乐被扭住手腕的照片，此照刊登，标志着蒋梦麟离婚事件在舆论上的转折点。过去多数人站在蒋梦麟一边，认为徐不是个好东西，有欺骗贪财的嫌疑。蒋则是儒雅博学之士，是文化人、受害者。但自这张照片刊出后，舆论风向大变，许多人开始弃蒋拥徐。对这一变故，“农复会”的钟博也深有感慨，并说：照片登将出来，完全是一个“大户的恶仆欺拧下堂妇”的画面，社会因此议论纷纷。因为徐在法院判决离婚之前，仍然是蒋太太，仍然是“农复会”的“第一夫人”，不要说什么人权，至少对她也要有起码的礼貌。社会上除了原北大师生和“农复会”人员是拥蒋反徐外，也有不少人同情徐。马五先生（本名雷啸岑）在他的专栏中发表蒋徐婚变的闲话，结尾时把袁子才咏“马嵬坡”（唐明皇牺牲杨贵妃的故事）的诗一改，成为：“到底先生负旧盟，金钱为重美人轻。徐娘解得夫妻味，从此人间不再婚。”而对徐的万言答辩书，《联合报》也以《婆也有理》作为标题大幅刊登，以引导舆论拥徐倒蒋。一时间，文人雅士以诗文对联唱和，丝竹之辈闲赋而作歌，其势之喧腾，为台岛之罕见。其中有一联，曰：

徐娘半老，贤者亦乐乎此？

蒋径全荒，孟母难邻之矣！

此联把徐蒋二人的名字都嵌入联中，并有“孟母三迁”等典故置于其内。需要稍做解释者乃“蒋径”二字，按一般史籍的说法，“蒋径”是人名，也就是东汉时期的蒋诩，哀帝时为兖州刺史，廉直有名声。王莽摄政，诩称病免官，隐居乡里。舍前竹下辟三径，唯故人羊仲、求仲与之游。后来多借指隐逸者的处所。陈陶《旅次铜山途中先寄温州韩使君》诗，有“悠悠思蒋径，扰扰愧商皓”句留传。这副“蒋径全荒”的对联自然是借蒋径之典故，比喻蒋梦麟的性生活已无能为力，弄得田舍一片萧条荒芜。面对这种残败景象，作为“娘”的徐贤乐自是心中积郁激愤，恨蒋径无能，并于怨恨交织中生出事端，终致婚姻破裂。遥想当年，蒋徐二人在陈府成婚之时，处于亢奋中的蒋梦麟曾对证婚人郑曼青慷慨陈词道：“曼青，我已经到中心诊所检查过身体，他们说我没有老年人的疾病，心脏、血压一切都正常，没有毛病……”言毕，似乎怕包括徐贤乐在内的众人听不明白，蒋梦麟又斩钉截铁地保证道：“我的身体没有问题，我一定不会害别人的！”〔18〕

有研究者考证，蒋梦麟说这个话，实在没有必要，可谓无事找事，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对自己的身体，特别是性生活功能实在是没有自信。对他产生幻觉继而迷信的，可能只有陶曾穀一人，至少徐贤乐是持怀疑态度的，因而有了蒋梦麟婚宴上这一番蹩脚的表演和承诺。然而，仅有嘴上的功夫是不够的，必须落到实处，而蒋梦麟实在是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麻烦事也就接踵而至了。蒋出院后隐居密室，一直不与徐娘见面，直到死都没能相见，其中除了财权上的纠葛，很大一部分则与“蒋径全荒”有关。已是老朽的蒋梦麟深知个中滋味和要害，想起当初的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言壮语，如今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衰颓阶段，遂内惭于“径”，外愧于“娘”，索性一去不返，永不回头，也省去了见面的尴尬与愧疚。

在舆论同情和支持下，腰杆渐硬并不再祈望与“蒋径”为邻的徐贤乐，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强攻，蒋氏一方被迫转为战略防御。对于各不相让的诉讼请求，法庭方面鉴于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古训和现实，极不愿拍板断案，力促当事人双方和解息讼，并恭请国民党元老陶希圣和大律师端木恺出面调停。在陶端二人的努力下，终于在1964年1月23日调解成功，双方协议离婚，所涉内容有关键三条：

一、由蒋梦麟付出赡养费五十万元与徐贤乐。

二、徐贤乐现所住之农复会房屋应迁出交还，一切家具留下。

三、徐贤乐所拿去之股票及存款，均应交还蒋梦麟。至首饰等物，则归徐女士所有。

此前，蒋梦麟在台北近郊接见记者，对自己的婚姻是否受人挑拨之事特别做了说明，他说话时声音颤抖，情绪激动，热泪盈眶。当记者问到此时的心情和身体情况时，腿伤未愈，身体孱弱的蒋氏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引用《三国志》中司马懿对最后一次兵出祁山的诸葛亮猜测之语，说：“食少事繁，岂能久乎？”言毕泪下。想不到这一句话竟成为谶语。〔19〕

连续的攻守防御作战，最终导致整日处在忧思愁绪、愤懑异常的蒋患上了肝癌。1964年6月10日，已是79岁高龄的蒋梦麟住进荣民总医院治疗。11日，陈诚来医院探视，见蒋精神尚好，二人说了许多话。临走时，陈诚劝蒋“好好养病，大家活一百岁，一起回大陆”。蒋笑着回应道：“你比我年轻十岁呢！”〔20〕意指回大陆的那一天自己恐怕是看不到了，言毕面带伤感，陈诚亦露悲戚之色。

6月14日，这一天是端午节，也是石门水库竣工之日。原定由蒋梦麟亲到现场剪彩，但他的病情已不允许。张群等高官大员经过协商，按照当年梅贻琦在病床上象征性按动原子炉启转电钮的旧例，张群偕石门水库执行长徐鼐等一干人马，搬着水库模型来到蒋梦麟病床前，请其为水库象征性剪彩。〔21〕一切完毕，蒋的脸上露出了几年来难得一见的笑容——最后一件大事因缘了结，自己也该平安地走了。

6月17日下午，蒋介石夫妇及蒋经国赶到医院探望蒋梦麟，此时病人正在睡觉，蒋介石一行未再打扰，只叮嘱其女儿燕华要让父亲好好养病，争取早日康复等语，并说过两天再来探望。

想不到第二天即18日上午，蒋梦麟病情急转直下，在量不出血压的情形中，只好双管齐下，使用氧气和葡萄糖抢救。下午，蒋在北大时的同僚兼好友叶公超闻讯赶到，与蒋家亲友商讨进一步施救办法。叶公超与蒋梦麟共事时间并不长，也就五六年的光景吧，却保持了长久的友好关系。抗战之前，叶公超推荐英国诗人、学者燕卜荪到北大外文系任教。抗战期间，闻一多的胞弟闻家驷到西南联大教法语，都是叶向蒋推荐而成。就性格和爱好言，蒋梦麟对中国的哲学、声韵、书法始终保持着兴趣，对写字尤其乐此不疲，直到去世前不久，他还在临摹唐代书法家褚遂良的《阴符经》。此帖“笔力雄瞻，气势古淡”（南宋扬无咎语），为历代书家所重，这一宝物在叶家密室中收藏经年。抗战前，叶公超曾把褚氏真迹拿给蒋梦麟欣赏过，地点是在南京，蒋看罢视为不世出的神品，并说褚氏“是完全以草书的笔法来写楷书”，叶公超认为蒋确是行家里手，“一语破的”，仅这一句就显示了蒋对书法艺术的深厚修养云云。一年之前，叶公超还送给蒋一套《阴符经》照片，这是其叔叶恭绰收藏并留给他的珍品，叶在台出资影印出版，并作序文，以飨同好。在孤独苦闷的时候，蒋梦麟常常读《阴符经》以自慰。就在此次进医院之前，叶公超前去家中拜谒，蒋一定要女儿燕华把其手书的石门水库碑文拓片拿给叶公超看。这个碑文，蒋确是下了一番苦功做成，文词书法皆为蒋的得意之作，深谙书法之道的叶公超也承认，此书乃“深得《阴符经》笔法与神韵”的上品。

当叶公超来到病房时，蒋梦麟的神志还较清晰，听到叶咳嗽，向陪在身边的女儿燕华说“这是叶伯伯，咳嗽是他的老毛病”。过了一会儿，又对叶公超说：“石门水库完成，我很高兴。”叶公超安慰几句，并再次对蒋所做水库碑文予以赞赏，对方听着，疲惫瘦削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叶公超坐在床边握着蒋的手，燕华则趴在他的耳边问：“爸爸，难过不？”蒋轻声答：“不难过。”只是不再同意输葡萄糖液，有些吃力地挥手说：“去掉它，去掉它。”面对此情，叶公超和蒋的女儿燕华、女婿吴文辉不断在其耳边安慰。燕华说：“打补针，病养好了，早日回家。”蒋却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并挥手示意。

到了晚上，叶公超和燕华等服侍者发现蒋神态异常，再叫医务人员紧急施救。到了深夜，吴文辉趴在蒋的耳边再问：“难过不？”蒋梦麟吃力地摇摇头，用微弱的声音吐出三个字：“不行了！”示意气液全部撤掉。陪侍左右的叶公超等与蒋家亲友、医务人员紧急磋商，最后决定遵照病人意志办理。事后叶公超回忆说气液撤掉后，“他也并没有显出十分痛苦的样子。他是一个自信心很强的人，与病魔搏斗数十天之久，最后才承认‘不行了’，承认了这不可挽回的事实他便不再挣扎了”。〔22〕

6月19日零时28分，蒋梦麟在呼出最后一口气后，溘然长逝。

注释

• 〔1〕据追随晚年的蒋梦麟在台湾“农复会”工作的钟博说：蒋梦麟主任委员领导有方。“农复会”之高度自由，职员之待遇，当时较公教人员高出甚多。“农复会”极易招人忌，但因蒋主任委员之人望，及先“总统”蒋公与陈故“副总统”对其信赖有加，使“农复会”树大而未招风。当年蒋梦麟先生掌理“农复会”，胡适之先生掌“中研院”，梅贻琦先生掌“教育部”，以前均曾任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校长，多年故交，人称三老博士，均为陈故“副总统”极常咨询之人。当时财经首长严前“总统”家淦、徐柏园先生、尹仲容先生与杨继曾先生等则对蒋先生执以长者之礼。立法委员中多北大毕业生，非常尊敬这位老校长。（钟博《蒋梦麟在台湾的晚年》，载台北《传记文学》，第73卷第2期，1998年）

• 〔2〕胡适曾自云：“1910年8月以后，有日记，遗失了。”

• 〔3〕《从家乡到美国——赵元任早年回忆》，赵元任著，学林出版社1997年出版。

• 〔4〕蒋梦麟《忆孟真》，载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0日。当此之时，胡适辞却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全家搬到北平，1931年起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傅斯年被聘为北大历史系教授。后胡、傅分别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正副所长，抗战爆发后由傅斯年任所长。

蒋梦麟在《忆孟真》的文章中还提到了这样一件事：“12月17日为北京大学52周年纪念。他（南按：指傅斯年）演说中有几句话说他自己。他说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他走下讲台以后，我笑着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他笑着就溜走了。”傅斯年于说完此话三天后的12月20日去世。

• 〔5〕关于蒋梦麟弃北大入政府做秘书长一职，傅斯年逼其交出北京大学的印把子一事，尚有一个细节不为外人所知，只是近几年才有所披露。据郑天挺之子郑嗣仁说：1945年6月30日，傅斯年给郑天挺一封信，信中说：“先与（蒋）孟邻先生谈，初谈大吵大闹，真可入电影。第二天他来了，说我们用意极善，极可感。请（胡）适之先生担任（北大校长），在他无问题。孟邻此一态度，至可佩也……”又，7月8日，蒋梦麟给郑天挺一信，亦谈及此事，谓：“弟决去职系采孟真之建议，盖当时尚未闻有公然之攻击。孟真来行政院，彼一启口，弟便怒骂之，彼亦怒目相报。孟真去后，弟便深感其言之忠直。越日趋车还谒，告以其偏见中有真理，真理中有偏见，决采其意见而感谢之。厥后，愈思而愈感其忠诚。”（郑嗣仁《三十年风风雨雨——郑天挺与北京大学》，载《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钱理群、严瑞芳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自此事件之后，蒋傅二人心中的隔阂消除，和好如初，其友谊一直保持到傅斯年去世。蒋梦麟在《忆孟真》一文中说：傅斯年去世的那天上午，还来到蒋主持的“农复会”参与会议，对于各项讨论的问题他曾贡献了很多宝贵意见。其见解之明澈，观察之精密，与会的中美两国人士，无不钦佩。他忽而讲中国话，忽而讲英国话，庄谐杂出，庄中有谐，谐中有庄，娓娓动听，我们开了两个钟头的会，他讲的话，比任何人多。孟真是一向如此的。他讲的话虽多，人不嫌其多，有时他会说得太多，我们因为是老朋友，我就不客气地说：“孟真，你说得太多了，请你停止吧！”他一面笑，一面就停止说话了，我们的顾问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社会学教授安得生先生会后对我说：“你太不客气了，你为何那样直率地停止他说话。”我回答说：“不要紧，我们老朋友，向来如此的。”我记得好几年前有两次，我拿起手杖要打他，他一面退，一面大笑，因为我辩他不过，他是有辩才的，急得我只好用手杖打他。

最后，蒋梦麟说：“孟真为学办事议论三件事，大之如江河滔滔，小之则不遗涓滴，真天下之奇才也。今往矣，惜哉。”

• 〔6〕参见钟博《蒋梦麟在台湾的晚年》，载台北《传记文学》，第73卷第2期，1998年。据钟博在文中说：关于为什么要由中美联合组织之事，晏氏未说理由，但据笔者推测，“如为中国机构可能发生贪污事故，而如为美国机构，美国人做事那种作风可能会引起反感”。

• 〔7〕参见吴相湘《晏阳初传》，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1年出版。据吴氏说，鉴于当时银圆与黄金运输困难，美方并未如数交付。（参见吴著第十章）

• 〔8〕据钟博说：“一手创建农复会的晏阳初，却没当上主委，内心‘郁卒’（台语：郁郁寡欢）可想而知。再加上他的‘社区教育’的构想未受重视，因为台湾农民在日据时代已有基本的教育，接受农业知识较易。所以穆懿尔和沈宗瀚都主张农业增产，收入多，农民生活才能改善。这种想法后来也证明是正确的。但晏对教育和卫生的社区发展的主张，仍然在农复会实现。”不过这是后来的事了。

晏阳初赴美后一去不返，也不再与台湾的“农复会”往来，直到蒋梦麟去世许多年后的1978年，台湾“农复会”编印成立30周年大事记时才有所改善。晏氏应当时台湾“农复会”主委李崇道之请，用英文写了简单的祝词：“谨对农复会同仁三十年来的杰出成就表示祝贺。”（参见《农复会卅年纪实》，台湾“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编，1978年出版）

• 〔9〕参见《古稀新郎一往情深》，载台北《联合报》，1961年7月20日，记者姚凤磐报道说：

记者昨天曾分访居浩然夫人和郑曼青夫妇，以及一位不愿透露自己姓名的太太——她是这件亲事真正的红娘。

那位真正的红娘，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太太，她是蒋氏亡妻陶曾穀女士的表亲，陶女士缠绵床榻时，她常常去照应病人。陶女士曾经对她说：“孟邻的身体很好，而且太重情感了，我死了以后，他一定会受不住的；而且，我不忍心他受长期的寂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他找一个合适的对象，陪伴他……”

那位太太回忆说：“当时陶女士的眼中含着泪水，她并且凝视着我，一再地说这件事你要暗中替他进行！我现在就谢谢你！”由于陶女士临终前的嘱咐，使蒋博士的续弦问题，变成了那位太太无时或忘的“责任”！

• 〔10〕杨杰（1889—1949），字耿光，云南大理人，白族，曾担任陆军大学校长、军令部次长等职，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著名的军事家，著有《国防新论》《军事与国防》等军事论著。1938年5月任国民政府特命全权驻苏联大使，1940年回国任军事委员会顾问及中央训练团教官，1944年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赴英美考察军事设施，抗战胜利后参与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8年1月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后参与策动国民党高级将领起义。1949年9月受中国共产党邀请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年9月19日下午4时许，在香港寓所内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据史料显示，徐贤乐嫁给杨杰的时间应在1938年之前，即杨尚未出使苏俄之前，杨约为49岁，徐约为29岁，当时杨杰已有妻室。像现代一些为追求一张绿卡而不惜嫁给老黑的海外华人一样，徐贤乐之嫁已有妻室的杨杰，更大的动机还在追求财势。当财势消长或分配等出现问题和动荡时，婚姻也自然随之摇晃起来，最终的结果就是分崩离析，各自卷着到手的钱财走向陌路。

• 〔11〕据钟博所言：“徐贤乐早年风华绝代，认识蒋时虽已半老，惟风韵犹存。蒋那时已七十四岁，徐四十八岁，蒋一见钟情，而且动了真情，谈起恋爱来。”（钟博《蒋梦麟在台湾的晚年》）倘如此，蒋徐二人的年龄差距为二十六岁（南按：若按通用标准算法，蒋应为七十五岁，这是把在母腹中的日子一并算上，亦称虚岁）。据《中央日报》1961年7月20日，记者姚凤磐报道，“徐贤乐女士今年四十九岁，说得上是系出名门”，以此推断，徐应为1912年前后出生。但按台湾作家蔡登山的说法，徐贤乐的生卒年限是1908—2006，如此算来，蒋、徐见面之时徐应为五十三岁，二人年龄差距为二十二岁（参见蔡登山《蒋梦麟的婚变纪事——胡适的预知与忠告》，载《万象》，第8卷第2期，2006年5月出版）。徐的生年到底为何年，有待史家进一步考证。最近报闻说无锡已发现了徐寿家族的家谱，有关方面正在整理中，若如此，希望对此事给予留心，找到一个可靠证据公之于世。

• 〔12〕以徐寿起始发迹的无锡徐家，至晚清已成为声震江南的名门望族，除老先生培养出一批学识渊博、在各界颇有作为的男儿，还有以徐贤乐和她的堂妹徐芳、徐艿为代表的“三花”。徐艿是中国最早的新闻学专业女毕业生之一，师从邵飘萍，一度与邓颖超同学，并与许广平等主编《醒世周刊》，为《大公报》有名的女记者，蒋介石政权迁台后留在了大陆，2006年去世。

因徐贤乐与蒋梦麟婚姻事件再度被人忆起并产生误会的徐芳，1912年出生于北平，1931年考入北大文学院中文专业，与后来成名的张中行、历史学家杨向奎属同学。徐聪颖好学，深得顾颉刚、傅斯年、胡适等教授的赏识。徐喜欢诗歌，钟情于白话诗创作，偶尔在北平的文学刊物和天津《大公报》副刊发表新诗，而这些正是胡适热衷倡导和实践的，因之胡对徐颇为欣赏，徐对胡也自然敬慕有加。被誉为“自由男神”的胡适面对北大才女不时抛来的媚眼，如同干柴遇到了烈火，噼里啪啦地燃烧起来，当二人狗扯羊皮地偷偷摸摸折腾了几个月，徐芳一头扎入木板床的枕头上不能自拔。外面风声日紧之时，老谋深算的胡适打起了退堂鼓，以“两鬓疏疏白发，担不起相思新债”为由，单方面与徐芳割断了缠绵的情丝。徐芳痛苦难熬，又无可奈何，只有以泪洗面，等待时间治疗心中的创伤。

抗战爆发，胡适离开北大赴美当了大使，终于摆脱了徐芳的纠缠，已从北大毕业的徐芳经孔祥熙推荐（徐孔二家有故交），到中国农业银行工作。1941年4月，徐芳给在美的胡适写信，要求胡帮她到美国深造。胡适面对这位小自己21岁的学生加恋人的求情，犹豫了一阵，仍未敢再续旧情，毅然决然地断绝了与徐的联系，也没有帮其到美国留学。绝望中的徐芳一咬牙，表示与胡适割袍断义，于1943年9月与时在陆军大学任职、兼任陆军参谋学校校长的徐培根结婚。1949年，徐芳随夫婿移居台湾。胡适到台后，自是没有完全忘却与徐芳的一段旧情，当蒋梦麟与徐贤乐结婚后，胡在自己的日记上粘贴了徐芳的表姐徐贤乐与蒋梦麟的结婚照。当胡适的日记公之于世后，有研究者分析认为，这个反常的行为是胡适在提醒历史学家徐芳究竟去了哪里，这给后来为他作传的作家埋下了一条线索。

• 〔13〕《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 〔14〕《蒋梦麟起诉请与徐贤乐离婚》，载《中央日报》，1963年4月11日。此为蒋梦麟向台北地方法院诉请与徐贤乐离婚时，特将胡适这封信交给《中央日报》发表，并深悔当年没有接受老友的忠告。信中名词需略加解释者如下：

①辞修、岳军，分别为陈诚、张群。

②逵羽，即樊际昌表字，原北大教授、教务长，西南联大时代为联大教务长，一度组建叙永分校并为负责人之一，属于蒋梦麟的嫡系。抗战胜利后，蒋梦麟辞别北大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樊际昌应蒋梦麟之邀，以北大借调之名担任秘书长助理。1947年春，樊际昌又随蒋梦麟去广州创办农复会，后出任秘书长、总务长等职。1948年樊际昌随蒋梦麟渡海赴台。1964年他从“农复会”退休，先后在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大学受聘任教，直至1975年2月24日病逝。樊际昌去世后，身边无子女在台，台湾“农复会”负责人李崇道、蒋彦士等樊际昌生前友好组织治丧委员会，于三月五日在台北市立殡仪馆设奠公祭，尔后葬入阳明山墓地，墓碑上镌刻蒋介石与严家淦的题字：“志业长昭”“乐育垂绩”。台湾“农复会”依樊际昌生前惠捐款额设立了“樊际昌先生奖学金”，以奖进后起，纪念樊际昌风范永垂。

③某女士，指徐贤乐。

④大律师端木先生，即端木恺。

⑤某将军，指杨杰。

⑥燕华兄妹，指蒋梦麟与原配夫人生的子女，燕华为女儿，时与蒋梦麟一起居家生活。

⑦陶曾穀的女儿，指陶与前夫高仁山生的子女，陶燕锦为其女儿。

• 〔15〕〔17〕〔19〕钟博《蒋梦麟在台湾的晚年》，载台北《传记文学》，第73卷第2期，1998年。

• 〔16〕蒋梦麟所列清单如下：

1．大同股票二笔，52700元；存款六笔，382854元零8角。2.益新存款一笔，65746元。3.裕丰存款一笔，30000元。4.现金美金2000元。5.蓝宝石戒指一只。6.精圆珠八粒耳环一副。7.珊瑚耳环一副。8.珍珠项链一条。9.项练（链）带寿字金牌一条，重二两。10.珊瑚戒指一只。11.透绿翡翠戒指一只。12.金刚钻一克拉、别针一只。13.保险箱锁匙一套。14.财务清单。15.镶银铜质、木质、象牙、鸡血图章各一颗。

面对这张清单，蒋梦麟的部下、“农复会”畜牧处处长钟博曾略带伤感地分析说：“这一张财产清单（不包括外双溪的土地，不过价值最多一两万元）提出之目的是在索回财物，详尽唯恐不及，遗漏绝无可能。其详尽之处实在可以作为现在官员申报财产的榜样。不过看这张财产清单，令人感慨万千，蒋梦麟大官做了一辈子，财产就这么一点。”（钟博《蒋梦麟在台湾的晚年》，载台北《传记文学》，第73卷第2期，1998年）

• 〔18〕姚凤磐《古稀新郎一往情深》，载台北《中央日报》，1961年7月20日。

• 〔20〕《蒋梦麟传》，马勇著，红旗出版社2009年出版。

• 〔21〕石门水库由台湾省政府出面聘请美国提爱姆斯顾问公司与亚洲莫克营建公司分别担任工程设计与施工指导顾问，展开设计兴建。1959年年初开始大规模开工，淹没区内居民416户，其中287户必须迁徙。经过四年有半的努力，耗资新台币32亿元，于1964年6月竣工。建成的石门水库是东亚地区最大规模人工筑坝工程，分为大坝、溢洪道、排洪隧道、电厂、后池和后池堰，以及石门大圳和桃园大圳进水口。水坝高度约有133米，溢洪道共有6座闸门并有后池堰、发电厂、石门大圳和环湖道路等设施，从坝底公路即可到达石门水库大坝区。建成后的水库气势恢宏壮观，具有灌溉、发电、给水、防洪和旅游观光等功能，仅灌溉一项，受益地区达15000公顷，年增产稻谷在7万吨左右，为台湾人口急剧增加的消耗填补了空缺。随着台湾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周围的湖光山色又成为民众到此旅游的风景名胜之一。

• 〔22〕叶公超《孟邻先生的性格》，转引自蒋仁渊、蒋燕华、吴小燕《蒋梦麟后嗣缅怀蒋梦麟》，载《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钱理群、钱瑞芳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第七章　悲剧的主角

教授生涯的终结

蒋梦麟生命的最后时刻病情急转直下，众多亲朋好友、同事弟子错过了前往一探的机缘，只有叶公超赶了个正着，在伤感、悲痛、哀怜、慰籍的复杂心境中〔1〕与其做了最后诀别，并留下了一份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现场记录。

蒋与叶虽然年龄相差较大，却有着一些相似的经历和兴趣。蒋梦麟从小受的是西式教育，在美国留学十年之久，而叶公超更是一位西化很深的人物，他们有共同的美国教育背景和记忆，又都爱好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更为相似的是，二人皆在人生的中途或稍晚弃学从政，宦海沉浮，大陆易鼎之际又流亡台湾孤岛共同为一个残败的政权效力。最终，蒋梦麟于孤岛撒手归天，叶公超在可见的将来似乎也没有埋骨他处的希望。中西文化、时代的变迁，都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因而，当二人在一起的时候，亲如兄弟，从没有年龄和辈分的隔阂，可谓无话不谈，叶公超对蒋梦麟性格、品行的理解可谓深矣。或许正缘于此，上帝才做了如此特殊的安排，让叶公超前来送他尊敬的蒋博士最后一程。

6月23日，蒋梦麟的遗体在台北极乐殡仪馆大殓，当叶公超参加完北大同学会的公祭之后，独自走回家，身子仰躺在沙发上，眼望天棚，于哀痛中回顾与蒋的相识、相知的往事。〔2〕面对殡仪馆摆放的“一代儒宗”“学术导师”等挽词，叶认为只不过是出于对逝者的尊敬罢了，蒋并不是一位治学的人，“他自己听了也一定会发笑！”事实确也如此，蒋梦麟留下的《新潮》《西潮》等著作虽然也有很高的价值，但与他一生的事功相比，其学问、著述反而并不显得重要。因而，叶对蒋的评价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因为他的性格实际是好动的。他生平做事有勇气、有毅力，这是许多人知道的。”〔3〕当这些言论通过《传记文学》发表后，许多旧日的相识都认为，叶说的虽是蒋梦麟，似乎更是说他自己。处于苦闷郁愤中的叶公超，自以为事功厥伟，完全可与古代的张骞、苏武有一拼，且是一直把自己的事功看得比学问和著述重要得多的一人。

叶公超，原名崇智，字公超，后以字行，原籍广东番禺，1904年10月20日生于江西九江。其父叶道绳曾任九江知府。叶公超兄弟二人，早年丧母，父续弦后生叶崇德、叶崇禔二女，后父去世，由其叔叶恭绰抚养公超兄弟和姊妹。又因恭绰无子，视公超为子。

1917年，叶公超就读天津南开中学，1920年赴美国留学，先后毕业于缅因州贝兹学院和马萨诸塞州艾默思特大学。后赴英国留学，毕业于剑桥大学文学系。在英国，叶公超与现代诗人艾略特亦师亦友，叶成为第一个向国内介绍艾略特与其作品的学者。1926年秋，叶公超归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师，主讲西洋文学，年仅23岁。此时蒋梦麟是北京大学的代理校长，蒋比叶大18岁，是叶当然的前辈，叶终生都以先生称呼蒋梦麟。1927年春，叶转赴上海，出任暨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5月与胡适在上海相识，并与徐志摩等人创办新月书店，翌年创办《新月》月刊，徐志摩任主编，叶与胡适、梁实秋、闻一多、潘光旦、余上沅等人参与编务并发表作品。1929年秋转赴北平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30年6月与贵州修文籍的燕京大学毕业生袁永熹女士结婚。1932年生女叶彤，1937年生子叶炜。子女命名，据说是出于《诗经》“彤管有炜”一语。1940年袁永熹携子女赴美定居，在美终了一生。

袁永熹有位弟弟叫袁永熙，其人先是在昆明拉杆子闹了一阵子革命，1938年进入西南联大经济系就读，未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春出任西南联大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此为中共在西南联大师生间培植势力之始，后来在昆明掀起的轰动中外的学潮中，袁永熙等辈出力甚悍。据说袁永熙是个少有的奇才，在联大期间，学习、工作、恋爱三不误，与“一代文胆”陈布雷之女、时就读于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思想比较另类的陈琏在感情上碰出了火花，建立了恋爱关系。皖南事变发生，中共领导的新四军被国民党部队击溃后，风声很紧，袁陈二人一起潜往个旧隐蔽数日。1947年8月10日，陈袁二人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婚礼，后育有二子一女。1952年，袁永熙出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红极一时。1957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劳动，后调河北省南宫中学任教。眼看袁氏掉入“右”边沟里满身泥污不能自拔，陈琏在政治压力下与袁离婚，成了各不相干的沟里沟外之人。“文革”爆发后，陈琏因其父陈布雷的历史问题受到批斗。1967年11月19日，因不堪造反派殴打的屈辱，从十一层楼上跳下自杀。——这是题外话了。

却说1936年，叶公超受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邀请，辞清华转入北大外文系任教授兼主任。1937年抗战爆发，叶随校先至长沙再转昆明，出任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从1926年自海外学成归国任教，直至抗战迁往昆明，叶氏的教学与创作堪称一路顺风，并有了相当的声名，如果没有意外，当沿着此路继续走下去，直至在儒林中奠定相当的学术地位。但是，包括叶公超本人都没有想到，历史于不经意间改变了他的命运。

1940年6月18日，叶公超应叔父叶恭绰电召前往香港议事。这位叶恭绰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孙中山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等“三朝”高官大员。用史家温梓川的说法，“恭绰为人颇热衷，曾受知中山先生，饱读线装书，又茹素，又念佛，又写字，又填词，聪明绝顶，饱经忧患。他还当过中山先生的高级幕僚，但无时不流露于言谈声颏中的，却是‘如假包换’十足北洋官僚的叶总长。他尝因此自命为交通界领袖。他的部属称呼他为部长时，绝没有称呼他为总长时过瘾”。〔4〕

像大多数官僚政客一样，叶恭绰蹲在总长或部长的虎皮交椅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通过各种别人难以看得见的手段和计谋，搂了不少硬通货，并利用“袁大头”“袁小头”等硬家伙，换取更硬朗珍贵的商周青铜宝器和各种金石、字画。如此这般，仅十几年的工夫就搜罗得宝器字画满箱满屋。既然是权势人物，又捞得不少外快，按中国暴发户发家之后的惯例，仅怀揣一堆冷冰冰的铜器字画是不够的，必须弄上几房会喘气、尖叫的姨太太才足以显示气势和提高人气，同时自己也享受一下捞钱之后的感觉和艳福。——尽管叶氏整天以佛门居士自居，但脖子上挂佛珠与怀中搂美人并不冲突。于是，手中的“袁大头”一撒，随着嘁里哐啷的响动，几抬花轿就把那如花似玉、既会尖叫又会撒娇的小脚美人抬进了深黑厚重的大门。但中国有惯例也有圣人之言，这便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就在叶恭绰把喘气的活宝抬于家中，在宽敞的木板大床上由着性子、喘着粗气呼哧呼哧地上下扑腾时，灾祸也悄然临近。

1937年上海沦陷，叶恭绰仓皇辞庙，携带重金与看得上的婆姨乘船移居香港。临行前，秘密将珍藏的七箱最贵重的文物寄存在上海公共租界英商美艺公司仓库，其中一箱专门盛放了国之重宝毛公鼎。叶恭绰没有想到，当他渡海流亡之际，竟遗漏了一件最不该遗漏的活宝，即一位刚娶过家门不久的潘姓小妾。

据说，这个小潘无论是相貌姿色还是策略计谋，一点也不亚于《水浒传》中那个把丈夫武大郎按在被窝里活活闷死的老前辈潘金莲。此美女不仅会尖叫撒娇，还能扮妖上阵，与抡着板斧的黑脸大汉一番对打缠斗。叶恭绰一走就是三年，这位智勇双全的潘姓小妾空留闺房三个寒冬。到了1940年，潘小妾在高人指点下，决定不再蹲守于这个枯井一样的深宅大院，无望地死等一个无情无义的糟老头子了，她要张翅飞翔，飞到自由的天地去寻找新的生活。但在溜号之前，她必须弄到一批财产，否则自己几年的青春白白便宜了那个糟老头子。人间何世，真是岂有此理！

潘小妾的行动，自然引起叶家留守人员的注意和不满。于是，一场围绕家产争夺的大战就此爆发。

消息传到香港，叶恭绰颇费了一番脑筋，若自己潜回上海，一是目标太大，二是潘小妾肯定要找自己的碴子，吵闹不休。若小妾压抑在心中的怨怼之火爆发，一个鹰爪翻子拳（又名“八闪翻”），或八卦绝户掌袭来，自己倒地吐血，一命呜呼，亦未可知。鉴于这样的背景和心中顾虑，叶恭绰决定让从小拉扯大的侄子叶公超赴沪一显身手。

此时叶公超正是38岁的盛年，身高六英尺（大约一米八二），体态健壮，皮肤黝黑，相貌英俊。宽阔的肩膀，洪亮的嗓音，下颌略微见方，走路时总显得昂首阔步。他虽具有名士气质，但整体看上去却像是运动场或景阳冈走下来的一条好汉，无论相貌还是气质，一点不亚于当年景阳冈上打虎的武二郎。若有现代武松叶公超出面，一个小潘又何足惧哉？于是，一封电报发到了昆明。

叶公超得电，不敢怠慢，急向主持校务的梅贻琦请假赴港。叔侄见面，叶恭绰在密室向叶公超交代了一切，特别叮嘱，此次回沪，除处理财产纠纷，最重要的是保护毛公鼎，并谓：“已经有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想高价购买毛公鼎，我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交付给你，日后不得用它变卖，不得典质，尤其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5〕公超听罢，知道事关重大，且毛公鼎还关乎民族大义，乃肃然起立，答应一一照办。

这毛公鼎是何等宝贝，竟让叶家叔侄两代如此重视？此事说来话长。简言之，毛公鼎是西周青铜器中的极品，重量为34.7公斤，铸有铭文32行，497字，是传世青铜器中最长的铭文。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在陕西岐山县出土后，“士林瞩目，惊为至宝”。清末，毛公鼎落入满洲正白旗人、金石学家、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之手。辛亥革命时，端方在四川资州被革命党人组成的起义新军砍了头，毛公鼎遂成为端方家族中一块烫手的山芋。1916年前后，英国人、日本人都觊觎这一稀世珍宝，国人得知，纷纷阻止，端方子女亦竭尽全力保住。到1926年，端方的后人将宝鼎抵押在天津由俄国人开办的道胜银行，曾有日本人、英国人、美国人等想从银行中赎出宝鼎，因俄国人不同意按抵押款数加利息的钱款赎出，再加上端氏后人也不同意，赎事方作罢。经过这一折腾，“毛公鼎身价陡增，尤其学术界都以国宝重器礼遇，实获商周青铜器所未有之最大荣尊！”〔6〕

当时在北洋政府颜惠庆内阁任交通总长的叶恭绰，探知毛公鼎的事后，在美国学者福开森劝说和帮助下，欲出钱赎回宝鼎。当时讲价抵押金为两万元，可提货时俄国佬趁机敲了笔竹杠，非三万不能提走。叶恭绰于盛怒中东凑西借，终于赎回了毛公鼎。自此，毛公鼎由叶恭绰收藏于天津，后移上海法租界劳里育路街乐园三号住宅。1931年，叶公超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时，曾为毛公鼎精拓一纸，示于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孙海波、唐兰、董作宾等人观摩研究。

话说叶公超悄无声息地潜回上海老家，即与他的婶娘小潘过起招来。这潘美女尽管芳龄大大小于叶公超，但辈分却占上风，并不把眼前这位从景阳冈上下来的叶大汉放在眼里。于是，潘叶之间你来我往较起劲来，在经历了三十个回合、六十个重手后，仍难决胜负。在这紧要关头，小潘受到上海滩一个类似西门庆式的高人暗中指点，一咬牙走出叶家深宅，径直进入了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声称家中来了一位间谍，请大日本皇军快快地前去抓获。日军听罢立即采取行动。未久，一队大兵从汽车上跳将下来，端着大枪呜哩哇啦叫着冲入法租界内乐园三号叶府。面对杀气腾腾的日军，不明底细的叶公超大惊，想阻止已无可能，日宪兵在叶府搜出一些字画和两支自卫手枪，即以间谍罪将叶逮捕关入大牢。

当此之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上海租界还是“孤岛”，日本人尚不敢对租界内的任何人事太过分。但有一点出乎叶家预料，这位小潘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密报叶公超是国民政府派来的间谍的同时，还出于报复之心把叶家秘藏的国之重器毛公鼎供出，只是小潘不知叶家七箱宝物具体的秘藏地点，为叶公超咬牙顶住和毛公鼎最终没有沦于敌手留下了空间。

日军将叶公超逮捕后，除了让其交代身份，更重要的是审讯毛公鼎的秘藏地点，只要得到毛公鼎，无论是转手倒卖或献给日本国家，审讯者自有功名利禄可图。在这一思路指引下，日军开始对叶公超展开轮番审讯。在49天的囹圄之中，叶先后7次受审讯，2次受鞭刑、水刑，但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间谍，更不吐露毛公鼎秘藏地点。为了尽快脱身，叶公超暗中传出一字条，密嘱家人请铸工假造一个毛公鼎式样的古铜器交出。时在上海的公超之兄叶崇勋除了找制假的文物贩子日夜打造铜器，还通过赵叔雅、陈公博、汪精卫等人与日本宪兵司令部交涉，花了一大笔重金具结作保，被折磨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叶公超总算于10月下旬出狱。

蹲在叶家屋门口观敌瞭阵的小潘忽见出狱后叶公超一身破衣，像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人物一样杀气腾腾地向自己逼来，自知理亏，嘴巴一张，腿一软，“扑通”一声倒地不起，而后眼珠上翻，口吐白沫，满地滚动装起羊羔子疯（亦称羊角风）来。盛怒的叶公超朝对方的屁股踢了两脚便不再理会。因了这一事件，小潘在叶家留守人员同仇敌忾的目光逼视下暂时软了下来，叶公超趁机找来几位当地有名望的士绅与律师，对财产进行了分割，并对各方予以安抚。而后，亲自携带毛公鼎秘密乘船逃往香港。一路有惊无险，他把手中的国之重器交给其叔——在港久等消息而不见的叶恭绰，此时悬着的心才悄然落下。〔7〕

当叶公超到港时，已是11月中旬，西南联大新学期早已开学，校方已指派柳无忌代理外文系主任。经过上海之行和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劫难，叶公超感到身心俱疲，决定暂不回昆明，在香港休息一段时间，或到来年开学时再回昆任教。未久，叶氏在港岛遇到了老熟人董显光，二人一见如故，越聊越投机。董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力邀叶参加其主管的国际宣传处工作，叶因懒于回昆明，便答应下来。想不到这顺水推舟的一转身，结束了叶公超十四年的大学教授生涯。

如此江山烟客逝

踏上官宦之路的叶公超尽展风流，玩起计谋与策略来，比教学更得心应手。在国民党宣传部驻英办事处处长任上，他于新加坡、印度、重庆、伦敦、美国之间来回穿梭，工作成就颇得上司赞赏。抗战胜利后，叶公超进入外交部出任参事，未久晋升为欧洲司司长、常务次长。1949年6月12日，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即将全面崩溃，由于美国方面极力向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提议由胡适出任外交部长，新上任的行政院长阎锡山不敢硬抗，只好宣布请胡氏出山力挽狂澜，外交次长由两个亲美分子叶公超、董显光分任。6月2日，身在美国的胡适致电外交部叶公超、董显光，并请二人转交阎锡山，坚辞外长。鉴于情形紧迫，阎锡山只好请叶公超临危受命，代理部长主持部务。1949年10月1日，即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天，叶公超被国民党当局正式任命为“外交部”部长。自此，叶氏深陷宦海，随波逐流，直至逛荡到台湾孤岛终了一生。

据叶公超之妹叶崇德回忆说：1949年3月的一天傍晚，崇德的母亲，也就是公超的后妈赵寿玉正在上海家中做晚饭，忽然叶公超轻轻推门进来，只见他“对老母摇摇手，并立即将厨房门关上，搀扶着老人走入客厅，正巧我也下班回到家，他在客厅招招手，示意我快把客厅门也关上，他立即告诉母亲，他是回来接老人一同去台湾的。他说：老头子（指蒋介石）不准我留下来，必须立即随行，经请求要带老母同走，只答应在家停留十分钟，届时不出去则性命不保。如老人同行，一样东西都不能带，抵台后再为她添置。并说现在汽车就停在亚尔培路口，车上还有二人在等，要母亲立即决定。老人略加思索，决定不随他行，老人说：‘我已年迈，跟你去了是你的包袱，何况留大妹一人在沪，我也不放心。’并嘱他抵台后，说话、交友都要谨慎小心。他一口答应，‘请妈放心，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教训’，转身对我说：’大妹，你要好好照料母亲。’说完即匆匆走出后门，消失在黑暗中。不料这次话别，竟成了我们最后一面。”〔8〕

叶公超随蒋家小朝廷浮海南渡，他留在大陆的足迹与事功渐被岁月的流沙风尘湮没，留在幸存者记忆中的也只是雪泥鸿爪。加之叶公超弃学从政的偶然性与发迹、败落的突发性和神秘性，在时人和后世研究者眼里，叶氏成了宦海中谜一样、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两栖类传奇物种。随着时间推移，即是他当年亲自执鞭教导过的弟子门生，对其印象也逐渐模糊，残存脑际的只是几个残缺的碎片。

据清华外文系1933届学生许振德说，他进清华时，“大一外文系英文课由叶公超先生讲授，课本为英女作家奥斯汀氏名小说《傲慢与偏见》。叶先生时方而立之年，风度翩翩，不拘小节，春秋着西装，背部微驼，头式右分，一尘不染，隆冬天寒，则着棉袍二，进教室授课前，先脱其一。先生授课，只述大意，从不逐字讲解，但课文中遇有生字之稀见而重要者，则反复阐述，如Capital用为形容词时，即一例也。于时，先生未婚，只身住北院，某岁圣诞夕曾偕好友钱锺书往谒。”〔9〕

另有燕京大学校花赵萝蕤，在清华外文研究所读研究生时曾为叶公超的学生，抗战前赵氏翻译完美国诗人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的著名诗篇《荒原》后，出版前请叶公超作序，叶满口应诺并有些讨好地问：“要不要提你几句？”赵氏称自己当时很高傲，答：“那就不必了。”

后来赵萝蕤在《我与艾略特》一文中说：“这篇精湛的序远远超出了我当时的水平，使译本生色许多，而当时的叶老师还是个才华出众的青年教授。”

然而，优秀青年教授叶老师的出众才华与主动献上的殷勤，被一代校花熟视无睹或者装傻充愣地挥之而去。这一招搞得老师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而最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催生了叶公超与赵萝蕤燕大时期高一班的学姊袁永熹的结合，而叶袁婚姻的悲剧也因此铸成。

当此之时，未婚的校花赵萝蕤，之所以对同样未婚的青年才子叶公超殷勤伸来的橄榄枝置若罔闻，是有自己的心理背景和理由。许多年后，当不再年轻漂亮的赵校花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如果说叶老师在什么地方有点令人不十分自在的，也许是他那自然而然的‘少爷’风度，当然决非‘纨绔子弟’的那一种。也许他的非凡才华使他有时锋芒毕露，不过绝没有丝毫咄咄逼人‘拒人于千里以外’的味道。人们还是喜欢听他那天南地北的神聊。我这位老师的‘修养’是不凡的。”〔10〕

正因为叶老师的“少爷”风度，令一个“拘谨怕羞的姑娘”（赵萝蕤语）于“不自在”中缺少了一种信任感和更进一步的爱，从而没有随这位才华横溢的叶老师去研究当代外国文学，甚至只是“偶然到他那坐落在北院的家里”做了一回客，这一切自然令叶老师十分郁闷甚至有点恼怒。于是乎，身穿长衫，神情显得有点落拓，眉宇间不时做忧郁哀愁状，周身散发着中国传统士大夫和古典文学气味的一代才子陈梦家，就成为赵萝蕤芳心所属之人——人生姻缘原来如此诡秘、玄奥和不可思议。后来赵萝蕤记住了叶老师送给她和陈梦家的结婚礼物：一个可做灯具的朱红色大瓷瓶，一套带着硬壳的精装本哈代诗剧《统治者》，以及一个单人沙发床。——这便是赵萝蕤对这位风流倜傥的老师的大体记忆。

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赵瑞蕻的印象中：“叶先生在外表有副西方绅士的派头，仿佛很神气，如果跟他接触多了，便会发现他是一个真诚、极有人情味儿的人，一个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他并没有什么架子，相反的跟年轻同事相处得挺好，乐于助人，而且十分重视人才，爱护人才。”另一位西南联大的学生李赋宁总结叶公超先生授课的特点是：“先在黑板上用英文写下简明扼要的讲授要点，然后提纲挈领地加以解释说明。接着就是先生的自由发挥和当机立断的评论。这种教学法既保证了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传授，又能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探索，并能培养学生高雅的趣味和准确可靠的鉴赏力。又加上叶先生英语语音的纯正、动听，遣词造句的幽默、秀逸，学生们一个个对叶先生的学问心悦诚服，无限景仰。”〔11〕

与这些亲历者的回忆有异的是，在当年的西南联大外文系，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不少联大的学生认为这是钱锺书的言论，尽管后来杨绛撰文否认，但同为西南联大学生的许渊冲后来认为：“这句话看起来像是钱先生说的，因为它是一个警句。”到底叶公超是不是太懒？许渊冲认为：“作为学者，这话可能不无道理，因为胡适要他和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合译《莎士比亚全集》，结果他一本也没有翻，却让梁实秋一个人译完了。”〔12〕另，许渊冲在《钱锺书先生和我》一文中，列举了很多证据以证叶氏之懒：如叶的学生季羡林说，“他几乎从不讲解”；另一个学生赵萝蕤说，“我猜他不怎么备课”；叶的同事柳无忌说：“这时的西南联大尚在草创阶段，三校合并，人事方面不免错综复杂，但我们的外文系却相安无事，那是由于公超（系主任）让教授各自为学，无为而治的政策——我甚至不能记忆我们是否开过系务会议。”对此，许渊冲以自己的身心感受“痛说革命家史”，谓：“还记得1939年10月2日我去外文系选课时，系主任叶先生坐在那里，吴宓先生站在他旁边，替他审查学生的选课单，他却动也不动，看也不看一眼，字也不签一个，只是盖个图章而已，真是够懒的了。”有好事者考证，钱锺书所写小说《围城》，那个诗人曹元朗的原型便是叶公超，倒不是因为叶公超有一张“圆如太极的肥脸”“脸上一圈圈的笑疤，像投了石子的水面”，只因为曹元朗是留学牛津剑桥的新诗人。后来有一位外国记者听到这一传闻专门采访过叶公超，问及他与钱锺书的师生缘，叶“顾左右而言他”，后来又说记不得有这么一号人了。

1938—1939年，杨振宁和许渊冲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一年级，都上过叶公超的英文课。但在杨生的眼中，叶的表现相当糟糕，杨说：“联大绝对是一流的大学。我们两人后来的工作都要感谢联大给我们的教育。但叶教授的英文课却很糟糕。他对学生不感兴趣，有时甚至要捉弄我们。我不记得从他那里学到什么东西，许恐怕也和我差不多。”——此为杨振宁为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作的一篇英文序言中的话，尽管事隔几十年，当年只有16岁的杨生，对这位叶老师的拙劣表现和不近人情仍耿耿于怀，亦可见当年的叶公超对这位后来获得诺奖的学生心灵的伤害是多么深刻。

对于叶公超弃学从政、一头扎于宦海扬风扎猛的得失，有一清华出身的老学生名王辛笛者，一度做痛心疾首状，呼曰：“在旧日师友之间，我们常常为公超先生在抗战期间由西南联大弃教从政深致惋叹，既为他一肚皮学问可惜，也都认为他哪里是个旧社会中做官的材料，却就此断送了他十三年教学的苜蓿生涯。这真是一个时代错误。如果他在后半生继续专心教书治学，他一定会在学问上做出一番业绩来。”〔13〕

对于王辛笛之说，同为清华外文系叶氏门生、比王氏高一届的季羡林却不以为然，季说：“第一年英文，教授就是叶公超先生，用的课本是英国女作家Jane Austen（简·奥斯汀）的Pride and Prejudice（《傲慢与偏见》）。公超先生教学法非常奇特。他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原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声一喊：‘Stop！’（停！）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学生摸出了这个规律，谁愿意朗读，就坐在前排，否则往后坐。有人偶尔提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吼有大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相安无事，转瞬过了一年。”又说：“谈到名士，中国分为真假两类。‘是真名士自风流’，什么叫‘真名士’呢？……只要拿前面说到的俞平伯先生同叶公超先生一比，泾渭立即分明。大家一致的意见是，俞是真名士，而叶是假装的名士。前者直率天成，一任自然；后者则难免有想引起‘轰动效应’之嫌。《世说新语》常以一句话或一件事，定人们的高下优劣。我们现在也从这一件事定二位的高下。”最后，季羡林语中带刺地反驳了辛氏痛心疾首的说辞，谓：“我的看法同辛笛大异其趣。根据我个人在同俞平伯先生对比中所得到的印象，我觉得，公超先生确是一个做官的材料。你能够想象俞平伯先生做官的样子吗?”〔14〕

季氏所言似比王辛笛辈一味抬捧吹嘘和做痛心笑首状面壁呼号，似更接近事实的本质，无论叶公超穿西装还是汉唐装，留分头、背头还是秃头，仅从留下的照片看，就是一派假模假样的假名士派头。而有不少谓叶“口衔一个栗色大烟斗，一派英国绅士风度”的吹捧者，更属扯淡之语，只要看一下叶叼烟斗的照片，不是活脱儿一个旧中国乡村地主少爷和纨绔子弟的做派吗？因而当年燕大校花赵萝蕤的眼睛还是比较亮而尖的，她看出了这位叶老师的“少爷”风度而敬而远之。事实上，在叶氏一生所结交的朋友中，与他掏心窝子交流之人恐怕还找不出一个——蒋梦麟最多算半个。这是他的性格决定的，也是其晚年悲剧的主要原因。

不管属不属于做官的材料，事实让人们看到的是，叶公超随溃退国民党军政人员赴台后，在一个不算太短的时间段落内，他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舟的。直到“外蒙入会案”出现，他才翻船落水，一头栽入泥坑而无法脱身，并在泥猴一样翻滚腾跃而总是跳不出“如来佛”蒋氏父子手掌心的尴尬、郁愤中，度过了悲感交集的余生。

1958年8月，叶公超由“外交部长”调任台湾当局驻美“大使”。1961年，联合国成员国召开会议，讨论包括外蒙古等诸国加入联合国问题。当此之时，以社会主义阵营老大自居的苏联通过美国对台湾施加强大压力，阻止其对“外蒙入会案”使用否决权（南按：时台湾当局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代表，握有否决权）。苏联对美国威胁道：如果台湾否决“外蒙”的入会申请，苏联就否决拥美的非洲国家毛里塔尼亚入会，以做报复。美国为了使毛国顺利入会，遂要求在自己屁股后面“紧跟高举”的台湾当局，对外蒙放弃使用否决权，理由是：毛国如遭否决，联合国内十一个非洲法语系会员国必然会迁怒于台湾，这十多个非洲国家一怒之下如果倒向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集团，对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代表权必然构成挑战性威胁。因此，与苏联相抗的美国劝告台湾不要因小失大，以免得不偿失云云。

面对苏联的要挟和美国的施压，台湾当局表示了极大愤慨并做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抗议，制定了“不顾一切，否决到底”的行动方针，台岛各媒体也发动起来，投入到这一政策方针的大肆宣传活动中。一时间，整个台湾上下掀起了反对美苏粗暴干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权力和“外蒙古”入会的滔天巨浪。

时间在台湾、美国、苏联等三方相互牵制又各不相让的尖锐冲突中一天天熬过，直至10月初，联合国安理会日期已定，情势紧迫，严阵对峙的僵局仍无松懈的迹象。蒋介石不断拍发密电致常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和驻美“大使”叶公超，指示方针大计，最后对蒋叶两位臣差在列强之间的斡旋与处置能力十分不满，乃在一电中训斥道：“弟平时一再请兄等在外发言务必慎重，以免引起揣测而损及立场，为敌所乘而影响交涉。今外蒙事谣诼纷纭，将何以收拾？……仍盼秉政府既定方针，据理力洽为是。”〔15〕

在极度紧张沉闷的气氛中，驻美“大使”叶公超于10月14日奉召返台，此时距联合国安理会复会日期10月23日不到十天。因事出突然，叶以为是回台述职，或为“外蒙入会案”当面听旨，几天后必返美，因而只带了一只旅行箱，连办公室都没有收拾，便匆匆乘机抵达台北暂住博爱宾馆。

叶公超在宾馆梳洗打扮一番，等待“总统”蒋公召见，结果是三天过去，一点召见的迹象也没有，而过去主动前来攀亲道故的官僚政客也不见了，自己被晾在宾馆里成为一块没人理睬的洋咸菜。既然上头没有召见的意思，耐不住孤寂冷清的叶氏便决定探亲访友，并于10月20日早上来到了胡适家。主客见面自是亲切，寒暄几句，叶说自己离美匆忙，竟把一根结实耐用的皮腰带忘于寝室。江冬秀听罢笑着说：“找条麻绳给你吧！”胡适说：“那怎么行，一个堂堂的驻美大使腰系麻绳出入厅堂，成何体统？”于是到卧室找了一条黑色的皮带送给叶，虽短了一些，但勉强可用。叶公超又抱怨台北天气闷热、流汗，衣服带得太少了。胡适又让王志维找了两件夏威夷衫送给叶。一番忙碌过后，胡适招待叶吃早点。饭后，原四川大学校长，时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长”的黄季陆来访，几个人一起聊起天来，此时叶还不知道自己已不能返美了。

当叶公超告别胡适一家返回博爱宾馆的第二天，得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华盛顿已发表声明，宣称美国强烈反对中共参加联合国或联合国所属的任何机构，强调“蒋总统所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合法的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美国一直认为中华民国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且一直合力支持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内的地位与所有权利”〔16〕。

肯尼迪的声明经台湾岛内媒体报道，一般人尚未充分认识到这项声明与“外蒙入会案”有何直接关系，但从稍后“外交部”郑重其事地发表谈话，对肯尼迪总统声明表示“欢迎”等一系列动作分析，“外蒙入会案”已经出现了新的转折。

而这时，叶公超还不知道自己遭到了老蒋的暗算。但很快，他便接到了一个召谕，大意是“总统”不召见了，叶也不必再回住所了，就在宾馆好吃好喝地蹲着吧。

叶公超听罢，如同晴天霹雳，想问几句为什么，可传谕者早已离去。叶先是蹲在地板上发愣，接着是仰躺在沙发上发呆，继之绕室彷徨，足足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直到困乏不堪，才一头倒在床上昏睡起来。未过几天，叶的驻美“大使”被正式免去，同时当局令他搬出博爱宾馆，到松江路一个小巷的院内居住。叶公超的外交生涯与从政之路算是折戟沉沙，就此梦断。

联合国安理会按预定时间召开，对立交锋了五个多月的“外蒙案”，在蒋介石同意并指使台北方面放弃使用否决权的让步下顺利结束，美苏双方皆大欢喜，台湾当局也风波不惊，渐入沉寂。

由于叶公超奉召返台后，不到十天当局突然决定放弃否决外蒙入会，台岛和海外许多人士认为：叶公超一直不赞成对“外蒙入会案”持否决权，并与蒋公的战略方针有冲突，是他返台说服蒋介石“悬崖勒马”，最终放弃了否决权，因而他是保护台湾免于“玉石俱焚”的一大功臣。想不到突又传出叶氏被罢黜的消息。这一变故，让世人陷入一个迷魂阵中，苦思冥想不得其解。

丢掉驻美“大使”帽子的叶公超，自搬入松江路一个院子居住之后，当局又派人送来一顶“行政院政务委员”的纸糊帽子让其戴在头上。自此，台湾当局与叶氏之间，便开始了猫戏老鼠的游戏。叶的家室皆在美国，当局对其来了个“斩足”行动，明令叶不能迈出台湾半步，更不要想出国探望妻子儿女之事，只能在台湾本岛内部转悠。〔17〕原来的友朋相好一听说叶被蒋公下令免职，皆认为背后必有隐情，乃像躲瘟疫一样躲避其人，再也不敢上门或在路上相遇打招呼了。尚有自知之明的叶氏除了与几位相当密切的旧友——而这几位又不会因与他接触有所损失的人物如胡适、蒋梦麟、梅贻琦等人来往，实在感到憋不住了，便以“政务委员”的头衔向当局要部车子，于黄昏时分到台北郊外与海边转上几圈，借以纾解心中的郁闷之气。如此往复数日，叶公超感到胸中的闷气消了不少，如是者数日。有一天，叶驱车转悠时突然感觉不对，四周好像多了点什么，脑海里忽地冒出“跟踪”一词，再往周围一看，果然如此，显然有便衣跟踪自己。叶公超大怒，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蒋经国，发了一阵牢骚后痛斥当局派特务跟踪。蒋经国表面上对叶极为客气，似是亲兄弟一般，但内心深处从没有把叶当成自己圈中的人物。他听罢，表示可能是主持这方面事务的彭孟缉误会所致，一定要与其说个明白，何必如此无礼云云。结果隔了几天叶氏再度外出，仍有特务和秘密警察盯梢，叶遂明白这是蒋家父子耍的布袋戏，自己实际上已钻入人家张开的布袋中被软禁了，遂不再抗议，任凭特务们跟踪下去。

对于这种非人非鬼的生活，叶公超自是恼怒于心，但又无处发作。一次，叶的老友，曾与蒋经国一度关系密切后又分裂的“中统”重要特工之一蔡孟坚前来拜会，叶说：“你虽然被经国摘了纱帽，但社会舆论很同情你，好在与老先生有深远历史，否则，你如我一样，不准步出国门，让你出国乱跑。”蔡说：“你已有一政务委员高职，足以安慰。”叶说：“我此时有‘务’而无‘政’的空名义。”蔡不解此意，叶公超不无愤怒地解释：“身边有‘特务’，’政事’不准问。”还补充说：“行政院会议时，只有我一人‘小便’，有人随同‘保护’。”〔18〕

尽管有特务跟踪，生活还要过下去，叶公超开始蹲在居室习字绘画，过起了“怒写竹，喜写兰”的文人雅士生活。几十年前的好友、时任教于台湾师大的梁实秋认为叶不宜长时间憋在屋子里，需到外面透透空气，遂不避各方射来的警觉紧张目光，力邀叶到校任教，讲授“现代英美诗”等课程。〔19〕叶自是乐意前往，遂重执教鞭当起了教书先生，只要是叶氏上课，台下居然坐满了听众，到底是听课还是观人，叶并不计较，只是私下向梁实秋感慨：“还是文人最自由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云云。然而不久当局便来干预，向校方施压。一个学期勉强结束，叶公超被迫收拾场子走人。

除了特务跟踪给自己带来的郁闷与孤愤，被困台湾不准去美国和亲人团聚，亦是叶公超晚年最大的痛苦之一。他说：“我会被困死在这个岛上。”1977年，费正清由美国造访台湾，此时蒋介石已撒手归天，其子蒋经国掌控大局。费氏回忆说：“在台北最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再次会见前任外交部长叶公超，他依旧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仍然牢牢地坐在政务委员的位置上，他喜欢孤独，然而却奉命去处理预算问题。他外出时，秘密警察跟踪他；当他住院时，蒋经国却莅临探望——一种对最高级天才的奇怪的愚弄。”〔20〕

1981年临近中秋节的一个晚上，叶公超在邻居陈子和的画室里叹了口气说：“我是有家归不得。”过一会儿又说：“我要给我在美国的女儿画一幅竹。”在场的人都为他这种孤独思女的心绪所感染。到了这年的11月，叶公超一病不起，行将进入另一个世界。在弥留之际，他不断念叨：“我的家人，我的太太、女儿，都要来看我啦！”

1981年11月20日，叶公超在孤寂凄凉中因心脏病于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终年77岁。一生历尽繁华、看惯了热闹的他，在撒手人寰之际，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殡葬时也显得格外冷清，夫人袁永熹没有赴台告别，只以未亡人身份撰献了一副挽联：

狂傲本奇才，惟贤哲多能，如此江山烟客逝；

贱辰劳玉趾，忆清谈移晷，最难风雨故人来。

叶袁结婚40多年，总是聚少离多。叶在美国时，只有在外交场合非出面不可的时候，袁氏才以夫人身份出场应付一时，其家庭生活越来越淡漠，感情亦越来越疏远，最后竟形同路人。本是一对“有情人”的结合，想不到结合之后却难言幸福，令后之观者扼腕一叹。

当叶公超去世的消息在海内外传开，随着各种吊唁文字遍载报章，人们又自然地想起了由“外蒙入会案”衍生出来神秘的“叶公超去职案”，继之想起叶氏离美赴台，被蒋家父子采取“斩足”行动，禁锢了整整20个年头，终致叶在凄惨的晚景中赍志以殁，许多人为之不平并一掬同情的热泪。〔21〕

“叶公超案”最新破译

关于“叶案”的隐秘，坊间有多种说法，较集中者有二：

一说是叶公超不赞同蒋介石坚持对“外蒙”行使否决权，回台后“老先生召见他，他跟蒋公顶嘴：‘别的您懂，外交您比不上我懂！’”以致触怒蒋。〔22〕特别是蒋介石最后抗拒不住美国的压力而放弃使用否决权时，对美国极度不满，却无可奈何，乃迁怒于叶，予叶以严惩。〔23〕

二说是有人暗中向蒋介石进谗言，说叶在美国发表对蒋介石不敬之言论，激怒了蒋而遭罢黜。

对以上二说，一般民众倾向前说，认为叶公超晚年的人生遭遇，是蒋介石受了美国人的窝囊气而迁怒于叶的结果，这也是蒋介石死后最不见谅于世人的晚年行事之一。但这个说法，随着各国档案不断解密，渐被研究者否定。据担任过台北《民族晚报》副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并有幸采访过“外蒙入会案”的当事人之一黄天才说，“叶公超去职”与“外蒙案”无关。黄氏称：就在肯尼迪发表声明的第二天，即1961年10月21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决定台湾当局大政方针的国民党“中常会”。会上，蒋说当初台湾做出强硬姿态反对外蒙入会，就是迫使美国发表这个声明，“外蒙入会，我们是一直反对的，但策略可以略具弹性，不一定要使用否决权”。又说：“我们的真正目的，是确保我们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我们以美国既对我国有所要求，则我国自亦可要求美国有所回报，遂透过外交管道，向甘迺迪（南按：肯尼迪）总统明白表示‘可以考虑不使用否决权’，但要求甘迺迪总统公开表明对我国代表权坚定支持，必要时，并将使用否决权以拒阻中共进入联合国。”〔24〕

当天，有常委提出“外蒙”如果获准进入联合国，则苏俄多了一个附庸，对台代表权岂不是增加了一分威胁？蒋介石对此答复说：当年联合国创立之初，苏俄体制内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就是分别申请入会的，美国、英国，甚至台方，都没有表示反对。现在怎么能说“外蒙”是苏俄傀儡而反对它入会？苏俄加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本来就有3票，“外蒙”如果加入，不过增多1票，但我们因毛里塔尼亚之入会，却可以确保非洲法语系12国的支持，这是以小换大的买卖，我们的得大于失……

如此这般，闹腾了半年的“外蒙入会案”，在蒋介石同意放弃使用否决权，以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现场采取“不投票”的方式打了圆场。

面对这场陈年旧案的调查研究，黄天才认为蒋介石既不在“外蒙入会案”上因美国压力而让步，自然就不该有所谓“迁怒于叶公超”之事。据可考的证据显示，促成蒋介石与肯尼迪总统最后和解并各有所得的人，并不是外界猜测的叶公超，而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办事处主任克莱恩（后晋升为副局长），此人当年奉美国白宫密令与蒋介石就“外蒙入会案”进行了秘密谈判，最终打成了和解之局。

鉴于已经历史否定和不断发现的最新证据，黄天才认为第二种说法的可能性极大。理由如下：

就在叶公超去世之时，已调任台北《中央日报》驻日本特派员的黄天才，偶然从时驻东京的原蒋经国秘书萧昌乐处得知一个隐秘。萧对黄说：“一天，经国先生交给他一份密码电报，嘱他赶紧译出，不必誊抄，马上送呈总统。萧译毕后，才知密电内容是说叶（公超）大使在美国某处发表谈话，批评总统，措辞用语非常恶劣，令人愤慨……密电呈上去不久，就传来叶公超奉电召返国的消息。”〔25〕萧言毕，未再透露更多内容和发电人。

此事过去七年之后的1988年，有个名叫刘荩章的人，在写给《传记文学》社长刘绍唐的一封长函中，再度披露了“叶案”的一些内幕。

刘说，他当年担任台北“外交部”主管联合国事务的条约司司长，1961年的9—10月间，随同“外交部”部长沈昌焕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刘说：“……十月某日午后，我随沈（昌焕）先生前往常驻代表团……到后不久，我有急公须往报告沈先生请示。当我手持文件，走到他的专用办公室门前，听到里面正在讲话，经向外面的秘书小姐打听，知道是叶（公超）先生自美国某州打来的电话，于是我就走开等候。过了一阵，好像已讲完了，我便再过去敲门入内，一见之下，我怔住了，但见沈先生铁青着脸，一副眦目切齿的怒容。我问他：’怎么啦？’这时他只气急败坏地向我说了一句话：’真没有想到一个代表元首的大使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他没有再说下去，我当然不便追问。……至于那通电话中究竟说了些什么，我后来也从未再听沈先生提起，也未再问过。但那天沈先生盛怒的神情，我确凑巧是唯一的见证者。”又说：“翌晨九时不到，我照例再去行邸上班，但这次情况有异，我按了几次门铃，伫候良久，才由住在行邸内的李秘书过来开门，入内后但觉一片寂静，而李秘书又是双眼惺忪，面有疲态。我问他是否发生了什么事，他强笑着说：‘没有什么，只是睡得太晚。’我问：‘是有夜来访客吗？’他说：‘不是’，然后迟疑一会儿，说：‘是翻电报，搞了个通夜。’我以为那是有关政务的电报，便再问：‘是关于外蒙的事吗？’他有些为难，欲言又止，终于笑而不答。我再问：‘何时及如何发出去的？’他说：‘是天亮后以电话读码发出的。’……过了两三分钟，他又过来，说沈先生请我去卧室谈话，我走过去，见室门是开着的，仅沈先生一人躺在卧床的被盖中，看样子好像尚未入睡，他向我说：’你所知道的事，千万不可对外人说出，因为这件事实在太不像话了！’我说：’请放心，我本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不会说的。’我请他赶快休息。……过了几天，我听说叶先生奉命回国述职，当时我心中虽觉得有些奇怪，但仍不疑有他。叶先生自华府先到纽约，来沈先生处曾有密谈。然后他出来准备去登机飞台，我送他电梯口，并祝他一路顺风，早去早回。那知再过几天，就听说他不回来了！究竟为什么？没有人能说出一个原因。我为此神伤多日，竟至感叹自己误入宦途起来……”〔26〕

对于刘荩章提供的线索，黄天才结合八年前在日本听到的萧昌乐的叙述，两相比对，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当时在台北任蒋经国秘书的萧昌乐那天早上所接收并翻译的密电，正是刘氏在纽约所见“外交部长”沈昌焕办公室李秘书所发，电报内容乃沈昌焕所亲拟或口述，密告的对象就是叶公超。

对此，黄天才补充说，此事在媒体同行张作锦于1990年年底发表在《联合报》上的一篇题名《拒绝出版语录》的短文中加以佐证。当年作为采访记者的张作锦有一次参加了党政集会的“读训”，听到蒋介石在训词中痛斥驻外使节在外人面前批评自己国家的领袖，是丧失国格和人格云云。张氏在文中明确表示：“大家都知道这指的是叶公超，而叶氏当时正以中央评议员身份，坐在台下读训……”因而，黄天才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当年激怒蒋公，并使蒋公急电召回叶公超予以免职的，是叶公超在美国对蒋公的不敬批评，似与叶公超不赞同否决外蒙一事无关，至少无直接关联。”〔27〕

按一般常情推理，黄天才后来揭露的这些隐情秘事，由美返台后的叶公超应该是知道一个大体轮廓的，至少晚年有所醒悟。就叶氏的性格论，此人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在他刚当上驻美“大使”之际，几个从前的学生前来祝贺，他却一笑，俯耳低声说：“别提了，是赔本生意！”而这个赔本生意没做几天，叶就牛气冲天，不把世界一切人等放在眼里了。他曾对几个相熟的哥们儿扬言道：“见了艾森豪（总统），心理上把他看成是大兵，与肯尼迪（总统）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开而已。”

对于叶的性情与脾气，与其在西南联大共事的朱自清日记里亦有记载，谓此人“喜怒无常、狂狷耿介。和他相处，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如此骄狂放浪之人，想来对流落孤岛的蒋介石是不大会放在眼里的，在洋人们面前说一些狂话甚至对风雨飘摇的蒋家王朝来一番冷嘲热讽，对蒋介石本人进行人格污辱性谩骂与挑衅，亦不是绝无可能。当这一切出格的言行被忠于蒋的沈昌焕等辈得知后，叶的厄运就此到来。

叶公超后半生的悲剧固然值得同情，但就叶氏性格而言，除了朱自清所言的“狂狷耿介”，还夹杂着很大的外强中干的软弱成分，是一个敢做不敢当的主儿。纵观叶的前半生，凭着摇笔弄舌于庙堂得志，一旦谋得了高官厚禄便骄狂不羁，不知天高地厚地意气用事，更忘了一入庙堂便终身为奴的潜规则，对赏赐给他官帽的主子在人前背后鄙视甚至乱骂起来。当一番表现和谩骂终于激怒了主子，一个下勾拳打过来，把其乌纱帽打翻在地时，叶公超原形毕露，捶胸顿足，彷徨山泽，嗟号昊天，一惊一乍地做报国无门的孤愤状。其不知，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少了一个叶公超，会照样开门办学，庙堂议事，于党于国毫发不损。只是叶直到死都没有看破官场的密锁暗道，没有参透人生的禅机，忘记了自己头上那顶迎风飞扬的高帽，本来就是靠主子赏赐所得，尽管不能像佛家所言“一切皆空”，但也属于短暂和临时性质。当其飘然掉落时，无须整日悲哉痛哉，而竟至二十年未解心中的郁结。就此一点论，叶公超比之傅斯年，可谓迥隔霄壤。傅氏也热衷功名，但精神上却能超越，孟子的格言：“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个话不是傅斯年单独拿出来说给台大学生听的，而是在他人生征途上服膺和实践的座右铭。令人扼腕的是，宦海漂浮数十年，从来就没有被纳入蒋氏父子政治圈中的叶公超，到了撒手归天的前夜，还在为自己没有得到主子的赏识，反而中途罢黜而痛心不已，并为自己当初的言行追悔莫及。叶在最后遗言式的《病中琐忆》短文中说：“生病开刀以来，许多老朋友来探望，我竟忍不住落泪。回想这一生，竟觉自己是悲剧的主角。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是这个亏，却改不过来，总忍不住要发脾气。有天做物理治疗时遇见张岳公，他讲：’六十而耳顺，就是凡事要听话。’心中不免感慨。”此话真令人感到气短。悲夫！

1981年11月，躺在病榻上自知不久于人世的叶公超，开始回忆过往的故人旧事，并要讲一些故事给人听。他想到并对人讲述的第一个人便是胡适，特别提及许多年前他发表在天津《益世报》副刊的一万多字的长文，里边讲了对鲁迅文学成就的高度评价，而这个评价正是胡适所不愿看到的。对此，叶“特别想再看看这篇旧作……毕竟年纪大了，总会常常怀旧”。〔28〕在无限感怀和神情恍惚中，叶公超于长吁短叹之际，又突然想起20年前由美返台，于郁闷中跑到胡适家中索取腰带的那个早晨。想到此处，叶公超竟自笑了起来。继而又以悲怆的心境想到了胡适长眠的南港学人山和“中研院”同辈学者的人生际遇……

注释

• 〔1〕据蒋梦麟的北大老同事，赴台后官至“考试院长”的杨亮功说：“我在十七日下午四时同樊逵羽去看他，已在半昏睡状态中……形骸虽苦，神志仍清，因此我们仍作最好的想法。次日程天放先生遇见我，问及蒋先生病情，我还说：’目前数天，当可无问题。’不意当日夜间蒋先生竟与世长辞矣。”（《悼蒋梦麟先生》，载《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杨亮功著，黄山书社2008年出版）

• 〔2〕当天，蒋介石、陈诚、王世杰、黄季陆、陈雪屏、罗家伦、沈宗瀚等要员，以及各单位、机关、北大同学会、台湾全省200多位“四健会”青年男女会员前来致祭，“四健会”会员在胸前挂了“痛失良师”的胸章，蒋介石致赐挽额“学渊绩懋”，场面极其隆重。

• 〔3〕台北《传记文学》，第5卷第2期，第39页。

• 〔4〕《敢说敢为的叶公超》，载《文人的另一面》，〔马来西亚〕温梓川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 〔5〕〔6〕刘作忠《叶公超护国宝》，载《回忆叶公超》，叶崇德主编，学林出版社1993年出版。

• 〔7〕抗战结束前夕，叶恭绰几经变故，贫病交加，已无力保鼎。上海一个大商人陈咏仁为给自己留条后路，表示愿买此鼎，并约法三章，胜利之后一定将鼎捐献国家。

陈咏仁者，字伯陶，民国二十年（1931）前后曾在江苏无锡开设铁器工厂，因技术高超又善于经营，发了一笔横财，在江苏工商界中有一定名声。抗战时期，陈咏仁贪于私利，与日本军部做生意，协助日本人收购金属物资，制作机械，直接为日军军需生产服务而沦为汉奸。曾任伪上海中央储备银行副总裁（总裁为钱大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咏仁感知日本必败，为给自己留条后路，买下此鼎并有约。

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政府立即派员接收了上海。在抗日期间负责除奸的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光复后成立了敌伪财产清查委员会。这个会派出特务沈醉等人到上海捉住了伪上海中央储备银行总裁钱大魁。钱为了赎罪，把自己的房产、财产包括陈咏仁的毛公鼎等大批财务与文物一并列入清单上交给军统，时间是1946年3月17日。

毛公鼎暂由军统接管的消息，传到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主管文博事物的科长徐伯璞耳中，他听说不少手握权柄的达官贵人想得到毛公鼎归为私有，遂报告教育部政务次长杭立武，并随杭一同前往行政院找到秘书长翁文灏，说明毛公鼎乃国家重器，必须立即拨交国家收藏，以防不测，最后终获行政院“准予拨给”的批文。后经多方努力，毛公鼎由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派往上海接收的专门委员曾昭燏等带回院内收藏。至此，在外游荡了近百年的国宝总算归属国有。1948年，随着国共之战越演越烈，毛公鼎与中央博物院其他精品文物装箱运往台北，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直到今天，毛公鼎仍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三件镇院之宝之首，另两件为：清代光绪皇帝瑾妃的陪嫁之物——翡翠玉白菜；晋代王羲之的书法真迹《快雪时晴帖》（南按：一说东坡肉形石）。

• 〔8〕《忆先兄叶公超》，载《回忆叶公超》，叶崇德主编，学林出版社1993年出版。

• 〔9〕《水木清华四十年》，载《清华校友通讯》，（新）44期，1973年4月29日。

• 〔10〕《我的读书生涯》，赵萝蕤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 〔11〕李赋宁《回忆老师叶公超先生》，载《回忆叶公超》，叶崇德主编，学林出版社1993年出版。

• 〔12〕《追忆逝水年华》，许渊冲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

• 〔13〕王辛笛《叶公超先生十年祭》，载《回忆叶公超》，叶崇德主编，学林出版社1993年出版。王氏此文又名《叶公超先生二三事》，与本集文字稍有出入。

• 〔14〕季羡林《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载《百年国士》，王大鹏编著，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出版。

• 〔15〕《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1978年出版。

• 〔16〕黄天才《外蒙古问题使中共晚十年参加联合国》，载台北《传记文学》，第73卷第3期，1998年。

• 〔17〕据说这个“斩足”行动，台湾当局一是怕叶到美国去胡言乱语，破坏蒋氏父子在国际上的形象；二是怕其叔父叶恭绰对其“统战”。据曾在中山大学与暨南大学读过书，属傅斯年、叶公超学生辈人物的马来西亚人温梓川说：“一九五〇年间，他（南按：指叶恭绰）淹寓香港时相当穷，有人问他黄梨洲、王船山、顾宁人三人的成就时，他说：’如今要做黄、王、顾都做不到呢，不但握政权的不容许你，而且顾宁人还有他的外甥徐乾学宰相掩护他，照应他呢。’这话无异在流露‘有事于太庙’的北上心情。他虽然患有肾脏蛋白质尿的不治之症，在风烛残年，行将就木的晚年，竟飘然一叶，坠向燕山去了。”（《敢说敢为的叶公超》，载《文人的另一面》，［马来西亚］温梓川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事实上，叶当时的心态与温说相差不大，自转向北京后，1951年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同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另担任过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革除本兼各职。关于叶的罪名，与他终生摆弄的古董、文物有不少关系，此点从郭沫若的发言中可窥知一二。郭说：“在党整风运动大鸣大放期间，章罗联盟有见于此，认为有机可乘，章伯钧就找到叶恭绰出来在文化界放火。一时许多右派分子都曾借文物工作为题，大肆向党进攻。他们硬说：‘土改中，共产党像秦始皇一样焚烧古书’’共产党对文物只有破坏，没有保护’等等。……叶恭绰、宋云彬等右派分子，他们站在封建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了他们一小撮人的私利，来反对社会主义的文物事业。企图把文物事业还原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郭沫若《我们坚持文物事业的正确方向——1957年9月16日在文物界反右派分子座谈会上的发言纪录》，载《人民日报》，1957年9月30日）

“文革”爆发后，受尽凌辱与折磨的叶恭绰于1968年8月6日去世，终年87岁。

• 〔18〕《蔡孟坚传真续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 〔19〕梁实秋与叶公超皆为新月派的主将，梁氏在1927年到1936年间，曾和左翼作家的主将鲁迅展开激烈论战，内容和范围包括“文学的阶级论与人性论”“第三种人”“硬译”等多个话题，梁实秋坚持将永恒不变的人性作为文学艺术的文学观，否认文学有阶级性，不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批评鲁迅翻译外国作品的“硬译”，不同意鲁迅翻译的苏俄“文艺政策”。对此，梁氏被鲁迅讥讽斥责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实秋离家独身到后方。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到重庆编译馆主持翻译委员会并担任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常委，年底开始编辑《中央日报》副刊《平明》，居住处号称“雅舍”，梁氏的许多传世小品文章在此写就。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梁实秋定为“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抗战胜利后，梁氏在南京盘桓数日，尔后返回故都北平，任国立北平师范学院英语系教授。

1948年年底，在中共势力即将全面翻盘，新一轮改朝换代即将展开的最后时刻，梁实秋像许多知识分子同事一样，摆在面前的重大抉择是“走”还是“留”？据梁氏后来对朋友说，他当时不想跟腐败的国民党政权走，但也不敢留。因为“我是和鲁迅打过笔墨官司的人，当年鲁迅要打的‘丧家狗’’资本家的走狗’指的就是我，新中国成立了，怎么样对待我，实在心中无底。”（何季民《梁实秋题赠最后的北平师范大学》，载《温故》十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在走与留之间摇摆了数日后，梁实秋最后还是觉得不敢留，只能走。不过，他没有参与南京方面“抢救学人”的行动而乘坐国民政府派往北平的飞机南行，而是将长女梁文茜留在北京大学继续读书，只携幼儿幼女悄然离去。1948年12月13日，梁实秋到达天津，两天后登船南下，由上海到广州中山大学落脚。半年后自香港赴台湾，先后任国立编译馆馆长、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等。1987年11月3日于台北病逝。消息传出，台岛学术界与海内外华文作家一片哀戚，纷纷撰文缅怀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主将、杰出的文学家与翻译家。

• 〔20〕《费正清对华回忆录》，费正清著，知识出版社1991年出版。

• 〔21〕1977年经蒋经国特批，叶在台北找人作保，赴美探亲，但限期返回，叶称此行是火烧岛犯人的早晨“放风”。

• 〔22〕张放《叶公超的寂寞晚年》，载台北《传记文学》，2001年11期（纪念叶公超逝世二十周年）。

• 〔23〕叶公超之妹叶崇德在1992年修订的《忆先兄叶公超》一文中，谓“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他因未经请示批准，即举手同意了《外蒙古入联合国案》，接蒋介石电召返台。”（见《回忆叶公超》，学林出版社1993年出版）如此谬误，竟出于文史馆研究者叶氏之妹笔下，着实令人叹息。

• 〔24〕黄天才《外蒙古问题使中共晚十年参加联合国》，载台北《传记文学》，第73卷第3期，1998年。

• 〔25〕〔27〕黄天才《沈昌焕密电　叶公超去职》，载台北《传记文学》，第73卷第3期，1998年。

• 〔26〕刘荩章《也为叶公超先生去职疑案说几句话──那通电话和那通电报里究竟讲些什么（书简）》，载台北《传记文学》，第53卷第6期，1988年12月。

• 〔28〕叶公超《病中琐忆》，载《百年国士》，王大鹏编著，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叶在此文中说：“这篇文章里我曾经提到胡适之、徐志摩的散文都不如鲁迅。文章发表后，胡适之很不高兴，他跟我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么长的文章捧他。’我是另一种想法，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胡适去世的第二天夜里，叶公超有文纪念胡适，最后一句是：“适之逝世不及24小时，自由中国已感觉缺少了一个不该离开的人。我相信这种感觉必然会加深，而同此感觉者亦必一天比一天多。”

第八章　最难风雨故人来

代院长李济

胡适去世后，为使科学事业不致因巨星陨落而停滞，同时也尽快扫除密布于台岛学界心头的阴霾，台湾当局再度任命李济为“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李推托一番，最后表示个人服从组织，拿起鸡毛掸子，把故院长胡适坐过的那把有些灰尘的椅子扫了扫，躬身坐了上去。

李济自1948年年底拒绝他的学生与陶孟和等人三番五次劝阻，毅然决然地押着他视若生命的国之重宝渡过波浪滔天的台湾海峡，毫发未损地在基隆港安全登陆后，国民党大势已去，兵败如山倒，一批批官僚、政客、奸商、投机分子、散兵游勇与流氓、乞丐等各色人物，像蝗虫一样嗡嗡叫着，蜂拥至这座孤悬于汪洋大海中呈烧烤地瓜状的岛屿。

因地小人多，时局混乱，来台人员大多无处安身。李济率领押船的部分史语所人员，勉强在台大医学院教室中搭个简单的床铺暂住下来。时台大教室少而简陋，其拥挤之状从石璋如回忆中可以见出：“人多的可以住一间教室，人少的就两家住一间教室，我就跟萧纶徽家共住一间教室。教室有前后二门，萧走前门，我走后门，两家中间用帐子拉起来隔开。公家只给一家做了一张方形大床，上头可以搁两张榻榻米，全家人就挤在一起，睡在上头。这就是我们的住。李济先生比我们早来一段时间，家眷多，也住在台大医学院。虽然我们到这里很苦，可是我们从基隆下船一早来到台大安顿行囊之后，休息到第二天，史语所三组的同人就在李济先生的带领下，步行到圆山作遗址调查去了。”〔1〕

在迁台的最初几年，尽管孤悬一岛，前程堪忧，李济曾有过“心情迷乱，考古兴趣伤失殆尽”〔2〕的情绪，但很快振作起来，并以一个国际级学者的风范和文化良知，重新投入到学术中去。除领导并参加了著名的圆山贝冢发掘，还参加了台中瑞岩泰雅族的体质人类学调查，组织对桃园尖山遗址发掘、环岛考古调查，整理安阳殷墟出土陶器、青铜器等事宜。再之后，李济率领一帮弟子开始对中国上古史展开研究。此时的李济与许多学者不同的是，他以一个杰出的人类学者的身份和地位，而不是以一个狭隘的考古专家的身份与角度，来观察上古人类活动与创造文明的历程与成果，充分展现了其在学术上的磅礴大气与深刻洞见。对于这段史实的考察研究以及最萦绕于心的问题，台湾大学为其重刊的文章中，李济以后记的形式做了如下说明：

治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同研究中国现代政治的学者一样，大概都已感觉到，中国人应该多多注意北方。忽略了政治的北方，结果是现在的灾难。忽略了历史的北方，我们的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沉没在“漆黑一团”的混沌境界。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异族”了。因此，现代人读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一类的古史，反觉得新鲜，是出乎意料以外的事了。〔3〕

李济所说的“现在的灾难”，当是指晚清以后的军阀及蒋介石集团没有注重中国北部的经营，因而有了“外蒙古”在苏俄扶持下悍然独立，国民党受共产党军队的重击而败退台湾的事实。面对这一无法挽回的惨剧，李济以他非凡的识见告诉他的同行并附带警示逃亡台岛的政客们，越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境况中，作为具有思想的政界和学术中人，就越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与开阔，不要拘泥于一个小小的台湾岛或中国大陆，特别是“我们以研究中国古史学为职业的人们，应该有一句新的口号，即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如此的学术境界和气魄，如张光直所说：“除了个人的胸襟，更代表了在上古史研究中的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4〕

1953年秋，李济在菲律宾举行的第八届太平洋科学会议上所做专题报告《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文章再次指出：“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因而这片土地上无论发生什么变化都是大陆规模的。中国的文化和种族史的宏大堪与整个欧洲的文化和种族史相比拟。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并以此为依据来研究，才能在中国古代史及其考古遗存的阐释上取得真正的进展。”〔5〕

对于李济思想所散发出的光芒，十年后，有个叫李敖的台大历史系毕业生，曾做了这样的评价：“在中国考古家由早到黑发掘古物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这种‘无聊的’乌龟壳研究会有什么用，但是这三四十年来的古史研究，竟使我们发现我们民族的脐带究竟在什么地方，使我们民族的心胸遥远的跑到长城以北、玉门关以外，这对民族自信心的鼓舞，总比空头口号家的‘大哉中华’来得实际有效吧？”而“这种想象—一个以国家为基点的学术研究的想象，在中国学人中是凤毛麟角的，因为这需要一种博大的透视力、远景的描绘、计划的构想和对纯学术以外的热情。在这些条件上，李济是现存老一辈学人中比较接近的一个。例如，他在四十年前就注意到中国民族的移动问题；三十九年前就注意到中国苦力的劳动量问题；三十八年前就注意到外人发掘古物必须留在中国的问题；二十九年前就注意到古物一律不得私人藏有的问题……这些观点和构想，都是很博大的，都是超乎一般普通学者教授们的‘管’见的。这些博大的观点，自然使具有它们的人，逐渐能从本行的专业，发衍为‘科学的东方学正统’，再从而在中国全面的有组织的推进科学思想，以使中国真正达成现代化”。〔6〕

在所有谬论充栋的李敖言论中，这段论述算是少有的人话。其实，早在1934年李济发表的《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未来》一文，就体现了这一思想脉络和文化识见，而李济作为大师之“大”，除了他对考古材料缜密的考证，主要还是体现在他的胸襟、学术眼光与对整个人类文明过去与未来的清醒认识。在考古人类学领域，李济在初出茅庐，像“刚出笼的包子”满身热气腾腾地走入田野的时候，便极富创见性地提出了如下主张：

一、古物国有，任何私人不得私藏；

二、设立国家博物院，奖励科学发掘，并有系统地整理地下史料；

三、设立考古学系，训练考古人才。

为实践这三项主张，李济在清华国学院第一次田野考察发掘西阴村时，就做出了“古物国有”的示范性表率。从他涉足古物那一天始，直到去世，据他的同事、亲友及弟子们说，家中没有一件古物，晚年书房里只有五只木雕的猴子，这是因为李济属猴，在台北参加了一个猴属同乡会而特别制作的。生前藏有近二万册图书无一善本，死后分别捐赠给北京和台湾的科学、教育机构。〔7〕

有人认为李济正是为了实践他倡导的第二个主张，在史语所创办的早期，才积极协助傅斯年筹办中央博物院，并一度出任筹备处主任。只是其间遭逢八年抗战和颠沛流离，使这一理想未能充分实现。所幸的是，来到台湾后，他的第三个主张和理想得以顺利实施施，这便是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初到台湾的李济在朱家骅、傅斯年等人支持下，克服种种困难与阻力，于1949年创办了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并于秋季正式招生。李氏除继续担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还兼任该系系主任之职，并聘请史语所同人董作宾、芮逸夫、石璋如、凌纯声、高去寻等到该系任教。—这是中国科学界第一次在本国土地上把训练职业考古学家列入大学计划之内的典范，从而开创了大学教育体系设立考古专业的先河，为中国考古学继往开来做出了划时代贡献。尽管这一学科创办之初，限于当时的条件和大众对这一“乌龟壳研究会”和“刨死人骨头”工作的陌生与偏见，招生很少，但总算为考古学的未来播下了种子。当时除一个叫乔健的学生自动转系来到考古人类学系外，首届毕业生仅有李亦园、唐美君二人。第二届学生共招收三人，分别是张光直、林明汉、任先民。以后学生渐多，有许倬云、宋文熏、尹建中、连照美等。这些学生走出台大后，随着岁月的淘洗磨炼，大多数成为蜚声中外的考古人类学家。其中李亦园、张光直、许倬云等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

1954年，中国大陆以“汉字落后论”为前提，根据毛泽东在1951年所做“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指示，延续了几千年的正体字全部废止，以拉丁化拼音文字取代正体字的声浪遍及宇内。这年9月22日，李济致信正在美国哈佛大学就读的张光直，说道：“中国学术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几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方才真正的知道。我们这一民族，现在是既穷且愚，而又染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破落户的习惯，成天在那里摆架子，谈文化，向方块字‘拜拜’—这些并没有什么‘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为天地之大，只有这些。”又说：“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我常如此想—对于纠正这一风气，都有一份责任。所以，每一个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做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不仅工程师或医师。中国民族的禀赋，备有这一智慧。适当的发展，即可对现代科学工作作若干贡献。你们这一代是负有大使命的。我很高兴，有这一机缘帮助你走向学术的路径。”〔8〕这封切中时弊要害又情深意长的书信，凛然鲜明地凸现出李济的心胸与思想情怀，并直接影响了张光直的思想和学术追求，使他在现代科学的道路上奋力前行，终成世界级考古人类学一代巨擘。

就在李济写这封信的第二年，与其并驾齐驱的史语所元老董作宾离职赴港，过起了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另类”生活，而日后的人事纠葛与误会也由此而发。

郭沫若斥骂董作宾

董作宾于1948年底携家随史语所迁台后，继续从事甲骨文研究并兼任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教授。傅斯年去世后，由董作宾接掌史语所所长一职。董氏上任后，仍像当年在李庄一样领导群贤闷头做自己分内的研究工作，对岛内的政治争斗与海峡两岸发生的政治事件并无兴趣。按董的说法，个人的存在和力量非常渺小，如原清华教授浦薛凤尝谓的“太虚空里一游尘”，或谓沧海一粟，特别是作为知识分子，还是埋头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实事为好。只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董作宾欲躲在孤岛一角喝着南瓜盐煮稀饭做点乌龟壳的研究，但大海那边却又掀起狂风暴雨，有人趁机兴风作浪，向困厄于孤岛的董作宾等人袭来。

自1950年始，逐渐稳住阵脚的中共政权，出于一种政治需要，在掀起批判胡适运动的同时，号令留在大陆的一切人等，不论是工农商兵学，还是与国民党有过瓜葛的旧官员与已没有自由可言的原自由知识分子，都要接受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和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发展史，即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人等新式理论的教育。这个新式理论，具体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五大社会发展阶段。每个在大陆地区红旗下讨生活的人，必须坚信这个社会发展演变模式，同时还必须坚信“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这一不容置疑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发展规律。对这一规律是否信服，成为检验“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分水岭和试金石”。—在这样一种社会政治风云鼓荡下，新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特别是下属研究人文历史科学的考古研究所，自然要站在时代大潮的前列，为这个发展规律推波助澜，使之一浪高过一浪，直至达到“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奇效。

于是，在1951年那个乍暖还寒的春天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层，开始组织新老员工利用大块时间蹲在会议室开会，除批判胡适的言论，便是集体学习社会发展史，特别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成为政治学习的文件。在不断深入学习讨论中，郭沫若的这部著作被誉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作者也被加封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史而作出了创造性贡献”的“第一人”。〔9〕按照郭氏以唯物史观弄出的古史体系，其结论为：

商代是金石并用的时代。那时候已经有了文字，但在形成途中，所以左右行不能确定，每个字可以正写反写，一个字也可以有几十种写法；生产以畜物为主，农业刚刚开始；社会形态是原始共产制氏族社会，以母系为中心，所以有“兄终弟及”、“先妣持祭”、“多父”、“多母”的制度。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的真正起头。西周是由氏族社会转移到奴隶社会；春秋以后，又转入了封建制度；最近百年为资本制。与此相应的中国有三次社会革命。第一次奴隶制革命在殷周之际；第二次封建制革命在周秦之际；第三次资本制革命在清代末年。

据考古所当时参会的年轻研究人员石兴邦说：“大家讨论得很热烈，郭宝钧也参加讨论，写了一篇介绍殷墟人殉惨状的文章。这是说明殷代阶级压迫残酷性的好材料，在报上发表，引起学界的震惊和重视。可是他在文末写了两句很不合时宜的话‘事实至于遗存，推断敬俟卓识’。意思是说，我只是报道事实，至于它的历史含义，还请高明的人来论断吧。这篇报道郭沫若先生看到后，如获至宝，因为是说明奴隶社会最有说服力的材料，却对文末的两句结语做了严厉的批评。说他是抱着金饭碗讨饭吃。郭老对此批评很不满意。其后，在思想改造的会议上，不无怨尤地说了几次。从他的言谈之间，可以体会到，他对殉人的历史含义，不一定看做是奴隶社会的证迹，对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种种论述和新事物，在他思想上还没有准备，这与他过去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整个学术气氛和环境以及受到的影响是相联系的。”〔10〕

早在1945年，郭沫若于重庆出版他的史学大作《十批判书》时（南按：即“文革”时期毛泽东警告郭“劝君少骂秦始皇……十批不是好文章”之《十批》），曾在后记中写道：“在科学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尤其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又说：“我比较胆大，对于新史学阵营里的多数朋友每每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我坚持着殷、周是奴隶社会，重新提出了更多的证据和说明。”〔11〕—这个时候的郭沫若尚能对不同意见有所容忍并设法重新提出更多的证据和说明，以表示自己的谦虚和创立的学说并非铁板一块，牢不可破。而对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史语所人员也颇为尊重。抗战胜利后，在史语所大队人马复员之前，傅斯年、李济等几位大腕因经常到南京洽公，顺便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修理完工的房子里小住。就在这个短暂的历史空隙，作为国共之外的第三方代表应邀到南京参加促进国共和谈座谈会的郭沫若，来到了史语所战后重修的房舍参观并得以与傅、李等人相会。对于这段经历，郭沫若有如下一段回忆：

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中央研究院的最后一进。因为今天是做三分之一的主人，在两点半钟的时候我提前赶到了。

研究所正在修缮，在装门上的花格，漆楼梯上的栏杆。我在杂沓中被领导着上楼，而傅孟真先生却打着赤膊刚好从左手最末一间的后房中走出。手里拿着一把蒲葵扇，和他有点发福的身子两相辉映，很有点像八仙里面的韩钟离。这不拘形迹的姿态我很喜欢，但他一看见我，发出了一声表示欢迎的惊讶之后，略一踌躇又折回后房里去了。他是转去披上了一件汗衫出来。

——何必拘形迹呢？打赤膊不正好？我向他抱歉。

孟真只是笑着他那有点孩子味的天真的笑。他只连连地说：还早还早，他们都还没有来，我引你去见济之。

济之就是李济博士的表字，他是在安阳小屯发掘殷墟的主将。前一向在报上看见他到日本去清理古物去了，当然他是才从日本回了国的。

毕竟是搞学问的人又另外是一种味道。穿过廊道在东头的一间相当宽敞的后房里面见到济之先生。另外还有两位学者也经过介绍，可惜我的耳朵背，没有听出是谁。济之先生的上身穿的是一件已经变成灰色的白卫生衣，背上和肘拐上都有好几个窟窿。不知怎的，我就好像遇见了亲人一样。我接触了我们中国的光荣的一面，比起那些穿卡几服，拴玻璃带的党国要人确实是更要发亮一些……〔12〕

主宾见面小叙，经李济引领，郭沫若参观了少部分安阳发掘的古物并做了简单的学术交流。

从郭沫若的这段回忆看，他与傅斯年似是在重庆期间早已见面并有所交往，而与李济在重庆时相识且有较深的友谊，故有了郭沫若在见到李济之后产生了“像遇见了亲人一样”的感觉，同时从对方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光荣的一面”，只是这“发亮”的“光荣的一面”转瞬即逝。随着政治风云突变和史语所人员流亡台湾孤岛，在郭氏眼中，李济与傅斯年连同董作宾等人也随之变成“黑暗”的或者是“中国的耻辱”的一面了。

1950年，郭沫若为《十批判书》改版，于这年的2月17日，专门写了一篇《蜥蜴的残梦》，公开向史语所的李济、董作宾等人发难，内中说道：“前中央研究院在安阳小屯及侯家庄曾发掘到殷代宫殿遗址及殷王陵墓，均以大量的活人埋藏于地以供地下的保卫。以墓而言，一墓的殉葬者多至三四百人。这是前史所未有的。《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殉葬者六十六人，秦穆公殉葬者一百七十七人，比起来已大有逊色。二十多年前在中东所发掘的古代巴比伦的乌尔王墓，仅仅五十九人殉葬而震动了全世界的，更是小巫见大巫了。这样大规模的用人遗迹，自然是奴隶制的铁证。这些资料都不曾发表，遗物已全部搬往台湾，一时无由考见……”又说：“应该感谢郭宝钧先生，他所提供的这项材料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殷代的社会制度，好些朋友一直到现在都还采取着很慎重的态度，不敢断定为奴隶社会。有了这项资料，我认为是毫无可怀疑的余地了。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大抵缺乏社会发展史的知识，有的人更根本不相信社会发展史的阶级划分，故他们对于这些史料不加重视，或则兢兢于古器物尺度轻重的校量，或则根据后来的历法推谱所谓‘殷历’，真可以说是捧着金饭碗讨饭了。”〔13〕

郭沫若文中所说的“古器物校量”，喻指李济和他的弟子吴金鼎等人的所作所为，这一派学者在抗战流亡的昆明、李庄时期，曾对出土陶器、青铜器等做过详细的丈量，并称其重量，划分类型类别等，这在郭沫若看来属烦琐考证，后考古界专门组织力量批判过所谓的“烦琐考证”，意在消除李济为代表的考古派的“流毒”。所谓殷历的“推谱”自然是指董作宾。董在李庄时，根据殷墟甲骨文透露的信息所完成的皇皇大著《殷历谱》，已广为学界所知并大受推崇，包括时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的陈寅恪。而傅斯年所言，“今彦堂之书，无类书之习，绝教条之科，尽可见之卜辞而安排之，若合符然，其工夫有若门德勒也夫（即门捷列夫）之始为原子周期表，而其事尤繁矣”，〔14〕即指该著。继《殷历谱》出版之后，董作宾在李庄与屈万里又编成《殷墟文字甲编》，1947年，董作宾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其间写就一篇《自序》，内中曾针对郭沫若抗战胜利前后的历史观点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明确反对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其中一段说道：

殷代不是创造文字的时代，我们就不能根据甲骨文字来研究殷代的社会背景。……我们不能据字形说“民”是刺瞎眼睛，“臣”是俯首听命，民与臣是奴隶，殷代的臣民也就是奴隶，因而断定殷代是奴隶社会。这是很有问题的。臣、民两字，创造时的用意是否就是如此？即使如此，是否又经过了假借？而殷代的人民，也称“人”，也称“众”；众是一块地方，下有三人，又何尝有奴隶的痕迹呢？〔15〕

董的观点有无道理，在为期三年的时间里，郭沫若一直没有做过回应。到了董氏流亡台湾，郭沫若以新朝命官登上政治舞台威势，突然拔剑出鞘，以锐利的剑锋，开始对董作宾进行反击，文中说道：“虽然承蒙董先生没有直接指出我的名姓，但这指责的是我，那倒毫无问题。但可惜董先生的关门主义关到了家。他虽然也在参加殷墟的发掘，而且在发掘着一个典型的奴隶社会，而他却找不出‘奴隶的痕迹’，实在也是值得同情的。”又说：“董作宾却仅仅抓到一两个字，根据自己的敌忾来随便逻辑一下，便想把臣民是奴隶的本质否定了，把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否定了。这根本就不是学者的态度。就是这种非学者的态度，逼得他在今天跑到台湾去准备殉葬，这一层，我倒是能够充分理解的。”〔16〕

接下来，郭沫若以爷爷教训孙子的口吻斥责道：“谁叫你要在它身上去找‘奴隶的痕迹’？不逻辑竟到了这样的地步！老实说，做学问的人是不能够这样的，一定要虚心，要把别人的著述先作适量的体会，从全面来了解别人，然后才能进行批判。不懂就不要假充内行。假充内行的结果，只是表示自己的无知。单纯的无知倒还可以救药，只要虚心地多读书，改正一下头脑，知识倒也会积蓄得起来的。假使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忾，敌忾而且很强，巍巍乎俨然一个大权威那样，是的，那才是‘很有问题’的！在今天看来，殷、周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就我所已曾接触过的资料看来，的确是铁案难移。”〔17〕

最后，郭沫若以恐龙与蜥蜴做比喻，谓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以李济、董作宾为代表的旧的、资产阶级学者们的“时代老早就过去了，这和爬虫时代一去不复返一样”〔18〕。

郭氏的战斗檄文虽没有毛泽东后来出版的“雄文四卷”（郭沫若语）威力巨大，但同样在社会特别是学术界引起了强烈震动。于是，天下士林闻风而动，借机赋诗撰歌以迎合其趣味者纷至沓来。其声之远播，其势之喧腾，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学界文人中鲜有其匹。更有好事者如中科院考古所的殷涤非等人，将郭董二氏相提并论，说道，“郭沫若院长的论述之所以正确，就因为郭院长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进行考古研究的。……而董作宾与此完全相反，他只是‘准备殉葬’”，所以是腐朽和荒谬的。〔19〕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的李学勤或许出于压力，或许是自愿，在听从郭老热切召唤的同时，开始对董作宾连同死去的罗振玉等人开起火来，谓：“甲骨研究虽然有了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但是由于罗振玉等封建学者和董作宾之流资产阶级学者长期把持垄断，阻碍了这项科学的发展”。“董作宾和他的徒裔，追随着胡适的方向，提倡无用的烦琐考证”。“这些资产阶级学者，就是在甲骨史料的编纂上，实际也没有作出多大的贡献。他们斤斤计较的不过是点滴孤立的一字一义，或者是荒诞无稽的所谓‘殷历谱’；对于殷代社会，甚至殷代的历史事件，他们是完全茫然无知的”。又说：“真正的甲骨学是郭沫若先生建立起来的。由于郭沫若先生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辛勤工作，才使我们对殷代史有了一定的认识。”因此，目前在甲骨学领域内，“也必须迅速而彻底地拔除白旗，高举红旗，向资产阶级学术路线作毫不假惜的斗争”。李氏在文中附带地指责了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征人方历程基本上是抄袭了董作宾说法，并断言董作宾、陈梦家对这一组征人方卜辞的时代和地理的考证“是完全错误的”。〔20〕

在一连串的枪炮声中，董作宾与他的徒子徒孙成了“荒诞无稽”的丘八，尊敬的郭老成了甲骨学界的开山鼻祖与永世飘扬的伟大旗手。与此相关的“殷墟的殉葬者是奴隶，商、周是奴隶社会”这一“铁案”，在大中小学生教科书中连篇累牍地大规模出现，郭氏之说遂成为牢不可破的生铁铸成的坚硬的历史文化瑰宝，大有撼山易，撼郭氏“铁案”难之威势。

就在“铁案如山”，撼郭氏理论势如登天之时，也有几个不识时务的刺头，或称长着“花岗岩脑袋”者，如同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孙悟空，总是缩在山中伸头露头，不时地呼喊叫唤几声，以示挣扎抗争。与吴金鼎同出生于山东安丘县景芝镇，且两家只有一河之隔，抗战前就读于清华外语系，时为中科院编译局编译员的赵俪生，受家乡绿林豪杰行侠仗义等英雄业绩熏陶和影响，面对郭沫若的霸气与虚妄，不免动起了肝火，欲与郭氏叫上一板儿。

赵俪生晚年有一部叫作《篱槿堂自叙》的回忆录，此书以通篇短小精悍的文章，回忆了与他交往的人与事。在述及郭沫若时，先是说自己因为郭沫若拍着桌子训斥陶孟和而看不下去，便给《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情况。为此事，不明就里的赵俪生差点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未久，与郭沫若叫板儿正式开始。赵俪生在文中说：

另一场冲突是为了我请他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蜥蜴的残梦》，文中不点名的骂了董作宾和郭宝钧，说这样的人只好到台湾去“殉葬”。这一下，我们犯难了，董是去了台湾，骂他“殉葬”关系不大，可郭还在考古所任研究员，这样骂合适吗？我就问能否改一下？郭沫若很不客气的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没有别的办法，“原样照登”就是了。我的气越憋越厉害，当时才三十二三岁，火气盛，就接连写了三封信：辞职！当然，郭沫若也不是吃素的，叫人交给我一张便条：“编译局编译赵俪生三次请辞，碍难再留，应予照准。郭沫若”。这样，我这一辈子跟“创造社”的两员主将各碰了一下，但都是以鄙人的失败而告终。我失败了，但精神是愉快的。〔21〕

不知天高地厚的赵俪生在“人民专政”的新时代，居然胆敢跟当朝一品大员叫板儿滋事，其结果像他的家乡大多数绿林英雄一样，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卷起铺盖灰头土脸地走人。赵离开中科院编译局，先是任教山东大学，后调偏远的兰州大学。1957年全国“反右”中，赵被山东大学揪回批斗，并打成“极右分子”。“文革”中赵被下放到河西走廊的山丹县校办农场劳改。他的二女儿赵纪，一个品学兼优的高三学生，因饥饿难忍和她的一位女同学为采摘野菜充饥，双双坠崖殒命。赵俪生经历了九死一生，总算活了下来。

郭沫若的讨伐檄文被憋着一肚子气的赵俪生“原样照登”之后，很快被《人民日报》等报刊转载，引得四方震动，八面呼应。在这股声势下，又渡洋过海传到了日本和澳大利亚，再由日本学者辗转传到台湾。董作宾、李济等人闻知，在震惊之余嗤之以鼻，开始组织力量绝地反击。除朱家骅组织人力撰写文章外，1954年，董作宾在“联合国中国同志会”第100次座谈会上，做了题为《殷历谱的自我检讨》的讲演，其中对郭沫若的痛斥做了回击。董说：

最近看见澳国一位汉学家拜纳氏所携来的《奴隶制时代》，载有郭沫若在一九五〇年所写的一篇叫做《蜥蜴的残梦》，中间骂到我的《殷历谱》，说：以前搞考古的人，大抵缺乏社会发展史的知识……他不懂我的《殷历谱》，这是当然的。记得在三十四年，傅孟真先生送给他一部《殷历谱》之后，他写信给我，说“惜尚未能过细拜读”。我想他不但那时没有过细看，直到现在也不曾看过；就是看了，也不一定会了解的。因为他只接受了“断代研究法”，只走过第一步。抗战期间，他已舍弃了金文甲骨之学。……到此时我才明白，陈梦家为什么在一九五一年写《甲骨断代学》的时候只抄我的祀典，不敢谈历法。这样也好，算是给他一个藏拙的机会。〔22〕

许多年后，石璋如对此事仍念念不忘，石氏说道：“他（郭沫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断殷代是奴隶社会，也就认为殷墓的殉葬者都是奴隶。可是后来田野考古的资料多了，此说法就值得商榷，但是那是过去的事了。我作殷墟C区的墓葬群，那里的殉葬者就不是奴隶，而是军队，是有不同的。他被中共捧得很高，成为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曾说迁到台湾的史语所研究人员是‘拿着金饭碗讨饭吃’等等。”〔23〕石璋如显然对郭氏的理论表示不满，但就石氏本人一辈子老实巴交的性格而言，没有过分地讥讽斥骂。

以郭沫若的战斗檄文发表为标志，董作宾与郭沫若之间的交往与友谊彻底断绝，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联系。1953年，董作宾编著的《殷墟文字乙编》下辑在台湾出版，该书著录甲骨文2833片，并收录了殷墟第13次发掘著名的YH127坑的大批完整材料，学术价值极其重要。该著传到大陆后，郭沫若如获珍宝，立即指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翻印出版，并亲自为之撰写了后记，但对编著者董作宾避而不谈。偶尔谈到董作宾并在后来被外界所知的一次，是郭沫若致原中央研究院人文和社会科学组院士，时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的信函，此时郭氏的口气与几年前已有了巨大变化。1953年9月23日，杨树达在日记中写道：

郭沫若来书……云董某妄人，其说未可尽信。记《卜辞通纂》曾言读董氏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今乃斥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24〕

当杨树达接看郭沫若信时，这位与毛泽东私宜甚重，且不断书信往来的杨老先生大概尚未意识到，既然董作宾已流亡台海孤岛“殉葬”，著名的乌龟壳—“大龟四版”已用之完毕，“鸿蒙”已被凿破，眼下已是江山易主，主客颠倒，“拍案叫绝”的时代已成过去，历史的进程自然要换作“拍案叫骂”的时代了。深受辩证唯物论精神启蒙，并“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天降大任于是人，舍我其谁的郭鼎堂君，焉能不成为一个颜色突变的“妙人”哉？

国共两党分别控制台湾与大陆之后，台湾的知识分子在渐趋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开始写一些回忆与总结性文章，而大陆知识界在连绵的政治风暴中，也在鸿篇巨制地书写思想汇报与政治检查。二者的不同正如美籍华人史家唐德刚所言：“台湾学者是唱戏抱屁股—自捧自；而大陆学界则是对着镜子喊王八—自骂自。”〔25〕此谓话糙理不糙，一针见血。1966年4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在京举行，时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在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做《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报告后，曾痛心疾首地检讨并当场宣布说：“几十年来，（我）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时候很模糊”，因而，就应该全部烧掉。最后，郭氏“很惭愧”地说：“事实上很多农民学毛主席著作比我们任何人学得都好，比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学得好得多。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夸夸其谈的什么哲学家、史学家、什么家，简直不成家”，〔26〕可谓狗屁不如。

郭氏一番自我作践并把自己当成一个地地道道“小贱人”的发言，通过媒体辗转传到台湾后，再度引起了学术界震动，许多学人为之摇头叹息。此时“妄人”董作宾已死，无力再做评论和摇头叹气了，而尚活在人间的李济则于愠怒中提出了公开批评，认为郭是个“才子”，“天分很高”，但是“没有自信”，之所以没有自信，是由于在做学问上缺乏“自约”的精神。〔27〕后来李济给郭氏的为人为学做了一个总结式的评价：“郭是一个天分很高的才子，可惜就是没有骨头”云云。〔28〕

学术巨人的消失

就在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大陆学术界批董的同时，跑到台湾“准备殉葬”的董作宾却没有马上要死的准备，而是思虑起改变生活窘境，继续活下去且活得好一点的办法。

董作宾自大陆携家赴台不久，在朱家骅与傅斯年等人支持鼓动下，创办了学术性刊物《大陆杂志》，并担任发行人。傅斯年临死前急着写文章拿稿费，让其妻俞大綵买棉花做一条御寒的棉裤，就是为董办的这份《大陆杂志》投稿。只是当傅的文章发表，董作宾眼含热泪捧着稿费到傅宅奉送时，傅斯年已撒手人寰。作为史语所所长兼台大校长的傅斯年，仅与其妻俞大綵组成了一个小家庭，生活境况尚且如此穷蹇糟糕。而有十个孩子的董作宾，一家生活遭际自是可想而知。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江冬秀由美到台，得知胡氏早餐只吃一点稀饭，一点南瓜，觉得吃得太苦，要另外加点主食和菜肴，被胡适阻止。胡谈到史语所同人住在杨梅时代，有几家每月到了20日之后，就用南瓜加盐煮稀饭过日子，一直熬到下个月发薪水，然后到了下个月20日左右还得靠南瓜加盐煮稀饭过下去。胡适所说“有几家”中的第一号人家，就是董作宾。

尽管靠南瓜加盐煮稀饭过日子，但不能趴在床上等死或蹲在屋顶上整天大骂蒋氏父子失察民情与缺少怜悯之心，生活还要继续，各项工作也得琢磨着干起来。因而董作宾继傅斯年出任史语所所长不久，便拿出主要精力主持史语所在南港建造办公大楼和宿舍的工程。当时建筑行业与学术机关的知识分子，对搞建筑拿回扣，还不像几十年后台湾或大陆那般火热，并有“站起一座楼，富起一群狗”的说法和做法（南按：也有“倒下一群狗”之说，即贪污者被抓进监狱），即使有，凭董作宾接受的教育和为人处世的准则，以权牟利，从中捞取油水的空间也较小。一晃几年过去了，眼看一座座楼舍立起，而董家生活依然极其艰难，许多时候连吃饱肚子都不太容易。董作宾在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兼课后，有几位要好的同事经常看到他每次下课回家，都从校内的小卖部买一包花生米边走边吃，且吃得很香甜的样子，就问他为何总是买花生米吃。董说讲完课后肚子就有点饿，吃几个花生米充饥，别的买不起，花生米便宜些。对方不解地问，为何不拿到家中再吃？董一边用手指捏着花生米往嘴里送，一边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家食指浩繁，拿回去，这包花生米就不是我的了。”

许多年后，董作宾的儿子董敏证实了此事，并认为是董作宾在李庄时代的助手屈万里最先传播出来的，但屈氏传播这个故事，原本想证明董作宾是一河南老土和生活上的小气鬼。按屈万里的设想，一个大学教授，还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怎么能在校园里吃零食呢，这样做不是很丢人的事吗？除了老土谁还会这么个样子？因而，董敏认为屈万里传播此事是不怀好意，只是没有达到预期的诋毁效果罢了。因为凡听到这个故事者，都为董家生活的艰难而感动，没有人去考虑董作宾是否河南老土或小气不小气的事，且在台大校园当着师生的面吃几粒花生米，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更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对此，董敏补充说：“事实上当时的董家确实穷困得很，我爸爸有开夜车搞研究写文章的习惯，他的桌子下面有个小铁筒，里面装了一点饼干糕点什么的，晚上熬夜饿了的时候，就从铁筒里掏出一点点垫活垫活。开始孩子们不知道，等发现这个秘密后，就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偷偷给吃掉了，结果有一个晚上，我爸爸到半夜又从小铁筒里找东西吃，一看是空的了，很懊丧，起身在屋里转了几圈，长吁短叹。我妈妈熊海萍起床看到爸爸愁苦悲戚的样子，又看到那个空铁筒，心领神会，当场流下了热泪。”〔29〕

不管屈万里传播董作宾于台大校园吃花生米之事真实动机如何，董家贫困是个不争的事实，这个事实也是导致董作宾出走香港的重要原因。

1955年初，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有意聘请董作宾赴港任教授，薪水高于董在台湾几个机构服务收入总和约二倍。由于连日劳累和穷愁，此时的董作宾身体状况极为虚弱，很希望找个清闲地方好好休息一段时日。加之南港的工程已经完成并交付使用，董觉得无愧上司与同人之托，便答应了港大聘请，并于这年8月辞却史语所所长职，向台大请假，赴香港就任。董走后，由李济接任所长，屈万里为所务秘书。

赴香港的董作宾尽管得到了较高的薪水和休息空闲，毕竟港岛的学术氛围无法与台湾比拟，且作为立志以研究甲骨文为终身职业的学者，离开了由大陆运往台湾的殷墟出土甲骨，如同鱼儿离开了大海，学术生命受到严峻挑战，其内心的孤独与焦躁不安难以向外人道及。1956年，董作宾在香港发表了《甲骨学前途之展望》一文，以忧伤的笔触写道：“去年曾访韩、日，前年曾游菲律宾，此来香港得接洽学术界人士，兼可以见到大陆上的许多学人发表的甲骨文论著。至于欧美汉学家的动态，也在通讯中略见一斑。展望世界，甲骨学的前途，甚是暗淡。甲骨学的沉闷，也就是中国古史研究之消极停滞，茫无端绪了。”〔30〕

1958年，胡适由美抵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力邀董作宾返台继续从事以前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已感郁闷至极的董作宾听从了胡氏召唤，于当年秋辞却港大职位重返台北。

返回史语所的董作宾已无职务可言，亦无组可归，只好专任台大教授，处境很是尴尬。作为院长的胡适深感过意不去，经过一番苦心孤诣的琢磨权衡，终于想出了一个令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两全办法，即在史语所成立一个甲骨学研究室，由董作宾担当主任主持工作。当时史语所内的考古馆已落成，正好让此研究室进驻并有充足空间来做甲骨文研究。对于这个微妙的方案，董作宾自己说：“这是我可以竭其残年，再报效于甲骨学的一个机会。”〔31〕按石璋如的说法：“就编制而言，成立‘室’而非‘组’，是因为在组织规程中，室可大可小，大者可与所平等，小者可附属于所。不过这时我们也没有想太多。”〔32〕甲骨学研究室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58年11月鸣锣开张，抗战时期在李庄招来的人员屈万里、张秉权、刘渊临等继续协助董作宾工作。

胡适弄出的这个方案，由于内含不足为外人道的微妙关系，自然引起外界议论与猜忌。如有李敖者就曾对此放言道：“董作宾丢掉史语所所长以后，无组可归，于是专门成立了一个‘甲骨学研究室’，这是为了脱离李济的压力、挽回自己面子的一个伏笔—他也预备有朝一日脱组而出，另成立‘甲骨学研究所’。可是所未成而身先殁。落得生前常常怒目相向的李济写文章猫哭老鼠！”〔33〕事情就这样泡了汤。李敖所说有无道理尚可讨论，但谓董作宾“身先殁”，则是1963年的事了。这一年的台湾学界不止董作宾一人去世，走在他前面的重量级人物还有两位，一是朱家骅，另一位就是董同龢。

对于董作宾等三人的死，石璋如在晚年曾以哀惋的心情说：“五十二年真是不幸的一年，有好几位同人过世。1月3日晚，王志维电告朱前院长于当日下午去世。朱先生是研究院奠基南港的重要人物，任期也长，对研究院有所贡献，老同人对他都有感情，听说了讯息都非常难过。”〔34〕朱家骅去世后，于5月15日安葬于阳明山。按石璋如的说法，“由于上山耗时较久，十点钟始举行安葬式，稍微公祭一下十点半即结束，比起胡先生简单得多”。〔35〕

很显然，与胡适比起来，朱氏的葬礼“简单得多”的根本原因恐怕不是一个上山费力耗时可以解释的，其背后深层的原因一言难尽—尽管死后蒋介石亲临吊唁，并特赠“怆怀勋硕”挽额，其间的裂隙和隐情亦令旁观者看得分明。无论如何，朱家骅作为曾在中国政坛学界呼风唤雨、威震朝野、纵横30余年的重量级“大鳄”，就这样从芸芸众生的视线中消失了。

朱家骅入葬34天后，即6月18日，董同龢随之而去。石璋如说：“董同龢先生是我们同辈之中最聪明能干，也最用功的人，常有自己的主张，连傅先生也说服不了他。在抗战大后方，他还是副研究员的时候就获得过杨铨奖学金，可见才气之高。”〔36〕石氏所说的董获奖金之事，是在四川的李庄。那时的董同龢可谓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心高气傲，大有紧随傅斯年“目空天下士”的气势。可惜天妒英才，不幸患了肝癌，未能挣脱死神的召唤，至堪扼腕。

董同龢过世五个月后，11月23日，董作宾先生也过世了。石璋如说：“恰逢美国总统甘乃迪（肯尼迪）遇刺身亡日，我们说董先生是大人物，能与甘乃迪同日过世。董先生的身体底子并不坏，只是不爱运动，而且董先生既忙着《大陆杂志》社的事，又担任所长，去香港任教回台又担任甲骨文研究室主任，事情非常忙，因此同人曾劝他装假牙，但他忙到没有空去。牙齿不好就吃不好，连带消化不好影响健康。董先生要是早日治好牙齿的问题，身体就容易养好了。”〔37〕

作为同乡兼同事，一起共事几十年的石璋如，可谓对董作宾有深透的了解。但世间的事往往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董作宾可能意识不到一个牙齿的问题竟引来这么多麻烦，且引得死神找上门来纠缠不休，最后竟把命丢掉。不过，石氏之说也只是一家之言。据董作宾的儿子、曾给蒋介石当了几十年“御医”的董玉京说，董作宾在此前许多年就已患有高血压、心绞痛、心肌梗死症和有家族性遗传的糖尿病等，正是这成堆的疾病综合征，导致其在不该中风的年纪就已得过一次轻瘫，而且一直未能复原。

从董玉京后来编写的年表可知，1959年，也就是董作宾从香港返台八个月后的5月10日，就“忽膺中风，不能言语，入台大医院治疗三月而愈，然自后语言即告蹇涩”〔38〕。之后，董氏的身体每况愈下，直至再度心脏病发作和中风不治。前往医院探视的石璋如等人看到：“董先生嘴巴歪了，也无法言语，当时大家医学知识有限，均不知是何毛病，后来才晓得是中风（脑出血）。董先生住院期间，女儿常在旁照顾，董先生经常昏迷，神志不清，连拉出屎都浑然不觉，吃得也很少，偶而才神智清醒，还能说笑，这时症状应该是稍有改善了，吃得也比较多。特别是11月22日，董先生清醒过来，交代了一些话，我们都稍微安了些心。没想到23日董先生就过世了。像他平常是这么痛快的一个人，身体要是不好，也不能拖这么长时间，在卧病住院近八个月期间，想必受了不少罪，难受之至。”〔39〕

1963年11月23日，董作宾于台大医院病逝。举殡日，即以台湾大学、“中央研究院”、“教育部”、亲朋故旧等组成治丧委员会，其规格与胡适丧事基本相同，治丧主委同为“教育部”部长黄季陆。因“中央研究院”的学人在两年中就失去了胡、朱、翁、董四位重量级大腕，治丧委员会决定把这四位学者安葬的墓地正式命名为“南港学人山”。当天公祭时，黄季陆、钱思亮、王世杰、孔德成、李济等为主祭，蒋介石亲自书写挽额“绩学贻微”致赐。国民党大佬于右任、莫德惠、叶公超以及“副总统”陈诚等高官大员与席，学术文化界同人哀悼，执绋者千余人。有二十余家机构，六辆小车，四辆大车，一路浩浩荡荡，从殡仪馆送到南港，葬于“中央研究院”高山之阳，与胡适墓为邻。一代甲骨学大师就此告别人间。

董作宾的去世，标志着史语所一根坚实的宏大支柱轰然倒塌，而与董氏匹敌者只有李济与石璋如和稍年轻一点的高去寻等几人，尚在暮年的风雨黄昏中苦苦支撑。整个史语所也进入了拉帮结派，争权夺利，人员进出纷乱的迷蒙岁月。因为组建“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的缘故，原本由铁哥们儿逐渐产生间隙的凌纯声与芮逸夫两员大将公开决裂，各自拉杆子闹独立。李济如同控制一艘在巨大风浪中摇晃得厉害的轮船，不得不全力以赴为之掌舵，即便如此，这艘巨轮也在风浪中显得摇晃得厉害，而舵手更是苦不堪言。尽管胡适死后三个月，李济不再代理院长，把这个位子交到几经宦海沉浮的王世杰手中，但李济与他那些早年的同事董作宾等人，还是未能避免外界的误会甚至恶意的咒骂。正如从台湾大学历史系跑出校门，欲进“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而不得的李敖在1963年11月所言：李济是渐成文化沙漠和板结的岩石的台湾孤岛“数一数二的凿井工程师，也是真正有执照的人。可是，他无法凿井。第一，李济继承了这副僵化的衣钵与工具，他无法把他们从牌桌上拉下来；拉下来也没用，他们已不会或从来不会凿井。他们只会把持住几处水源不放。结果呢，年轻一代泪眼望李济，李济泪眼望着牌桌——他不但不能抓赌，反倒做了替罪羊。……第三，李济在性格上有他基本的不适合做领导人物的‘缺憾’。例如，他没有蔡元培的雍容、没有丁文江的精明、没有胡适之的小事糊涂，也没有傅斯年的硬冲。他的性格属于狷介的一面，严肃而不可亲（甚至有时气量狭窄小气，态度跋扈专横）。……自古做领导人物的人，凡不能在雍容、精明、小事糊涂或硬冲任何一点上炉火纯青的，都难免走上‘恶恶而不能去，爱才而不能用（或不敢用）’的十字街头。现在，可怜的李济正走上十字街头。”〔40〕

如果说此时的李敖还摆出一副台大出身的公道人或文化殉道者的架势，一边摇头晃脑地做斯文状，一边居高临下地指责呵斥，那么到了1964年8月，李氏在确切地得知自己无缘进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觅得一把木头椅子坐上去之后，〔41〕原形毕露，杀气腾生，抄起一根类似梁山上霹雳火秦明手中那样带刺的狼牙棍，从一个由李铁拐、萧爬熊、张二狗等一干“土鳖”组成的风雨飘摇的土寨子——《文星》杂志的巢穴冲将出来，一路狂叫着向正在“中研院”埋首工作的大字号“海龟”李济杀奔而来。李敖到得南港学人山，勒住马头，挥舞着寒光闪烁的狼牙棒，在阵前叫骂道：“我们不但要‘骂倒一些个人’，甚至应该打倒一些个人，我们要逢佛砍佛、逢罗汉砍罗汉、逢老不长进砍老不长进。只有这样，才能赶走拦路的老虎或纸老虎。”而对待“李济型”的特大号“海龟”，只有采取“擒贼先擒王”的战略战术，给予致命一击，才能把以李济为首、发源于史语所的“新朴学集团”中的“村学究”“老夫子”与“小老夫子”们尽数扫荡之。与此同时，李敖一次开列了李济“悲观”“气量狭窄小气与态度跋扈专横”“把持职位、学术资料”“师心自用，不善用人，排斥异己，唯我独尊”等九大“罪状”进行口诛笔伐，偶尔还举例加以佐证，如扯到钱穆竞选院士的往事，李敖指责道：“李济这种气焰震主（胡适、王世杰）的行径，还有很多呢！一九六〇年，院士提名会议之前，胡适曾经自己拿钱搜集钱穆的著作，而且提名他竞选院士，可是人文组开审查会议时，李济负责审查，他说钱穆反对胡适，我们不能提名他竞选院士。胡适当时解释说：’我们今天选举院士，是根据他的学术著作，不应该扯到个人恩怨上去。’结果是李济又用钱穆没有正式大学毕业的资格提出否决，因此钱穆不得提名。其他萨孟武等之不能挤进院士行列，大率类此。”〔42〕

除了当空挥舞狼牙棒叫骂，李敖由原来做咬文嚼字状的“咬文”，渐渐演变得如小疯狗一样狂吠与“咬人”，认为李济除了经常在文字上散布悲观消极的气氛以外，还在言辞上表示同样的泄气，而“这种表示最明显的一次是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及选举一九六〇年度和一九六一年度新院士后的酒会上，李济支着拐杖致辞，先没有必要的声明他支拐杖的理由‘不是卖老’，然后来了一大套又臭又长的悲观论……李济的悲观论当场就受到吴大猷院士的反驳，然后由胡适院长出面总结，他说他‘赞成吴大猷先生的话，李济先生太悲观了’！说了这些话后十几分钟，胡适就死掉了。但是，李济绝不因为他的悲观就让位给别人干，他还是死气沉沉地赖在那儿，照旧向皮球里扎针——泄气。”〔43〕

面对这些谩骂、滋扰、攻讦和“咬人”的恶行，蹲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室渐入老境的李济自然是愤懑的，但他又是坚定、乐观、向上的，他的学生许倬云说从他的身上看见了“希腊精神与儒家修养的结合”，或许尚有偏颇，但要说李济在心灵深处有一股他自谓的“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的精神，则是大体不差的。此处有二事可以为证：一是李不到海外任职；二是对殷墟出土器物的整理与研究。就在李济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前后，几所海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竞相邀请李济到海外去做教学或专门的学术研究工作，但都被一一拒绝了。在被不怀好意者叫骂与攻讦的日子里，李济沉下心来，一如既往地与同事对运台的殷墟发掘器物投入大量精力进行整理研究，其取得的丰硕成果越来越为世人所认知。如梁思永当年主持发掘的安阳殷墟王陵出土器物的整理与研究成果，就曾使学术界为之震动，李济与高去寻、石璋如等学者所付出的心血与情感，也渐被海峡两岸的学人所理解，并由衷地为之敬佩（南按：此点后有详述）。

身在美国，对自己恩师李济把精力投入到殷墟出土器物整理研究，并坚决拒绝海外的邀请这一做法不太理解的张光直，与许多人一样，一度认为李是恋栈，不愿舍弃自己到手的地位而放手让给别人来做。直到晚年，张光直才有所顿悟：“我强烈地意识到，李济一生之所以一再拒绝美国一些大学提供职位的邀请，没有移民过去，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必须留在国内看到安阳研究的全过程。到了李济先生逝世前，殷墟发掘出来的大部分资料均已公诸于世。为此我们不能不感谢李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尽守他领导殷墟发掘的职责。”〔44〕

张光直的悟性在同代人中堪称一流，对李济内心的了解也远远超出一般的同学故旧，不能说当年李济坚定地押运国之重器远赴台湾，像胡适使美、梅贻琦保管清华基金一样，也是为了一件“大事因缘”而来，但内中也确实含有这一层成分，至少是为了一种责任和一个学者的文化良知而来。既然国之重宝已运抵台岛，作为这批宝藏的发掘者与保护、研究者，就理应负起相应的责任，并把这种责任与国家民族的学术命脉联系起来。正是为了这一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当李济进入80岁高龄即生命的后期，用英文写成了一部全方位总结安阳殷墟发掘的具有经典意义的划时代著作《安阳》，先后在美国和日本出版。李氏这一做法的目的，就是要把殷墟的研究成果和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展示于东西方学术界，为悠久辉煌的中国文化和这个文化孕育出的中国学者争得一世界性名誉。

遥想当年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李济携家带口自南京而长沙，由长沙而桂林、越南、昆明直到四川南溪李庄，一路颠沛流离，历尽艰难困苦。好容易盼到抗战后复员回京，内战又起，在山摇地动的1948年底，李济偕妻与唯一的儿子、时正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的李光谟登上“中鼎”号军舰，押运一批重宝渡过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抵达基隆再转赴台北。按照李济的计划，其子到台后可进入台大读书，继续完成学业。但年轻的儿子李光谟在台北住了三个月后，觉得此地人多嘈杂，社会治安混乱不堪，没有什么可看、可玩的地方，一度心情比较郁闷。正在这时，李光谟收到了上海同济大学几个同学的书信，希望他回到大陆，一起学习。年轻的李光谟为同学们的友情所吸引，征求父母同意后，只身一人重返大陆，继续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令一家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战争形势急转直下，李光谟再也没有回台湾的可能了，这一别竟成永诀。此后的岁月，李济夫妇在台北，李光谟在北京，虽父（母）子情深，但海峡阻隔，信息断绝，只有依依思念之情牵动着三颗跳动的心相互碰撞缠绕，遥遥祝福。随着南雁北来，云卷云舒，倏忽几十个春秋过去，李济已进入垂垂老矣的暮年。而随着一批亲朋故旧的先后离世，李济对故土的思念愈强烈，他深情地怀念着留在大陆的朋友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当然更思念自己的儿子李光谟，以及在昆明与李庄相继驾鹤西去的鹤徵、凤徵两个爱女。对亲人故旧的思念之情，于李济的心中渐渐郁结成一枚坚硬的化石而挥之不去，在写给费慰梅的信中，李济伤感地说道，“和我有着同样观点和感情的老朋友们一个个地逝去，无疑削弱了我对周围事物的亲密感”。〔45〕这是李济一生中亲笔书写的最后一封个人信函，此时的他已是油干薪尽，即将带着欣慰与遗憾告别人世。

1979年8月1日，李济因心脏病猝发在台北温州街寓所逝世，是日恰为他亲手创建的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成立30周年。

人生有限，文章千秋，薪尽火传。李济走了，其精神思想却伴着他留下的皇皇著作注入后来者的血液，化为一种新的精神力量，激励后学继续在科学的蜿蜒小径上奋力前行。正如张光直所言：“对于任何一个愿意研究中国考古学即愿意研究中国古代器物的人而言，李济的考古学著作都是必读的，直到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是这样……很可能有人会批评他没能显示出理论上的全能本领，指责他在晚年没能够甚或不愿意更多重视瓦尔特·泰勒的‘结合法’。但是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随着他的过世，一个巨人消失了。”〔46〕

就在李济去世25年后，台湾岛内传出了有关石璋如病逝的消息。据《联合报》2004年3月19日报道：

被誉为“考古人瑞”的第一代中国考古学者和中国考古学泰斗、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石璋如，3月18日上午10时52分因心脏衰竭，在台湾国泰医院病逝，享寿104岁。

石璋如不但是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之一和中国考古学泰斗，也是台湾当代考古工作的奠基者，他的逝世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第一代画上了一个彻底的句号。

石璋如一生展现了一个学者的“韧性”，他在70岁以前发表的著作都是单篇的研究，但在70岁以后却开始发表著作，愈老愈努力，愈有成就。据说，石璋如在生命晚期仍对大陆充满眷恋，对学术充满雄心，他在病中的梦话常是安阳、小屯等地名，或是与考古伙伴在田野工作的情形。在后辈学人的眼中，石璋如是一位“一生唯一念”的学者。

在人生的晚年，躺在病榻上的石璋如，梦中经常回到安阳小屯继续他的发掘工作，于清醒时分也经常忆起他在大陆走过的山山水水，特别是抗战八年万里流徙越过的高山大川。他没有忘记四季如春、花鲜果艳的春城昆明，还有那敌机轰炸的凄惨情景；更没有忘记避住了六年之久的四川李庄板栗坳那留下了他生命印记和温情的山间民居；没有忘记扬子江尽头那滔滔江水和滚滚波浪给他带来的澎湃激情—当然还有那融入他血液中的山野田畴与乡土人情。就在去世的前三天，石璋如托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陈存恭，把最新出版的《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南按：陈为访问者之一）拿到医院的病床前，用颤抖的手亲笔签名后，叮嘱陈氏把这部有大量篇幅记载抗战时期史语所与自己在长沙、昆明、李庄居住生活和工作内容的回忆录，寄往四川省宜宾市李庄镇人民政府，以示对这块土地与人民的感激、怀念之情—这是石璋如在临终前所留下的最后笔迹，也是与祖国大陆最后一次交往，而联结的终点，则是承载了他青春和梦想、永生难忘的—中国李庄。〔47〕

• 〔1〕〔23〕〔32〕〔34〕〔35〕〔36〕〔37〕〔39〕《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记录：任育德。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 〔2〕〔44〕《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第962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

• 〔3〕〔4〕《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篇，锋刃器）》之《后记》，载《文史哲学报》，台湾大学主编，1952年12月。

• 〔5〕《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 〔6〕《李济：他的悲剧与贡献》，载《教育与脸谱》，李敖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出版。文中加引号的段落是李济与傅斯年在各自的文章中所述，如李济《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如何办科学馆》及傅斯年创办史语所发表言论等。

• 〔7〕关于李济的这一主张，据考证最初始于安阳殷墟的发掘。李济到职伊始，就跟董作宾商定，向全体工作人员做了严格规定：一切出土物全属国家财产，考古人员决不购买、收藏古物。这条约定在那盗掘古物成风，收藏古物成癖，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的特定社会环境下，对保护文物、加强考古人员的自律，以及防止倒卖文物之风的蔓延，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这条规定，李济除自己身体力行，终生不渝外，还通过他的弟子和年轻的同人传衍下来，并成为海峡两岸考古界、文物博物馆界乃至民俗学界的一条不成文的铁律。凡从事这一方面工作者，无不以此自尊、自律、自勉。据李济的长子李光谟说：“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陆上成立黄河考古队时，队长夏鼐就对全体人员作了个人不收藏古物的号召。夏鼐是30年代从殷墟田野考古这座大学校走出来的，他自然懂得这个道理，只不过他没跟大家说是谁在我国最早提出这个原则的。”（《从清华园到史语所》，第250～251页，李光谟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下引同）就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论，李济等人已被视为跟“蒋帮”逃跑到孤岛的“殉葬”的人物，即使夏鼐想讲这一传统的来源，恐怕也是心不由己。故夏鼐氏只讲下半部也许是最为恰当的。

另据李光谟说：李济终其一生，勉强可以算跟“收藏品”沾得上边的，先后只有过三件东西。“一是在北平时期，他的书房桌上曾摆过磁制的猴头一座。据一位亲戚回忆，这是鲁迅在西安送给他的，他认为蛮好玩就摆了一阵子，后来搬家到南方就不见了。这一件是否算古玩不得而知，很可能是一件近代艺术品。”关于这个猴头的故事，据青年学者石舒波在他的《龙山春秋》（大象出版社2008年出版）中说：1924年8月1日，鲁迅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一日，晴。上午同孙伏园阅古物肆，买小土偶人二枚，磁鸠二枚，磁猿首一枚，彩画鱼龙陶瓶一枚，共钱三元，以猿首赠李济之。”按石氏的考证，这是1924年夏天，陕西省省长兼督军刘镇华为装点门面，着令西北大学和陕西省教育厅举办“暑期学校”，以培训从陕西各县抽调上来的教员和官员，特地邀请京津等地名流前往讲学。时在南开的李济与在北大任教的鲁迅应邀前往，二人始相识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李济属猴，西安临别时，鲁迅在古肆买下了一只“猿首”相赠。由于事前李济没有想到鲁迅会赠以礼物，未来得及上街选购礼品回赠，但李对鲁迅的哈德门香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李光谟说，自西安分别后，鲁迅与李济相互通过几封信，惜随着抗战八年和“文革”抄家，此信散失不明了。

李济收藏的另一件器物，是山东省博物馆馆长王献唐送给他的一件做纪念的玉器，据说这可能是一件称得上古董的器物，还是少年的李光谟亲眼见过的。但只是“始终也叫不上名字来”。李济带回家没多久就交给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作为公物保藏了。

最后一件就是李济去世后，同人们在他的写字桌上发现的五只木雕猴子。这是1956年台大教员和学生们组成的一个按属相排列的“猴会”相赠的。这一年正是传统的“猴年”，当时李济刚好进入花甲之龄，已度过了五轮猴年，因而“猴会”成员便以五只木雕猴子相赠，以祝其健康长寿。以上三件器物便是李济一生的全部“收藏史”。

• 〔8〕《李济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系列活动》（内部资料），李光谟辑，1996年。

• 〔9〕《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前言），郭沫若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 〔10〕石兴邦《我所知道的郭宝钧先生》，载《中国文物报》，2001年8月29日。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王世民说，石兴邦记忆有误。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大约1950年初，郭沫若约请王冶秋、徐炳昶、郭宝钧、苏秉琦等到科学院座谈，了解他所需要的考古资料。会上，郭宝钧讲述所知殷墟发掘中的殷代人殉情况，会后于1月29日书面提供郭沫若参考。随后郭老写了《蜥蜴的残梦》《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等文章。当时考古研究所尚未成立（该所是1950年5月开始筹备，8月1日正式成立），石兴邦人在浙江大学随夏鼐学习，并未亲历。郭沫若的文章及这件事经过，均见《奴隶制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再者，郭宝钧“推论敬俟卓识，事实止于遗存”，是在《1950年殷墟发掘报告》末尾说的（见《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因而，我觉得还是以《奴隶制时代》中述及的郭宝钧文为宜。（南按：此为王世民在审校本著稿时批语。）

对于王世民先生的话，作者在进一步查对核实后，认为距事实更近。郭宝钧于1950年1月29日致信郭沫若，就“发掘中所见的周代殉葬情形”做了说明。此信明言“谨就追忆所及，参以《考古学报》石璋如先生所述，及闻于梁思永先生者，撮述一二，聊备采择”。（参见《十批判书·后记》，郭沫若著，东方出版社1996年出版）对于是否殉葬的观点，在受到郭沫若的批评后，郭宝钧将原信又做了整理改动，以《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为题，刊发于1950年3月19日的《光明日报》。但文章没有服膺郭沫若的所谓“铁证”，郭宝钧以《墨子》与《吕氏春秋》作比，认为其二人皆反对厚葬，但“墨子言杀殉，吕氏不言……二人所见不同，故所言亦异”。因而仍以“是否如此，疑不敢决”做了结语。这一观点在当时可谓凤毛麟角，是颇有一点胆量和学术自由精神的。只是这种精神随着各种运动的兴起，成为晚霞消失之后最后一抹亮色，接下去的日子，再也见不到这一缕亮色了，整个中国大陆学术界沉浸在一片茫茫的黑暗与混沌中。

• 〔11〕〔13〕〔15〕〔16〕〔17〕〔18〕《十批判书·后记》，郭沫若著，东方出版社1996年出版。

• 〔12〕《南京印象》，郭沫若著，群益出版社1946年出版。

• 〔14〕《殷历谱·序》，载《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 〔19〕殷涤非《考古学必须“厚古薄今”》，载《考古通讯》，1958年第10期。

• 〔20〕《殷代地理简论》，李学勤著，科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又，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一书，该著一开始回顾了甲骨分期的研究过程，只是这次已经变调，对董作宾、陈梦家等人的著作稍有抬捧之意，并承认董作宾的甲骨文十项断代标准是“首次对甲骨分期理论方法的系统探索，并通过董作宾先生的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故其在学术界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同时认为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是集甲骨学五十多年大成的巨著”，“在‘十项标准’的基础上，对甲骨断代的方法作了更为系统的分析整理”。看来学术的价值是与时代同步的。

• 〔21〕《篱槿堂自叙》，赵俪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

• 〔22〕董作宾《殷历谱的自我检讨》，载台湾《大陆杂志》，第9卷第4期，1954年8月。

• 〔24〕《积微翁回忆录》，杨树达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 〔25〕《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口述，唐德刚整理、翻译，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 〔26〕郭沫若《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载《光明日报》，1966年4月28日。

• 〔27〕《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第184—185页，李光谟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 〔28〕2004年12月18日，作者在北京采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记录。

• 〔29〕2010年5月22日，作者岳南在北京李济之子李光谟家中，采访从台北来京的董敏记录。

• 〔30〕载《李丙焘博士花甲纪念论丛》，1956年10月，转引自《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三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出版。

• 〔31〕董作宾《甲骨学六十年》，载《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五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97年出版。

• 〔33〕〔43〕李敖《从李济的悲剧看中央研究院的几个黑暗面》，载台北《文星》，1964年8月22日，转引自《教育与脸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出版。

• 〔38〕《殷商史的解迷者—董作宾百年冥诞特辑》，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4年出版。

• 〔40〕李敖《李济：他的贡献和悲剧》，载台北《文星》，第73期，1963年11月。

• 〔41〕李敖骂李济并往其身上泼污水，与前者欲进“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未可得有关。据《李敖回忆录》载：1963年5月26日，余光中向我说：“梁实秋先生听说你失了业，想替你找事。”后来我才知道，梁实秋不让我知道，直接写信给“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和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济，大意说李敖如此人才，任其流落，太可惜，该请李敖去他们那边。王世杰、李济收信后，先行内部作业”。又说：前国民党“外交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日记中写到，“有李敖者”，“日前在文星书店为《蒋廷黻选集》写序时，对余被免‘总统府’秘书长”，“及签订中苏条约两件事情，做侮辱性的抨击”。“李敖为台大毕业生，有才华而品行不端。梁实秋等于五十二年五月曾经推荐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李济之以其行为不正，拒绝之，彼即因此怀恨。”

• 〔42〕李敖《从李济的悲剧看中央研究院的几个黑暗面》，载台北《文星》，1964年8月22日。转引自《教育与脸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出版。又，当年钱穆弃昆明西南联大教职，与胡福林等悄悄来到成都，投奔到以顾颉刚为首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职。后来顾钱反目，顾应朱家骅邀请出走重庆创办《文史杂志》，钱氏与胡福林等人勉力支撑。1943年秋，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在经费短缺和人事纠葛、吵闹中停办，钱穆受华西大学文学院长罗忠恕之邀转入该校任教兼四川大学课业，胡留在齐鲁大学先后任中文、历史两系教授。抗战胜利后，北大复校，按钱穆的说法：“旧北大同仁不在昆明者，皆函邀赴北平，但余并未得来函邀请。”（《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钱穆著，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于是在北大复员北上后，钱穆受邀来到昆明五华书院任教，其间与留在云南大学的刘文典和师范学院的罗庸过从甚密。1948年春，钱氏受邀由昆北返，到无锡西门外太湖之滨的江南大学任教。1949年春，国共争战的炮声已隔江可闻，钱穆决定再次“南渡”，并藉“春假旅行”名义只身“仓皇南行”。当在广州华侨大学落脚后，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政府机关大部分迁广州，时任行政院长的阎锡山邀钱氏等人到官邸开会，钱氏谓：“今日形势已非，前线军队在崩溃中，恐不可恃。政府远退在此，知识分子教育界可以人自为战，深入民间，当转上第一线。俟人心有定向，国事庶可挽回，政局可重建基础，然后军事始再可振作。余意仅盼政府多方注意国内知识分子，至少在当时负群望为众情所归者，须及时多联络，设一妥善之安排。”但会场无人理会，“仅发一场空言而止”。（《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从钱氏的发言中可以看出，此时他仍对国民党政权抱有一丝认同和企图扶大厦之将倾的痴情。

1949年秋，钱穆出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夜校）院长。1950年秋，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因办学有成，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西亚大学，前往讲学。

就在傅斯年去世前后，钱穆因香港新亚书院的经费问题和办学艰难，遂到台湾请求支持，其间受到蒋介石夫妇、陈诚、朱家骅等人的接见和善待。在奔走于港台期间，钱氏除了亲眼目睹傅斯年之丧，还遭遇了无妄之灾，而大难不死的他又饱尝了艳福，这便是与其女弟子胡美琦的老少婚配。

钱穆的第一位妻子是无锡后宅邹氏，1928年去世，婴儿夭折。第二位妻子叫张一贯，1929年在苏州与钱穆成婚。张一贯是一位知识女性，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曾做过苏州北街第二中心小学校长。她为钱家生有三子二女（钱拙、钱行、钱逊、钱易、钱辉）。抗战爆发后，钱穆流转西南，只身一人而去。1949年的广州、香港西南之行，亦是孤身一人，其子女全由夫人一手抚养成人。如此举动，不免受到时人的责评，认为“就后果而言，钱氏此举实有‘弃家’之嫌”。或曰：“为师则可，为夫非宜。”（王昊《文人南渡》，载《历史学家茶座》，总第8期，2007年2月）

1949年钱穆在港办新亚书院时，有一个俊俏的女生进入了他的视野，此人便是胡美琦。胡乃江西南昌人，其父曾做过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秘书长。1950年暑期，胡家迁居台北，未久胡美琦也转往台中师范学校图书馆任职。1952年4月16日，正在台湾筹备经费的钱氏应朱家骅邀请，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的大楼惊声堂，为台北“联合国中国同志学会”做演讲。讲演方毕，正待听众提问，突然屋顶塌陷，水泥块直击他的头部，他头破血流，紧急送医院抢救，几乎丧命。此后数月，钱穆一直在台中存德巷养病，也就在这个时期，他暗恋的学生胡美琦飘然而至，主动照顾起钱的生活，二人暗度陈仓搞到了一起。1952年秋，胡美琦进入台湾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毕业后赴香港，1956年1月30日与钱穆结为夫妇。对于这段婚姻，台大出身的学生李敖曾讥讽台大的教授与领导者搞女人成风，竟至将此风气蔓延至学校各系的人事安排中，即女多男少的不良局面。据李氏言，此只是一个方面，“等而下之的，非‘巧合’的，就是‘扎下女’的流行。文学院的老教授中，与家里‘欧八桑’先奸后娶者有之；奸而不娶者亦有之（遮羞费照付），流风所及，从台大理学院到东海文学院，再从而‘偷渡’至港，到大谈中国文化单挂英国国旗的新亚书院，都有先奸后娶或后不娶之‘学风’，尤以爱谈宋明理学者，最爱搬弄此‘天理’’人欲’分不清的丑事！”（《教育与脸谱》，李敖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出版）这最后一段，自然是指钱穆与胡美琦的结合。到底钱氏属于哪一类，李氏没有明言，外人亦无从得知了。

钱胡结合后，胡终身未孕，这是后话。

1966年，由大陆掀起的“文革”风暴蔓延到香港，一些“另类”分子闻风而动，开始按照大陆的模式打砸抢烧，制造动乱。作为被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雄文中点名痛斥过的“胡适、傅斯年、钱穆”之流的钱穆，自然受到冲击。在危难之际，猫在台北静观事态发展的蒋介石伸出了援手，邀请钱氏夫妇赴台安居并从事力所能及的学术工作。1967年10月，钱胡夫妇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赴台。蒋介石令蒋经国拜钱穆为师，学习治国之学。

钱氏夫妇抵台后暂住台北“自由之家”，不久租居于台北金山街，并着手准备在台北自建住房。为此，胡美琦抛掉了香港汇丰银行的股票作为建房之款。经过踏勘，最终选定在翠林幽谷的外双溪建楼，并由胡美琦亲自设计绘制了图纸。想不到此事被蒋经国得知，小蒋立即来到钱家拍着胸脯说：“这区区小事，老师不必费心，由我来办好了。”遂从胡美琦手中要过图纸，交给阳明山管理局有关人员办理。未久，在外双溪，一座小楼拔地而起，这便是著名的素书楼。同年，钱穆膺选“中研院”院士。爱情、事业、名声等等，凡人生所追求者，钱氏皆有所得，这是其一生的巅峰时刻。

倏忽20年过去，蒋氏父子先后驾鹤西去，钱穆的素书楼起了风波。

1989年，时任台北市议员的周伯伦，指称时任“总统府资政”的钱穆“非法占用市产”。因为素书楼是当年蒋经国委托阳明山管理局所建，产权当属台北市政府。如今两蒋的“威权时代”已经过去，钱氏就不能再依仗国民党的权势“非法霸占公共财产”，必须迁出素书楼，还历史和台湾人民一个公道。

当此之时，一个叫陈水扁的“立法委员”闻听，立即蹦了出来大造舆论，并以书面质询方式强烈要求台北市政府收回素书楼，并对国民党领袖新任“总统”李登辉装憨撸人、保持沉默表示强烈不满。但也有人站出来指责陈水扁不仁不义，谓素书楼是当年蒋氏父子的特意安排，说“非法”还沾边，但说“霸占”根本谈不到。在一番吵闹声中，陈水扁想出了一个妙招：钱穆搬出后，可把素书楼改为“钱穆纪念馆”。

钱穆闻听，愤然叹道：“我活着不让我住，我还没有死就建纪念馆，这是哪家的逻辑？”

最终，在陈水扁等人的围攻夹击下，时年95岁、双目失明的钱穆被迫于1990年6月1日迁出居住了20多年的素书楼，在台北市杭州路辟屋居住。

此后不到三个月，1990年8月30日，心情郁闷的钱穆于一个风雨交加的黎明病逝于新辟的寓所。

根据钱氏的遗愿，1991年1月，未亡人胡美琦把其夫的骨灰葬于无锡太湖之滨的石皮山，算是落叶归根，魂归故土。

1994年，陈水扁当选台北市市长后，曾在“钱穆纪念馆”素书楼开幕时，对当年自己的鲁莽举动表示忏悔，并对钱氏搬出素书楼不及三月即死表达了歉意和“对不起”。

2010年8月30日，为纪念钱穆去世20周年，国民党主席、“总统”马英九来到素书楼发表讲话，表达了对钱氏的敬意。时正在医院养病、年已82岁的胡美琦在追思会上，再次吟咏了钱穆去世前写的一副春联，表达此时的心境：

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

天道好还，人文幸得绵延。

• 〔45〕李济《致费慰梅》，载《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光谟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 〔46〕张光直《李济》，载《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 〔47〕石璋如著作由陈存恭先生寄岳南，由岳在赴李庄采访时亲自转交李庄镇党委书记孙远宾、镇长毛霄。

第九章　池南旧事不堪记

吴金鼎之死

高山塌陷，坟包凸起。

当胡适、梅贻琦、朱家骅、傅斯年、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等学界大腕，连同蒋梦麟、蒋廷黻、罗家伦、叶公超、蒲薛凤、张其昀等一批学人政客，相继出走美国和台湾后，随着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土崩瓦解，当年未响应“抢救学人”计划而坚持留下来的大小学者，随着五星红旗遍插神州大地，开始了新一轮生命历程。

1948年11月29日，傅斯年专门找到夏鼐问有何打算？夏表示“决定返家”，傅劝其早走。两天后，傅斯年又问夏鼐：“能否押运古物赴台？”夏断然拒绝，坚不受命，并做好了回家的准备，先后几次将自己存在南京的200多包藏书邮寄到温州。

当国民党大溃退，中央研究院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部分人员仓皇撤离南京、上海之际，与此相关的几个人却在大失控、大混乱、大逃亡的世纪变局中悄悄留了下来，这便是梁思永、丁声树、夏鼐、郭宝钧、曾昭燏、王振铎、逯钦立等人。据王振铎后来对人说，傅斯年行前再三劝王跟自己到台湾，王却以八岁女儿需要照顾为由谢绝。傅无奈，遂将自己旅美时带回的一个英国名牌3B烟斗和一个颇像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所戴的巴拿马帽赠王以为留念，同时说了一句：“留下也好，共产党会重用你们的！”〔1〕似有嘲讽之意。

梁思永当时正在北平家中养病，已不能远行，即使有意随史语所主力撤退，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且由于整个梁氏家族在平津根深蒂固的历史渊源，梁思永尚没有如此打算。时主持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实际事务的曾昭燏，由于多层次的牵挂表示坚决不赴台。面对朱家骅、傅斯年等人的一再催促，据说丁声树的书箱等物已先行运抵台湾，只是由于夫人坚决反对最终没有渡海，后来此人加入了中科院语言研究所，主持编纂《现代汉语词典》等大型语言工具书，随后大陆几代人都与这本典籍结下了不解之缘，只是知道丁声树为何许人者寥寥无几，不知是历史的无情，还是丁氏的不幸？时已从中博筹备处转到史语所服务的郭宝钧，想起当年殷墟发掘时傅斯年故意“呜哩哇啦”说着英语和自己这位压根不懂英语的土学者对话，很有些憋气与恼火，遂产生了借混乱之机摆脱傅斯年与史语所另谋生路的念头。后来有人说，当年史语所人员全部被傅斯年动员去台湾，就是没有动员郭宝钧。对此传闻，几十年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石兴邦曾做过说明，当年郭也在傅的动员之列，只是郭一时四顾茫然，下不了决心，踌躇中便向夏鼐问计，聪明过人的夏鼐毫不犹豫地对郭说：“我们不要走，我们还有前途，我们留下还有许多事情要做。”〔2〕石兴邦说，这个话郭宝钧后来在考古所召开的大会小会上说过好几次，当时夏鼐在场，以郭的性格和言行推断，没有撒谎的必要，可见外界传闻是不实的。

1980年，身为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的张光直到中国大陆访问，其间与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进行过交谈。同为李济的得意门生，夏在谈话中对张袒露心迹，把自己一生的大体经历告之对方。张在笔记本上有过这样一段记录：

一九四七年傅去美，找夏作所长，约法三章才同意。

（一）不得为后例；（二）只一年；（三）如作了后得罪人，允许离所。

一九四八年卸任。怕傅延命所长，故未随去台。同时也不怕共。

这个记录被后来由大陆赴美国哈佛访学的青年考古学家陈星灿抄录并公开披露。按陈星灿的说法，“傅斯年赴美治病那一年，不足四十岁的夏鼐代理所长，这一点人尽皆知，但鲜有知道‘约法三章’者。这件事，我估计也不会有任何文字留下来，因为这本来就是他和傅斯年之间的默契，所以这段文字对于了解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情况，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傅斯年对夏鼐的器重和夏鼐对傅斯年的敬重，在近年公布的档案中多有流露，所以夏鼐才会有‘约法三章’之举。但把夏鼐不肯离开大陆解释为害怕傅斯年再次派他的差事，不知道是夏的真实想法，还是张的记录有误。因为这种解释太简单，也不太符合逻辑”。

对此，陈星灿分析认为：“夏鼐满肚子的学问，需要找一个施展的机会。一九四九年以前，他虽然参加过几次西北和西南的调查和发掘，已经发表的论文初步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但积累的材料毕竟有限，而殷墟的资料整理和研究他又没有参与，所以排除他的政治倾向，但从学术的前景来看，他不去台湾，自在情理之中。据说，夏鼐的老朋友，科技考古史家王振铎先生当年也不愿意随傅斯年迁台，傅劝说无效，遂把自己的烟斗和旅行帽赠之以为留念，并深情地说：’留下也好，共产党会重用你们的！’这也许是张光直笔记中所谓‘同时也不怕共’的注脚。”〔3〕

陈氏的怀疑与分析自有其道理，就从已公布的傅斯年档案与其他相关材料看，在1948年大地“陆沉”之际，傅让夏鼐随所迁台是真，但没有看出让夏到台湾出任史语所所长的言辞与迹象，而事实上也不太可能让夏在如此混乱的局面中担当一所之长的重任。若夏出任所长，那么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等大腕级人物又做何安排？众人又如何服膺？工作又如何展开？傅斯年又如何自处？局促于一隅之地毕竟与在大陆不同，且这个所长不是代理，而是要“真除”，即正式掌控一方地盘，这个地盘可是有点令人眼热心跳的托命之处。事实上，到了台湾之后，李济与董作宾之间的暗中较劲儿，凌纯声与芮逸夫之间的最终决裂与斗得死去活来，凌单独拉杆子搞独立开办的民族研究所，因芮的不合作与李济等人不支持，导致凌氏只有空名而无法工作，如此等等事例，便可证明傅斯年不会如此做，也可推断这个说辞只能是夏鼐的一厢情愿，或凭空猜测罢了。需要对陈星灿的推理进行补充的是，尽管夏鼐是一只才气过人、智慧非凡、学问广博的大型号“海龟”，但假如到了台湾，在这座孤岛上属于自己可做的工作，只能是面对安阳殷墟发掘的一堆器物，抱残守缺地研究下去。而对这堆器物的田野发掘，当年尚是一名实习生的夏鼐仅仅是稍有参与而已，且挖的都是小墓（夏鼐语），那些气势恢宏、器物众多的大墓发掘和出土文物的具体情形几乎全然不知，因而在研究上自然就存在着不可弥补的先天性不足和限制。更重要的是，有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当年亲自参与发掘的几座高山屹立，要想凭着这堆器物的研究脱颖而出，甚或要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界，几乎是难于上青天—此点在许多年后仍能得到海峡两岸大部分考古界同行的认同。

出类拔萃的夏鼐尚且如此，对于满身泥土气味，被“海龟”们不放在眼里的土学者郭宝钧，其学术前途自然可想而知。而一旦留在大陆，面对的将是高山塌陷，丘陵与坟包同时崛起的境界。在新的制高点上，夏、郭等人放眼学界将是一马平川，无人与之匹敌，其灿烂前景正可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风光无限好。当年夏鼐与郭宝钧的对话，可谓一语双关。就可以预见的情形而言，无论从个人的政治命运还是学术前途考虑，既然只能在国共分野的大陆和台湾之间选择，夏鼐与郭宝钧留在大陆是明智的。也正是听从了夏鼐这极富战略指导意义和前瞻性的忠告，郭宝钧才在1948年底那个混乱时刻下决心留下来，以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聪明过人的夏鼐打定主意后，也于这年12月9日在一片纷乱中，悄然离开南京，返回故乡温州猫了起来，静观时局，等待命运转机。在离开南京之前，夏鼐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为好友吴金鼎撰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并公之于世。

吴金鼎自在李庄投笔从戎后，入四川成都新津盟军第二招待所担任接待主任一职，军方之所以让吴担任这一差使，皆因他是留洋的“海龟”，洋文、洋话都不在他的话下，搞接待事宜非有如此本领的人不能办到，吴所具备的洋文与洋话正好派上用场。但吴是学者出身，生性腼腆，不爱与人打交道，且还有一股子山东人特有的倔强脾气，疾恶如仇，对看不惯的人和事就要迸发心中的不平，甚至还要出手摆平抹掉。是时，美国大兵在中国土地上的所作所为已令人渐觉失望与厌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盟军大量进驻成渝后方，而1944年日本军队完成“一号作战计划”，打通大陆交通线之后，又有两万多盟军官兵进入中国。对于盟军在中国的生活状态，《剑桥中华民国史》一书这样写道：一个美国士兵在中国的费用，抵得上500个中国士兵的费用。孔祥熙曾对美国官员抱怨说：“在中国，你们的孩子每天需要6只鸡蛋，而现在减为4只。……为了供应肉食，我们把耕牛拿来给你们吃……很快将没有任何牲畜留下来帮助农夫们耕种他们的田地了。”〔4〕另据一位美国专家对1200名中国士兵检查结果发现，有57per的中国士兵营养不良。如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盟军官兵吃了中国老百姓的耕牛，还性欲大发，四处留情。对此，江西学者廖作琦曾做过这样的记述：“‘食色性也’，这批美军大哥们的‘性’的解决问题，最初落到了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的头上。初期人数不多时，黄仁霖在重庆市七星岗下面的一小块平地上，建了一幢两层楼的‘胜利大厦’，里面有舞厅、宴会厅等场所，并找一些交际花之类伴舞，但粥少僧多，只能供应部分中上级军官。而那些士兵们呢？就任其自由发展，让一些妓女来担任此一任务。因为美军手中花花绿绿的美钞炫眼，于是一些生活困苦的家庭妇女（曾发生过产下混血儿、夫妻离婚的事），和极少数的女大学生也加入了此一行列。当时经常看见美军驾着吉普车，旁边坐一个浓妆艳抹、花枝招展的女郎嘻嘻哈哈的招摇过市，有的不会说英语，还比画着手势，这些被市民们讥称为‘吉普女郎’，成为当时街头的一种奇景。”又说：“三十四年抗战胜利前夕，成都华西坝发生了一起教会办的华西大学学生捣毁成都某报馆事件，起因是该报将《西厢记》中叙张生赴莺莺约会时的一首诗稍作改动，以讽刺该校少数少女兼作‘吉普女郎’的事情。”〔5〕

王实甫所作《西厢记》的原句是：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

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而报馆编辑竟借题发挥，把此诗改为：

待月西厢下，迎风腿半开。

月移花影动，疑是美人来。

如此肉麻加赤裸裸地讽刺美军与中国女大学生的交易，自然要引起麻烦。只是麻烦过后，报馆照常开业，“美人”继续四处寻找花姑娘让其“迎风腿半开”，且凭借自己所具有的世界强者的地位，态度跋扈，气焰嚣张，从不把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年轻的男人放在眼里，更不理解中国人民面对如此窘迫之境椎心泣血的内心剧痛。美国大兵们的横行霸道，引起了中国具有民族文化良知者的厌恶、愤慨甚至仇视。当年由昆明史语所偷偷跑到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胡厚宣，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曾提到这段抗战生活，谓“对因新津建美军机场而成都充斥美军，横行霸道，产生仇视”〔6〕。既然躲在清净之地搞学术研究的胡厚宣都有如此的感受和敌视心理，与美国佬们天天打交道且承担接待之责的吴金鼎，面对美国人将富兵横的挑剔与呵斥，颇具血性又沉默寡言的他所受的委屈与心中的苦痛可想而知。当时在成都燕大任教的陈寅恪诗作《咏成都华西坝》中“谁知万国同欢地，却在山河破碎中”所透出的悲凉，正是具有文化良知的中华民族自由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涕泣与悲呼。

在新津机场服务的日子，吴金鼎经常感到失眠头痛，夜不能寐，精神萎靡不振，陷入一种悲情意识不能自拔。为化解心中的郁结，吴氏利用自己的职权，经常喝一点不花钱的、只有美国佬才能享受的洋啤酒予以排解。当几瓶散发着醋酸气味的啤酒灌进肚子后，酒量并不大的吴金鼎醉倒在地，狂喊乱叫着呕吐不止。

好容易盼到抗战胜利，吴金鼎总算摆脱了在他看来魔窟一样的盟军招待所，重返学界。只是他没有回到令自己为之神伤的李庄，而是转入尚在成都华西坝的母校—齐鲁大学任教。1946年3月，作为教育界名流和齐鲁大学代表之一，吴金鼎赴重庆参加教育部召集的全国各大学复员会议，之后随齐鲁大学一道返回济南原地，主持学校复员事宜，先后出任校长室西文秘书、校训导长、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主任、历史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等职，直至去世再也没能有机会从事他一生挚爱的田野发掘工作。

1948年夏秋，吴金鼎因患胃癌赴北平协和医院就医，此时已病入膏肓，协和医院回天无术，宣告无能为力，吴只好随着溃退的国民党大军以及纷乱的人流返回济南“静观待变”。9月18日，吴金鼎撇下病床前泪流满面、悲恸欲绝的夫人王介忱，于齐鲁大学辞世，终年48岁。

当这个不幸的消息辗转传到南京史语所人员耳中，已是10月28日。此时国民政府首都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史语所人员正纷纷打点行装仓皇出逃与远遁。夏鼐在北极阁一间小屋里，孤独一人默默地想着吴金鼎的死，想到了过去流逝的时光，以及吴氏夫妇与自己的交往和友谊，不禁潸然泪下。在一片人喊马叫的混乱之夜，他借着昏暗的灯光，怀揣悲戚苍凉的心境，为自己的好友写下了如下文字：

今天得到了吴禹铭（金鼎）先生的死讯，不仅是我们朋侪间觉得丧失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良友，并且也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个大损失。今日中国考古学界中，真正能够吃苦，肯下田野去做发掘工作，既有丰富的田野经验，又有充分的考古学知识的学者，不过十来个人。正感觉到人才的缺乏，现在呢，在这十来位中又弱了一个。

在悼文的最后，夏鼐以深情的笔触写道：

谈到吴先生一生的事业，自不能不提及吴太太……夫妇一道出来做田野考古工作，在国外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在事事落后的中国，吴先生夫妇还是第一对。这次吴先生的逝世，吴太太的悲痛，可想而知。听说吴太太仍在济南城中，料理吴先生的后事。我在这凄风苦雨的晚上，赶写这篇文章，一面以追悼吴先生，一面也借以慰唁吴太太。我们在哀悼吴先生之余，更盼望着这混乱的局面早日澄清，使我们能继承吴先生的遗志，展开中国田野考古学的新天地！〔7〕

吴金鼎悄然无声地走了，蹲在家乡的夏鼐观望一阵后，受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聘到该校任教。此时的傅斯年仍没有忘记夏鼐的存在，几次发函促其速赴台湾，夏一面在复信中“含糊其词”，一面在日记中写下了“何苦跟他走死路”“谁还再走死路”等决绝之语，坚守不动。或许是傅斯年见自己未能促成夏鼐的行动，乃另设其计，指示与夏鼐同一辈分的高去寻从朋友的角度再发快信劝告，抑或是高氏自己的主意，无论如何，1949年的早春，夏鼐收到了安阳殷墟发掘时期的好友高去寻自台湾托人辗转带来的一封信，内容恳切真挚，读之令人眼睛发烫。高在信中先叙述了一番他本人到台湾后生活的艰困情形：“终日苦痛（已非苦闷），焦急如待决之囚，四鬓顿成斑白。”继而笔锋一转，谈起了夏鼐与考古学的未来，谓：“中国考古之学，不绝如缕，今日继绝起衰者，则舍君其谁，弟过去即作如是观，今日尤然。故切盼兄能早日赴宁，或更转平，目下思永先生及照林（尹达）兄，颇有重振此学之力也，兄乃考古学之巨擘，亦应体会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之句。”稍后，夏鼐又收到梁思永由北平寄来的信，信中说道：“弟敦促兄北来之意，不止为共同支持史语所残局（此残局似乎在短期内即将结束），更为今后（尤其是今后一二个月中）中研院等研究机关合并改组为科学院（此殆成定局）之过程中，亟须兄亲自在场，积极为将来之中国考古事业计划奋斗。目前国内能领导全盘考古事业者唯兄与济之先生，而济之先生远在台湾，音信阻绝，未必能及时赶到参加此项工作。此事关系中国考古学之前途甚钜，愿兄予以深切之考虑，至盼。”

面对高去寻与梁思永代表着两条不同道路的邀请函，夏鼐仍不为所动，坚持静观待变。直到1950年5月报纸上公布中国科学院成立考古研究所，由郑振铎任所长、梁思永和夏鼐任副所长，后又先后收到郭沫若院长的亲笔信、周恩来总理署名的政务院任命书，夏鼐遂于7月前往北京向郭沫若院长报到，然后了结浙江大学人类学系的教务，10月1日正式到考古所履任，并在郭沫若和郑振铎的领导下，与梁思永、郭宝钧等一道“展开了中国田野考古学的新天地”。只是好景不长，梁思永便丢下事业、家人、同事撒手归天。

花落春仍在

抗战胜利不久，躺在李庄板栗坳病床上的梁思永偶然从一本外文杂志上看到一个新的医学成果，患肺病者如去掉肋骨可使有病的肺萎缩下来，健康的肺将发挥更大作用。这个消息令卧病在床饱受病痛折磨长达四年之久的梁思永极度兴奋，他当即决定赴重庆实施手术。得到傅斯年同意，在梁思成的帮助下，梁思永携家眷乘船来到了重庆，入住高唐奎医院，由著名胸外科专家吴英主持，切除了七根肋骨。〔8〕自此，梁思永一直在重庆医院休养。当1946年全国性的复员开始时，傅斯年通过时任交通部长的俞大维的私人关系，让梁思永一家搭乘一架军用飞机飞往北平。当时梁的身体尚未恢复，他躺在一张帆布椅子上被抬上飞机。考虑到路途困难，傅斯年再以个人名义发电报让夫人的堂兄、时在北平的俞大孚帮忙接机。梁思永一到北平，即由俞大孚等四人抬下飞机舷梯，专车护送到梁在北平的大姐梁思顺家暂住。一个星期后搬到东厂胡同原黎元洪大总统居住的院内三间北房休养，此后病情稍有好转。

对于梁思永这段很少为外人所知的经历，迁往台湾的屈万里在回忆傅斯年的一篇文章中说道：“抗战期间，八年艰苦的岁月，他为了维持史语所，真费尽了心血。他千方百计的来维持研究人员的生计，使他们能安心治学；他对于生病的人那么关心，他想尽办法来给病人弄钱养病。因患肺病而割掉七条肋骨的某君，假若不是孟真先生督促医生治疗，假若不是孟真先生想法子给他弄钱休养，那无疑地在九年以前已经故去了。”〔9〕这段回忆大体不差，如果没有傅斯年的鼎力相助，或者说假如梁思永服务于中央研究院其他的研究所如陶孟和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就当时的经济、医疗条件和梁氏的身体状况，很难说能维持到战后回北平的日子，因为与梁思永、林徽因患同样肺病的陶孟和之妻沈性仁就没有保住性命，且当时沈的病情并不比梁、林更险恶。

1948年8月5日，在北平养病的梁思永致信南京史语所的李济说：“弟五月底入协和医院，住院十二日。检查身体，结果是右肺健全，左肺压塌状态良好，胃肠透视都没有发现毛病。除了气管里的结核病灶可能尚未痊愈外，可以说没有病了。不过身体经过这几年跟病菌斗争之后，真犹如战后的英伦，虽然战胜敌人，但元气消蚀殆尽，就要恢复到小康的局面，也万分困难。”又说：“弟近间起坐之时已加多，且能出到院中行走。只可恨注链霉素后发生头晕现象，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不很稳当。”〔10〕这是梁思永在生命的暮年，即将油干灯尽时与史语所同人的最后一次通信，自此海天相隔，书信中断，再也听闻不到对方的信息了。

1950年5月，梁思永以他在考古学界巨大的影响力和崇高地位，被新生的中央政府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名列夏鼐之前。尽管梁的身体仍虚弱无力，不能出门直接指导所内事务，但可在家中参加或主持所内一些重要会议。据夏鼐说：“他（梁）在考古所成立后初次看见我时，便很兴奋地谈着关于考古研究所的计划。他说：’所中一切事情都由郑所长和我来管好了。只希望你和所中具有田野工作经验的几位，带着一班年轻朋友们，在外面多跑跑，训练年轻的人才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这种训练是需要在当地实际工作中亲手指点的。’因此，我到所后一年半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工作，没有多替他在所内分劳。”〔11〕

自1950年秋开始，于政治运动尚未大规模到来的短暂空隙，考古所人员几乎倾巢出动，在夏鼐带领下，先后对河南辉县琉璃阁、固围村和赵固等地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现一批东周时期的大型和中小型墓葬以及车马坑数座，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物。梁思永不仅在家中主持考古所的日常工作，还为撰写《辉县发掘报告》的青年考古学家具体辅导，并亲自撰写报告参考提纲。梁的工作热情与人格风范给进所不久的青年学生，后来成为考古所夏鼐手下“五虎上将”之一的安志敏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从我们到考古所那天起，（梁）便给我们布置了必读的书目和学习计划，每周还要填表逐日汇报学习和工作情况，并经常同我们谈话以便作更深入的了解，从治学方法到思想修养无所不包，以督促和爱护的心情帮助我们克服思想上和学习上的缺陷，为考古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新的骨干。”〔12〕

1953年2月，梁思永心脏大幅度衰竭，身体更加虚弱，只得脱离工作安心在家休养。到了1954年春，心脏病发作，入北京人民医院救治。3月8日，梁思永让夫人李福曼打电话叫自己的妹妹、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梁思庄到医院，当梁思庄匆匆赶来时，梁思永握着她的手说，“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要和大家永别了！”〔13〕

据梁思庄女儿吴荔明回忆说，在梁思永生命垂危的最后阶段，都没有为自己的病情和痛苦哼一声，一直默默坚持着，为战胜病魔奋斗着。突然有一天，“三舅（梁思永）对着和他相厮相守22年的三舅妈平静地说：“我不奋斗了，我奋斗不了啦，我们永别了！’1954年4月2日，我照常骑车到了人民医院，传达室老大爷说：’姑娘，不用拿牌子快上去吧，你舅舅去世了。’我不能相信他的话，我转身看见很多小卧车停在院中，我腿软了，扶着楼梯两边的扶手一步一步上了楼，在灰暗的楼道里我一眼看见二舅（梁思成）那瘦小驼背的身躯，我轻轻走到他身边叫了一声‘二舅！’他悲伤地拍着我的肩膀示意我进病房去……三舅妈镇定地坐在一旁，柏有姐伤心至极已哭不出声倒在门口一个床上，我拉着她的手轻轻叫着：’蹦子，你哭啊，你哭啊！’我自己的眼睛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14〕

一颗考古学巨星在他50岁的英年陨落了，同人闻讯，无不伤感悲泣。梁思永的遗骨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梁思成亲自设计的汉白玉卧式墓碑上刻有郭沫若题写的碑文：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梁思永先生之墓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生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卒

郭沫若敬题

梁思永随风飘逝，但他生前的功业却长久地留在了人间大地。对于梁思永的墓志铭，有学术界中人士认为郭沫若如此题刻，是对这位学术巨人的不敬。梁思永的成名来源于他对中国考古学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他的业绩是通过一个无与伦比的考古学家的身份创造的，绝非一个“考古所副所长”这样绿豆粒般大小的官衔可与之相提并论。失去了考古学家的头衔，梁思永便不再是人们心目中崇敬有加的梁思永，也不是1948年当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学术大师梁思永，而只能是乌烟瘴气的宦海中，尤似一个整日战战兢兢、欺软怕硬、欺上瞒下、阳奉阴违的小芝麻官了，而这样一个小小的芝麻官又算得了什么呢？或者说，再大的官僚又算得了什么呢？1927年2月，梁思成由美国致信父亲梁启超，对自己和弟弟梁思永所学专业于国家民族进步，提出了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的询问。对此，梁启超斩钉截铁地回答道：“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又说：“思成所当自策励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界做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15〕

后来的事实证明，梁思成与梁思永兄弟的确没有做成近代的李、杜，却像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中那句名言一样，为人类奉献了“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并用自己的辛劳和智慧构筑起前无古人的名山大业，成为近现代建筑史学和田野考古学这道星河中最灿烂的明星，其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的贡献，怎是一个小小的副所长的官帽所能涵盖得了的？

李白在《江上吟》中写道：“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意谓楚王当年耗尽百姓血汗兴建的一堆豪华美丽的楼堂馆所，早已随着风雨飘散而去，而楚国伟大的作家屈原留下的那些名篇佳构，两千年来却像日月一样永恒不朽，闪耀着盖世光辉，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璀璨的瑰宝。当年梁启超对儿子们所做的比喻，正是李白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延伸。就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论，一个王朝的宰相若此，一个皇帝或一个总统，对于文化与文明的进步所充当的角色同样若此。梁启超深邃的思想与宏阔的历史见地，很能令人想起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墓碑碑文：

托马斯·杰弗逊（今译杰斐逊），《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宗教法案》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建人埋葬于此。

这个令世界人类为之景仰的墓志铭据说是杰斐逊本人生前所题，死后刻到墓碑上的，但他没有提及自己曾做过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之事。究其原因，台湾学者李敖曾有这样的解释：“美国总统算老几啊，这个是世俗的职位，值不值得这样谈呢？不谈，不值得这样谈，不值得这样重视。”〔16〕

或许李氏说得有些偏颇，但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同理，只有作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兼考古学家的梁思永，他的光芒才显得耀眼夺目，才能令一代代学人景仰怀念。而把一个小小的官帽硬扣在他死后的头颅之上，不但不能令他的光芒照耀于来者，相反，这个官帽的阴影将会遮蔽梁氏的光芒。当年与梁思永一同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后来成为高教部副部长的曾昭抡在“文革”中含冤去世，费孝通在追忆文章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将来说起曾昭抡先生在历史上的贡献，我看他在中国化学学科上的贡献会比他当部长的贡献重要得多。”〔17〕费氏认为曾昭抡是个“真正的学者，’学’的根子，是爱国，所以我说他是爱国者”。对梁思永而言，他当年赴美留学就是为了振兴祖国落后的科学，并在这门科学上为祖国争得世界性名誉和地位。他当年确实是这样想的，也这样做了，且一生都在为这个理想而努力，因而以费氏之语来给梁思永定位也是恰当的。反之，以官僚大小特别是一顶微不足道的软皮官帽给梁思永盖棺，既不合适也不人道。此理如同鲁迅死后，为其盖棺的若不是“民族魂”大旗，没有了毛泽东为其做出的“八最三伟大”的定论（南按：仅比毛泽东本人少了一“伟大”），〔18〕仅一个国民政府教育部佥事或科长，甚或在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教一二点钟课的讲师这顶帽子树碑立传，那么，世人看到的不再是伟大的鲁迅，而是三千大千世界中形如草根的芸芸众生，甚或北大校长蒋梦麟所讽喻的整天趴在阴森恐怖的绍兴会馆里默默抄写古碑的“绍兴土佬”周豫才了。

试想，与梁思永同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郭沫若，假如死后在墓碑上镌刻“中国科学院院长”或什么副总理外加什么副委员长等一类官帽头衔，与梁氏之墓同立于一公墓之中，对于只镌刻一个副所长头衔的梁思永，倘若地下有知，情何以堪？活着的后人又会做何感想？此举或许正应了孔子那句古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梁思永墓志铭公正的铭文，必须在姓名前加上“著名考古学家”或相应的院士等学术头衔，或镌刻象征他思想与学术业绩的标志性术语，才显出对逝者的公正与厚道。当然，由于政治的因素，“中央研究院院士”一衔，当时不提，世人亦可理解，但这个头衔最终是要加上去的，否则将失去了人类的公正和道德秩序，也违背了人类基本精神。—若起郭沫若氏于地下，以为然否？

梁思永在去世前，向前来看望的夏鼐等考古所同人回顾了自己一生的事业，最令他牵挂惦念的是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墓葬发掘报告的命运。这是梁思永在抗战前后最看重并亲自动手操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梁去世后，夏鼐在纪念文章中专门提及此事，并说：“1941年我在李庄和他（梁）会面时，他正工作得非常起劲。他将全部的出土古物，都已摩挲过一遍，并写下要点。对于报告的内容组织，也已有了大致的轮廓。这报告的完成，似乎是指日可待了。不幸1942年初夏，他的肺结核病转剧，只好将这工作中途停止了。但是他仍念念不忘这件工作。”

回忆至此，夏鼐笔锋一转，用哀惋的口气说道：“抗战胜利后，他复员到北京，这批材料留在南京，解放的前夜又被劫往台湾去了。这部报告不能在梁先生手中完成，不仅是先生的不幸，也是中国考古学的不幸。”〔19〕

此时的夏鼐没有想到，这批材料被运往台湾后，在他的老师李济具体组织主持下，由当年参加殷墟发掘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学家高去寻，在梁思永原稿的基础上加以辑补编写，历经20多年，终以《侯家庄》为总标题陆续分册出版。

1935年，25岁的高去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入主史语所时，著名的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已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发掘，高去寻算是赶上了殷墟发掘的尾巴。当年史语所考古组安阳发掘者共有十位青年才俊，号称“十兄弟”，依入所先后排序，高排行第九，也接近于末尾了。对于高的为人为学，傅斯年、李济等前辈学人极为看重，高去寻于北大毕业时，被讲究“拔尖主义”的傅斯年当作“尖”拔到史语所效劳。到了安阳之后，高氏敏锐的学术眼力与开阔的治学方法，又受到梁思永欣赏喜爱，遂当作自己的嫡系弟子加以栽培。当时史语所的前辈们大都认为，能传承梁思永学术衣钵者，非高去寻莫属。想不到后来真的部分地成为现实。高在安阳发掘的最后两年中，于殷墟西北冈和小屯将近1800座墓葬中，亲自视察摸索过约300座，尽管所涉多是小墓，但已领略了基本的内涵。继西北冈第三次发掘之后，高去寻有幸参加了小屯第十至十二次、大司空村和琉璃阁的发掘，其间还担任过大司空村墓葬发掘领队，成就赫然。抗战军兴，高去寻随史语所一路长沙、昆明、李庄等地辗转奔波，复员回京未久，又随史语所迁往台湾。据夏鼐说，当年在决定留大陆还是赴台湾的问题上，夏与高曾在一起私下商量过，最后的结果是高愿去台湾，以便保护迁台文物的安全；夏愿留在大陆，继续发展考古事业。二人各自为了心中的理想就此分手。庄子曰“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既然非此即彼，中间无转圜的余地，相忘于江湖，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但真的相忘，又谈何容易？

梁思永去世的消息还是被台湾孤岛上的史语所同人所知，只是消息传播的渠道别有一番况味。据石璋如说：“梁先生兴趣宽广，注意力强，并积极从事，惟身体被病魔所缠，不能发挥，殊可浩叹。四十三年夏，在日本某刊物上，刊出梁先生逝世的消息，这个噩耗，传到台湾，使得这里的考古学界，关心考古的人士，以及知道梁先生的其他学者，莫不为之哀悼。”〔20〕

时傅斯年早已撒手归天，史语所所长由董作宾出任。受梁思永去世的情感刺激，为了完成梁氏未竟的事业，对安阳发掘的同事与中国学术事业有个交代，董作宾、李济等决定由高去寻对照实物资料，全力以赴辑补梁思永的遗稿，使其成为完璧。此时董作宾与李济更坚定了高氏就是梁思永衣钵传承人，这一观点从李济给赵元任的信函中可得到证实。函中说：“他（高去寻）进所虽不太早，但曾赶上安阳发掘，为思永所赏识。现在他整理侯家庄的工作及思永遗著，成绩甚佳。在考古组内中国书读得最好，英文及日文的阅读能力亦不差，现在日本的梅原末治教授来此，对他的渊博甚为敬佩。孟真在时久有送他出国之意，以时代非常，屡遭挫折，只能怨命了。此次若有成功的希望，亦算我们完成了傅公一未完之愿也。”〔21〕此信作于1956年底，是台北的李济请当时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原同事赵元任，设法安排高去寻赴美访问的私人信函。

当时高已经接手梁思永遗稿整理辑补的任务，因美国方面又有可能让高访问的机会，作为前辈的李济和赵元任自然想“完成傅公一未完之愿”，遂有了这封通信。按高的弟子，曾做过台湾史语所所长的杜正胜（南按：后任阿扁政权的“教育部长”，并颁布命令，全台各学校、机关及相关机构，都必须把地球仪倒过来安装，以示台湾在上，大陆在下）所说：李济与赵元任通信中提到高的学问渊博程度，连享誉世界的日本考古学大家梅原末治都敬佩不已，“这当然不是客套。两位老同事的私人信函何必恭维一位学生辈的同人呢？”〔22〕

杜氏在这件事上的分析，比他把地球仪倒过来安装且邀功争宠、意淫大陆的头脑要清醒得多，高早年不但中国书读得好，外国书读得也头头是道，且有志于“斯克泰·西伯利亚”的学问，即长城以北以西的中亚、南亚和欧洲的东方学问，也就是傅斯年所特别看重的“虏学”。只是高氏仅仅参加了两年安阳殷墟发掘就遇到了抗战爆发，一路动荡颠簸，直到流落台湾方稳定下来。当年傅斯年怜其高才而没有出国放洋的机会，曾为此做过努力，惜傅斯年未久去世，此事遂不了了之。当李济旧事重提，并与赵通信过去一年半后，高去寻才得以成行，但此时他已48岁，如杜正胜所说：“这领域涉及许多语文，的确太迟了。”〔23〕

1959年秋，高去寻结束了美国访学生活归台，正式对梁思永遗稿进行整理和辑补。从台北史语所保存的遗稿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当年梁思永主持的殷墟西北冈共发掘大墓11座（东三西八，后者含一个大坑），小墓1221座。梁思永拟定的《西北冈殷代墓地发掘报告》共分十三章、三表。梁思永病发前完成了第一至四章，第五章只写了一页，以及第六、七两章和第九章的“仪仗痕迹”。写出的部分皆为初稿，共约22万字。另外还编好表一与表二，“可能为了撰写第七章的需要而先行做的工作”。〔24〕当文字资料与实物资料渐行展开后，对安阳殷墟遗址及出土遗物深有了解的李济，认为若按梁思永的计划，绝非一人之力短期内可以完成，于是在1956年拟定了一个新的编撰构想：

第一本：（原无题，兹定为“墓葬研究”）

甲编：发掘之经过—梁稿一至四章

乙编：大墓

丙编：小墓

丁编：其他墓葬

第二本：遗物研究

甲编：石刻与玉

乙编：青铜

丙编：其他

第三本：人骨研究

甲编：体骨

乙编：头骨

据史语所人员透露，李济这一规划也不是一人之力短期内所能胜任的，于是决定依次分别整理大墓，也就是做梁思永的第六章，而第九章的构想则按所属之墓分别叙述。高去寻就是按照这一规划，开始了为期18年漫长的“辑补”之路。自此，高氏的后半生就与恩师的未竟事业紧紧地维系在了一起。

到了1962年，高去寻编撰的殷墟西北冈1001号墓报告开始出版，1965年又出版了1002号大墓报告。未来几年，又陆续出版了1003号大墓（1967年）、1217号大墓（1968年）、1004号大墓（1970年）、1500号大墓（1974年）、1550号大墓（1976年）等七座大型墓葬的发掘报告。其间高氏花费的心血难以描述，只是每本报告重达十几公斤的分量就足以让人为之震撼，并从中感叹主事者之不易。据史语所统计，高去寻增补的部分，占梁思永原稿的80per强，至于插图、绘图等繁重事宜已不必说了。

由于梁思永的原稿仅是一个提纲性质的未成品，在后来的编辑补写过程中，高去寻做了大量宏繁的工作，在补述的出土器物中，每一件都要核对原物，许多地方不得不另起炉灶重新写就。此种情形，高去寻于1968年给张光直的信中有所透露：“现在每天都是描写破烂的东西，量多长多宽，枯燥无味已到极点，下班回家已筋疲力尽。”〔25〕对此，张光直曾感慨地说：“高先生花这么大的力气写西北冈大墓的报告，完全是出于对史语所李济先生，尤其是对老师梁思永先生的义务感和责任，而他自己研究的主要兴趣并不在此，但是这番努力的结果，使中国近代考古学上最重要的一批原始资料公诸于世，而且由于高先生的细心和负责的态度，使那些‘枯燥无味’的‘破烂东西’转化为价值连城的史料，这几本报告也成为中国近代考古报告中的精华楷模。”为了这报告中的“精华楷模”，高去寻几乎耗尽了后半生所有的精力。据杜正胜说：“他本来可以指导年轻同人协助从事，但他告诉我，他整理报告是替史语所还债，希望年轻人发展自己的学问，不要掉入这个大泥塘。我觉得他好像在诉说自己年轻时的心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始终由自己一人扛起全所的‘债务’。”〔26〕

1991年10月29日，高去寻去世，终年82岁。他在去世前仍断断续续地整理西北冈东区三座大墓（1129、1400、1443）以及小墓总述，惜未完成而驾鹤西行。在高氏去世之后五年，三座大墓报告经当年发掘过安阳殷墟的老同事石璋如校补，于1996年得以出版，编号是《侯家庄》第九本。至此，西北冈遗址发掘报告基本全部完成。〔27〕

为了纪念梁思永对殷墟西北冈遗址发掘所付出的努力和做出的特殊贡献，《侯家庄》系列大墓的发掘报告，仍用梁思永的名字发表，高去寻只作为一名“辑补”者忝列其后。对此，报告的组织者和主持者李济，在《侯家庄一〇〇一号大墓报告·序》中深情地说道：“关于这批资料的‘取得’以及‘保管’，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梁思永先生，中国的一位最杰出的考古学家，已经把他的全部生命贡献于这一件事了。他虽部分地完成了这一发掘工作，并将报告的底稿作了一个详细的布置，也写成了一大半，却不及见这报告的出版。现在—他的墓木已拱了罢！—我们才能把这一本报告印出来。我们希望由于这一本报告的问世，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对于这位考古学家的卓越贡献，得些真正了解。”〔28〕

举世闻名的殷墟西北冈发掘成果，经过了世间硝烟炮火的熏染与政治的阻隔和桎梏，居然在这样的时间以这样的特殊形式出版问世，倘梁思永地下有知，一定会为之颔首庆幸的吧！

林徽因之死

就在梁思永去世一年差一天的时候，与其同庚的林徽因于北京医院病逝，时为1955年4月1日。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各机构准备复员，在李庄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实际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由于经费来源断绝，面临着两种抉择：一是率领本部人马投奔复员后的清华大学这个学界重量级山头，于清华园设系建院，打拼出属于自己的一块地盘，以便立稳脚跟，创造辉煌；二是将本部人马彻底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并（南按：为了饭碗问题，梁思成等人的编制配额已在中博名下），由梁思成出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统领全局，创造另一方天地。经过一阵反复思考斟酌，最后梁、林还是选择了投奔清华大学。关于此事，李济后来在致费慰梅的信中曾有所提及。李说：“二次大战结束后，我决定辞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一职，当时我推荐思成来担任，他没有接受。杭立武继我之后出任此职。”〔29〕

就当时的条件和个人感情而言，梁、林自然更倾向于清华，因为复员后的中博筹备处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清华则在北平。南京与梁林夫妇没有多少瓜葛，而北平则是二人的前辈和整个家族栖息坐卧的地方，这里镌刻着梁、林两个家族的历史印痕，也留下了梁思成、林徽因各自的青春和梦想。北平有令人难以忘怀的“太太的客厅”，以及在客厅中培植起来的相濡以沫的铁杆朋友，如张奚若、钱端升、老金、陈岱孙、周培源等。而这一切温馨而美好的记忆，是首都南京所不曾有，以后也很难再有的。正如林徽因于战后的昆明致费慰梅信中所言：“我们是在远离故土，在一个因形势所迫而不得不住下来的地方相聚的。渴望回到我们曾度过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的地方，就如同唐朝人思念长安、宋朝人思念汴京一样。”〔30〕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心理情结，梁思成早在抗战胜利前的3月9日，就致信梅贻琦，建议清华大学增设建筑学系，战后再成立建筑学院。梅贻琦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拟聘梁为建筑学系主任。按梅的设想，战后的清华不只是增设建筑学系，还要增设考古人类学系、语言人类学系等多个院系，并欲将傅斯年从清华挖走的几员大将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再加上清华出身的李方桂等重量级学术大师，全部招募到自己旗下，重展当年清华研究院的雄风威势，这一辉煌的构想从1946年3月1日，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自昆明联大写给李济的信中可以看出。信中说：“兹谨将清华聘书寄上，乞将应聘书掷下为感。兄所任功课总以考古及人类学为限……清华习惯系主任职责最重。语言人类学系主任一职，将俟方桂、元任及兄诸公到后再为商定。”〔31〕令梅冯二人大为遗憾的是，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李方桂、赵元任一直留在美国未能回归，李济留在了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只有双目失明的陈寅恪一人辗转回到了他记忆中的清华故园。

同离乡背井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抗战胜利令林徽因惊喜异常，但由于八年离乱，长期流亡异乡，且一直遭受病痛与贫困的折磨，此时的林徽因虽正值盛年却是形貌憔悴苍老，宛如风中残烛，最后的光焰即将熄灭。1945年初秋，林氏在李庄致信重庆的费慰梅谈到自己的病情：“使我烦心的是比以前有些恶化，尤其是膀胱部位的剧痛，可能已经很严重。”〔32〕就在此种病痛折磨中，林徽因依然没有放弃她在学术上的追求和思考，赶在复员之前坚持写完了酝酿已久的学术论文《现代住宅的参考》，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二期发表。同时作为这一期《汇刊》的主编，林徽因在撰写的“编辑后语”中指出：“战后复员时期，房屋将为民生问题中重要问题之一。”这一极具前瞻性眼光的学术观点，很快得到了应验。

1945年11月初，在枯水期来临之际，林徽因在梁思成陪同下，乘江轮来到重庆，住进上清寺聚兴村中央研究院招待所，准备检查身体和接受医疗。这是林徽因流亡李庄五年多来首次出行，自此便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令她终生难忘的江边古镇。